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松山战役笔记》
松山战役笔记 相关部分 序一 研究战争史的新视角与新方法
余戈是一位军人，是一位真正的军事迷。不要以为只要穿上军装，都自然成了军事迷，不见得。身上穿着军装，却并不真正懂得军事，这样的人并不少。穿上军装，并且懂得军事的人，也不一定全都对军事潜心钻研到入迷的程度。朋友们告诉我，现在的军事网上很热闹，年轻人当中有一大批军事迷，“玩”得很深。他们对当今军事高科技领域的进展情况相当了解，对各种高性能的先进武器装备相当熟悉，对当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动向也相当关注——虽然并不是每一条信息都很准确，也不是每一种见解都很内行。作为一名老军人，我觉得这是一条好消息，一种好现象。我国近三十年来经济繁荣，老百姓生活总体上安定并且日益改善，富裕的人越来越多，一片太平盛世景象。怕就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年轻人当中再没有人关注军事，再没有人钻研军事。如果那样，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得了健忘症、幼稚病。
我们热爱和平，并不热爱战争。但忘战必危，这句话可以从各个不同层面去解读。从中国的历史层面去解读，中国战败的教训太惨痛了，百年耻辱，没齿难忘。从当今世界现实生活的层面去解读，世界各国的电视新闻中哪一天没有战争？世界哪一个角落没有战争？哪一个国家不在研究战争？哪一支军队不在准备战争？从一支军队、一位现役军人的层面去解读，意义更加直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朝一日，有准备地去投入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同毫无准备地去投入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胜与败，生与死，结果将是天壤之别。从一个民族心理的层面去解读，对于历史上发生的战争，交战双方对战争中结下的怨恨都已释怀了吗？道义责任（哪怕只是口头上的）都已承担了吗？最后，从厘清战争历史真相的层面去解读，我们对每次战争、每个战役、每次战斗，其取胜或者失利的过程、原因、经验、教训，都搞得十分清楚了吗？不见得。有很多东西至今仍是一本糊涂账，将错就错，以讹传讹。在今后战争中遇到相同的情况，很可能重犯相同的错误。
感谢余戈，他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战争史的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他不是从宏观的、政治的、浮泛的角度切入去研究战争史，而是从军事的、战役的、战术的，乃至从具体的战斗过程、具体的战斗细节切入去研究战争史。详实、真切、细致、可感，有具体日期、具体人物、具体地点、具体景象、具体过程，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闻到硝烟，如听到枪声炮声，如见到怒江滔滔翻滚的浊浪，和对岸高崖上日军碉堡黑洞洞的枪眼。
余戈写的是真正的战争。他写的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一场具体的战役战斗——1944年发生在滇西的松山战役。就内地半个多世纪来研究抗日战争史而言，余戈写的这本书，有两个突破，或称两个“正视”：其一，正视国民党军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正面表现；其二，正视侵华日军在军事行动上的严密作风。这是历史的态度。国民党军，在国内革命战争中是我们殊死拼杀的敌人。在抗日战争中，它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同盟军。面对共同的民族敌人——日本侵略军，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热血男儿，都曾为捍卫自己亲爱的祖国浴血奋战、流血牺牲。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共同回眸那一段难忘的战斗岁月。超越时光，“认同”的东西将会逐渐增多。我们中华民族有着许多一脉相承的军事文化传统，这是不该否认的。日本侵略军，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侵占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又发动太平洋战争。甲午战争距今115年；“九一八”事变距今78年；全面侵华战争距今72年；太平洋战争距今68年。日本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战败，1945年8月15日无条件投降，距今64年。这一切，我们都还记忆犹新。对于中国军人来说，不应该忘记一点：日本侵略军有战斗力。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能用“武士道精神”一言以蔽之。要从多方面去寻找，要从历史事实中去寻找，要从日军的平时训练和对战役战斗的组织实施中去寻找。余戈就是在进行这种具体的寻找。还有，日军、美军对待寻找战亡者、战争中的失踪者的执着，对待处置战亡者遗骨的严谨与庄重，也常常令我颇多感慨。与之相比，我们有时反倒显得草率、粗疏。这是对待人的一种态度，对待军人的一种态度，是对一支军队、一个国家战斗精神的一种悉心呵护。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兵家千古名言，发明权属于我们中国。敢于正视敌人的优点，是我们自信的表现。切记，千万不要让我们自己把“知己知彼”这句话喊成一句空话、套话。
最后还要特别提到一点：余戈的写作风格，是一种细心考证的风格。他拒绝任何戏说、想象、推理的成分。对于松山战役，他查遍了凡是能查到的文献资料，走访了所能寻访到的亲历、亲见、亲闻者，踏访了松山战役旧战场的每个角落，显示出军事记者不凡的调查采访、资料鉴别和叙事把握能力，写出了令人颇具“信任感”的文字。
余戈的写作态度把我感动了，我倚在枕上读他的书稿，半夜给他打电话：“这篇序我为你写，最迟什么时候交稿？”
朱增泉（中将）
2009年2月13日晨草于北京航天城
松山战役笔记 相关部分 序二 真实战史的血腥拼
余戈让我惊讶。
二十年前，我曾与一位友人争执：为纪实文学是否允许虚构的问题。我坚定并激烈地反对那种认为只要事件真实，细节可以虚构的所谓“纪实文学”。我认为那不过是些没有足够想象力去写小说，却又把多余的想象力用错了地方的不入流作家的可耻托辞。我也鄙视那些貌似占有不少史料，却从不肯勤勤谨谨地通过艰苦的实地采访或仔细甄别遴选史料，直接就从前人著述中大量转抄文字的二道贩子式的所谓纪实作品。对战史类文学，我的看法尤其如此。我甚至从读《史记》那天起，就对书中的许多史实（不是全部）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尽管我毫不怀疑它的文学价值。特别是当一个人读过《八月炮火》、《第三帝国的兴亡》这类出色的战史（后者可以视为部分的战史）之后，你就更不可能容忍有人把那种“注水猪肉”式的文字端上你的精神餐桌。
原因很简单，巴巴拉?塔奇曼和威廉?夏伊勒已经苦心孤诣地把标杆竖在了那里。作家梦想成名甚至一夜成名，原本无可厚非。但需要提醒的是，当你打算起跳时，不妨先抬头注意一下，横杆在哪里？这不是大狗小狗都要叫的问题，而是请别发出虚假叫声的问题，因为能写出信史的作家，必备一种美德，那就是：诚信。对史、对己、对人，无不诚信。
现在，《1944：松山战役笔记》像一块厚厚的板砖朝我劈面拍来时，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它的质量和沉重，也让我长长地吐出了一口鸟气：总算在期待了如此多年之后，看到了一部中国人自己写出的、放在世界战史文学橱窗里毫无愧色的作品。
这样说颇有点一篙打翻一船人的味道，但并不妨碍我在这里借机向另一位友人所写的《龙旗飘扬的舰队》致意，因为那同样是一部让人难忘并感佩的战史作品；有所区别的是，姜鸣（该书作者）更侧重于学术，余戈则是文史兼顾。而依我陋见，余戈为这部书所下的笨功夫、苦功夫，要比在这条道上走的大多数人更大。
当然，一部作品的高下，并不仅仅要看作者下了多少笨功夫、苦功夫。才华才是第一要义。但我一向认为勤奋是才华的影子。勤奋与才华如影随形。勤奋未必总能绽放才华，但才华却一定会催生勤奋。
余戈就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不妨先抛开正文，翻翻这部书的附件。一部30余万字的作品，竟有880余条注释，34幅图表（不算插图照片），引用115部（篇）文献以及百余篇报刊文章和网站资讯！一部专门的战史专著，也不过如此了吧？但它却是一部地地道道、典型意义上的纪实文学。
无一事无来历，无一处无根据，以至于所述史实精微到了可以称之为“战争考古学”亦不为过的地步，这怎么可能不让人感叹！
可这还不是这部书唯一让我感叹之处。
我还感叹于作者如史学家般的谨严和克制。为了达成史学意义上的客观性，你能时时感到作者强压下对侵略者的义愤和敌意（这几乎是民族感情的天然属性），去对历史事实进行一种冷静准确的陈述。这正是任何一支史笔所必需的态度。
我更感叹的是，作者对那场从时间到空间都完全陌生且遥远的战场氛围的敏锐捕捉和再现。在这里，我不想引用书中任何一段文字，以免以偏概全或挂一漏万，而更愿意把阅读的震撼留给读者自己去感受。我只想说，即使如我这种以读战史为己任的读者，也很少读过如此这般字里行间都弥漫着浓烈的血腥、烧焦的皮肉、滚烫的弹壳和刺鼻的硝烟味的作品，以致我至今闭上眼睛，都能马上想象出那片寂静的战场下，被太多的鲜血浸泡过的钢铁和铜的腥气以及暗红色的泥土！
读了这部书，你才会了解，人，可能疯狂到何种地步，也可能英勇到何种程度。同样不必要在这里列举，只须想想为了攻克这片十余平方公里的土地，敌对双方共三万多人在这里经过整整三个月里十场争夺厮杀（还不算那些数以百计的小战斗），付出了近万人的伤亡代价。仅仅知道这一点，就足以让你一生震颤。
我所读到的这一切，是一个叫余戈的军队文职干部，用四年的时间，一边亲赴松山踏迹觅踪，一边青灯黄卷地在历史书页中翻寻，为我们一点点廓清迷雾，一块块拼接成图的。面对这样一幅惨烈得常常让人不忍直面的真实战史的血腥拼图，你能说什么？
你可以说，这部书填补了后人对这段历史认知的空白。
你也可以说，这部书使我们终于有了从廓清史实到文学价值都足以与外国同行们比肩的战史文学。
你还可以说，这将是一部一上架就会获得战史类模范文本地位的作品。
你更可以什么都不说。那么，在一个残阳如血的黄昏，你走到屋角的某处，坐下来，静静地翻开它，然后，开始读吧。
乔　良（空军少将）
2009年2月18日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穆旦《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
在论及战争的事件的时候，我不敢从道听途说出发，也不敢基于我本人的观念。我所描述的，只是我的亲眼所见；如果系得知于他人，也是作了最仔细、最苛求的探究。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因为同一个事件，目击者由于记忆不同，或者对事件的兴趣角度不同，给出的说法也就不同。因而大有可能的是，我的叙述严格地基于史实的性质，可能令人非常失望。不过，如果他想看到实际发生的事件的真实画面的话……他就一定会说，我写的东西是有用的，而能够这样，我也就满足了。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
公元前四百年
松山战役笔记 相关部分 序章 他们在寻觅什么？（1）
1
日本人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上，只有三次是他们所说的“玉碎战”，也就是日本人被全部消灭的战役，它们分别发生在滇西的松山、腾冲和缅北的密###。这三个地方都是中国人打下来的。“玉碎”一词，出自中国史书《北齐书?元景安传》：“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二战期间，日本电台于1943年5月31日报道日美阿图岛争夺战中日军守备队全员覆没消息时首次使用该词，用以表示“战斗到最后一人”。 此后“全员玉碎”一词频频出现在日本政府的战报上。
战后，日本人始终关注着这三个地方。对他们来说，这里是悲惨之地、血泪之地、伤心之地、耻辱之地。
公元1974年，即中日邦交正常化第二年，第一批日本人获准访问了中国的边陲城市昆明。这些日本人向当时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提出一个不合时宜的要求，希望允许他们到滇西祭奠日本士兵的亡灵。这个要求被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据说全体日本人当即失声痛哭。
1978年，原侵滇日军第56师团第113联队补充兵 、日本每日新闻社记者品野实，办理了赴中国的护照。但受当时形势所囿，他仍未获准允许去滇西地区。他此行的目的是为死在松山的日本兵写一本书。
这时，品野实得知原日本驻缅甸大使馆参赞宫泽作太郎曾乘飞机飞越松山上空的消息，就想从他那里了解一点从空中看到的情况。宫泽作太郎曾在1976年1月应中国邀请，从仰光经昆明去北京。飞越怒江的时候，他在距地面7000米的中国民航飞机上注视地面，找到了松山的准确位置。尽管是在空中，但作为日本人，在战后见到松山，这是第一次。
当时，缅甸的北部为克钦族和北部掸邦的缅甸共产党所控制，从仰光登陆的日本人，往北走最远也只能到达腊戌。要接近上述地方，唯一的途径就是从空中俯瞰。
不久，由原日军“缅甸战友会”组织的一个所谓“慰灵访华团”再次来到中国。品野实积极争取，却未能被选中。与那段历史有密切关联的11个日本人，第一次进入了云南。他们中间，有从松山战场逃出来的原日军炮兵中尉木下昌巳，有从腾冲战场活下来的卫生兵吉野孝公，还有在龙陵帮助守备队长小室钟太郎中佐自杀的大尉副官土生甚吾，及曾在第56师团司令部任职的中尉石井皎。可是，他们仍未能得到允许由昆明再往西行。
1979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云南，他们被允许到更多的地方参观和游览，但当时云南对外开放地域限定在昆明以西三百多公里的大理市。虽然大理依山傍水，风景如画，更有南诏古国的遗址和五朵金花的故事蜚声中外，然而日本游客却个个愁眉不展，他们终日翘首西望，茶饭不思。莽莽苍山好像一道厚重的历史帷幔遮断了他们的视线。临行，日本人个个面西而立，长跪不起。
他们仍是要到滇西祭扫日军亡灵的。
据品野实后来所写的《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一书所载，这次在中国方面的帮助下，这些日本人从遥远的滇西战场拿来了泥土。回国后，在原日军第56师团战友会举行的“慰灵式”上，这些泥土作为“灵沙”分给了阵亡人员家属。 笔者2004年9月去松山时，当地的朋友说：现在不会再有这样缺乏原则性的事情了，中国的国土哪能如此予人！
松山战役笔记 相关部分 序章 他们在寻觅什么？（2）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日本人终于可以打着“旅游观光”的旗号，源源不断地奔赴滇西，来到松山。他们一般不跟当地老百姓说话，表情肃穆。上了山后，在这个再度枝繁叶茂的山峦里搂树抓土，哭天叫地，诉说着什么，祷告着什么……
当地人见了，不明白他们的意思。于是，就有人托翻译过去问他们：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他们回答：我们在祈祷，祈祷永远和平；愿他们的灵魂升天。
第一句让人疑惑重重：有这样祈祷和平的吗？
第二句让人气愤难平：那样罪孽深重的灵魂，只配下地狱！
还有一位日本老者，带着自己一群男女儿孙来到松山，坚辞导游，竟能在山上轻车熟路地走动。他指指点点，哇哇呜呜，耳提面命下，其子女唯唯诺诺。于是，就有明白人问他：你是当年那位惟一逃脱的日军炮兵中尉军官吧？还真猜对了，此人正是木下昌巳，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他来到滇西不下16次，心愿只有一个：为死在松山的日军在当地建一座“慰灵碑”。他曾向人宣称，自己的生命就是1/1260，代表死去的1260多个亡灵而活，为此他走访了所有死者的遗属，向他们讲述死者最后的“战迹”；他后半生全部的心愿就是满足死者的心愿。为此，他曾表现出一些诚意，比如捐资龙陵在原日军第56师团前进指挥部所在地赵氏宗祠前建了一所白塔小学，当地人谓之“赎罪”学校。 这一举动得到了当地政府有保留的理解，但认为他要为松山日军鬼魂立碑之事，却着实是荒唐无稽之想。
还有其他耄耋老者也不远万里赶来，在这里如丧考妣，长跪歌哭。有人问他们何以如此？他们回答：这里有他们的战友。当年他们如何亲朋友爱。
你们亲朋友爱，为何昔日对待中国人那样野蛮残忍？他们反反复复而又躲躲闪闪的回答是：“我们是军人，军人……”
2
60多年前，侵华日军在滇缅战场遭受重创，有数万日军遗骨散落在缅甸和滇西各地。实现了到现地祭奠这个愿望后，他们就盘算着将死在这些地方的日军遗骨收集回去。
他们首先在缅甸打开了局面。从1975年开始，在日本政府、财团、企业大力支持下，当年在缅甸阵亡日军的遗属纷纷到那里收集遗骨。有金钱铺路，他们在缅甸打通了种种关节，在各个战场都修建了大大小小的“慰灵塔”和纪念碑，不论原址上已盖酒楼还是居民房，日本人皆重金买下做祭祀之所，甚至，为战死缅甸的800多匹军马也立了纪念碑。
此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原日军“缅甸战友会”先后多次派人来云南活动。1980年至1990年期间，他们先后4次以旅游者身份来到云南，打着“日中友好恳谈会”的旗号，企图从民间收集日军遗骨。1988年7月，原日军“缅甸战友会”常务理事甲骨秀太郎一行4人经有关部门特批，沿滇缅公路到达滇西，在龙陵、腾冲、芒市（今潞西）、畹町等地战场遗址进行谢罪忏悔。原日军“缅甸战友会”的老兵们当时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他们也做了一些促进中日友好的事，但这些都掩盖不了他们三番五次来云南的真正目的。
当时在昆明市日资企业——日本华兴株式会社驻昆办事处供职的陈晓耘女士见证了这一事件。
1990年，陈晓耘应邀参加欢迎甲骨秀太郎的宴会。甲骨认为陈晓耘是日本公司雇员，似可信任，所以在昆明逗留期间曾多次到陈晓耘工作之处拜访。陈晓耘了解到，甲骨参加过侵缅战争。一次，甲骨将一份滇西各战场日军遗骨分布图给了陈晓耘。其中《拉孟（即松山）阵地要图》和《腾越（即腾冲，为旧地名）城附近守备要图》上清楚地记录了1944年6月至9月的战斗情况。甲骨先生对日军的侵华罪行做了谢罪，同时希望收集遗骨的事能有所突破。多次通过外交的、民间的交涉未果后，甲骨希望陈晓耘能帮他在此事上做些工作，回到日本后又多次来电。但陈晓耘认为，日本侵略云南的史实是永远无法抹去的罪恶，所以婉言谢绝了他的请求，并表示请他尊重中国人的民族情感。
松山战役笔记 相关部分 序章 他们在寻觅什么？（3）
1944年，日军在滇西战场上遭受重大损失，战死的日军尸骨遍地。据甲骨秀太郎提供给陈晓耘的日军遗骨分布图，日军遗骨分布如下：拉孟阵地1250人，红木树附近100人，龙陵周边2937人，腾越城及周边1800人，瓦甸及大塘子附近200人，桥头街及冷水沟附近100人，芒市及上街附近878人，遮放及滇缅国境附近400人，平戛附近约200人。此外，保山附近200人，应是1942年5月至1944年远征军反攻前渡过怒江窜扰，被远征军击毙的小股日军；腾冲北部古永乡200人，应是日军扫荡腾北时被歼灭人数。以上合计为8265人。 这个资料反映了日军在松山、高黎贡山、腾冲、龙陵等地的阵亡情况，是了解当时滇西战场战况的重要旁证资料。
松山、龙陵的老百姓，几乎都听说过县外事办公室的人讲日本人为寻找日军遗骨而“悬赏”的事，据说交换条件是：一具尸骸换一辆轿车，一根腿骨或手骨换一台彩电。没有人为此动心。 那么，那些遗留下来的日军遗骨到底在何处呢？据龙陵县史志办公室陈景东先生介绍，1988年至1989年，当地政府曾组织人力在松山一带收集了一些日军遗骨和遗物，当时的目的一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二是史志办需要收集相关资料和物证。之后，这些遗骸和遗物被装在约20个木箱以及40余个陶罐内，一直放置在龙陵史志办公室的仓库内。2005年龙陵抗战纪念广场落成，又搬迁到新建的抗战纪念馆内。
笔者的朋友、著有《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的北京作家方军，在龙陵采访见证抗战的“最后一批人”时看到了这些骨灰罐，他将这些日军遗物分为三类：
5个陶罐装的骨灰，是日军第56师团将在缅甸战死的日本兵烧成骨灰，带入中国滇西的。据说日军当时曾准备带着这些骨灰打到昆明、重庆去。装骨灰的陶罐口小肚大，是缅甸萨尔温江流域妇女顶在头上使用的陶瓷器皿；
据日本厚生省的统计资料，在滇西战场上，侵华日军共战死14052人。当年滇西群众掩埋日军尸体是为了防止尸体发臭，担心污染空气和水源，属于草草掩埋。1988年仅在松山挖掘出了其中一部分骨骸，装在本地烧制的陶罐里；
此外，当时在收拾日军遗骨时，和遗骨一起出土的还有他们的钢盔、皮鞋、饭盒和炮弹等物品，装进了20几个木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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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待阵亡人员遗骨，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不同民族对于历史的态度。昔日在滇缅战场交战的日本、中国及其盟国美国，是如何对待这一问题的呢？
日军在中国阵亡者，战争之初祭奠规格很高，一般是在战事告一段落后，将阵亡者尸体烧制成遗骨，举行大型“慰灵式”祭奠，而后运回日本，送入东京的靖国神社。随着战事惨败尸骨成堆，就采取军官割一条臂或一只手，士兵割一只手或一个手指，放在一个专用的“化学燃烧毯”上烧制成遗骨的办法。 中国军队反攻时，节节败退的日军脖子上仍挎着白布包裹的骨灰盒同行；除非遭到惨重失败不容及时处置的情况，一般不丢弃阵亡者的遗骨。 一位中国远征军军官称，他们最后打下腾冲城东北角，日军除了几个活的，其他死尸垒成一人多高的垛子，一个月下来，上面爬满白蛆。一户腾冲居民光复后回家，发现自家二楼堆满日本骨灰盒，每个盒上放着手表、钢笔、书信、奖章等。这显然是收集好准备后送的。那户人家又惊又怒，一炬焚之。
松山战役笔记 相关部分 序章 他们在寻觅什么？（4）
可以想见，如果不是战争惨败，日本人是不会如此狼狈的。而战后的几十年，他们费尽心力地弥补着这个缺憾。
在中国，抗战胜利后，云南省政府在松山、腾冲、龙陵等战场遗址上修建了阵亡将士公墓，立了纪念碑。特别是在腾冲来凤山麓修筑的“国殇墓园”，将其西边的小团坡辟为烈士陵园，从山脚至山顶，依编制序列密密排列着全部阵亡将士的小型墓碑，碑上镌刻着每位烈士的姓名军衔。看上去，如同正向山顶冲锋的一列列纵队。而在削平的山顶上，则伫立着攻克腾冲的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的大型方尖碑，碑上铭刻着那段历史的述评碑文，那是9168名阵亡将士（其中军官490名，士兵8678名） 用鲜血和生命为民族解放创造的辉煌业绩和赢得的最高荣誉。可以说，这座设计独特、气势恢宏的抗战阵亡将士陵园，在中国堪称最佳。然而，在“文革”中这些纪念碑和墓地全部遭到严重破坏，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由于政治气候变化才逐步予以重修，并于1988年恢复开放。在松山战役中，中国远征军阵亡4000名将士（其中军官157名，士兵3843名） 。在今日的松山上，当年松山战役主攻部队第103师所立的那方断裂又拼合起来的纪念碑，仍在刺目地提醒人们想起昔日的一幕。而树立在昆明市圆通山的中国远征军第8军松山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时至今日仍只有折断残存的基座，原先的碑身早已不可寻觅。
在缅甸的情形亦令人扼腕叹惜。当日本人的“慰灵碑”一个个刺目地树立起来时， 当缅甸昔日的殖民统治者英国人的阵亡将士公墓得到最好的保护时，将日本侵略军逐出缅甸的中国驻印军的陵园却难觅踪影。当年中国驻印军在缅北征战匆匆，大多数阵亡将士都是草草掩埋，部队撤回国后再无机会返回昔日战场重修陵园或迁移英烈忠骸。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因为政治原因，缅甸政府铲平了大部分中国驻印军墓地和纪念碑。 不少旅居缅甸的中国驻印军老兵提起此事，哽咽难语，老泪纵横。当年指挥这些士兵在缅北作战的原中国驻印军新1军军长孙立人将军，在台湾闻讯后悲痛万分，生前只能每年在家中的庭院里祭奠自己的老兵。
在这方面，中国战时的盟国美国的做法颇耐人寻味。当年，配合中国远征军作战的美军联络官及飞行员共阵亡19人，他们都是在当时或在战斗后几天就举办了葬礼。其中军衔最高的威廉?C．麦克姆瑞少校在高黎贡山麓的大塘子阵亡后，当地土司提供了一口价值700块大洋的上好棺木。1946年、1947年美国政府又两次专门派出公益救护队寻找他们的遗骸，用绿帆布袋迁葬回国，送到其亲人手中，举行军队葬礼仪式，并写出国防部的寻找报告，进入国家档案。 至于因飞机失事而失踪的“驼峰航线”飞行人员，多年来美国军方一直没有放弃寻找。1996年1月，在云南历史学者戈叔亚、中国探险协会主席严江征等人帮助下，美国老兵弗莱彻?汉克斯在滇西泸水县高黎贡山片马垭口，寻找到了1943年3月11日失事的一架隶属“中国航空公司”的C-53型运输机，确认了机长、美国飞行员吉米?福克斯及中国副驾驶谭宣、通信员王国梁等人遇难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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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国内知道松山战役的人仍然不多，来过这个偏远地方的人更属寥寥，也因此万幸地保留下了中国抗日战争最完整的战场遗址，供了解那段民族秘史的少数人一次次前往凭吊。松山战役，可能是在中国最无名的地方发生的最有名的战争。
松山战役笔记 相关部分 序章 他们在寻觅什么？（5）
关于松山战役，日本方面的撰述比我们国内多得多，虽然这场战争中他们只活下来十几个亲历者（包括战俘和逃出者），但几乎每个人都留下了回忆录；作家、研究者的作品更多。 而其战后为祭奠死者来过这里的人，也比来自国内其他省份的国人多，虽然这地方是云南这个旅游大省的一部分。
前些年，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国政府每次均例行抗议，已经成为规律。但是，转换一下思维，为什么我们没有类似的仪式让他们感到压力？其实，靖国神社建在日本，拜与不拜都在他们：在位不拜下台拜；白天不拜晚上拜；官员不拜老百姓拜；行动上不拜心里拜；近处不拜远距离遥拜。他们能跑几万里路来到中国滇西拜，谁能挡住一个民族的精神活动？
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我们也认真地拜点什么，再不要干那些挖碑掘墓而后重建、急用时拜不用时撂荒的事情。说到底，两个民族在信仰上的较量，是靠每个人在心里使暗劲的。看着别人的虔诚笃定而急眼，其实已经面临危机了。
所幸，在国内，关于松山已有种种传奇。
传奇之一：
松山战役开始，一个中国远征军士兵奉连长命令，将三位牺牲战友运送掩埋。士兵将尸体拉到后方，军需官指示士兵将尸体临时掩埋，待战后觅墓地集体埋葬。士兵掩埋战友，绘下掩埋位置草图交给军需官就返归部队，战役结束随部队到了内地，后转往台湾。
老兵重游松山，凭吊埋葬英烈的墓园已是40年之后的八十年代。但三位阵亡兄弟并没有迁葬这里——军需官把那张草图遗失了。深感对不起死难的弟兄，也没完成长官交给的任务，老兵凭记忆开始寻找临时埋葬点，要使三位弟兄返回建制。墓园阵亡将士按部队建制序列安葬。当年没找到。第二年继续找，终于找到了埋葬位置。开始挖掘时下着淫雨，一对当地的中年夫妇路过，了解原委后，帮助一块挖掘。但什么都没有发现，只是看到部分土壤颜色呈褐色，老兵深感疑惑。这对夫妇的先生解释：云南是红土地，酸性很大，赤身掩埋20年以上尸骨已经化了。老兵在中年夫妇协助下将埋葬三位弟兄的一包红土捧送到墓园，了却心愿。第三年，老兵又返回，给三位弟兄立墓碑，顺便拜访感谢帮助过他的那对中年夫妇。在这一年里，多年不育的那对夫妇一胎三胞，生了三个儿子。老兵得知老泪纵横，自语：对不起弟兄们呐，让你们委屈了，四十年之后才找你们来……
传奇之二：
战争结束几十年后，走滇缅公路经过松山的司机们到这里都屏息静气，当地人都传说每当黄昏或者阴雨天，仍然能听见山谷里传来厮杀声枪炮声。这表明，那段悲壮往事已渐渐被后来人在心里做某种“神化”叙事，从中也可感到这座山在人们心中越来越重的分量。
滇西保山市“金水阁”酒店老板杨建明，小时候常听老人和老司机们讲述松山的故事，民间口述的历史激发了他的兴趣，每次路过松山，他都停下车，在路边静坐片刻，为阵亡将士点一支烟。十余年后，杨建明做生意成功，他寻找到100名活着的滇西抗战老兵，资助他们每人每月100元生活费。从2004年至2007年，共捐助30多万元。
后来，在作家方军的宣传联络下，北京的一些青年知道了滇西远征军老兵的情况，在网上建立了一个“互助抗日老兵论坛”，网友们认养了百余名仍生活在龙陵、腾冲的远征军老兵，每人每月捐助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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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之三：
1996年4月，云南保山市地方史志学者陈祖樑正在腾冲国殇墓园拓碑，双手黑黑。
这天，忽然来了一群日本游客，都是七八十岁的样子，有一个脸上有一道很长的疤痕，有一个是瘸腿。这些日本老头进了墓园后，来到大门口西侧的“倭冢”前，这是昔日腾冲百姓出于人道为收敛日军军官尸骨而修筑的墓地。他们上香拜祭，完毕后就要离去。
冷眼静观多时的陈祖樑，已猜到了这些人的身份，于是大喝一声：“站住！”日本老头们很惊讶，陈示意翻译：“你们是当年侵略腾冲的日军吧，来到国殇墓园为什么不拜英雄！”
几个日本老兵商量几句后，显得很无奈，只好排成一队，向抗日英雄三鞠躬。事后得知，这些日军老兵正是当年占领腾冲邻县龙陵的日军士兵。那个脸上有枪伤疤痕的，正是松山被我攻克后唯一逃出去的日军炮兵中尉木下昌巳。多年来，这个人来滇西不下16次。
传奇之四：
2005年7月，在中国人民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原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参谋长成刚将军的儿子、旅居美国的成彦邦先生一行回国来到松山。他们在松山一路捡拾地上的小石块，都用签字笔工工整整地标出腊勐、大垭口、子高地、滚龙坡、长岭岗等地名。返程回国登机时，装着石头的行李超重了19公斤，而每公斤需增加15元费用。陪同的人为此咋舌，成彦邦的夫人陈紫薇女士却笑道：“值得！这些石头十分珍贵，价值无法计量。”
据了解，成彦邦是要将这些在炮火多次翻犁下顽强生存下来的小石块带回美国，在自己主持的中国抗日战争讲座上以松山石作实证，宣传松山战役的艰苦卓绝和惨烈悲壮，让每一块松山石敲起警钟，让华界同胞不忘国耻，弘扬全民团结举国一致的抗日战争精神，为中华振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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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关于松山战役的著述虽然不多，遗憾却不少。下面的两则文字出自一部影响广泛的“纪实文学”。这部作品中史实方面的硬伤不少，挑出这两则，是因为它隐含的语境耐人寻味。
之一：“确凿资料表明，松山大战没能抓到日本俘虏。唯一一个被俘的日本伤兵途中醒来，竟然咬掉一名中国士兵的耳朵，被当场击毙。”
这说的是松山子高地被远征军爆破后从土里扒出来的5个被震昏的日本兵之一。作者既然知道这个咬了中国士兵耳朵的日本士兵被击毙，必然知道同时被俘虏的另外4名最终就范了。事实是，松山攻克后，远征军共俘获日军9人， 均送往楚雄战俘集中营关押。战后被遣返回日本。
之二：“这一天（1944年9月7日）天亮前，8个朝鲜和台湾女人打着白旗走下山去，6名日本女人和她们的士兵男人留下来，留在即将毁灭的阵地上，等待生命中最后一个黎明的到来。”
事实是，日军战前即秘密杀害了中国慰安妇，战斗中强迫所有朝鲜慰安妇自杀，只有9名朝鲜慰安妇乘日军不备跳出战壕逃脱或被我俘获而幸存。而当时全部5名日本籍慰安妇在日军保护下，一个都没有死，被远征军俘获后送入楚雄战俘营，后被遣返回日本。在松山、腾冲战场被俘虏的日军上等兵早见正则及第56师团卫生兵吉野孝公，都在回忆中证实了这一点。就连品野实在其《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一书中也说：“这样一来，军国主义者们叫嚷的‘日本慰安妇都安排朝鲜慰安妇逃走，自己化妆后自杀了’的高论，不就彻底被揭穿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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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来分析一下这两则记述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
第一则，是想说日本兵信仰坚定、气节无可动摇吗？确实，绝大部分日本兵战死未投降，这足以反衬出远征军作战的艰苦。但是，以“确凿资料”的方式作如此夸大，反倒令胜利者在精神上黯然。事实上，处于蒙昧状态下的日军的“勇敢”，是经不起考验的，他们不但有9名做了战俘，还有六七十人在“未奉命”的情况下逃跑，连日军军部都深感玷污了“全员玉碎”的名声，悄然安排归队者去新的战场送死。
第二则，是想说日军对异族妇女仁慈、讲道义，日本女人都是烈妇吗？真不知道这样的描写，该如何面对被杀害的中国同胞和朝鲜妇女的鲜血！
读这样的“纪实”作品，逼得人要亲自去把事情弄清楚，然后用自己相信的方式，告诉那些关注此事的朋友。为此，笔者专程前往滇西，在昔日的战场上久久徘徊，访问了一些健在的远征军老兵。回到北京后，通过档案馆、图书馆和互联网遍查有关松山战役的撰述文字，那段历史渐渐在脑海里显影、复活。
基于所获得的材料和自身的把握能力，笔者暂将目光聚焦于松山。
2004年9月笔者爬上松山时，在大垭口坡上邂逅了神交已久的戈叔亚先生，他正带着又一批媒体记者做有关松山历史的电视节目。此前，我的朋友方军多次向我提到他在云南结识的这位兼具军人血气与人文情怀的学者。在笔者心里，他已经成为这座大山的权威代言人。他曾在个人博客中说：“通过多年研究以及无数次和双方老兵交谈并一同实地考察，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松山上几乎任何一处非农业功用的人为痕迹都可能是战争留下来的。完全可以拿着当年中日两军的攻防要图找到任何地方，并根据现存的表面痕迹看出日本军防御阵地配置体系、中国军进攻线路、战斗的激烈程度和双方作战思想及特点。有几处坑道单兵射击掩体和炮兵阵地甚至清晰可见棱角分明，就仿佛是昨天才挖掘的。在松山，当看到那触目惊心的战场遗迹时，你几乎会听到枪炮声冲杀声、哭喊呻吟和自己呯呯作响的心跳声；可以闻到战火的刺鼻硝烟、烤肉与树叶、泥土与腐肉的混合气味。可以说松山的每一把泥土都被战火烧炼熏焦、被鲜血渗透浸泡。”
笔者正是带着对这段话的体验式心境，小心地走在那座大山的每一个高地和山洼。傍晚时分，当一轮血色残阳缓缓坠向西面的群山，那一刻，脑海中那幅日军在横股阵地全员“玉碎”之黄昏的画面，顿时与眼前的景象交融，一时心头涌起无限沧桑。这，莫非就是那种让人沉溺其中难以自拔的历史情怀？
笔者本来想能如刑事案件调查那样把那个山头发生的事情和细节都搞清楚，因为日本人品野实就是这么做的，尽管他们只活下来十来个见证人。一投入其中，笔者才发现这实在是个无法企及的目标：最具参考价值的中国官方战史资料，不过是一两本作战部队编写的叙事简略的油印本小册子 （而美军编定的《中缅印战区战史》装了满满一个木箱 ）；尽管有那么多战争亲历者，但是留下资料的却微乎其微，尤其是那些具有“战壕真实”的老兵口述史料，实在是太少了。
为何会如此？这又是个类似对待陵园和纪念碑般的问题，一旦深究必定伤心。事实上，中国人对于历史的态度，一方面为政治气候所左右，当局者对于历史的评价往往受制于现实功利因素。比如，因为滇缅战场为美国人史迪威所主导，而史迪威后来与蒋介石彻底闹翻，这使得国民党方面甚至将东线豫湘桂战场的惨败都归因于在滇缅战场浪费了过多战力，于是对这段历史加以忽视和贬低；另一方面，或许更深层的原因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模式本来就是惯于“定性”而轻视“定量”研究的；“定性”固然可以经常翻云覆雨、颠倒黑白，“定量”也往往就是“莫须有、“差不多”、“大概齐”。“胜者王侯败者贼”式的历史实用主义观念，让中国的“王侯”和“贼”都一转眼就把刚刚流淌的鲜血擦得干干净净，付出的无数生命只是粗线条文献记载中的一个统计不精确的数字——日本靖国神社里供奉的鬼魂精确到个位数，而我们纪念碑的碑文则只能概而言之。
多年以来，对于1944年的中国军队滇西缅北反攻作战，只有云南历史学者徐康明、吴宝璋、戈叔亚、陈祖樑、李正等人在对此进行艰苦细致的寻访调查。笔者只能宽慰自己，我已尽最大的努力在探寻昔日的一切，而这种探寻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份深深的踏实感和满足感。
正文 第1章 松山：兽军盘踞的要塞（1）
正文 第1章 松山：兽军盘踞的要塞（2）
正文 第1章 松山：兽军盘踞的要塞（3）
正文 第1章 松山：兽军盘踞的要塞（4）
据日方资料，自1942年5月进至怒西后，日军就将松山作为警备中心、进攻据点和防御支撑点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开始阵地建设。1943年，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败退，日军战略专家预见到松山作为支撑滇西和缅北防御体系重要支撑点的作用凸现为首位，为最后的困兽之斗，拟将松山建设为永久性防御要塞。 于是，缅甸方面军第15军（第56师团进入滇缅战场后，前期隶属第15军，1944年4月转隶第33军）令第56师团出动工兵联队，并从滇西、缅甸、印度等地强征大批民夫，在工兵联队指挥下昼夜施工，拉孟守备队的兵力也投入到工程之中。战后，很多日军的回忆录都说：“正是自己付出大量汗水建造的坚固阵地，才使我们有了不败的信念。”
地堡群的修筑分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将松山作为进一步进攻保山的前进阵地而考虑，同时以应对远征军反攻为辅，因此主要修筑了本道阵地、原口山阵地等外围阵地共17处，其中包括两处渡河监视点阵地。工程由工兵第56联队负责，于1942年底竣工。第二阶段，日军看到进攻无望，转而以松山做支撑点式防御为主，着手对松山腹部阵地进行加固与扩展，共增设、改设及加固原有阵地11处。工程初期由工兵第56联队、后由拉孟守备队步炮兵负责，于远征军反攻前夕完成。
工程最大的问题在于当地缺乏水泥，因交通不便也难以从远处运送，这迫使日军在工事设计和就地取材方面做最大努力。所以在修建主体工事的大口径榴弹炮掩体时，将壕沟挖到在地面上只可看到炮口的深度。而壕沟壁分三道防护墙，最外围是夹层，日军把两人合围粗细的圆木锯成两米多长的木板，两层木板中夹厚32毫米的铁板，直栽入土内作防护墙；然后是两排装满土石的铁桶组成沙石防护带；最后是木桩墙，墙体每隔两段或三段木桩就纵向或横向地用锔子加以固定。壕沟内的柱子也是把几根松木捆在一起使用。
由于缺少水泥，工兵第56联队长小室中佐便命令在松木上面埋上泥土充分地加以固实，再在表面铺上杂草做伪装。 以此保证防御工事的强度能够抵御榴弹炮炮击与空袭时的直接命中。后来还发现该构造能够防水，则是意外收获了。
工事建造中最大的体力消耗在于圆木的采伐与运输。小室中佐深知阵地上的大树可作为掩护阵地之用，不能砍。这样，所需的木料就要从主阵地南面山谷中的密林中采伐来。可以想象，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用自制的牵引车与人力来搬运那些松木有多艰苦。这些困难都在日军对“大东亚圣战”之胜利结局深信不疑的狂热中被克服了。
在第二阶段工程后期，怒江东岸的中国远征军已经有所动作，日军开始赶进度了。此时，来自北九州福冈、佐贺和长崎等地的日军步炮兵发挥了作用，他们其中很多人入伍前做过矿工，所以懂得如何挖掘坑道。日军让坑道在适当的地方“T”字形弯曲，先往前10米，然后向左右分别延伸20米。修整扩宽后成为洞穴，这样就可以放置兵器、弹药以及储存其他一些物资。扩宽坑道是为了在主兵营遇到炮轰时，可以当作预备兵营使用，同时也可以收容伤兵。洞穴有多个出口，可以避免发生闷死、被埋的危险，各个洞穴之间还互相联通，以达到更高的安全级别。
堡垒的外围遍布蛛网状交通壕，用以连接各个主要阵地，甚至步兵炮可以通过交通壕来回移动。交通壕虽不像地堡那样建造，但由于加有掩盖，且在侧壁凿有大量洞穴式掩蔽部，可使士兵躲避火炮的攻击，待对方攻入阵地后突然钻出实施反击。此外，交通壕各段还连缀着大量散兵坑，坑口宽80厘米左右，坑内宽些，呈罐状，步兵可以站起来射击。部分据点外设有铁丝网，据点群外围又加设两三道，每道纵深4米，以两米高的木桩或铁桩固定。据点最内层还设置了铁片网，铁片宽2～5厘米，钉在木桩上。在道路路口处，多用拒马开闭。在公路要道死角和铁丝网前，还埋设地雷及用炮弹引信改制的代用地雷。
正文 第1章 松山：兽军盘踞的要塞（5）
最后，日军还考虑到恶战时如何确保通讯的畅通，决定以可靠性强的有线电话为主。电话线连接了各个阵地，把重要的线路深埋在地下。其中单用来指挥重炮阵地的电话线就有6条，其中3条铺设在地面上，3条埋在地下以备地面线路断线时使用。电话交换场所是水泥壕沟，日军把珍贵的少量水泥用在保证通讯上，无疑是非常明智的。此外，各个阵地、指挥本部以及怒江渡河点上面的两个监视哨之间还用6型无线电机联通起来。
至1944年5月，日军已在松山上建起了城堡式的坚固防御阵地。整个阵地依松山群峰地形，在滚龙坡、大垭口、松山、小松山、大寨、黄家水井、黄土坡及马鹿塘编成7个据点群，每个据点群均以数个最坚固的母堡为核心，四周又有数个子堡拱卫外围，共有子母堡垒40余座。 堡垒互为侧防，交相掩护。随着堡垒群的落成，整个松山也将近挖空，状如大型蚁巢，地下交通网络四通八达，电灯、供水俱已解决。
在阵地的建造过程中，日本南方总军 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中将，第15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都曾在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中将陪同下亲临视察，他们现场观看了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试验。试验表明，数枚500磅的重型炸弹直接命中，亦未能使工事内部受到损害。日军司令官们对此极为满意。河边正三在写给南方总军的报告中称：“松山工事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强度的猛烈攻击，并可坚守8个月以上。”
松山阵地已足够坚固严密，但只有杀死所有知道它的秘密的外人，才是真正的坚固。像关东军构筑“满洲国”国境要塞的做法一样，在松山阵地完工后，1944年2月21日至25日，日军将从各占领区抓来修筑工事的1670余名民夫（其中有印度人80多人，东南亚华侨138人）全部秘密处死。据保山史志学者陈祖樑在其《血雾迷茫——滇缅抗日及日军罪恶揭秘》一书中披露，日军调来卫生防疫班，以打“防疫针”为名，给全体民夫分批注射了毒药。打针后4小时，民夫全部死亡，而后被焚尸分批掩埋。 尽管有资料表明，日军为保密起见，仅让这些被抓来的民夫主要充当搬运工，将木料和缴获的美国援华物资搬运到大垭口即不准再进入山上的主阵地，但这些无辜的民夫仍然未能逃脱厄运。
曾亲历松山战役的中国远征军荣誉第1师第2团第3营重机枪连排长黄天回忆，在战后打扫战场时，在松山大垭口附近发现了一座“千人坟”。据称日军杀害民工后，在其尸体上泼上汽油焚烧灭迹。后由当地土司动员群众共收捡尸体残骸688具，挖坑集中埋葬。日军这一灭绝人性的残酷暴行，使这位现在长沙安度晚年的老兵至今仍激愤不已，称这些鬼子兵为“没有人性的幽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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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怒江西岸，日军对防守做了长期打算。给所设置的拉孟、腾越、龙陵、芒市、平戛、滚弄等据点的守备队下达的一致命令是：“敌人进攻时，要努力歼灭；我方进攻时，要以此为根据地。”对处于特别战略位置的拉孟守备队，则另有补充要求：“守备队既要应付地面上具有强大优势的敌人，还要对付天上空军的攻击，以少数兵力固守拉孟阵地，使师团主力便于作战。”
基于此，在加强阵地建设的同时，滇西日军的军事训练一刻也没有放松。
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撰的《伊洛瓦底江会战——缅甸防卫的失败》（为该室编撰的战史丛书第25卷，亦称“公刊战史”。中译作《缅甸作战》上、下两册，中华书局1987年4月出版）：为应对中国远征军的反攻，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中将着力指导各部队提高战术技能，在1943年缅甸方面军第15军举行的师团对抗射击竞赛会上获得了优胜。其后更加重视干部教育和战术技能训练，并严格执行联队长、大队长、中队长等的集中教育及指挥机关、通信机关的综合训练。1944年初，还进行了两次联队对抗刺杀术、射击比赛。就在中国远征军发动反攻前夕，日军第56师团还根据作战部署，对全师团进行了历时约一个月的战前强化训练。
正文 第1章 松山：兽军盘踞的要塞（6）
而据守松山的拉孟守备队，在上述训练中一直堪称“标兵”。在缅甸方面军举行的一年一度军事大比武中，拉孟守备队一直保持步枪射击、火炮射击和负重攀登三项第一的优异成绩。据称，“在长达两年的怒江防务中，该守备队勤于演练，常备不懈，作战大小11次，毙敌90余名，多次受到上级嘉奖”。
当时，处于日本侵略战线最远端的拉孟守备队成了日本后方关注的热点，大人物和记者团一个跟着一个前来慰问。1942年11月底，日军南方总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来松山视察，天空布满日军飞机，让拉孟守备队士兵大开眼界。不久，日本女剧作家水木洋子又来到松山为创作所谓“国策”电影而采风。1943年初，由日本广播协会组织的慰问团远涉重洋来到松山，随行者包括在日本正当红的春日井梅莺、奥山彩子等歌星和一大群年轻的女舞蹈演员，更是让日军士兵大饱眼福。为了抢着给女演员开车献殷勤，一个日军曹长还在镇安街附近翻车送了命。拉孟守备队的军医中尉高桥富带着卫生兵赶来救护，由于摸到了这些从日本国内来的女人的肌肤，心里充满着亢奋和欣慰。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为这支日本侵略军中的“精锐”和“前锋”打气鼓劲。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高规格慰问和演出，既是对这些所谓“九州男儿”的颂歌，也是唱给他们的最后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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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军在战争中开设随军“慰安所”的问题，为全世界所谴责。这一制度的始作俑者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他当时负责在上海开设了最早的日军慰安所，后来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后被广泛推广。据他辩解，这一做法的初衷是为减少日军在占领区的强奸暴行。 但事实证明，强征占领区妇女充当日军泄欲工具的做法，使得这一丑恶行径合法化，不但没有减少日军的强奸犯罪，反倒纵容整个日本军队都成了无耻的野兽。
日军实施慰安所制度，在战争期间一直是秘密推行的。使这一罪恶让全世界公众所了解，正是松山战役结束时美军随军记者拍摄的俘获日军慰安妇的新闻照片。当时，在松山共有14名慰安妇幸存，朝鲜籍妇女为9人。其中一名叫朴永心（花名“若春”）的朝鲜慰安妇，战后曾多次在有关日军慰安妇问题的国际审判案中出庭作证，并于2003年重访松山，引出一段令人心碎的战场往事——此为后话。
1942年5月，日军进占松山不久，拉孟守备队长、第113联队长松井秀治即命令在大垭口开设了“拉孟慰安所”。 最初是从缅甸悄悄带来了三四个女人，骗他们说是当女招待，只是斟斟酒。其中三个女人有丈夫，他们也被抓来烧洗澡水，发放慰安所门票（慰安券）。日军强迫这几个女人在其丈夫的眼皮下，满足日军士兵的性欲。
当时日军拉孟守备队达3000多人，三四名慰安妇远远不能满足要求。于是，1942年8月，日军乘腊勐街赶集的机会，包围了街子，把十几个当地年轻妇女捉住进行强奸，然后拉进了慰安所成为“慰安妇”。在这些妇女中，有一个叫李连春的姑娘，是当地白泥塘村人，直到2003年还健在。她后来成为滇西地区敢于公开站出来控诉日军罪行的唯一的慰安妇。1998年，保山史志学者陈祖樑等人曾对时年76岁的李连春进行详细的采访。
正文 第1章 松山：兽军盘踞的要塞（7）
李连春说：“我原名叫李要弟，属鼠。我家原是龙陵县腊勐乡白泥塘下海箩寨人。1942年，我18岁，日军占领了我的家乡。8月的一天，我背了一篮蔬菜到腊勐街去卖，想买点盐巴回家。刚到街上，就看见来了一队日军在街头街尾架起了机枪，将街子包围了。日本人见人就打，男人被拉去当夫，女人就在街上光天化日下被糟蹋了。最后，我和十几个年轻妇女，统统被拉到了日本兵营（松山大垭口）前面的慰安所里。初到慰安所，换上了日本和服，天天挨打挨骂，强迫我们进行‘实习’练习，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别人的面，让日本人肆意地侮辱。日本人什么不要脸的事情都干得出来，禽兽不如。我们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有一次，一名日军士兵在奸污她时，疯狂地咬伤了她的左肩，当时鲜血直流，后来化脓，留下了伤疤。
在拉孟日军慰安所一年半的时间，性格倔强的李连春天天都在盘算着逃跑的事。后来在一个下大雨的晚上，在一个放牛人的帮助下，她化装逃出了松山，时间在中国远征军反攻之前半年。
据品野实在《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中披露，日军在松山大垭口建起了两栋房子做慰安所，位置在滇缅公路建设纪念碑与里山阵地之间的空地上。1942年底，正式征集的第一批慰安妇被装在车厢里运来。最初到达的是10个朝鲜姑娘，日军骗她们是招来为军官俱乐部服务和组织敢死队“保卫她们的国家”，到了运输船上才宣布是来当妓女。尽管这些十###岁的姑娘流尽了眼泪，还是被强迫着进行“实习”训练后送来了。1943年初，又送来5名日本妇女和5名朝鲜姑娘。最早送来的10个朝鲜姑娘，则换去了龙陵，换来的仍是10个朝鲜姑娘。
慰安妇在这里被区别对待：日本和朝鲜慰安妇属于“邦人”，受到日军一定程度的关照； 中国慰安妇为临时抓来，可以任意凌辱。两年后，日军拉孟守备队末日来临之前，这些慰安妇的命运也迥然不同：人数最多的中国慰安妇地位最低下，遭受到最残酷的折磨，但后来活下来的日军却闭口不谈，只提到20名日本和朝鲜慰安妇。这里面隐藏着一个共同的秘密。
关于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在当时的日本军方曾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最初，日军认为这会刺激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耻辱感，激发反抗意识，对实施占领统治不利，因此尽量以征召朝鲜、台湾这些殖民地及本国慰安妇为主；后来，这个看法开始改变。
在战后远东审判案的备用资料中，日军情报部的大雄一男给日本陆军本部的一份文件中称：“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会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他们在战场上被打败的心理，能在中国慰安妇的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当日本武士道不能支撑崩溃的士兵时，中国慰安妇的肉体却能对复原、唤起士兵的必胜信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能够在中国女人身上得到满足，必将能在中国领土上得到满足。占有中国女人，便能滋长占有中国的心。我们必须更多秘密地征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安慰我们的军人，树立他们必胜的信心。”这份文件产生于日本战力走向低落之际，基于这一理念，日本军部曾下达命令：“今后可迅速在统治区和占领区秘密征召慰安妇”。
正文 第1章 松山：兽军盘踞的要塞（8）
1997年4月13日，龙陵县白塔村一位叫张芹○（略去一字）的老人向保山史志学者陈祖樑证实：1942年5月23日她被日军第113联队抓入龙陵日军慰安所，那一天日军同时轮奸了她和她的母亲，并残忍地杀死了她的奶奶和其他两个被轮奸的姑娘。她说，她在慰安所里曾听到日军行政班要龙陵县“维持会”交600个“花姑娘”慰劳皇军。当时“维持会”的人找日军台湾籍翻译白炳璜求情，说：“龙陵县小，没有这么多姑娘，而且老百姓都躲到山里去了，到哪里找人啊。”但不久，慰安所里就陆续抓来了十几个姑娘，听口音都是本地人。
但是，与日本、朝鲜籍“慰安妇”不同的是，被强抓来沦为军妓的当地妇女经常处于流动状态。当日军厌倦后，就剃光她们的头发后释放，表示以后不必再来。这些妇女顶着这个耻辱的标记回家后，村里人甚至家里人都看不起她们，她们从此无脸见人。当地人称之给日本人“出公差”了。这种深深的耻辱感让这些女性终生保持沉默。松山战后曾参与战场调查工作的国军军官洪绍坤，曾告诫经常去松山做战地田野调查的戈叔亚：以后到松山，凡是看到六十岁左右的老妇，千万不要向她们询问战争的事。“就是问，她们也不会说的。”
当时，日军拉孟慰安所有两个男主管，有领班、门卫、役夫。慰安妇分为两组。平日日军凭票进入慰安所。由日军高桥实中尉军医、清岛长典中尉军医和户田寅少尉军医、卫生兵鸟饲久一等兵、吉武伊三郎伍长等人每星期来给慰安妇检查身体，让日军放心奸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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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守备，在加强松山工事构筑外，日军拉孟守备队对松山周围几十个村寨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淫掠，实施“三光”政策，制造“无人示范区”。
战后当地政府组织调查，松山附近17个自然村（寨）遭受日军战争罪行受害情况如下表：
松山地区遭受日军拉孟守备队残害情况统计
寨　名 沦陷前 被烧房屋数 被杀人数 霍乱或病饿死 死绝户 光复后 后继感染人数 备　注
户数 人数 户数 人数
松　山 53 222 53 8 99 12 41 115 30 未死人的22户有7户迁居外地
永　兴 24 140 22 5 30 1 23 105 22
马鹿塘 11 55 11 3 30 1 10 22 10 包括岔河村在内
三眼井 20 115 20 27 20 88 18 在外定居3户
大垭口 6 31 6 16 1 5 15
小水沟 9 50 9 1 31 1 7 18 4 2户合1户
梅子村 8 44 8 1 22 2 6 21 5
黄家水井 19 86 19 2 42 3 16 42 8 1户迁居外地
杞木寨 12 68 12 2 17 2 10 49 8 3户定居外地
马黄水 13 88 13 48 2 11 40 8
大　寨 10 77 10 1 36 10 40 6 包括大漆树村在内
大水平 15 102 1 56 1 14 45 12
小松林 6 42 20 6 22 4
油竹林 6 36 25 3 3 11
麦　地 7 42 1 25 7 16
核桃箐 30 125 10 5 70 3 27 50
混　当 45 300 1 10 212 13 30 78 7 外迁2户
合　计 294 1623 194 40 806 45 246 777 142
（据龙陵县政协资料）
在盘踞松山期间，日军还多次用捕获的中国远征军战俘进行活体解剖。这种由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首创的灭绝人性的战争犯罪行为，当时已经推广到了各个战场。
日军内部对此事的描述是：“用必须处死的敌军侦探来做实验，给他们注射麻醉药，一边观察身体反应，一边活生生地一点一点地进行解剖，直到人死为止。这是从肉体上改变死刑执行的另一种方法。”当时日军规定，如果要进行这种解剖，须得到上级军医官员下发的免罪证明才能进行，如果随便进行解剖，将会受到惩处。事实上，没有多少部队在乎这条规定。 这一行为与关东军第731部队利用“马路大”（意为“材料”，日军当时对被解剖者的称呼）进行解剖性质完全一样。
正文 第1章 松山：兽军盘踞的要塞（9）
在拉孟守备队，第113联队及所属步兵大队均配有军医。他们对用战俘进行活体解剖的态度积极，认为用活体解剖战俘来提高医术，是只有在战争中才能得到的难得机会。他们常以“这些战俘不是军医捕获的”、“反正他们总要被处死”等理由安慰自己。但他们心里明白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于是对此往往讳莫如深，不愿意让外人知道内情。 据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一书披露，平素有“清高人士”之称的第1大队军医大尉深川朔次，在得到解剖一名战俘的许可证后，在值班士兵的面前也露出了极为难堪的神色。
在拉孟守备队的军医实施活体解剖时，一些士兵经常躲在手术室外，透过玻璃窗往里偷看。在他们看来，这些军医的行为显示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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