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可是有客人来看你了。”我已经告诉过他，帕丽·瓦赫达提要来，昨天说的，今天早晨又说了一次。可我这会儿没问他还记不记得。我早就明白，不能让他下不来台，因为他会觉得难堪，会自卫，有时还会出口伤人。
我从躺椅的扶手上拿起遥控器，关掉了声音，同时防着他勃然而怒。他头一次大发脾气时，我相信那只是佯怒，是他演的一出戏。现在我松了一口气，巴巴没有抗议，只是从鼻孔里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帕丽在门口和客厅之间的走廊上徘徊，我朝她做了个手势。她慢慢走进来，我给她拉了把椅子，放在巴巴的躺椅旁边。我看得出来，她颇为激动不安。她坐得笔直，脸色煞白，两腿并在一起，双手交叠，从椅子边儿向前探出身体，笑得那么僵硬，连嘴唇都白了。她的目光死死盯着巴巴，好像只有片刻的工夫能和他在一起，因此要使劲记住他这张脸。
“巴巴，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位朋友。”
他看着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妇人。这段日子他看人的眼神总是让人揪心，就算他直视着他们，目光中也是空空如也。看上去，他是游离的，隔绝的，似乎他本来打算瞧一瞧别的地方，却一不小心，目光才落到了他们身上。
帕丽清了清嗓子，可是清也白清，她一张嘴，声音就在哆嗦。“你好，阿卜杜拉。我叫帕丽。真高兴见到你。”
他慢吞吞地点点头。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脸上泛起了茫然和困惑，仿佛面部肌肉的痉挛。他看看我的脸，再看看帕丽。他张开了嘴巴，露出干涩的笑容，他认为人家捉弄他的时候，就是这副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你有口音。”他终于说话了。
“她住在法国。”我说，“对了，巴巴，你必须讲英语。她听不懂波斯语。”
巴巴点点头。“这么说你住在伦敦？”他对帕丽说。
“巴巴！”
“怎么了？”他狠狠问了我一句，接着才明白过来，不好意思地呵呵一笑，然后改说英语。“你住在伦敦？”
“实际上，是巴黎。”帕丽说。“我住在巴黎的一套小公寓。”她没有把目光从他脸上挪开。
“我一直有个计划，带我妻子去巴黎。苏丹娜，她叫苏丹娜。愿真主让她灵魂安息。她过去老是说：阿卜杜拉呀，带我去趟巴黎吧。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巴黎？”
其实，我母亲不太喜欢旅游。她从来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要抛下自己家里的舒适和随意，跑去吃坐飞机的苦，受搬行李的罪。她对天下美食兴趣索然，最心仪的外国菜只是陈皮鸡，泰勒街一家中餐馆就能送外卖。有点让人称奇的是，有时巴巴会以不可思议的精确，让我母亲在他心里还魂。比如说，他能记起她加盐的时候，会把盐粒放到手上，再抖落到自己的菜里；再比如说，她有个习惯，别人打电话时，她喜欢插嘴，可是又不拿过电话来自己说。可是其他时间，他又会变得什么也记不清。我猜想，妈妈正在他脑海中不断暗落，她的脸退入了阴影，每过去一天，对她的记忆就会有所衰退，有所流失，如同握在手中的沙子不断漏掉。她正在变成一个没有血肉的鬼影，一个空壳，他不得不逼着自己，用臆想的细节和捏造的个性，去加以填补，哪怕这记忆是伪造的，似乎也总要好过忘得一干二净。
“嗯，这是座漂亮的城市。”帕丽说。
“也许我还是要带她去的。可她现在得了癌症。女人得的那种——叫什么来着？卵……”
“卵巢癌。”我说。
帕丽点点头，她飞快地看了我一眼，又把目光挪回到巴巴身上。
“她最想去爬埃菲尔铁塔。你见过吗？”巴巴问。
“埃菲尔铁塔？”帕丽·瓦赫达提笑出了声。“哦，是的。天天见。说实话，我想躲都躲不开。”
“你爬过吗？有没有一直爬到顶？”
“我爬过，是的。上面很美。可我害怕登高，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不太舒服。可是到了塔顶，如果赶上大晴天，你就能看到六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当然了，巴黎的很多日子没那么好，天也没那么晴。”
巴巴咕噜了两声。帕丽受到鼓舞，继续大讲铁塔，讲它花了多少年才建成，讲它本来没打算保留到1889年的世界博览会之后，可她没法像我那样读懂巴巴的眼神。他拉长了脸。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抓不住他了，他的思绪已经像风中的落叶一样变换了方向。帕丽在座位上挪了挪，又凑近了一点儿。“你知道吗，阿卜杜拉？”她说，“每隔七年，他们就要刷一遍铁塔。”
“你说你叫什么来着？”巴巴问。
“帕丽。”
“那是我女儿的名字。”
“对，我知道。”
“你们名字一样。”巴巴说。“你们俩，你们俩名字一样。知道了吧。”他咳嗽了两声，心不在焉地揪着躺椅扶手上的一小块破皮子。
“阿卜杜拉，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巴巴耸了耸肩。
帕丽仰起脸，看着我，好像在请求允许。我朝她点了下头，意思是行。她在椅子上探身向前。“你是怎么决定的，给你女儿取这个名字？”
巴巴扭过头，看着窗子，手指甲还在抠着躺椅扶手上的破洞。
“你记得吗，阿卜杜拉？为什么是这个名字？”
他摇摇头，一只手攥起来，使劲一拉羊毛衫，一直拉到下巴底下。他开始小声哼哼，嘴唇几乎不动，嘴里发出一种有节奏的咕哝声。他总是这个样子，只要他陷入焦虑而找不出答案，只要一切变得模糊不清，而支离破碎的思绪突然涌入脑海，冲得他不知所措，两眼一抹黑，只好绝望地等着云开雾散。
“阿卜杜拉？你说什么？”帕丽问。
“什么也没说。”他咕哝道。
“不对，你在唱歌——你在唱什么？”
他扭头看我，一脸的无助。他不知道。
“好像是首儿歌。”我说，“还记得吗，巴巴？你说你小时候学会的。你说你妈妈教你的。”
“好吧。”
“你能唱给我听吗？”帕丽急切地说着，声音哽塞了一下。“拜托了，阿卜杜拉，唱出来好吗？”
他低下头，慢吞吞地摇晃着脑袋。
“唱吧，巴巴。”我轻声说着，伸出一只手，放到他瘦骨嶙峋的肩膀上。“没事的。”
巴巴踌躇再三，头也不抬，尖着嗓子，声音抖颤，反反复复，唱出了相同的两句词：
我瞅见伤心的小仙女，
待在纸树影子下。
“他老说还有另一段。”我告诉帕丽，“可他忘了。”
帕丽·瓦赫达提突然大笑了一声，听起来像是发自喉咙深处的呼喊，她捂住了自己的嘴。“我的上帝呀。”她低声叫着，放下手，用波斯语唱道：
我知道伤心的小仙女，
晚风把她吹走了。
巴巴脑门上出现了几道褶皱。我觉得短短的一瞬间，我在他眼里看到了一丝微光。可它随即熄灭了，他的脸也恢复了平静。他摇了摇头。“不，不，根本就不是这么唱的。”
“噢，阿卜杜拉……”帕丽说。
她微笑着，泪水盈眶，一把抓过巴巴的双手，握在自己手中。她亲吻他两个手背，把他的手掌紧贴在自己脸上。巴巴咧开嘴笑了，眼睛里湿乎乎的，也积成了泪滴。帕丽抬头看着我，强忍住幸福的泪，我知道，她认为已经取得了突破，已经用这首神奇的歌，像童话里的精灵一样，唤回了失去的兄长。她以为哥哥已经认出了她。她马上就会明白，这只是他的正常反应，是在对她热情的抚触和外露的情感作出响应。这不过是动物的本能，仅此而已。对这一点，我痛在心里，却看得清清楚楚。
临终关怀医院的电话号码是巴希里大夫给我的，此前几个月，母亲和我出去玩了一趟，我们去了圣克鲁斯山，在酒店里过了周末。母亲不喜欢长途旅行，在病倒以前，她和我偶尔也做一些短途游。巴巴看着饭馆，我开车载上母亲，去博迪加湾、索萨利托或旧金山。去旧金山的时候，我们总是待在靠近联合广场的一家酒店。我们窝在房间里，叫送餐服务，看点播电影。后来我们去渔人码头——母亲对各种骗游客的地方都很上瘾——买意式冰激凌，看海狮在码头周围的水面上沉浮。我们把硬币放进街头吉他手敞开的琴盒，放进哑剧艺人和周身喷漆的假机器人的背包。每次我们都要去现代艺术博物馆，我挽着她的胳膊，带她看里维拉、卡洛、马蒂斯和波洛克[9]的作品。要不我们就去看日场电影，母亲喜欢这个，连看两三部，出来时天已经黑了，我们眼酸耳鸣，满手爆米花的味道。
和母亲在一起要轻松得多——历来如此——不那么复杂，也没那么多心眼儿。我用不着太戒备，也用不着时刻留心，惟恐说出什么伤人的话。和她单独在一起，一次又一次的周末逃离，就像遁入高空，化作柔云，这两天的时间，困扰我的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统统抛到了九霄之外。
在圣克鲁斯山，我们庆祝另一轮化疗的结束。后来才知道，这是她最后一个疗程。酒店很漂亮，偏居一隅，有温泉浴场，健身中心，带大屏幕电视的游戏房，还有台球桌。我们的房间是个小屋子，带木头门廊，从门廊上可以看到游泳池和餐厅，红杉高耸入云，郁郁成林，一览无余。有些树离得很近，松鼠顺着树干往上蹿的时候，皮毛上深浅不一的微妙色调都能看得清。我们在那儿度过的第一个早晨，母亲就把我叫醒，对我说：快点，帕丽，你得看看这个。窗外有一头鹿在啃着矮树。
我推着她的轮椅走过花园。我真是一景儿。母亲说。我把轮椅停在喷泉旁边，坐在离她不远的长椅上。阳光温暖着我们的脸，我们看着蜂鸟在花丛中奔突。等她睡过去，我便把她推回小屋。
星期天下午，我们在餐厅外的露台上喝茶，吃羊角面包，餐厅的屋子很大，天花板像大教堂一样，还有书架，墙上挂着捕梦网，壁炉前是货真价实的石头炉台。露台下方的平台上，有一男一女，男的长了张苦行僧的脸，女孩则留着软塌塌的金发。他们在打乒乓球，无精打采。
我这眉毛得拾掇拾掇了。母亲说。她穿着冬装外套，里面是毛衣，戴着栗色的毛线便帽，那是一年半以前她给自己织的，用她的话说，好事连连，就此开始。
我给你画新的。我说。
那就画得夸张点儿。
像《埃及艳后》里的伊丽莎白·泰勒那样夸张？
她咧开嘴，无力地笑了笑。为什么不呢？她喝了一小口茶。一笑起来，她脸上新添的道道皱纹便暴露无遗。认识阿卜杜拉的时候，我正在白沙瓦的马路边卖衣服。他说我眉毛长得漂亮。
那对乒乓男女丢开了球拍，此时正靠着木头栏杆，合吸一支香烟。他们仰头望着天，朗朗晴空，飘着少许残云。女孩的胳膊又细又长。
我在报纸上看到的，今天在卡皮托拉有个美术工艺品展览会。我说，你要能去，那我开上车，咱们去看看。你要愿意的话，晚餐咱们就在那儿吃。
帕丽？
嗯？
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说吧。
阿卜杜拉有个弟弟，在巴基斯坦。母亲说，同父异母的弟弟。
我一下子扭过头，看着她。
他叫伊克巴尔，有几个儿子。他住在白沙瓦附近的一座难民营。
我放下杯子，刚要张嘴，她就打断了我。
我这就告诉你，不是吗？最重要的就是这些。你父亲有他的理由。我相信你会想明白的，过些日子就好了。重要的是他有个异母兄弟，他一直在给他寄钱，接济他。
她告诉我，多年以来，巴巴一直在寄钱，给这位伊克巴尔——我的叔叔。一想到这个，我心里忽然有些五味杂陈——每三个月寄一千美元，去西联公司，把钱电汇到白沙瓦的一家银行。
为什么现在告诉我？我问。
因为我觉得你应该知道，可他不这么想。再说了，很快就该由你来管账了，到那个时候，不管怎样你都会发现的。
我扭过脸，看到一只猫竖着尾巴，悄悄走近那对乒乓男女。女孩伸出手摸它。一开始，猫还有些紧张，后来就在栏杆上蜷缩起来，让女孩的手从它耳朵一直摸到后背。我思前想后。我竟然还有亲戚在海外。
妈，管账你还要管很长时间呢。我说。我尽力掩饰着自己声音里的颤抖。
一阵令人心悸的停顿。等她再开口时，声音变得又低又慢，就像我小时候，我们去清真寺参加葬礼，她提前在我身边蹲下，耐心地告诉我，我必须在门口把鞋脱掉，礼拜时必须保持安静，不能坐立不安，不能口出怨言，而且要提前上厕所，免得过一会儿再去。
我管不了了。她说。你也别以为我还能管下去。我的时间到了，你得做好准备。
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感觉嗓子堵得慌。不知道什么地方传来电锯的声音，吱吱作响，渐渐加强，粗暴地破坏着树林的静谧。
你爸就像个小孩，生怕被人遗弃。如果没有你，帕丽，他会失去方向，而且再也找不回原来的路。
我注视着树林，阳光如洗，洒落在羽毛般的树叶和粗糙的树皮上。我把舌尖移到两排门牙之间，狠咬了一下。我流出了眼泪，血腥的味道灌满了嘴巴。
他有个弟弟。我说。
对。
我有很多问题。
晚上再问我吧。等我不太累的时候。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
我点点头，一口气喝掉了剩下的茶，水已经凉了。近处的桌边，一对中年夫妇交换了手中的报纸。那女人红头发，神情坦然，从报纸上方默默注视着我们，她看看我，再看看我面带倦容的母亲，看着她的无檐便帽，青肿的双手，深陷的眼窝和形销骨立的笑容。我们目光相遇时，那女人微微一笑，仿佛和我心有灵犀，我知道她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妈，你觉得怎么样？展览会你想去吗？
母亲看了我好几眼。她的眼睛相对于脑袋显得太大了，而她的脑袋相对于肩膀，同样显得过大。
那我就能戴新帽子了。她说。
我把纸巾丢到桌上，拉开椅子，走到桌对面。我松开轮椅的闸，推上母亲，离开了桌边。
帕丽？母亲说。
嗯？
她把头整个仰起来，看着我。阳光穿过树叶，细碎地落在她脸上。你知道真主让你多么坚强吗？她说，你知道真主让你多么坚强，多么善良吗？
心理活动常常无法解释。此时此刻就是这样。这么多年以来，母亲和我共同度过了千千万万的时光，惟有这一刻最为明亮，它在我心底震颤着，发出最响亮的回声：我母亲仰起脸望着我，下巴朝上，斑驳而灿烂的阳光在她皮肤上闪烁，她在问我，问我是否知道，真主让我多么善良与坚强。
巴巴在躺椅上睡着了，帕丽轻手轻脚地给他拉好羊毛衫的拉链，拿起披巾，盖好他的身体，又替他把一缕松垂的头发拢到脑后。她在他身边站了一会儿，看着他睡觉。我也喜欢看他入睡，因为你看不出他哪儿有毛病。他闭着眼，呆滞消失了，郁闷结束了，心不在焉的眼神也不见了，巴巴因此看上去更亲近。睡着的时候，他反而显得更机灵，更有存在感，仿佛旧有的自我慢慢回注于体内。我不知道帕丽看着他靠在枕头上的这张脸，能不能想像出他原来的举止，原有的欢笑。
我们从客厅走到厨房。我从柜子上拿起水壶，接着洗碗池，灌满了水。
“有些东西我想给你看看。”帕丽说，声音里充满了兴奋。她从手提箱里取出一本相册，坐到桌边，刷刷地翻着。
“我怕咖啡比不上巴黎的好喝。”我一边提着水壶，往咖啡机里倒水，一边扭过头对她说道。
“我向你保证，我不是品咖啡的行家。”她已经摘掉了黄围巾，戴上了老花镜，透过镜片端详着照片。
咖啡机咕嘟咕嘟响起来了，我挨着帕丽坐到了厨房的桌边。“噢对了。就是这个。在这儿呢。”她说。她把相册转过来，推到我面前。她点了点一张照片。“就是这儿。你父亲和我出生的地方。我们的弟弟伊克巴尔也生在这儿。”
她第一次从巴黎给我打电话时，曾经提起过伊克巴尔的名字——作为证据，好让我相信她没有撒谎，她就是自己所说的那个人。可我已经知道她讲的都是实话。我一拿起电话听筒，听到她讲出我父亲的名字，问我这是不是他家的电话，我就知道她是谁了。当时我说：是的，您是谁？她说：我是他妹妹。我的心好一通乱撞。我摸到把椅子，一屁股坐下去，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无声无息，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震惊，真的，就像一出三幕剧，演到了最后一幕，出现了现实生活中人们难得一遇的情节。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公然蔑视合理性的角度，一个脆弱的平台，仿佛我一出声，它的基础便会折断，碎裂——我对她的电话并不觉得吃惊，好像我已经预料到它的到来，甚至可以说，我用一生在等待，通过某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安排，或缘分，或机遇，或命运，或者随便你给它扣上什么帽子，我们俩，她和我，都终将找到对方的存在。
我拿上电话听筒，走到后院，在菜园边的椅子上坐下，母亲在这儿种了灯笼椒和南瓜，现在我接着种。阳光暖暖地照着我的脖子，我用颤抖的手点燃了一支香烟。
我知道你是谁。我说，从小到大，我一直都知道。
电话另一端陷入了沉默，可我感觉她在无声地哭泣，而且哭的时候，她背过了脸，嘴巴离开了电话。
我们谈了差不多一个钟头。我告诉她，我知道她过去的经历，过去我在睡觉之前，常常让我父亲多讲一遍讲她的故事。帕丽说，她对自己的过去一无所知，而且很可能到死都不会知道，多亏她舅舅纳比在喀布尔去世之前，留下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详细地回忆了她童年时的种种遭遇，还有其他的事情。这封信留给了某个叫马科斯·瓦尔瓦里斯的人，让他转交，他是个外科医生，在喀布尔工作，他四下打听，最后在法国找到了帕丽。这一年的夏天，帕丽飞到了喀布尔，和马科斯·瓦尔瓦里斯见了面，他安排她去了沙德巴格。
谈话临近结束，我感到她鼓足勇气，才终于开口发问：我现在能和他讲话吗？
到了那个时候，我不得不实言相告。
现在，我把相册拉近，细看帕丽指给我的照片。我看到一座豪宅，深居于高墙之内，墙体煞白，墙头围着铁丝网。或者不如说，有人可悲地误断了豪宅的定义。它三层高，有粉，有绿，有黄，有白，也有胸墙，〖TXT小说下载：www.txthui.com〗有角楼，有突出的房檐，有马赛克，还有反光的玻璃幕墙。一座媚俗的纪念碑，惨不忍睹。
“我的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真丑，不是吗？”帕丽说，“真难看。阿富汗人管它叫‘毒宫’。房主是个有名的战争罪犯。”
“沙德巴格只剩下了这些东西？”
“对老村子来说，是的。看这儿，有好多亩果树的……你们怎么说？……des vergers。”
“果园。”
“对。”她的手指在豪宅照片的周围比画着。“我真想弄清楚我们的老房子具体在哪儿，我知道它就在毒宫这一片。要是能弄清楚准确的地点，那就太好了。”
她跟我讲起了新沙德巴格。它是座有模有样的小城镇，建在离老村旧址三公里远的地方，有学校、医院、商业区，甚至还有一家小旅馆。她带着翻译，到镇上找过她的异母弟弟。第一次和帕丽在电话里长谈时，她已经告诉过我了，镇上好像没有一个人认得伊克巴尔，帕丽最后碰到一个老头，他是伊克巴尔童年时代的朋友，曾经见过他和全家老小，住在老磨坊附近的一块荒地上。伊克巴尔告诉过这位老友，他在巴基斯坦的时候，一直都能收到他哥哥寄来的钱，他哥哥住在加州北部。我问，帕丽说，我问，伊克巴尔有没有告诉你他哥哥叫什么？那老头说，告诉过，叫阿卜杜拉。那么，alors[10]，这以后的事就不是那么困难了。我是说，找到你和你父亲就不难了。
我问伊克巴尔的朋友，伊克巴尔现在在什么地方？帕丽说，我问，他出了什么事？那老头说他不知道。可他好像非常紧张，说话的时候都没有看我。所以我想，帕丽，我担心，伊克巴尔遇到了什么不好的事。
她往后翻，给我看她孩子们的照片，阿兰、伊莎贝尔和蒂埃里，还有她孙子孙女们的生活小照，有的是在生日晚会上拍的，有的穿着游泳裤，在泳池边上摆着姿势。还有她在巴黎的公寓，浅蓝色的墙，白色的百叶窗向下拉到窗台上，成排的书架。她在大学里乱糟糟的办公室，在风湿病逼得她退休之前，她一直在大学里教数学。
现在我来给相册翻页，她告诉我照片上的人都是谁。她的闺中密友科莱特，伊莎贝尔的丈夫阿尔贝，还有帕丽的丈夫埃里克。埃里克是个剧作家，1977年死于心脏病。我在他俩的一张照片上停下来，他们年轻得不可思议，肩并肩，坐在餐厅橘黄色的坐垫上，她穿白衬衫，埃里克穿圆领衫，他的头发又长又软，扎成了马尾辫。
“我们就是那天晚上认识的。”帕丽说，“别人介绍的。”
“他看上去人很好。”
帕丽点点头。“是啊。我们结婚时，我想，噢，我们要在一起过很长时间。我心里想，最少也得三十年，也许四十年，如果我们有福气的话。为什么不呢？”她盯着这张照片，有点出神，过了一会儿才微微一笑。“可是时间啊，它就像美貌，你拥有的总是不如想的那么多。”她推开相册，喝了口咖啡。“你呢？你一直没结婚吗？”
我耸耸肩，翻到了下一页。“有一次，千钧一发。”
“对不起，‘千钧一发’？”
“意思是差一点儿就结了。可我们没到戴戒指的阶段。”
这不是实话。那件事既痛苦又让人心乱如麻。即使到了现在，一想起来，胸口还是会隐隐作痛。
她把脑袋一低。“真对不起，我太冒昧了。”
“不，没关系的。他找了别人，更漂亮，也……也没那么多的拖累，我猜的。说到漂亮，这是谁？”
我指着一个引人注目的女人，长长的黑发，大大的眼睛。在照片上，她手里夹着一支香烟，似乎颇为厌倦，胳膊肘紧贴着身体一侧，头漫不经心地向后仰着，可她的目光非常犀利，充满了挑衅的味道。
“这是妈芒。我的母亲，妮拉·瓦赫达提。也可以说我原以为她是我母亲。你知道的。”
“她漂亮极了。”我说。
“是很漂亮。她自杀了。1974年。”
“对不起。”
“不，不。不要紧。”她心不在焉地用大拇指的指肚蹭了蹭照片。“妈芒很优雅，也很有才华。她读了很多书，有很多非常大胆的观念，而且从来都是对别人直言相告。可她心里也深藏着悲伤。我这一辈子都觉得，她给了我一把铁锹，对我说：把我心里这些窟窿填上，帕丽。”
我点点头，感觉自己听懂了什么。
“可我做不到。后来呢，我也不想做。我干了些不负责任的事。不顾后果的事。”她靠到椅子背上，肩膀塌下来，把两只又白又细的手放到腿上。她思考了一分钟，才开口说道：“J'aurais d être plus gentille——我真该对她好点。人永远都不会后悔这样做。等你老了，你永远都不会对自己说：噢，真希望我过去对某某人不好。你永远不会那样想的。”有一阵儿，她露出了一副深受打击的表情，看上去就像个无助的小女生。“那样做本来也没那么困难。”她疲倦地说，“我真该对她好点。我真该向你学习。”
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合上了相册。稍停片刻，她又高高兴兴地说：“噢，好了。现在我想问你点事情。”
“当然可以。”
“能给我看看你的画吗？”
我们俩相视一笑。
帕丽跟巴巴和我待了一个月。早晨我俩一起下厨，弄早餐。黑咖啡和吐司是帕丽的，我喝酸奶，煎蛋和面包给巴巴，从去年开始，他就喜欢上了这一口。吃这么多的鸡蛋，我担心会让他的胆固醇增高，所以有一次巴巴去看病的时候，我问了巴希里大夫。他还是老样子，冲我抿嘴一笑，说：哦，我可不担心。这句话打消了我的疑虑，至少暂时如此，可是过了一会儿，在帮巴巴扣好安全带的时候，我才想到，也许巴希里大夫的本意是：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
吃完早餐，我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其实就是我的卧室。我工作时，帕丽陪着巴巴。应她的要求，我给她写了巴巴喜欢看的电视节目表：什么时候让他吃上午的药，他喜欢哪种零食，一般什么时间吃。是她让我把这些都写下来的。
你进来问就行了。我说。
我不想打扰你。她说，我也想了解。我想了解他。
我没告诉她，她永远也没办法按自己希望的方式了解他了。不过，我还是跟她讲了一些小窍门。比如说，如果巴巴开始焦虑不安，要想让他平静下来，我通常——不是次次如此——会马上递给他一本免费送来的家庭购物目录，或是一份卖家具的广告折页。这两样东西我总是有充足的备货。
如果你想让他小睡一会儿，就换到天气频道，任何跟高尔夫有关的节目也成。千万别让他看烹饪节目。
为什么不能？
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一看就激动。
吃完午饭，我们便出门散步，时间不长，因为他俩都撑不下来——巴巴很快就累了，而帕丽有关节炎。巴巴的目光中带着警惕，心神不宁地沿着人行道，一步三晃地走在我和帕丽中间。他戴着一顶旧前进帽，身穿开襟羊毛衫，脚上是一双翻毛软皮鞋。街区周围有一座中学，校内有块足球场，草皮修剪得很烂，对面就是我常带巴巴去的小运动场。我们总能看见一两个年轻的母亲，婴儿车停在她们身边，小宝宝在沙坑里东倒西歪，偶尔有一对十几岁大的孩子，旷了课，抽着烟，吊儿郎当地晃来晃去。这些半大孩子啊，他们从来不拿正眼瞧巴巴，就算看一眼，也是无动于衷，甚至带着隐隐的蔑视，好像我父亲的年老力衰纯属活该。
有一天，我放下手头正在听写的录音，去厨房添咖啡。我发现他们俩正在看一部电影。巴巴靠在躺椅上，从披巾底下伸出两只便鞋，脑袋前倾，嘴巴微张，眉毛皱在一起，不知道是专心还是困惑。帕丽坐在他身边，两只手夹在膝盖中间，双脚交叠。
“这是谁呀？”巴巴问。
“这是拉蒂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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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
“拉蒂卡，贫民窟那个小姑娘。没爬上火车的那个。”
“她不像小姑娘。”
“是不像，可是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帕丽说，“你瞧，她现在长大了。”
此前的那个星期，有一天在运动场，我们仨坐在街头长凳上，帕丽问：阿卜杜拉，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有个妹妹。
她话音还未落，巴巴就哭起来了。帕丽把他的脑袋搂进怀里，连声说：对不起，真对不起。她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惊慌失措，拿手给他抹着脸上的泪水，可是巴巴哭得没完没了，昏天黑地，都喘不上气来了。
“那你知道这个是谁吗，阿卜杜拉？”
巴巴嘟哝了一声。
“这是贾马尔。竞猜节目里那个小伙子。”
“不是。”巴巴断然否认。
“你觉得不是？”
“他是送茶水的！”
“没错，可这是……你们怎么说？说过去，说从前。这叫……”
闪回。我悄悄对着自己的咖啡杯说。
“竞猜节目是现在的事，阿卜杜拉。可他送茶水的时候，那是从前。”
巴巴瞪大了眼睛，一脸茫然。电视屏幕上，贾马尔和萨利姆坐在孟买一座高楼的顶上，脚悬在楼外。
帕丽望着他的眼睛，好像等着他茅塞顿开的一刻。“我问你个事情，阿卜杜拉。”她说，“如果有一天，你赢了一百万美元，你想做什么？”
巴巴龇牙咧嘴，换了个姿势，四仰八叉地歪在躺椅上。
“我知道我想做什么。”帕丽说。
巴巴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如果我赢了一百万美元。我就在这条街上买幢房子。这样咱们就能做邻居了，你和我，然后我每天都过来，咱们一起看电视。”
巴巴咧开嘴巴笑了。
可是只过了几分钟，我刚回到自己房间，戴上耳机，正打着字呢，就听见很响的一声，有东西碎了，巴巴在用波斯语大叫着什么。我一把扯下耳机，冲进厨房，只见帕丽背靠着微波炉那面墙，两只手抱在一起，挡在下巴底下，巴巴怒目圆睁，正在拿拐棍戳她的肩膀。水杯的碎片在他们脚下闪闪发光。
“让她滚出去！”巴巴一看见我就吼，“让这女人从我家里滚出去！”
“巴巴！”
帕丽脸色煞白，泪如泉涌。
“放下拐棍，巴巴，看在真主分上！别往前走，你会把脚割伤的。”
我花了好大的力气，才从他手里夺下拐棍。
“我要这女人滚！她是小偷！”
“他在说什么？”帕丽可怜巴巴地问。
“她偷了我的药！”
“那是她的药，巴巴。”我说。我用一只手搂住他肩膀，领着他走出厨房。他在我胳膊底下哆嗦着。我们经过帕丽身过的时候，他差一点儿又朝她扑过去，我不得不死死把他拉住。“行了，巴巴，够了。那是她的药，不是你的。她吃这药，是治她手的。”我领着他走向躺椅，顺手从茶几上抓了一本购物目录。
“我信不过那女人。”巴巴说着，一屁股坐到躺椅上。“你不知道，可我知道。我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小偷！”他气喘吁吁说着，从我手里抓过那本目录，哗啦哗啦地翻了一通，然后把目录放腿上一放，抬头看着我，眉毛竖得老高。“她还是个骗子。你知道这女人跟我说什么吗？你知道她说了什么吗？她说她是我妹妹！我妹妹！让苏丹娜也来听听。”
“好的，巴巴。到时候咱们一起告诉她。”
“疯婆子。”
“一定讲给我妈听，到时候咱们一起笑，赶那疯婆子出门。现在你得想开点儿，巴巴。瞧，现在都挺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