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问她的长相，可这时有个俄国人像疯了一样大声叫嚷起来。像是一声嚎叫直升向云霄，把其他的声音都凝聚在一起了，这时也响起了第一枪。我刚好还来得及抓住雅克的大衣衣边，他差一点跳出去，撞上俄国人。像这样跑的人全都会落到俄国人手中。我把这个浑身颤抖的人拉回来紧挨着我。“别紧张，什么事情也没有。他们只是有点喝醉了，于是就大叫大嚷，朝工事上空胡乱开枪。你得弯下腰来，正是这些流弹有时会伤人……”
现在我们听到一阵娘儿们腔的声音。虽然我们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但我们知道他们一定是在叫骂一些非常下流的话。他们的刺耳笑声把黑夜撕成了碎片。
“镇静，”我对这个坐立不安、长吁短叹的年轻人说，“时间不会长的，几分钟，政委一发现就会掴他们耳刮子。他们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凡是他们不允许做的事情很快就会被制止，跟我们完全一样……”
可是，喊叫声和杂乱无章的枪声还在继续，偏偏这时我们后面也有人开枪了。我使劲拉住想推开我逃跑的年轻人。我听到前面的喊声，然后是吼叫声……又是喊声……枪声，又是那个喝醉酒的女人的可怕声音。之后，万籁俱寂，静得可怕……
“你看，”我说。
“现在……现在他们来了……”
“不……仔细听！”
我们又仔细听，只有叫人不寒而栗的寂静，什么也听不见。
“要冷静些，”我继续说，因为我想至少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你看到枪口喷出的火焰没有？离这儿最少有二百米，要是他们来了，你会听见的，你一定会听见的，我告诉你。”
现在他似乎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了。他一言不发地怔怔地蹲在我旁边。
“她长得怎么样，那个戈特利泽？”我问。
他不太乐意地回答了我。“漂亮，”他简短地说，“黑头发，眼睛又大又亮，个子不高，很矮，你知道。”他突然又变得健谈起来：“……有点儿疯疯癫癫。正是这样，她每天换一个名字。英格、西蒙妮、卡塔莱妮，简直没完没了，几乎每天换一个……或是苏塞玛丽。她有点儿疯疯癫癫，经常分文不取。”
我使劲抓住他的手臂。“雅克，”我说，“现在我要放白色信号了。我相信我听到了什么。”
他的呼吸停住了。“对，”他低声说，“放白色信号，我听到他们了，不然我就要疯了……。
我握住他的手臂，抓起已装上子弹的照明枪，高高举在头上按动扳机；一声呼啸，如同预告世界末日就要到来，光线犹如一种柔和的银白色液体扩散开来，好像闪闪发光的圣诞夜雨，这时我已没有时间去看他的脸了，因为刚才我什么也没有听见，一点声音也没有听见。发白色信号，只是为了看一看他的脸，一个真正的拉客者的脸。我已没有时间去看了，因为原先发出那种嚎叫、一个喝醉了的女人的尖叫声的地方，如今密密麻麻，黑压压的一片全是悄然无声的人影，他们在亮光中迅速趴到地上，接着猛地向前冲来，口中高呼“乌拉”。我也来不及放红色信号了，在我们周围，战神肆虐，大地迸裂，把我们埋没……我不得不把雅克从洞里拽出来。当我费劲地把他拉上来以后，我吓得惊叫一声，向他低下身去，以便至少在临终时还能看一看他的脸，而他只是轻轻地低声细语：“您想要幸福吗，先生……”这时，一只粗野的手突然粗暴地把我从他身上推开了。
但我眼睛所见到的只不过是血，比夜还黑，还有一个疯疯癫癫的妓女的脸，这个妓女对客人分文不取，而且还倒贴……
高年生译
肖毛扫校自《女士及众生相》，漓江出版社1991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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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国作家卡尔·迈埃（1842～1912）写印第安人的冒险小说《维奈托》的主人公。——译注
伯尔短篇小说选
岸 上
从前，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绝望。可当时，几天前，我有了体会。我觉得世界突然变得灰溜溜的、黯然失色，我对一切的一切全都无动于衷，喉咙里憋得难受，心想全完了，毫无出路，无可挽救。因为我把我们全家的票证都给丢了，而局里的人是不会相信我的话，给我补发的，到黑市上去买我们已无能为力，偷呢，我真不愿去偷，而且，给这么多人去偷也不可能。妈妈，爸爸、两个大孩子卡尔和格莱特、我，还有那个还在吃奶的小不点儿。母亲配给卡和爸爸的重劳动配给卡都绐丢了，全丢了，整整一包，我在电车上突然发觉东西丢了，根本没有去找，也没有去问人。反正也是白费气力，我想，谁会把捡到的票证交出来呢？而且是那么多，有母亲配给卡和父亲的重劳动配给卡……
这时，我明白什么叫绝望了。我提前好几站下了车，马上向莱茵河走去，我想去投河。可是，当我来到光秃秃、冷清清的大道上，看到平静的灰色的河水，我就想，投河自尽并不简单，不过我想要这么做。我想，这一定要好久好久才能死去，面我却愿意迅速突然地死亡。反正我是有家回不去了。妈妈会简直毫无办法，爸爸会狠狠揍我一顿，并且会说，真丢人，这么一个大小伙子，快十七岁了，什么都不会干，连黑市交易也不会，这么一个大小伙子，叫他去排队买猪油，竟把全部票证都丢了。猪油也没有买到。我排了三个小时，猪油都卖完了。不过，爸爸妈妈那里也许很快就会过去。只是我们没有什么可吃的了，没有人会给我们什么东西。经济局的人会嘲笑我们，因为我们已经丢失过几张配给卡，我们早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变卖了，而去偷呢，给那么多人去偷是不行的……
不，我必须跳河，因为要扑到美国佬又大又重的汽车下去，我可没有这个勇气。有许许多多汽车沿着莱茵河行驶，可林荫大道上一个人影也没有。街上光秃秃、冷清清的，从水流湍急的河上吹来一股阴冷的寒风。我一直向前走去，之后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很快就已走到林荫大道的尽头。树木在我身旁一闪而过，像一根根短棍一样倒下消失了，我不想回头一看。我就这样很快地跑到林荫大道的尽头，那儿莱茵河河面变得开阔一些，有一个停靠游船的码头，再过去一些就是那座已被炸毁的桥梁。那儿也没有一个人，只是在那前边的游船码头上，有个美国兵坐在那里看着河水。他蹲在那里，样子很滑稽。他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坐在石头上大概太冷了，于是他就这样蹲着，把价钱很贵的香烟头往水里扔。我心里想，每个烟头都相当于半个面包。也许他根本就不会抽烟，可是美国兵全都是香烟抽到四分之一，就把余下的一截扔掉了。我知道得一清二楚。这家伙真不赖，我心想，他肚皮不饿，没有丢掉配给卡，每扔一个烟头就等于把三马克七十五芬尼扔进了阴冷的灰蒙蒙的莱茵河。我要是他的话，我想，我就坐在火炉旁喝咖啡，不会蹲在寒冷的莱茵河畔瞅着污浊的河水……
我继续跑，是的，我相信我是在跑。关于那个美国兵的想法在脑海中匆匆闪过，我非常羡慕他，我对他羡慕得要死。后来我又往前走或往前跑，我记不清了，一直到那座炸毁的桥边，我心想，从上面跳下去就万事大吉，很快就会完事。我曾经读到过，慢慢地走到水里去淹死自己是不容易的。必须从高处跳下去，这才是上策。于是我就向断桥奔去。那儿没有工人。也许他们罢工了，或者是因为天气寒冷，没法在室外的桥上干活。后来我再也没有看到那个美国兵，我根本就没有回头看。
不，我想，毫无办法，毫无希望了，没有一个人会把那些票证补发给我们，那也太多了，爸爸妈妈，两个大孩，小不点儿和我，母亲配给卡和父亲的重劳动配给卡。不能再犹豫了，快跳河吧，这样他们至少就少了一个吃饭的人。天气很冷，在莱茵河边的林荫大道上，寒风呼啸，光秃的树枝从夏天长得那么漂亮的树上掉落下来。
爬上断桥很吃力，他们把桥面的沥青残余敲掉了，只剩下空架子，上面架设了一条小铁路，大概是用来运走瓦砾的。
我小心翼翼地向桥上攀登。我冷得要命，并且害怕摔下去。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我想，你既然想要投河自尽，却又害怕掉下去，这可真是荒唐可笑。要是从这儿摔到马路上或废墟堆上，你也是死，这不很好吗，你不是想死吗？可那完全是另一码事，我说不出来，我就是想跳河，不想摔得粉身碎骨，我想，那样会非常痛苦，或许一下子还死不了，而我不愿有痛苦。于是我就小心翼翼地爬上光秃秃的桥，一直到前面、最前面铁轨伸到头的地方。我站在那里看着汩汩地流淌的混浊的河水，我站在最前头。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只是感到绝望，我突然明白绝望是件好事，绝望很甜蜜，没有什么，它什么也不是，一个人对什么都无所谓了。莱茵河水挺高，混浊阴冷，我朝着水面看了好久，看到那个美国兵一直还蹲在那儿，而且确实把一个昂贵的烟头扔进水里。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他离我这么近，比我想象的要近得多，我再次扫了整条光秃秃的林萌大道一眼，然后又突然向莱茵河看去，昏沉沉地只觉得天旋地转，之后我就摔下去了！我只还记得，最后片刻我想到妈妈，也许我一死比丢掉票证更糟糕，全部票证……父亲和母亲的，两个大孩的，小不点儿的，母亲配给卡和父亲的重劳动配给卡，还有……是的……是的，还有我的配给卡，而我却是个只会白吃饭的窝囊废，连黑市交易也不会……
我蹲在污浊的莱茵河边盯着河水出神，肯定已有一个小时了。我老是想到那个金发婆娘格特鲁德，她已把我弄得神魂颠倒。该死的，我一边想一边把我的香烟吐到莱茵河里，跳下去，跳进污泥浊水，让河水把你冲走……冲到荷兰，是的，然后再……嗯，冲进运河，直到留在海底深处。周围没有一个人，河水把我弄得神魂不定。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河水，心里老是在想那个漂亮女人，她不想要我。对，她不要我，我完全清楚，同她决成不了事。河水使我摆脱不开，叫我心烦。该死的，我想，跳下去，你就永远摆脱了这些该死的娘儿们，跳下去，跳下去……
这时，我听到有人像发疯似的沿着林荫大道奔跑。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这样奔跑。他是在奔向毁灭，我一边想一边又朝水面上望去，可是岸上那阒无一人的林荫道上的脚步声又叫我举目向上看去，我看见那个男孩奔上断桥，心想准是有人在追捕他，但愿他能逃脱，不管他是偷了东西还是干了什么事。
一个瘦高个男孩，跑路的神态像是神志不清似的。我又向水面上望去，跳下去，跳下去，跳下去，该死的，你还等什么，快跳下去，耳边响起悄悄的声音……你永远不会得到她，永远不会，跳下去，让污泥浊水把你送往荷兰，该死的，我把第三支烟吐进水里。
天哪，我想，你在这个国家里干啥，这个国家简直疯了，人人都只是想弄到香烟。这个可怕的疯狂的国家已没有桥梁，没有色彩，根本没有色彩，该死的，只有灰色。人人都忙忙碌碌，天知道为什么。这个婆娘，这个长腿的疯女人，你永远也得不到，即使用一百万支香烟也得不到她，该死的。
可就在此时，我听到那个神志错乱的男孩爬到上面桥上去了。铁架在他那钉有钉子的靴子下发出低沉的声音，这个疯孩子一直爬到最前头，站在那儿，站了老半天，也盯着灰不溜丢的浊浪看，我突然明白了，并没有人在追捕他，而是他……该死的，我想，他想投河！我大吃一惊，眼睛只是看着这个疯男孩安安静静、一声不响地站在上面断桥上，心里以为他有些动摇……
我把第四支烟自动地吐进莱茵河，眼睛一直不离开上面那个人，我的心凉了半截，吓得要死。这个男孩，这个半大小子，他究竟会有什么苦恼？我想。失恋的苦恼，我想，我至少以为自己笑了，我不知道是否如此。这个半大小子会有失恋的苦恼么？我想。河水沉默不语，一片沉寂，我相信自己听得见上面那个男孩的呼吸声。他一直还默默地一动不动地站在断桥上。该死的，我想，不能这样，我想喊，可接着我想，你会使他受惊的，准会使他坠落。周围显得格外静谧，我们两人孤零零地在这个世界上，对着灰不溜丢的污浊的河水。
后来，天哪，他盯着我，确实盯着我，我一直还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扑通，那个疯子果真掉进水里啦！
这时，我真的清醒了，该死的，我立刻甩掉上衣和帽子，纵身跳进冰冷的河水游起来，非常困难，幸好水流把他向我冲过来。接着，他突然又消失了，沉到水下，该死的，我的鞋子灌满了水，像铅一样吊在我的脚上，我的衬衣也像铅一样沉重，河水很凉，冰凉，那个男孩已无影无踪了……该死的，我便游起来，接着踩了一会儿水，大声喊叫，是的，我大声喊叫……该死的，这时那个男孩浮上来了，他已经顺流而下漂了一段路，我未曾想到水会流得那么湍急。现在，当我看到这团无生命的东西在灰色污水中漂流，吓得我身上发热，该死的，我追赶他，离他不到两步远，那头黄得耀眼的头发已看得分明，这时他又不见了，干脆消失了，该死的……可是，我只是频频点头，老天爷，我抓到他了……
世界上没有人知道，抓到他时我浑身顿时感到多么轻松自在。就在莱茵河中间，只有冰凉灰色的脏水，我像铅一样沉重冰冷，可我却感到轻松起来。我已经不再感到害怕了，这已经过去了……我侧身拽住他，慢慢横渡过河向岸边游去，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岸离得多近啊……
该死的，我已顾不上感到寒冷和唉声叹气，尽管我难受得要死。我喝了不少水，脏水叫我恶心得要吐，但我好好地喘了一口气，然后抓起他的双臂来回摇动，摇呀，摇呀，始终合乎规范，而我身上变得十分热起来……岸上连个鬼影子都不见，没有一个人看到这桩事情。后来，男孩张开眼睛，该死的，一双像儿童一样的天蓝色眼睛，天呀，他吐出水来，吐个不停……该死的，我想，这孩子肚子里难道除了水就没有别的东西？可除了水确实没有其他东西，他觉得还应当笑一笑，这孩子竟向我微笑……
这时我觉得冷得要命，因为身上还穿着湿衣服，我想，你会生病的，而他也浑身哆嗦，好像一只猫在呕吐。
于是，我把他拽起来，说，“走，孩子……跑……”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拖着他爬上斜坡，他在我怀里像个木偶似的软绵绵地摇晃，后来他又一次站住，又一次吐出脏水，全是污浊的灰色莱茵河水，在这之后，他就能跑得好一些了……
该死的，我想，他得暖暖身子，你也得暖暖身子。最后我们拔腿飞奔，一直跑到上面林荫道上，过了林荫大道又跑了一段路。我感到全身都暖和起来，可那个孩子仍像猫一样浑身颤抖。该死的，我想，他得到屋里去，然后躺上床，可那儿没有房屋，只有几堆瓦砾和铁轨，而且这时天也黑下来了。正在这个时候开来了一辆汽车，是我们部队的车子，一辆小汽车，于是我赶紧奔上马路，挥动手臂。汽车起先继续向前行驶，车里是一个黑人，但我大声喊道：“哈罗，小伙子……”我身上没有穿外套，头上也没有戴帽子，他一定是从我的口音听出我也是美国来的。于是他停下了，我把男孩拖过来，黑人摇了摇头，说：“可怜的孩子，掉到水里啦？”
“是的，”我说， “开车吧，快开！”说完就把我的宿营地告诉他。
男孩坐在我身旁，又发出苦笑，我觉得非常可笑，我给他挨了摸脉搏，完全正常……
“再快一点！”我向黑人喊道。他转过头来，咧嘴笑了一笑，确实把车子开得更快了，在这当口儿我不断地说：“向左，向右，再向右”等等，一直到我们真的在我的宿营地停下……
帕特和弗烈迪正站在过道里，他们看见我进来，就笑起来：“老弟，难道这就是你的心上人格特鲁德？”可我对他们嚷道：“别笑啦，哥儿们，帮我一把，这孩子是我从莱茵河里救上来的。”他们帮我把他抬到我们——帕特和我——的房间，我对弗烈迪说：“去给我们煮杯咖啡。”然后我把他扔到床上，把他的湿衣服扒下来，用我的浴巾替他搓了很长时间。该死的，这小子真瘦，瘦极了……像……像……该死的，看上去像是一根长长的白面条……
“帕特，”我说，因为帕特正站在旁边，“你来继续搓，我得把衣服脱了。”该死的，我也湿得像只猫，心里非常害怕会得病。帕特把浴巾给我，因为床上那个瘦高男孩身上现在已通红，活像刚出世的婴儿，而且他又笑了……帕特给他号脉，说：“不错，乔尼，没有什么，我相信……”
伙计们都好极了，弗烈迪给我们送来咖啡，帕特把自己的内衣送给男孩。男孩躺在床上，喝咖啡，微笑。我和帕特坐在椅子上。弗烈迪走了，我相信他又是找女人去了……
啊，我想，刚才这一阵子是多么紧张呀，可是结果万事大吉，谢天谢地！
帕特把一支香烟塞进男孩口中，他使劲地抽着。这帮德国人，我想，全都像疯子一样抽烟，他们叼着烟卷，好像是自己的命根子，脸上的模样完全变了。是的，这时我突然想起我的外套还在那下边河岸上，外套里有那张照片，还有我的帽子。去他的，我想，我还要那种照片干啥……
屋子里十分宁静，男孩狼吞虎咽地吃着，帕特又给了他一个面包和一听牛肉，并且一再地给他斟咖啡……
“帕特，”在这之后我说，并且也给自己点燃一支烟，“帕特，你看能不能问他为什么要投河……”
“好，”帕特说，接着问了他。
那孩子样子十分奇怪地看着我们，然后对我说了什么。我看看帕特，帕特耸了耸肩。“他说什么食品，可是有一个词我不明白，不懂是什么意思……”
“什么词？”我问。
“票证，”帕特说。
“票证？”我问男孩。
他点点头，又说了一个词。帕特说：“他把那东西丢了……这玩意儿，这票证……”
“票证，帕特，这是什么？”我问。
但帕特也不知道。
“票证，”我用德语对男孩说，“这是什么？”这句话我会用德语讲得很好，我也会讲失恋的苦闷，别的就不会了，这都是那个混帐婆娘教给我的……
男孩茫然不知所措地看着我，然后用他的细指头在床头柜桌面上画了一个奇怪的四方形，并说：“纸。”
我也听懂了纸这个词，我想现在总算弄明白了。
“噢，”我说，“护照，你把护照丢了。”
“不，”他说，“票证。”
“该死的，帕特，”我说，“这个票证把我完全搞糊涂了。一定是什么要紧的东西，他为此而不得不跳河。”
帕特又给每个人斟满了一杯，可是这该死的票证却使我不得安宁。天哪，我可亲眼得见这个半大小子默不作声，一动不动地站在那上面的断桥口，扑通！真该死。
“帕特，”我说，“你去查一查，你不是有一本词典吗？”
“对，”帕特说罢一跃而起，从柜子里取出词典。
在那当口儿，我向男孩点点头，又给了他一支烟，真该死，他把那一听牛肉全吃了，还有所有的面包，咖啡对他确实管用。这些小伙子抽烟的样子真叫人吃惊，像发疯似的，而我们只有在战时遇到紧急情况时才会那样抽烟。他们始终还是像战争时期那样抽烟，这帮德国人……
“哈哈，”帕特喊道，“有了。”他一跃而起，从柜子里取出一封信，把邮票指给男孩看，但他只是摇头，甚至还笑一笑……
“不，”他说，又把那个古怪的词讲了一遍，为此他竟跳了河，而我却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等一等，”帕特说，“有了，有个词叫‘食品配给卡’。”他热忱地翻阅他的词典。
“你还饿吗？”我向男孩打手势说。但他使劲摇了摇头，又给自己斟了一杯咖啡。活见鬼，他们真能喝咖啡，整桶地喝，我想……
“他妈的，”帕特喊道，“这帮编词典的人，这帮编词典的混帐，这帮编词典的混帐王八蛋，一个年轻小伙子因为这跳了河，而词典上却连这个词都没有。”
“孩子，”我对男孩说，当然是用美国话，“平心静气地说这是什么，我们都是人，彼此会了解的。你告诉他，告诉帕特，”我指了指帕特，“平心静气地告诉他。”帕特笑了，但他一声不响地认真听男孩平心静气地对他讲，完全平心静气，起初这可怜的孩子十分尴尬，他慢条斯理地对帕特讲了老半天，我听懂了一部分，帕特的表情变得十分严肃……
“真该死，”帕特说，“我们真傻。他们凭证购买食品，
明白吗？他们有食品配给卡，明白吗，真见鬼，我们怎么没有想到呢？他把食品配给卡丢了，因此他就跳了莱茵河。”
“该死的，”我嘟哝地说，“这个小伙子跳了河，而我们还不知是为什么，想象不出……”
至少应当能想象，我想，这是最起码的，即使没有亲身体会，起码应当能想象……
“帕特，”我说，“要是他把它丢了，该死的，他们就应当发给他新的。这反正是纸片，他们可以去印嘛，他们应当补发给他，这又不是钱。丢掉这东西是有可能的，这种印刷的东西反正有的是……”
“胡扯，”帕特说，“他们才不干呢。因为有些人瞎说他们把卡丢了，把它卖掉或者吃双份，局里的人认为这样做太不像话了。该死的，就像打仗时，你把枪丢了，突然有人站在你面前，而你却无法开枪，你无法开枪，因为你没有枪。他们同他们的纸片进行的是一场该诅咒的战争，事情就是这样。”
原来如此，我想，这么一说是很可怕，这样一来他们就什么吃的也没有了，简直一无所有，啥也没有，而且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他像发疯似的飞跑，纵身跳进了莱茵河……
“是的，”帕特说，好像想要回答我脑子里的想法，“他全给丢了，所有的配给卡……嗯，我想是六个人的，还有别的，别的配给卡，我简直不懂他的意思……一个月的……”
该死的，我想，事情既然如此，他们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个男孩站在那儿，把配给卡丢了，我心想，要是我的话，我也会去跳河的。可我却无法想象……不，我相信，这是无法想象的……
我站起来，从柜子里取出两包香烟给那孩子，他望着我的样子把我吓了一跳。该死的，他样子十分可笑地看着我，我想，他会叫我们发疯的，一定会叫我们发疯的，这孩子的脸上露出那样一种神色……
“帕特，”我叫起来，是的，我相信我叫起来，“劳驾把这孩子送走，把他送走，”我叫道，“我受不了，不能看他的脸，这张感激万分的脸，为了两包香烟，我简直受不了，不，好像是把整个世界都送给他了，帕特，”我叫道，“把他送走，把东西包上，把所有的东西都包上，给他包上……”
该死的，当帕特把那孩子带走的时候，我心中感到高兴。
帕特是会给他把东西包上的，我想，你坐在那儿灰溜溜的污浊河水旁，为了这样一张瘦削的女人脸，同河水聊了一会儿天，心里想：跳下去，跳下去，让河水把你冲走，直至……嘿，荷兰，该死的，可这孩子跳下去了，扑通一声跳下河去，为了那几张也许连一美元都不值的破纸片。
高年生译
肖毛扫校自《女士及众生相》，漓江出版社1991年初版
伯尔短篇小说选
关 系
我妻子认识了一位给部长女儿修剪指甲的姑娘的母亲。是脚趾甲。我们家现在沸沸扬扬，乱成一团：过去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如今我们可有了关系，了不起的关系。我妻子向这个姑娘的母亲赠送鲜花和糖果。她尽管冷淡，但却是感谢地接受了鲜花和糖果。自从认识这个女人以后，我们冥思苦想，等到我们认识这个姑娘本人时应当为我谋求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们至今没有见到她，她很少待在家里，当然只同政府官员交往。她在波恩有一套漂亮的住宅：两间住房，外带厨房、浴室、阳台。但不管怎么说，据说不久就能见到她。我的心情迫不及待，急于同她见面，当然要恰如其分地低声下气，同时也要表现出坚忍性。我相信，政府界人士是很赞赏低声下气的坚忍性的，据说只有深信自己能力的人才有成功的希望。我竭力深信自己的能力，并且很快就做到了这一点。不管怎么说：耐心等待！
我们和政府界人士有关系一事传开以后，一时我们的身价便提高了。前不久，我听见一个女人在大街上对另一个女人说：“B先生来了，他同A有关系。”她的声音很轻，但却故意让我能听见，我走过这两位太太身边时，她们发出甜蜜的微笑。我以屈尊的态度点点头。过去我们的杂货铺老板只是勉强同意赊帐，脸上露出不信任的神情，看着人造黄油、大众面包和烟叶消失在我妻子的购物袋里。如今我们一去，他就满面春风，向我们推荐我们早已不知其味的美味食品：黄油、奶酪和咖啡。他会说：“啊，您不来点这种上等柴郡干酪？”要是我的妻子拿不定主意，他就会说，“您就尽管要吧。”——说罢垂下眼帘偷偷一笑。于是我妻子就要了。可是，昨天我妻子听到他对另一个女人耳语；“B家同A是亲戚。”事情传得真叫离奇。不管怎样，我们吃上面包抹黄油加干酪——不再是大众面包——喝上优质咖啡了。与此同时，我们有点忐忑不安地等待那位给部长女儿修剪指甲的姑娘出现。是脚趾甲。姑娘还未露面，妻子心神不定，虽然姑娘的母亲安慰她说：“别着急。”看来她现在已对我妻于产生好感。可我们急不可待，因为我们对近来所默许的赊欠已充分加以利用了。
由这位年轻小姐负责修剪脚趾甲的女儿是部长的掌上明珠。她正在攻读艺术史，据说天资聪颖。我相信。我什么都相信，可我仍提心吊胆，因为波恩的这位年轻修脚工一直还未露面。我们查阅百科词典和手头所有的生物教科书，了解脚趾甲的自然生长情况，发现它长得很慢，由此看来，不可能仅仅是这位部长女儿，很有可能，年轻的修脚工把波恩上流社会的脚趾一个接着一个捏在她可爱的手中。消除坏死细胞可能损害尼龙丝袜和部长短袜的麻烦。
但愿她别剪坏了。我十分担心她有可能把部长千金弄痛。研究艺术史的女人的脚趾甲是极其敏感的（我曾追求过一个研究艺术史的女人，我向她跪下，胳膊肘不小心顶在她的脚趾上，对其敏感程度一无所知，一切就全完了，从此我就知道了研究艺术史的女人的脚趾是多么敏感）。听说这位年轻小姐很谨慎，部长女儿对部长的影响和修脚工对这位千金（人们怀疑她在社会公益事业上雄心勃勃）的影响非常之大——修脚工的母亲拐弯抹角地（一切都是拐弯抹角地）说，她的女儿曾给她认识的一个年轻男人搞到一个位置，给某一位政府部门的科长当文书。科长这个词提示了我。这挺合适。
在此期间，年轻小姐的母亲以同样亲切的态度接受鲜花和糖果。我们心甘情愿，把这些礼品敬献给社会名流，同时又提心吊胆，因为我们欠的帐越来越多，而且人们在窃窃私语，说我是A的私生子。
我们已从黄油和奶酪转向酥皮馅饼和鹅肝肠，我们不再自已动手卷香烟，只抽买来的烟。这时，我们接到通知：波恩的年轻小姐来了！她真的来了！她是乘一位国务秘书的汽车来的，据说她曾给这位国务秘书挖掉过一只乌黑的鸡眼。那么瞧：她出现了！
这三天，我们神经高度紧张，坐立不安，现在抽十五芬尼的香烟代替十芬尼的香烟，因为这种烟能更好地镇定我们的神经。我每天刮两次脸，从前是每周两次，如同普通的失业者通常该做的那样。不过我早就不是普通的失业者了。我们用打字机打各种证书，反来复去地打，越来越工整，越来越精确，我们写自传，十八份，以防万一，我们把这些拿到警察局去进行公证。整整一摞材料，将对我的非凡才能作出说明，证明我是天生当科长文书的料。星期五和星期六两天过去了，我们每天消耗四分之一磅咖啡和一包五十支装的十五芬尼的香烟（当然是赊来的）。我们竭力用一种有可能适合政府官员的行话来交谈。我妻子说：“我全垮了，亲爱的。”我说，“很遗憾，亲爱的，得坚持。”我们确实坚持到星期日。星期日下午，年轻小姐邀请我们喝咖啡（对十二束鲜花和五盒糖果的回报）。她母亲向我们保证，我至少会有八分钟时间跟她单独待在一起。八分钟。我买了二十四株肥硕的玫瑰红丁香——每分钟三株：上等丁香，娇艳欲滴，肥硕红润，看上去像是一群洛可可①女士；我还买了一盒令人心醉的糖果，并请我的朋友开汽车送我们去。我们乘汽车去，像发疯似的按喇叭，妻子激动得脸色煞白，不断地悄悄说：“垮了，亲爱的，我垮了。”
年轻小姐风度迷人，像个运动员，落落大方，一副政府修脚工的派头，不过倒也和蔼可亲，虽然有点冷淡。她正襟危坐在桌子中间，受到她母亲的精心照料，使我吃惊的是，桌旁有七人，三个年轻混蛋和他们的妻子，还有一位人很正派、对我的花束大加赞赏的老先生——不过我们的糖果盒也确实令人心醉，金色亮光纸镶边，大小与其说是糖果盒，倒不如说像一个迷人的粉盒，盖子上有个可爱的粉色绒球，这个盒子也受到老先生的大声称赞（为此我对他不胜感激）。介绍时我听到母亲对女儿说：“B先生和太太。”停顿片刻后加重了语气：“B先生。”——年轻小姐向我送来意味深长的一瞥，点一点头，莞尔一笑，我感到自己脸色变白了，我感觉到自己是个红人，便微笑地容忍了这三个年轻混蛋及其妻子的在场。在喝咖啡的过程中，大家显得有点拘谨，我们先谈论币制改革后巧克力工业的巨大进步，谈话是由一盒糖果引起的。这盒糖果看来博得那位老先生的青睐。我隐隐约约地感到，年轻小姐的母亲是出于策略上的原因，把他拉来参加这次聚会的。不过，我觉得这个家伙做得过于显眼，太不老练圆滑了，其他三个混蛋的夹心巧克力糖果盒没有受到重视，脸上露出酸溜溜的苦笑。聚会的气氛很拘束，一直到年轻小姐开始抽烟。她抽的是十芬尼的香烟，一面拿烟一面讲了几条无关紧要的政府小道消息，我们五个男人一跃而起，给她点火，但她只让我给她点火。我得意洋洋，开始在脑海中描绘我在波恩的办公室的样子：红皮沙发，肉桂色窗帘，漂亮的文件柜，上司是一位年高德劭、慈眉善目的退伍上校……
蓦地，年轻小姐不见了，有一会儿工夫，我没有注意到她母亲示意我出去的手势，直到妻子推了我一下，并悄悄地对我说：“笨蛋——快去！”
我气喘吁吁地走了出去。在充分实事求是的气氛中，我同年轻小姐交谈业务。她在客厅里接见我，叹了叹气，看了一看手表，于是我也就明白，那八分钟已早就开始了——大概已过去一半。为了小心起见，我以“对不起”开始，讲得有点语无伦次，尽管如此，她仍面露笑容，接过我的三磅纸币②，最后说：“请不要过高估计我的影响——我只是试试看，因为我深信您的能力。大约三个月后给您回音。”她看了一看手表，这表示我得走了。我脑际闪过要吻她一下手的想法，但后来又放弃了这个念头，而是极其恭顺地轻声表达了感激之情，就踉踉跄跄走出来。三个月。还有，她长得很漂亮。
我回到咖啡间，看见那三个对我的糖果盒几乎不屑一顾的年轻混蛋的脸上流露出妒忌的神色。一会儿，屋外响起急促的嘟嘟声，年轻小姐的母亲向我们宣告，波恩来电话召她女儿去为部长除掉老茧。他的高尔夫球赛在九点开始，现在已是五点钟，而带着老茧是打不好球的。我们向街上瞥了一眼，想看看部长的汽车：车子很牢固，但并不过分华丽。年轻小姐拎着一个漂亮的小箱子和一个公文包离开了屋子。咖啡聚会散了。
回到家里，仔细观察了全过程的妻子告诉我，我是唯一同“她”单独在一起的人。至于“她”这个人怎么样，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讨人喜欢，亲爱的，真讨人喜欢。”
我没有告诉妻子要等待三个月时间，并同她商量如何继续对“她”献殷勤。我想送给“她”三个月的工资，妻子认为这太俗气了，表示反对。最后，我们取得一致意见，寄给她一辆轻便摩托车，却不写寄件人的姓名，但要让她知道是谁寄的。她本人如能摩托化，带着她那漂亮的小盒，从一家骑到另一家去，这对她是很实惠的。她要是能治好部长的脚病（此人似乎有严重的扁平足），我那难熬的三个月等待时间也许就会缩短了。我可等不了三个月，我们不可能赊欠这么长的时间——我希望我将用期票去购买的轻便摩托车成为画龙点睛的一笔，一个月后我就能坐上红皮沙发。目前我们俩——我妻子和我——完全垮了，我们真诚地感到遗憾，没有十八芬尼的香烟，现在这对我们的神经倒很合适……
高年生译
肖毛扫校自《女士及众生相》，漓江出版社1991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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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洛可可是欧洲18世纪盛行的一种艺术风格，以浮华纤巧华丽为特色。——译注
②当时正值货币贬值时间，钞票以重量约数。——译注
伯尔短篇小说选
一件绿绸衬衣
我完全按照人家告诉我的那样行事，没有敲门就推门走进屋去。可是，当我突然见到一个又高又胖的女人站在我面前时，我吃了一惊。她那脸上有着一种难得见到的东西：美妙的色泽，健康，非常健康，健康，安详、自信。
她的眼睛的神色是冷漠的。她站在桌子旁摘菜，身边放着一个还有吃剩的蛋糕的盘子，一只大胖猫正在蛋糕上闻来闻去。屋子又矮又窄，空气混浊，还有一股油腥味。我的畏缩目光在蛋糕、猫和女人健康的脸之间来回转个不停，喉咙里有一种呛人的苦涩味，噎得我很难受。
“什么事？”她问，眼睛抬也不抬。
我用颤抖的双手打开手提包拉锁，这时脑袋碰到了低矮的门框，最后取出了我的东西：一件衬衣。
“一件衬衣，”我沙哑地说，“我想……也许……一件衬衣。”
“我丈夫的衬衣足够穿十年的！”她说完这话像是出于偶然地抬起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件窸窸窣窣的柔软的绿衬衣，我看到她眼睛里突然闪现一种无法克制的欲望，心想这事已十拿九稳了。她连手也不擦一擦，就抓起衬衣，提溜着衬衣的肩部，翻来覆去观察每一道接缝，然后含糊不清地嘟哝了一声。
我不耐烦地内心不安地看着她又去继续把洋白菜弄干净，走到灶旁掀起一口咝咝作响的锅的盖子。一股香喷喷的热油味在屋子里弥漫开来。此时那只猫已在蛋糕上嗅了老半天，显然觉得它还不够新鲜好吃，便懒洋洋地一跳，以优美的姿态跳到椅子上，再从椅子上跳到地上，一溜烟地从我身边窜出门去。
油在沸腾，我相信听到了猪油块在盖着盖儿的锅里劈劈啪啪的蹦跳声，因为这时一段遥远往事的回忆告诉我，那是猪油，这个锅里正在炼猪油。女人继续在削洋白菜。有个地方，一头母牛在哞哞低叫，一辆手推车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而我一直还站在门口，我的衬衣在肮脏的椅子靠背上晃悠，我那心爱的柔软的绿绸衬衣，对它的柔软我曾向往了七年之久……
我觉得犹如站在烧得通红的炉箅子上，而沉默使我憋得透不过气来，难受得要命。蛋糕上此时已满是黑压压一片懒洋洋的苍蝇，饥饿和恶心，极其难受的恶心，合成一种呛人的苦涩味，把我的喉咙噎住了。我开始冒汗。
我终于犹豫不决地伸手去拿衬衣。“您，”我说，声音比方才更嘶哑了，“您……不想要？”
“您要换什么？”她连眼睛也不抬地冷冷地问。她那灵巧的手指已把洋白菜摘干净，把菜叶收进一个漏勺，用水冲洗，然后又掀起那个正在炼油的锅的盖子，把菜叶倒了进去。那令人垂涎欲滴的咝咝声使我又想起往事，好像已过去一千年的往事，而我才只有二十八岁……
“喂，您要换什么？”现在她更加不耐烦地问。
可我不是商人，不，虽然我光顾过从格里内角①到克拉斯诺达尔②的所有黑市。
我张口结舌：“猪油……面包……也许面粉，我想……”
这时她第一次抬起她那冷漠的蓝眼睛，冷冷地看着我，在这一刹那，我知道自己完了……今后我将永远不会再知道猪油的味道了，猪油对我将永远只是一阵令人痛苦的气味回忆……我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她的目光击中了我，洞穿了我，现在我内心空空……
她哑然失笑。“衬衣，”她以讥笑的口吻喊道，“我能用几张面包票去换衬衣。”
我从椅子上夺过衬衣，把它系在这个大喊大叫的女人的脖子上，把她像一只淹死的猫一样吊在那黑沉沉的巨大的耶稣受难像下面的钉子上，这像就挂在她头顶上的黄粉墙上……不过，我只是在想象中这样做。实际上，我抓起我的衬衣团成一团，又把它塞进手提包，然后转身向门口走去。
那只猫正蹲在过道里津津有味地舔食一盘牛奶，当我走过它身旁时，它抬起头点了点，似乎要跟我打招呼，并且安慰我，在它那双模模糊糊的绿眼睛里流露出一点人性，一点无法形容的人性……可是，人家告诉过我，我要有耐心，因此我觉得应当再试一试。先是为了回避那明朗得令人感到压抑的天空，我跑到一处不知什么地方，在奇形怪状的苹果树下越过臭水坑和啄食的鸡群，来到不远的一座古老椴树浓荫匝地的较大的农家院落。一定是喉咙里的苦涩味模糊了我的眼睛，我直到最后一分钟才看到一个身材粗壮的农村小伙子坐在房前长凳上，向两匹正在吃食的马说着亲热的言语。当他见到我的时候，就笑着从一扇打开的窗子向屋里喊道：“妈，第十八号来了。”说罢他非常开心地拍拍自己的大腿，往烟斗里装起烟丝来，屋里回答他笑声的是一声响亮的咕咕声，一个脸膛棕红，精神饱满的女人在窗框里闪现了一秒钟，她的面孔像一块油亮亮的煎饼。我马上转过身去，经过水坑、鸡群和嘎嘎喊叫的鹅群向后奔去。我像疯了似的跑得飞快，手提包紧紧地夹在臂下。当我又到达村中道路时，这才放慢脚步，从半小时前登上的山上又走下去。
当我重又见到我脚下那条两边长着可爱树木的亲切的灰色蛇形公路时，松了一口气。我的脉搏跳得更平稳了，当我坐在那条多石、荒芜、霉味弥漫的村中道路通向阳关大道的岔道口时，苦涩味减轻了。
我大汗淋漓。
蓦地，我莞尔一笑，点燃我的烟斗，从身上扯下又脏又旧、被汗水浸透的衬衣，迅速穿上凉爽柔软的绸衣，一股舒适的感觉油然而生，流过我的全身，于是一切苦涩味全都化为乌有，从我身上消失了。我在公路上重新向火车站方向走去，内心深处升起一种憧憬，渴望见到城市贫困丑陋的面貌，因为在这张变得难看的面孔后面，我还常常看到困难中的人性。
高年生译
肖毛扫校自《女士及众生相》，漓江出版社1991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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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北海岸一个地方。——译注
②苏联北高加索一城市。——译注
伯尔短篇小说选
在 桥 边
他们替我缝补了腿，给我一个可以坐着的差使：要我数在一座新桥上走过的人。他们以用数字来表明他们的精明能干为乐事，一些毫无意义的空洞的数目字使他们陶醉。整天，整天，我的不出声音的嘴象一台计时器那样动着，一个数字接着一个数字积起来，为了在晚上好送给他们一个数字的捷报，当我把我上班的结果报告他们时，他们的脸上放出光彩，数字愈大，他们愈加容光焕发。他们有理由心满意足地上床睡觉去了，因为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走过他们的新桥……
但是他们的统计是不准确的。我很抱歉，但它是不准确的，我是一个不可靠的人，虽然我懂得，怎样唤起人们对我有诚实的印象。
我以此暗自高兴，有时故意少数一个人；当我发起怜悯来时，就送给他们几个。他们的幸福掌握在我的手中。当我恼火时，当我没有烟抽时，我只给一个平均数；当我心情舒畅、精神愉快时，我就用五位数字来表示我的慷慨。他们多么高兴啊！每次他们郑重其事地在我手中把结果拿过去，眼睛闪闪发光，还拍拍我的肩膀。他们什么也没有料想到！然后，他们就开始乘呀，除呀，算百分比呀，以及其他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们算出，今天每分钟有多少人过桥，十年后将有多少人过桥。他们喜欢这个未来完成式，未来完成式是他们的专长——可是，抱歉得很，这一切都是不准确的……
当我的心爱的姑娘过桥时——她一天走过两次——我的心简直就停止了跳动。我那不知疲倦的心跳简直就停止了突突的声音，直到她转入林荫道消失为止。所有在这个时间内走过的人，我一个也没有数。这两分钟是属于我的，完全属于我一个人的，我不让他们侵占去。当她晚上又从冷饮店里走回来时——这期间我打听到，她在一家冷饮店里工作——，当她在人行道的那一边，在我的不出声音、但又必须数的嘴前走过时，我的心又停止了跳动，当不再看见她时，我才又开始数起来。所有一切有幸在这几分钟内在我朦胧的眼睛前面一列列走过的人，都不会进入统计中去而永垂不朽了，他们全是些男男女女的幽灵，不存在的东西都不会在统计的未来完成式中一起过桥了。
这很清楚，我爱她。但是她什么也不知道，我也不愿意让她知道。她不该知道，她用何等可怕的方式把一切计算都推翻了，她应该无忧无虑地、天真无邪地带着她的长长的棕色头发和温柔的脚步走进冷饮店，她应该得到许多小费。我在爱她。这是很清楚的，我在爱她。
最近他们对我进行了检查。坐在人行道那一边数汽车的矿工及时地警告了我，我也就分外小心。我象发疯似地数着，一台自动记录公里行程的机器也不可能比我数得更好。那位主任统计员亲自站在人行道的那一边数，然后拿一小时的结果同我的统计数字相比较。我比他只少算了一个人。我心爱的姑娘走过来了，我一辈子也不会把这样漂亮的女孩子转换到未来完成式中去；我这个心爱的小姑娘不应该被乘、被除、变成空洞的百分比。我的心都碎了，因为我必须数，不能再目送她过去，我非常感激在对面数汽车的矿工。这直接关系到我的饭碗问题。
主任统计员拍着我的肩膀，说我是个好人，很忠实、很可靠。“一小时内只数错了一个人”，他说，“这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反正要追加一定的百分比的零头，我将提议，调您去数马车。”
数马车当然是美差。数马车是我从来没有碰到过的运气。马车一天最多只有二十五辆，每半小时在脑中记一次数字。这简直是交了鸿运！
数马车该多美！四点到八点时根本不准马车过桥，我可以去散散步或者到冷饮店去走走，可以长久地看她一番，说不定她回家的时候还可以送她一段路呢，我那心爱的，没有计算进去的小姑娘……
孙坤荣译
肖毛扫校自《伯尔中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初版
伯尔短篇小说选
我的昂贵的腿
这下子我就业在望了。他们寄了一张明信片给我，叫我到局里去一趟，我便遵命前往。局里的人既亲切又和气。他们拿出我的档案卡片，说了一声：“呣。”我也回了声：“呣。”
“哪一条腿？”有一个官员问道。
“右腿。”
“整条腿？”
“整条。”
“呣，”他又哼了一声，开始查阅各种各样的单子。我总算可以坐下来了。
他终于翻出一张单子，看来正是他所要找的。他说：“我看这里有适合您干的事，一件美差。您可以坐着干。到共和广场上一个公共厕所里去擦皮鞋。您看怎么样啊？”
“我不会擦皮鞋，我一向因为皮鞋擦不亮，引得大家侧目相看。”
“您可以学嘛，”他说。“什么事情都可以学会的。天下事难不倒德国人。您只要同意，可以免费上一期学习班。”
“呣，”我哼了一声。
“那么同意了？”
“不，”我说，“我不干。我要求提高我的抚恤金。”
“您疯啦，”他回答时语气既亲切又温和。
“我没疯，谁也赔不起我的腿，我连多卖些烟都不行，他们现在制造了种种麻烦。”
那个人把身子往后仰，一直靠到椅子背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亲爱的朋友啊，”他感慨地说，“您这条腿可真叫贵得要命。我知道您今年二十九岁，身体很好，除了这条腿以外没有一点毛病。您可以活到七十岁。请您算一算，每月一七十马克抚恤金，一年十二个月，那就是四十一乘十二乘七十。您算一下，不计利息就要多少钱。您不要以为只有您丢掉了一条腿，看来能够长寿的也不仅仅是您一个。现在您还要提高抚恤金呐！对不起，您真是疯了。”
“先生，”我说，我也照样往椅子背上一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看您大大低估了我的腿的代价。我的腿要昂贵得多，这是一条非常昂贵的腿。还得说一下，我不仅身体健康，而且很遗憾，头脑也很健全。请您注意。”
“我的时间很紧。”
“请您注意！”我说。“我丢了这条腿，救了好些人的命，他们至今还在领取优厚的退休金。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我单枪匹马埋伏在前沿某个地方，奉命注意敌人何时来到，这样就可以让别人及时溜掉。后面司令部已经在打点东西，他们既不愿意跑得太早，也不愿意溜得太晚。原先我们是两个人在前沿，但是那一个被敌人打死了，他不必再花费你们的钱。他虽然已经结婚成家，但是您别怕，他的妻子身体健康，可以干活。那个人的性命可真便宜。他当兵才四个星期，所以只花了你们一张通知阵亡的明信片和一点点口粮的钱。他在那个时候算得上是个勇敢的士兵，他至少是真正给敌人打死的。后来就只剩我一个人在那里，并且害怕起来，天很冷，我也想溜之大吉，嘿，我正要溜的时候，突然……。
“我的时间很紧，”那个人说着，开始找他的铅笔。
“不，请您听下去，”我说，“现在刚刚讲到有意思的地方。正当我要溜的时候，我的腿出了问题。我只得躺在那里。我想，既然溜不掉了，就把情况向后面报告吧。我报告了敌人的动静，他们就全都逃跑了，规规矩矩地一级跟着一级；先是师部，然后是团部，再后是营部，依此类推，始终规规矩矩地一级跟着一级溜走，只有一件混帐事，那就是他们忘了把我带走，您懂吗？他们跑得太仓皇。真是件混帐事情，要不是我丢了这条腿，他们全都没命了，将军、上校、少校，一级一级数下去，全都得完蛋，那您就不必给他们退休金了。好，您算算看，我的腿值多少钱。那位将军才五十二岁，上校四十八岁，少校五十岁，他们个个没有一点毛病，身体健康，头脑健全。他们那种军事生活使得他们至少可以象兴登堡①一样活到八十岁。您计算一下：一百六十马克乘十二乘三十，完全可以估计他们平均还要活三十年，您看对吗？所以，我的腿成了一条贵得吓人的腿，成了一条我所能想象的最最昂贵的腿，您看是不是？”
“您真疯啦。”那个人说。
“没有，”我回答说，“我没有疯。对不起，我身体健康，头脑健全，遗憾的是，我在这条腿出毛病前两分钟没被打死。那样的话，就可以节省好多钱啦。”
“您到底接受这项差使不？”那个人问道。
“不，”我说完就走了。
倪诚恩译
肖毛扫校自《伯尔中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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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兴登堡（1847～1934），德国元帅，一九二五年起任德国总统。——译注
伯尔短篇小说选
洛恩格林之死
两个抬着担架的人，上楼梯的时候放慢了脚步。他们早就不耐烦了。这差事干了有一个多钟头，到现在连买香烟的小费都没有捞到。两人中有一个是汽车司机，司机按理是用不着抬病人的。可是医院没有打发人出来帮忙，而他们也不能让那孩子躺在汽车里不管。再说，他们还要接一个急性肺炎病人，和一个上吊自杀在紧急关头被人割断绳子救下来的人。两人很恼火，猛的加快了脚步。走廊里灯光很暗，不消说散发出一股医院里特有的味道。
“干吗割断绳子救他？”走在后面的嘴里嘟囔着，他指的是那个自杀者。前面的那个扭过头来嚷道：“可不是，何苦来着？”他回头说话的时候，冷不防狠狠地撞到了门框上，担架上躺着的病人给撞醒了，发出一阵骇人的尖叫声，听得出是个孩子的声音。
“安静点！安静点！”医生说道。这是一个穿着实习大夫蓝领服的年轻人，金黄的头发，一张神经质的脸。他看了看表，已经八点了，早就到了换班的时候。等洛迈尔医生已经有一个多钟头，可是还没有等来，他大概被抓起来了；这年头，谁都随时有被抓去的可能。这位年轻大夫习惯性地掏出听诊器，一直注视着担架上的男孩，最后才把目光转向那两个抬担架的人，他们站在门口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医生不高兴地问道：“怎么啦，有事吗？”
“担架！”司机说道，“不能把他挪到床上去吗？我们马上得走。”
“哦，是这么回事，挪到这儿来吧！”医生指着皮沙发说。 这当儿，夜班护士进来了，脸上带着漠不关心却又挺严肃的表情。她托起男孩的两肩，另一个抬担架的，不是那个司机，径直抓住孩子的两条腿，男孩又发疯似地尖叫起来。医生烦躁地说：“别嚷，安静点，安静点，没有什么了不得……”
两个拾担架的人还是站着不走。不是司机的那一个回答了医生恼怒的目光，他平心静气地说：“那条床单。”其实这条床单根本不是他的，而是出事地点一位太太拿出来的，她觉得总不能让人把这个摔伤腿的孩子无遮无盖地送到医院去。这个抬担架的心里想：医院会把床单留下的，不会再还给那位太太，而这条床单既不属于那个男孩，也不是医院的，管他呢，干脆问医院要走，反正医院里床单有的是。拿回去让老婆把它洗干净，这年头，床单也可以卖不少钱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