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斯当东叩头
翌日，趁下雨之机，勋爵让见习侍童把给皇帝的问候信写好。这封信是总督授意他写的。长麟发现信里的中国字字迹娟秀，询问出自何人之手。“当我告诉他这是小斯当东的杰作时，他不相信一个12岁的孩童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取得这样神速的进步。然而当他目睹男孩在由他抄写的信的下方用端正的楷书写上自己的名字时，才相信这一事实”。
下面是这封通篇恭维之词的感谢信的译文。信是由马戛尔尼用英文写的，再由见习侍童用中文誊写。特使为此十分骄傲，所以把信递交给了敦达斯。可是在英国档案馆里我们没有找到这封信的踪迹。相反，信的全文被细心地保存在皇室档案里，而马戛尔尼提出要求的照会却一份也没有。这些照会谈到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贸易：它们没有资格归档在皇帝陛下的文书里。而这个“中国化”了的孩子的恭维对皇帝倒是一份极其宝贵的贡品，因为这封信在对天朝制度的本质进行恭维。
按照惯例、每当写到皇帝两字时，就要另起一行。这里总共换了七次行。比起他的主子对叩头的态度，小托马斯对这一套礼仪更为适应，因为他的脊梁骨更柔软。
“英咭利国使臣吗嘎尔呢谢
大皇帝恩典。我们国王敬
大皇帝大福大寿，实心恭顺。如今蒙
大皇帝看出我国王诚心，准我们再具表文进献，实在是
大皇帝大寿万万年，我们国王万万年听教训。这实在是
大皇帝的恩典，也是我国的造化。
大皇帝又不嗔怪我们，又不限年月。我们感激
喜欢口不能说，我国王也心感激。求大人
替我们奏谢
大皇帝恩典。
此呈系哆吗嘶当东亲手写”。
越来越卑下
这是一篇仿作吗？当然，但他没有忘记最主要的：“我国的造化。”他在向朝廷礼仪屈服的同时，又不失掉自己的尊严。在索德超眼里却可能认为太注重自己的尊严了。这位葡萄牙的耶稣会会士翻译过一封类似的信件。那是早些日子马戛尔尼写给乾隆的信，感谢他赠送“福”字条幅。也许他认为那封信还不够阿谀奉承，没有一一列举皇上的恩典。这位葡萄牙传教士成功地写了一篇仿作的仿作。这篇文字也珍藏在内阁档案中。它是这样开头的：
“英咭利贡使马戛尔尼跪请
大皇帝圣躬万岁。仰蒙
大皇帝格外施恩，体恤备至。前蒙赐我国王温谕并许多贵重稀有之件，昨又蒙
御书福字，颁赐国王，我等亦得同沾洪福，又蒙
颁贵蟒袍绸缎佩包等件，荣宠无比。又准我等仍由广东行走……”
第六十八章 一名官员当众遭受鞭笞
（1793年11月23日-27日）
国家设立法制，原以禁暴止奸、安全良善。
康熙，1662年-1722年
11月22日。尽管有雾，船继续行驶。沿途景色像幽灵般展现在眼前。马戛尔尼有这样一段记载：“我们周围的东西在夜雾朦胧中变得那样巨大，那样令人提心吊胆”。小斯当东对耸立在江边布满松树的群山印象深刻。傍晚，天色渐渐晴朗起来，我们第一次看见了甘蔗地。托马斯的记载：“一些榨甘蔗用的小磨坊，有几个建造在河里，因为河水很浅。这样建造并不费事，磨用水力驱动”。在此以前，英国人在中国还未见过磨坊，感到非常奇怪，因为这里既不少风也不缺水。
次日，江水在巨大的岩石中突露而出。“一些中国人在忙着把岩石凿成砖那样大小；有些石块呈鲜红色。好几个岩洞里还住着百姓。我们船队过时，他们走出来看。在岩石的开阔处建有花园和房屋。这种奇观一直延续了六英里远”。只有到了中国，才能看到在悬崖坡上开凿出来的路，还有悬空在深渊上方的房子。
11月26日。船队驶出山区。江面突然变宽。这就是著名的鄱阳湖。说大实话的托马斯指出，他们根本没见到鄱阳湖：“我醒来时，有人对我说：昨天夜里，我们穿过了一望无际的鄱阳湖的一角”。
真是不可救药！父亲不曾料到会被儿子出卖。他不能放过这个大湖而不谈谈……谈谈他所没有看到的东西：“船队进入鄱阳湖，它是中国最大的湖，附近的许多河流从四面八方通到那里。”它给好几条运河供水，这些运河两岸都筑了坚实的高堤，以防湖浪。“据中国船员讲，湖里的大浪同海浪一样危险”。湖边是渔民的草房：“住在里面的穷苦人以打鱼或在浮动竹疏篱上种植蔬菜为生，每家都有自己的一块地段，可以在那里捕鱼或饲养各种沙丁鱼，俺好后晒干行销全国”。
船队在这四通八达的湖上重新沿着北京——广州的正常路线航行。
爱得深，罚得严
托马斯说船队总是被安排在夜间穿过城市。船队的生活几乎是千篇一律，没有变化：驻军站放一通炮表示欢迎；士兵模样的人穿着露出虎牙的短褂，用鞭子招募来的纤夫，用鞭子驱赶着拉纤；老百姓被小心翼翼地隔离，不让他们与蛮人接近。使人厌烦的惯例。
11月25日，发生一极意外事件。托马斯说：“我们的两位先生上岸步行。他们被两名士兵推倒在地，还挨了揍。这一切都是在一位蓝顶珠三品官的眼皮下发生的”。斯当东指出，王大人和乔大人先叫人把这两名士兵鞭打一顿，尔后，又在总督面前告了一状，惩办那位官员。托马斯说得更明确：“总督摘掉了那位官员的顶子，还鞭笞了他。两个遭鞭打的士兵还被上了枷。要不是勋爵求情，他们还得挨几十竹板的打”。
对我们的旅行者来说，这是探讨中国司法的一个机会。伏尔泰对这一微妙的主题是这样写的：“帝国的宪法是世界上最好的。唯一的一部以宽大为怀作基础的宪法，但这并不妨碍官吏让自己的子民挨板子”。“爱得深；罚得严”’这句格言在中文里也有对应的说法。
中国式的惩罚
“中国政府关心社会安宁，而很少考虑对个人人身安全的保障”，斯当东解释道。由巡抚或知府宣判的死刑，“在叛乱的情况下，有了总督的命令就可以立即执行”；犯普通法犯人的案卷要送到北京并由“大理寺”核准。死刑“一年执行一次，在秋季”——落叶的季节也是脑袋落地的季节。“死刑犯每次很少超过200人。在人口这样多的国家里，这个数目是非常小的”。比较普遍的惩罚是：“罚款、坐牢、充军和鞭笞。只有对犯有危及国家安全以及“杀人罪”的人才处以死刑。不管杀人是否预谋都不能得到特赦”。盗贼只有在使用“暴力或作案手段残忍”的情况下才处以死刑。“中国处刑的仁慈说明犯罪的人不多”。斯当东举戴枷作为处刑仁慈的例子。这种处罚比起英国用绳子套在脖子上，把小偷勒死要宽大得多。“枷”这种刑罚是把一块大木头当中挖一个洞套在犯人的颈部，另挖两个小洞套住犯人的两只手。犯人带着枷仍然可以行走，也允许他们时不时地休息一会儿。“不过，休息时间稍长一些，解差就要用鞭子抽打，逼使他继续行走”。
斯当东向王大人、乔大人了解各种情况。这两位大人除了回答客人因好奇而提出的问题外就无事可做了。托马斯写道：“拖欠债款而坐牢是暂时的。皇帝的利益高于一切：任何财产都不受其权利的保护。”中国人不好吹毛求疵：因此，在中国“遗产的转让很简单，家庭很团结”。
这一评语与耶稣会会士的评语一样使人“得益匪浅”。为了逼问口供在堂上严刑拷打，用来夹脚和手指的夹棍和拇指铐，把犯人的屁股打得皮开肉绽的竹板，这一切英国旅行者则从未听人说过。对我们知道的过去存在、并沿袭至今的监狱生活里的一大弊病——腐败——他们也一无所知。这些犯人，如果家里无法或不愿供养他们，就得饿死。对此他们一无所知。对关政治犯的监狱里的秘密也一无所知。我们在想，这里，英国人是否在想透过中国来批评西方。对于他们，中国过去是，而且在将来很长时期里也将是一面反的镜子。西方人的丰富的受虐狂正在里面寻找那些残酷的现实。
第六十九章 旅行者的失望和幸福
（1793年11月27日-12月4日）
景德镇——“有大德的镇”——过去和现在都是瓷都，但过去它生产的瓷器只供皇帝享用。与这个皇家大作坊相比，塞夫勒作坊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小斯当东，这个可怕的小间谍指出，英国人“从外面绕过去了”。他们不能进到市内，更不能参观城市，打听生产过程了。
斯当东沉着地断言：“在我们经过的路旁，有一座没有被墙围着的城市，名叫景德镇。在那里有3千座瓷窑同时烧着；夜间，整个城市就像着了火似的”。他没有看到这座城市的面貌，但他读过耶稣会士写的信：“在景德镇，目前足有3千座瓷窑。夜幕降临时，人们以为看到一座着了火的城市”。这两篇文章还提到“火神”——这真是奇怪的巧合。
斯当东被当场捉住：他只不过是读了到过这里的人写的文章而已。古伯察神父也将逐字重复同一篇文章，并肯定地说——他是加斯科尼人——城里有100多万居民。这些“旅行者”都厚颜无耻地互相抄袭，而真相则出自孩童之口。
这个季节的江西，麦子开始生长，甘蔗马上可以收割。斯当东写道：这个省的农妇摆脱了残忍的裹小脚的陋俗。她们是“那样的壮实，外省的种地人常常跑到江西来娶一个这样的女人为妻”。马戛尔尼说得更明确：“出嫁的妇女与未嫁的姑娘的区别是：前者把头发梳成发髻，后者把刘海垂到眉间”。昔日所见的东西，现在仍然能见到：还是在同一个江西省，辨认未嫁的大姑娘和已婚的妇女还是看她前额是否有刘海。在中国，即使是发式也是一成不变的。
妇女常常像拉车的牲口一样把犁架在身上：“在这个省里可以经常看到农夫一手扶着他妻子拉的犁，一手撒种”。这种景象您或许还能见到，但已经少多了。历来，中国人自己先嘲笑这些做法。17世纪的一篇短篇小说里写道：“男人只想晃着胳膊到处游逛，把脚伸到桌下就吃现成饭。而地里的所有活儿全由妻子和女儿去做。烈日炎炎，她们就在头上扎块破头巾，还要在泥里走来走去，锄去地里的野草”。
因而，裹脚曾是妇女地位提高的一种象征：小脚解除了她们的田间劳动。天足妇女是劳碌的妇女。裹了脚的妇女是更解放的妇女。这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女性心甘情愿地毁伤自己的肢体。
“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吏
阿瑟·场给马戛尔尼和斯当东列了一张调查表。这促使他们对农村的产权制发生了兴趣。在江西，土地以3年、5年或7年为期出租。事实上，土地收益的分成是地主和雇农平均分配。由地主交农业税：理论上是“全部收成的百分之五”，但实际征收税额是“总产量的百分之十”。
斯当东没有谈到的是：俸禄很少的文官，为自己而提高征收款额。百分之五与百分之十之间的差额就进了官员的腰包。原则上订得非常适度，而在执行中腐败又比比皆是。在完美的理论与不完美的实践之间有着一段距离。今天的中国不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吗？
我们的旅行者，就像今天他们的后继者一样，并没有觉察出这种差距。安德逊兴奋地说：“征收实物税实在是明智之举！它可以激发那些靠辛勤劳动谋生的这阶层人的热情”。只有在中国才能有一种能激发人努力干活的直接税……巴罗也同样赞叹不已：“在中国征收的税一点儿也不高：用实物交付收成的十分之一，加上盐税、舶来品税和一些微不足道的、对国家的广大民众几乎没有影响的税”。
他忘了谈“劳役”。温德把它补上了：“雇农要强制服封建劳役”。他们得付出劳力去做诸如拉纤的活，违者罚款：“他们服劳役就像为公共事业服务一样是强制性的”。
中国的大众舆论用比我们这些看得眼花缭乱的旅行者更切合实际的谚语来描写当时的情况：“官吏搜刮民脂民膏”，还有“火往肉上窜，钱往当官的口袋里掉”。在英国人的心目中，启蒙时代哲学家笔下的中国还没有完全让位于严峻的现实的考验。
船队溯赣江而上，于12月1日进入山区。江水迂曲地从峡谷中流过。托马斯观察了船工祭祀河神的仪式：“每次启航时，他们把许多纸钱、纸船、肉、盐等扔到河里用以祭佛或河神”。
山顶上“有了望塔，它们与卡塔赫纳和马拉加之间的西班牙沿海的了望塔很相似”。马戛尔尼发现，在离岸不远处有几座漂亮的新修复的白色9层宝塔。天气变冷了”。
晚上，在建府前英国人受到热烈欢迎。他们对此已经感到不习惯了：“聚集在岸边的一大群人熙来攘往。来迎接的官员费了好大劲才在人群中开出一条道来，来到我们面前。礼炮声、焰火的爆炸声热闹非凡。如果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我们一定会感到惊慌不安”。还是老一套，但它仍然使英国人感到高兴。
当地的官员难道没有接到不准欢迎“红毛”的通知吗？“为欢迎我们而搭的牌楼在灯笼、彩色纸灯和火炬的照耀下显得非常漂亮。这些友好表示以向使团赠送水果和蜜饯而告终。”
为欢迎我们吗？我们的旅行者又以为牌楼是为欢迎他们而临时搭的。那么，究竟是安德逊患了夜盲症，还是他的“编写者”又富于想象力？托马斯说：“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因为天太黑了”。在这两种说法中，我们宁愿相信孩子的话。
第二天，赣江里的船突然多起来。特使的船队超过了许多轻木原木扎起的木筏，“有的长达几百英尺”。撑筏的和“他们的家小都住在用木材段支起来的小舱里。一大群孩子从舱里跑出来，好像蜜蜂出窠一样”。
船队深入江西境内。这个具有革命传统的省直到20世纪还相当贫穷。
“中国人吓昏了”
12月4日，托马斯记着：河里充满暗礁。温德认为这就是受惊的传教士所说的“十八滩”，但他不动声色。尽管他已注意到“河里遇难船只的飘流物”，他还装出一副沉着的样子。巴罗干脆把当地险恶的名声归咎于中国人的惊慌失措：“他们驾驶技术不熟练。他们一有问题就惊慌失措，吓昏了头；而只要冷静一点，他们是能够摆脱困境的”。孩童又一次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只要不在夜间去那里冒险，几乎没有危险”。对于溯江而上的船队，急流的危险性要小些。但是暗礁相当多：用了两天时间我们才通过这段河道。
在过十五滩时，有几艘小船撞翻在岩石上。这引起了水手的恐慌。他们“口中念念有词，祈祷河神保佑，同时使劲敲锣并焚烧檀香木，用它的烟来刺激河神的嗅觉神经，以引起他的注意”。巴罗对此不屑一顾。“无动于衷”已成西方人在异国旅行的精神武器之一。
同一天在北京，一个因使团而遭到不少麻烦的清白无辜的人恢复了自由：此人名叫郭杰观，因为懂英语受到怀疑。朝廷出于谨慎把他从宁波押解到北京。现在怀疑消除了。他从未与英国人有过任何来往，甚至连一个英文字也不懂。他的父亲同夷人确实有过联系，不过那是40年前的事。他已不构成任何危险。那么，他此番来北京就没起任何作用？当然不是。他消除了皇帝的不安，并促使天朝官僚机构提高了警惕。
还是12月4日这一天，安德逊看见一座漂亮的建筑物。它是寺庙还是某一位大官寻欢作乐的地方？陪同人员告诉他，第一种假设是对的。但第二种假设使他想入非非。他很欣赏中国把建筑设计在自然景色之中的艺术。
他不知道的是风水和等级在建筑中起的作用。选择大门的朝向和建房的位置时都要考虑既能避邪，又能得到神道的保佑。建筑物位置的高度与房主在社会金字塔中的地位相称。建筑的漂亮可能与风水没有多大关系，而仅仅与审美有关。除非中国人的头脑里充满了山水、风景间的强烈顺序感，因此，风水和审美已混为一体。
第七十章 标志进步的火柴
（1793年12月4日－6日）
囿于模仿的奴隶生而复死，生命只属于追求创造的人。
安德烈·谢尼埃
12月4日，总督在王大人和乔大人的陪同下，从晚上8点起，与勋爵一直交谈到午夜。长麟比往常更彬彬有礼，他谈话无拘无束。主要谈的是贸易问题：中英两国的贸易额和数量、与其它西方国家相比中英贸易的重要性。他手头带着材料。他怀疑广州的官员用诈骗来的钱财中饱私囊，损害皇帝的利益。马戛尔尼说话谨慎：“因为我从未在广州呆过，所以无法说得具体；不过到广州后，我将运用我的权力尽可能弄到他想要的情报”。
总督想点火抽烟时，发现专为他点火的侍从不在跟前。马戛尔尼随便从自己衣袋中取出一个小磷瓶，燃着一根火柴交给他使用。长麟非常诧异，特使怎么能把火放在衣袋里而没有烫着呢。马戛尔尼向他说明这类打火机的原理，并把这个磷瓶作为小礼物送给他。
值得注意的是长麟从未见过火柴。据10世纪的中国文献记载，火柴在6世纪末就发明了。当时把火柴叫做“火奴儿”。清朝的中国在其鼎盛时期却忘了它的存在。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给火柴起了个别名——洋火，“外国的火”。“洋”是指所有来自海外，实际是来自西方的东西。火柴作为大众所用的一种新事物，它表明了西方技术的优势。中国有许多东西原先处于领先地位，尔后又落后于别国，这只是许多类似例子中的一个。中国领先于西方几个世纪，甚至两千年，可是在满清王朝时丢失了曾是只有它掌握的许多生产秘密。中国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后退了。大罗尼在《火之战》一书中写过：史前人发明了火，后把它丢失而无法找回。我们这时怎能不联想到书里的这些震撼人心的篇章呢？
沉睡的中国
这一小插曲把谈话引到中央帝国与西方的比较：它显示了“中国人尽管在某些机械领域是出类拔萃的”，但在医学、外科和科学方面，“今天落后在西方各国的后面”。“我常常看到数量相当大的盲人，但从未见过装假腿的或残肢的人。是否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不会治疗眼疾，而骨折常常会引起死亡呢”？
总督只得同意这种推论。“我便趁机向他介绍英国最近的一些发现和发明，并指出与我同行的专家学者很愿意把这些发明传授给中国人。当然这要得到中国当局的许可，例如可以通过治疗青光眼或抽出虹膜来使盲人重见光明、骨折复位、截肢、用一个机械装置使溺水者复苏等等”。
这次谈话终于触及了马戛尔尼之行的实质：就这一点便可说明不在舟山上船，而选择与长麟同去广州是对的。总督给勋爵提供机会，使他能说明那些朝廷不知道或佯装不知道的事实。
直到16世纪，中国大大领先于西方。它的工艺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与它的科学相比更处于领先地位，因为中国的发明主要靠灵巧，很少是靠思辨取得的。
中国人比欧洲人早500年使用10进位制：在1000年前，他问就有零的算术概念和负数了。他们比欧洲早1000年就使用带轭圈的前胸马具，而在欧洲要到菲利普·奥古斯特和弗雷德里克·巴尔帕鲁斯时代才普遍使用这种马具。他们比我们的祖先早15个世纪就观察到了太阳黑子、制造出瓷器、发明了幻灯、使用游标卡尺。他们比世界其他地方早两千年用拉线播种、在菜畦里锄草、用金属犁铧耕地、西欧在18世纪才发现的旋转风选机、马戛尔尼的随行人员对其精巧赞叹不已的播种机，在中国已存在了20个世纪。还有活塞鼓风机、牛铁炼钢术、钻井提取天然气或悬索桥技术均领先于西方。
李约瑟在他15卷巨著中一一列举了这些发明创造。这位英国学者证实，这些文艺复兴时代震撼了西方的发明都应归功于中国人。它们借助十字军东征、或穿过伊斯兰国家、或靠最初几次远航的成功，可能很晚才传到西方。诚然，李约瑟有时也会在论证中加入一个研究人员所惯有的偏执情绪，在研究一开始便提出了他应该在以后发现的原理。威廉·戈尔丁在《特命全权大使》一书中说：在马克·奥雷尔时期有位希腊人去中国。他带去了大部分以后我们归功于中国人的那些发明。我们能否完全排除这一可能性呢？
反正，我们文明的几个最重要的业绩显然都要归功于来自中国的发明；甚至有几种使西欧征服世界的武器也是得益于中国。中国人发明罗盘和尾柱舵远远早于欧洲人，但这些发明却在欧洲导致了远洋航行和探险；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和纸，却引起我们阅读和文化的爆炸——推动了戈登堡活字印刷的发明；他们发明了纸币，却有助于我们银行体系和贸易的发展；他们发明了火药和火器，却改变了我们战斗的精神。但这任何一项发明创造都没有在中国产生这样重要的后果。有些发明在中国甚至根本不用。
15世纪初，太监郑和统率400艘临战装备的船只，勘测了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船队经过的线路从帝汶岛至红海，可能还到过好望角。然而，在同一世纪末，当葡萄牙航海家伐斯戈·德迦马从反方向穿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时，中央帝国却永远放弃了海上冒险。那么它的智能是否就像贝特莱姆描写的得了孤独症的儿童那样，“从此便控制在保护自己生命这唯一目的上而不顾外部现实”了呢？
被抵制的外国影响
明朝历代皇帝要求百姓严格遵循孔子的教诲，效仿古人，抵制外国的有害影响。正当欧洲人刚刚从黑死病的恐怖中恢复过来，感到有法加快原先缓慢进程，从18世纪的愚昧跨入已知世界的大门时，中国却发布了静止不动的通谕。正当人类冒险在世界范围展开之时，中国人却带着自以为优越的感情把自己封闭起来。封闭是不可能的：他们很快发现商人和传教士来到了他们的沿海。
随着马戛尔尼访华，欧洲敲响了他们的大门，把中国卓绝的发明介绍给中国人：欧洲人与中国人一样，并不知道这些发明来自中国。西方人使这些胚芽长了出来，而中国人却任其枯萎。从贸易和相互渗透中，中国较之西方更有利可图。丁维提不无讥讽地说：“中国人总在船头上画两只眼睛。如果问其原委，他们总是回答：如果不画眼睛，船如何辨别航向？”中国人被迷信禁锢，而西方人却从迷信中挣脱了出来。
在使命行将结束之际，马戛尔尼终于找到几位能正视这一差距的对话者。他们完全被吸引住了。“从他们所提的问题，从他们所作的评论，以及从他们对谈话的感受来看，他们的思想开放使我感到放心”。
马戛尔尼在1793年2月1日一篇未发表的日记中就写过这样的话，当时他还在海上航行：“如今，使气球凌空升起的技术就像驾驭双轮轻便马车一样简单。通过简单的机械操作，哈维斯博士已毫无困难地使死人复活！”特使的想象走在了科学的前面。但确实从1773年起，威廉·哈维斯就证实了人工呼吸的原理，约翰·亨特后来发明了一种专用的器械。确实，法国人雅克·达维埃尔手术治疗白内障和奥地利人贝尔治疗青光眼使眼外科有了长足的进步。面对1783年在巴黎上空、1784年在爱丁堡上空升起，并于1785年飞越英吉利海峡的气球，怎么能不浮想联翩呢？这种气球马戛尔尼此番带了一个到北京想作表演而未成。
对科学的信仰
马戛尔尼试图用他对科技进步的热情使对方受到感受。“总督及其同伴好像从梦幻中走出来。朝廷对我们的发明无动于衷，他们对此不得不表示遗憾。和珅确实不如他们眼界开阔吗？还是因为他处处要受到一种比个人的信念更重要的制度的约束？”
马戛尔尼向和珅建议中英两国进行科学和技术交流。和珅对此兴趣不大。马戛尔尼感到不悦：“在热河的一次谈话中，我向他列举了欧洲学者的几个最新发明，特别提到热气球，我特意带了一个这种气球和一个当场能做示范表演的人来”。他阻止气球升空和其它一切试验。
“康熙皇帝的继承人并没有继承他那种深得传教士赞扬的对科学技术的爱好”。马戛尔尼对此感到遗憾。朝廷变得“那样自负，它竭力对西方的技术优势进行保密；它不能不看到这种优势；然而，只要它还没有找到消除这种优势的对策，它就不想让中国人了解情况”。让热气球在北京上空升起？那不啻于全中国都知道西方人的优势：简直不堪设想！钱德明神父在1789年肯定地说：“在我有机会在北京谈论过的所有发明中，空中航行引起的反响最小。他们把气球纯粹当作一件新奇的玩意儿”。这是一种人们不想有的好奇性。为什么？19世纪末，严复是这样写的：“圣祖有道曾孙，处今日世变方殷，不追祖宗之活精神，而守祖宗之死法制”。这种谴责，对于采取鸵鸟政策的乾隆与和珅是完全适合的。
马戛尔尼与长麟几乎同时意识到，中国的发明只不过是些修修弄弄的手工产品，而西欧越来越成为科学的产物。当时在广州的一位法国人接着说：“他们的所有技术手段都是通过经验和观察得来的”。
马戛尔尼没有认真读过耶稣会士写的书。帕雷宁神父在1740年就提出中国人在科学上落后的原因：“他们缺乏那种叫做‘好奇’的不安心理，而正是这种好奇心使科学大踏步地前进。”如果说“需要是发明之母”，那么，何种需要才能刺激这位写过“天朝无所不有”的乾隆爷呢？
马戛尔尼用当时时兴的信仰上的表白对这次至关重要的谈话作了如下的总结：“要阻止知识的进步是徒劳的。人类的智慧不断发展，这是常理所在。一旦攀登上最初几个台阶，这种努力在达到最后一个台阶前是不会停止的”。他的朋友塞缪尔·约翰逊指出：“人的欲望随着他获得的东西而增长，他迈出的每一步都使他发现他立即就想得到的新鲜事物”。这种永远满足不了的好奇心，还有那些贪得无厌的欲望，天朝的体制对它们一概加以谴责。它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呢？
中国人能永远忍受这种制度吗？了维提终于使广州的中国人对他的科学表演产生了兴趣。北京对话者的狭隘、固执曾使他沮丧，现在他重新鼓起了勇气。马戛尔尼想，中国人不会长期任凭压制而不起来反抗的。农民起义频频发生，这难道不是那种压抑不住的内部燥热的征兆？
幕后的暴乱
马戛尔尼曾多次提到动乱的问题：“在那些众所周知的贫穷省份，尽管政府严密监视，仍有秘密会社，它们总能设法避开政府的警戒。它们秘密集会，唤起人们对失去了的独立的回忆，触痛新近的伤口，考虑报复的办法。”
真是看得透彻！陪同的中国官员会向英国人透露这些情况吗？当然不会。很显然，这些都是传教士说的。不管怎样，勋爵从中得出了结论，而下个世纪将证实他们十分富于洞察力。这些“秘密社团”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如果他们是汉族，就煽动他们的反满情绪；如果他们是异族人，那么就煽动他们的反汉情绪。这是能避开政权控制的唯一结社形式。对于它的成员来说，这是唯一能推动进步的因素。黑格尔也许会说，这是唯一能摆脱那个既可怖又可敬的父亲的方法，因为在这位父亲身上集中反映了所有人的祖先、帝国的历朝以及中国人的集体心灵的特点，因为这位父亲对我们这些西方个人主义者认为是不可侵犯的个人意识进行绝对的统治。在这些秘密会社里，个人并不分散无力，而是组织结合在一起，就像杜尔凯姆所证明的那样，组成一个活力远远超过所有分散的个体加起来的总和的心理存在。
今天我们知道，乾隆统治期间叛乱四起。有几次叛乱竟传到传教士和澳门的欧洲人的耳里。有几次发生在使团访华前几年间，它对此亦有所闻。还有几次发生在使团访问之后。就是在平息陕西白莲教的叛乱中，我们的朋友王文雄在1800年送了命。
下面是我们另一位老朋友梁栋材神父写的一篇未发表的见证。他抄录并翻译了登载在《京报》上的这份作为例子的陕西总督的奏章：
“有人通知我，一个邪教派在集合，背诵经文。当地官员派出了弓箭手以制止骚乱，派去的人受到粗暴对待。我亲自前往郃州。反叛分子有两千多人，且武装得很好。他们排成战斗行列。两个妇女站在头领的左右两侧。她们头发蓬乱，一手拿剑一手执旗，嘴里念着咒语。这些反叛者作战十分勇猛，战斗持续了五个小时。”
“在参观战场时，我看到他们的头头躺在地上，一边一个女人。我让人把这些罪人的头割下来，放在笼子里示众。百姓高兴极了。”
梁栋材神父悲叹道：去年圣诞节前夕，也是在陕西，天主教会“被当成秘密社团来对待”，并以“夷人会党”定罪。乾隆是不会仔细区分反叛分子和基督教徒的。
在不变的表面豪华的背后，帝国的内部却动荡不安。满族政权不是一个无偏见的政权。它所受到的威胁完全可以解释为什么它对所有可能否定这政权的事物作出如此胆小的防御反应：英国人是这一面临危机的秩序的扰乱者。
一封北京来信
前几次会谈按照规定向北京作了汇报，11月20日交给长麟的关于贸易的备忘录也送到了北京。内阁让皇帝签发一份12月1日的诏书，它未就马戛尔尼提出的从开设商埠到准许骑马等15条要求中的任何一条作出答复。但是，它把拟议中派遣第二个使团的前景变成了许诺。
12月9日晚上9点，使团一到安南府，总督就把皇帝的诏书拿给马戛尔尼看，诏书的抄件将在以后给他。以下是诏书的内容：
“嗣因尔等不谙中国体制，冒昧渎请。今据尔禀称，将来尚欲另具表文，再来进贡。大皇帝鉴尔国王恭顺悃忱，俯赐允准。但不必拘定年限，总听尔国之便。此次尔国所请，未邀允准，系格于定例，大皇帝并无怪意，尔国王尽可放心。”
马戛尔尼避免把这封语气傲慢的信同他的日记掺合在一起，尽管是以缓和的语气改写过了。他只记下了长麟对他作的客气的介绍：“他向我解释里面的措辞十分友好。如果国王想再次派遣一位使节，后者将受到接见”。但特使明白，他的后继者将像所有贡使一样严格服从礼节，首先是从广州上岸：这是对他自己溯流而上到天津的不言明的谴责。他补充说：“然而，我毫不后悔选择了这条航线；它使我们掌握了中国东北海岸的地理”。再一次透露了这次考察的军事目的。再说，1816年的阿美士德勋爵的使团也没有顺从皇帝的要求：它再次从黄海过来。
朝廷有的是建议，唯独对叩头礼没有提。回到这个棘手的话题就等于强调使团曾敢于违背这个千年习俗。中国人把这件事同他们所犯的种种“失礼”行为混在一起，并认为它们已经得到纠正。文件一个接一个，官方的正式说法使人以为（当然没有说出来）英国人真行了叩头礼。历史就将这样写！
多么奇妙的炼金术！长麟把马戛尔尼的备忘录送到北京，他在里面加上蛮夷表示后悔并一再申辩对皇上深为敬仰之类的内容。而皇帝像原先一样粗暴拒绝英国人的一切要求，对他们作出虽仁慈但很尖刻的谴责。总督向特使转达这些谴责时语气又很客气，而李子先生在翻译时还要把语气改得更为温和。马戛尔尼归纳时用了亲切的语调。斯当东对此则只字不提。
一次又一次的交谈，我们看到双方有意安排的误解在扩大。皇帝好像不断听着马戛尔尼在对自己说他并未说过的话。马戛尔尼则做得好像没有听到皇帝对自己说他确实说过的话。长麟挽回了乾隆的面子，马戛尔尼则挽回了乔治三世的面子；总督和特使又共同保障了这次一起旅行时的平安相处。钱德明神父的阴影笼罩着12月的那几次会谈：“顺从习俗，要耐心”。这是一位在中国朝廷生活了40多年的神父临死前写的话。在此同时，勋爵在日记中毫不掩饰已准备好用武力打入中国的喜悦心情。
第七十一章 南下广州
（1793年12月6日-14日）
12月6日，继续溯赣江而上，船队穿行于群山间，山坡上的梯田里种着甘蔗。赣州府是一座大城市，四周围有城墙。使团受到士兵的列队欢迎。旌旗招展、锣鼓齐鸣、礼炮阵阵、人山人海。
7日。河道太浅了，必须换乘更轻巧的船只，除非“把河底的石块搬开，再用铁耙在砾石中耙出一条航道来”。经过两天的缓慢航行，于9日来到南安府。显然，船再也不能前进了。这已是第二次从陆路穿过一片高地了。这是梅岭山口。此山并不是因为高而闻名，它还不到300米高，而是因为它地处北京——广州的正常航线上，它是2500公里航程中的唯一的一次间断。前面的那个山口是因为英国人要绕道浙江才遇到的。
梅岭山口马乱跑
马戛尔尼的叙述很简单：“12月6日。根据各人所好，我们坐轿子或骑马上路了”。多么幽默！除了斯当东，其余人的选择只限于在不同的马中进行。“赣粤交界处的群山构成一幅罗曼蒂克的景色，让人叫绝”。山腰里凿出来的崎岖小道使人免得绕大弯子。下山后，来到一片稻田中间。从一条江到另一条江中间有50公里的山路，我们用了9个小时才走完。据耶稣会士马国贤说，1710年时这条道上游客云集，说它像一条山路，倒不如说它更像一条去集市的路。而在1793年，这里的情况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马戛尔尼舒舒服服地坐在华盖下，欣赏着四名轿夫的矫捷步子。你可能以为轿子作为体面人的交通工具是以庄重的步子向前走的。这就错了：他们的轿夫“走得很快，比飞鸟还要快”。给当官抬轿的轿夫每天从早到晚要走100里。他们这一行可不让人羡慕。乾隆年间的一首叙事诗对他们的命运有所描写。
按日轮派听驱使，
扛抬迎送奔长途。
赤足击地茧重裂，
秃肩磨扛血缕濡……
这些中国人是多么的勤劳！“从杭州开始，我们的船夫每天至少有20次双腿齐膝被河水弄湿。河水浅时，他们干脆拉着船走。我看到两名脚伕把一个几乎重达一吨的货物从一条船抬到另一条船上”。
他们的诀窍是什么？“他们只吃米饭，可是结实极了”。中国人的人种是否优于其他人种？“我们不相信在安的列斯群岛上的黑人会干那种使人筋疲力竭的活。而对欧洲人来说，仅仅干活时的叫喊声就会使他们疲惫不堪”。见过中国人干活的欧洲人，有时难免会有一种颠倒过来的种族主义：对本民族的蔑视。
使团的其他人只能在圈着300匹马中挑选。每人交出在下船时发的号，挑出归他骑的马。大家都上马出发！安德逊运气不佳：一匹尚未完全驯好的劣马：“可我已交了我的号，不管它有多差劲，是我挑的，也只好认了”。就这样，”外交团成了骑兵团”开始出发，大队中国士兵紧跟在两侧一起行进。
这支英国骑兵队里不是只有认可合格的骑兵：“我们全神贯注地在看着自己出洋相。从没有人见过这样的马队。大多数机械师、士兵和仆人都是些可怜的骑手，他们都是第一次骑马”。绅士就值得骄傲了，因为他们所受教育的第一项就是骑马……现在听到的是一片嘻笑声，看到的是他们惊惶失措的滑稽样。
爬山时，因为道太窄，只得下马步行。在顺利到达李公乡后，就在那里用午餐；又是士兵列队欢迎、鸣炮致敬。安德逊对妇女更感兴趣：“这里的妇女比起已经路过的那些地方的妇女享受有更大的自由”。
过了山口，从攀登陡峭山坡的危险中解脱出来的骑手们，“欣喜若狂地”从南面的缓坡上往下冲。到达地处平原的南雄时已是傍晚。店铺和住家都已点上了灯笼。士兵为我们在人群中开出一条道，一直到知府衙门。晚宴设在灯光通明的院子长廊里。“中国人不能设想，豪华的场面能不张灯结彩”。
马戛尔尼谢绝邀请，不在“巡抚官邸”过夜。他的随行人员却都留在那里。他急着赶回停在码头的船上。不讲情面的托马斯指出，这根本不是“巡府官邸”，而又是“贡院”。运来装船的行李都有一个标签，上面标明该下哪条船。工作是多么的仔细！
总督先行一步
进入“他的”省界，总督就要离开使团。马戛尔尼想他可能要为在广州接待英国人作准备。事后，他就明白：长麟到了他职务所管辖的地区再陪夷人就不合适了。他先行的原因，不是因为迎接使团，而是要与它保持距离。
又一个说好话的机会。总督“给皇帝的奏折里措辞极佳，所以他敢说使团在离开中国前，一定会再一次得到皇帝的恩典”。马戛尔尼将计就计：“皇帝对我的最大恩典，就是对在广州的英国臣民表示仁慈”。这下，他对长麟的善意，对王大人和乔大人的乐于助人都充满了信心，他认为王、乔两人很受总督的器重。
托马斯在日记中写道：“河道太浅，尽管船吃水不深，还是不时要用人力在缺水的河道上拉拽”。英国人缓缓前进，而长麟却兼程赶路。这次动身时，赫脱南突然充满了怀乡之情：“我们离非常想去的那个地方只有几里之遥。在这个多事之秋，我们已有15个月没有来自欧洲的消息了”。
任务完成
不管英国人在做什么，龙的眼睛总盯着他们。12月12日，江西巡抚陈淮终于摆脱了英国人，上本皇帝说：
“两广督臣长麟带领该贡使于十月十八日入江西境，计正副贡使及随从各夷共七十七名，行李什物一百九十七抬。赣州镇臣在交界地方接护。十九日各船装放行李，二十日开船行走，二十六日经过省城南昌。臣渡江会晤督臣长麟，知该贡使等沿途甚属小心恭顺。十一月七日，轿扛人伕马匹早经齐备，即于次日登岸过岭，进入广东境。并接督臣长麟来札，备述江西一路墩台营汛队伍俱整齐严肃，夷人等均知凛畏。”
驿差快马传信。夷人顺利撤走。龙可以重新入睡了。
多种用途的船女
沿北江到广州的一段航程有260海里。广东是最富庶的省份之一。但其北部还是比较贫瘠。小斯当东记道：山岗上种着落叶松。在田野里，相隔一段很长的距离可以看到一座小房子。石坝调节水流，有口子的地方水以很大的速度流了出去。
韶州位于北江与一条从西北方流来的河流的汇流处。巴罗说：“它周围的风景美丽动人。这一带平原上种植稻米和烟草。山岗上则种棉花”。托马斯则说：“山区多岩石且险峻。很少或根本不种树木。今天我们看到船由妇女划桨掌舵”。安德逊写道：“沿途我们常常看见这样的妇女，她们手划着桨或掌着舵，一个孩子捆在背上，另一个孩子挂在前胸。”但划船的多半是年轻妇女。她们身穿白色衣裙，头戴草帽。
巴罗又说教起来：“她们除了撑船外，还操一种不那么体面的职业。但她们是得到父母和官方同意的。只要能分享好处，他们是允许这种下流买卖的”。家庭和国家是可耻的同谋……令人反感！
当拉弥额特神父发现斯当东也怀疑国家同这些妇女分成时，他真的惊呼起来并补充道：一个拉皮条的丈夫是要受到“鞭笞和发配充军的。”但法律不是对同已婚或未婚女子发生婚外性关系判处有“罪”吗？杖八十。按仁慈的遣使会教士的说法，道德秩序在广州和北京都已占了支配地位。有谁相信呢？
第七十二章 那里憎恨洋鬼子
（1793年12月15日-18日）
对原始人来说，外族人是敌人和坏人的同义词。本民族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其他民族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好的。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1931年
直到那时，英国人不高兴地感到他们逗中国人乐。一进到广东省，他们惊讶地发现他们会遭人憎恨。
这真是一个打击：因为在这里，大家最知道他们。可是他们看到的不是那种对他们既尊重又好奇的心理，而是农民从屋里跑出来高喊“鬼子！番鬼！”巴罗挖苦地说：“这些如此有教养的中国人就是这样对待一切不是他们本国的东西的”。诚然，有人向圣女贞德提了个问题想难倒她：“上帝爱英国人吗？”她的回答是：“上帝爱呆在自己家里的英国人”。
使团一行越接近广州，他们遇到的出言不逊的情况就越多。王大人“曾责备南雄府知府这些辱骂英国人的行为；中国的军官对使团加紧了防卫”。英国人发现了殖民地关系中特有的那种一触即发的奴性和骄傲的混合物。中国人同意为英国人做最低下的杂活，但反过来又极其蔑视他们，视他们为“在人的等级中比自己还要低几等的人”。
这种敌视不仅针对英国人。在广州的一位法国人也观察到这一点：“我和几个法国人坐轿子出城闲逛。我们路过一个村子，孩子们向我们扔石子，骂我们。别人劝我们对此千万不要介意”。为什么“扔碎石”、“石块战”在今天的新喀里多尼亚和巴勒斯坦还沿用？在任何时代，当两个敌对的种族接触时都会发生这种事。
一天，巴罗看到他的仆人在晾晒他午饭时喝过的茶叶。问其原委，仆人说要把这些晒干后的茶叶与其它茶叶掺杂起来一起出售。巴罗冲他说：“真可耻！你就这样欺骗自己的同胞？”仆人反驳说：“不，我的同胞很聪明，他们才不会上当”。接着，他又补充说：“我们供应你们的所有东西都太好啦”。巴罗生气了。仆人便说他是指第二地域的英国人（second shop Englishmen），也就是美国人。
也许这还是第二层次的侮辱。因为，与头泡茶相比，中国人更喜欢喝二泡茶。头泡茶反而可以倒掉不喝。对中国人来说，茶叶只冲一次水就扔掉那简直是荒唐。
煤矿
这里，“险山峻岭中的一条长长的隘路”成了煤矿。英国人见到了……熟悉的砂石。见习侍童观察到：“坑道横向挖在山坡上”，挖出的煤“直接装上船，运到瓷窑”。中国人也用煤屑制成的煤饼做饭。
托马斯对“用手工而不用机器”采煤感到惊讶。英国人为他们的绞车、轨道和铁皮运煤小车而自豪。已经席卷他的国家的“工业革命”是那样深入孩子的心灵，天朝的落后使他一目了然。但使用机器又有何用？它只能在已经过剩的劳动力中增加更多的失业者。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早在两个世纪前就由一个12岁的孩子提出来了。
中国人采煤已有许多世纪的历史了，连马可·波罗见了也觉得是一种奇迹而为之瞠目。但奇怪的是中国人十分忽视这种矿藏。因为做饭需要燃料，他们便破坏了自己的森林；而乱砍乱伐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木材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就像他们吃的大米或面条一样宝贵。中国老百姓世世代代就这样反复地说：“小的把钱都还了柴米店里”。为什么不要煤呢？这是发展抑或不发展中的一个谜。
洞中菩萨庙
江水穿过蕴藏着煤的群山。12月14日夜间，船队进入滑石山峡谷。远处一座山峰俯临江上，几乎看不清它的山顶。“一个奇形怪状的庞然大物，四周都是可怕的悬崖峭壁”。这里有一座遐迩闻名的在岩壁上凿出来的寺庙。
在漫长的行程中，这是一次难得的观光游览。12月15日拂晓，马戛尔尼和几位特权人物坐了一艘小艇，溯流而上来到一个小湾。他们在一个狭窄的岸边下船，岸的一边是水，一边是绝壁。这里是进入岩穴的唯一通道。晨光熹微，这一行人来到一座石阶跟前。
到了上面，一位年长的光头和尚把他们领进一座地下迷宫。进门是一个大厅，和尚们在这里用膳：一个立体形的洞穴，洞口朝河；厅内有漆木桌椅，还有几盏灯笼。一盏伦敦制造的大玻璃宫灯尤其引人注目。这是广东一个有钱的信徒施舍的。
拾级而上，他们来到神殿。它比用膳室要大得多。里面有金碧辉煌的一尊巨大菩萨像。他的脸像撒拉逊人，他狞笑着露出金色獠牙。他头缠冠冕，一手举着刀，一手拿着杵。但马戛尔尼说：“我对这位巨神知之甚少”；靠他养活的众僧对这位神也几乎一无所知。祭坛设在他的脚下，上面有灯笼、蜡烛和炷香：“简直像天主教教堂里的祭台”。墙上挂着许多木牌牌，上面写着箴言与佛教训戒。塑像对面的墙上有个开口处，看出去一望无底。“岩石投下摇曳着的阴影，脚下是沉睡着的深渊，令人害怕的黑暗，这一切都使人毛骨悚然”。
穿过长长的廊子，和尚把这些游客带到其它屋内。这些屋子都是在石头里凿出来的，有厨房、禅房、食物贮藏室等。和尚点燃火把。马戛尔尼看到庙里的住客：他们就像任凭秃鹫啄食的“普罗米修斯那样，让迷信和宗教狂热把自己吞噬”。他认为这些虔诚信徒的状况是可悲的：“人的尊严、精神力量都被抛入这些宗教地牢，并在那里腐烂”。奇怪的是，一位这样地位的人，竟一接触僧侣生活就产生这种无法摆脱的嫌恶情绪。他比伏尔泰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后者译了罗彻斯特的一首诗来质问僧侣：
醒醒吧，好好地做人，跳出你的迷梦吧。
人是生来要行动的，而你却要想！
在离开这个自己愚昧还要使人愚昧的寺庙时，特使给了施舍，而且给的数目大大出乎众僧所料。因而他能想象他们准会在祈祷时加进一个新的内容，即祈求中国政府“采取更开放的政策，为英国游客的自由来访敞开大门”。
马戛尔尼把他写的富于“浪漫色彩”的感想给他的伙伴们读了；他们认为写得言过其实。他为之辩白，指出那是在他参观寺院以后十分反感的情况下写的。
口径不一致的见证
人的见证具有相对性：“我常常想，要是能读读使团成员写的日记，一定是大有裨益的。即使是随身仆从的回忆录也有某种价宜”。马戛尔尼说得十分正确！看来他自己并没有这样做。而我们却遵照他的建议阅读了大量的日记和回忆录。
安德逊——他恰好是马戛尔尼的随身男仆——对这次参观的见解更有趣。这可能与他的文化修养和阶级出身有关。他不像他的主人那样，满脑子的浪漫主义，阅读哥特语小说。岩穴对于他只是件好奇的东西，而不是恐怖的东西。陡直的梯子还是有扶手的。饭厅里有一扇漆得很漂亮的门。一扇窗照亮神的塑像；而那个“朝着无底深渊的开口处”在他的笔下则成了一个“从那里可以欣赏河上景色的阳台”。
游览这个寺庙使温德有机会讲述一个他从陪同人员那里听来的故事。一个菩萨附在一位女子身上。“一次她在清澈的水中沐浴，看见一枝神奇的睡莲。她觉得睡莲实在美，就把它吃了。不久她就怀孕，生下一个男孩。她把孩子的教育托付给一个地位低下的渔翁。孩子日渐长大，成了一位文人学者，一位贤人，死后成为神。他的母亲像圣母玛利亚那样受到尊敬”。
显然，一切都能使这些西方人趁机在东方寻找维护他们信念的武器。天主教对圣母的崇拜为这个故事提供了材料。霍姆斯承认未从中国人那里了解到任何有关他们的宗教的情况：“他们很善谈。可是一提及宗教，他们就缄口不语了。这是他们不能泄露的一个谜；对于他们的信仰，我们不能发表任何意见。不过，他们的偶像却相当多，连最小的村子都有一个共同的偶像，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己单独的偶像”。
一个在洞穴里凿出来的寺庙里住进几个和尚，这对托马斯来说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寺庙有三个洞口，一个凿在另一个上面。第一个洞与水面相平，第二个洞建在50英尺高处，第三个洞离水面有100英尺。每一个洞都有一个祭坛和一尊佛像。岩石是一块巨大的大理石，‘大理寺’之名由此而来。楼梯很暗，但还不至于到要照明的程度。洞穴里很干燥舒适。和尚为来访者沏茶”。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眼睛在观察。小男孩心平气和地描绘着寺庙，并对题词特别注意，因为他的中文有了长足的进步，已能辨认那些方块字了。马戛尔尼没有看到任何能使这个寺庙合乎人情和恬适安静的一面。
晚上，托马斯见到“那些巨大的悬崖做出各种怪姿态，奇形怪状的树木紧紧贴在上面”。与人工的建筑相比，大自然更使这孩子感到不安。
河水在山间迂回，山上树木苍翠，但地闲着没有种作物。有人问王大人和乔大人。他们解释说：“所有的荒地都归皇帝所有；只须通知就近管辖的行政官想在荒地上种庄稼，就能成为这块地的所有者。但荒地已不多了”。马戛尔尼补充说：“不管怎样，在中国不会有一块土地闲着供那些游手好闲的老爷打猎用的”。通过中国，又给欧洲打了一巴掌。
有预见的结论
航行临近结束。英国人从北到南穿过中国，历时10周。圈子就要兜完，他们还未到广州市郊。12月18日晌午前，他们来到一座属于公行的夏季别墅；人人情绪激动：他们在那里首先见到自己的同胞。东印度公司的专员布朗先生、欧文先生和杰克逊先生带着欧洲来信专程来此迎候。“离开英国已有15个月，这些信件特别受到欢迎”。
马戛尔尼得到了一些消息、两国已经宣战。这并不令人诧异。相反，路易十六的结局倒是意想不到的。亚历山大在日记中写道：“指挥‘孟买城堡’号的蒙哥马利船长于1月底离开英国。他告诉我们法国国王已被处死。根据国民公会的命令，逮捕了我们的同胞托马斯·潘恩。此事在伦敦引起轰动”。
次日，使团进入广州。更恰当地说，是离开广州，“狮子”号到了港口。
有人见到了英国人重逢的场面，那就是中国军队。自从来到中国后，马戛尔尼见过许多士兵向他致敬，但从来没有在广州那么多。长麟办事办得不错！马戛尔尼至此才真正明白：表面上出于对他的尊敬，实际是向他表明天朝军队已作好战斗准备。
这样做时中国人又一次暴露了他们的弱点：这些用弓箭武装的士兵没有多少战斗力。面对一次指挥有方的进攻，他们的抵抗是无力的。最令入侵者难办的，是中国士兵的人数。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会给入侵者造成损失，而是入侵者看不到使他们蒙受的损失到何时能完。杀掉几百万人在中国可能都觉不出来。除了使对方立即归顺，胜者得到的仅仅是从毁灭对方中满足了虚荣心，而不是从统治对方中收到实利。
这个结论富有远见卓识，读了都使人有些眼花缭乱。勋爵称中国人为躲闪的冠军。从他们身上还可以发现其他力量：他们用作屏障的文化差异；巨大的空间，有了它帝国可以四分五裂而成倍地增加隐蔽地点和抵抗力量；还有数量。尽管他们很弱，有了数量就可以保持“后备军”。因此他们不可能完全被制服。1937年，德日进在面临日本侵略时发现了这一点：“被入侵的中国，在抵抗中化成灰烬，但不知道侵略者有何办法把这些灰烬粘合在一起”。
第七十三章 广州
（1793年12月19日－23日）
12月19日早晨，使团上了皇家平底大船顺着珠江南下。两个半小时后，英国人在一个名叫河南的小岛下船。在那里，为他们准备了一所公馆。总督长麟、巡抚郭世勋，海关监督苏楞额及本地的主要官员，身着朝服，站在铺有地毯的平台后面迎接。随后，所有人走进一间大厅，里面有两行排成半圆形的扶手椅。马戛尔尼就是这样绘声绘色地描写那次隆重欢迎的；两个世纪之后，“贵宾”代表团在中国受到的接待仍然同这一模一样。
别这么性急，英国绅士！您忘了一个准备仪式，而小斯当东却在日记中把它透露给我们了：“我们在一个帐篷下通过，来到一间陈设漂亮的大厅。大厅深处有一御座。我们在那里受到Suntoo及其他大官的欢迎。他们对着御座行三跪九叩礼，感谢皇帝赐予他们一次舒适而又顺利的旅行。我们模仿他们也行了礼”。
疑问又产生了。因为当时在场人之一，海关监督苏楞额在1816年断言，他看见过勋爵在广州叩头。那么，模仿什么呢？托马斯没有确指。久而久之，英国人会不会屈从于天朝的习俗？还是继续满足于“英国式的叩头”——行单腿下跪一次的礼节？这里省几个字却给后来人添了麻烦。
为了拒绝向皇帝行叩头礼，马戛尔尼经过了那么多的周折。现在马戛尔尼会同意对空御座叩头，那是不可思议的。可是英国人又再次面临不利的处境：集体仪式。最大的可能是他们跟着做，就像在热河，他们在人群中第一次见到皇帝时那样。可能他们是单腿下跪，略微低头致意，但是随着天朝的节拍，三长三短。这是“得体的礼节”，也是马戛尔尼和皇帝都不愿意接受而又接受了的一种折衷做法。
“仪式后，我们和中国官吏退到一间又大又漂亮的大厅里”。马戛尔尼直接把我们引到这间大厅，而对那段如此难走的弯路却只字不提。
中国官员们在英国人对面坐下。谈话进行了一小时，谈的主要早旅途见闻和“狮子”号抵达广州的事。总督让这艘英国船进入黄埔港，这是对军舰少有的照顾。
接着是看戏。“一个颇有名气的戏班特意从南京赶来”。主人准备了“丰盛的中国饭”，还为客人备了礼品。总督“主持了仪式”。他对英国人给以“最高待遇。这使广州的中国人为之瞠目，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外国人受到这般尊重。从此，他们便不能再怀疑皇帝的政府对使团的重视了”。特别是我们无法怀疑马戛尔尼也在设法使自己相信这一事实。因为，晚上小斯当东在他那可怕的小本本上又记上了：“我们每人都按身份坐下。总督请我们喝茶和奶。寒暄几句后，他起身，在几个大官的陪同下，把我们带到他让人为我们准备的一栋房子里，更确切地说，是一座宫殿里。他呆了几分钟，然后所有的人都走了”。
“茶和奶”，“寒喧几句”，“几分钟”。多亏了托马斯，我们才知道是在他们的新住地，在总督及其副手们未出席的情况下请他们吃饭：“总督给我们送来一席丰盛的中国式晚餐”，接着是演戏：“他让人在我们住所的一个院子里搭了个舞台，在台上整天不断地演中国戏为我们解闷”。
不停地演戏
使团的住所是一座中国式的宫殿，由若干个大庭院组成。有几个楼按欧洲风格布置，里面有玻璃窗和壁炉。即使是在热带，12月份生上火，马戛尔尼也感到舒适。还有池塘、花坛、对比明显的树以及花丛。
恰好在住所的对面，河的对岸，就是英国代理商行。马戛尔尼一行本来是可以住在那里的：它比所有中国馆舍都舒服。但是“中国人的原则决不能让特使与商人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在这一点上，只好随乡入俗了”。
晚上，终于只剩下了英国人。男孩不无宽慰地在日记中写道：“晚上，我们共进英式晚餐。代理商行送来了我们想要的一切”。吃了6个月的中国饭菜，烤牛肉和羊肉里脊的滋味使他们重新回到了“家，甜蜜的家”。
第二天大清早，勋爵推开窗户：舞台正对着他的卧室，戏已经开演了。演员接到命令，只要使团住着，他们就得连续演下去。马戛尔尼十分恼火。他设法免除了戏班的这份差使。演员被辞退。巴罗报告说：“我们的中国陪同对此十分惊讶。他们的结论是英国人不喜欢高雅的戏剧”。
马戛尔尼不无幽默地设想，如果为了给一位天朝特使解闷，英国的宫廷大臣召来考文特花园剧团的明星为他演出，这位特使在伦敦会有何反响呢？肯定他很快就会感到厌倦。这是一个进步：马戛尔尼开始同意文化是相对的了。
“别指望改造我们”
小斯当东说第二场戏不像第一场戏是总督赐的，而是海关监督安排的。但孩子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感动：“监督不在位已有两个月，但他已表现得比前任更贪婪。他毫无理由地向一名中国商人勒索20万元。尽管皇帝有旨，他还企图对我们的商船征税”。准是马戛尔尼和他的副手流露过他们的苦衷，结果让机灵的托马斯听出了说话的意思。这件事使使团的最后希望也化作了泡影。
巴罗说得更明确：“‘印度斯坦’号因携带过礼品而免征税；然而公行的商人已交纳了3万两银子的税款。他们要求海关监督归还这些银两，但他只交出1．1万两，说原来就交了这点钱。从中可以看出，进入皇帝国库的税收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问题：3万两银子中有1．9万两由他人征收。对国库来说，就这一笔税就损失了三分之二。
就这样，坚持事实的东印度公司的专员们使马戛尔尼渐渐失去了信心。当提及“中国官吏敢于敲诈勒索”时，巴罗援引其中一个说的话，乾隆本人也不否认会有这种意想不到的训人话。“你们来这里干吗？我们把你们国内不产的珍贵茶叶给了你们，而你们却把我们毫不需要的你们厂里的产品来作交换。你们还不满足吗？既然你们不喜欢我们的习俗，为什么你们又老来我国？我们又没有请你们来！而你们来了。如果你们循规蹈矩，我们还是以礼相待。请尊重我们的殷勤好客，别指望改造我们”。
这就是中国的声音！这也许是自古至今一个民族在感到自身受到威胁时发出的激烈言论。
12月21日托马斯的日记：“西班牙与荷兰的专员今天早晨来拜会勋爵。晚上，乔大人派来一批杂技演员。他们也是专程从南京赶来的。他们的演出十分惊险”。转盘、顶缸、飞刀：这些节目孩子在热河已经看过，再次观看仍然兴致勃勃。他又恢复了孩子的兴趣。
商人的航程
从欧洲来看，广州是“中国的门户”，是一个整体。英国人发现这个整体是复杂的。广州离海的距离并不比巴黎到塞纳河的距离来得近。称它为“中国的门户”，那是对已经穿越了几道大门的人而说的。
“首先要经过澳门。由于河道多暗礁，船只绕道那里很危险；要出高价聘请领航员和开货物通行单。接着要绕过虎门，这是一个由两个要塞防卫的海峡。还要借助先后三次涨潮通过浅滩上的三个危险的“沙洲”。这之后，才能抵达黄埔岛。欧洲的船不能越过这个海岛。这是刁难吗？不是。我们遇到的一名法国人说：“中国的大帆船可以逆流而上直至广州，而欧洲的船吃水太深”。最后，从黄埔到广州，要征收通行税三次。每处都对小艇要仔细检查一番，然后方能到达代理行。
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和瑞典的代理行都集中在河的北岸，从旗杆顶上悬挂的旗帜可以辨认。英国代理行前是一排上面有顶棚的长廊，亦称游廊（veranda）。这个词来自印地文。所有的代理行都只有一层，但很宽敞且陈设典雅：英国的风格。
在这些代理行的四周形成了一个占地很大的中国市场：主要是店铺和手工作坊。欧洲人只准在他们的广州代理行中居留数月：秋季与冬天的开头，春季和夏季禁止他们呆在广州，他们被打发去澳门。两地安家，两笔开销。虽然广州与安的列斯群岛处于同一纬度，但冬季还是相当寒冷，需要穿皮毛衣服。分辨力极强的安德逊能辨别豹皮、狐皮、熊皮和羊皮衣裳；这种衣服做工好，穿的人很多。中国人做皮毛衣服都是毛朝里。生壁炉，穿皮袄：这里热带地区的冬季倒有些个别。
中国当局的不信任无处不在。对于欧洲人来说，在中国生活是很艰难的：“我们自己去买任何东西都要受欺负，因此，我们的开支要比我们在孟加拉的代理人要多出一半”。
马戛尔尼在日记中承认被幽禁在馆舍里。安德逊明确指出：“在特使逗留广州期间，总督只来访过一次”。长麟已完成陪同夷使的任务。从今往后，他全部投身于行使他的总督职权。职务变了，他的性格也变了：他从体贴殷勤变成傲慢无礼。丁维提透露说：“一直受到严密监视的勋爵深居简出”。
徒劳的外交努力
马戛尔尼不再天天写日记，因为生活千篇一律。社交活动反复不断但大同小异。会谈则在绕圈子。马戛尔尼对所有的会谈都作了汇报。他此举的目的无非是要使人相信会谈仍频。“我12月21日”与总督、巡抚及海关监督“会谈时”，“其他大官也参加”。他自我吹嘘：“其中有几个从远地来看我”。好像这三天真的在会谈中度过似的……事实是——我们从天真的见习侍童及那个说没有其他大官参加会晤的随身男仆处得知——特使与总督、海关监督只有过一次会谈，那是12月22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粤海关监督持明显的敌视态度。他“根本不想改变接任时的海关情况”。但马戛尔尼指望得到那位总督的保护，他“单独与监督谈了许久”。
马戛尔尼不甘心只做这么点事就罢休，就又任其想象力驰骋起来。12月23日给教达斯的电报考虑到两种可能性。或由“狮子”号护送东印度公司的船队，使它们免遭法国革命者的袭击，“想到在尚未用尽一切方法完成对华使命前就要回国，我就感到非常难受。当然，能保护这些珍贵船只平安返航又使我内心得到了某些补偿”。——即把没有完成使命回国归咎于法国大革命。或者商船队没有“狮子”号的护送先离开广州。马戛尔尼留着这艘军舰去设法完成同日本接触的使命：“我在交趾支那曾受到热情欢迎。当时我就打算再去。然而，在此期间，我获悉北京朝廷把这一王国视为它的属国，任何一国要排除中国与这王国会谈都会引起中国的不快。相反，与日本打交道就不存在任何这类障碍”。
他想象1794年10月底，当他完成赴日使命归来之时，就可以检验新任总督的友好措施在澳门和香港所产生的效果了：
“我对长麟的陪同十分赞赏。他认为（下面是他的原话）：要改变他国家对英国商人的态度，这不仅事关公正，而且有关国家的荣誉。他为能成为推动这一进程的积极工具而自豪……他看到了我们在印度的军事力量以及在海上所显示的威力需要人们谨慎地对待我们。
“我提醒他国王陛下希望在中国有一名公使，即使不能长驻，至少也能临时逗留。皇帝陛下在12月1日的一份特别亲切的诏书中提到，他乐意接待一位新的英国公使。这封信表明，朝廷的态度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将来这位驻华公使的使命之一，可能就是平息北京政府对我们同西藏中国人的敌人之间的所谓联系表示的不安……下一位代表可以此为理由同中国结盟，从中我们可获得若干有利条件，如以我们在尼泊尔对他们表示支持来换取割让一块土地让我们可以方便地经商。”
马戛尔尼全然是在梦中说胡话。可以说他把所受的侮辱全都忘了，也可以说他从5个月的日常交往中什么也没有学到。除非他本人也在耍什么狡猾而虚伪的招数：如果他不能使美好的计划实现，那是战争的错误。他被过早地召回国，把一位伟大的外交官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护航者。
第七十四章 会合
（1793年12月24日-1794年1月1日）
如果说马戛尔尼深居简出，他的随行人员就自由多了。这使我们得到几个中西合壁的广州的珍贵镜头。当然，与以往一样，最生动的描写来自小斯当东。
游览手工业区
“12月22日。今天我们摆渡到对岸的英国代理行去，这条河要比泰晤士河宽得多，代理行的建筑确实非常漂亮。我们逛了附近几家大店铺。令我惊讶的是商店的名字，甚至他们所卖商品的名字都用罗马字写在每家店铺的门上。更令我惊讶的是：大部分商人都能用英语交谈。他们的英语还相当不错。我们看到一家很大的瓷器店，品种之多不亚于任何一家英国瓷器店。街道很窄，两旁商店林立，没有住家，很像威尼斯的梅斯利亚区。”
广州已不再完全是中国了。今天在那里仍然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用罗马字写的招牌；在那里，常常可以听到人们说英语。这些现实已有很长的历史了。
“12月24日。我们再次过河。在众多的店铺中，我们参观了一间画室和一家泥人店。我们在画室观赏了几幅画着船的油画。这些油画或运用英国手法、或运用中国手法绘制。我们还欣赏了几幅极美的玻璃画。在泥人店里，我们看到许多用粘土捏成的泥人儿。它们像大玩具洋娃娃，险上着色，身穿衣裳。有人告诉我们，在衣服里面，泥人儿的身体像它们的脸和手一样逼真。”孩子除了手和脸就看不到别的了：中国的廉耻禁止赤身裸体，即使是玩具娃娃也不例外。我们还发现“在英国见到过的、头能转动的瓷娃娃”。
托马斯和家庭教师一路闲逛。这位先生也给我们留下了他对广州这个“集市”的印象：“他们把所有在欧洲制造的产品模仿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从各种家具、工具、银餐具等器皿直至箱包。所有这些仿制品的工艺与英国制造的一样好，而价格要便宜得多。”在欧洲市场上出现过仿造中国的假古物，现在轮到中国来仿造欧洲的新产品了。
这一伪造工业大有发展前途：只要看看今天的广州，如离夫子庙不远的自由市场就行了。“中国裁缝简直可与伦敦的相媲美，但价格要低一半。”由于许多丝、棉织品在原地生产，因此“没有一个地方穿衣服能比广州更便宜了”。现在价格没有变；但想穿英国的面料和裁剪式样的衣服，那么最好到香港去买。
“在广州，浆洗内衣的技术非常好，而且比欧洲任何一个首都的洗染店的价格都便宜。”中国洗染店已经有了使他们日后征服加利福尼亚的名声了。”“只要不受骗上当，总是有好生意可做的。”因为“中国人认为对洋人不老实是机灵的表现。”这些讨厌的中国人把诈骗提高到一门艺术的位置：“很少有欧洲人没有遭受过这方面的教训。”可以猜想赫脱南并不属于那些“幸运的少数人”（happy few）之列。
另一个有关语言的信息：当时就有人说一种英-葡语混杂起来的洋泾洪语。赫脱南听到一个中国人不客气地回答说：You nosavey english talkey（你不会英国话）。多灵的听觉！德国家庭教师的面目被揭穿了。
赫脱南不知疲倦地又把学生领进一家制造自动木偶的工场：“一个耍杂技的在一根绷紧的绳子上跳舞、一个画画画得好极了的小家伙、一只会叫的狗。所有的动作都伴有悦耳的铃铛声。”中国人酷爱这些小玩意儿，并着手仿造。大家就能理解为什么丁维提的机器并没有对玩腻了的朝廷产生惊人的效果了。
但托马斯至少还没有玩腻：每次他都争着过河去对岸。“我们去看了中国人是如何切割玻璃的。他们使用的是一种钢具，而不是钻石。我们还看了镜子的制作。中国人把水银涂在锡片上，然后再把涂有水银的锡片贴在玻璃上。接着我们还观看了瓷器的烧制和上色。先把瓷器放在温度递增的火上烧，一直烧到它能耐炉温，它在炉中被烧得通红。瓷器上的图案是趁热画的。”
绅士们一起过圣诞节
勋爵把下人打发到“狮子”号上去，与陛下的士兵一起欢度圣诞节。其余人则过河到代理行午餐。有身份的英国人，相聚在天涯海角是多么高兴！托马斯在日记中是这样写的：“我们在一个挂着巨幅油画的漂亮大厅里用餐：有代理行的先生们、东印度公司船队的大多数船长和我们。”丁维提透露：在这张节日的餐桌旁就座的至少有60位绅士。
安德逊指出了奇怪的一点：“英国商行的大班们得到特使的允准，请随使团来的乐师去他们的教堂演奏，因为他们对我们已经没有用处了。”我们从偶尔听说的一桩小事中了解到：在广州的英国人并非全都抛弃了基督教信仰。两年前去世的卫理公会创始人约翰·韦斯利半个世纪里没有在英国骑着马白跑：结果是卫理公会的复兴。为什么东印度公司没有从他们那里给广州带来一点火苗呢？
总是别出心裁的天文学家随身携带科学仪器飘洋过海，现在竟在讲授一系列物理课程。一些“英国和欧洲”常驻代表和侨民表现出“极大兴趣”。一些懂英文的中国人听起来困难就多些：“一个满脑子生意经的本地人”以为丁维提“要推销他的产品，所以才讲得这样头头是道”，就问他“要拿多少佣金”。了维提记下原话，但不再为此激动：“中国人的观念与欧洲人的观念形成多么奇怪的对比。”一个公行的商人问他能否“不站起来就变掉挂在墙上的一幅画。”对于天文学家，这真是在另一个星球！
元旦那天，绅士们再次相聚庆祝。3点左右，在英国代理行摆了一桌与圣诞节同样的筵席。小斯当东饱餐一顿，但天黑时就被带回住所。他有点儿嫉妒了：“其他先生都留下来晚餐。”这个12岁的孩子的处境真是奇怪。700个英国人中唯独他能用中文应付，也唯独地被打发去睡觉……因为他毕竟还是个孩子。
英国人在一起生活：但并不总是这样令人愉快。托马斯告诉我们：“狮子”号在舟山锚地停泊的数月中，有6名英国军官发生过三次决斗。中国人对这种野蛮的习俗有所了解吗？在他们的书信中未提及此事。否则，他们从中更能证明英国人的“残忍”了！在中国，人们也同样重视名誉；但他们不认为非要用剑捅破胃来“挽回面子”。
在欧洲，法国国民公会议员没有理由抱怨这第一个抛弃基督教信仰后的圣诞节：胜利指引着他们前进。12月21日，旺代人在萨韦内被打败。韦斯泰曼将军当晚在国民公会骄傲地写道：“不会再有旺代了。我刚才正把他们埋葬。我让马把孩子踩死，对妇女进行了屠杀。我没有留下一个俘虏。我消灭了一切。”
花会
中国人会纵情玩乐吗？巴罗有幸参加过他们的一次活动。使团的总管与护送团的总管乔、王两位大人成了好朋友。因此，他应邀出席了一次娱乐，没有其他宾客。由于使命的重要性，使团过着封闭的清教徒似的严格生活。巴罗是唯一能看到中国官员不总是严格的儒教徒的人。他为我们掀起了帷幕的一角：“中国人在一起时的表现与在外国人面前的表现大不相同；如果他们彼此信任，他们就无拘无束。”
王大人、乔大人遇见了他们一位做官的朋友：“晚上，此人在一艘豪华的游艇上为他俩摆花酒，我也应邀参加。”巴罗到时，发现三位官员都有女人相伴。每人身边都有“一个穿着华丽的年轻女子”，她们“嘴唇、面颊和下巴都施了胭脂”，脸的其他部分和脖子上“抹了一层铅白粉”。这三个美人儿一一向巴罗敬“一杯热酒，同时自己先用嘴唇在杯里抿一下”。与日本上流艺妓完全一样。
晚饭的菜肴之多，质量之好都是巴罗所从未见识过的。席间，年轻女子吹萧唱曲。穿得挺花哨，可唱得并不好。没关系：“我们毫无拘束、自由自在地度过了一个十分愉快的夜晚。”在告辞时，主人让巴罗对此只字不提；他们担心“同僚们听说让一个夷人参加这一放浪形骸之事会不高兴的”。因为巴罗知道——当然这并不难——这些女人在当时“出租了服务后”，在他走了之后还将把她们的服务延长下去。如果王、乔两位大人请巴罗留下来，他会承认这事吗？
第七十五章 与外界联系的修士和奸商
（1794年1月1日－8日）
潘启官，广州公行之首席行商，外表迷人，但内心之邪恶无人可及。不少人目睹他一再背信弃义，甚至就是他的受害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竟还对他十分轻信，且以为也能赢得他的信任。他自称欧洲人的父亲，而出于感激，有人竟握住他的双手激动不已。
夏尔·德·贡斯当
正当巴罗寻欢作乐、小斯当东参观兼有中西色彩的小手工作访时，斯当东和马戛尔尼却在设法了解他们的大老板——公行的一些大名鼎鼎的商人。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
和今天到1997年间的香港“共产党资本家”相仿，这些实业家操纵着仍是英国的“殖民地”与永远红色的帝国之间的贸易流通。1793年，中央帝国已经实行同样的体制：在天朝的官僚体制严密监视下，由少数几个人负责与夷商的贸易。在修道院也一样，内院应与外界联系：这个工作由专门的修士负责。在广州，则由公行的行商负责。
还是这些与外国人交往的贸易经纪人，在19世纪被称为买办，这词来自葡萄牙语的“买主”一词。国民党时代，这个买办集团在中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蒋介石夫人的娘家——宋氏家族在与国际资本家的交往中发了财。这也是共产党当时视他们为最可怕的敌人的原因。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和“现代化”难道不是在为买办的东山再起作准备吗？
马戛尔尼会见这些商人。“我与潘启官交谈过，他是那些最有权势的行商之一，为人奸诈、狡猾。章官，论权力不如他大，但比他有钱。他更年轻，也更坦率。”至少当章官声称“已完全作好准备与代理行发展商务来往”时，马戛尔尼是这样评价的。在潘启官的问题上，勋爵似乎陷入了我们的瑞士见证人夏尔·德·贡斯当所批评的天真幼稚的状态。
这些人都属于受人歧视的商人阶层，却都有官衔。英国人对此感到惊诧。奇怪的是潘启官在行商中的地位最高，“却只有一个不透明的白顶珠，而章官却有水晶项珠，这说明后者的官衔比前者高”。那是因为潘启官很谨慎。章官也很谨慎：他衣袋里还有一颗蓝顶珠——它当然更神气，但有危险。“他肯定地告诉我，他绝对不在公开场合戴它，怕那些官更要缠着他送礼”。还是不要炫耀自己“用一万两银子”买来的这种荣誉为好。
再说这些商人的顶子并“不给他们带来任何权力”。严格地说，这些官衔的标志不是卖的，而是在北京一些有影响的要人因为收了商人的礼物“觉得不好意思而把项子作为荣誉称号授予他们的。”
马戛尔尼所了解的情况与当时在广州的法国人和瑞士人的描写以及传教士们在日记中所反映的现实有出入。正当伏尔泰称道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好处时，富官与富商之间就像黑手党那样有着一种真正的勾结关系。获利最多的行业——盐业和外贸——常常是出租的，盐政和海关官员要经常受到勒索并交付赎金。在地方行政机构供职的官员绝大多数是汉人。但在公行的人员配备上——也就是说在对外关系方面，因为战略上太重要——一般都安排的是满洲人、蒙古人或是入了旗的汉人，有时甚至是皇亲国戚。
那些靠了血统或靠了墨水上去的特权人物到了任期满了的时候，也要给大臣送礼以便连任或提升；他们同时也是让他们腰包里装满银两的商人的玩具……捐官、买顶珠翎子、渎职以及前资本主义经济阶段的其他特征与马克思·韦伯所称的世袭主义完全吻合：公私不分。“属于大家的东西都是我的。”还需要说这种制度今天统治着第三世界吗？
南方不知北方
在同行商交谈时，马戛尔尼估计，东印度公司竭力想在中国的中部和北部开设商埠是非常正确的：“公行的商人们从未去过首都，对于北京就像对威斯敏斯特一样，知之甚少。只有用强制手段或出于强烈的利害动机才能使他们离开故乡。”然而，英国的呢绒并不是在中国的这个热带地区销路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