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的真相
林洛先生的这篇文章从各个角度详细分析了明朝灭亡、清朝建立的原因，很值得一读。
萨尔浒大战
明朝与女真（满族前身）的第一次大战就是萨尔浒大战。
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下双方的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看双方的兵力。女真方面，八旗兵约六万人，当时女真全部人丁不过数十万。明朝方面，辽东经略杨镐率明军十八万，叶赫（女真族的一支部落，努尔哈赤的世仇）兵二万，朝鲜（中国的属国）兵二万。总兵力达二十万左右，号称四十七万。并且明军还有火器钢炮，军火锐利得多。从这些数据来看，明军是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不过，兵力、武器和战斗力未必是成正比的。
这里对明军的兵力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明军总兵力仅为九万。二十万和九万，差距可不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数字偏差呢？这可能和明朝军事制度有些关系。
明朝的军人主要来源于“垛集军”。“垛集军”就是把大批人民划为军籍，世世代代做炮灰。明朝号称军队可以自给自足，实行的就是三国时期的军屯那套，士兵们战斗时候打战，和平时候种田，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不花国家的钱。但是到了明朝后期，军屯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主要表现为军丁、屯地、屯粮严重失额。明朝政府不得不改变策略，承认屯田民地化，扩大募兵制，向农民加增粮饷。可是明朝政府一向都很穷，又不习惯增加大笔的军费开销，加上后期几个皇帝如万历、崇祯都要搜集财物的癖好，总是想方设法克扣或者拖延军饷，导致明朝后期军饷问题尤为严重。在明朝后期，朝廷被迫采用募兵制为主的征兵方式，可是普遍的结果却是民众一拥而上，将军饷一抢而空，然后四处逃命。
明朝后期，明军的战斗力也很成问题。
倭寇横行时期，曾经柴家鹿一战，倭寇仅以四十二人就杀退明军官兵千余人，杀死明军六十余人；浙江兵备副使刘熹曾率兵五千攻击倭寇据点，倭寇以二百余人迎战，就击溃明朝军队，明军士兵未发一弓一箭便望风而逃。到了这种地步，谁也没想过能打胜战。军官们为了行贿长官，或者是乘机捞一笔自己享用，虚报兵数从中牟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并且愈到明朝后期就愈严重。到底手下有多少士兵，恐怕军官们自己也不太清楚了。
所以萨尔浒战役明军投入的总兵力究竟是多少，当时的将军们心里也没数，可能是一笔糊涂账。当然，不管怎么统计，相对于女真，明军还是占有兵力和兵器的优势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战斗的地点——萨尔浒。
“萨尔浒”是满语，汉语翻译过来叫做“木橱”，也就是树木茂密意思，位置在今天的抚顺市，历史上的萨尔浒一带是北方古老女真族（即满族前身）繁衍、生息和清王朝龙兴之地。这场战役，是属于明军的一场主动挑起的入侵战，在别人的领土上作战，明军没有地理优势。
那么，挑起战斗的原因是什么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还得从头说起。
满族的前身是女真族。女真族在明初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后又按地域分为建州、长白、东海、扈伦四大部分。努尔哈赤是属于建州女真那部分。
《后金实录》所记之女真三大系统，即：“后金国”就是建州女真，“呼伦国”是海西女真，“东海”是“野人女真”的一支，另一支为黑龙江女真。各系统又分为若干部，各部人丁多少不一，地域广宽不等，这大大小小的百个部落城寨的女真，人丁总共约有六至八万。
《后金实录》提到：
时各地之国为乱。后金国之苏克护河部、浑河部、完颜部、栋鄂部、哲陈部、长白山纳殷部、鸭绿江部、东海窝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呼伦国之乌拉部、哈达部、叶赫部、辉发部，各地盗贼蜂起，各自僭称汗、贝勒、大人，每村每寨为主，各族为长，互相征伐，兄弟相杀，族众力强之人，欺凌、抢掠懦弱者，甚乱。
女真族各族蜂起，各自称王争长，互相残杀。在这种混战的局面下，女真族人感到痛苦不堪，这时候迫切的需要有人来统一女真族，努尔哈赤就应运而生了。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努尔哈赤统一了整个女真部落，后来努尔哈赤即汗位于赫图阿拉，定国号为后金。努尔哈赤称汗之后，发布“七大恨”告天征明。
七大恨，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一六一八年（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四月十三日，后金汗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其文曰：“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明虽起衅，我尚欲修好，设碑勒誓：‘凡满、汉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故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窬疆场，肆其攘村，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挟取十人，杀之边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刈获，遣兵驱逐，恨五也。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诟詈，肆行陵侮，恨六也。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党之，挟我以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这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初扈伦诸国，合兵侵我，故天厌扈伦启衅，惟我是眷。今明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恨七也。欺陵实甚，情所难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
“七大恨”集中反映了女真十分痛恨的两大问题，一是明朝政府欺凌女真；二是明朝政府反对女真各部的统一，要维持女真“各自雄长，不相归一”的分裂局面。
那么，努尔哈赤所提出的“七大恨”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出于政治目的编造呢。我们先来看“明朝政府欺凌女真”一事。
明朝政府自认为是天朝大国，看不起女真族，那是很正常的。就算是到了明朝快灭亡的时候，也都没有把满族人放在眼里，这一点有些像清朝后期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时候还要说“恩赐”一样。欺凌少数民族的事情，也算是中国汉人正统的老传统了，早在五胡乱华时期，汉人对少数民族的残暴统治和奴役就导致了疯狂的报复。各民族平等的意识那是直到近代中国才具有，在这之前各个民族多是相互看不顺眼，势力大的一族，自然就欺辱弱小的一族。女真自元以降，三百多年里，由于涣散分裂，先后隶于元、明君主之下，受尽了压迫剥削。明朝皇帝以及手下的文武官将，贱视女真，称其为“东夷”，任意欺凌，百般盘剥。史载明臣“藐视女真诸大臣欺凌侮辱，用拳殴打，不许站在门口”，“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利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对女真）苦害欺凌，千态莫状”。明朝政府在经济上实行封锁禁运，停止朝贡互市，严重地阻碍了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军事上经常派兵深入女真境内，大肆烧杀掠夺，无所不为，因此不断激起女真人民起来反抗，却遭到残酷的镇压。反对女真各部的统一，那是明朝政府的战略。明朝政府因顾忌女真“兵满万人，则不可改”，而对其实行“以夷制夷”、“犬牙相制”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在女真各部之间制造矛盾，进行离间分裂活动，致使女真社会动乱不安，其目的就是千方百计阻碍女真各部的统一，诛戮欲国统一之领袖。统一女真部落带来的军力强盛对明朝政府的确是一个威胁，才能出众的努尔哈赤，更是受到明朝政府的猜忌，所以明朝政府支持与努尔哈赤为敌的女真叶赫部落。干涉和阻挠女真统一的事情，明朝政府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而做出来的。不过这样一来，明朝政府和努尔哈赤政权的关系就越闹越僵。
基本上“七大恨”所提出的事情属实，这里就不一一详细说明了。因为从根本上女真的统一和明朝政府的利益是矛盾的，所以双方通过决战来解决纷争在所难免。站在双方各自不同的利益考虑，很难说是谁对谁错，各人都有各人的立场。
明朝政府为了自身的安全，对少数民族挑拨离间，采取压迫的手段，并不光彩，但是出发点还情有可原。而女真族希望结束自身战乱纷争，反抗压迫和欺凌，那也是正义的行为。
话又说回来，明朝政府非但对女真是压迫，对自己的子民一样也是剥削和残酷统治，逼反李自成、张献忠，逼反百万流民，逼反这些有口饭吃就会老老实实种地的农民。明朝政府不是靠开明、积极的政策来使国家强大，反而对内镇压异己、实行特务统治，对外则强势凌人，将安全建立在少数民族的痛苦之上，最后结下不可解的仇怨。待到国内火山的爆发，无可避免的就是政权的总崩溃。事实上，明朝政府也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应对乏策而瓦解的。
在努尔哈赤宣布了“七大恨”之后，女真步骑二万进攻抚顺，明朝游击李永芳出降，于是捣毁抚顺城，掳掠人畜三十万而归。两月后，又攻下抚安、鸦鹘关、清河等城，使“全辽震动”，北京“举朝震骇”，就连三十多年不理朝政的明神宗也十分焦急起来。辽东乃是京师左臂，如有一失，就要威胁到明朝首府的安危。虽然“辽事议者，以必剿为主”，但是“而今九边空虚，亦惟辽左最甚”，此时“辽东战士不满八千，而建州控弦之骑三万”，兵力对比十分悬殊。明在辽东的驻军，正如山海关主事邹之易所说：“今之将领，平日不习战，大都以退缩为得计。……累年以来，不修兵具，朽戟钝戈，援急不足为用，金鼓几于绝响，偶令之截杀，股栗腕战，面孔殊无生色”；许多士兵“不能开弓，或开弓而不及十步”。因此，明朝政府只好从全国调兵遣将，赴辽对后金作战。值得注意的是，明朝政府调往辽东的基本上是南方的士兵，比如四川等地，这些士兵不熟悉当地的地形，也不适应严寒的气候，甚至不熟悉他们的统帅。
万历四十六年，即1618年，明朝政府任命所谓“熟谙辽事”的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杨镐经略辽东，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到了万历四十七年，援辽的各路明军先后到达。这时，明朝政府担心师老财匮，欲其速战，不断发红旗催战，于是杨镐依据明军兵多将广的优势，制定了声东击西，分兵合击的战略。明朝政府认为“数路齐捣，旬日毕事耳”。这也就是萨尔浒战役的发生原因。
当时的明朝政府的“擒奴赏格”中说。“凡能擒斩奴儿哈赤者，赏银一万两，升都指挥使世袭。擒斩奴酋八大总管者，赏银二千两，升指挥使世袭。擒斩奴酋十二亲属伯叔弟任者，赏银一千两，升指挥同知世袭。擒斩奴酋中军、前锋暨领兵大头目者，赏银七百两，升指挥金事世袭”。“北关金、白两首擒斩奴酋，即给与建州敕书，以龙虎将军封殖其地”。
其中“八大总管”及“十二亲属伯叔弟侄”，是指努尔哈赤的子孙，即代善、阿敏等贝勒，中军、前锋、领兵大头目，是指额亦都、阿敦等八旗高级官将。“北关金、白两首”，是指叶赫国主金台石、布扬古贝勒。
从这个“擒奴赏格”可以看出，明朝政府的目的是希望将努尔哈赤家族斩尽杀绝，并且鼓励其世仇叶赫立功，还许诺将建州赐予叶赫。明朝政府就是想消灭整个建州，也就是消灭女真族，这场战争，或许明朝政府没什么正义可言吧。
对于女真来说，萨尔浒战役是他们生死存亡的决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失败就是被消灭。命运就是这么惨酷，女真必须要面对强大的明帝国。
明朝国力强大，手工业和农业十分发达，是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国家，当时明朝统计人口数量有六千万，那时候是按人口缴税政策，民间隐瞒了大量的人口，专家一般认为当时明朝人口大约在一亿左右，还有学者认为人口在1.5亿左右，相对女真而言，可算有近乎无限的恢复补给能力。明朝的常备军维持在120万以上，还有配备有火炮、火枪等先进武器。而女真仍属于奴隶制，生产力低下，其时人口不过数十万，士兵为最多六万左右，一经战败，就无力回天。他们手中的筹码少得可怜，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努尔哈赤的军事才能，以及他们的运气，或者，还有对手的愚蠢。那时候的女真族上下都充满了绝望的悲壮吧。
萨尔浒战役发生在了1619年，即万历四十七年。这场战役被后人评定为影响中国的一百次战争之一，其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如果女真不幸战败，世界上就不会有统一而强大的女真族，那么中国以后几百年的历史就会完全改变。我们今天根本就不会注意到中国还有一个满族，中国的命运也会显得扑朔迷离，李自成能不能取明帝国而代之，中国近代能不能逃过那段最屈辱的历史，都令人悠然神往。只是，历史没有假设。
明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等共同商定方略：以后金都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为目标，分进合击，4路会攻。具体部署为：
总兵杜松率兵担任主攻，由沈阳（今属辽宁）出抚顺关（今辽宁抚顺东）入苏子河谷，由西面进攻，是为西路军。这一路是属于明军进攻的主力，兵力最盛。总兵马林率所部及叶赫兵出开原（今属辽宁）经三岔儿堡（今辽宁抚顺市北），入浑河上游地区，从北面进攻，是为北路军。总兵刘綖率兵会合朝鲜军队经宽甸（今属辽宁）沿董家江（今吉林浑江）北上，由东南面进攻，称东路军。在杨镐的布置中，刘綖这路军是属于诱敌部队，据说是杨镐和刘綖不合，故意陷害。
总兵李如柏率兵经清河堡（今辽宁本溪县北清河城）、鸦鹘关（今辽宁新宾西南三道关），由西南面进攻，是为南路军。
另外，明军还有一支机动部队保障后方交通。总将杨镐坐镇沈阳指挥。
杨镐命令明军4路兵马会攻赫图阿拉。当时明军原拟二十一日出兵，但是十六日天降大雪，又改成了二十五日。也不知道杨镐吃错了什么药，可能自以为大军会攻，胜利在握，在出师前的二十四日，竟派人向努尔哈赤下战书，无异于将进军日期告诉了敌人。努尔哈赤得到明军分路来攻的消息之后，准确的判断出杜松的西路军是主力，采取了“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集中兵力、逐路击破的作战方针。据此，努尔哈赤将兵力集结于赫图阿拉附近，准备迎战。
西路军于二月二十九日，出抚顺关急进，三月初一抵达萨尔浒。杜松将自己的部队一分为二，以主力驻扎萨尔浒山，自率万人渡河进攻吉林崖。杜松没有等到友军的到来，鲁莽冒进的举动遭致了后人的批评，认为他的冲动直接导致了明军的总溃败。杜松是明朝的一员猛将，人称“杜疯子”，属于打起战来不要命的那种，当然，也是属于不用脑子的那种。当时吉林崖虽然只有数百名女真兵防守，不过因为吉林崖地势险峻，设施坚固，杜松率队数攻不下。此刻，努尔哈赤调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等率二旗兵增援吉林崖；自己亲率六旗兵进攻萨尔浒一带杜松军主力。
三月二日，两军在萨尔浒交战。决战的时候正是午时，但却天色阴晦、咫尺难辨。明军以火把照明，希望通过火炮给后金造成大规模的杀伤，但是因为气候寒冷，天色昏暗，再上后金的骑兵移动速度极快，而明军的火炮笨重，结果火炮攻击收效甚微。而女真兵正好利用明军的火把，由暗击明，集矢而射，多数命中。奇袭得手，努尔哈赤趁机以优势兵力发动强攻，在大雾掩护下，越过堑壕，拔掉栅栏，攻入明军营垒。杜松军主力死伤甚众，无力反击，四散溃败，萨尔浒大营瓦解。正在吉林崖作战的明军，听到大营已失的消息，军心动摇。杜松虽然奋不顾身，督队力战，但是大势已去，他本人被后金兵团团围困，最后中矢落马而死，其部将王宣、赵梦麟等相继阵亡，士卒死亡万余人。努尔哈赤歼灭西路军，转兵北上，集中力量对付北路军。
北路马林军于三月二日夜，抵达尚间崖（今辽宁抚顺县哈达附近）一带，得知杜松败亡的消息，不敢前进。马林将部队分驻三处：一部西向进驻斡珲鄂谟（今辽宁抚顺大伙房水库）；一部趋东南，扎营斐芬山；自率主力驻尚间崖，命军环营挖掘三层壕沟，置火器于壕外，以骑兵继后，作就地防御。三日晨，努尔哈赤集合兵力直向尚间崖逼来。努尔哈赤分兵两路：一由四贝勒皇太极率领，直冲斡珲鄂谟；一由自己亲率主力，由大贝勒代善为先锋直逼尚间崖。当天双方接战。后金先在尚间崖击败以逸待劳的马林北路军，继而在斐芬山全歼该地明军。至此，北路军全军覆没。而马林仅以身免，逃回开原，叶赫兵见势，不战自退。
马林的消极防御无法抵挡住努尔哈赤的重点进攻，这是显而易见的。不管怎么样，抛弃了士兵独自逃走将军率领的部队总是士气低落的，北路军之败不能不说没有这个原因吧。击败杜松、马林兵后，努尔哈赤立即统帅八旗返回赫图阿拉。
刘綖所率领的东路军，于二月二十五日，由宽甸出发。由于沿途山路崎岖，加上努尔哈赤在沿途设置三道路障，分兵阻险，进军十分艰难，所以直到三月初四日，才进至富察（今辽宁宽甸东北）一带。因为不知道西路、北路失利，刘綖还是按原定计划行进。
努尔哈赤击败北路马林军以后，立即移兵南下。一面令主力在阿布达里冈（赫图阿拉南）设伏以待；一面诈称杜松军已逼近赫图阿拉，要刘綖速进，以诱其入伏。刘綖不明虚实，当即下令轻装急进，于三月五日到达阿布达里冈，后金伏兵突然而起，刘綖中箭身亡，部队大部被歼。东路军残部撤至富察，又遭到努尔哈赤挥兵扑灭。朝鲜兵见到刘綖的死亡大惊失色，不战而降。此刻，东路军彻底失败。讽刺的是，本来作为明军诱敌的刘綖部最晚到达了战场，并且对于己方主力被击溃一事茫然无知，最后居然还中了女真的诱敌之计。据说杨镐当时向刘綎发出了撤退的命令，可是明军低下的通讯效率使得刘綎无法及时收到命令。当女真的袭击到来时，刘綎正的纵队还处于行军队形。
刘綎是明末名将，他有个绰号叫“刘大刀”，一口百二十斤的镔铁大刀，可于马上轮转如飞。他曾经远征缅甸、朝鲜，战功卓著，威名远镇海内。据说刘綎不光个人作战勇猛，而且还治军极严，他的部队“行则成阵，止则成营”，并且炮车火器齐备，装备精良，是明军中少有的善战之师。不过朝鲜方面的资料称，女真来袭的时候，刘綎的士兵们正在村庄中抢劫。而南路军，从三月一日出鸦鹘关，迟迟不进，逗留观望。南路李如柏和女真建州有着很深的交情，在明军兵败后，李如柏选择了自杀谢罪，大概也是无法交待自己在萨尔浒一役中的消极表现吧。
杨镐坐镇沈阳，掌握着一支机动部队，对三路明军未作任何策应。等到杜松、马林两路战败，他才慌忙调南路军的李如柏回师。李如柏的南路军回撤，据说途中自相践踏，死伤千人。
此役，双方作战五日，女真大获全胜。这战真是令人扼腕叹息，明军以兵力和火器的绝对优势，加上事先通盘考虑的战略部署，竟然毫无反抗之力，就这样子速败了。
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明军的失误之处。
将帅方面，杨镐文人出身，缺乏战争经验，没有能力统筹全局，加上私心自用，故意陷害刘綎，而西路军杜松的轻举妄动，贪功冒进，南路军李如柏处境尴尬，用兵迟疑，都是直接导致明军兵败的原因。杨镐这个人还算是懂一点军事的，曾经夜袭蒙古军，也曾开荒种田立过功，后来远赴朝鲜与日本人作战，大败，不过朝中有人，保住了自己的位置。萨尔浒大败之后，有御史弹劾杨镐，可是明神宗置之不理。没多久，开原、铁岭又相继失守。这时候言官再次弹劾杨镐，杨镐这才被逮捕下狱，于崇祯二年被杀。
战略方面，明军采用的是分进合击，四路会攻的战略，当然，这样的部署本身不足已成为致命要害，但是必须认识到，要分进合击，就必须对四路军马进行全面地把握，要求主帅能够及时了解战况，要求各部队能够相互支援，要求各部队之间保持信息的畅通，而这几点，明军都没有做到。在明军主力西路军受到围歼时，杨镐远在沈阳，一无所知。没有对努尔哈赤的奇袭做出任何反应，也没有调度部队进行增援，更没有修改自己的分进合击计划。就这样任其各个击破。三月三日，明军的西路、北路已经溃败，而东路军在三月四日竟然还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仍然按照原定计划行事，最后中伏惨败。杨镐手中握有一支实力不弱的机动部队，并且还有一支实力完好无损的南路军，在整个战役中居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甚至连掩护兄弟部队败退都没有做到。杨镐身在后方对战况茫然无知，而前线又没有人统一指挥和协调，以至先机尽失。文人领兵，多是如此，纸上谈兵，纵横无敌，实际操作起来却应对乏策。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女真的努尔哈赤雄才大略，用兵如神。努尔哈赤对敌情了若指掌，并且针对明军的情况作了及时而有效的调整，尤其是两日之内连破明军主力西路和北路大军，其战斗力之强、调度之机动灵活，令人叹服。
《银河英雄传说》里，一代军事天才莱茵哈特初出茅庐的“亚斯蒂星域会战”中，正是利用敌人分兵突进的时间差，短时间内己方可以形成兵力的局部优势，采取集中兵力突破性攻击战术，达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取得了胜利，其实也就是努尔哈赤的战术。
不过，努尔哈赤面对的情况还要复杂得多，他要仔细了解敌情，并且准确判断敌人的主力所在，还要利用敌人的每一个失误，用间谍诱使东路军中伏，随时提防南路军和杨镐的增援部队，更要在五天之内转战各地，和三支不弱于自己实力的部队交战并且击溃敌人，看上去很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是，努尔哈赤做到了这些，取得了胜利，也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的奇迹。
此役，明军惨败，“覆军杀将，千古无此败衄”。消息传到开原、铁岭，“人逃之尽矣”。随之沈阳、辽阳也风声鹤唳，“民逃军逃，将哭道哭，大小将吏，无不私蓄马匹为逃走计者”。与此同时，京师上下惊恐万状，“人心恇怯，谈虎生变”。“大小臣工，无不骇愕，……官吏、士民以及商贾向寓京师者，卒多携家避难而去”，甚至感到“国家之计岌岌乎殆哉”，“其间惶惶之状，不能以旦夕待”。
萨尔浒之战的结果，使得辽东局势起了根本变化，从此明朝在军事上失去主动进攻的力量，被迫处于防守地位，而，女真则由防御转入进攻。萨尔浒战后不久，女真又连下开原、铁岭，并且灭掉叶赫，兵锋直指辽沈。
中国的历史，又翻过了一页——
明代兵制的变迁
明朝建立的是一种全新的军事制度——卫所制。
根据这种卫所制，在中央设前、后、中、左、右五军都督府，作为全国最高军事机构。
五军都督府统辖若干都司，都司统辖设立在全国各州县的若干卫所，大体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设指挥使等官，管辖五个千户所。以一千二百人为一个千户所，设千户等官，管辖是个百户所。以一百二十人为一个百户所，设白户、总旗等官，管辖两个总旗，十个小旗。截止1393年，即洪武26年，全国共有十七个都司，三个行都司，一个留守司，三百二十九个卫，六十五个守御千户所，军数约为一百二十万人。
当时卫所的兵源有四类，第一是“从征”，即原来的农民起义军战士，包括反元各部的战士；第二是“归附”，即投降的元军；第三是“谪发”，因“罪”而罚充的官吏或士民，称作“恩军”或“长生军”；第四是“垛集”，即征调平民充军，世世代代成为军户。
显而易见，在明朝的后期，兵源已经缺乏“从征”和“归附”来源，这样明军的组成就从明初时候颇有理想和斗志的“从征”军为主变成以“谪发”和“垛集”为主，部队成员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就直接导致了战斗力的下降。
五军都督府的职责是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而军官的任命、军队的调遣则属于兵部。一旦战事开启，兵部则听从皇帝的旨意，任命总兵将官，发给印信，战事结束，将官交还印信，士兵回归卫所。
明朝政府通过这样的军事制度使得将帅的权力受到大幅削减，而皇帝控制了全部的兵权，卫所制度能够避免将帅拥兵自重的危险，但是却造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状况，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当然，在明朝的后期，这种现象得到了改变，由于明朝政府已经无力控制整个局势，就采用募兵制的做法，并且不得已的放任兵权的转移，明朝的中央集权转变成为地方军阀割据。
其实在清朝后期，甚至是每个王朝后期，比如东汉末年、唐朝末年，都出现了类似情况，由于中央政府的腐败无能，不得不在无力解决危机的情况下将兵权下放，这显然会带来更大的危机，但是这时候的中央政府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在渴死和喝毒酒面前，任何的选择都将是错误，后人唯一应该反思的是，究竟是什么使得一个庞大国家的中央政府沦落到如此的窘迫。
而明朝就得从军屯制度说起。
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明朝政府制定了军事屯地制度，其中规定：边军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个军士受田一份（五十亩），由朝廷供给耕牛、种子、农具，三年后交纳赋税，每亩一斗。1402年（建文4年）规定屯田赋税条例，军士一份屯田，征粮十二石，置于屯仓，由本军自行支配，余粮上缴，作为本卫官军俸饷。
这些政策刺激了军士屯田的积极性，在明朝初期，军屯政策不仅可以支付粮饷军需，还能略有剩余，军屯的税粮是早期明朝政府的主要收入之一。
除军屯外，还有民屯。明初统治者多次组织人多地少的“狭乡”农民到人少地多的“宽乡”去屯种，还把蒙古族人民迁徙到各地去屯种。这些屯民除移民外，还有“召募”和“罪徒”。他们直接由明朝地方政府管理，军屯则属於卫所管理。
自从宣宗之后，军屯渐渐衰废。《明史食货志》说，宣德时候，屡次核实各处军屯田地，年产余粮减半。英宗正统以后，军屯管理更加松弛，屯粮仅存三分之二。
造成军屯制度备破坏的根本原因是明朝政治的腐败，专制独裁的恶政就像是一头徘徊在明帝国周围的怪兽，它轻易撕碎任何改革改良的政策制度，慢慢将这个庞大帝国的血液吸干，最终连同这个帝国一起走向毁灭。
自明宣宗宣德以后，“臣僚宴乐，以奢相尚”，尤其是到英宗正统时土地迅速集中，朱姓皇族地主更加恶性膨胀。明朝政府给亲王庄田多达10万亩。嘉靖时岁支各藩禄米至853万石，再加上一批皇亲国戚，构成一个庞大的寄生阶层。他们凭借政治特权，往往以“空地”、“闲地”、“退滩地”、“荒地”种种名目，向皇帝“奏讨”，“乞请”赐田，官僚地主也乘机大肆兼并土地。剧烈的土地兼并，破坏了明初建立的屯田制度，原来的军屯，这时已经“田归豪室，赋累贫军”。
明朝政府因为军事的需要，将临时派遣的军官改为长期驻守，这样他们就成为了地方重要的军事长官，为了管理这些官员，明朝又设立了巡抚、总督的职位，可以节制都司，因为打乱了卫所制的统辖系统，朝廷中贵戚官僚任意驱使军士建造寺庙和宫室。地方将领把军士变为劳工，卫所军备军官更是任意役使，军士甚至被迫为权贵种田，沦为佃户，军官也开始向军士“卖闲”，比如每月交纳200钱就可免除军事训练。
剥削和不公正造成了军士的大量逃亡，而军官们不仅不予理睬，反而引以为利，一方面贪污缺额的军饷，另一方面向逃亡的军士敲诈勒索，于是卫所军官便成了有利可图的职位。商贾子弟纷纷重金行贿，求得此职以饱私囊，或将家奴登入军籍，借此来贪污军饷。
另一方面，明代重文轻武，当时人人诵读的启蒙读物《神童诗》起首便是“少小需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军户子弟更是地位低下。
大量军士因得不到军饷又遭受如此剥削，加上社会地位过低而极力摆脱军户身份，所以尽管朝廷三令五申，严禁逃亡，但是军士逃亡的数字有增无减。由于镇守太监和军官占夺屯田、役使军士，导致军士逃亡，屯田荒废。军屯制度崩溃。
据说1438年（正统三年），逃亡军士达数十万之多。山东一个百户所，原额为一百二十人，逃亡后只剩下一个人。
兵制的破坏导致明朝军队的衰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北京周围的78个卫，原有38万人，至16世纪初，只剩5—6万人，而其中实际操兵器者仅有1万人。蒙古骑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门处，明军竟不敢前去应战。
到16世纪初，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已达其总数的80％，许多边地驻军也只剩下兵力的一半。军官奉命出兵时，只好临时雇用矿工和盐工充数，或招募辽东、陕西的雇佣兵。
英宗正统末年，募兵制开始出现，世宗嘉靖年间，倭寇猖獗，募兵的数量增多，当时最有名的就是戚继光的“戚家军”和俞大猷的“俞家军”，从此之后，募兵逐渐演变成一种制度，招募来的兵士也变成了军队的主力。
从卫所制到募兵制，是明朝兵制的重要变化。
明朝后期的历代政府都为军饷问题头疼不止，加上明朝后期几个皇帝是出了名的守财奴，于是募兵的粮饷，都是由朝廷通过“加派”和“加赋”等办法，转移到农民身上，随着卫所制的破坏，募兵的数量增多，农民的负担就越重，尤其是明朝末年的“三饷”（辽饷、剿饷、练饷）更是臭名昭著。
因为不堪忍受苛捐杂税，农民或者逃亡成为流民，或者揭竿而起，而明朝政府为了镇压起义，又必须增加募兵，于是在恶性循环中，明朝应对乏策，走向了灭亡，这个问题吴思先生在他的《潜规则》“崇祯死弯”一章中有精彩的论述。
这个死弯纯粹属于明朝政府咎由自取，社会问题如火山爆发，令得明朝政府进退两难，其实是厚积薄发而已，崇祯固然是一个不幸的皇帝，但是明朝政府统治下比他更不幸的臣民比比皆是，而身为明朝政府的代理人为此而承担责任、付出代价，并没有什么值得同情的地方。
明代的先进武器颇值一提，当年袁崇焕就是凭借火炮守住了山海关。
明代火器曾广泛用于军备，明末军营编制里，除一千人为骑射外，其余均为火器手。火器装备普及到一营兵的三分之一左右。嘉靖时，陕西总督曾铣说：“每一营（五千人大营）其用霹雳炮三千六百杆，合用药九千斤，重八钱铅于九十万个，……，大连珠炮二百杆，合用药六百七十五斤，……手把铳四百杆……盏口将军一百六十位。”
明朝军事实力很强，有重炮，有使用火药的攻击武器。可以看到，明军装备的“现代化”和”机械化“，比起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弓箭刀枪的清兵，差距极大。
可是明朝的超级装备，在恶政的作用下就变成了不利因素。
火炮是从外国传来的，制造这些装备需要大笔的开销，为了避免损耗和外流，一般这些装备都保存起来。到了战争的时候，火炮陈旧不堪不能使用，士兵也不会使用这些火炮，经常发生击中自己人的事情，比如袁崇焕的助手就是死于走火。更为可笑的是，府库管理由太监把持，军队要调用火炮抗敌，还要向太监们行贿才行，于是军事技术上的进步完全被政治腐败抵消了。
似乎是为了弥补兵员和兵器的损失，明末统治者十分重视长城的修缮，或以砖石加固旧城，或在某些地段增修新城。明朝的长城在中国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
这种防御心理的形成，也许是因为卫所制度的衰落。
明朝政府通过修缮长城，将辽东、广宁和大同防线连为一体，其实也无异于将东胜一带拱手让给了北方民族。乌龟的防御姿态尚可称本能，而一个帝国的消极防御战略就只能是不思进取，或者忙于内讧。明代长城被评价为明朝政府闭关锁国的特征之一，事实上修长城本身不能证明就是闭关锁国，不过明朝政府因为自身兵制的变化，军队战斗力的削弱，只能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却是毋庸置疑的，说修缮长城反映了明朝政府缺乏自信、畏惧少数民族的威胁，并不为过。当年朱元璋自豪的宣称“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到了明朝后期却耗资极大，战斗力极差，是为中国历史上效率最低下的军队。
明朝的灭亡伴随着的是一系列战争的失败，每次失败固然都有指挥上、补给上的具体问题，但是究其根本，曾经击溃天下无敌蒙古骑兵的大明战士在明朝后期如此不堪一击，原因还在恶政导致兵制的变迁。
明代的厂卫机构
锦衣卫和东厂是明朝特有的特务机构，庞大的特务组织公然以合法的形式存在于明朝政权两百多年时间里，在中国历史上这是极为罕见的。
锦衣卫原为皇帝亲军侍卫，初名仪鸾司，就是替皇帝掌管仪仗的机构。1382年（洪武十五年），才改称“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设指挥使一人，统属有将军、力士、校尉等官卒一千五百人。
卫属机构有南、北镇抚司，南镇抚司掌管卫中刑名和军匠事务，北镇抚司专门负责“诏狱”，也就是奉皇帝的命令查办的各种案件。由于镇抚司对审讯的犯人严刑逼供，引得怨声载道，朱元璋为了平息民愤，曾经在1387年，即洪武二十年下令焚毁为中特制刑具，将全部狱囚送刑部议罪，并且诏令以后内外诏狱，都要交三法司审讯，以减少冤狱。不过朱元璋猜忌部下，还得借助于锦衣卫作为耳目，这样一来，锦衣卫维持了尾大不掉的局面。
到了1420年，也就是永乐十八年，明成祖朱棣谋朝篡位夺取皇位，疑心病特别重，当他迁都北京的时候，就立即在东安门北（今东厂胡同）设置了东厂，专门用于刺探臣民“谋逆妖言、大奸大恶”的事情，朱棣怕外臣徇私，不能够及时把实况向他汇报，就特命亲信太监做东厂的提督，从此由太监提督东厂，就成了明朝特设的制度。
东厂设立后，太监有了随意逮捕，刑讯朝野臣民的特权。为了平衡厂和卫的权势，朱棣一面命令东厂所属的人员，由锦衣卫调充，同时又赋予提督东厂的太监，有监视锦衣卫的权力，使之相互依赖，彼此制约，成为朱棣实行特务统治的工具。
东厂的太监大部分由司例监的秉笔太监兼任，这样，太监不仅“口衔天宪”，是皇帝的代言人，又可在内阁票拟的文件上“披红”，成了皇帝的代笔人，就足够左右朝政了。东厂有缉捕臣民、任意杀戮特权的特务衙门，更给太监揽权广开了方便之门。明之厂卫之祸与宦官相始终，直到明亡才结束，原因也在这里。
1478年，即成化十四年，明宪宗给北镇抚司颁发印信，规定所理诏狱，必须向皇帝奏报，一切直接向皇帝负责，卫所不得干预，提高了北镇抚司的特权。
武宗正德时候的钱宁，世宗嘉靖时候的陆炳，都是掌管锦衣卫的人物。
钱宁在锦衣卫用事的时候，专门敲诈勒索，后来钱宁被杀，查抄他家藏有“黄金可万斤，白金三十万斤，白玉带二千五百束，祖母绿佛像两尊，胡椒千五百石”，变卖他的园宅，价值三十万万。
陆炳和严嵩勾结，诬杀了主张收复河套的夏言。陆炳甚至连主管东厂的太监马广、司黎监李彬也告密下狱处死。他为了扩充势力，还选“缇骑”（就是身穿赤黄色衣服的军役）中骁勇的七千人，另外委派心腹统领，在他掌管期间，锦衣卫里“仰度支者（向户部领取粮饷者）”，多达十五、六万人，比明初时候扩大了一百倍。
成化年间，宪宗为了加强特务统治，又设立了西厂，令太监汪直提督。
汪直果然不负皇帝的厚爱，“屡兴大狱”，其时，西厂所辖“缇骑”比东厂还多一倍，从京师内外到大河南北，缇骑到出寻衅省事，上至亲王府，下到民间，就算了斗鸡骂狗一类琐事，他们也缉拿拷索。汪直用事，“先后凡六年，冤死者相属。”
1482年，也就是成化十八年，曾经关闭过西厂。可是在1506年，即正德元年，武宗即位，重用宦官刘瑾，又恢复了西厂，刘瑾用自己的亲信掌管西厂和东厂，当时两厂之间争权夺利，为了控制两厂，刘瑾又建立了一个“内厂”，由他直接指挥，权力更大，连东厂、西厂都要受他监督。刘瑾规定，凡“罪犯”进厂，不论罪名大小，一概都要受杖责，先打一顿，然后要莫充军边塞，要莫戴枷发遣，一幅枷铐重达一百五十斤。这样的残酷迫害下，官吏军民被害致死者达数千人。
明熹宗天启年间，魏忠贤以司礼监秉笔太监建领东厂，厂卫制度发展到了顶点。他们专用酷刑来钳制臣民之口，用的刑具有特制的大枷、夹棍等五种，刑罚有断脊、堕指、刺心、红绣鞋（用烧红了的铁烙脚）等，名目繁多，惨绝人寰。
《明史刑法志》提到东厂的制度，“凡中官掌司礼监印者，其属称之曰宗主，而督东厂者曰督主。东厂之属无专官，掌刑千户一，理刑百户一，亦谓之贴刑，皆卫官。”
这一些东厂的成员，专门挑选锦衣卫中最狡诈、阴险的人充当，负责侦察，另外，东厂又收吸纳地方流氓、亡命之徒作为爪牙，每探得一件事情就马上密报，这些人任意闯进人家家里搜捕，如果的贿赂满意，就马上离开，如果少不满意，就用刑拷打，这个就称为“乾醡酒”，又叫做“搬罾儿” 。东厂逼令犯事的人诬陷有钱人家，除非得到有钱人家的贿赂，否则就奏请下镇抚司狱。
每月初一，东厂召集成员数百人，用抽签的办法分派各人差事，分到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北镇抚司去监视审案的叫做“听记”；分到各官府、城门访缉的叫做“坐记”。某官行某事，某城门得某奸，都要被报告到厂，这叫作“打事件”。事无巨细，就连民间的米盐琐事，夫妻口角，也连夜报进宫去，为皇帝和太监们提供笑料。这样的特务统治，以至“上下惴惴无不畏打事件者” 。
明史中还提到这样一个故事。
有四个人在密室夜饮，有一个人喝醉了，就开始大骂魏忠贤，其他三个人吓得不敢出声。这个人骂声还没有停，就有东厂特务冲了进来，把这四个人抓去见魏忠贤，魏忠贤马上就磔死了那个骂他的人，赏了其他三个人钱。关于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这是明朝崇祯年间的进士夏允彝《幸存者》记载：
余见一术士徐姓者，五人共饮于逆旅，忽一人倡言忠贤之恶，不久当败。余四人或默或骇，讽以慎言。此人大言：“忠贤虽横，必不能将我剥皮，我何畏？”至夜半熟睡，忽有人排门入，以火照其面，即擒去，旋拘四人，并入内地，间所擒之人，手足咸钉门板上，忠贤语四人曰：“此人谓不能剥其皮，今欲姑试之。”即命取沥青浇其遍体，用锥敲之，未及，举体皆脱，其皮壳俨若一人，四人骇欲死。忠贤每人赏五金压惊，纵之出。
那绝对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恐怖的时期之一。
崇祯继位后，杀了魏忠贤，但是他并没有停止这些特务机构，他还是利用东厂替他侦探朝野臣民，“告密之风未尝息也。”一直到1644年，也就是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东厂和锦衣卫的危害才停止。“明锦衣卫狱近之，幽系惨酷，害无甚于此者。”
相比之下，清朝的政治相当清明，并没有专门的特务机构。
明朝这么多皇帝都很热衷于特务统治，且乐此不疲，并不令人惊讶。这样一支队伍能够避开文武百官直属自己管辖，绕过祖宗法制按自己的意图办事，并且直接对自己负责，统领者更是自己最信任的人，是每个独裁者都不能够拒绝的诱惑。尽管皇帝明白这样的特务机构会弄得人心惶惶，甚至有可能因为特务们的恣意妄为导致天怒人怨，但是皇帝认为特务机构方便按照他的意图办事，能够有效的阻止大臣们的谋反叛乱，还是有存在的必要。
明朝的厂卫机构就像毒品一样，使明朝的历代皇帝都患上了毒瘾，快感和迷幻让明朝的皇帝们欲罢不能，只不过这个庞大的帝国却被掏空了精力。厂、卫的出现干扰了明朝政府正常的司法制度，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极大的危害。近代三权分立的思想就是鉴于行政、司法、立法这三方面相互制约的至关重要，这些正是一个政府合法、合理存在的必要基础，中国封建王朝的王者之道，对于行政、司法、立法也有一套互相制约的规则和潜规则来维持统治，但是明朝皇帝额外的担心打乱了这个超稳定机制。事实上明朝完全有理由维持更长时间的稳定，不过明朝贯穿始终的特务政治和从头到尾对司法的破坏，已经让这个帝国慢慢变得千疮百孔，终于这个貌似强大的帝国不堪重负，轰然倒塌。
明朝之速亡看似不可思议，其实却早在明朝皇帝们决意重用特务以维持统治，实施以民为敌的策略意图时就已经注定了最终的命运。
明代的内阁制度
明代初年，朱元璋改组政府，他在中央设立中书省，当时有左右丞相，由丞相来总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事务。
明朝初期，中书省大权掌握在左丞相胡惟庸手中。因为顾忌到皇权旁落，朱元璋“命奏事毋关白（告知）中书省”，开始遏制中书省权力，但是胡惟庸不甘示弱，反而组织党羽，招集军马，阴谋武装政变。这下可激怒了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朱元璋杀掉了胡惟庸等人，也一并废除中书省及丞相制，将中书省及丞相权力分别交给了六部衙门，由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将大权集中到了自己手上。
但是皇帝的精力有限，很难做到对国家大事的面面俱到，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尝试设置“四辅官”，协助皇帝处理事务。
《通纪》载：九月丙午，置四辅官，敕以协赞政事，均调四时。月分三旬，人各司之。以雨旸时若，验其称职与否。
因为效果不好，朱元璋废去四辅官，并于洪武十五年仿照宋代制度，设立内阁，让大学士担任顾问兼秘书的职务。
《昭代典则》说：（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丙午，初置大学士。
内阁在明朝初期并不是职位名，只不过是皇帝让自己信任的文臣对国事提出参考意见以供选择，这些人原来的官职并不高，既没有在六部兼任职务，也不隶属于其他部门，他们没有权力直接指挥行政，是属于议政的部门，和东汉时候的尚书、唐代时候的翰林学士性质差不多。
因为明朝皇帝的懒惰和无能，皇帝越来越依靠太监和朝臣替自己处理国家事务，久而久之，内阁这些人逐渐得到升迁，并且也有了正式的办事处所，他们的地位也得到提高，往往尚书、侍郎，或有加衔至于“三公”者。
仁宗以后，阁臣之权加重，到嘉靖年间，大学士的排名已经列在六部尚书之上。这个时候，内阁相当于丞相的位置，明代大学士一般称阁老。
内阁大学士表面位尊而权重，但难以独立发挥其权力，其与皇帝沟通受制于宦官，提拔选举贤良又受到了吏部、兵部的约束。
《明史?职官志》说：
至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真宰相，压制六卿矣。然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取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
今人对于明代的内阁制多有误解，以为近似于国会制度，实在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明代废中书设内阁，主要是为了保证皇权的高度集中，但是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很少像朱元璋这样的精力充沛，于是让大学士担任皇帝顾问兼秘书的职务。
内阁的大学士手上没有实权，他们的政治主张往往受制于秉笔太监，所以内阁一直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或许这正是明朝皇帝的意愿，至少保证了内阁不会因为权力过大而架空皇帝。而皇帝分外信任身边的太监，认为他们没有野心，忠心耿耿。皇帝的考虑也是有道理的，在中国历史上，太监谋朝篡位终获成功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或许会接受一位女皇帝，但绝不可能接受一个太监皇帝。明朝中后期，朝廷大臣谋反是没希望成功的，这就是皇帝重要太监的唯一好处。
明朝畸形的政治制度使得朝廷大臣们要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就必须有当红太监的帮助，比如张居正改革要依靠联合太监冯保才能掌权十年进行政治改革，而东林党左光斗、杨涟他们也是站在太监王安一边反对魏忠贤。
明代朝廷所谓忠奸之争，斗争的核心在于争取大太监的支持，这就是明朝政府最可笑的事实。说得不客气点，明朝其实就是属于太监当权制度，所谓内阁只是表象，太监把持朝政，也就是明朝恶政的根本原因。
万历之怠工
后张居正时代的万历开始了他的怠工生涯。
我在《明史》中稍稍摘录了万历不作为的情况。
万历二十九年，法司请热审，不报。
万历三十年，法司请热审，不报。
万历三十一年，吏部奏天下郡守阙员，不报。
万历三十二年，阁臣请补司道郡守及遣巡方御史，不报。
万历三十四年大学士沈鲤、硃赓请补六部大僚，不报。
万历三十五年，给事中翁宪祥言，抚、按官解任宜候命，不宜听其自去，不报。刑部请发热审疏，不报。
万历三十九年阁臣请释轻犯，不报。
万历四十五年，镇抚司缺官，狱囚久系多死，大学士方从哲等以请，不报。畿南大饥，有司请振，不报。阁臣法司请热审，不报。
万历四十六年，有司请热审，不报。辽师乏饷，有司请发各省税银，不报。
万历四十七年，也就是萨尔浒大战的那年，百官伏阙，请视朝行政，不报。
这里简单解释一下，热审是个什么意思。
明朝录囚制度主要就是会审，开始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下诏规定了法司论囚疑狱之程序，要求司法官吏在正常审判程序完成之后，罪犯判刑并在执行之中，对于重大案犯举行定期会官审录。到了明宣宗时期，敕令三法司：“联体上帝好生之心，惟刑是恤，另尔等详覆天下重狱，而犯者远在千万里外，需次当决，岂能无冤在?”此后，会审制度作为一种定制被确定下来，大凡重囚的会审、冤错案件的平反、淹狱的清理；罪行的减等遣发、枷号的疏放、乃至赦免的执行、因气候变异而疏通狱囚等等，都是这一制度涉及的范围。
明代会审制度主要有三种：（1）秋审制度，它是以中央寺、府、部、院、司等机关主要官吏在每年冬至前共同审录重大案件为内容的制度。在《大明律》中就有这项记录：“直隶去处，从刑部委官与监察御史，在外去处，从布政委官与按察史公同审决。” （2）朝审制度，这是以三法司与公、候、伯等爵高位重者，在每年霜降后共同审录重囚的制度。（3）热审制度，即每年小满后十余天至六月止，由于天气炎热，狱囚监禁过久，需要清理牢狱，由五府、六部、六科协同三法司尽快处理轻罪犯者的制度。
我们可以看到，明代的热审制度是一种体恤民情，安抚民心的政策，比如中国历朝历代每逢节日庆典或者皇帝大婚大寿，都是要进行大赦的，这与现代中国好像有些不同，但是在当时，作为一种缓和社会矛盾的制度，有其必要存在的意义。
在明史中，概括万历一年的情况文字不过百余字，其中三番五次的提到了“热审”不报， 可见事态严重。
万历皇帝在职期间，不视朝政、不御讲筵、不亲郊庙、不批答章疏、不赈灾、缺官也不补。
万历三十年，大学士沈一贯奏御史巡差缺员，当时全国各地这些官员基本上是十有其三缺乏，而最多的地方十有其九都没人担任。
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
因为皇帝的消极怠工，朝廷中正直的大臣也多拜疏自去。比如万历三十七年左都御史詹沂，三十九年户部尚书赵世卿，四十年吏部尚书孙丕扬，大学士李廷机，四十一年兵部尚书掌都察院事孙玮，吏部尚书赵焕，四十二年礼部右侍郎孙慎行，都是上疏之后，一去了之，大臣们可以这样辞职，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官员的缺乏导致行政效率的低下，万历四十五年，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上奏说，镇抚司理刑缺官，无人问断，监禁日久，死亡相继，有罪者不能正法，无辜者不能昭雪。
可是对于这一些，万历皇帝丝毫不予理睬。
那么，万历皇帝的怠工到了什么程度呢？
在万历四十年，南京各道御史就说：“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沈之忧。”
此语道破天机，这位万历皇帝，躲在禁宫里不肯出来，也不肯接见朝廷大臣，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不见大臣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更是极为罕见。而面对臣下咄咄逼人的指责，万历皇帝依旧我行我素，既不生气，也不接受，还是一个“不报”。
话说回来，万历皇帝还是有点涵养的。
萨尔浒大战明军战败后，努尔哈赤势不可挡，破开原，陷铁岭，而明军辽左粮饷已绝，朝廷大臣向万历皇帝请求，万历皇帝置之不理，广东进贡的钱送到了宫中，万历皇帝理所当然的笑纳，对朝廷大臣却还是称疾不出。于是吏部尚书赵焕上疏云：“他日蓟门蹂躏，敌人扣阍，殿下能高枕深宫称疾谢却之乎？”
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抱怨简直已经超出了臣子应有的态度，可是万历皇帝并没有追究，这口气居然忍下来了。
万历的不作为也是有原因的，当时明朝党争激烈，表面上争的是是非曲直，实际上都是小集体利益，打着道德、高尚的牌子，纠缠不休，没完没了，万历烦不胜烦。
万历三十七年，大学士叶向高请发群臣“相攻诸疏，公论是非，以肃人心”，可是万历皇帝不愿意牵涉到这无止尽的纷争中，干脆不理。后来党争实在闹到收不了场，万历三十八年，这位怠工的皇帝不得已下了一道圣旨，以旱灾异常，“谕群臣各修职业，勿彼此攻讦”。然而就算是皇帝的劝架也没有用处，群臣们一样不听，以后万历也就再没有理过这档子破事了。
万历三十九年，御史徐兆魁疏劾“东林讲学诸人阴持计典，自是诸臣益相攻击”。有人说道德之争令得万历厌倦朝政，最终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不无道理。
作为皇帝也不是随心所欲，面对大臣的指责和史官的笔，皇帝的顾忌也很多，皇帝本来是受到一种变态教育的，独一无二，没有一定野心和欲望，没有一定器量和才智的人是做不到的，万历显然不具备一个皇帝应有的才能，他采取的反抗也是别出心裁，什么样的奏折到了他那儿，都是只进不出，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就这么拖着。
明清两代，皇权高度集中，国家政事在相当的程度上需要皇帝的认可才能办理，可是万历皇帝既不理朝政，也不安排相应的官员负责，不但自己怠工，还让臣子们也怠工，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不过，万历之怠工倒也不是算独创，明朝中期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三十年不理政；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有人竟以为他是哑巴。万历只是效仿先人而已。
幸亏像明朝这样的庞大帝国仅凭着惯性就能够维持很长时间，皇帝不理朝政，至少也没有瞎指挥；官员不足，大家就采用抽签的办法，倒也公平，效果甚至还不错，至少不会比靠行贿升官的现实差，除了朝廷变得死气沉沉，没有活力外，万历的朝政比起中国历代不绝的暴政来还好上许多。
万历之敛财
万历不理朝政，消极怠工，那么究竟是不是百事不管了呢？却也未必，万历不过是于行政上消极，但是在敛财方面却是无奇不有，花样翻新。贪财之烈，万历是前无来者。在敛财方面，万历的“勤政”不下于任何一个明君。
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张居正死后，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神宗其他什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呈报上来，就立刻批准。
万历敛财用的都是太监，可是万历对太监倒也不是青睐有加。
《明史宦官陈矩传》提到，“自冯保、张诚、张鲤相继获罪，其党有所惩，不敢大肆。帝亦恶其党盛，有缺多不补。迨晚年，用事者寥寥，东厂狱中至生青草。帝常膳旧以司礼轮供，后司礼无人，乾清宫管事牌子常云独办，以故侦卒稀简，中外相安。惟四方采榷者，帝实纵之，故贪残肆虐，民心愤怨，寻致祸乱云。”
由此可见，万历在对待朝廷官员和内宫太监上却还一视同仁，从这方面讲，东厂之衰落对国家是件好事情，不过万历显然不是那种知道宦官害国的人而有意遏制他们的好皇帝，估计他于朝廷外臣和宫中内臣缺官不补的动机是一样，舍不得那些俸禄。
以全国之力供一人之挥霍，那是绰绰有余，皇帝享受他的天子待遇，也无可厚非。然而万历重用采榷之监，毒害天下，目无法纪，极尽搜刮之能事，才有亡国之兆。
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乎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而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宫灾。二十五年，皇极、建极、中极三殿灾。营建乏资，计臣束手，矿税由此大兴矣。
采榷之祸，祥见于《明史宦官传》。
“遣官自二十四年始，其后言矿者争走阙下，帝即命中官与其人偕往，天下在在有之。通都大邑皆有税监，两淮则有盐监，广东则有珠监，或专遣，或兼摄。大当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萧然，生灵涂炭矣。其最横者陈增及陈奉、高淮。”
万历年间采榷之害，实在骇人听闻，诬陷朝廷命官，抢劫大户商贾，轻者被抄家，重者被砍头，恶劣行径，不胜枚举。
这儿摘录明史记载。
陈增始至山东，即劾福山知县韦国贤，帝为逮问削职。益都知县吴宗尧抗增，被陷几死诏狱。巡抚尹应元奏增二十大罪，亦罚俸。已，复命增兼徵山东店税，与临清税监马堂相争。帝为和解，使堂税临清，增税东昌。增益肆无忌，其党内阁中书程守训、中军官仝治等，自江南北至浙江，大作奸弊。称奉密旨搜金宝，募人告密。诬大商巨室藏违禁物，所破灭什伯家，杀人莫敢问。
增肆恶山东者十年，至三十三年始死。
陈奉，御马监奉御也。
万历二十七年命徵荆州店税，兼采兴国州矿洞丹砂及钱厂鼓铸事。奉兼领数使，恣行威虐。每托巡历，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伺奉自武昌抵荆州，聚数千人噪于涂，竞掷瓦石击之。奉走免，遂诬襄阳知府李商畊黄州知府赵文炜、荆州推官华钰、荆门知州高则巽、黄州经历车任重等煽乱。帝为逮钰、任重，而谪商畊等官。
奉在湖广二年，惨毒备至。及去，金宝财物巨万计，可大惧为民所掠，多与徒卫，导之出疆，楚民无不毒恨者。
二十八年十二月，武昌民变。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奏言：“奉吓诈官民，僭称千岁。其党至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掠入税监署中。王生之女、沈生之妻，皆被逼辱。以致士民公愤，万余人甘与奉同死，抚按三司护之数日，仅而得全。而巡抚支可大，曲为蒙蔽。天下祸乱，将何所底！”
大学士沈一贯亦言：“陈奉入楚，始而武昌一变，继之汉口、黄州、襄阳、武昌、宝庆、德安、湘潭等处，变经十起，几成大乱。立乞撤回，以收楚民之心。”
可是万历皇帝皆置不问。
高淮，尚膳监监丞也。
神宗宠爱诸税监，自大学士赵志皋、沈一贯而下，廷臣谏者不下百余疏，悉寝不报。而诸税监有所纠劾，朝上夕下，辄加重谴。以故诸税监益骄，而淮及梁永尤甚。
淮益募死士，时时出塞射猎，发黄票龙旗，走朝鲜索冠珠、貂马，数与边将争功，山海关内外咸被其毒。又扣除军士月粮。三十六年四月，前屯卫军甲而噪，誓食淮肉。六月，锦州、松山军复变。淮惧内奔，诬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逐杀钦使，劫夺御用钱粮。二人皆逮问，边民益哗。
梁永，御马监监丞也。
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命往陕西徵收名马货物。税监故不典兵，永独畜马五百匹，招致亡命，用千户乐纲出入边塞。富平知县王正志发其奸，并劾矿监赵钦。诏逮正志，瘐死诏狱中。渭南知县徐斗牛，廉吏也。永责赂，箠毙县吏卒，斗牛愤恨自缢死。巡抚贾待问奏之，帝顾使永会勘。永反劾西安同知宋贤，并劾待问有私，请皆勘。帝从之，而宥待问。永又请兼镇守职衔。又请率兵巡花马池、庆阳诸盐池，徵其课。缘是帅诸亡命，具旌盖鼓吹，巡行陕地。尽发历代陵寝，搜摸金玉，旁行劫掠。所至，邑令皆逃。杖死县丞郑思颜、指挥刘应聘、诸生李洪远等。纵乐纲等肆为淫掠，私宫良家子数十人。税额外增耗数倍，蓝田等七关岁得十万。
陕西巡抚顾其志尽发其奸，且言秦民万众，共图杀永。大学士沈鲤、硃赓请械永归，以安众心。帝悉置不报。
明史载：当是时，帝所遣中官，无不播虐逞凶者。
上有所好，下必盛焉。万历敛财，又不懂经济学，一味的做守财奴，姑息纵容，弄得民不聊生。
万历四十六年，正在神宗万历懒与政事、大肆搜刮的时候，大清开始崛起，并且发兵攻明，攻占辽东重镇抚顺。明兵大败，总兵官张承荫战死，万余兵将全军覆没，举朝震骇。辽东兵事兴，骤增饷三百万，当时内帑堆积如山，而李汝华请发内帑不得，李汝华建议：“天下田赋，自贵州外，亩增银三厘五毫，可得饷二百万有奇。”不要从自己口袋里掏钱，万历就答应了，这是万历年间的第一次加赋。
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大战，明军战败，熊廷弼受命于危难赴山海关，熊廷弼刚出山海关，铁岭都已经失陷。经过几十年神宗的“勤于国事”，其时军队纪律荡然，士无斗志；骑兵故意将马匹弄死，以免出战。听到敌军来攻，满营兵卒竟然全部逃跑。面对这样的局面，皇帝还是拖欠军饷。一直到铁岭失陷，这年的十二月，万历年间第二次加赋，亩增三厘五毫。
万历四十八年，再议增赋。亩增二厘，三岁三增，遂为岁额。御史张铨上疏：“军兴以来，所司创议加赋，亩增银三厘五毫，未己至七厘，又未己至九厘。譬之一身，辽东肩背，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犹借腹心之血脉滋灌，若腹心先溃，危亡可立待。竭天下以救辽，辽未必安，而天下已危。今宜联人心以固根本，岂可朘削无已，趋之使乱？且陛下内廷积金如山，以有用之物，置无用之地，与瓦砾粪土何异？乃发帑则叫阍不应，加派则朝奏夕可，臣殊不得其解。”可是万历皇帝无动于衷。
这样的情况一直维持到了万历皇帝逝世。遂尽罢天下矿税，发帑金百万犒边，起建言得罪诸臣，下前后考选之命。
明之亡国，后人多言亡于万历，万历的懒与贪看上去和崇祯的勤政正好相反，然而万历虽然敛财，加赋税却并不多，不曾深扰民，崇祯之亡国，继承万历之弊，实在是赋税过重，扰民太甚。
崇祯之用人
明帝国的崩溃有些出人意料，在崇祯自杀后，南明还能够迅速的建立政权，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拥有百万大军，以南明的腐败无能，也支撑到了康熙年间才最终覆灭，这无论如何也不像是一个瓦解了的王朝吧。
明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朱由校病故，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次年改元，是为崇祯。弟代兄位，承接下的是一个烂摊子，朝廷内外都被阉宦魏忠贤及其党羽所控制。崇祯不露声色，即位未久便粉碎了阉党，臣民赞颂不已，誉为“神明自运，宗社再安”。既而又下诏，撤罢各镇内臣，以杜绝宦官乱政之门。在位十七年，他一直勤政理事，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
讲励精图治，崇祯是朱元璋以后明代16位君主中最突出、最言行一致的一个。
崇祯继位没多久，十七岁的时候，能够以相当的老练和果断铲除魏忠贤及其党羽，十分的不容易，丝毫不比康熙铲除鳌拜逊色。崇祯的勤勉是中国几千年皇帝史上罕见的。虽然皇帝不是只靠勤勉就能当好的。
他面对局势严重时，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天下发“罪己诏”，反省错误招纳贤才，哀叹“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自杀殉国是的遗书写道：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以一人。
这样一个皇帝是怎样失败的呢？我们来看看崇祯的用人。
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对比一下就可以知道，宋朝自从开国到元佑初百三十年，至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担任宰相时，才不过五十一人。崇祯提拔重用的人，入《明史奸臣传》的就有温体仁、周延儒二人，而整个《明史奸臣传》所列者不过十人，其余明朝两百多年中只有胡惟庸、严嵩、陈瑛等六个，而自命不凡的崇祯十七年就占了两个，极端腐败的南明也占了马士英、阮大铖两个。
崇祯年间换了十一个刑部尚书，十四个兵部尚书，诛杀总督七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这其中就包括总督袁崇焕。
除了袁崇焕，其他人也挺冤枉的，如总督崇俭，和张献忠打仗本来打赢了，可是因为杨嗣昌说他撤兵太早，导致战败，马上就斩首弃市，后来福王时候，给事中李清为之辩白：“崇俭未失一城，丧一旅，因他人巧卸，遂服上刑。”另一位总督赵光汴，当世之人也以为冤。
兵部尚书王洽因为清兵逼近京城而下狱受死，然而史称洽“清修伉直，雅负时望，遵化陷，再日使得报，帝怒其侦探不明，用重典不少贷。厥后都城复三被兵，枢臣咸获免，人多为洽惜之。”
兵部尚书陈新甲之死，更是无辜，只不过是崇祯想和皇太极议和，偷偷摸摸不敢让朝廷大臣们知道，而陈新甲无意中将此事泄露出去，崇祯在朝廷上被大臣们逼问，老羞成怒，就杀了陈新甲做替罪羊。
崇祯年间当然不是没人可用。女真入关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攻击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击南明的百万大军，进行大清统一战争，这些都是以汉人为主导而实施的，很多为首的都是崇祯年间的旧臣，比如吴三桂、洪承畴他们，这些人在崇祯的领导下束手束脚，不能仅展其才，屡遭败绩，而在清朝的统治下，却如鱼得水，无论军事、政治、经济上都大施拳脚，因为他们的努力，开创了前清的盛世。
由此可见，崇祯用人的确有严重失误的地方。崇祯所言，“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实在是至死不悟，可悲可叹。
崇祯之重征
崇祯即位的时候，那时内忧外患，外之后金，咄咄逼人，内之反贼，扑而不灭。而崇祯是一个锐意进取的皇帝，他重用袁崇焕，愣是守住了山海关，暂时遏制住了后金发展的势头，另一方面，崇祯用洪承畴他们打击李自成、张献忠，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李自成就几番被逼到了绝路。
可是，崇祯没有能把握住这些机会。
以李自成的崛起为例，先是“崇祯元年，陕西大饥”，流贼四起，当然这时的造反被朝廷轻易镇压下去。到了“崇祯三年，秦地所征曰新饷，曰均输，曰间架，其目日增，吏因缘为奸，民大困。”兵部郎中李继贞奏曰：“延民饥，将尽为盗，请以帑金十万振之。” 可是崇祯皇帝不听。十万赈灾真是不多，但皇帝就是不听有什么办法呢？于是“人相食”，流贼又起，这一回规模就更加盛大，朝廷无数次征战，也没能把李自成斩尽杀绝。
其实老百姓的要求并不高，如果不是被逼得活不下去，没人愿意冒风险造反，可是崇祯皇帝偏偏把自己的子民逼上绝路，也就将自己也逼上了绝路。
崇祯年间，一再加派，分别是“剿饷”、“练饷”，加上万历时候的“辽饷” ，是为三饷，清朝入关的时候，首先就废除了这“三饷”，于是人心安定。
在崇祯十年，为了剿匪，朝议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这个军饷怎么来呢？当时建议有四个办法，一是“因粮”，就是加派，亩输粮六合，石折银八钱，岁得银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二是“溢地”，就是核实土地，对于额外的加收赋税，岁得银四十万六千有奇；三是“事例”，也就是要求有钱人家多出点钱；四是“驿传”，通过削减邮驿开支，以二十万充饷。
崇祯皇帝说：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饷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是为“剿饷”。崇祯十二年，清兵来袭，廷议各镇练兵数至七十万余，于是又有“练饷”。当时崇祯金口玉言，说“剿饷”一年之期，结果饷尽而寇未平，还多增加了一项“练饷”，实在是把明朝的老百姓当成冤大头。“练饷”又增七百三十万，“辽饷” 在万历的时候为五百二十万，崇祯年间又增加一百四十万，后来的“剿饷”、“练饷”共计千万。这样，崇祯年间先后增赋一千六百七十万。这还不是全部，在贪官污吏的层层剥削下，实际老百姓要交的赋税更是数倍于“三饷”。明之“剿饷”尚且师出有名，“练饷”就过分可笑。
崇祯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开支就达到二千万两，而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在生产力下降，全国的田地骤减的情况下，明朝政府还这么贪得无厌，直接导致了明朝的财政和经济濒于崩溃。
苛政猛于虎，明朝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已是民不聊生，一片哀鸿。当时民间流传崇祯是重征，此言不虚也。
崇祯之重征能征到什么程度呢？
据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三》中记载：“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也就是说，农民辛辛苦苦劳碌了一年，最后非但没的赚，反而还要赔进去血本。到了这样地步，天下也没有人愿意种田了，反正种田也是死路一条，不如拼命。
崇祯就是这样把老百姓逼上反抗自己的道路。
等到崇祯皇帝醒悟过来，用大学士蒋德璟之言，下诏罢饷的时候，李自成已经兵临城下了。而明朝政府耗尽国力，用“三饷”养出来剿贼的官兵是怎么做的呢？
明朝的郧阳巡按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记载了明末的情景和官军的表现。
他说，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他奉命驻守郧阳。七月初，他从长沙动身，水路到达荆州，路经襄阳，八月初六进入郧阳。一路数百里的农田里都长满了蓬蒿，村落破败，没有人烟。惟有靠近城市的一些田地，还有城里人耕种糊口。他说，在他抵达郧阳前的十几天，左良玉率领的官军路过此地，二三万官兵一涌入城，城中没有一家没有兵的，“淫污之状不可言”。住了几天大军开拔，又将城里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后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绅和百姓见到他，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
李清在《三垣笔记?下?弘光》中说：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将她们拉到船上抢走时，有人望着岸上的父亲或丈夫哭泣，立刻被这些兵砍下脑袋来。左良玉的部队在明朝官军中并不是最坏的。他们烧杀抢掠，但是还能打仗，比那些见到百姓如狼似虎，见到清兵和土匪便逃跑的强多了。官军抢劫百姓，也是出于迫不得已。官府的税费一征再征，仍然严重拖欠军饷。士兵们被迫卖命打仗，却又缺粮断饷，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
明朝老百姓倾家荡产供养出来的百万官军，居然是横行天下的百万豺狼饿虎，难怪明朝老百姓对崇祯的怨恨日深。
与官军的表现相反，李自成的军纪越来越好。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说：早先，张献忠和李自成每攻陷一城，就要大肆抢掠一场。到壬午（1642）夏秋，李自成和罗汝才每得一城，则改为派“贼”防守，并且严禁抢掠，以笼络民心。
在这种情形下， “平寇”根本就不可能有效果。
李自成攻破北京市后，得到皇帝的私财（即内帑），可信的说法是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数量相当庞大。崇祯皇帝口口声声国库的钱不够用、要“加赋”，更口口声声“爱民如子”，其实他不过是和万历皇帝一样，自己的钱舍不得拿出来，老百姓的钱就不心疼。
崇祯时候采取的是竭泽而渔的赋税政策，崇祯越是加赋，造反的农民就越多，造反的农民越多，崇祯就越要派兵镇压，而士兵的军饷只能通过加赋，这位刚愎自用的皇帝陷入了自己设计的怪圈，为了国事弄得自己心力憔悴，结果却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或许，崇祯是个不幸的皇帝，他所接手的明朝就像是一个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柿子，怎么捏都是一碰就破，谁遇上这个烂摊子都会头疼，崇祯坐在火山口上玩火，那也是迫不得已。然而，也不能单说崇祯的不幸，崇祯身为皇帝，执政十七年，独断专行，为所欲为。那些无辜被他杀死的忠臣，在他统治下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老百姓，岂不是比他更不幸万倍？崇祯对不起的人实在太多了，不是他一个简单的罪己诏就能原谅的。明朝之灭亡和崇祯实在有莫大关系，崇祯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
死者长已矣，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今天我们并不是要追究什么，而是希望透彻的分析明末这段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历史，引以为戒。
海禁之失
明朝初期的航海事业到达了一个顶峰，郑和下西洋被誉为中国走向海洋的标志性事件，后人惋惜中国错失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机会，然而在明朝而言绝无可能，西方的航海业发展乃是因为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性解放和经济需要，地理大发现给西方带来了经济的繁荣，而中国并不具备这些必要条件。
郑和下西洋显然不是明朝皇帝为了繁荣经济市场而做出的决定，更不是个人的冒险精神。
永乐帝无法回避篡位的事实，为了表示其正统性，不断要表示祥瑞，所以郑和要让满足永乐帝看到万邦来朝的繁荣景象，于是一次又一次下西洋，为了显示“天朝大国”的“物产丰饶”与“慷慨大度”，郑和携带大量中国珍奇特产，遍行赏赐。
出航的另一目则是“取宝”，郑和出使三十多个国家，“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郑和本身就是负责皇室采购衙门的内宫监太监，采购珠宝正是其职责所在，郑和下西洋之船队，谓之曰“宝船”，又名“西洋取宝船”，顾名思义，就是皇帝采购的船队。
和西方明显不同的是，郑和航海事业做的是赔本买卖，以至于七下西洋之后，因为财政上无力为继而中止了航海，并且颁布了禁海令。
一直以来贫穷的明朝政府，根本就没有从航海中得到一丝一毫的好处，这和郑和下西洋的初衷有很大关系，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规模盛大，但并不适用于经济交流。久而久之，技术的进步被思想的落后所抵消。
明朝的禁海令被后世理解为闭关锁国的象征，但实际上禁海令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然而明朝开放广东海澳的原因，不过是中国官员的贪污受贿，再加上形势所逼，绝非主观上的经济开放。
当时中国东南沿海经常发生海寇与葡萄牙人互相勾结沿海劫掠的情况，对此，广东地方官员采用了招抚葡萄牙人而剿灭海寇的计策，一方面允许葡萄牙人改个名字并在课税后于沿海各海澳进行贸易，一方面以武装手段镇压海寇。这样既可分化海寇与葡萄牙人，又可增加官府收入，充裕饷源，甚至有助于剿灭“倭寇”，可谓一举多得。
另外一个原因是嘉靖皇帝迷信修斋建醮便可获得长生，不惜重价到海外寻觅龙涎香制作万寿香饼。而葡萄牙人当时垄断了南洋香料，所以地方官员也只有默许葡萄牙人的贸易要求。
从表面上看，明朝时期中国有走向海洋的条件，但是准备不足，明朝政府没有考虑过向外扩张，所以错过了机会。需要注意的是，明朝政府的不扩张政策不是因为善良，而是因为皇帝的昏庸和无能，以及明朝政府对民间思想和行为的严密控制。
在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还有过这样的论述。
明代张瀚所著的《松窗梦语》中，记载了他的家庭以机杼起家。中外治明史的学者，对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说明当时工商业的进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
其实细阅全文，即知张瀚所叙其祖先夜梦神人授银一锭、因以购机织布云云，乃在于宣扬因果报应及富贵由命的思想。姑不论神人授银的荒诞不经，即以一锭银而论，也不足以购买织机，所以此说显然不能作为信史。
同时代的书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谈》中提到江西景德镇烧造瓷器，火光烛天，因而称之为“四时雷电镇”。当代好几位学者据此而认为此即工业超时代发展的征象。
实则王世懋的本意，是在于从堪舆家的眼光出发，不满当地居民穿凿地脉，以致没有人登科中举；而后来时局不靖，停窑三月，即立竿见影，有一名秀才乡试中试。
所谓明朝资本主义的萌芽纯属后人一厢情愿，有人把中国近代落后的责任推诿给反贼李自成和女真的野蛮统治，认为是他们妨碍了中国的进步，而一个有着资本主义萌芽蒸蒸日上的庞大帝国，竟然在经济上贪污浪费导致入不敷出，横征暴敛逼反百万流民，在军事上以先进的火炮和上百万的常备军仍无法抗衡全族不过十来万兵力实行奴隶制的少数民族，是不是反差太大了呢？
或许明代的百万流民应该毫无怨言的饿死自己，而雄起于白山黑水的女真族应该自我毁灭，那么中国自然就可以昂首挺胸的走进新时代，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强国了。
然而，纵然是流民们欣然自杀，女真心悦诚服，任明朝由着喜欢自己当大将军，杀死几个老百姓而卖弄功勋，最后因为好色纵欲过度而死的正德皇帝、二十多年不见朝臣，大肆搜刮钱财的万历皇帝、坐了一个月皇位就死了，却弄出明朝三大奇案之二的光宗，迷恋于做木匠活重用魏忠贤的熹宗皇帝、以及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或许还加上南明那位“七不可”的“蛤蟆天子”，这么一代代的胡闹下去，再加上朝廷大臣党争不休，争权夺利，世风日下，贪污腐败成风，而民众麻木不仁（显然嘛，要做到在明朝政府的压迫下饿死都维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能不麻木吗？），在极端轻视商人的社会风气下，明朝就顺利发展争取民主与自由的资本主义？
明朝既然无心又无力改变现状，那就只能够重走历代王朝灭亡的老路了。
倭寇之患
我们先来看归有光的一篇记载。
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七月，倭寇六、七十人，流劫浙、皖、苏三省，攻掠杭、严、徽、宁、太平等州县二十余处，直逼留都南京城下。流窜数千里，杀伤四、五千人，死一御史、一县丞、二指挥、二把总，历时八十余日，始被击溃。
当倭寇自芜湖直逼南京安德门下时，明著名学者后来历任政府要职的归有光正在南京城内科考。据其目睹情况：南京举城鼎沸，军民皆惊。问之，倭寇不过五十余人。而当时南京守城明军约十二万，其他明军尚不计算在内。留都兵部尚书张时彻、侍郎陈洙等闭门不敢出兵。相反，命令市民自备粮械，登城守卫。市民被迫“典煮供备、常从后罚、冤号之声，缢于衡路。”当时还是一个考生的归有光愤而问道：“平昔养军果为何？”
拥有十二万大军的明留都兵部尚书，竟然不敢与只有五十余人的倭寇作战，实在不可思议。然而，这只是反映了明朝军队的无能而已。
倭寇之患是因为明朝的海禁政策。
“倭患”问题反映了日本对中国物产的贸易需求。胡宗宪《筹海图编》《倭好》一节，记载了日本人喜欢的中国物产。如衣料类：丝。丝棉、布、锦绣、红线；日用器物类：针、铁锅。磁器、漆器。女人脂粉；书籍类：佛经、医书及四书五经，除此之外，日本方面还特别需要中国药材。
同时，中国士民对日本商品也有浓厚的兴趣。如日本所产倭刀以其锋利精巧备受称道，成为官绅士民争相求购的珍品。另外，倭扇。描金饰物等，也颇受明朝百姓的欢迎。
倭寇王王直，就是从事走私贸易，他希望明朝政府取消海禁，允许中日自由通商。王直曾经说过：“倭国缺丝绵必须开市，若允之，海患乃平”。在王直势力最大的时候，他仍上书明朝政府要求开放海岸。不过明朝政府不予理会，也不将海外贸易与倭寇劫掠区别开来，依旧实行全面海禁政策。
明朝的海禁政策，使明朝经济遭受严重损失，长期的海禁使政府损失大笔税收，私贩横行也使内地的竞争加剧，明朝政府秉承一贯不对话、严格控制的政策，全面禁海。
“海滨之民，疲弊甚矣！官司之所困，征役之所穷，富豪之所侵，债负之所折，怨人骨髓。”为了谋求活路，渔民与商贩被迫从事走私活动。
所谓倭寇，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华人。
建按察使的宗方城给友人的信中叙述了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倭寇攻陷福州府福清县的事。
“海寇大多华人，华人狡，善骗夷。福清之陷也，盖华人之先其夷于睥睨间，守睥者睹其夷，遂惊而逸。即陷，华人乃又先之，骗夷以狱此帑藏也，夷遂呼其类数千人劈门以入，而其时华人已群入帑藏中负其万金走矣。夷人不知华人负之矣。及败，其俘皆夷，华无一夫被创者。”
非但倭寇是华人组成，受益者也多是华人，海外贸易本来是件好事，“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所以也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山东巡抚王抒说过：“滨海顽民图贼厚利，从而贩取柴米、酒肉以馈之，打造枪刀、铅丹以助之，收买违禁货物以资之，饰送娼优、戏子以悦之，每见官兵动静则星火徒报，官府密令哨探则推避不从。宁杀可爱之身而不忍背不可附之贼。”
嘉靖间曾任福建巡抚的谭纶指出：“海上之国，方圆千里以上者多至不知其数。无中国绫锦丝棉之物则不可以为国。海禁愈严，中国货物价值愈厚，而奔趋贸易者愈众。私通不行，则伴以攘夺。”正是道出了倭寇问题的关键。
明朝政府政治上的腐败也决定了倭寇的兴盛。皇帝不派士兵抵敌人，却乞求海神的保佑。在王江泾一战，斩敌首级二千余颗的张经却以“糜饷殃民，畏贼失机”的罪名斩首示众。
后来在一些官员的倡议下，明朝官府一方面放宽海禁，另一方面任用戚继光等名将严厉打击为祸的强盗团伙，才使得长期军事行动难以压制的局面迅速稳定下来，于是“市通则寇转化为商”。
尽管如此，倭寇小规模的活动依旧存在，直到日本建立江户幕府，于1639年实行了锁国令。各个大名、寺社支持的倭寇才彻底消失。
倭寇屡禁不绝，固然有明朝政府腐败无能以及明朝军队的无能造成，但是根本原因还在于基本国策。
就明朝政府的《大明律》来看，明朝政府全面实行海禁的立场是有原因的。比如《大明律》明确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棉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
根据《大明律》的规定，沿海居民下海也是违法行为，这就断送了明朝走向海洋的任何希望，倭寇之患祸国殃民，然而能够将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那些要求解除海禁的走私商人、日本战败武士以及沿海谋求活路的居民吗？
明朝政府的海禁令，不仅造成了倭寇之祸，也使明朝走向闭关锁国的道路，以后的清朝政府同样继承了明朝的政策。
如果倭寇事件能够演变为一场民间争取自由贸易的成功活动，那么也许中国的命运，甚至亚洲的命运都会发生改变，然而，这一场“出轨”行为还是被中国封建社会巨大的惯性拉回到了“正轨”上，明朝顺着“正轨”走向灭亡，中国也沿着 “正轨”慢慢走向深渊。
党争之祸
或许东林党人因为他们政敌名声太差和自己屡战屡败而受到赞扬和支持，但是对于明朝政府毫无意义，他们的抗争并非为了国家利益，而是党羽的立场，屁股就已经决定了脑袋，他们反对一件事情，并不管事情本身是非曲直，而是他们的政敌赞同这件事情。
他们和他们的政敌一样热衷于争吵是非，并且对国家毫无贡献。唯一和他们的政敌不同的是，他们坚信自己的道德，并且只相信自己的道德，这使他们显得固执而且有些滑稽，他们在屡次争执中落于下风也正是这个原因，虽然后世给与他们高度的评价，但是在误国方面，他们丝毫不逊色于他们所蔑视并且坚决反对的政敌。明朝的灭亡，他们要负的责任不会少于他们的政敌。而党争对于明朝灭亡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后金和李自成。
这就是明朝末年的东林党人，我很遗憾这么评价他们。
朋党之争，唐有“牛李之争”，宋的“新旧之争”，其实，政治只是权利集团斗争的一个手段和途径，利益才是核心的。
由于东林党的弱势，得到普遍的同情心，而东林党的讲学与著作，更带有浓厚的学术气氛，这从某方面来讲，误导了两党之争是权利之争而不是阶级之争的真相。
在十六世纪九十年代，吏部尚书陈有年被辞，他的部下文选郎中顾宪成上奏章请求皇帝（朱栩羽）挽留，而朱不但未允，连顾宪成的官也一并免了。顾回家乡无锡，在东林书院讲学，故谓之东林党。
顾宪成等奖学时，多以批评时事为主，他们虽然不敢攻击皇帝，但可以攻击内阁大学士。这种具有同一观点和同一利害的人群，遂结合成一个阵营，互相呼应，他们在没有当权时，固然反对当权分子，但他们中一旦有人当权，也同样排斥他们所不满意的人，而这种排斥，往往不是以是非为标准，而是以同党或不同党为标准。
比如这些道德标兵反对张居正，因为张居正父亲去世，按明朝礼制规定，在职官员自闻父母丧日起，要辞官守孝三年，如有特殊情况，经皇帝特批，可以继续留任，称为“夺情”。按惯例张居正也要遵守，可是支持改革的官员倡议夺情留任，道德标兵们丝毫不顾张居正改革的巨大成果，纷纷攻击这是 “忘亲贪位”，“背公议而殉私情”，“亲死而不奔”是“禽彘”。他们认为首先要成为一个符合他们认定的道德，才有权利主持朝政，虽然在他们当权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进行过任何有效的改革。
万历皇帝对于论战没有反应的。“神宗在位久，怠于政事，章奏多不省。廷臣渐立门户，以危言激论相尚，国本之争，指斥营禁。宰辅大臣为言者所弹击，辄引疾避去。”
因为皇帝的偷懒和涵养，言官们可以危言耸听，使得自己名声大振，又不至于受到惩罚，所以更加肆无忌惮。
东林党的核心在于所谓的“重振道德”，这固然冠冕堂皇，但核心仍然是排外。他们把自己树立成为一个评定善恶的标准，并要求建立一种得到社会全体公认的道德，这本身就是一种狭隘的小集体思想和狂妄的幻想。
明朝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事情虽然并不复杂，然而“盈廷如聚讼”，正是党争之祸，当时的社会支持东林党人，“与东林忤者，众目之为邪党”，其重要原因是因为东林党人的政敌是魏忠贤，这就是所谓东林党和阉党的党争。
可是党争是东林党支持宦官王安与魏忠贤相对，算起来东林党其实不过是另一个“阉”党而已。
既然是生死之争，东林党人获胜也不会放过自己的政敌，那么阉党获胜，对东林党人的迫害也是在所难免了。
社会上一般认为被阉党害死的都属于东林党人，也太抬举东林党了。比如熊廷弼，被认为是东林党杰出人士而招致魏忠贤的迫害致死，熊廷弼是被阉党迫害致死不假，但熊廷弼本人并不属于东林党，反而十分仇视东林党人。他被迫害只是因为不愿意和魏忠贤同流合污，受到魏忠贤的诬陷，以东林党人的名义处死而已。可是诸如此类的事情给东林党人博得不少好名声。
明末党争剧烈，官僚士大夫往往结党营私，争权夺利，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多次给民族带来重大灾难。
比如崇祯十四年（1641），东林—复社人士以不光彩的手段，重贿司礼监太监，使奸臣周延儒再次出任首辅。
在明朝北都灭亡后，党争依旧无休无止。
南明第一个朝廷——南京政权从酝酿建立开始，就发生立福、立潞的争议，所谓“立贤”、“立亲”不过是表面文章，实质上是不同利益集团为争夺新政权垄断地位的一场争斗。
其后南渡三案，即“大悲”、“伪太子”、“童妃”都是失意的东林党人无中生有的挑起事端，这样的争吵对于南明王朝来说没有任何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