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一再地返回到我许多年前曾解决的问题，以便使解决办法更巩固，或者探索从我提出的解决办法产生的新问题——或者进一步探索新的联系。
这里是那些问题的清单：
划界的问题。科学／非科学；理性／非理性。
在各种伪装下的归纳法的问题；包括行为倾向、共相和"本质"；定义的问题（定义的先决条件的不可能性和定义的非本质性）。
实在论的问题（反对实证主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法论。
问题与问题情境在社会科学和历史中的作用。一般的解决问题的问题。
客观性的问题。塔尔斯基［Tarski］的真理论；含量、真理含量、接近真理。逻辑学（演绎法的理论）、数学、概率论中的客观性。物理学中的概率。时间与时间方向的问题。
达尔文自然选择论的地位。对自然选择论的改进（对进化趋势有选择性的解释）。人类语言及其发展。政治建议的语言。
非决定论与选择。"第三世界"理论与逻辑和非逻辑价值的理论。
心身问题。大量历史问题，尤其关于理论史的问题（从赫西奥德［Hesiod］和前苏格拉底哲学家［Presocratics］直至量子理论）。
这是一份很长的清单（对于任何不了解我的著作的人有些部分是不可理解的）。然而我略去了许多，我仍在致力于所有这些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参见我的出版目录，尽管有许多尚未出版。
4．关于马尔库塞「Marcuse〕（我相信）我从未写过一个字。在我看来，卷入这场恶骂是无意义的。（参见下面的第2点。沼泽！）如果我记得不错，我于1966年在加利福尼亚首次见到马尔库塞（尽管1950年我们同时都在哈佛大学），但是我们未讨论任何事情。对于马尔库塞，我的看法与我的朋友和同事克兰斯顿［Cranston」相同。
关于唯美主义，我在《开放社会》［The Open Society］第一卷第九章中已写过（十分遗憾，此书的德译本很糟糕）。（参见罗歇·马丁·迪·加尔［Roger Martindu Gard］的书首题词。）大体上，马尔库塞只是重复了迪·加尔的书中穆尔兰[Mourlan]所说的话。在《开放社会》第九章中可以发现我的批评。当然，我在马尔库塞采取目前的态度（"消极哲学"）之前很久就在第九章写下那段批评，而迪·加尔已于1936－1940年出版了他的著作。
在我看来，法西斯主义者中的"理想主义者"与马尔库塞间的差异几乎微不足道。
现在我把话题转到你的第2点。
2．你信中的这组问题涉及了很大的领域。我必须从我的认识论谈起。
你说阅读过我的著作；但是请再看一看阿多诺［Adorno］编辑的《实证主义的辩论》「The Positivist Dispute］一书第103页上我的第二个命题［Second Thesis］。这个关于我们一无所知的命题是认真的。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无知，这十分重要。因此，我们决不应当佯装知道任何事情，我们决不应当使用大词。
我在上面（第1点）所说的主要罪过——受过不充分教育的人的傲慢——简而言之，就是夸夸其谈，佯装具有我们所不具有的智慧。它的诀窍是：同义反复和琐屑之事再加上自相矛盾的胡言。另一个诀窃是：写下一些几乎无法理解的夸大的言词，不时添加一些琐屑之事。这会受到高兴地在如此"深奥"的书中发现自己原也具有这样的思想的读者的喜爱。（现在任何人都能看到皇帝的新装正在流行！）
学生进入大学，由于不知道应该使用什么标准，于是就采用他所发现的标准。因为大多数哲学系（尤其社会学系）的智力标准流于浮夸和纵容虚假的知识（这些人似乎都极渊博），甚至健全的头脑也会完全发晕。那些对"统治"哲学的错误假说愤愤不已的学生成了哲学的反对者，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却错误地相信，这些假定是"统治阶级"的假定，认为受到马克思影响的哲学会好一些。其实，总的说来，现代左派的狂言乱语比现代右派的胡说八道更糟。
新辩证学家学到了什么呢？他们没有了解到解决问题和更接近真理何其困难。他们只学会如何把同胞淹没在词语的大海中。
因此，我不喜欢与这些人争吵：他们没有标准。
知道这样一点也许会使我们感兴趣，即在学生骚乱的整个期间，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我的系（哲学、逻辑学和科学方法系）中至今只有一个革命的学生。他有许多机会提出自己的观点，因此没有理由抱怨。我和系里的同事从未以权力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方式授课。我们总是（自从我1946年接管该系以来）要求学生只要听不懂或有异议就可以起来打断讲课；他们从未被以恩赐的态度对待。我们从未自命为伟大的思想家。我反复强调，我不想使任何人改变信仰：我只是在学生们面前提出问题和尝试性的解决办法。当然我十分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我认为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
因此我不提出任何哲学学说，或任何新的启示（不像你在信中提到的任何一个人，除汉斯·阿尔贝特外）；我倒是提出问题和尝试性解决办法，这些尝试性解决办法通过批评受到检验。
这稍微说明了我自己和你提到的其他哲学家的巨大差异。只有很少的哲学家解决问题。我不愿这样说，但是我相信我解决了整整一系列真正基本的哲学问题——例如，象归纳法的问题。（这些尝试性解决办法——和通常一样——产生了新的和丰富的问题。）
尽管我取得了这样多不应得到的成功，我解决了问题这个事实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在德国，汉斯·阿尔贝特是个了不起的例外。）大多数哲学家既不能看出问题又不能看出解决办法，甚至近在眼前的时候也如此：这些事情简直在他们的兴趣范围之外。
我不愿批评这些哲学家。如果批评他们，就是（如我的朋友卡尔·门格尔［Karl Menger］曾说过的那样）拔剑随他们投入他们已陷入的沼泽，只能与他们一同陷下去。（汉斯·阿尔贝特冒了这样的风险，而他尚未陷下去。）我没有批评他们，而是试图通过讨论问题的解决办法来建立新的、更好的标准。这也许听上去有些傲慢。然而，我相信这是唯一正确的行动方针。这解释了为什么无论关于马尔库塞还是关于哈贝马斯[Habermas]我都从未发表过一个字（直至1970年3月26日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发表了我的信为止，我正给你寄一份该期副刊）。
阿多诺和哈贝马斯在《实证主义的辩论》中的基本命题是（曼海姆「Mannheim」提出的）这个断言，社会学中的实际知识与价值判断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我在对曼海姆的批评中探讨过这整个论题（《开放社会》，第二卷，《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还有《实证主义的辩论》，从第11个命题前的最后一段到第13个命题'，在那里我试图证明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的浅薄和不当，而不是错误。我的对手们只是用旧的或新的词语再三重复曼海姆的命题，而不是提供对我提出的论点的认真讨论。这显然并未回答我的批评。
我现在转到新的一点，它与你的哲学词典（在你的文章中）有关联，在这新的一点中我批评这个词典。
5．我从不为词语进行争论。但是被哈贝马斯带入这场辩论的"实证主义"和"新实证主义"这两个词有一部几乎可笑的历史。
（a）实证主义。这个词是孔德［Comte］引入的。它最初表示下面的认识论主张。存在确实的也就是说非假定的知识。这种确实的知识必须作为出发点和基础保留。
（b）道德和法律的实证主义。黑格尔的批评者（例如，在《开放社会》中包括我自己）论证说黑格尔的理论"合理的即真实"是实证主义的一种形式：道德和法律价值（例如公正）被确实的事实（流行的习俗和流行的法律）所取代。（正是这种黑格尔的价值与事实的融合仍萦绕着哈贝马斯：是这种实证主义的残余使他不能区分规范的和事实的。）
实证主义对价值（规范）和事实的这种混淆是黑格尔认识论的结果；而且，一贯的认识论的实证主义者一定也是道德的和法律的实证主义者。如我在《开放社会》中解释的那样，这意味着
公理＝强权或者：今天的强权＝公理；
我同样强烈反对的主张是道德未来主义：明天的强权＝公理。
（C）恩斯特·马赫的实证主义。马赫及后来的伯特兰·罗素在他们一些著作中接受了贝克莱的感觉论：
存在＝被感知粗略地说，即：除感觉外，一切都不存在。他们把这与孔德的实证主义相结合：知识由对事物的描述（而不是解释和假定）构成。
（d）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把马赫和罗素的实证主义与罗素的"符号逻辑的"数学哲学相结合。（这在当时和现在常被称作"新实证主义"。）
（e）现在该轮到我了。
我曾反对维也纳1930－1937年和英国1935年－1936年的各种形式的实证主义。
1934年，我出版了我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这是对实证主义的批评。但是，维也纳学派的领袖施利克［SchliCk」和弗兰克［Frank」十分宽容，把我的书收入他们编辑的一部丛书中。
这种宽容的一个结果就是每个只泛览一下这本书的人都认为我是实证主义者。
这导致了实证主义者波普尔这个人们广泛相信的神话。人们在无数论文、脚注或从句中乱讲这个神话。一旦有人以这种方式"获悉"我是实证主义者，一旦他公开表明这种观点，那么他后来一般就试图变更实证主义的概念，以便适用于我。已经不时地发生过这种情况，尤其是那些或者根本未读过我的书，或者只是很表面地读过的人，这一切相对地来说并不重要，因为它只是词语的问题（"实证主义"）；而我不为词语争论。
然而，我的主张与实证主义再相异不过了。（唯一相似的是，我对物理学和生物学很感兴趣，而阐释学家对任何自然科学都丝毫不感兴趣。）
我尤其是：
反归纳法者；
反感觉论者；
理论和假定占首位的提倡者；
实在论者。
我的认识论意味着自然科学不是以"测量"开始，而是以伟大的思想开始；科学的进步不在于事实的积累或澄清，而在于大胆的、革命性的思想，然后它们又受到严格的批评和检验。
就社会问题而言，我强调实际的态度：与邪恶战斗，与可避免的苦难战斗，与可避免的缺乏自由（与人间天堂的允诺相比）战斗，在社会科学中我反对作假的习惯。
实际上，我的主张和（例如）伽达默尔［Gadamer」的主张一样与实证主义相去甚远。
你们知道，我发现——这是我批评实证主义的根据——自然科学不是以实证主义的方式进行，而基本上是使用"偏见"的方法进行。并且在凡是可能之处，它都使用偏见和可批评的偏见并使它们受到严格批评。（这一切可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找到，1934年「1959年首次用英文出版」。）我甚至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了"偏见"一词，并表明谴责偏见的培根[Bacon]误解了自然科学的方法。参见我的小册子《论知识与无知的起源》［On the Sources of Knowoledge and of Ignorance］，1960年，在我的选集《猜想与反驳》中重印，尤其第14页。
因此：把我与伽达默尔相区分的是对自然科学"方法"的更清楚的理解，合乎逻辑的真理论和批评态度。但是我的理论正和他的一样是反实证主义的，我已表明对原典的解释（解释学）所使用的真正科学的方法。而且，我对实证主义的批评惊人地成功。许多年后，它被维也纳学派的尚健在的会员大量地接受，因此哲学史家约翰·帕斯莫尔［John Passmore］能够这样写道："实证主义像一场哲学运动所可能的那样消亡了。"
我不看重词语和名称。但是"（新）实证主义"这个名称正是尚未阅读就加以批评的普遍习惯的一个标志。由于你的哲学词典，我必须说明这一点。我不和那些用这样的时髦语讨论事情的人进行讨论。参见上面的门格尔的话。这条途径只能导致关于词语的烦琐争论的无边泥潭。我希望更好地利用我的时间：研究更迫切的问题。
（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没有时间，阅读和驳斥《科学发现的逻辑》的任务就落在韦尔默先生[Hers Wellmer]的身上。在他的手中，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Truth and Method］成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对立面。但是一切都不协调。）
阿多诺和哈贝马斯对我的主张的批评决非清楚。简言之：他们相信，由于我的认识论（他们认为）是实证主义的，它迫使我为社会现状辩解。换言之：我的（被认为的）认识论的实证主义迫使我接受道德和法律的实证主义。（那是我对黑格尔的批评。）遗憾的是，他们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尽管我是（非革命的）自由主义者，我的认识论却是知识通过理性与科学革命而增长的理论。「通过新的、伟大的思想。」
阿多诺和哈贝马斯不知道他们在批评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关于价值与事实间不可分割的联系的理论是源自黑格尔的道德与法律的实证主义。
关于所谓《实证主义的辩论》一书的概况。此书打错了旗号。此外：我的文章在时间上和逻辑上都是第一篇，实际上它引出其他各篇，是讨论的基础。它由二十七个清楚、准确地系统阐述的命题构成，它们应当而且能够被讨论。然而我的命题在这部篇幅很长的书中几乎未提到过，我的文章排在此书的当中位置，被淹没在词语的大海中。我的命题和论据从未得到回答，而这一点却没有一篇书评提到过。这个方法（何处缺乏论据，就用词语的洪流取而代之）成功了，我的被淹没的命题和论据被人们遗忘了。
但是这一切（也就是说，整个《实证主义的辩论》）简直就是在鸡蛋壳上走路，毫无价值，行事古怪。
整体概况。尽管我几乎总是致力于清晰界定的科学问题，我的整个工作却贯穿着一条共同的线索：赞成批评辩论——反对空泛的词语，反对理智的不谦虚和傲慢——反对如朱利安·本达「Julien Benda］所称的知识分子的背叛（参见《开放社会》英文版第四和第五版，第二卷，第393页）。我确信（参见《开放社会》）我们知识分子应为几乎所有苦难负责，因为我们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做到理智的诚实。（因此，最顽固的反理智主义很可能最终取得胜利。）在《开放社会》中，我在对虚假的预言家的上百次不同的攻击中谈到这一点，说得很直率。例如，我对雅斯贝斯「Jaspers］和海德格尔「Heidegger」做了几次很严厉的简短评论（参见《开放社会》，第二卷，英文版或德文版，人名索引）。
你似乎想知道我拒绝与哈贝马斯教授进行讨论的理由。
这就是我的理由。它们由（1）"实证主义的辩论"中从哈贝马斯教授为波普尔和阿多诺的辩论写的跋的开头引用的文字（注意，至1970年3月26日止，无论关于阿多诺还是哈贝马斯我从未发表过一个字）和（2）我的译文构成。许多读者会认为我没有提供原文的恰当的译文。他们很可能是正确的。我是一个有适当经验的译者，但是我也许太愚笨，不能担当这个任务。尽管如此，我尽了最大努力：
我迫切地想，
打开原书，
忠实地将神圣的原文
翻译成我所喜爱的德语。
只要意思清楚，我的翻译的目标不是避免外来词语（例如合作[coopcration]=协作［teamwork］；对立［antagonism〕=反对「opposition］），而我唯一关注的是使每个句子的——有些枯燥的——信息内容尽量清楚，即使这会使译文长于原文。
哈贝马斯首先引用阿多诺的话，他十分赞佩他（第155页）。
［哈贝马斯文章的引文］
［我的"译文"］社会全体除去它使之结为一体的事物和本身由之组成的事物外，并不过属于自己的生活。社会由社会联系所构成。它通过其个别要素产生和复制自己。这些不同的联系以某种方式产生社会。
把这个全体与个人的生活，合作和对立分离开是不可能的，
在这些联系之间可以发现合作与对立；由于（如上所述）社会在于这些联系，因此它不能与它们相分离；
和仅根据其功能而不洞悉整体不可能理解任何要素一样，而整体的本质内在于个别实体本身的运动中。但是反之亦正确；没有其他联系，这些联系就都不能被人们理解。系统与个别实体是交互的，只能在它们的交互性中理解。（同上）。
（注：此处所给出的统一性的学说人们已表达过无数次，常常表达得更好，但每一次词语都给人更深刻的印象。）
现在哈贝马斯教授自己写道：
阿多诺依据范畴领悟社会，这些范畴并不否认它们源自黑格尔的逻辑学。阿多诺使用了使人联想起黑格尔的术语。他把社会视为严格的辩证法意义上的全体，它禁止依据它不仅是各部分的总和这个陈述有机地领悟整体；这就是为什么（原文如此）他不说整体不仅是其局部的总和；整体也不是其逻辑参数可由融合它里面的所有要素来决定的类别。整体也不是（原文如此）一类要素。如此等等。例如，我们在同一页的再下面发现社会的生活相互关系的全体我们都以某种方式相互关联…………或者在第157页
理论在要求我们在用句法联系的框架中随意构建的先验图式。不应不合语法地系统阐述理论；除此之外，你可随意说任何话。
如果这些理论满足了它的多样性，它们在特定的客体域中结果是可用的。如果它们是适当的，他们可被应用于一个特定领域。
十分遗憾，许多社会学家、哲学家等等，传统上把使简单事物显得复杂、浅薄的事物显得困难的讨厌的游戏视为他们合法的任务。他们学会了那样做，他们教导别人也那样做。对此绝对无计可施。甚至浮士德也不能改变事态。现在我们的耳朵已被变形，它们只能听到大词。
人们坚信，如果听到词语，
肯定就有一些思想附载其中。
这就是为什么歌德继续谈论这种魔术知识的巨大的潜在能量：
如果你思考不出
就请使个眼色，
我白告诉你全不要报酬。
如你们已经知道的，我赞赏马克思的许多话中的一句："神秘化形式的辩证法成了德国的风尚……"。
现在仍然如此。
这就是我不参加这场辩论然而喜欢致力于尽量简单地系统阐述我的思想的理由。这常常并不容易。
论柏拉图
Plato
柏拉图，雅典贵族阶层一员的阿里斯顿［Ariston］之子，生于公元前427年，卒于公元前347年，终年八十岁。也许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不仅是哲学家，而且是政治理论（他自己就卷入了实际政治）和社会学的奠基者；而且，他还是物理学家和宇宙论学者。他对欧洲（因此还有美国）思想的直接及间接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他的影响总的看来是有益还是无益，是最近变得颇多争议的问题。因为它的政治哲学是专制主义，对民主观念怀有敌意，如他说道，"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无知者应当服从"（《法律篇》［Laws〕690B），正如他的社会理论是集体主义的，对个人主义观念怀有敌意一样："你是为着整体而被创造，不是整体为着你而被创造"（《法律篇》903C）。他认为个人主义就是利己主义，集体利己主义就是利他主义，而忽略了这个事实，即人们的无私可能不仅为了"整体"（集体，国家）并且为了其他个人。
柏拉图对于政治的社会的问题的浓厚兴趣似乎有两个根源。一个是承担社会责任的家庭传统。（他父亲自称是雅典最后一名国王科德罗斯［Codrus］的后裔，他母亲自称是梭伦［Sclon］的亲属德洛皮德斯［Dropides］的后裔。）另一个是对政治和社会崩溃的可怕经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后几年（公元前419-404年的"狄克利亚战争"）中那场崩溃不仅影响了雅典而且影响了整个希腊世界。这个时期与柏拉图的性格形成期相巧合。对他来说，在公元前399年他的朋友和老师苏格拉底［Socrates」受到审判并被处死时，他对政治的兴趣达到高潮。
伯罗奔尼撒战争（或诸战争，公元前431－404年），不仅是希腊的两个最强大的城市国家间的战争。可以说，它成了第一次观念形态的战争，它包含着一些最初的大规模的观念形态的迫害。冲突是在部落制的、专制主义的（也许甚至是极极主义的）斯巴达的观念形态和民主制的雅典这个海上贸易帝国（"提洛同盟"）的观念形态间进行的。因为雅典及其民主制盟国的一些主要家族传统上都反民主和鼓吹寡头政治，并同情斯巴达，这就更加可怕了。（因此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他的《政治学》［Politics，1310A］中提到，那种寡头统治者的誓言甚至在他的时代依然流行；它由"我保证做人民的敌人，尽力向他们提出有害的劝告"这个表述组成。）
公元前404年斯巴达国王吕西斯特拉图[Lysistratus]占领雅典时，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寡头政治的傀儡政府，处于斯巴达的保护下，称作三十僭主。三十僭主由柏拉图的两个舅舅领导，才华横溢的克里蒂亚斯［Critias」和年轻得多的查米德斯[Charmides]。在他们恐怖统治的八个月中，三十僭主杀死了许多雅典公民——几乎比战争最后十年中斯巴达军队杀死的雅典人还多（梅耶尔［Eduard Meyer，1884-1902］，《古代史》［Geschichtedes Altertums］第4版，斯图加特，1953－1958年，第五卷，第34页）。但是在公元前403年，柏拉图24岁的时候，克里蒂亚斯和斯巴达驻军受到卷土重来的民主派的攻击并被击败。民主派最初只有七十人，由色拉西布洛斯［Thrasybulus］和阿尼图斯［Anytus］领导，他们首先占据比雷埃夫斯，柏拉图的两个舅舅在那里阵亡。有一段时间，他们的寡头政治的追随者在雅典继续恐怖统治，但是他们的军队处于混乱和瓦解状态。在证明自己无能力统治之后，他们最终被他们的斯巴达保护者所抛弃，斯巴达保护者与民主派订立了一个条约。这项和平的条约重建了雅典的民主政体。因此民主的政体形式在最严峻的考验下证明了它的优势的力量，甚至它的敌人在几年之后也开始认为它是不可战胜的。
恢复的民主国家一重新建立正常的法律状态，就为"毒害青年罪"对苏格拉底提出诉讼；它的意思十分清楚：他被指控毒害了亚西比德「Alcibiades］、克里蒂亚斯和查米德斯，人们认为他们应对雅典的战败和三十僭主的血腥统治负责。在他的辩护中，苏格拉底强调他不赞成三十僭主的政策，他曾冒生命危险公然反抗他们把他牵连到一件罪行中的企图。他也说明他宁死也不愿被阻止向青年自由表达他的思想。因为被判决有罪，他成为言论自由权的第一个殉难者。
柏拉图最重要的性格形成时期的动乱不安的年代就是这样。它们使他在成熟时期提出他的基本的问题：社会和国家已经生病，怎样才能治愈它们？
文学活动的开端。上述历史事件在已指明的意义上影响了柏拉图，这当然是猜想的。的确应当强调，几乎关于柏拉图的思想发展、他的著作的顺序、他的生平事件的一切都是猜想的。我们的原始资料就其前后一致而言似乎大量是互相依赖的。因此，我们不能确信柏拉图生平的这个故事不是传说。大概最古老的原始资料，《柏拉图信札》「Book of Plato's Letters〕，很可能是古代的伪造物。甚至许多学者承认其真实的、资料最丰富的"第七封信"「Seventh Letter］也是可疑的。（以柏拉图的名字留传的某些其他著作几乎无疑是伪造物。）然而即使"第七封信"可能是伪造的，它也似乎很古老，而且作者一定对柏拉图生平的事实了如指掌，才能使他的伪造物被人们接受。关于柏拉图著作的时间顺序，现在我们有来自较小的风格特征统计的似乎是很充分的证据的东西（"作品风格学"［stylometry］）。然而这个方法（它基本上导致归组而不是明确的顺序）在柏拉图修改或改写他的书的情况下会失败。（我们似乎有柏拉图修改他的至少一部著作《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的某个独立的证据，参见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1963年，第一卷，附录Ⅱ。）在这整个叙述中，心中都要想到这些不确定的事情。
柏拉图的大部分文学作品都由"苏格拉底的对话"构成——主要谈话者苏格拉底和更聪明者的对话。其他一些作家也写了苏格拉底的对话，著名的是色诺芬尼；但柏拉图的对话大都具有极富独创性的特征，因此我们可以猜想是柏拉图创造了这种文学形式。如果是这样，那么一些学者所表达的观点，即，是苏格拉底悲剧式的死使柏拉图成为作家——成为苏格拉底对话的作者，以纪念（和为之辩护）他的朋友和老师——不仅是诱人的而且很可能是真实的。这种观点也会表明，《苏格拉底申辩篇》——柏拉图关于苏格拉底的辩护和被定罪的报道——是柏拉图的第一部著作。无可否认，有重要的证据反驳这一点：《申辩篇》是一部杰作，相形之下，许多早期对话是不成熟的。从另一方面说，一位作家的第一部著作表明他达到了不会很快再次达到的高峰，这并非罕见；在这个特定的例子中，苏格拉底的独特个性和他在法庭的辩护给他的直接印象（柏拉图十分清楚地说明他在场）可能非常充分地解释了一切文学的最伟大最感人的作品之一怎么会是一个文学新手的初步成果。
无论如何，把《申辩篇》看作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真实写照，看作对诉讼的忠实报道（当《申辩篇》第一次出版时，这些诉讼的几百名目击者一定健在）似乎是有道理的，除非我们有可靠的相反证据。这是一个奇异的写照，是可称作"批判理性主义"的第一次（或者，考虑到色诺芬尼［Xenophane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几乎是第一次）和最伟大的宣言——苏格拉底的独特观点，即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知道得何其少，我们可以通过一切理论和信念都应当经受的那些批评性讨论来学习。尽管它几乎不能够成为普遍接受的观点，它对西方思想（和西方科学）的影响却是极其重要的。
苏格拉底的批判理性主义不是怀疑论的，它也不以理智和聪敏而自豪：他相信真理，相信人，他同样确信人的内在的可错性和内在的善良。此外，他忠于雅典的民主法律，憎恨三十僭主的罪行：他是民主派，尽管是民主派领袖们没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民主派；他是热心关心他人的人；他愿意为自由讨论权而死，但鄙视投人所好的技巧。
柏拉图著作的三个时期。这里提议把柏拉图的著作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或者苏格拉底时期，展现了柏拉图对于作为一个人、老师、热爱真理者的苏格拉底的写照。它的对话（我在此处只提到《克里托篇》［Crito］，《普罗塔哥拉篇》［Pro－tagoras］和《曼诺篇》［Meno］）既不反对民主政体又不反对个人价值。
在第二个时期，柏拉图的态度由于他的对话中的苏格拉底而发生了变化：柏拉图现在为杀害苏格拉底而谴责民主制的雅典——不，民主政体本身，多数人的民众的统治。这种民众的统治威胁每一个正义的人，他就像"陷入野兽中间的人，不愿参与它们的罪行，却不能单枪匹马地抵抗所有人的暴行"。（《理想国》［Republic］496c）。
这表明社会躯体有了病。柏拉图发现了它的问题：如何医治有病的社会躯体。
问题本身包含着一种理论——国家的和社会的有机论。（这种非常可疑的和有持久影响的理论的起源是东方。）
社会有机论的柏拉图的新的和十分个人的变体是他在城市国家和人类灵魂之间所做的比拟：社会是以放大了的形式表示的灵魂，灵魂是小型的国家。这样他就创始了国家的心理学理论和灵魂的政治理论。国家是分为阶级的，它的结构可以由统治者及其助手（或者辅助者）构成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挣钱糊口的阶级和奴隶间的不稳定的平衡为特征。与此相似，灵魂的结构以它的较高功能、理智与意志，和它的较低功能、本能和欲望之间的不稳定的平衡——甚至分裂为特征。（马克思和弗洛伊德［Freud］是无意识的柏拉图主义者，注意到这一点是很有趣的。他们也是反柏拉图主义者，他们接受了柏拉图的图式并把它颠倒过来，马克思要求工人的解放，弗洛伊德则要求本能或欲望的解放。）
他的问题激发他进行了几乎非凡的殚精竭虑的思考。他不仅发展了一种诊断和疗法，而且（尤其在他的第三个时期）发展了他的诊断所依据的整个宇宙论以及一种他的疗法所根据的知识论。
他的社会诊断十分深入。他不满足于谴责民主政体，在他看来民主政体是症状而不是疾病本身。因为疾病是社会革命——征服了社会、导致人人都知道自己的地位的、人人都幸福的古家长制社会的消亡的革命性变革。社会处于退化的过程中：退化是邪恶的，稳定是神圣的。
柏拉图在希腊城市国家的历史中看到了政治退化的各阶段。它们始于世袭王权的黄金时代——最优秀者，最聪明者的个人统治——和有机的分工：最聪明者统治，勇敢者帮助他维持秩序和保卫国家，人民劳动（从事各种不同的职业）。从这里我们通过贵族统治（或者尊荣政体［timarchy」），即最优秀的少数人的统治，到达了多数人的统治的民主政体。在《理想国》中，表明民主政体十分容易导致最终的衰败状态：导致使自己成为城市的僭主的残忍的煽动者的统治。
政治退化的原因是什么？按照柏拉图第二个时期的主要著作《理想国》所说，是统治阶级的种族退化破坏了它的健康和它的统治决心。按照他的第三个时期的主要著作《法律篇》所说，社会变革的主要原因是文化冲突，它是工业发展（例如雅典的银矿）、贸易、拥有港口和舰队、建立殖民地的不可避免的伴随物。这一切表现出惊人的洞察力，如人口压力是动荡社会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见解那样。柏拉图把人口增长或量的增加与种族退化或质的减小联系起来，这似乎不无可能：他关于善的少数人和恶的多数人的观点可能向他暗示了这一点（《法律篇》710D，740D－741A，838E）。
柏拉图的社会学诊断就谈到这里。
柏拉图所提倡的疗法——他的政治纲领——符合他的诊断：阻止一切社会变革！（只要可能）返回到家长制国家！加强统治阶级的稳定性和力量、它的一致，它的统治意志！因为柏拉图系统阐述了下面的诊断——社会学的革命法则："政体的变迁毫无例外地由于统治阶级本身，因为这个阶级内部发生了分裂，"或者因为它的统治意志被削弱，或者因为它在战争中被打败（《理想国》545D，465B）。因此，对统治阶级的适当的教育成为政治的主要工具；必须用优生学防止统治阶级的退化；必须用一种激进的共产主义（局限于统治阶级）加强统治阶级的一致，它包含妇女儿童的公有；谁也不会知道自己的真正父母，人人都必须把本阶级老一代的所有成员看作自己的父母。（这种令人吃惊的共产主义是柏拉图纲领的唯一要点，它在《法律篇》中认为要求过多而放弃，即使它仍被宣称为在观念上是最佳的社会形式。）他在《法律篇》中说，必须防止文化冲突，因此，这个城市不可拥有港口和舰队，公民都不可拥有旅行工具：货币必须是没有内在价值的代币（《法律篇》742A－C），尽管政府将拥有"一般希腊货币"的财富。宗教和仪式应作为防止变革的重要工具得到发展，它们的任何变化都不可宽容。（这个观点预示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观念，由于在希腊缺乏任何类似教会的组织，这个观点就更加引人注目。）
在他的第三个时期中（尤其在《法律篇》），柏拉图不再把苏格拉底用作他的主要谈话者：他似乎已意识到自己远离苏格拉底的教导。柏拉图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中期的政治观念，并赋予它们（尤其在《政治家篇》「Statemsan」和《蒂迈欧篇》［Timaeus］中）宇宙论的背景：种族退化和政治腐败的最深层的原因是我们正生活在这样一种世界时期中，世界正远离它的神圣起源；每一个变化都使它更不像它的原型即它被按其形象创造的神圣形式或理念。
在这第三个时期中，柏拉图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知识论。在他的第一个时期中，是一种乐观主义的理论，它使人人的学习都成为可能（《曼诺篇》81B－D）。在他的第二和第三个时期中，只有受到高度训练的哲学家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神圣的形式或理念的知识。
晚年。把柏拉图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时期的著作与他的晚年相联系是十分困难的，据传说，他的晚年的最重要的事件是他的几次旅行（一次去埃及，三次去叙拉古），建立学园，学园（和柏拉图）对叙拉古高层政治的参与：他的朋友迪奥［Dio］在学园的其他成员支持下入侵叙拉古，并推翻了狄奥尼西奥斯朝［Dionysian dynasty］。迪奥被学园的另一名成员卡里普斯［Callipus］谋杀，卡里普斯又被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家莱普廷斯「Leptines」谋杀。（柏拉图学园的至少九名学生使自己成为某个城市或另一个城市的僭主。）
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可以辨认出这几次旅行的痕迹，例如对埃及风俗的提及以及其他一些事件的痕迹，但是这些解释的大部分尽管很有趣，却颇多争议。
柏拉图著作的影响（无论好坏）是不可估量的。可以说，西方思想不是柏拉图哲学的就是反柏拉图哲学的，但很少是非柏拉图哲学的。
书籍与思想
Book andT houghts
欧洲的第一次书籍出版
Europe's First Publication
邀请我做关于书籍的讲演，我十分感激。这不仅由于我认为书籍，因而还有图书馆，是欧洲文明也许是整个人类文明中最独特、最重要的物质事物，而且由于书籍在我自己的生活中起过的——而且仍然在起的——支配性作用。在我五岁的时候，人们给我读了塞尔玛·拉格洛夫［SelmaLagerlof］的书《尼尔斯骑鹅旅行记》［Wunderbare Reise des kleinen NiIs Holgerssonmit den Wildgansen〕第一卷。这部著作刚刚出版，绿皮，共三卷。其他任何书都没有不仅对我自己的性格而且对我的童年朋友康拉德·洛伦茨［KonradLorenz］的性格产生了这样决定性的影响。康拉德爱上了野鹅，而我爱上了塞尔玛·拉格洛夫和她的书。像她一样，我当了一名中学教师。我和康拉德都仍然忠于我们的爱好。
自从那些早期时代以来，书籍在我的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甚至比音乐还重要。在我看来，任何其他人类成就，甚至最伟大的文艺创作，都不像伟大的古典音乐那样在一切人类能力中超类拔群，同时也没有它那样感人、令人惊叹。然而我认为，书籍在文化上更为重要。
在此我不想谈论我们应归功于约翰·古登堡「Johann Gutenberg］（或者也许归功于劳伦·杨松·科斯特［Lauren Janszoon Costre］？）的伟大的欧洲革命，他对书籍印刷的发明极可能是人文主义运动的主力，宗教改革运动的主力，科学兴起的主力，最终是民主的主力。
我倒要谈一谈一个非常相似的，尽管更地方化的过程，它在古登堡的两千年前始于希腊，我猜想，它是我们特有的欧洲文明的起源。
那段时间被正确地称作希腊奇迹，或者更明确些，雅典奇迹：公元前六和五世纪，击退波斯人的时期；希腊世界通过捍卫自由而意识到了自由的观念的时期；产生了伯里克利「Peri－cles］并导致帕特农神庙［Parthenon］的建造的时期。
像这样的奇迹永远不会得到充分的解释。关于它我已思索多年，并撰写过文章，我认为解释的一部分，无疑只是一小部分，在于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碰撞、冲突，在于人们所称的"文化冲突"。无论如何，荷马［Homer］的史诗（它们的主题是文化冲突）和几乎所有伟大的新思想都出现在小亚细亚海岸上的东部希腊殖民地，在那里人们最强烈地感到了文化冲突。这一切至少部分地被从波斯人那里逃出的政治难民和其他难民带到西方。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色诺芬尼［Xenophanes］和安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就是这样的难民。
但是有一段时间我有这样的想法，希腊奇迹，尤其是雅典奇迹，也许可以不完全地——无疑只是非常不完全地——由于写的书、书籍出版和书籍市场的发明来解释。
各种不同形式的书写已存在了很长的时间，尤其在东方，到处都可以发现类似书籍的东西，尽管蜡、粘土和类似材料上的书面记载不很便利。当然有宗教手稿。确实，有很长时间书写（除信件外）主要用于官方文件，用于宗教文件，也许还被商人用来记笔记，如皮洛斯[Pylos]和克诺索斯「Knossos］的货物和其他财产的清单所表明的那样。它有时也用来记载伟大的国王们的事迹。
根据我在此第一次表达的假定，特别的欧洲文化始于以书的形式出版荷马的著作。
荷马的史诗已存在大约三百年。但是它们是在公元前550年前后收集起来，首次被写下来，并向公众出售的。它们作为整体，曾经只是在职业讲述者、荷马氏族、荷马史诗吟游诗人中众所周知。识字的奴隶用从埃及进口的纸莎草纸抄写了许多复制本，把它们售给公众。这是最初的书籍出版。它发生在雅典，据传说，是在统治者、僭主庇西特拉图[Pisistratus]的倡导下发生的。
庇西特拉图的主要职业是统治雅典——这是非常困难而艰巨的任务。他似乎选定书籍出版作为自己的嗜好，因而成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与皇家文书局「Her Majesty's Stationary Of fice」相比的国家事业单位的创立者和指导者。这个事业单位的寿命不比它的创立者更长久，但是它的文化后果却持续下来，具有无法估量的意义。
在雅典，随着第一本欧洲的书的问世，诞生了第一个欧洲书籍市场。人人都读荷马的书，他的作品成为第一个识字课本和欧洲的第一部圣经。赫西奥德［Hesiod」、品达［Pindar」、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和其他诗人紧步其后。雅典人学习阅读（有很长时间，一切阅读都意味着大声朗读）和写字，尤其是经过准备的讲演和信件，而且雅典成为民主国家。人们撰写书籍，渴望的雅典人蜂拥着购买。到公元前466年已显然以大型版出版了第一部科学的书：安那克萨哥拉的伟大著作《论自然》［On Nature］。（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的著作显然从未出版，尽管似乎吕刻昂学园［Lyceum」有一本抄本，或者也许是一本摘要，阿波罗多罗斯[Apollodorus]后来在雅典的一家图书馆发现了一本抄本——也许就是同一本抄本。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没有出版他的著作，它存放在阿耳特弥斯神庙［Temple of Artemis」。）安那克萨哥拉是来自爱奥尼亚［Ionia］的士麦那［Smyrna」附近的克拉佐曼纳［Clazomenae］的政治难民，在雅典撰写了他的著作。我们知道，这部书在第一次出版的六十七年后在雅典廉价出售，然而它幸存了一千年。我猜想，它是第一部想为出版而写的书。
在安那克萨哥拉的《论自然》约三十七年之后，希罗多德［Herodotus」的伟大历史著作在雅典出版，与此同时，作者亲自当众朗诵了它的一部分。这证明两年前伯里克利把雅典称作"希腊的学校"［School of Hellas］是正确的。
我的假设是，通过使雅典有书可供出售，庇西特拉图为其重要性可与两千年后古登堡所发起的那场文化革命相比的文化革命做了准备，但是我的假设当然是不可检验的。印刷的书为整个西欧树立了新的价值和标准。尽管决不应过于认真地对待历史上类似的事情，它们有时却惊人地接近。例如，在安那克萨哥拉的书出版后，他被指控为渎神，就像两千年后伽利略［Galileo］那样。两人都有性命之虞。他们都未被处死，这多亏了他们与一些非凡的掌权人物的个人关系：伯里克利和教皇。由于伯里克利（他曾是安那克萨哥拉的学生）的干预，安那克萨哥拉未被处死，但是在付清一大笔罚款后被逐出雅典。他先前的学生、也已被逐出这个城市的伟大的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邀请他前往兰萨库斯［Lampsakos」。几年后安那克萨哥拉在那里与世长辞。就伽利略而言，他与教皇的个人关系使他免于死刑，他也不得不在流放中度过余生。
到当时为止，还没有人似乎想到焚烧或禁止像安那克萨哥拉的论著《论自然》之类的危险书籍。书籍仍然是十分新奇的事物，没有成为法律干预的对象。因此，由于对它的作者的引起轰动的审判，安那克萨哥拉的书成了地方的畅销书；此书不太抽象的部分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同样，到公元前399年，对这本书的兴趣已经消退，花不了几个钱就可以在市场上买到（而伽利略的书，由于列入了禁书目录，很快就获得了缺货价格，价钱飞涨）。
柏拉图无疑最先认识到书籍的强有力的影响及其潜在的政治意义（尤其是荷马的影响和意义）。这促使他建议，由于诗人的不良政治影响，应当把他们——尤其是他所赞美的荷马——逐出这座城市。
我关于安那克萨哥拉的书的命运的资料的一部分源自柏拉图的书《苏格拉底申辩篇》「The Apology of Socrates］，这是我所知道的最优美的哲学著作。在书中我们可以读到，只有文盲才不熟悉安那克萨哥拉的书的内容，求知如渴的青年"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在书籍市场上花一德拉克马「Drachma」，如果需要这样多钱的话，买到这本书"。我怀疑在柏拉图所指的地方——"乐池附近"（"ek tes orchestras"）——是否有专门的书商。更有可能有些商人除卖其他货物外（小吃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也卖手写的纸莎草纸卷形式的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历史学家们估计一个德拉克马相当于稍低于十便士的英国银币——比方说也许1984年的一两个英镑——一本平装书的价钱。
安那克萨哥拉的著作由至少两个，也许是三个，手写的纸莎草纸卷（"书籍"）构成。如柏拉图所暗示的那样，对于这种规模的书，而且还是成了街谈巷议的书，一德拉克马的价格低得令人吃惊。
也许价格的低廉可由当地的历史来解释。在与斯巴达的战争二十七年后，雅典处于称作三十僭主的傀儡政府的统治之下，三十僭主在八个月中屠杀了雅典全体公民的十二分之一，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许多公民逃亡，但是他们又卷土重来，在比雷埃夫斯的一次战役中打败了三十僭主，恢复了民主。柏拉图的《申辩篇》描述了此后不久所发生的一个场面。在那艰苦的岁月中，可能有一些陷入贫困的家庭被迫变卖书籍。
然而，人们写了更多的书，并把它们带到市场。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八卷描述二十一年的战争的伟大著作，伊索克拉底［lsocrates］的著作和柏拉图的巨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安那克萨哥拉的书继续被阅读，因为公元529年，在它出版后的几乎正好一千年，至少还有一本仍存在并仍在被阅读。在那一年，信奉基督教的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的一道敕令关闭了雅典的异教的哲学学园，安那克萨哥拉的伟大的书消失了。
但是在我们的时代学者们做出努力重构它的理智内容。借助其他书籍中所援引或所讨论的文字来重构，尽管依靠那些片断不足以重新组合为整体。有趣的是，我看作精通此书内容和精通安那克萨哥拉的整个思想的杰出专家和修复者的人，费利克斯·M·克莱弗教授［Professor FelixM．Clev］，在1940年不得不从维也纳逃到西方——逃到纽约——正如公元前492年安那克萨哥拉不得不逃到西方——逃到雅典一样。
我们在此看到，一本书可以比它的作者多存在一千年。就安那克萨哥拉而言，他的书中所表达的思想，它的理智内容，比这本书又多存在了一千五百年。
一本书的无限的文化意义，其中一部分就在于此。我们时代所重构的思想内容是客观的东西。这种客观的思想内容应与安那克萨哥拉的头脑中和他的解释者的头脑中进行的主观的思想过程清楚地区分：与每位作者头脑中进行的思想过程清楚地区分。
在一本书中所发现的客观的思想内容是使它有价值的东西。它不是如人们常常相信的那样，是主观思想的表达，是作者头脑中的思想过程的表达。如果更准确地描述一下，它是人类心灵的客观产物，艰苦的脑力劳动的结果，心理活动的结果，一再摒弃或改进刚刚写下的东西的活动的结果。每当发生这种情况，就存在一种主观的思想过程、心理活动和客观的思想内容之间的反馈。作者创作了书面著作，但是他也从他自己的著作，从他自己系统阐述他的思想的尝试，尤其从他的错误中学到许多东西。首先，他可以从其他人的著作中学习。
当然，有些作者以不同的方式工作，但是，一般说来，当人们尝试为着出版把思想写下来时，可以最有效地批评和改进这些思想，以便它们可被其他人理解。
口头或书面的句子是主观思想的表现这种肤浅的、令人误解的理论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它导致了表现主义。甚至在今天，一件艺术作品是艺术家的个性和情感的表现这种观点几乎被普遍接受。许多作曲家和艺术家相信这种理论，这种信念贬低了、几乎毁坏了艺术。
毫无疑问，人们做的每件事情，包括刷牙或打呵欠，都是其个性和情感的表现。这使表现主义理论变得价值不大和毫无意义。
实际上，伟大的艺术家是热心的学习者，他抱着虚心的态度，以便可以不仅从其他人的作品中学习，而且从他自己的劳动中学习，包括他和任何其他艺术家都无法避免的错误和失败。几乎所有伟大的艺术家都是自我批评的，把他们的作品看作客观的事物。有件事还未众所周知，海顿在古老的维也纳大学的礼堂听到他的《创世纪》［Creation］的第一次演出时，流着泪说，"不是我写了这首乐曲。"
你们会懂得，我在此提到了一个连锁的主题。这个主题与希腊艺术——素描、绘画、雕塑——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庇西特拉图之前很久，希腊艺术就曾受到荷马的影响。然而在荷马史诗出版后，尤其在雅典，艺术发生了明显的转变，首先转到再现的和解说性的艺术形式，后来又转向一种理想化的自然主义。
这一切清楚地说明了思想内容、客观意义上的思想的极其重要性。它们构成了我称作世界3的世界。我把物质事物的世界，被物理学和天文学，被化学和生物学所描述的世界称作世界1。我把在主观意义上的我们个人的主观经验的、我们的希望和目标的、我们的欢乐与痛苦的、我们的心情振奋的、我们的思想过程的世界；心理学试图描述和解释的世界，称作世界2。我把人类心灵产物的、我们的心理活动的世界，首先是我们独特的人类语言的、我们的客观思想内容的——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世界；还有技术和艺术的世界，称作世界3。在这样区分三个世界时，我引入了的只是术语，由于它源自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因此它甚至不是新术语。唯一的新东西是这个命题，即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世界2、我们的内心世界，是通过与另外的两个世界的相互作用，尤其通过与人类自己所创造的那个世界3：语言的世界、书写的世界、我们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书籍的世界，还有艺术的世界；我们的社会制度的世界、文化的世界的相互作用和反馈而发展的。
关于反馈，尤其是书籍的世界3和我们的内心经历的世界之间反馈的强有力的作用这个命题是很重要的。我们把存在这样的客观内容几乎完全归功于我们独特的人类语言的发明。在我们这个奇异行星上的生命进化史上，语言的发明第一次使客观思想内容的存在成为可能；通过使我们能把我们的思想内容当作客体来看待，我们批评它们——从而挑剔自己——成为可能。
书写的发现是下一步。但是最大的一步是书籍的发明和书籍间的批评性竞争的发明。
庇西特拉图想要建立一种对荷马的国家垄断，如从前在东方曾存在的对书籍的垄断一样，这是不无可能的。也许他没有充分了解形势，可能没有预见到来自私人出版者的竞争。但是，极有可能是他的缺乏预见在启动我们的欧洲科学和我们的欧洲文化的发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注：下面附的讲演及讲演后面的注释阐发了同一个主题，并做了些进一步的阐述。
附录：论地中海历史中鲜为人知的一章
On a Little－Known Chapter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
院长先生、女士们、先生们、被选为第一名加泰罗尼亚国际奖获得者是一项巨大的荣誉，一次伟大的经历：这是新设立的奖金，它的设立对于加泰罗尼亚具有明确的历史意义和象征意义。我现在站在诸位面前要完成两个任务。第一个是向加泰罗尼亚管理区、加泰隆地中海研究院、它的院长和官员、它的顾问委员会以及所有其他有关人士表示谢意，感谢他们认为我和我的工作配得上这一荣誉而授予我如此巨大的荣誉。致谢的任务容易完成，因为既然我觉得非常感激，我很容易说这样的话：确实多谢你们，感谢你们赏识我的工作，感谢你们的好意，感谢你们大家的慷慨。也感谢你们为准备这次庄严的仪式进行的一切工作，付出的一切努力和时间。我也想感谢你们所有莅临这个伟大场合的人。最后，让我表示对加泰罗尼亚人民的谢意。
我的第二个任务要困难得多。我的任务是向你们发表演说。但是，我在短暂的演说中做出对你们的充分的报答，显然是不可能的，尽管我很想这样做。我在准备这次讲演时，我觉得这种不充分是沉重的负担；我感到选定一个主题非常困难。我应当向你们谈一谈像科学知识的理论这样的抽象题目？还是谈一谈民主？但是民主是你们可能和我一样认识到其价值的事物，因此你们可能不需要我谈这个问题。如果可能，我认为，我应当谈一谈关于地中海的趣事，以表示对你们地中海研究院的尊重；但是关于地中海我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因此在我心目中我看到自己在这里站在你们面前，是站在严厉的法官面前的一位八十七岁的老者，而不是优秀的演说者——很像站在宣告他的死刑的501名严厉的雅典法官面前的苏格拉底。
当我考虑到这样远的时候，突然知道了什么应当是我的讲演的主题："雅典奇迹和雅典民主的起源"。这是适当的主题，因为它成为希腊的奇迹，后来又成为地中海的奇迹，地中海文明的奇迹。这个题目把民主的主题和地中海文明的主题融合在一起，它向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向你们谈一谈我自己对之做出了贡献的题目——这个贡献我以前没有充分地展示。
我们的文明，在本质上是地中海文明，它源自希腊人。这个文明诞生于从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四世纪的时期，它诞生于雅典。
雅典奇迹是令人吃惊的。在从约公元前600年梭伦［Solon］起的一个短暂时期中，进行了和平的变革。梭伦使受剥削的雅典公民摆脱了债务的重负，禁止使任何雅典公民因负债沦为奴隶，从而挽救了这个城市。这是第一部为维护公民自由而拟定的宪法，人们从未忘记它，尽管雅典的历史十分清楚地表明自由从不是牢固的而总是受到威胁。
梭伦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他是我们所了解的第一位雅典诗人，他在诗中解释了他的目标。他谈到"eunomia"或者说"好的政府"，他把这解释为平衡公民的互相冲突的利益。无庸置疑，怀着伦理的和人道主义的目标制定宪法这是第一次，至少在地中海地区是第一次。在这里起作用的是叔本华「Schopen－hauer］归纳为下面简单形式的普遍正确的道德规则：Neminemlaede imo omnes，quantum potes，iuua！即：不要伤害任何人，但要尽力帮助所有人！
像两千年后发生的美国革命[AmericanRevolution]一样，梭伦的革命唯一想到的是公民的自由：两场革命都忽略了买来的奴隶的奴隶制。
在梭伦之后，雅典的政治决非稳定。几个主要家族在争夺权力，在做了几次不成功的尝试后，梭伦的一名亲戚庇西特拉图成了雅典的君主或僭主。他的巨大财富来自位于阿提卡外面的银矿，他把他的财富大量用于文化目的，用于稳定雅典的梭伦改革。他盖了许多美丽的建筑，设立了一些节日，尤其是一些戏剧节；雅典的悲剧演出的创始也归功于他。如我们从西塞罗［Cicero］那里所了解的那样，他组织人们写下了荷马的著作，《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以前它们似乎只作为口头传说存世。
我的讲演的主要命题是，这是具有最深远后果的行动；这是在我们的文明史中具有核心意义的事件。
许多年来，自从我撰写《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以来，雅典奇迹一直是强烈地吸引我的问题。这个问题时时缠住我不放。是什么创造了我们的雅典文明？是什么在不到一百年的短暂时期中使雅典发明了艺术和文学、悲剧、哲学、科学和民主？
对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回答，这个回答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很不充分。这个回答是：文化冲突。当两种或更多的不同文化相接触时，人们认识到他们长久以来认为理所当然的风俗习惯不是"当然的"，不是唯一可能的风俗习惯，既不是上帝所颁布的，也不是人性的一部分。他们发现他们的文化是人及其历史的杰作。从而它开辟了充满种种新的可能性的世界：它打开了窗子，放进了新鲜空气。这是一种社会学的规律，解释了许多东西，它在希腊历史中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确实，在《伊利亚特》中，尤其在《奥德赛》中，荷马的主要主题之一正是文化冲突这个题目。文化冲突当然也是希罗多德的《历史》的一个主要题目。它对于希腊文明的意义十分重大。
然而这个解释并不使我满意。有很长时间我感到我不得不放弃。我觉得，像雅典奇迹这样的奇迹是无法解释的，我现在仍然这样认为，它无法得到充分的解释。它尤其不能由写下了荷马的著作来解释，尽管这无疑具有巨大的影响。以前，在其他地方，曾写下了书，尤其是伟大的书，却从未出现可与雅典奇迹相比的东西。
但是有一天我再次阅读了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申辩篇》——我所知道的最优美的哲学著作。重读了人们频繁讨论的一段文字后，我有了一种新的想法。这段文字[26D－E]暗示，公元前399年雅典有一个生意兴隆的书籍市场，无论如何，在这个市场经常出售旧书（像安那克萨哥拉的书《论自然》），花不多的钱就能买到手。旧喜剧大师欧波利斯[Eupolis]甚至（在坡吕克斯［Pollux］援引的一个片断中，见他的《词类汇编》「Onomasticon」Ⅸ，47；参看Ⅶ，211）提到五十年前的一个书籍市场。那么，这样一个市场会在何时出现，它又是怎么出现的呢？十分清楚：只是在庇西特拉图让人写下荷马的著作后出现的。
慢慢地，我逐渐明白了这个事件的全部意义：画面开始展开了。在荷马史诗被写下之前，也有书，但是没有低廉的书在市场自由出售：甚至在它们所存在的地方，书籍也是非常珍奇的东西，没有商业性的复制和发行，而是（像赫拉克利特写的书那样）被保存在神圣的地方，在祭司的管制下。但是我们知道，在雅典，荷马很快家喻户晓：人人都读荷马的书，多数人熟记了他的史诗，或者至少熟记了一些段落。荷马史诗是第一种大众娱乐！主要在雅典是这样，我们又可以从柏拉图那里了解到这一点，他在《理想国》中抱怨这种危险的娱乐，而在《法律篇》中他讽刺斯巴达和克里特缺乏文学兴趣：他指出，在斯巴达，人们知道荷马的名字——只是知道而已；他又指出，在克里特，人们几乎没有听说过荷马。
荷马在雅典的巨大成功导致了有些商业性的书籍出版：我们知道，人们向一组组识字的奴隶口授书的内容，他们在纸莎草纸上写下来；把纸页收集到"卷"或"书"中，在称作"乐池"［Orchestra」的地方的市场上出售。
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呢？最简单的假定是作为富人的庇西特拉图本人不仅让人编辑了荷马的书，而且让人抄写和发行。由于奇妙的巧合，大约六年前我无意中发现了一篇报导，说纸莎草纸从埃及向雅典第一次和数量相当多的出口开始于庇西特拉图仍在雅典统治的一年。
自从庇西特拉图对举行荷马史诗公开朗诵会发生兴趣以来，他开始发行新编辑的书，这似乎很有道理；它们受到的欢迎导致其他出版者的出现。
其他诗人撰写了诗集，随后人们又写出了悲剧和喜剧。这些书都不是故意为出版而撰写的，但是出版一成为雅典的既定惯例，随即就出现了怀着出版意图而写的书，在城市广场［Ago－ra］的书籍市场（biblionia）成了既定惯例。我猜想第一本故意为出版而写的书是安那克萨哥拉的伟大著作《论自然》。阿那克西曼德的著作似乎从未出版，尽管似乎吕刻昂学园有一本抄本——也许是一本摘要——阿波罗多罗斯后来在一家雅典的图书馆发现了一本抄本——也许就是同一本抄本。因此我认为荷马著作的出版至少在地中海地区是第一次出版，实际上是出版的发明。它不仅使荷马史诗成为雅典的圣经（biblion）——还使他的史诗成为第一个教育工具、第一本识字课本、第一本缀字课本、第一本小说。它使雅典人有了文化。
这对于雅典民主革命的确立——把庇西特拉图的儿子希庇亚斯[Hippias]逐出雅典以及制定一部宪法——是十分有意义的，从在这第一次书籍出版的约五十年后建立的这个民主国家的一项独特的制度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我是指陶片放逐法的制度。因为在一方面，这项制度含蓄地假定公民能够写字——-他能在陶片上写他认为危险的受到爱戴或者杰出的公民的名字。这些公民是雅典人认为能导致暴政的人。另一方面，陶片放逐法的制度表明，至少在驱逐僭主希庇亚斯后的第一个世纪中，雅典人把防止暴政看作他们的民主国家的中心问题。
当我们认识到陶片放逐法的制度并不把放逐看作惩罚时，这种观念就显得十分清楚了。通过被放逐，公民的名誉仍保持清白，他仍保留自己的财产，甚至一切权利，除去留在这座城市的权利外。这个权利他最初失去十年，后来又失去五年，尽管他可以被召回。在某种意义上，陶片放逐法是一种称赞，因为它承认某个公民是杰出的，一些最杰出的领袖遭到放逐。因此这种观念是：在民主国家中，没有人是不可替代的，尽管我们十分赞美领导，我们必须离开任何特定的领袖也能行；否则他可能使自己成为我们的主人，而我们民主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避免这一点。应当注意到，陶片的放逐法行使的时间不长。第一个已知案件发生在公元前488年，最后一个发生在公元前417年。所有这些案件对于遭到放逐的伟人来说都是悲剧。这个时期几乎与雅典悲剧的最伟大作品的时期，与埃斯库罗斯、素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的时期相巧合。欧里庇德斯后来自我放逐。
因此我的假定是，欧洲的第一次出版是荷马史诗的出版，这个幸运的事实导致希腊人对荷马和荷马史诗中的英雄的热爱，导致识字的普及以及雅典民主。但是我认为还不止于此。荷马当然以前就著名，有相当长的时间几乎所有瓶画都曾是他的作品的图解。许多雕塑亦然。荷马自己就是用语言描述如此众多的生动有趣的场面的细致的现实主义的画家，如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所指出的，这向雕塑家和画家提出挑战，激起他们用他们自己的不同的媒介仿效他。随着对荷马史诗文本的详细知识更广泛的传播，这种挑战就愈加强烈。因此阅读能力对艺术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荷马史诗的主题对雅典悲剧作者的影响显而易见；甚至在他们使用非荷马史诗主题的不多的例子中，他们仍继续选择可以设想他们的观众所熟悉的主题。因此我确实可以断言书籍市场的文化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雅典文化奇迹的所有成分都无疑受到这个市场的巨大影响。
但是，加在这一切论据之上，我们有一种历史实验。仿佛以更大规模重复了书籍出版的发明的伟大发明，是庇西特拉图发明书籍出版的两千年后古登堡对书籍印刷的发明。有趣的是，即使是在欧洲北部做出了这项发明，获得这项技巧的大多数印刷商却迅速地把它带到南面的地中海——带到意大利。在那里，它们在那场称作文艺复兴的伟大的新运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场运动包括新的人文主义学术和最终改造了我们的整个文明的新科学的发展。
这场运动的规模比我称作"雅典奇迹"的运动要大得多。它首先是以规模大得多的书籍印刷为基础的运动。1500年，阿尔杜斯「Aldus」发行了一千本的印刷版本。显然，正是印刷版本的规模是这场新革命的要点。但是在其他方面，在比如公元前500年始于雅典并从那里传到地中海的事物与在1500年发生在佛罗伦萨或者威尼斯的事物之间存在一种惊人的类似或者相像。新人文主义学者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希望更新雅典的精神，他们为他们这样做的能力及取得成功感到骄傲。
像在雅典和后来在大希腊一样——尤其在亚历山大里亚，但实际上在整个地中海——科学的，尤其是宇宙论的思考在这些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文艺复兴时期的数学家们，例如康曼迪诺「Commandino」，成功地恢复了欧几里得「Euclid」、阿基米德[Archimedes]、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帕普斯［Pappus］和托勒密［Ptolemy］，还有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 ］的已佚著作，这导致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因此也导致了伽利略、开普勒、牛顿和爱因斯坦。如果把我们自己的文明正确地描述为第一次科学文明，那么他完全来自地中海，我认为，来自雅典的书籍出版和雅典书籍市场。
在所有这一切中，我忽略了阿拉伯人的贡献，这是很不正确的，他们把印度数系带到地中海。当他们到达地中海时，他们给予了许多，但是他们所得到的即使不比他们所给予的更多，至少也是一样多。
女士们、先生们，我简短地重述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除去一个小小的然而我认为很有意义的贡献外是众所周知的：从一开始书籍尤其是出版的书籍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的确，我们的文明是书籍的文明：它的传统和它的本源，它的严格性和它的理智责任感，它的空前想象力和它的创造力，它对自由的理解和对自由的关注——这一切都以我们对书籍的热爱为基础，愿时尚、传媒和电脑永远不会破坏或者松弛个人对书籍的这种亲切的依恋！
但是我不想以书籍结束这次讲演，无论它们对于我们的文明有多么重要。十分重要的是，不要忘记，一种文明是由文明的男女个人，是由希望过美好生活和文明生活的个人所组成。书籍和我们的文明必须对这个目标做出贡献。我相信它们在十分成功地这样做。
我感谢你们到场，感谢你们注意听讲。
论文化冲突
on Culture Clash
我很高兴应邀来到维也纳，再晤老朋友，结识新朋友；今天应移居国外的奥地利人协会（Auslandsosterreicherwerk）主席之邀来这里发表短篇演讲，这是莫大的荣幸。他的请帖强调我的演讲题目完全由我决定。因此，他十分好意地让我为选择而大伤脑筋。
我很难做出决定。人们显然希望我选择我感兴趣的题目。从另一方面说，它也应与这个场合——与移居国外的奥地利人于奥地利国家条约（Staatsuertrag）二十五周年纪念之际在维也纳举行的集会有关——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结束占领奥地利的独特事件。
我怀疑我选择的题目是否满足了这些期待。回想起奥地利国家条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对奥地利的占领，我要专门谈一下文化冲突的问题。
我对文化冲突的兴趣与我对一个主要问题的兴趣相关：我们欧洲文明的特点和起源的问题。在我看来，对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在于这样的事实，我们的西方文明源自希腊文明。而希腊文明——一个无与伦比的现象——源自东地中海诸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它是东西方文化间第一次主要冲突，人们深深感到它的影响。荷马使它成为希腊文学和西方世界文学的主题。
我的演讲题目，"论文化冲突"，涉及一个假定，涉及一个历史猜想。这个猜想是，这种冲突未必总是导致流血的战斗和破坏性战争，而可能也是富有成效的和促进生命的发展的原因。它甚至会导致像希腊文化那样的无可匹敌的文化的发展，后来，当它与罗马文化冲突时，又被罗马人所继承。又经过许多次冲突，尤其与阿拉伯文化的冲突之后，在文艺复兴时期，它被有意识地复兴；因此它成为在进一步冲突的过程中最终改变了世界上所有其他文化的那种西方文化，那种欧洲的和美国的文明。
但是，这种西方文明是好的、理想的事物吗？至少自从卢梭[Rousseau]时代以来，就一再提出这个问题，尤其是青年人，他们总是注意更美好的事物，而这是十分正确的。它是现今的西方文明所特有的问题，现今的西方文明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文明都更富于自我批评精神，更乐于改革。在我来继续谈论我的文化冲突的主题之前，我想回答这个问题。
我相信，尽管有我们可以十分正当地挑剔的一切缺点，西方文明却是整个人类历史中我们所曾知道的所有文明中最自由、最公正、最人道主义的和最好的文明。它所以最好，是因为它具有最大的改进能力。
在全世界，人们创造了新的、常常迥然不同的文化世界：神话的、诗歌的、艺术的、音乐的世界；生产方法的、工具的、技术的、商业的世界；道德的、司法的、对儿童和对病弱者及对其他处境困难者的保护和帮助的世界。但是，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对个人自由的道德要求，连同对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和平、对最低限度使用武力的要求，才得到广泛的承认，甚至被广泛认识到。
我认为西方文明是至今最好的文明，原因就在于此。当然它需要改进。但是，它毕竟是几乎人人都同心协力尽可能改进它的唯一的文明。
我承认，甚至我们的文明也是很不完美的。但是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不难看到，完美的社会是不可能的。对于实际上一个社会应当体现的一切价值来说，还有其他的相抵触的价值。甚至也许是所有社会和个人价值的最高价值的自由，也必须是有限制的，因为，当然，汉斯的自由也许很容易与彼得的自由相抵触。如一名美国法官曾对一名提及他的自由的被告所说的那样："你的拳头的活动自由受到与你相邻的人的鼻子位置的限制。"这使我们想起伊曼纽尔·康德的系统阐述，即，立法的任务是允许每个个人的最大自由与每个其他人的最大自由并存。换言之，遗憾的是，自由必须受到法律即受到秩序的限制。秩序是自由的必要的——几乎在逻辑上必要的－－平衡力。对于所有或至少几乎所有价值，都有这样一种平衡力，我们希望它被人们认识到。
例如，就在此刻，我们正在获悉福利国家的伟大观念有它的局限。免除一个人对自己和受赡养人的责任似乎是危险的；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是否应当使生存斗争对青年人更加容易，也许甚至是令人怀疑的。对许多人来说，似乎取消直接的个人责任就会丧失生活的意义。
另一个例子是和平，我们大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希望和平。我们希望甚至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冲突，或者甚至限制冲突。从另一方面说，没有冲突的社会会是无人性的。它不会是人类社会，而是蚂蚁群体。我们也不应忽视伟大的和平主义者也是伟大战士的事实。甚至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也是一名战士：为非暴力而斗争的战士。
人类社会需要和平，但是它也需要严肃的观念化的冲突：我们可为之战斗的价值和观念。西方社会已经——从希腊人那里——了解到，在这些冲突中词语比刀剑具有远为巨大和持久的影响；然而，其中最有效力的是理性辩论。
因此，完美的社会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些秩序要胜过另一些秩序。西方社会选取了民主制度，因为它是能被词语，在某些地方——如果说只是很少的话——甚至能被理性辩论所改变的社会制度；被理性的，也就是说，被客观的批评：被非个人的批评性考虑，正如科学中尤其是自从希腊人以来的自然科学中所典型使用的那些考虑所改变的社会制度。因此，我声明支持西方文明、支持科学、支持民主。它们给予我们机会来防止可避免的悲剧，来试行改革，例如福利国家，来批评地评价它们并进行任何进一步的必要的改进。我也声明支持现今常常遭到诽谤的科学，它在对真理的寻求中运用自我批评，随着每次新的发现，它都重新发现我们知道得何其少：我们的无知多么严重。所有伟大的自然科学家都意识到他们无限的无知和他们的可错性。他们在理智上是谦虚的。如果歌德说："只有无赖是谦虚的"，那么我要回答："只有知识分子的无赖是不谦虚的。"
既然我已声明支持西方文明，支持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我会很快返回到我的文化冲突的题目上。但是首先我要很简短地提及一个可怕的异端邪说，十分遗憾，它仍然是这种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成分。我是指民族主义的可怕的异端邪说——更确切地说，民族国家的思想意识：仍然常常得到拥护、貌似一种道德要求的学说，即国家的边界应与该民族居住地区的边界相一致。这个学说或要求的基本错误是这样的假定，即种族或民族先于国家——很像树根——作为自然单位而存在，这些自然单位应当相应地被国家占据。实际上它们是被国家创造的。
必须把这个完全无法实行的要求与对于保护少数民族的重要的道德要求相对比：这个要求是，应当保护每个国家的不同语言、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的少数民族不受多数民族的攻击；当然包括由于肤色、眼睛颜色或头发颜色而不同于多数民族的那些少数民族。
与完全不现实的民族国家的原则不同，保护少数民族的原则尽管不容易实行，然而似乎多少是可实行的。我在自从1950年以来对美国的多次访问中在那个地区目睹到的进步比我认为可能的要巨大得多。不同于民族性的原则，保护的原则十分清楚是一种道德原则，例如正像保护儿童的原则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