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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白血红》张正隆

_10 张正隆(当代)
  “由于我军果断的撤退,摆脱了战略上的被动,又一次避免了不利条件下的决战,保存了有生力量。另一方面,经过四平保卫战和大撤退的反面教育,彻底消除了和平幻想,对东北全党全军在和战问题,根据地建设问题上统一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42)
  终于打响了“最后一战”——用8千多干部战士的鲜血的生命。
  “都是‘老骨头’呀!”
  ——黑土地英雄谱之一
  三道林子北山,为四平侧后制高点。天上飞机,地下重炮,新38师两个营跟在坦克后面轮番攻击。保1旅1团打得差不多了,7旅特务营上。上去没半天,1连仅在炮火下就伤亡大半,有个排就剩下3人。
  沈阳军区原副参谋长韩鏖,当时是7旅电台副区队长。老人说,旅部住在四平北杨木林子,部队上去下来都经过那儿。上去齐整整的,回来稀落落的。
  20团3营头天早晨上去,第二天傍晚回来,连枪都没人扛了,像木柴一样捆着挑回来的。
  5月18日,10旅29团11连在四平北神仙洞附近,掩护全团撤退。
  连长、指导员和副连长都负伤下去了,胡可风带领2排在山上阴击。撤下来时,就剩他和排长单长胜,还有个当向导的老乡。老人说∶我们三个都成了英雄。
  单长胜是“战斗英雄”,那个老乡是“战斗模范”,我这个副指导员是“政治工作模范”。其实呀,活着的人活着就是了,那些牺牲的人才是真英雄。
  老人一个个念叨着,从四平念叨到秀水河子,又念叨到出关在旧门打的第一仗∶第一仗就牺牲个警卫连长,那可是个好连长呀!打日本可勇敢了,叫王永富,王永富……
  黄达宣老人说∶从出关到四平撤退,一路上,打一仗,队伍就少一截,越打越少,越走越少。
  在“九里山下古战场,牧童拾得刀与枪”的那个九里山下长大的陈世勋老人,说∶秀水河子战斗结束后,村里村外,雪地一片片被炮火烧黑了,让雪一衬着,真叫黑。还有血,一摊一摊的,把雪都染红了。白的那么白,红的那么红,雪白血红——长那么大头一回见哩。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写道:四平保卫战中我军伤亡总数达八千人以上,部队元气损失甚大,黄克诚之三师七旅,原是井岗山老部队,四平撤退后只剩下三千余人,失去战斗力;万毅之三师(即万毅纵队——笔者)原有一万三千人,经四平战斗伤亡及撤退被击散,只剩四五千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五千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保一旅损失相当严重,其次是三师、八旅、十旅;杨国夫部弄得疲惫不堪和不少损失。(43)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四平保卫战中伤亡的8千多人,同期的本溪保卫战,和此前各地各次战斗绝不会低于8千人的伤亡中,绝大多数都是抗战中幸存的战斗骨干。
  用老人们的话讲:“都是‘老骨头’呀!”
  黑白分明
  ——他们也有姓名之一
  同一时期伤亡的国民党官兵,参加抗战的比例数,比共产党部队还高。
  他们大都来自南国的红土地。他们在那里落生,在那里戍边,也曾在异国的丛林中作战。为了国家不再挨打受辱,为了人民能够像样地活着,他们身边曾倒下那么多战友,鲜血把红土地染得愈发殷红。他们九死一生地闯过来了,闯到了民族解放和胜利的那一天。他们本来都是英雄好汉。
  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都是世代在土疙瘩中刨食吃的农民子弟。
  闯关东前,他们中一些被运去接收南京、上海时,跨出C—54式巨型飞机舱门,面对着不断呜叫和“咔咔”作响的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望着那些朝他们欢呼的西装革履的先生、太太和小姐们,那种畏怯,惶恐,自惭形秽,以至有些无所措手足,与闯进锦州、沈阳、长春的那些土八路,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从古北口到台儿庄,到昆仑关,到滇缅战场,倒毙在他们枪口下的日军,就个人而言,素不相识,无冤无仇。可他们是侵略者,他们远渡重洋来烧毁我们的家园,杀戮我们的父母,奸淫我们的妻女。他们是强盗,是魔鬼,是野兽,是中华民族、也是人类的敌人和仇人。杀死他们,就是拯救祖国,拯救正义。
  杀死一个,祖国就多一份安宁,人类就少一个敌人。
  可现在,从山海关到四平,三点成一线出现在准星前端的,是谁呢?在他们第一次扣动扳机前的瞬间,可曾有人闭过眼睛?可曾把枪口抬高一寸?可曾想过自己也是中国人?
  即便是理直气壮,觉得怎么接收怎么有理的杜聿明,在山海关指挥国军打响东北内战第一枪时,那心灵深处就会那样平静,荡不起一丝别样的涟漪吗?
  “内战一开,生灵涂炭,决难止息,历史的罪名,将落在我们的头上。”
  (44)发出这种悲叹的,后来在和平解放北平中立了功的傅作义,那双白净的手上就没有血腥气吗?
  他们都在这场内战中活下来了,傅作义还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水利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当官并不是一切。活着也不是一切。可那些把红土地养大的精壮的活生生的身躯,埋在了黑土地的人呢?死人就是一切,就一了百了吗?
  本来,他们应该去和家人团聚,去娶妻生子,去享受天伦之乐。本来,他们应该有最好的住房,最好的生活保障,最好的医疗条件,把身体好好普查一次,把在战争中落下的残疾好好治疗一下。本来,他们应该去受教育,而且是受最好的教育,用那双操惯了枪炮的手拿起笔,去掌握建设国家,振兴民族的武器。
  可他们却来到这片遥远而陌生的黑土地,来打杀本来和他们一样的骨肉兄弟。历史记得他们是怎样来到这片黑土地的。
  历史是不会忘恩负义的。历史将永远铭记着他们昨天的伟烈和功勋,也同样注视着他们今天的悲哀和罪孽。
  昨天,今天,就像这白骨和黑土地一样,黑白分明。
  他们一个个都有自己的姓氏和名字,可谁也不知道。黑土地上没有一块他们的墓碑。大概他们自己也不想把姓名留下。
  但历史已经为他们立碑了,那碑文一字字都像警钟长鸣……
 
雪 白 血 红  
第11章 春之冬
  在春未暖融融的黑土地上,共产党人全线后退,退向临近朝鲜的狭窄地,退向遥远的松花江北。
  开头退得有条不紊。偌大个四平城,据说连具烈士遗体都未丢下。后来就不行了。新6军一辆汽车拖门炮,就毫无顾忌地对共产党大部队穷追不舍。
  处在胜利峰巅上的国民党,终于把共产党人赶到了人民中间,并最终把自己推入绝境。可在1946年那个严酷的春未,共产党人确是连招架之力也没有了。
  有的部队被阻在敌后,有的失去联络,有的溃不成军。
  来自延安和东北局的意见,却是“必须守住”公主岭和长春,像保卫马德里一样保卫长春,变长春为第二个凡尔登。(45)
  还在乱着套。
  “想中央,盼中央”
  5月18日夜,1师2团财会科会计刘淑,在梨树附近一个小村听到集合号,不知怎么回事儿,和政委妻子张华出门来看。江拥辉匆匆赶来:还傻等什么?快走!跑呀走呀。张华说:只剩下喘气儿的劲儿了,当俘虏也走不动了。刘淑说:可不能当俘虏。张华说:对,死也不能当俘虏。两人强撑着往前挪动,江拥辉带着打阻击的骑兵赶上来了。
  又饥又渴赶到吉林市,满指望能吃点喝点,大街空荡荡的没一个人影,像座空城。刚过松花江桥,身后轰隆一声,江桥炸了,那边敌人也脚跟脚进了城。江面不到500米宽,对岸汽车、摩托车呜呜叫,老百姓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拥到大街上,挥动各色小旗,呼喊口号。那情景,就像当年八路端了鬼子炮楼回来,老区人民欢迎子弟兵。
  大家看得这个气呀:东北人都是亡国奴!
  狗咬吕洞宾,不认好人心!
  欢迎吧,有你们好瞧的!
  ……
  1945年12月8日,重庆《中央日报》2版刊登消息:《沟帮子视察记。人民在严寒中修复共军之破坏,老翁谈人民将以全力协助国军》。
  1946年11月12日,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的《阵中日记》,有这样一段:“顽区群众条件极坏,我军通过时,沿村抗击,我们只能完全夜间行军。”(46)“八·一五”后,从南京、上海到所有国民党军队进驻的沦陷区,一夜之间,蒋介石的画像就从尘封多年的地方找了出来,庄重地挂上家庭和街道的庄重处。
  人们追随着浩荡开进的国军欢呼,恋恋不舍地围着每个穿制服的政府官员,向他们问好、致意。8年了,“国军”来了,自己国家的军队来了!
  黑土地人没有蒋委员长的画像,甚至从未见过,那心情却是一样的。
  大连凯达实业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离休会计宋长青老人,“八·一五”光复时,在沈阳南站前“中兴和”馅饼铺当学徒。八路进沈阳那天,站前广场人山人海,都去看“咱中国的军队”。他把掌柜的4岁儿子举在脖子上骑着,在人群中朝前挤。伸着脖子望了半天不见出站,有人说是“老毛子”不让下车。人们火了,都骂“妈个巴子”:沈阳是咱中国的,咱中国军队来了凭什么不让下车?妈个巴子的老毛子还讲不讲理了?
  有人喊“来了”,人群立刻拥动、欢呼起来。看清了,人们突然都有些发愣。那枪,那炮,那歪把子,还有那钢盔什么的,没说的,是缴获的。可那衣服,怎么尽是些紫了巴叽的“二大布衫子”,邋邋遢遢的?有的头上戴顶战斗帽,有的穿件鬼子上衣或裤子,有的干脆从头到脚都是鬼子打扮。这是中国军队吗?中国军队怎这副样子呢?
  可人们很快又欢呼起来。毕竟是中国军队来了——盼了14年哪!
  喊些什么,老人记不清了。有点印象的,是“蒋委员长万岁”和“毛主席万岁”。
  国民党进城就大不一样了。吉普车,汽车,炮车,装甲车,坦克,清一色美式装备和美式服装,有的是卡叽,有的是从未见过的“罗斯福呢”。人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比小鬼子还阔气,神气,这回可是真正的中国军队来了!
  老人说,当时人们对美国印象可深了。人家有钱,家伙好,还有原子弹。国民党是“正牌”,又有美国支持,国民党肯定能赢。
  所有老人都谈到当时东北人民的“正统观念”。这是不难理解的。他们看惯了在这片土地上走马般厮杀的外国军队,和打着各种“官家”旗号的中国军队,吃够了它们的苦头。他们就像盼望神话中的天兵天将一样,盼望一支“正牌”的强大的中国军队。中国有这样一支军队,各种各样的“鬼子”就不能在这片土地上横冲直撞了,天下就太平了。
  现在,他觉得是盼到了。
  他们不知道,他们很快就将难堪地注视着这些人的丑行了。
  而且,他们似乎还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从来就是只有一个“万岁”的。别人顶了天,也只能是“八千岁”,或“九千岁”。
  秀水河子战斗同时,独立旅打下彰武附近的泡子车站,郑绍华那个班住在一对50多岁的老人家里。开头,老两口挺害怕,好像家里来了鬼似的。他们帮老人打场,推碾子,挑水,扫院子,一口一个“大爷”、“大娘”,叫得老人心花怒放:天底下哪有帮老百姓干活的兵呀,你们这些“南蛮子兵”真仁义呀!老太太是满族,梳着高妆头,每天晚上在油灯下给大家做鞋,见没人就跟郑绍华说悄悄话:孩呀,这八路不是正牌,有什么出息?再说你们那家什也不行,不是白搭小命吗?大爷、大娘这辈子什么不缺,就缺个儿子……
  瞿文清老人讲了个向导的故事。
  3月20日,保卫抚顺失利,连夜往外撤,他找了个向导。
  刚到东北,打不过人家,总往后退。老百姓也不认八路,找向导挺困难。后来政治教育讲课时,大家还争论这个问题。有的说咱是八路,应该说服动员,不能来横的。有的说敌人都快摸到屁股了,他不干,不动硬的怎么办?
  这个向导倒挺痛快。是个中年人,黑灯瞎火看不出什么身份,他则把这支由他引路的军队当成了国军。点头哈腰中不乏至诚,一路上车轱辘话喋喋不休:长官呀,你说说,好不容易把“小鼻子”盼倒了,又来了个什么“共产党”。共产党算什么东西!共产共妻,走哪吃哪,专门扒铁路,一群穿“二大布衫子”的“胡子”!他们也想成气候?做梦!我说长官哪,我们都拥护蒋委员长,都向着国军,盼望咱们国军打胜仗,把这帮共产共妻的“胡子”打光了,我们老百姓就有好日子过了……
  对于国民党关于共产党“共产共妻”的宣传,黑土地的前辈是不难接受的。
  传统观念告诉他们,凡是扛枪的队伍,不是正牌,就是“胡子”。“胡子”不就打家劫舍、抢男霸女吗?“胡子”当然不扒铁路,可和八路同是共产党的臊性的“老毛子”,不就把一些铁路扒了,设备拆了,运回国去了吗?
  李伯秋的老家在辽阳,“九·一八”事变后出走再未回来。闯关东后戎马倥偬,辽沈战役后才回去一趟。都到这里候了,一些老人还问他:大侄子,听说你们那枪呀炮的,都是用大姑娘和“老毛子”换的,这是真的吗?
  在黑土地人的心目中,“老大哥”实在没给小兄弟留下好印象。而“我军无钱,在乡村中行动时,则到处征发,老百姓恨我”,“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有如蝗虫,人民怨声载道”,则正好“配合了”那些关于“共匪”的宣传。这是没法子的事,为了生存,逼到这份儿上了。却无疑使人们愈发“想中央,盼中央”。
  刘光涛老人说,当年在冀东时,鬼子伪军一出炮楼,十里八村的,消息一溜风就送到耳边来了。鬼子在前街住着,咱们伤病员就在后街,那么多特务、汉奸,硬是不知道。
  现在黑土地上的情景,正好颠倒过来了。
  黑土地上的共产党人,归根结底的无根据地,无人民。
  共产党人在黑土地上一退再退,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毛主席万岁”?“蒋委员长万岁”?
  四平失守,在共产党队伍中引起的震动是空前的,巨大的。
  在这种震动中,相当一部分人动摇了,逃跑了,有的甚至叛变了。
  留下来的都是金子。他们使这支队伍更精粹,更锋锐了。
  共产党黑土地的天下,就是这些人金子般的脊梁撑起来的。
  “那小差开的呀”赵绪珍老人说:四平撤退后,走了42天到桦甸才站住脚。我们走,敌人追,我们丢,敌人站。看着要追上了,赶紧拐弯兜圈子,哪儿不好走往哪儿走。有的敌人跑到前边去了,也得赶紧绕圈子。飞机在头上撒传单,后边还有大喇叭喊:共军弟兄们,共产党完蛋了,你们别跟着白送命了,快投降吧。有时还唱歌,唱岳飞“精忠报国”什么的。哪个狂呀!现在讲这些像闹着玩儿,那时可真是不大行了,打也打不了,走也没劲了。
  党支部开会,号召党员和干部背两支枪,或两个背包。那时党员是秘密的,实际已没什么秘密了,和看背枪和背包的就知道了。这也挡不住跑。俘虏过来的跑,在东北扩大的跑,从关里来的也跑,党员也跑,干部也跑,有的跑回家了,有的当土匪了,有的投敌了。走到东丰北边,一天晚上跑22个,带走20支枪,28颗手榴弹,2200多发子弹。连长王信图,也带支20响跑了。师政委李伯秋见了我,说:小赵呀,你这个指导员怎么当呀!
  老人说,这若是在平时,不撤职,也得撸你个茄子皮色,可那时都跑,无所谓了。虱子多不咬人,债多不愁人。当连长、指导员的,当时见面就问:你们今天又跑几个?
  10旅退到绥化进行整顿,枪毙三个逃兵,还有两个人陪斩。三声枪响后,有段对话:——还跑不跑了?
  ——不跑了。
  ——再跑怎么办?
  ——一样。
  ——和谁一样?
  ——和他们三个一样。
  四平撤退引起的逃亡波,持续了很久。
  6月25日,东北民主联军《自卫报》,刊登的《教育和巩固新战士的几点初步体会》中,有这样一段:老战士对新战士谈话时,不要夸大敌人的力量,应该多讲我军有利的地方。如一个战士在军人大会上承认错误时说:“我听老同志说四平打仗怎么厉害,伤亡多少人,我害怕了,所以想跑。”一个班长在班里说敌人炮火怎么凶,一炮弹打倒四五个,一个战士听后吓得晚饭都没吃,黄昏时就和另一个新战士逃跑了。
  新兵逃跑,主要是怕死。老兵和干部就不那么简单了。
  赵绪珍老人告诉我,王信图是山东老八路,打仗很勇敢。当时以为他投敌了,又觉得不大可能。1968年山东来人处调,才知道是跑回家了。23团2营副营长朱铁武,15岁参加新四军,枪林弹雨几十仗,退到西丰时,带着管理员和通信员投敌了。1949年解放上海被捉住,枪毙了。19团2连一个姓吴的班长,要拉几个人回家,回不去就投敌。枪毙时,面不改色。
  有人失望了:革命没头了。
  有人绝望了:万岁的是蒋介石了,坐天下的是国民党了。
  “东总”前指作战科长王继芳(47)的形象,颇像舞台、银幕和荧光屏上风靡一时的那种奶油小生。一副时装模特儿般的身材,一张白白净净、挺讨某些异性喜欢的脸。不过,其所作所为却大相径庭。
  5月18日夜,“东总”前指从梨树撤退前,发现王继芳不见了。大家也没当回事儿,以为他干什么去了,还等了一会儿。
  两天后,林彪觉出不大对劲儿了:这敌人怎么就跟着屁股追,而且这么大胆、放肆呢?
  就在民主联军从四平东北、西北和正北分三路撤退时,王继芳正迎着国民党走去。他可不是空手去的。从脑袋到挎包,都装着从实力统计到撤退计划之类杜聿明求之不得的情报。
  几天后,王继芳重返梨树,把房东那个面庞娇嫩、丰满漂亮的地主女儿领走了。个把月后,国民党在长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还送他一顶“少将参议”的乌纱帽。
  他本是个红小鬼,在革命部队中长大的。也许是过旱撑起了超体力的负荷,他累了,又遇上个多情的女人,而且也早就该成个家了。这属人之常情。阳关道也好,独木桥也好,你就走你的。也许是一时想不开,糊涂,动摇。这样的例子也不少。你仍可以和你所爱的人,去自食其力。这样,在后来的“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可能受审查,批判,戴上几顶帽子。若能挺住,今天也会重过人的生活。可他不,他旱就准备好了那么多“礼物”,临走还问有没有什么新情况。他要用曾和他一铺炕上打呼噜,一口锅里搅马勺的战友的血,染自己的顶子,铺一条荣华富贵的前程。
  1949年秋天,二野在重庆把他抓住了。四野派架飞机把他载到武汉,审讯后枪毙了。据说,那个喝松花江水长大的白白胖胖的女人,一直跟着他,也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就是爱上了这个一副好衣服架子的男人。
  他害了那么多曾经和他一样的人,也害了自己,还害了一个女人。
  轻易不赞扬谁的林彪,曾赞扬“东总”情报部门:能顶得上一个主力纵队。
  一个王继芳能顶多少敌人呢?
  9月25日,东北局在《关于准备粉碎敌人进攻的指示》中说:必须立即严格审查干部战士的成份,坚决清洗坏人。(48)
  总参谋部原副总参谋长阎仲川老人,当时是“东总”作战科参谋。一下江南时,5师在靠山屯打了胜仗,林彪让他去了解情况,总结经验。还未赶到,敌人增援上来了,5师撤了,他被隔在敌后。5师没见到人,家里慌了神,以为又跑了一个。他带着两个骑兵通信员绕了一天一夜赶回来时,有人正在查他的档案。
  高秀成老人讲得更有意思:抚顺撤退后,营长高占会开小差了,带着管理员、通信班长和通信员跑了,骑我的马。营长开小差了,教导员有责任,这没说的。师里领导(老人是讲了姓名的)却非说我知道不可,是故意放走的。我和营长是老乡,关系也挺好,可他要跑谁知道呀!把我“下放”到铁岭一个兵站当站长。四平撤退那个乱劲,师找不到团,连找不到营。我那个兵站也没人管,大概认为我旱跑了。兵站加上一个宣传队,男男女女100多人,就一支枪。转哪转哪,也算老天爷照应,在东丰找到了部队。哪知道领导还是不放心。
  我这个人心里不存话,爱发个牢骚,爱发牢骚就是重点对象。撅嘴骡子卖个驴价钱,就坏在这张嘴上了。
  让我到师里当秘书。就念4年书,“秘”字都认不大准,怎么当这个“秘书”?为的是放到领导眼皮底下好放心。还派个通信员监视,上街买盒烟也跟着我。
  那个通信员也不争气,他倒跑了。
  领导又说是我放走的,在柳河关我三个月,真能把死人气活了。闲着没事,我就敲门砸窗。领导来了,说你是共产党员,要经得起“考验”。我说我没法经受这种考验,我不能把他们的觉悟都教育提高到中央委员那水平上。
  某军副政委刘学友老人,1947年入伍后,就在北安军政大学读书。毕业后到哈尔滨,还没分配工作,先搞“内部清理”。会几句日本话的,不是“汉奸”,就是“特务”,关起来先打一顿。他那个区队抓起1/10,最后又把抓人的人都抓起来了。
  把这些都归咎于王继芳,是不公正的。
  很多老人讲了很多关于“内部清理”的事情。讲“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一些被特派员找去谈话就没影了,也不知为的什么。当过特派员的老人,讲起来也直摇头叹气。
  陈世勋老人说,1937年微山湖西“肃托”,杀了300多人。哪来那么多“托派”呀!用电话线把大拇指和大脚指捆上,摇电话机上电刑。受不了就招,招谁抓谁,招了就杀。大都是些参军不久的男女学生,平时敢说话,爱发点牢骚的。为了节省子弹,就用刺刀扎,女的朝阴道里扎……
  有的老人说,要打仗了,被关押的“敌人”都要求上战场经受“考验”。一些人就是想死在敌人手里——死在自己人手里是什么滋味呀?命大的,没死了,回来再吊起来拷打,审问……
  一些人挨整,是因为开小差,投敌,或是被疑为要开小差要投敌。
  肺部至今还嵌块弹片的吕效荣老人,正好与此拧着劲儿。
  ——日本投降后,你为什么要搞暴动,不回家?后来那么多人都跑了,你为什么不跑?
  老人说,他当指导员的那个8连,185人全是本溪茨沟暴动的“特殊工人”。
  四平撤退前伤亡、逃亡1/3,进关时剩下20多个,全国解放就不到10个了。
  战争年代剩下的都是金子,信任又重用。1955年审干,这些人被拨拉出来过遍筛子,倒也没什么。到“文化大革命”就都成粪土了,翻来覆去问你留在革命队伍里想干什么?有个石子亮,是山西决死队的,暴动负责人之一,在广州一个区公安分局当局长,活活给打死了。留在部队的几个挺幸运,去农场喂猪养鸡种地。我们有那么多这样那样的“办公室”,有那么多想干事,没事干,或是没正经事干的人,能不能再增加一个办公室,把党内军内历次“内部清理”的“战果”统计一下,看看从“AB团”,“托派”到“叛徒特务走资派”,究竟有多少?
  再研究探讨一下,其间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夏天穿棉袄
  5月29日,林彪在给“周林陈并曹”(49)的电报中说:你们炮兵团的直属队,及一门榴弹炮,共五百人,其中大部分为革命的韩国人,另外有十余日本人,因未接你们撤退命令,在吉林附近被敌人机械化步兵追上,全部被俘……
  6月1日,彭真、罗荣桓和高岗在给“饶伍叶周(50)并中央”的电报中,说:我军自四平撤至公主岭附近时,敌以多路平行纵队各附汽车坦克向我追击,其受我抵抗之路则停止,而他路则进行包围,飞机进行放肆轰炸,故被割断我部队甚多,至今尚存数团,数个营,数个连,落在敌后面,尚不知去向……
  在梅河口南,中长路和沈吉路之间的三角地带,一支部队行踪这定,漫无边际地转悠着,从百花盛开的5月下旬,直转悠到一片浓绿的7月。
  看穿着是群叫花子,而且是“叫花子之最”。分不清什么颜色的棉衣,也不管袖口、膝盖或肩头什么地方,到处开花绽朵,和路边香气袭人的野花争妍斗艳。那脸也不知多长时间没洗了,那头发、胡子也不知多长时间没理了。猛一见,就像从人类原始时代走来的一群野人。再看肩头还扛着枪,又分明像“胡子”。可在这方面见多识广的黑土地人,祖祖辈辈也没见过这样破衣烂衫,头发、胡子长了这样长的“胡子”呀!
  这是被阻隔在敌后的3师独立旅直属队和两个团。
  离休前为沈阳军区后勤部部长的石瑛老人,挺爱笑,笑得文雅,达观。也挺爱动感情,讲着讲着,脸色骤变,有时还骂两句,挺吓人。
  在东北野战军的师级干部中,他是个很有个性的人物,用他自己的话讲,“是个走到哪里都要说了算的人”。他也确实能说了算,因为他有能力,又有魄力。
  可现在,独立旅政治部主任石瑛,只能带着他的部队像没头苍蝇似的瞎转悠。独立旅原在大洼一带抗击71军。旅长兼政委吴信泉(离休前为军委炮兵副司令员),从苏北出发时身体就不好,这时终于累倒了。四平撤退前,林彪命令独立旅在这一带牵制、迷惑敌人,没有命令不得离开。
  老人说:当时,周保中、陈光在延边一带,3纵程世才在通化附近,邓华和吴法宪在八面城西北。开头都来电报,要独立旅去配合他们作战。我(输入者注:此处这个‘我’字似乎应为‘他’字)们是主力呀。都比我官大,都得听。这一头,那一头,有的是有敌人过不去,有的是走到半道情况变了,只在东丰打了一下。后来电池用光了,不能收发报了,清静了,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是不是可以归队了。实际上,周围都是敌人,也出不去了。部队忽啦啦往北一撤,地方政权哗啦啦全垮了。原来见面点头哈腰的地方干部,现在都不见了。
  我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那会闷得吓人,一人开口,大家都像炮炸膛。说黄克诚瞎指挥,说林彪只顾自己逃命,后来把矛头对准我:你还想把我们往哪儿瞎领呀!
  有怨气得让人放。你是领导,不冲你放冲谁放?下边干部战士不也一样冲他们放吗?放怨气是信得过你,也是逼你、将你。
  我先把前一阶段收到一些电报的有关段落念一遍,那意思是很明白的。然后说,大家东跑西颠很辛苦。7月天还穿着大棉袄,捂得要生蛆。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挺住,要把部队带出去,一个人也不能丢!大家从苏北千辛万苦到东北,都是“老骨头”,是党的宝贝。现在不知道上级意图,上级也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怎么办?请大家拿主张。如果商什么高招,那还得听我的。
  老人们都说,四平那一仗,若是把这些“老骨头”折腾光了,东北会怎样就不好说了。
  石瑛率队北上。到梅河口南山城镇找到个区政府,有日本人留下的旧电池。
  张口要几个,人家狮子大开口,让拿100支枪换。眼下是金子不如窝头的当口,100支就100支。
  电台“活了”,“东总”命令先拉到柳河。从柳河又横着向西插、晚上睡,白天走。一路走走打打,过了沈吉路、中长路,又过辽河和内蒙没有人烟的沙坨子,快到通辽时,遇上来接应他们的旅独立营。
  那可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呀!他们哭,独立营的也哭,战士哭,干部哭,首长哭,抱着哭。
  黄达宣老人说,到通辽时,棉裤成了棉裤衩子了,膝盖下边都挂飞了。
  郑绍华老人说,他的屁股露了出来。
  屁股露出来不要紧,因为大都都是夜间行军。主要是没鞋穿。在苏北不愁这个,这双刚上脚那双就来“慰问”了。闯关东到山东、河北境内,老乡也慰问了些。到东北可就苦了这双脚板了。3师来晚了,独立旅又在最后边,“日本财”一点没发到,老百姓又根本没有“慰问”的习惯。如今坐办公室,一双布鞋3年还好好的。那年月,两天急行军,大脚趾就出来“卖呆”了。
  穿戴还算好对付,最主要的是吃。
  吃粮给钱。钱是东北局印的票子。国民党没来时,老百姓就不大认这种票子。国民党来了,一看人家那穿戴和手里的家伙,土八路的钱就不叫钱了,更不用说现在打了败仗,让人家撵成这副模样了。物以人贵,钱也一样,后来连这样的“票子”也没有了,就写条子。没有纸,就从破窗纸和糊墙的报纸上撕一条。这件事没忘过,这是当年当八路的基本功。可这条子能不能用?什么时候能有用?别说老百姓,连写条子的人都不知道。
  以班为单位,自己解决肚子问题。弄到什么吃什么,弄不到就饿着。
  虱子可是一顿不落,一个个吃喝得膘肥体壮,光天化日之下在身上遨游。
  解开扣子,里面白花花一层,也分不清是棉花,还是虱子。虱子盼打仗,一打仗就没功夫抓它们了。抓不过来,就脱光膀子抖落。这样搞得差不多了,再抓,或是用牙咬,用石头砸,棉衣里子弄得血渍渍的。砸破肚皮也不死,一张嘴拱进肉里还是喝。有人就说虱子是新6军,真顽强。有人说不对,虱子是“革命虫”,干革命的人才有资格生虱子,地主老财资本家有吗?
  走着走着,有人“扑通”就倒了。一动不动,摸摸鼻子还有气儿。赶紧到河里或路边洼坑里掬捧水,最好是到附近人家去找碗米汤,灌下去就活了。
  不少人开了小差。1团2连连长和指导员,一块儿跑了。黄达宣那个连少,就跑个副连长。
  老人说,当时没少开会,团里开,连里开。讲红军长征多么艰难,讲要看到光明,革命到底。都是实实在在的道理,一听就明白。团长余和坦,政委李少元,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团长讲着讲着就哭了,政委讲着讲着就哭了,大家听着也哭了。
  老人说,他那时就记着一个理儿:咱是穷人,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
  还记着毛主席的一句话:四四年打倒希特勒,四五年打倒小日本(51)。毛主席1943年就能看到抗战胜利,今天跟着毛主席和共产党,也一定能胜利。
  就是凭着这种朴素的信念,黄达宣和他的战友们,用刺刀,用双手,掩埋了一个个倒下去的烈士,抬着不断增加的伤病员,走出了黑土地的那个夏天里的冬天。
 
雪 白 血 红  
第12章  又一声“撤”之后
   在秀水河子缴获的那辆美式吉普,从梨树驶出来,刚拐上通往公主岭的“电道”(公路),就开不动了。大车,驮马,向北拥退的队伍,把道路堵塞了。
  秘书和警卫员上前道:能不能让开点,后面是首长的车,首长有急事。
  林彪要尽快赶到公主岭去。毛泽东让他坚守公主岭和长春。
  黑暗中,七嘴八舌响起斥骂声:什么手掌脚掌的,这时候了还摆臭架子耍威风!
  就是林彪来了也不让!瞎指挥,打败仗,就会撤,就能跑——撤退将军,逃跑将军!
  问问你们那个首长,是不是要撤到”老毛子“那边去?……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那本被评为1987年中国畅销书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曾以这样诗一样的语言描写林彪:他是红军中年轻的鹰。在一九三五年那明媚的春天里,云南的田野万紫千红,到处是雪白、桃红和淡紫的罂粟花,在阳光下迎风摇曳。在红军这道星河中,没有比林彪更为灿烂的明星了(52)。此刻,历史正以不知比索尔兹伯里辉煌多少倍的语言,赞叹坐在吉普车里面的这位面色苍白的将军,并把黑土地这副绝不轻松的担子,愈来愈沉重地压下他那瘦削的肩头。可在这些后来高唱《林总命令往下传》(53)的士兵眼里,他只能是断了翅膀的鹰和陨落的星。甚至一些当年非常熟悉、崇敬他的老部下,也心存疑虑:“林总”是不是多少年没打仗了,不会打仗?
  林彪病了
  从中央决定在锦州西部打大仗离开沈阳后,除了秀水河子战斗结束去抚顺参加东北局会议,半年里,林彪就一直跟部队在前线转悠了。天冷,骑不住马,大都是“11”号。后来有了车,一些路也走不了。有时一天就换一个地方,最多半个月左右。去四平前线过西丰县一个小村子,穷光光的,没一户像样人家,就一间马棚子还宽敞点。
  季中权老人说,那天睡得晚,起得也晚。他出了马棚子,看见邻院窗根下坐着几个大姑娘,一个个埋里埋汰的,懒洋洋地晒太阳。有的叼根尺把长的大烟袋,有的伸进怀里抓虱子。30多年后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的老人说,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关东三大怪”之一的“大姑娘叼个大烟袋”(54)。
  林彪身上也生了虱子。晚上住下,钻进被窝,脱光膀子,在油灯下一声不吭地在衣服上捉,用指甲掐,掐得“叭叭”直响。像脸色一样苍白的身上,两排肋骨清晰可见。
  生活之苦,林彪似乎无所谓。“撤退将军”、“逃跑将军”、“不会打仗了”的议论,他也无动于衷。使这个本来就心事重重的人操劳过度,简直不堪重负的,是基于和战问题的一系列分歧,和由此而来的压力。
  据说,在黑土地上,林彪对前途从未丧失过信心,也从未飘飘然过。秀水河子战斗后,有人说国民党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林彪说∶不对呀,人家那炮打得像放花,咱打不起呀,这个敌人不好打呀。大洼战斗后也是这么说。
  锦西不想打,四平不想打。拖过了锦西,没拖过四平。
  他“孤掌难鸣”。
  意见相左,但毛泽东对他还是看重和信任的。
  5月1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电报中说∶前线一切军事、政治指挥,统属于你,不应分散。
  5月19日,毛泽东在给“林并告彭”的电报中,在同意林彪放弃四平,“准备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后,又说∶究竟采取何种方针,由林根据情况决定之。
  若由林彪决定,那就像锦州一样,再后撤几百里,“让敌人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同一天,毛泽东却又来电指示:长春卫戍部队应立即开始布置守城作战,准备独立坚守一个月不靠主力援助,而我主力则将在敌人两侧主远后方行动。
  6月27日,林彪致电中央:公主岭、长春、吉林未守之原因除时间仓促来不及立住脚根布置防线和工事处,还由于防线太宽,公主岭防线至少卅里,长春防线则一百八十里,吉林防线约五十里,如敌先将我军包围,然后集中兵力突破我一点,则状况甚难设想,四平之守,乃因敌未料我军防御,故逐次增兵来攻,被我各个击破,且敌在野战中,遭受了大的打击与歼灭,故四平防御战乃一时(特殊?)条件地形成,而不能作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此次如我军守大城市,则许多中小城市,将被丢掉,许多运动战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不能利用,敌如继续增兵对我守兵进行包围攻击,则仍然要放弃原(?)因就是这样。
  拿破仑说:“有一句确切不移的作战格言,便是不要做你的敌人所愿望的任何事情——理由极简单,就是因为敌人如此愿望。”
  在夺占长春之前,国民党的愿望就是要和共产党决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共产党敢打就行,一战解决问题,一口把你吃掉。
  从锦西到四平到长春,毛泽东和中央和东北局所要做的,正是蒋介石和杜聿明所愿望的。林彪和黄克诚等人的所做所为,正是对手所不愿望的。
  四平一战,共产党的“老骨头”被打掉那么多,但总体元气还在。做梁,做栋,做砖,做瓦,在黑土地搭起共产党的天下,还够。
  如果在公主岭、长春和吉林再来场马德里式保卫战,黑土地上的狐狸再机警,接二连三四,也难免有个闪失。而一旦失误,后果就“甚难设想”。
  如果在锦州西部打了大仗,其结局将比四平更惨,当是无疑的。
  毛泽东放手让林彪在黑土地上干,是在本章快结束的时候。此前,毛泽东是战略由我定战斗由你打。林彪不情愿,也不遗余力去打。四平临决定撤退前,还亲自跑去前线看了看。公主岭能不能守,他也不光在地图前踱步,也亲去实地踱一番。此前是越打越被动,现在是怎么看也看不到“马德里”在哪里,只有落荒而逃。
  从“独霸东北”到“最后一战”,到未了,一切都是按照“孤掌难鸣”的林彪的路数“鸣”的。
  林彪也病了。
  像杜聿明一样,林彪的病根也是在抗战中落下的。
  平型关战斗后,林彪被阎锡山的部队误打了一枪。子弹击中肺部,血迸出来,伤势很重。延安都准备开追悼会了。后来去苏联治疗,据说发现骨髓神经受伤,结个疤,造成植物神经紊乱。据说,这病人喜静,怕光,失眠,忧郁,且病情会随年龄增长而加剧。根治办法是手术,把疤取掉。可这种手术非常危险,九死一生。不知是医生不敢做,还是林彪不想做,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手术是没做。
  从沈阳到锦西、阜新、法库、抚顺、开原,再到四平,林彪劲头和精神都挺好。从四平撤退到吉林,也没看出什么兆头。出吉林到九台就有些不行,到舒兰终于病倒了。
  据说是“交感神经发炎”,发烧不退。饭更少了,觉更少了。比饭少觉少更引人注目的,是脾气也变得一反常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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