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和传教士初次见面
（1793年8月23日-24日）
8月23日，钦差大臣徵瑞又来拜访马戛尔尼。陪同钦差的是6名留有络腮胡子的欧洲传教士，他们的衣着都像中国官员——他们已是中国官员。无论对哪一方，初次见面是多么让人激动啊！站在英国人面前的6名传教士中，有几位曾写过《书简集》。整个欧洲有文化的人都曾读过这部好奇多于教益的《书简集》——生活在中国的传教士写给欧洲的基督教徒的信以及欧洲基督教徒写往中国的信。马戛尔尼之所以到中国，难道不该感谢这些不知疲劳的说客吗？正是他们向西方灌输了一种神往中国的好奇心。从神父的角度看，他们是否把这些新颖的传教士看成是在皇帝面前争宠的对手呢？不过，无论是贸易上帝还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天子都不关心。
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两个欧洲的会合。
最高天主教官员中，有4个是以前的耶稣会士。索德超神父是钦天监监正——梁栋材神父特别要马戛尔尼提防的就是这位葡萄牙人。另一位神父也是葡萄牙人，名叫安国宁，担任钦天监监副。一个是法国人，名叫贺清泰，他是皇帝的官方画师。一个是意大利人，方济各会修士，也是一名画家，名叫潘廷璋。最后是两名钟表机械匠：一个是法国人，天主教遣使会教士，名叫巴茂正，另一个是意大利人，奥古斯丁教派的修士，名叫德天赐。此人后来在巴罗和丁维提负责安置礼品时给他们当翻译。
这些在中国因其科学知识或技能而被接纳的外国人只能使皇帝更加相信他的国家不需要国外新带来的东西。难道不是耶稣会士先为明朝铸造大炮来抵抗满人，后来又为满人铸造大炮来消灭忠于明朝的残余分子的吗？既然一些外国学者不停地为天朝帝国的最高荣誉提供无偿服务，那乾隆皇帝又为什么要对英国使团的要求作出哪怕是点滴的让步呢？难道不是英国人把两名期待有幸能为天朝效劳的遣使会士一直带到天津的吗？
马戛尔尼获悉派往热河工作的传教士在英使来京之际都按中国品位制得到晋升：这是敬重英国使团的一种方式。我们从8月19日一封朝廷信件中得知，索德超和安国宁被提为蓝宝石顶戴三品官。贺清泰、潘廷璋和德天赐他们3人被提为砗磲顶戴六品官。
索德超的晋升使马戛尔尼感到不安。看看这位钦天监监正的面孔，马戛尔尼相信对此人情况的描绘是真的：此人平庸，除了本国人外，他嫉妒所有其他的欧洲人。但马戛尔尼找到了应付办法。他对那个应该给他当翻译的人先用英语说一遍，然后又用法语说一遍，索德超在窘困的中国人面前一声不吭地站着。索德超在公共场合充分暴露了他的无能。这位葡萄牙人为此恼羞成怒。“由于无法掩饰他所受到的侮辱，他当即把他对英国人的所有不好看法都告诉了旁边一个意大利传教士。他们俩是用拉丁语交谈的，所以他很可能以为我听不懂。不过，即使他一句也不说，他的态度就足以让人猜出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正在跟钦差大臣说我希望能重返北京时，索德超便放肆地表示反对。其他的传教士对他这种行为都显得十分吃惊。”
马戛尔尼最后给了这葡萄牙人一箭：他让一个法国人转告索德超，说由于他本人不懂葡语，不得不谢绝他的效劳，他对此感到十分惋惜。
拉丁语问题
理由是离奇的：马戛尔尼和他的同伴既不用英文，也不用法文，而用拉丁文讲话，“李子”神父才能为他们译成中文。因而他们以不懂葡语为理由回绝索德超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那时任何有文化的人都会讲西塞罗的语言。
马戛尔尼假装除了法语外不会别的外语，这就给法国人一种事实上的特权。为什么呢？那时，法语确实是国际语言：同盟军首领们在讨论同法国交战的作战计划时用的语言就是法语……再说，马戛尔尼那时已不怕法国人了。正当英国为澳门而嫉妒的时候，法国由于国内动乱而退出了远东地区。荷兰公司驻广州代理人文谱兰不是公开说“法国在中国等于零［原文如此］”了吗？
此外，法国革命切断了传教士和法国的一切联系。人们可以相信他们对反宗教的共和国是持敌视态度的：由于他们的处境不佳，因此可以争取他们做盟军。
在索德超去热河之前，英国人就绝对不能讲拉丁语。无论是马戛尔尼还是斯当东都只字不提这条禁令，但丁维提由于被这条禁令激怒而披露了出来。那时，大多数科学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写的，因此怎么能设想一个真正的学者不懂拉丁文呢？“人们难以想像为什么不能讲拉丁文。”有一位传教士问吉兰大夫：“Tuloqueris latine，Domine？”这位医生用蹩脚的英语回答说：“知识渊博的先生拉丁语不说。”“企图让人相信使团不会拉丁语，这有损于我们的尊严，也不符合事实。”乔治爵士写信到圆明园，不准丁维提博士在葡萄牙人和一个名叫德天赐的意大利人面前说拉丁语。此信落到这个德天赐的手里，德天赐把信交给天文学家时，对信封上写的拉丁文意味深长地瞥了一眼：Fiatresponsio——“请回信”。
最后，这个骗人的把戏还是结束了。使团接受了德天赐作翻译。不过，他只是帮助英国专家和中国工人之间的交谈，而且是用拉丁语即“几天前，他们还说是不懂的这种语言”作为中介。不过，马戛尔尼已经赢了：他保留“李子先生”和小斯当东作翻译。
他们的翻译不够准确，因此马戛尔尼以为他已经摆脱了最令人讨厌的徵瑞。当时王和乔通知大学士金简要来。金简是“皇帝的堂亲”，据说由他负责接待英国使团。
事实上，金简并不顶替脾气暴躁的钦差大臣。他并不是“大学士”，只是工部尚书而已。而所谓的皇帝“堂亲”，事实是他的姊姊曾是乾隆无数妃子中的一个。他甚至还不是满族人，而是朝鲜人。他奉命组织英国使团在京的接待工作，但他是和工部侍郎伊龄阿、钦差大臣徵瑞共同负责的。从此，他们3个人一起领导接待组。不过，档案材料表明，这两位工部官员并不热心于同徵瑞争夺陪同使团的危险任务。
皇帝从热河向这3位大臣提出许多问题。他不相信天文仪器不能运到他那里；他也不相信这些天文仪器给他看过之后就不能再拆开。他在8月16日就命令向圆明园派遣“好手匠人数名帮同该国匠役即在殿内安装，留心学习，以便将来仿照装卸”。徵瑞单独一人给朝廷写奏折，皇帝不明白为什么这奏折没有另外两人的签字；所有这些反常的做法只能引起天子的不满。后来这两位受责备的工部官员也给皇帝写了奏折。皇帝在关于那些应该观察并模仿欧洲人操作的中国工匠的那句话边上用朱笔作了批示。从这批示中可以看出皇帝很不耐烦：“尽心体会必尽得其装卸收拾方法。”
御座大殿和艺丐歌剧
同年8月23日，马戛尔尼被带到圆明园，后来自从西方人焚烧该园后，它被西方人称之为“夏宫”。不过，应称它为“秋冬春三季宫”，因为乾隆在夏季时去热河避暑。圆明园这个中国名称——马戛尔尼只用这个名称——很好地表达了皇帝对宫殿的想法：“最最光明的园林”，中国最好的园林。这座园林是乾隆的杰作——正像凡尔赛宫是路易十四的杰作一样。
马戛尔尼对鲜花、绿树和喷泉交织成的美景十分欣赏。圆明园大得无边无际，园内数以百计的“漂亮的楼台亭阁”由穿越假山的通道和美妙的走廊相连接，但马戛尔尼只看到其中一部分。
这座园林由一些法国人在中国建造，这第一位英国使者在欣赏它时其眼神是多么感人！它后来被另一些英国人和另一些法国人焚毁，但这却使它变得永远像神话里一样奇妙！那座宫殿是典型的路易十四风格。它周围是一些地道的中国风格的楼台亭阁，点缀在巨大的花园里。这座仿造凡尔赛宫和申布伦府邸的巨大建筑物可能使乾隆认为西方人再也没什么可带给他的了。因为他早已经采纳了他们的好主意。有哪个西方君主可夸口说他有一座中国式宫殿？
不过，英国人如果承认为圆明园陶醉的话，他们会觉得有失身份的：“宫殿外墙绘有许多龙和金色的花朵。从远处看，真令人眼花缭乱；但一走近，人们就发现工艺粗糙，镀金质量很差，于是原有的魅力便烟消云散。”
请马戛尔尼正式参观圆明园要等地从热河回来后才进行。由皇帝确定的日程是根本不能更改的：英使的拜访只局限于察看合适的地方来安放留在北京的那部分礼品。既然是送给皇帝的礼品，那就没有比放在大殿御座两旁更合适的地方了。
大殿建在花岗石的平台上，殿项由两根柱子支撑，并饰有许多作为皇帝象征的五爪金龙——高官权臣只配有四爪的龙。大殿长50米、宽20米，灰色与白色大理石的地面上铺着地毯。大殿只有一面进光。御座是用红木雕刻做的，面对窗户，御座下面有几级台阶。马戛尔尼发现御座的雕刻手法与英国的一样精细。御座上方有一横匾：上写正、大、光、明、福五个大字。御座两旁是呈扇形的巨大孔雀毛。御座前是祭坛，上面放了一些茶或水果等供品，因为皇帝总是以肉体形式或以精神形式坐在御座上。塞戛伦曾让皇帝说过这么一段话：“我是靠缺席所具有的惊人力量来统治的。由回廊相连的我的270座宫殿里都只有我偶尔留下的足迹。”
3名陪同官员（按照皇帝的旨意，他们一起）在8月25日的奏章中写道：“该贡使率领属下人等拆卸包裹，随赴正大光明殿丹墀下瞻仰殿宇，相顾肃容。询问中设宝座即向上免冠，举掌顶礼。奴才等察具情词，十分恭顺，并瞻仰殿宇辉煌，心钦壮丽。”徵瑞在这么一份奏章上签字可能会感到为难：奏章里并未提及磕头……
至于那组乐曲，那些“黑头发的人”没有向皇帝汇报，因为他们听不懂。那么，这突然响起的乐声是什么曲子呢？原本沉醉于对建筑物的欣赏中的马戛尔尼被一种熟悉的乐曲声所吸引了：在大殿的一角，一座来自伦敦的座钟每小时奏出一段《乞丐歌剧》中的不同曲子。在天子宝座前，座钟不知疲倦地反复奏出的这些下流乐曲，这具有某种超现实主义的色彩。无疑，不论是乾隆还是定期来修钟的耶稣会钟表匠对此都毫不理解。只有英国人才能体会到这种情景的滑稽可笑——private joke。
对马戛尔尼说来，这是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参观圆明园。后来，阿美士德勋爵从这里被赶走。第三名进入圆明园的勋爵是额尔金，那是在1860年——不过，他当时是率兵来掠夺和焚烧圆明园的。圆明园作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现在只剩下一堆废墟。它成了东西方之间三次接触的见证：首先是负责设计并指导建造这座园林的耶稣会教士；然后是来圆明园却又不理解中国的外交官员；最后是摧毁这座园林的军人。
第二十二章 科技宫
（1793年8月23日-24日）
在这次由陪同带领的游览过程中，并不是一切都是令人愉快的。在游览结束时，钦差大臣又出现了——这使马戛尔尼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以为钦差大臣“突然又得宠了”。徵瑞是鞑靼人，他一定是利用在朝廷里的关系了，这使我们的朋友王和乔不得不对他十分敬重；他们再也不敢想为我们说好话就为我们说好话了”。
马戛尔尼是外交生活里一种传统现象的牺牲品。他把陪同者的地位想象得比实际高。中堂对王和乔的情况毫不了解……中国人也犯了一个相应的错误：“查英吉利国贡单内称，”一封8月6日的朝廷信件写道，“正贡使品级尊崇。据云此系国王之舅，又云国王之下，唯此人为最贵。”天朝把欧洲国家宫里对贵族的尊称“我亲爱的王舅、令人尊敬的马戛尔尼勋爵”作了完全是字面上的理解。
无论在中方还是在英方，各种信息常常由于幻想、猜疑、隐瞒、沉默而被歪曲——双方互不理解。“言不顺，则事不成。”如果孔子的话有道理，那么1793年英中两国的事务是没有任何一点点成功希望的……蒙田也知道误解的真正原因是“语言上的差异”。这种观点被第二天，即8月24日发生的事再次证明是正确的：斯当东又回到圆明园，陪他前往的有巴罗、丁维提、蒂博和珀蒂皮埃尔以及其他“工匠和技师”。斯当东是去组织大家安装所有不运往热河的礼品的。
幸亏他去了圆明园，因为圆明园的中国人员正开始拆箱。中国人认为，这些贡品是给皇帝的，当时就已经属于皇帝了，而英国使团是靠这些贡品才获准登陆的。“李子先生”勇敢地对钦差大臣的这种理解表示反对，从而挑起了一场用词的争论：并不是贡使——贡品。如是贡品，那么东西一运到就成了皇上的了。而是送礼——礼品因此，送礼的人可自由确定送礼的时间。一个名称就足以改变这次使命的性质。
这里涉及的赌注比较小：由谁来负责这些精密仪器的安装？工部尚书金简“结束了这次论争，说送礼这个词是适宜的”。安装这些仪器毕竟是麻烦事：还不如待安装好了再接管。
西方工艺的辉煌展示
我们还是看看在圆明园的巴罗和天文学家吧。使团的其他成员在去热河前正准备在北京住下来。圆明园是观察天气恶化的气象站。
人们动手开箱了。礼品包装得很好：尽管经过如此长途的运输，又经过那么多次的搬运，几乎没有一件礼品被损坏。
地球仪应该放在御座的一侧；天球仪应该放在御座的另一侧。分枝吊灯自然应悬挂在天花板上。在大殿的一端安放天体运行仪。另一端则安放瓦利雅密座钟、气压计、韦奇伍德瓷器以及弗雷泽天文仪。“无论在全世界什么地方，人们都无法想象在同一个场所集中如此精美的物品。”
的确如此，这真像参加国际博览会的未来英国馆。这是一次“西方工艺的辉煌展示”——尤其是英国在所谓的技艺方面，即应用科学与技术方面的成就。英国人把重点放在他们了解的中国人感兴趣的方面：瓷器和天文学。
关于瓷器，这是一次有风险的赌博。不过，韦奇伍德对瓷器工艺作了相当的改进，已经不是简单模仿中国人了。这次打赌成功了。马戛尔尼发现，大多数来圆明园参观礼品的高官权臣在观看时装作无动于衷；不过，马戛尔尼补允说：“他们对我们的德比瓷器或瓦利雅密座钟上的装饰瓷器的精美与雅致表现出无法掩饰的喜爱。”韦奇伍德特别推出一件巴尔贝里尼的复制品，这是一种著名的古代玻璃器皿，底色是蓝色，浮突出来的人物则是用白色玻璃制作的。正是这种古代器皿启发了韦奇伍德，制造出仍然叫做巴尔贝里尼的瓷器。
韦奇伍德公司抓住了这次马戛尔尼提供给他的机会来推销它的产品：这是一种新式的推销技术，到了19世纪，这种推销技术获得了成功。
科学的导演
天文仪器比较复杂，要把天体运行议重新组装好至少需要18天。西方人得到当地工人的帮助、皇帝特别命令他们来学习装配程序。看来，他们对这个任务是完全胜任的。天文学家还提到了他的技师们不得不承认败北的一件事：中国人成功地用一块烙铁切割用金刚钻未能割开的凸形玻璃板。
相反，天文学家不喜欢圆明园里差役乱哄哄的围观以及太监们见他干不成功时所发的阵阵哄笑。英国人安装仪器进展缓慢，这使人对他们的本事产生怀疑。“一些中国人嘲笑我们，说‘你们干得很卖力，不过进展不大’。”
丁维提宁可不让任何人观看这些费力的准备工作。“对无知者，永远应该使其大吃一惊。如果天体运行仪一下子突然光彩夺目地出现在人们面前，那么效果就会好得多。”天文学家是一名好导演，他知道排练是不该让公众看的。
再说，被剥夺了去热河的机会，并被迫充当工人角色的丁维提和巴罗怎么会不感到受贬呢？内阁档案里把他们俩排在接受礼品人员名单的末尾。工匠和商人难道不是处在最低层——排在农民之下吗？
皇帝的自动装置
仪器的安装工作进展缓慢，这进一步激怒了皇帝。原先，当英国人声称在仪器安装好、展览完后必须原封不动地留在大殿里，皇帝本来就已经很生气。既然这些仪器在英国安装后又拆装，那么也应该可以在中国安装后再拆装。
皇帝认为——他的看法没错——英国人企图表明没他们不行。“此系该贡使欲见奇巧，故为矜大其词。”的确，无论徵瑞还是金简都不敢在他们明显不懂的这一方面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乾隆指责徵瑞任人摆布。“徵瑞只曾在浙江、天津任职，故天真幼稚。”因为“他未曾见过广州和澳门西洋人的钟表及其他机械装置”。
中国人很早就爱好精密机械装置。从13世纪起，第一个蒙古皇帝忽必烈就曾厚礼款待过一个被他的骑兵在东欧俘获的法国金银匠，此人名叫纪尧姆·布歇。他之所以受到厚待，是因为他给皇帝制作了一个巨大的自动装置：一棵长满银叶、结满银果的大树，树下有能喷射马奶的4只银狮，树上有一个吹喇叭的安琪儿。
乾隆从爱好自动装置变成了自动装置大师，但现在他感到玩腻了——而这个粗俗的徵瑞才刚开眼界。在乾隆统治期间，大批座钟、表和自鸣钟从广州进入中国。朝廷特别喜欢带人物的八音盒，皇帝拥有好几套，分别放在他的各个宫殿和行宫。宫廷的天文学家专门为皇帝对这些八音盒进行维修。乾隆对天体运行仪和钟表不加区别，谁会拆卸座钟谁就必然会装配天体运行仪。
第二十三章 狼狈不堪的“学者”
（1793年8月24日）
一天，安国宁神父与包括北京主教在内的另外3名葡籍传教士非常郑重地赶来出席英国仪器表演。他们是奉皇帝之命来的，完后要向皇帝汇报。他们主持钦天监。他们在步利玛窦的后尘。刚好在200年前，即1593年，利玛窦知道依靠他的世界地图、刻度盘、地球仪和自鸣钟可以在天朝步步高升，并能最终加入中国籍。
钦天监
钦天监主要不研究“算术”，而是研究天文学和星相学。它负责制订一份全国日历书：如果你想统治人的世界，你就必须与宇宙相协调。《邸钞》发表的这些历书为政府举办仪式和大事（如大型工程、出征），也为日常生活（如出门远行、结婚、建房奠基等）确定吉利或不吉利的日子或季节。
直到今天，人们还预测吉利和不吉利的日子，并广为流传，这些黄道吉日登载在民间历书里。在香港、台湾或在华侨集中之处，这种历书从未绝迹。现在人民中国也重新开始自由销售这种历书。
巴罗说：“我无法确定那些自称为文人的人是否相信这些迷信，或者他们是否由于认为有必要鼓励迷信而一本正经地在开玩笑。用宗教信仰比用强制手段能更有效地统治老百姓。”古伯察神父是这样概括这一点的：“中国人喜欢笔的权威甚于刀的权威。”
总之，传教士们加入了这个体系。他们用自己的天文学来支持星相学，从而加强了中央帝国对星相学的信仰。不过，这种支持变得十分脆弱。
“钦天监”的成员原以为是来看一些八音盒的，“这些在广州称之为Sing－songs的，用像烤肉用的旋转铁叉那么上弦的八音琴”。而现在他们看到的是天文仪器，可他们在天文学方面十分外行，英国人无法教会他们掌握天体运行仪的运转原理。
丁维提和巴罗对此不胜诧异，因为这些传教士兼天文学家在西方名气很大。第一位满族皇帝顺治在1644年登基时发现历书十分混乱，没有一本是正确的。巴罗发现有一件事很有趣，那就是1670年，一名中国天文学家因为说那年有13个月而被缢死。耶稣会士们立即利用他们的优势。他们使满清朝廷相信，宫里的那些顾问在“对管理国家有如此重要意义的领域”一无所知。
巴罗说第一批耶稣会士是非常有学问的法国人和德国人。“接替他们的是一些不学无术的葡萄牙人；他们走运的是，中国人没有能力发现他们的错误。”真是没有能力吗？
格林尼治子午线取代巴黎子午线
钦天监成员退场。第二天，北京主教、葡萄牙神父汤士选悄悄地来请求帮助。
这些“专家”是披着懂科学的外衣在中国生活的，但这种掩饰很不牢靠。前一天，他们完全现出了原形。主教向英国人承认他和他的同事根本不能预测日食或月食，也指不出月相或日出与日落的时间，而朝廷上下却都以为他们在这些方面是专家。
在此之前，他们由于有巴黎出版的《天文历书》，所以还能应付；因为他们知道两个首都之间的经度差，他们只要换算一下就行了。但法国革命断了他们的来源：他们收不到到宝贵的历书了。现在这场骗局就要暴露，太可怕了……
这位恋上了中国的传教士处于被驱逐出境的巨大危险之中；甚至有可能像他的许多教士兄弟那样因比这种诈骗还要轻的罪名而被砍了脑袋。1775年前后，这些耶稣会士在他们的教会解散后所写的信中流露出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这位高级神职人员的处境则更糟。丁维提同情这位狼狈不堪的“学者”，便送给他一套以格林尼治子午线测算，可用到1800年的航海历书。这样，这位对天文学一窍不通的主教兼天文学家还有7年太平日子可过。
天文历书——时代的标志。正当内部分裂的法国向整个欧洲大陆开战的时候，英国替代了法国在中国的位置。格林尼治子午线取代了巴黎子午线。
中国文人的抵制
英国人不断指责耶稣会士为了垄断，不把欧洲科学介绍给中国人。这种看法很容易混杂着对中国人的仇恨和对天主教的憎恨。尤其是巴罗，他想不到中国文人会抵制。在他看来，科学只能是西方的科学：不把科学与他人共享，就是对精神的犯罪，但他忽略了中国人骄傲的知识传统——以及他们对外国知识的抵制。
他们受到朝廷的保护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由传教士同时传授的基督教义和西方科学在多数中国文人眼里从来就只是一些异端邪说。从16世纪起，一种传统主义的反应自始至终都保护中国传统科学不受“洋鬼子”的影响。
伟大的数学家梅文鼎问道：“难道由于引进夷人方法，我们就必须取消传统方法吗？”再说，西方人抄袭了中国，那么为什么中国人要抄袭西方人呢？“在秦朝［公元前3世纪」，人们把所有的书都焚烧了。有些书逃脱了被烧毁的厄运：那些已经流传到西方的书籍。西方人的知识应归功于未被焚烧的中国书籍。”
诚然，座钟、望远镜、羽管键琴、武器等具有诱人的力量，但人们也同样觉得它们是一种威胁。于是，一种反对西方技术的深层运动就形成了。这不仅是因为尊严受到损害，也因为想要保卫受到威胁的本国属性。为此便有这种有趣但又可悲的贬词：“会报时的座钟？它们什么地方比我们的漏刻好？再说，座钟非常昂贵，而且还会坏！火炮？敌人还没打着，打炮的人就先被烧焦了。”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无法接受！“谁不知道因为子夜时分北极星在中国天顶上闪烁所以中国位于世界中心？”
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未，中国文人中一直有这样一种倾向：为了保护文化遗产的完整，防止西方的渗透，拒绝参阅除中国书籍以外的其它任何国家的著作。这种纯传统主义是以忠于中国价值观念为掩护的。而当他们不敢否认“科学”的优越性时，他们便回避问题的实质，自以为真理在握：“汉朝时没人会测算天体间的相互位置，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的朝代经历长达4个世纪的繁荣。用不完美的天文学要比用夷人的天文学体面。”在文化革命期间，有人声称：“宁要社会主义火车的误点，也不要资本主义火车的准点。”中国人这种只靠自己的偏见犹如一条红线一直贯串到毛去世为止。“四人帮”——人数应该还要多一些——在10年里对从贝多芬到安东尼奥尼这些“资产阶级秩序”的同谋所带来的西方影响进行了批判。
当然，在这几个世纪里，有一批文人设法把中国的传统与西方的发明结合起来，但他们始终是少数。乾隆是他们中的一员吗？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说明情况正相反。他后来就英国人送礼所写的这首诗就证明了这一点。
视如常却心嘉笃，
不贵异听物诩精。
怀远薄来而厚往，
衷深保泰以持盈。
然而，为什么乾隆后来二次观看这些陈列的礼品呢？为什么在这8、9两个月期间他对这些礼品给予了超出礼仪的重视呢？为什么皇帝为马戛尔尼访华一事异乎寻常地写了那么多谕旨，似乎在那年它成为乾隆的头等大事呢？这里的真相具有两重性：公开蔑视，内心欣羡。
英国人嘲笑那些靠中国人的天真而发迹的“主张蒙昧主义的天主教徒”。但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英国人确实是他们那个世纪的人，他们以为启蒙时期的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并以此自命不凡。他们没有学会相对地看问题。他们低估了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所具有的不可动摇的力量。
不过，西方人之间是不互相揭短的。所以，虽然使团蔑视传教士，谴责他们的无知，但在中国人面前则缄口不言。皇帝可以继续以为他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天文学家，并为此洋洋得意：“今贡使见天朝亦有通晓天文地理修理钟表之人在旁帮同装设，不能自矜独得之秘。其从前夸大语言想已逐渐收敛。”
第二十四章 您有统治国家的科学吗？
（1793年8月22日－28日）
很快，“从王公到平民百姓”，所有的中国人都参观了礼品展。前来参观的络绎不绝。“所有文人以及所有没陪同皇帝去热河的官员都蜂拥来到圆明园”。他们和两个世纪前利玛窦遇见的中国人一样，惊奇地发现地球仪上的中国是如此之小，以致怀疑这些“红毛人”有意把中国缩小了。他们看了很反感，便很快就转身走开了。
天文学家把这种反应看作是幼稚：“他们像小孩似的，很容易满足，但同样也很容易厌倦。”的确，从那以后，许多旅行家，甚至一些中国人都谈到中国人的“孩子气”。鲁迅认为：“政府像对待孩子似地对待大人。”他们之所以像孩子，难道不正是因为他们社会的指挥系统强迫他们停留在儿童状态吗？这同盆景的栽培者强迫树木不长大，小女孩的脚被裹脚布缠得永远娇小不是一样吗？
弑父
弗洛伊德也许会同意丁维提的观点，认为中国人不会长大成人。如果一个孩子只能“杀”了亲生父亲才能成人，那么在忠孝作为必须遵守的集体品行和礼仪的情况下怎么“杀”父呢？这种对皇帝和祖辈的崇拜共同构成一种尽善尽美的父权主义。毛几乎没有减弱人们对祖辈的孝道，但增强了对皇帝的忠诚。直到今天，这种双重崇拜仍构成所有中国人共同信奉的宗教。毛使中国人都犯了一种与他们的排外主义以及拒绝新鲜事物混成一体的精神幼稚症。”正如德日进神父所说的那样，“中国人口众多，由于惰性和讲究实际的缘故，本能地敌视外国人。这些外国人来华向中国人建议变革，而中国人自己并不觉得有什么必要”。禁止自己做任何可能使祖先不快的事，这就等于拒绝新事物。
皇帝的3个孙子每天来看展览，他们的到来使示范表演中断。其中一个有一块镶有首饰的英国搭扣怀表（伦敦卡明制造），这块表已有好几年不走了。经过使团一名工匠的清洗后，这块表马上又走了。另一名皇孙讲话盛气凌人：“英国人一定是为他们的科学知识十分自豪才摆出那些机器的。”英国人和中国人双方各自坚定地认为自己优越，相互傲慢地嘲讽对方。这两个都自认为是世界且最强大的民族，本该因此而相互钦佩，可实际上远非如此……而这种钦佩之情正是马戛尔尼以为他所可以指望的。
只要生下来就行
巴罗还是一条巨大的文化鸿沟的见证人，它把英国贵族和天朝官僚分隔开来。
在礼品中有3卷英国贵族精英的画像。皇帝让人在每幅画像下用汉文与满文写上人名。干是，如何译音这个老问题又产生了，它使中国书法家感到为难：Duc de Marlborough便写成了杜克马博罗、英国人听了哈哈大笑。
巴罗向中国人介绍每个人的爵位。当他介绍到贝德福德公爵的肖像——画家雷诺兹画的一个孩子——时，巴罗称“Ta－gin”，“大人”，中国人便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以为巴罗是指小孩的父亲，想象不到小孩会被称为“大人”。巴罗努力解释说，一个英国贵族院议员的儿子要成为议员，他只要生下来，又死了父亲就行了。“他们由衷地哈哈大笑起来，因为他们听说在我国只要生下来就成了议员，而在他们国家里，需要苦读许多年才能当上最低级别的官员。”
中国人的笑声使英国人意识到世袭公职的荒谬。他们对中国人突然发出的笑声无言以答。他们看不到世袭权是抵御国家至高无上权力的一道屏障，他们也看不到在唯才主义后面还隐藏有官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他们觉得好像被人发现自己犯了错误似的，他们很聪明，知道自己的社会不对。
最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国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变得西方化了，而西方则通过国家公务员制度化与中国靠近了。在欧洲各国，甚至在传统主义的英国，贵族的特权被取消了；会考制度普及整个西方。这是简单的趋同吗？不，作为楷模介绍的中国模式大大加强了“唯才主义”在欧洲的地位。
这种家族与权力的结合是否使中国人感到困惑呢？马戛尔尼一共带了7名年轻的贵族，他把他们当作自己亲戚作了介绍。皇帝命令徵瑞进行了解：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亲属关系？小斯当东是否有正式官衔？皇帝出于对这些夷人习俗的尊重，还是送了些特殊礼品给这7名年轻人，尽管按英国礼仪他们只能排在乐师的前面。
皇帝与车夫
除了乾隆，还能有谁比路易十四更理直气壮地说：“肤即国家”？可是，由君主代表国家的观念现在被一辆四轮华丽马车给破坏了。马戛尔尼坚持要展示浮悬弹簧马车的优越性。特别是在他吃过坐中国马车的苦之后，这个想法尤为强烈。斯当东又梦想向这个广阔市场大批出口英国马车（西方的梦想没有改变：出口马车变成了出口轿车）。
但是，人们的注意力不在弹簧上，而是集中在车夫的座位上。一群官吏围着车夫的座位来回乱转，揿揿柔软的坐垫，摸摸座位的布料。由于车夫的座椅外套饰有月牙形花边和许多琢磨成玫瑰花的小钻石，特别是由于这座椅位置很高，因此中国人觉得这座椅颇有居高临下之势，只有皇帝本人才能坐。那么马车里的座位又由谁来坐呢？经过对车门、车窗和遮帘的仔细研究，他们最后认为车内座位只能是皇后皇妃的。
当巴罗先生向一名老太监指出他们弄错了时，这位太监回答说：“您以为皇上能容忍一个人的座位比他的座位高，并把背朝着他吗？”就像卖牛奶小女孩的奶罐打得粉碎一样，英国人向中国出口四轮华丽马车的梦想也破灭了。（从此，由于事先未作市场调查便草率出口而造成的失望时有发生。已经交货的火车头以及为上海设计的地铁方案最近就这么被拒绝了，因为法国标准不符合中国的要求。）
统治机器
丁维提和巴罗要比马戛尔尼更加感受到来自中国方面的压力：在圆明园，他们处在第一线。正当他们集中力量准备一次旨在震动整个朝廷和全城市民的示范表演时，突然间他们接到一道命令：“立即送交一切贡品，包括那些尚未安装或拆箱的贡品。”头脑清醒的丁维提知道他们在北京呆不长了。
他站在无用的天体运行仪前痛苦地感受到这场科学较量已经失败，甚至这场科学较量会干脆被取消。同样，他也预感到那即将进行的外交较量也会失败。“您如果问他们发明如此出色的机器的人是不是优等人，他们会回答说：“那些东西很怪，可有什么用呢？您有统治国家的科学吗？”
因为在中国有一种统治国家的艺术，甚至可说是一种科学。这些统治国家的艺术和科学同社会制度混为一体。30万满族人之所以能成功地统治多1000倍的中国人，只是因为他们夺取了一个未作变更的机器——天朝官僚制度，该制度控制了一个永恒不变的等级体系。
难道这不是一部绝妙的机器吗？难道这部机器不比丁维提的天体运行仪设计并装配得更加巧妙吗？各司其事：皇帝负责统治，内阁负责管理，官吏负责行政事务，农民负责种地，工匠负责制造，商人负责做生意。一环扣一环，咬合得很完美，而且人人满意；那些不满意的人就必定“挨竹板”，被戴上枷锁或被砍掉脑袋。难道这不是一种杰出的统治艺术吗？
天文学家写道：“他们的偏见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只有用暴力才能消除。”天文学家已经得出——他是所有到过中国的第一个人——在他看来是不可避免的结论，也是50年后西方得出的结论：只有用战争才能打掉中国人如此高傲的气焰。
第二十五章 富丽堂皇的监狱
（1793年8月24日-26日）
8月24日，徵瑞交给马戛尔尼一封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的来信。信中说船队已抵达舟山，请指示。马戛尔尼写了一封回信，第二天交给了徵瑞，以便通过皇家邮驿寄走：他嘱咐高厄率船队开赴广州。就在这时出事了。
钦差大臣要求知道高厄来信和马戛尔尼回信的内容：他对英国人的一举一动都要在皇帝面前负责，所以他必须了解有关受他保护的人的一切情况。马戛尔尼不想把事闹大，便同意向这位冒昧的对手作了通报。徵瑞见英使那么好说话，便向他提出作磕头练习。这次，英使发作了：他向徵瑞下了逐客令，并说他一、二天后会交给他一份有关这个问题的文件。
这位可怜的盐政顿时坐立不安，不知所措起来。贡使不练磕头，甚至还准备亲自就这问题提出书面建议。可这问题经过两千年礼仪的实施是早已解决了的。这怎么向皇帝和内阁交代呢？事情变糟了。为了保住他的顶戴，他决定再等等：有了英使的书面建议，他至少可以知道应该怎么办。
暂时他要装出非常卖力的样子，让皇帝觉得他丝毫没有讨好英国人。他不告诉马戛尔尼一声就把他的回信扣下，寄往热河，并附言说必须拒绝英国人把其船队开赴广州的请求。
8月26日，马戛尔尼如愿以偿，英国使团迁往北京，住进内城中心——巴罗、丁维提和两名机械师除外，他们留在圆明园为科学服务。马戛尔尼觉得新馆舍“不仅舒适，而且十分宽敞”。整个馆舍共有11幢灰砖楼阁，分散在一座园林里。楼阁的“及砖间严丝合缝，因此砖间的水泥几乎都看不见。砖块光滑得像大理石”。这11幢楼阁前都有一宽石板地面的院子。院子里建有一个“遮阳平台，由漂亮的木柱支撑，四周饰有十分雅致的栏杆”。
房间宽敞、舒适。房间的墙壁或油漆或贴有壁纸。英使的住所甚至还有一座戏台。有些人像17世纪法国大贵族那样拥有自己的戏班；另一些人则只能在喜庆日子花钱请戏班来演出。
安德逊欣赏“中国人在建筑物油漆艺术方面的高超水平。由于加入了一种可使油漆不怕风吹雨淋的配料，油漆始终保持光泽明亮”。安德逊白兴奋了一阵子：根据清廷内严档案记载，我们发现朝廷曾专门下令把馆舍重新油漆一遍。因此，油漆之所以鲜艳，那是刚干的缘故。
在每个房间里，有一个“用砖砌的木炭火炉，家具很少，而且都十分低矮。过去，中国人像今天的日本人那样总是盘腿而坐。从唐朝开始，中国人喜欢坐扶手椅了。可满族人来自大草原，他们习惯在帐篷里席地而坐，所以又恢复了老习惯。房内有屏风相隔，除了用纱、纸或透明牛角做的灯笼外，这是室内唯一的装饰品。墙是光秃秃的。没地毯，也没有镜子。
至于床，巴罗说：“砖砌的炕上铺有席子，但没有床帏，也没有床单，枕头很硬。”巴罗看见的只是睡觉用的床，他如果看见女人房间里的床，评价就不会那么严厉了。这些床很宽，床上铺有柔软的褥子并挂有帏帐，既可防止蚊子叮咬，也不怕仆人在床前来来往往。
皇帝的一句好话
这所馆舍是刚从广州海关监督穆腾额手里没收来的。此人因为从欧洲人那里过分敲诈钱财而被罢黜。中国官员们情不自禁地在英国人面前重复皇帝说的一句好话。当有人向皇帝建议把英国使团安排在那所馆舍时，皇帝同意了：“为建这馆舍，该贡使的国家花了很多钱，因此不能不让他住在那里。”巴罗不喜欢这种厚颜无耻的俏皮话。难道这不正好说明皇帝是同意他的官员搞敲诈勒索的吗？他处分敲诈过分者，但他不想根本取缔。
马戛尔尼曾以为使团迁往北京可结束与世隔绝的处境。然而，他们连从围墙探头往外瞧一眼都不允许。“我们中有几个人偶然探头往外瞧：他们一被墙外的人发现，就有人大喊大叫。一下子，就会有一大群中国官吏赶到，并大声进行威胁。”
英国人的反应像囚犯；他们对日常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大惊小怪。他们怎么也不习惯吃中国菜。所有的菜都是切碎的或煮熟的：中国人“想不到还可能有别的做菜方法”。啊，如果他们会做英国菜该有多好！只有汤还算符合英国人的口昧。赫脱南对中国人不喝奶感到遗憾；他想喝点牛奶真比登天还难。
中国官吏对所有仆人看得很紧，因为他们“非常善于小偷小摸”。“他们老是偷掉我们一半的面包、糖、茶和肉。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这些东西，而是他们把这些偷来的食品以三分之一的价格重新卖给原来提供这些食品的商人，第二天又买来给客人吃。”
“他们对外国人的怀疑简直无法想象。”服务与监视完全像中国菜的甜与苦一样混合在一起：“出于关心或者出于多疑，朝廷派给我们的官员起码有12人：瞧着他们整天在宫里忙碌地转悠，真可说是一幅奇特的景象”。他们看起来忙忙碌碌。这个人负责送奶，那个人负责送面包，另一个人负责开门。他们主要监视来作客的囚犯，以便向皇帝汇报。他们甚至一直跟踪到房间里。由于“每名官吏都有一名替主人拿着烟枪的仆人跟随”，因此尽管与外界隔绝，英国人并不因此就能离群索居。中国有句俗话：“十羊九牧。”
这些旅行家一回到国内，出版商们就马上请他们写点东西。他们不能不描绘一下那座他们曾经生活过，却从未游览过的城市。他们关于北京的介绍，与其说来自他们的亲身经历，还不如说来自他们与欧洲传教士的谈话。的确，在外国，最好的情报来源莫过于在这个国家长住的自己同胞。他们在观察事物时比较平稳，因而头脑清醒。对使团来说，欧洲传教士正好起这个作用：他们同英国使团促膝谈心，他们的谈话要比他们写的东西更加诚恳。
在屋里，老百姓“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似的。一个祖孙三代的大家族带着妻子小孩合住在一起的情况并不罕见。家族的每个支系只住一小间房间。床与床之间用从天花板垂挂下来的席子隔开。大家在一间公共的屋子里吃饭。”几代人同住在一起，这既是儒家的教导，也是条件所迫——今天比任何时候更严重。
因此，“中国人非常喜欢在户外生活”，这是毫不奇怪的。这样，住房虽然非常拥挤，卫生状况并不受到影响。中国人是那么喜欢室外生活，以致到了夏天，全家一起睡在马路上。直到今天，在夏季仍可看到这种习俗，特别在像“三大火炉”的重庆。武汉和南京这些最热的城市里，这种现象尤其普遍。
赫脱南指出：“街道很宽。但一到夏天，必须在街上洒水：尽管如此，灰尘仍然呛人。”在北京，灰尘依然无孔不入：它侵入人们的肺部与住房。灰尘从北京草原被风刮起来后，就像雨点般地散落到北京，使京城蒙上一层黄土色——皇帝的颜色。
社会监督与放荡生活
在这乱哄哄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组织形式，它使斯当东说出了这种带有预感性的话：“这里和兵营相比同样安全，但也受同样多的约束。”怎么回事呢？“人们维护最严厉的秩序，因此犯罪极少。这里有一种和英国古代的十户联保制非常相似的制度：每十户中有一户要为九户邻居的行为作保。”在解决纠纷时，家族和同业公会在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代替政府裁决。至于对娼妓的监督，“妓女只被允许在市郊卖淫。她们必须登记注册。她们为数很少，因为京城单身汉和不住在家里的已婚男子很少。”
斯当东的叙述是理想化了的。无独有偶，1950年至1980年间的热情访问者同样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既完美又严酷的国家，就保甲制度而言，根据天主教遣使会士拉弥额特的说法，斯当东在这里讲的是许久以前的事。“孔子就曾对这种治安制度很早就被废除而感到遗憾。”负责陪同的中国官员一定是向使团宣传了一通——没有犯罪，没有腐化堕落——同时不让他们看到不该看的东西——乞丐和娼妓。这种消了毒的气氛并未能阻止这些中国官员中的一个去“寻花问柳”，又因被“爱神踢了一脚”后回来。通过广州从西方进口来的汞丸也许可医治他的病。这种病就是所谓的“广州病”，因为来自美洲的梅毒于1511年前后——发现新大陆还不到20年——通过广州港传到中国。而美洲的玉米和白薯传到中国却花了比这长得多的时间……
广州那些被绝对禁止携带女人的欧洲人说：“在广州，只要不怕花钱，不怕搞坏身体，想要多少女人就有多少。”
但钱不光是到妓女的手里，也到天朝官僚的手里。一位在广州住了十几年的见证人在广州见到马戛尔尼时说：“如果中国官员或兵士突然抓住你在［妓女］船里，他们会对你百般侮辱。只有在根据你的社会地位敲了你一大笔钱之后才放你走。”安德逊吹嘘他曾在广州的一条船上“量过一个女子的脚”。但他是否知道他所冒的风险呢？
丁维提嘲笑那些曾在欧洲非常吃香的作品：这些作品“把中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最有教养的民族。说如果两个赶骤的在一条窄道上相遇，他们就会相互施礼。像这样的事我们根本就没见过。他们的施礼形式就是相互拳打脚踢或互扔石头”。天文学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们是根据孔子的说法向我们介绍中国人的：理论上的中国人，而不是事实上的中国人。”宫廷的走廊里也免不了有人吵架。事实上，中国人在讲礼貌时非常礼貌，火上来时也非常粗暴。
不过，由于受到严密保护，使团没有见过光棍，这些地痞人数众多，成为农民起义的骨干力量。
精神叩头
这些目击者看事物的角度并非都相同。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经常碰到朝廷礼仪问题。他们坚持不提使团所遇到的艰辛；他们珍惜英中关系的前途——也不忘他们自己的前途。总而言之，他们同传教士一样要考虑自己受到的束缚与限制。这些传教士在介绍中国时用尽了歌颂赞美之词，从而使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不让中国往欧洲派传教士呢？丁维提和巴罗不受马戛尔尼和斯当东所受到的约束。由于经常来往于圆明园和北京之间，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观察普通老百姓。他们和安德逊或霍姆斯一样，但他们能像演配角的人那么超脱，所以他们的头脑要比前两人清醒得多。
中国是一个讲究用词和姿态的帝国；用赞美颂扬之词谈论中国就意味着同意进入中国体制，这就等于作一次精神叩头。斯当东常常作精神叩头。为了保住面子；这种精神叩头应该看作是逢场作戏。他的同伴则拒绝这样做：于是，他们看到了现实的中国与想象的中国间的差别，甚至忘了对中国人说来，想象的中国也就是现实的中国。
第二十六章 已变成中国人的欧洲人
（1793年8月27日-29日）
马戛尔尼在北京住所接见了早就要求拜访的情报员：“传教士们穿的是当地衣服，讲的是中文。从外表看，他们和其他本地人没有什么区别。”
奇怪的是，梁栋材神父一直不露面，而另一名法国人却很快成了马戛尔尼的常客，他就是罗广祥神父。使团搬来后第二天他就来了。马戛尔尼写道：“他告诉我他获准为我们效劳，并且每天来听取我的吩咐。’”
大家松了一口气。索德超的令人不安的阴影消失了：他已经上路去热河了。克雷芒十四世屈服于整个欧洲知识界的压力，在1773年解散了耶稣会。在华的耶稣会士便由遣使会士接替，而罗广祥神父就是这些遣使会士的头。他是1785年4月作为“数学家”来到中国的。和他同来的还有两名会友——一名“画家”和一名“钟表匠”。马戛尔尼十分赞赏这位脸色红润、肥胖、健谈的神父。他非常了解他已与之融为一体的中国实情。
他在给他姊姊的信中谈到了他的工作：“我领导一共有73人的传教会。每天我要讲4种语言：法语、拉丁语、汉语、满语。我要回许多信。我要讲授教理，听忏悔，做其他圣事，而且有时还要去拜访要人。”1795年见过罗广祥神父的荷兰大使蒂津是这么描述他的：“他本身就是健康的象征。中国衣裳穿在他身上非常合适。他讲中文十分流畅，而且优美动听。”
罗广祥神父为人随和，性格开朗。他“每天带一些他修道院出的小礼物：美味的法式面包、欧式甜食、白色无核甜葡萄。这葡萄树是从位于戈壁大沙漠边缘的耶稣会Chamo葡萄园移来的”。罗广祥神父又说：“自从我们在北京发现了在葡萄汁里加一定量的糖可酿制高质量的葡萄酒这秘密后，我们不再为没有欧洲葡萄酒而发愁了。欧洲葡萄酒在中国出售，价格昂贵。”位于北京郊区栅栏的传教士一直到1949年还自己酿造葡萄酒。罗广祥神父带来的面包和弥撒酒说明这些传教士不管多么像中国人，但这种中国化总不是十全十美的。
马戛尔尼也收到一封钱德明神父写来的“亲切的信”，里面还买了一幅他的画像。钱德明是属于传奇式的神秘人物。这位可敬的老人在中国已生活了42年，经历了耶稣会的兴衰——获得过荣誉也受到过迫害。他是《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回忆录》和《耶稣会士书简集》的主要编者之一。他身体十分衰弱，不能走动。这个介于欧洲和中国两个世界之间的人已是半截入土了。
一种奇特的传教方式
罗广祥神父向马戛尔尼介绍了中国基督教的惊人状况。京城有5000名基督徒，全中国有15万基督徒。平均2000中国人才有一人受过洗礼：这就是欧洲传教士拚命传教所取得的可怜成绩。为什么方济各-沙勿略在广州附近死了241年，利玛窦到达澳门211年后信仰基督的弟子还那么少呢？梁栋材神父解释说：“在工艺和政治方面，中国人也许比别的民族更高明，但在宗教方面，他们则很愚蠢。在我们国家，一个7岁的孩子都会觉得他们的迷信是荒谬可笑的。但他们死抱住自己的偏见，夜郎自大，以致很少有人改信宗教。”
罗广祥神父承认吸收新教徒的唯一来源就是……弃婴：“每天一大早，政府派一辆马车到城郊转，见到哪儿有弃婴就捡起来，送到义冢。传教士常常把弃婴中看样子还能活下来的婴儿接回来抚养。其他的婴儿，不管已死的或是还活着的，都扔进坑里。罗广祥神父向我郑重保证，他的会友总是首先给那些还有一口气的婴儿洗礼，以拯救他们的灵魂〔这话是用法语说的〕。”这个新教徒流露出对这种“迷信”的奚落。神父在谈这些事时就像没有感觉到这是件可怕的事似的。
在中国发生的杀婴给最近3个世纪去过中国的旅客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中央帝国在18世纪并不是丢弃不想要的婴儿的唯一国家。就在普普通通的1771年，巴黎的弃儿收容所共接收了7600个婴儿，其中一大部分由于缺奶和无人照料而死亡。1788年的一份陈情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新生婴儿丢弃在街上结果就让狗吃掉了。”在英国，《雾都孤儿》比马戛尔尼远征中国晚45年……不过，在中国，根本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弃婴收容所，因此几乎所有弃婴都被扔进义冢里——或者送到天主教会。
这些英国人毫不掩饰他们的困惑。巴罗说：“大家那么颂扬中国人对父母孝顺，但既然他们毫无顾忌地杀害自己亲生的孩子，那他们实际上还能有什么孝心呢！”斯当东说：“习俗似乎告诉人们，初生的生命可以毫无顾忌地牺牲掉。”赫脱南说：“我们见过一些例子：在饥荒年代，一些穷人吃他们的孩子。”古伯察神父冷静地写道：“人们狠心杀死新生儿。生男孩是一种吉利，而生女孩则是一种祸害。’”主要原因过去是，今天依然是：女孩一结婚就要做婆家的女仆，父母等于白养她20年；而男孩不仅永远和父母在一起，在他们年老时赡养他们，在他们去世后给他们上坟祭祖，而且还给家里增加一名女仆——他的妻子。
杀婴并不受到禁止：政府不管。在马戛尔尼那个时代，据统计中国有些地方男女孩的比例竟达到150比100！今天虽然从1949年以来已严禁杀婴，但杀婴现象并未根除。在人民共和国的某些村子里，男女孩的比例甚至可达到5比1就算是中国的年轻妇女强烈地祈求天上织女给她们一个漂亮的男小孩，现在男女孩子人数的差别与自然比例相比实在大得惊人。这种杀婴现象在遇到反人口膨胀的强硬措施时又死灰复燃。现在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如果命运安排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怎么不希望杀了女婴后生一个男孩呢？
为了上帝最大的荣耀
在中国，只有传教士从这种屠杀中抢救出一些生命来。中国基督教徒主要是收养来的，而不是改宗来的。因此，他们不太引起天朝政府的怀疑。教会既是他们的自然家庭，也是他们的宗教家庭；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热爱教会的原因。
1793年，由乾隆下令对基督教进行的迫害已产生效果。马戛尔尼说：“由于现在传教士谨慎行事，中国人对改信宗教已不像过去那么敌视了。”但马戛尔尼没有理由高兴：乾隆的迫害令并不是官样文章。上一次对基督教徒的迫害发生在1785年。不久又将再次迫害基督徒。在地方各省受到迫害的基督教只有在北京才被允许存在——朝廷需要传教士们的知识，而且慢慢也对他们习惯了。
这些善良的神父只能向被父母抛弃的孤儿讲授教理，而他们自己难道不也被西方抛弃吗？罗广祥神父年复一年地盼望巴黎能给他寄些钱来，他现在已经费枯竭。在同年8月写给住在广州的原法王官员、现也被法国遗忘的吉尼骑士的信中，他简要地说明了自己的处境：“我在4月曾请您在专门负责财务的法国传教士到来之前负责照看我们在广州的事务。”后来，这名法国传教士一直就没来。
处境如此艰难的传教士当然就不会引起朝廷的怀疑，但他们也并不因此而放弃为上帝的最大荣耀而努力工作。罗广神神父说：“只要靠上帝帮助，一切都会顺利的。”“我对我的命运是满意的，因为我有理由相信上帝知道我在这里工作。不管是生还是死，我们都属于上帝。”这种对上帝的笃信使这些英国人感到困惑不解：“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这些人永远离开自己的祖国和亲人，献身于一项艰巨的事业，即改变那些他们从未见过的人们的信仰。他们面临许许多多的危险。他们靠坚韧不拔、忍辱负重和一丝不苟的精神赢得了某种保护。他们在一个排斥外国人，认为抛弃祖坟是一种罪行的国家里成功地摆脱了外国人的不幸地位。”
那个“极端无知”的汤士选主教在各国神父的陪同下再次拜访马戛尔尼。随同来的神父都告诉马戛尔尼勋爵切不可信任汤士选主教：“葡萄牙人想了一套办法排斥其他国家在中国立足。一位意大利传教士对我说，所有非葡籍传教士都是英国使团的真诚朋友，而葡萄牙人除了他们自己以外没有任何朋友。”
马戛尔尼没有用一种嘲讽的态度对待这些派别斗争，而是按照敦达斯和梁栋材神父的建议充分利用这些人为英国效劳的愿望来扩大自己的利益，至少他向这些来访者了解到朝廷里的情况。
第二十七章 一个受他人影响的君主
（1793年8月28日-29日）
罗广祥神父向马戛尔尼提供朝廷内部的情况。皇帝共生20个儿子，但活下来的只有4个。“皇帝为人非常谨慎小心，因此没有人知道他想立哪个儿子为继承人。”由于中央帝国没有长子继位制度，而是像罗马法规定的那样“确立继承人。”康熙统治60年，他在接班人问题上曾有过不幸的经历：他曾不得不废黜指定的接班人，让他死在牢里。康熙的儿子雍正了解这个失败的先例，便秘密地把他的继承人的名字放在一只封好的盒子里，并写在随身携带的一份文件上。这个名字就是乾隆。乾隆学他父亲的办法。不过，这种谨慎做法并无必要，因为乾隆在1796年85岁时宣布内禅，公开指定嘉庆继承皇位。
“乾隆不准任何一个儿子插手国家事务。”他一个人统治国家。“他亲自批阅所有奏折。事无巨细，他都亲自过问。”马戛尔尼录下罗广样神父的这段话时，却没料到“皇帝事必躬亲”这一点正在他本人率领的使团问题上得到证实。不过，皇帝是听取6名国家主要人物、内阁大学士的意见的。这6人原则上是平等的，但其中1人的实际地位比其他5人高。
附体再生的人
皇帝最宠信的人就是和珅。他是“一个出身贫微，靠自己的才干爬到最高官职的鞑靼人。”但他靠的还不光是才干。“乾隆把他从皇家卫队的一名小官一直提拔到受宠的宰相位置。20年前，乾隆在一次检阅皇家卫队时被和珅的魅力所吸引。和珅深受皇帝宠爱，不断得到提升。”人们可以估计到这位善良的神父向马戛尔尼谈了更多有关和珅在责任心很强的乾隆皇帝生活内占有充满浪漫色彩的位置的情况。不过，一个大使的报告必须有一定的分寸。关于那个问题，他只在报告中作了暗示。其他一些同时期的材料表明，和珅不仅是皇帝的宠臣，而且也是皇帝的嬖幸。
皇帝后宫尽管有过许许多多的爱情故事，但这恐怕是中国皇帝所经历的最奇特的事了。乾隆在很年轻约时候发疯似地爱上了他父亲的一名妃子。他的母亲皇后娘娘发现此事后就想消除诱惑他儿子的这种力量：皇后召见那名有罪的妃子，强迫她用白绫自缢。40年后，一天乾隆皇帝检阅皇家卫队，他发现站在第一排有一个漂亮的小伙子，长得和他曾经热恋过的妃子几乎一模一样。中国人都相信暴死的人死后灵魂到处游荡，然后附体再生。乾隆更相信这点，因他是喇嘛教徒，相信灵魂转生。他不怀疑他曾热恋的妃子的灵魂附在这个小伙子身上再生了。据说，他和这个年轻人在一起尝到了很久以前没让他尝到的幸福。
宠臣和宠妃
和珅迷住了比他大35岁的皇帝。他漂亮、健壮，热爱生活。他聪明机灵，谈吐动人。他并非真正是一名文人，只是善于辞令，会写一些短诗，然而他当上了总督、尚书、中堂，并是后来登基当上皇帝的嘉庆的太傅。
对于和珅的地位，一位前耶稣会士曾用一句话来概括：“皇帝年事已高，再说所有国家都有一些蓬巴勒和蓬帕杜尔。”蓬巴勒是葡萄牙国王约塞的宠儿和首相；蓬帕杜尔则是路易十五的情妇和顾问：对和珅的最好形容就是他既是宠臣，又当宠妃。
通常，作为最高官员的中堂是代表天朝政府在皇帝面前说话的。乾隆与和珅之间的暧昧关系打破了天朝制度的平衡。他使文官等级制度不能行使其建议权，甚至不能向皇帝进谏。他成了皇帝前面不可逾越的屏障，加剧了专制体制。
至于同是鞑靼人的“二号大学士”福长安，罗广祥神父没说什么，只说他让哥哥娶了皇帝的侄女。的确，其兄福康安将军功绩突出：他胜利平定了台湾和西藏的叛乱，出色地管理过对外接触最多的广东省。福长安很年轻时就被任命为内阁大学士，“虽然他像一个得宠的人，而不像是一个有才干的人”。他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地位，主要是因为他与和珅的关系十分密切。
这两名阁老后来成为宫廷积怨的牺牲品。乾隆一死，他的儿子嘉庆就把他们抓了起来。和珅被勒令像他的前身那位妃子一样用白绫自缢而死。福长安原判死刑，后被免死，但他被迫帮助和珅自杀。
至于第三位满族内阁大学士阿桂，因为年事已高，他已不再怎么过问国事了。不过皇帝还征求这位老臣的意见。皇帝常在批文中写：“通常有远见卓识的阿桂对此有何意见？”
另外三位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成员——二名汉人和一名蒙古人——的影响要小些。读者将会遇到他们中的一位，即蒙古人松筠，他在马戛尔尼回国途中陪送到杭州。不管他们的能力有多强，他们对君主的影响就小多了。
由于所有一切都取决于年迈的皇帝本人以及他的宠臣和珅，马戛尔尼懂得他必须亲自同皇帝或和珅谈，吸引他们，向他们解释，并说服他们——总之，要跟他们谈判。但是，罗广祥神父介绍的朝廷情况使马戛尔尼感到十分困难。难道朝廷里有权的人是否会不像躲在无形的礼仪屏障后的幽灵那样在他面前走过呢？
与此同时，船队……
中国人像关心英使那样关心他的船队。英国人向浙省地方官要求“指给空地一块，俾伊等支立帐房，将船内患病之人送至岸上暂行栖息。”皇帝立即作出答复：“毋许僭越所指地方滋生事端，沿海居民亦着禁止前往该处。”这种隔离是有道理的。从8月6日至29日，“狮子”号上死了5人：1名兵士，1名木桶修理匠，2名水手，1名军官。水手们用醋冲刷甲板，做烟熏消毒，给船舱通风。
8月27日，浙江巡抚长麟在一份奏折中写道：“且船泊珠山，四围皆系沙泥，不能支立帐房。查珠山之西北有一岑港，在此停泊可以避风放心，且船泊山下即可在船旁支立帐房。”人和船都在一个地方，负责监视外国人的部门就感到方便了。皇帝朱笔批道：“好。”
无论是英国船队的航行情况还是夷人的表现，皇帝都一清二楚。但皇帝受他人影响，全朝廷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唯独他自己不知道。
第二十八章 皇帝的朱笔
（1793年8月28日-31日）
徵瑞自以为得计，他把马戛尔尼8月25日交给他的那封写给高厄的信寄给了朝廷，而不是寄给收信人。皇帝估量了这一失策的影响：这等于让那600名只求起锚开船的夷人推迟行期。当皇帝发现这个盐政又一次未同他的同事商议就一人作主时，怒不可遏，大发雷霆。8月28日，和珅写了一封措词非常严厉的信，这3个伙伴30日收到此信，他们一定出了一身冷汗，因为皇帝的怒气向他们发来。
朱墨
此信有皇帝的印记：信是由中堂以皇帝名义写的，旁边有皇帝的朱笔批示。他们在这朱墨前叩了九次头，就像皇帝陛下当面斥责他们一样。
和珅在信中首先提到徵瑞上次奏章中的主要一点：“船内众人不服水土，可令先回本国。”这是高厄的希望，也是马戛尔尼的意见，但徵瑞没有向朝廷报告他是如何答复贡使的，也未说他是否作了答复。皇帝对这个漏洞用朱笔批道：“奏章中只字未提。”
和珅继续写道，徵瑞在这个问题上一声不吭是否意味着他认为停泊在舟山的船队不必马上出发。他是否认为应该等所有的夷人一起出发？可怕的朱笔批道：“糊涂已极！”中堂命令把贡使的要求尽快寄给巡抚长麟，让停泊在舟山的船队立即起航。
“应该想到，船队官役人等不下六七百人。他们滞留在浙江，开销很大。既然他们自己愿意先回去，为何不想省这笔钱呢？”皇帝现在算钱了：当初他发现英国人主要吃肉时，难道他不是曾传谕别给他们太多的大米和面粉吗？
信最后警告金简、伊龄阿和徵瑞：没有他们3个人共同签署就寄来的奏折暴露了他们3人之间不能允许的矛盾。他们3人是一起被任命陪同进贡使团的：他们应该合作！“朕又节次降旨令3人会商，何以此折仪系徵瑞一人列名单奏？或徵瑞以钦差自居，遂尔目无金简、伊龄同，不与会衔；或金简、伊龄阿因徵瑞条内务府司员，不屑与之联衔。”
朝廷用最严厉的言词指责“此等卑鄙之见”，“实属内务府下贱习气”。通过对这3名不称职的高级官员的斥责，整个内务府都受到了辱骂。
一场家庭纠纷
尽管这3名高级官员并不知道皇帝发怒的全部情况。但我们从中堂以皇帝名义写的信中的批示了解到皇帝盛怒的痕迹。通过这些朱笔批示，我们看到了乾隆与他宠臣之间的内部纠纷。
显然天子感到厌烦了。朝廷里每个人都因此而遭殃。和珅作为信的起草人也受到皇帝的指责。由于他在“遵旨”前面只写金简一个人的名字，乾隆便指责和珅：“这次，你忘了伊龄阿和徵瑞，你怎么会这么糊涂？”
3名陪同官员不大可能知道皇帝对中堂如此严厉的批评、因为那是不符合天朝规矩的。但应该知道，皇帝朱批的信是寄给收信人的，收信人收到信后就抄录下来，并立即将原件寄回皇帝。皇帝还可以在信件上再作批示，所以很可能是这种情况：天子发了两次脾气。
这位83岁的君主在他鞑靼区的行宫里低声抱怨英国使团——原来为他的寿辰所献的花束已变成一团扎人的刺了。徵瑞使官僚机器的运转发生了故障。他离开了盐政和海关就成了草包一只：这就是和珅在8月16日对徵瑞恶意的嘲讽。徵瑞的无能破坏了像钟表机械那样精密的指挥系统。
不过我们今天知道，马戛尔尼认大沽到热河之所以由一名普通的盐政官员陪同，那全是皇帝的有意安排，也是皇帝非常讲究儒教级别思想的缘故。不应该让马戛尔尼因有像直隶总督那么重要的官员陪同而沾沾自喜：“该贡使以天朝多派大员照料，益足以长其矜傲。”皇帝想通过把英国人交给一个盐官来打掉他们的威风。可结果未能如愿：徵瑞是个蠢材。
皇帝的怒气一封信比一封信厉害。在平时说话微妙的官僚阶层里竟用了这么强烈的字眼，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盐政司有幸出了一个如此愚蠢的官员。”“所奏糊涂已极。”“所有不令先回一节，更属不成事体。”皇帝呵斥徵瑞的同时，金简和伊龄阿也挨了骂。“至昨奏到之折系徵瑞一人出名单奏，殊事可解。实属拘泥糊涂，可鄙、可笑。”
朝廷检查官员的内心想法
和珅再次进行斥责。他向有关的人解释为什么他们做错了事。这是一种特有的方法：在中国，朝廷检查官员的内心想法，权力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承认的，它应该使下属产生犯罪感。对于某些官吏说来，有做错事的想法比“客观上”做了错事更要严重。和珅作为皇帝的发言人，对谁都不客气。他指责金简和伊龄阿“可鄙”、“可笑”、“可恨”。
朝廷与这3名官员之间的信件交换可以这么无限止地继续下去：每次，一方引用对方的话，一方将对方的话进行轻蔑的指责，另一方则表现得惶恐不安。直到大约9月2日，皇帝在3个犯错误者前一天寄出的奏折上朱笔批示后这场争执才暂告结束：“亦不值向汝等烦言矣。”这也许既是针对这3名官员，也是针对内阁大学士的。
官僚主义产生如此荒谬的效果，这并不罕见。处于等级制度低层的官员的主动性被高层官员扼杀，高层官员反过来又像失去冷静的高雅人士那样激烈地指责低层官员无所事事。乾隆没有因为替他效劳的人的疏忽而上当，这第一号中国人似乎瞬间清醒了，走出自我陶醉的孤立状态；而整个中国民族一直被一个有两千年悠久历史的制度封闭在这种状态之中。
中国方面远比英国方面紧张。由于制度僵硬的关系，中国人患有宗派思想，打钮扣战。而对方，英国人由于身处如此陌生的环境，加强内部团结。“Right or wrong，my country．”他们把中国人当作应该对付的威胁。尽管他们失望、疲惫而且有点恼火，但在我们的史料中找不到他们间有任何真正不和的证据。
不可抗拒的恐惧
皇帝的怒气平息了，但不幸的徵瑞还没有吃完苦头：夷人真不会做人。
的确，英使在8月29日交给徵瑞一份曾说起过的有关礼节的照会：要坏事了。
因为这份照会而胆战心惊的不光是徵瑞一个人。马戛尔尼曾为把这份照会译成中文而到处找翻译，但却没找到：中国官吏、欧洲传教士、甚至他自己的满族翻译，没有一个人愿意卷进一件如此重大的国事中去。有的官员做事不慎，只因为同意为一个夷人向朝廷转呈违背礼仪的信件而被“打板子”、蹲班房，甚至砍脑袋。这类事难道还少吗？洪仁辉不是就经历过这种不幸的遭遇吗？最后，罗广祥神父同意翻译照会，但不誊写，甚至也不愿借他的秘书。风险实在太大了。
幸亏马戛尔尼还有小斯当东。他现在已能凑合着写汉字。据斯当东和安德逊说，这份照会的翻译与誊写过程真是出奇的复杂。由于罗广样神父不懂英文，所以必须首先从英文译成拉丁文，然后再译成普通中文并改为宫廷文字。最后誉写照会就只得靠一个伦敦的孩子来完成了。
既然全国上下都惧伯任何与传统习惯不严格相符的首创精神，那么中国的发展除了通过危机以外还能有别的什么途径吗？马戛尔尼写道：“对传统习惯是否有效不经过认真研究而近乎迷信地盲目赞同，这就是中国的主要特征。”
“赞同”：马戛尔尼本可以说那是对神的恐惧。滑稽、残酷和重要的插曲，这概括了英国使团整个活动。
马戛尔尼在这份令人如此惧怕的照会里提出了什么解决办法呢？一名和他级别相等的中国官员在乔治三世画像前就像他在乾隆皇帝面前一样施礼。两人同时分别在东西方最高君主面前叩头。
徵瑞读了照会后脸色阴沉。把两国君主等同起来是荒谬的：世上只有一个皇帝，他就是天子。其他国家的君主都只是些小国王而已。王和乔兴高采烈地建议马上就施礼：这毕竟是让贡使叩头的一种办法。马戛尔尼劝他们不要着急，他很清楚，没有皇帝的赞同，他们在乔治三世肖像前的叩头没有任何意义。
马戛尔尼是否想到徵瑞直言不讳的看法是对的？他是否估计到：即使通过一名官员出面，皇帝也永远不会同意英王与他地位相等呢？不过，马戛尔尼虽然预料到困难重重，他仍继续按既定方针办。
皇帝反复强调说：“我们应该使这些英国人敬服：向他们展示我国本制的效率及文明的优越性。”这是以后两个世纪里中国与西方关系中的另一个永恒不变的因素。即使是吃了败仗，天朝优越的思想也不会改变：“我听说夷人在他们的信函和文章中把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叫做皇帝，并和皇帝陛下相提并论”，1867年，即火烧圆明园7年以后，一名中国高级官员还这么写。
马戛尔尼由于太不了解这种官方语言因而抓不住要害。他不知道徵瑞之所以被选上负责接待英国使团，正是由于官职卑下。他却以为，既然徵瑞有幸奉旨接待尊敬的英王陛下的使节，那他的级别一定很高。20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了解中英双方的用意——我们比他们自己还了解得更清楚，因为我们掌握他们双方的隐秘。不仅如此，我们还掌握历史的隐秘。
第二十九章 谈判不在热河进行
（1793年8月31日-9月1日）
马戛尔尼勋爵本应该来广州，并在现场以强硬而有节制，不屈不挠的态度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
夏尔·德贡斯当
1793年2月
8月30日星期五，马戛尔尼把准备工作做完。他打算9月2日星期一上路。出发前还有两天空闲时间：他提出来要“在北京稍稍游览一下”。他立即被告知说，他“应该等从鞑靼区回来以后”，因为“在皇帝接见前就在京城露面是不太适宜的”。马戛尔尼指出：他已经“在京城露过面了”——见过他的人数以百万计。
根据欧洲的外交惯例，只要还没有呈交国书，大使是不能进行任何正式活动的，但他可以随意闲逛。天朝的传统则禁止护送贡物的人在完成正式使命之前在外头露面。也许这也是对贡使的一种暗示：如果他缺乏灵活性，那么他们也会同样采取强硬态度。
人们不会在星期六或星期天上路去完成一件官方任务：马戛尔尼想像不到中国人居然不明白这么明显的道理。然而，对中国人说来，那天并不是1793年8月30日星期五，而是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观察家惊奇地发现：“中国人没有固定的休假日子。”
今天，这些差别已基本消除——尽管中国人的节日还保留用农历。可是在很多世纪内，中国并没有用世纪来计算时间。登基的皇帝就像基督徒眼里的耶稣基督一样是开创新纪元的上帝。在1793年，法国的革命日历诞生了：这是第一部想摆脱与基督教联系的历法。但毛泽东的中国没有这种勇气。然而，直到今天，中国人在讲自己的历史时仍然既不用公元前或公元后几世纪，也不用公元前或公元后几千年。“元朝？那是在哪个世纪？”能回答的人寥寥无几。但没有一个小学生不知道元朝是在宋朝之后，明朝之前。
索要礼品
按照惯例，贡使应把“一件私人礼物交到”皇帝“本人手里”。因此，马戛尔尼的四轮华丽马车就“不适宜作为礼物：因为无法把它放到皇帝本人手里。”另外，朝廷的主要官员、皇帝的儿子、宠臣和其他一些人“期待着收到一份相似的礼品。”
马戛尔尼所有的礼物全部都写在礼品单上了，因此他只得向使团成员买那些本来是他们带来中国出售的东西——但按明文规定他们是不准这么干的。马金托什上尉卖给马戛尔尼一批手表，价格按他本打算在广州脱手的价格——因而赚了不少钱。Business is business．
后来，“礼品问题解决了”。梁栋材神父又一次来信。这位前耶稣会传教士恰好是8月30日写来的信。他的来信使马戛尔尼继续抱有达到目的的希望。下面是一篇公开吹嘘个人和阴险抵毁他人的新杰作：
“中国官员似乎对阁下庄重的举止和精美的礼物都十分满意。他们越阻挠我实现为阁下效劳的愿望，我就越到处夸奖阁下的杰出国家，夸奖它的强盛，它的富有，它的信誉，它对科学的热爱。［……］
“我强调中华帝国可以从同英国贸易中获得好处。我指出，每年有50或60艘左右的英国船抵达广州，在那里留下大量的金钱；其它所有王国的船只加在一起也不及英国船只总数的四分之一；尽管中央帝国同英国做生意已经很有利可图，将来它还可获得更多的利益。条件是排除英国贸易在广州所遇到的障碍，让英商还能到另一个口岸做生意。英国商船在新口岸就可不必等四、五个月才能装上货物，也不必须着季风，冒着沉船的危险回国。
“阁下最好能了解他的好朋友。葡萄牙人索德超进了钦天监，可他连天文学的基本原理都不知道。他有幸给和珅治好了一次轻微的不适，那就是他发迹的原因，也是他为什么敢于争取当阁下翻译的原因。他现在有钱，有地位。但如果阁下能阻止他在热河当翻译，那么他就会很快丧失他的钱财与地位。［……］再说，我对这个传教士唯一的意见就是他有意反对英国。［……］。
“阁下从热河回来时，在北京需要赠送许多礼品。（下列一张名单，马戛尔尼后来派了大用场。）重要的是千万别让索德超影响这些礼品的分配。我只是提醒阁下，贺清泰先生和罗广祥先生不懂人情世故。”
这个教徒是一个光荣家族的后代，侯爵的儿子。他不顾教士间应有的团结和基督教倡导的仁慈给勋爵写信。的确，在全世男所有的宫殿里，“人情世故”与“地位”在当时总是压倒任何其他考虑。
“根据阁下写给我的信，我知道在阁下去热河之前我不能拜见他。而且，根据我听到的某些消息，我估计在阁下回来后我也不易见到他。”这两句话可能使马戛尔尼有点担心。难道梁栋材预感到从热河回来后，英国使团的日子就不长了？
法国的意外出现
第二天，即8月31日，马戛尔尼终于见到了这位写信迷。梁栋材为不能早一点来看他而表示歉意，但他把这归咎于“钦差大臣的嫉妒”：“他受不了我关于英国伟大以及它对中国很重要这一看法。”马戛尔尼承认这个神父消息很灵通。但貌恭必诈，难道不是吗？他最后离开话题说：“我将安心地留在这里，因为我深信阁下不会在热河谈判。”马戛尔尼心想：“如果不在热河谈判，那我去那儿干什么呢？”
马戛尔尼准备乘坐四轮旅行马车去热河。这辆旧马车“引起中国人的极大兴趣，他们画下了车子的图像”。但是，“尽管马车十分舒适，工艺精良，但车身颜色黯淡，因此样子不好看。”中国人喜欢鲜艳的色彩，他们不明白“英使竟会坐颜色这么黯淡的马车”。这又是一个误会。
在分发去热河行宫穿的礼服时，人们打开一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镶有金色饰带的绿呢礼服。“这些衣服都是已经穿过的，甚至经常有人穿。”拉吕泽尔纳先生的名片还缝在礼服的衬里上。拉吕泽尔纳先生曾在1788年至1791年期间出任法国驻伦敦大使。“这些衣服根本不适合一个在华的外国使团穿。”英国人用幽默的态度看待这件事。“中国人对我们穿上这样的礼服可能发现不了有什么可笑之处：可在我们之间，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然而，使团的画家亚历山大在一位头戴蓝顶的官吏陪同下去圆明园取一张天体运行仪的图纸。“路上，我们迎面与一位亲王的队伍相遇。按照中国礼仪，必须给亲王让路。我的陪同试图说服我在这位皇族成员过来时下跪叩首。这位令人敬畏的老爷见我明确拒绝行这种礼时似乎乐了。”天真的亚历山大有很浓厚的英国意识。他一刻也不会想到微笑里也会充满了对他“野蛮表现”的谴责。
野战炮将不出征
敦达斯和马戛尔尼原先不顾东印度公司的警告，坚持要把速射炮列入给皇帝的礼品单中：“听说要介绍一些中国人无法仿造，而且他们会知道是无法抵御的武器，我们对此感到某种忧虑。在中国，火器从来就是招惹麻烦的东西。”英国政府和特使不听这些谨慎的劝告。难道是想把野战炮同韦奇伍德瓷器和兰开夏呢料一起卖给中国吗？还是想炫耀他们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呢？
使团的武器装备使钦差大臣感到不安：“此人原先强调要把全部礼品都运到热河，现借口皇帝不久就要回北京，要求不把野战炮运到热河。他还要求把火药桶全部交给他。”早在1757年，中国就曾发布过一项告示，绝对禁止外国人在华携带火器。规章制度总还是规章制度。
9月1日，徵瑞写信给他的主人：“明天早晨，奴才将带贡使离开京师。到热河后，即10天后，他就可觐见皇上。”
金简来看望马戛尔尼，预祝旅途顺利。他告诉马戛尔尼，皇帝十分赞赏马戛尔尼所采取的措施，即“让在舟山的‘狮子’号上病员隔离扎营，不让水手们到处乱走。”朝廷已发出命令，高厄可以“随时起航出发”。
马戛尔尼似乎没有发现中国人最关心的是在他们的同胞周围建立一条防疫隔离带。皇帝祝他们“一路顺风”，意思是说：“这下可轻松啦。”这样，少了600个需要提供大量肉食的饭桶，也是少了需要监视的600个间谍。
第三部分 傲慢对自负，在皇帝的庇荫下
1793年9月2日-10月6日）
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总是习惯和差不多在起支配作用。这样一来，人们得到的印象是生活在一种模糊而把握不定的环境之中。
德日进
我们由于各自的皇位而似兄弟。如果一种兄弟般的情谊永远建立在我们之间，我们会极为愉快。
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
外国人的话里没有真话。
《方士秘录，马雅诗篇》
第三十章 长城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