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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白血红》张正隆

_24 张正隆(当代)
  当他们被督战队的枪口逼著往上冲时,那不过是一群武装的囚徒而已。
  他们的敌人,本来是那些发动这场内战的人,是那些吞噬人民血汗的贪官污吏。
  要麽杀人,要麽被杀,别无选择。活路只有一条,就是冲上去。
  冲不上去被敌人杀,退下来被自己人杀——在这个世界上,他们还有自己人吗?
  只有远在故乡的父母、妻子和儿女,在日夜牵挂著他们。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祈祷,望眼欲穿盼归去。
  黑土地上陪著他们的,是冰天雪地,是“大烟泡”,是吃红了眼的猪和狗,是兴奋的聒噪著的肥硕的乌鸦和秃厉。
  从新开岭到张麻子沟,从塔山到辽西那些窝棚,人们传说夜夜都能听到鬼叫,南腔北调的。老人们说,那是回不去家的鬼魂,在哭,在闹……
  义县城破,93军暂20师1团团长赵振华,把枪口缓缓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枪炮声中,他又看了这个世界一眼。他看到了妻子和儿子。妻子瘫坐在椅子上,泪水已经流乾了,哀哀地望著他。儿子偎在母亲怀里,惊骇地叫著:妈呀,爸呀……
  手枪掉在了地上。
  黑土地上,64万多官兵做了这种选择。
  全国是400万。
  原白城子守备区後勤部政委戚惠林,当年是12纵保卫科干事。辽沈战役後,曾在解放军官教导团工作过。
  老人说,军官不少带著太太。有的战士听出是老乡,就说:都甚麽时候了,还跟著他受罪,快走吧!有些感情真深,怎麽也不走。见你就给丈夫求情,说他是为抗战打日本参军的,打鬼子险些把命都丢了。讲著就哭。周围没人,金条,戒指甚麽的就往你怀里揣。只要能对她丈夫好点,怎麽的都行。那样子也真叫人可怜。现在讲海峡两岸都是炎黄子孙,那时若讲这个,阶级立场可就歪大了。
  张耀东老人说,他们冲进锦州师管区大楼时,里面女人吱哇乱叫:别打了,我们投降呀!有的军官想抵抗,太太就扑上去抱住他。
  在操场上站队,男女分开,有些女的抱著丈夫不松手,有的跪下给你磕头,一口一个“长官”,说你可别杀他呀,要死让我们一块儿死。
  有的老人讲,还有女军官,有的还抱著吃奶孩子。
  3纵打到海南岛後,某师两个连乘车在山路上行进,後面有几辆国民党军车。师长见了,问怎麽不打。一位副教导员说,这几辆车跟10几里了,不像是武装人员。师长火了:你怎麽知道不是武装人员?
  给我打!机枪小炮架起来,几辆车翻的翻,著火的著火。喊著“缴枪不杀”冲上去,全傻眼了:车上都是国民党家属,死的死,伤的伤,女人哭,孩子叫……
  很多文学名著都表现了这样的主题:置身於庞大军事机器中的主人公,终于从切身经历的惨痛中看透了战争。战争与他和他的伙伴毫无相关,他们只是为著一个腐败的政权,或是某个独裁者,在残杀无辜和无辜被残杀。
  要钱不要命也好,为“主义”奋斗也好,被逼无奈只有杀人也好,那些像赵振华那样有机会做一次自我选择的军人,或多或少,是会领悟到这场内战对他们到底是意味著甚麽的。
  那些来不及进行选择而抛尸黑土地的人,在流尽最後一滴血前,看一眼蓝天和大地,那眸子会闪烁些甚麽?他们知道谁把他们送进绞肉机的吗?
  “蒋介石先生”
  四平保卫战中,毛泽东直言不讳:
  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⑻
  1946年12月30日,蒋介石在特天字第70号密令”中说:
  本年一年来之剿匪军事,全由我各将领指挥,我方官兵忠勇奋发,替主义牺牲,替真理奋斗,多能达成艰巨任务,奠定统一基础,即是以安慰国家及阵亡将士之灵,亦是以雪我国无穷之耻,惟念将士死伤之惨,以及冰天雪地之苦,不禁为梦魂不安……
  不能说蒋介石的感情完全是虚伪的,可这位政治家果真长着一副菩萨心肠吗?
  几十万人都是没见过冰天雪地的南方人,一批批倒毙在冰天雪地之中,10月16日,“美龄号”最後一次从沈阳西返时,路过大火熊熊的锦州,又在塔山上空转了两圈。他看到填满了饮马河的尸体吗?到锦西后,他眼含热泪,恨恨地说:我和他们拚了!
  倘若这场战争是打日本,蒋介石虽败犹荣。再有几十万南国男儿抛尸冰天雪地,历史也将铭记著蒋介石的中国心。
  倘若蒋介石是这场大战的胜者,还会眼含热泪吗?
  台湾报纸发表不少蒋介石晚年家居生活照。和夫人丽影相随。与长媳及孙女。孙婿含笑合照。与曾孙慈祥对奕。含饴的晚年,弄孙之乐,其乐陶陶。
  从长白山到海南岛,那些绝了香火,回不去家的灵魂呢?那夜夜不息的哭叫声,是在向谁索命?
  石瑛老人讲过这样一番话:和平年代,连职干部犯了错误,换个地方,好好干,3年就能改观。营职要5年左右,团职8年左右,师以上10年吧。战争年代快,打两个好仗,马上就改观了。
  中华民国的总统需要多少年?
  石瑛老人当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这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但是,答案已经有了。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表《陕北权威人士谈战争罪犯问题》,谈到蒋介石等43名战犯,“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⑼。
  1988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查院发公告:“对去台湾人员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往大陆犯有罪行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六条关于对犯罪追诉时效的规定精神,决定对其当时所犯罪行不再追诉。”⑽。
  总统与士兵平等,都是40年。
  蒋经国去世,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去唁电:“惊悉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⑾。
  蒋介石去世,新华社发表消息:“国民党反动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死了。”⑿。
  如果蒋介石能再活上13年,中国共产党即便不发封唁电,新华社还会发这样的消息吗?
  实际上,蒋经国未去世前,共产党就称其父为“先生”了。
  三分之一世纪风吹雨打,“头号战犯”、“人民公敌”变成了“先生”。那些在冰天雪地中冻成冰跎样的尸体,那些在热带和亚热带烈日下一会儿就膨胀了的尸体,会死而复生吗?
  黑土地上没有国民党阵亡官兵纪念碑(黄土地和红土地大概也没有。台湾肯定会有的)。中国人好像没有为对手立碑的习惯。
  然而,在华夏大地的每个“凡尔登”,都耸立著一座无形的无字碑。
  每座碑都在告诫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告诫中国人不要忘记发动了这场内战的那个人的姓名。
  那是岁月的风雨永远吹打不去的。
  河两岸是百姓
  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4千万人中,一半以上是平民。
  在中国这次内战中,直接和间接死於战争的老百姓,知多少?
  白红黑
  锦州凌河区菊花街印染二委主任,52岁的张玉杰说:打仗时,我家住在古塔区南街西二胡同。一个大杂院10多户人家,住一连国民党。外边朝里打,里边朝外打,我们钻在果窖里打哆嗦。50多人死两个。没来得及进果窖打死一个,炮弹片从气孔钻进去打死一个。国民党不行了,也注果窖里钻,和老百姓换衣服。八路喊“缴枪不杀”,我们一家三代举著手走出来。现在看电影电视,一看到谁投降就想起这段,心头直扑腾。当时才12岁,觉得挺好玩儿。
  菊花街陶瓷联委书记,57岁的郭维珍老人说:我姑奶奶住在神社附近,那儿打得凶,死的人多。姑爷爷不在家,就她领三个孩子。炮弹房前屋後响,谁知哪下掉头上呀!一会儿钻地洞,一会儿趴在炕沿下,一会儿拖儿抱女再往地洞跑。女的没主意,也是“麻爪”了,姑奶奶总叼咕,说後趟房40多个人躲在地洞里,炮弹打上去,全捂里了。一唠起来,她就说那命是检来的。
  哈尔滨Zll医院原副院长韩德老人,四平攻坚战时还未参军,是市立医院内科医生。老人说:问问四平老人都知道,那一仗下来,全市完整无损的房子基本没有了。
  咱们部队一层层往里推,推到哪里,两边炮弹就往哪里砸。大大白天晚上烧。老百姓开头都躲在家里,盼咱们快打进来就算熬过去了,哪知打起来没头了,就开始往外边跑,天上飞机炸,地上炮弹打,子弹嗖嗖飞,那人死的呀,包袱箱子扔一地。没人管。那功夫谁管谁呀!死个人不如只小鸡。哪是逃命是玩命呀!玩命也比等死强,我爱人怀孕四个月,跑不动了,我就扶著架著她。那时那人真抗折腾。
  塔山镇65岁的张连生老人说:开仗以前,八路让老百姓走,走2千多口人。胆大的,腿脚不方便的,顾家不顾命的,留下了。各找出路。俺一家6口跑到12里外的老官堡,就听那炮打的呀,天都红了,就惦着那个家甚麽样了。庄稼人除个家还有甚麽可惦念的?回去一看全毁啦!炸的炸,烧的烧,没一家好房子。河西南国民党那边都平了,死伤几千口子,张国胜老两口全炸死了。那个哭呀,哭人,哭家,哭这个日子还怎麽熬呀……。
  71岁的王振成老人说:俺家六间房子,八路要扒了搭炮楼。俺跪下磕头,说庄稼人盖个房子不易呀,老少10多口子,好歹留个窝吧。扒了两间偏房,四间正房拆去了门窗。唉,没扒棹也打完球的了,打完仗都走了,叫老百姓怎麽活呀!怎麽活也得活,鼻涕一把泪一把,搭巴搭巴猫一冬。
  塔山、锦州、辽西打烂的那些房子、窝棚,还来得及在第一场大雪前“搭巴搭巴”。文家台呢?零下35至40度,大雪没膝深,打平了。
  三个冬天,国共两党在冰天雪地中大打出手。一仗下来,雪白,血红,打烂的房子朝天张著焦黑的大口。
  堑壕中有冻死的士兵,废墟上有冻死的百姓。
  从亚洲到欧洲,当许多饱受战人蹂躏的国家,正在废墟上重建或己经重建了家园时,我们却在8年抗战的废墟上,继续制造着废墟。
  瓦砾、饥饿和死亡!
  地震可能发生在冰川,海洋,大漠。这场内战不可能在没有人烟处进行。这已使卷入战争的百姓遭难。劫难还不仅於此。
  1945年10月,共产党放弃鄂豫根挎地北移後,国民党军队进入“匪区”,大肆屠杀“通匪人员”。甚至斩草除根,一家老少全部杀掉,1948年10月13日,南京《中央日报)载文《舟山群岛剿匪记》,刊登5幅照片,中间一幅为“东福山俘获之女匪”,照片上3个短发少女,纤秀、朴实,典型的渔家女儿形象。中间一个低着头,两边的向前望看甚麽,左边一个顶多不超过15岁,一双不谙事的大眼睛,满脸稚气,毫不在乎。那神态与其说是“坚贞不屈”甚麽的,倒不如说更像在一场“捉猫猫”游戏中被捉住了,觉得挺好玩儿。
  辽沈战役期间,廖耀湘兵团西进路上,对沿途村镇“共匪干部”和“通匪人员”,也是抓的抓,杀的杀。
  当时是8纵民连兼敌工部长,离休前往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潘纯老人说,他家在冀东青龙县七道河村。抗战时那里是“人圈”。“八·一五”后是拉锯区。国民党来了杀一批“通匪人员”,共产党来了再杀一批“通匪”的。全村500多口人,死的死,逃的逃,解放时就剩几十口了。
  礼义之邦的中国,政权更迭从来都是在血泊中进行的。
  “胜者王侯败者贼”,永远倒霉的是老百姓。
  黑土地上一些老人说:那时呀,管它谁输谁赢的,老百姓就盼著快点打巴打巴完了就好了,可折腾不起受不了啦!
  若再打上10年、8年的,也得受着。
  养不活
  1947年收成不好,1948年又是个灾年。
  春旱,苗未出齐。夏涝,雨水之大为30年所未有。辽河沿岸很多村镇成为泽国,粮食绝收。头年就是先旱後涝,当年又多个虫灾,仅此一项,沈阳附近各县,半个月左右就减产三成以上。
  天灾战祸,双刀齐下。
  卫立煌的既定方针是个“守”字。
  古人说“守有十全”,“粮草足”为“十全”之首。而沈阳的马路和兵工厂是不长庄稼的,只有出去抢。
  《辽沈战役亲历记》,这样描述卫立煌的”抢夺小麦之战”:
  卫立煌命令东北政务委员会及辽宁省政府宣布重价购粮,但毫无结果,於是又召集军长以上开会研究如何抢购粮食问题。当即决定各部队自行向当地征购,并规定十分之二的提奖办法,以鼓励各部队积极征购。谁知粮食欠收,民食尚感困难,征购不易,开始各部队向民间强迫征购,後来发展到抢夺,不顾人民死活,造成鸡犬不宁,人民大批向外逃难,十室九空,厥状甚惨。⒀。
  廖耀湘兵团西进途中,粮食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兵团行动期间,应就地征收粮秣,即掠夺粮食,以空出来的吨位,增运弹药。”⒁。
  “新一军在彰武台门附近大肆枪掠各个粮栈的粮食,并争先恐後的用汽车、大车运住新民和沈阳,在市场上高价出售,以肥私囊。”⒂。
  杀民养军
  共产党闯到关东初期,“对人民强迫使用五百元、一百元之大边币,造成物价飞涨,商店关门,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其馀到一处吃一处……”
  1948年5月10日,东北军区後勤党委会出版的《目前後勤运输状况任务组织和运输的统一与使用》”中,有这样几段着:
  “部队高度集中,物资供应就是问题了,粮食吃光了,部队先是吃地主富农的,後来就吃中农的,最後无法只有吃贫雇农的了。吃猪也是如此,先吃大猪,大猪吃完吃中猪,最後吃小猪,、马是先吃马草,壳草,壳草吃完吃高粱杆子,最後只有啃木头。”
  “人民负担占全部收入百分之廿五至卅,农民收的粮食百分之廿五至卅交给了公家,另外还要购粮,占农民收入百分之十至五。”
  “抗战时期在苏北最多的负担才百分之十五,一般的地主富农百分之十五,中农才百分之十,贫雇农才百分之二至五。”
  同年3月20日,中央转发“林罗谭”关于东北野战军政工会议情况的报告”中说:
  因城市在我围困时群众受敌统治无家无食,一旦被我攻占後,即需救济,否则不能过活,鞍山被我攻占之第二日即发生两家贪民实行全家自杀惨剧,故攻占城市在目前对我负担很大。
  同年8月21日,热河“分局军区”在给“林罗刘谭并中央”的一封电报”中说:
  (一)我们要求二十五个团再减少一半,原因是:
  A,扩新到冀东,党与群众队伍非常混乱,大批逃兵回家,还有少数份子勾结地富和被撤掉的坏干部上山当土匪。队伍未整顿前,扩军只有强迫命令,使党与群众更加对立,造成严重后果,冀热察基本人口七十多万,新解放区四十多万,老区已扩军及地干共六万多人(抗战时死亡在外),有些区村已无几个青壮年。政权干部为妇女担任,热河四百三十万人口,十八岁到四十岁青壮年约八十万。“八·一五”到现在参军约廿万人,村以上地干脱离生产者,约四万人,土改中杀掉五千人,鼠疫伤寒饥饿死掉约四千。当土匪者被杀者约二千,国民党抓去若干烟民青壮年约廿万,如果再大量扩兵,则无法维持生产与战勤,尔後主力补充亦无办法。
  B,养不活(现冀察热辽区负担人口只一千万),冀东三百九十万,热河四百二十万,冀察热一百二十万,各区游击区约二百万,现在脱离生产人数包括扬罗兵团(扬德志、罗瑞卿乒团——笔者)在内,已达四十一万,如再扩兵三十五个团,则为四十七万,无论如何养不活,现在人民已处在异常悲惨的状态中。
  从城市到乡村,从“敌占区”到“解放区”,内战中的黑土地是一幅怎样的图画呀!
  1912年(民国元年)至1949年,37年间中国人口增加1。4亿。
  1949年至1957年,8年中人口增长1亿。
  难道控制人口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战争?
  海两岸
  “日本鬼子”,“美国鬼子”,“越南鬼子”,中国人习惯称敌对的外国人为“鬼子”,对于同为炎黄子孙的对手,讲究“正统”的中国人,最通用的是一个“匪”字。“共匪”,“奸匪”,“毛匪”,“林匪”,“蒋匪”,“杜匪聿明”,“卫匪立煌”,“博匪作义”,等等,等等。当北平有和平解决迹象了,“傅匪作义”就变成“博作义将军”。而近40年後,台湾当局仍称大陆为“匪区”。
  这似乎挺可笑,就像小孩打架玩儿。
  1958年,美国以削减美援为手段,力迫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兵。如果此举得逞,下一步就可能“托管台湾”。蒋介石的中国心不甘,已力不从心。毛泽东火眼金睛,万炮震金门,告诉“美帝国主义”:内战还在打,军队不能撤,托管不可能。据说蒋介石接到炮战报告,连叫三声“好”,而在大陆与邻国发生的历次边界冲突中,台湾当局几乎每次都引经据典,说明哪哪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给予声援和关注。到底都是炎黄子孙,多远是多远。
  “主义”却是万万碰不得的,一碰上立刻就怒目相对,翻脸不认人,又“共匪”、“奸匪”地骂上了。
  就因为共产党夺了国民党的江山?确实,那时国民党是合法的“正统”。可如此追究起来,领导辛亥革命的国父孙中山不也大逆不道了吗?那时的“正统”是大清帝国。
  当年的“鬼子”们纷纷来华投资,发财,海峡两岸为甚麽不能堂堂正正地发财?“肥水不流外人田”不实际,可自家兄弟多分点,不是理所当然,也是最起码的吗?
  对“鬼子”、“洋人”似乎是不必大认真的,对中国人可是不能没了“主义”。风度翩翩的政治家当然不能没了“主义”,问题是这“主义”究竟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甚麽?
  1946年1月12日,周恩来在报告国共会谈经过时说: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销。我们觉得既是政治解决,求合作,那麽两党也好,各方面也好,总有些意见,应该在工作上竞赛,在地方上努力,而不是说,你做好了,我不高兴,或者这一一方面做好了,那一方面不高兴。因为好的事情,都应该欢迎,不管行之何方,出之何党,只有这样,中国人民的力量,民族精华,才能不互相抵销,才能有益於建国。⒃150多个字,两处“不互相抵销”。
  如果照此办理,今日中国会是何等模样?
  有着几千牢“大一统”传统的中国,是只有征服,而没有竞赛的。
  于是,抗战中聚集起来的民族精英和无辜百姓,又一次倒在了互相抵销的血泊之中。
  于是,传说中的孟姜女哭长城,现实中的盂姜女哭大海。
  于是,美国人登月球用10年时间,中国人回故乡用40年,近百年中,中国人打杀了多少中国人?列强打杀了多少中国人?
  二者有甚麽联系?
  老祖宗早说了:“和气生财。”“家不和,外人欺。”
  注释
  ⑴《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45页。
  ⑵《毛泽东军事文选》,481页。
  ⑶(星火燎原)选编之十,57页。战士出版社(1982年)。
  ⑷有的资料说是5000万元券。
  ⑸⑹摘自某军(即4纵)政治部编印《塔山英勇守备战画报特刊)(1949年2月)。
  ⑺同⑴,0页——《关于战史材料收集的几个说明》。
  ⑻同⑵,275页。
  ⑼⑽⑾⑿依次见於1948年12月25日,1988年3月14日,1988年1月15日,1975年4月7日(人民日报)。
  ⒀⒁⒂《辽沈战役亲历记》,51页,165页,206页。
  ⒃《八·一五前後的中国政局》,70页。
十一 死城
  当热点中的热点复归冷寂後,国民党在黑土地上的命运,就明明白白地注定了。
  战略割断不算,正式围困已达五个月的长春,就像一枚烂透的果子,首先从战争之树上掉下来。
  完全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  
雪 白 血 红  
第30章  不死不生
   奔腾的饮马河、伊通河和沐石河,冲淤出一块丰腴膏美之地,聚吸着闯关东的人们,为这座东北中部城市的兴起打下坚厚的基础。
  "长春"这个令人神往的名字,一说沿袭辽代"长春州"之名,一说源于清朝的"长春堡”(今郊区永春乡),一说起自"长春花”的花名,因为此地开垦前盛开一种美丽的"长春花”。究竟哪说成立,像许多地名一样,长春寄托着人们一种对美好境界的追求和向往,当是无疑的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制造了一个傀儡政府的同时,选择长春作为“满洲国”的首都,更名“新京”,成为东北的军事、政治和文化中心。
  历史之河在屈辱地呜咽了14年后,流到了1948年。
  “长春,六点半”
  1948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一篇“逃到哈尔滨的前长大代理校长张德磬博士访问记”,题目叫《长春停在“六点半钟”》。
  去年十月中旬,解放军进攻吉长路,小丰满的电源被截断了。长春在1~0月17日下午六点半全城停电---电车走到哪里便停到哪里,机器转到什么地方便停在什么姿态上。就在那一秒钟的时间里,全城一声“啊嗬”便失去了热力,失去了光明。直到今天,有的电车还停在街上,机器还保持着待动的姿势,电钟的时针还指着六点半。
  城外城
  3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夺占四平后,长春就孤悬在松辽平原上了。
  有人称之为“死城”。有人称之为“陆上孤岛”。坐镇这里的“剿总”副总司令兼1兵团司令郑洞国,称之为“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一座死城,也是一座堡垒,要塞。
  日军占领期间,在市郊挖掘壕沟、坑道,构筑许多永久性工事。市区建筑,从布局到构造,都充分考虑到军事的意义。城中心的关东军司令部、在乡军人会、空军司令部和大兴公司,都是米把厚的花岗石墙,钢筋水泥屋顶,中型炮弹不能损坏。楼房地下室,有钢筋水泥坑道通到大马路,彼此相通。其中有笨重的大铁门,可以相互隔绝。各主要街道宽度都在一百米以上,可以充分发挥火力,重要街口还有水泥掩盖的地堡。国民党进入长春后,又环市添筑许多碉堡和工事。其中,仅中央银行周围修筑的永久性工事,就有150多处。6月22日,中央社称长春防线为“坚冠全国”。
  工事坚固,守军也很顽强。
  冬季攻势后,林彪就谋划打长春。5月24日,1纵和6纵试打未达目的,仅夺占大房身机场。于是改而为久困长围,准备将敌围困到山穷水尽时再动手。
  这无疑是最佳军事选择。
  5月中旬,成立以萧劲光和萧华为首的围城指挥所。
  6月1日、2日的《阵中日记》写道∶
  ,主阵地上构筑工事,主力部队切实控制城外机场。(二)以远射程火力,控制城内自由马路及新皇宫机场。(三)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四)严禁城内百姓出城。(五)控制适当预备队,沟通各站联络网,以便即时击退和消灭出击我分散围困部队之敌。(六)城南、城东归6纵,城北、城西归1纵,炮火由炮师派归5、6纵指挥。(七)两个月来几个独立师围困长春成绩不大,未看成(是)严重战斗任务,无周密计划和部署,应该改正。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6月28日围城政工会议上,围城指挥所再次强调封锁粮食、蔬菜、燃料、牛马及一切可供敌人使用的生活资料,断绝城内外人员往来和商业关系。并提出口号∶“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军困死在城里!”
  围城指挥所还发动群众,成立军队地方联合对敌斗争委员会,在各交通路口设立检查站、检查哨,严格检查过往行人、车辆、封堵粮食进城。
  长春围困战-----封锁,断绝粮食之战。
  6月22日,由12纵和独六、七、八、九、十、十一师组成的围城大军,进入指定地域。
  六个独立师在前面组成第一道包围圈。各师以三分之二兵力,以五十米一个人的密度,对城内进行封琐、监视,余下为预备队。十二纵以主力布置在城西和西南敌人主要突围方向上,其余在其它方向进行策应,构成第二道防线。
  开头,包围圈达150多里。十二纵司令员、“好战分子”钟伟,看好土质特点,组织部队挖地道进行爆破,连续拔除据点。各独立师如法炮制,将包围圈缩减到100里左右。双方最近处只有百把米,彼此吃的什么饭都能看见。
  一马平川的原野上,暖风吹拂着绿色的草和彩色的花。鲜花绿草遮掩着一条条通往前沿的交通壕,终点是长达百里的环城壕沟,沟沿上耸立着铁丝网。
  风把蔓科植物吹到铁丝网上,铁蒺藜上开着香艳的花。
  天上不会掉馅饼
  “金汤之固,非粟不守;韩白之勇,非粮不战。”
  三月一日,长春市长尚传道上伊始,就大抓粮食。三月四日,将中央信托局长春分局贮存的100万斤大豆全部买下。(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批大豆,保证了公教人员不致饿死。”)五月,又对全市进行人口和存粮普查,发现民间存粮只够吃到七月底。
  民无粮要反,兵无粮要散。
  怎么办?
  一抢,二空投,三发大票子。
  七月初,蒋介石致电郑洞国∶“尽收长春人民所有粮食物资,由政府统一分配。”尚传道对郑洞国说∶“民间存粮已快吃光了。由政府没收,也收不到多少粮食,物资;而且在饥饿威胁生存之际,我无法保证市属职员廉洁奉公。此举徒然骚扰人民,毫无裨益,我办不了。您要遵命办理,请您另选市长。”
  谁当死城市长也是死棋。饥肠辘辘的士兵见到谁家烟囱冒烟就去抢,再砍树木,拆房子,后来干脆挖马路取沥青烧饭。郑洞国下禁令,尚传道在报上发表谈话,号召“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房”。好象他们是不吃五谷杂粮的神仙。
  在城里抢,还出城抢。对老百姓可以为所欲为,这八路岂是随便动得的?围城指挥所的口号是∶“不让一粒粮食落在敌手v不让快要饿死的敌人复活!”抽出十分之一兵力,五分之一牲口和大车,先前沿,后后方,熟一块,割一块,最前沿由部队掩护,夜间抢收。快收,快打,快运,快藏,四快一光。给群众留下三个月存粮,余皆运到后方。结果,几次出抢收获甚微,倒是损兵折将,能省点口粮。
  六月起,军粮主要依靠空投。
  蔚蓝色的天空上,几驾银灰色飞机翼下,降落伞一顶顶绽开。那情形就像几只悬空的吊瓶,在为一个垂死的病人输液。
  守军每天正常耗粮不下十万斤,需要四十架次飞机才能保障。实际最多也没超过二十架次,一般都是十架次左右,天气不好,一架也来不了。飞机一来,城外高射炮就开火。不敢低飞,就在三千米高空投掷,有些就飘到城外送给共军了。落在城里的,也常被居民抢去。
  城里有空投指挥所,统一分配粮食。可降落伞没落地,饥饿难耐的士兵就一拥而上。有些部队抢到就私分了,有的甚至发生械斗。郑洞国亲自下令∶“倘有不顾法纪仍敢私自抢藏者,一经查获,即予就地枪决。”真枪决了一些,却能斩尽杀绝吗?
  后来不用伞了,直接投掷。一袋袋粮食象炸弹一样飞速落下,老百姓坐在家里祸从天降。落在地上也摔个稀烂,更有许多没了影儿。士兵们赶着大车沿街搜寻,房屋挤挤匝匝,哪里看得真切?
  战马杀光了杀狗,捉猫,捉老鼠,打鸟。天上飞的,地上走的,一切可以送进嘴里的东西,都成了捕杀对象。
  与食物成反比扶摇直上的,是物价。
  下面是每斤高粱米涨价(东北流通券)情况∶
  6月2 日     4万元
  6月23日     22万元
  7月14日     80万元
  7月28日    330万元
  8月1 日    720万元
  8月18日    2300万元
  9月10日    2800万元
  10月15日    3500万元
  四个月上涨近九百倍。
  后来干脆有价无市了。
  一捆钞票买一捆青草。
  一个金镏子换一个大饼子。
  几个大饼子换一个大姑娘。
  两年半前,新一军和新六军等部队向长春攻击前进时,杜聿明出赏价一百万元东北流通券,奖励首先进入长春的部队。如今,这笔重赏只能买不到三钱的高粱米。
  长春变成死城,精兵变成困军,“坚冠全国”的工事成为无用之物。
  从六月起,正规军每人每日定量一斤五两,高粱大豆各一半。
  七月一日,开始减到五两。
  八月初,新七军和新三十八师每周还能吃顿大米饭,六十军182师用三分之一高粱掺大豆吃,余下四个师全发粮代金,各连自己买,买到甚么吃甚么。每人每天菜金只够买条黄瓜。地方保安部队连条黄瓜钱也没有,一切全靠抢,抢到甚么吃甚么。
  九月中旬,六十军一些部队开始吃糠秕、豆粉、酒糟。官兵夜盲、腹涨、盗汗、晕眩、浮肿,越来越多。
  十月后,一些部队别说突围、打仗,放开大路随便走,也走不到沈阳了。
  六十军起义出城后,军长曾泽生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好饭好菜不可多吃,以免把胃吃坏了。
  十五的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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