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曾接大将军奏及，尔国王遣使前赴卫藏投禀，有劝令廓尔喀投顺之语。其时大功业已告成，并未烦尔国兵力。今尔国王表文内，以此事在从前贡使起身之后，未及奏明，想未详悉始末。但尔国王能知大义，恭顺天朝，深堪嘉尚。”
这是老皇上所签发的最后一份诏书：他第二天就按1794年秋天在一份庄严的诏书里所宣布的那样逊位了：
“明岁正届六十年……朕则春秋二十有五，始即位诞膺大宝，迄今八旬开四，康强逢吉，五代同堂……朕于感荷之余，弥深兢业……六十年元旦日食，上元月食……上天垂象，理修省……日月薄蚀，缠度本属有定，数千百年后皆可推算而得……但元旦上元，适值日月亏蚀，实为昊穹示儆之景……明年元旦……不御殿，不受朝贺。”
国家的迷信：在中国的舞台上换了演员。但他们演的还是同一出戏。而对蛮族来说，在这出戏里也有一个下跪的角色可演。
嘉庆是乾隆五子，他仪表出众，性情温顺，所以博得了父皇的欢心。但从乾隆禅位至1799年老皇上驾崩，他只是表面上得到了值得炫耀的权力。是否从这时起嘉庆就对礼节有了一种病态的爱好呢？或这只是因为缺乏权威而使用的保护自己的武器呢？宫廷生活很快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狂热气氛。
帝国遭受了种种危机。沿海盗贼横行。白莲教农民起义后又发生了天理教农足起义。闻所未闻的是起义者甚至在宫中找到内应，1813年攻入宫中威胁到皇帝的生命安全。
更为闻所未闻的是英吉利蛮族竟说要在中国土地上站稳脚跟。以阻止法国人———他们刚侵占了葡萄牙－－占领澳门为理由，海军司令德鲁里率当加拉舰队在1808年9月在华人与葡人居民一片嘲骂声中占领了该城。北京作出了强有力的反应，组织了封锁，发出了最后通牒。澳门窒息了：英国人退出了该城。一次无谓的行动吗？比无谓要来得更坏：中国人认为英国人丢了面子；实际上他们使中国人害怕。他们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广州的商业也受到大大小小的冲突的影响，进行得很不顺利。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处在骄傲的自我封闭状态之中。在事实上是这样，在思想上更是这样。
胜者的使团
而战胜了拿破仑后，英国人具有振兴商业的手段和需要。他们想再一次试试高峰外交的运气，23年的战争不就证明了马戛尔尼奉命去证实的一点：他们的国家是西方第一强国吗？英国内阁向北京宣告法兰西帝国的崩溃。他们得到的回答表明对方毫不在意：“尔国远隔重洋……但尔国王能知大义，恭顺天朝，深堪嘉尚。”
怎样才能打破把马戛尔尼拒之门外的那种傲慢的孤立状态呢？英国决定派一个新使团，由贵族院议员、蒙得利尔战役胜利者的侄子和继承人威廉·皮德·阿美士德率领。他不如马戛尔尼经验丰富；但可让最有能力的专家托马斯·斯当东当他的副手，后者从孩提时起就一直在学习中国的语言。历史和种种奥秘。再说他已在那里取得了成就！他已是广州的特别委员会——东印度公司执行机构——的主席。他熟知天朝的一切，从未被它所迷惑。可能他在设法为小时自己从事的流了产的事业报仇。
中国人怕他。当北京获悉他将担任副使，就强硬地提出让他留在广州。他回答说他的国王让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中国人接受了，但从此他们就提高了警惕。
然而，斯当东同意东印度公司的谨慎态度。同马戛尔尼时一样，它也没有在使团中起突出的作用。年初，一份详尽的报告就寄到了伦敦：“自从1813年的弑君阴谋以来，中国政府变得易怒和脆弱了。它比任何时候都不愿接见外国人，哪怕只是去表示敬意的外国人。如果某项活动只要略为带点儿指责，就肯定会失败。”要在广州与北京之间固定的联系吗？往北再开放第二个港口吗？斯当东在一个按语里写道：“这两点前一个使团提出时已遭拒绝，这次处理时应该特别小心。”
1816年2月8日，阿美士德勋爵登上了一艘名叫“阿尔赛斯特”的战舰，他的旅程只有马戛尔尼的一半，于6月底到达中国海，在那里同斯当东和使团里的其他“广州人”会合。“几天之后，矫揉造作而语气傲慢的”允许向北直隶湾启航的命令下达了。
叩头或不叩头？
7月28日他们到达北直隶。马上就提出了叩头（在日用英语里既是名词，又是动词）的问题。阿美士德勋爵并无成见、他的顾问却意见分歧。使团的第三把手埃利斯认为叩头只是无关大局的形式。斯当东则持相反的意见。到达天津的第二天，他坚持要把他的主张记入给勋爵的一份报告里：“哪怕会导致使命的失败，也完全不应该同意叩头。荷兰的经验不正说明了接受这种羞辱也还是无济于事吗？”
英国的内阁则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派人去北京是为了设法获得某种东西；叩不叩头则要看从中能得到什么好处。东印度公司的领导则建议到广州后再定：既然要让人更尊重英国的荣誉，那就不应该一开始就玷污它。
阿美士德之所以决定拒绝叩头，是因为他很快发觉他的使命是一场力量的较量。陪随使团的中国官员8月4日一上“阿尔赛斯特”号战舰就冷若冰霜。其中一位叫苏楞额，1793年在广州当过海关监督。无论提什么要求，都得不到满足，甚至得不到答复。他们对摄政王的信非常反感，把它退回给使臣，因为信竟以“陛下，我的兄弟……”开头。
阿美士德紧抓住马戛尔尼的先例不放。而中国官员发誓说他们亲眼见到马戛尔尼行了叩头礼。嘉庆的一道诏书上也这样说：“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
在天津，一张供桌上铺着黄绸，点着香。中国人在前面跪下。阿美士德仍然站着，慢慢地脱帽鞠躬。这奇怪的礼节后举行宴请，英国人也得盘腿而坐。中国官员不加掩饰地表示蛮族不会这样坐：不能让他们带着野蛮的样子去见皇上。阿美士德和他的随从答应下跪。马上中国官员请他表演一番。他拒绝了。斯当东想起了孩子的作用，建议让当扈从的阿美士德勋爵的侄子来表演。
过了天津，又从另一方面来施加压力：使臣的随从人员太多了。然而这次只有75人，而马戛尔尼却有95人。但禁令是皇上自己下的。托马斯·斯当东报告说：“上谕是用朱笔批的。”中国官员提出遣返乐师。但已不可能！因为船又出海了。强烈的不满。于是又提出了叩头的问题。中国官员说：皇上不容许任何违巨礼仪的行为。阿美士德又采取了马戛尔尼的办法，提出由一位同他级别一样的中国官员在摄政王的像前叩头，同时他也向嘉庆叩头；或者让未来准备派到英国的中国使节向摄政王陛下叩头，中国人怒不可遏。阿美士德勋爵最后回答他可以下跪三次，每次俯首三次——这是托马斯见到他的主人在1793年所施的“得体的礼”。阿美士德拒绝作进一步的让步。
在使团行进的路上，中国人又纠缠不休。有一次下起倾盆大雨，他们竟不让英国人坐轿子，说是“京城近在咫尺，坐轿子会损害皇上的尊严”。三位俄国传教士要求会见使团，他们也被撵走了。接着，他们又揭发东印度公司的两位专员斯当东和埃利斯，说他们是“商人”，没有资格觐见皇上。最后，又传出一条谣言：正在起草的一份诏书，说要驱逐使团。一位中国官员拿出一份宫内文件的抄本，肯定马戛尔尼勋爵行了叩头礼。
而嘉庆自己在8月25日的圣旨里却说：“朕以远国小巨，未娴仪度，可以矜恕。”而只要“尽可能做好”就行。他手下的人极力巴结。正是由于这种热情，天朝的行政权力才摆脱了它的主子的控制。
皇上最后把自己的皇舅国公和世泰派来伴同阿美士德。和世泰接见英使臣时态度冷淡，不请他坐下；在谈到马戛尔尼所施的礼节时反驳说：在乾隆年间发生的事在嘉庆年间不再适用。国公怒气冲冲地说：三跪九叩礼一定要行全，否则使团将被赶出去。“嘉庆乃天下之君，世人皆应敬之。”
暴行
队伍在8月28至29日的夜里到达北京：一切都未事先商定。英国人又脏又累，困惑不解。
中国人让他们直接去紫禁城，几乎已是午夜了。英使要求把他们先带回住处。中国人闪烁其词：国公将要来。阴谋的迹象：在这不适当的时间，高级官员和亲王身穿朝服都来了。戏剧性的情节：“接见提前了；它将马上进行；只有使臣、两位专员和翻译马礼逊可进去。”和世泰突然来到；他劝阿美士德屈从同意叩头。
那时发生了一场令人目瞪口呆的争吵，一群中国官员扑向来者强把他们拉去见皇上。有人推他们；有人硬拽着他们的胳膊往前拉；到处喊成一片。阿美士德抵挡着，借口疲劳、衣冠不整、时间太晚，抗议对使节动武；他说他拒绝叩头，最后要求大家走开。他的抵抗被汇报上去，龙颜大怒，要他立刻离京。就在当夜，使团就不得不走上归途。
无法说的是一个蛮族的使臣竟拒绝叩头。连使臣会有这种念头这一点也说不出口。官方的说法找了另一个把他们赶走的理由。这份诏书是为档案馆写的，供后世了解情况：
朕传旨开殿，召见来使。和世泰初次奏称不能快走，俟至门时再请。二次奏称正使病泄，少缓片刻。三次奏称正使病倒，不能进见：即谕以正使回寓赏医调治，今副使进见。四次奏称副使俱病，俟正使痊愈后，一同进见。中国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是以降旨逐其使臣回国，不治重罪。
准是怕英国人报复才这样做。应该纠正违背礼仪的事。只有无知的夷人才会犯错误。现在把他驱逐出去，但皇恩浩荡，并没有给他们别的惩罚。
相反，国公却受到了处分，是他让皇上遭到了羞辱。随同的官员被革职查办。按习惯做法，谁出了不好的建议就要付出代价：仆人哪能超越主子的意志？这是事后让英国人感到满足的做法。
撤出中国
去的路途很艰苦；归途更是遭了殃：路的情况、中国人经常不知趣、陪同人员公然表示出敌意。甚至发现有人下令让乞丐坐在队伍经过的路上。埃利斯说这些人“到处乱钻，脏不可耐，处于半野蛮状态，身上带臭蒜味，挤着坐在又脏又破的床单上。”
他们走的几乎是马戛尔尼的原路，但主要是走陆路。他们比1793年更感到中国人态度傲慢并无法表现自己国家的强盛。微笑政策被斥骂政策所替代。这次“撤出中国”整整花了4个月零8天。
皇帝给摄政王的信在广州按习惯的隆重方式交给了使团，但并没有开辟新的前景：“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如称问化也。俾尔永遵，故兹敕谕。”
然而同1794年一样，因为担心产生不良后果，中国人颁布了几个有利于欧洲人经商的地方性法规。埃利斯写道：在黄埔，“阿尔赛斯特号船员高呼三声乌拉，这使使团的所有成员都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在澳门，奇怪的是两广总督让他的部队跨过了隔离半岛的工事，中国士兵竟在1817年1月28日来欢送勋爵动身。
另一个安慰的举动来自特别委员会，就是说来自主张保持尊严的斯当东：“阁下受到的待遇和对方中止谈判的蛮横态度令我们也感受到侮辱。但我们要为后来发出的上谕向大人表示祝贺。这些谕旨表现了后悔之意，一位专制君主能这样完全是出乎意料的事。”他在信的结尾处又说明了自己的主张：在中国，“屈服只能导致耻辱，而只要捍卫的立场是合理的，态度坚决却可以取胜”。
这样的语言，我们在23年后鸦片战争前又将在同一位托马斯·斯当东的嘴里听到。
第八十五章 圣赫勒拿岛上战俘的忠告
（1817年6－7月）
在归程中，阿美士德在圣赫勒拿岛停泊。同马戛尔尼一样，但在两次遣使期间，岛上多了一位不朽的人。
1817年3月，拿破仑就得知使团将要到达。这一消息在他身上又产生了早就存在的对东方的幻想，中国在其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他生性对一切都好奇，8年以前，即1809年，就决定要出版一本中－法－拉丁文词汇。他委托编写这本词典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在广州的观察员、刚出版了《北京之行》一书的路易－克雷蒂安·德·吉涅。
他也没有忘了1811年勒努阿尔·德·桑德－克鲁瓦给他的一篇文章。作者在4年的旅行途中到过广州，在那里遇见了托马斯·斯当东。在文中他建议派一个使团到北京，以“重振法国革命前在那里享有的威信”。使团应“让中国人了解陛下的丰功伟绩；提出不让英国人在中国经商；因为中国政府蔑视经商的民族，使团要由军人和学者组成，这样便能受到较好的接待。”桑德－克鲁瓦说明：俄国使团未被接见乃是因为他们在礼仪上有不恰当的要求。法国使团应经西伯利亚到达北京：考虑到大陆封锁，沙皇不会拒绝他们通过。第二年夏天，不是一个使团，而是帝国的大军进入了俄国。
拿破仑猜到英使会要求见见自己这头被俘的老鹰。他用了3个月来准备这次访问。他读了——或重读了——马戛尔尼使团的纪实。
阿美士德写道：“我很想去长林波拿巴的寓所表示我的敬意。”根据英国习惯，他一直称囚徒为波拿巴；当他用“皇帝”一词时，总是出自拿破它的伙伴嘴里并加上了着重号，像是要强调用得不合时宜。
两位奇人见面了。阿美士德对一位震撼了欧洲的人感到好奇。拿破仑则对某天会让世界震撼的国家感到好奇。
囚徒很快就会养成自言自语的习惯。在接见阿美士德之前，拿破仑已经对中国有了某种看法；他不断地对他的流放伙伴谈起：他梦想天朝压压英国的傲气，替他报仇。从滑铁卢以来才过去了两年零十天——这天是1817年6月28日。拿破仑在寻找纳方西斯之路。而英国人对被他们打垮的这位科西嘉将军的全球性复仇愿望是否在乎呢？
法国皇帝与中国皇帝，并肩战斗
从1817年3月起，拿破仑就怪英国内阁未让阿美士德服从所去国家的习俗——“要么就干脆不派他去那里。”“不管一国的习俗如何，只要该国政府的主要人物都遵守它，外国人入乡随俗就不算丢脸。在意大利，您吻教皇的骡子，但这并不视为卑躬屈膝。阿美士德好像中国最高官员一样对皇帝施礼一点也不会有损名誉。”他指责奥米拉说：“你说他准备像向自己国王那样向皇帝行礼，但你怎么能要求中国人服从英国的礼节呢！”
为了使他的推理更为明确，拿破仑甚至用了粗俗的说法：如果英国的习俗不是吻国王的手，而是吻他的屁股，是否也要中国皇帝脱裤子呢？”拿破仑一面说一面做动作——并同奥米拉一起哈哈大笑。
当他们由衷地开心了一阵后，拿破仑又说：“如果我要派使节去中国，我就命令他先向中国最高官员打听在皇帝面前应施的礼，如果中国人提出，就让他服从中国的礼节。你们（指英国人）可能因为干这种蠢事而失去中国的友谊以及许多商业上的利益。”在阿美士德抵达前3个月他就这样说了。
复多勃里昂说：“拿破仑在阿美士德勋爵从中国出使回来时答应接见他……波拿巴不露声色；他的头部就像一尊大理石的雕像，上面的白色因为时间的久远而略微有些发黄。这种表面的平静使人认为他的才华之光已荡然无存。他话说得很慢。有时他目光灼灼，但这种光彩稍纵即逝。”
我们有许多真正的见证而不必拘泥于这位所谓证人的叙述，哪怕他十分有名。《墓畔回忆录》没有说到，但英国的旅游者记录的都是：法国皇帝已被废黜，却像全盛时的中国皇帝一样注意礼仪，勋爵不得不承认被拿破仑接见同被嘉庆接见一样困难，
他先是遇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圣赫勒拿岛的总督赫德森·罗韦说要陪他同住。拿破仑派人告诉他：要是这样，他就不接见英使。皇帝宁愿放弃一次他期待已久的会见而不愿让这位他恨之入骨的看守闯入他的住宅。赫德森·罗韦希望阿美士德出自对他的尊重会放弃这次接见。事实并非如此。
这次会见的安排十分细致。阿美士德说：“6月29日星期天，我在拓殖府接待了来访的贝特朗伯爵。他告诉我皇帝脸部有病还没有好，但他很想在我动身之前见到我（如果这可能的话）。我可以第二天派人去‘长林’，那时可以作出最后的答复。”“果真星期一来了回答。贝特朗伯爵邀请我和随同我的各位先生第二天三、四点钟之间去见皇帝。”
在会谈时，阿美士德观察了关押囚徒的环境。他很惊讶拿破仑会有这么大的地方。足足可以跑马12英里，而且没有任何英国官员的监督。“波拿巴抱怨他被幽禁而无法活动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啊！如果广州的英国商人和官员能享受同样的自由，他们就会把旅居地视为天堂！那就毫无必要派一个使团来为他们争取这些条件了。
使团的医生克拉克·阿贝尔写道：“接待仪式很庄重。一位穿着拿破仑家制服的男仆像当年显赫时那样站在门前，像是反映逝去的荣耀的幻影。我们由贝特朗领着，受到蒙托隆的欢迎；阿美士德勋爵马上被领进去见波拿巴。一小时后，轮到埃利斯进去；又过了半小时，使臣的全体随从人员也进去了。”
“我们在他身边围成圆圈，他走来走去，根据我们的专长和在使团中的地位一个个地询问。显然他想取悦大家，而且相当成功。但如果在离开该岛前不知道他事先已让人把使团成员的情况提供他研究的话，我们长时间都会认为他是想在我们每人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说话艺术。”
阿美士德勋爵单独会见时没有任何别人参加，除了他本人外也没有人介绍过。下面是他说的情况：
“我面前就是这位非凡的人。他上身穿一件绿色礼服，下面是一条白裤子，腿上是丝绸的袜子和带结的鞋子。胳膊下夹着一顶三角帽。胸前佩戴着荣誉军团的勋章。以前我见过有画把他画得有些虚胖；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他有些肥胖，脖子很短；但四肢很匀称，我认为他还能经常进行锻炼。他的目光冷酷敏锐，他说话就活跃起来。谈话主要涉及四个主题：我的经历、中国、在岛上他受到的待遇以及欧洲政治。”
拿破仑教训英国人
谈到中国时，皇帝没有批评阿美士德的做法：“他问到我在北京的情况，打听了鞑靼的礼节。但他并没有像我准备的那样就我屈从的可能性发表任何意见……后来他问我在中国旅行的情况。关于他自己在岛上的命运，他不愿使我们为难，我已经要就使命的失败向政府作出汇报，如再要我额外带口信就太过分了……接着他让人请埃利斯进来……其余的随从人员很快也进入了大厅……他对每人都说话，包括我的侄儿杰弗。他觉得他脸蛋漂亮（原文为法语），问了问他从中国旅行后带些什么东西回家。
阿美士德原来准备拿破仑会教训他不该拒绝叩头。确实，提供他情况的英国人——从奥米拉开始，还有了解一切的赫德森·罗韦——非常清楚地把这点告诉了他。为什么拿破仑没有对英使说这早已在他的亲信面前重复了多次的话呢？可能是他认为英使已因为使命失败而蒙受了耻辱，所以不愿再使他丢脸。他很了解人，他不怀疑阿美士德已经几乎一字不差地听到了他说的话。这样加上一种体贴的姿态，反倒给英使就国际关系中的教养问题上了一课。
拿破仑对这问题十分重视，在阿美士德勋爵走了几星期之后，他还向奥米拉充分地说了自己的看法：“你们的大臣预见到在礼节问题上会遇到困难；所以在派阿美士德去那里前就同意他尊重当地的做法。似乎他自己也认为应该按当地的习惯做。他是听从了不正确的意见而拒绝这样做的。”
拿破仑除了从阿美士德说自己外还能从谁处了解到这些详情呢？阿美士德事后是否就同他的副手托马斯·斯当东分道扬镳了呢？但也许他只是自己想当然地去理解英使的话。5年之后，阿美士德给托马斯·斯当东写信说：“我在任何时候，即使在内心深处也没有为听从了您的意见而后悔。您不可能为您预言的实现而比我更为满意了。”
拿破仑把他的批评提高为理论：“把使臣等同于他们君主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由他们签署的协定如无派遣他们的当局批准就不算有效。任何君主从来也不会把使臣当作与他地位平等的人。”“外交官拒绝叩头就是对皇帝不敬。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提出中国国君答应如派使节去英国也要他叩头！中国人拒绝得对。一位中国的使节到伦敦应该向国王施英国大臣或嘉德骑士勋章得主一样的礼。你们使节的要求完全是荒谬的。”
他用专断的语气总结说：“被派到土耳其的勋爵在受苏丹召见时难道可以不穿要求的皮里长袍吗？……一切有理智的英国人应该把拒绝叩头看成是不可原谅的事。”
拿破仑说话的口气就像天子的圣旨。他仔细阅读了马戛尔尼使团的记实，认真地听了阿美士德的介绍。但他对叩头的看法准确吗？只是礼节要求的屈屈膝盖？他忘了它意味着只有一位皇帝，其他君主都是他的诸侯：对这些诸侯，中央王国的达官贵人是毋需叩头的。当然，在传统的中国，叩头是常行的礼节：士兵见了军官，商人见了县令，儿子见了父亲，一家人在死者面前都要叩头。这只仅仅表示尊敬而已。直至今日，尽管“解放”、“反孔”和其他的文化革命，孩子在春节时还给祖父母叩头。但，叩头是表示中国等级时专用的——还是代表天意捍卫等级的人专用的。它并不是无关紧要只表示敬意的一种姿态，而是小国对大国臣服的确认。我们是否要让自己纠缠到天上的等级制度里去呢？
主张和平的拿破仑对征战者
这就是昔日的教训。对未来则是：“你们说可以用舰队来吓唬中国人，接着强迫中国官员遵守欧洲的礼节？真是疯了！如果你们想刺激一个具有两亿人口的民族拿起武器，你们真是考虑不周。”
拿破仑很实际，他指出另一条道路是通畅的，特别是对他所说的英国这个“小店主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如果当时付给中国最大的官员100万法郎，一切就可解决了。这个使团并不能影响国家的荣誉。应该把它当作一笔商业交易，而不是当作与国家利益直接有关的事情。”
一笔商业交易不直接影响国家利益。只有名誉问题才要紧。不应该把名誉混在一桩商业交易之中。拿破仑真是典型的法国人！他的侄子——称作三世的那位——得到立法议会的支持。为了一封被俾斯麦故意巧妙地篡改了的信件向普鲁士宣了战。但国际贸易却在法国境外发达起来。
拿破仑对在伦敦广为传播的、用武力为英国商业打开中国大门的意见十分恼怒：“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将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可能你们开始会成功，你们会夺取地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商业。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然后说：建造船只，用火炮把它们装备起来，使我们同他们一样强大。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从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然后把你们战败。”
后来日本人就是这么推理的，而不是中国人。为什么他们违背了拿破仑寄托在他们身上的希望呢？为什么他们至今尚未证明他可能说过的预言：“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将为之震撼”呢？
当英使羞愧地返回英国时，拿破仑倒成了和平的捍卫者。他比任何人都明白人们会多么沉醉于武器交锋的声音之中。马戛尔尼曾经庄重地总结说：“我们现时的利益，我们的良知和我们的人性禁止我们去考虑派兵远征中国，除非我们绝对肯定我们的忍耐没有用。”
这种耐心又一次失败了。不耐烦的拿破仑主张更多的耐心，骄傲的拿破仑宣扬卑躬屈膝。出自他的口中，这一教训完全是反其道而用之，所以无法被人接受。阿美士德返回伦敦时还在反复回味着自己遭到的挫折。外交官将不会再遭到第三次失败。应由军人来说话了。
第八十六章 鸦片换茶
（1817年－1840年）
介于外交官可怜地撤出和军人胜利进军之间的是鸦片商的阴险渗透。外交官试图打开中国的大门，但失败了。毒品走私者却从后院进来，一旦到了里面，他们就四通八达了。
开始时，他们追求的目标并不大：填补西方贸易的逆差。中国出口了大量的茶，但什么也不愿买。乾隆不是说过中国什么都不要吗？英国走私者却在中国人中创造了一种需求：一种像茶对欧洲人那样无关紧要的需求，但却不是那样无害了。私下进口鸦片补偿了官方出口的茶。
鸦片毁了中国。它又摧残了个人。它的地下交易破坏了中国的制度，同时它又破坏了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垄断。
从1813年至1833年，中国的茶叶出口只翻了一番，但它进口的鸦片却是原来的4倍。钱从中国流出以支付腐蚀它的毒药。两条互不通气的线路：皇帝积累卖茶的收入；中国人输出货币以换取毒品。帝国动摇了；鸦片起了作用。当局知道这问题。
1820年，广州总督终于向这一交易开刀了。为什么那么晚呢？可能他以现金或鸦片的方式从中提过成……他下令逮捕了中国的零售商。交易却在远离中国官方耳目的伶仃洋进行得更为兴旺。货物在那里安全地卸下。但总还要从广州转口，因此还要贿赂中国官员。
从1820年起，市场迅速发展：葡萄牙人与英国人之间，还有同“私人”的竞争使烟价下跌；需求量也在增加。一位经销人说：“鸦片就是黄金，我随时随地都出售。”
1832年，最富有的英国“私商”查顿（后来设在香港，现在设在百慕大和新加坡的世界最大的一家贸易公司的创始人）往北去试试运气。他的沿海船速度快，武器好，在福建和浙江沿海隐蔽的小湾里直接出售毒品，他找到了新的顾主。销售额迅速上升了。
马戛尔尼访华后40年，仍是外国的唯一对话者的两广总督在1833年质问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国王，并提出了……人权问题：“我在本国禁烟，为何让奸商趋利而害我国民？”这样，这位文官要求一视同仁地对待英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如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读了都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
稍后，御使袁玉麟给道光的奏折中流露了这种不安：“自天朝之始，当未遭此大患。此毒毁民理智，损其肌肤；如爱之伤我心腑毁我家园。”刘鄂则写道：“我吃烟的朋友很多，如求他上瘾吃的一个也没有，都是消遣消遣，就消遣进去了。”
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失败之处，走私者却成功了。说他们走私，这只是表面现象。英国在支持他们。当然不是全国；为了国家的名誉，部分舆论表示了异议：“一些人躺着，神色颓唐，脸上露出一丝傻笑。”回答则是：英国商业实行的最高社会准则：个人努力、自由经营；而鸦片则是它的关键。这足以使人停止谈论所有顾虑了。
一向十分谨慎的广州遴选委员会竟这样写：“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两个使团的失败会强烈地促使我们懂得通过谈判在中国得不到什么东西。”战争就成了以其他方式表现的外交的继续。“中国老百姓受到官吏的压迫，苛捐杂税的盘剥，甚至会赞成用武力的方式来消灭束缚贸易的官僚制度。商务开放就意味着中央王国的灭亡。”外国可按中国人的利益发动对华战争。
正处于鼎盛时期的英国人被濒于灭亡还死要面子的龙的要求激怒了，他们把毒品交易、争取自由的战斗、国家荣誉混为一谈，发动了一部强大的战争机器来反对满清帝国的最后势力。
鸦片侵害了中国的文明：由它激起的这场战争会让中国人相信西方人不是蛮族吗？鸦片使中国人沉睡：以它名义发动的这场战争是否会把中国人唤醒呢？
角逐前的良心
1832年，胡夏米船长负有秘密任务清查马戛尔尼使团在1793年至1794年间观察的中国海防情况是否有效。一群作战用的帆船突然包围了“阿美士德”号三桅战舰，战舰把这些帆船都赶跑了。英国海军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本地全体海军船只不能阻止一艘商船进口。”胡夏米也发现“最好的港口——厦门、宁波——也总是只受到微不足道的炮的掩护，根本无法阻止敌人接近。”中国人的军事组织并未改变，海上入侵对他们来说仍是不可思议的事。皇帝有着10万满人组成的大军用来粉碎内部叛乱。沿海只有当地民兵和一些小堡垒：只够击退海盗的窜犯。
1833年，伦敦废除了东印度公司的专卖权，任命了一名驻广州的英国商务“总监”，并向两广总督派了一名驻广州的外交代表，好像马戛尔尼没有遭到拒绝而得到了他所要求的东西。
内皮尔勋爵在1834年7月抵达广州，他的国书未被接受，并得到撤往澳门的命令。他拒绝了，总督让人封锁英国人。内皮尔开了枪。最后他只得往澳门避难，后得疟疾死在那里。
中国人更坚信西方人是些长驻的人质和“纸老虎”。英国人开始理解马戛尔尼说的“如果忍耐失败的话”，没有一个像样的战争机制“就无法改变任何事情”。马戛尔尼是对的。然而还是准备再忍耐一下，要派第三个使团去北京。这次由托马斯·斯当东率领。后者表示反对，因为英国将会处于劣势。
在这期间，贸易继续进行。取消东印度公司的专卖权使广州的公行不知所措。它告知说：“如果夷人私人经商，怎样才能控制贸易呢？”西方式的个人负责的逻辑——有着1000个头的自由——使中国人大为惊讶。这些同一躯体的脑袋如何对付55间独立的商行和2000名英国的季节性的商人呢？独一无二的公行应该让位于谁也指挥不着并积累起巨大财富的买办中间商了。这样，英国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对中国的资本家也有利。乾隆十分害怕的“奸商”人数大增，占了显要的地位。
皇帝拒绝同西方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这是否就会使一场侵略对抗成为不可避免了呢？而在对抗中帝国将被粉碎，中国将被瓜分，因为死死地纠缠于礼节，他是否就成了使王朝垮台和国家没落的千古罪人呢？马戛尔尼正确地预言了整个19世纪的历史：
“中国人已从满清人统治强制他们所处的政治麻木状态中醒悟了过来，他们开始感到自己天生的能量复活了。一次轻微的撞击社会在火石上溅出火星并把反抗的烈火燃烧到全国各地。”
面对总是以强国其实它已没有强盛的国力自居且态度傲慢的中央帝国，英国已越来越不耐烦。英国人的活力无法发挥，中国十分虚弱还要毫不妥协，双方都被激怒了。所有的战争总是通过寻找属于先验范围的正当理由来合法化的。对中国人来说，已达到的完美是个正当理由；对英国人来说，可臻完善的进步才是正当理由。两者并不属于同一个思想领域。他们越来往，互相越不能容忍。在这种伤害对方的不理解状态中，两种文明互相撞击，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是世界第一。
大辩论
鸦片加速了撞击。1836年，中国的贸易收支第一次出现了赤字；中国进口总额的四分之三都用于毒品。翰林院学士在1837年揭露了“岁漏银千万两，荼毒国人益众”。湖广总督向道光皇帝警告说：“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社会同国家一样受到了威胁。儒家念念不忘的“治”更加重了对社会解体的忧患。御使袁玉麟还说：“百姓若仍沉湎于毒物，则夫无以训妻，主无以使仆，师无以教学子。民心将毁于一旦。”皇家水师的韩将军私运鸦片，从中提成。广州各大商行原先不愿插手这非法交易，这时也沉溺于这类买卖中了。
“道德主义者”把鸦片视为“邪教”，它“毁我中华”并“把其降为蛮夷之列。”在他们的号召下，另外一些中国人则提出了“政治的”理由：禁烟只是空想；真正的问题所在是银源外流；所以应该对进口鸦片课税，使鸦片贸易合法化，或者内地种烟。面对无法控制的毒品入侵，中国经历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就像今日席卷美国的这场辩论一样。不同的是现代的贩毒不再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
皇帝无所适从，在1836年5月让讨论此事。“道德主义者”占了上风。1837年，广东巡抚逮捕了2000名零售商，关闭了所有的烟馆。有名的文人林则徐是“道德主义”派的信徒，他说过这段惊人的话：“死刑是对吸烟者非常严酷的惩罚。但是用死刑威胁他，恫吓他除去这种恶习是对的。吸烟之辈陷溺已深，会因戒烟痛苦而拖延到追悔莫及。因此，烟瘾必须由国家帮助来戒绝，须开设戒烟院。”
1838年12月，皇帝授林则徐钦差大臣，赴广州，享有全权。他把中国引向了战争。慑服烟民烟商，这就是上面的指示。同夷人作战，那根本不可能。北京的朝廷从未考虑过这政策在外部引起的后果。外面仍然是不存在的。
1839年3月，林则徐一到广州就开始工作。他要求西方人报明有烟实数，然后加以销毁。6星期后，他让人在广州对面的虎门滩上当众把20619箱鸦片倒入生石灰坑中，——共烧毁鸦片两千吨。这些措施给了外国人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但新任的英国领事查理·义律平静地组织抵抗，他设法争取时间以从欧洲和印度请来援军，同时还要处理种种加剧紧张局势的事件。
林写信给维多利亚女王时却抓住了问题的实质：“闻该国禁食鸦片甚严，是因明知鸦片之害也，既不使为害于该国，则他国当不可移害，况中国乎？……外国所必需者，易可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且闻贵国王所都之吨（伦敦）……等处，本皆不产鸦片。惟所辖印度地方……连山栽种……贵国王诚能于此等处拔尽根株，尽锄其地，改种五谷。”
林则徐和伦敦并没有把问题放在同一平面上。林认为问题的实质是一场反毒品的斗争；伦敦却认为这涉及到经营和经商自由这一神圣权利问题。
托马斯·斯当东的威信起了作用
1836年，托马斯·斯当东用一篇短文排除了一场武装冲突。到1839年，他的感情演变了，他认为“中国不断向英商挑衅，后者便占了理。”在议会和在私下他多次告诉外交国务大臣帕默斯顿：这时不要采取权宜之计。他说林的行为“粗暴”“卑劣”。在他未发表的回忆录中，他对自己在导致战争的决定中所起的作用感到满意。
经过几次炮战后，1840年1月林则徐不让英国船只进入广州港，并禁止同英国人的一切贸易。在伦敦，以贾丹为首的从事东方贸易的院外活动集团动员起来了。王国的所有工业城市都要求政府采取坚决的行动。听到焚烧鸦片的消息时，帕默斯顿叫嚷说：“给中国一顿痛打，然后我们再解释。”’
1840年4月7日，托马斯·斯当东爵士又一次在下议院阐述了他的论点：“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中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
“面对林钦差的过分举动，我会采取当年随同阿美士德勋爵时的相同的做法。中国人曾威胁说如陛下的使节不同意叩头就要怪罪于我，要阻止我回国，甚至要给我上肉刑。我建议阿美士德勋爵拒绝了。我们确是被赶出了北京；但从中国返航时，我们却受到了比荷兰使团多得多的尊重。而这个在马戛尔尼之后去中国的使团却屈膝同意了叩头。一直指导行动的思想就是态度坚决。”
同一天，历史学家麦考利劝告英国人“记住古罗马的先例，他们的公民在世界各地都受到了罗马公民权的保护。”
格莱斯顿谴责了政府和多数派的论据：“在人类历史中，我从未见过因如此不正义并故意要使国家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高傲地飘扬在广州城头的英国国旗只是为保护一桩可耻的交易而升起的。”战争的议案在投票通过时只获得了5票的多数。
英国仍在争论不休：关于鸦片的可恶、关于中国人与英国人的权利以及贸易权等。英国是议会制国家，有一个政府，还有一个反对党。托马斯·斯当东平静地指出：“我主张的政策在第二年反对党掌权后还是一成不变得到了执行。”经过了很短的间隔，全英国都同中国交战了。
第八十七章 耀武扬威
我们现在的对华关系为英国的创造精神提供了很大的活动余地。我们的传教士、商人与士兵以后可以到达至今一直禁止我们去的地方。
托马斯·斯当东，1846
1840年6月，一支由40艘战舰、由4000士兵组成的舰队从孟加拉抵达广州口外海面。它没有在那里停留很久。舰队司令懿律同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一样想同北京谈判。8月11日，在马戛尔尼登陆47年后，他在天津大沽港靠岸，向北京政府转达了伦敦的要求：赔偿销毁的鸦片，但主要是开放港口、签订关税条约、建立一租借地，这些都是马戛尔尼曾提出而遭到拒绝的条件。皇帝作出让步的姿态，指责林则徐，派一个主张毒品合法化的琦善为全权代表。英国人先退回广州，然后再对他们的抱怨正当处理！
西方破门而入
这位善于妥协的魔法师同懿律所达成的协议将被双方所否定。皇帝认为敌人仍然是“纸老虎”。不是有人使他相信“茶叶大益，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从为命”吗？
伦敦则要获得更多的好处。濮鼎查代替了懿律。舰队又向北出发。当他们占领了宁波等三座城市后，皇帝才如梦初醒：他任命一位皇侄来阻止夷军。他做了一个梦，说他会取胜：他让士兵只带刀剑。英国人对清军的进攻以杀伤力极强的枪炮回击。三次战斗，三次失败。中国人不理解为什么四千病魔缠身的“洋鬼子”，远离他们的基地，竟能击败自己的二万精兵。
英国人知道中国人首先要保卫北京这块空地，就把自己的基地设在舟山群岛。
1842年春，他们沿长江向南京航行。南京是主要经商道路的交叉口，又控制着大运河，即控制着北京的供应。他们要直捣中国的心脏。
中国的武装力量彻底瘫痪了。濮鼎查向中国的将领表演了一下他炮兵的威力，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像是一个世纪之后东条将军遇见广岛的原子弹一样。1842年8月19日，南京条约在英军旗舰“康沃利斯”号上签署。大炮取得了商人与外交官很久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个港口，设立临时代表、固定关税、废除公行、西方官员同天朝官员一视同仁、割让香港等。50年之前，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从朴次茅斯出海时就是想获得这些利益。
鸦片呢？中国人将为1839年销毁的毒品赔偿1500万两银子；不言而喻，鸦片同其他东西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托马斯·斯当东后来写道：“1843年4月，我提出若我们官方允许这方面的走私，那就违反了所订的条约，并会在短期内引起新的决裂。但实际上北京却把这种交易合法化了，就这问题进行谈判就是多此一举了。”这样，英国人良心上的不安也就消除了。
由双方同意，通过思想和技术方面的逐渐进步来从事和平合作，这样原可得到的东西能通过战争强加于人吗？门是被部分地打开了，但那是破门而入。马戛尔尼就曾担心过这点。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人的唯一的集体愿望是把门关上并把入侵者的手指夹在里面。
三人玩牌
“一旦我们了解中国民众与土地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就会明白这个民族具备一切震撼世界的条件。如果出现了一位思想开放、决心大胆地同旧传统决裂以让他的人民开始取得西方那样的进步的皇帝时，这种改革的事业就会大步地前进。”古伯察神父在19世纪80年代作出的这一判断同马戛尔尼、同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作出的判断完全一致。
这位思想开放的皇帝并未出现。满清皇朝面对外国的要求采取了闭关自守的政策，并不断爆发出仇外情绪。“改革的事业”设法直接经过人民来实现；但这种民族主义是用连续革命的阵痛来“唤醒中国”的。从此，这副牌就由三方来玩，它们是：满清王朝与天朝官僚制度紧密结合建立起来的权力、群众中的民族主义和西方。这种可怕的三者结合把中国卡住了。三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法充分控制这个国家并把它引向自己所需的道路上去：三者的冲突把这个国家关闭在不发达状态之中。在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相反力量间的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就产生了大动乱，而它们的冲击波至今尚未削弱。
面对西方人一再提出特权要求，中国官僚政权学会了一种新的规则，即消极抵抗。人民学习了解洋人，学会了利用并蔑视他们。道光的继承者咸丰不再宠幸南京的谈判者，希望官僚机构瘫痪。欧洲人却并不感到担忧：他们发现这样有利于采取新的武力行为。
1857年威胁到洋人利益的骚乱为此提供了借口。1858年春，一支英法联合舰队出现在天津洋面。北京不加讨论就答应了第二个“不平等条约”：又开放了11个港口，海关由一位西方人领导。马戛尔尼没有提出而在皇帝的答复里提到的“第七项要求”终于也得到了满足：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获准在内地传教。他们处于受保护的地位，必要时还受军队的保护。这样他们再也摆脱不了坐军车去或再去中国的指责。后来宗教职务的品级竟同中国官员的级别一致起来，主教与总督同级。钱德明与罗广祥神父提倡的谦恭忍耐早已烟消云散了。
洗劫圆明园
数月之后，北京违反了天津条约，几位英法谈判代表受刑遭杀。这下西方军队要打击头部了。1860年10月13日，尽管城头军民挥舞着神旗神符，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还是进入了北京。两种文化的撞击：面对额尔金勋爵和库赞-蒙托邦的装备良好的军队的是一些纸龙，抵挡炮弹的竟是一些符咒。
5天之后，入侵军队闯进“夏宫”。英法联军洗劫并焚毁了圆明园，特别是众多建筑中有一座由德国耶稣会士建造的模仿凡尔赛的宫殿。马戛尔尼曾枉费心机想在那里显示英国科学的先进。士兵见到抢来的财宝都目瞪口呆，但发现其中有着马戛尔尼留下的大部分礼品，包括天文地理音乐钟和火炮。西方在毁灭东方时也在毁灭西方。更为严重的是长时期地毁灭了能有助于东西双方互相受益的友好交往的可能性。
在整个欧洲都兴高采烈之时，一位逃避另一个帝国流亡在外的西方作家却明白了这辉煌的战绩意味着对文明的亵渎。
“在地球的一隅有过一个世界奇迹：它叫圆明园，一个特等民族的想象力所能创造的一切几乎都集中在那里……用大理石、玉料、青铜和瓷器建起了一个梦一般的世界，外面镶以宝石，裹上丝绸，这里是圣殿，那里是后宫，后面是城堡，放入众神与鬼怪，涂漆上釉，贴金抹粉，请具有诗人气质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里的一千零一个梦境，再加上园林、水池、喷泉、天鹅、白鹃与孔雀，请您想象一下人们幻想中的光辉夺目的桃源世界吧！
“创造它需要多少代人的辛勤劳动。可以说希腊巴台农神庙、埃及金字塔、罗马的斗兽场和北京的圆明园……
这一奇迹消失了。
“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大肆抢掠，另一个放火焚烧。同这些连在一起的是让人不得不想起巴台农神庙的额尔金这个名字。额尔金在巴台农神庙开始干的事，他又到圆明园干了。这次他干得更为彻底漂亮，连一点都没有留下。我们所有教堂里的珍宝加在一起也抵不上这个伟大壮丽的东方博物馆。战功赫赫，战果辉煌！胜者之一装满了腰包，另一个装满了他的箱子：他们臂挽着臂欢笑着回到了欧洲。
“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我们认为中国人是野蛮人。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所作所为。
“在历史上，两个强盗之一就是法兰西，另一个则是英国。但我要抗议！
“法兰西帝国装走了一半的胜利果实，今天它天真地拿出一副物主的架势，成了圆明园的珍宝陈列所。我希望终有一日摆脱了束缚并清除了污垢的法兰西将把这些赃物交还给被掠夺的中国。
“在这之前，历史记下了一次抢掠和两个盗贼。
“我记下了这笔帐。
“先生，这就是我对这次远征的赞扬。”
这封罕为人知的信件出自维克多·雨果之手。
无法愈合的创伤
显然，雨果把圆明园说得过于富丽堂皇，把西方的罪责都推到小拿破仑的身上，夸大了“白人的哭泣声”。罗马遭笃信天主教的查理五世的洗劫，路易十四蹂躏过巴拉提内特，无数的战争中发生过无数这类勒索事件。中国并没有受到特殊的待遇。但雨果却完全意识到在中国人的集体心理上这次创伤的严重性。
这次新的胜利后，又在北京签订了第三个“不平等条约”：香港又扩大了，加上了九龙半岛；外国租界完全自治；西方炮舰可以沿长江而上1000公里。最后，最令人痛苦的一项条款里互相交换常驻代表。叩头就完了！在马戛尔尼提出要求后只用了67年时间，他们就同意了遵守国际惯例。西方人不再是“纳贡的夷人”，并将派外交使团到为此而设立的总理衙门。
这样从一开始就支配中外关系的不平等就取消了。那么为什么中国人把这些用武力强加的条约称为“不平等”条约呢？哪个条约不是不平等的呢？在西方人的思想里，条约消除了力量上的不平等而用一种持久的权利状态来替代，它制止了力量悬殊的战斗的破坏性逻辑而回复到建立平等关系的和乎逻辑。相反，在中国人看来，中国与属国之间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他们感到的不平等就是人家把平等强加给他们。命定的附庸同合法的君主平起平坐，这是多么令人气愤的事！
这种变革使中国人的思想难以接受，所以久久不能得到实施。它弄乱了一切对生活的看法。它把理性强加给了中国人。它让中国人放弃了造成幻觉的思想。但它又使他们在灵魂深处受到了伤害——就像一个小朋友想用拳头告诉一个性格孤独的孩子世界上并不只有他一人那样。中国人只有通过起义、仇外以及内战才能治愈他们受到的创伤。
第八十八章 内破裂
1850年-1911年）
天道不仅由于外来的打击而遭到了动摇。它在满清王朝无法再平衡的民族主义反应的压力下从内部破裂了。
在中国国内侮辱中国人，外夷证明了“天命”已不再授予这王朝。马戛尔尼谈到秘密会社策动的叛乱。这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但在1850年，它的规模空前壮大，这就是太平天国起义。它特别反映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但具有时代特征的是这种民族主义开始借助西方的武器——为了更好地同西方作斗争。这次起义的领袖是广东的一个年轻农民洪秀全，他在广州曾同欧洲人有过往来。他从这些接触中记住了两件事情：西方的技术优势和对基督教新教的一些初步概念。尽管方式简单并带有空想的性质，他是把西方思想与中国民族主义结合起来的第一个人。
他宣布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弟子”；他的信徒组成了“拜上帝会”，每月祷告两次，遵守十诫，禁止酗酒、吸烟、抽鸦片和赌博。他们主张男女平等，要求均分土地。因为他们反复提出后一个口号，便成了毛的先驱。他们关注由于19世纪人口爆炸加上社会保守所引起的农民日益贫困问题。
1851年，洪自封皇帝，称为“天王”。数百万与满清王朝敌对的中国人追随他。1853年，他攻占了南京。自封的皇帝很快就控制了18个省份中的11个。但他的力量却分裂了。在进攻上海时，他遇到了劲敌：西方人从1861年起向满清王朝提供了武器弹药、顾问与雇佣军，以把清朝从太平军手中解救出来。他们的军事机器把原已被内哄削弱了的人民起义军的进攻粉碎了。“天王”服毒自尽，人们把他碎尸万段。在起义导致的2000万死者中又增加了一名新的殉难者。
慈禧太后
1861年也是咸丰皇帝死的一年。他的儿子，4岁的同治即位。但同治的母亲，贵妃慈禧将在半个世纪里掌权。她聪明，但毫无顾忌，并与乾隆或嘉庆一样坚信满人优于汉人，汉人优于西方人——就像坚信儒家的思想永远适用一样。
但一切已不同于以前了。她也极力要重视军队，建设军火库与轮船，反对腐败，使用西方科技教材和鼓励外语教学。只是她不准备触动体制。这些权宜之计既不能恢复儒家权威，也不能把中国变成现代国家。孔夫子自己就说过：“朽木不可雕也。”
强大的天朝官僚制度既挫败了太平军，也挫败了改良派。农民起义尽管没有推翻帝国的统治，但已威胁到官僚——文人——地主集团的利益。接受改革就会让位给已经初露锋芒的新的精英：作为西方人中介的“买办”商人以及1895年到1900年的改革中产生的军人，黄埔军校未来的学生，其中有在日本培养的蒋介石或从法国回国的周恩来。因此要打击一切变动的事物，但又不能就此平息起义的旋风。掌权的官僚阶级还将顽固地生活在梦呓之中。
瓜分
外夷却在继续瓜分中华帝国：1885年法国从他手中夺去了安南，1886年英国夺走了缅甸。7年之后的中日战争更使中国无地自容。那些被称为“矮子”的人从中国汲取了他们文化中的精华，现在却反过来战胜了这个国家。朝鲜成了中国这个理论上的宗主国和靠着迅速现代化而想成为实际上的宗主国的日本之间不和的原因。1894年9月17日，日本人在鸭绿江口击沉击退了中国的舰队。他们进入清王朝的本土满洲里不到一年后，中国不得不求和。“瓜分”在继续下去。
战争前夕，一艘英国通信舰把日本舰队司令伊东（佑亨）的一封信带给已成为他敌人的当年的同学和朋友——中国统带丁汝昌。这封军人之间的信件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日中两国在“剧变的世界”里的反差。这份罕为人知的文件写道：
“贵国目前的处境……源于一种制度。你们指定某人担任一项职务时只考虑他的文学知识。这是几千年来的传统：当贵国与外界隔绝时，这一制度可能是好的。现在它却过时了。在今日的世界里已不可能与世隔绝了。”
“您知道30年前日本帝国处于何等艰苦的境地，您也知道我们是如何抛弃旧体制，采取新制度以求摆脱威胁我们的困难。贵国也应采取这种新的生存方式。如能这样，就会一切顺利，否则它就只能灭亡。
“谁想忠诚地为自己的国家效力，谁就不应该让自己被面临的大潮所席卷。最好是改革这个有着光荣历史、幅员广大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以使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请来我国等待您的祖国要您回去从事维新的时刻吧。”
海战之后，收信人海军提督丁汝昌恭敬地面向北京自尽了。
百日维新，最后的机遇
文人作出了反应：中国必须改变！光绪皇帝在1878年24岁时承继同治登上了帝位。他受到这些文人的影响，设法摆脱他姨母兼继母慈禧的桎梏。他向百姓发出了呼吁：“西方诸国困我天朝，如我国不能效法，则毁之于一旦矣”。
这是满清王朝的最后一次机会。年轻的皇帝在1898年6月11日至9月20日间的100天里孤注一掷，但丧失了这个机遇。他受到彼得大帝与明治的启发，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向国外派送留学生；公开预算；科举时废除八股；在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设农、工、商、铁路各总局；颁布有关发明与实业的法律；重组衙门；把不用的军队所占土地分给农民；鼓励开办政治性的报纸；帝国所有臣民都有权上书言事等。
皇太后周围的人则对这些接二连三的鬼点子感到气愤。慈禧斥光绪为“痴儿”，并宣布光绪为低能儿，把他关在现在颐和园湖中的一座楼里。他住的那屋子称为“空房”。她下令逮捕和处决了维新派人士。
令人窒息的无窗铁屋
为了挽救王朝，慈禧利用了仇外情绪。她玩弄两面手法，鼓励建立乡团，准备反夷的全国起义。在乡团中一个名叫“义和拳”，即“义和团”的秘密会社发展起来了。百姓中最为落后的那部分人受到文人寡头政治中极端守旧集团的鼓励而起来反抗了。而根据鲁迅的说法，正是这个文人寡头政治使中国成了“绝无窗户”的“一间铁屋子”，“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
1900年6月，慈禧向夷人开战，并令百姓“啖其肉，寝其皮。”群情愤激之下首先遭殃的是传教士及他们的教徒，还有外交官。但她终究不敌在天津仓促登陆的日本与西方联军。朝廷逃跑了。后来又谈判，但北京已经遭到了劫掠。
西方又一次挽救了被他们破坏的政权，这就把中国禁烟住了——也就使新的革命在这个国家逐渐成熟起来。西方既充满活力，面对能从中取得巨大利益的这个无穷的劳力智力库时也就眼花缭乱。例子呢？“要开发这些资源，就应该像埃及、突尼斯或土耳其那样让欧洲人来管理。”上海法租界的董事长就是这样说的：中国受到的监护还不够……这看法可笑吗？就在同一时代，严复也在考虑“在开始做一二事前”，中国是否应“走印度或波兰的道路。”遭受奴役难道不是他的祖国为达尔文阐述的规律付出的代价吗？
姗姗来迟的改良
串通一气的盗贼最后总会打起架来的。争夺横贯满洲的大铁路的控制权导致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世界惊讶地看到一个亚洲国家竟能在军事上打跨欧洲幅员最为辽阔的国家。
所以，西方人并非是不可战胜的！因袭传统者与进步人士都从自己的家门口发现了进行结构改革的理由：从1868年起，“日本帝国”正是借此成了新的强国。军队重建了：那种“百步穿杨、百发百中”的骑兵射箭表演可以休矣！
但上面进行的革命与下面进行的革命互相竞争着。1906、1907、1908三年都发生了叛乱。慈禧1908年死时，“天命”降于一个3岁的孩子溥仪之身。他的叔父摄政，并向起义让步，在1909年成立了各省的咨议局，1910年成立资政院。中国是否在向君主立宪制过渡呢？满清王朝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1911年10月10日，几乎纯属偶然，一个阴谋在汉口的法国租界得逞了。驻军投向起义者，革命迅速地蔓延开来。汉人把满人从1644年以来强迫他们蓄留的辫子剪了下来，作为解放的象征。
共和国在南京宣告成立。1912年元月1日，新的国家正式产生了。格里历代替了中国的星相历时，孙中山当了总统。2月14日他让位于一名独裁者袁世凯。中国在4000年的历史中至今就有过这45天的民主。
但无论如何，上天安排的一个时代结束了。马戛尔尼的可悲预言实现了，也许是因为他在120年前伸出的手没有被握住的缘故。
结束语
天文地理音乐钟与景泰蓝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
严复，1895年
在中国，事情当时已到了这种地步：除了极端的行为外其他一切都被排除了。
夏尔·戴高乐，1964年
马戛尔尼献给乾隆的最能说明自己国家现代化程度的礼物是一台“天文地理音乐钟”。作为回赠，乾隆让人给了他几件传统工艺品：玉雕、丝荷包、细钢作胎外填珐琅彩釉称为“景泰蓝”的瓶子。地球仪与景泰蓝：多妙的象征呀！
英国懂得：科学技术的进步、国家的富强都来自贸易。尽管它只有不到1000万的人口，但已表示出胜者的骄傲。它决定在全球扩张。它拥有最大的商船队与最令人生畏的海军舰队；它全力支持本国的探险者与海盗；它扶植世上最为活跃的租船公司；它从法国人手中夺取了加拿大与印度；当它不得不让美国独立时——但还设法留住了那里的顾客——它决心向东南亚与太平洋扩张以弥补这一损失。它懂得统治全球的将是世界上——现在已经发现、今后将互相依赖的世界——最为开放、最为灵活和无处不在的那个社会。
闭关自守
乾隆统治下的中国显然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它的本土被向它进贡并作为它前沿阵地的属国所包围。和睦的中国覆盖了从里海到琉球群岛、从贝加尔湖到孟加拉湾与暹罗湾之间的广大地区。
这辽阔的领土被无法穿越的沙漠与高山以及海盗横行、波涛汹涌的大洋保护着，被万里长城、被无法根除的偏见组成的精神上的长城。被那种认为中央帝国孕育着“天下唯一的文明”的信念保护着。这领土之外的人民则是一些粗野的外夷（除非他们因“向往文明”而来顶礼膜拜）。来自他们的有害东西应该予以抛弃。他们的侨民来中国都包藏着锅心（是否完全错了呢？）。应该处处怀疑提防他们。所有不是奉皇上旨意离国的中国人都应退出帝国；从国民责任方面来说他们已经叛国；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们已经死了。
在内部，中国社会与其说是分成阶级，不如说是分成某些等级。等级间的隔阂并不比中国人与外夷之间的隔阂更好克服。只有通过攻读儒家著作并经过科举考试的核实才能跨越它们。中国社会学家强调这制度的灵活性以及世袭在其中不起作用。但这种读书做官的过程中也包括着分隔的规则：官员哪怕出身平民，通过皇帝的授权也变成了这些规则担保人，而皇帝又要对上天负责保证规则的实施，因为他是受天命来保护这些规则的。任何人都摆脱不了这样一个秩序。
当然，中国同从朝鲜到缅甸的属国以及如印度、菲律宾、爪哇等传统顾客一起组成了一个巨大的、自给自足的整体。这个集团虽然在习惯上一成不变，但还是活跃热闹的；它禁止对外贸易，但内部的贸易却很广泛。它组成了布鲁代尔所说的“经济世界”。只是这个经济世界不像英国经济那样发生爆炸，因为它缺少“足够强大的、能使核心升压的外围地区”。中国控制的经济力量因为没有真正的竞争对手，所以必然要接受中国意识形态的左右。巴拉兹指出，在中国只有当政治秩序被严重动摇时才会出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
无论从伦理上还是从政治上看，“隔离群”这个说法在这里并不真正适用。乾隆时的中国实行汉、满、藏、蒙等民族的共处。许多用这四种文字写的18世纪时的碑文就可证明这点：这四种文字可占一面，常常还刻着乾隆的手迹。
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内部分成等级、四周用墙围住的国家。马戛尔尼使团把一个全球自由来往的社会同一个封闭隔离的社会对立起来了。开放的帝国对封闭的帝国。
双方都断言自己优越。中国认为自己的文化从本质上就高人一筹，并以损害属国或“熟”番的方式加以推广。英国说自己的文化优秀，因为这是现代的，也就是说建立在科学、自由交流思想和精通贸易之道的基础上的文化。两种语言无法沟通。双方都误解，双方都互相瞧不起。
我在本书的前言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原来领先于其他文明好几个世纪，为什么它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失去这种优势呢？马戛尔尼的出使至少作出了两种解释。正当西方各国投向广阔的世界时，中国却闭关自守起来。当欧洲的革新层出不穷时，中国却在顽固地阻止新事物的出现。
相对的静止
孩子们在自动电梯上逆向而上。要是停下来，他们便下来了。要是往上走，他们就停在原处。只有几级一跨地往上爬的人才能慢慢地上升。在人类漫长的队列中，各个国家也是这样：静止不动的国家向下退，不紧不慢地前进的国家停滞不前，只有那些紧跑的国家才会前进。
这种相对的运动与静止，我们只有经过长期的比较才能发现。18世纪的中国发生过许多事情：一位毕生从事研究这段历史的汉学家在把这个帝国看成停滞不前时可能会感到犹豫不决。相反，一位研究英国文化的学者可能会对同一世纪里英国国力的发展无动于衷，因为他只看到这个国家里的苦难与不足，看到被无情的圈地法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的农民，看到那里的破屋、暴乱、咄咄逼人的寡头势力，看到它对美国起义军与对法战争的失败，看到总是低于百分之二的发展速度（这同我们“辉煌的百分之三十”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
但比较结果却发现英国的农业迅速地完成了现代化，而在同一时期，大多数法国农民像中世纪一样地生活；通过大银行家、大工业和大宗买卖的协同作用，英国不但对其他各洲，就是对欧洲其他各国的领先地位也越来越明显了。
当两条直线越离越远时，开始时几乎发现不了的差距最后也会变得十分巨大。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最显示出一个正在上升的西方与一个自认为统治世界，实际上已经沉睡不醒的帝国之间日益加大的差距的最佳时刻。
异国趣味的贩卖者
马戛尔尼赴华及其使命的失败孕育着以后两个世纪里的对抗：西方与远东的文化冲突；工业国与第三世界的冲突。
然而马戛尔尼出使时狮子与龙的相遇使过分简单的比较不再适用。中国继续闭关锁国，这从它自己的观点看是合乎逻辑的。而英国想迫使中国开放时却有些前后不一致了。马戛尔尼及其伙伴不承认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这时他们并不比中国人看西方时表现得更为豁达。他们知道要去见一个文化高雅的民族，但他们接近后者时就像那些低级的船长或商人对非洲部落里的人一样。他们有着当时的人——启蒙时期的人——的目光。他们是技术和市场方面的冒险家。他们对善良的野蛮人与异国情调的高雅人一视同仁：都是他们做买卖的对手，是一件商品，一个没有读过并且永远也不会去读亚当·斯密著作的人。他们对去时上船的四位中国人与返回时搭乘的巴布亚人不加任何区分。
英国人像用玻璃饰物引诱黑人那样用机械来引诱这个大孩子，这次他们可能花费了不少金币。诱惑的代价非常昂贵，但做法是一样的。只有一个细节不同，即他们没有能诱惑中国人。东印度公司的一份报告在马戛尔尼动身前告诉他：“中国人极端迷信，当然就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这一点在他们到达当地时完全得到了证实。中国人讨厌新鲜事物，这本身就是一种落后的表现：这同时也说明他们拒绝承认各种文化有权表现出差异。
英国人认为他们的权利，也许甚至是他们的义务，在于根据西方制订的规则让中国向国际贸易开放。如果中国拒绝接受欧洲商人的做法，就是中国错了。马戛尔尼的行为就像是一个专贩异国趣味的商人，他除了供给英国人茶叶、丝绸、漆器、瓷器外，还满足他们到远处冒险的梦想，从中得到某种乐趣。他要为了英国的利益得到这种文化的真髓，然后让全欧洲的买主垂涎三尺。遗憾的是他从中国人方面却没有看出丝毫羡慕的表示。“几乎不可能让中国人相信扩大外国商品的进口也是他们的利益所在。”这些可怜的人拒绝贸易带来的好处，当然也就拒绝了以英国为核心的文明所带来的好处！
马戛尔尼的一切做法都在否认中国文化的有效性。拒绝叩头，讨厌盘膝而坐，见到日常生活的场景傲慢地感到可笑，这些意味着：认为不能有几种文明。他像中国人一样具有排他性。只有一种文明，即西方的文明，所有的人都要向这种文明进化。英国不但是这种文明最杰出的代表，同时也是它的动力。这种唯一的、共同的文化就是WASP模式，即白人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基督教新教徒的模式。在这种模式里，《圣经》掺杂了理性主义，事业心替代了命定论。勋爵的责任就是把这一模式推广到中国。他意识到这个任务要有超人的力量才能完成，并有朝一日要诉诸武力。
19世纪与20世纪的历史就是在这种偏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是有色人种遭到欧洲的殖民统治，然后是他们的反抗。这类冲突在双方接触的初期就出现了，但接触本来是应该消除这些冲突的。
在中国的镜子里
至少，这种落在别人身上的骄傲自光将帮助英国人进一步了解自己。对社会与对个人一样，要了解自己必须通过别人。每发现一点差别，就会提出两个问题：“为什么他们是那样的？”然后是：“为什么我不那样？”
英国人在这次旅行中从热情转到蔑视。但回国后，同斯当东爵士一起，马戛尔尼有充分的时间来冷静地考虑他的《纪实》。这本纪实直至1908年，特别是到了1962年才发表，而且还是部分内容。它提高到人种学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看问题。在书中，马戛尔尼是以看问题准确、目光远大的思想家的形象出现的。中国当代历史学界也正在接受这一看法。
就像托克维尔在美国和居斯蒂纳在俄国一样，马戛尔尼诚实地指出：“我不能什么都看到，所以我可能搞错；但我介绍的都是我亲眼所见的。”有些事情原来是看不到的，因为当时贴得太近，现在拉开了距离就看清楚了。要了解自己就要通过他人。马戛尔尼与他的同伴用了多年时间来制造这面中国的镜子。当他们把玻璃浸入这任何东西都无法代替的神奇的液体——同现实接触——中去时，背面的锡汞层形成了；镜子把他们自己社会的形象给照了出来。中国教会他们如何去看西方。他们在为中国社会的相反特征感到惊讶时，也在对自己社会的特征进行反思。
在看到中国停滞时，他们也更感觉到自己的运动。英国人在看到中国任何人除了做社会希望他们就地能做的事之外无法从事任何其他事情时就明白了个人积极性的重要。当他们看到中国唯一的人的实体就是整个集体时，就认识到西方人的力量。当他们了解在中国无人能超越规定给他的位置，否则就会影响已定的等级体系时，也就测定了在他们国内竞争所起的作用。他们在猜测商人在那里受到何种程度的蔑视时，也就量出商人对他们来说又是何等的重要。当他们发现这种对停滞的崇拜时，就觉不到自己对新鲜事的何等崇拜、总之，他们更为理解个人主义、竞争与革新就是他们的财富和强盛的动力。
二千年的杰作
那些大的帝国都是由伟大的中央集权者建立的，是他们把那无形的粘土塑造成形的。这些人有尼布甲尼撒、泽尔士、查理大帝、彼得大帝、拿破仑、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些巨人都制服过起义者，并强制建立了等级森严的组织，这些组织就像风暴都无法摧垮的巨大的金字塔一样，在他们死后长久地保存了下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孔夫子和秦始皇建造的中华帝国更为巩固了。在这帝国里，一切都为了能持久存在，为了国家的强盛而安排得井井有条。个体的作用越来越小，只有在集体里它才能显得完美，这几乎带有宗教的色彩。每个人都镶嵌在一个等级体系中。所有人都得接受共同的价值，个人意识则被磨得平整光滑。
中间组织——行会、协会、等级、宗族——的存在只是为了巩固总体建筑。它们组成了许多平行而相互封闭的小社会。它们像蜂窝一样互相镶嵌在一起，像金字塔那样外面是一个平整而无法透入的表面，而里面却分割成许多小间。分工既扩大了各个组织的分离，也增加了它们的独立性。这样组成的社会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总体指挥着部分。
在建筑物顶端的是神在这世界里的化身——天子。紧接着是加固金字塔顶端和棱边的大军机处、总督、巡抚和整个文官等级体系：只有他们能用特有的语言来阅读和书写。他们的任务是把皇上的旨意和帝国的价值传达给群众。然后是农民，他们是整体生存所必需的广大群众，是真正的生产者；其他阶级的存在都是为了让他们能生产。再下面是手工业者，对他们的要求是为农民的耕作提供必需的工具。最下面是商人，他们不是生产者，而纯粹是寄生虫。他们靠贸易为生；他们不创造财富；他们只是靠损害他人来攫取金钱。他们虽然富了，但并不能因此而得到尊重。
中国社会从公元前3世纪直至20世纪就这样以相同的方式重复着。同样的坚如磐石的建筑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它几乎不给个人以自由，因为个人被认为不能分辨哪些东西对自己有用。在自由社会里，每个人都是整个人类的体现，个人被认为比集体更了解哪些东西适合于自己；中国社会正与此相反。
接待马戛尔尼的中国人对这种特殊的持久性与使之持久的原则深信不疑。他们知道帝国的稳定要靠坚持不懈的努力遵守及让人遵守已经确定的规则。他们有着世界上（他们的世界上）的一切理由不听这个“大鼻子”来向他们讲故事。乾隆与他的官员们对自己的制度感到骄傲，而且也真有值得骄傲的理由。他们很珍视这一杰作：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在多少世纪以来战胜了众多的历史环境，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并永久地存在了下来。
1949年革命所废除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语言里所说的“封建主义”。封建主义的定义是：个人地位主要是与生俱来而不是获得的，在这种制度下个人对世袭贵族的依赖关系起着主要作用。在中国，世袭贵族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经被废除了。
一个完全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出现了：这个国家由可以替换的、领取薪金、大笔一挥就可解职，并从唐朝以来就通过不公开姓名的考试录取的文官以客观的方式、根据每人都要遵循的规则来治理。按照统一的模式组织起来的行政区域代替了根据封建领主弄刀舞枪的本事而划分的面积大小不一的封地。皇帝任命所有的公职人员。他用一套奖惩办法牢牢地控制了束缚全国的网络。他一人集中了所有的权力。
这一体制在中国经受住了考验，并传播到如朝鲜或越南等国家。它甚至成为西方（如路易十五时的法国）设立考试和会考的榜样。它的优点是很明显的。它把比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更为广阔的一个空间紧密地组织起来了：国防线、道路、驿站、星罗棋布的指挥网络。国家通过大量购买粮食、谷物税、公家囤积等手段来调节市场。中国早就确定了中央集权国家的模式，欧洲国家只是到最近才达到这一水平。
从秦始皇以来，法律、钱币、赋税、度量衡，甚至车轮间的距离都是统一的。必须使用统一的文字，甚至在四周的君主国家——朝鲜、日本、越南——都是如此。中国文化就这样威力无比、持续不断地在20多个世纪里传播开去。一种文化能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发扬光大，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两种优越感的撞击
这种结构有它致命的弱点：它出现时正好西方发现在自己社会里（首先在英国社会里）出现了个人主义带来的强盛苗头。它的发展十分缓慢，经过了若干世纪；但突然之间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完善的中央集权模式从一开始构思时就已经十全十美，在2000年里几乎持久不变，但这时突然遇到了新生而活跃，虽不完美但已卓有成效的社会自由的模式。
然而，把“发达”国家与不好意思地称之为“发展中”国家分开的鸿沟是在一个同人类生存的时间相比相当短暂的时期里形成的。西方的航海者入侵时，南美或赤道非洲的最原始的部落只达到欧洲居民在公元前2000年时的水平；中国人则已达到路易十四时法国的水平。这些差距很容易用地理或历史环境来解释：环境促进了居民的发展，放慢了其他一些人的发展速度；导致了一些人的闭关自守，引起了另一些人的种族混合。35个世纪同350万年相比，只有人类存在的千分之一的时间。没有任何理由能为白人对有色人种的种族优越感辩解。
马戛尔尼的伙伴们到达中国时坚信自己比其他欧洲人强。他们回国时又增加了一种新的信念：他们同样也比中国人强。他们看到这个从马可·波罗以来大家都说得天花乱坠的帝国竟是如此的落后。为什么呢？因为它反对进步：反对科学、反对事业精神。相反，他们却发现了自己强大的动力。
马戛尔尼及他的伙伴在激起以后200年里传遍世界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优越感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为了使他们的报告引起轰动，他们支持了欧洲人优越的信条。这一信条使吞并美洲、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的无数领土合法化了。儒尔·费里和第三共和国用的也是同一种语言。他们将把“文明”带给“野蛮人”。
殖民矛盾
西方这种把自己几乎看成是救世主的信念使它也充满了矛盾。这样它就成了自己主张和整个欧洲都信奉的，法国革命又使之明确了的普救学说的敌人了。它否认受到奴役的民族享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权利。这种矛盾是如此深刻以至西方最后因进行过殖民统治而怨恨自己。在非殖民化时，它本来应该同自己的天性协调起来，但这时它却在鞭挞自己。
被统治的国家从他们的角度看怎么能不为自己的传统遭到西方的粗暴破坏而感到不快呢？他们很骄傲，也有权利感到骄傲：一个不为自己感到骄傲的民族就会失去生存下去的乐趣。特别是像印度或中国这样的国家，它们产生过古老而灿烂的文化。第三世界的人民反抗西方的斗争是一种健康的反应。它的实质是拒绝否认他们地位的外国统治。对一切有能力组成一个国家的民族来说，独立是一个无价之宝。但是，因为独立的需要扎根于激情的深处，非殖民化也导致了一系列错误的观念。
马克思主义者或他们的同情者不仅成功地让愿意相信他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而且还让西方知识界相信：殖民国家的发展，殖民地的不发达状态都源自前者掠夺了后者。他们忘记了第三世界的贫困在殖民之前早已存在，并在殖民结束后依然存在或是在殖民之后重又产生。欠发达状态，或干脆叫不发达状态是一种持久的、普通的现象。从地球上有了人类后，无知、流行病、奴役（奴隶制、女人的顺从、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依附），营养不良、对疾病、饥饿与战争的恐惧就是人类的共同命运。不发达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倒是要把发达看成是一个奇迹，而且是最近才产生的一个奇迹。
当然，先进文化的入侵使墨守陈规的社会失去稳定并最终从内部摧毁这种社会。但是不要在事后回顾时把这些社会理想化。在中国同在非洲、亚洲、美洲或大洋洲的原始社会一样，在西方入侵前曾发生过可怕的灾害：饥饿、麻风病、疟疾、极高的幼儿死亡率、毁伤妇女肢体，更不用说同类相食了……这些并不是发生在殖民之后，而是在殖民之前。殖民反使这些现象减少了。
殖民者并没有把贫困带给殖民地的人民，他们带来的是屈服，这从长远看是无法忍受和使人消沉的。我们在这里又发现了矛盾：这种屈服并不是传递使西方振兴的反应的最好方法。西方不是通过殖民才能传播它的“文明”，而是通过建立这种文明的基础：自由与贸易。
这点千真万确，即使从经济上看殖民也几乎没有使西方得益。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在15、16世纪最有活力的国家在以后的年代里似乎被它们的殖民地削弱了国力。英国在征服殖民地之前已经相当繁荣；根据今日的计算，它在鼎盛时期的财富只有很小一部分来自它的帝国。1945年后发生了最惊人的经济奇迹的国家如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当时并没有殖民地。那些失去了原来与之相依为命的帝国的国家如荷兰、法国和比利时恰巧在他们卸掉包袱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像瑞士、瑞典等最富有的欧洲国家从未有过殖民地。那是因为贸易能获得巨大利益，而殖民最终却要付出代价。马戛尔尼在18世纪80年代当马德拉总督时已经懂得：印度正在使英国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不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只有同中国进行三边贸易才能填补这笔逆差。
殖民并不符合西方的本性，而往往是意外困难驱使下产生的结果。除非遇到几乎无人居住的地区，殖民者开始并不打算吞并土地，而只想经商。这应是符合相互利益的。发展中的欧洲需要新的市场。传统社会同意贸易就可达到现代化。同中国尤其如此。建立贸易关系是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初所有派遣到北京的使团的目标。但满清王朝拒绝开放。武力行为、割让领土、直接治理只是他们拒绝的后果，或者是后来他们无法履行违心的签订的条约的后果。在这之前，为了对付无政府状态，英国已经不得不亲自管理印度。设在这些广阔的帝国边上的商埠这个方式更受到西方的喜爱。但这些帝国的崩溃使西方只得承担起它原先可以避免的直接责任。
谁之过？
当然，殖民导致了无法接受的统治效应。但谁能站出来当原告呢？为什么只有西方坐在被告席上呢？阿拉伯人在欧洲人代替他们之前曾对一大部分非洲领土进行过殖民统治并在那里实施了奴隶制。伊斯兰国家曾用严刑大力让大半个亚洲都改信伊斯兰教。中国在被蒙古人与满洲人攻占之后自己也占领了蒙古和满洲。它兼并了西藏和突厥斯坦。印度、缅甸和印度支那在受英法殖民统治之前先受到蒙古人或中国人的统治。朝鲜先是受到汉化，后来才是日本化，最后一分为二，一部分苏联化，另一部分美国化。而俄国仍然是一个殖民大国。
殖民者总是夸耀自己担负着传播文化的使命。这种借口对西方来说不是比对其他别人更讲得通吗？它曾带去了医学与卫生，减少了饥饿与死亡率，使生产合理化，总之使一直停滞在不发达状态的传统社会进入到发展的、变化的时代。西方难道比其他总想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外部的任何大国更应受到谴责吗？
他们并不比淹没一个国家的洪水或海潮更应受到谴责。唯一应该坐到被告席上的是这个国家的至高无上的领袖，因为他发现有了对付这些自然现象的机会而拒绝加以利用。乾隆几乎就是这样做的。当时英国人来向他提出了发展的办法，但他却为了维护那个不可变更的秩序轻蔑地加以拒绝。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又重复了对“不忠的商人”采取的这种无情做法。
选择运动
中央帝国拒绝了本来可以使它进入国际生产秩序的贸易协定。但它无法使它的臣民不受消费的诱惑。这下中国不是作为一个贸易和工业大国而是作为毒品的消费者进入到世界市场。
它在1793年拒绝开放，这就注定了它要遭受以后的侵略；然而它本是可以利用英国的协助使自己得到新生的。这在当时是可行的吗？决定论者会作出否定的回答。然而当我们研究前100年里俄国发生的事情或后100年里日本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会作出肯定的回答。一个民族如果领导有方法就能避免衰落并投入进步的行列。
1695年，彼得大帝在亚速城墙下久攻不下，无法击败土耳其人时意识到了自己国家的落后。他决定自己去西方（法国、荷兰、英国）寻找自己缺少的改革办法和技术人员。这位最为专横的暴君在1697至1698年的出访中竟成了一位谦逊的取经者。回国后，他让贵族与僧侣束手就范，剪去了领导阶层的胡子，缩短了他们的衣服，让他们学习西方，改革军队与税制，设政府各部与上议院、发展教育，采取了有利出口的重商政策并建起了无数的工厂。
1725年他死时遭人憎恶，但他已推动了俄罗斯的现代化。
昔日的附庸竟成了胜者
在19世纪最后30多年中，日本突然崛起，这又一次说明一个民族能够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从文化的撞击中汲取教训并跨越几个世纪的发展。
日本历来都“从中国取得智慧”。17世纪中期，它专横地拒绝一切外国影响的传入，同世界的唯一接触是每年一次有一艘荷兰船在长崎停泊。
1853年，即马戛尔尼来华后60年，美国分遣舰队指挥官佩里强行驶入东京湾的浦贺港，交给日本政府一份照会。6个月后他又来等待答复：1854年3月，日本签订了神奈川条约，把它的两个港口全年向西方船只开放。1895年，它的舰队与陆军击败了中国。1904年至1905年，这支军队又在远东的陆地与海上消灭了俄国军队。在40年中，明治的日本从孤立中走了出来，昂首阔步地进入到列强的队伍中来了。
日本人曾同西方谈判过，但是为了向西方学习并赶上它，他们装作卑躬屈膝，目的是有朝一日能超过西方。1853年的文化撞击唤醒了他们。经过几年的犹豫，他们向西方最先进的国家派出了使团。日本借鉴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英国式的议会制度，法国式的民法与刑法，法国宪兵，普鲁士的军队，特别是在经过一个阶段的统制经济后，又学习了英国式的企业、自由贸易、港口和银行。
是否日本比中国更容易学习西方呢？可能是。中国人坚信自己是完美无缺的。日本人在许多世纪以来已习惯于在借鉴别人的同时又保持自己的个性。从参考中国到参考西方，他们只是改变了学习的模式。他们懂得他们应该仿效别人，否则就会灭亡。
而天朝并不准备去冒这种前途未卜的危险。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洋务运动借鉴了同明治一样的原则。但从上到下，它遭到了太大的阻力，所以无法成功。
中日战争之后一位中国文人曾说：“日本人对西方人深恶痛绝，然而他们仍钻研西学，虽痛心疾首而坚韧不拔。他们深知若不学则无以救国。”严复还哀叹“中国的心志习俗皆不识历史之大潮”。
世界在没有中国的情况下变化着，它想把中国带入自己的圈子；它将会以越来越迫切的方式让中国明白这一点。但中国应该在思想上来个变化，而这只需一次文化革命就够了。
那喀索斯的悲剧
要向别人学习，中国人应当摆脱千年以来的骄傲情绪。他们经过了两个世纪的悲剧后才习惯了这一想法。但没有迹象说明他们准备这样做。
从1793年至1978年，中国一直想遵循自己的模式。除几次很快就失败了的尝试，它拒绝谦虚地向外国学习。只有中国的文明。一切不好的事都必然来自外部。一切好的东西则来自自己。
直到消灭了“四人帮”，并对毛泽东的遗产提出异议后才能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开始修正。官方历史学界过了很久才按1978年作出的勇敢抉择精神来重新观察近两个世纪的历史。甚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们还继续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他们批评贸易自由，批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系统，即开放世界的系统。他们还用马克思主义的词藻像乾隆与慈禧一样拒绝全球的现实。
他们真变了吗？或者历史又在北京重演？马克思主义同清王朝一样对中国人来说是舶来品——但两者都同样促进了中国的闭关自守。因为在乾隆及其继承者的拒绝中，我们不能忘记时机的作用。当西方敲响中国的大门时，看守这个国家的竟然是一位满清皇帝。而清皇室已经成了中国人的自我崇拜的最虔诚的信徒。他们在鼓吹最最排外的汉化时正是想巩固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统治：闭关锁国的反应由于这个来自外部的王朝的脆弱而更为强烈了。在对外关门的同时，还要保证这个一成不变的体制能幸存下去：中国人的骄傲同满清政权都从中得到了好处。
满人或马克思主义者（或外族或国际主义者）都比中国人还中国人……无论是乾隆给乔治三世的回信中说的“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还是一再迫害外国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会以免败坏中国民风；无论是慈禧太后在中国被日本挫败之后高喊“谁知倭贼竟敢犯我？”还是毛泽东在俄国专家撤走后宣布“自力更生”或把美国的力量看成是纸老虎，他们都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中国可以自给自足。
多少今日的中国知识分子还在对中国自身、对这唯一的自给自足体系表现得忠心耿耿！多少今日的中国知识分子还会像1912年革命时那位一度亲英的奇才一样宣称：“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
这种自我陶醉最终只能导致对自我的不理解。如何解释过去一小撮西方兵士在离他们基地两方公里之外竟能把在本土作战的中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如何解释今天如此沉重的落后包袱呢？多少杰作，多少发明，那样聪明勤劳，那久多的集体智慧！4000年的灿烂文化！革命后获得的40年的新生！世上最一贯正确的领袖与学说！这一切汇集起来，才能达到上一世纪祖先还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某个热带共和国居民的生活水平！
受抑制与被解放的兄弟
所有人在法律上与尊严上当然都是平等的。但所有人，特别是所有社会在达到技术、贸易和工业文明方面并不具有相同的才能。有的使财富像喷泉喷水那样源源涌出。有的却不能，或不愿，或不会这样做。对中国人来说，他们并不缺乏个人的才能，而是缺乏文化环境。马戛尔尼的伙伴已经发现在巴达维亚“中国人去那里都是想发财，他们不放过任何能够获利的机会”。“由于辛勤劳动，他们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他们在澳门也看到了相同的现象。在香港、台湾、新加坡、加利福尼亚，华侨的生产能力很强，以致在同样的40年间，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在人民中国的兄弟或远亲的高出10至20倍，而开始时他们的生活水平是相同的。不论是今天还是昨天，华人一直被列入世界上最大胆的企业家、最精明的金融家和最有才干的商人之中。条件是不要呆在中国。
在自然科学范围里，中国国家机器的效率并未受到影响。它在火箭与卫星发射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与法国相比，它只用了一半的时间便完成了从原子裂变到热核聚变的过渡。但当我们看到同样的人在40年的市场经济里取得了世界上无与论比的发展速度，而在计划经济的官僚体制下他们却停滞不前时，我们就应该从中得出结论了。
共产主义制度继承了乾隆时代的官僚体制：反对赢利、反对商人、反对外贸、反对外国人的来到、反对一切不是来自这个制度的创新。居住着华人的那些东南亚小国摆脱了这种控制，便轻松地投入到生产贸易中去了。因为每日同其他民族（日本人、西方人）接触，他们抛弃了中国是唯一的文明国而他人都是蛮夷这千古不变的陈旧观念。
所有国家都有自以为天才第一的倾向。所有民族都有本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巴西中部印第安人中的格族人在人种学家库尔特·安凯尔离开他们时痛哭流涕，因为他们无法想象人在离开他们这个唯一生活还有意思的民族后还能生存下去。但很少有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那样把这种怪癖发展到如此程度。他们今日的落后主要来自他们的优越感。
不发达状态是孤立与停滞结合的产物，人口问题使这种状况更趋严重。发展是向世界开放和不断革新相结合的结果。乾隆与马戛尔尼都自吹代表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尽管英国的力量当时尚处于萌芽状态，但下一世纪的历史却证明了英国有理。
如果使臣以另一种方式提出建议，如果皇上以另一种方式处理这些建议，中国可能不必以世界为之震撼的方式苏醒过来：世界可以使这个国家更有创造力，使它进步得更快。一方面的狂妄自大与另一方面的骄傲自满相对抗，结果是人类失却了难以估量的财富，这些财富只能随同没有发生过的历史永远埋藏在地里。
但是这次失败的会见教训犹在。乾隆与马戛尔尼尚未死去。他们生存在我们中间。他们又在我们身上转世了。他们也许是不朽的。循环无穷的中国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