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节：斐波纳契与金融革命(13)
利率和银行问题
紧接着是旅行问题，斐波纳契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银行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每一个都遵从了在旅行例子中所建立的模式——资金在每一站都按照某一个百分数增加，并减去某一个数量。例如：
一个人在某个银行中存入了100镑，利息是每镑每月4denari，他每年取回30镑。你必须每年计算这30镑的资金减少，以及那30镑的利润。请计算在多少年、多少天和多少小时内他将继续在这家银行中存有货币。〔43〕
这个问题与在蜀国投资的那个问题非常相似。斐波纳契解释说，这个问题可以使用在旅行问题的一节中的技术来求解。时间区间取代了访问的城市序列，从而回报和现金支取的那个时间序列的价值就可以被估计出来。一旦求解旅行问题的方法被大家掌握了，就可以建立一个多时期贴现因子，并将其应用于30镑的定期支付——尽管在这个问题中，一个小骗局是确定用于建立因子的时期个数。现代问题的求解者可能会用对数来求解一个n未知的n次方根的问题，但是，对数是在斐波纳契之后很久才发明出来的。斐波纳契凭借自己的力量用3页多的计算，从一个时期到两个时期，一步步地前进，最终得出的答案是6年8天零 小时。这个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在世界金融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甚至《九章算术：手册和注释》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尽管利率的计算在斐波纳契前就已经有了3,000年的历史，但是，斐波纳契出色的阐述，以及他提出的多时期的贴现方法，都是一次巨大的飞跃，远远地超越了他的前辈。
这个数学绝技之后是11个银行问题，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包含一些未知数。未知数是未来值、现值、利率、贷款期限和支取的定期分红之中的一个。斐波纳契为求解这些未知数提供了模型，并且全部把它们建立在此前引入的旅行模型之上。
一个令人惊异的发现是，关于13世纪的银行家收取利息的描述，当时的教会禁止高利贷。约翰?芒罗（John Munro）令人信服地证明，虽然教会早有禁止高利贷的教条，但是，对收取利息的集中攻击和打击始于13世纪早期，并且是census、年金和永久年金债券合约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些发展都绕过了教会的高利贷定义。〔44〕《珠算原理》是在率先攻击高利贷的“方济会”和“多明我会”（分别于1206年和1216年）成立之前写作的。教会对收取利息的攻击实际上攻击的恰恰是莱昂纳多书中所描述和分析的那种。〔45〕
现值分析
在斐波纳契的利率问题中，最为复杂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士兵收到300 bezants的封赏。”在这个问题中，国王赏赐一个士兵每年300bezant的年金，每季支付75bezant。后来，国王把支付方案改成了每年的年末支付300bezant。这样，这个士兵有机会按照2％的报酬率进行投资。年金条件改变之后，他的实际报酬是多少呢？要解决这个问题，斐波纳契的解释是：
第36节：斐波纳契与金融革命(14)
首先，要设法把这个问题简化成旅行问题，它可以被简化如下……因为共有四次支付，类似于四次旅行，而且因为每次支付是75bezant，这相当于每次旅行的支出。接下来，因为50变成53，因为四次支付，你把 应用四次，从而得到 。〔46〕
这些比率的乘积被用于贴现分四期进行的支付。请注意，斐波纳契新奇的分数表达式允许一次增加一个时期来逐次贴现。在最后一个时期末，支付的300 bezant的贴现值为256。与前面一样，斐波纳契解释了如何使用定期投资增长率的倒数的乘积来构造一个多时期贴现因子，使用的模型是在每个城市实现一定百分比利润的商业旅行模型。在这个问题中，他明确量化了两份合同的现金流因为支付时间不同而导致的价值差异。如此，这个特殊例子标志着金融数学中一个最重要工具的发现：基于不同现金流的现值对其进行排序分析。与他在前面讨论的问题不同，这个问题（及其答案）在数学史上没有更早的先例，甚至在中国数学史上也没有。
此处有图p137
“对一个士兵收到300 bezants的封赏”问题的详细描述，来自13世纪拉丁文《算经》的15世纪复制本。这个问题是第一个对两个不同现金流的进行数学比较并确定其现值差额的问题。
制度和商业背景
士兵现值问题见证了时间贴现数学在《珠算原理》或者说《算经》写作时的1202年的重要性。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对于政府和商业交易来说，现值问题变得更加重要，甚至是至关重要。随着国际贸易发展和战争不断爆发，在中世纪后期，对货币长途运送的需求增加了。中国商人在几个世纪之前就用“飞钱”或“飞行的钞票”解决了这个问题。“飞钱”是政府机构发行的汇款凭证。斐波纳契时代的阿拉伯商人使用了类似于现代个人支票的汇款工具。这些都没有明确涉及货币的时间价值贴现。早期欧洲货币转移——汇票——考虑了时间。长途汇款总会包括一段旅行时间，自然要补偿这段时间的货币使用，所以，汇票通常要被贴现，以补偿牺牲的利息收入——正如“一个士兵收到300 bezants封赏”的例子中所表明的。因此，汇票也是利率工具。〔47〕有意思的是，中世纪汇票在13世纪早期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的起源是与《珠算原理》或者说《算经》的出版日期及其对东方的影响相平行的。计算现值的数学工具是随着汇票和阿拉伯数字进入意大利的吗？或者是把汇票用作债务证券——中世纪的开业者（practitioner）所说的“试行交换（dry-exchange）”）的技术创新刺激了货币的时间价值方面的数学研究吗？十有八九，商业与数学进步是相互影响的，而比萨的莱昂纳多正好处于这一相互影响的中心。
第37节：斐波纳契与金融革命(15)
另一项重要创新发生在斐波纳契时代的意大利北部：长期政府债券的发明。在12世纪后期，威尼斯和热那亚政府都强迫富裕的市民购买政府债券。1171年，威尼斯向这个共和国的全体市民强制发行了利率为5％的债券，目的是建设与拜占庭作战的舰队。〔48〕正是由于这次和后来的被称作prestiti的债券发行，在13世纪中叶，威尼斯发展起了一个定期的政府债券市场。1262年，威尼斯的债务重组把市政债务融资制度化了，并催生了今天广泛采用的通过国债为政府融资的做法。
这次债券革命的根源可以在比萨本身的金融记载中找到。莱昂纳多时代的比萨定期地向债权人做出承诺，承诺用来自特定收入来源的永久收入流来偿还债务。1173年，该公社就和一个债权人签订了这样一个契约。〔49〕在13世纪，公社的公共财政变得越来越复杂，比萨执政官（podesta）开始用税收的资本化和专营权来筹集货币。〔50〕用一个未来现金流换取现在一定数额货币的经济决策权，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现值问题。毫无疑问，《珠算原理》或者说《算经》中的数学技术使执政官可以按照此前不可能有的方式把这些决策数量化。事实上，斐波纳契因为服务国家而在晚年被赏赐的养老金说明了他曾经参与了这些金融契约的设计工作。
《珠算原理》或者说《算经》中计算现值的技术还有助于私人商业交易的分析。在皮斯托（Pistoia），13世纪初，就开始出现了远期合约。从1201年到1210年，每年一个 staio小麦的合约中间价为2.80里拉，而当时一个 staio小麦的现货价格为0.25里拉。没有一个数学方法可以来贴现未来收入，市场参与者如何确定这样一个合约的现值呢？〔51〕投机者又如何能够从农场和未来契约的相对价格中套利呢？把未来价值进行贴现的能力真的在斐波纳契之前就已经在意大利北部存在了吗？是斐波纳契的数学才使得期货和复杂固定收入的契约成为可能吗？实际上，要梳理出当时的商业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数学方法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十分困难的。几乎可以肯定，就像今天的事情一样，理论框架与市场运行之间存在一个互动关系。与今天的数学家一样，当时的数学家必定受到他周围存在问题的激励，反过来，他们的求解也给金融工程学带来了新的进步。
金融影响了无穷级数数学还是相反呢？著名的斐波纳契级数问题是在第12章末提出来的。它不是一系列相关问题中的一部分，它前面的一个问题是求出等于自身因数之和的数字，它之后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四个有钱人的问题。这个著名的级数与这一章里的商业问题是否有联系呢？可以肯定的是，第12章的许多关于复合增长的例子，尤其是关于资本的按比例增长。建立一个未来值序列的算术为思考另一些奇怪的无穷级数问题奠定了基础。在第12章中，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是：在一个棋盘里放置谷粒并求和。在一个有着64个格子的国际象棋棋盘上，在第一个格子中放两粒谷粒，之后每个格子里的谷粒数都是上一个格子中的谷粒数的两倍，到第64个格子时，数字变得无比巨大，以至于“〔运送这些谷粒所需要〕的船只的个数都无法计数。”〔52〕令斐波纳契大为惊奇的是，一个简单的增长法则运用于人所共知的有限格子数的棋盘怎么会导致一个近乎无穷的数字呢？这个例子意味着，斐波纳契对无穷级数的研究也许真的是从他对金融问题研究中关于复回报率（compounding rates of return）的拓展。
第38节：斐波纳契与金融革命(16)
《珠算原理》之后的发展
无论莱昂纳多的著作多么具有革命性，也未能使比萨在竞争激烈的13世纪的托斯卡纳社会中占据领先地位。尽管比萨在这个时期里的成长是显著的，但是，在争夺与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的贸易活动中，它逐步落后于其他城市。比萨的商人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北非殖民地，并且开始与法国和西班牙的贸易活动，把与君士坦丁堡和圣地（巴勒斯坦）的贸易留给了他的竞争对手——威尼斯和热那亚。更强大的政治势力胜过了莱昂纳多的写作和教育所带来的商业和技术优势。
需要强调的是，斐波纳契关于商业教育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持久不衰。在《珠算原理》发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意大利和法国对商业算术教科书的需求数量急剧增加。〔53〕被保存下来的来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手抄的和印刷的算术书有数百本之多，它们中有很多直接或间接地引用了莱昂纳多的著作。毫无疑问，莱昂纳多一直致力于教育13世纪的比萨市民，意大利商人学到了按照他的方法进行估值和贴现的技术。15世纪，佛罗伦萨银行家把它们的放债活动扩展到整个欧洲，而此时，他们已经有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意大利金融数学作为基础。〔54〕要明白斐波纳契之后的金融数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可以考虑他的算术写作和教育遗产的两个最重要例子：一个来自15世纪；另一个来自16世纪。被保存下来最早的印刷版商业算术著作是1478年的《Treviso Arithmetic》，《Treviso Arithmetic》是用威尼斯方言写成的关于商业问题课本，在文艺复兴时期，为意大利的算术学校广泛使用。〔55〕《珠算原理》与《Treviso》是按照同一风格写成的，都有一个算术运算法则导论，随后的几章讲述合伙企业和利润分配、利率在贸易和市场交易中的应用、冶金术和铸币。然而，《Treviso》中并没有利率问题和贴现方法，这也许反映了《高利贷法》在此前几个世纪的深入影响，降低了利率问题和贴现方法在数学教育中的作用。〔56〕意大利人在这个时期广泛应用了贴现技术，但是，在一本公开出版的著作中收入此类例子显然是不妥当的。
此处有图p140
斐波纳契的《珠算原理》或者说《算经》中的乘积表，很有可能是西方算术中最早的阿拉伯数字乘积表，是重要的金融速算工具。
此处有图p141
来自L’Arithmetique1637年第二版的复利表。该表最初是由吉恩?特里恩坎特（Jean Trenchant）于1558年书写的。吉恩?特里恩坎特还根据斐波纳契的现值计算方法解决了更多复杂的金融问题。他是第一个计算复利表的人。
相比来说，一个世纪之后在法国里昂出版的一本书大量吸取了《算经》的金融技术，并用事实证明了现值分析在欧洲金融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吉恩?特里恩坎特（Jean Trenchant）在1558年写的《L’Arithmetique》著作中，遵从了早期和当时的算术的一般结构。然而，与《Treviso》的作者不同，特里恩坎特也把其著作中的一节用于利率和现值问题的分析。特里恩坎特提出的一个问题显然是建立在斐波纳契的著作之上的，但是，这个问题是一个实例，而不是用于说明问题的一个简单举例。
第39节：斐波纳契与金融革命(17)
1555年，为了进行战争，国王亨利按照每季4％的利率从银行家那里借款。对于银行家们来说，这一利率条件优于年利率16％。同一年，在万圣节展销会（fair of Toussaints） 之前，国王亨利从银行家那里收到了3,945,941ecus（埃居），他们称“Le Grand Party”，条件是他将支付每季5％的利息，支付41个季之后，他就偿清了债务。这些条件中的哪一个对于银行家们来说更好一些呢？〔57〕
亨利国王的每个季度4％的永久年金和每个季度5％的四十一个季度的年金中，哪一个价值更大呢？此时，在莱昂纳多之后三个半世纪中，数学家们正在用《珠算原理》中的方法为争夺欧洲的战争而进行融资。事实上，特里恩坎特也许就是为这些贷款的设计而献计献策的数学家之一。特里恩坎特生活在法国里昂，那里正是融资活动较为集中的地方。
特里恩坎特的解答十分精彩。他并不分别计算年金和永久年金的现值并加以比较。他取年金在四十一个季度内产生的增量现金流，并计算这个现金流的未来值，其假设条件是每季多出来的1％支付被借出去，直到期末。他看到，如果这个累积的残余的未来值小于四十一个季度时的一个永久年金的价值，那么，4％的永久年金就比这个年金更有价值。
在他的著作前面，他发展了计算几何级数的方法，并将其应用于一个有四十一个数的序列，代表得自年金四十一个季度的额外现金流的未来值。然后，他将其加总，并将这个值与最初的投资比较，允许在百分比的意义上和任何永久年金的初始投资进行比较。特里恩坎特发现，年金仅仅值永久年金的99.2%。于是，特里恩坎特得出结论：对于银行家们来说，第一种交易优于第二种交易。
特里恩坎特的分析证明，在16世纪的欧洲，现值分析已经变得如此重要。在莱昂纳多的著作之后的几个世纪里，现值方法从意大利公社用于减少其养老金支出的工具，逐步演变成为法国国防融资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莱昂纳多借助与旅行问题的类比，为无穷级数数学做出的重要贡献。与莱昂纳多不同，特里恩坎特关于现值分析和阐述，直接建立在几何级数的求解之上。事实上，特里恩坎特发展的现值分析比斐波纳契的分析更为完善，他考虑了一个年金与一个永久年金之年的区别。他的著作是第一部为了现值计算而给出增长因子表的著作。
结论
组成我们这个世界的历史画卷的是文化潮流、重要政治和军事事件、人口迁移，以及个人发现和贡献。我们虽然无法直接衡量莱昂纳多对后来金融发展的个人影响，但是，毫无疑问，他著作中的数学工具，无论是否被直接应用或间接采用，都成为广为传播、影响深远的金融革命的基础。每当今天的一位金融家进行现值计算或比较两个金融证券的相对优势时，他或她都受益于比萨的莱昂纳多。
人们往往会进行超出已知事实的猜想。莱昂纳多的生活经历表明，他很有可能直接参加了当时的金融活动。作为比萨政府的一名顾问，莱昂纳多肯定直接就当地的金融问题提出过意见和建议，包括公债发行；他也许参与了当时意大利北部城市国家的地方政府债券融资活动；他也许是一位金融工程师；他也许是这些早期债券相对价值的分析者。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他直接参与这些活动的文字记载。
也许，他对世界和历史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数学教育工作。《珠算原理》中的金融技术教育代表了超越已有知识的巨大飞跃。在当时的比萨以及临近的意大利城邦国家，它们可以使一位精明的财政部长、一位谨慎的银行家或者一位有事业心的商人获得相对优势。保存下来的《珠算原理》最古老的副本出现在佛罗伦萨的里卡迪图书馆中，这也许不是一个偶然，因为这座城市正是现代银行诞生的地方。
第40节：富有创新精神的理论家和实践者约翰劳(1)
第十三章 富有创新精神的理论家和实践者约翰?劳
ANTOIN E. MURPHY
17世纪的最后10年和18世纪的前20年是一个金融创新时代，换言之，在世界金融创新的历史上这30年具有无可以拟的重要性——这个时代创造了英格兰银行，以及英国主要的金融公司；这个时代也因为巴黎的“密西西比泡沫”（Mississippi Bubble）和伦敦的“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的而永载史册。发生在这30年中的金融创新主要应该归功于一个人——这个人曾经在1694年被判处死刑（恰好英格兰银行成立于1694年）；这个人曾经与1720年的法国总理齐名；这个人不是一个法国人，而是一个苏格兰人——这个人就是约翰?劳（John law）。约翰?劳是大多数法国人在1720年初都喜欢的人。但是，到了1720年末，约翰?劳却不得不逃离法国。再后来，他成为欧洲雕刻师、讽刺漫画家和讽刺作家的讽刺对象。
在这30年中，约翰?劳似乎发现了“魔法石”（philosopher’s stone），他大胆地宣称，黄金和白银作为货币的时代即将终结，虽然它们具有内在价值。一位法国观察家曾经评论说，新教徒约翰?劳没有必要变成天主教徒，因为他已经十分熟悉“圣餐变体论”（transubstantiation），也就是说，他可以很轻易地将纸变成货币。在这个短暂而重要的历史时期，约翰?劳像变戏法一样使硬通货在法国消失了，他开启了纸币与股票的新时代。那时的约翰?劳春风得意，他很轻易地说服了法国公众，要他们将金融活动限制在纸币与股票的选择之间。他的体系是如此成功，以至英国政府也希望步其后尘，希望模仿约翰?劳的体系，以免在新的宏观经济管理方法上落后于法国，虽然英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the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中战胜了法国并相信路易十六的巨大战争债务将会拖累法国经济很多年。但是，后来，法国出现了经济繁荣，即密西西比繁荣，法国在1720年繁荣使英国坚定了校法法国的决心，并选定南海公司作为英国国债的交易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密西西比体系的虚假繁荣制造了英国的“南海泡沫”，欧洲实际上经历了两次股票市场的繁荣，而不是一次。
第41节：富有创新精神的理论家和实践者约翰劳(2)
可以认为，在这个狂热的金融创新时期，约翰?劳是一颗耀眼的流星，在天空中一闪而过。其实，他只是模仿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者们曾经在很多小册子中描述过的理想，例如，在他给英国政府和苏格兰议会的地产银行（land bank）建议中，并没有原创性的思想，此前，布里斯科（Briscoe）, 凯利（Cary），尤其是休?张伯瑞恩（Hugh Chamberien）都曾经提出过关于地产银行的思想。约翰?劳创立的万通银行（General Bank），即后来的皇家银行，也只不过是对英格兰银行的模仿，而且法国的密西西比公司也是对当时广为流行的英国贸易公司的模仿，比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在约翰?劳的思想中，有哪些原创性的东西呢？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说明，约翰?劳的原创性思想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并且，在他提出的各种建议中，想象力远远超越了当时的小说家。此外，约翰?劳在对自己理论的实践方面也是一个天才，通过一系列行动，他建立了大规模金融集团，并在短期内，化解了法国的双重危机：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尽管只是表面上的化解。1720年1月，他被任命为相当于总理的职务。这个事实表明，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认为他是一个成功者。可以说，约翰?劳是一个创新的理论家和创新的实践者。
创新的理论家
在18世纪初期，约翰?劳经历了使徒保罗般的转变（Pauline conversion）——从17世纪末伦敦社会一个放荡的纨绔子弟向一个严肃的货币理论家的转变。在他的早期生涯中，约翰?劳曾经作为一名好赌的花花公子而闻名遐迩，是他的母亲将他从赌债中拯救了出来。后来，在布鲁姆伯利广场的一次决斗中，他杀死了另外一位纨绔子弟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并因此而被判处死刑，不过，英国政府纵容他从监狱中越狱逃脱了。从此，约翰?劳成为英国司法部门通缉的逃犯，他不得不离开伦敦，在欧洲大陆四处流浪。在欧洲大陆，凭借其数学天才，约翰?劳成为一个以赌马为生的人，他总是能够准确地猜到对他有利的点数。从一个死刑犯人到一个以赌赛马为生的人，这一转变不仅使他获得了生命，而且使他获得了财富。不过，他并不满足，因为约翰?劳的更大野心在银行业，他曾经在意大利和荷兰等国家流浪过，这些国家发达的银行业和金融市场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印象。
1688年，奥兰治的威廉就任英格兰国王，威廉巩固了英国与荷兰的关系，并且建立了英格兰银行。约翰?劳感觉到，金融创新的机会来了，1704年，他写下了《论地产银行》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建议英国建立地产银行，这本书一直到1994年才出版。这个建议当时就被呈送给了戈尔多芬（Godolphin）勋爵，但是，没有被采纳。约翰?劳不甘心失败，他从欧洲大陆来到了苏格兰，因为在《合并法》（Act of Union）生效之前，在那里他可以有行动的自由。他向苏格兰议会建议成立地产银行，并说服他的姑妈，由她的出版公司将这一建议作为一本书印刷出版，这本书就是《货币和贸易研究以及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Money and Trade Considered with a Proposal for Supplying the Nation with Money）。出版日期为1705年。
第42节：富有创新精神的理论家和实践者约翰劳(3)
长期以来，约翰?劳被认为是一个失败的政策决策者，许多经济学家都曾嘲笑过他的愚蠢，这些经济学家包括理查德?坎狄龙（Richard Cantillon）、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亚当?斯密（Adam Smith）、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阿尔弗莱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但是，这一看法是不客观的，因为在《论地产银行》和《货币和贸易研究以及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两本书中，充分显示了他的卓越天才。在这两本书中，约翰?劳已经开始使用现代研究者的术语来讨论18世纪的各种经济问题：他是第一个在经济分析中前后一致地使用需求一词的人；他是第一个明确地把需求与供给——他所说的数量——结合起来，从而建立价格理论的人。约翰?劳还是第一个提出“水与钻石悖论”的人，后来，亚当?斯密在试图说明价值决定因素时借用了这个例子，只不过亚当?斯密没有致谢。这些都是约翰?劳非常重要的、非常有才华的贡献。
从供给和需求理论出发，约翰?劳将这些概念应用于货币学说。最初在《论地产银行》中，后来在《货币和贸易研究以及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中，他都多次提到了货币需求，他第一次把这个概念引入到了货币分析之中。这并不是一时的灵感使约翰?劳想出的一个妙句，约翰?劳一直相信，对货币的需求与对“人、土地或产品”的需求是成比例的。尽管当时的经济学中还没有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但是，约翰?劳的两部著作都清楚地表明，他相信有被称作国民产品的东西，货币需求就是它的函数：
Md=F(Y)
为什么约翰?劳如此强调货币需求呢？他认为，如果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不一致，就会影响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动。约翰?劳在《论地产银行》一书中证明，当货币供给大于或者小于货币需求时，一般物价水平就会发生变动，从而会对债权人和债务人造成收入再分配的影响：尽管政府能够提供一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货币数量，但是，政府无法知道适应需求变化的、恰当的货币数量到底是多少。如果货币供给量小于货币需求量，那些欠别人货币且以土地上产品收取地租的土地所有者就会遭受损失，因为货币变得更有价值使得他们要用更大数量的产品来偿还债务；如果货币的数量大于需求，拥有货币的人会遭受损失，因为货币价值下降会使一定数量的货币能够购买到的商品数量减少。
在《货币和贸易研究以及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一书中，约翰?劳说明了货币供给增加是如何在整个欧洲引起了通货膨胀，而货币供给的增加则是由大量贵金属从南美涌入了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供给增加，如果在比例上超过了该国经济总量占欧洲经济总量的比例，那么，那里的货币就会贬值，即物价水平上升。但是，如果每个国家的货币都以相同比例贬值或接近于以相同比例贬值，那么，对于货币供给增加的那个国家来说，这样的贬值是十分有利的，尽管那里的货币也有所贬值。因为这个国家将享受更大数量货币的全部利益，同时其货币贬值程度相对较轻。当西班牙人把货币或金块运回欧洲时，货币价值下降了，西班牙人因此而受益，因为他们获得了更大数量货币的利益，同时，他们的货币贬值程度相对较轻。
第43节：富有创新精神的理论家和实践者约翰劳(4)
弗里德曼在重新表述现代货币数量论时写到：“货币数量理论首先是一种货币需求理论，它不是关于产出、货币收入或价格水平的理论。关于这些变量的说法总是需要把货币数量理论与货币供给情况的假定结合起来。”我认为，在弗里德曼阐明这一观点的250年之前，约翰?劳已经建立了现代货币数量理论的基础，因为他不仅提出了货币需求理论，而且还证明了当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不平衡时，一般物价水平会发生变动。尽管约翰?劳在《论地产银行》一书中强调通货膨胀问题，并在《货币和贸易研究以及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一书中予以讨论，但是，《货币和贸易研究以及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着重论述的是货币与产出之间的关系。《货币和贸易研究以及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这一书名中的贸易就代表产出。约翰?劳试图证明，经由从货币到贸易的因果关系，货币与产出之间存在共生关系。他相信，当时的苏格兰和后来的法国都因为货币供给不足而产生了严重失业，以及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等现象。为了证明增加货币的好处，约翰?劳提还出了“收入循环流动”学说。后来，约翰?劳的竞争对手理查德?坎替龙发展了这一学说；再后来，弗朗西斯?魁奈（Francois Quesnay）在其《经济表》将这一学说变成了图表。
约翰?劳之所以希望把宏观经济体系描述为一个“收入循环流动”的过程，其目的是要证明货币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他不赞成后来广泛流行的“货币中性”的说法。约翰?劳认为，货币在交换中和生产中都是最基本的要素，整个经济都依赖于货币体系，而金属货币体系是不可靠的，约翰?劳希望消除经济对金属货币的依赖，用一个信用——创造纸币体系取代之。埃德加?福尔（Edgar Faure）在其《破产法》（La Banqueroute de Law）中认为，当约翰?劳将他的著作的第一章以“The Enemy of Gold Born in Goldsmith’s House”为标题时，他有弗洛伊德描述的那种反叛父亲的倾向。但是，这是对约翰?劳和金匠的活动的误解。他在《货币和贸易研究以及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一书中明确表示，货币不是用货币购买的物品的价值，而是以货币为媒介交换的物品的价值。从一开始，约翰?劳就认为，银行纸币之外的其他金融工具也可用作货币。他看到了在伦敦交易巷（London Exchange Alley）的咖啡厅中进行的交易活动，在那里，东印度公司和英格兰银行的发行股票已经被用作货币。尽管这些股票的价值不断变动，但是，在交易的时候，它们总归有一个价值，能够购买需要的商品和资产：
可用于交换物品和支付手段的货币不必有确定的价值。如果它有其他属性，它也会成为人们愿意接受的支付手段，商品以它为媒介进行交换……如果有人提议说，因为货币的价值不确定，所以货币不能被用于衡量以它为交易媒介的商品，也不是用货币数量签订的契约的价值，那么，它又如何能够作为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呢？而这两点恰恰是货币最大的用处。
第44节：富有创新精神的理论家和实践者约翰劳(5)
约翰?劳对工具性交易媒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早在1709年，他就打算把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定义为交易媒介意义上的货币，把股票作为货币的一部分，这一想法具有重大意义。把黄金、白银、银票、汇票、银行和大贸易公司股票包括在一个可用于交易媒介的金融工具之内，的这一设想约翰?劳后来引导他把密西西比公司（Mississippi Company）的股票也看作货币中的一种，并且，在1720年春天，把这些股票以每股9000 里弗尔（livre）的担保价格进行了货币化。
创新的政策决策者
要理解作为政策决策者约翰?劳的本质，就必须对当时的金融背景做一些说明。路易十四去世时，法国政府正处于破产的状态，连年战争使法国货币缺乏，背负着大量债务。此外，法国的税收系统已经承包给了私人部门，金融家塞缪尔?伯纳德（Samuel Bernard）、安托万?克罗札（Antoine Crozat）和帕里斯（Paris）兄弟等成了法国金融体系的真正控制者，他们通过管理“包税公司”（tax farms）行使控制权，并向国家提供贷款。事实上，整个国家都被抵押给了这些金融家。
路易十四去世后，君主的更替使法国政府终于有了机会惩治这些金融家。在法国历史中的这个时代，公众普遍认为，金融家是吸血鬼，他们的财产应该被没收和充公。这导致了“正义法庭”（Chambre de Justice）的成立，“正义法庭”的目标是没收金融家的不正当收入，对其进行罚款，罚他们作划船工，把他们投进监狱，甚至把他们公开处决。这些都是“正义法庭”的工作。但是，金融家通过行贿逃脱了这些惩罚，只是象征性地支付了罚款。对于公众来说，正义看似得到了伸张，事实上，对于金融家来说，“正义法庭”只不过给他们增加了一些麻烦，并不是真的将他们送上法庭。然而，“正义法庭”的存在的确意味着，在这一时间里，这些金融家不得不收敛其行为。在“正义法庭”创造的这个金融真空期，约翰?劳终于可以实践他的理想了。
1716年的法国不同于1705年的苏格兰。尽管在约翰?劳看来这两个国家都遭受了货币短缺的痛苦，从而存在着失业和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的问题。但是，法国却存在着另外一个危机，即金融危机。过度借债造成了大量高利率的国债，国家要为发行国债的行为进行更多的支付。1705-1716年，约翰?劳在其著作中说明，他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必须解决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后来他写到，倘若他要对付的只是货币危机，答案会简单得多，但是，为了使法国经济重新繁荣，他要对付的是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相交织的双重危机。1716年5月，万通银行（General Bank）成立，这仅仅是他一系列行动的开始，因为约翰?劳的目的是建立密西西比公司。万通银行的成功使得约翰?劳能够腾出手来应对第二个危机，即国债管理危机。要重建法国的金融体系，需要一个新的计划，约翰?劳认识到，要完成这一任务，最好的办法是把国债转换为一个贸易集团的股票，并且，这个贸易集团的规模必须足够大。为此，他需要建立一个贸易公司，类似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
第45节：富有创新精神的理论家和实践者约翰劳(6)
此时，“正义法庭”又一次采取了有利于约翰?劳的行动，金融家安托万?克罗札为了支付正义法庭要求的分期付款，放弃了他在路易斯安那的贸易权。这笔交易对国王是有利的，因为部分短期债务从市场上退出了，债券利率下降了。利率降构成了西部公司用于资助其在路易斯安那活动的收益流。因此，从法国政府的角度看，西部公司的成立减少国家的利息负担，并成为国家融资的一个工具。从西部公司的角度看，它获得了发展法属路易斯安那的专有权，垄断权，而当时路易斯安那的面积远远大于今天的路易斯安那州。当时法属路易斯安那是从墨西哥湾到加拿大的整个地区——它的东边是英属卡罗莱纳州（British Carolinas），它的西边是西班牙所属的德克萨斯（Spanish Texas）。它占今天的美国（除阿拉斯加之外）领土的一半。约翰?劳的计划是，通过开发这一大片土地的农业和矿产，西部公司将提供一个巨大的收入流，以增加其股东的报酬
西部公司代表着一种现代化的融资模式，它创立了后来著名的密西西比公司。但是，转换债券得到的收入流对于法属路易斯安那的开发所需资金来说，毕竟只是杯水车薪，而且在西部公司成立后的一年时间内，其股票价格大幅度下跌，以致于低于其面值。后来，尽管该公司的股票价格有所回升，但是，在十八个月内，它一直低于500里弗尔的面值。
约翰?劳最初的想法，是通过接管其他贸易公司而建立一个强大的公司，一个有利的垄断企业。1718年8月，该公司获得烟草农场的租赁权，同年12月，它接管了赛内加尔公司（Company of Sengal）。1719年5月和6月，东印度公司和中国公司（China Company）与西部公司合并，这个新的实体被命名为印度公司（Company of Indies）（Compagnie des Indes）。1719年6月，非洲公司（Company of Africa）也被司接管了。这意味着，印度公司，即今天人们所说的密西西比公司，已经成为一个巨无霸公司，拥有法国的全部海外贸易公司。
接管这些公司之后，密西西比公司的规模快速扩张，但是，约翰?劳认识到，这些公司接管和合并活动需要融资，他是第一个有此意识的人。于是，他开始利用万通银行作为扩张计划的工具。
实际上，它们在1717年的价格大约为150里弗尔，尽管其面值是500里弗尔。第二只发行的股票“filles”，是在1719年6月发行的，发行价为550里弗尔，50里弗尔的溢价意味着公众大约在两年之后对该股票的兴趣。
1719年7月，股价从500飙升到1,000以上，开启了欧洲第一次股票市场繁荣的序幕阶段，这次股市繁荣与约翰?劳希望用股票交换政府债券，从而接管全部国债有关。这项计划的规模之大的确非常惊人。
第46节：富有创新精神的理论家和实践者约翰劳(7)
1719年8月，代表约翰?劳的密西西比公司计划的董事接管了“包税公司”和剩余的国债。杜旦丁（Due d’Antin）在他的日记中提到，这个计划早已在该董事的考虑之中。它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策略，而不单单是约翰?劳的灵感。
这一点得到了“Hisroire des Finances”作者的证实，他是约翰?劳小圈子中的一员，他后来评论说，尽管在1719年7月之前，约翰?劳的运作都取得了成功，但是，法国的“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他补充说，“到目前为止，人们看到的只是为解决问题所做的准备，而不是彻底解决问题。后来，他评论说：这个体系的目标不只是建立现代信用……尽客在一个拥有较少债务负担的国家中，这已经足够了。”
紧接着，约翰?劳提出了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约翰?劳的计划是以3％的利率借给国王120亿里弗尔，用于偿付国债。这笔钱用于偿付长期国债、年金（rentes），现存短期浮动债务（ ）、已经或即将拖欠的邮政费用和“包税公司”的股份。在约翰?劳的计划中，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公司被授权通过发行股票来筹款120亿里弗尔。第二，在1718年8月废除帕里斯兄弟的代理人埃莫得?兰波特（Aymard Lambert）所拥有的公司的“包税公司”租赁权，并在九年之内，将这一权利转给约翰?劳的公司。以这种方式，约翰?劳夺取了那些金融家利用联合“包税公司”的机会，并且，在这一过程中，约翰?劳接管了那些由金融家创立和管理的联合股票公司。
约翰?劳的计划激励了政府债券持有人放弃这些债券，同时，也提供了获得公司股票的机会——尽管这些股票股息收益较低，但有可能获得大量的未来资本收益。由于股票价格从1719年8月1日的2,250上升到8月14日的5,000，到了9月中旬，股票价格上升到了更高的水平，此时，交易者考虑的已经不是股息而是资本收益了。
通过这些措施，约翰?劳提出了“彻底解决”法国经济问题的办法。他的目标是把公司从一个贸易公司转变为一个贸易与金融一体化的财团，以控制整个法国的财政、税收征集和债务管理。尼古拉斯?杜托特（Nicholas Du Tot）曾经谈到了这一计划：
这是一个宏大的、美妙的、对国王和人民都有利的计划：并且，它所代表的利益与过去金融管理者所代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所以，它遭到反对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13〕
1719年9月13日，公司宣布发行第四批100,000股，每股面值为500里弗尔，售价高达每股5,000里弗尔，在十个月之内付清，每月支付500里弗尔。通过这次发行，公司的目的是公开募集5亿里弗尔。募集同量资金的另外两次股票发行是在1719年9月28日和1719年10月2日。此外，1719年10月4日，还进行了24,000股的小规模发行。后一次发行并未真正向公众出售。这样，在三个星期之内，公司发行了324,000股，其中，向公众出售了300,000股，每股5,000里弗尔，总额达150亿里弗尔。现在，公司的运用方式已经与1717年至1719年完全不同了，它通过前三次股票发行，已经募集了大约1亿零6百万里弗尔。
第47节：富有创新精神的理论家和实践者约翰劳(8)
1719年12月2日，股票价格最高升至10,000里弗尔，在这一时点，密西西比公司的市值是62.4亿里弗尔。伴随着这一发展，皇家银行的纸币发行从1719年6月的1亿6千万里弗尔增加到1719年末的10亿里弗尔，越来越多的货币借给现有股东去购买越来越多的股票。似乎，财富女神已经向法国人露出了慈祥的微笑。
“rue Quincampoix”的交易者曾经出售密西西比公司股票期权和期货合约。约翰?劳决定通过创造一个被称作“les primes”的公司期权来使市场摆脱这些私人交易。“les primes”定价为1,000里弗尔，给投资者提供在未来某个日期以10,000里弗尔购买一股的机会。交易者纷纷出售他们的旧股票，并购买“les primes”，他们相信这一股票会给他们更高的杠杆来从密西西比公司获得更多的未来收益。约翰?劳开始感到恐惧，因为市场误解了他关于“les primes”primes的信号。他本来是想利用它们减轻市场对股票期权的价格投机，使人们相信它们不会高出10,000里弗尔。交易者误解了这个信号，他们相信这是从这只股票上获得更多收益的大好机会。约翰?劳很快通过印制“les primes”primes来恢复市场秩序，以确保足够的发行来满足市场需求，于是，“les primes”Primes的巨额溢价很快消失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约翰?劳已经被任命为 ，他在1720年1月写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系列思想，它们一环紧扣一环，一个比一个更清楚说明它们所依据的原理。”
这个体系，就其美妙性和统一性而言，是可行的。约翰?劳几乎无所不在，每天发出公司的管理指示，他还联合这些公司形成了一个巨大财团。约翰?劳制作了一个有着细目分类的管理控制图，其中，包括每个公司每天的管理会议和参加会议的执行董事。
在他的全部公司董事名单的前面刻有一个小插图，这一插图描绘了约翰?劳的经济发展远景——它的左边是一个提供水能的风车；在右边，可以看到一条河，河里有装满货物的船只，货物正被装上马车，马车将驶向城里——这正是把货物从殖民地和法国港口运送到巴黎的交通运输链。
在1720年的前几个月里，约翰?劳似乎已经使人们看到了这一远景——经济活动日益繁荣，国家债务得到了控制，货币供给充足，且利率下降到了2％。“Rue Quincampoix”这条蜿蜒细长的街道是公司股票的交易中心。交易活动是如此火爆，以至于街道上拥挤的人群堵塞了交通，人们不得不常常弓起背当作写契约的桌子。受约翰?劳体系成功的刺激，英国人很快也引入了类似做法，由英国南海公司接管大部分政府债务的建议得到了政府批准。不幸的是，对于约翰?劳来说，密西西比体系的确存在明显缺陷，这些缺陷很快被理查德?坎狄龙注意到并加以利用了。
第48节：富有创新精神的理论家和实践者约翰劳(9)
约翰?劳创造一个金融体系，这一金融体系的可行性完全依赖于实体经济的增长率。在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一个均衡点。简单说，当交易者满足于在金融循环之内进行交易，即用货币换股票、用股票换货币时，就会出现一个暂时的均衡。然而，一旦货币从金融循环中流出，进入实体经济，就会出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会因为银行与公司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互动而迅速恶化。银行与公司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为了维持股票价格，皇家银行印制的纸币越来越多。
这是一个减少金融系统流动性的计划，很快把那些活跃在金融循环中的货币回归到了实体经济中。约翰?劳的敌人——金融家们——此时却恢复了勇气，公开批评他的政策措施。这些金融家们非常明白，如果约翰?劳成功了，他们就不能再安逸地生活在他们亲手创立的、现在正在被约翰?劳取而代之的金融体系之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金融家们千方百计地破坏约翰?劳的计划。当时的形势也出现了不利于约翰?劳的逆转。1720年夏天和秋天，股票和纸币的价格不断下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也同时急剧下降。最终，在1720年12月，在摄政王的帮助下，约翰?劳被迫逃离法国。于是，皇家银行纸币雕刻工变成了讽刺出版物的雕刻工，他们乐于证明，该体系与吹牛皮之间的类似、约翰?劳与堂吉诃德之间的类似，等等。
不过，约翰?劳从未放弃过他的梦想，即返回法国，重新建立他的金融体系。事实上，1723年，他差一点就返回法国了。在法国财政部长和约翰?劳的劲敌阿贝?杜布瓦 （Abbe Dubois）死后，摄政王希望约翰?劳重回法国。不幸的是，在约翰?劳返回法国之前，摄政王去世了，而新摄政王波旁公爵（Duc de Bourbon）成了约翰?劳的敌人帕里斯兄弟的朋友，他们联合起来，坚决反对约翰?劳返回法国。
此后，约翰?劳一直生活在威尼斯。在那里，他一直从事绘画交易活动，并依此度过了余生。在绘画交易的过程中，约翰?劳收集了数量可观的古代大师的作品，其中一个藏品库是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位于Limburg的Rijksarchief。1729年，约翰?劳死于威尼斯，留下了大量关于经济问题的精神遗产。
1720年，皇家银行副司库、学者杜托特对约翰?劳建立的金融体系做出了如下评论：
这个体系曾经令每个法国人自豪不已，并令我们的邻居惊恐和嫉妒。它的美妙甚至超过了曾经给予它的所有希望，因为它使人们蔑视并拒绝黄金和白银，它甚至是令我们的后代都无法相信的那种奇迹，然而，的确有这样一个时期，长达数月，没有人想要保存黄金和白银了。与很多理论家不同，约翰?劳把他的很多经济思想变成了经济政策，并且能够在短期内实现他的梦想——使“纸币”而不是“金属货币”成为唯一的流通媒介。
第49节：20世纪的德国债务(1)
第19章 20世纪的德国债务
TIMOTHY W. GUINNANE
在整个20世纪中，德国比其他国家经历了更多的动荡，这些动荡对德国经济和金融的历史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德国经济两次遭受战争的彻底毁灭，经历了十分痛苦的重建过程，包括重建与昔日经济伙伴的贸易关系和金融关系。在所有走过战争的国家中，德国还经历了国家的分裂和统一：1949年德国被盟国 分为两个国家，1990年，东德与西德实现了统一。“统一后的德国”虽然小于1914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意志帝国，但是，它再次成了欧洲版图中最大的国家，成为欧洲经济中最大、最重要的国家。
历史学家们已经以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讲述了德国在20世纪中走过的历史道路。他们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分析方法，其中的一种方法是通过债务，尤其是国际债务来分析这段历史。德国政府、私人企业和个人的金融债务在20世纪最著名（和最不光彩）的一段历史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本章将回顾20世纪德国的主要金融债务。
本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经济的恢复时期，这个时期的金融债务被单独列为一类，尽管是不同寻常的一类；第二部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所欠下的债务，这部分包括对纳粹所欠债务的处理，其中有些干脆拒绝支付，另一些是“停止转账（transfer stop）”；第三部分是西德政府在二战后的重建中所接受的债务减免和经济援助；最后一部分是1953年的“伦敦债务协定”（London Debt Agreement），正是这一协定使德国重新回到了国际金融市场。
凡尔赛条约和战争赔款
所有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家都无法仅仅依靠税收来为巨额的战争支出融资，每一个参战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求助于印钞机和借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有参战国都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在战争期间，通货膨胀常常因为政府的配给计划，以及购买政府在战争期间发行的债券而被隐藏起来了。在西线，在战斗最激烈的法国和比利时，它们的农场、企业和其他财产都遭受了最严重的破坏。那些提供了大规模军队的国家要为士兵和他们的遗孀和孤儿提供抚恤，这意味着未来金融债务的增加。此外，在战争时期和战争刚刚结束的期间，国内和国际经济秩序都十分混乱。在战后的两年时间里，欧洲经济都一直处在崩溃的边缘。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大多数欧洲战争结束时，战败国都向战胜国赔款。例如，拿破仑战争和普法战争结束后，法国都支付了大笔的战争赔款。在一战期间，参战国人民都忍受了巨大的痛苦：物价上升、税收增加、食物和消费品短缺。交战双方政府都向本国人民保证，在战争结束后，对方将会补偿金融损失，以此劝说人民忍受战时的贫困。因此，在凡尔赛条约的第231条款中，协约国宣称德国要承担战争的金融责任，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协约国并不要求德国立即付清全部赔款：战争赔款被当作德国的一项债务。
第50节：20世纪的德国债务(2)
当时，赔款义务是有争议的。后来，人们普遍认为，赔款是可耻而短见的。时至今日，关于战争赔款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不幸的是，很多研究者把这两个问题合并成了一个问题。欧洲战争的战败方通常向战胜方支付赔款，因此，德国人并不是接受了一个没有先例的协定。而且，著名的“战争罪”（“War guilt”）条款，即凡尔赛条约231条款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即为赔款要求提供理由：
协约国强调，且德国承认，德国及其盟国要为协约国政府及其国民遭受的全部损失负责。
在上述断言中，“责任”附带了过于宽泛的道德和政治含义，因此是不公正的，不过，由于凡尔赛条约231条款的政治化，在后来的讨论中，在巧妙的措辞中，这一条款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有很多人反对凡尔赛条约的赔款条款，其中的绝大部分都在凯恩斯的著作中得到了说明。在现代历史中，这是具有一个讽刺性的案例，因为很多人，尤其是大学生都从凯恩斯的著作中读到了德国赔款问题，好像他是一个不带偏见的观察者，事实上，他肯定不是。凯恩斯是参加和平大会的英国代表团的顾问，当时他的观点未被大会采纳，后来，他利用他的上层关系和文学天赋反对整个条约，尤其是反对赔款条款。凯恩斯关于赔款的观点简直就是从林肯（Abranam Lincoln）口中讲述的美国南北战争史。更具讽刺意义的是，由于人们对其《和平的经济后果》（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的偏好，因此，很少有人知道凯恩斯后来一部更为详细和更具思想性的著作《条约修订》（A Revision of the Treaty）。在20世纪20年代的争论中，有很多人批评了凯恩斯，比如，曼托克斯（Etienne Mantou）在其《是迦太基和平还是凯恩斯先生的经济后果》（The Carthaginian Peace or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 Keynes）一书中，概括了他反对凯恩斯的主要观点。今天，绝大多数经济史学家都认为，凯恩斯的确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见解，但是，他把它们发挥得过头了。最近，一位分析家再次陈述了他反对德国赔款的理由，他强调说，实际了，最终德国人并没有赔付任何东西。
反对赔款的第一种观点认为，赔款违背了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4条的精神，而威尔逊14条是停战协定的基础。实际上，伍德罗?威尔逊的声明谈到了恢复占领区，把赔款写入凡尔赛条约就远远超越了这一声明。第二种反对观点转向了战后德国宪法的性质，在战争期间，协约国有很多人谴责了普鲁士军国主义战争，以及德意志帝国的反民主性质。战后，德国皇帝退位并逃亡，新的魏玛宪法精心设计了一个议会民主。发动和拖延战争的政府和宪法都已经不复存在，如果强迫魏玛共和国承担战争赔款义务，协约国就是把从未发生的债务加在了德国的身上。最糟糕的是，这是在惩罚德国人民而不是惩罚他们的政府。
第51节：20世纪的德国债务(3)
关于赔款的很多讨论都忽视了最具根本性的一点——“伦敦赔款支付计划”（London Schedule of Payments）（1921）给德国出示的票据是1320亿（金）马克，德国政府将偿还价值500亿马克的两类债券（被称作A债券和B债券）。赔款委员会被授权发行C债券来偿还这1320亿马克的其余部分，但是，在赔款委员会认定德国经济能够承受这一额外负担的情况下，才要求德国政府偿还这些债券。C债券有一些政治意义，但是，没有一个严肃的观察家指望这些债券能够被发行或偿还。比利时首相指出，此类债券可以随手扔在任何地方，“不用上锁，因为没有贼试图去偷窃它们。”
由于凯恩斯关于赔款问题的一系列著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强调，凯恩斯所宣称的事情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首先，他宣称，赔款要求远远大于德国的承受能力，凡尔赛条约的过分要求要么饿死德国人民，要么彻底摧毁欧洲经济。不过，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因为德国从未足额偿付A债券和B债券。赔款义务给德国（和世界）经济造成的破坏仅仅来自赔款总额的不确定性，或者来自对德国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实际支付的赔款是微不足道的。
凯恩斯强调的第二件事情在经济学上是有意义的，但是，与这段历史没有直接关系。A债券和B债券的偿付被确定为每年20亿金马克，另加德国出口价值的26％。因此，最初的要求是按照估计的德国的偿付能力确定的，至少考虑了转换能力。后来的两次，以及与赔款有关的贷款计划——“道威斯计划”（Dawes）(1924)和“扬计划” （Young）（1929）——都大大减少的这个数额。凯恩斯担心转换问题，即德国人如何能够把征税所得到的马克转换为支付赔款所需要的法郎和英镑。获得外汇的唯一途径是创造出口盈余，但是，这有可能增加其他国家的失业。也有很多文章讨论过“间接负担”问题，即德国在努力增加出口的同时会对其贸易条件造成不利影响，从而增加赔款成本。
不幸的是，货币转换问题主导了关于赔款的经济学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债务清算辩论中，德国的货币转换能力也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但是，正如有些学者所坚持的那样，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德国本来可以简单地通过把德国的生产性资产转移到法国人的名下来向法国赔款。这个方法在政治上看似不合理，在技术上却是可行的。这也说明了关于赔款争论中转换问题的重要性。
两次战争之间的债务
还有一些问题也阻碍了赔款进程，其中包括德国税收体系改革所遇到的困难、德国的政治动荡，以及德国政府多次试图逃避战争赔款。1923-1924年，鲁尔的西班牙－比利时占领区发生了一系列政治动荡，试图迫使德国政府取消消极的抵抗政策，过去德国政府一直用这样的政策来对待鲁尔工人的罢工。德国启动的一项软抵抗政策支持了鲁尔工人罢工。这些额外成本使得本来就已经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发展成为恶性通货膨胀。
第52节：20世纪的德国债务(4)
“道威斯贷款”与后来的“扬贷款”一样，以相对小的面额分成几个部分发行，投资者可以购买用美元、英镑、瑞士法郎等记名的债券，并且用这些货币进行支付。这使得该债券对中小投资者更具吸引力，因为他们不愿意购买涉及外汇交易的债券。“道威斯贷款”的美国部分中所包含的黄金条款成为战后的一个严重问题。如果一笔贷款包括黄金条款，意味着借款人承诺偿还的美元数额与债券发行时相应数量的黄金等值。在“道威斯债券”发行的时候，一美元等于二十分之一盎司黄金，因此，1 000美元债券价值50盎司黄金。
在开始的时候，道威斯计划的执行好于预期，部分原因是国际贷款大量流入，这些贷款主要来自美国，是美国的很多银行受赔款问题解决的激励而提供的贷款。但是，到了1928年，代表协约国监督赔款支付的帕克?吉尔伯特（Parker Gilbert）担心德国政府在财政上不负责任，于是，在1929年召开了以欧文?扬为主席的另一次协约国大会。扬是提议建立道威斯委员会的美国律师和商人。这次会议的结果是制定了“扬计划”。成为最终计划的“扬计划”包括了另外一笔贷款（价值1.2万亿马克）和赔款支付的短期减免。与早先的计划不同，“扬计划”明确了德国必须无条件支付的总额。
1930年的“扬债券”与“道威斯债券”一样，也是分为几个部分发行的，都代表主要货币。与“道威斯债券”不同的是，“扬债券”的每个部分都附有黄金条款，即德国政府同意按照1930年的瑞士法郎、美元等货币的黄金含量，支付与之价值相等的货币。这些黄金条款是多余的，因为随着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出现，一些国家正在考虑放弃金本位制度。事实上，英国在1931年的确放弃了金本位制度。“扬贷款”推动了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成立，国际清算银行位于瑞士巴塞尔。此后，国际清算银行一直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比如，方便各国中央银行与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结算”。不过，国际清算银行最初的任务是处理与“扬债券”有关的清算工作。
第333页上的图说明，像“扬债券”一样，许多债券的发行方法十分复杂。左边是作为该债券的一个部分的比利时法郎债券。上面的文件是与该债券相伴的一部分材料。J.P.摩根(J.P.Morgan)和其他美国投资银行参与了这些和其他一些国际债券的买卖。正如该债券所规定的那样，J.P.摩根还提供支付服务。该债券的美国购买者可以在J.P.摩根的办事处或通过J.P.摩根的附属机构收到利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该债券是用美元记名的，债券上面却印有三种语言：英语、德语和法语。这些语言的选择既有法律理由，也是为了让债券更容易出售。有些说法语的人宁愿他们的投资用美元记名，尽管有黄金条款。
第53节：20世纪的德国债务(5)
德国城市和州发行的债务
“道威斯债券”和“扬债券”大概是这个时期最著名的债券，但是，其他债券也同样重要。《魏玛宪法》强化了德国联邦宪章，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每个州（land）都拥有相当大的财政自主权，包括在德国国内和外国发行债券的权利（德国仅仅在20世纪20年代发行过两只国际债券——“道威斯债券”和“扬债券”）。德国的城市也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行债务和赔款债务显然是联邦政府或中央政府的任务，但是，联邦政府最初并不直接控制各州和城市政府的借债。到20世纪20年代末，德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借债已经十分庞大了。
公共部门债务有两个来源。战后，德国政府试图利用当时的税收体系下无法持续的养老金和州部门薪水换取社会稳定。州支出的全部收入比例从原来的14.5％提高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24％。这个问题出现在联邦层面和几个州——包括最大的州——普鲁士。地方政府借款的目的之一，是试图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这些人已经饱受了战争的痛苦。政府希望通过城市发债来改善交通和其他公共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文化和体育设施。还有一些支出用于港口之类的基础设施建设，目的是吸引其他城市的公司到本地来经营，或者只是为了满足市政府官员的虚荣心。
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德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减少对外国人所持有的债券的偿付，有些甚至禁止转换支付（transfer stops），即债券持有者将收到马克，但政府禁止把这些马克兑换成为另外一种货币。其他债券持有者收到的是代表为支付利息的新债券。到20世纪30年代末，德国政府干脆停止了对绝大多数外债的偿付，并禁止向私人债权人偿付支付用外币记名的债务。
拖欠的直接代价和间接代价都十分巨大，政治代价尤其巨大。因为任何拖欠都会伤害投资者，拖欠“道威斯债券”、“扬债券”以及两次战争之间的其他债务影响到了一个特别庞大的投资者团体，这些投资者主要集中在美国，美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直接投资于债务和股票，并且导致了20世纪20年代股票市场的狂热，也导致了很多个人投资国际债券，尤其是德国债券。这些人中有很多是寡妇和孤儿，他们的损失尤其惨重。这些债券持有者的特殊身份扭曲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与德国政府的经济关系，以及1953年的债务清算。
除了赔款义务，债务本身是20世纪20年代德国右翼政治抱怨的主题。一种观点是谴责不公平的凡尔赛条约，反对该条约所提出的赔款和金融问题，认为正是它导致了纳粹的兴起。这种观点把纳粹的出现归罪于协约国是错误的，因为是德国人选择了纳粹。不过，当时希特勒正在衰落的政治前程的确因为“扬计划”而复兴了。再有，大多数德国人认为战争赔款是不合理的，而且各种各样的国际债券只是因为赔款和凡尔赛条约的其他特征才成为必要。然而，把希特勒的兴起归罪于凡尔赛条约和“扬计划”也未免过于简单，其他政党也反对赔款，而纳粹的不满远远超出了否凡尔赛条约的不满。
第54节：20世纪的德国债务(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