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清义士夏允彝书中说：“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边制寇，卒无实着。”
朝廷大臣矛盾激化，旷日持久的唇枪舌战，置国事于不顾，一些有识之士也感到国难当头，应当捐弃门户之见。
户科给事中熊汝霖曾上言：“臣观目前大势，无论恢复未能，即偏安尚未稳。孜孜讨究，止应有兵饷战守四字，今改为异同恩怨四字。”
徐谕德感愤时事，贻同事书曰：“今日贤邪之辨，不可不明，而异同之见，不可不化。以君民为心，则和一之至，不必合党同群，而自无不同。以职掌为务，则猷念各分，不必破党涣群，而自无不异。用人者执此为衡，其忠君爱民，精白乃心者为君子，否则小人；修职就业，竭节在公者为君子，否则小人。”
党争之祸延及到了永历年间，一直没有停止争吵不休。在弘光以前的东林、魏党之争表面上还以“君子”、“小人”为分野，到永历时期就完全变成了争夺朝廷权力的内部倾轧。
钱秉镫描述这段党争说道：“先是，朝士有东西之分，自东粤来者，以反正功气凌西人；而粤西随驾至者，亦矜其发未剃以嗤东人。而东、西又各自为镇。久之，遂分吴、楚两局。主持吴局者，阁臣朱天麟、吏部侍郎吴贞毓、给事张孝起、李用楫，外则制辅堵胤锡也；而江右之王化澄、万翱、雷德复，蜀中之程源、粤东之郭之奇实为之魁。主持楚局者，丁时魁、蒙正发、袁彭年，……陕西刘湘客、杭州金堡既与时魁等合，桂林留守瞿式耜亦每事关白，居然一体矣。”
“凡自湖南、广西随驾至，出于督师（何腾蛟）、留守（瞿式耜）门者，大半归楚。吴人谓楚东恃元胤、西恃留守；实则吴亦内倚吉翔、外倚邦傅，特其踪迹秘密，不似时魁等招摇人耳目耳。”
其他人则“浮沉吴、楚之间，或无所依附”。
所谓吴、楚党争，实际上是勋镇（带有地方割据色彩的军阀）之间的矛盾在朝廷上的反映。简单一点说，主要是广西军阀庆国公陈邦博同广东军阀李成栋、李元胤父子之间为争夺朝廷权力的斗争。
当时清兵大军压境，永历朝廷岌岌可危，朝不保夕，这群军阀死到临头，还不知道团结一心，共御强敌，反而内斗不休，一直到永历皇帝逃到缅甸被吴三桂绞死才告终。
党争之祸，在明朝末年屡禁不绝，为明朝灭亡立下了不朽功勋。
流民之弊
流民现象是明朝最突出的一个社会现象，甚至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流民其实说白了，就是大规模的失业群体，当然，在明朝时期，流民主要是因为天灾人祸而失去田地，又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没饭吃，没人管，只是想讨条活路的老百姓。
中国的老百姓相当的勤劳，忍耐力极强，而且胆小怕事，虽然不时会流露出自私和狡猾，但是他们畏惧政府、畏惧反抗、畏惧暴力。能够让他们拿起武器的，就只有死路的威胁。
明代的流民现象主要是因为明朝土地高度兼并和明朝所谓“户籍制度”造成的。
明朝初期实行“户贴制度”，以后改为“黄册制度”，把户口簿作为征派徭役和纳税的重要依据，明朝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专制统治，颁布了不准农民离乡的禁令，便于管理。在明朝初期，因为农民都可以依靠土地赖以生存，所以倒还安居乐业。
但是宪宗初年，出现了由宫中直接派遣宦官管理、收取租税的皇庄。
皇庄是由皇室直接管辖的田庄，是有历史传统的，西汉时候有“苑”，唐、五代时候有“宫庄”，宋代有“御庄”等等。
明代的第一个皇庄是在永乐初年，后来，仁宗时候有仁寿宫庄，以后又有清宁宫庄、未央宫庄，不过在当时还是王室拥有的少数宫庄。直到宪宗年间皇庄交到太监手上管理才变成了大规模的土地兼并。
明宪宗是著名的昏君，他在位期间，明朝皇室的费用急剧增加。比如皇室一年消耗的鸡、鹅、羊、猪，正统时候每年约三、四万两银子，到了宪宗时候就增加了四倍。宪宗还特别宠爱太监，宪宗朝的宦官数量达一万多人，皇室的挥霍浪费，穷奢极欲，造成了皇室的财政危机，宪宗将内库积累金子花完后，就开始打皇庄的主意。
宪宗一即位，就没收太监曹吉祥的土地，建立宫中庄田，曹吉祥的庄园原来不过一千多亩，到了嘉靖时候，这座庄田已经达七千五百亩。数十年间就增加了土地七倍多。
孝宗年间，皇庄四处，官田不到两千顷，后来渐渐发展到五处皇庄，占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到了武宗时候，皇庄增加到了三十六处，占地三万七千多顷，加上以前的几处庄田，一共占地五万三千多顷。
皇庄之危害，远不止侵占土地这么简单，各处皇庄设有太监管事，太监和地方恶霸流氓勾结，为祸一方。“凡民间撑驾舟车，牧放牛马，采捕鱼虾，靡不刮取”。
皇室开辟皇庄，其他王爷、宦官、文臣武将们纷纷效仿。《明会要》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田地总数是八百五十多万顷，到了弘治十五年，减至四百二十二万多顷，这减少的一半，就是被皇室豪门兼并了。
土地减少了一半，但是朝廷的赋税丝毫没有减少，《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共征夏税秋粮二千九百多万担，弘治十五年共征二千七百万担。
事实上，皇室豪门兼并的还大都是良田沃土，农民种的都不是什么好田地，“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而史书记载，明朝松江人民的实际负担“十倍于宋”，决非虚言。
正统之后，农民的赋税徭役越来越重，比如正统年间的“金花银”，宪宗年间的粮食折银，总之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农民仅正赋一项就增加了三倍，加上私赋还重于公赋。
皇庄的剥削和欺压，使广大的农民失去土地，大规模出外逃亡，明代何良俊曾分析过这一趋势。他说，正德以前，百姓十分之九“安于农亩’；过了四、五十年，因不堪日益繁重的田赋徭役，便纷纷弃农。“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
农民大量逃亡，加上不堪重负的工匠和士兵，明朝中期有的地区逃亡者超过了一半，甚至达到十分之九，这些被迫离乡的农民，扶老携幼，风餐露宿，许多人活活饿死，而明朝政府的态度是严格执行封禁政策，把农民的活路给堵死，这样就形成了明代屡禁不止的大规模流民造反现象。
流民造反起义爆发在湖广、河南、陕西、四川各省交界的勋阳地区，英宗年间，该地区流民达一百五十万，可是明朝政府采取的是驱逐出境的政策，对于不服从者进行屠杀，从而逼反流民。
在明朝后期，曾经采取过一些安抚养民的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明朝末年政府腐败无能，其时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处理不当，最终闹到无可收拾的地步。李自成揭竿而起，一呼百应，几经周折，终于打进了北京城，结束了明王朝的统治。
清兵入关后，免除了农民的额外赋税，并且推行生息养民的政策，国家出现了相对的繁荣和稳定，困扰明朝两百年的流民现象也就消失了。
张居正的改革
和同是改革家的王安石、商鞅相比，张居正已经算很幸运的了。虽然他死后有“鞭尸”之厄运，但是他的政策在他在世时候还是严格执行，成绩斐然，念着他好处的人还是不少。而商鞅改革秦政，却死于秦王车裂，王安石几起几落，壮志未酬，郁郁而终。
是不是中国的改革家都注定了身败名裂的命运呢？或许是中国守旧习俗使然吧。
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很多是被清朝继承下来了，也许张居正的改革只有在清朝能够得到最好的推行？
张居正绝对不是一个完人，为了推行他的改革政策，他对于自己的政敌严厉打击，不放过一个机会，更有诬陷迫害之事，然而这或许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素质——残忍，他如果落在下风，他的政敌也会同样对待他和他的支持者。
我无意于诅咒政治斗争的残酷，相反，我支持张居正改革的雷厉风行，道理很简单，张居正的政敌们从来就没有提出或进行过改善国家财政的措施，他们对于明朝的贡献在历史上没有一点痕迹，他们反对张居正的原因只是因为权力斗争，而张居正当权的十年，却始终在进行着使明朝经济好转的改革。
隆庆五年，全国年财政的总收入只有250万两，而支出达到400多万两，明朝的财政出现了严重的赤字。
政府收入每况愈下，而皇室的开支却有增无减。隆庆皇帝的宫廷耗费比国初增长数十倍，再加上官员的贪污、浪费以及耗资巨大的军费开销，明朝的经济已经面临崩溃的地步。
隆庆六年，改变明朝历史的变故发生了，这一年隆庆皇帝病故，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共同辅佐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即后来的神宗万历皇帝。张居正联合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挤走高拱，加上当年高仪的病逝，使得张居正升为首辅。
张居正是年幼万历皇帝的老师，又是唯一的顾命大臣，这样张居正就掌握了明帝国的大权，也为他的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张居正有句名言：“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 ”
这“刚过”两个字，正是张居正改革的真实写照，一方面张居正雷厉风行推行新政，另一方面，张居正也党同伐异，采取了高压政策对付自己的政敌。
张居正的改革主要体现在财政上的成绩。
明朝的赋税制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按人头派差役。随着土地的兼并，万历前夕法定的征粮地比明初已减少一半，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使得明朝政府的财政收入大为减少。
张居正的改革从万历五年开始，重新丈量全国田地，通过详审细核，三年时间里共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这部分土地都是属于皇亲国戚或者豪强地主的，通过对这部分土地的征税，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扭转了明朝政府的财政危机。
张居正继而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就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就这样减化了手续，提高了效率，还通过统一征收减少了贪污腐败。
张居正改革还涉及到了兴修水利，采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奔腾的河水，冲沙入海，自此多年没有大患。黄河两岸“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河上万艘捷于运输。”从而保障了生产，稳定了政府的财源。
张居正十年改革，收效甚大，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改革前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
《明通鉴》赞誉：“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
可是，在张居正死后，一切又发生了变化，反对派和守旧派，加上道德派联合在改革中受到打击的豪强，将这一切颠覆了过来，他们还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支持。
张居正可谓是身后一败涂地。他本人连同改革一起都被明朝政府抛弃，张居正满门查抄，凡张党者，一律削职。
虽然张居正改革以失败告终，但是他的改革延缓了明朝的衰亡，万历年间明朝政府打了好几场大战，如万历三大征，如萨尔浒战役，耗资巨大，但是因为张居正改革十年的积累，使得万历有亡国之祸，而无亡国之实。
不过数场大战也将张居正改革的积累下来的底子给消耗殆尽，张居正死后改革没有能继续进行下去，到万历末年，明朝的经济再次面临崩溃的危机，世间已无张居正后，明朝再也没有出现过真正的改革家，倒是大太监出了一个魏忠贤，明朝灭亡也已不可挽回之势迅速倾倒。
张居正改革失败，也是意料之中，明朝之毒癌本来就是深入骨髓，早已腐蚀肌体，纵是神仙也难挽救。加上张居正独断专行推行新政，犯了皇帝的大忌，也得罪了不少人，一旦病逝，墙倒众人推，乃有此劫，新政随风而去，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一场足以拯救明朝的改革就这样被明朝政府自己给断送，历史最终给予了张居正公正的评价，而明朝也以灭亡告终而结束了自己的愚昧和愚蠢，留给我们的，只是无尽的嗟叹。
袁崇焕的悲剧
袁崇焕初到辽东的时候，局面很艰巨，明朝在军事上已经是几番惨败，一代名将熊廷弼也被无端逮捕，士气低落。而朝廷中，皇帝是那位迷恋于木匠活的有名昏君、朝廷中是大权在握横行天下的阉党之首魏忠贤和他的党羽们，而袁崇焕的上司正是魏忠贤挤走孙承宗取而代之的心腹高第。
当时辽东明军不时发生士兵哗变和逃亡事件，士气低落，文人出身的袁崇焕初到辽东，想必热血澎湃的凌云壮志早已变得心灰意冷了吧，然而，这个袁蛮子并不是轻易就放弃努力的人。
当时明军一切守御设施，都集中在山海关。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关”，是防守京师的第一大要塞，然而它没有外围阵地，清兵若是来攻，立刻就能冲到关门之前。
袁崇焕经过仔细勘查，提出了将防线向北移的策略。他的提议上司既不支持，也没反对，朝廷中阉党东林党内斗得不亦乐乎，谁也没工夫插手这些事情，袁崇焕也就得以按自己的想法去办这件事情。
袁崇焕到达离山海关外二百余里宁远，当即筑城，在袁崇焕的亲自监督下，这座城“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四尺，……遂为关外重镇”。袁崇焕的这一招，一下子就把明军的防御战线拉长了二百余里，而这座城墙把清兵挡在山海关外达二十一年之久。
仿佛是为了造就袁崇焕，在宁远城筑好之后，努尔哈赤率领清军来袭，袁崇焕指挥明军一连打退了努尔哈赤的两次进攻，从来攻无不克的努尔哈赤首次尝到了败绩，不得不怀忿恨的撤离宁远。
努尔哈赤在这次交战中受伤，七个月后病死，后人多把此事和宁远的失败联系起来，虽然有些牵强，不过却不能忽视宁远战败对努尔哈赤的打击。
宁远大捷捷报传到京师，满朝震动，欣喜欲狂。兵部尚书王永光说：“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
天启皇帝朱由校也说：“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
袁崇焕一战成名，从此晋身中国名将之列，在这段时期内，他甚至得到了魏忠贤的支持。
吴三桂的投诚
吴三桂的投诚改变了历史，然而这位改变历史的人物思考和举动都是下意识做出来的吧，如果他能够预知未来，了解到历史对他的评价，他还会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呢？
吴三桂驻守山海关的时候，局面之艰难、承受的压力只有比袁崇焕更大。
女真征服了蒙古和朝鲜，已经没有后患和牵制，并且可以不经山海关进攻北京城。洪承畴的失败投降，松山、锦州的占领，清军战略位置极佳，实力更是空前强大，甚至他们都有了火炮等装备。
山海关这儿，袁崇焕被杀的影响深远，辽东明军军心早已涣散，士兵逃亡哗变，由于明朝政府财政的恶化，军饷问题达到历史最严重的地步。
此刻山海关已经没有了防御缓冲地带，整个的战略防守形态根本就不具备，只是依靠山海关勉强支撑。而明朝局势已糜烂不可收拾，李自成大军更是直逼北京城。
崇祯皇帝几经考虑，终于下命令，要吴三桂放弃山海关，全力救北京城。
此时，大明朝已经处于崩溃边缘，李自成的军队连战连捷，士气正旺。吴三桂的五万关宁铁骑能挡得住李自成的百万大顺军吗？吴三桂应该与大明朝共存亡，并且就算是送死，也该兴冲冲地赶着去吗？
在吴三桂奔向北京城的途中，李自成出乎意料地快速攻下了北京城，崇祯自杀，国都易主。
这个时候，吴三桂必须做一个决定。当时他可以有三个选择。
一、忠于明朝，领兵杀回北京，夺回明朝皇帝后裔，退回山海关，依险而守，等待援兵。然而关键是：吴三桂的军力太少，根本打不过李自成。清兵在关外虎视眈眈，吴三桂腹背受敌，补给不足，援兵遥遥无期，这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想法。要想活下来，必须连大顺抗清，或连清抗大顺。
二、投降大清。马上开关，与清兵合力攻打李自成，然而吴三桂背不起这个汉奸之名，明朝溃烂，吴三桂早已心知肚明，改朝换代也是可以理解的，李自成既然有招降之意，那么也没有必要效忠死敌。
三、投降李自成。说实话，要作到这点也不容易。吴三桂是大明提督，而且大明刚刚灭亡，不思报国犹自可，马上投奔“反贼”，只怕招人非议。
可是从战略眼光看，不可能选择两面作战的愚蠢做法，也不可能面对这么大的变故不做反应，既然排除了投降大清的选择，自然要倒向李自成。毕竟大家都是汉人，这样能够保证国家不受到外敌的入侵，对自己和士兵的北京家属问题也是一个交待。
吴三桂一代名将，他看到这样的局势下，投诚李自成是最好的选择。于是吴三桂把山海关交给了大顺军，带领部队到北京来见李自成。
然而李自成却令吴三桂失望了。
在回京路上，吴三桂得到李自成手下冲进他的私宅、查封他的家产、抓走他的家人、甚至于抢走他的爱妾陈园园的消息。就这个消息看，吴三桂可以理解为李自成对他的示好置若罔闻，这种不友好的态度令吴三桂无法信任李自成。
试想自己身为边防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后面的统治者却玩花样，抢走财产、打击家人、甚至把老婆也夺去，这简直就是吴三桂及其辽东军队的奇耻大辱，连吴三桂都保不住自己的家人，那些边防士兵的家属更不必说。
吴三桂当即退回山海关，并且开始联络大清多尔衮，意图借兵复国。
不久，李自成大军进攻山海关，清兵奇袭李自成，并且击溃了李自成，清兵顺理成章的进驻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
这段历史，人们对于吴三桂能够起的的历史作用显然是过分夸大了，因为后人总是倾向于汉奸亡国而不论其他，然而清兵能够进入北京城无需通过山海关，袁崇焕死前那一战清兵就是绕过了山海关攻击北京城。
事实上，吴三桂的投诚是在李自成占领北京城之后，当时国都已落他人之手，崇祯皇帝上吊自杀，明朝已经灭亡，吴三桂只能在大顺和大清之间做一个选择，以他关、辽两镇兵力合计不过五万，山海关一隅之地又难以筹措粮饷，“维时内无军需，外无援旅，人心汹汹，不保朝夕”。这点兵力和财力，不要说同时对付清军和大顺军，就算是想夹缝中求生存也不能，在这个关键时候，吴三桂还是先选择了李自成。李自成的失误令得心存疑惑的吴三桂失望了，一下子国仇家恨集于一身。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想法并不新奇，后来的南明君臣都认同这样的做法，并且大为赞颂。
或许有人以为吴三桂是因为引清兵入关才获得高官厚禄的，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南明四镇和左良玉的部队大都未接一战就投降大清，他们的兵力都是吴三桂的数倍。而吴三桂开关的时候，因为身受夹击，又没有后援，山海关作为国防战略第一要地的地位已经失去，此举为无可奈何不得已之策，后来吴三桂之所以被奉为平西王，那是他在大清统一战争中的功勋。
在投降清方后许多明将降而复反，他们这么做也不是因为受到民族大义感召，而是清朝政府没有在官爵和金钱上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伙家伙再次混进南明，也全然没有忠心爱国的念头，一味的争权夺利，把持朝政，相互陷害。要说无耻，这般人比吴三桂更有资格。
明亡于大顺，而清实则是取大顺而代之，吴三桂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无关紧要，如果吴三桂当时还能有第二个选择，想必他一定能够看到，然而，当时还有第二个选择吗？以明朝之人才济济，尚且一误再误，无论名臣、名将，都不能力挽狂澜，不是被自己的主君或者敌人杀死，就是要背上汉奸之名，默默无闻者只能听天由命，这样的局面究竟是谁造成的呢？谁更应该为明朝的灭亡负主要责任呢？
李自成的速胜
在李自成是“贼”这一点的认识上，无论是明朝政府还是以后的南明，或是清朝政府都不约而同的保持了一致。
所以关于李自成的资料，是不能够依靠《明史》的，清朝的编撰者把李自成视为“贼”，既然立场不同，自然就会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同样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因为清朝的统治者和明末的遗臣对于李自成的起义都抱有成见，这就导致了在明末清初那段历史时期，无论朝野的记载都有诬蔑和造谣之嫌。
我于李自成的判断来源《南明史》，当然，对于顾城的某些观点我持保留态度，但以为一些《南明史》直接引用的原始资料不妨摘录一二。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李自成的误解有二，大都是对李自成的偏见，其一是认为李自成的义军没有得到地主乡绅的支持，其二是认定李自成进京的迅速腐败招致了其灭亡，这两点对于认识明亡于大顺，以及判断李自成兵败有很大关系，不可不提。
1643年，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部主力被大顺军歼灭以后，明朝官绅眼见大势已去，政治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明朝之腐败无能，明朝之无药可救，明朝之必亡，在当时已经成了所有人的共识。那个时候，明朝官绅显然不可能选择尚在山海关外的大清，他们从来都是蔑视女真族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明亡顺兴完全可以理解成为历史上常见的改朝换代，既然明朝之颓废无可挽回，那么为了自身利益也好，顺其大流也好，投靠大顺政权，所以认同大顺政权无疑是唯一的选择。
大顺军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就占领了包括京师在内的整个黄河流域，除了在宁武和保定两地稍遇抵抗以外，到处是一派望风归附的景象。甚至在保定城里“代帝亲征”的大学士李建泰也主张投降。
在大顺军占领北京时，明朝廷在京的两三千名官员自尽的只有二十人，其他“衣冠介胄，叛降如云”。这其中不乏以道德自居的东林党人。
国子监生陈方策塘报中说：“我之文武诸僚及士庶人，恬于降附者，谓贼为王者之师，且旦晚一统也。”史可法也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说：“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
对于新生的大顺政权，不仅是官绅向往，连老百姓都热烈欢迎。
史料有载。
“晋民倡乱者皆传贼不杀不淫，所过不征税，于是引领西望”；京师百姓“幸灾乐祸，俱言李公子至贫人给银五两，往往如望岁焉”。
明朝最后的忠臣，崇祯末年曾在朝廷任职的熊开元，真实地记载了当时的景象，“癸未（1643）、甲申（1644）间，臣待罪圜扉，闻都人望贼如望岁，不啻三百矛刺心而血欲洒而无从也”。
李自成进京后，北京的明朝官员争先恐后地前往大顺政权吏政府报名请求录用。
如少詹事项煜“大言于众曰：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给事中时敏声称：“天下将一统矣！”他赶往报名时吏政府大门已关闭，一时情急，敲门大呼：“吾兵科时敏也！”才得以放入。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时，丞相牛金星说：“公老矣，须白了。”刘连忙分辩道：“太师用我则须自然变黑，某未老也。”勉强被录用。首席大学士魏藻德被关押在一间小房里，还从窗户中对人说：“如愿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
崇祯尸骨未寒，当年以爱国之名慷慨激昂于朝廷的群臣们居然马上卖身投靠，恬不知耻的争相讨好大顺政府，试图博一官职，在李自成被大清击溃，女真人入主北京时，这伙人又一窝蜂的转向了大清政府，可见明朝吏治之坏，为官者早已麻木不仁，不知爱国为何物了。
其他方面，明朝辽东军队和官员曾奉命撤入关内勤王，由平西伯吴三桂带领于三月十三日全部进关，驻扎于昌黎、滦州、乐亭、开平一带。当得知大顺军已经占领北京，明朝廷覆亡时，就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道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归附大顺政权。辽东巡抚黎玉田被委任为大顺政权四川节度使，奉李自成之命与明朝投降总兵马科领军西行收取四川。
至此，秦岭、淮河以北的明朝军队已全部收编，地方除辽东外均为大顺政权接管。
这便是大顺政权最辉煌的时刻，明朝之灭亡实在是其势，然也。
李自成的速败
在事实上，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军纪是相当的严明。此结论来自于《南明史》。
大顺军在北京一共经历了四十二天。大顺政权当时占领的范围，包括了整个西北、华北、山东、河南两省、湖北、江苏的部分地区。
大顺政权的主要政策包括：一、接管政权，稳定人心。二、向南方地区派兵占据要地、委派地方官稳定地方。三、调军南下，准备南征南明朝廷。四、准备即位有关事宜。五、清点府库，没收皇宫、宗室、勋戚、太监的财产，打击官僚。
就这些政策来看，李自成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也不存在急剧腐化，政策并没有任何错误。经历山海关兵败后才出现军纪问题，但总的来说，李自成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腐化问题。
那么李自成失败在哪儿呢？
一、人才录用失误。
李自成文官除牛金星、顾君恩外，其他多是明朝降官。大顺政权后期缺少的是了解情况、统筹全局、能够制定战略方针的人才。投降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员中，并不缺少有才能的人，其中有的后来被清廷选拔为六部首脑甚至大学士。可是大顺政权规定的是文官受武将节制制度，要求的是起义将领居于支配地位，对降官不能重用，这就是战略上的最大错误。
李自成过于迷信军事上的胜利，在政治上没有作为。这与他缺乏政治上的远见和不能够重视政治治理人才有关。他的军饷主要来自追赃助饷，这样能够做到不扰民而补给充足，但是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军队庞大需要大笔的开销，树敌多，没有开展农业生产，缺乏合适的政策在占领地上实行。
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看上去占领大片领土，其实并没有良好的治理，而这些政治上的政策不是武将能够了解的。一旦兵败，马上就不可收拾，号称百万大军的大顺军之所以到后期毫无抵抗力，一败涂地，也就是这个原因。
大清在入关以前就网罗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在决定战略方针时能够征求他们的意见；入关以后，对明、顺两个政权的官员一概收揽，还多次命令已经投降的汉族官员推荐人才，动员他们写信招降。对曾经对仗的敌人也以前所未有的器量容纳。
可见人才只有在能够重用他们的君王手下才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和作用。
二、军事战略失误。
李自成在西安决策大举东征，打算攻占北京，推翻明朝政府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下一步将迎战清军的问题，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然而事实却完全相反，李自成在进北京城之前好像从来就没想到过要和清军交手，更没有意识到女真将是同自己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
因为思虑不周，李自成就犯了战略性的错误，比如他在北京地区集结的军队根本就不足以抵御清军大规模的进犯。
而此刻，李自成将大批主力部队分布在西北、湖广襄阳等四府、河南等地；进占山西、畿辅、山东以后，兵力进一步分散。这种部署对于稳定大顺政权统治区的局势是有利的，但是分兵驻防的结果势必造成在京师地区缺乏足够的兵力。
李自成曾在湖广荆襄地区部署了以大将白旺为首的七万兵马，当他的大军向北京推进时，明军左良玉部乘机进攻湖广承天、德安。这时候，白旺上书请援，李自成当即决定派绵侯袁宗第带领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由陕西奔赴湖广。直到大顺军山海关战败，袁宗第和白旺的军队仍滞留于河南与湖广。
袁宗第所统右营为大顺军攻城野战的五大主力之一，如果能够配合李自成进京的主力部队，完全有可能做到攻占山海关，甚至拦截清军，从而进一步稳定辽东局势，稳定首都的局势。
至于左良玉的袭击，以白旺七万人马防守绰绰有余，就算让左良玉取得局部胜利，只要李自成主力还在，在北京坐稳了江山，回军击溃左良玉军简直易如反掌。
李自成进京，本来是不论局部，直捣黄龙，攻敌之要害，断敌之根本的上策，可是因为估计不足，忽略了女真的威胁，为了局部的利益放弃整体的利益，自己反而分散兵力战败，被女真点中死穴，从此一溃千里，毫无翻身的机会。
三、追赃助饷失误。
大顺政权坚持“三年免征”赋税政策，通过没收明内帑、宗室、勋戚、太监的家产和对明朝官员实行追赃助饷的办法，来解决财政问题。攻克北京后，缴获属于皇帝的私财（即内帑）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数量相当庞大。
就战略而言，大顺军在进入北京以后，大规模地实行追赃助饷是不合时宜的。当时仅没收的明廷内帑，就足够大顺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支出，不存在财政上的紧迫性。并且，李自成没有考虑到进入北京后客观形势的变化，政策上没有作出相应调整。
追赃助饷从根本上就不是解决国家财政的办法，只有轻徭薄赋、整顿吏治才是正确国策，可是李自成在大顺政权统治地区地区内普遍地推行追赃助饷，使各地官绅人人自危，造成树敌过多的局面。
比如济南府“有户政府从事张琚者，谓之催饷司，拷掠宦家子，俾助饷。其被掠者以万历来科目为断，计三十余家。刑具夹桚外，有铁梨花、吕公绦、红绣鞋之名”。
以至于官绅地主不胜愤慨，认为“岂是兴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贼而已矣。”
当然，其间最大的失误就是造成了吴三桂的倒戈。
之前李自成让吴三桂之父安抚吴三桂，并且顺利交接了山海关。但是在京城里，没收吴三桂的大笔财产、将吴三桂的家人下狱、甚至刘宗敏抢走吴三桂的爱妾陈园园，使得本来对李自成心存疑虑的吴三桂失去了对李自成的信心。这也就直接导致了吴三桂的夺回山海关、交好大清，以国破家亡的哀兵抗击大顺军。
李自成进攻山海关失败，在于低估了吴三桂的实力和当前的形势。
吴三桂的辽东兵力其时只有五万，却是整个明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与清兵的生死搏斗中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据关而守，有火炮相助，再加上清兵十万铁骑的出其不意。
李自成的大顺军实力也是相当的强，兵力上更是数倍于敌人，山海关险要，可此时此刻不比吴三桂有整个大明作为后援的抗击大清，要说吴三桂是负隅顽抗也不为过。
李自成首先将山海关团团围住，还意图劝降，这样就延误了战机。攻打山海关的时候，大顺军面对的是明军中的最强悍的部队，抵抗之强是李自成绝没有见过的。
然而即使是这样，如果没有清兵出现，山海关还是可以攻下来的。
可是多尔衮抓住了这稍纵即逝的战机，在吴三桂兵力接近崩溃的时候冲了出来。突然出现这个效果是吴三桂和多尔衮刻意隐瞒造成。
李自成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看到突然出现的庞大数目辫子军，知道此战必败无疑，所以选择了主动离开战场，不久他杀害吴三桂的全家泄愤，并且最终放弃北京城。
在军事指挥上，李自成的能力极高，并不存在大的失误，只是政治上的失误导致了李自成的失败。
之后李自成经不起屡战屡败的打击，又渐渐刚愎自用，重用牛金星，杀害大将李岩，自溃长城。尽管手上有几十万的军力，但是在天才将领吴三桂及其辽东精兵、多尔衮的大清铁骑，还有南明的部队合力攻击下，迅速的兵败了。
洪承畴的忠诚
洪承畴这一生争议颇多，他身为明朝忠臣，不论是打击李自成还是抗击清兵，都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干，在投降大清后，他又回过头来对付明军，一样是屡建奇功。
不可否认洪承畴是治国之良臣，也是用兵的高手，其能力远远超过明朝末年的那些人物，如史可法之辈。如果崇祯年间能够依靠洪承畴统筹大局，而不是调他南征北战，还在松锦战役中派太监监军，干涉他的行动，不断的要求他出兵决战，最终战败而降，明朝之灭亡很有可能会推迟数十年。
洪承畴的才能不为崇祯所用，难道他就应该自杀殉国吗？
其实在明末的大臣中，最后并没有效忠崇祯的实在太多，他们投诚李自成，李自成失败后又投向大清的怀抱，一样志满得意，并没有丝毫耻辱感，这些人平日高谈阔论，却于明朝没有一丝一毫建设之功，然而历史对他们并无指责，反而把矛头指向了曾经为明朝努力过的洪承畴。
洪承畴的降清在于可能因为他的畏死，可是这不足已被指责，每个人都有权利保全自己的性命，事实上，为了腐朽的明朝而牺牲，我并不以为有什么值得颂扬的地方。
洪承畴才能出众，也就注定了他不甘寂寞，他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明朝政府不能够提供给他施展才能的机会，反而处处约束，洪承畴为明朝已经尽了最后的努力，他的失败并非是他的决策过错，而清朝政府能够提供机会，让他领导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方面改革，这种诱惑力是具有治国才干的人无法抗拒的。
明朝忠臣的产生，正于黄宗羲所说，他们的最大冲动产生于东林党运动的道德和精神英雄主义。同时东林党运动也引发激烈的党争，党争在南明统治时期并没有停止，反而导致了福王的南京朝廷和桂王的追随者的分裂，党争对于明朝的危害是持续性的，他们的忠诚并没有对明朝政府产生过建设性的作用。
这些明朝忠臣强烈反对入清朝为官，他们蔑视“汉奸”，鄙夷这样的叛国行为，但是他们惊讶的发现，那些通过与清朝政府合作的叛臣正在进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法律改革，并且逐渐取得了成就，国家得到了发展，老百姓得到了安定，大清的政权越来越稳固，而这些改革，在明朝根本就无法进行。
明末的思想家迷茫于这种现象，在反省明亡的同时，也做出了思考，比如顾炎武就努力想将个人为王朝效力和为保存文明所区别开来。
在《日知录》“论正始风俗”中，顾炎武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认为，如果清朝政府能够延续中国的文明，比如儒学，比如礼仪，那么就应该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为了腐败无能的明朝政府尽忠的事情应该只是“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从另一方面看，为了不“亡天下”，明朝的忠臣甚至应该和清朝政府合作。
对明朝忠臣，尤其是有才干的明朝忠臣来说，他们或许因为对明朝的感情而不愿接受清朝的官职，但他们又困惑于以天下事为己任的理想。
如果放弃任官，这些忠臣所坚持的最终的善是什么呢？为了一个不可能挽回的明朝而放弃自己的理想，最终无所事事渡过一生吗？与他们相反，洪承畴这些人正在积极建设着这个国家，历经战乱痛苦不堪的中国在慢慢恢复元气，正急需大量的人才来完成重建帝国的任务，而明朝最后的忠臣们拒绝参与这一切，不是逃避自己的责任吗？
可是历史将会怎样看待降清的汉官呢？是予以根本的否定，还是会对他们做出公正的评价呢？
关于道德的思考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过。
是加入清朝政府以实现他们的抱负，进行在明朝不可能实现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使中国重新回到在明朝已经偏离的正轨上来，还是扼守道德，放弃读书人的责任和理想作明朝最后的忠臣？是像史可法那样用自己和全城人的性命来殉葬明朝，还是举城投降换取老百姓的活路？这样的考虑实在太多，也太艰难了。
洪承畴显然是忠于他的理想，他一定是经过漫长的思考才作出这样的决定，他肯定也意识到了后人，甚至是当世之人对他的指责，然而他无法放弃自己的责任投入到大清的统一战争和大清的建设之中，不管怎么说，如果明朝政府能提供同样的机会，他一定会更加乐意来完成这一切的。可是命运却捉弄了他，让他来做明朝的掘墓人，洪承畴要像史可法那样选择死其实很简单，可是活下来更不容易。
陈园园和明亡
一个女人左右了明朝这样庞大帝国的命运，因为此事直到今天还引起人们的讨论，可见美女的魅力的没法挡啊。
记起曾经一次讨论，大意是说女人的贞节是能够用价值来衡量的，一百万不能，一千万总可以，一千万不能，一个亿总可以，一个亿不能，拿你全家人的性命总可以，实在不行，就拿全国人的生命来威胁你。
用一己之贞节换取全国人的生存，这种条件谁能够拒绝呢？所以说贞节并非无价，只不过是普通人买不起单而已。
吴三桂，却是能够买得起单的人。
然而讨论这种问题是可耻的，南唐的花蕊夫人诗曰：“四十万军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正是命中了要害，如果说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连皇帝、大臣、将军们都不能控制，最后厚颜无耻强调是红颜祸水亡国殃民，那实在是自私的推卸责任。
皇帝自称是天之子，上承天命，口含宪法，至尊无上，而朝廷大臣们高高在上，接受供养，平日作威作福，一个个以国之栋梁自居，如今搞得一塌糊涂，丧权辱国，弄到要灭亡的地步，这个时候埋怨说是因为一个女人的原因，那可真够不知羞耻的。如果这个国家的老百姓都弱智如斯，以为这就是事实，那么这个国家灭亡也就可以理解了。
历史上无数的证据表明，中华民族固然是一个勤劳、勇敢、善良、聪明的民族，但是于反省自身一点上做得不够，反而更多的是推卸责任，不愿意承认犯下的错误。
法国雅克?勒高夫说过，“拒不思考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是不幸的，同历史遗亡症引起的伤害相比，往昔的创伤微不足道。”
是啊，历史遗忘症使得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的跌倒在同样的地方，这样的悲剧和中华民族曾经遭遇过的那么多不幸相比，过去那些悲惨和牺牲显得毫无意义，我们自豪的宣称有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但是对于中华文明留给我们那些最宝贵的财富——失败的经验教训，却一点儿也没有继承。
举个例子来说，明代朱元璋对国家制度上的弊端相当了解，在宦官之害和土地兼并造成社会问题上，他都做出过明确的规定。
土地问题上，朱元璋曾经诏令，“耕者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并且限令公侯大官“其山场水陆田地，亦照原拨赐例为主，不许过分占为己业”。
朱元璋还曾作铁榜九条申诫公侯，严禁功臣和公侯之家倚势强占官民田产。
宦官问题上，《明史?职官志》提到，洪武十七年铸铁牌。文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宫门中。又敕诸司，毋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
可是有什么用呢？朱元璋在世的时候这些制度执行还不错，到了朱元璋的后代，制度就慢慢发生改变，最后明朝演变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太监帝国”，也因为土地兼并使得明朝成为最大的“流民帝国”。宦官和流民，绝对是明朝灭亡最主要的两个原因。
而我们今天印象最深刻的，也是“冲冠一怒为红颜”，明朝灭亡就这样变成了一场闹剧，失败者“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中华文明之衰落，根本在于人民放弃自己的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本来国家之振兴富强是每个国民的事情，可是我们宁愿盲从那些离开他们地球就不转的领袖，宁愿服从不合理的制度并且相信这样做是为我们的长远利益着想，然而在遭遇到亡国之祸的时候，我们又将责任推诿给别人，比如红颜祸水，比如汉奸卖国，比如敌人狡诈恶毒，总之是推卸当权者的责任，进而推卸国民的责任。
其实反省历史，绝非是要谁承当责任，而是希望能够从其中汲取教训，从根本上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而不是将责任推诿给任何一人了之。
敌人是阴险无耻也好，是懦弱无能也好，还是积极进取也好，都不是我们能左右，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一个根基深厚的国家，绝不可能为任何人所卖，如果说某一个人就有能力出卖国家，那么一定是这个国家的制度出了问题，才有可能为之所趁，其错根源还是在国家本身。只有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才可能一击则溃，才有可能一卖即成。不去探求根本，反而津津乐道于莫衷一是的表象与谣言，缺乏必要的反省，就不用奢谈什么自警自省，这正是下一次亡国之祸根。
陈圆圆和明亡本无关系，然而却又关系密切，我谈陈圆圆与明亡，却又不是谈陈圆圆与明亡。一个将明亡归咎于陈圆圆的民族，是必将犯同样错误的民族，这点我以为毋庸置疑。
史可法的殉国
史可法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军事家。
政治上，史可法的“复多尔衮书”提到。
“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卷上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火召）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
他原来是打算用“同仇之谊”来感动大清，幻想连同清兵一起消灭李自成而已。贯彻南明那一套划江而治的政策。
军事上，他督师江北近一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清军主力南下，他节制的将领绝大多数倒戈投降。就算是他本人闻名天下的扬州战役，其实也没有组织过任何有效的抵抗。
在左良玉部东下、清军南侵的紧急情况下，史可法惊惶失措，应廷吉记载，当时一部分南明军队驻于高邮，史可法一天之内三次发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应廷吉“督一应军器钱粮至浦口会剿”左良玉部叛军；中午令“诸军不必赴泗，速回扬州听调”；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诸军至天长接应”。应廷吉对诸将说：“阁部方寸乱矣，岂有千里之程，如许之饷，而一日三调者乎！
在镇守扬州的时候，多铎下令攻城之前，史可法即已“自觉愦愦”，把军务交幕僚处理，根本没有亲自主持抵抗，扬州“城坚濠广，四野曼延，正利步骑”，可是二十四日清军开始攻城，不到一天即告失守。
这就是史可法的真相。
许多历史英雄人物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单纯，如果南明的重臣名将们真有如传说般的才能与坚贞，那么南明就根本不会灭亡。
如果我们有意识的摒弃自己的偏见或者成见来审视历史，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历史上并不存在十全十美的人物，同样，也不存在大奸大恶的人物，但是历史看上去总是那么扑朔迷离，因为后人的需要，任意的篡改和虚构，将历史变得面目全非。
对于史可法的评价使我面临困惑，一方面，史可法勤奋好学，性格坚毅，居官廉洁勤慎，在最后关头宁死不屈；另一方面，他又的确缺乏政治以及军事上的才能，他或许有些文过饰非，但不可否认他是按照自己确信的道德标准来行事。
如果说明朝末年的史可法和扬州是悲剧，我宁愿把这理解成明朝专制制度造成的悲剧，既然史可法身在其位，就只能勉为其难，他缺乏力挽狂澜的能力，可是现在的他没有退路，他只能够尽力而为，虽然事情并非尽力就能办好。
史可法在南明前期的苟安并不令人惊讶，南明政府本来就是不思进取，史可法作为明朝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兵部尚书，有所例外倒还不可理解了。
史可法表面上是重兵在握，其实当时的现状是军阀割据，史可法并没有实权，也根本无法调动这些军队。如果说把这一切的错误归咎于史可法，我以为过苛了，至少在南明朝廷，比他更应该受到指责的人还有很多。
关于史可法，后世一直存在两种评价，一种是不顾史实的进行过分渲染，极尽能事给予赞颂，另一种显然是针对赞扬评价而发，对史可法的无能进行批评和阐述，从而否认史可法。
然而无能并不是过错，不能因为能力问题而涉及到个人道德或者历史结论。按照批评者的说法，史可法应该主动退位让贤才可称得上正确，可是在当时绝不可能的。
或许史可法知道自己在政治、军事才能上的缺乏，就算他主动退出，当时谁又能够取而代之呢？当时的南明政府中像史可法一样忠臣不屈的人根本就没有几个，史可法能够信赖谁呢？他迫不得已而担当重任，绝非为了权势或者利益，我们又何必还苛求他是政治家兼军事家呢？
在明朝，只有八股文专家才能够达到他那样的地位，真正的军事家能够这么博学多才吗？
可是明朝运气真的很好，明末抗清三个名将，熊廷弼是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孙承宗是万历三十二年的榜眼，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然而那又怎么样？明朝皇帝罢斥了其中一个，杀死了另外两个。
史可法就算是天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能够会有好下场呢？
史可法的尴尬其实和吴三桂、和洪承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怎样做都是错，那个悲剧的时代根本就没有正确给他们选择。
史可法选择了殉国，吴三桂选择了降而复反，洪承畴选择了投降并且参与建设大清帝国，明末思想家们选择了不合作，究竟谁的选择能够称得上正确呢？
或许，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会沦落到这种个人怎么选择都是错误的地步呢？
南明之腐败
有些无法将南明弘光朝廷和反清联系起来，如果反清事业尚可称正义，而南明政府却很难作为正义事业的领袖，但是“反清”口号后面若不加上“复明”这两个字，又似乎不能够叫做高举义旗、一呼百应。可是如果反清就是为了复明，而且还是复南明小朝廷那样子的政府，想必很多人也不会满意吧。
难道只能在清朝政府和南明弘光朝廷之间作一个选择吗？一定要非此即彼吗？
我知道两者都不代表正义，而正义——这个第三者，始终没有过发言权。我以为与其在南明政府和清朝政府，或者是明朝政府中挑选一个作为正义来表达我们的义愤，不如多考虑一下怎样才能避免这些一丘之貉轮番上台，演出一幕又一幕暴政取代暴政的闹剧。
甲申年（1644年）四月，李自成率军攻克北京，崇祯吊死煤山，南京明朝大臣们面临解决王朝继统问题，崇祯的三个儿子都没有逃出北京，只有从藩王中挑选，而当时藩王中尚存的神宗直系子孙，有福王、惠王、瑞王、桂王四人，后面三者分别在广西、四川，地处僻远，离南京近的只有从河南逃来的福王朱由崧和旁系的侄儿路王朱常芳。
宦官阮大铖与凤阳总督马士英密谋此事，阮大铖建议立福王朱由崧。其时福王有昏庸之名，但是阮大铖、马士英认为这样的皇帝容易控制，于是就联络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等实力派，宣布拥立福王。
兵部尚书史可法认为立福王有“七不可”，即贪、淫、酗酒、不孝、虞下、不读书、干预有司，这种五毒俱全的人作了皇帝定会误国误民。
然而，福王朱由崧被马士英等人早早迎入南京，史可法与高弘图无奈，也只得加入了奉迎的行列。
朱由崧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生活上荒淫透顶，政事全委托给马士英处理。
我们来看看这位荒淫皇帝的作为。
朱由崧刚刚登上皇帝的宝座就以“大婚”为名派出内官在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挑选“淑女”。
“都城内凡有女之家，不问年纪若何，竟封其门，受金然后释放，又顾别室。邻里哭号，唯利是图”。
八月，兵科给事中陈子龙上疏说：“昨忽闻有收选宫人之举，中使四出，搜门索苍，凡有女之家不问愿否，黄纸帖额即舁之而去，以致闾井骚然，人情惶骇，甚非细故也。……今未见明旨，未经有司，而中使私自搜采，不论名家下户，有夫无夫，界以微价，挟持登舆，宜小民之汹汹也。”
弘光帝在南京遍索不能如意，又派出内监前往苏州、浙江等地选拔。
祁彪佳日记中载，1645年二月十二日，“因奉旨选婚，越中嫁娶如狂，昼夜不绝”。这时距离弘光朝廷的覆亡还不到三个月。
朱由崧派内官捕捉蟾蜍，配制春药；内官们公然打着“奉旨捕蟾”的旗号督促百姓捕捉，被民间称之为“虾蟆天子”。
甲申除夕，朱由崧突然闷闷不乐，传各位大臣进见，这些大臣还以为朱由崧良心发现，担心起国家大事来，一个个都磕头请罪，可是过了很久，这位皇帝才说：“打仗的事情，我还没工夫考虑，我现在担心的就是梨园子弟没有优秀的人才，打算广泛选拔，希望各位爱卿早点帮我去办。”真是麻木不仁到了极点。
皇帝如此，朝廷大臣们也不甘示弱。
掌握朝廷实权的马士英、阮大铖等人醉生梦死，利用手中的权力鬻官肥家。当时民间流传民谣，“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顾诚的《南明史》中提到，甲申九月二十八日，余煌在一封信里不胜愤慨地描述了江南官绅的昏淫：“尤可异者，国难初闻，宴衎不彻；哭临未毕，声伎杂陈。而俨然乡衮与愚顽同其欢谑，略无改容。近且架凌云之台，演彻夜之剧，怪诞淫亵，错出争奇，妇女若狂，通都填咽。而一二领袖之家，皆巨室也，争夺梨园，彼此相斗，家僮至于破额，长吏为之解纷。如此景象，岂复成世界乎？君亲荼毒，宗社邱墟，宫阙惨于离黍，山陵同于藁葬，此乾坤何等时也，而般乐怠敖，倍于承平。夫独非臣子乎？夫何至于此极也！弟与忧者，不在奴，不在贼，不在兵饷；窃以为神州陆沉，必自此病狂丧心始。披发野祭，百年为戒，此辛有所见而深悲也。”
弘光朝廷不仅不以国事为重，反而想方设法粉饰太平，可谓苟且偷安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
天令其亡，先令其狂，南明正是如此。
南明之军政
当时南明弘光朝廷控制的区域，东自黄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长江以南，其物力、财力、人力也比清廷所控制地区雄厚，对清方、大顺政权占有非常明显的优势。淮河以南是当时中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方，而且受战乱破坏最小。
南明弘光朝廷设江北四镇，共拥兵三十万。武昌的宁甫侯左良玉，拥兵二十万。
而正当大顺军西撤、清军在畿辅地区休整之时，山东、河南两省的官绅、土贼处于群龙无首，徘徊观望之际，非但弘光朝廷毫无进取之意，就连史可法史督师也一样在军事上毫无作为。
史可法曾奏称：“近阅诸臣条奏，但知催兵，不为计饷，天下宁有不食之兵、不饲之马，可以进取者？目前但有饷银可应，臣即躬率槖鞬，为诸镇前驱。”
史可法言之凿凿，然而当时史可法和他的部将是不是真缺饷呢？
甲申五月建立江北四镇的时候，规定每镇额兵三万，每年供应米二十万石、银四十万两，由于当时一石米约值银一两，所以有的史籍径直写作一镇岁饷六十万，四镇合计每年二百四十万。
然而这年九月十二日“东平伯刘泽清、总督田仰奏请乞饷。上谕：东南饷额不满五百万，江北已给三百六十万，岂能以有限之财供无已之求？”
也就是说，至少在南明初期，江北四镇的军饷早已给足一年半之需，所谓缺饷云云，只是史可法不思进取的借口而已。
南明政府拥有淮河以南辽阔的地盘，在明朝崇祯灭亡之前，明朝政府每年从江南各地搜括大量财物，弥补宫廷和边关耗资，基本上是以江南的财力供养北方的开销。如今北方各地相继沦陷，分别归属大顺和大清，南明政府在财政收入上绝对是绰绰有余，可是南明政府的财政还是入不敷出。
在福王朱由崧出任监国的时候，有人主张依照旧例列入减免赋税的条款，以争取民心。但史可法却拒绝采纳，他说：“天下半坏，岁赋不过四百五十余万，将来军饷繁费，则练饷、剿饷等项未可除也。”
明朝灭亡就是因为崇祯的横征暴敛，可是南明政府乃至史可法犹自不误，照征不误，甚至变本加厉，南明和大顺政权的“三年免征”以及清朝多尔衮进入北京后立即宣布废除三饷，赋税按万历年间的册子征收相比，实在差得太远了。
可笑的是，在已经失陷于大顺和大清的地方，南明政府就很慷慨的免除赋税，福王登极诏书中大方的宣布：“自弘光元年始，山东钱粮全免三年，北直钱粮全免五年。”。真是自欺欺人。
南明政府在军事上毫无作为，军费开支却极度膨胀，左良玉和四镇将领在大清和大顺相持不下，两虎相争从中取利大好时机，不但无所作为，丝毫不见用兵，反而只求苟安，还为非作歹，给地方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更是威逼南明政府索要军饷，消耗国力，以至于南明政府财政入不敷出。
李清《南渡录》卷三记，甲申九月“时正项所入止六百二十万，养军所出至七百五十余万，通计每年正项缺一百五十万”。
工部与户部上言：“今天下兵马钱粮通盘打算，缺额至二百二十五万有奇，户部见存库银止一千有零耳。”
因为南明财政收支不抵，户部就变相加征。
甲申十二月决定“凡民间田土，熟田每亩二分，熟地每亩五分，山塘每亩一厘，给予弘光元年契尾一纸”，合计江南一年另“加折色银五十万六千四百五十余两，道路哗然”。
在弘光立国的一年时间里，搜刮百姓财物无孔不入，所得金钱却几乎从来没有用于救济灾民、兴修水利等实政。除了豢养军队以外，财政收入的另一部分耗费于皇帝、宫廷和官僚，供他们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朱由崧即位于南京，马上“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大工繁费，宴赏皆不以节，国用匮乏”。
南明政府如此大肆搜括民脂民膏，地方军队更是形如强盗，南明之民心从此就已消失殆尽。
讽刺的是，南明弘光朝廷依赖笼络藩镇而立，又以藩镇叛降而亡，他那倾尽国力，耗资巨大所豢养的军队，在清军南侵的时候，一战未接，大部分都投降。
多铎初下江南的时候，投降的南明士兵就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名。仅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员数目就超过了清兵南侵多铎、阿济格两路兵力的总和。以后陆续有左良玉之子左梦庚，黄得功部将田雄、马得功，又是几十万的军力，这些汉将为大清击溃南明政府、统一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南明重用这样一些无耻将领，想不灭亡也难了。
南明之灭亡
南明小朝廷的无能腐败可谓中国历史之最。
南明政府最大的失误在于弘光朝廷的基本国策——“借虏平寇”。实行的是和大清共同讨贼，图谋划江而治的天真战略。
南明政府之所以会犯下这种战略性的重大错误，原因是因为自身的腐败无能、不思进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党派林立，为争权夺利纷争不休。
弘光朝廷建立的时候，正值吴三桂降清，联兵击败大顺军，占领北京之际。弘光君臣看到吴三桂借清兵击败了“闯贼”，收复神京，一个个兴高采烈，称之为“功在社稷”的“义举”。
五月二十七日，大学士马士英疏“陈恢复大计”说：“吴三桂宜速行接济，在海有粟可挽，有金声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虏。原任知县马绍愉、陈新甲曾使款奴。昔下策，今上策也。当咨送督辅以备驱使。”
次日，弘光朝廷即决定“封关门总兵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给诰券、禄米，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差官赍送”。
当政的文武大臣，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以起义农民为敌，而对多次犯中原，这时已经“攘取畿辅等地”的清方则一味退让，在“借虏平寇”的如意算盘下，围绕“定策”、“逆案”、“顺案”争权夺利。
而军事方面，南明最为倚重的江北四镇中，二刘之兵皆“虚夸不中用”，惟高杰兵战斗力强。高杰凶悍桀骜，却毅然拒绝清肃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疏请以己重兵驻归德，冒大雪，沿黄河筑墙，专力防御清兵，并联络河南睢州总兵许定国“以奠中原”，不料许定国暗通清兵，设计于酒后谋害了高杰，渡河降清，并引清兵至仪封。
就在清兵迅速南下，形势危急之际，拥有数十万重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发兵南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却公然提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
史可法以南明国防大臣的身份督师一年多，却没有任何成果，既没练兵，也没防御，更没有趁大清和大顺交战之际收复失地，一味苟安，最后清军南下，一败再败，退守扬州，以身殉国。
不多久，南明弘光政权灭亡。
因为清朝的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犯下了严重错误，南明后期得以顺势团结了几十万大顺军、张献忠的归降部队，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共同对付清兵，曾经辉煌一时。但是各个将领依旧各自为政，南明的几个大将，孙可望后期的飞扬跋扈，最终导致众叛亲离，卖身投靠；郑成功虽然有大志、有军事才能，却私心自用，断送华南抗清大业。之后退守台湾，一心守护自己郑家的地盘；李定国也是悲剧，出滇抗清前期遭孙可望妒恨，无法在两湖、江西战场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于郑成功连兵粤、闽，会师北上，得到的却是郑成功的虚应，结果导致丧师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最后只好死而后已。
南明之灭亡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昏庸的皇帝，肆虐的奸臣，跋扈的将领，无能的督师，明朝的遗毒如党争、苛政、文人领兵都被完好无损继承下来，甚至还有所发扬光大，那么延续着明朝的灭亡之路走向覆灭也就顺理成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