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的归来>
《流氓的归来》第一部分 出版导言
罗马尼亚著名的犹太作家诺曼-马内阿生于1936年罗马尼亚的布克维纳省。1941年纳粹执政时期，他与全家一起被遣送到乌克兰的一个集中营。1945年春，二战结束时死里逃生地返回罗马尼亚。从集中营回到罗马尼亚，马内阿万分珍惜正常环境的生活，他以无比的激情拥抱当时普遍宣传的共产主义理想，热烈地响应各种社会主义建设的口号。他拼命学习，发奋把被掠夺的生命补偿回来，整个青少年时代都在努力学习奋斗中度过，并一直保持了最优等生和共产主义青少年积极分子的地位。高中毕业后，他上了布加勒斯特的建筑学院，1959年获工程硕士学位。1966年，马内阿开始在罗马尼亚当时最有影响的文学先锋杂志上发表作品。1974年起弃理工从文学。从1974年到1986年他第二次离开罗马尼亚时，他已经发表了十部集子（小说、散文、短篇故事等）。
1986年，他离开罗马尼亚，那年他在西柏林获得一个德国文学基金后，便在那里居住了一年多。1988年因获美国富尔布赖特奖学金（Fulbrightscholarship）去了华盛顿特区，从此在美国定居，并以执教、写作为生。自那时起，马内阿在世界各国获得了许多文学大奖，其中有意大利诺尼诺（Nonino）文学奖、美国全国犹太图书奖（NationalJewishBookAward）、西班牙2005年最佳外文著作奖（LaVanguardia）、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MacArthurGeniusAward）。2006年，他的故事性回忆录《流氓的归来》获得了法国图书的最高奖美蒂奇奖外国图书奖（PrixMédicistranger）。他的著作在美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高度受重视。马内阿被翻译成英文和其他文字的著作有：《十月，八点钟》，短篇故事集（1992，1993）；《论小丑：独裁与艺术家》，论文集（1992，1993）；《必须幸福》，短篇小说集（1993，1994）；《黑信封》，长篇小说（1995，1996）；《流氓的归来》，故事性回忆录（2003，2005）。在创作的同时，他还在世界各家重要杂志和报刊上发表大量的文章和评论。近年来，马内阿在巴德学院（纽约州）任欧洲学基金教授，也是那里的驻校作家。
到了西方以后，马内阿进入他所生活过的第三种社会制度，他的创作主题也从犹太人被大屠杀的创痛、集权社会下的日常生活，扩展到对现代化世界的探索，对人的存在意义的寻求，对自我的追究。关于放逐作家属性问题，也是他写作的主题之一。马内阿生活在英文世界里，但一直坚持用罗马尼亚文写作。他认为：语言代表了人的根基，也是人的社会性归属的体现。罗马尼亚是他的出生地，是他的母土，他已经在那里起死回生过一次。放弃罗马尼亚文，那他在整个地球上就没有根基了，从而成为真正的流放者。显然，对于一个从纳粹集中营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对于一个移居他国的作家，语言的意义非同一般。
马内阿著作的叙述范围是历史、现状、未来、民族、个人、生死；他的叙述中心是人作为个体的意义；其叙述特点，是对语言的运用：他的文字本身，便是这些多元的载体。马内阿的叙述，使人认识到：语言使历史成为可能；语言将泯灭再现，使人有了归属，使流放者有了根基，并将尊严归还给人类。
马内阿因此常常被比作历史上的各位名作家，比如：果戈理和布尔加科夫等，更有评论者将他比作卡夫卡的继承者。1983年，诺贝尔文学夺冠者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Boll）促成了他的作品在西欧的首次翻译和出版。伯尔曾说：“我不知道当今在西方有谁比诺曼-马内阿更值得被翻译和了解的作家。”文学评论家克劳迪奥-马格利斯（ClaudioMagris）这么描述马内阿：“他是那种能够在完全的沙漠中成长的伟大作家。在他杰出的篇章中，他叙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驱逐和流放，那里所有的人都懂得无望是什么，正如摩西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到达那许诺领地那样。这位伟大作家刻入肌肤和纸张的文字，形似庞然怪物的图腾，是一种巨型的伤疤。”
意大利评论界说：“马内阿的语言勇敢地保持了孤独。这是一个不再寻求同盟、舆论支持者的语言，是历史的见证。它无畏地代表了一个内在的宇宙——对恐怖的记忆，然而它并没有放弃希望，哪怕再微弱的希望。这份希望并非指‘皆大欢喜的结局’，这希望是语言本身，是一位纯真作家的无可比拟的语言。”
在国外，马内阿的文字流播广泛，嘉评如云。被认为不仅是近半个世纪东南欧文学的骄傲，也是当代世界文学罕有的精品。然而，当下中国国内文学界，对于马内阿知之甚少，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我们组织出版了马内阿的三部主要的作品：《论小丑》、《黑信封》和《流氓的归来》。希望通过我们的翻译引进的尝试，为国内的文学界和文学爱好者提供一道世界文学的盛宴，也为国内文学评论界了解和洞察东南欧当代文学状况提供一个窗口。
但是，我们也要郑重地说明，对马内阿作品的介绍是基于文学上的意义，由于马内阿个人的特殊人生遭际，使他在世界观和价值判断上有着明显的畸见和认识偏差，所以，马内阿在作品中有时流露出的意识形态的意见，则往往是错误的、不全面的，他在部分文字的表达上，有着强烈的非客观色彩和政治错误。这些问题表现了马内阿自身的局限性。我们在进行编辑的过程中，进行了部分修改工作，但是，过于频繁和大量的修改，无疑又大大损害了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和作者语言艺术的完整性，所以，我们不得不保留部分带有个人偏见的文字。对于这些文字，我们作为编者是持反对和不赞成态度的，同时，我们也相信读者的判断能力，相信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以一种纯粹文学审美的角度对待作者的部分文字，而对其中错误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加以批判，从而既能领略到马内阿的文学语言魅力，又能保持审慎批评意识，做到去伪存真和“拿来主义”。
这些书的顺利出版，要特别感谢已故著名汉学家魏斐德和他的夫人梁禾女士的热情推荐，尤其是梁禾女士几年如一日地积极支持和推进这项出版的安排和翻译，使得像马内阿这样重要的世界性作家终于能被介绍给国内读者，使人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世界文学的精神。
《流氓的归来》第一部分 新日历(1)
88年1月20号，星期三，这是D日（DDay），决定性的日子（DecisionDay）。我已经在这个过渡性的城市逗留了整整一年。19经过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之后，目前已经到了无法再拖延的时刻。“做决定是一个精神错乱的时刻。”科耶克嘎德科耶克嘎德（Soren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哲学家。这么念叨。犹豫不决似乎没有什么新奇。犹豫不决了一生的荒唐，又被持续了一年多。
说穿了，这一切，不过是归属感着落不明所至，以及这种感觉的可笑性，如此而已。我们的主人公面色苍白，他被自己的滑稽剧选为主角，并被这滑稽剧弄得不知所措。在星球上众多的、被每一时刻的麻烦缠身的人当中，他显然是其中之一。难道，他还没有从禁锢了一生的皮囊中解脱出来吗？难道，尽管他记不住一小时前见过的脸孔，却还没有忘却往昔吗？
“轮到您了。您得与委员会小组面谈。”
穿着蓝制服的女士向他示意。他抓起公文包，从长凳上站了起来。那长凳上另外还挤了五个人。
她说：“您先与法国领事谈。完后，再回到我这边来。”
她向他指了指自己办公桌左边的那扇门。
仅三步，就在里面了。坐在办公桌后面一位瘦骨嶙嶙的先生，请他在自己对面坐下。他坐下，把包放在两臂中间。
“您想用德语？要不，还是用法语？”那位法国人用德语问。
“法语就行。”他，签证申请者，用德语回答。
“那我很高兴，我很高兴，”这位官员微笑着用法语接着说：“罗马尼亚人几乎都会说法语，不是吗？我在巴黎的罗马尼亚朋友对法国社会适应起来一点困难也没有。”
“对，对罗马尼亚人来说，法语很容易。”这个罗马尼亚人，用法语确认。
他更仔细地端详这个坐在面前的先生。这个罗马尼亚人，用罗马尼亚语想道：如今的时代，所有的考察官都比被考察的要年轻。
这位官员有一张长型脸，鼻子突出，鼻梁细瘦，双眼很黑，显出智慧，头发浓密，他的笑容年轻而悦人。他的领带节是松的，天蓝色衬衫领子的口子也开着，没有系扣子的深蓝色西装，潇洒地从他消瘦的肩头垂落下来。他的声音和蔼，亲切，是的，既和蔼又亲切。
“昨天我跟一位罗马尼亚女士提起您。因为知道今天我们要谈话，我就问她是否认识您。”
申请人没有反应。他只是用法语（这语言刚说出了让他吃惊的话）保持沉默。
他面前的法国官员点起了一支香烟，然后，把双手掌心朝下放在写字台的边上。他在皮转椅里舒适地放松了两肩。他在这转椅里显得更自在了。
“您不是一位默默无闻的人。昨天，我看您填的表格，这些书名……这个巧合让我吃惊。”
他在说“这些书”的时候，从书桌上拿起了申请人填的表格。他在空中举起这份表格，然后把它放回桌上。接着是一段冗长而无法解释的沉默。只是过了片刻后，这法国人才重新抑扬顿挫地说：“我看过您的小说《俘虏》。”
静谧的房间里，这个节奏完美的句子，令人想到击剑角斗。剑刺所到：中！不，房间里的静谧未被刺破。
那法国人接着说：“我想，大概是在七十年代中，我在巴黎上大学，我选了一门罗马尼亚文。”
申请人摘下眼镜擦拭。
《流氓的归来》第一部分 新日历(2)
“那时大家都在谈论审查。审查和隐语。独裁制度下的隐语评论？！囚犯们的……隐语。”
申请人抓紧了提包的手柄。他想用自己会说的所有语言这么吼叫：骗子！。此刻，他肯定，面前的这个人，不是一般的外交官。难道西方与东方是一样的吗？一样的暗示，一样的语言，一样的陷阱？……这个非党人士，曾经拒绝了与本国的魔鬼达成协议，难道，此刻，他得被迫跟他们的国际同谋成交？难道，在还没有获得无国籍证书之前，他已经变成一个毫无防卫的囚徒了？已经成为一个无名的贱民，一上来就任人宰割？
终于，他用法语结结巴巴地说：“这对我来说非常意外。我不知道，从来没人向我提起这个……我不知道我的这本书竟然出现在巴黎。”
“这对我也非常意外。您想，当我在这表格上看到您的名字……”
他重新把书桌上那张申请人的表格拿起来，再重新把它放下。
“我看到这个名字，那些书名……您应当在法国定居，而不是在德国。”
应当在法国定居……这是建议，一种许诺？一个他受命暗示的契约？但这都不像。他对签证申请人非常有礼，把他当作一个著名人士对待，充满了敬意。如果这些都是些陷阱，那也不是用来对待凡夫俗子的。
“对一个罗马尼亚人来说，最合适的流亡地是法国，这您知道。您很快会有朋友。跟其他许多著名的同胞一样，您会用法文写作……”
没错，这位考察官不仅知道小说《俘虏》的书名和主题，而且了解伊奥奈斯库—齐奥朗—伊利阿德此三人均为罗马尼亚著名作家（其中伊利阿德也是学者），他们都先后离开了罗马尼亚去巴黎居住，并用法文写作。的三重奏，他甚至提到碧贝斯克公主（PrincessBibesco），还有诺亚蕾丝公主（PrincessdeNoailles）和娃卡瑞斯克公主（PrincessVacaresco）她们都是罗马尼亚旧贵族，也都是文人和作家，都定居于巴黎并用法文写作。，他爱坚持区分一个是大公主另一个是小公主。他甚至听说过本杰明-冯达本杰明-冯达（BenjaminFondane，1898—1944）,罗马尼亚诗人，1930年代在巴黎定居，二战时死于纳粹集中营……他显然是备了课的。
对话以同样的形式，一直进行到最后。结果，考察官，从书桌的另一边，挪到了被考察者身旁。表明他友好的最终证据：名片——他的名片上有柏林的地址和巴黎的地址；邀请晚宴；答应帮忙，任何性质的帮忙——要是有必要，就在那儿，柏林，或者，更理所当然，在巴黎。总之，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情况下，每种情况下，任何时刻，他这么念叨，带着微笑。他与他友好地握手，并穿过对方的眼镜片，送去了这个意思：要是能在这个命运让我们意外认识的地方，共同度过一个晚上，那真是太好了。
这位成了朋友的官员，不仅把他送到门口，而且把他送到那个穿天蓝制服接待员所在的前厅里。他宣布：他的这位朋友，某某先生，已经结束了与法国当局的面谈，现在可以接着与掌管西柏林的其他强权盟国代表交涉了。面对拉丁人的结盟，德国秘书毫不怯弱，她镇静地等着这两个说法语的人分手。
左边的门关上了。这位签证申请者被撂在那儿，继续等待。他看了看表，中午十二点差十分。这时，德国秘书终于抬起眼睛，用她短促生硬的德语说：“完了。今天你没事了。明早八点你再来。先到前门登记你的名字，然后九点钟到135室去。”
那天很冷，但有太阳。他先乘公共汽车，然后是有轨电车。下午二时左右，他终于到家了。
他到达这个过渡城市已经有一年多。从一开始，他就在这个自由岛上，感到十分自在。色彩缤纷的广告，繁多的商店，人们自管自的忙碌，这一切，对这个外国人来说，逐渐地，都成了习以为常的生活景色。而仅在这不久以前，他习惯的还只是黑暗和寒冷，监视和举报。这里的自由让他惊喜而又害怕。他已经不再能回去了，但似乎对新生却没有准备。太多的不肯定，太多的心理障碍。在原来那个火柴盒的生存里，在习以为常的挫折和幻想的并存中，不知怎么，他觉得自己绝无仅有，觉得自己是重要的。难道他将丢失那个在岁月长河中成型的、刻入社会暗号的语言吗？这等于自杀，这与回到惯于谋杀的祖国没有什么两样。起码，他这么想。
《流氓的归来》第一部分 新日历(3)
与法国专员面谈的前一夜，是无数个犹豫不决的漫长之夜中最艰难的一夜。自从他，也是在一个冬天的夜里，扎入这个自由岛以来，那些不眠之夜，一直折磨着他。无论这另一个世界带给他多少欢乐和新生，他仍然害怕，在有了一定年纪的这时，自己会变成一个不断得学说话的孩童，并将在这个第二次儿童时代，磕磕巴巴地，连着手势，用含糊不清的发音，来表达各种感恩之情。
过渡城穿过夜晚的白雾，显露出它豪华的高楼和大道。远处，传来了节日的音乐。这个充满了艺术家和间谍的城市，有着极其丰富的夜生活。他好像看到了那道城墙：它围护自由，使其不受墙外囚徒世界的骚扰；它围护墙那边的监狱，使其不受自由病毒的侵入。
一夜，一日，再过一天，再走上几步，这个50岁之人，便会在这另一个世界，得到新生。从1988年1月21日起的生活，被叫做：来世。
他躺在沙发上，瞧着日历上画着红圈的地方。他起身，用红笔，仔细地在红圈上写上：MARIANE（玛丽安娜）法国象征自由的女神。！对着这名字，静想了片刻：不，不够好！他抹去了这个名字，然后，还是用红笔，在这页日历的底边，写了：FRANCE（法国）！接着，他微笑了，像是一个对阿姨耍了把戏而兴高采烈的孩童。他又在那个字旁边加了：ANATOLE，ANATOLEFRANCE（阿纳托尔-法朗士）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显然，这名字在此既被用来象征法国，又被用来暗喻作者自己……他这才又回到沙发里。在里面坐了很长时间，他的右手，一直握着那个法国官员的名片。
与这位巴黎代表共进晚宴，共进许多晚宴？这能洗去自己从令人怀疑的乔尔马尼亚来的嫌疑吗？这需要时间，需要进一步的许多见面。而且连一场关于文学的讨论他都没来得及与这位自己的仰慕者展开呢。不知此人是以何种语言读了自己的书？他慢慢地，将法国官员的名片撕成碎片，一再证明：对于自由世界能够提供的优惠，他显然不懂如何加以利用。
次日，1988年1月21号，这个外国人又来到市中心，沿着库夫斯坦大道，来到了郊区神圣的三国委员会。他按照要求，准八点即到大门，九点，出现在135室门前。他手携提包，在135室门外的长凳上，耐心等着。十一点一刻，接待女士，不说一句话，向他指着右边的美国门。
跨三步，他进入了门里。办公桌后面一位年轻秃顶的先生，请他在办公桌前坐下。他坐下了，双手捧着提包。
“说英语吗？”这美国人用美国口音的英语问。
“说一点。”申请人用含糊其辞的国际语回答。
“好吧，不过我们也可以用德文，怎么样？”这美国人继续用带美国口音的德文说。
申请人点了点头。他细心观察面前的这位先生：此考察官甚至比前一天的那位更年轻。他结实的身材，固紧在大翻领的咖啡色制服里。里面的白衬衫的领口非常紧，他的脖子却很粗，很白。双眼很黑，带有审视的目光，双手很小。左手一指带着很粗的金戒指，与外衣袖口露出的白衬衫袖口上的金扣链相配套。
“护照。”军人的口气，军人的风格。
申请人朝着双臂间捧着的大包低下头去。他从里面拿出一个夹着许多纸张的绿色夹子，从夹子里拿出绿色的护照。考察人一页一页仔细地翻阅。
“您不是头一次到西方旅行。”
对这个评论，申请人没有评论。那位强权代表盯着他看了很长时间，然后，语气坚定地把笼罩室内的沉默打破了：
“您在这之前两次到西欧，一次到以色列。”
沉默开始沉重起来。
《流氓的归来》第一部分 新日历(4)
“您旅行的经济来源？”沉默被打破了。“您的东欧钱币在西方是不能兑换的。除非政府提供西方货币。而政府只在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下才这么做。”
“我从来没有用政府的钱旅行过。”他赶紧对持怀疑人提出抗议。“我在国外的亲戚给我寄的钱。”
“亲戚？好慷慨……他们在哪里？在哪个国家？”
旅行者不能让可疑的沉默变得更加可疑，于是赶快将自己四散的家族成员们所在的国家一一数落出来。
“在美国也有吗？”这位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兴奋起来。“在哪儿？是些什么样的亲戚？”
“我妻子的妹妹。她与一位美国人结婚十多年了。她是两个美国孩子的母亲：一个10岁的女孩，一个4岁的男孩。”
“那么柏林呢？您是怎么来柏林的？您的亲戚总不见得为您选了这么一个地方吧？我想您的亲戚不会热爱柏林的。”
沉默又延长了。这次，这美国人好像对自己很满意。
“我来这儿是因为德国政府提供的奖金，我在申请表的个人履历部分中清楚地解释了。”
“是的，您清楚地解释了。”这位官员承认，并从办公桌上举起了一个卷宗，在空中举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放下，并把它推到一边，它似乎对他再也不重要了。
“你得到了失败者向胜利者提供的奖金，我们可以这么说吗？”
他好像并不急于结束关于德国的话题。战胜敌人完全不是容易的……他好像在提示：这才是把他，一个美国年轻人，和面前的这位上了年纪的东欧人，结合起来的真正原因。
德国是因罪过感而设立奖金？是的，这位奖金获得者，曾经多次这么认为。这是战败者们向他们无法灭绝的幸存者们提供的奖金？这是战败后的德国，在复兴后，向永远处于失败地位，且注定贫困和移民的东欧提供的奖金？战后的德国，尽管处于被压缩到最近限度的德国边境内，却仍然以同样的旗帜，同样的国歌，保持了勤奋和效率。即使巴伐利亚，也没有像一些人所预见的：歌德和毕斯曼的国家将由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们掌管。新预言家们肯定：犹太人将要求德国人用三代人的时间来证明他们不再反对而是维护犹太人，然后，犹太人才会重新认领他们在灾难中失去的德国国籍。
当然，这不过是一个玩笑而已，这个幸存者，自言自语，重复道。这只不过是一个对事实作了相反结论的玩笑，把事情给看反了，从右向左，犹如希伯来文的圣经。而事实是，人们要求，从死亡集中营出来的幸存犹太人，必须向那个想要灭绝他们的国家，用血缘来证明他们的所属。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被允许得到那个令人羡慕的战后德国国籍，这个国家对不再指望享有胜利果实的穷人和失落者们慷慨施舍奖金。
签证申请人自然没有时间来诉说这一切。那个年轻的考察官截断了对话，他开始书写起来，他在填写卷宗里的问答。要不然，他也许会乐于听到这些用来取悦于强权的讥讽联想的。
当申请人从公文包上抬起眼时，他看到，这位美国官员已经站起身来，微笑着向他伸出手来。“先生，祝您好运，祝您好运气！”他向他祝贺，用美国的方式，此刻，他放弃了他们共同敌人的语言。
这个关键日的下一步，是会见英国雄狮，其实它已经不再是狮子了。那位女接待员，此刻，正津津乐道地在讲电话，她没有发现，美国的面试已经完毕。甚至在她放下电话筒时，仍然没有注意到她前面的影子。
“接着是跟英国人见面吗？”这个外国人，腼腆地问。
“先生，什么也不接着，”她脱口而出，“您的事情结束了。杰克逊先生也替英国人签了字。”
申请人捏紧了提包柄，然后，朝着出口走去。
“先生，请别忘了，明天上午九点三十分。”
反正，是完了，却又没完。他转过身来，对着接待女士，不知所措。
《流氓的归来》第一部分 新日历(5)
“明天您将与德国当局作最后的会谈。在一楼，202室，九点三十分。”
这是沉闷阴湿的一天。他向着汽车站，慢得不能再慢地走去。
爬楼梯，用慢得不能再慢的步子，走向三楼，七号单元。他从大衣口袋里拿出钥匙，打开门，在门口呆了片刻。房内很暖，静得很。他没有脱下大衣，从桌上拿起那只粗大的红笔，走向日历。他用手指把日历翻到1月20日那页，然后翻到1月21日那一页。他在1988年1月22日星期五那页上，画了个圈：两个粗大的圈，红颜色的。然后，他在上面写着：“假如我活到明天，”接着，又加上括弧，在里面写上：“托尔斯泰公爵，亚斯亚纳-泊利阿纳Yasnaya,Polyana，阿-托尔斯泰的出生地……”
这位幸存者，又一次得以存活过来。他想起了那位波兰诗人的《天堂的报告》，便大声朗读起来：天堂里的劳动时间是每星期三十小时
社会制度稳定而执政者讲理
在天堂里人们真的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很容易猜想出诗人在此指的是何处。要是他将诗句写成散文，那么，那个法国官员和英国与美国的官员们，都将明白这个编成暗语的报告：在天堂里，人们每星期只劳动三十小时，他们的工资却更高而物价则持续下降，体力活并不累人（因为重力比较小），砍木头并不比打字更艰苦。社会制度稳定而执政者讲理。在天堂里人们真的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然后，他试图加以简化：社会制度稳定，执政者讲理，在天堂里人们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对了，这用来当每日的祈祷文很好。
他又把波兰诗人的文字过了好几遍，他在每个诗行里挑选出一些文字，好让明天那个他要会见的德国官员读起来容易些。人们无法准确地将灵魂和肉体区分开来，于是他便带着一滴脂肪和一线肌肉来了。接着，他又概括了下一段诗：只有极少数人见到上帝。他只对少数纯净无瑕的人显露。其余的人只能听授关于奇迹和洪灾的报告。
那晚无梦，一觉睡到闹钟响。
出门之前，他又退回来，从桌上拿起祈祷文的草稿：在天堂里人们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社会制度稳定而执政者讲理。在天堂里人们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他迭起纸张，放进口袋里。他觉得受到一些保护，他又熬过了一个晚上，他也会熬过这将临的一天。
他在指定的时间，来到了指定的房间。一个矮小短矬的德国官员，没有穿制服和领带，穿一条灯芯绒裤子，一件很厚的羊毛外套，绿色的，里面的羊毛衫，也是绿色的。他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头路分在中间。双手很大，上面有大块浅色的斑，他的前额和头颈上也有类似的斑。
一个半小时的面试后，这外国人昏昏忽忽地出来，记不住被问了些什么。惟一记得的，是这个办事员对他重复了两次的警告：您选择的道路将是漫长的，没把握的，第一步仅是第一步。
《流氓的归来》第一部分 新日历(6)
对，对……布克维纳，他的出生地，那是第一步，然而，正如他所了解的，德国身份是由血缘认可的，而非取决于出生地点。我们不是法国人，也不是美国人……不，不是美国人，也不是英国人，即使我们是在盟国大委员会的楼里面……。这个官员这么解释了，一边站起身，大惊小怪似的，朝天举起了双手和双眼。
“出生在德国并不等于就是德国人！哪怕出生在德国内陆！更别说别的地方……”他重新低下头，念表格上的内容，继续核对上面的外国名字。“啊，对了，布克维纳……以前是奥地利的省份，我们承认。但这只延续了百来年，我们承认。奥地利和德国是两码事，完全两码事。作为从东欧来的，先生您肯定了解这一点。那个疯子毁了德国，正因为他，现在这个盟国大委员会设在柏林……”这个纯德国血统的德国官员，朝着无耻玩弄了德国命运的万能上帝，重新举起了双手和眼睛。“不是吗，那个疯子，就是因为他，德国没完没了地在赔偿，再赔偿，并一再欠下新的债，吞下新的诅咒，并得承受由这个盟国大委员会送来的乞丐和穷人潮水般的入侵。而那个疯子甚至根本不是个德国人，他是奥地利人，众所周知。从那个林兹，从奥地利，来了个疯子阿道夫！……他本人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个事实。而且，即使你是德国人，但你离开德国八百年了，那你还算什么德国人？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您的一位女同胞，她自称：既然她是被驱逐的德国人，她认为，她现在要重归德国。八百年过去了！八百年，您听见了吗？八—百—年，自从德国殖民者远征到了那个，叫什么来着，对了，那个百纳沱（Banat）。”
这个异国名字“百纳沱”，是罗马尼亚西南部的一个省，古老殖民者的后代们至今仍然生活在那里。但他面前的卷宗里并没有这个名字，它也不在布克维纳的旁边，他只是在自己的记忆里找出了它。他显得对自己非常满意。
“对了，对了，bestimmt，百纳沱！八百年之后……人们可以立刻看出区别来，从口音，从用词，从举止，请相信我，请您相信我。”
总之，昨天的面试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前天的也不是这么回事，而今天就不同了：实际上，这位好意的德国代表是想告诫他。
他来到汽车站，然后坐有轨电车，心里想着那位德国官员的话，忘了下车，到了城市的另一头——一个有着低层房屋的郊外住宅区。他叫了一辆出租，让司机开往市中心的纪念大教堂（GedchtnisKirche）的废墟附近。
《流氓的归来》第一部分 新日历(7)
教堂四周的人行道上满是生气勃勃的行人。市中心，到处是人，尤其是年轻人。他，心不在焉，踏上了一条边缘小路，走进了见到的头一家饭馆，弥补这徒劳的一天，犒劳自己受它令人迷惑的挫折。
晚上，当他打开单元的房门时，黑暗中，他听到室友惯常的问候。“做决定是一个精神错乱的时刻。”与每天晚上一样，科耶克嘎德先生满怀心计地这么念叨。是的，然而，犹豫不决所带来的精神错乱，也是不能忽略的。于是，这般夜间的争执便毫无疑义。
上床前，他念了晚祷：
在天堂里人们真的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上帝只对少数纯净无瑕的人显露。人们无法准确地将灵魂和肉体区分开来，于是他便带着一滴脂肪和一线肌肉来了。在天堂里人们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社会制度稳定而执政者讲理。上帝只对少数纯净无瑕的人显露。在天堂里人们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
一个月之后，他到了巴黎。在那里，他无数次地后悔没把那个盟国委员会的法国仰慕者的名片保存下来。又过了一个月，他又跨出更远的一步，走向另一个世界的来世。这是跨越汪洋的一大步，在1988年3月，这一大步，把他带到了新世界。
在众多外国人中做一个外国人的欢乐，自由女神像和自由的限制及其面具，新街区和新语法，这些不仅包围着他，同时也活在他的心身里，弃国而去的创痛，心灵和头脑的新毛病，身处异地的眩晕，活在自己来世新生活里的机遇。一点，一点，他开始接受这新日历，接受天堂的飞跃数目：自由流亡生活的每一年，都相当于前世生活的四年。
到美国一年半后，也就是说，按新日历算，便是第六年，柏林墙轰然倒塌。在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喀尔巴阡山的白脸小丑和他的妻子墨尔杜同志，受到了审判。他现在是希望重归往昔，重归故国，重过旧日吗？从另一个王国传来的信息，打消了他这些念头。他重新审视了以往经历的困惑，重念了波兰诗人关于天堂报告的诗（他已经把它当作祈祷文），又复习了关于天堂的现实警句：抑郁是体内化学平衡的失调，而非个性的缺陷。
奥维德（Ovid），这个被罗马帝国驱逐的古代诗人，生活在遥远的东方，黑海边的托米省（Tomi）的锡西厄沙漠（Scythian），他是否超越了悲哀？此刻，话得反过来说：在托米省与他自己之间，距离日复一日地变得遥远。纽约那多礁石的哈德逊河畔，是他沉船的地方，在他的新家，眼前的罗马，悲伤是用抗抑郁药剂和练身房来治疗的：抑郁是体内化学平衡的失调，而非个性的缺陷。每一种东西都有其疗法。请拨1—800—求助热线。
1997年，新日历的第9年，即柏林D日——1988年冬天的柏林——后的第36年，向他提供了回到往昔的空间和时间的机会。
按新日历算来，这时的他，已经有94岁了。老了，太老了，已经不适合再做这般远行了。但是，与此同时，如果按他抛弃前世日常生活那日算起的话，他仅为11岁。对于一个如此年轻而感情冲动的人来说，这类朝圣似乎又显得过早。
《流氓的归来》第二部分 逃避(1)
我之所以对离开罗马尼亚犹豫不决，最主要的问题是，随着离去，我身上有多少部分将死去。我想知道，对一位作家来说，流亡是否等同于自杀。不过，事实上我对此并无怀疑。但如何去看待目前潜伏于家中的死亡？生活条件的迅速恶化和日益增加的危险让人毫不怀疑我于盛年在另一种语言和另一个国度中的重生。不过，即使是在警察局护照办理部门庆祝了布卢姆日后，这种不确定感还是牢牢地萦绕在我心头。
这也许就是我走在街上时盘据在脑海中的事，我对从身边走过的人无知无觉。我抬起眼，乔安娜（Joanna）那张平静的面容一下子映入我的眼帘。她是我的一位诗人朋友，刚刚从巴黎旅行回来。她迫不及待地向我说起法国人的轻薄琐屑，说起法兰西文学的衰落。大多数东欧作家，包括我的朋友在内，都既在经历身处偏远地区的挫败感，同时又未免有种夜郎自大的感觉。我们的西方同事不曾体味过痛苦与两难境地，没有能力——我们宁肯这样相信——创作出与我们那伟大、复杂、悲惨、晦涩的写作有丝毫可比性的作品，我们的作品始终忠实于我们所谓的真正的文学。
“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必须留在这里。”乔安娜说。“我们是作家，我们别无选择。”我以前曾无数次对自己说过同样的话。
“真的别无选择吗？”我微笑着问。年轻、高挑、金发碧眼的诗人那斯堪的那维亚人的漂亮面容上也浮现着笑意。很难相信，我们正在进行如此严肃的对话。
“我们不得不留在这里，留在我们的语言环境中，直至生命结束，不管可能发生什么。”乔安娜重复道。接下来是一阵短暂的沉默，完全不同于我通常用来表示困惑的那些个沉默的时刻。
“可为了写作，我们首先必须活着。”我听见自己说。“墓地里有的是不再写作的作家。他们留在这里，在自己的坟墓里，不再写作。这是我的最新发现。”我加了一句，为自己过时的陈腐老套而沾沾自喜。
我年轻的同事盯着我，不再微笑。“也许你是对的。我只回来了一天。我很高兴回家了，可我能够感觉到周围无处不在的死亡。”
确实，选项条款已经改变。贫穷和危险一直是值得称颂的祖国丰盛慷慨地端给我们的主食。然而，最近几年那歇斯底里的专政已对我们的应对能力产生了灾难性影响。离开并非如我们在试图将爱侣的分离神圣化时所说的那样，仅仅意味着一小部分身体的濒于死亡。离开可能还意味着自杀，那最后的旅程。另一方面，它至少提供了一种部分的、暂时的救助，一条消防通道，一个紧急出口，一种快速解决方案。因为不确定你家的房顶能否支撑下去，你只好尽可能快地跑出去，以逃避熊熊烈火。你所能做的只有逃离死亡，不是隐喻的死亡，而是货真价实、迫在眉睫、不可救治的死亡。这种紧迫感有其自身的挑战与困惑。它是种逃生的本能吗？我预期中的离开更令人困惑。我根本不知道，我想去哪儿。
在我传记的史前期，在另一种生活和另一个世界中，我以前曾拥有的未生阶段尝试过这种实验。那段史前时期是指特兰尼斯特里亚的启蒙之前的时期——一个没有轮廓或动作的世界，它的快乐没有历史，充满由对我5岁之前的无意识时段的无记忆构成的无限的安宁。然而，有一个时刻帮助了神话的诞生——逃避。
《流氓的归来》第二部分 逃避(2)
当时的照片有助于重构细节。从集中营回来后，我们从亲戚那里找回了家庭照片，几年来，男孩的父母一直给这些亲戚定期送去标志着他们受祝福的子嗣的成长历程的可视报告。
“心怀挚爱，赠予亲友。”我母亲写道，将儿子的名字签在一帧照片上。照片上是个乌发如云的年轻女人，身穿洒花连衣裙，脚蹬白色高跟鞋。她站在一辆婴儿手推车旁，身后是一堵贴满了广告的墙，手中抱着一个胖乎乎的金发婴儿。左边的海报上写着：“今天，5月12日，在《信使报》（Curentul）上读读这条消息。国内外都在庆祝5月10日。忠诚与敬意。”这让人记住了拍照的时间，即5月10日国王日、也就是霍亨索伦王室霍亨索伦王室（Hohenzollern），1415—1701年间统治勃兰登堡，1701—1918年统治普鲁士，1871—1918年间统治德意志帝国。成员登上罗马尼亚王位的纪念日的两天后。那一年只可能是1937年，婴儿当时还不满1岁。女人的身体将第二张海报挡住了一部分。你只能看到报纸的名称，《期间报》（Timpul），以及下面的文字：“关注你信赖的日报：《期间报》。主管：戈里高里-卡芬库。”右边，是《晨报》的头版，上面只有一行标题清晰可见：纽约灾难。
“一张我入伍时拍的照片”，那位士兵父亲在另一张快照背面写道。他把照片一直放在军用外衣的口袋里，照片上有个2岁的小孩。那个胖乎乎的小天使长着小巧的鼻子，肉鼓鼓的脸颊，穿着白色衣服，两眼不是漫不经心地看着远处的地平线，而是直楞楞地盯着摄影师。在后面的这张照片上，他的头发上不再扎缎带，他的胳膊环绕在与他亲如手足的失怙表妹的肩膀上。即使是在这张照片上，在那虚假、熟悉的笑容下，也掩藏着叛逆的意图。
4岁时，我曾离家出走。在随之而来的惩罚过后，我的面容依旧，神情莫测，没有受伤的痕迹，显然还胖了些，在恢复了常规，舒舒服服地重新居于令人尊重的状态中之后。这张照片是那次逃亡后不久在照相馆拍的，男孩穿着厚厚的冬装，衣服上有着大大的纽扣和褐色的毛领。他的头发很长，像个波雅尔波雅尔（boyar），旧时罗马尼亚—特权阶层的成员。的头发，一种东方人的鬃毛，上面扣一顶巨大的圆锥形帽子。他的两手交叉在背后，肚子趾高气扬地向前凸着。他的双脚转向外侧。肥大的马裤使他的服装臻于完美，与之相配的是褪下来的短袜和结实的靴子。他有副双下巴，一张大嘴，细小的牙齿因吃了太多的巧克力而被蛀蚀，那是他被捉回后狼吞虎咽的结果。
这个渴望自由的4岁男孩似乎不属于仅仅6个月后的那个使他猝然间过早地有了沧桑感的同一个世界。每过几个月，他就会被带到摄影师西西-巴尔特费尔德的照相馆去拍照。摄影师把他奉若明星，只为了赢得他的伴护的注意。他没有意识到——他就是这么笨——玛丽亚永远也不会为了世界上的任何事而背叛她心爱的职责。照片背面留有这样的印记：胶卷照片，吕米埃，约瑟夫-巴尔特费尔德，伊特卡尼，苏恰瓦,1940年10月。一年后，命运之钟就将敲响：放逐到特兰尼斯特里亚——启蒙。
这些我们从集中营回来后失而复得的照片在四十年后再次丢失。启蒙没有止于9岁，或19岁，乃至49岁。当你逃离熊熊燃烧的房子时，你的口袋里不曾装着数十年前由摄影师西西-巴尔特费尔德拍摄的青少年时代的肖像。1940年秋天的那张逃跑者的照片，即使在四十年后，也显得前途光明。他的眼睛灵动而热切，他的嘴半抿着，像是在微笑，又像是在扮鬼脸，仿佛这个囚徒再也无法抵御他的看守的魅力，每天早上，这位看守都要强迫他吃下由半生不熟的鸡蛋和牛奶咖啡构成的毒药。他无法忍受的还有别的东西——淤积的、诱人的、无止境的厌倦，由成人出演的喜剧，他们忧心忡忡的日常折磨，他们口是心非的闲言碎语，他们提线木偶般的姿态。很快，这个纵容过度的爱子将义无反顾地逃走。他将最终逃向那个巨大而宽广的世界，将自己的命运握在自己的手中。
《流氓的归来》第二部分 逃避(3)
空虚王国正在一分一秒地吞噬着他。他正在仔细地数着那逃亡者的眼睑的眨动，日常事物的病态节奏——三，六，九，十，歼灭，迟钝，十七，十七，十七，空虚正在发出怨言，空无一物，空无一人，死亡正在慢慢吞噬此时此刻，吞噬岁月，吞噬他已经变成的老人。转瞬间，逃亡者摇了摇头，摆脱了被摧眠的恍惚状态。重生后，他发现自己走出家门，左转，右转，然后走上了通向自由、通向无地之地的通衢大道。
他走过公园，走过火车站，这才停下来。他没有丝毫的犹豫，他只是停下来，花点时间紧一紧肥大的马裤的腰带，检查一下鞋带，将军用帽的两翼在下巴处系紧，把手深深地伸进柔软的毛纺手套里。他认识路，过了德国教堂，路会一直延伸下去。他走在自己的路上，这就是它，他的绝佳机会。
照片上的孩子有着姑娘似的脸庞，脸上带着那一刻的痛苦表情。4岁叛徒的突然失踪意味着疏远、流亡、断然的决裂。在一阵恍惚迷离中，他已溜出家门，走进院子，走上街道。他是在真的脱离胎盘吗，还是只是在胎盘中漫游，一路上，息肉和细胞膜都顺从地闪向一边，为他让路？难道这只是那久已有之的同样的厌倦的恍然扩充，一次落入一头巨大的被麻痹的河马的肚子的下滑过程？
他认出了教堂，认出了它的尖顶和直指天空的钟楼的金属塔尖。他像是在透过迷雾看着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大路，它可能通向任何地方。他没有停下脚步，他没有踌躇不前。由所有那些昏沉沉的日子构成的酵母终于发挥了作用。没有时间可浪费。他让自己越走越远，沿着通往自己听说过的切尔诺威茨的道路。道路在他的面前展开，稳稳地带着他向前。
很难说1940年那个秋日清晨的叛逆的冒险持续了多长时间。拦住逃亡者的陌生人从某种程度上说似乎不具威胁，只是礼貌周全。他的脸与逃亡者抛在慵懒怠惰、昏昏欲睡的过去和家中的人们的脸一样。那人乐呵呵地打量着行走者的面孔和衣着。出于关心，他问起他的姓名。坏运气，这就是全部……
惩罚恰与可恶的罪行相当。打屁股——很少使用，只在极端的场合下才付诸实施——似乎还不够。罪犯被过去用来惩罚他的皮带绑在了桌子腿上。起初，他的母亲要求对他量罪定刑——如果可能的话，应当判这样一个不知感恩图报的儿子死刑。可是，像往常一样，她又做出让步，调用情有可原的状况，请求宽恕这个流氓。流氓？忧愤交加的她一定在寻找适当的遣辞，而“流氓”比较合适，比“废物”、“臭小子”和“坏蛋”强些。但片刻之后，母亲被自己的严厉吓住了，从怒不可遏一变而为涕泪交流，一再请求怜悯。“他只是个孩子”，不幸的母亲不断重复道，恳求仁慈，但为时已晚，眼泪失去了作用。一家之长——最终上诉法院——始终强硬地坚持自己的严厉裁决。受宠爱的子嗣必须接受适当的惩罚。判决不可上诉：逃跑者将留在那里，绑在桌子腿上。谁知道呢，也许这会让他恢复理智。
这是命运的预演吗？在那次失败的逃亡的几个月后，逃亡者将经历真正的启蒙，相形之下，被绑在摆满了食物的无害的厨房用桌的腿上，不啻如天堂。事实证明，真正的囚禁不仅艰难而有益，而且还是一种仪式性的启蒙。
在接下来的40多年的时间里，囚禁与自由将为孰占上风而苦苦相争，其手段包括臆想中的讨价还价、折衷妥协、日常的同谋与伪装、偶然获准的在秘密飞地的歇息。然而，启蒙还在持续，而被绑在社会主义体制的花岗岩塔门上的囚徒像所有的囚徒一样，一直梦想着解放和逃亡。可是，与此同时，他又将自己像可怜的尤利西斯一样，绑在自己写字台的桅杆上。
《流氓的归来》第二部分 佩日普拉瓦，1958年(1)
当他身穿囚服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最初没有认出他来。他面色苍白，剃着光头，帽子拿在手中，眼睑低垂。他安安静静地坐在我对面，与其他犯人一起坐在长而窄的条桌的另一侧。卫兵在桌子的两边警惕地监视着一切。我们有十分钟的时间，我带来的包裹只有等探视结束时，在卫兵的仔细检查下才能打开。
他低着头，等着听他想听的话语。他没有听到。他抬起头，孩子气地微笑着，眼睛红肿，充满恐惧，下面有两个深深的发青的眼袋，双唇焦枯起皮。他向我保证，他身体健康，而且正在妥善应对。工作环境又热又脏，自然非常辛苦，可他正在妥善应对。他继续微笑着，带着孤儿重新找到了双亲的快乐感激之情。
父亲50岁，可荒寂的环境使他看上去更老些。1958年的那个春天，我上大学四年级。我22岁。我是个懦怯的人，那一刻的暴行使我深受震撼，变得哑口无言，我无法不顾规定，走到桌子的另一边，拥抱我的父亲，安慰他，就如同你是个孩子。我甚至连允许说的几个词也说不出来。
我没有立即回答他有关母亲的询问。最好不要告诉他，由于他的定罪，她已经被解雇，最终不得不接受在一家罐头厂干非熟练工的工作。她每天要辛苦工作十小时，躬身俯在巨大的钵槽之上，槽中装着辣椒、土豆和黄瓜，她得用手将它们切成薄片。我再三向他保证，母亲下个月会来看他，我也给他带来了他一直在等待的消息：律师声称，政治压力正趋于缓解，拘捕行动已经放慢，“上面”的某处已经承认有虐待行为。我乘着卫兵不注意，向桌子那一边倾过身去，耳语道：“律师的兄弟是一位高等法院检察官。”这意味着上诉很有可能将会成功，不公正的判决将被推翻。
他才刮过的脸与令人惨不忍睹的制服形成了鲜明对比。通常，他的服装从某些方面反映了他自己那喜爱挑剔、讲究整洁的个性。现在，囚服遮蔽下的只不过是一只虱子，就像在特兰尼斯特里亚的最初几周一样，当时，他惊恐地注意到，自己曾经洁白的衬衣领子上有一只虱子。“这样的生活不值得过下去。”当时他说，变得垂头丧气，被羞辱所压倒，准备放弃。母亲，伟大的希望的发言人，那时向他保证，他会重新穿上浆得硬挺挺的白衬衫，可她无法让他从失望中跳出来。然而，他活了下来，结果只是发现自己再次回到了那被放逐的漫漫长夜之中，一只虱子。现在，在这里，是我，小虱子，虱子的儿子，再次许诺重生，许诺一件干净的白衬衫的希望。
在他遭到拘捕的前几年，他已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被撤销了所担任的OCLMetalul（苏恰瓦的金属及化学制品国贸公司）的领导之职。他一直恪尽职守，诚实不怠，就连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在OCLAlimentara（当地一家食品分配机构）担任会计工作。“社会主义商业”是个自相矛盾的术语，就像“社会主义哲学”一样。保持人员及商品流动的古代贸易暗示着个人意志、主动性和智慧。相反，国家商业，由于一切商业都属国家所有，在严格计划的基础上展开，它所需的仅仅是官僚机构、定期的补给、毫无经验的受害者。
我父亲既无经商天份，也无经商经验。商业心理、策略、冒险和精明之道一直与他无涉。他只是成了一位尽职尽责的国家职员，就像战前他是私营经济体系中的一个模范职员一样。
“1947年，当我们搬到苏恰瓦时，”一次，他告诉我们：“我为合作协会做营销工作。我负责刚成立的合作农场的物资供应。一天，一个人来找我们，提出向我们出售取暖木材的建议。领导问我的意见。我说这是笔好交易，于是我们立即同意了他的条件。然而，我们没有足够的现金付给那人。于是我与几家认识的家庭联系，为他们提供过冬的取暖木材。当时的大多数家庭仍然用烧木材的炉子取暖，可木材很难弄到。许多人打算先付款，这样我们就能筹到钱，付给与我们做交易的人。合作协会从那笔交易中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当布加勒斯特的头面人物听说此事后，我被提拔为物资供应的头头，这意味着，我作为协会管理梯队中的成员，有权签银行汇票。这一切在1948年9月停止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接管了一切，我被任命为当地金属、化学制品和建筑材料贸易协会的负责人。”
《流氓的归来》第二部分 佩日普拉瓦，1958年(2)
事实上，1948年9月所发生的事情是，此类交易不复存在。在玛丽亚的丈夫、市共产党领导人瓦拉斯齐科同志的坚持下，我父亲加入了共产党，被带入被称为国家商业的极度脱离常规的新星们的行列中。训练有素、不屈不挠、怀着过时的白领工人的热忱的父亲似乎忘记了他正在做的事情的荒谬性。到1953年斯大林死后，我——高中的劳动青年联合会书记——和父亲——金属行业协会的负责人——都来到了十字路口：我自动脱离了政治斗争，父亲从他的管理职位上被降职。
几年后，父亲这样告诉我们：“过了些时候，我问一位区党委的积极分子，为什么要让我去职，他用一个比喻作答：希特勒时期，一个顺街狂奔的犹太人被另一个犹太人拦了下来，问他为什么要跑。你没听说吗？希特勒刚刚下令，每个有三个睾丸的犹太人都必须切去一个。气喘吁吁的奔跑者回答。可你有三个睾丸吗？另一个问。噢，他们先切再数，奔跑者边跑边喊道。这正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一份匿名信称，你让某人免费得到一辆自行车……我怎么可能给自行车？我不负责物资供应，我是主管。你说的对，没人愿意费心去核实那一指控。直到后来，他们才发现，这纯粹是个谎言。你能怎么办？”
1958年，在担任OCLAlimentatra财政部门的领导时，父亲突然遭到拘捕。这是运气不好吗，是一个诅咒的结果吗？共产党全体会议定期指出位居上层的敌对者，有许多出人意表的战术转变可以搅乱社会主义权势集团的级别，通过群众的巨大网络发送冲击波，而群众的冷漠需要用反复无常的恐怖之刺加以震撼。社会主义日常现实的薄雾迅速变为血迹斑斑的黑暗。惹人注目的“少数派”被挑选出来受大家监督。
就像他每天工作结束后几乎都会做的那样，马内阿同志在屠夫身边停了下来。他没有注意到任何异常情况，木偶们全都按照常规路线运作着。父亲走向柜台，屠夫正站在那里，打算把他常用的包裹交给他。像OCLAlimentatra的其他工作人员一样，马内阿同志与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下属的屠夫有个约定：他赊账买肉，等拿了工资后，一个月分两次付清欠款。然而，那一天，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那具木偶的线绳像通了电般地摇晃起来，绕在了毫无疑虑的受害人的喉咙上。
接下来的情形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脚本上演。屠夫将袋子交给马内阿同志，马内阿同志一点也没有怀疑那是个圈套。化妆成顾客的目击证人站在指定位置上，准备依照指示，证明该犯人其实拎的是滴答作响的炸弹。在幕后，木偶操纵者拉扯着绳子，无助的木偶准确地扑向他，第一出戏的大幕落下。被当场拘捕的被告发现，自己立即进入第二幕——审讯。
凭借紧急情况处理权，审讯在第二天一大早开始。之所以有一夜的暂缓时间，不是为了被告的利益，而是为了让鼓手们在空无人迹的市场上游行，颁布最新的官方举措——提高社会主义者的警惕性，揭露一切破坏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努力。
《流氓的归来》第二部分 佩日普拉瓦，1958年(3)
由法庭指定因而不愿挑战当局的律师咕哝着说出“仁慈”一词，提到被告清白的过去：他没有犯罪记录，他热爱社会主义道德、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司法原则。被告坚持亲自向法庭提出申辩。在得到允许后，他坚定但礼貌地否认有任何欺诈意图。可接下来——以被视为鹰钩鼻子的暴发户的厚颜无耻——他继续说，他被指控的行为，即没有当场支付两公斤肉钱，在他看来，并不构成欺诈，而且是太微不足道的侵害，连罚款都不应当。人民法庭一片哗然。坐在法官左侧的检察官带着显而易见的恼怒神情打断了不合时宜的罪犯。被告是在声称，延迟支付不构成起诉的理由吗？他是在声称，所欠的钱数只应判罚款吗？这是过时的小资产阶级的“合法欺骗”。在紧张的沉默中，法庭中的人听到，OCLMetalul的前任领导、OCLAlimentara的现任部门负责人被判入狱服刑五年。闹剧迅速收场，而被判有罪的那个人被押送至第三幕——赎罪。
密集呛人的灰尘弥漫在扩大了的舞台。背景是一个劳改营，它的入口处用闪亮的红色字母写着：佩日普拉瓦劳改营。穿着暗褐色囚服的模糊身影在四处移动。他们扛着锄头和铁锹，他们推着装满砂砾的手推车。在酷烈的太阳下，在咆哮的狂风中，五大三粗的卫兵用枪管捅着苦役们的脖子。不公正的感觉未必会使不公正变得较易忍受。向政府集中营输送人质的不仅是肉铺，其他所有的社会主义公共机构也会定期送上自己的贡品。对我父亲而言，关押在佩日普拉瓦不仅意味着禁闭和羞辱，而且也意味着生命的磨难。这位从会计师变为社会主义者再沦为阶下囚的人身上，没有也许可以帮他度过痛苦磨难的哲学家的超然态度或商人的实用主义。
我的父亲不是赫尔曼-卡夫卡，后者一直是世界的粗鲁的统治者，直到他的儿子弗朗兹弗朗兹-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现代派文学的先驱，代表作有《变形记》、《城堡》等。使之发生了动摇；他也不是那位伟大的魔术师和即兴诗人，也就是布鲁诺-舒尔茨布鲁诺-舒尔茨（BrunoSchultz，1892—1942），波兰小说家、画家。代表作有《鸟》、《蟑螂》、《父亲的最后一次逃走》等。的父亲，他又被称为造物主雅各布（JakubtheDemiurge）。我太了解他了。对于他而言，比体力劳动更艰辛的，比这次重逢的痛苦更严酷的，是他现在正在遭受的羞辱。他从未设法让自己从尊严的习俗中解放出来。尊严，他生活的指导法则，是他的第十一戒，在看他来，它巩固了其他十戒。他既不能忽视一次冒犯，也无法对它一笑了之。他终其一生树立起的诚实名声加强了他不可撼动的尊严感，这常常会激怒我，也常常会感动我。共产党政体经常上演对常备被告——反党分子，地主，银行家，拥护犹太复国主义者，破坏分子，牧师，将领，或被指控为美国特务的堕落的共产党员——的审讯表演。既没有那么出名，又不曾少受痛苦的是那些落入“灰色地带”的指控，它们在本质上显然与政治无关，可最后总是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政治烙印。这种恐怖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降临在无助的受害者头上。
《流氓的归来》第二部分 佩日普拉瓦，1958年(4)
尽管我父亲接受了红色党证，却完全没有政治热情。像他骄傲地将自己包括其中的所有“普通群众”一样，他不喜欢幕后操纵。他只是按照被常识和庄重所定义的毫无特性的传统生活方式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属于那些被编年史所忽略不计的天真无辜者的行列中人。这些是我在与那位佩日普拉瓦囚犯仅仅几分钟的吃力交谈之际掠过脑海的部分想法。我无法传达我的真实想法，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处于监视之下。我们真正感觉到的东西总是无法表达，就像以前我们关系中的许多时候一样。他是一个禁锢在自己的孤独中的人，他的主要挑衅方式是沉默和严守秘密。如果他能够表达自己的羞辱和轻蔑，那么他就有可能感到一些释然，但抱怨不是他的天性，它属于那对夫妇中的另外一人。他很少谈及痛苦和欢乐。不同于我母亲，他从来不提特兰尼斯特里亚，你很难让他说说他是如何被一个以前看似友善的军官用皮鞭搂头盖脸地抽打一顿的经历。他没有忘掉一个细节，可有一次，当我问及此事时，我立即就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追悔莫及。讲述那个羞辱的故事，几乎如同那次经历本身一样让他感到创痛和羞惭。
羞辱是种令人羞惭的事。我知道我本不应看到我现在看到的东西——憔悴的面容，颤抖的双手，囚服，狱帽。正如他从不谈及位于特兰尼斯特里亚的法西斯集中营一样，他也将永不谈起佩日普拉瓦的社会主义劳改营。至于我，我知道，在他去世之前，我绝不能描写这次会面。
彼时彼地，我应当告诉他：“一切都结束了。我们正在离开。你不久就会从这里出去。我们正在离开。”“离开，离开，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留下来。”阿里尔的呐喊曾不为人注意地在我外祖父的书店中响起过。在1947年的冬天，当我乘着雪橇穿越雪原时，我自己也发出过那种呼喊，也没有人听到我的声音。
我是在头天下午乘从布加勒斯特开来的火车抵达佩日普拉瓦这座位于巴拉干（Brgan）与多布罗迪亚（Dobroudja）之间的尘土地狱的。那是个灼热的春日，灰尘填满了我的鼻孔，落在我的手上、眼睛上、衣服上。在远处，我可以看到那忙碌的蚁丘，劳改营中的居民，如同穿着暗褐色制服的微型昆虫，正在远远地挖掘着。他们将砂砾装上手推车，捣碎，卸在堤防脚下，然后用木板条将其压实。全副武装的卫兵在木头搭的了望塔上俯瞰着他们。这绝对是一个社会主义风格的埃及法老式工程，用以灌溉酸性土壤，每块土地都分成小块，像古埃及时代那样，用最原始的方式进行开垦。在地平线之外，还有更多的苦役，他们站在齐腰深的肮脏的黑水中割芦苇，并将它们扎成捆。
我走下火车时，天已擦黑，我必须在夜幕降临之前到达附近的村庄，找个睡觉的地方。透过飞扬的尘土，我刚刚可以分辨出站在自家门廊上的村民们，他们十分漠然地看着聚集在街道上的一群陌生人。这些人像我一样是来探监的。这种自发的聚集似乎会定期发生，目的是为了交换信息和传言。我走近了一点，在保持了一小段距离的地方停住脚。我可以听到他们正在说什么，却又觉得无法介入其中。过了一会儿，一个穿着褴褛外套的女人走出人群，向我走来。我曾无意间向她发出过某种信号吗？这位满脸雀斑的年轻女子张口就问，我是从哪儿来的，我来看谁。明天她要去探访她的兄弟，她告诉我，他和对外贸易部的其他雇员一道，在一次有政治动机的审讯中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控有罪，裁决的集体性质使得个人上诉变得不可能。将她带到这个世界的边缘来的个人灾难似乎已将她可能拥有过的矜持击得粉碎。她简明扼要、快言快语地说着自己的故事，声音低沉，带有喉音。
我们离开那一小群人，顺着狭窄弯曲的乡村街道一路走下去。她有些神经质，证据是她一路上会不时地摇晃自己的大脑袋，或是拢拢肩头的外套，尽管天气很热。她整理自己的围巾时，我可以看到她凌乱的厚发，就像一个金属丝编就的王冠。她谈着她要去见的兄弟，以及家中的那个兄弟，还有她的母亲，她在听到判决之后中了风，现在几乎瘫痪。我又一次问她，她对劳改营了解多少。“邪恶！邪恶！”她重复道。我听说过位于皮特什蒂（Pite瘙 塂ti）的共产党监狱吗？她问。在那里，每个囚犯都被迫轮流折磨自己的狱友，被折磨者成了折磨者。我听说过斯大林式的工程，也就是多瑙河至黑海运河吗？在那里，那些囚犯——那些尚未被粗暴地杀害的人——成千上万地死去。佩日普拉瓦肯定是后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中最恶劣的一个，她继续告诉我，犯人的食物是喂猪的少量泔水，瞎眼的苦役们从早到晚地干着体力活，卫兵的咆哮声充斥在他们耳际，临时性的木板房污秽不堪，人满为患，每天都要挖掘有定额的土方——野蛮！那些不习惯体力劳动的人，或者那些不再年轻的人，往往当场倒毙在地。此外，从春季到秋季，还得与酷热搏斗，到了冬天，则要面对凛冽的寒风。
《流氓的归来》第二部分 佩日普拉瓦，1958年(5)
很显然，她需要发泄自己的情绪，可我不再听她说话，第二天早晨的会面抢占了我的脑海。现在他会是什么样子，那个此刻毫无疑问也在想着明天早上的团聚的人？我该对他说些什么？说他将熬过这场磨难，就像他熬过那么多其他磨难一样？他从特兰尼斯特里亚集中营幸存下来，也会从这一座中活下来。我应该对他说些什么——说这些是艰难岁月，说无辜的人正在被拖去接受荒谬可笑的间谍审讯，说他们在有关他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亲戚的粗暴审问中惨遭毒打？或者我该告诉他美国佬、拥护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或天主教徒的反共阴谋？这些白痴行为能够给他带来安慰吗？
我的同伴不再说话，也许是因为我长久的沉默。接着她告诉我，村民在出租过夜的房屋，我得一大早就起床，以便确保准时到达刑事犯们的居住地。随后她迅速走开了。我没有听进她对我所说的每件事。第二天去见我来探访的囚犯的念头盘据在我心头。时间开始在滴答声中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的思绪漫无边际地游走着。
第二天早晨，当我看到那张被艰辛劳作时的风沙摧残得皱巴巴的饱经风霜的面容时，我还是找不出话来表达我那无法言传的思绪。我能对他说什么呢，我如何才能克服总是在我们的交流间构成障碍的局促不安呢？我应该喊些希望的口号，说些在他那爬满虱子的囚服前面纯属嘲讽的常识性的陈词滥调吗？我摇了摇头，决心开口，让情感直接发话，可我的头脑还在不断重复着相同的老生常谈：“案子将会重新开庭，我马上就毕业了，你会走出这个鬼地方，我们将会离开，我们要离开，从这里出去，像我们所有亲戚那样，像我们的众多朋友那样。”但这些让人宽慰的话语不可能说出口。某种隐晦不明却强大有力的力量抑制着我。为什么？
几个月前，我也许会对他说：“我要把自己绑在你曾经绑我的桌子腿上。只有到了现在，我才明白了你当时认为我应该懂的道理：自由的代价和囚禁的代价。你一点也不知道我是如何颠倒这些术语的。”这些就是在我知道灾难即将降临在我们头上的数月之前掠过我脑际的想法。在空虚中，我曾想，我可以将我的囚禁定义为自由，想像自己是一种语言而非一个国度的居民。现在，我当然不可能用自己自私而天真的困扰去加重他的负担，我也找不到力量去用魔法召唤离开的前景。由于感到内疚，我无法向他许诺，即使是在眼下，与被称为特兰尼斯特里亚的过去和被称为佩日普拉瓦的现在决裂的关头。我始终一言不发，羞愧万分，不配获得奇迹，用自己那双还活着的眼睛去看他。
我俩都沉默下来，双眼低垂，在此之前我们有过一次短暂的交谈，交谈中，他不断问问题，就像一个试图为父母打气的孩子，我则用父母的口吻回答他，情绪混乱茫然，而父亲就像个影子似地坐在我对面，憔悴，苍白，卑微。他那双会计师的小手搁在桌上。他的手掌被铁锹把磨得伤痕累累，打满了水泡。我可以看到，他手背和手指上的金黄色汗毛中点缀着白色的汗毛。他的指甲一如既往地修剪过，可这次修得很不平整，谁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在没有剪刀的情况下。
卫兵大呵一声，父亲倏地离开座位，向突然间凭空生成的囚服行列中挤去。我最后瞥了他一眼，我的包裹挂在他的胳膊上，他与他的同志们一起迈着沉重的脚步离去，他们每人都拎着自己的包裹，因为害怕犯最微小的错误，一个个都完全变成了俯首贴耳的奴才。他们的恐惧，他们像机器人一样站入队列准备听从号令离开的迅速劲儿，将我再次见到他的希望击得粉碎。
然而，我真的再次见到了他。不同于其他那些如此众多的永不改正或推迟改正的可怕的社会主义的法律伪装，我父亲的较为不起眼的案子得以重新开庭，判决从原来的五年减为他已经在佩日普拉瓦劳改营度过的十个月。减刑而非撤销处罚使得社会主义国家能够遮掩其“司法错误”，避免向囚犯支付赔偿金，而囚犯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是国家财产。
《流氓的归来》第三部分 在路上(1)
1988年夏，在我抵达纽约的数月后，我意外地接到位于纽约州北部的巴特学院的院长利昂-波特斯坦的电话。他奉承了一番我用德文出版的一本书，然后问我是否有兴趣在学院任教。1989年春，我应邀访问巴特学院，终于与他见了面。他是个高个儿，举止优雅，打着蝴蝶领结，眼镜片很厚，身上有点炼金术士的气质。他还是位闻名遐迩的交响乐指挥。我原本以为会立即得到任职，却不曾想被引到一个面试小组面前。“民主。”院长解释道。
现在，时间已过去了八年多。我出了书，获了奖，成了巴特学院的在校作家及教授。甚至在祖国，我的地位也已发生了变化。我在《新共和》上发表的有关米尔恰-伊利阿德和铁卫军的文章使我成为公众的头号敌人，国际级。我于1997年春重返罗马尼亚，就如同是一次建筑桥梁的练习。
下午3：45，我来到汉莎航空公司的终点站肯尼迪机场，等待着利昂的到来。他要在布加勒斯特举办音乐会，我是他的陪同。这天是4月20日，星期日，碰巧是阿道尔夫-希特勒的生日。我们乘坐的是头等仓，这使我们可以在起飞前在候机室享用免费饮料。我们检查了日程表，我告诉利昂，布加勒斯特目前的当务之急是罗马尼亚加入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
“你也许会被要求在一档电视谈话节目中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对他说。
“我？我不是五角大楼或国务院的人。”
我解释说，在罗马尼亚，加入NATO不仅被看作一种国家荣誉，而且对国家的生存能力也至关重要。在我们离开前一周，我已像其他在美国的罗马尼亚人一样，收到了来自一个罗马尼亚总统班底寄来的大信封，里面包括了好几项督促大家为罗马尼亚加入NATO而立即行动的内容。“今天，不是明天，不是后天，写信给白宫。请将你的信件的复印件送至布加勒斯特的总统官邸，以便让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一份此类文件这样说。实际上，我已听说，罗马尼亚当局已制定了计划，准备编辑一份在这件事上履行了自己的爱国职责的罗裔美国人的名单——在布加勒斯特，这种名单可不是玩笑。
“这对我们有无好处？”利昂问。“你做我的陪同这一事实又当如何？或者说，我是你的陪同？”
《流氓的归来》第三部分 在路上(2)
事实上，NATO并非布加勒斯特惟一的热点话题。米哈伊-塞巴斯蒂安的《日记，1935—1944》刚刚出版，已成为争论焦点。利昂可能被要求做出评论，然后被断章取义。也许只要几句响当当的话就够了，就像在美国电视上那样：“罗马尼亚犹太裔作家，死于1945年。他的《日记》描述了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生活，是刚出版的维克多-克兰姆珀勒维克多-克兰姆珀勒（VictorKlemperer，1881—1960），德国作家，代表作为《我愿意作证》。的《我愿意作证》（IWillBearWitness）的罗马尼亚翻版，后者用翔实的材料描写了战时纳粹统治下的德累斯顿的一个犹太人的生活，反映了一些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对纳粹的同情及反犹太情绪。”克兰姆珀勒这个名字也许会激发利昂谈及另一个克兰姆珀勒的奇闻轶事及其美国职业，即音乐指挥家奥托（Otto），维克多的表亲。
我们终于上了路，将自己安置在舒适的座位中。空姐是个金发碧眼的美女，身材高挑纤细。我们了解到，她出生在新泽西，但她和家人已经返回德国居住。利昂再次对我说，除非我愿意一同前往，否则他绝不会接受罗马尼亚的邀请。他又一次对我说，我的重返罗马尼亚将使我与过去的生活最终脱离开来。我以前就听到过这些个说法，尽管我希望事实证明这可能是真的，但我宁愿不去想它，或者我们这一对儿象征着什么。
“你是什么意思？”利昂问。
“啊，典型的一对，花脸小丑奥古斯都和白小丑。”
利昂似乎对这个话题毫无兴趣。
“白小丑是老板，主人，权威，美国人，假如你愿意的话，还可以是，”我赶紧加了一句：“大学校长，指挥家。”
利昂微笑起来。
“花脸小丑奥古斯都是贱民，失败者，是那个为了取悦观众而总是被踢屁股的人。花脸小丑奥古斯都是个流亡者。”
“你是什么意思，踢屁股？你，一位令人尊敬的作家，一位住校作家，因多次获奖并拥有一个捐赠教席而享有盛誉的人？这位老板竟会踢可怜的艺术家的屁股？”
《流氓的归来》第三部分 在路上(3)
“哦，”我说：“我们是一对旅行者，正在前往东欧，前往花脸小丑奥古斯都旧时的出没地，他将给外国的艺术大师充当向导，以报答其友爱之情，美国人正是怀着这种友爱将他迎入了新世界的马戏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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