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空荡荡的街道，柏油路面彼掘挖得坑坑洼洼。哨兵伴著“死倒”在路边徘徊，钢盔在月光下一问一闪，像游荡的幽灵。一声炸耳的枪响，空气颤栗了一下，更平添了几分死寂，曾泽生在窗前踱步。
中上个头，一副标准军人姿态的曾泽主，是个性格内向，做事精细，不动声色的人。
不动声色的曾泽生，此刻心头波翻伥涌。
守？即便共军不攻，也没几天守头了。跑过去的检条命，留下的都将像老百姓一样，横尸街头。
突围？他曾探问过新7军军长李鸿：“突围，60军是没希望了，你们还是可以的。”李鸿道：“38师都靠不住，现在是师长有师长的算盘，士兵有士兵的想法。简直是离心离德！现在是围在城里，还能这样守著。出去就散了！”(27)连王牌中的王牌都靠不住了，在饥饿面前人人平等，现在是谁能吃饱，谁就是王牌。
到能吃饱的那边去，从西南到东北，冰天雪地苦苦挣扎了两年，就是这个归宿吗？
5月中旬，184师511团团长张秉昌和544团副团长李峥先，被俘後释放回来，劝他“反蒋起义”。他冷冷地道：“这边倒倒！那边倒倒，这样的事我搞不来。”(28)。
和张秉昌、李峥先一道来当说客的暂21师师长陇耀，一年前，亲生女儿受共产党派遣，和母亲从云南来到东北。铁血硝烟中，猛见微微甜笑的妻子，青春焕发的女儿，多少夫妻恩爱骨肉情，可一谈到“反蒋起义”，立刻反目成仇。
在海城率184师起义的师长潘朔端，战役初期是决心顽抗到底的。有两个连长作战不力，立即将两人当场枪毙。
果子不熟透，是不会从树上掉下来的。
应该说，60军在黑土地的分娩，是怀胎於五华山的枪声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支军队，一个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被人下眼瞧。国民党愚蠢的为渊驱鱼政策，正中共产党下怀。但是，比之共产党的性质、纲领和终极理想，毕竟志不同，道不合。无论怎样受歧视、排斥，滇军和国民党大方向一致，根本利益相同。
或战或降或起义，潘朔端是火烧眉毛，刻不容缓。曾泽生的痛苦，在于有充裕的时间煎熬自己的灵魂。
19岁从军，23岁入黄埔。营长、团长、师长、军长，嵌著各种文字、符号的伧弹、炮弹没有夺去他的生命，历史塑造了一大批像他一样的军人。
蒋介石是孙中山的接班人，是国家元首，代表正统，有几百万军队，还有美国支持。而且，在滇军将领中，他是为数不多的可以称蒋介石为“校长”的人。自知比不得嫡系，但战争结束是不会没他一杯羹的。退守长春後，蒋介石亲自写信，祝贺他成功指挥吉林撤退，并晋升他为1兵团副司令兼60军军长。他感恩戴德，如获至宝，并请了长春一流古玩商，将蒋介石手迹裱好珍藏。
更强烈的是地方观念。
从一个小地主的儿子到滇军高级将领，他是龙云和卢汉一手提拔起来的。入越受降前滇军整编，多少人瞅著60军军长这个宝座，其中还有龙云的“龙子”。结果，却是“忠实可靠，治军得力”的他成了“军座”。为了“云南王”的基业，封建军阀也是颇有眼光的。而曾泽生们为报答知遇之恩，也不遗馀力，两肋插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擎著“青天白日”旗的滇军，第一面旗帜上写的是一个“滇”字。
五华山枪响，陇耀声泪俱下，要打回云南报仇。曾泽生何尝不想雪恨？是谁给了他高官厚禄？可老蒋是白给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最要紧的是保存实力。
如今，在这遥远的黑土地上，别说滇军，连嫡系也成秋後的蚂蚱了。
潘朔端起义，嫡系说是“叛蒋”，滇军说是“叛滇”。在滇军心目中，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叛滇”了。
现在，他不但容忍了，而且理解了：为蒋介石当殉葬品，值得吗？
潘朔端就在城外，天天都这麽喊。老师长张冲也来了，在那边呼唤。
那边是个甚麽样的世界？他不信“共产共妻”，但他打心眼里没瞧得起共产党。那副打扮，那几支破枪，也想争天下，真是异想天开。
比之嫡系，滇军是杂牌；比起共军，滇军可是堂堂国军。可共产党就像施了甚麽魔法，国军一阵风般就国不国、军不军了，他不服气，开头上下都不服气。不服气，就打几个胜仗争争气呀！却是一败涂地。
仅仅是军事指挥上的无能吗？看看这边的贪官污吏，就知道那边是一个甚麽样的世界了。
他听过那边的宣传。共产党真厉害！从台儿庄到武汉，从西南到东北，他闯过多少血火？军人流血不流泪。可那一刻，他不是他了。
此刻，他知道他的官兵做的都是甚麽梦。
那是梦麽？
一条对角线，3万子弟兵，如今剩多少？明天还会剩多少？做人敞鬼，他对得起家乡的父老乡亲吗，可“这边倒倒，那边倒倒”，就有颜见那片生他养他的士地吗，是谁给了他荣华富贵，历史将怎样描述这一笔？
眼下，还能顾得了这些吗？
而且，究竟甚麽是忠孝节义？
“不死不生，必死必生，置之死地而後生。”
9月22日，曾泽生决定起义。
当晚，与182师师长白肇学和暂21师师长陇耀，统一思想。
一番紧锣密鼓地筹划後，10月14日清晨，派张秉昌和李峥先出城，与解放军联络起义。
当晚，曾泽生先後召集暂21师和182师营以上军官开会，号召反蒋起义。兵随将转，特别是对于这样一支地方观念极强的部队。
接著，设计将可能拒绝起义的非滇糸的暂52师师长和团长，活捉软禁。
随即掉转枪口，向新7军设防。
10月6日天亮，以中山路（今斯大林大街）为界，驻守西半城的新7军惊骇地发现，对面东半城已经不是形容枯萎的60军。而是神采威扬的八路了。
新7军随之宣布投降。
长春，从“六点半”启动了。
从国民党到共产党，曾泽生都是中将军长。
从西南到东北，只道是滇军打共军，借共军减滇军，谁曾想滇军变共军？
又有谁曾想，成为阶下囚的国民党军，在监狱中保得了性命，当年雄姿英采的共产党将军，却成了一场“大革命”的对象，有的惨死，有的残废？
人生之旅，命运之船，荣辱俘沉，谁能料得？
而当长春和自己的命运都停在了“六点半”时，曾泽生无疑是做了一次选择。
无论如何，对于长春那些还在勉强地做著呼吸运动的草民百姓，实实在在，曾泽生的选择是善事义举。
活跃的“内线”
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是必须写一笔的。
早在红军长征时期，共产党就向滇军派遣了一些党员。抗战期间又陆续派进，建立了地下党组织。60军起义後，曾泽生恍然大悟：我身边竟有这麽多共产党呀！
远见卓识的共产党人，是与人奋斗的大师。
内战初起，滇军占黑土地国民党军队的三分一。针对这种情况，共产党从延安抽调一批云南籍干部闯进关东，打入滇军内部。
延安党校学员刘浩，曾长期在云南做地下工作。妻子禄时英，和93军军长卢浚泉都是彝族，又是本家亲戚，而卢浚泉又是卢汉的叔叔。通过这种关系，刘浩同龙云、卢汉、卢浚泉、张冲、陇耀等云南军政要人，都有接触和交往。为了驾驭庞大的战争机器，共产党人把一大批身怀各种技艺的文武高手聚集在自己的旗帜下，随时都能向任同一条战线出击。
不会说东北话的刘浩，穿越战线时扮成个哑巴。一进入滇军，一口纯正的滇地乡音，就像“少校军需官”身份一样便利。处于冬眠状态的地下党，很快恢复了活力。煽风点火，泄气搭桥，争取骨干，发展党员。地下党组织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掌握了几个团的带兵实权。
随著战局发展，策反工作也越夹越活跃和富有成效，彝族汉子陇耀，性格直爽，敢作敢为，受不了嫡系的气，经常口出怨言。60军收缩吉林途中，暂21师遭截击，伤亡过半。他逃进吉林，闭门不出，借酒浇愁。正在这时，共产党代表和陇耀的亲戚刘浩，带著林彪和潘朔端的亲笔信，登门拜访了。後来曾泽生决定和组织起义时，陇耀起了重要作用。
这边曾泽生派人联络起义，那边内线送来敌人要突围的情报。1兵团有的领导认为这是阴谋。刘浩以一个特工人员的经验和机敏，判定60军起义是瓜熟蒂落，势在必行。并主动要求进城，与曾泽生商谈。
拜访陇耀去得还是时候。
那是稍有失误就要掉脑袋的。
自然，他们并不光策反。
吉林和长春城防工事，兵力部署，官兵心态，都化作各种图形和文字，送出城去。陇耀那次遭截击，就是一份情报所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是以实力和严酷的现实为後盾的。
而在更广阔的背景上，精明的共产党人简直无孔不入。
隐蔽在沈阳“剿总”、空军司令和军运指挥所的“内线”，将国民党各个时期的作战计划、城防要图、兵力配备、军事运输、粮食供应、密码、口令等等，相继送出。国民党密码不断变换，每次都被获知。
有的译电员就是“内线”。而共产党的密码，当年难住了日本人，如今又叫国民党一筹莫展。
攻打锦州前，“内线”就从锦州市政府军事科复制出城防工事图。
东进兵团陆续开到葫芦岛，番号、兵力编制和火器配备情况，就陆续到了“东总”。西进兵团未出沈阳，行动日期、路线和作战企图，林彪就知道了。
朝气蓬勃的共产党人，与其说是在驾驭战争，倒不如说是在骂驭国民党。
笔者幸运又兴奋地找到当年“东总”负责情报工作的一位老人。老人笑吟吟地说他甚麽都知道，但这是绝密。我说已经过去40年了，有些情况是不是可以谈谈了？笑吟吟的老人，笑吟吟地坚决不谈。
雪 白 血 红
第３１章 “兵不血刃”
长春和广岛，死亡人数大致相等。
广岛用九秒钟。
长春是五个月。
百姓夹在中间
长春是在沦陷期间膨胀起来的城市。
“九·一八”后，日本集中国内一批一流专家，采用欧美式建设理论，到长春进行规划设计。绿化系统，既吸收了霍德华的田园城市理论，又注意到整体环境。
新区采用分流制的排水系统，以保持公园绿地流水清洁，利用天然沟渠造成借助于地形的绿化带。主要干道采用电力、电讯、照明线路地下化，新住宅区设置电力路线走廊。为适应三十年代城市交通方式，采用平面环状交叉，设计了许多圆形广场。
人口也由“九·一八”前的十五万，剧增到“八·一五”前的七十万左右。其中日本人为十四万。
长春围困战前，居民为五十万左右。
五个月的围困，全城七百余万平方米建筑，230万平方米被破坏。一切木质结构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
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
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顾及军心士气面子，围困之处，国民党不准百姓离城。尚传道提出“人人种地，日日练兵”，号召军民同舟共济，保卫长春。郑洞国讲台湾正在训练大批美械新军，即将开赴东北大举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转。
幻想成为幻想，口号只是口号。即便人手一把锄头，掘去沥青的马路能长庄稼，也得等到秋后才能吃到嘴里，而存粮只能吃到七月底。五十万张嘴，成了国民党的沉重负担。
七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
共产党早已森严壁垒。六月二十八日，一兵团政委萧华在围城政工会议上说∶
敌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几种∶一、强迫逼出，二、组织群众向我请愿，三、搞抬价政策，收买存粮，逼得群众无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出击护送群众出境。因次我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但不能打骂群众，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30)。
八月十七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禁止与长春之贸易关系。但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故我们还是必须加以救济。这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及部队的影响是很大的。
关于放出与救济这些难民有以下几个原则∶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以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
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转至适当地点收容，但不是号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对于真正有特殊技术之人才，可以号召争取其出来，亦送委员会。(31)。
九月九日，“林罗刘谭”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32)。
比之草民百姓的命运，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黯然失色了！
白骨之城
“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推上第一线。
尚传道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後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33)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军防守经过》中写道：“据最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後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
长春变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饿俘之城，白骨之城！
天塌了
67岁的宋占林老人，离休前是长春市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
老人说：
1948年春节前後，吉林和周围城镇有钱人都往长春跑，中农也跑，大车、爬犁络绎不绝。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流血斗争”，都害怕。长春一下子就变挤了，住房紧张，煤柴紧张，谷草最贵，一斤谷草换几斤大豆。跑进城的难民都有马。那时粮食还不见紧张，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饼、大豆烧火做饭。我家也是，锅上锅下都是粮食。天化时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黄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了。难民杀马，烤马肉吃，像现在街上烤羊肉串儿似的。最先饿死的不少是难民，和进城谋生计的手艺人。
我就这二道河子生人。父母，弟兄四人，四个妯娌，三个孩子。
我们兄弟身强力壮，我和大哥是木匠，二哥是铜匠，在贫民区中算中上等人家。就这样，13口之家也死了4口：父亲叫流弹打死了，孩子全饿死了。
朝阳区东朝阳路9居民委员会主任李素娥老人说：
那时，我家住在老虎公园（今动植物园）北门。一家8口，父母和6个孩子，我是老大，那年16岁。父亲在南岭运动场画跑道圈，原来就病厌厌的，最先饿倒的，接著是大弟弟。男人不经折腾，女人抗劲儿。我们家全靠我折腾了。爹妈常说：是素娥救了一家人哪！
我们7月中旬断粮，吃野菜、树皮。先扒榆树皮，扒掉老皮要里面那层嫩的，粘粘乎乎挺好吃，後来甚麽树都扒，老皮也吃。长春树多，夏天马路上不见阳光，都是荫凉。都扒光了，白花花的，我有个二姨叔叔，在“60熊”一个特务连做饭。伪满时，爹妈卖只200多斤渚，给他娶的媳妇。妈说：3年大旱饿不死厨子，你去看看能帮点不。进屋就见锅里煮著大米饭，二婶拿锅盖就盖上了。二叔说：你吃一碗吧。我恨不能把头都拱进锅里，一想到爹妈和弟妹，就说给两碗我拿家去吧。二婶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说我们今晚就揭不开锅了，还给你拿家去？我妈哭著说：这年头没亲戚啦！
我家房后有块地，头年种点谷子，吃了些，装了三枕头。藏着掖著，寻思不到快饿死时不能动。邻居有两个姑娘和国民党不正经，不知怎麽叫她们知道了，来几个“60熊”，硬给抢走了。一家人哭啊。爹说：这是命，遇上小人了！
说到头，还是空投大米救的命。
得拿命换。
老虎公园是个空投点，飞机一来就掉粮袋。尽是大米，南方大米，东北人叫“线米”，飞机一响，国民党就戒严。看不住。老百姓早准备好了，哪儿都藏人，空投也不都那麽准，老百姓抢，国民党就开枪。开枪也抢，用小刀划开袋子，搂些就跑。有的见到粮食就往嘴里抓，甚麽部不顾了，也忘了，枪打刀扎，就那麽抱著粮袋不放，枪打死的，人踩死的，每天都有，我们家人祖祖辈辈都胆小，可人到了那汾上也就没甚麽胆小胆大的了。妈甚麽也舍不得吃，总让我吃个半饱，说你是咱家顶梁柱呀。我哪吃得下呀？走路打晃，动一动就冒虚汗，可一看粮袋掉下来，劲就来了。白花花的大米捞在手里，那是全家人的命呀！
有个姓刘的钴娘，比我大一岁，叫粮袋砸死了。离我不到10米远，砸得扁扁乎乎的。
朝阳区义和路居民张淑琴老人说：
一天，我坐在炕上哄孩子，喀嚓一声，一袋粮食掉下来。还没明白怎麽回事儿，吵儿巴火进来几个国民党，都是新7军的。魂儿都吓飞了，没听见他们问甚麽。翻一大阵子，粮袋砸穿房盖掉在天棚上了，正在我们娘们孩子头顶上。是炒黄豆。他们就骂，说吃黄豆拉稀肠子都快拉出来了，大老远的还送这破玩艺儿，嘴里这麽骂，那眼睛瞪得“大眼贼”似的，掉进墙里的也抠出来。
国民党有搜粮队，一斤半斤也拿走。我们家来过一次，翻得碗朝天，瓢朝地，用铁钉子往地下捅。
有天来个兵，翻出几个大饼子。我哪能撕巴过他呀，就说：你看看我那孩子吧，小猫小狗也给留条小命吧！他还有点良心，给留下两个。
那年我25岁，3个孩子，大的6岁，小的1岁。唉，哪还叫孩子呀，猴啥样他们啥样。小女儿就那麽饿死了。吃奶孩子没听说有活过来的。再困个把月，就全完了。
李素娥：
拿命换点大米不敢吃，拿去换糠、麴子、酒糟甚麽的，让全家人糊口，抢大米不能拿面袋，得用筐，不显眼。后来筐也不行了，就穿个大布衫子，里面缝些兜。去市场卖大米也一样，一次叫几个“60熊”发现了，说我是“大米贩子”。就2斤大米。我抱住不放，在地上打滚。他们拽我去督察处，我不知道他们怎叫“60熊”，也不明白这“督察处”是干甚麽的。旁边人说：你就舍了吧，去督察处就没命了。一个同学见了，跑回去报信。爹妈来了，给他们磕头，一口一个“长官”，“老总”，说孩子小，不懂事，高抬贵手开开恩。有个兵是辽南人，我们老家也是辽南，听出是老乡，就说到他们家看看再说，5个弟妹一水水躺在炕上，有出气没进气样儿。没说甚麽，把那2斤大米拿走了。身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爹妈抱著我哭。
有一次卖大饼子，谷子、树皮和麴子做的。想卖点钱，最好是换点药，给爹和弟弟治病。吃点饭立刻就精神了，那算甚麽病呀？可人就是那麽怪。妈说，你上街还不叫人撕碎了呀！那时卖吃的，一个人卖，几个人看着。怕抢。不少卖大饼子的，把命都搭上了，我出门没走多远就让人抢了，边跑边吃。我追上个死人幌子样的人，他已经吃光了。我蹲在那儿哭，他傻乎乎地看著我，站那儿也不跑了。
现在这人认钱。假药，假种子，假化肥，甚麽都掺假，要钱不要良心。我们这荐人讲名声，讲信用，讲仁义，可他抢我大饼子，我抢国民党大米，就是没了礼义廉耻吗？弟妹们吃东西我都不大敢看，一看心里就痒痒，嗓子眼恨不能伸出个小巴掌。一些人是看见吃的，身不由己就上去抢了。
有人给我保媒。甚麽“保媒”，“结婚”的，就是换大饼子。和我大小的姑娘，不少都换了大饼子，换给郊区农民。孟家屯，就是现在第一汽车厂那儿，不管多大年纪，还是瞎子、瘸子，光棍都娶的小媳妇。我在电车公司工作时，几个师傅都是小媳妇。
东西不值钱，钱不值钱，金子不值钱，人不值钱，几个大饼子就领走一个大姑娘——就认吃的。
宋占林：
刚解放时我当街道干部，没少处理这类离婚案。结婚为口饭，有饭吃马上不干了。政府政策是能过就过，不能过不硬捏。长春药厂一个女的，有孩子了，非离婚不可，男的不干，丈母娘说几句不中听的，就把丈母娘杀了。
李素娥：
每天都饿死人。死在家里的不知道，路边越来越多。我在南关永安侨头卖大米，身后咕呼一声，一个老头就倒那儿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有收尸队，一路捡，往车上扔，说“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
死人最多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甚麽样子没见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
开头还弄口棺材，接著是大柜、炕席甚麽的，後来就那麽往外拖。也没人帮忙了。都死，谁帮谁？拖不动了，就算到地方了。有人拖不动了，坐那儿就动不了了，也死那儿了，最後也没人拖了。炕上，地下，门口，路边，都是。有的白花花剩副骨架，有的正烂著，刚死的还像个好人。大夏天，那绿豆蝇呀，那蛆呀，那味儿呀。後来听城外人说，一刮风，10里、8里外都薰得头痛。
我们家附近没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5口剩1口。西边何东山，也是5口剩1口。前院一个姓曾的木匠，7口人剩个老伴。“杨小个子”一家6口，剩个媳妇。后边一家“老毯儿”（东北称闯关东的河北人为“老毯儿”），6口全死了。
旧历8月初，我临出哨卡走到现在胶合板厂那儿，想喝点水：一家门窗全开著，进去一看，10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横躺竖卧，炕上有的还枕著枕头，女的搂著孩子，像睡著了似的。墙上一只挂锺，还“嘀嘀嗒嗒”走着。
开头见死人掉眼泪，头皮发炸。后来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觉得自己早晚也是这条道。再往后见了打个唉声就过去了，再住後连个唉声也不打了，也不把死当回事儿了。
解放後，熟人见面就问：你家剩几口？就像现在问：你吃饭了吗？
解放後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给活着的发粮食，“埋死”就是埋死人。我参加“埋死”了。干一天给5斤高粱米，干了个把月。全城都干，全民大搞卫生运动，不然发生瘟疫更了不得。挖个大坑，把钢轨甚麽的架上，尸体放在上面烧。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个大坑埋，有的随处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烂炕上了，拿不成个了，唉，别说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长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8师1团参谋长。
老人说：
独8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大，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说哪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宋占林：
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条大腿都剔光了。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时早见不到狗了。
1955年，我当区机关党委书记时，有个挺好的党员发展对象，向党交心，说他那时吃过人肉。那还能入党吗？
最叫人揪心的是孩子，不少人都把孩子扔了，扔到马路边上，希望有钱人能抱走捡条命。现在的东盛小学，当年就是学校，二道河子这片那儿最多。大都是5岁上下，有的拉拉巴巴刚会走，张著小手“妈呀”、“妈呀”叫，爬到马路上的，爬进学校的，那个小样呀！叫不动了，就歪在那里，慢慢就死了，活着的还在那儿爬，哑着嗓子叫“妈”。人们都不敢往那儿去。每天都有送的，听说真有叫人抱走的。
张淑琴：
我在吉林大路那儿见过，披个小被，在那儿哭得泥人儿似的：看一眼赶紧跑，自己孩子都饿死了，抱回来不也是个死吗？
65岁的于连润老人，退休前是朝阳区孔雀理发社工人。
老人说：
二道路那儿扔些小孩，一场大雨全淋死了，小肚子灌得鼓鼓的。
唉，别说这个了，一说这个就想起我那死去的孩子。真作孽呀！
我那时候就理发，饿得那样，也有人理发。甚麽人那时候还能想着理发呢？
有钱人到甚麽时候都有钱，饿死的都是穷人。
张淑琴：
新7军的官太太穿旗袍，抹口杠，坐人力车，後边跟好几个护兵，有的军官挎两个太太压马路。人和人不一样。
永春路的“老藏生”食品店一直营业。你想想，那掌柜的会是甚麽人物？
李素娥：
南关永安桥头有家炸大果子的，那个香呀，一走到那儿就拔不动脚了。不要钱，用金银首饰甚麽的换，那财发的呀！吃的都是当官的和有钱人，也没见有人抢。一般人就是有油有面，你炸个试试？
宋占林：
逃进城的地主富农也饿不死，他们组织保安队，老百姓叫“胡子队”。国民党不发粮饷，吃穿全靠抢。抢还有名堂，今天这个“捐”，明天那个“税”，可把地皮刮完了。
于连润：
那时咱就寻思呀，你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仇，咱老百姓招谁惹谁了，要遭这种大难？可寻思这个有甚麽用，谁把咱草民百姓的命当命了？
10月15日，郑洞国的晚饭是四某一汤。
箫传道说：“没听说有饿死士兵的事。”(34)。
“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军困死在城里！”
困死的都是百姓。
真空地带
伪满时期，日本人在城边修了条环城公路，老百姓叫“圈道”。
围城期间，这条圈道成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真空地带，老百姓叫“卡空”。
国民党往外赶，共产党往回堵，老百姓大都是夹在“卡空”里饿死的。
高秀成老人的夫人谭文妹，当时是长春大学（现吉林大学）法律系学生。
老人说：
长大早就停课了，门窗都没了，桌椅砸坏了。学生分两派，辩论，写大字报，像“文化大革命”似的。国民党特务动辄抓走进步学生，有的抓走就没影了。我哪派也没参加，像“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
我是6月份出城，比较早。那时国民党还不让出城，老百姓大都未想到往外跑：我哥哥明着是国民党长春市专员，实际是咱们的地下党，当时我不知道。後来想，他大概知道围城不是短时期的，所以让我们趁早走。
天没亮，就和姐姐、姐夫一家动身了。姐夫是市立医院（今第二军医大学）内科医生。同行的还有几个医生，都带著家属、孩子。约定在二道河子街头集合，会齐了就走。我领著姐姐的大孩子，姐姐抱小的，姐夫背著东西。我甚麽也不明白，挺害怕，又觉得挺神秘的。
国民党卡子好像没怎麽盘问，共产党那边有人接，都是我哥联系的，不敢走大路，就在草棵子里趟。草棵子里有不少死人，把我吓的呀，心“嘣嘣”直跳。
朝阳区武装部政委钱富永说：
外逃主要是三个口子：东边二道河子，出去奔吉林；西边洪熙街，奔公主岭、沈阳；再就是北边的宋家洼子。我们家是从洪熙街附近出去的，西红柿刚有点红的时候，夜里，黑黑的，从草棵子里爬过去的。那时还不大严。
宋占林：
我跑了三次，第一次是7月，出二道河子5里路到靠山屯，天亮了，叫儿童团发现了。一看就明白是从城里跑出来的。10多个小孩，管我要路条，没有就让回去，可认真了。第二次想从卡子边上溜过去，又给抓住了，不打不骂，反正怎麽商量也得回去。光有路条也不行，还得有老婆孩子。两次都带著老伴和孩子，若是我一个人非扣住不可。
开头出不去还能回来。後来国民党准出不准进，出不去就只有夹在“卡空”里等死了。
那也跑。豁出去了。怎麽也是个死，往外跑还能有点指望。
我们家是分四批走的。弟弟和弟媳第一批，我第二，二哥和母亲第三，母亲走时大哥还在家守著。哥四个各奔它乡。我和老伴在“卡空”里呆3天出去了。
于连润：
我们家在“卡空”呆10多天才出去。
临走买辆推车，把点破烂装上。把点黄豆、糠、麴子都做成大饼子，带上。头道卡子是国民党，挨个搜，不要钱要东西，贵重东西和吃的。人家有经验，再装，有钱人也能瞅出来。看我那样儿，翻几下一挥手让走了。有钱的不行，不拿出好东西不让过。
“卡空”里那人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坐著的，躺著的，也分不清是死是活。瞅著那样儿，脚下就有点软了。咬咬牙，硬看头皮，还是闯。
“卡空”里“胡子”多，抢吃的。一口井他们霸着，怕老百姓给喝光了。庄稼地也霸著，谁也不准进，白天晚上打枪。我有个侄女婿不听邪，也是饿急眼了，晚上想弄点毛豆，去了再没回来，人们撸树叶子吃，成牲口了，树没皮没叶，草剩个杆，有的地方杆也不多了。嘴都吃绿了，人都吃绿了。
一家，一堆，挤挤匝匝的。有的偎在破房茬子里，大部在露尺地呆著，锅呀，盆呀，车子，被子，活人，死人，到处都是。8月，正是最热的时候，日头那个毒呀。突然下起大雨，活的淋得像塌窝鸡崽子，死的泡得白白胖件，就那麽放著烂著，骨头白花花的，有的还枕个枕头，骨架子一点儿不乱。
人饿了，开头脚没根，浑身直突突，冒虚汗。饿过劲了就不觉饿了，最晕乎乎，飘飘悠悠，像腾云驾雾似的，不觉得难受了，也不怎麽想吃甚麽了。可一看到能吃的东西，立刻就想吃，就想抢，不少死人身边都光溜溜的，一根草都没有，能说话时，一声又一声听不出个个数，一声声都像是“饿呀”、“饿呀”。没声了，眼睛有时还睁著，望天望地，半天不眨一下，甚麽表情也没有。慢慢地，眼睛再也不睁了，还喘气儿，像睡著了，这就快了。快了也能挺个一天两天的，人命可大了，像灯油不熬乾不死。有的瞅著还像笑模悠悠的，更吓人。
赶上毒日头，那人一天功夫就发起来了。脑袋有斗大，屁股像小鼓似的，眼瞅著发，先绿後黑。一会儿“啪”的一声，又闷又响，肚子爆了。白天晚上都响，夜静听得最清。这一声，那一声，有的就在身边响，鼻子早就闻不出甚麽了，可那一声响过后还是受不了，没闻过的想像不出那味儿。
在“卡空”里熬过10天的人不多。老天爷照应，那几个大饼子过卡子没翻去，“胡子”也没抢去。不能让谁看见，天黑时偷偷掰点吃：这麽对付有10天，又吃两天草和树叶子。渴了喝雨水，用锅碗瓢盆接的。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都是蛆。
就这麽熬着，盼着，盼开卡子放人。就那麽几步远，就那麽瞅着，等人家一句话放生，卡子上天天宣传，说谁有枪就放谁出去。真有有枪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钱人，往城里买了准备好的，都是手枪。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钱买呀！
张淑琴：
伐们在卡子前排队，推车一个接一个，八路在队伍两边来回走。
边走边说：谁有怆、于弹、照相机，交出夹就开路条出卡子，老百姓吵吵嚷嚷的，说甚麽的都有——那些话呀，说不得……
平时在“卡空”里都不吱声：两边便衣挺多，还有“胡子”。那时那人都老实，怎麽摆弄怎麽是，像小猫似的。也是饿的没精神，不想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