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正史不屑于提到李师师的名字，但在野史传闻及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聊中，却是津津乐道的话题，她的故事也随之带上了一层传奇乃至神秘的色彩。由于李师师色艺双全，貌若天仙，同时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文人的笔记小说中记载着她与不少文人的交往，如张端义《贵耳录》、张邦基《墨庄漫录》，都记载了她与大词人周邦彦、晁冲之的来往和诗词酬答的故事。
李师师出宫之后，到金兵掳二帝北上之前，她的下落有两种版本：《三朝北盟会编》说她被驱逐之后，接着又被抄家；而《李师师外传》中说她自知富有，抄家是难免的，便主动将自己的财富捐给河北作军饷。不管如何，两种说法的结局是一样的，即曾经名噪一时、富甲一方、权势倾天的李师师成了一贫如洗的平民女子。
而“靖康之耻”后的李师师下落，更有如下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以死殉国。《李师师外传》记载说，金人攻破汴京后，金主也久闻李师师的大名，让他的主帅挞懒去寻找李师师，但是寻找多日也没有找到。后来在汉奸张邦昌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李师师。李师师不愿意伺候金主，先是用金簪自刺喉咙，但是没有成功，于是又折断金簪吞下自杀。临死之前，她大骂张邦昌：“告以贱妓，蒙皇帝眷，宁一死无他志。若辈高爵厚禄，朝廷何负于汝，乃事事为斩灭宗社计?”清朝人士黄廷鉴《琳琅秘室丛书》也据此称赞她的殉国行为是大丈夫气概的表现，“师师不第色艺冠当时，观其后慷慨捐生一节，饶有烈丈夫概，亦不幸陷身倡贱，不得与坠崖断臂之俦，争辉彤史也”。认为这一行为将在历史上永放光芒。后世的通俗小说多沿袭这一说法。但小说作者主要是借人借事来抒发亡国的感慨，没有什么事实依据，因而学者多对此说持有异议。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李师师外传》称为传奇，宋之在《皇帝与妓女》一书中认为“外传的作者所写的是传奇，恐怕是感慨多于事实，作者大概是想借李师师的忠义以讽世”。邓广铭《东京梦华录注》认为此书“一望而知为明季人妄作”。蔡东藩《宋史通俗演义》、李逸候《宋官十八朝演义》也都认为是作者借李师师讽世。
第二种说法，老死江湖。《青泥莲花记》记载：“靖康之乱，师师南徙，有人遇之湖湘间，衰老憔悴，无复向时风态。”张邦基《墨庄漫录》书中称李师师被籍没家产以后，流落于江浙一带，有时也为当地士大夫唱歌，“靖康间，李生与同辈赵元奴及筑毯吹笛袁綯、武震辈，例籍其家。李生流落来浙，士大夫犹邀之以听其歌，憔悴无复向来之态矣”。清初陈忱《水浒后传》继承了这一说法，说李师师在南宋初期，流落临安（杭州），寓居西湖葛岭，操旧业为主“唱柳耆乡‘杨柳外晓风残月’”。宋代评话《宣和遗事》也有类似记述，但添加了“后流落湖湘间（今湘南一带），为商人所得”。宋人刘子翚《汴京记事诗》云：“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缕金檀板今无色，一曲当年动帝王。”这个说法，凄凄切切，充满惆怅之感，颇有“门前冷落车马稀”和“落花时节又逢君”的苦味，很可能是时人的借托。
第三种说法，被俘北上。称李师师在汴京失陷以后被俘虏北上，被迫嫁给一个病残的金兵为妻，耻辱地了结残生。清人丁跃亢《续金瓶梅》等书皆宗其说。但也有人提出异议，当时金帅挞懒是按张邦昌等降臣提供的名单索取皇宫妇女的，李师师早已当上了女道士，自然不在此例，所谓是“师师必先已出东京，不在求索之列，否则决不能脱身”。
纵观以上种种说法，似乎以第二种说法较为可信。汴京失陷前，李师师已废为庶人，当了女道士，说她匿于民间，流落于江浙。总之，小说家为润饰其作，点缀人物，各取所需，所以所取李师师的归宿种种不一；追根朔源，主要由于李师师是与亡国君主有关系的女子。皇帝与妓女，贵贱悬殊，其情事也必涉及国事，有关她的传闻，不免有许多臆测和讹传的成分，因而她的归宿究竟如何，恐怕永远是难解之谜了。
第三部分 谁是杀害岳飞的元凶(1)
岳飞（110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阳(今河南汤阳)人。宋朝著名将领，率领宋朝军队抵抗金军，赢得了人民的信任。然而，在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连他的儿子岳云也惨遭株连。凡是看过越过岳飞戏和相关文学作品的，也都认为秦桧是杀害岳飞的元凶。今天，西子湖畔岳飞墓前，还跪着秦桧夫妇的铁铸像，遭人垂骂。岳飞被害，表面上看起来也确实是这样，不过究竟秦桧有没有最后下令杀死岳飞的权力？最后的诏命是高宗自己下的，还是秦桧矫诏呢？究竟谁是杀害抗金英雄岳飞的真正罪魁祸首呢？这些疑点成为史学界长期有争议的话题。岳飞被秦桧杀害这一历史上的定论似乎也将被翻案。
不少史学者认为，赵构是岳飞被害的真正元凶。在《宋史》中曾经提到：岳飞被赐死，岳飞的儿子岳云及张宪在闹市里被诛杀。按照这里所说的赐死，以一般的理解来看，就是皇帝赵构下旨赐死的意思。一些史籍如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也证明南宋皇帝赵构是岳飞冤狱的主谋和决策者。至于赵构杀害岳飞的动机，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岳飞权势过重，威胁到高宗的统治，才招来杀身之祸。岳飞武将出身，威名赫赫，触犯了宋朝的祖宗家法。宋朝的建立是上承五代武官专政，藩镇割据的严重局势，鉴于这种背景，所以宋朝祖宗起初创建朝代制定法度时，就特别注意防止武官掌握大权，并且力主子孙们实行文治。可是，岳飞自从高宗建炎三年开始，率领军队抗击渡江南侵的金军，驰骋疆场十多年，大多数战役都是以少胜多，岳飞的威名从此响彻中原，让金兵闻风丧胆，在金兵中流传着这样的话“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声望甚至超过了高宗，这时候高宗就不能不考虑岳飞的影响力了。当初宋太祖赵匡胤不就是被部下黄袍加身做了皇帝，高宗对此不无担心，万一岳飞势力逐渐壮大，像苗、刘杭州兵变时所做的那样逼宫，局势就无法控制了。
就当时的事实而言，岳飞的影响力确实扩大了，十分显著的便是，宋金双方的力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在建炎四年至绍兴五年，南宋各位将士的奋勇杀敌，岳飞同时又派得力部下四处宣传联合抗金的主张，希望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金力量，这种做法的效果特别明显，使得抗金力量迅速壮大了起来，河东、河北的义军豪杰联合成一股强大的抗金力量，金兵在北方的一举一动都在抗金联合军的监视之下，这种局势的发展使金国最勇猛的战将金兀术都产生了一种很强的挫败感，他对部将说这种情况是他自在北方起兵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不只是兀术对岳飞和岳家军感到恐惧，金国的其他大将也是这种反应。金军大将乌陵思谋一向以善谋划著称，可是这时却只能安慰部将不要轻举妄动，并且准备乖乖投降；金军的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将官李凯等人干脆已经全都率领部下投降。金国大将韩常也打算带领五万人马归降岳飞。岳家军的壮大和岳飞声望的不断提高，令高宗赵构坐立不安，生怕岳飞重演当年太祖“陈桥兵变”的一幕，夺了他的江山。所以宋高宗赵构最终决定对岳飞痛下杀手。
其二，岳飞积极抗金，以“直抵黄龙”为最终目标，主张迎回徽、钦二宗，触犯了高宗的禁忌，最终令高宗痛下杀手。1138年三月，起用金朝派来的奸细秦桧为宰相兼枢密使，加紧投降活动。岳飞坚决反对，指出：“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并谴责秦桧的卖国罪行。1139年正月，议和告成，高宗、秦桧欢天喜地大肆庆贺。一面大赦天下，一面对岳飞等将领加官进爵，借以笼络岳飞，使其不反对“和议”。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岳飞上书态度强硬，言辞激烈，坚决表示不愿意把自身和岳家军卷入高宗、秦桧卖国投降的罪恶勾当之中。反对议和的意见不被采纳，岳飞极其愤慨地请求辞职。所以，在战与降的问题上，双方矛盾表现得尤其突出。
在明朝中叶期间，文征明就曾在杭州岳飞庙前题了一首《满江红》词，表达了此种观点。词的内容是这样的：“拂试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依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岂不惜，中原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体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彼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他认为南宋高宗关心的是他的皇位是否能保全的问题，而岳飞一生奋斗的目标是“迎回徽钦二帝”，而迎回了二帝，赵构自然要归政钦宗。可见，赵构一怕迎回二帝，二怕中原恢复，三怕岳飞矢志抗金，他与岳飞的冲突，最后终究要爆发成君臣之间的仇杀。秦桧则是在这起冤案中，依照赵构的旨意加以执行罢了。因此，杀害岳飞的主谋和元凶是赵构而不是秦桧。
第三部分 谁是杀害岳飞的元凶(2)
其三，兀术把杀岳飞作为议和的条件是宋高宗杀害岳飞的直接原因。如果高宗仅仅疑忌岳飞掌握兵权，对岳飞反对议和不满，他尽可把岳飞罢官闲废，与韩世忠一样的下场。1141年，在宋金议和的过程中，兀术通过使臣告诉高宗、秦桧“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据参与阴谋的王次翁透露，当年二三月间，高宗“有诛飞意”。四月，罢岳飞、韩世忠、张俊三大将兵权，为投降卖国铺平道路。按照秦桧预谋，先由张俊、岳飞害韩世忠，再用张俊害岳飞。而岳飞却表示绝不参与谋害韩世忠的阴谋，他得知有人诬告的详情后，立即派人飞报韩世忠。秦桧的图谋没有得逞。新仇旧恨使秦桧决定先对岳飞下手。而高宗急于向兀术表示信用、求和投降，在杀害岳飞这一点上，与秦桧一拍即合，所以制造了这一冤案。
第四，岳飞的个人作风也构成他被赵构所杀的可能性。宋高宗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岳飞曾奏请立储之事，高宗曾将此视为越轨行为。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是相当严格的，稍有不慎，便有杀身之祸。岳飞作为大将竟干预朝廷上的立储大事，这不是保全功名、善始善终的做法。所以，从上述的论据看，此说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其五，岳飞被赐死是高宗下的诏书，秦桧是“奉圣旨”将岳飞杀死，这一点从高宗后来的行为里也能看出端倪。绍兴二十五年秦桧病死后，基于民愤，高宗对秦桧的党羽都即行降黜，对受到秦桧迫害的人即行昭雪，可是几次昭雪都没有岳飞的名字，有人就这个问题上书高宗，但都杳无音信。直到绍兴三十二年孝宗继位才为岳飞平反昭雪。这从侧面反映了高宗主张杀掉岳飞的。秦桧是杀害岳飞的直接操刀人，而高宗则是站在秦桧背后主使，二人都是杀害岳飞的元凶。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同意这一观点。他们提出了相反的论据。第一，就南宋国内的权力归属而言，赵构是皇权的代表，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从当时宋、金、西夏诸政权对峙的政治格局而言，身为南宋宰相的秦桧，则是女真皇朝派到南宋中央的一个代理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他具有“挟虏势以要君”的权力，特别是当他手高宗委托，充当降金的全权代表之后，他在南宋王朝的地位已是能够玩弄赵构于股掌之间的角色。在《三朝北盟会编》一书中有秦桧胁迫赵构的记载，所以他才是南宋整个降金政策的真正炮制者。第二，削夺岳飞等诸大将兵权，是秦桧整个投降计划的一部分。岳飞反对削夺韩世忠兵权等一系列作为中，招惹了秦桧、张俊的怨气，在“安抚”韩家军失败后，这两人的阴谋便施到了岳飞及他的岳家军身上，岳飞在诸大将中首先被诛，这是他反对秦桧投降卖国的结果。第三，岳飞是女真贵族极其忌恨的人物，兀术曾胁迫秦桧“必杀岳飞而后可和”。秦桧为了议和，他必杀岳飞。第四，岳飞的狱案，“名曰‘诏狱’，实非诏旨”，这一点，从宋人遗留下来的资料亦可找到证据。如《宋史-刑法志二》有明确记载：“（绍兴）十一年，枢密使张俊使人诬张宪，谓收岳飞文字，谋为变。秦桧欲乘此诛飞，命万俟？锻炼成之，飞赐死，诛其子云及宪于市。……名为诏狱，实非诏旨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也记载此事，即有：“……比年以来，多是大臣便作‘已奉圣旨’，一面施行。自今后，三省将上取旨。”既有在“取旨”前，便有“已奉圣旨”的事，那么矫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身”，岳坟前的这一千古绝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忠奸之辨。从这一点上说，关于杀害岳飞元凶的争论似是无关紧要的，但作为历史研究的课题之一，似乎应有一个接近历史真实的答案。相信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的继续深入，此谜能被彻底揭开！
第三部分 建文帝下落之谜
建文帝朱允炆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孙子，已故太子朱标的长子。朱元璋早年立长子朱标为皇太子，但是后来由于朱标早逝。朱元璋便改封长孙朱允炆为为皇太孙。让其在自己百年之后，继承皇位。但是，对于朱元璋的这种安排，有一个人极为不满，他就是朱元璋的四儿子、燕王朱棣。朱棣早年随父亲东征西讨，为大明王朝的四方安定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洪武三年，朱元璋封朱棣为燕王，负责统帅重兵，驻守北平，以防蒙古骑兵进犯。
朱棣在朱元璋的众多儿子中才华最为出众，而且胸怀大志。起初他对父皇选立长兄朱标为太子不好说什么，单是朱标死后，朱元璋又立懦弱无能皇长孙朱允炆为太子，却引起了朱棣的强烈不满，他数次在朱元璋的面前诋毁朱允炆如何如何无能懦弱，绝非可托天下之人。朱元璋虽然心中也明白，论文武才华，四子朱棣都要远远高于长孙朱允炆。但是他为了维护自己确定下来的皇长子继承制度。他要坚决地支持朱允炆做自己的继承人。有一次，朱元璋为了展示皇太孙的才华，命他在诸皇子大臣的面前对诗，朱元璋出的上句为“风吹马尾千条线”，朱允炆想了半天终于对出一句：“雨打羊毛一片膻”。虽然对的句子看起来也还算公整，但语意平庸，毫无意蕴。朱元璋的大为不快，这时燕王朱棣随口吟出一句：“日照龙鳞万点金”。一股王道霸气直惊的在座的人目瞪口呆，朱元璋冶连口称赞。但这也增加了他对皇太孙日后帝位的担心之情。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七十一岁的朱元漳去世，依照它生前的安排由他便留下遗诏，由二十一岁的皇孙朱允继位，年号建文，也就是历史上的明惠帝。传说朱元璋临死之前，不放心朱允炆，便交给自己的贴身太监一个密匣，称如果皇太孙一生平安无事，不要打开这个匣子，如果发什么紧急情况，就打开这个匣子，它会告诉你怎么做。这是民间流传下来的一个传说故事，不知是真是假，但正是这些离奇的小故事，更加增添了建文帝下落的神秘色彩。
朱元璋在位之时，为了巩固大明王朝始终掌握在朱姓子孙的手中，他先后分封自己的子孙为藩王，分驻全国要害之地，这些分封藩王都手握重兵，称霸一方，在朱元璋在世之时，还倒是老老实实，不敢有什么非分之举。但朱元璋死后，他们根本不把懦弱无能的建文帝朱允炆放在眼里，个个飞扬跋扈，不服从中央政府的管辖。为了解决地方藩王对中央皇权的威胁，建文帝采纳了齐泰、方孝孺等人的建议，厉行削藩之策。他先是派兵进抵开封，软禁了周王朱肃，然后将其废为平民；接着又发兵湖南、湖北除掉了岷王朱便、湘王朱柏，此后，又先后将齐王朱博、代王朱桂等人囚禁。建文帝厉行削藩，地方藩王纷纷被削夺爵位，抑或被废为平民，抑或被禁为囚徒。一时间闹得是沸沸扬扬，怨声载道。这一措施严重损害了地方藩王们的切身利益，几乎所有的诸侯王都对此不满，尤其是手握重兵，觊觎帝位的燕王朱棣。
燕王朱棣早就有起兵反叛，夺取帝位之心，只是苦于没有很好的借口，这次建文帝削藩弄得天下诸侯怨声载道。这对阎王来说简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借口发动了“靖难之役”。虽然名义上是要帮建文帝清除身边的奸臣，其实际上起兵反叛。燕王起兵之后，建文帝马上慌了手脚，急忙征调各地方的军队入京勤王。但是，由于建文削藩以来，地方诸侯已被他得罪殆尽，所以，地方诸侯纷纷投向燕王帐下，背叛建文。建文帝手下的文人不少，但没有多少可以带兵打仗的将帅之才。心腹齐泰、方孝孺等人也都是文人腐儒，虽满腹经纶，但也没有什么用处。就这样，燕王的军队没费多大的力气，很快就打到了南京城。建文帝见大势已去，下令火烧皇宫。燕王朱棣攻入皇宫之后，没有找到建文帝，便命人仔细搜查寻找建文，宫里的太监说说建文帝在万般无奈之下，跳入火中自焚了，并从火堆里找出一具尸体指认说是建文帝。朱棣假惺惺的痛哭一番，说自己只是要清理奸臣，并不是要皇上死。然后，以皇帝礼将其厚葬，但是，在正史的文献中，却没有任何有关建文帝陵寝的记载，而且后来的崇祯皇帝也曾亲口说过建文无陵。
因此，废墟中的那具焦尸到底是否就是建文帝，建文帝到底死没死，没死的话他又逃到了哪里？对于这一系列的问题，朱棣本人也持有怀疑，后世史家和民间传说更是众说纷纭，离奇万分。
一种说法认为，建文帝并没有死，而是逃出南京，到了贵州的一个寺庙当了和尚。据说，在燕王朱棣围城之后，建文帝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为防被俘受辱，建文帝决定自尽殉国。这时，突然有一个太监跑了过来，他告诉建文帝，太祖皇帝临终前曾经交给他一个密匣，并叮嘱他如果皇上遇到危难，可以打开匣子。建文帝听后，急忙命这个老太监取来密匣，打开一看，里面装有三套袈裟，三张度牒，一把剃刀，三张度牒上分别写着应贤、应能、应文三个名字。应文指的是建文帝朱炆，应贤、应能分别是指建文帝的心腹近臣杨应能、叶希贤。匣中还有一封信，上面写道“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建文帝一看，便明白这是太祖皇帝早就预料到自己会有今天，传此密匣，告知自己剃发为僧从密道出逃保命。按照密匣的指示建文剃发做了和尚，从鬼门逃出宫去开始了浪迹天涯的游行四方的僧人生活。
建文帝化妆出逃之后，皇后马氏为了掩护他，命令太监放火烧城，然后自己跳入火海。自焚而死。第二天朱棣攻入皇宫之后，搜寻建文帝的下落，太监、宫女们迫于压力，便慌称建文帝以自焚而死，并指认皇后的尸体就是建文帝，此时火中找出的尸体已被烧的面目全非，难以辨清，就这样朱棣信以为真，没再追究。
有人甚至还找到了建文帝出家后的隐居之所，贵州安顺平坝县境内的高峰寺。据《平坝县志》记载：高峰山寺内斋堂地下有一个藏身洞，洞底有一块石碑上刻有“秀峰肇建文迹尘知空般若门。”的铭文，此外，寺中的另一块石碑上刻有开山祖师秀峰收留建文帝的经过。以此，后人推测此处就是建文帝出家之后的归宿之地。
建文帝归隐贵州高峰寺为一种说法，还有人认为，建文帝出逃之后没有去贵州，而是就近在在兰溪市东山上的一座古寺归隐，东山又名皇回山，是金华山脉的一支，寺院里的和尚世代口传建文帝在此削发隐跸的传说，并说寺院中还保留有建文帝的隐居之处和古碑遗迹。在寺院的大殿内，塑的是身穿袈裟的建文帝像，左右两旁分别为伴帝出家的杨应能、叶希贤两人，殿内的后壁绘有建文帝逊国出逃的路线。此外寺院内还保留有建文帝出家后所作的几首诗：“百官不知何处去，惟有群鸟早晚朝”；“尘心消尽无孝子，不受人间物色侵”。诗中意蕴饱含仓皇出逃，归于世外的无奈和忧伤，为建文帝归隐于此，又添一证据。
另外，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建文帝从南京城逃出之后，辗转来到泉州，流落到海外，后来明成祖继位之后，派郑和下西洋，就是为了寻找流落海外的建文帝。传说，建文从密道中逃出京城之后，见前往北方的道路大都被燕王的军队围阻，因此不得不化妆南下，辗转来到武昌罗汉寺。罗汉寺的住持达玄和尚，看过建文帝的度牒后，赶紧将建文引入寺中躲藏。过了一段时间后，建文帝等人见此处易于被燕王的爪牙发现，他们又在达玄和尚的指引之下做船前往泉州开元寺，然后辗转逃到海外。据《泉州开元寺志》记载，当时泉州开元寺的住持念海和尚正是罗汉寺住持达玄和尚的弟子。建文帝来到泉州开元寺之后，便隐匿寺中，派人寻找出逃海外的机会。终于有一天，他们坐上了一个阿拉伯商人的货船，随行来到印度尼西亚的苏门达腊岛，开始在此隐居，据说，当地的华人，至今仍在每年农历五月十六建文帝登基那天，举行隆重的拜“皇爷”之礼。
关于建文帝的生死和下落自古至今一直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对于此，每一种说法都只能说是一家之言，因为没有哪一种说法说自己有十分确凿的证据，说历史事实就是这样。也许建文帝的生死与下落真的如其它历史之谜一样，是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千古悬案。
第三部分 明武宗生母疑案
明朝的武宗皇帝朱厚照，为明朝中兴之主明孝宗的独生子。明孝宗与张皇后一生恩爱，除张皇后外没有在纳一个嫔妃。就是关于他们的这个独生子的身世，还惹出了一个轰动朝野的大案子——郑旺妖言惑众案。在案子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明武宗朱厚照离奇的身世谜案。
“皇上喜得龙子，大赦天下，许万民同庆。”张皇后与明孝宗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结为夫妻，此后，虽然孝宗未纳其她妃嫔专宠于张皇后，但奇怪的是他们大婚后四年，张皇后依然没有生育，也没有任何怀孕的迹象。皇帝子嗣乃是传承王朝大统的头等大事，所以大臣们和宗室皇亲都着急万分，先后上书请求皇帝从速选妃以广储嗣。因为他们怀疑张皇后没有生育能力。但是孝宗没有听从大臣们的意见，坚持不纳妃嫔。但心里也暗自着急，因为王朝子嗣的事情，马虎不得，不是自己说了就算的，而且这关系到大明王朝的血脉延续，因此，也不能一拖再拖。于是他便就和张皇后在宫中一连斋戒几个月，以求上苍的怜悯，赐一皇子给自己。最令人怀疑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弘治四年九月，宫中突然传出喜讯，张皇后终于生了一位皇子。于是便有了开头的举国同庆的那一幕。
但是在举国欢庆的同时，一个谣言也开始流传起来，就是这个皇子并非张皇后所生，明而是周太后宫中的婢女郑金莲所生。孝宗皇帝和张皇后为了减轻大臣们谏其广纳妃嫔的压力，便将这个孩子强行抱了去。说是张皇后所生的龙子。一时间这个传言闹得是满城风雨，连孝宗皇上和张皇后本人也有所风闻，但并未派人追究此事，孝宗的这种态度无疑加剧了流言的传播。人们认为孝宗保持沉默，是默认了这种说法。皇子确实是郑金莲所生，是皇后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强行抱去的。于是，这一事件在各地都传的沸沸扬扬。人们都开始怀疑这个皇子究竟是张皇后亲生还是从别的宫人那里抱过来据为己有的。而且，张皇后生下皇子的消息也确实过于突然，事先竟然连一点征兆都没有。但怀疑张皇后没有生育能力也是没有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她后来确实为孝宗生育过一个皇子，名叫朱厚炜，只不过早年夭折了罢了。
但是，此时流言却如同长了腿一般在各地迅速传播开来。弘治十七年，言官将此事上奏皇上，并奏言说此妖言惑众甚深，长此以往会影响到太子朱厚照将来的前途，请求皇上予以严惩，以绝妖言。孝宗本来以为市井之言，不足为虑，经言官这么一说，也意识到了此事的严重性。便派锦衣卫严加追查，最后，查到谣言的源头原来是宫中婢女郑金莲的父亲郑旺，和宫中的小太监刘山。郑旺原来是武成卫的一名士兵，家境贫寒。有一女儿名叫郑金莲，12岁时被卖给别人做婢女。有一年郑旺听说离其家不远的驼子庄郑安家有一女儿入宫了，郑家马上就要成为皇亲了，郑旺猛然间想起了早年自己卖掉的女儿，并猜想会不会入宫的是自己的亲生女呢？做皇亲的冲动使得郑旺想入非非，于是他通过关系，交上了太监刘山，并托他替自己在宫中寻找自己的女儿。刘山在宫中确实找到一个叫郑金莲的宫女，但她只是一个下等的宫女，没有进过深宫大内，也没有见过皇上，而且还不一定是郑旺的女儿。顾于交情，为了向郑旺交代，刘山就向郑旺说，已经找到了而且还成了皇上的宠人，只是现在不好见。高兴万分的郑旺于是经常托刘山将一些新鲜水果等农产品送到女儿手中，刘山就随便找点衣物给郑旺，说是其女转送，以于敷衍。但郑旺却拿着这些衣物四处炫耀，吹嘘女儿怎样得到了皇帝的恩宠。张皇后生子后不久，刘山又对他说这个孩子本来是郑的女儿郑金莲所生，张皇后不生养，便强行抱了去。郑旺知道之后便在外边四处炫耀，一时间关于这件事的流言闹得满城风雨，世人皆知，郑旺也到处宣扬自己是“皇亲国戚”，是国丈，是皇亲的老丈人，当今皇太子的亲外公。后来孝宗派人查明此事之后，便将这两个人逮捕入狱，并亲自审查此案。但是，孝宗这种亲自审案的做法，又在市井之间引发了一场新的谣言，人们纷纷说郑旺就是皇上的国丈，当今皇太子就是郑金莲所生。孝宗皇上就是怕人知道事情的真相，才要亲自御审此案。
孝宗审理之后，所做出的判决也存在疑点。因为他在御审之后判决以太祖皇帝所立的太监不许干政的祖制，将刘山以干预外事的罪名被处死；本案的主角郑旺却仅仅以妖言惑众罪、冒认皇亲罪判以监禁之刑；宫女郑金莲仅被送入浣衣局为奴。郑旺妖言惑众，惑乱皇亲，本来应该处以极刑，却只是判了个监禁。从判决的结果来看，这个案子的背后确实有些蹊跷。而且还有记载称，宫中有一个宫女被送进了浣衣房，但她进去时，其他宫女都要恭敬地站立两旁，可见来人并非一般。但这个宫女到底是不是郑金莲，却没有明确的记载。
更奇怪的的是，明武宗朱厚照继位后不久，便无故释放了关在锦衣卫大牢中的郑旺，并派人将其送回家乡。这样一来，又给人制造了一个难以理解的疑点。郑旺出狱之后，仍然坚持当今皇上朱厚照是他的女儿郑金莲所生。而且还对别人说，自己被放出来，就是因为明武宗的缘故，女儿郑金莲虽然名义上是在浣衣局服务，实际上过着太后般的生活，连宫里的大太监见了她也要恭恭敬敬的。这样一来谣言又起。更为荒唐的是郑旺的同乡王玺竟然打通关节，闯到东安门外，声称要面圣以奏“国母”被囚禁的实情，郑旺、王玺也因此被捕入狱。武宗令大理寺严审此案，审判之时，郑旺多次在堂上声称自己无罪，皇上真的是女儿郑金莲的亲骨肉。但是，这次却没有孝宗在世时那么幸运，他被判妖言惑众罪，因是累犯被判死刑。被押往菜市口腰斩处死。这件事的结果似乎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此时的武宗刚刚即位，而且是以嫡长子的身份继承大统，这是一个何等神圣的身份和血统，并且对自己身份的认定将直接关系到自己的政权稳固以及皇室的颜面，因此即使武宗即使真的是郑金莲所生，此时他也不会承认，因为这样毕竟对自己、对先皇、乃至于对明王朝而言，都不是一件什么值得宣扬的事儿。
就这样武宗生母的事情也就随着郑旺的死最终不了了之。但是，这并不说明，郑旺说的是假话，明武宗就是孝宗张皇后所生，因为案子中间有太多令人费解的疑点。郑旺历经两朝，不畏生死，一再声称朱厚照是自己的女儿郑金莲所生，即使在皇帝面前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说法。他两次都被判妖言惑众罪。但所受的处罚却大相径庭。第一次，是在孝宗朝，孝宗皇帝天性仁厚，轻刑法，重民生。孝宗对郑旺的惩罚仅仅是要向人们证明他是一位严守道德规范的皇帝。所以郑旺得以幸免不死。第二次，是在武宗刚刚即位之时，郑旺再次抛出此说，这就严重威胁到了武宗皇家血脉和嫡长子入承大统的神圣的光环，不容的丝毫的怀疑，武宗为维护他嫡长子承继大统的地位，自然严惩不怠，下诏将郑旺处死。但在这性格差异的背后似乎还隐藏着一些对真相看法的不同，孝宗是这一事件的执行者，当然要重视一些情感的事情，但武宗皇帝是这一事件的案内人，不容的案件对自己有丝毫的损害。
对于武宗的生母究竟是谁，是张皇后还是郑金莲。后人曾经根据一些蛛丝马迹进行过细致的推测，但谁也没有提出什么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明沈德符所著的《万历野获编》卷三“郑旺妖言”条记载中，“初，武成中卫军余郑旺有女名王女儿者，幼鬻之高通政家，因以进内。弘治末，旺阴结内使刘山，求自通。山为言：今名郑金莲者，即若女也，在周太后宫，为东驾所自出。语浸上闻，孝庙怒，磔山于市，旺亦论死，寻赦免。至是又为浮言如前所云。居人玉玺，觊与旺共厚利，因潜入东安门，宣言：国母郑，居幽若干年，欲面奏上。东厂执以闻，下刑部鞫治，拟妖言律。两人不承服，大理寺驳谳者再，乃具狱以请。诏如山例，皆置之极刑云。”也仅仅是言明了事件的经过，并未对事件的真伪作一判断。后来，武宗朝后期，宁王造反，在发布的檄文中也采用了郑旺的说法，说武宗不是张皇后的亲生，由此朱家的子孙都变了种，都是冒牌货。这个事件至此，依然是一个历史上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有待于后人进一步的推敲证明。
第三部分 戚继光斩子之谜
“天皇皇，地皇皇，莫惊我家小儿郎，倭寇来，不要慌，我有戚爷会抵挡。”
这是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广为流传的一首民谣，谣中的戚爷指的是明代著名抗倭名将、民族英雄戚继光。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蓬莱人。戚继光出生将门，自幼便立志驰骋疆场，保家卫国，曾挥笔写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著名诗句。戚继光17岁时承袭了父祖历任的登州卫指挥佥事之职，25岁时被提升为署都指挥佥事，担负起山东沿海防守海疆、抵抗倭寇的重任。
倭寇的形成，最早要追溯到元朝。元朝末年，日本的北条时宗曾两次发布异国征伐令，企图趁战乱之机入侵朝鲜，进而觊觎中国。被这个征伐令动员起来的日本武士从此开始骚扰中国东北沿海，倭寇之患逐渐形成。由于中国古代称日本为“倭国”，所以这些劫掠中国沿海的日本武士和浪人被称为“倭寇”。明初时，国家强盛，海防较为完备，倭寇并未酿成大患。正统年间之后，由于朝政腐败，军备废弛，倭寇日渐猖獗。正统四年（1439年），倭寇袭入浙江台州的桃渚村，杀人放火，劫掠财物，甚至把婴儿拴在竿上，用开水烫死。嘉靖年间之后，倭寇之患发展到了极点。他们同海盗汪直、徐海等人相勾结，有时外出劫掠，一次可纠集战船上百艘。倭寇在东南沿海一带，攻城掠地，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使东南沿海一带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到难以估计的损失
为了剿除倭寇之患，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素有威名的戚继光被调任到倭患最为严重的浙江任都司佥书，主持这一地区的抗倭斗争。戚继光初至浙江时，这一地区卫所空虚，士兵老弱；将官不习武艺，不懂兵法；水军战船十存一二，且年久失修……。有一次，八百多名倭寇侵入浙江沿海的龙山所，戚继光亲自率军迎击，但是由于明军老弱怯战，接战没几个回合，便已显现出溃败的迹象。在这危急关头，戚继光一马当先，冲至阵前，连发几箭，将倭寇的几个头目射倒，倭寇明军统帅如此英勇，便仓惶逃窜。为了改变这种兵士羸弱、防备松弛的现状，戚继光从当地的渔民、蛋户中招募新军，并加以严格的训练，这支军队虽然人数不多，只有三千多人，但是打起仗来，却个个都能以一当十。这支军队不仅作战勇敢，而且纪律严明，从不敢乱民扰民。当地的人都亲切的称呼这支纪律严明、能征善战的队伍为“戚家军”。戚继光还总结与倭寇作战的经验，结合南方地形多沼泽的特点，创造出新的阵法——鸳鸯阵，每十二名士兵为一个战斗小组，每人所持兵器各不相同，火器与冷兵器、长兵器与短兵器相互配合，大大提高了战斗力。戚继光依靠这支能征善战、纪律严明的军队，在抗倭的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戚继光统军打仗，十分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他要求士兵要绝对的服从指挥，指挥官下令向前，前面就是有刀山火海也要奋勇前进，不得后退，违令者定斩不赦。正是因为戚继光如此强调军纪的重要性，才有了戚继光斩子故事的发生。
戚继光斩子的故事几百年来一直在闽、浙一带广为流传。在福建莆田，这一故事还被改编为闽剧《戚继光斩子》，以艺术的形式在民间盛传不衰。此外，在福建宁德、连江、闽侯，浙江义乌等地也有类似的传说。戚继光斩子的故事到底是不是历史事实，到底发生在那个地方一直众说纷纭，没有定论。
有一说认为，戚继光斩子的故事发生在浙江台州地区。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在浙江抗击倭寇，几次大的战役都连战连捷，打得倭寇是闻风丧胆。有一次，戚继光率领军对在台州府围剿一股倭寇，倭寇与戚家军接战之后，很快大败，有一股残敌想绕道城北的大石退守仙居。为了彻底消灭这股倭寇，戚继光立即命自己的儿子戚印为先锋，率领军队抄近路在白水洋常风岭一带伏击。临行前戚继光一再交代戚印，与倭寇接战之后，不要急于求胜，要佯装失败，将敌人诱至仙居城外再予以反击，以迫使城中的倭寇出援，一举歼灭。违反军令者要按军法处置。戚印率军到达常风岭之后，将军队埋伏在山道两旁的树丛中，此时，倭寇的队伍也沿着这条山道开了过来，前面还押着一些抢掠来的妇女和牛羊等，戚小将见后，气愤万分。再也沉不住气，马上下令军队展开总攻，一时间矢石齐飞，刀枪猛舞，喊声震天。戚印只顾了奋勇杀敌，竟然忘记了父亲临行前交代的只许败，不许胜的交待。霎时间就将敌人全歼在山道之上。后来戚印率军回营，将士们都言戚印作战勇敢，杀敌有功。但戚继光却在在听完儿子禀报之后，勃然大努。说他违反军纪，不服从指挥，应该以军法处置，便命将校将其绑出辕门外正法。诸将虽然苦苦求情，说戚印虽然是触犯了军令，但其大败倭寇，也是有功之臣，可将功抵罪。但戚继光却认为戚印明令故犯，贻误军机，不容不诛！若是不杀则军纪难以严明如初。最终，还是斩了儿子。后来当地的百姓怀念戚公子，便在常风岭上为他建造了一座太尉殿，据说这座大殿的残迹至今犹存。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戚继光斩子的故事不是发生在浙江常风岭，而是发生自福建麒麟山；斩的儿子不是戚印，而是戚狄平。说明朝嘉靖年间，倭寇在福建沿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朝廷换了几任大将也拿他们没办法，百姓叫苦连天。后来戚继光率八千义乌兵入闽抗倭，头一仗打的就是海上倭寇的巢穴——横屿。横屿是一个海上孤岛，与宁德樟湾村隔海相望，此处涨潮时是一片汪洋，退潮之后则是泥泞一片的沼泽，地形易守难攻。倭寇在岛上修建了许多坚固的防御工事，戚继光经过一段时间的详细观察之后，决定在中秋节的下半夜乘着倭寇防守松懈，潮水低落的时候，涉过浅滩处的沼泽，出其不意的攻击敌人。戚继光先命张谏、张岳在横屿西、北陆上布阵，防止倭寇上岸；又命张汉率水师在横屿东部海面游弋，防止倭寇从海上逃窜；自己则率领戚家军的主力从南面进攻。在攻击发起之前，戚继光晓谕全军：“潮水涨落，分秒必争，只许勇往直前，不准犹疑回顾。违令者斩！”戚继光任命自己的儿子戚狄平为先锋官，率领三千精锐部队打先锋。戚狄平率军行至麒麟山下的宫门嘴山口时，担心父亲年老力衰，跟随不上，便立马回头向樟湾方向望了望。这时跟在后面的将士以为先锋有令要传达，不觉也都脚下一顿，停了下来。戚继光率领中军跟在后面，突然发现前面的队伍停了下来，不知发生了什么变故。立即派人询问。后将校回报说：“前面没什么事情，只是因戚先锋回头，兵士疑惑所致。”戚继光听后大怒，立刻令人将戚狄平绑至马前，训斥道：“你身为先锋官，不带头遵守秩序向前的军令，反而带头违令，致使三军疑惑。如若不按军法处置，又以何服众。”说完命令帐下军校将戚狄平绑出，斩于军前。戚继光身边的将士纷纷跪地说情，也无济于事。后来，戚家军胜利的攻占了横屿，斩杀倭寇二千六百余人，彻底捣毁了横屿上倭寇盘踞的巢穴。戚继光带军回师时，路过麒麟山，想起被自己斩杀于此的儿子，不禁伤心落泪。后来，当地的人民感于戚将军父子的抗倭功劳，就在戚继光当年立足思子的地方建起一座六角凉亭，取名为“思儿亭”。在戚公子被斩的麒麟山角树立了一块石碑，名曰“恩泽坛”，以永远纪念戚继光和戚狄平抗倭保民的万世恩泽。
此外，有人根据《仙游县志》中：“继光至莆田，将出师，烟雾四塞，其子印为前锋，勒马回，求驻师。继光怒其犯令，杀之”的记载，指出戚继光斩子的故事应该就是发生在福建莆田，斩杀儿子为戚印。
对于以上几种戚继光斩子的传说，史学界另有看法。戚继光斩子的故事，在《明史》、《罪惟录》、《明书》和汪道昆的《孟诸戚公墓志铭》、董承诏《戚大将军孟诸公小传》、《闽书》中的《戚继光传》等较为可信的史料中均无记载，戚继光后人所编著的《戚少保年谱耆编》中也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载。而且根据《戚继光墓志铭》的记载，戚继光的正房夫人王氏，一生只生有一个女儿，并无传说故事中的长子戚印这个人。戚继光在军中所纳的小妾陈氏、沈氏、杨氏等人虽然先后为他生了戚祚国、戚安国、戚报国、戚昌国、戚兴国等几个儿子。但这些儿子在戚继光抗倭时期都还是襁褓中的小儿，根本不可能成为统军打仗的将领。因此，许多历史研究者认为，戚继光斩子之事，纯粹是子虚乌有。民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故事流传，也许是人们根据戚继光将军治军严明，军纪如山的特点演绎出来。戚继光斩子的传说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讲并无明证，至于传说中的戚印、戚狄平等人是否是戚继光的义子，此为笔者的一种推测，事实是否如此，还有待史学界的进一步证明。
第三部分 “梃击案”始末
常言道，宫廷之中无父无子，无兄无弟，着实是一个充满血腥的角斗场。历代皇宫之中，因为皇位的争夺，不知衍射出了多少或明或暗的血腥争斗。明朝也是这样，在明朝神宗末年，因为皇位的争夺，先后发生了好几件至今仍充满疑点的深宫大案。
神宗晚年宠信皇贵妃郑氏，对自己先前所立的宫女王氏所生的皇太子朱常洛极为不满。处心积虑的想，废掉朱常洛而立郑贵妃所生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为此神宗还曾与郑氏秘密宣誓，一定会立朱常洵为太子。但是，神宗迫于朝臣和皇太后的压力，一只也不敢轻举妄动。只是找各种借口为难皇太子。由于神宗并不喜欢这个由宫女所生的儿子，并没有要立他做太子的打算，只是后来在皇太后和大臣们的压力之下才被迫册封朱常洛为皇太子。当时朱常洛已经20岁了。依照明朝的常制，一般在16岁左右就会大婚，而后出阁讲学接受教育。朱常洛21岁才大婚，可见神宗对他的冷淡。朱常洛大婚之后，就移居慈庆宫居住，但是，慈庆宫名义上是太子的寝宫，实际上还比不上宫中的一般宫殿，不仅破陋不堪，而且防卫甚差，神宗仅仅派了几名老弱病残的侍卫来防守。宫中服役的宫女太监也很少，仅有几个随朱常洛一块长大得几个贴身太监。慈庆宫的情况与皇三子朱常洵所居住的宫殿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似乎他才是真正的皇太子似的。除了在吃住等方面迫害朱常洛，郑贵妃一伙人还处心积虑的要除掉皇太子，由自己的儿子朱常洵取而代之。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万历四十三年(1615)，慈庆宫发生了梃击一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日黄昏时分，一个身材高大的陌生男子手持一根粗大的枣木棍闯入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倒了几个守门的老太监后，便直奔太子就寝的大殿而去。朱常洛的贴身太监见外边的太监拦截不住，马上关闭了大殿的大门，并临窗大声呼喊“抓刺客，抓刺客。”后来，宫里的侍卫们闻讯赶到，与同时赶来的几个太监一起才将这名陌生男子制服，交由东华门的守卫指挥使朱雄收监。第二天，朱常洛将此事告知了神宗皇帝，说有人行刺。神宗听候大惊，急忙派人提审这名行刺的男子。审讯完毕后，御史刘廷元就将讯问的结果奏报给皇帝，说这名闯宫的男子名叫张差，是蓟州井儿峪的百姓，语言颠三倒四，看起来有点颠狂，话里头常提到“吃斋讨封”等语，但又有些狡猾，看来要认真审问。后来神宗又派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官员对张差进行共审，结果却是张差因被人烧了柴草，要来京城申冤，在城里乱闯，又受气颠狂，受人诳骗说拿一木棍可以当作冤状，然后乱跑，误入慈庆宫。前后两次的结果几乎完全不一样，在这次的供状中，不仅没了“吃斋讨封”的话头，连带狡黠的性格判断也没有了，变成纯粹的一个“疯颠”的结论。负责审理此案的胡士相等人的人为，张差持武器乱闯宫殿，违反了不得再在宫殿前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的法律，应该马上对张差问斩。但是，这种供词和处理的结果却引起了朝中一些官员的怀疑，他们认为前后两次供词差别如此之大，似乎并非偶然。联系到这段时间郑贵妃的种种活动，在联系到太子之位引发的种种争斗，这个事情恐怕有人在背后操纵，而且似乎就是冲着皇太子朱常洛去的。为了皇太子的安危，刑部提牢主王之寀决定彻查此案，他在牢中亲自审问张差，见张差身强力壮，样子决不像一个疯颠之人。王之寀就引诱他说：“说实话就给你饭吃，不然就饿死你”。并把饭菜放在张差的面前。张差看着香喷喷的饭菜，口水直流，最后低头说道：“我不敢说。”这时王之寀命牢中其他狱吏回避，说我让他们都走开，你只对我自己说。最后张差的招供说：“我小名叫张五儿，父张义病故。有马三舅、李外父，叫我有个不知名的太监要我办一件事，事成之后给我几亩地种！后来太监骑着马，引我入京。到了一个大宅子，一个太监给我吃完饭，说：‘你先冲进去，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你！’然后领我由厚载门进到宫门上。守门的拦住我，我把他打倒在地。太监多了，我就被抓住了。小爷（皇太子）福大，没打着。”王之寀听后大惊，明白了这次张差行刺确实有宫里的人在背后指使，而且目标就是皇太子。王之寀马上将审讯的结果上奏朝廷，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大臣们议论纷纷，都认为这个事情背后肯定有宫里的大人物指使，而且暗示此事的主谋一定是郑贵妃。并且郑贵妃的父亲郑国泰也脱不了干系。
案子的线索已经很明确了，神宗却像有什么隐情似的犹犹豫豫，将这几个人的奏折全都留中不发。又另外派人查究此案。就在这时突然有人移交了一份蓟州知州戚延龄的奏折，折子中说，经过调查张差这人确属疯颠之人。于是，“疯颠”二字再次成为梃击一案定案的依据。但与此同时，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官员于五月二十日再次提审张差时，却得到了更为惊人的供词。这一次，张差供认：“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同在井儿峪居住。又有姊夫孔道住在本州城内。不知姓名的太监，是修铁瓦殿的庞保。大宅子，是住朝外刘成的。三舅、外父常往庞保处送炭，庞、刘在玉皇殿商量，和我三舅、外父逼着我来，说打上宫中，撞一个，打一个，打小爷，事情结束有吃有穿。刘成跟我来，领进去，又说：‘你打了，我会救你。’”张差前后供词一再变化，官员们的态度似乎也分作两派，案子之中似乎确实隐藏着许多不可告人的内幕，但却又扑朔迷离，让人难以看清楚。此时，案子似乎又牵涉到两个太监，即庞保和刘成。然而，太监为何要顾凶刺杀皇太子呢？因为这两个太监几乎还不认识朱常洛是谁？根本没有要杀他的理由。是不是幕后还有其他的更大的主使者呢？
后来，经过进一步的查究，确认庞保、刘成系郑贵妃翊坤宫的太监。向来很受郑贵妃的喜爱，是郑贵妃的两个心腹太监。但是，事情虽然明摆着可能与郑贵妃有关，而且大臣们也一再上疏，要求彻查。但是，慑于郑贵妃的权势，大臣们并没有直接提到郑贵妃和外戚郑国泰，郑国泰竟然自己按捺不住，写了一个表明自己清白的帖子，上奏万历皇帝。这几乎无异于“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给事中何士晋抓住这个时机上奏神宗说：“大臣们上的折子并未说到国泰就是主谋。张差的口供也还没有交上来，国泰就变得如此慌张，不能不对其有所怀疑。”但是，一旦事情牵涉到了郑贵妃，神宗就不愿意再把事态扩大了。因为，郑贵妃毕竟是他的第一宠妃，并且自己也曾许诺过要立她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即使郑贵妃做出这样的事情，自己也不好说什么。更何况郑贵妃整日向神宗哭泣，早就把万历的心给哭软了。于是，神宗就让郑贵妃去见太子朱常洛。贵妃见太子后，极力为自己开脱，并向太子下拜。神宗也在一旁帮郑贵妃开脱，最后朱常洛只好答应神宗，这个案子，把张差这样疯颠得人，处决了就行了，不必再有株连。并说又说：“我父子何等亲爱！外廷有许多议论，说你们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皇太子都这么说了，群臣们也不好再说什么。没过几天，刑部就结了案，将张差被凌迟处死。庞保、刘成在张差死后，见死无对证，便百般抵赖，最后，被神宗密令处死。到此，这个案子就算最终结了案。但是，案子背后主谋到底是谁？张差为什么要刺杀太子？神宗为什么要秘密处死庞保、刘成，这个案子与郑贵妃到底有没有牵涉，到了这一步便谁也说不清楚了。
案子就这么由头无尾的结了。但是今天看来，这个案子中的诸多疑点表明，定然与郑贵妃脱不了干系。从案卷的记录来看，张差也许确实属于类似疯颠的人，但是，他不是完全的的疯子，能够在人的引诱和指使之下行事，郑贵妃等人寻找这样的人行事也许正是为了不惹起怀疑。但这只是后人的推测，事实的情况是否如此，没有充足的证据，谁也不敢说的确就是如此，历史的疑案就是如此，若即若离，充满迷烟，但这也正是它的迷人之处。
第三部分 “红丸案”始末(1)
皇太子朱常洛好不容易才挨到神宗朱翊钧逝世，登上皇帝的宝座。此时的朱常洛已经四十多岁了。他的这个皇位可谓来之不易。
首先是登上皇太子的道路艰险，神宗朱翊钧宠爱郑贵妃而不喜欢朱常洛的母亲宫女出身的王氏。神宗曾与郑贵妃密誓一定会立他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但是这又违反了明朝嫡长子继承制度，不仅遭到朝内大臣的强烈反对，而且，也引起了皇太后的不满。在皇太后和群臣的压力下，神宗被迫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朱常洛虽然被立为皇太子，但是神宗并没有拿他当皇太子对待。太子东宫的防卫也十分的松弛，以至于后来发生了暴徒张差闯入，欲行刺太子的梃击疑案。这个案子明摆着是郑贵妃在幕后搞鬼，但是神宗不想将郑贵妃卷入案子之中，便想办法让太子朱常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朱常洛的地位也由此有了一丝提高。一方面，他得到了朝中诸臣的大力支持，同时他还取得了万历的欢心，这一事件后，万历皇帝感到下不来台，便要郑贵妃亲自向太子常洛求情，太子长期受郑贵妃一伙的压抑，总感觉太子的地位朝不保夕。现在郑贵妃亲自向他求情，真有点受宠若惊，便痛快地答应了郑贵妃的请求，自己出面向群臣说明梃击一案与郑贵妃无关。这一举动令万历皇帝十分的高兴，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朱翊钧逝世，临死之前他嘱托内阁首辅方从哲及司礼监太监要齐心协力辅佐皇太子朱常洛，皇位在平静中完成了由神宗到光宗的交接，一切都显得十分平静。然而，平静中潜伏着的是凶险的风波，不愿意看到朱常洛登上皇帝宝座的郑贵妃，虽然暂时无法改变既成的事实，但这并不证明她放弃了为儿子谋求皇位的野心。此时的郑贵妃见明功不行，便改变了策略。
光宗朱常洛即位之后，开始行使皇帝职权，致力于扭转万历朝后期的一系列弊政，他发内帑犒劳前线军队，解决了长期缺饷的燃眉之急；还停止了民愤甚深的矿税太监的活动；起用了许多万历年间因为直言进谏而遭贬斥的大臣；他还亲自考课大臣，破格提拔人才。种种作为，显示出光宗皇帝要做一代明君的努力。但是，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而是随着光宗德突然驾崩，而变成一个历史的春秋大梦。
神宗驾崩之前，曾经留下一纸遗诏，要朱常洛继位之后封郑贵妃为皇后。但是，朱常洛三十多年来，受尽了郑贵妃的压制和打击，直到现在郑贵妃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现在，神宗遗诏竟然要他封郑贵妃为皇太后，这就意味着她还可以通过垂帘听政来控制自己。光宗怎么会同意呢？而且这种做法显然也不符合祖宗的典章制度，也遭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所以这件事就暂时搁置了下来。郑贵妃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便想出了一个更为阴毒的计策。她知道朱常洛在做太子期间受尽了压抑，更别提接触女色。由此，她打算为光宗进献几名绝色美女，然后通过自己培养出来的这些心腹美女，来控制光宗。在朱常洛继位后不久，郑贵妃便挑选了八名绝色美女，并同大量的金银珠宝、珍奇玩物进献到光宗的寝宫之中。光宗的精神长期的处在压抑之中，此时作了皇帝，见连最恨自己的郑贵妃都对他那么好，不免一时飘飘然起来。在政务之余，开始贪淫纵欲，整天在后宫与美女们一起厮混，纵情淫乐。酒色掏身，光宗的身体本来就十分的虚弱，又经女色这番折腾，一时间元神大耗。不到半个月便一病不起了。关于这段历史，在文秉《先拨志始》中也有所记载：“光庙御体羸弱，虽正位东宫，未尝得志。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欲邀欢心，复饰美女以时。一日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李逊之《泰昌朝记事》也有类似的说法：“上体素弱，虽正位东宫，供奉淡薄。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复饰美女以进。一日退朝，升座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由此可见，光宗的身体应该是本来就很弱，光宗在即位之初也确实是很勤政的。而且，郑贵妃向光宗进献美女也应该是事实。
光宗病倒之后，皇帝身边的太监召御医崔文升来给圣上把脉，光宗本是纵欲伤身，身体虚弱以致卧床不起。这个崔太医不知道什么原因，却诊断为肾虚火旺，需要泻火，便给光宗皇帝开了一副药性很强的泻药。结果，光宗服药之后，一夜之间便泄了数十次。精神萎顿不支，口干唇裂，面色青紫。随时都有大行升天的危险。郑贵妃也昼夜派人前来闻讯，却不提光宗病情，只是一味的催逼光宗封她为太后，光宗无奈，在病榻上诏谕礼部准备大封。大臣们见皇帝突然病重，都认为是崔文升庸医误人，或另有阴谋。主张严惩崔文升。这个崔文升原先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朱常洛即位后，被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御药房太监。朱常洛患病后，崔文升以掌管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上进奉一种药性极为猛烈的泻药后。朱常洛一昼夜连泻三四十次，支离于床缛之间，几近衰竭，可见这个崔文升是致使光宗卧床不起的主犯之一。并且联系到此前郑贵妃进献美女，可见这两件事情都是事先有预谋的。清人张廷玉所编的《明史-崔文升传》中也认为：“文升受贵妃指，有异谋”。但这只是后人的推测，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崔文升就是受了郑贵妃的指使。
第三部分 “红丸案”始末(2)
光宗病重之时，郑贵妃依然住在乾清宫，等待封她为太后。朱常洛的外戚王、郭二家发觉郑贵妃可能有异谋，便向朝中的大臣们哭诉：“崔文升进药是故意，并非失误。皇长子朱由校也常常私下里哭泣：‘父皇身体健康，何以一下子病成这样?’郑、李谋得照管皇长子，包藏祸。”大臣杨涟、左光斗等人听后，立即上了一道奏折，分析皇上“圣躬违和”的原因，指责崔文升违反药理，故意用“相伐之剂”，致使皇上“圣躬转剧”，主张将崔文升拘押审讯，查个水落石出；并且建议皇帝收回进封皇太后的成命。让郑贵妃先离开乾清宫，搬回慈宁宫居住。此时，光宗的身体已经有所好转，还同两位大臣见了面，交待了一些朝中的事情。
但是，谁会想到接下来光宗却神秘的驾崩了呢。八月二十三日，鸿胪寺官员李可灼来到内阁，说有仙丹要进呈皇上。内阁首辅方从哲鉴于崔文升的先例，以为向皇上进药要十分慎重，便在觐见奏事完毕后，向光宗提起李可灼进献红丸的事情。光宗听了之后，很感兴趣，速召李可灼进宫。李可灼来了之后，为光宗把脉，并把光宗的病源和“仙药”的神奇说的是天花乱坠。光宗大喜，急切地要求李可灼速速服侍自己进药。光宗吃完药之后，顿时感觉浑身舒畅，全身暖润。说这果然是仙药，大臣们见皇上的病情好转也都十分的高兴，便从乾清宫退了出来，只留了李可灼及几个近侍的太监在身边。光宗皇帝服药后感觉十分的舒服，怕药力不济，就又向李可灼要了两粒仙药服下。此时，外官派人前来探问皇上的病情如何，李可灼说皇上服药后，病情已经稳定，大臣们认为李可灼为皇上诊病有功，令赏李可灼白银五十两，绫罗两匹。出乎意料的是，到了第二天凌晨，光宗的形势便开始急转直下。朱常洛服用了两粒红色丸药之后，五更时分病情突然恶化。大臣们听到太监的紧急宣召，急忙赶到宫中时，皇上已经“龙驭上宾”了。
光宗从继位登基到突然死亡，满打满算才三十天的时间。有幸成了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同时，光宗皇帝的死因也是扑朔迷离，在他死后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并为历史留下了一个千古疑案。光宗到底是怎么死的？李可灼所进红丸究竟为何物？围绕这两个问题大臣们争论不休，相互攻击。有人认为，这件事与郑贵妃有关，光宗两次卧病都是由于进药，两次进药之人又都与郑贵妃有关系，御医崔文升原是郑贵妃的属下，李可灼及引荐之人方从哲也是郑贵妃集团的人。同时，大家认为光宗第一次病重是由于过度的接近女色，是纵欲过度，身体虚弱，需要温补之剂，慢慢的调养。而不应该使用大泄药物。第二次病重是因为大泄之后，圣体脱水致虚。病中还能召见大臣，病不致死，若用平和的药剂慢慢的滋养，自然会好转。而李可灼所进的红丸显然是春药一类的助火药，这种药含有红铅。可当时令人感到精力倍增，但是根本上却是要涸泽而渔，对于圣体大虚的光宗来讲，只会加速他的死亡。这件事显然是有预谋的。两派大臣激烈争论没有结果，最后，为平息事态，只好将崔文升、李可灼二人拉来做了替罪羊。判李可灼误用药剂，致使圣上大行，流戍边远。崔文升发配南京充净军。
“红丸”一案由于各派的争斗总算草草了解，但其中的疑点并没有弄清楚。后人为此曾进行过一系列的考证和争论，但最后也都没有结果。光宗的死是否与红丸有关依然是一个千古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