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伍未停就过去了。人群逐渐散去。马戛尔尼除了返回北京别无它事可做。他感到疲劳不堪。走了那么远的路，为的就是来跪一下。然而，皇帝又得再一次见到这一小部分人。当别人叩头时，他们的上身高出了所有其他的人：傲慢无礼的英国人。
驱逐与你追我赶
铡刀突然落下了。乾隆向山东、浙江与江南的督抚又下了一道圣旨：这是一道驱逐令，而当事人只是在几天之后才获悉：“英咭利贡使拟于九月初三日即令起身，由水路前赴浙江，仍坐原船开洋回国：所有经过水程地方督抚不必亲自接见。只须照常供应，不可过于丰厚。倘使贡使有借词逗留等事，应催令按程前进。”
朝廷就此最后确定了日程、礼宾规格和行走路线。既然要加速启程，朝廷决定让使团去舟山。为了这个解决办法，可怜的徵瑞被说成“愚蠢无比”。当然，他本人可能是不会指出这点的。
礼仪结束后，在返回公馆的路上，巴罗和几名伙伴同一队鞑靼骑兵同行。突然，因为长期被关着，加上又跑得性起，他们调转方向，朝城内奔去；他们从另一个门进入新市区。“我们的引路官拚命喊我们回去。我们就越跑越快，穿过了城门。人们在后面大声喊着追赶我们。我们穿过一条横街。回到住地时，至少有100多名士兵在追赶我们”。
除了有意逃走，是不可能跑出向导手掌的。严密的监视使这批旅行者成为故意起哄的中学生。如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旅游的欧洲人，谁不想有朝一日也像巴罗那样开次小差呢？
那天在巴黎，国民公会通过了最高刑法。这个法令没能阻止骇人听闻的通货膨胀，却把许多人送上了断头台。
第四十四章 遭难
（1793年9月30日-10月2日）
皇帝一到圆明园，便前来观看礼品——这是当时在场的丁维提告诉我们的。他宁愿表现出这一合乎情理的好奇姿态，因为他知道马戛尔尼不会来向他夸耀这些“贡品”。特使只是在第二天才获悉皇帝参观的事；他可能为在皇帝参观时没让自己在场而感到受了凌辱。因此他没有提及这次不引人注目的视察。又是小斯当东泄了密：“今天，9月30日，皇帝赐予安装仪器的每位先生四两银子”，形状如“鞑靼人穿的鞋子”的银锭。
皇帝和西方儿童
天文学家按部就班地在紧着做。气泵、赫歇耳望远镜和派克透镜还都在箱子里没有打开。如此缓慢使朝廷大为不快。中国人以为重现星球的运行并不比转动绞车手把更困难。动员“大量的工人”来完成这项工作不就行了吗？但是，“需要的是某些个人的技能，而不需要大批小工的力气”。中国人把尖端技术和大批的劳动力混为一谈。
10月3日，透镜终于安装完毕。皇帝立即再次前来参观示范表演。英国人中只有天文学家在场。“我们转动透镜，由于我站在镜子前，我得以清楚地见到皇帝。他离我们十分近，他的脸毫无表情。他观察透镜不到两分钟。他看了一眼气泵，临走时冒出这么一句话：‘这些东西只配给儿童玩。’”丁维提没有把这句刻薄的话向马戛尔尼报告，或者后者认为最好不要重复这话。
天文学家熟练地做着各种示范。在大量的科学玩意中，他挑了几件他认为会引起轰动的样品。他在阁者和几位大官面前起劲地摆弄这些东西，却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感到失望：“中国人的某些思想对一位欧洲科学家来说是种侮辱。”他表演派克透镜如何能熔化中国的钱币。和珅用它来点他的烟斗——似乎这个仪器只是个“笨重的打火机”——并提了几个问题：“是否可以用这透镜去火攻敌方的城市？阴天时它们如何起作用？”但他并不听回答。一个冒失的太监伸出手指被烧痛了，匆忙把手缩了回来，这引起了哄堂大笑。示范表演就到此为止。这太可怜了。
军事技术也没有更多的展示机会。“来了一名官员，他要求把炮弹即刻送到圆明园去试射。但中国人自以为技术熟练，没有要用我们的炮手。”他们是否确信自己单独会使用大炮呢？他们是否宁可失败也不愿意承认在这个敏感的领域里处于劣势呢？英国炮兵把炮送去后马上就被打发回来。1860年“火烧圆明园时发现这些大炮与炮弹完好无损地仍在那里。它们从未被使用过。它们被重新运回伦敦”。
安德逊，或者说他的书的编辑库帕斯，又在胡编乱造：“皇帝欣赏制造这些死亡工具中表现出的发明才能，但也无法掩饰他对使用这些工具的国家的反感，他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个国家既声称人道主义精神为其宗教的基本原则，却又在毁灭性的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正是法国大革命风起云涌时盎格鲁－撒克逊托马斯·佩恩式的“左翼自由党人”的想法。而肯定不是乾隆的话……
在礼品中，有一具“君王号”的缩小模型，这是一艘装备着110门大炮的战列舰，是英国舰队中最出色的战船。皇帝被它吸引了片刻。但是他提的问题却遇到了翻译上的困难。他的翻译德天赐神父是个钟表专家，他明显缺乏船舶方面的知识。他对航海术一窍不通。怎么能把英国人的航海拉丁语——可能本来就有漏洞——翻译成汉语，并把汉语译成拉丁语呢？皇帝的兴趣索然而止。
有些好奇的人露面了。马戛尔尼写道：“把使团孤立起来的局面多少被打破了。一个联络系统建立起来了。”他很容易知足。但这些看热闹的人补偿不了对去热河前常来看他的传教士下达的不许再来使团的禁令。
传教士的困境和当扒手的官员
传教士的痛苦在增加。德天赐神父向斯当东和巴罗吐露的知心话反映了他们所有的苦恼。他低声向他们透露说，传教士在华丽的外表下过着痛苦的生活。他们被禁止离开北京，除非得到皇帝的准许。他们衣袋里的挂表或办公桌上的小摆钟如果被人看到，他们最好尽快送掉：如果遭到拒绝，窘迫的官员便会叫他们完蛋。富人根本不可能“太平地享有其财富”；当官的就会“看中他们的钱”。“作为奖赏，告密者会得到被揭发人的职务。探子多如牛毛，一切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而传教士是首先受怀疑的对象。”
一天，丁维提博士感到一名官员的手伸进了他坎肩的口袋里，迅速地扒去了他的小折刀，把它藏在自己的一只袖子里。这个人见博士没有反应，便把另一只手伸进另一个口袋。天文学家猛地把他推开，大声说：“这样不行”，“在英国，只有扒手才这么干”。
皇帝慷慨地赐予每个安装机器的英国人一件礼物：“一位老太监坚持要我们在接受礼物前先行三跪九叩礼。”巴罗回答说，他的同事及他本人认为自己没权做特使认为应当拒绝做的事。想找个台阶下的鞑靼亲王高雅地承认了失败：这是个误会；只要他们像特使在热河那样行礼就行了。巴罗及其伙伴于是就行了单膝下跪礼。
从一份宫内文书里我们得知给使团的许多礼物来自附庸国的贡品。650名英国士兵和海员每人被赏赐高丽料子，穆斯林土产的白布和缅甸的黄麻布各一块。这真是贡物的大循环：就像在圣诞节和元旦之间转送了好几次而未打开的盒装巧克力。
离京的传闻和意外的召见
马戛尔尼在10月1日的日记末尾这样写道：“在我们来到之前，有的大臣就说在住满40天时就会要求我们离开——这是帝
国法律为外国使团规定的期限。”在我们来到之前：马戛尔尼强调他的行为对于他感觉到要求离京的威胁没有联系。也就是说他没有错：他开始明白他的使团事先已注定只能演出一曲以进贡为主题的刺耳的变奏曲。
一听到这传闻，他便写信给和珅。他再次要求准许马金托什重返在舟山的“印度斯坦”号船。至于他本人，他希望一俟气候允许，便在春节后去广州。他届时可乘在澳门的英王的船只返回英国。英使打算告辞……但要在春天。和珅则在“第二天即10月2日上午”，在圆明园召见了他。
不对！马戛尔尼得知离开的消息不是2日，而是1日。小斯当东的日记明白无误地记载着：“10月1日，星期二。今天上午，勋爵和爸爸去圆明园。阁老说我们最好在冰冻前动身。”丁维提证明是这个日子，他是乘坐同一辆车前去圆明园的。是记错了吗？除非马戛尔尼往后推了一天，以使人觉得他采取了主动，这样可以减轻匆忙离去造成的丢脸程度？
以下是他记的召见时的情况。中堂把一切都归结为天气、健康、厌倦情绪、思念家乡：这是上流社会人物的谈话。使节感到他握有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机会来谈正经事——谈他来的目的。他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好似在外交上遭难时扔入海里的一只瓶子。
“今天上午，尽管身体很不舒服，我还是去了圆明园。开始中堂交给我几封信，他说这些信从舟山由帝国驿站刚送到。其中一封是马金托什的大副写给他的；还有两封是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写给我的。”
目击者丁维提报告说这些信都曾被中国人打开过。德天赐神父未能为他们翻译。和珅把打开了的信交给收信人，不客气地打听信的内容。作为整个秩序的保证者，他难道不应当了解一切吗？在当局没有比收信人先知道之前，任何消息都不应流传。这种做法直到最近还很常见，中国人自以为有权决定是否转交来访者的信件。
马戛尔尼便告诉和珅——他自己也同时获悉——“印度斯坦”号没有船长不能启航，但是“狮子”号准备离开舟山。和珅说：“我希望‘狮子’号还没有离开，因为你们离家这么长时间后可能急于回去。想想您的病号。有些已经死了。皇帝十分担心你们的身体。北京的冬天很冷！你们应当在严寒来到前就动身。”
马戛尔尼坚决表示他完全经得住寒冷的气候。既然中堂在热河曾对他表示希望“在圆明园经常见到他”，并“在那里发展他们间的友谊”，他就在这座宫殿里抓住“初次交谈”的机会“三言两语地阐述他的主人国王托付给他的使命”。
他一口气都没喘，终于向和珅说明了使团的目的：“我的国王希望皇帝恩准我根据欧洲的惯例，作为常驻使节留在朝廷，费用由我国负担。这样便能在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君主之间建立起牢固的友谊。作为交换，皇帝亦可向英国派驻使节。我保证一切都会安排得完全使您满意。皇帝的特使可舒适地乘坐英国船只旅行；他们将受到尊重，并能安然无恙地返回’。
请求恩准离京
马戛尔尼顺势向和珅解释种种商业上的照顾，他的任务就是来提出这些要求：但这只会给中国带来好处。
鱼儿再次从手指间滑走了。和珅以他惯有的机灵避免“进入讨论”。他重复说：“皇上只是为了使节及其伙伴的健康才希望使节动身的”。否则，英国人延长在京逗留“只会使他感到高兴”。当马戛尔尼最后起身告辞时，和珅和两名副手表现出加倍的友好。李神父在马戛尔尼耳边说他对使团的前景抱有信心。
马戛尔尼回到住所后便获悉传教士正在把皇帝致国王的信从中文译成拉丁文。不一会，王和乔前来告诉他中堂将于第二天再次接见他，可能是为了把诏书交给他。他们补充说：“为了他的使命的成功”，他完全应该“恳求恩准马上动身”。马戛尔尼在日记中写道：“这番话是对他们悄悄说的”。
中国人建议他自己提出结束在华使命。孔子说：“朱撵而先退，善人之举也。”这是习惯化的做法。如乾隆极为喜爱的两个女人就被说服去恳求太后恩准她们自尽，而太后出于仁慈也就表示同意。
马戛尔尼尚未甘心接受这种免遭侮辱的做法——而他认为这种做法本身也是侮辱性的。他垂头丧气，犹豫不决，而伊拉斯马斯·高厄关于“狮子”号马上要启程的信本应使他作出迅速反应。
当中国人害怕报复时
英国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处境如此之糟。但中国人并没有获胜。和珅的举止是急不可耐，而又小心谨慎。他为达到目的而迂回前进。英国人固然是蛮夷，但他们是其中一个危险的种族：他们的船队十分强大。应该消除他们报复的企图。首先就要拖延。
朝廷主要害怕的是马戛尔尼竭力想自己留在北京，或者留下一个亲信，比如乔治·斯当东。奇怪的是中国人如此担心的这个想法马戛尔尼竟从未有过。徵瑞奉命等着瞧：wait and see在所有国家皆通用。
因为和珅担心出现难以预料的反应。首先是礼仪方面的：“此时若再将留人住京，断断不可各情节向该贡使提及，恐该贡使复生疑虑，托病迁延，或不肯收拾贡物，又推故不领敕书皆末可定。”朝廷没有忘记马戛尔尼是如何使他们在叩头一事上让步的。谁知道这个洋鬼子会做出什么事呢？还要注意的是按业已程式化了的礼仪去做：不要引起任何可能打乱程序的事。礼仪要是受到嘲弄，那将是多么可怕呀！
乾隆也表现出某种内心的忧虑。另一封信表明他在英国人背后看到的是整个英国。蛮夷建立常设公使团实为“心怀窥测”；“其事断不可行”。但“该国王具表陈恳。非若使臣等自行禀请之事”。
另一份文件具体说出了这种担忧：澳门容易受到英国舰队的攻击。“今悉英咭利居西洋各国之首。”更糟糕的是：“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它还“对各国夷人在洋抢掠”。虽贡使眼见“天朝法制森严，万方率服”，然而在澳门和广州，“英咭利商船较之西洋别国为多”。若此国“捏辞煽惑”别国夷商“稍滋事端”，“木可不留心筹计，预为之防”。如果英国人利用在北京的固定岗位，便可成为各国夷商的“必然的中间人”而“垄断谋利”，这对他们将是一张多好的王牌啊！
驱逐外国寄生虫
规定的期限结束了。英国人必须请求恩准离京。10月2日，骑士们提前把这个消息送到各地，以便对此事产生的后果进行预防。老皇帝反复地讲他的忧虑并不断对沿海各省的总督和提督下达命令：“采取措施提防英国人的任何反应。”
首先采取软的做法：“长麟赴粤后”，务必“先向别国夷商详悉晓谕英国未受恩优渥”……“让别国夷商安心，悉心经商，不与该贡使往来”……“再澳门似有西洋尼僧，夷商俱报信奉。未知英咭利人是否一气交给？如是，则向其详悉晓谕，嘱令谨慎从事。”“似乎”：难道不是以索德超为首的在京葡萄牙“尼僧”在向和珅提示他可以信赖其他“尼僧”，即在澳门的同样也是葡萄牙籍，同样也是人质的“尼僧”？
然后采取恫吓手段：要让军人铠仗鲜明，以使英国使臣有所畏忌。慑以兵威，以达到不求之兵戒的目的：已经在搞威慑了。
“各省海疆最关紧要。近来巡哨疏懈，营伍废弛”；必须振作改观，方可“使知畏惧”，“饵患未萌”。“毋任英咭利夷人潜行占据”特别是“珠山等处海岛及附近澳门岛屿”。饬属认真巡哨，“严防海口”！要“不动声色，妥协密办”。要防止“内地汉奸”私行勾结外夷，“希图渔利”。正是此等奸民“最为可恶”’。重要的是“毋任滨海奸民勾结外夷”，要“严切查察，究出勾引奸商数人，从重治罪，以示惩儆……”
帝国的机器开始转动以驱逐外国寄生虫并揭发可能存在的同谋。它用的文字风格有些像咒语，里面除了对有效性的考虑外，还有一些妖书的成分。
第四十五章 御座上的一卷纸轴
（1793年10月3日）
中国人认为思想准备工作已经够了。现在该行动了。10月3日夜里，钦差徵瑞把马戛尔尼从病榻上叫了起来，他“被邀穿上朝服去参加一次大臣会议”。他想不起一生中是否听到过“如此令人讨厌的消息”。他勉强起身，还是服从了，他穿上礼服，匆匆忙忙前去紫禁城。
有必要如此急吗？他应当等候接见。不论皇帝直接或间接出现，按规定要求等候3小时。马戛尔尼很难压制他的怒火。
奇特的典礼将在太和殿进行。于是他便第一次来到这紫禁城的中心。只有极少的外国人被允许进入太和殿；然而，不论是他还是斯当东都没有对此提过一个字。他们没有心情欣赏景致，而是一心想知道诏书的内容。
一个高大的台阶下，摆着一张铺着黄缎的椅子。皇帝并没有坐在那里，上面是他的诏书：这是一回事。当中国人在一卷纸前叩头时，马戛尔尼和他的同伴们则行“习惯的屈膝礼”：低头，单膝着地；也许做了9次，因为他们参加了集体叩头。然后，他们列队从椅子背后绕一圈。
拒绝礼品
和珅告诉马戛尔尼说，诏书将隆重地送到他的住处。他避而不谈内容，似乎形式比内容更为重要。他用手指漫不经心地指着几张桌子，上面摆满了黄纸包：这是送给使团的最后一批礼物。
阁老不再像以往那样客气。马戛尔尼很快便发现他的敌对情绪，因为“他断然拒绝我送给他的几件高级礼品，而起初他是表示接受的”。难道不是他亲自提出要给谁送礼的吗？特使和副使为礼品被拒而深感不安，甚至当着托马斯的面谈起了此事。孩子明确指出：“我因为不太舒服，所以没有去。皇帝给使团成员。仆人和士兵们送了礼。我们也给阁老送了几件礼品；他没有接受。皇帝也不愿意接受马戛尔尼勋爵赠送的一辆四轮马车。”完了，车辆的输出……
马戛尔尼感到“筋疲力尽，都快支撑不住了”。他尚有毅力重新提出前一天的要求，但是要求先走一步，留下乔治爵士代他讨论这些问题。和珅简单地、回答他：“您随时可以给我送照会来”，然而从语气中特使没有感到有任何希望。“再说他对前一次照会尚未答复呢。”
直到最后一分钟马戛尔尼仍试图分析中堂脸上的表情：昨天是诙谐活跃，今天却面有愠色。可能恶劣的情绪比愉快的表情更为真实，愉快的表情是想让使团自觉动身——而得到的却是为其想长期逗留所作的放肆的辩解。
马戛尔尼是作为局外人来参加他失败的最后一场戏的。他觉得这种仪式极为荒唐！御座上不是坐着皇帝，而是放着他的诏书；对这张纸片要求行屈膝礼；他的礼品遭到拒绝，而他本以为会很受欢迎。我们知道9月10日的皇帝诏书禁止接受这些礼品。马戛尔尼闭口不谈他遭到的羞辱。无疑他是这样感觉的：他对在热河取得的礼仪上的胜利还在抱有幻想呢。
但是，马戛尔尼赠送给和珅的装有弹簧的马车已经送走了。安德逊介绍了中国人如何对英国人“一再侮辱”。英国人要求把车子送回以便拆卸包装。没有答复。他们当时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干”，所以没能打听“车子的下落，以及如此失礼地拒绝礼物的原因”。阁老拒受作为礼物的车子，那么他是否会将其作为战利品攫为已有呢？
马戛尔尼先走了，斯当东则留下；和珅陪他游览一圈：散步可避免进行外交谈话。和珅领着斯当东观看了几个楼。“只是让他们从远处看了看皇帝的宫室”——紫禁城必须名副其实。
斯当东曾夸张地描绘过一些毫无价值的地方，这次却以微不足道的口气介绍了这个最为神圣的地方。如果说中国是中央帝国，那么紫禁城便是中央的中央。斯当东平时十分敏感，现在却对一切都似乎视而不见。处身于溃败的境地，英国人再也无心欣赏了。
这时，皇帝的诏书在紧跟着马戛尔尼。他一回到住所，便接到了诏书。诏书由一乘奢华的轿子送来，必须在它面前屈膝低头，在场的16名清宫官员叩头9次。随后到了礼品。又重复了同样的仪式。
如此急于召见让人不再有疑惑了。马戛尔尼也不再装作听不懂他们的暗示：否则很可能以不那么婉转的方式向他明确指出。他决心要求准予离京。
同一天，在浙江
就在10月3日这天，还是浙江巡抚的长麟上书皇上：“臣渡洋至停泊夷船之定海县。据夷官回称：‘我们前蒙贡使代奏仰沐大皇帝恩典准令先行回国，实愿及早开行；惟因病人尚未痊愈，恳恩准令暂缓数日。’臣验明病夷尚有20余名，现在医治未痊属实。臣若催行迫促，不惟该夷等妄生疑惧。臣当即传谕该夷，尔等不服水土，既然恳求圣恩要在浙江医治，大皇帝矜恤尔等至优极渥自蒙恩准。并遵旨传谕该夷，以尔国贡使奏称尚有夷官一名吗庚哆嘶欲在浙江置买茶叶，顺带回国，已蒙大皇帝恩准，并蒙格外加恩免其赴关纳税。宣谕之际，众夷人同声感颂欢忭之情动于词色。”就这样，在舟山的英国人获得了马戛尔尼为他们请求的照顾。而他本人在北京则并不知道此事。
这份报告是给内阁所有成员阅读的，而一份附片则是专为皇上而写的。我们找到了这份文件，上面有皇上亲手写的朱批。它有点像一次远距离的对话：
“臣长麟谨密奏：英咭利国夷人患病询属真情；而其实系有意耽延欲候吗庚哆嘶回船置货。
——是。
——臣思此次若令该夷在浙得有便宜，将来又必读求无厌恳通贸易，仍须禁止驳饬似属不成政体。
——所想甚是。
——臣查从前该国夷人曾经屡来贸易。彼时原有浙江人郭姓，能通夷语，为之交通引过作为夷人经纪。此时郭姓已经病故．是经纪人已属无人，虽尚有伊子郭极观亦能略司夷语。知。
——臣已密嘱地方官将其严行管住，不能与各夷交通。且21年间，该夷等正在贸易，仰蒙谕旨饬禁，该夷等即潜行起身回国，尚欠浙江铺户商人银一万五千余两，至今无着。臣已预令地方官密谕浙江铺户各商，如尔等复与夷人贸易，该夷等势必仍前拖欠。该夷至浙江时铺户商贾均不愿与之交易。如此办理不惟不必明拂该夷之意，亦可永绝其来浙贸易之心。
——所见甚正，是见留心。即有旨”。
紫禁城内有好几个层次。12名内阁或军机处的成员应当感到放心；朝廷就是通过他们行使权力的。但是，皇帝作为附片的唯一对象——他只将此信给和珅看——将知道所有可能引起他猜疑的事。任何认识夷人的中国人。或认识夷人者的后人，或可能与夷人交谈的中国人都是潜在的公敌。不仅应当唤起中国人对夷人的警惕，而且也要引起他们对可能与夷人交谈的中国人的警惕。这是中国的一个不变量！耶稣会会士早在17世纪初就写过：“利玛窦神父熟悉的官员不愿意在自己家里与神父们交谈，因为他们处处对外国人表现出极大的恐惧。”直到80年代初，仍然只有少数中国人敢于在自己家里接待西方人。
然而，展示礼品闹出了笑话。老太监前来对丁维提鞠了几个躬，然后告诉他要立即卸下大水晶吊灯：这是皇帝的命令，他要把它们挂在自己的屋里！丁维提拒绝了，十分反感地回到城里。他刚一转身，便来了7个人把吊灯拿走。这是掠夺。皇帝不明白科学仪器的价值，表现出一副傲慢冷淡的态度，却抵挡不住中国人对灯具的热爱。
巴罗和吉兰第二天早上到时，已是破坏殆尽。吊灯不见了。盒子被扯得粉碎，派克透镜横在石板地面上。这有些像第一次“火烧圆明园”。丁维提禁不住诅咒起来：“这些透镜举世无双，现在却永远也不会让人知道了。”接着他声称：“中国除了被一个文明的国家征服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能使它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下一个世纪瓜分中国的欧洲人也将具有这种信念。
第四十六章 君主给封臣的信
（1793年10月3日）
以下是乾隆给乔治三世的复信，马戛尔尼是10月3日下午获悉内容的。信上签署的日期是9月22日。其实通过宫内文书，我们现在知道7月30日起草了一份稿子，并于8月3日呈报皇帝：在马戛尔尼见到皇帝前6个星期，即在他把国王的信交给皇帝前6个星期！而这份敕书本应是对国王信件的答复！也就是在礼仪危机爆发前的6个星期！因此使团的失败并不仅仅是因为拒绝叩头。这早就策划好了。我们现在猜测敕书的措辞由于这些蛮夷的傲慢而更为强硬；但是，从实质上来说，回信的内容不会有什么不同。
先是接受对方称臣。惯例式的回答可以事先就拟好，因为它基本上没有变化；只是要考虑该国臣民或贡使的特点适当填写而已。
相反，变化大的是敕书的三种文字译稿的先后译法。
原文是用中文古文写的，里面不断使用高傲的接近于侮辱人的语气。
将原文译成拉丁文的传教士仔细地删除了最傲慢的词句。他们自己就说要删去“任何带有侮辱性的语词”。
最后，就是这个样本，使团的头头也不愿意在他们生前予以发表：只有在他们死后才——部分地——为人所知。他们仅满足于把拉丁文的译本概述成英文。为此，就出现了一份以后被认为是正式的译本，但实质上完全是伪造的文本。因为，在被善良的神父们删改过的译文中，马戛尔尼与斯当东还删除了所有可能刺伤英国人自尊心的内容。这是一个删节本的删节本，味道是淡而又淡了。
那么，我们就借助于中文原文，首次发表下面的全文译文。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所有赍到表贡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远涉，推恩加礼。已令大臣带领瞻觐，赐予筵宴，叠加赏赉，用示怀柔。其已回珠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余名，虽未来京，朕亦优加赏赐，俾得普沾恩惠，一视同仁。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居住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今尔国若留人在京，言语不通，服饰殊制，无地可以安置。若必似来京当差之西洋人，令其一律改易服饰，天朝亦不肯强人以所难。设天朝欲差人常驻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准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至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若云尔国王为照料买卖起见，则尔国人在澳门贸易非止一日，原无不加以恩视。即如从前博尔都噶尔亚（葡萄牙），意达哩亚等国屡次遣使来朝，亦曾以照料贸易为请。天朝鉴其悃忱，优加体恤。凡遇该国等贸易之事，无不照料周备。前次广东商人吴昭平有拖欠洋船价值银两者，俱饬令该管总督由官库内先行动支帑项代为清还，并将拖欠商人重治其罪。想此事尔国亦闻知矣。外国又何必派人留京，为此越例断不可行之请，况留人在京，距澳门贸易处所几及万里，伊亦何能照料耶？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下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特此详晰开示，遣令该使等安程回国。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除正副使臣以下各官及通事兵役人等正贯加赏各物件另单赏给外，兹因尔国使臣归国，特颁敕谕，并赐赍尔国王文绮珍物，具如常仪。加赐彩缎罗绮，文玩器具诸珍，另有清单，王其祗受，悉朕眷怀。特此敕谕。”
世界上唯一的文明
这就是那封信：未经修改的，在传教士为美化它而施行整容术之前的那封信，现在原封不动地展示出来了。马戛尔尼本人不了解原信内容；在他死后，人们不好意思地将它改头换面了。
乔治三世希望传播英国的先进技术，并同中国进行技术交流，希望在澳门——广州的贸易正常化并使之扩大到其他港口，改善欧洲人的居留条件，开辟新的市场，所有这一切都以百余年法度为理由而遭到拒绝。被法典化了的东西不能有任何改变。被锁闭的东西不能去打开。可能谁也没有见过比这更僵滞不变、更封闭的社会。
这份恢复了原貌的敕书不仅是从马可·波罗到邓小平时代有关中西关系的所有文件中最奇特和最重要的文章，它也是我所知道的给人印象最强烈的变态的典型。尽管在许多民族的行为中可以发现变态的迹象，但没有哪个国家比满族统治的中国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了。对于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文明——来说，这种变态不仅表现为自视比他人优越，而且在生活中认为世上唯有他们才存在。我们可以形象地称之为集体孤独症。
第四十七章 扔入海里的瓶子
（1793年10月3日－4日）
在10月3日这一阴沉的日子里，画家威廉·亚历山大奇怪地写道：“倘有一线希望对公司提出的要求予以满足”。这又一次反映出使团中情报落后于时间。
马戛尔尼现在该着手草拟曾向和珅宣布过的照会。他把尚存的精力都花在写这份文件上面了。第二天，10月4日，李神父和小斯当东两人忙了一天，一个翻译，另一个抄写。
“大不列颠国王请求中国皇帝陛下积极考虑他的特使提出的要求。
“国王指示特使恳请皇帝陛下恩准：
1．英国商人在舟山或宁波港，以及在天津，像在广州一样经商；他们必须服从中国的法律和习俗，并安分守规矩；
2．英国商人有权按俄国人从前在中国通商之例在北京设立一所货栈，以便出售商品；
3．英国商人可以在舟山附近拥有一个小岛或一小块空地，以保存他们未能卖掉的商品；在那里他们将尽可能与中国人分开以避免任何争端或纠纷；英国人不要求设立任何像澳门那样的防御工事，也不要求派驻军队，而只是一块对他们自身及其财产安全可靠的地方；
4．同样，他们希望在广州附近获准拥有一块同样性质、用于同一目的的地方；或至少被允许在需要时可常年住在广州；另外，在广州和澳门居住期间，他们应有骑马、从事他们喜爱的体育运动和为健康进行锻炼的自由——他们将注意在得到准许后将不打扰中国人的生活；
5．对航行在广州和澳门之间或在珠江上航行的英国商人不必征收任何关税或捐税——至少不要比1782年前征收的税更高；
6.对英国商品或船只不征收任何关税或捐税，除非皇帝签署的文件有所规定，这时应给英国商人副本，让他们明确知道他们必须支付什么税项，以避免向他们征收得过多。
本使节希望得到和珅阁老对此作的书面答复，以使英国国王满意。
1793年10月3日”
这正是敦达斯的指示：“除非遭到全面拒绝，要得到一份书面答复。”马戛尔尼并不明白他刚收到的敕书的真正意义。令人奇怪的是：天子对这位理性主义者的散文看得十分透彻；而这位理性主义者却不能穿透中国修辞的帷幕。是出于疲劳的缘故呢，还是由于傲慢引起的怀疑？
对新的观念感到害怕
这些要求同在北京设立常驻使团的要求一样“荒谬”吗？否：马戛尔尼巧妙地在文中塞进了几个先例。英国人确实曾在宁波和舟山经过商，俄国人则到北京经过商。但后者很久以来就被赶到恰克图，“就像你们的人被赶至广州一样”。
现在该是总结的时候了。勋爵自忖：一切都在促使他动身，而他却为什么要留下呢？然而，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失望！但想到是在自己那么重视的事业中栽了跟斗，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责备的地方，这种自慰又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从那些一点儿新鲜事物都为之胆战心惊、从那些生活在乾隆末年为保自己的前途而玩弄阴谋的大臣们那里能期望什么呢？因为马戛尔尼认为：“我遇到的大多数中国人坦率、真诚，并随时准备帮助我。下层阶级渴望的只是发展贸易，并会以赞许的目光来看英国商人的到来。”
再说，这些被人称为不可变更的惯例真的不可变更吗？它们反映的不只是偏见的量吗？永恒不变的叩头这惯例不是为了他，而且也是被他打破了吗？马戛尔尼不得不承认乾隆朝廷的墨守成规；他并不相信中国的僵滞不变。10月3日晚，他收到了病倒在床上的钱德明老神父写给他的一封信，这封信使他的预感得到了证实：“当中国政府不再对一种新的观念感到害怕时，它是会认真加以考虑的。”在此之前，那位耶稣会士坚决劝他动身。
既然是必须，马戛尔尼也就决定离开。他让人给和珅送去一封信，信中指出如果“狮子”号尚未启锚的话，他就等对他的要求作出书面答复后，马上重返“狮子”号。他附上一封给伊拉斯马斯·高厄的信，信中请高厄等着他。否则，他必须经由陆路去广州，因为“印度斯坦”号装载不下整个使团。
这正是和珅所期待的。夜间很晚的时候，钦差前来告诉马戛尔尼，他获准可以告辞，他给伊拉斯马斯爵士的信已以最快的速度送往舟山。皇上出于极大的关怀，为了避免使团在寒季旅行，把出发的日子定为10月7日——即3天之后。
保持警惕
自10月4日早上起——甚至马戛尔尼还不知道他是否要动身和什么时候动身——，信使已在策马加鞭把一份圣旨送往直隶、山东、江南和广州的督抚：“英咭利国贡使瞻勤事竣，于九月初三日起程，由内河水路行走，赴广东澳门。”
朝廷尚未收到长麟10月3日的奏折，里面说英国船仍在定海，并还要在那里停上好几天。他只在10月1日收到一条消息，和珅将它告诉了马戛尔尼：“狮子”号即将出发。看来皇帝预见到要通过内河去广州。只要蛮夷尽快到达澳门！他们以什么方式动身对他来说无关紧要，只要讨厌的使团不惹出乱子就启程就行。长麟从浙江调任两广总督，他将使用一切手段注意使团的行踪。
第四十八章 “我们像小偷似的离去”
（1793年10月5日-7日）
在马戛尔尼的随行人员中，由于那么多的消息都很晚才传到，所以到第二天才爆发出骚动。“有人说我们要在后天动身，”托马斯写道，这天的日记里他其他事一点都没提。丁维提愤怒至极：“10月5日，上午10时，不肯定的情况终止了。使团获悉它在北京的时间还有两天。梦幻破灭了。从科学角度看，这是一次十足的惨败。做的几次实验并不能战胜中国人的偏见。特使曾建议其他的试验：热气球、潜水钟、焰火，然而他的对话者的眼里没有露出丝毫对此感兴趣的神情。”马戛尔尼写道：“事情已经了结。”
如果只限于马戛尔尼和斯当东这两位高级官员的记述，我们感觉不到几乎整个使团表现出的惊讶状态。但是只消读一下安德逊、丁维提、托马斯的记述以及兵弁们写的未发表的日记便能了解英国人的惊慌失措和怒气冲天了。
王大人和乔大人以自负的神气向勋爵透露，皇上指派一位大人物松筠来陪使团。马戛尔尼在热河游览庭院时已见过他；他们相互谈过对俄国的回忆。徵瑞将陪伴使团到天津。王大人和乔大人尚不知他们是否也参加旅行。
选择松筠——他是六位组成内阁的大学士之一——表明押送出境时还给了他们很高的待遇；好像在对你百般凌辱之后以加倍的恩惠来给以赔偿。
10月6日，钦差徵瑞，王大人和乔大人一大早就来“帮助准备工作”。或是为了加速准备工作？他们客气地说：“朝里许多人对使团马上就走表示遗憾”，“可惜使团不能留下更长的时间”！
10月6日小斯当东只记了一件事：“今天，一名士兵死去。”人们以为是在读《女人学堂》。但死的并不是小猫，而是英国的一名军人。又死了一个人。为了这一失败多少人白白地死去！伊兹的葬仪要远在通州举行。
安德逊——更恰当地说库帕斯——冷静地写道：“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
最初阁老同意马戛尔尼的请求，答应增加两天准备时间，后来这两天时间又被取消了，所以准备工作十分仓促。由于和珅想为自己辩护，乾隆已作出决断：“你让使团滞留不归就错了！要让它尽快离开，因为冬天临近，可能影响他们的归程。”
所有的东西必须在白天打包。许多箱子不见了。匆匆忙忙钉上几块木板就算保护国王和王后肖像的箱子了。由于时间仓促，画上的华盖不是卸下，而是扯下来的；因为缺乏包装用品，便把它给了马戛尔尼的仆人。其他东西则成了中国人的掠获物。“他们窃走了大量的酒，我们自己乱成一团，无法防止他们的顺手牵羊。”
他们整夜准备，直至清晨。没有人能睡眠。最后，筋疲力尽的英国人把被偷剩下来的行李装上车。丁维提总结说：“难以描述的混乱。”
最后的召见，最后的凌辱
10月7日。动身那天的早上。但在离开北京前，使团将被朝廷最后一次召见。
礼仪再次成为凌辱，除非凌辱被礼仪所掩饰。召见只不过是顺路停一下。使节中午离开住所。他穿过城市，来到阁老的府邸，后者同“二阁老”福长安，他的哥哥福康安，以及几位大学士一起接见马戛尔尼和斯当东。所有的人都身着朝服。因为要对贡使完成最后两项礼仪：“送交皇帝的礼品”和“送别使团”。
老皇帝拒绝告别时再召见使团。他肉体上并没有在场；但是他还应该再一次光临。和珅用手指着放在一张铺着黄缎的桌子上的两个纸轴：一个是皇帝赐的所有礼品的清单；另一个是皇帝对勋爵提的六个要求的答复。
“我对和珅说，我希望这个答复是有利的；这样它就会多少缓和人们离开皇帝陛下居住地时很自然地产生的遗憾心情。阁老似乎对在这样的场合说出这样一番客气话感到意外。”也许令和珅意外的是英国人竟把第二个纸轴看得比第一个纸轴更重要，因而表明他始终没有明白中国人是如何理解使节这个概念的。
和珅改变了话题，他希望使团的成员在“其逗留期间吃得很好”，希望马戛尔尼对皇帝“亲自选择松筠”陪伴使团去舟山感到满意。“阁老装出一副亲切的笑容，但我觉得福长安和他的兄弟却表现出一副不冷不热的神情。我有理由怀疑朝内的勾心斗角在这些大人物之间引起了分歧。”
从这最后一次召见中，马戛尔尼坚信自己是阴谋的牺牲品。他在圣·詹姆斯宫里时这种事情见得多了！“我是在宫廷长大的，我了解内中的秘密。”他揣测在当时最专制的君主制度国家比在已经实现君主立宪制的国家里这些勾心斗角要更为厉害，他正是后一种国家的一位杰出的官员。
他显然没有错、即使阴谋并不是他失败的唯一原因，但也不会与他的仓促离京无关。梁栋材神父的一封信暗示说：“这些先生和那些只从书本上了解中国的所有外国人一样，他们不了解这个朝廷里的习惯。他们带来的翻译比他们更不了解情况……再加上皇帝年迈，到处都是狡诈、不公正的人，而所有的大人物和宠臣都贪婪地只想收礼和发财。”
使团既然被打发走了，那就不得不上路。钦差大臣，王大人和乔大人，百余名英国贵族、士兵和仆人，一大批中国陪同人员——这些人组成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北京，开始穿越中国的长途跋涉。
队伍出发前，叫来了一名五品官——他帽上镶有一颗白色透明的顶珠。他跪倒在地，保持这一姿势，让人在他背上用宽的黄缎带系上两个纸轴：如果说其中的一个，即礼品的清单在马戛尔尼看来是微不足道的话，那么另一个，即皇帝对他的六个要求的答复则将决定（实际上已经决定了）使团只不过是自尊心受到些损伤，但得到了具体的好处作为补偿；还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五品官跨上马，走在大队人马的前头。马一跑，缎带便飘了起来，轻拂着决定命运的纸轴。马戛尔尼追逐着仍在回避他的答复离开了北京。
第四部分 真正的使命开始
（1793年10月7日－11月11日）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孔子，《论语》
如果一个民族的每个成员都是弱的，这个民族就不可能长期强盛，现在尚未找到把一个由懦夫组成的人民变成一个强大民族的社会形式和政治组织。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第四十九章 迟到的答复
（1793年10月7日-8日）
正统观念能回答一切。
欧内斯特·勒南
告别了和珅，马戛尔尼在获准在通州得到信件之前还有五个小时的路要走，通州是将延续73天的“黄色旅行”的第一站。
人马在作为招待所的寺院前止步，使团在来的路上已在此住过。背着信的官员下了马，跪在勋爵面前，以便卸下皇帝的信件。这样，马戛尔尼只能在远离京城后才能得知信的内容。太远了，已无法对此作出反应，这就像在束手无策的恶梦中一样。
陪同官员们天使般的微笑和带信官员的礼仪绪又一次严厉的拒绝蒙上了一层不现实的光环。中文的原文又使我们看到了神父翻译的拉丁语译本和后来的英文报告都仔细地改得缓和了原来的粗暴语气。这不是阁老对一位特使照会的答复，而是中国君主致英国国王的第二份救书——以此来结束这些讨论。
尔更张定制
“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且天朝统驭万国，一视同仁。即在广东贸易者亦不仅尔英咭利一国。若俱纷纷效尤，以难行之事妄行干渎，岂能曲徇所请。
据尔国使臣称，尔国货船将来或到浙江宁波、珠山及天津收泊交易一节。向来西洋各国前赴天朝地方贸易，俱在澳门设有洋行收发各货，由来已久。其他海口均未设有洋行，亦无通事，不能请晓尔国语言，诸多不便。除广东澳门地方仍准照旧交易外，所有尔使臣恳请向浙江宁波、珠山及直隶天津地方泊船贸易之处皆不可行。”
“对北京货行”和“既无洋行又无通事纯属无用的小海岛”亦一样。六个要求的其余内容通过沉默的方式遭到同样的命运。
“人们向我提出一个问题……”
奇怪的是，敕书不仅拒绝了备忘录中的六个要求，还拒绝了并未提出的第七个要求——就像戴高乐在一次著名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了一个没有人提出来的问题。乾隆拒绝让“英国国教”讲道，何况它“与以前的基督教并不相符”。
英国内阁从未有过这种传布信仰的念头。中国人是否想通过把这一禁令载入将具有法律权威的文件中以做到有备无患？他们是否想采取主动，对这些蛮夷——如法国人、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已经做的那洋——有朝一日会探索的这个领域先关上大门？
一年后，贺清泰神父在写给马戛尔尼勋爵的一封信中，有趣地叙述了中国人是怎么做的。当他正同罗广样神父在城里吃夜宵时，一位官员命令他们立即陪他去圆明园附近的海淀住所。他们不得不抓紧，因为城门就要关了。他们一到，官员就要他们翻译和珅答复马戛尔尼的要求的稿子。但草稿字迹潦草，难以辨认，唯有这位官员能看懂，于是他便逐句念给两位神父听。
当念到关于教会的那段时，两位神父“十分惊讶”，试图使那位官员相信这段可能错了：“英国先生们并没有要求传道，而只是要求为他们的商人开辟商埠。”这位官员固执地不肯改动。这使两位传教士“十分反感”，因为让他们译成拉丁文的那份文件表示：他们在中国“仅仅是为皇帝当差”，并没有允许他们传道。
两位翻译照例缓和措辞的语气，而不敢更改内容，生怕中国人叫第三个传教士检查他们的译文。贺清泰神父料充说：“至于责怪变了宗教，中国人一个世纪以前就知道这事了。再说，英国商人带往广州许多有些猥亵的细密画的钟表。”（从英国自澳门向广州运进“猥亵的细密画”，到从香港秘密传入广州，又被讲究道德的人民中国查禁的黄色录像带，真是一脉相承！）
这两位神父向马戛尔尼作出如此这般的解释，是否想消除对他们会在该事端中起什么作用的猜疑？难道他们不会在应朝廷要求翻译英国备忘录时悄悄塞进第七个要求？他们这样就能趁机厚颜无耻地提出一个他们知道不可能被接受的要求导致中国拒绝，以便长期排除英国国教的可能竞争。这种玩弄权术的设想我认为站不住脚。当马戛尔尼在路上向松筠提出这一问题时，后奏并不否认皇帝的答复超越了国王的要求。特使和大学士的见解不谋而合。
相辰．可以想象以索德超为首的葡萄牙传教士给珅出主意，多余地拒绝对方没有提出的要求，——葡萄牙人的猜疑激发了中国人的猜疑。索德超减轻了和珅的慢性风湿痛。钱德明神父写道：“一个外科大夫通过给人看病，可以比所有其他富有才华的传教士加在一起为我们神圣的教会获得更多的保护人。”
美梦破灭
马戛尔尼接到这份敕书犹如挨了当头一棒。他在启程前曾说：“要使人类的知识更趋完善，要不顾我们天性里的缺陷去建设一个幸福的社会，这就不光需要我们同中华帝国间建立起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关系。”但是，这种乐观的冲动却已被粉碎了。
在中国人眼里，这位启蒙运动时代的人只不过是一个低下的商人，一个蹩脚的传声筒。使团耷拉着脑袋回来了，但使团的荣誉却要求不把难以忍受的拒绝透露出去。敦达斯对马戛尔尼下的指示就像是要求保守秘密的命令：要是朝廷全部拒绝，宁愿它没有存在过。应当不予泄露。
像第一份敕书一样，英国人给予其同胞的第二份敕书也是经过删改的译本。1793年11月9日，马戛尔尼从杭卅给亨利·敦达斯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只谈到两份皇帝敕书：“委派常驻北京大使的要求被拒绝。所有其他问题不加具体说明就被简单地排除，皇帝陛下认为泛泛地尽应对我们的商人优加体恤就够了。”
马戛尔尼美好的梦想破灭了，这是多么令人伤心呀！“这是英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使团，许多人，首先是我，对它的访华满怀着希望，作为该团的使臣，我不能不感到最痛苦的失望。我不能不为失却了最初的前景而感到万分遗憾。”
人们并没有让马戛尔尼长久地沉浸在这沮丧的思考中。当地知府向他指出水位低了，而且每日都在下降。“皇上对您表现出多大的关心啊！他亲自过问让您尽快动身。几天后，这些河流就不能再通航了。”马戛尔尼也许没有完全了解中国，但是这一次他却没有上当受骗：“这位官员也学会了。”对于皇帝的“关心’，他已经吃尽了苦头。
第五十章 一位文人大学士
（1793年10月8日-10日）
沮丧之外，又增添了无聊。通州，都已经见过。船只，也已经见过。然而，马戛尔尼写道：“准备工作还需要好几个小时；但是它们进行得如来时一样认真。”人们感到他下决心要使自己放心，就像一名观察军官食堂的将军。在普通士兵方面，安德逊则不那么热情高涨。还是一片混乱：“没有人能认出自己原来乘的船。行李还扔在岸上，因为缺少足够的苦力把它们搬运上船。在来时对特使给予的照顾此时都已消失不见了。”托马斯补充道：“我们将沿河而下，但这些船只不如来时那么漂亮了。”
丁维提也谈到了仓促混乱的场面。一二船，这位头头就无心再注意周围的事了。
重新找到拒收的马车
码头上出现了一桩怪事：赠给和珅遭到拒绝的那辆马车。它就停在使团下榻的“寺院对面”，“一大群中国人在围着看”。它处境可悲，后来被扔进舱底，经过了中国的各个港口，最终在马德拉斯上岸。这又是一件令人感到耻辱的事。
10月8日，船队解开缆绳。漫长的航行开始了。北方的秋天很干燥；运河和大江的水位大为下降。第二天白天，船只3次搁浅。这就有很好的理由——不仅仅是礼仪方面的——要抓紧动身。
勋爵说，只是到了10月10日下午，“王大人才来告诉我：松筠刚收到皇帝的一封信，他希望告诉我信的内容。过了一会，我见他的船很快向我的船靠拢。”
马戛尔尼上了他的船，感谢这位大官在热河皇家园林里客气的接待。松筠告知马戛尔尼：皇上的诏书责成他保证使团顺利到达舟山，并送使团上船。如果船只已不在舟山，他将陪同使团直至广州。事实上，朝廷刚才终于要求官员如果大船尚未出发，就让它们留在舟山。
随身携带大量书籍旅行的官员
马戛尔尼被吸引住了。人们感到他有些受宠若惊，因为担任内阁成员的六名国务大臣之一竟然劳驾花那么多天时间来陪他。他认为彬彬有礼的松筠同粗暴愚蠢的徵瑞相比有天壤之别。斯当东也对这个“生性谦和”、“为人宽厚”的人赞不绝口。他富有“文学修养”，这可能有助于“根除他的民族偏见”。这是他所遇到的唯一在“旅途中携带大量书籍”的官员。然而，他是鞑靼——蒙古人。他在袍子外面套着一件黄马褂，表现出“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一天，翻译刚要在他面前坐下，立即被他纠正站起来”。
马戛尔尼终于找到一位水平相当的对话者——因为他的话不再会引起什么后果，所以可以自由表达。在马戛尔尼告辞后半个小时，松筠就来回访。谈话又回到他们在俄国期间有过的经验上去了。松筠奇怪马戛尔尼怎么会在俄国呆了3年。马戛尔尼则费了不少力气向他解释欧洲各国的关系是建立在常驻使节的基础上的。
蒙古人又一次向马戛尔尼讲解中国的礼节。中国只有在重大场合才接见外国使节：如一位皇帝的葬礼、加冕或寿辰，一般是40天，超过40天的情况很例外。只有在皇上龙恩大开时，才允许使团的逗留时间大大超过这个礼仪规定的期限。
“他详细地谈起了中国的风俗习惯；他知道这与我国的完全不同。违反了风俗习惯而不危害国家是不可能的。因此，外国人不应当对此介意。”
马戛尔尼趁机向松筠摸底，以了解清廷对自己的印象。他为自己进行认罪辩护。他当时对那么多的事都不知道！他肯定没有像希望的那样讨得皇上和大臣们的喜欢。马戛尔尼想让对方说些恭维话。松筠立即使他放了心。不过，他是这样向主子报告这次谈话的：“奴才传知令该正副贡使至奴才船内，敬谨面宣恩旨。据该正副使俯伏口称：‘我等仰蒙大皇帝格外恩施，因时届冬令，气候渐寒，念我等不服水土，恐河路冻阻，谕令及早回国。我等实在感激不尽。’该贡使等感戴情状出于真切。”我们又掉进了深藏两种真相的井里。
大学士走后，乔大人和王大人两位老搭挡来了。他们又为其君主的宽宏大量唱了一番赞歌：提供了40艘帆船，1000个民工，从8月5日以来，每天花在食品上的费用就达5000两银子。
马戛尔尼折算了一下：“5000两银子，即1500英镑”。他怀疑这么多钱是否真正花在食品上。他记得乔大人说过山东遭受水灾的农民是如何得到赈济。皇帝发放了10万两银子。“第一位官员扣下2万，第二位扣了1万，第三位是5000，以此类推，最后只剩下二万两给了可怜的灾民。”马戛尔尼想：“中国人枉为孔子的信徒，他们在本质上同西方人一样，并具有相同的弱点。”也像今天接受援助的许多民族一样。
拉犁的男男女女
10月1且日，马戛尔尼写道：河水很浅，纤夫拖着船只在河底行走。另外，早晚越来越冷，尽管中午时分依然很热。
我们的旅行家们自北向南穿过中国，见到了各种气候和作物。这里主要种高粱——中国人的大多数烧酒都是用它来酿的，包括茅台酒。小斯当东以其敏锐的眼光进行观察：“10月11日，早上很凉，顶风。我们来时见到的谷子现在都已被收割干净。在这些地里已开始种新的作物。”孩子为之惊叹不已，但这里的集约耕作是同人口过剩连在一起的；他在英国从未见到过这种景象。
高粱是16世纪由埃塞俄比亚经缅甸传入的，它在人口大量增长的中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同一时期，葡萄牙人通过澳门从美洲引进了玉米的和白薯。安南的大米传入福建。这些新的作物扩大了耕地，带来了两季收获，增加了产量。大家忘了美洲的发现和远洋航行给中国带来了也许同欧洲一样多的好处。从16到17世纪，中国的人口似乎从8000万增加到1．6亿，而到乾隆统治时期又翻了一番。“土地处于连续耕种的状态；因此使用最简便的犁耕地就行了。如果土壤很松，男女都可以拉犁。”
灌溉是最为发愁的事。通常打开水闸即可：河流和运河的水位高于地面。但是，水位过低时则出现相反的情况。中国人的无限的耐性就弥补了这一点：“两人面对面地站在两块地上：每个人手里拽着两根绳子，绳子系在一只桶底不透水的水桶上；他们将桶汲满了水，然后将桶像秋千似的晃出去；当晃的力量够大时，水便注入田埂另一边的蓄水池里去了。”
讨人喜欢的松筠
10且12日，同松筠又进行了一次谈话。托马斯写道：“我们登上了将全程陪伴我们的大官的船。他给我们读了一封皇帝的信，其大意是我们在整个旅途中应当受到良好的照顾。”听说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同他的船仍在舟山。对马戛尔尼来说这是个好消息：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有希望收到他10月4日的信。对中国人来说也是个好消息：使团越早上船，他们便越早放心。
还有一个好消息：英国人被允许上岸散步——帆船的速度比人步行还慢。但是，乾隆的命令是明确的：“不令该贡使随从人等上岸，亦不许民人近船观看。”松筠因此承担了违犯圣旨的责任，不过仅仅是允许他们在没有百姓居住的地方。对这种随便违背正式命令的做法，松筠只是在几天后才向皇上报告：“该贡使曾向奴才言及，内河船窄，久坐船内易生疾病，意欲间或登岸随舟行走几步等语。奴才因其所请尚近情理，业已饬知管船员弁只许伊等白日在沿提清静地方偶而随船散步。该贡使人等遵守约束，词色之间颇知感念。”乾隆同意了这个建议。
托马斯记下了这个建议的局限性：“在离天津上游1英里处，我们停了半小时。我们在与一所寺院毗邻的一个小花园里活动一下双腿。”在穿过天津时，英国人又重新被关进了帆船。
马戛尔尼有了信心，便又提起他的使命的“主要宗旨”：“使英国商人得到皇帝的保护和厚待。”
松筠急忙回答说皇上已下令要宽容对待所有在广州的欧洲人。马戛尔尼还想知道得更多一些。英国商人是否能了解皇帝赋予他们的权利？尽管松筠随身携带着大量图书，但他似乎不理解“权利”这个概念。马戛尔尼坚持问道：商人们是否还会不经说明就给课以越来越重的关税？他说：“如果不停止这种敲诈勒索，每年有60艘大货轮驶入广州的英国贸易今后只得放弃。”
松筠答道：“要知道，税率随时要根据情况作些调整。”他承认东京湾和西藏的战争加重了征税。现在战事已经结束：和平应当使税收减轻。
终于进行了一次真正的对话
马戛尔尼在日记中没有写他还谈了英国追求的其他目的：为它的贸易开放新的口岸；拥有第二个澳门。马戛尔尼认为：除了英国自己开辟商埠外，别无出路。而松筠则认为除了为葡萄牙开辟的商埠外，没有其他进入中国的通道。无论是宁波、舟山、天津，还是其他地方都不会允许通商。特使应该去掉一切幻想。
然而，自从马戛尔尼来到中国以后，他第一次感到是在进行一次真正的对话。他可以像一位大使在欧洲某个首都一样花上几个小时同一位国家要人讨论他的事务。
能在好几个星期中接近6位主要大臣之一、乾隆和和珅的日常谈话者，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他现在终于能够谈起他出使的具体目的，而不是听凭别人安排，成为一次表示效忠的低三下四的行为。
错误的“使命”——依中国人之见，即完成礼仪的使命——完全结束了。他可以开始进行实质性的谈判。真正的“使命”——接西方的见解，就是现实的使命——开始了。
第五十一章 天朝文书
（1793年10月11日-15日）
延缓执行圣旨者杖五十。逐日增加，可至杖一百。
《大清律例》
松筠竟迷住了马戛尔尼。特使为在热河和北京时他未作为中间人而直遗憾。勋爵也一度想过：“如果他是在愚弄我呢？”“不会的，他表现出真诚和友谊。他要是不真情实意，那他就是世上头号伪君子。”他必定具有很大的魅力。十几年之后，他当了广州总督，他仍然迷住了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托马斯·斯当东爵士，当时他已长大成人，并称松筠为“好朋友”。
天朝文书表明马戛尔尼对正直的松筠和讨厌的徵瑞所作的区分完全是想象出来的。英国人天真地认为天朝官僚机构是由好人和坏人组成的。好人帮助伦敦的意图的实现，如直隶总督、梁肯堂或大学士松筠；坏人则极力使伦敦的目的实行不了，如钦差徵瑞或福康安将军。然而从他们的奏析看出只有神圣陛下的臣仆，只是分寸不同而已——因为还有“方式方法”的问题……
当西方人在20世纪同极权制国家打交道时，这种幻觉仍然盛行：他们试图不断地从中区分出“鹰派”和“鸽派”。这些政权则维持这种神话。
“十足的伪君子”？如果说不泄露密令就是虚伪的话，松筠确实是个伪君子。他避而不谈他受命在必要对动用军队弹压英国人之事。但是他也奉命“不要稍露形迹，致涉张皇”。要严守秘密：让夷人自我暴露，而自己则什么也不要泄露。
但是最后档案暴露了一切。在读过英国对这些交流的说法后，我们现在来看看中国的说法。先是用套皮头花剑进行的绅士式的细腻的决斗，到10月11日给松筠和有关督抚下达了下面的谕旨：这就是大刀砍杀了。
“原船当在宁海停待调治患病之人。并查出从前该国夷人曾在浙江贸易，现已密行骁谕铺户严行禁止。该贡使等经赴浙江乘坐原船回国，较为简便，较之赴粤可省过半路程。松筠务须会同长麟，妥协办理，勿任借词稍有逗留。
“夷人等欲在宁波置买货物一节，惟当凛遵约束，按例置买茶叶丝斤。长麟查出从前乾隆二十一年该国夷商曾至宁波贸易拖欠铺户银1.5万余两末偿，已密谕铺户等以前事为鉴，毋庸与之交易，借可杜勾引之弊。此事向未闻之，长麟所查甚为周细。
“若该贡使等向松筠恳请置买物件，当谕以尔等夷船现在宁波停泊，已准就近酌买茶叶丝斤，其沿途经过地方不得再行买物，致违天朝体制。
“浙江人郭姓从前曾经勾结夷商，今已病故，伊子郭极观已经严行管住。著即派要员伴送由别路进京备询，不必全带刑具。”
还算运气。可怜的郭。
皇帝与奴才的对话
松筠10月13日从天津回复这个诏书时详细叙述了前一天他与马戛尔尼的谈话内容——英国人认为这次谈话非常鼓舞人心。他的陈情书将在15日被荣幸地加上未批。
“该正副贡使免冠屈膝恭聆恩旨。口称我等曾于何地上船放洋事踌躇再三……令蒙传旨知浙江留船俱未开行，我等寔感激不尽。
“该贡使出至舱外，复转入舟中向奴才述称：“我等意欲沿途经过镇市买些物件。”该夷使贪冒成性。
——小器可笑，朱批写道。
“奴才当即遵旨，谕以内河经过地方，天朝体制，此等处贸易商人向不与外国交易。
——所阻止甚当，乾隆批示。
“该贡使听闻之下点首凛遵尚知感畏。奴才经过各处时亦总不令该贡使随从人等上岸，亦不许民人近船观看。
——好，圣上指出。
“奴才到浙会晤长麟即催令放洋回国。不令与牙行铺户人等经手，致启奸商勾结之事。
——甚是！不可姑息，皇帝强调。”
这不是一份报告，而是给皇上的一面镜子。乾隆喜欢在其中见到自己的形象。与此同时，还有奏折呈给皇上。一份来自广州，出自巡抚郭世勋之手，送到北京时是10月底：“一得该贡使等到境消息，即派拨文武大员多带员弁兵丁列营站队，旗帜甲仗务令严整以壮观瞻。夷人性情诡橘，难以深信。侯其到粤时，如有妄行渎请之事，当严加驳饬。”
第二份是两江总督长麟的奏折，它将于18日送到北京：“江南境内营讯墩台已饬预备整肃，足壮观瞻。臣复密札经过所属道府将备不动声色，严肃弹压，俾该贡使知所畏慑，不敢少有逗留。臣仍遵旨不与该贡使接见。”
为了驱逐这些讨厌的人，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在巴黎，办事更为迅速。玛丽——安托万内特的案子10月10日开始审理。而16日她就上了断头台。
第五十二章 劳动和日常生活
（1793年10月17日－18日）
四民之中，惟农最苦……水旱、霜雹、蝗蜮间为之灾，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已有。
司马光，11世纪
10月13日，当英国人回到天津时，比去的时候吸引了更多的人。他们挤在河的两岸。霍姆斯估计有200万人。使它感到惊讶的是一个手持鞭子的土兵，甚至只要见到官员就可为使团开出一条路来。“中国百姓一声不吭，便让出一条通道。他们习惯于这样完全顺从，稍有违抗就会即刻遭受十分严厉的惩罚，所以他们从来不敢进行任何抵抗。”
丰盛的食品摆放在丝绸和锦缎的桌布上。它们很快就被搬到船上。进城后不到3小时，船队就又重新出发了。
两头母牛和英国茶
途中，一只帆船里上了两位不速之客——两头母牛。在中国，除了鞑靼地区外，牛奶仅用来哺乳牛犊。然而英国人却喜欢在他们的茶杯中倒上少量的奶。他们现在有鲜奶了。
在被粗暴地撵走后，如此的体贴使马戛尔尼陷入了沉思。“难道这正是因为他们想让我们空手而归？”这一时的清醒并没有持续多久：“他许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希望转变态度？”松筠显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出了天津，船队避开他们来时走的左边那条河流；他们取南边一条更大的河道，即把收获的粮食作为贡赋运至皇帝粮仓的“运输之河”，这条河也叫“御河”，它是雄伟壮观的南北交通要道、统一中国的大动脉大运河的第一段。
10月16日，小斯当东写道：“该地种满了树木，村庄点缀其间。河流蜿蜒曲折。两岸呈坡面形以防水灾，由于地面比河面低，水灾还是经常发生。”天文学家写得更为具体：“河流蜿蜒曲折有时绕成一个完整的圆圈；由于水运非常繁忙，船只给人以漂在陆地上并通向四面八方的奇特印象。”
由于水流湍急，每条船20来名纤夫还得使出很大的劲。河岸逐渐增高，绿树成荫，煞是好看。村庄秀丽如画，田园规划整齐。每隔三四英里便有一条小运河通向内地。
岸边有兵士列队欢迎英国人：“兵站之间仅隔数英里。他们保护来往客商免遭盗匪的袭击。”这是一连串兵站中的头几个。事实上，盗匪的历史同中国的历史一样悠久。我们的一位传教士说：“偷盗行为很多，但是很少发生为掠物而杀人的事。”巴罗说“有时大群盗匪威胁到人口稠密的城市”。根据传统的说法，冬季不利远行，因为沿路盗贼猖撅。而有了兵站，盗贼就得谨慎行事。
朝廷惊慌
英国人试图从甲板上捕获有意义的景象，以逐渐构成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他们的观察随着纤夫缓慢的速度而移动。在此期间，中国的官僚系统却忙碌不停，信使策马加鞭，文书往返不断。皇帝激励高级官员提高警觉，后者则回答：“时刻准备着！”
这就是10月15日的情况。使团由松筠引导过了天津，溯御河而上。在舟山群岛，5艘英国船只仍然停泊在定海。但是，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由于得不到马戛尔尼的消息——他尚未收到10月4日的信——将于第二天动身。在北京，无论是皇帝还是和珅，就像在帆船上的松筠和使团一样，对此都一无所知。
在舟山隶属的宁波府，新巡抚吉庆刚一上任便忙碌起来。他的前任长麟已经上路奔赴广州担任新职，但突然又中途折回：乾隆要他回到浙江帮助松筠和吉庆监视使团在舟山启程。
10月15日这天，皇帝向官员又下达了新的指示。要不断保持压力。他在拿破仑之前就笃信“最有用的修辞法就是重复”，他不厌其烦地重复他的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