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国味
（1793年1月底-6月16日）
又过了15天大洋中的孤独日子，2月1日抵达阿姆斯特丹岛，这岛的沙滩上挤满了海豹。意想不到的是：“有人在挥舞着一根绑着手帕的木杆”，——三个法国人和两个英国人。人们把他们留在这荒岛上是为了准备“2．5万张海豹皮的货运到广州去出售”。“中国人对修剪海豹皮有很高的技术，他们把长的和粗的毛剪掉，留下一层细软毛。”这五个人真是“污秽不堪，但没有一个人想脱离这种生活”。
就在这个2月1日，巴黎国民公会对英国国王正式宣战。当他们的国家互相打仗的时候，他们却在一起费劲地从2．5万个骨架上剥皮，并把尸体留在岸上任其腐烂。由于达官贵人的喜爱，这股攫取皮货的狂热已经到达十分野蛮的地步——因为除了鸦片，皮货几乎是可以在中国售出的唯一商品。
第二天“狮于”号启程了。2月25日抵达爪哇，在此之前它没有靠近任何一条能够认出它的船只。尽管库克嘱咐大家吃柠檬，船上还是发现了几例坏血病人。感到宽慰的是“狮子”号在爪哇西头找到了“印度斯坦”号。两条船曾分开了很多日子。
从巴西到爪哇走了两个月。两个月里没有碰到一条船，除了茫茫大海中两处无人的岩礁外，没有在其他地方停泊过。这两座岩礁是海豹的临时栖身之处——但在那里大家还是想到了贸易，想到了英国和中国。
漫长的白昼，长时间的阅读，久久的思索，还有促膝长谈。一开始，马戛尔尼并不太喜欢那4个教士，他们集中了中国人又像天主教徒和那不勒斯人的特点：这是上天给一个爱尔兰新教徒的考验！可是，又怎么能离开这两个翻译呢？李神父抽烟抽得嘴都黑了，可不管在哪里见地，他总是叼着一根长烟袋。周神父有时嗑嗑瓜子。这对一位绅士来说实在难以忍受。但是他们却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了若指掌！马戛尔尼用拉丁语问他们问题。于是他又像在三一公学里那样感到自在了。
开放与闭关的交替
由于不断听神父介绍，加上大量阅读了图书室里的藏书，马戛尔尼最后对各个时期中国与西方关系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条中国龙时而安详地展开它的身躯：时而因不安而缩成一团。永远是同一个社会解体后又重新组成。治与乱的无休止的循环组成了一部不变的历史。同不断进步并想征服越来越多地方的英国恰恰相反。
在这千年的反复交替中，乾隆皇帝是更接近开放还是更接近封闭呢？他曾接待过传教士，后者为能在宫内身居要职而受宠若惊。但他也曾迫害过中国改宗的人和神父，残酷地镇压过起义，驱逐过欧洲人（除了对他有用的一小撮之外），把欧洲商人关在澳门和广州两个集中居住区，查禁一切批评满清王朝的东西，把两千种书列为禁书，焚烧了另外两千种书，杀掉了几百名作家。他扩大了中国的疆土，但没有让它开放。
马戛尔尼知道他将要去见一位耳聋的老人。传教士们不是已经告诉他这位老人想要一副助听器吗？但他是否会对“西方最强大国家”的主动接近不予置理呢？
满清鞑靼王朝本来可以像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蒙古鞑靼人在公元13世纪所做的那样打开中国的大门。但是在蒙古鞑靼人之后，明朝便重新关上了大门。满洲人继承了他们的作法也来个闭关自守。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受到农民起义的包围，他感到自己已被上天抛弃而自缢身亡。满洲人看到明帝国解体而夺取了政权。外族又一次统治了中国。但是马可波罗赞颂的丰富多彩的中国却再也不存在了。
除了路易十四的同代人康熙大帝之外，所有的满清鞑靼皇帝变成主人后只想太太平平地享受他们的猎获物。这些外族所占领的中国已经有了三个世纪对世界封闭的历史。为了更好地占有中国，他们又加上了一道锁。
在中国大门外徘徊了四个世纪以后，马戛尔尼相信他了解自己要去的地方，也了解如何开锁。
第一次文化碰撞
1793年3月6日，船只停泊在巴达维亚（雅加达）。终于又回到了文明社会。中国离这里已显得特别近了。
英国人的远行使传统的对手荷兰人感到不安。“这些先生并不隐瞒他们驻广州的商业代理人想阻碍使团的活动”。马戛尔尼着手安抚他的东道主。最终双方一致承认两国贸易可以在中国这巨大的市场上共同繁荣。巴达维亚总督保证马上给广州发出和解的命令。
锚地停着无数挂着像蜻蜒翅膀一样的风帆的帆船，已经体现出一片中国气氛。“无法形容我们船上的中国人在见到他们祖国的第一艘船时所表现出的高兴情绪。”
第一个文化碰撞：很容易就可分辨出中国人的房子和荷兰人的房子。中国人的房子是用木板，有时是用灰砖造的，矮小而肮脏，住得十分拥挤。而荷兰人的房子是用红砖砌的，常常镶有大理石，里面还有清凉的喷水池，显得干净而宽敞。
可是意想不到的是：“大部分漂亮的房子无人居住。”荷兰公司的船只长期停在锚地。马来或中国的海盗来袭击这些船只，甚至还想袭击城市：没有一艘战舰在那里保卫它们。另外，大家还担心从法兰西岛来的法国人的袭击。城市完全无法应付这样的侵略：驻军的一半都在医院。
天子不承认那里的海外华人
中国人很久以来便侨居国外：中国人成批来到巴达维亚，寻找生财之道。在城市里他们是办事员，经纪人或零售商。在乡下，他们做佃农，耕种者或仆人。什么工作他们都不会讨厌，甚至连种植甘蔗这种给黑奴干的活他们都干。许多人做大买卖发了财。中国本土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不鼓励他们发挥这种才能。从1793年到1978年，这种倾向十分严重。
他们的人数和取得的成功让人恐惧。东印度荷兰公司于1740年听到反叛的传闻便组织了对中国人的大屠杀。2万到3万人丧生：几个小时内10个圣巴托罗缪惨案。“荷兰方面否认这次暴行，公司董事们深恐因此得罪中国皇帝”。他会不会对公司在广州的买卖——甚至对他们的人——进行报复呢？他们派了使团说明事由并对这一极端措施道了歉。意想不到的好事：皇帝毫不介意地让人答复说：“我对于这些贪图发财远离祖国，舍弃自己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的关怀！”
这个皇帝就是乾隆。他对商业、利润和国际贸易已经表现出同样的蔑视；对想往外国的中国人表现出同样的严厉态度；同样喜欢停滞不变——以后他将公开炫耀这一点……
同众多繁忙的中国人相比，荷兰人则显得十分可怜。传染瘟疫的沼泽，“由于不知道使用奎宁”，“循环热”第二次便使人丧生。“我们看到一位妇女全家11口人来到巴达维亚刚10个月，已经死了她的父亲，一个姊夫和六个姊妹”。尽管可以很快地发财，欧洲人在此定居的很少。
这里的风俗习惯也不能使他们增加活力。上午是喝葡萄酒、刺柏子酒和啤酒，并抽烟。“午餐主要是喝甜烧酒，然后喝咖啡”。接着睡午觉；这里从不让一个单身男子或过路游客单独睡觉，必须有一个年青的女奴隶来陪伴“直到他入睡”。
一成不变的历史吗？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如此。一些法国商船在这里停泊。其中一条船的船员头脑里满是新思想，他们要求“饮食平等”：“他们认为神圣和不受时效约束的原则使他们可以要求同军官吃同样精美的晚餐——不必考虑谁来付账。水手们拿着他们的晚餐走进军官的餐厅，邀请长官们与他们共同分享。军官们要求巴达维亚总督派一支小分队，以提醒这些反叛者记住组成任何社会的基本规则。”
有势力的人，即使是交战国之间的有势力者马上就重新结成了联盟以共同对付这些“下等人”。法兰西共和国对英国和荷兰交战已经5周了。但是在巴达维亚却没人知道此事，因为消息传到这里需要6个月的时间。但是所有的人都感到这场冲突正在到来，它将持续22年之久。
死亡在中国海上袭击
使团在巴达维亚只停留了10天左右。他们3月17日起锚以便乘有季风时进入邦加海峡。最后这一段路程开始很顺利。高厄和马金托什船长买下了一只法国双桅横帆船作供应船，为了纪念国王的兄弟海军上将克拉伦斯公爵，他们以公爵的名字命名该船。
而此时“豺狼”号却重新出现了，而且全体船员都安然无恙。朴次茅斯海面的风暴使它损坏得很厉害。所以不得不掉头回港口进行修理。它在马德拉岛然后在佛得角群岛都差一点赶上船队。它一口气绕过了非洲，沿途没有停泊。船上的水手每天只分得极少的食物，已经显得精疲力尽。大家向桑得斯海军上尉表示祝贺，他竟然能指挥这条护卫舰从世界的另一端来到这里。
好景不长。刮起了逆风。“由于船上卫生条件不好”，许多船员患了痢疾。他们等了近两个月想等风改向。相反，马来海盗可不改变他们的航向。海盗是这一地区的祸害，他们在海上抢劫，随时随地都会出现。“他们在海上武装行劫，与船队相交时，由于我们船舰的外表令人生畏，他们只得在远处徘徊”。
死亡袭击着船队。人们用醋洗甲板和中舱，用烟熏法消毒。马戛尔尼写道：“这简直不可相信，就像人类可适应各种不幸。由于死亡不断，加上水手特有的逆来顺受心理，大家对朋友的死去已习以为常，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健康的人和马来人做买卖，有的带着猴子，有的带着各种颜色的小鸟回到船上。
“4月28日，我们抵达中国海的入口，邦加海峡”。这一次，他们走上了去中国的路。1793年5月10日，他们从另一个方向重新穿越赤道。尽管有阵雨，温度仍超过了摄氏35度。因为海水很浅，“克拉伦斯”号和“豺狼”号不停地测量水的深度。“只要没有新鲜空气和新鲜的食物，绝无希望制止痢疾流行”。“几个人从头到脚已不像人样，由于天气闷热，痛苦更加剧了。只要想到是在向北航行，我们才有自己的勇气。否则绝望早把我们变成了疯子”。
就是在这片海上今天还漂流着“船民”。……
法国野心的墓地
船队很快便沿着交趾支那海岸航行了。这个名字是欧洲对整个越南的叫法。航行变得容易了，风也变得讨人喜欢了。种满庄稼的丘陵清楚可见。一路上遇到了帆船、舢板和渔船。5月25日船队向托伦湾（岘港）驶去，“到了中国大陆的最南端”。
事实上，“交趾支那”曾是中华帝国的构成部分。后来它从中国独立出来，但仍保持了附庸关系。安南的国君给他们的宗主天子磕头上贡。马戛尔尼认为它与中国的这种关系足以引起使团对它的兴趣。
靠岸可不容易。极不准确的航海图不可相信。于是只好招呼在近处交叉而过的小渔船。但它们都吓跑了。“印度斯坦号”派出一只小船追上了一条渔船，把一个吓坏了的老人带回船上。船上的人给他认得的几块西班牙元，他就安定下来了。他用手指着航道：到了停泊处，老人拔腿就逃跑了。交趾支那人可能认为这是一次入侵：因为这个国家生活在无休无止的变革中。两派中的一派自信将会得到法国的帮助——而法国自己正在动荡不定，实在无力介入。
使团申明了自己的和平性质。当地的官员很谨慎，要等待首都的命令。船上只得到极少的供给。48小时后托伦的总督乘着两排桨的有甲板的帆船靠近了。后面跟着9条装着给养的小船。马戛尔尼被请上岸作客。当他们向马戛尔尼表示希望购买武器时，他明白了为什么受到这种款待。马戛尔尼不想太介入内战，借口急于去见大皇帝而推辞了：作为恭敬的进贡者，总督当然听懂了这话的意思。
至少他们接受了总督的宴请。“给每个客人的不是面包而是一大碗米饭。”
英国人高兴地参观了法国一次野心破灭的地方。1787年在凡尔赛宫签订了与安南安亲王联盟的条约，法国得到了托伦湾和昆仑岛。法国的保护使安亲王战胜了他的敌人。法国人在大占岛定居。斯当东评论说：“他们只是把这看成是占领整个交趾支那的第一步。但是革命使这个国家在东方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成了泡影。法国人计划实现的目标大概是以比欧洲人在中国本土便宜许多的价格获取中国商品。”
法国的计划应该成为过去了。在马戛尔尼的眼里，未来是在中国本土——在一个对他开放的中国。船员经过休整，货舱装满了给养，马戛尔尼的船没有耽搁就向最后一站澳门方向前进了。 第二部分 另一个星球 去中国觐见皇帝
（1793年6月-9月）
假如有某个外国人秘密进入中国，那么他就不准再回国，怕他万一在自己的同胞中间策划旨在颠覆中央帝国的阴谋。所以，凡未经皇帝同意，擅自和外国人交易或商谈者一律严惩。
金尼阁，耶稣会，1617年
当法律不准一个公民离开自己偶然出生的那块国土时，这个法律的含义是很明显的：这个国家管理得如此糟糕以致我们禁止任何人出境，免得所有的人都移居国外。
伏尔泰，1764年
鞑靼汉皇朝的政治目的仅仅是要人民安分守己，它极不重视和外国通商。只有那些被认为俯首归顺的外国使团才被中国接受。外国使团一旦被接受，使团的外交官员都由中国政府配备车夫、翻译和仆人。这些服务人员受某部尚书领导，并必须向他汇报情况。外国大使讲什么话没有不被汇报上去的，他们一步也不能离开指定的馆舍，他们只能接见属于礼仪性拜访的客人，外出拜访也只能是礼仪性的。他们也只能出席皇帝赏赐的宴会和演出。
钱德明，耶稣会，1789年
第六章 澳门，衔接两个世界的缓冲地
（1793年6月19日-23日）
葡萄牙人从澳门得不到任何利益。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把澳门买过来。如能买来，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收获。
大卫·斯科特，1787年
英国人终于在出发9个月之后，即1793年6月19日看到了中国。第二天早晨，他们在澳门海面上停泊。中国就在那边，相距不远。但马戛尔尼不敢靠岸，生怕中国把他的船扣了。马戛尔尼拒绝从规定的口岸进入中央帝国，连澳门也不能吸引他，因为澳门虽已是中国，但它还不完全是中华帝国。英使只派斯当东去澳门，向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打听情况。
乔治爵士沿着一些荒芜小岛航行，并在一座殖民老城的城下靠岸。城里的房屋尽是浅绿色的斑斑点点。小巷曲曲弯弯，条条通向一座装备有大炮的城堡。他在这块非同寻常的共管地逗留了4天。这里由一名葡萄牙总督和中国官员共同管理。葡萄牙总督对欧洲人享有权威，而中国官员则对他们的同胞拥有司法权。中国人和葡萄牙人的区别在于葡人是被隔离的，他们不能离开这个半岛。这半岛被一堵带有门洞的围墙隔断，只有华人可以越过界限。中国官员则可以随意出入。
在这座中葡共管的城市里，远东和西欧的两种文化交融在一起，它成为所有欧洲商货公司和传教士的“大本营”。在将近两个半世纪里，澳门一直作为衔接两个世界的缓冲地，这个角色后来被香港取代了。
斯当东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收集有关北京意图的新情报。使团的英国人在巴达维亚时就从到那里的一位信使嘴里获悉公司的生意做得不错，但他们很想详细了解中国政府对他们即将到达的消息有什么反应。他们从朴次茅斯港出发的日子不正好是已抵广州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请求会见中国当局的日子吗？
10月11日，他们获准与海关监督会晤，18日与广东巡抚郭世勋会晤，后者代替正出征西藏的福康安总督。
非同一般的夷人
这些高级官员已经知道广州的英国人不像一般的外夷那么好对付。葡萄牙人、荷兰人和其他所有的商人或传教士都能随便磕头，而英国人则始终拒绝磕头。英国人不磕头也同样已成为一种习惯。正当中国人和英国人在海关监督那里开会时，突然听到一声炮响，这说明圣旨到。英国人于是就退避。他们是出于谨慎而回避的吗？不是，他们是为了避免在内装皇帝谕旨的黄色丝盒面前磕头。当海关监督接了圣旨后，英国人才再次被带进来。英国人和广州人之间达成的这种妥协办法，北京方面不一定知道。
今天，我们通过查阅内阁档案知道，广东巡抚向皇帝禀报了10月18日会晤的内容：“英吉利国夷人来广求赴总督暨粤海关衙门具禀事件，臣等当即会同传见。称系该国王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及叩祝，今遣使臣马戛尔尼进贡。惟是外夷各国，凡遇进贡，俱由例准进口省分，先将副表贡单呈明督抚。该国王又无副表贡单照会到臣，所递禀札仅据该国管理买卖头目差遣赍投，臣等末便冒昧速行具奏。”
由商人这种卑贱小人来通知英王国使团的到来，这礼貌吗？呸！那东西是不能递给皇上的。中国官员们很清楚，如果转呈这种违背永恒礼仪的书信，他们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据称该夷人起程之时贡船尚未开行，贡物尚在备办，伊等不知是何名目。又贡品繁重，由广东水陆路程到京纡远，恐有损坏。此时已由洋海径赴天津。若任由择地收泊，于事非宜；现在若再照会该国王，令其至粤候旨遵行，则洋海辽阔，往返无时。[……]请敕下浙闽及直隶省各督抚饬令所属查验放行，由天津进京。”
乾隆皇帝接到这份奏折后当即用朱笔批示：即有旨。
不多久，谕旨就发出了，但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谕旨对英国使团的到来感到满意，认为它可能会“荣耀大皇帝的光辉”。
“臣实不胜踊跃欣忭之至”
乾隆皇帝是在1792年12月3日发出谕旨表示同意的，并由福康安总督亲自传旨到广州，当时福康安刚在西藏打败已泊尔廓尔喀军队后回到京师。皇帝的谕旨是在1793年1月5日由公行传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在这方面，不存在任何违反礼仪的问题：商人本来就是应该和商人谈判的。
要好好接待英国人，但同时又要对他们严密监视的命令已发往中国沿海各港。沿海的所有督抚很快都回文表示接到皇帝的谕旨。下面是直隶总督梁肯堂的奏折：“臣仰见皇上德威远播声教覃敷，似此海隅外夷人亦不避重洋，输诚入贡。当航海献瑞之时，正劲旅凯旋之候。熙朝盛事，亘古罕闻。臣实不胜踊跃欣忭之至。优查该使臣马戛尔尼等既由天津进口登陆，初履中华之土，得近日月之光，似宜量加犒赏，以励其向化之诚。”
以下是山东巡抚金简的回奏：“该国贡使如于该处口岸收泊，自应地方官加意照料护送，令其迅速进京。俾万里航海远夷早遂瞻天嵩视之诚。臣接奉谕旨遵即飞饬该管道府等就近督饬沿海各州县。臣一面奏闻并专派明了大员照料贡使先行进京，并将贡物等项起岸运送，不敢稍有守候耽延迟误。”
面对从地球另一端来的卑谦的朝圣者洋洋得意，同时由于对外夷总是存有戒心故而又对他们十分警惕：接待方针就这样定了。
至于斯当东，他已想好针对将来的困难作出解释和澄清的一套办法：作为回顾全部交往历史的官方发言人，他要揭露欧洲竞争者的嫉妒和地方贪官污吏的敌对态度。
的确，澳门和广州的一部分欧洲人是有忧虑的。从巴达维亚带来的信件使荷兰人平静了，但英国人必须对付来自葡萄牙人“利用其权力所设置的种种圈套”。自从谕旨下达后，中国官员变得比较合作。但就实质而言，他们“依然像过去那样不乐意”。海关监督由于“深信英国使团的目的是要求对英国人所遭受的损害作出明确的赔偿，担心自己的行为会因此而被严肃追究”。于是，他一开始就设置种种障碍来进行阻挠。
门户全部敞开
马戛尔尼在写不供发表的日记时，他只想记下好的消息。斯当东在澳门呆了4天后向他汇报的情况使他完全放心。中国皇帝给地方官员的指示已向他打开了中国所有的门户。暂时还能提出什么要求呢？斯当东告诉他，广东巡抚向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强调指出，英国使团应像所有外国来客一样，在广州上岸，然后通过内陆进京。只是由于英国人“托词说送给中国皇帝的珍贵礼品极易损坏，不宜取陆路长途运输”之后，广东巡抚才作罢。
马戛尔尼饶有兴趣地听斯当东说，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曾不得不提供有关英国使团带来的贡品详情，因为中国官员指出，如果没有一张贡品的详细清单，他们就无法把英国使团的到来禀奏朝廷。皇帝要根据贡礼的质量来“判断送礼的君王对皇帝的尊敬程度”。于是，英国商人开列了第一张贡品清单，其中有一半礼品是临时编造出来的：后来还要编造礼品清单。
如果英国船队在广州靠岸，中国官员肯定会再次施加压力，但他们无法阻止船队从海上经过，因为他们怎么能禁止中国皇帝已经批准做的事呢？因此，一切都很顺利。
我们现在谈中国制度的实质。在中央帝国各地，地方官吏代表皇帝：同时施行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他们就是皇帝：“百姓的父母”。他们贯彻皇帝的旨意，而且往往容易做过头，因为做过头是不受惩罚的，而违抗谕旨则会受到严惩。此外，他们随意征收赋税。他们征收的赋税与上交的税款之间有一个差额。官吏越贪心，这个差额就越大。这个差额反映他们的实际权力：正是这个差额令人生畏，使人腐败。
在广州，公行拥有同欧洲贸易的垄断权。总督和海关监督把这个垄断权高价卖给商人以满足私利。他们强迫公行将其利润的一大部分上交给他们。其结果是，外国公司吃大亏。巴罗获悉“政府派遣的主要官员在上任时总是一贫如洗，到卸任时就已是腰缠万贯了”。事定上，由于外国商人不能向北京上诉，他们只能通过公行向地方当局送“礼”。
这就是启蒙运动时代人们对中国羡慕不已的天朝官僚制度。英国的英国人想抨击的正是这种制度。他们要的是一个门户开放的中国，而澳门和广州的英国人则喜欢和闭关自守的中国妥协——即使让他们的欧洲客户吃点亏也在所不惜。
当中国人害怕中国的时候
在澳门停留时，陪同英国使团一起来的4个中国神父突然分手了。安神父和王神父原先获准免费从朴次茅斯港搭船去中国，可突然他们到澳门时提出要上岸。周神父是两名翻译之一，和他们一样也要求上岸：尽管他上船后即成了每年可拿薪金150镑的雇员。这是在撕毁合同。
的确，这些译员的境况并不好。他们在巴达维亚看见中国帆船时胆战心惊，因为法律禁止中国人离开中国，除非有皇帝的特批。法律也不准中国人为夷人效劳。周和李犯有双重罪：一是未经允许擅自离开中国；二是为某个外国——甚至为两个外国效劳；先是罗马教廷，后是英国。
有时中国人的好奇心胜过恐惧心理：“有的广州人去英国。但由于害怕被人发现，他们便一有可能就马上回广州，只字不敢提及他们去过英国的事。”
不顾斯当东的百般劝说，周还是辞别了。李答应留了下来。“他的处境和周相似，但他表现得比较坚定”。他是满族人，属于占统治地位的上等民族。他冒的风险是否少一些呢？他特别希望别人把他当作是个西方人。“这位鞑靼人丝毫不像中国人。他身穿一套英国军服，还佩带着军刀和缓带”。斯当东似乎没有发觉这些中国教士的压抑心理：他们现在的身份使他们不能留长发。但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必须在脑后留一条辫子，这是满人的规定，违者有死罪。只有李长得像欧洲人，因而他可以不遵守这条可怕的规矩。
马戛尔尼是个很想得开的人，虽然周神父走了，他还是很宽心：“他的伙伴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他虽没有周神父知识渊博，但性格要好得多，而且相貌和善，对我们很有感情。”马戛尔尼把困难估计过低。李虽然有这些方面的好条件，但他的宫廷语言水平太差。在这个科举制度的国家里，当你只有小学毕业水平而要想写出博士水平的文字来是不可能的。
三个神父就这么离开了船队。但又有二人上了船：安纳神父和拉弥额特神父——他们是法国天主教遣使会教徒，在澳门等机会去北京，想作为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为中国皇帝服务。两名神父先上了“印度斯坦”号，因为马戛尔尼显然不愿意法国人和英国使团的核心太接近。
正当“狮子”号、“印度斯坦”号、“克拉伦斯”号和“豺狼”号于6月23日起航时，澳门的许多教堂正钟声四起，召唤着信徒们去做弥撒。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眼望着这个拥有众岛环抱的锚地的半岛渐渐从视野里消失。这个半岛如果属于英王和英国皇家海军管辖，那该有多好！
第七章 避开了广州
（1793年6月23日－24日）
船队沿着海岸航行，和陆地始终保持十海里左右的距离：马戛尔尼很想观赏一下珠江口。和其它所有来自西方的船只不同，他的船可以不必驶入。他感兴趣的是北京，而去那里最近、最自由的路线就是海洋。走海路的好处不仅比走陆路快一个多月，而且还可以免遭贪官污吏的坑害。他知道他们正贪婪地等着英国使团的到来呢。
斯当东在澳门时还曾听说，根据皇帝谕旨，每个港口都有领航人在待命，他们随时可带英国船队去天津，或任何一个英国人想去的港口。英国使团来华的消息已经在广州发生效应：贸易障碍减少，人们对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的工作给予更多的尊重，甚至听说还要取消使澳门贸易十分困难的苛税。
这些消息证实了马戛尔尼的预感：要想改善广州形势，必须避开广州。这些消息也使马戛尔尼松了一口气：在这之前，所有收集到的有关广州的消息都曾使他焦虑不安。
出发前，马戛尔尼和斯当东在伦敦英国东印度公司总部向那些曾在广州经商的代理人提出大量问题。他们在马戛尔尼和斯当东面前把西方人居住区的生活描写得凄凄惨惨。既是商店、仓库、办公室，也是住所的外国商行代理处一家挨着一家，门前捧着他们的国旗。这些代理处实际上是老鼠出没的破房陋室。这些同中国搞贸易的英王陛下的臣民所过的生活“既和时代不相配，也和英国臣民的称号不相称”。西方人在那里不能和中国人有任何接触，中国人不准向夷人教授中文，违者问斩。每一次危机都对所有欧洲人构成威胁。
英国海军上将安森遭遇的挫折就是一例。1741年，由于船舱里躺满了病号，他就把船开到珠江以便在广州获得补给。当局告诉他，他那艘装备有60门火炮的“百人队长”号战舰不能靠广州港。他获准乘坐小艇去广州。他希望能会见总督，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劝阻了他：还是由他们直接和公行协商。
“百人队长”号取得补给后便重新启航了。在海上他截获了一艘西班牙船，便又领着需要补给的西班牙船回到广州。这一次，广东当局要索取两艘商船的关税。事情正要变糟时，广州一片木房着火了。多亏这场火灾，一切问题都得以解决，因为正是安森的水手们把火灾给扑灭了。
于是，总督接见安森，并向他表示感谢。安森便乘机就税款的高昂、官僚的苛刻以及各种各样的刁难提出了抗议。安森回国后便吹嘘说是他的强硬措词获得了中国人的尊重。马戛尔尼当然很乐意借鉴这一经验，但他知道，安森的船一开航，英国商人便又遭到更恶劣的刁难。人们以为和中国人达成了协议，但冲突一过这种协议就等于从末存在过一样。安森的教训不正是说明这一点吗？谈判的地点不应该在广州，而是在北京。
假毒药与真诈骗
马戛尔尼还曾听说过一次不寻常的遭遇。那事发生在安森到中国后的28年。1769年，装载有英国东印度公司“金库”现款的“格兰比”号过海关。一些关员上船检查，但遭到一阵拳订脚踢，全都被扔到泥浆水中。于是，船被扣下。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指出，装载金库的船是不受检查的，但毫无效果。“格兰比”号船被扣，船员们便上岸寻欢作乐去了。
一天晚上，一名代理人发现有几个水手喜欢按中国方式躺午码头上睡觉。当天夜里有3名水手死去。第二天，又有5名水手死了。船上人都惊呼是中国人下了毒，要报仇！尸体解剖时都没有发现任何中毒的症状。不过，中国当局大概是良心上感到不安，他们放弃了对“格兰比”号的追究。于是，船又启航了。
安森事件以火灾告终，“格兰比”号事件是在8个人奇怪地死亡之后不了了之：在广州的欧洲人和中国人的关系中有着某种令人不安的阴影。相反，人们可以发现中国商人在他们的欧洲客户面前趾高气扬。啊！如果中国政府不对欧洲人采取恐怖政策的话，中国人该会多么可爱！
什么事都可能出问题。中国人禁止一个叫埃尔芬斯通的船长继续为他的船装货，原因是他竟敢把一名在马德拉斯碰上的长得娇小漂亮的印度姑娘带到英国代理行，并打算再把她带回英国当女婢用。这名船长大肆宣传中国人其实根本、重视禁止外国人带女人到中国的法律：他们看重的是他的钱。关于这一点，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他为此付了500美元。但他也错了：中国不允许有家庭或婚外的“重新组合”！只允许有单身汉：这是一种贞洁的愿望！在这方面，中国人很认真，是不肯作让步的。他们是不是想排斥比男蛮夷更危险的女蛮夷以保护中国人种的纯真呢？不管怎么说，他们坚持认为外国人不带女人居住在中国的状况将是暂时的。
马戛尔尼对欧洲人在中国的生活情况非常了解：没有任何自由，没有任何尊严，还受到穷凶极恶的官吏的敲榨勒索。那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地方。
洪仁辉船长的尝试
马戛尔尼的使命就是要跳过这块中国对外贸易的必经之地。在他之前曾有过多次尝试，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最接近于成功的一次尝试比马戛尔尼正好早40年，冒险者是洪仁辉船长。
175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要求洪仁辉船长在广州以北的中国海港宁波开设一个分公司。两年以后，洪仁辉船长和他的水手们抵达宁波，并受到热烈欢迎。回国时，洪仁辉船长带回了满舱的中国货物。第二年，他又来到宁波做生意。可在1757年，当他再次到达宁波时，中国人先让他等着，然后没收了他半船的货物，并不作任何解释就收缴了船上的所有火炮。
接着，乾隆皇帝发出谕旨，规定对外贸易只能在广州进行。中国又恢复其本性，重新把大门关上。皇帝把英国人再次推回到原出发地：广州。
浙江巡抚当即命令洪仁辉离开宁波。洪仁辉扬帆启航，但他却往北航行！他沿着白河一直开到天津——他是第一个进入天津的英国人。他打算去北京见皇帝，但他不得不放弃这一打算，满足于说服一名地方官员，请他把一份申请报告递交朝廷。洪仁辉便又从天津回到广州，等待皇帝的答复。
在广州等着洪仁辉船长的是总督的召见。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很不放心，便陪同前往。他们一进总督府，腰间的佩剑立即被摘下，并被推到总督面前，想强迫他们磕头，但遭到英国人的拒绝。洪仁辉被判流放澳门3年，不准再来中国。其罪名是他违抗皇帝旨意去了天津。至于那名好心替洪仁辉向朝廷转交申请报告的天津官员，听说被砍了头。
马戛尔尼对洪仁辉的做法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一个人只带很少一点人，在没有安全通行证的情况下驾一条小船去告发广东巡抚的不法行径能会有什么结果呢？”这次，马戛尔尼有“海洋主宰”、“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作后盾，他是受合法的委托，乘坐一艘大型战舰来中国的。
洪仁辉的尝试由于1760年清朝廷发布的法令而失败。这项法令使外贸条件变得更加困难：（一）外国人必须在春节离开广州，撤到澳门，直至秋天；（二）中国人不得同外国人做生意，也不得为外国人服务，否则判流放罪；（三）外国人不准学中文，他们只能同广州公行的翻译接触；（四）任何外国商船在中国领水停泊期间船上都必须有中国官员；（五）外国人不准携带武器，他们送寄信件都必须通过中国当局；（六）外国人如和中国人发生纠纷将按中国法律处理。
克莱夫勋爵将军是在听说中国皇帝这一法令后向英王内阁建议占领中国的。克莱夫勋爵当时是印度地区的总督。中国皇帝发布这一法令已有30年了，但这30年又算得了什么呢？中国在“四千年间”不管怎么变动、分裂、解体，最后总是恢复原来样子。直到这次英国使团抵达广州前，广州的情况依然是外国人受到压抑和侮辱。现在马戛尔尼奉命要结束这种状况。
马戛尔尼必须相信自己的好运气。他像过去熟记NavigationAct那样熟记钱德明神父关于“鞑靼中国朝廷”的记述。钱德明神父是在中国资格最老的、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马戛尔尼希望能在北京同他见面。钱德明在书中指出：“只有那些被认为俯首归顺的外国使团才被中国接受。”
马戛尔尼现已避开了广州这个陷阱，那么他也要设法避开北京朝廷里的那些荒唐规矩。船队离开珠江口，驶往公海。
第八章 稀奇的怪物
（1793年6月26日-7月5日）
下一个停靠的地点是浙江省的舟山群岛。由于一路顺风，6天时间航行了700海里——平均每天航行200公里。船上有本世纪初英国人绘制的航海图，那时英国人在宁波有一家分行。再往北去，就没有航海图作依据了。
第一次叩头
这期间，广东巡抚郭世勋于6月26日禀奏皇帝：贡船“因风仍由粤省口岸收泊事未可料。臣郭世勋先经饬行澳门同知香山县并香山协一体查探。如遇该国贡船进口，遵照护送，列营站队，以示整肃。据香山协副将和澳门总口税务委员禀报，查该贡船既由澳门外海洋面顺帆驾驶，似系经田浙江一带外洋直达天津。”
马戛尔尼顺利地驶往舟山群岛。一封封急件送往北京。英国蜜蜂已经触及了天朝蜘蛛编织的丝网。
“狮子”号首先抵达舟山群岛的边缘。它选择一个地方抛锚，等待其它船只，后者再等3天就可全部赶到。数以千计的小帆船都驶来观赏这前所未有的壮观。异国情调是双向的：“一名中国领航员和他的几名同胞上了船。他们非常好奇地参观了船上的一切设备。当他们在英使会客室里看见他们的皇帝画像时立即跪下，十分崇敬地叩了好几个头。”
在一张画像前叩头！马戛尔尼见此觉得很有趣，但并未引起警觉。然而，英使见到的第一批中国的中国人的行为已向他表明了英国使团今后必须对付的主要困难。不过，他不愿加以考虑。早在1792年2月，他就曾收到过凯恩卡特使团随团医生的一个十分明确的报告：大使将必须行三跪九叩礼，而且还不一定被理解为归顺。勋爵耸耸肩说：“没有任何新意。”他了解这个问题，但不愿承认。
“中国威尼斯”
不论在澳门还是在舟山，英使都把和地方官吏接触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副手。他本人留在“狮子”号船内，船则停泊在离主岛50海里附近的安全处。乔治爵士登上“克拉伦斯”号。这艘双桅横帆船在舟山群岛行驶，首先停泊于六横岛。这是他们首次和中国陆地的真正接触——他们感觉似乎来到了另一个星球。
他们停靠在一个低海岸处：“这块向海岸争夺过来的用堤坝保护的平原已完全开垦，遍地是水稻和纵横交叉的沟渠。”斯当东对如此精耕细作十分赞赏，但他马上发现“人粪熏臭了中国农村”。他指出在这些“令人作呕的粪便里”，“农民精心地浸泡种子。种子经过播种前的这番处理后容易生成，并能防止害虫”。从接触一开始他们就受到不同作物和不同文化的冲击。
一个农民向这些外星人走来。他身着蓝布衫，脚穿半长靴，头戴尖顶草帽，草帽带系在颚下。这个农民见到他们时先是一楞，然后把他们带进村子，并领到一农户家里。这家农户主人看见这些洋人，惊讶不已。“房子属木结构。房梁不是方形的，室内没有天花板，所以屋顶的稻草暴露无遗；地面是夯打结实的泥土地。从房梁上垂下一些草席把屋子分成若干个房间。”直到今天，大多数中国人还是一家人都生活在用草席隔开的一间屋子里。“屋里有二架纺车，但都停着，没人纺：妇女都已躲起来了”。到现在，有对农村的妇女还像过去那么害羞。
第二天。双桅横帆船终于驶进舟山首府定海锚地：“那里的人早已知道‘克拉伦斯’号要来了，这就是中国的警惕性。一名军官立即上船进行检查。”定海总兵的接待还算热情。检查归检查，态度仍然彬彬有礼：送食品上船，在总兵府设宴招待客人，并有戏剧表演。宽敞的宴会厅四周是红柱长廊。饰有各色流苏的挂灯把宴会厅照得通明：有些挂灯是用绣花薄纱做的，有的则是用角质薄片做的，十分透亮以致误以为是玻璃罩子。斯当东指出：“把羊角放在滚烫的开水里泡软，然后展平、刮净、拉长。这种制作方法虽然简单，但除中国以外，在别国都未曾见过。”这是首次技术交流。定海镇还派专人请英使上岸，只是当英国人表示要立即谒见皇帝时，节日气氛才告结束。
由于定海总兵已接到清廷谕旨，所以他向英国人提供领航员，准备沿着中国海岸把他们领到下一个省，然后一省一省地照章办事，直到天津。但斯当东不愿意沿海岸航行，他告诉总兵他要从公海取捷径驶抵天津。这名中国官员听了十分震惊。“他从未想过还可以从公海驶抵天津。他要求考虑一下，第二天再给答复。”
经查阅中国档案，这名不知所措的中国官员名叫马瑀。英国人没有料到他们因此而给马瑀带来了灾难。这名总兵几天前曾见过一艘英国船，这艘船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怕英使船队有可能不经过澳门而派遣来定海迎接英国特使船队的。定海总兵对斯当东只字末提此事——对此，清廷是不会指责他的。但是，定海总兵对清廷也隐瞒不报。为此，他以后受到皇帝谕旨的谴责。马瑀“应严处”。可见，受监视的不光是英国人。
英国人利用停靠的机会游览市容。城内沟渠纵横，河上架有一座座弓形小桥。街道都十分狭窄，路面铺的是平板石。定海在英国人的眼里便是“中国威尼斯”。如果您去定海的话，您会发现这个比喻多少有点夸大：比作威尼斯是为了颂扬这次来访——以及来访者。
忙忙碌碌的蚂蚁群
在欧洲人眼里，一切都是令人惊异的。这里新奇的东西目不暇接，英国人真不知道先看什么好。“这里的房子都只有二层。曲线优美的屋顶上，彩瓦犹似兽皮。屋脊顶端上有一些怪兽塑像”。这些理性主义者能想象得到屋脊上的怪兽是用来驱赶邪魔的吗？
商店里摆满了衣服、食品、器皿，甚至油漆得很漂亮的棺材。摊位上摆着活的家禽，水缸里放着各种鱼和鳝鱼，市场上还可买到供食用的狗。供寺庙里焚烧用的香则到处可见。这是中国集市上常见的景象。
“男人和女人的衣着没有区别，一律都是蓝布衫，宽袍长裤。男人只留一绺长发辫外前额都剃光头。”17世纪，征服中国的满族人强迫所有中国男人都必须留这根标志效忠的“猪尾巴”，违者往往处以极刑——这种惩罚一直执行到1720年。到了18世纪末，已经没有人会想违抗这种侮辱性的规定了。
“那里天气炽热，处处都是令人吃惊的忙碌景象。每个人都似乎必须努力工作，大家都像是忙得不可开交”。于是便有这么一种说法：“中国无闲人。街上也看不见有闲逛的人，因为人们没有时间闲逛。”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蚂蚁般的忙碌景象使外来游客惊叹不已。
“街上没有一个乞丐。”法国目击者则说得不那么绝对：“乞丐是有的，特别是麻风病人。”拉弥额特神父指出：“英国人之所以没有看见乞丐．是因为艺丐都被藏起来了。”而赫特南的看法至今仍然是正确的。他说：“数以千计的穷人愿意用肩膀扛运车子所无法装载的东西。”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随时愿意为挣到一枚铜钱或一团米饭而卖力气。此外，中国家庭有互助精神，同甘共苦是一种习俗。叔叔会对侄子这么说：“亲人之间，不必客气。”
经济繁荣，乞丐很少：18世纪的中国是繁荣的，但后来由于人口膨胀而衰败。
小脚与盆景
远远见到的中国女子的双脚都是残废的。“她们的脚趾好像都因伤而被切除。从小时候起她们的脚就被裹住，不让其长大。大拇脚趾保持正常位置，其它脚趾则被压紧，和脚掌形成一体”。做母亲的应该监视她们的女儿，“防止她们去掉令人痛苦的裹脚布。这些女孩子后来没有人搀扶就走不了路，她们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
习惯看法是不能改变的。“平民女子和农家妇女不裹脚，但别的女子非常看不起她们，认为她们只能干些最卑贱的活。”
中国女子要承受这种痛苦，这使斯当东产生一种想法：“像这样一种习俗并不能用暴力来让人接受。如果男人只是想把他们的妻子关在家里，那么他们完全可以用别的办法做到这一点。印度的妇女比中国妇女更不自由，但她们的脚并没有搞残。如此荒谬的习俗只有妇女自己也愿意才能得以普及和延续。男人鼓励她们这么做。就像在印度，男人鼓励一种更加野蛮的习俗，即妇女在丈夫去世后由于害怕公众的蔑视而不得不自焚。像这种观念必须经过许多世纪后才会被人们接受下来。”如果孟德斯鸠还活着的话，他也许会同意斯当东的这种比较社会学的观点。
马戛尔尼的看法则不那么绝对：“也许我们的习俗没有弄到中国人那种程度。可是就只拿鞋子来说吧，我们不也是欣赏高跟鞋吗？”他揭开了纱幔的一角。一名传教士带着一丝宽容的微笑悄悄对他说：“从爱情角度讲，一只娇美的小脚是非常撩拨人的。”今天我们知道，这种小脚性感很强。在吃了许多苦以后，小脚变成了使人意荡魂销的玩物。男人在作爱前必须首先抚摸女人的小脚。一个女子想要吸引男子的注意，往往会把穿着丝绣鞋的小脚——“金莲”——露出裙边。媒人会对风流男子说：“您大胆地摸她的脚。如果她让您摸，这事就成了。”在中国的色情画里就有全裸女子只穿一双藏着受人崇拜的小脚的绣花软鞋的场面。
在定海总兵府里，斯当东发现另外一件怪事。“许多桌子上摆着矮树盆。有松树、橡树、结满果实的橘子树。所有这些灌木都不超过二尺高，然而看上去都显得非常苍老。盆里的土上点缀了几准小石头，同这些矮树相比，可以称为岩石了。”
“盆景”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4世纪。一千年后被日本人摹仿，称之为Bonsai（盆栽）。盆景和小脚的区别只是前者属植物，而后者属人类。中国人精心制作盆景和小脚，其方法是相同的：用结扎捆绑的办法进行压迫，抑制生长。两者都由于娇小精致而出奇地引人注目。
反之，“黑发人”发现了“红毛人”。双方都为之惊异：“他们蜂拥而至，把我们团团围住。人们走近我们时亲切但又不喧哗。”“他们看见我们涂有发蜡、撒有香粉的头发不禁哈哈大笑。”英国人身穿窄得包身的欧洲服装，根本不适合亚热带的炎热天气；而他们周围众多的中国人则穿很薄的衣服。
一个人的初次印象是很起作用的。这些英国人叙述的见闻充满着热情的新鲜感。对他们来说，即使定海这么一个普通的港口也具有新事物的无与伦比的魅力。他们是在定海首次听到人们的哄笑声，他们后来在中国走到哪里都引起这种哄笑。他们以为自己是作为世界的主人来中国的，也正是在中国他们发现自己成了嘲笑的对象。
第九章 搜罗领航员
（1793年7月6日－18日）
第二无，即7月6日早晨，英国人再次受到定海总兵的接见。总兵穿的袍子上绣有一只雄狮，这是他军职的标志。陪同他接见的有两名文官和好几名下级官员。大家在铺有“英格兰猩红呢”的扶手椅里落坐，然后按照传统习惯喝着中国茶。先是总兵打着手势发表讲话。“李子先生””把他说的要点归纳如下：“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是沿着海岸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这么航行的，因而这是我们唯一可以采用的做法。”又是传统习惯。
斯当东答道：“英国船比中国船大，所以应该走公海。如果舟山无法提供领航员，那么我们就到宁波去找。”
总兵怎么能承认一个来华进贡的夷人的航海优势呢？但他看见斯当东决心已定便惊慌起来。他老老实实地承认说，如果英国人去别的地方寻找他所不能提供的领航员，别人一定会怪他接待工作没有做好，皇帝“可能会罢他的官”。他指指他帽上的一颗红珠——二品官的标志。“因为害怕丢官，他便派人满城寻找去过天津的人”。这名高级官员对皇帝显得如此敬畏，使英国人感到十分奇怪。
派出的士兵带回来“一些搜罗来的可怜虫。他们趴在地上回答问题。他们中有些人去过天津，但从未当过水手；还有一些人虽是水手，但从末到过天津港”。于是，总兵命令再次搜寻。派出的士兵终于抓到两个符合条件的男子，”虽然这两个人已经很久不出海了。这两名男子跪在地上恳求放他们继续做生意，但怎么求也没有用。巴罗总管不禁为这两名男子鸣不平：“总兵非常严酷无情。他要求这两名男子准备好，即刻出发。”
“中国人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惰性”
巴罗最后写道，中国人千方百计“避免作长途旅行。沿海一个口岸到一个口岸的货运使大批中间商获益，因此运到京师的物品十分昂贵。同样，从亚洲到欧洲陆运的货物也由于通过商队一站站地转运而变得十分昂贵。运输网起点的商人和运输网终点的商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因此，这些庞大漂亮的英国商船使人们惊愕得目瞪口呆：“从一些小港里驶出的帆船蜂拥密集，使英国船队很难在穿行时不撞坏几艘。可是，帆船上的中国人毫无惧色。”
巴罗惊奇地发现中国帆船很不结实。由于船只吃水太浅，无法抵御台风的袭击，然而船上仍装满供建筑用的木材。“所以好像只要一阵风就可使船只倾覆。”安德逊看了两个世纪以前的图画后发现：“帆船没有任何变化。”如果安德逊活到今天，他还会发现，到了20世纪80年代，帆船仍无变化；不过，越来越多的船已没有帆，而装上了马达。
航行技术是陈旧过时的。“他们没有任何手段来确定经纬度”。然而他们声称，他们有好几位古代航海家曾经出洋远航过，“靠的是刻在一只葫芦皮上的航海地图”。我们英国人虽很难相信，但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甚至“在欧洲尚未开化时”已会使用指南针。
奇怪的是，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几个世纪过后，欧洲人从中国人那里借来了指南针，并依靠它出海远航，发现各大洲。另外一点也很奇怪，那就是早在欧洲人之前就曾远航至非洲海岸的中国人，就在欧洲人靠着他们发明的指南针来到远东时，他们却不曾再离开自己的海域了。为什么航海业经过宋、元和明初的盛世之后到了清朝便变得衰败了呢？
不过，中国人看指南针与欧洲人刚好相反。乾隆的祖父康熙皇帝的看法就很说明问题：“我听说欧洲人硬说指南针的磁针是朝北的。我们最早发明指南针的祖先说磁针是朝南的。我越想越坚信我们的祖先处处有理。”
在守旧派和现代派之间的无休止争论中，皇帝明确地表了态：“今天只是退化了的过去。”虽然皇帝是来自北方的满人，他的论据却是始料不及的：“在北方，一切活动在调萎，在衰亡吸引磁针的力量怎么可能来自北方呢？”的确，所有的宫殿、寺庙及紫禁城全都是朝南的。“力量、精气和繁荣都在南方”。今天，人们在作南北对比时，看法则相反了：南方不幸，北方走运。
然而，始终令人吃惊的是，虽然有指南针，中国船的构造根本不适应航海，但“居然能进行像驶往巴达维亚那样的危险航行”。另外，海难经常发生：“光在广州港一个口岸，每年海上遇难人数达1万至1．2万人。”每当一艘中国船准备启航去国外时，“人们认为它很可能会沉没”。
擅于思考的马戛尔尼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船只至今已有250年，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地沿用他们无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种惰性就更加令人难以置信。”
中医“十二脉”
“克拉伦斯”号有一人因为吃水果吃得太多而腹泻。在那年代，病魔与死神不断降临到海船上。因此，稍有“拉稀”，人们都要认真对待。当时，“克拉伦斯”号上既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品，只得向一名中国医生求救。“他神色庄严地抓住病人的左臂，对病情和病因不提任何问题。先是用四个指头，然后用三个指头，二个指头，最后只用一个指头号脉，并不断变换位置；他的手推前推后，好像在弹钢琴似的。他双眼注视地下，一言不发，似乎脉搏的跳动会显示出病的性质。他说，病的起因是胃（根据症状，这无疑是胃的毛病。上船前就应该有人告诉他病人的症状）。然后，他开了一副由病人自我调理的药方，病很快就好了。”
这种有教养的怀疑态度预示了后来两个世纪西方医生对中医的态度：在他们看来，除了西医这种科学和合理的医学外，世上没有任何其它办法可治病救人了。中国人的“十二脉”，他们的草药与针灸都是“江湖骗术”。
航行不靠领航员
定海总兵上双桅横帆船作回访。桅杆的高度以及爬在桅杆上收帆的水手都使总兵感到诧异。“中国水手干活时都不离开甲板”。“克拉伦斯”号带上中国领航员后便出发，和“狮子”号会合。
7月7日，“克拉伦斯”号和英国船队终于会合。两名中国领航员，一名安排在“狮子”号，另一名安排在“印度斯坦”号。斯当东自豪地说：“英国船队已到达欧洲航海家曾到达过的最远海岸。在没有航海地图的情况下，英国船队需要跨过十个纬度，只有那些沿海居民才了解的海洋：即介于中国、鞑靼和朝鲜之间的黄海。”
7月8日启航。中国领航员从看不见他们所熟悉的海岸线时起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欧洲领航员一上船就严然以主人的姿态发号施令起来，而这两位中国人一见到这种新的场面似乎惊呆了。”他们是否还认为中国位于世界中心，而周围的海洋则通向乌有呢？英国人毫不犹豫地驶往深海，“为了谨慎起见，他们让两艘双桅横帆船作先导。”测航仪器比领航员要更有用。
两种速度
英中双方的交错见证突出了双重文化差距。英船航速之快，且又是在中国人所不熟悉的海面上高速航行，这使朝廷大为吃惊。一位中国官员在报告里表示不明白为什么英国船能有如此水平。但是，正当英国船队驶往天津时，清廷驿传奇迹般地向北京报告英国船队的航行情况。中国驿夫骑着驿马从陆路奔驰。下一站的驿夫一听见前站驿夫到达的马铃声便立即跳上马，接过邮件。中国邮政超过英国邮政，就如英国船队超过中国船队一样。中国航海业停滞不前已有3个世纪。从16世纪起，英国选择了海洋，而中国则选择了陆地。它们在各自选择的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任何它国所没有达到的。
关于中国人不发展航海技术的原因，斯当东客气地指出：“需要是发明的最大动力。希腊人虽然以他门的众多发现而令人赞赏，但他们从来都不会确定一艘船在海上的应置，因为地中海上布满了无数的小岛。中国人具有同样的优越条件。欧洲人只是从他们必须作远洋航行时起才开始完善他们的航海技术。”
这种看法可说明许多问题，但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感到这种“需要”呢？尤其是为什么中国人缺少促使西方人探索的激情呢？西方人的开拓精神并不来自于需要，而纯粹来自于一种探索新天地的求知激情，来自于一种不断进取的激情。
7月12日，“浓雾弥漫，站在船首不见船尾”。这片海域对西方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探险者的习惯是对发现的陆地加以命名。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也不例外。他在航海地图上标上了新的地名：马戛尔尼角，高厄角，斯当东岛。幸亏中国人什么也没听说。否则，他们对这些象征性占领中华帝国海岸的“贡使”会怎么想呢？今天，由于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原因，情况恰好相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的“使馆区”取名为“反帝路”，苏联使馆所在的那条街取名为“反修路”。天津的维多利亚大街改名为“解放路”。出租车司机已把维多利亚岛叫做“香港”。为一件东西命名，就是要让它为自己诞生。
正当英国人得意地把中国的地方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时，中国人则在准备把他们控制起来。由中堂和珅发出的朝廷谕旨通知直隶总督梁肯堂说：“查英吉利国贡船于五月十三日（即公历6月20日）经过澳门，二十七日即抵浙江定海。自属风色顺利，行走妥速。其行抵天津后，因贡船笨重，天津内洋水浅不能进口。必须另换驳船方能收泊内洋。前至内河又须再用小船。贡物甚多，辗转起拔，不无尚需时日。臣现又恭录谕旨，行知天津道等随同盐政徵瑞俟该贡使抵津后妥为应付。”
梁肯堂回奏说：“英吉利国贡物甚多，臣已饬令所属设法征租所有船只。”
7月17日，巴黎。马拉被刺四天后，夏洛特·科黛身穿杀害父母犯的红袍走上断头台。
第十章 “英国的名声”
（1793年7月19日－31日）
7月19日。“狮子”号在芝罘抛锚。中国领航员以为是庙岛，其实庙岛位于北边更远的地方，这证明了英国人瞧不起他们是有道理的。
由于使团下船的时间临近了，马戛尔尼命人向四艘船的全体人员庄严地宣读关于行为准则的通告：“使节团任务的完成全赖能否取得中国人民的好感，而中国人民对英国的好感则又完全取决于我们在他们面前的言行表现。不幸由于过去在广州的少数英国人的不轨行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英国人被视为欧洲人中最坏的民族［……］即使是一名最卑劣的中国人，当他和外国人发生争执时，中国当局也会站在中国人一边。如果中国人死了，那么中国当局会为他报仇。在广州，一艘英国船的一名炮手因不慎打死了一名中国农民而被判死刑。因此，即使对最贫贱的中国人也必须态度稳重、和善。”
因此特使要求使团全体成员为“光耀英国的名声”必须表现出有秩序、待人温和与守纪律。如果发生不端行为，他“认为有责任惩办任何违反者”。不仅如此，他“将让中国司法机关处理”。这是一个可怕的威胁！由于他的指示是为了避免他的同胞落到中国司法机关之手，所以万一出事，他会因为不得不这么做而懊悔不已。不过，他的随行人员没有见到这些指示……
未经他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准上岸。一旦上岸，不能离开驻地，尤其是绝对不能做生意。“当谈判进展到使团认为胜券在握时，特使阁下将很乐意取消这一规定。”
就这样，虽然这次出使完全是为了做生意，但在目的没有达到之前却不得不禁止做生意。这是虚伪吗？不是：就这一点而论，这是对中国人心理的透彻了解。斯当东和巴罗都没有忘了告诉读者，中国人——至少是中国官员——蔑视贸易。巴罗写道：“中国人从小时候吃奶起就逐步养成了对外国人和商人的偏见。”斯当东指出：“在中国只有四个阶级：文人以及从中选拔出来的官员、农民、工匠，最后就是处在最底层的商人。”
英国东印度公司机密委员会甚至允许马戛尔尼免除“印度斯坦”号指挥官或其他军官的职务，如果他们“违抗特使阁下命令或做生意的话”。马戛尔尼头脑很清醒，他知道英国人的名声不好：英国人既是商人又是坏人——不能有比这更坏的名声了。
英国人要扩大贸易关系就必须以崭新的面貌出现。然而，羞于谈贸易也有麻烦之处。和英国使团接触的中国地方官员发现除了给皇帝的贡品外什么也没带来时，他们定会流露出失望的神情。对中国地方官员不送一点礼物吗？这些手表和八音盒一个也没有吗？中国官员很想得到或者至少按卖给朋友的便宜价钱买下来，然后再以好的价钱转卖出去或赠送给有势力的保护人。友谊需要维持，否则就会消失。
正当英王特使把他的意愿告诉给他的随行人员时，皇帝关心的是提醒他的官员们应遵守不可变更的规矩：“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方足以符体制。此次英吉利国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
真是对英国特使特殊对待吗？并不怎么特殊！“若该贡使等于六、七月内始到，维时带往热河，与蒙古王公及缅甸贡使等一体宴赉观剧，较为省便。”
“对远来贡使不可顶撞”，皇帝朱笔批道。对向往我国文明的夷人不可热锅快炒，而只能文火慢煮。天朝官僚机器开始运转
突然出现一艘欧洲造的小型船只。“这是‘勉励’号，船长叫普罗克托，奉东印度公司之命接应我们。由于没有找到我们，他们便在黄海口巡逻。”原来，英国东印度公司担心万一马戛尔尼在澳门不停靠。为保险起见，决定派该船向马戛尔尼报告北京的最新消息。“勉励”号便加入英国特使船队，成为特使船队的第五艘船。
7月20日。英国人靠岸想去登州府。他们发觉庙岛并不是原来想象的中国大陆的一个港口，而是一个岛；还发觉他们停泊的地方很危险。
登州知府是一名高级官员。马戛尔尼写他“彬彬有礼，聪明好奇”。他登上“狮子”号，向英使介绍通过陆路去北京的各种办法。“朝廷已就此问题给了他指示”。中国人非常不喜欢海上旅行。马戛尔尼则想继续他的海上航行。再说，他从一名新领航员那儿得知，这个季节北直隶湾没有任何危险；而且通过内河把行李运到天津的帆船都已准备好了。“这些帆船船体大，结构好，因此我们的箱子决不会受损或受潮。”
7月22日，五艘船扬帆起航了。它们用3天时间抵达白河口：但由于河底的冲积土层很厚，船队无法开进去。因此，25日凌晨，船队在离海岸5海里，水深只有7英寻处停泊。“豺狼”号往前行驶，抵达大沽。
晚上，“豺狼”号回归船队；坎贝尔和赫脱南向马戛尔尼汇报，介绍他们所受到的相当不错的接待情况。
当然，他们也不得不回答了许许多多有关使团的问题：人数、年龄、人员的职衔、“狮子”号与护卫船的马力、礼品，等等；有一名秘书把回答记了下来。中方告诉他们，有两名高级官员将上“狮子”号向英使致意并一起商量去北京事宜。
这是和天朝官僚机器的首次接触：它的庞大的机构既负责接待英国使团，也负责把它碾得粉碎。
第十一章 运送礼品
（1793年7月31日-8月5日）
7月31日，中午。所说的两名中国高级官员来了。“他们从未见过像‘狮子’号那么又高又大的船只。他们不知道怎么从船弦上船。我们只得用绳子捆住一把扶手椅，降到他们的帆船上，然后靠滑轮把他们升到甲板上。”
还有一名官员，他的品位最高，“由于怕海”，宁愿留在陆地上。
清廷档案使我们知道了英国人所没有弄懂的原因。钦差大臣徵瑞之所以没有上船，完全是出于礼仪上的考虑。朝廷大臣是不屑于上外国船的。通常是他们的士卒先爬上外国船，然后接过从朝廷帆船的高处抛过来的竹制跳板。这位要人就通过这个跳板下到外国船上。可是“狮子”号船体高大，无法安排这种传统的下船仪式。皇帝的钦差如果像蜘蛛似地摇摇晃晃地被吊在缆绳一端，那是有损尊严的。他丢了面子，也就是丢了他所代表的皇帝的面子。
七条大帆船跟随在后，船上装满了食品：“20头牛、120头羊、100只鸡、10O只鸭以及数10篓各种食品。食品是如此之多，以致我们只接受了一小部分。”“外国人只有在东方才能遇到如此殷勤的”款待。中国的好客，“十分讲究形式，即使对敌人也如此”。
两名上船的中国官员分别姓王和乔。王是武将，头戴二品红珊瑚顶戴，上有一根皇帝特赏的花翎。乔是文官，他的帽子上那颗圆珠是蓝色的，比红色的低一级。“经过一番寒暄之后，我们开始工作”。商谈了有关礼品从英国船搬运到中国船上的一切细节。当然，他们又要求开列礼品清单。把所有礼品倒到中国船上的工作将需要4至5天。
谈判完后双方便在“狮子”号上用餐。饭菜丰盛，气氛友好。这两名中国官员十分灵巧地学用刀叉进餐。他们很喜欢喝英国酒：刺柏子酒、朗姆酒、樱桃白兰地酒。马戛尔尼写道：“他们走时紧紧地和我们握手告别”，这是不足为怪的。他们走时比他们来时更需要借助于安乐椅了。
马戛尔尼为能在“狮子”号上款待客人而感到十分高兴。但那一天却成了他作为船上和海上主人的最后一天。英国人还不知道，他们一上岸就会由这两名友好官员陪同，并受到监视。一会儿被带到一个地方，一会儿被拒之门外，一会儿又被带回来。总之，他们的行动将完全失去自由。
文官与武将
王与乔将要陪同英国使团几个月。斯当东对他们从上到下作了一番描写：“乔是一名文官。他讲话始终不慌不忙。一切都表明他有很强的判断力。他唯一关心的似乎只是不折不扣地完成他的任务。他曾是皇家某个孩子的家庭教师。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位学识渊博又十分通情达理的人。”这就是一名英国文人对一名典型的儒家文人的很好描绘：沉着、谦恭、有威信但又毫不炫耀。
“王是一名武将。他为人纯朴、豪爽、勇敢，这是军人生涯所需要的品质。他体魄强健，身材高大。他身上伤痕累累，站立时十分挺拔。由于他气力过人，武艺高强，所以他在使用弓箭仍然多于使用火器的中国军队里很受敬重。他对新交的朋友十分随和，就像对待相识已久的老朋友一样。”
文官加武将，这就是统治中国的“天朝官僚体制”的双重结构。天朝官僚体制一直在寻求某种平衡：文官占领导地位——文官在中文里的意思是“文人”；武将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作为长征的米荣幸存者、红军的绝对主宰的毛与邓不也是作为文官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吗？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罗马共和国——同样也像在所有的民主国家——官袍胜过武器。
在不同年代里，这个规律也会遇到例外。作为征服者的满族人曾一度突出军人地位。20年代的“军阀”是如此，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由于需要控制局势，也再次提高了军人的地位：军队至今仍然是制止动乱的手段。中国人对此习以为常。木过，王的地位并不始终高于乔。
礼品清单
正当苦力把礼品箱从英国船搬运到中国帆船上去时，马戛尔尼再一次令人开列礼品清单。他认为，为了增加礼品的光彩，最好用“东方”风格来介绍这些礼品。
所谓“东方”风格，只是马戛尔尼自己对“东方”风格的看法——描述时要用夸张手法。但他却忘了中国礼貌的首要一点就是应该贬低所赠礼品的价值，以免受礼的人感到羞辱。可是，马戛尔尼怎么愿意说他带来的礼品“只是一些纪念品”、“小意思”，“我们穷国的一些小玩意儿”呢？他自然就显得狂妄自大了。
“如果赠送一些只能满足一时好奇心的时髦小玩意儿，那是有失礼貌的。因此，英王陛下决定挑选一些能显示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并能给皇帝陛下的崇高思想以新启迪的物品。”
下面是主要礼品的介绍：“天体运行仪，它代表宇宙，而地球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点。这是天文学和机械学最佳结合的产品。该仪器准确地模仿地球的各种运动，月球绕地球的运行；从仪器上还可看到太阳的轨道，带4颗卫星的木星，带光圈及卫星的土星等。这架天体运行仪最后还能模拟各天体的蚀、合和冲。它指出人们观察时的确切月、周、日、时和分。该仪器是欧洲最精美的，它所设计的天体运行情况可适用一千多年。
“一个地球仪。它上面标有地球的各大洲、海洋和岛屿。人们可从上面清晰地看到各个君主的国土、首都以及大的山脉。该地球仪标有受英王陛下之命在世界各地远航所发现的新地方，并画出所有这些远征的航海路线。”
各种类型的武器
礼品介绍中巧妙地塞进了政治，甚至恫吓：“欧洲其他国家都承认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因此英王陛下想在给皇帝陛下派遣使团的同时派遣几艘最大的船只，以示敬意。但鉴于黄海里有暗礁，而欧洲的航海家又根本不熟悉这段肮路，英王陛下不得已派遣一些较小的船只。另外，英王陛下赠送给皇帝陛下英国最大的、装备有最大口径的火炮110门的‘君主号’战舰的模型。”这是想暗示装备有64门火炮的“狮子”号及其4艘护航舰只是英国强大海军舰队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伦敦方面可以派遣它的强大舰队开赴广州，如果……
礼品介绍中还专门提及了“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提武器：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这也是为了暗示英国武器的绝对优势，但同时也是为了谨慎地大量推销世界上最好的兵器。当然，礼品介绍中也提及“削铁而不卷刃的利剑”——这是为委婉地介绍英国特种钢方面的优势。
接着，礼品介绍又同样详细并同样浮夸地谈了赫歇耳望远镜、秒表、韦奇伍德瓷器、帕克透镜、布料……
礼品介绍中最后开列的是油画：“王室成员”和“著名人士”的画像；“城市、教堂、城堡、桥梁、陆战与海战、船坞、赛马等真实写生画”。
中国人的看法
王和乔说他们感受的印象非常深刻，英国人更加喜欢他们俩：这是一种突然产生的好感。可我们对这两名中国人是否喜欢英国人则一无所知，因为他们无权直接与皇帝通信。马戛尔尼与天朝官僚的首次接触情况是由第三者，即钦差大臣徵瑞写奏折给皇帝的，尽管他本人并未在场：“英吉利国贡船仍来天津海口停泊。奴才拟赴该船时先告知仪注，该正贡使马戛尔尼自以品级尊崇，须平行相见。若奴才先行往见，有失体制。”
（在奏折的边上，皇帝朱批：“又太过了。”这位钦差大臣比皇帝还更维护帝制。）
“是以即令同出海口之天津道乔人杰、通州副将王文雄过彼船内，谕以‘钦差出海查看表文［乔治三世信件〕贡单，令我等过船来取’。该贡使免冠，遥向奴才口称：‘蒙大皇帝如天之德。’其接待道协二员亦极恭敬。大船舱内正中供奉皇上圣容，外边装金镶嵌珠石，外罩大玻璃一块。该贡使十分肃敬，不敢在此起坐。
“其贡物内有见方一丈多者一件，现已分装数箱，易于运送。据称贡品俱可运至热河，惟此件制造精巧，国王极为珍重。如在热河安设，再行拆动，必致损坏，不能收拾。奴才未敢擅便，理合请旨遵办［……］英吉利国远在重洋，经数万里之程，历11月之久，输诚纳贡，实为古今所未有。”
钦差大臣的奏折与其说是向皇帝报告实情，还不如说是检皇帝爱听的汇报。
怎么让对方明白
最初是周、安和王诸位神父，后来是安纳和拉弥额特神父，甚至小托马斯也都参加，他们非常吃力地翻译了礼品清单和国书。中文译本是从赫脱南提供的拉丁文本译过来的，至今仍保存在清廷档案里。不过，这中文译本很不易懂。例如，英国人所称的“天体运行仪”是用的音译。
在皇帝身边的传教士又把中文本重译了一遍，因为“朝廷用的文字只有经常出入朝廷的人才熟悉”。他们把“天体运行仪”巧妙地作了解释性翻译，写成“天文地理音乐钟”。
可以想象，这双重翻译会有多少曲折与困难。中文和英文都有各自的高雅语言。中华帝国的所有官员都使用古典汉语——不是文人是无法懂的。拉丁语是欧洲知识分子的交际语言——不错，它在“世界性的法语”面前正在衰落。但不管怎么说，英国人可以靠拉丁语和一名曾在意大利学习过的中国传教士对话。
在20世纪的中国，古汉语几乎只在大学里教，而且学的人寥寥无几。在欧洲，即使在教堂里也已经不用拉丁语歌唱了。而现在法国或德国商人到中国讲什么语言呢？他们讲马戛尔尼的语言。英国使团在这次文化碰撞中战胜了两个“天朝的”官僚体制——并战胜了他的所有竞争对手。
第一次中英对话也使英国使团的翻译力量经受了考验。在澳门时，英国使团的两名翻译中的一名因为害怕而出走了。留下的那位满族人便繁忙不堪。乔治爵士和小托马斯欣喜若狂地一试他们的才干。斯当东很容易承认孩子的才干，因为父亲为孩子成功所感到的骄傲大大冲淡了自己失败后的不快。“我们想考考使团里两个人的才干。在整个海上航行过程中，他们都学习中文。一个人以成年人锲而不舍的精神全力以赴地学。但使他感到羞辱的是，中国官员讲话时，他一个字也听不懂，而他讲的中文，中国
官员一点也不懂。另一个是位小男孩，他肯定没有那名成年人那么用功，但他脑子灵。需要时，他的确能充当一名相当可以的翻译。”
这真是一种超现实的情况：一个使团在中国能否成功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一名满族传教士和一个英国孩子的身上。前者少年时代便到欧洲，对中国除了一些记忆外毫无了解；后者对中国只有一些书本知识。至于政治，两个人都一窍不通。
他们的首次翻译工作是否成功呢？不成功。徵瑞在奏折中指出：“错字很多。”他们在描述礼品时倾注那么多的热情，写得那么详细，可中国官员只用礼品单上的号码作为标志。中国官员并不问这些礼品有什么用：重要的是，一件也不能少。
忙碌的蜂群
8月2日开始把礼品箱搬运到中国的大帆船上。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梁肯堂总督在8月3日的报告中写道：“贡物起拨进口者连前共有五百九十余件。现在陆续拨运。尚未完竣。该船人等于贡物起完后随同进口。”的确，只是在中国人运完了所有礼品后，使团才获准下船，“贡物”当成护照用了。
装卸工作于8月4日结束。到了大沽又得把进贡礼品搬到小一些的帆船上才能沿河而上，开到离北京12英里的通州。内河航运到此就结束了。“中国人干得很好。他们不停地唱着、喊着，但很守纪律，听从指挥。他们很聪明，有很多好主意与窍门。一些中国官员统计礼品数并发给收条——任何礼品都不必担心会丢失。”
温德承认：“我们以为中国人很不擅长使用机械设备，我们向他们提供了一些滑车，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他们依靠自己的技术，用绷紧在桅杆间的绳子上的滑轮把最重的箱子搬来搬去，灵巧得令人难以置信。”赫脱南也同样感到吃惊：“我们本来担心那些大件礼品搬上中国帆船时难免会受到损坏：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他们人手很多，又非常小心谨慎。中国人的主要食物几乎只是大米和水，但他们的力气却很大。而我们的水手每天有肉吃，有酒喝。”
这些看法至今仍是正确的。中国人搬运时的灵巧是确凿无疑的。他们今天的主要食物依然是大米和煮熟的蔬菜。1793年英国人享用的牛肉或羊肉至今在中国还很少食用。
勋爵看到中国人如此认真也就放心了。他决定让“狮子”号与“印度斯坦”号两船离开。海底情况不明，船员又受到疾病的折磨，因此他把船只都派往舟山群岛，停泊在水深且能肯定获得给养的地方。但他把“印度斯坦”号的指挥官马金托什船长带往北京，将来可让他在初步谈判后把首批报告带回英国去。
当英使在8月5日离船上岸时，他受到19响礼炮和三喊“乌啦”的欢迎，而水手们则受到了委屈，因为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却无缘“一睹中国著名首都的风采”。
有两人因为必须呆在船上而特别感到遗憾。他们就是安纳神父与拉弥额特神父。俩人是从澳门上的船，中国官员不准他们上岸。想靠外藩使节到宫内为皇帝当差是不行的。因此，他们必须返回澳门，向两广总督申请入境。这是不可变更的程序，即使为了取悦于一个大国使团，这程序也不能更改。
第十二章 “对你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
（1793年8月5日-7日）
礼品一搬运完就开始上行李、兵卒和仆人。船上拥挤不堪。这种帆船由于吃水浅所以可一直升到大沽。马戛尔尼及其随行人员很高兴能乘3艘英国船靠岸——这是3艘最轻型的船：“豺狼”号、“克拉伦斯”号和“勉励”号。
8月5日，小船队进入白河口。船队四周有许许多多的小船，河滩边也站满了人群，对此英国人不胜惊讶。“河岸两边有许多草顶泥屋，和汉普郡的茅屋十分相似。”“孩子们几乎都赤裸着身子，个个长得漂亮，”成年人“长得健壮，尽管吃肉很少”。这种饮食上迫不得已的节制反而有利于健康。马戛尔尼对此很想不通，他的同伴说他之所以“因痛风而行动不便”，原因就是他“好吃”。
马戛尔尼勋爵的视线尤其被妇女所吸引。“一些年轻女子沿着河岸轻快地奔跑着：她们的脚都完好无损。听人介绍说，女子缠足的习俗在北方各省比其它地方较为少见。女子的头发粗黑，编成发辫后用一根束发针束在头顶上。”英使被所见的情景迷住了，一股意外的激情涌上心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米兰达的惊叹赞词：‘观此芸芸之众生兮，叹造物之神奇！’”
马戛尔尼忘却了普洛斯彼罗对公主所提出的清醒警告：“对你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他像那自以为终于抵达中国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那么兴高采烈。他开创了一次出色的航行。“我的兵士被带到岸上。他们个个喜形于色。王和乔走来邀请我们出席一个宴会。由于我感到疲乏，所以婉言谢绝了，并又向上游航行了一海里，一直开到那艘供我使用的游艇才停下。这艘游艇将载我开往离北京12英里的通州。游艇宽敞、整洁、舒适。在那里我又见到王与乔，他们是来欢迎我的。”马戛尔尼以为使团的每个成员都会受到同样的接待：“使团的其他所有绅士似乎都受到了同样的关照。”
此话说得早了点。“天文学家”丁维提的回忆可不太美好了。他只能在船上的一条长凳上过夜。他感到非常不适，所以“跑到甲板上，靠在一捆绳缆上试图睡一会儿”。
无论在帝王中国还是在人民中国，代表团的团长、“贵宾”都受到体贴入微的照料。与此相反，其他的人就只得承受粗俗简单的接待。中国社会过去是，至今仍然是等级森严的社会。
设施齐备，独缺一样
英国使团在大沽逗留了3天。所有的礼品、行李和人员都必须撤离原来乘坐的大帆船，改乘能续航至通州的小船。这就需要37条小船，浩浩荡荡，完全是一支船队。
使团成员有一百多名中国官员随行。英国人高兴地发现他们将要坐好几天小船去北京，特别是还要坐这些小船从北京返回。现在他们坐船进入中国错综复杂又非常广阔的内河航运网。亚当·斯密对此赞不绝口：“在中国，多种多样的内河航运手段使搬
运工作大大减轻，而且还降低了制成品的价格。”这位英国经济学家之所以那么称赞“中国模式”，是因为英国人正是在18世纪70年代才通过运河把各个工业基地联系起来，填补了与中国近千年的差距。
按照他们对舒适的标准，这些游艇比起以前见到的简陋的帆船要好得多。英国绅士们在舱里有6个舱室，另外还有两个作厨房用，一个作饭厅用。“挂在窗上的透明丝质窗帘随风飘扬。”木船漆的是“黄漆，无论从光泽还是从细腻程度看，这种漆的质量都远远超过欧洲的各种油漆”。但赫脱南悄悄地指出一点遗憾之处：“船上一切都很方便，唯独缺少我们欧洲人认为最主要的设施。”这个缺陷长期存在。
好几名高级官员过来告诉马戛尔尼说，受皇帝派遣来迎接他的直隶总督刚刚从离京100英里外的保定来到。8月6日那天早晨8点，特使、乔治爵士、小托马斯和翻译“李子先生”坐上轿子。这种轿子是“竹子做的，上面铺着缎子。每项轿子由四个壮汉抬着，两个在前面，两个在后面。”
威严从容的大臣
他们在一队骑兵的护卫下来到海神庙。“那是高官显宦公务旅行时下榻的行宫”，总督就在这里宿营。
海神庙的栅栏前有几座饰有小旗的帐篷。好几队士兵，手持军刀；一些骑兵背着弓箭，但都不带火器，总督在庙门前友好地迎接4名客人，他请他们进入一间很大的客厅。很快，这间大厅就挤满了总督的随行人员。
照例是喝茶，“问我们身体如何”，“皇上对我们的到来十分满意，并希望尽早与我们见面”……大家终于开始谈论正事了：“We now entered upon the business”马戛尔尼的急切心情十分明显。但不先说些空洞无益的恭维话，正事就没法谈。直到今天，这种习俗仍使许许多多西方商人感到恼火，因为他们的日程很紧，有时在飞机起飞前几分钟才签上合同。
“我们告诉总督，由于使团人多，所带礼品体积又很大，所以我们在北京需要宽敞的住处。”总督这时告诉英使说，皇帝想在热河，即他的“避暑山庄”会见他。
马戛尔尼顿觉手足无措，一切都变得复杂化了。如果去热河，就必须把一大批礼品留在北京，因为从陆路这么远途运输，礼品必然受损。但他只能强调表示他希望“使团将受到应有的礼遇”并在“相当宽敞的住所下榻”。
那么究竟是谁通知马戛尔尼必须去热河的呢？真的像徵瑞的奏折所说的那样，是7月31日王和乔在“狮子”号上通知马戛尔尼的吗？还是像马戛尔尼在日记里说的是梁肯堂在海神庙里通知他的呢？是谁在编造呢？难道是徵瑞想隐瞒乔和王没有向马戛尔尼转达本应由他亲自转达的口信这一事实吗？还是马戛尔尼想让人相信，所有重要口信都只能是由中国最高级官员向他转达呢？但不管怎么说——档案是这么记载的——中国人早就决定夷人要到热河谒见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