在以后的许多年间，一些出版物宣传中苏友好，都以这篇宣言为苏联对中国友好的第一个证据。后来中苏关系和苏联的情况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一些历史著作对这一宣言还是充分肯定的。史学家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说：
苏维埃俄国政府曾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这个宣言在1920年三四月间冲破反动派的新闻封锁由《东方杂志》等刊物发表出来。长期饱受资本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得知宣言的内容后“无任欢喜”。《新青年》刊登了中国舆论界的反映（引者案：似应作反应），指出宣言体现了俄国宪法的“要铲除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精神”，我们应该由此前进一步，“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赞同“俄国劳农政府所根据的真理”。宣言的发表，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了新的有力的推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朱正：解读一篇宣言（一）(2)
几十年过去，尘埃落定。人们可以看看这篇宣言的字句所包含的实际意义是什么了。
朱正：解读一篇宣言（二）(1)
关于废除中俄之间的不平等条约，这篇宣言说：
自从1917年10月之后，劳农政府就取得大权，用俄国人民的名义通告各国，表示愿订永久和平底意思，并且说这种和平底基础，应由各国彼此归还从前所侵略底土地和赔款，不问国底大小；以及说各国对内，应该自主；各国对工人农人，不得以势力来压制，使他们不能上进。并且声明凡从前与日本、中国及协约国所订的密约，一律取消；因为这种密约，仅仅供给从前俄皇和协约国政府压制剥削其人民：尤其压制剥削中国的人民，仅仅是他们资本家和俄国军阀的私人利益底缘故。（据《新青年》第7卷第6号所载译文。另一种译文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五四运动文选》第359~362页）
这里说的，是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二天由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法令》。那时，经过了三年的大战，俄国已经“被战争弄得筋疲力尽、困顿不堪、痛苦万状”（《和平法令》，《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4~356页），就前线的态势说是处于劣势，就后方的局势说是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彼得格勒街头的骚乱导致了二月革命和沙皇政体的覆灭。二月革命之后形势继续恶化。布尔什维克执政，列宁知道，必须立刻退出战争。《和平法令》呼吁“立即实现”“不割地（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迫合并别的民族）不赔款的和平”。上面所引宣言中的这段话，其中有的意思在《和平法令》中可以找到。但是，《和平法令》从头到尾没有出现“中国”一词，也没有有关中国的暗示，这本来是一个跟中国无关的文件。关于废除密约的事，《和平法令》也只是说：
本政府废除秘密外交，决意在全体人民面前完全公开地进行一切谈判，并立刻着手公布地主资本家政府从1917年2月到10月25日所批准和缔结的全部秘密条约。本政府宣布立即无条件地废除这些条约的全部规定，因这些规定多半是为俄国地主和资本家谋取利益和特权的，是保持和扩大大俄罗斯人的兼并的。
宣布废除的，是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临时政府同外国签订的密约。这一段时间里，中俄之间并未签订新的密约。宣言所说的废除中俄密约的事，是不能追溯到《和平法令》去的。宣言这样写，大约是要说早就有此好意吧。
宣言接着说：
劳农政府，曾经向中国提议磋商废止1896年的中俄密约，1901年北京和约（即庚子条约），以及1906年、1907年和日本所订的协约，把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所取于中国的，以及取于中国又转让与日本及协约国的，一概送还中国。
废除对中国造成重大损害的中俄密约、庚子条约等等，是中国人多年的愿望。宣言表示要这样做，当然受到中国人的欢迎。1922年越飞来华，主要议题就是中苏建交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同他谈判的外交总长顾维钧回忆说，“越飞建议中国正式宣布废除与其他西方国家缔结的条约，苏俄将支持中国的这一立场。他想了解我的反应，我是否认为中国政府能在国际事务方面同苏俄合作。我当即向他解释说，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目的首先是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在平等互惠和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在巴黎和会上采取的就是这种立场。中国将遵循这一政策。我告诉他，我感谢他方才所阐明的对中国表示同情的观点，至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我准备向内阁汇报，予以慎重考虑。我对他说，他对中国的目标的理解是正确的，但是他所提议的方法尚需慎重考虑。过了两三天，内阁根据我的汇报和建议讨论了这个问题之后，决定授权我正式答复越飞。同越飞的第二次会见十分重要，因为他在听取了我的答复之后透露了苏俄的真正立场。我告诉他，中国政府已考虑了苏俄的建议，我们十分赞赏苏俄给予支持和实行合作的表示，不过中国政府对于不平等条约并不想采取单方面的政策。中国政府拟通过正常途径进行谈判，以期有关各国乐于同中国合作，实现中国所欲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唯有在有关各国明确表示它们不同意通过谈判修订条约或阻碍中国实现其国家目的时，中国政府方考虑采取直接宣布废除现有条约之政策。越飞对我的答复显然大失所望。”（《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7页）
朱正：解读一篇宣言（二）(2)
很清楚：废除中俄旧约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中国政府能在国际事务方面同苏俄合作”。如果愿意合作，具体地说，在当时就是单方面宣布废除与其他西方国家缔结的条约，才能谈到废除中俄旧约的问题。由于中国政府没有接受合作的提议，越飞来了，又走了，至于条约呢，依然如故。由此看来，越飞的意思，与其说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还不如说是要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制造事端，以配合苏俄推动世界革命的政策。
苏俄希望尽快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于是又派了特使卡拉汉来华谈判。中国方面的谈判代表是王正廷。在谈到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以及同其他列强签订的有关中国的一切条约时，卡拉汉有意不提苏俄同外蒙签订的条约和协议，使之不在废除之列。当时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苏俄却希望通过谈判使它在外蒙的驻军合法化。（《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34~335页）这就是说，一方面要谈判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一方面又要增添新的不平等条约了。
朱正：解读一篇宣言（三）
宣言说：
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的手段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在那块土地上的人民，愿意成那样的国，采那种的政权，一任人民底自由选择。
沙皇俄国在满洲以及中国别处侵占了多少中国领土，1969年5月24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中有个统计：
1858年5月28日的《中俄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
1860年11月4日《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占去；
1864年10月7日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西部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领土；
1881年2月24日的《中俄伊犁条约》和以后几个勘界议定书，又占去七万多平方公里中国领土。
为了让人们对这些数字有一个印象，中国政府的这一声明说，这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被俄国占去的中国领土“相当于三个法国或十二个捷克斯洛伐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4~5页）。
从1919年苏俄对华宣言发表，直至今日，这些被占领土并无尺寸归还。如果有谁以为苏俄曾经许诺“归还”这些土地，那只能怨他自己没有细读或者没有读懂宣言的原文；宣言涉及领土问题，本来就没有说“归还”，只说是“放弃”。它并没有说“还给你”，只说“我不要了”。要懂得这里说的“放弃”是什么意思，人们就得回想一下当时的形势。那时东西伯利亚一带并不在苏维埃政权的有效管辖之下，谢苗诺夫的白卫军在这里活动，滨海省和库页岛被日本占领。为了应付这一局势，苏俄决定在色楞河及贝加尔湖以东至太平洋这一片土地上建立一个名义上的独立国，就是1920年11月1日宣布成立的远东共和国，据称是实行不同于苏俄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制度，以赤塔为首都。宣言说的，放弃所占中国领土，“在那块土地上的人民，愿意成那样的国，采那种的政权，一任人民底自由选择”，其实是将来在这里成立一个远东共和国的预告。不久以后瞿秋白以晨报记者的身份前往俄国，途经赤塔，还访问了远东共和国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克拉斯诺晓科夫等高级官员。他在发回的报道中写道，这些官员“极力辩解远东国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访远东交通总长及食粮总长记》，1921年1月21日《时事新报》，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第165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在另一篇报道中，瞿秋白写下了自己观察所得的印象，他说：“远东共和国的建设本来含着缓冲国的意义，所以第一次统一会议的宣言，就郑重声明远东共和国是纯粹民主主义的国家。我们这次到赤塔后，见着外交部顾问白伍君及远东电信通信社中诸位都如此说。然而我们看他近日的政策——而且政府中重要人物都是共产党党员，——似乎所谓纯粹民主主义的政体这句话，不过对外人的话。”（《东俄之近状与华侨》，1921年1月16日《晨报》，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第157页）后来谢苗诺夫败走，日本占领军撤退，远东共和国即于1922年11月14日重新并入苏俄。当然又是根据当地居民的意愿。这以后，就是“放弃”也不再说了。
朱正：解读一篇宣言（四）
关于庚子赔款，宣言是这样说的：
劳农政府，并抛弃庚子赔款。我们对于这一层，所以不惜再三提议的，因为听说这一项赔款，我们已经声言放弃，而中国政府，反拿来供养从前俄罗斯帝国驻在北京底公使，和驻在中国各地方底俄罗斯帝国底领事。现在任命这种公使和领事底政府，早就消灭，而从前被任命的公使和领事，居然得日本和协约国的援助，反安居在中国，天天在那里欺蒙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应该明白这件事，驱逐这帮欺诈的人出境。
看来，苏俄政府首先是为了这件事才发表这篇对华宣言的。它不能容忍被推翻的旧政权派出的公使和领事继续以外交代表的身份安居在中国，享用庚子赔款。它告诉中国，再不要送钱给这些人了。最好是把他们驱逐出境。这意思在1920年9月27日发出的第二次对华宣言中说得更加明白。在它向中国提出的协定要点中有这样的条款：
五、中华民国政府承担下列义务：本条约签订以后，中国政府立即同未经苏俄政府委任而自命为俄国代表和领事代表的人断绝关系，并把他们逐出中国国境。
将中国境内属于俄国使馆和领事馆的房产以及使馆和领事馆的其他财产和档案，归还以苏俄政府为代表的俄国。
苏俄政府放弃中国因义和团起义而付偿的任何赔款，但中华民国政府不得在任何情况下，把此项赔款付给非法提出此种要求的前俄国领事或任何他人或俄国团体。
这也表明当时中国政府的颟顸。竟不知道一个国家发生革命了，被推翻的旧政权派出的驻外使节当然也就丧失了外交代表的身份。天津《益世报》评论此事说：
俄帝国早已覆灭，而吾国犹承认俄使俄领，天下之至愚无过是者；世岂有代表之国已不存在，而代表自身尚能独立存在之理？俄约之害，与夫庚子赔款之巨，前俄帝国已不能要求吾国履行，而俄使尚能要求吾国履行，岂非怪事？古语曰，刻木为吏，今俄使以一人而使已亡之俄帝国，对吾国尚有余威，是尤甚于刻木为吏矣。（转引自《新青年》第7卷第6号）
当时苏俄宣言中声明放弃的庚子赔款，是并不曾到他手上的东西。并不是中国将赔款送去，他不要；他说放弃，是要中国不把这钱送给他所敌视的旧俄的使领。到了1924年中苏建交的时候，苏俄关于放弃庚子赔款就有不同说法了。卡拉汉在同王正廷讨论《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草案的时候，增加了一些条件。顾维钧回忆说：
庚子赔款是苏俄政府于1919年宣布废除的不平等条约的一项内容。沙俄在庚子赔款中占有很可观的份额，所以虽然苏俄在协议草案中再次声明废除这一条约，但该条约又同时规定，扣除以庚子赔款为担保的各项义务所需之后，所剩余的款项要由苏俄确定其用途。据我记忆，为此要成立一个双方人数对等的委员会。（《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37—338页）
虽然中国代表在委员会中占据多数席位，但任何决议都必须经全体一致同意方能生效。委员会主席将由中国代表担任。由于中国代表占据多数席位，就中国的国际声誉来讲，并非不利，所以我认为此方案尚可接受。如果我的记忆正确的话，我不同意其中一点，即任何决议都必须经委员会全体成员一致通过方能生效。关于教育和慈善事业基金的分配问题，委员会实际上听命于苏俄代表，但若没有中国代表的同意，任何决议都无法通过。（同上书，第347页）
庚子赔款的余额是要归还了，但是成了对中国施加影响的一种手段。
朱正：解读一篇宣言（五）
中东铁路，是根据1896年中俄密约修造的，于1903年建成。密约第二条规定：
凡续造进中国境内黑龙江及吉林各火车道，均由俄国自行筹备资本，其车道一切章程，亦均依俄国火车章程，中国不得与闻。至其管理之权，亦暂行均归俄国，以三十年为期……（转引自《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1页）
这是一条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铁路。中国人早就要收回它了。现在苏俄对华宣言说：
劳农政府把中东铁路矿产林业等权利，及其他由俄罗斯帝国政府，克伦斯基（Kerensky），土匪霍尔瓦特（Horvath），谢米诺夫（Semenoff）和俄国军人、律师、资本家所取得的特权，都返还给中国，不受何种报酬。
这个表示当然受到中国人的欢迎。不过，说返还中东铁路，同说放弃庚子赔款一样，放弃的都是并不在自己手上的东西。当时，中东铁路是在白俄分子奥斯德穆夫掌握之中。卡拉汉来华的使命之一，就是想解决中东路的问题。顾维钧回忆说：
早在他到达中国之前，他就曾企图与满洲的张作霖大帅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恢复俄国对中国中东铁路的既得利益。苏俄当时对满洲以及西伯利亚和朝鲜境内白俄的活动感到不安。中东铁路总经理就是一名白俄分子。这个白俄总经理能力很强，在中国住了多年，对中国的国事民情都很了解。但是苏俄不信任他，所以加拉罕要与张作霖大帅达成协议的目的之一就是想用一个莫斯科指定的人来接替这个白俄总经理的职位。（《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31页）
顾维钧还说：
苏俄政府与满洲当局都认为中东铁路问题非同小可。越飞先生和加拉罕先生先后都曾以苏俄政府官方代表的身份，试图与张作霖大帅达成某种解决办法，以便能重新控制与苏俄接壤的满洲境内的这条十分重要的铁路。莫斯科急于寻求解决办法的目的不仅仅限于恢复对这一重要交通干线的控制权，而且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想防止以奥斯德穆夫为首的管理机构利用白俄分子的活动来反对苏俄政府。（同上书，第348页）
瞿秋白在《晨报》发表的报道《哈尔滨俄侨之舆论》也反映了苏俄政府的这种态度：
还有许多旧帝国、谢米诺夫、霍尔瓦特及哥尔萨克政府所派在中东路上的职员，他们所代表的旧政府，旧势力已经完全消灭，他们当然失却自己的资格。这般人亦应当及早撤换，另换真代表中东路侨民利益的人物。（1920年12月10日《晨报》，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141—14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宣言放弃庚款，是为了断绝旧外交官的经济来源。宣言交还中东铁路，是为了同张作霖拉关系，以撤换路局的白俄分子。其实哪有归还铁路的意思。为了争这条路，1929年苏联还出动重兵到中国境内来打了一仗。
还有一个有趣的证据可以证明宣言中关于归还中东铁路那一段话是虚伪的表态。本文所引宣言的译文，是据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七卷第六号所附录的文本。我还在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中看到过另一种译文，篇末注明“（载《五四运动文选》第359～362页，三联书店1959年版）”。题注说：“1920年4月间中国报刊公开发表的译文不够准确，本文是根据俄文重译的。”现已查明，这篇新译所据的俄文原本是1958年莫斯科版《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第二卷。我把新旧两种译文对照看了一遍，发现新译本比旧泽本少了一段，少的正好是本节开头引录关于退还中东路的这一段。显然，这是苏联在编印对外政策文件汇编时删掉的。如果我不是在《新青年》上看到这篇据最初发表的原文译出的文本，而仅仅看了这篇重新译出的文件，我就不会知道这篇宣言曾经提出归还中东铁路的问题。这也就是《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的编纂者所要达到的目的罢。
朱正：解读一篇宣言（六）
本文前面说到越飞1922年来同中国政府作外交谈判这事：“越飞来了，又走了，至于条约呢，依然如故。”这当然是人人都看见了的历史上的事实。还有人们在很长时间里无法看见的事实，就是越飞本人的意见同任命他为外交代表的苏俄政府的意见并不相同。从解密的档案资料中，人们可以看到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4号记录，时间是1922年8月31日。会议决定发给越飞如下电报：
中央认为，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年到1920年的总宣言（引者注：即两次对华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当时中国对这个宣言并未作出相应的反应。您所提出的问题应作为共同讨论的题目，只能以同中国的总条约形式加以解决。至于蒙古，关于它的国家法律地位问题和从蒙古撤军问题应通过俄中蒙签订协议来解决。解决这个问题时，不允许排除蒙古本身。这与我们承认中国对蒙古的主权并不矛盾。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必须规定一些保证条件和主管部门在给派克斯同志的指示中所提出的我们的一些特权，例如，俄国、远东共和国和中国均等地参加中东铁路的管理工作。在租让企业问题上，中央同意放弃治外法权和俄国的受降权（原注：显然是指放弃所谓庚子赔款中的俄国份额），但需要作出更准确的表述。所有这些让步都要求以法律上承认的形式作出回报。一旦可以在此基础上同中国政府沟通，中央认为在同日本谈判开始之前，起草一个初步的议定书是可行的也是需要的。关于同日本谈判的问题，中央同意您的建议，即从法律角度据理力争，但不搞最后通牒。
中央书记斯大林
这份电报清楚地表明，原来对华宣言中所作的种种许诺，例如放弃中东铁路的特权，放弃庚子赔款等等，实际上都一笔勾销了。越飞这位谈判代表所得到的授权是，不能以这两篇宣言作为谈判的基础。接到这个指示，一直怀着世界革命这一信念的越飞很觉得为难。他在9月27日写信给卡拉汉、斯大林、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拉狄克说：“我不明白，不能从我们1919年和1920年的宣言中引出具体指示的指示是什么意思……”“当然，耍某种‘手腕’可以把这些宣言说成一纸空文，但我认为，这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破灭，而最终则是我们全面灭亡的开始，因为在对外政策上我们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推动因素。”（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第11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被托洛茨基称为“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的越飞无法赞同这样的政策。他是在1927年自杀身亡的。他在这信中的一些话竟成了很准确的预言，苏俄在对外政策方面同一般的帝国主义不再有什么区别了。后来毛泽东称他们为新沙皇，是很恰当的。他们在1922年不再承认对华宣言的时候，就已经是新沙皇了。可悲的是，那时，甚至那时以后很长时间，中国人还在宣传这宣言，赞美这宣言。毛泽东揭露新沙皇，这是他的一大功绩，一大贡献。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
朱正：《饿乡纪程》中一掌故(1)
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记下了他作为《晨报》记者于1920年冬至1921年初前往苏俄采访时旅途中的情形。他是12月18日到达赤塔的。在这里，他访问了赤塔华侨联合会会长。书中记下了访谈的内容：
赤塔有一华侨旅俄东部西伯利亚总联合会。在后贝加尔省共有分会十二处，侨商共有七万人，赤塔当地有四千多人。那时华侨的商务，屡经战争，已很凋敝；到满洲里的交通断绝已久，侨商所有货物，都是旧存的。如其再有半年，交通不能恢复，赤塔以及各地华人商铺都得倒闭。至于中国侨商，在此地的自己颇能维持秩序——据他这样说。以前捷克斯拉夫，谢美诺夫，日本人一直到现在的多数党政府，无论那一种当权的人来，都和华侨会联络，信任他们。华侨会向来能自己组织巡防队之类的商团武装起来抵御红胡子。现在——就是我们在赤塔的时候——有些红胡子却冒充信仰共产主义，共产党有时竟相信他们，他们也就倚势妄为，处处和华侨会为难。然而无论如何，华侨会必定竭力维持“国人”的利益。我们华侨会费尽心血，却还要听许多闲话，也真难说了。……（《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5—76页）
这里说的“红胡子冒充信仰共产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在1921年1月1日写的通讯报道《旅俄华侨问题》（载1月14日《晨报》，署名秋白）要说得清楚具体一点。这篇报道说：
原来中国商人、商会、领事馆都备有手枪及军械，本为自卫起见，而且都有旧俄政府发给的执照。远东政府成立之后，中国人所有手枪执照，都呈缴内务部。谁知道正在这时有二个中国人，一叫连柯，一叫赵永禄，从莫斯科来，他们已入共产党，来到赤塔要和此地华侨联合会联络。华侨联合会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匪类，从中国逃出来的，所以不答应他们。他们于是另招一班在此的小偷、胡匪等人组织一个中国工人联合会，来和华侨联合会为难。远东内务部却偏信他们，从此对待华侨联合会的态度大不如前。（《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162页）
赵永禄这人，却是在苏共中央档案中留下了姓名的。B.乌斯基诺夫的《在苏俄的华人共产主义组织（1918—1920年）》一文是根据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写成的，其中说到：
1920年6月，在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华工共产党党团提出建立中央机关的决议案。6月25日即代表大会闭幕的第二天，成立了华人共产主义者中央组织局。次日，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华工共产党党团致函列宁，表示：“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我们的堡垒和希望。中国工农得解放的一天终将到来，那时，五万万中国劳苦大众将同俄国无产阶级携手并进。”
1920年7月1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批准，华人共产主义者中央组织局成为苏俄境内华人共产主义组织的唯一中央机关。该局设在莫斯科，并和俄共（布）中央密切合作。
为领导党组织，还建立了地方局，地方局跟俄共（布）委员会协同工作。例如，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下面设立了这样的组织局。领导该局的是共产党员赵永禄。（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十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0—411页）
从瞿秋白写的通讯报道中，人们可以知道赵永禄这人的点滴情况，像这样的人，也要用来做华人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也可以看出苏共急于建立华人共产主义组织迫不及待的心情。这样的人物和组织，可以叫他发表致敬的函电，捧场的文章，使自己产生一种在世界上并未陷于孤立境地的感觉，可是他们同自己国内并无联系，更不能发挥什么影响和作用，大约不久就被抛弃了。前些年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中发现的材料中有这样一件：共产国际派驻远东的全权代表Б.З.舒米亚茨基1921年1月21日致共产国际—工作人员M.B.利别茨基的信中说：
朱正：《饿乡纪程》中一掌故(2)
中国的工作。中国工作的进程是：工作重心已经移到中国国内的一些地方，不得不指出，我们这里存在的那个中国共产党主义组织的中央委员会根本就没有威信，起不了任何作用，其成员也没有工作能力。事实上我们上海的那个三人小组——革命委员会才是领导机关。这个革命委员会目前领导着中国六个省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和规模相当的五个中国青年团组织。这些组织掌握着四种周刊，其中的《共产党》是起领导作用的，还有两家报纸。（引自俄国K.B.石克强整理、李玉贞译《俄罗斯新发现的有关中共建党的文件》，见《百年潮》2001年12月号，第57—58页）
就在就近起用赵永禄的前后，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魏金斯基却有了重大收获。张申府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一文中说：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的代表魏金斯基来华，考察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情况，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他来到北京后，经北京大学俄籍教员柏烈伟的介绍，见到李大钊和我，他与我们就中国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特别希望我们建党。在北大，魏金斯基还召开过几次座谈会。后李大钊又介绍他到上海去见了陈独秀。（张申府《所忆》，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李大钊，陈独秀，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编者，文化思想界耀眼的明星，远不是赵永禄之流可比的。有了他们愿意出面来建党，当然工作重心就到了中国国内。就在舒米亚茨基写这信后半年，中共“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赵永禄也就成了中共史前史上的一个人名。
舒米亚茨基说《共产党》是周刊，却说错了。李达主编的这刊物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创刊，是月刊，有时还不能按期出版。
（原载2007年6月28日《南方周末》）
朱正：柏烈伟这人(1)
柏烈伟（C.A.ПoЛeВoй），也有译做柏烈威或者鲍立维的。俄国人，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北京大学俄文系任教师。
我是最初从鲁迅致李霁野、致台静农的信中看到这人的名字的。他托李霁野向在广州的鲁迅提出翻译《阿Q正传》的要求。鲁迅1927年2月21日复李霁野的信中说：
柏烈威先生要译《阿Q正传》及其他，我是当然可以的。但王希礼君已经译过，不知于他（王）何如？倘在外国习惯上不妨有两种译本，那只管译印就是了。（我也没有与王希礼君声明，不允第二人译。）（《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20页）
柏烈伟还为他计划中的译本索取了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的相片。鲁迅4月9日致台静农的信中说：
我的最近照相，只有去年冬天在厦门所照的一张，坐在一个坟的祭桌上，后面都是坟（厦门的山，几乎都如此）。日内当寄上，请转交柏君。或用陶君（引者注：陶元庆）所画者（未名社似有）亦可，请他自由决定。（同上，第29页）
《阿Q正传》之外，柏烈伟还要翻译鲁迅的其他小说。他通过李霁征求鲁迅对选目的意见。1929年3月22日鲁迅复李霁影的信中说：
柏烈伟先生要译我的小说，请他随便译就是，我并没有一点不愿意之处，至于那几篇好，请他选定就是了，他是研究文学的，恐怕会看得比我自己还清楚。（同上，第154页）
从《鲁迅全集》的注释中可以知道：“他要译的《阿Q正传》未见出版。”是译出了却没有付印呢，还是没有译完，甚至只是说是要译却没有动手呢，人们就不知道了。
其实，柏烈伟的身份，更重要的还不是俄语教师和释译家，他还是中共党史上不能不提到的人物，中共的建党，还同他颇有一点关系。共产国际派魏金斯基来中国建立共产党，就是柏烈伟把北京大学的同事李大钊介绍给他的。张申府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一文中说：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的代表魏金斯基来华，考察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情况，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他来到北京后，经北京大学俄籍教员柏烈伟的介绍，见到李大钊和我，他与我们就中国的问题了进行了广泛的交谈，特别希望我们建党。在北大，魏金斯基还召开过几次座谈会。后李大钊又介绍他到上海去见了陈独秀。（张申府《所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还有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
1920年，约在5月间，共产国际伊尔库斯克远东局派了一位代表威金斯基来华，他以记者身份偕同旅俄华侨（具有俄共党籍）杨明斋作助手，路经北京，由柏烈伟介绍与李大钊先生接触。据杨明斋后告诉我，他和威金斯基初来中国的时候，对于中国情形十分陌生。他们的使命是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但不知找谁是好。他们从少数俄侨口中探得了一些五四运动的情形，知道现居上海的陈独秀是这一运动的领袖，而上海又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中心，因此他向威金斯基建议立即去上海找陈先生。他虽对陈先生毫无所知，但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威金斯基接受了他的建议，因而找到北大俄国籍教员柏烈伟作介，首先认识了李先生，再拿着李先生的介绍信到上海去找陈独秀。关于这件事，杨明斋曾向我夸耀，表示日后的事实发展证明了他这个大胆建议的正确。（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威金斯基经过柏烈伟认识了李大钊，又经过李大钊的介绍到上海去会见了陈独秀。他的这次上海之行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一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陈独秀、李大钊，都是中共建党之初的领袖人物。在这件事情上，柏烈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么一个起过重要作用的活动家，后来怎么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不见踪影了呢？张西曼所著《历史回忆》中的《北大俄文系的厄运》这篇里说明了这人的后来情况：
朱正：柏烈伟这人(2)
北大俄文系经苏使馆的协助，除聘有俄方伊凤阁（使馆汉文秘书），诗人铁捷克（著有《中国怒吼吧！》等），作家伊文等勉强任教外，也不能有所振作和发展希望。另有一败类华名柏烈伟，他自命为研究中国《诗经》的专家，来到中国锻炼普通语文的。十月大革命后他运动当上第三国际驻天津的文化联络员，对于民十年（引者注：1921年）前后秘密从华北入苏的中国青年（瞿秋白、俞颂华、李仲武、凌钺和其他多人），都给以绸制长方小块的秘密入境证件，但对中国境内的路费等绝未发过丝毫补助。他却对第三国际报上了许多花帐，侵蚀了若干公款。等到他的上司发现了他的舞弊，就要调他回国查办。他震于党纪国法的森严，就声明脱离苏联国籍。混到日寇进陷北平的时候（引者注：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他似乎短期被捕，以后就声请入了美国籍，束装渡海了。在他未叛党前，我还与他合编过中俄对照的简明俄文法，出版后销路很不错，但所有版税都被此贼吞没。（《张西曼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
张西曼说的这事，也可以算是党史上的一条掌故。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一）(1)
李大钊（1889—1927年），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受人崇敬的革命先烈。
白坚武（1886—1937年），先后担任军阀李纯、吴佩孚的幕僚，后来又受日本军方指使阴谋制造伪华北国。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以“汉奸首领”罪处死，久已被世人遗忘。
这两个人，可是好朋友。
1907年，18岁的李大钊从河北乐亭家乡来到天津，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他自己说：
钊感于国势陵夷，慨然起研究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乃与二三同学乘暑假之便赴天津投考学校。其时有三种学校正在招考：一系北洋军医学校；一系长芦银行专修所；一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军医非我所喜，银行亦违我素志，故皆决然弃之而入法政。是校为袁世凯所创设，收录全国人士，规模颇大。钊在该校肄业，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言。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思潮亦日益腾高。此六年间均系自费。（李大钊《狱中自述》，2006年人民出版社版《李大钊全集》（第五卷，第226页）所收有删节，此处所引，据《党史研究资料》第二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7～108页）
同时考进这学校的，就有河北交河县人白坚武。
他们在这里求学的几年中间，闹过一次学潮。这次学潮，在郭廷以编著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中有极简略的记述：1910年（宣统二年）10月19日（夏历九月十七日）：
保定各学堂学生罢课，要求开国会，并争东三省路矿（10月20日及10月21日京、津学生继之）。（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71页）
这次风潮，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大约是天津闹得最凶的。白坚武日记中说：
冬月，国会请愿风潮起，法校独为大吏怒，欲以兵围焉。余与李君寿昌约待之，后竟无事。（《白坚武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按：白氏日记自1915年12月22日起逐日记载，此前只有简略追记，无详细月日。本文引用时，此日之前者注印本页码，之后者即在引文之末注以六个阿拉伯数字，首二字表年，中二字表月，末二字表日）
学潮闹起来，参与的不会只有少数人。他单单和李大钊相约，从容面对军队包围的威胁，可见他们的交情和志趣，也可以想像当时颇有点燕赵之士慷慨悲歌的气概。
1913年6月，他们毕业了。李大钊是赴日本留学。白坚武入直隶都督冯国璋幕中。李启程去国的时候，白已随军南下，竟无从话别，就写了《南天动乱，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一诗，以抒思念之情：
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曛。
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
风尘河北音书断，戎马江南羽檄纷。
无限伤心劫后话，连天烽火独思君。（《李大钊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0页）
所谓“南天动乱”，是指国民党癸丑讨袁之役，号称“二次革命”。袁世凯命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率军沿津浦路南下，进逼南京。白坚武以书生从军，诗中就拿班超来比他。自己行将去国，却怀着屈原似的忧国之心。
李大钊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学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李大钊《狱中自述》，载《党史研究资料》第二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7～108页）。在国内的白坚武，也常常怀念这位远别的挚友，一天接到了他的来信，兴奋地在日记中说：
久不接李寿昌讯息，念甚。前日捧其手札，太快慰。年来堕落，深愧我进德修学之良友。闻渠近作《联邦论》，胸中颇具有统系底案数则，欲以相告，苦无能达。（151224）
他是把比他小三岁的李大钊看作“进德修学之良友”，想起他就使自己深觉惭愧的。
乙卯年除夕。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在四邻的鞭炮声中，独居北京的白坚武在孤寂中写了三首诗，一首《除夕感怀》，牢骚满腹，一首《除夕寄内》，抒发对留在家乡的妻子的怀恋，一首就是《除夕怀李寿昌》：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一）(2)
阔别李君久，山河有泪痕。
精诚翻海立，肝胆照人温。
鸡塞乡音寂，国门残梦喧。
蓬瀛当此夜，杯酒更何论。
这诗一开头就教人想起杜甫怀念李白的诗：“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末句又使人想起他的另一首怀念李白的诗：“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他多少有点把两人的关系看得有如杜甫李白那样的文章道义之交吧。对于李大钊近作《联邦论》这个题目，他也有些思考，可是李远在蓬瀛，又何能杯酒论文呢。
李大钊回国之时，梁启超汤化龙他们正在筹办《晨钟报》，即邀他担任该报总编辑，他又邀白坚武合作。1916年8月15日《晨钟报》创刊号上，刊出了李大钊写的《“晨钟”之使命》、《新生命诞孕之努力》两文，同日还刊有白坚武的《议会与政党之回顾》一文。可是半个月之后白即因为“意见不合，脱离晨钟报关系”。不久，李大钊也脱离了。多年之后，白坚武重提旧事，说：
昨晚无意检得五年《晨钟报》创刊一纸，上载余之《议会与政党之回顾》一文，词意俱美；在当日系有感而作，至今日亦尚有可纪之价值。《晨钟报》为学友李守常所主办者，约余任主笔，时帝制甫倒，由申到京后，以余之此文宣布，刘崇佑、汤化龙等意见有出入，余同守常先后脱出该报。
《晨钟报》是研究系的报纸。这两位朋友是无法同研究系走到一块去的。
后来，李大钊在学界，白坚武在军界，不再有共事的机缘，但是书简往来，诗歌赠答，是不曾间断的。
白坚武游十三陵，作诗一首：
销沈王气黯燕门，陵迹犹闻野老论。
驴背纵谈兴替事，万山无语看中原。
李大钊很欣赏这诗，作《复辟变后寄惺亚》一诗作答。诗前有小序：“复辟变后，仓皇南下，侨居沪上，时惺亚在赣江，赋此寄怀”：
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
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
竹帘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
忆到万山无语句，只应共泛五湖舟。（《李大钊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7页。）
白坚武骑驴游览于帝王陵寝之间，历代兴亡，都来心头眼底。一种落寞苍凉之感顿生。诗中的这种情绪，很引起李大钊的共鸣，才起了同他“共泛五湖舟”的想法吧。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白也很喜欢李的这一首。他在日记中说：“守常并寄见怀诗一首，浩气凌云，悲歌斫地，如见其人。惟哀愤稍过，会当有以慰勉之。”
一次白收到李一信，日记中就此写下了一段感慨：
守常为人品洁学粹，俯仰今日之污世，大材不克收相当之用。余年来清友惟斯人耳！来函有言：“今日所能得之佳象，最佳亦与今象不甚相远；今日所能得之恶象，最恶亦与今象不甚相远。兄试澄心以思，吾等所夙兴夜寐所购求之好消息，实亦至无聊赖。放眼神州，即吾侪所谓好消息之一境，衡诸国家政治之性质品位，尚不知相去几千万里。此真所谓沧海横流，人间何世也矣。”可谓伤心见道之语，非一般时流政客所能梦见也。
白坚武在南京李纯幕中的时候，李大钊曾因为参与某项政治活动，由白介绍同李纯相见，“代表某君有所接洽”。李大钊离开南京之时，白赋诗送别：
守常北行，吾党感于年来行役之不得尽其材，缘斯自负所天，湛然深悟者，惟兹一人。吾党灵光，赖以仅存。于其行也赠以诗，以敦其志：
海内儒冠尽，神州已陆沉。
文章千古事，赤血铸丹心。
夜十二时匆匆作。
这里的“吾党”，不是说政党组织，只是吾侪、吾辈、吾曹、同气、同调等等意思，总而言之：自己人。
李大钊送过几期《新青年》杂志给他，他在第四卷第三号上看到了沈尹默、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几位的白话诗，手痒起来，也做了一首《葫芦行》，“并将所作白话《葫芦行》歪歌函寄守常一阅。”这诗似乎更像现在一些人学做的七言古风，是没有能放得开的解放脚，很难说是“新”诗。这里就不引录了。不久，响应来了：“接李守常函一件，并白话诗三首”，就是现在收在《李大钊诗文选集》的《山中即景》（三首）和《悲犬》。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一）(3)
五四运动爆发，学生集中天安门游行，火烧赵家楼。白坚武在日记中说：“晚闻北京学界全体以国权丧失，联合游行街市，作示威运动，焚卖国党曹汝霖宅，殴章宗祥几毙，足征人心未死。”这位北洋军人的同情完全在学生方面。
1920年春天，第三国际派维金斯基来中国建立支部，先在北京同李大钊等人接触，一时间，报刊上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多了起来，同时也引起了反对的舆论。反对者抓住“过激党”这个来自日本的不确切的译名大做文章，白坚武对这些论者很不以为然。他在日记中说：
凡奸人之倾陷人，恒先污之以丑名，以挡清议之驾；次则累之以危祸，以坚权要之心，计乃得售。余观于今之以过激名义陷人者，往往不脱此圈套。过激二字，原本不能成立。何所谓激，何所谓不激？无如世人总是浑蛋多，闻见往往囫囵错过，遂令小人横行，正谊消灭耳。
有这样的见识，才有两人这样的交情，也才会有第三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和柏烈伟会见他，同他“谈中国现在并将来”的事。（日记中译作包利克，外金斯克）
白的日记中流露对李怀念之处甚多，例如：
寄李守常一函，叙别来状况。契友久别，通函不易，着笔意绪纷涌，正不知从何处说起。身在虚伪场中，每忆共晨夕之旧侣清友，有如繁奢喧嚣，酣睡后残酲已退，斜月上窗，顿思清醴。此其余意，余尝一征之，再绎之，不知大千世界有同证者否耶？
1921年6月3日，北京大学等国立八校教员因教育基金和教育经费独立问题向政府请愿，与卫兵冲突，有人受伤。当时情况马叙伦回忆说：
到了这日（6月3日），北京国立八校的教职员既决议向徐世昌说话，上年分手的公立中小学教职员也自动地临时加入，还有小学以上的学生也共同来做教育经费运动，一共有三五千人，都齐集在教育部内外，请马代部长（邻翼）率领往总统府见徐世昌，马先生倒并不推辞，可是，总统府早已关了新华门（总统府大门），布置了队伍，在门外迎接我们，我们一到，就被拦阻，就被枪击。我是以八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主席的身份，和联合会书记李守常（大钊）先生走在教职员学生前头。我和几个同事都被打得头青脸肿……（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68页）
白坚武听到这事，很关心李大钊的安危。日记中说：“北京教育界大受武力摧残”，“阅北京学生界通电，教职员被摧残者李守常亦在其列，殊为悬虑，斯真率兽食人也。”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二）(1)
不久，白坚武入吴佩孚幕中，颇得吴倚重。这就开始了李大钊同白坚武交往最密切的一段时期。共产国际要在中国的实力人物中寻找合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乃至代理人，这时很看好孙中山和吴佩孚两人，为了争取这两个人的合作，越飞和马林都作过不少努力。在争取吴佩孚的工作中，李大钊和对吴很有影响力的白坚武的交情就是党的一笔重要资产。白坚武日记：“李守常自京来电，有要事相托，已托陈仲甫来接洽。“现在虽然不知道陈独秀这次洛阳之行的具体情况，但是可以断言就是为了执行共产国际的争取吴佩孚的任务。由党的领袖亲自出马，也可见对这一任务的重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