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密码：千古之谜终结解读>
第一部分 前 言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谜案。虽然后人在其后的历史中一直在不停地研究、探索，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历史之谜至今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历史的车轮在沧桑巨变中不断前进，而世人又渴望从艰涩滞重的印痕中探索历史的本原面目，这就使得原来就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中国历史更加神秘诱人。
谜一样的历史，谜一样的古人，无不闪耀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之光。在我们惊叹祖先勤劳与聪慧的同时，也更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而感到骄傲。从秦始皇身世的由来，到传国玉玺的下落之谜；从宋太宗弑兄悬案，到雍正帝暴卒之谜；人们在不断探索历史的真相，为厚重的中国历史不断增添着解谜的元素，让我们这些后人在诸多杂乱的丝絮中窥视历史的原貌。
这些谜一样的故事不仅催生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传说的历史，而且还为专业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永恒的题材。尤其是最近几年来，随着各种史料不断地挖掘整理，历史谜案的研究获得了更多可靠的原始材料，人们随着历史遗留的诸多线索一步步探索下去，才发现真实的历史远比传说中的故事要曲折复杂。
比如雍正皇帝的死因，在《满清外史》、《清宫遗闻》、《清宫十三朝》等野史记载中，都认为雍正皇帝是被吕四娘刺杀而死，而且这种说法在民间流传非常广。茶肆卖艺的歌女，街头说书的先生无不以此作为压轴的秘闻轶事来吸引观众。据说雍正年间，江南吕留良一家因文字狱而惨遭族诛，仅有吕家的一个小女儿四娘被一个贴身童仆救出，逃到深山老林之中才幸免于难。吕四娘从此隐姓埋名，寻机为父母报仇雪恨。后来，吕四娘遇到了武艺高超的独臂神尼，在她的精心指导之下，吕四娘很快成为一名武艺高超的剑客。为了能够为家人报仇雪恨，吕四娘潜入京师，经过一番秘密的探查，吕四娘终于弄清了雍正皇帝的行动规律。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吕四娘潜入圆明园杀掉了正在龙床上熟睡的雍正皇帝，并带走了他的首级。雍正皇帝死后，因找不到首级，只好做了一个金头入葬。据说在雍正皇帝的陵墓中至今还有他的金头存在。传说如此，但是历史的事实是这样的吗？更多历史学家认为这种行刺之说纯属民间传说，根本不可信。因为吕案发生后，他的家人都处于严密的控制之下，根本不可能有人漏网。此外，圆明园在皇帝驾临的时候，防守极为森严。吕四娘根本不可能穿过昼夜巡逻的卫兵，轻易地就进入寝宫，刺杀雍正皇帝。根据《清实录》和乾隆皇帝谕旨中留下的蛛丝马迹推测，雍正真正的死因可能是因为长期服用丹药中毒而死。正如雍正皇帝之死这个例子，也许很多历史疑案本来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只是因为岁月久了，很多知晓真相的人，或者记载真相的书籍渐渐被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反而种种民间的传闻一代接一代的口耳相传，并且不断被添加着新的说法，为各种历史事件披上层层神秘的面纱，从而变得扑朔迷离，后人也就很难分辨到底哪种说法是真，哪种说法是假，难以看清历史的真相了。
本书作者在编写过程中，汇集了大量历史上悬而未决的悬疑谜案，在综合历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对诸多民间的秘闻传说进行了整理，试图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知识性、探索性同民间传说的趣味性融为一体，充分汇集关于历史悬疑的各种说法，让你在前人众说纷纭的观点中拨开历史的迷雾，探究历史的真相。
第一部分 和氏璧下落之谜
春秋战国时期“卞和献玉”、“完璧归赵”的故事家喻户晓，这件玉璧也被战国各诸侯国奉为价值连城的“天下所共传宝”。各个诸侯国为了把玉璧据为己有，想尽办法互相争夺，许多条无辜的任命甚至搭在了这块玉璧上，然而这件珍贵的玉器最后竟不知落到何处，成为历史上一大疑案。
最早记录和氏璧的是《韩非子-和氏篇》，春秋时期，有一个楚国人名叫卞和，一天他在荆山采到一块玉璞，为了表示自己对君主的忠心，他把这块玉璞献给了楚厉王。玉璞是一种天然玉料，如果不经锯割，外表看来和普通的石块没什么区别。楚厉王找来相玉家进行鉴定，但是玉工没有识辨出来，认为它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没有什么价值。于是厉王大怒，认为卞和在戏弄自己，命人砍掉了卞和的左足，并把卞和驱逐出楚国。
楚厉王死后，楚武王继位，卞和又去献宝，玉工仍鉴定为石头，武王又以欺君之罪砍掉了卞和的右足，又过了几十年，武王之子文王继位。这时的卞和还想去献宝，无奈自己已是风烛残年，又被砍掉了双脚，行动很不方便，眼看自己的愿望无法实现，卞和便怀抱玉璞来到楚山下痛哭三天三夜不止，眼泪都流尽了，眼睛直往外滴血。楚文王听说了这件事，派人接来卞和问：“天下被砍足的人很多，你为何哭得如此悲伤呢？”卞和答道：“我并不是因为被砍掉双脚而痛哭，而是因为明明是宝玉却被误认为石头，忠贞之士被当作欺君之臣，我是为大王哭泣，他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啊！”文王听后，让玉工进行打磨，果然得到一块洁白无瑕、光润晶莹的宝玉。因为是卞和所献，便取名“和氏璧”。后人遂用“楚玉、荆玉、卞玉、卞宝”等，泛指美玉或玉，用以称誉人的才德之美，形容物的质地纯真；用“献玉、卞和三献、美玉三献”等表示奉献才艺或杰作。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交往，往往以玉为使臣信物，而玉中极品和氏璧更是国家的象征。就这样，“和氏璧”被楚国奉为国宝收藏着，然而“和氏璧”发现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各诸侯国，各诸侯国的国君都想亲眼看看这件宝玉。公元前333年，楚国吞灭越国，楚威王因为宰相昭阳在消灭越国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于是将和氏璧赐给了昭阳。昭阳某日请客时，出壁让各宾客观赏，席散时却不翼而飞。虽多方嫂查也毫无下落。国宝的不翼而飞震惊了朝廷内外，楚王下令全国范围内搜寻这件价值连城的宝物，但是最终没有结果。人们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张仪，因为张仪当时正在楚国游说，曾与昭阳一起饮酒，人们认为他有机会偷窃了和氏璧。楚王命人对张仪严刑拷打，张仪拒不承认，楚王无奈，只好将张仪无罪释放。张仪受辱后辗转到了秦国，后来成为秦国的宰相，为秦国日后的强大立下了汗马功劳。楚国为一件国宝损失了一个人才，这是他们所没预料到的。
和氏璧就这样销声匿迹了几十年后，有一天突然在赵国出现，至于和氏璧是怎样流落到赵国的，至今仍是一个谜。赵惠文王时，一个名叫缪贤的宦官从一名外人手中购买到这块玉，经过鉴定后，才知道正是失踪多年的和氏璧。赵王得知后，便下诏将这件宝物强行夺进宫中。赵国得到和氏璧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秦昭王的耳中，秦昭王对这件稀世之宝产生了凯觑之心，于是派人送信给赵王，希望用15座城来换取和氏璧。赵王明知秦国想强取豪夺，但慑于秦国势力，怕得罪秦国招来灭国之灾，只好派蔺相如持璧出使秦国。
蔺相如到秦国后，把和氏璧献给秦王，秦王看到玉璧，非常高兴，将玉璧传给左右殡妃大臣观看，众人皆呼万岁。蔺相如见秦王根本无意割城给赵国，就走上前去说：“璧上有点瑕疵，让我指给大王看”。秦王将璧递还给了蔺相如，蔺相如持璧而立，大怒道：“大王您想得此璧，派人送信给赵王。赵王召集群臣商议时，群臣们认为秦国依势欺人，拿巧座城换玉璧只不过是一种空话。可我认为百姓之间交往都不会欺骗，何况秦国是一个大国呢！赵王采纳了我的建议，为了表示对秦国的尊重，赵王斋戒五日后，才派我将璧送给您。可大王您在召见我时无礼傲慢，还将璧传给众人看，这是在戏弄赵国。我看大王您根本无意割城易璧，就取回此璧。您若再逼我献出玉璧，我的头就和这玉璧一起撞碎在这柱子上。”秦王惟恐玉璧被撞碎，连忙道歉，并召人拿来地图，指出给赵王割去15座城。蔺相如看出这不过是秦王的缓兵之计，就对秦王说：“赵王派我送璧之前曾斋戒五日，现在大王您也应斋戒五日，并设九宾之礼，这样我才会献出玉壁来”秦王没有办法，只好同意。蔺相如回到宾舍，认为秦王根本不可能割城给赵国。于是便派手下人乔装打扮，怀揣玉璧，连夜逃回了赵国。
五天之后，秦王在宫廷内设九宾之礼，命人宴请蔺相如。蔺相如进宫后对秦王说：“秦国从缪公以来20余位君主，没有一位是信守誓约的。我担心因您的失约而辜负赵王对我的重托，所以已经派人把玉璧送回了赵国。秦国强盛而赵国弱小，如果大干先割巧城给赵国，赵国怎么会留璧而得罪您呢？我知道欺君之罪当杀，要杀要剐，您看着办吧。”秦王和众位大臣听后面面相觑。秦王想即使杀了蔺相如也得不到玉璧，而且还会使两国的关系恶化，不如厚待蔺相如，自己也可得一个明君的声誉。于是秦王在宫廷内以隆重的礼节款待蔺相如，并将他送回赵国，这就是历史上“完璧归赵”的故事，蔺相如以自己的勇敢和智慧保住了和氏璧。
但是事隔六十多年以后，即公元前228年，赵国还是被强大的秦国吞并，赵幽王投降，献出了和氏璧。秦王赢政统一六国，建立了强大的秦王朝，和氏璧最终落到了秦王嬴政的手里。但从此以后，和氏璧便从历史记载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有一种说法认为：秦始皇得到和氏璧后，命玉工将宰相李斯书写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鸟虫形篆字雕刻在和氏璧上，作皇帝的玉印。这样，和氏璧就成了国玺。代代相传。有人甚至还找到了用刻玺的边角料所制作的玉块。秦始皇死后，赵高利用和氏璧篡权。刘邦率兵攻入咸阳时，国玺落到了他的手中。刘邦建立汉朝后就把玉璧作为汉朝的国印，从此和氏璧成为“传国玺”。刘邦之后，传了九代皇帝。
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当时因小皇帝刘婴年幼，传国玺由皇太后代管。王莽让弟弟到长乐宫去要玉玺，皇太后气愤地把传国玺摔到地上，骂道：得这块亡国玺，看你兄弟有什么好下场！传国玺被摔缺了一角，后来王莽用黄金镶补，但无济于事，还是留下了缺痕。
但是，历史文献中关于秦国传国玉玺的来龙去脉记载还比较详细。《晋书-舆服志》、唐徐令信《玉玺谱》等记载“色绿如蓝，温润而泽”，指明它是用蓝田玉制成的，因此用和氏璧制成传国玉玺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那么，和氏璧到底流落到何处呢？目前有两种推测：第一种推测认为和氏璧被作为随葬品埋在了秦始皇陵墓内，并没有作为传国玉玺流传后世。如果这样，将来有朝一日发掘秦始皇陵墓地宫，我们还有机会一睹和氏璧的风采。另一种推测认为和氏璧可能在秦末战争中丢失或者被项羽掠夺而去。秦末，项羽率兵进攻咸阳，焚烧秦宫殿，挖掘秦陵墓，掠夺宝物、美女，和氏璧可能就在其中。但随后而来的楚汉战争中，项羽兵败，又使和氏璧下落不明。玉玺或许藏在项羽的都城彭城〔今江苏徐州），或许遗落在项羽败死的亥下（今安徽灵璧）。
和氏璧是中国历史上一件非常著名的无价之宝，在它流传的几百年期间，多少人的命运、多少国家的命运都和它紧密地联系起来，而它神秘的失踪，又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的一大悬案。
第一部分 西施失踪谜案
西施，名夷光，春秋战国时期出生于浙江诸暨苎萝村。因为天生丽质，貌美绝世，远近闻名，所以人们不喊她的名姓，只把这位西村的施家姑娘，称作西施。当时，吴王夫差为报杀父之仇，领兵打进越国，俘虏了越王勾践，越王夫妇被押到吴国做奴隶。三年以后，吴王夫差放回了勾践，勾践回国以后，卧薪尝胆，力图报仇雪耻。“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他采用范蠡所献美人计，把西施献给吴王夫差。西施忍辱负重，以身许国，凭借她倾国倾城之貌和高超的琴棋歌舞，成为吴王最宠爱的妃子。从此吴王日日沉迷酒色，不理朝政，最后落得众叛亲离，为勾践的东山再起起了掩护的作用。在她的内应下，勾践终于灭吴复国。最后，吴王夫差拔剑自裁，结束了持续几十年的吴越战争。西施荣归故里，可是回来以后又怎么样呢？
对西施的结局，历来也有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她随范蠡归隐于五湖。西施和范蠡本来是情侣，后来西施为了救国，两人只能为国牺牲自己的爱情。待到西施功成归国后，范蠡认为勾践可以共患难而不可以共安乐，再待下去会有危险，建议西施随他一起逃走，归隐江湖，不知所终。因为有范蠡泛于江湖的传说，或许是后人不忍这位绝代佳人遭到悲惨的结局，就流传出西施和范蠡归隐五湖的美满姻缘的故事，以寄托对他们的同情。
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的根据。根据历史记载，勾践这个人很有心计，早在他被吴国俘虏做人质之时，一次夫差生病，勾践前往探病，竟口尝了夫差的粪便。夫差很奇怪勾践的这种做法，忙问其故，勾践说：“臣闻尝粪便之类，可知病情的发展；味甘则不佳，味苦则渐愈，今味苦，知大王之圣躬无碍也。”通过勾践这些话，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心狠手黑、阴险毒辣的人。范蠡辅佐勾践几十年，对勾践算是看透，所以等到越国灭吴复国之后，勾践便退隐江湖，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纵观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统治者，功成以后就杀功臣，这似乎是一个规律。所以勾践不会轻易地放过西施。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即使是西施逃走，为什么会跟一定跟范蠡一起逃走呢？唐朝的《吴地记》转引东汉《越绝书》这样记载：“吴之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唐代诗人杜牧在所作《杜娘诗》这样写道：“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这里的“鸱夷”代指范蠡，《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有关于范蠡这样的记载“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根据这些记载，明代的戏曲作家梁辰鱼编成了颇具影响的《浣纱记》。他说：“范蠡和西施早已定情。吴亡后，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范蠡却认为越王雄猜阴狠，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于是激流勇退，在一个风清月白的夜晚，带着西施，驾着一叶扁舟，泛五湖而去。”上海前几年出版的《辞海》（修订本）也这样说：“西施一作西子，春秋末年越国苎萝人，由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成为夫差最宠爱的妃子。传说吴亡后，与范蠡偕入五湖”。据说范蠡和西施归隐五湖后，每天早上，西施对着青铜镜梳妆，随手将脂粉水倒入湖中，以致湖中螺呈五色。宋有张尧曰诗云：“少伯曾居此，螺纹吐彩丝，一奁秋境好，犹可照西施。”清人朱彝尊也写过这么一首诗：“落花三月葬西施，寂寞城隅范蠡祠。水低尽传螺五色，湖边空挂网千丝。”说的也就是这件事。
然而今传的《越绝书》却并无“同泛五湖去”这段文字，另外几段关于范蠡和西施归隐江湖的记载都是根据唐朝版本的《越绝书》，这是历史更迭的时间链中的佚文还是唐朝人自己杜撰的美好的爱情故事，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种说法是西施被沉水而死。这种说法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墨子-亲士》记载说：“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死，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沉”，古作“沈”）这句话把西施是被沉于水中解释为是因为她的美丽。《修文御览》转引东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有关西施的记载说：“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这里的“浮”字也是“沉”的意思。“鸱夷”，就是皮囊。这句话的意思是，吴国灭亡后，越王把西施装到皮囊里沉到江里去了。
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和柏杨先生的《皇后之死》根据《吴越春秋》这段史实附会了如下情节：越王把西施掳回了越国，第一天晚上勾践就叫她侍寝：“夫差能够与你同床共枕，我为什么与你不能？”越王妻子大发醋劲，妒而生恨，背着越王，把西施沉入水中，还说：“此乃祸水，岂可久留？”当了“美人计”的工具，事成之后，被人弃之，还是合乎情理的。
同为苦命人的林黛玉也支持西施沉水的说法，她在《西施》诗中写道：一代倾城逐浪花，吴宫空自忆儿家。效颦莫笑东村女，头白溪边尚浣纱。诗中后两句意思是：不要去笑东邻那个效颦的丑女，她却能平平安安地在溪边浣纱直到白发。这诗的主旨就是是说，靓女命短，丑女长寿。绝色美女的生命之所以逐浪花而去，是因为往往被政治家用作“美人计”，成为男人争权夺利的牺牲品。而在事情大功告成之时，也就是这些薄命女子的寿终之日了。
当然，还有人认为西施被沉水并非皇后所为，而是她的恋人范蠡。这种说法颇为残酷，说吴国灭亡以后，越王因为西施的美貌想要将她留在身边，但是范蠡坚决反对，他要越王吸取吴王教训，不能被美色诱惑。他设下计策，派人用越王的车把西施骗到太湖，又把她骗上船，到湖心的时候把西施从船上推下，西施就溺死于太湖中了。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越国灭吴之后，范蠡不辞而别，改名叫“鸱夷子皮”，“鸱夷子皮”意思就是皮袋子。为什么在越国时候范蠡姓范名蠡，后来离开越国到陶（今山东定陶）的时候又改姓朱，却偏偏在离开越国的时候改名叫“鸱夷子皮”，这件离奇的举动发生在西施沉江之后，因此是范蠡和西施相恋的铁证。范蠡并非无情无义之人，既然他已决意离开越国，他对于自己的恋人还不至于下此毒手。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施沉水是勾践吃醋而为。《吴越春秋》记载，越王“乃使相者国中得苧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饰以罗榖，教以容步，习于土城，临于都巷，三年学服而献于吴”，西施在宫中三年学习期间，与范蠡之间深深埋下了爱情的种子。越王勾践显然也被西施的美貌打动，但他为了成就自己的伟业，只能将西施献于吴王。为了使西施死心的替他完成使命，勾践和范蠡约定：灭吴之后，将西施赐于范蠡，不仅可成全二人的一番相恋，同时也稳住了西施的心，才能身在吴宫，心存越国。但是灭吴之后，阴险的勾践变了卦。他不会让自己心爱的女人落到别人的手中，于是下令将西施鸱夷沉江。
另外还有西施不慎落水而卒的说法。人们并不希望西施这位无辜的弱女子有个悲惨结局，于是找出初唐诗人宋之问《浣纱》诗：“一朝还旧都，靓妆寻若耶；鸟惊人松梦，鱼沉畏荷花”为依据，认为吴国灭亡后西施回到故乡，在一次浣纱时，不慎落水而死。今天位于诸暨城南苎箩山麓的西施故里，唐朝时就建有浣纱庙，1986年重修，建筑群包括西施殿、郑旦亭、古月台等。浣纱江畔，有西施浣纱处，临江岩石上有王羲之所书“浣纱”二字。唐朝诗人李商隐曾作《景阳井》绝句一首：“景阳宫井剩堪悲，不尽龙鸾誓死期；肠断吴王宫外水，浊泥犹得葬西施”。另一诗人皮日休也有诗题《馆娃宫怀古》共五绝，第五首是：“响屟廊中金玉步，采苹山上绮罗身；不知水葬今何处，溪月弯弯欲效颦”。从这两首诗可以看出，唐代也流传过西施被沉于水的说法，可是都没有谈到西施与范蠡有什么关系。西施不慎落水而卒的说法似乎最理想，可是最缺乏证据，只是人们的一种猜测罢了。
显然，这几种说法尽管存在分歧，但是都是认为西施被沉水中是可信的。现在此沿海的泥沙中有一种似人舌的文蜊，大家都说这是西施的舌头，所以称它为“西施舌”。三十年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在福建时，亦称赞长乐“西施舌”是闽菜中最佳的一种神品。
自古红颜多薄命，西施本是农家女子，只是因为天生丽质，做了越王政治斗争中的工具，事成之后，“兔死狗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至于西施到底是随范蠡归隐五湖还是被沉江底，只能由后人自己评说了。
第一部分 秦始皇“生父”悬案
秦始皇（前259～前210），中国统一的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史书记载，他有三个名字。一曰嬴政，他是秦庄襄王之子，“秦人赢姓”，由于生于正月，故起名为正，古代通政，因此写作政，所以追根而论为嬴政。二曰赵政，先秦时，有以出生地为姓的习俗。秦始皇以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正月生于赵国首都邯郸，故以赵为姓，称赵政。三曰吕政，秦始皇又怎么会姓吕？这就牵扯到了秦始皇的身世问题。
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赢政的父亲子楚在赵国做人质时，当时赵国的政治投机商吕不韦钻了秦国宫廷的空子。吕不韦先与一个能歌善舞的赵姬同居，知道赵姬有身孕后，让赵姬去勾引秦太子子楚。不久子楚爱上赵姬，吕不韦便把赵姬献给子楚。赵姬足月后生下赢政，子楚于是立赵姬为夫人。后来子楚回国继承王位，死后把王位传给子政。这种说法被班固所接收，于是《汉书》直接称赢政为吕政。东汉高诱为《吕氏春秋》作注，他的序记载的情形跟司马迁的记载基本一致：“不韦取邯郸姬，已有身，楚见说之，遂献其姬，至楚所，生男，名之曰正，楚立之为夫人。”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这样解释：“吕政者，始皇名政，是吕不韦幸姬有娠，献庄襄王而生始皇，故云吕政。”
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史记-吕不韦传》记载，“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期（古音为ji）即一周年。就是说子楚娶了赵姬一年后，赵姬才生赢政。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按照这样计算，赢政应该是子楚所生。从两汉到宋元时期，一直都信奉秦始皇私生子之说，未有异议。
秦始皇果真是私生子？这是一个千古之谜，由于年代久远，事实已无法查实。然而有人从动机上开始怀疑《史记》记录的真实性，由于司马迁因祸遭到残酷的宫刑，在他的笔下，历代酷吏、暴君多少被涂上不良的墨迹，所以也不能排除司马迁在记录秦始皇时，因反感而夸大其辞。
在明代，便有人开始对《史记》提出异议。明人汤聘尹以秦皇乃吕不韦之子，是“战国好事者为之”。清代学者梁玉绳也提出异议，认为《史记》系从传闻得来，非从考实得来，并从行文剖析，以为司马迁在记述中即有所保留。明朝的王世贞则更进一步，他在《读书后记》提出两条理由：一是吕不韦为使自己长保富贵，故意编造自己是秦始皇的父亲的故事；二是秦灭六国后，原六国的贵族或失去他们的食邑、或家破人亡。但他们除了进行言论攻击外别无办法对秦朝进行报复。于是在极端的愤恨中他们散播对秦始皇的身世进行攻击的这一言论：“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秦宗室的香火到了这里也就熄灭了。六国虽亡，但秦国也同样灭亡”。另外，还有人对“大期”的解释提出疑问。期，一年也，所谓“大期”，是指过十二个足月之后分娩（一说十个足月）。按照常情，女子发现“有身”，一般在孕后一二个月，既然吕不韦在“献其姬”前已经“知有身”，据生育规律，赵姬何以能在归子楚后十二个月方分娩生政？怀孕超期分娩的情况也有，但赵姬的超期未免超得过于异常。所以他们认为《史记-吕不韦传》所述值得怀疑。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也怀疑吕不韦为秦王政生父之事，他指出三个疑点。其一，仅见《史记》而为《国策》所不载，没有其他的旁证，这未免不让人产生怀疑。《战国策》是研究战国时期的重要史料，而秦国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国家之一，为什么对于吕不韦偷天换日，有关秦朝血脉的事情只字不提，一直等到西汉时期的《史记》才来记载？其二，关于秦始皇故事的情节与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如同一个刻板印出的文章，情节大类小说。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大致梗概是这样的：赵国有个人叫李园，他想把自己的妹妹环献给楚王，但是听说楚王不能生育，惟恐妹妹进宫由于没有子嗣而得宠爱不长久。于是他跟妹妹商量，先将她献给春申君，等到怀孕的时候再献给楚王。事情果真如愿，春申君果真使李园的妹妹怀上了孩子。事情至此也就到了关键时刻，这时李园的妹妹引诱春申君说：“今妾自知有身矣，而旁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而有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封尽可得，孰与其临不测之罪乎？”春申君被说服，遂将女环献于楚王，生了个儿子，即后来的楚幽王。这段故事与吕不韦与赵姬的故事如此之相似，郭老据其推断，吕不韦与赵姬的故事可能流行于西汉初年吕后执政时期，是吕氏集团成员仿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编造的，目的是为吕氏称制制造舆论。其三，《史记-吕不韦传》记载秦始皇的母亲是邯郸的歌姬，但是记载子楚回到秦国时候又说：“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歌姬和豪家女，这二者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难于自圆其说。
但《史记》的历史地位还是让许多学者不肯轻易怀疑它记载事件的真实性，他们认为，明清学者以及郭沫若先生的论断都只是对于史实的一种臆测，论据不足。司马迁的记述虽然有矛盾之处，但他的著书风格一向以严谨、直笔而不是猎奇而著称，所以他对于吕不韦和赵姬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当代有的学者就对郭沫若的三点质疑，作了针峰相对的批评，认为：第一，《史记》的记载有不少是《战国策》没有载过的，这正是《史记》流传千古，受人称颂的原因之一。没有旁证，照样能保持《史记》的真实性。例如，司马迁的《史记》详细的描述了夏朝的世系，然而司马迁距商代已有千年之遥，以后也基本没有实证。所以二十世纪之前许多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对夏代的有无产生怀疑，但是二十世纪初发现的殷墟甲骨文献，却雄辨地证明了司马迁记录的高度准确性。第二，吕不韦与赵姬的故事跟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类似，只能说明这种斗争手段，在当时是被不少政治上的风云人物所运用；第三，关于《史记》记载矛盾的地方，其实并不矛盾，二者还是有相通之处。假如子楚果真看上了吕不韦的小妾，这无疑给吕不韦提供了另外一个机会，因为一旦子楚回国即位，他和歌姬肚子里的孩子就有可能成为皇帝，这一想法符合吕不韦的野心。吕不韦是一个冷静的人，他善于处理各方面关系，也知道如何利用这种关系。他能想到异人看上了歌姬，也就想到歌姬肚子里的孩子能够有承国的希望。所以他会尽一切能力掩饰歌姬的真实身份，为歌姬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背景，所以出现《史记》记载的那样“赵豪家女也”。另外，根据常理分析，当时的子楚作为一名王孙，娶妻纳妾总要有一定的排场的，否则又怎能名誉盛于诸侯？这也会要求歌姬有一定背景，所以就出现了称谓前后矛盾的地方。
另外，不论《史记》也好，《战国策》也好都记载了秦王政当上皇帝之后，吕不韦与太后私通。如果吕不韦以前和太后没有任何关系的话，吕不韦必然会爱惜自己的政治生命，不会去和太后私通。只有吕不韦有所依仗（包括吕不韦认为秦王政就是自己儿子），或者和太后早有私通，才会冒险与太后私通的，否则，一个后庭美女如云的丞相，如不是有什么隐情，冒着生命危险与太后私通，让人难以理解。
转眼间，两千多年过去了，有关秦始皇身世的争论仍未取得一致看法。但不论赵姬是否是有娠而嫁，还是嬴政真为皇室血脉，这些诌议均无法掩映他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及作用。也许正是由于秦始皇的雄才大略和扑朔迷离的身世，才使得许多电视剧一部一部的“戏
说”下去。
第一部分 秦始皇是怎么死的
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被称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死于他第五次东巡途中。或许秦始皇注定是一名历史上的争议颇多的人物，他的死如他的身世以及此雄才大略，同样引起了后人的争议。目前史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说死于疾病，一说死于非命。
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关于秦始皇之死，《史记》记述很多，分别见于《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蒙恬列传》等处，死因已明，无可置疑。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东巡时遭人行刺，身后的一辆副车被刺客用重锤砸得粉碎。随后，又发现了刻有“始皇帝死而地分”的陨石和出言“今年祖龙死”的“仙人”。秦始皇很迷信，这些现象使他感到恐惧不安。为了消灾避难，寻找长生不老药，秦始皇听从了一名相卜者的建议，准备第五次巡游。然而由于一路劳顿，秦始皇到平原津(今山东平原附近)就病倒了。赵高奉命写遗书，给受命监军河套的秦始皇长子扶苏：“与丧命咸阳而葬。”信还未发出，秦始皇就死在沙丘行宫(今河北广宗附近)。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自幼有疾，所以体质较弱。他为人又刚愎自用，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裁决；每日批阅文书一百二十斤，工作极度劳累；加以巡游中七月高温，以上诸因素并发，促使他在途中病发身亡。至于他死于何病，有人认为他死于癫痫。癫痫发作一般分四个时期：起初头晕、胃部不适，继尔突然意识丧失，隔肌痉挛，面色青紫、瞳孔散大、呼吸暂停，然后全身肌肉抽动、口吐白沫，最后数十分钟才能清醒。郭沫若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为人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推测秦始皇幼时患有软骨症，时常患着支气管炎，所以他长大后胸部和鸷鸟一样，声音似豺狼，后来由于政务繁重，引发脑膜炎和癫痫等病症。后来秦始皇渡黄河，癫痈病发作，后脑壳撞在青铜冰鉴上，加重了脑膜炎的病情，人处于昏迷状态；当车赶到沙丘后第二天，赵高、李斯发觉秦始皇已死去多时。
持第二种观点的人从几篇有关秦始皇死亡情况的史书推敲，发现了可疑之处。赵高是一名宦官。他的父母都是秦国的罪人，他的父亲受秦宫刑，母亲是一名官奴婢。赵母在秦宫中生下赵高兄弟几人，都是生而为奴。后来秦始皇听说赵高身强力壮，懂点“狱法”，提拔他为中车府令。赵高在秦始皇病重和死后的种种表现，使人不得不怀疑秦始皇的死与赵高有关。这次出游随从人员主要有赵高、李斯、胡亥等人，上卿蒙毅也在随行之列。蒙毅是蒙恬的亲弟弟，扶苏的亲信，可是当秦始皇在途中病重时，蒙毅被遣返回边关。从突然的人事变动来看，这似乎是赵高等人的计谋。因为蒙恬领兵30万随公子扶苏驻防上郡，从秦始皇的身边遣走蒙毅，也就是去掉了扶苏的耳目；加之赵高曾被蒙毅治罪而判死刑，后后因秦始皇赦免，赵高才恢复官爵，赵高从此对蒙毅恨之入骨，发誓要灭掉蒙氏一族。赵高在秦始皇遣病重时遣走蒙毅，也为自己后来计谋的实施清掉了一块绊脚石。
秦始皇死后，赵高采取了说服胡亥威胁李斯的手法，三人经过一番密谋，假造秦始皇发布诏书，由胡亥继承皇位。同时，还以秦始皇的名义指责扶苏为子不孝、蒙恬为臣不忠，让他们自杀，不得违抗。在得到扶苏自杀的确切消息后，胡亥、赵高、李斯这才命令车队日夜兼程，迅速返回咸阳。为了继续欺骗臣民，车队不敢捷径回咸阳，而是摆出继续出巡的架势，绕道回咸阳。由于暑天高温，秦始皇的尸体已经腐烂发臭。为遮人耳目，胡亥一行命人买了许多鱼装在车上，迷惑大家。到了咸阳后，胡亥继位，是为秦二世，赵高任郎中令，李斯依旧做丞相，但是朝廷的大权实际上落到了赵高手中。赵高阴谋得逞以后，开始对身边的人下毒手。他布下陷阱，把李斯逐步逼上死路，李斯发觉赵高阴谋后，就上书告发赵高。秦二世胡亥不仅偏袒赵高，并且将李斯治罪，最后将李斯腰斩于咸阳。赵高升任丞相，由于他是宦者，可以出入宫禁，特称“中丞相”。
赵高的最终目的是要做皇帝，而他不能支配活的秦始皇，秦始皇第五次出巡途中病重，对他来说是天赐良机，只有在秦始皇死后，他才能假传遗诏，一步一步实施他的计谋。秦始皇是病死还是被害，目前尚无定论，如果是被害，赵高又是如何使秦始皇致死的？
郭沫若曾写过一篇历史小说《秦始皇之死》，曾这样描述秦始皇死时的症状：右耳流关黑血，右耳孔内有一根寸长的铁钉。郭沫若认为这是胡亥害怕夜长梦多，担心赵高、李斯发生动摇而下的毒手，这事李斯和赵高事先也不知道。实际上赵高进行谋害的可能性比胡亥大，因为诏书、玉玺都在赵高手中，继承王位的决定权也掌握在他与李斯手中。而胡亥即使弑父，如果得不到赵高、李斯的配合，不仅得不到王位，反而有杀身之祸。而赵高常随侍在皇帝左右，趁机行事不露痕迹，所以比胡亥方便得多。
然而赵高为什么要谋害秦始皇？主要原因就是赵高唯恐扶苏继承王位。赵高曾对李斯讲：“长子（即扶苏）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全必用蒙恬为丞相。”如前所述，由于赵高跟蒙恬的关系，赵高对蒙恬、蒙毅恨之入骨，所以他不希望蒙氏尊宠，所以必须阻止扶苏即帝位。但是秦始皇宠爱长子扶苏，只有伺机杀掉秦始皇，才可拥诏立十八子胡亥。秦始皇平时居于深宫，戒备森严，赵高根本无法下手，现在他在旅途中病倒，这真是天赐良机，正如赵高劝胡亥时所说：“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所以他果敢地对重病中的秦始皇下毒手，提前结束其生命，这完全有可能。
那么，赵高是否敢冒着弑君的罪名，去做这风险极大的勾当呢？事实上，赵高的言行已作出了最好的解释。他对胡亥说“臣闻汤武杀其主，在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杀其父，而卫国载其往，孔子著之，不为不孝。”赵高不仅有以上弑君议论，而且后来还有弑君的公开行动，当秦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后不久，大泽乡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燃起农民斗争之火，这时，赵高认为天下已乱，准备篡位称帝。可朝中大臣有多少人能听他摆布，有多少人反对他，他心中没底。于是导演出一出“指鹿为马”的闹剧，准备试一试自己的威信，同时也可以摸清敢于反对他的人。
有一天上朝时，赵高让人牵来一只鹿进入咸阳皇宫，把它献给秦二世，对秦二世说：“陛下，我献给您一匹好马。”秦二世一看，心想：这哪里是马，这分明是一只鹿嘛！便笑着对赵高说：“丞相搞错了，怎么把鹿说成是马呢？”赵高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请陛下看清楚，这的确是一匹千里马。”秦二世又看了看那只鹿，将信将疑地说：“马的头上怎么会长角？”赵高一转身，用手指着众大臣，大声说：“陛下如果不信我的话，可以问问众位大臣。”大臣们都被赵高的一派胡言搞得不知所措，当看到赵高脸上露出阴险的笑容，大臣们忽然明白了他的用意。他们当中，有的怕得罪赵高，不敢说实话，只好默默不语；有的讨好赵高，跟着说假话，硬说是马；有的尊重事实，直言为鹿。事后，赵高认为直言为鹿的都是反对他的人，便将他们一一暗害。而对那些在事实面前表示沉默的人，特别是对那些存心说假话而巧于阿谀奉承的小丑，则成了赵高网罗的对象。赵高摸清了底细，不久使派他的女婿咸阳令阎乐率士兵千余人，乔装谎称为盗，闯入望夷宫，逼胡亥自杀，胡亥苦苦求免，阎乐骄横地说：“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沫足下。”胡亥无奈，只好自杀身亡。事后，赵高把玉玺佩在自己的身上，欲自立为帝，可是群臣一致反对，他无可奈何，只好立胡亥的侄子子婴为王。从这般逼宫的行径就可以看出，赵高这种心狠手辣的人，他弑君并不为怪。
这种观点认为秦始皇之死，实质上是一场宫廷政变，而这场政变的导演是赵高，而扶苏、蒙恬、蒙毅、李斯、胡亥等就是被他支配的牺牲品。至于赵高怎样使秦始皇致死，这正是历史上的缺页。
是病故还是被害？这两种观点至今尚无定论。不过，人们对解开此谜充满信心。据考察，秦始皇陵没受破坏，秦始皇可能遗体尚在，而且墓中大量的水银形成的水银蒸气对遗体有冷凝防腐作用。待秦始皇陵发掘之时，秦始皇死亡之谜自然而然就可以解开了。
第一部分 秦始皇“坑儒”之迷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在完成政治上许多举措之后，秦始皇开始了精神上的控制。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为儒生大排酒宴。在宴会上，众多儒生围绕着是否实行分封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王绾、博士生淳于越等人主张实行分封，而丞相李斯等赞同实行郡县制，并指责淳于越等“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最后秦始皇支持李斯的观点，并采用李斯的“焚书”建议，下令除秦纪(秦国史书)、医药、卜筮、农书以及国家博士所藏《诗》、《书》、百家语之外，凡列国史籍、私人所藏的儒家作品、诸子百家著作和其他典籍，统统焚毁。同时，禁止谈及《诗》、《书》和“以古非今”，违者定当严惩乃至判死罪。
秦始皇称帝以后，力求长生不老，先后派徐福、侯生、卢生等人寻求仙药。侯生与卢生当初是秦始皇身边的方士，长期为秦始皇求仙人和仙药，却始终没有找到。依照秦朝法律，求不到仙药就会被处死。于是，侯生、卢生悄悄地远走他乡。这使秦始皇十分恼怒，于是下令对所有在咸阳的方士进行审查讯问，欲查出侯生、卢生两人。秦始皇最后把圈定的460余人，都在咸阳挖坑活埋。
这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这是一段非常残酷的历史。史籍对此多有记载，历史学家也多有论述。但是各类书籍只对焚书作了详细记载，对坑儒一事则显得十分笼统。并且在坑儒的问题上，还出现了歧议：对于坑儒的次数，有的说只有一次，有的说有过两次坑儒；对于坑儒的数量，一说坑了460余个，一说坑了1600余人。更有甚者，说秦始皇只焚书，没有坑儒。在秦朝的历史上到底是否有过坑儒事件？如果有这一事件，那么究竟几次？秦始皇到底坑过多少个儒生？这一系列问题，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争议之一，秦始皇是否坑过儒？“焚书坑儒”一直被人们引为秦始皇“尊法反儒”的重要证据。然而，有的学者认为，所谓秦始皇“坑儒”实是“坑方士”之讹。持论者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第一，史籍中对此事件所提及的的具体人物为侯、卢二生，以及韩众、徐市等四人，《史记》载明他们的活动仅限于访仙和求仙药，四人皆为神仙学派的方士。他们为秦始皇求仙，求不死药也纯粹是方士活动，后来没有成功，秦始皇感到上当受骗，发怒杀了这些人。这与后世君主肆意杀人的性质一致，只不过这次株连面过宽，冤假错案太多，所以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侯、卢二生指责秦始皇无道，与儒家观点类似，但是这与儒家的政治主张或学派观点无关。司马迁记录“焚书坑儒”事件，用的是“方士”或“方术士”，明确指出是神仙学派之士。汉初大儒如贾谊、董仲舒等对秦政多有评论，屡屡谴责焚书事，但也从未论及“坑儒”之事。汉朝离秦朝时间之近，以贾、董之博学，“焚书坑儒”的事情应当知晓，假如秦始皇所坑确实是儒，尊儒的贾谊、董仲舒等绝无不议之理。据此可以判断，“坑方士”之说，才是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情况。只是到了东汉以后，时间距秦已远，“剧秦”之社会舆论、儒家独尊之地位、加以“今文学派”虚指浮夸甚至作伪之学风日盛，提供了炮制秦始皇“坑儒”这一情节的土壤。班固用“术士”一词，其词义就更加广泛，他在《汉书-儒林传》中写道：“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他所谓的“术士”已有隐指“儒生”之意，于是就被后人附会为成“焚书坑儒”。
第二，对被杀者所定罪名是“诽谤”皇帝，而并非因信仰或传播儒家学说。也就是说，引起秦始皇愤怒的并不是某一派的政治主张或某一学派的议论，而是方士们从他那里骗得“费以巨万计”的赏赐，可是“终不得有药”。反而却作诽谤之言，最后一个个逃跑了。皇帝上当受骗，于是惩处他们，这就是“坑儒”为“坑方士”的直接原因。所谓“坑儒”，实际是皇帝个人报复的恣意行为，并不是秦王朝的政策。秦始皇一怒之下，共杀所聘之“文学、方术士”460余人。因此，即便460余人中确有儒生之流，但秦始并非因信仰或传播儒家学说而定罪杀人，所以不能称为“坑儒”。而且，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始皇三十四年焚书，所焚者为民间私藏之“百家语”，而非针对儒家。
根据以上两点，不能说被杀的460余人中没有儒生而全是方士，但由其代表人物为侯、卢二生可推知，被杀者的主体应是方士，其被杀的原因更与儒家的政治主张或学派观点无关。因此，不能说秦始皇是“坑儒”，只能说是“坑方士”。但是，关于“焚书坑儒”，占主导的观点还是赞同传统的说法，即秦始皇坑的是儒，而非仅仅是方士。只是在坑儒的次数上，颇有争论。
争议之二，秦始皇坑儒次数以及人数。对于这一问题，《史记》、《资治通鉴》、《藏书》以及现代的《中国通史简编》，都说始皇坑儒仅有一次，即公元前212年的那一次。剪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也认同这一观点，书中这样写道：“第二年（公元前212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起因是有些书生队始皇不满，说他‘专任刑律’、‘乐刑杀为威’等等，秦始皇以为他们‘或为妖言，以乱黔首’，就把他们逮捕，严刑拷问。先后逮捕了460多名儒生，最后全部在咸阳坑杀。但也有一些材料记载：秦始皇起码坑了两次儒。第一次是在咸阳坑儒460余人，这是公开坑杀。其目的是想“杀鸡做猴”,“使天下知之”,以惩效尤。第二次规模更大，一下坑了700余人，不过采取的是秘密暗害的手段，方法也更为“巧妙”和残忍。东汉卫宏在《诏定古文官书序》中记载，秦始皇在骊山温谷挖坑种瓜，以冬季瓜熟的奇异现象为由，诱惑博士诸生集于骊山观看。当众儒生争论不休、各抒己见时，秦始皇趁机下令秘杀填土埋杀，七百多名儒生全部被活埋在山谷里，外人不得可知，一直隐瞒了二百余年之久。后来唐朝张守节编写《史记正义》时，将这段史料编入了史书。唐朝颜师古注《汉书-儒林外传》也引用了这段故事。
有人认为，既然载入了《史记-儒林传正义》，秦始皇骊山坑儒应当是是事实，只不过因为手段秘密，当时人知之者甚少，极少数知情者又不敢公开罢了。不过，也有人虽不否认骊山坑儒的史实，但却认为秦始皇坑儒只是一次，至于咸阳坑儒、骊山坑儒，是一件事的两次不同记载。不过，这种说法的支持者不多。因为这两次坑儒差异太大：一次是在咸阳公开坑杀，另一次是在骊山温谷秘密坑埋；前一次是460人，后一次是700余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首次记述秦始皇第二次坑儒的卫宏是一名治学态度相当严谨的学者，他的著作都是经过长期的深入采访、研究、整理才写出的，学术价值很高。加之东汉光武帝比较开明，重视学术研究，所以卫宏揭露的秦始皇第二次坑儒真实度很高。
这一说法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元代史学家在《文献通考》卷四十《学校考》记载：“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转相告引，至杀四百六十余人。又令冬种瓜骊山，实生，令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人。”《太平御览》所引《古今奇字》记述也同意这一说法：“秦始皇密令人种瓜于骊山硎谷温处，瓜实成，使人上书曰：瓜冬有实。诏下博士诸生说之，人人各异。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儒生皆至，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而填之以土，皆压死。”有人据此认为，秦始皇坑儒不止发生一次，并且进一步指出秦始皇第二次坑儒的原因：因为第一次只坑杀了在京都的四百六十余博士、诸生，广大儒生还散布在全国各地，更加强烈的继续反对秦始皇的暴政，就连秦始皇的长子扶苏也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来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有其当时的历史背景。所以秦始皇坑儒到底几次，多少人，至今没有统一的答案。其实，460人也好，700人也好，焚书坑儒（即使所坑是方士）属于一种极端残忍的野蛮行为，秦始皇也因“坑儒”之举背上千古骂名。然而，直到今天，秦始皇究竟有没有“坑儒”以及数量等谜团还是没有解开。
第一部分 韩非为何被杀
韩非(约前280—前233)战国后期重要的思想家，韩国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他对左右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但是韩非到秦国之后，并没有如秦王所言那样，反而被投进牢狱，不久就被处死。有关他的死因，从西汉起就有不同的说法，至今学术界仍无定论。
一种意见认为，韩非死于李斯的嫉贤妒能。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韩非出身于韩国贵族世家，曾与后来在秦国飞黄腾达的李斯同为荀况的学生。他不善言谈，但很会写文章，连李斯也自认不如他。韩非曾上书韩王实行变法。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只得退而著书立说，以阐明其思想。他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读后大为钦佩，于是秦王下令攻韩国，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得到韩非后很高兴，这使李斯非常嫉妒，害怕自己的地位被韩非所取代，于是伙同大臣姚贾，在秦王面前说韩非坏话，伺机将他置于死地。韩非因而被关进监狱，不久在狱中服毒自杀，而送给他毒药的就是李斯。《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对此也有记载：“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此外《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根据司马迁的意思，韩非是死于李斯的嫉妒陷害。
有的学者认为上述意见不能成立，《史记》中的记载，不仅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也使李斯等人蒙上了不白之冤。他们的理由是，当秦王读到韩非的文章后，认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时，向他推荐韩非的正是他的同门李斯，如果李斯有妒贤嫉能之心，又何必多此一举？另外，韩信被囚禁进而被杀，不是在秦王重用他时，而是在还未信用的情况下发生的，根据当时的情形，韩非并未对李斯构成任何威胁，根本谈不上什么嫉妒的。李斯在秦二世继位之后，甚至被投放监狱的时候，还多次引用“韩信子言”，劝二世实行韩信之术，这足以证明李斯对韩信是一支敬重的，故暗害之说无从谈起。
还一种意见认为：韩非之死固然与李斯、姚贾有关，但关键因素在于秦王的多疑。秦王为人“少思而虎狼心，”他对韩非学说的倾倒，并不能消除他对韩非的不信任。韩非使秦是韩国弱秦计划的一个重要步骤，他的到来是为存韩之目的，因而处处站在韩国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秦王对他的到来疑虑很多，于是下了毒手。如果秦王没有杀韩的打算，李斯是不敢轻举妄动的。首先，韩王曾找韩非详细商量过去对付并削弱秦国的问题，正当秦国派兵攻打韩国的时候，韩王把韩非派来秦国，难免不引起秦王的怀疑。其次，《史记》虽然记载了韩非死后秦王很后悔，但是他既没有为韩非平反，也没有追究李斯、姚贾二人的诬陷罪，可以推测出当初杀韩非是出于秦王的本意。
也有人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们认为秦王政对韩非的著作一直赏识之至。为了得到韩非其人，可谓绞尽脑汁，甚至不惜调动千军万马发动战争，这才使韩国被迫交出韩非，秦王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人才，他还不至于“叶公好龙”，当韩非真的来到他的身边时候，忽然心生猜忌，不仅不重用他，还将他置于死地。
第三种意见认为，韩非的死因与当时秦韩两国政治斗争有关，并非李斯的嫉妒陷害。韩非咎由自取，他秦王百计阻碍秦国的统一大业，具体表现为：第一，游说秦王进攻赵国。战国后期，秦国势力强盛，扩张势头很猛，韩国首当其冲，对此“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韩国的“弱秦”计划，开始是派水工郑国到秦游说。抓住秦王好大喜功这一点，用兴修水利的计策来消耗秦之国力，但此事不久即败露，并且修建的“郑国渠”不仅没有“弱秦”，反而使秦更趋富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韩非亲自出使秦国。到达韩国后，立即抛出上秦王书，旨在破坏李斯的计划，企图把秦军引向赵国，从而达到“存韩”的目的。第二，破坏秦之君臣关系。这一点西汉刘向在《战国策-秦策》中有所提及：楚、燕、赵等国想联合起来对付秦国，秦王招大臣商议，姚贾自愿出使四国，姚贾的出使制止了四国的联合行动，回秦后得到重赏。然而韩非对此颇为不满，就到秦王面前说姚贾的坏话。开始时候攻击姚贾用秦国财宝贿赂四国君王，“以王之权，国之宜，外自交于诸侯”；接着对姚贾进行人身攻击，说他是“梁之大盗，赵之逐臣”，认为重赏这种人是不利于“厉群臣”的。秦王召姚贾质问，姚贾对答如流。坚持以财宝贿赂四君是为秦国利益考虑，如果是“自交”，又何必回秦国；对自己的出身他也毫不隐讳，并列举姜太公、管仲、百里奚等人为例，说明一个人的出身低贱和名声不好并不碍于效忠“明主”。他劝秦王不要听信谗言，于是秦王信任姚贾而杀了韩非，从这里看，韩非似乎咎由自取，妒忌别人而终害自己。
持相反意见的论者指出这一观点的缺陷。第一，《战国策》这部书相当庞杂，虽然经过刘向校录，但是仍然错误百出。而司马迁对于史料的鉴别相当认真和慎重，他在史记中采用了《史记》中采用了《战国策》的材料十几处，但是唯独没用《秦策》“四国合一”的内容，可见这一段的真实性值得怀疑。第二，韩非“为人口吃，不能说道”，在韩国时，他只是“数以书谏韩王”，为何到了秦国后能一反常态，在秦王政面前唇枪舌战起来？所以这种韩非之死咎由自取的观点不可靠。
还有几种观点比较有新意，但都属于一家之言，没有史学根据。一种观点认为韩非之死是与李斯争权夺利失败所致。这种观点认为人们总把韩非视为爱国者，为“存韩”而死，实际上并不然。韩非和李斯都是战国时代的纵横游说之士，换一种说法就是政客。韩非到泰国去是与李斯争权夺利，要说嫉妒之心两人都有，两人钩心斗角的结局则是李胜韩败罢了。另一种观点认为韩非之死是文人的性格所致。这种观点上升到了很高的理论高度，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在于不忘政治，在文章中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有政治上的微言大义。搞政治时与写文章混为一谈，只会引经据典做长篇大论或者上万言书，对现实中的人性、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一无所知。韩非在自己的文章中宣称按照某一标准或某种法令某人该杀某人该流放，其实只是书生意气，并没有针对具体的人。但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韩非这样说难免不会被某些人理解成为采取某些行动的先兆。而秦王作为一名政治家，他对韩非学说的倾倒，但并不能消除对韩非的不信任。他需要的是能实现他统治野心的工具，不能充当这种工具的人，不论学问多好，也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韩非之死，为中国封建历史上文人从政的悲哀。第三点观点认为，韩非的死是由于没有遵守说客的道义。杨子《法言》中这么认为，韩非的死是因为“说不由道”。这里的“道”，有天道、礼义、仁德等含义。韩非游说秦王，他的指导思想是与“道”相背离的。作为说客，韩非知道说服他人服从自己的意愿是件很难办的事情，所以，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便不择手段：为秦国谋划，不惜出卖、灭亡自己的祖国。最终，他背叛了作为说客的准则，导致了自己的人生悲剧，并为史家所不齿，司马光评论韩非之死时说：“我听说君子由亲近自己的亲人而亲近别人的亲人，由热爱自己的国家而热爱别人的国家，因此才功勋卓著，名声美好，从而享有百福；如今韩非为秦国献策，首先要以灭亡他的祖国来证明他的主张，犯下此类罪过，本来死有余辜，哪里还值得怜悯啊！”
总之，对于韩非之死，历来争议颇大。或许，真实的历史总是被隐藏在各种各样被裁减过的文字里，也许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真相。韩非之死，也就成为千古悬案。
第一部分 徐福东渡之谜(1)
徐福东渡一事，最早出现于司马迁的《史记》。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徐福再次求见秦始皇。因为九年前第一次入海求仙药，花费了巨额钱财未果，这时徐福谎称由于大鱼阻拦所以未能成功，于是请求配备强弩射手再次出海。秦始皇便相信了徐福的谎言，第二次派徐福出海。徐福于是率“童男童女三千人”和“百工”，携带“五谷子种”，乘船泛海东渡，成为迄今有史记载的东渡第一人。对于徐福东渡，《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也有记载：“（秦始皇）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徐福东渡把秦代文明传入日本，促进了日本社会质的飞跃。徐福因此在日本被尊为农耕神、蚕桑神和医药神，日本纪念徐福的祭祀活动历千年而不衰。但是，自从司马迁在《史记》中第一次记载徐福东渡活动以来，也把与徐福有关的疑谜留给了后人。
疑团之一，徐福东渡是否到达日本？关于徐福的目的地的问题，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认为，徐福东渡确实到了日本，甚至有人提出，徐福到日本后建立了日本王朝，徐福就是神武天皇；也有学者对此一说法提出质疑。认为到了海南岛或者是朝鲜，还有人提出到了美洲。
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的记载：“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可以推测徐福登陆地是一平原。日本是一个由三千多个小岛组成的岛国。本州、九州、四国与北海道是其中四个大岛，总面积达到37.67万平方公里。全国有24%的面积为平原。较大的平原有关东平原、浓尾平原、畿内平原等。除日本列岛外，其他岛屿没有“平原广泽”的地理特征。
另外，徐福东渡日本，在后世的史书资料中也有记载。在《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中也有记载：“长老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后汉书》中，把徐福入海求仙事件附在倭国之后。五代时期义楚和尚所写《义楚六贴》中提到：“日本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在日本学术界，也有不少史料记述徐福到日本的情况，有《神皇正统记》、《林罗山文集》、《异称日本传》、《同文通考》等文献。林下见林在《异称日本传》中说：“夷洲、澶州皆日本。相传纪伊国熊野之山下有徐福墓。熊野新宫东南有蓬莱山，山前有徐福祠。”新井君美在《同文通考》中说，“今熊野附近有地曰秦住，土人相传为徐福居住之旧地。由此七八里有徐福祠。其间古坟参差，相传为其家臣之冢。如斯旧迹今犹相传，且又有秦姓诸氏，则秦人之来往乃必然之事”。和歌山新宫町《秦徐福碑文》这样描述：“今东海可当蓬莱者，无可舍皇国他求，则谓日本国，得其实也必矣。”
在日本民间，徐福被尊称为农神、蚕桑神、医药神。还一些日本人认为自己是徐福的后裔，他们的根据是：在日语中，秦与羽田的发音相同。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就称自己是徐福的后裔。他说：“我是秦人的后裔，我的姓在很早以前写作‘秦’，我当首相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对我的家族进行了调查，并在祖墓碑上发现了‘秦’字。”
然而，有些学者认为，徐福东渡日本只是传说。日本古文献中载有徐福传说者以《神皇正统记》(1339年)为最早，其他大约是十七八世纪的记载，因此他们推断是受了宋元以来中国文献的影响。在隋唐时期，日本与中国交往极为频繁，但在文献之中却罕见“徐福”二字。又有学者认为，徐福东渡是历史事实，但不是去了日本，而是美洲，因为徐福东渡的时间与美洲玛雅文明的兴起相吻合。台湾前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卫聚贤在《中国人发现美洲》考证，美洲特产四十多种动植物矿产为先秦人民所知。如《春秋》记载“六□退飞过宋都”，“□”即美洲特有的“蜂鸟”。是殷朝被灭国后，部分殷人逃到北美后，回国观光带回六只蜂鸟，齐桓公为纪念此次远征，特在旗上绘制“蜂鸟图”。聚贤认为哥伦布在发现美洲之前，已有多位中国人到过美洲，故徐福后来东渡美洲很有可能。吴人《外国图》指出“亶洲去琅琊万里”，根据距离分析根本不是日本，而是美洲。最早记述倭国的《后汉书》是把亶洲与日本区别开来的。“亶”字有大岛的涵义，美洲大陆像“亶”字。故以字形命名。现在檀香山还遗有带有中国篆书刻字的方形岩石，旧金山附近也有刻存中国篆文的古箭等文物出土，所有这些都是徐福东渡美洲的明证。
第一部分 徐福东渡之谜(2)
疑团之二，徐福东渡为何东渡？关于徐福东渡的原因，据《史记》所言，秦始皇不惜以巨资支持徐福东渡，是为了寻神山仙药，求长生不死药。《十洲记》也这样记载：“秦始皇时，大宛中多枉死者横道，数有鸟衔草，覆死人面皆登时活，有司奏闻始皇。始皇使使者赍此草，以问鬼谷先生，云是东海中祖洲上不死之草，生琼田中，一名养神芝。其叶似菰，生不丛，一株可活千人。始皇于是谓可索得，因遣徐福及童男童女各三千人，乘楼船入海，寻祖洲不返。”
并非所有的言论都支持这种说法，还有不少史书提出了避祸说，《汉书》及《后汉书》中都有相应的记载。《汉书-郊祀志下》这样说：“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后汉书-东夷传》说：“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唐代诗人汪遵在《东海》诗也写道：“漾舟雪浪映花颜，徐福携将竟不还。同舟危时避秦客，此行何似武陵滩。”作者把徐福入海不归比作陶渊明《桃花源记》所写的武陵郡渔人避秦乱而移居桃花源之事。南宋祖元和尚为了逃避元代的统治，也东渡到了日本。他有一首祭徐福的诗：“先生采药未曾回，故国山河几度埃。今日一香聊远寄，老僧亦为避秦来。”祖元把自己去日比作徐福避秦。日本新宫市徐福墓碑文也写道：“盖徐生之避秦……”
还有一些人持“海外开发”的观点。他们认为，以秦始皇的雄才大略，绝不会轻信长生仙药之说，他派徐福出海，可能跟海外开发有关。《吕氏春秋-为欲篇》指出了秦国统治者的理想：“北至大夏，南至北户，西至三危，东至扶木，不敢乱矣。”“扶木”就是“扶桑”，即后来所说的日本。秦始皇一再派徐福等入海寻找三神山，决不是单纯为了采神药，而是为了把东方疆土开拓至日本。
秦始皇统一天下只有十二年的时间，但是四次到东方沿海巡视，这说明他对东方诸岛的极大关注。有的学者说：“始皇东巡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东至扶木的理想，而徐福探海东渡正是实现始皇理想宏愿的具体行动。”秦始皇曾琅琊刻石中说：“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又说：“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从中可以看出，秦始皇早有吞并日本之意，徐福东渡，或许正与此有关。
疑团之三，徐福的船队从哪里启航？关于这一点的主要说法有：河北省的秦皇岛和黄骅附近说，浙江省慈溪和舟山说，江苏省海州一带（现在的连云港赣榆县）说，山东省登州湾（龙口市黄县）及胶州湾徐山（青岛）琅琊、成山头说。
对于河北盐山县出海说的说法，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徐福入海确有其事，无棣沟入海处即徐福入海处，至今犹存的古秦台旧址就是见证。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东巡至琅琊，徐福第一次请求入海。因入海地点选择不当，中途受阻而归。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再次来到琅琊，徐福请求再次入海。他根据秦始皇的旨意，更换了出海地点，在原齐国旧地饶安(今盐山县旧县镇)，经无棣沟入海。这次东渡到达日本一直未归。
然而，最有可能的一种是琅琊出海说。徐福的渡海求仙，与琅琊的关系最为密切。秦始皇巡视天下曾三临琅琊，其间两次召见徐福。由于他上书地点在琅琊，其出海准备工作和入海地点自然就是琅琊。《史记》这样记载，“（秦始皇巡幸江南），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琊。方士徐福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琊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司马迁明确的指出，秦始皇与徐福自琅琊启航北上，绕成山至之罘，射杀一巨鱼后，秦始皇返回至平原津而病，不日逝世。而徐福则自之罘射巨鱼后即远航异域，从中可以看到，徐福船队的启航港应是琅琊港。
迄今为止，仍有众多有关徐福的疑谜无法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大海茫茫，徐福东渡之迷，遂成千古悬案。
第一部分 孟姜女真的哭倒了长城吗
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民间传说，它以戏剧、歌谣、诗文、说唱等形式，广泛流传，可谓家喻户晓。这个故事大致梗概是这样的：秦朝时期，秦始皇发动八十万民工修筑万里长城。苏州有个书生叫万喜良，为了逃避官府的追捕，四处躲藏，误入孟家花园，无意中发现了孟姜女正在洗澡。古人贞操观念极重，信守女儿之体只能为丈夫所见，故二人乃结为夫妻。然而新婚不到三天，万喜良就被公差抓去修长城了。半年过去了，万喜良一点消息也没有。这时已是深秋季节，孟姜女惦记丈夫，就启程到万里长城寻夫。一路上吃尽千辛万苦，谁知到了工地后才知道万喜良已经累死了，尸骨被填进了城墙里。听到这个的消息，孟姜女伤心地痛哭起来，直哭得天愁地惨，日月无光。忽然听得一声巨响，长城崩塌了几十里，露出了数不清的尸骨。孟姜女咬破手指，把血滴在一具具的尸骨上，她心里暗暗祷告：如果是丈夫的尸骨，血就会渗进骨头，如果不是，血就会流向四方。最后，孟姜女用这种方法找到了丈夫的尸骨。这就是我国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
当然，根据常识来判断，孟姜女哭倒长城是不可能的。那么，孟姜女的故事是怎样产生、流传与演变的呢？有人认为，孟姜女的故事发生在齐国。齐为姜太公的封国，《东周列国志》等书中出现的“×姜”，一般是齐国人。孟姜者，姜氏之长女也。所以，他们认为，孟姜女传说的雏形是《左传》记载的孟姜。孟姜为齐将杞梁之妻，杞梁于公元前549年在莒战死，齐庄公在效外见到孟姜，对她表示吊慰。孟姜认为郊野不是吊丧之处，拒绝接受，于是庄公专门到她家里进行了吊唁。孟姜除了知礼外还有善哭的记载，淳于髡曰：“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在齐地产生了孟姜哭调。严格说来，这时的孟姜女故事和杞梁妻故事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首先，杞梁的身分与万喜良的身份不同，一个是齐国的贵族战将，一个是苏州的书生、秦国的筑城役人。其次，从二者行为的性质看，贵族杞梁不贪敌贿，战死疆场；万喜良则是不堪辛苦，偷偷逃走。再次，从二位女人哭的原因来看，同样是哀哭崩城，贵族杞梁之妻是表达心中悲哀；民女孟仲姿则是为寻求被筑在城中的丈夫遗骸，哭到长城崩倒、白骨尽出。最后，从二人哭的地点看，杞梁妻是在城郊等候迎接亡夫的棺柩，再抚屍而哭；孟姜女则自己前往长城，哭倒长城。
随着故事的流传，情节进一步增加和完善。西汉刘向的《说苑》，增加了“夫死后向城而哭，城为之崩”的情节。他的《列女传》中，又添了“投淄水”的情节。这样，杞梁妻的故事到了汉代，开始接近于孟姜女了。到东汉时期，王充的《论衡》、邯郸淳的《曹娥碑》进一步演义，说杞梁妻哭崩的是杞城，并且哭崩了五丈。西晋时期崔豹的《古今注》继续夸大，说整个杞城被孟姜女哭倒。到西晋时，杞梁妻的故事已经走出了史实的范围，演变成文学作品了。到了唐代，杞梁妻更加接近孟姜女。诗僧贯休在诗歌《杞梁妻》中，把春秋时期的事情挪到了秦代，把临淄的事搬到了长城内外，把城墙演化成长城。这样，杞梁妻的故事开始向“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靠近。到了明代，政府大修长城，招致民怨沸腾。老百姓为了发泄对封建统治者的不瞒，又改杞梁妻为“孟姜女”，改杞梁为“万喜梁”，加了诸如招亲、夫妻恩爱、千里送寒衣等情节，创造出全新的“孟姜女哭长城”传说。
有些人不同意杞梁妻演化成孟姜女这种观点，他们的根据是现在山东北部长城铺村的传说。故事梗概是这样的：在泰山西边有一条由齐国通往鲁国的交通要道，在这条大道的咽喉处，南北排列着几个村庄，最南边的叫界首，中间的叫皮家店，最再往北的村庄叫铺子。当时这里正是齐鲁两国的交界点，鲁国为了防御强大的齐国，就在边界一带由西向东修建了一道边防寨墙，只在路口处留有寨门，并屯兵把守。不久，就形成了一个村庄，取名就叫界首。以后为了经商的方便，齐国商人便把货物运到两国边界附近的地方安顿下来，并在这里建商铺客店，很快形成了村落，村名也就被称为“铺子”和“店子”。
有一年铺子村迁来一户齐国都城临淄的姜姓人家，生了个女孩，取名叫孟姜。小孟姜聪明伶俐，十分招人喜爱。随年龄的增长，小孟姜不仅长得越来越漂亮，而且手也越来越灵巧，爹娘一直都把她当成掌上明珠。当孟姜女长到十七八岁的时候，上门求亲的人家络绎不绝，最后爹娘为她选中了一户也由都城临淄迁来的万姓人家的男青年，青年的名字叫万杞梁。
小夫妻结婚后，二人恩恩爱爱，相敬如宾。但他们结婚不久，齐国为了加强防御，就在国内大力征调人力修筑长城。当时青壮年基本都被征调，万杞梁也在其中。起先他在家乡一带修长城，虽然又苦又累，但终究因为离家较近，所以孟姜女能随时到山上探望丈夫，送衣送饭。经过几年的艰苦修筑，在铺子村的东西山上都建起了十分高大的长城。泰山以西的长城修筑完以后，万杞梁又被征调到沂山以东去修筑长城，一去几年，音信皆无。有一年冬天特别寒冷，孟姜女心疼在外的丈夫，便连夜赶制棉衣，沿着长城向东，为丈夫千里送寒衣。她一路经历几多艰难险阻，最后终于在莒国打听到丈夫的消息，但是此时丈夫已经累死，被埋在了长城之下。
孟姜女十分悲伤，如万箭穿心，再也忍受不住心头的悲痛，一头扑向埋葬丈夫的城墙边上，嚎啕大哭起来。就这样，孟姜女哭了十天十夜，感动了上天，长城崩塌了一大片，自己丈夫万杞梁的尸体也完好地显露了出来，她扑上去为丈夫穿上了新做的棉衣，并选了背风向阳的地方，重新埋葬。孟姜女本想随夫而去，但为了照顾公婆，强忍泪水返回。但不久公婆从别人嘴里得知儿子已死的消息，伤心过去去世。孟姜女在万念俱灭的情况下，投进村东的红石江而死。铺子村的村民为了纪念孟姜女，所以便把村子改名为“长城铺”，后又改成“长城村”，并在城门阁楼东边修建了孟姜女庙，庙内香火不断，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也就世世代代流传了下来。
这个传说并非没有任何根据。杞梁妻哭夫的故事最早的记载是公元前549年，这时的秦长城还没有修建。而根据我国历史学家的考证，齐长城西段早在周灵王十五年（前557年）就已完成。《史记-楚世家》正义引《齐记》载：“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有余里。”可见孟姜女哭的是齐长城，而不是秦长城。至于山海关附近的孟姜女墓，已有史可查，是清朝把一座贞女坟改成的孟姜女墓。齐长城考察队对齐长城进行了全面考察后，认为孟姜女的原型就是杞梁妻，孟姜女埋完丈夫后，回到长城铺，痛哭一场，投村东红石江（现有殉情遗址）。通过这个传说，可以看出孟姜女在长城铺哭夫，进而演化为孟姜女哭长城。
孟姜女故事的原型到底是谁，这两种说法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顾颉刚是我国研究孟姜女故事的专家,他对传说故事进行精细和系统的考证，写出了《孟姜女的故事转变》和《孟姜女故事研究》,从纵横两方面提出了故事的历史系统和地理系统，对孟姜女的传说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从孟姜女故事已看不清杞梁妻的真正历史面目了。所以顾颉刚提出唐代以来孟姜女故事由春秋时杞梁之妻演化而来的说法，即第一种观点。不少学者同意顾颉刚的上述论点。例如钟敬文先生就认为：“民间传说，是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的一种形式。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变化，正是这种文学的重要特点。”“孟姜女这个故事，流传了2000多年，传播地区几乎遍全国，它的变化多姿是必然的。”“孟姜女传说，由原来的齐国杞梁之妻，逐渐演变，到了隋唐之前，急剧转变为孟姜女哭倒埋夫尸的万里长城，正是口头文学这种规律的表现。”
当然，并非所有的专家都同意顾颉刚的观点。苏联汉学家鲍-李福清在1961年出版的《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一书中指出：“顾颉刚在分析各种有关孟姜女的作品时，并没有把民间文学创作与人民的生活联系起来。”“顾颉刚认为孟姜女传说起源于古籍资料，这一结论是不能令人同意的。”近期，国内部分文物专家聚会山东省长清县齐长城遗址，参加“中国齐长城文化艺术研讨会”，与会专家确认了在我国流传久远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发生在山东省长清县境内。
孟姜女故事的原型，专家尚且存在争议，我们就更不清楚她到底是谁了。
第一部分 楚汉争霸决战何处
楚汉战争进行到公元前203年，楚强汉弱的形势已经彻底改变了。刘邦后方稳固，兵强马壮；而项羽却三面受敌，粮草不继，战略形势明显处于劣势。项羽没有办法，只能与汉王讲和，约定以鸿沟为界，双方相安共处。但是，刘邦在张良、陈平等人的劝说下，很快背弃和约，向楚军进军，双方在垓下进行了惨烈的决战，这次战役汉军大获全胜，而楚军近十万精锐部队全军覆没，一度叱咤风云的西楚霸王项羽，也走向了穷途末路，自刎乌江。垓下之役是楚汉战争的最终要的一次大决战，是刘汉王朝奠霸业的关键性的一仗。
然而，楚汉战争至关重要的地点垓下的详细地点到底在何处，历来争议很大。目前史学界对垓下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著名史学家范文澜认为垓下为今天的鹿邑，他在《中国通史简编》写道：“垓下在河南省鹿邑县境”。这一观点的根据是唐-张守节《史记正义》的记载：“高岗绝岩，今犹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侧，因取名焉。今在毫州真源县东十里，与老君庙相接”。范文澜这样分析，唐朝的真源县是秦汉时的苦县，故城在今河南鹿邑县，老君庙即今天鹿邑城东的太清宫，所以垓下在今天的鹿邑。此说由于晚出，因而从其说者较少。史学泰斗郭沫若认为垓下应该是灵璧，他在《中国史稿》这样写：“垓下在安徽省灵璧县南、沱河北岸”。郭老的观点是根据下列史书记载的，《汉书-地理志》沛郡渡侯国这样注释：“垓下，高祖破项羽处”。《水经注-淮水篇》载：“洨水东南流，经洨县故城北，县有垓下聚，汉高祖破项羽所在也”。”唐《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五》也在宿州虹县下载言：“垓下聚，在县西南五十四里，汉高祖围项羽于垓下，大破之，即此地也。”这种观点是最传统的说法，绝大多数学者都支持这一观点。
然而，根据陈可畏先生最新的研究，上述二种说法均不能成立。陈可畏推断垓下应该是陈县（即今河南准阳县）。他首先指出探究垓下的一条重要信息，即在楚汉之争中，项羽被围垓下之前与刘邦发生的一场固陵之战（固陵在河南省淮阳、太康、鹿邑县境内）。
刘邦与项羽以鸿沟为界平分天下之后，刘邦的军事实力逐渐强大。后来刘邦采用张良的建议背弃和约，于公元前202年10月率军渡过鸿沟进击项羽。刘邦追杀项羽的部队到阳夏（太康）以南，并约定与大将韩信、彭越等人相会，在固陵一带消灭项羽。但是，刘邦率军到固陵后，韩信、彭越的军队却没有按期到达，致使刘邦兵败又被项羽追杀。刘邦率众退守固陵，在固陵城周围坚壁不战，使得楚汉两军在固陵城一带形成暂时的对峙局面。固陵战场方圆百里，运师数十万，楚军在固陵城附近阻击汉军，以防汉军东进或南下。刘邦被困固陵，危急中以裂土封王为代价，封韩信为齐王，封彭越为魏王，以换取韩信、彭越等及时出兵。
公元前202年十二月，韩信、彭越等部约40万人分别从齐、梁等地出发夹击项羽。刘邦也在固陵开始反击。同时汉将灌婴也率部从彭城西进，参与了这场决定楚汉成败的固陵之战。项羽的军队被汉军以十倍之师层层包围在垓下达三个月之久。项羽被汉军重重围困，兵少粮缺，陷于困境，楚军军心大乱。刘邦等人见时机成熟，深夜用楚歌瓦解楚军军心。这样，才引出了项羽悲壮的“霸王别姬”。后来项羽率800随从冲出重围，连夜逃亡，于凌晨到达乌江一带（今安徽和县东北）。然而，项羽自叹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身死。
陈可畏认为，根据《史记》、《汉书》记载，固陵之战以后，汉王退保固陵县城，深堑拒守。其时楚军集结在附近进行阻击，以防止汉军继续东进或南下。而至垓下之围前，史书并没有项羽从固陵附近败走的记录，也没有汉王从固陵追击刺至垓下的记载，那就是说，垓下应距固陵县城不远，否则两军无法交战。而垓下如在今安徽灵壁的话，相隔二百多公里，楚军根本无法阻止汉军东进。况且，灵璧一带，自古是平川，县东南是古蕲水、古波水、澳水、沱水、唐水的五河河网地带，既不能攻，又不能守，根本不适合兵团作战。
垓下也不可能在今鹿邑县。理由主要有三点：第一，鹿邑县城东距固陵约有七十公里左右，不可能近距离作战，楚军当然也不可能阻止汉军东进南下。第二，据史书记载，汉军包围垓下前，灌婴的军队由彭城(今江苏徐州)西进、降留、薛、沛、酃、萧、相诸县，破苦县(今鹿邑县)、谯县(今安徽毫县)，又西至苦县之颐乡驻军，最后才破楚军于垓下。如果垓下在鹿邑的话，灌婴军就应来回穿越项羽大军的驻地，而史书上没有这样的记载，事实上也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因此，垓下不可能在鹿邑。
推翻了上述两种观点，陈可畏举出垓下在陈县（即今河南准阳县）的理由。首先，《史记》、《汉书》中几个参加此次决战的将领的传记中，有明确的记载。如《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樊哙“从高祖击项籍……围项籍于陈，大破之”；夏侯婴也“从击项籍，追至陈，卒定楚”；灌婴“从击项籍军于陈下，破之”。《史记-曹相国世家》亦云：“韩信为齐王，引兵诣陈，与汉王共破项羽。”《汉书》的记载也与此相同。这些史料都不可能是凭空杜撰。其次，陈县北部正与固陵相接，垓下在陈县，正与楚军阻止汉军东进或东南进的军事形势相符。从军事防御的观点看，楚军无论是单纯的防守还是以攻为守，驻军于距固陵不远的陈县北部是最恰当的。不仅如此，陈县北部古代有很多丘陵和山冈，利于防守。所谓“垓”，阶次也。有山有冈的地方，自然会形成阶梯地形，垓下正是这阶梯地形之侧。其三，史书记载项羽从垓下突围，是在夜间率骑南逃，平明始达淮河北岸。如果垓下是在安徽灵璧的话，灵璧离淮河很近，骑马南奔，不需要一个晚上的时间。最后，陈县是一个军事战略要地，它傍鸿沟，接颍水、淮水，有邗沟直通江南，最宜于屯兵驻军。据考古发现，淮阳“贮粮台”遗址有屯粮的痕迹，有人推测这实际上就是楚汉一下决战时楚军的军粮仓。当时，项羽不派文官而派武将利几为陈县县令，就是要利几保护至关重要的军粮仓。
垓下之争在史学界延续了很久，如今又出现了陈可畏的新观点，究竟那一种是正确的呢？事实上，现在很难说到底谁的观点正确。引发垓下之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垓下作为一个地区名，并没有明显的标志。史书等记载，仅记其名。这样，一些地名等因文言简记，而会产生一些不同的解释或推断。如“垓下”可理解为“垓”之下，即山之阶梯之下，也可理解为“垓下”，为一个地名。其次，史志书籍的转摘沿用等，也会产生一些谬误，有时甚至会以讹传讹。许多史志书籍都有参考前人，甚至转摘前人的现象。若底本记载有误，则底误就会引出许多后来者的误解，如“垓下聚”和“垓下”在史志中解释并不一样。再次，附会现象、攀附心理也能引起史志地名或事件的误传。中国人传统思想中都有一种攀附心理，攀名人、名地、名事等。正因为这种心理，才会把一些名人名事附会到各处。中国民间，梁祝故里之争、三顾茅庐之争、垓下位置之争等等都没有摆脱这种观念。
如今，《中国历史地图集》把垓下标在安徽灵璧的东南部；大型工具书《辞海》释“垓下”条日：“在令安徽灵璧东南沱河北岸”；各种历史教材对此也众口一词。假设陈可畏的论点成立，那么这些书籍将要改写。然而，楚汉之争的地点的定义，并不是很容易能够推翻的。或许，再过几十年，还会有人推翻陈可畏的言论，提出新的观点。
第一部分 韩信是该杀还是冤杀
韩信（？～前196），秦汉之际的著名军事家。韩信原本是项羽手下的一员大将，后来归附刘邦，协助刘邦制定了还定三秦以夺天下的方略。楚汉战争期间，韩信率兵数万，开辟北方战场。破魏之战，针对魏军部署，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攻其不备，俘获魏王豹。井陉之战，背水为阵，使将士死地求生，奋勇争先，大破赵军。淮水之战，借助河水，分割楚军，各个击灭。参与指挥垓下（今安徽灵璧南）决战，击灭楚军。韩信熟谙兵法，战功卓著，为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称：“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汉高祖刘邦也盛赞韩信的功劳。西汉建立后，他分析楚汉成败原因时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即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号镶，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功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范增百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所擒也。”然而，这位百战功臣却不能寿终正寝，在汉高祖十一年，被吕后、萧何设计诱杀，他全族也遭诛，落得一个可悲的结局。
对于韩信的死因，有人说他是因谋反而遭杀戮的，罪有应得；有人说是刘邦不容人，他是含冤而死。那以真实情况如何？目前这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谁是谁非，暂难解决。
持谋反说法的人主要有以下佐证：高祖四年，平定齐地后，韩信派人对刘邦说：“齐人伪诈多变，是一个易于反复的国度，如果不设王位来镇守，大局难稳定，希望你委派我当个假王。”此时刘邦正被项羽围困在荥阳，日夜盼望韩信前来增援，见到韩信使者带来的信，震怒异常，骂道：“我被困在这里，早晚盼他来援救我，他竟然想自立为王！”身旁的张良和陈平见势不妙，凑近他的耳朵说：“汉军正处困境不利，怎么能禁止韩信称王？不如做个人情，就此立他为王，好好善待他，让他为我们守一方之地。否则”刘邦经提醒，顿然醒悟，连忙改口，说道：“大丈夫平定了诸侯后就是真王了，又何必还要当假王！”于是，他派张良赴齐，立韩信为齐王。之后，征调韩信的部队与项羽会战于垓下，大破项羽。楚汉之争结束后，刘邦就夺了韩信的兵权，并徙封他为楚王。从此埋下了对韩信的戒心。
项羽兵败后，他的逃亡将领钟离昧因素来与韩信关系很好，就投奔了韩信。刘邦记恨钟离昧，听说他在楚国，就下令楚王逮捕他。那时韩信初到楚国，到各县乡邑巡察进出都派军队戒严。汉六年，(前201年)有人告韩信谋反。刘邦用陈平的计策，说天子要出外巡视会见诸侯，通知诸侯到陈地相会，说：“我要游览云梦泽。”其实是想要袭击韩信，韩信却不知道。
刘邦将到楚国时，韩信打算起兵谋反，但又认为自己无罪；想去谒见刘邦，又怕被擒。这时有人向韩信建议：“杀了钟离昧去谒见汉高祖，高祖必定高兴，也就不用担心祸患了。”于是韩信把此事与钟离昧商议，钟离昧说：“刘邦之所以不攻打楚国，是因为我在你这里，如果想逮捕我去讨好刘邦，我今天死，随后亡的定是你韩信。看来你也不是位德行高尚的人。”结果钟离昧自杀而亡，韩信持钟离昧首级去陈谒见刘邦。刘邦令武士把韩信捆绑起来，放在随从皇帝后面的副车上。韩信说：“果然就像人家说的，‘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所以我也应该死了！”高祖刘邦却说：“我抓你是因为有人告你谋反。”说完就给韩信戴上械具。回到洛阳，刘邦没有马上杀掉韩信，而是赦免了他的罪过，改封他为淮阴侯，让他寓居长安整天无所事事。韩信怏怏不乐，常常称病不上朝。
韩信部将陈豨被封为巨鹿郡郡守，前来向韩信辞行。韩信辞去左右，拉着陈豨的手叹道：“你所管辖的地方，是屯聚天下精兵的地方，而你又是陛下亲信宠爱的臣子，若有人说你谋反，陛下一定不相信；如果再有人告你谋反，陛下就会产生怀疑；如果第三次有人告你谋反，陛下定会大怒而亲率军队征讨。我为你在京城做内应，就可图谋天下了。”陈豨平素就了解韩信的才能，相信他的计谋，表示一切听从韩信的指示。后来陈豨果然谋反。刘邦亲自率兵前去征讨，韩信称病不随高祖出征，暗地里派人到陈豨处联络。韩信与家臣谋划：可以在夜里假传诏旨，赦放那些在官府中的囚徒和官奴，率领他们去袭击吕后和太子，与叛将陈豨里应外合。这时韩信的一位门客得罪了韩信，韩信囚禁了他并准备杀他。那位门客的弟弟就向吕后密告韩信要谋反的事。吕后打算把韩信召来，又恐怕韩信不肯就范，于是与相国萧何商议，假装有人从皇上那里来，说陈豨已被杀死，诸侯群臣都前来进宫朝贺。萧相国欺骗韩信道：“虽然您有病，还是要勉强朝贺一下。”韩信入朝进贺，吕后派武士把韩信捆缚起来，在长乐宫中的钟室里斩杀了他，并诛灭三族。
持冤杀观点的人认为，韩信无意反汉，他是被屈杀的功臣。一些学者指出，所谓韩信密谋假传诏旨，赦放官府中的囚徒和官奴，率领他们去袭击吕后和太子，并试图与叛将陈豨里应外合，都是没有实据的。首先，告发者是韩信准备处死的一个罪犯的弟弟，有挟怨诬告的嫌疑，即使韩信确有密谋，也不可能让这个人知道；其次，当年韩信雄踞齐地，握有重兵，有人劝他反汉并与楚联合，三分天下称王，韩信却认为刘邦待他不薄，不忍心背叛刘邦。在绝对有利条件下尚且不反，而在闲居长安，既无兵权，又无武装的情况下，韩信为什么又要造起反来？再次，韩主被擒之后，未经审讯，立即被斩于长乐宫钟室。假设谋反有证据，为什么不昭示群臣？最后，刘邦平定陈豨是在高祖十一年年底，而韩信“谋反”却在第二年春正月，此时陈豨已经兵消瓦解，韩信又怎能与他里应外合？刘邦平叛归来后，对于韩信的死，“亦喜且怜之”。所喜者，心腹之患已经除掉，所哀怜者，大臣无辜遭诛杀。从这种心情也可以看出，刘邦本人也并不认为韩信真会谋反。
也有人认为，韩信虽有可疑之处，但没有谋反之心，他的被杀完全是刘邦猜忌的结果。在汉初功臣中，若论灭楚兴汉的功劳，韩信当数第一。韩信其人，虽有大将之才，但在个人品行上是有懈可击的。据《汉书-韩信传》记载，韩信击杀楚骁将龙且后，项羽派武涉劝说韩信背汉降楚，反复陈说利害，都被韩信谢绝。而韩信帐下策士蒯通，更为韩信进行透彻的形势分析。确如蒯通所言，当时“天下权在信”，韩信“为汉则汉胜，助楚则楚胜”，成为左右大局的关键性人物。如果韩信采纳蒯通建议，与项羽、刘邦三者鼎足而立，改写历史并非没有可能。这一点，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韩信不会想不到。蒯通分析韩信如果不自立，“必履危道，此乃势也”，这一点韩信有所考虑，但是始终不能断然突破感情上的束缚，不忍背叛汉朝。所以，韩信对于汉室，大节无亏。但刘邦对于韩信，早存防范猜忌之心。早在楚汉争霸期间，他就两次夺走韩信所率部队，垓下之战后，刘邦立即“驰入齐王信壁，夺其军”。马上削夺韩信兵权，并且徒封为楚王。此后，有人控告韩信图谋造反，刘邦根本不加核实，利用韩信朝见机会，予以逮捕，虽然查无证据，但仍削去王爵，改封淮阴侯。最后韩信被牵连进陈豨叛乱事件之中，遭受夷灭三族的惨祸。还有学者指出。韩信“谋反”是由吕后一手编导的，先被诬造反，由楚王贬为淮阴侯。再次被诬造反，惨遭杀戮。韩信功高震主，加以“贪”、“骄”相循，因而招致杀身灭族之祸。
另外，有人分析汉初全部异姓诸侯王的命运，将他们分为三类：一类是与韩信一样，并没谋反，也无他罪，但最终被以“谋反”借口被杀贬，如梁王彭越、赵五张敖；第二类是由于刘邦的疑忌、逼迫以致走上反叛道路的，如淮南王英布、燕王卢绾；第三类是免于杀戮的，如势力最小的吴芮。根据上述分析，凡那些功高震主的将领，不管是否谋反，皇帝总是要找理由杀掉。刘邦对于韩信，虽然佩服他那“连百万之众，战必胜，功必以”的军事才能，但是对他这种才能极不放心，一旦夺取全国政权，其才不可留，终下杀手。这样，韩信当然免不了一死了。谋反云云，只不过是刘邦在政权到手之后杀戮的借口而已。
总之，韩信有无谋反之心？是否参与陈豨叛乱？目前史学界尚未论定。韩信被杀真相，如处迷雾，难以认清。
第一部分 董仲舒是否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西汉初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罢黜诸子百家，只允许通晓儒家学说的人做官，以此来统一思想，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这一政策指导下，汉朝在太学设立五经取士，用儒家经典来教育贵族子弟。选拔官吏，也以儒家学说为标准，从此，儒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统治思想，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这是中学课本都有的历史事实，中国理论界把它当作一个千真万确的学术信条，在古今中外涉及儒学的著述中被广泛征引，然而有人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汉武帝从未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更未真的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际行动，他只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汉初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斗争的实际情况不符，也与汉武帝以后的整个中国思想史不合。因此，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这一观点提出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赞同和反对声一直不断。
为什么会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与董仲舒连在一起呢？主要由于董仲舒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因此，董仲舒长期以来因“独尊儒术”成为儒家元老，也因此一度而成为罪魁。那么，董仲舒该不该为这一思想的提出负责呢？关键在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在哪一年提出。
据《汉书-武帝本纪》记载：“建元元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承相缩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这就是说，在建元元年（前140）就已经有了“罢黜百家”之说。在元光元年（前134）岁首《孝武本纪》记载，“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又在五月记载了汉武帝诏贤良对策的事，“五月，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如果董仲舒在元光元年刚刚被举孝廉并参加对策，那么，他就不是“罢黜百家”的创始人了。
反对者认为，历史上宣传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指的是从武帝元年开始到武帝六年截止的几次大的思想斗争或学术斗争。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和后来班固的《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初期有儒家学者两次大的思想斗争：一是罢“申商韩苏张”之言，其中心人物是丞相卫绾；二是“议立明堂”，其参加者有赵绾、王臧、申公、窦婴、田蚡，反对者是窦太皇太后。第一次进行得较顺利，第二次则遭受了惨重的失败。王、赵被杀，申、窦、田免官。不过，经过这番较量，儒学反更深入人心了。《史记-儒林列传》载：“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晚于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而且根本就没参与武帝六年以前的所有尊儒活动。因此，不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后才出的董仲舒，董仲舒只是“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时所延的一个儒者。
既然汉武帝从未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么这一说法是怎么产生的呢？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绝口未提此事，他自始自终认为是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是东汉史学家班固，他在《汉书-董仲舒传》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话：“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班固这段话既背离了《史记》，也背离了其《汉书》的《武帝纪》和《儒林传》。到底是否可信？唐代韩愈写《原道》时，根本未将董仲舒列为汉代重要的儒学传人。到了宋朝，班固的说法被司马光借鉴，他在其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之《汉纪》这样写道：武帝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余人。广川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会稽庄助亦以贤良对策,天子擢为中大夫。”同时，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解释：“今举孝廉在元光年十一月，对策在下五月，则不得云自仲舒发之，盖《武纪》误也。”司马光在这里把董仲舒在元光元年贤良对策的时间提到了建元元年。
南宋人洪迈不同意司马光的说法，他认为应该是元光元年，“对策者百余人，帝独善庄助对、摧为中大夫。后六年，当元光元年（五月），复诏举贤良，于是准仲舒出焉。”清人王先谦也赞同此说，并作补充说：董仲舒对策中有“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之语，据《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夜郎之通，在建元六年发生，次年，也就是元光元年董仲舒对策时才可能说出夜郎归德的话。
千百年来，对于建元元年和元光元年五月两说对峙，直至今日。施丁先生同意并证明了元光元年之说，因为董仲舒对策中有“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之语，汉自建立至建元元年并没有七十年，而到元光元年，正好有七十二年，这一论断与《董仲舒传》中的“皆自仲舒发之”不矛盾，这里的“发”可以理解为“发挥”、“发表议论”。况且，设置《五经》博士，也并非从建元元年开始，在文景之时就有了。
孙景坛先生则坚持建元元年之说。他认为，元光元年的诏贤良与建元元年的举贤良不同，前者对策的内容为《五经》，后者为百家。《五经》对策，必须以五种经学内容为理论根据来回答皇帝的提问，用其他理论回答均不对。《汉书-武帝纪》记载：武帝五年才“置《五经》博士”，如果没设置《五经》博士，是不可能用《五经》策问的，所以不可能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张大可先生也同意孙景坛的说法，并作了补充。他认为，从史实上看，武帝一朝举贤良名系列传的有董仲舒、冯唐、袁故生、严助、公孙弘等五人，据《史记》、《汉书》记载，这五个人都是建元元年举贤良，没有一个人为元光元年举贤良。由此这两人认为，把董仲舒对策的时间提到建元元年是站不住脚的。董仲舒对策不是武帝“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的起因，而是其结果。司马迁与董仲舒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司马光不仅跟董仲舒的时代相隔久远。《资治通鉴》的基本原则是“谨名分”，董仲舒是宋明理学的思想先驱，司马光有可能给董仲舒“谨名分”，所以伪造“汉武帝采纳他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总之，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作于何时关系到他是否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于古代史书对这一时间的记述出现了偏差，所以导致了现在对董仲舒是否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疑问。至于这一争议何时休止，除非出现确凿史料证明，否则将会永无休止的继续下去。
第一部分 《左传》作者是谁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详细完整的编年体历史著作，它以丰富的史料和优美的文笔，闻名于世，为“十三经”之一。因为《左传》和《公羊传》、《谷梁传》都是为解说《春秋》而作，所以它们又被称作“春秋三传”，《左传》又名《春秋左氏传》。也有人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历史著作。此书西汉时已经定型，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记载：“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司马迁撰写《史记》，多采《左传》材料，王莽时刘歆大力推崇，“教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诵读”，《左传》才得以广为流传。两千多年来人们一般都认为《左传》的作者为左丘明，此说最早见于《史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一说法自两汉至隋的学者都奉之为权威，但是从唐以来，就有学者产生了质疑。但《左传》的作者毕竟是千古之谜，到底是谁呢？目前主要的说法有三种：
（一）左丘明所作
《左传》称鲁国为“我”，对鲁国国君单称“公”，记述鲁国的事情非常详尽，并且都站在鲁国立场上叙事评论。所以有人认为作者为鲁国人无疑。再观《左传》的行文，其中叙述孔子之言时多称孔子之字“仲尼”，而孔子学生在《论语》中都是尊称其师为“子”，从未称字，所以“仲尼”之称应为孔子的好友对他的称谓。孔子的好友是谁呢？就是左丘明。《左传》深得《春秋》之微言大义，较《公羊》、《榖梁》为胜，其人必亲与夫子论史，而深明夫子之理。至于《左传》中某些预言要到战国时才应验，而且又记载了些战国时的历史，这应该是后人增添，而全书之绝大部分还是写成于春秋晚期。而孔颖达引前人语曰：“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然而，在这同一看法中，尚有许多分歧。对于作者的名字，有人认为“左”是官名，“丘”是姓，“明”是名，刘师培《左传答问》这样解释“以丘明为鲁太史，左史即太史，左其官，丘其姓，明其名。其不称《丘氏传》，而称左氏传者，以孔门弟子讳言丘也。”也有人认为“左丘”是复姓，刘宝楠《正义》说：“史记自序：‘左丘失明，厥有论语。’史公以左丘连文，则左氏是两字氏，明其名也。左丘亦单称左，故旧文皆言左传，不言左丘传。”按这个说法，司马迁所记国语的作者复姓“左丘”，而写左氏春秋者姓左名丘明。另外，这一观点还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如果说《左传》为左丘明所作，那么里边有许多不能解释之处。《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进一步说成书于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386年之间。而根据《史记》、《论语》等一些资料记述，左丘明生活在鲁国的襄、昭、定、哀公时期，年龄大约与孔子仿佛。由此计算，即使左丘明年龄小于孔子二三十岁并且高寿，也活不到公元前403年。
（二）战国时人所作
这一派学者认为《左传》是战国时人根据各国史料辑录而成。宋代就有人如此主张，例如王应麟在《困学记闻-六》说：“王介甫疑左氏春秋为六国十人者十一事。”叶梦得在《春秋考-卷三》也认为《左传》的作者“殆战国周秦之之间人无疑也”。郑樵在《六经奥论-卷四》、朱熹在《朱子语类-卷八》也都认为左氏是六国时楚人。到了现代，以钱穆、郭沫若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也赞同《左传》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并且进一步指出其作者为吴起而非左丘明。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吴起传〈左氏春秋〉考》中，从《左传》的预言是否应验来看其成书的年代，进而判定《左传》一书出于吴起而与左丘明没有关系。郭沫若也主张《左传》成书于吴起而非左丘明。他在《青铜时代-述吴起》中认为：“吴起去魏奔楚而任要职，必已早通其国史；既为儒者而曾仕于鲁，当亦读鲁之《春秋》；为卫人而久仕于魏，则晋之《乘》亦当为所娴习；然则所谓《左氏春秋》或《左氏国语》者，可能是吴起就各国史乘加以纂集而成。”还有人指出，《左传》尊奉季孙氏，而《韩非子》记载，“季孙新弑君，吴起仕焉。”吴起对季孙感恩戴德。《左传》中之晋史尊魏氏，而魏文侯正是重用吴起。《左传》之楚史尊王而贬臣，吴起在楚国受到楚王重用，而大臣反对他，阻挠其变法。吴起是大军事家，而《左传》正是长于描写战争。吴起为“卫左氏人”。所以吴起应该为《左传》之作者，但某些预言的应验又是吴起不能看到的，某些内容可能为其门人所添加。
（三）刘歆伪作
此说源自于清代经学家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而强烈认为此书为伪书的，则是康有为。他在其所著的《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中大张其说，断言《左传》是西汉末年的刘歆的伪作，梁启超总结了康有为的观点：“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逢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崔适也同意这一观点，他在《史记探源》中进一步阐述《左传》是刘歆根据《国语》编造而成的伪书这—主张。他说：“刘歆破散《国语》，并自造诞妄之辞，与释经之语，编人《春秋》逐年之下，托之出自中秘书，命曰《春秋古文》，亦曰《春秋左氏传》。”钱玄同也曾多次著文，力证《左传》是刘歆将原本《国语》二书瓜分为二的。此论一出，引起学术界的激烈争辩。
钱穆强烈反对这一观点。他认为：第一，刘歆没有作伪的时间。刘向死于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刘歆复领校五经在绥和二年（前7年），刘向死离刘歆领校五经才几个月，刘歆“何得遍伪群经”？“在数月之间，欲伪撰《左氏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经，固为不可能。”第二，从刘歆个人的精力及同时代人的言论上判断，古代的书籍由繁重的竹简制成，以刘歆一人之力难以伪造出群经。如果说是众人所为，那么与刘歆同时代的学者，有的还与刘歆共同参加整理五经的工作，为什么没有一人泄露其秘密说刘歆伪造诸经？第三，刘歆没有必要伪造群经以助莽篡汉。钱穆考证，刘歆为古文诸经争立博士时，王莽刚刚退职，刘歆没有必要为一个失势的外戚大臣造假献媚。当时流行着阴阳五行学说，阴阳轮换、五行转移、汉运将终的观念早已流行于世间，刘歆不可能凭一己之力逆转风气。再者，他也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王莽篡汉制造“符命”。因此，钱穆认为《左传》作为史书，非常可信的，本书一定是春秋之间了解各国史料者所记。刘歆凭一己之力是没有这个能力伪造此书的。《左传》真伪之所以是一件大学案，就是由于康有为的发挥才成所谓的“学案”的。
总之，关于《左传》作者的争议，从前争议不断，现在也没有一个定论。《左传》作者是谁，当然还有其他的观点。然而其他诸说，论据不足，难以信服。自唐朝以来，就有不少人对左丘明作《左传》质疑，并且也能出示论据。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定论，这三种主要的观点也没有确凿之证据表明《左传》确为某人所作，所以《左传》作者究竟何者我们也没有办法证明。《左传》真伪及其作者的争论和研究，必然仍将进行下去。
第二部分 造纸术是蔡伦发明的吗
在纸出现以前，人类曾经使用过许多材料来写字记事。最初是把文字刻在龟甲上或兽骨上，叫做甲骨文。商周时代，人们又把文字铸在青铜器上，或者刻在石头上，叫做钟鼎文、石鼓文。到了春秋末期，人们开始使用新的书写记事材料，叫做“简牍”，“简”就是竹片，“牍”就是木片。把文字写在竹片、木片上，十分便捷，可是连篇累牍，十分笨重。当时，也有用绢帛作书写材料的，但绢帛价格昂贵，一般人用不起。
伴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类不断地在寻找新的书写材料，最终发明了理想的书写材料，那就是纸。造纸术的发明，不但改变了“简重而帛贵”的现状，而且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那么造纸术是谁发明的呢？长期以来一般都归功于东汉时的宦官蔡伦，《后汉书-蔡伦传》明确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即按书写需要裁好的丝织品)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发明、创造)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由于《后汉书》作者对这一事件的记录非常明确，而且《后汉书》在当时和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和地位，所以在没有其它历史文献为证的情况下，后人认定，是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一些学者把蔡伦向汉和帝刘肇献纸的公元105年，作为纸的诞生年份。
但自从1933年，已故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地区发现了一片西汉中叶古纸后，部分学者开始对造纸术的发明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这是一片麻纸，长约40厘米，宽约100厘米，纸面可清晰见到麻，在同一遗址中还发现有汉元帝元年（公元前48年）的木简，因此，黄文弼认为该纸当为西汉时期的文物，比“蔡伦造纸”早了一个半世纪。其后是1957年，在西安市东郊的灞桥再次出土了比新疆罗布泊的纸还要早约一个世纪的西汉初期的古纸，而且有数十张之多，灞桥纸主要由大麻和少量苎麻的纤维所制成。在此之后，1973年在甘肃居延汉代金关遗址出土了西汉时的麻纸“居延纸”，1978年在陕西扶风中颜村汉代窖藏中，也出土了西汉时的麻纸“扶风纸”。1979年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掘出的“马圈湾纸”，1986年，在甘肃天水市附近的放马滩古墓葬中，出土了西汉初年文、景二帝时期（公元前179－公元前141）的绘有地图的麻纸“放马滩纸”。1990年，在敦煌甜水井西汉邮驿遗址中发掘出了多张麻纸，其中3张纸上还书写有文字。2002年，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了200多片纸文书残片和麻纸，定名为蔡伦前纸——悬泉置纸。从同时出土的纪年简牍和烽隧砖块看，遗址的上限为汉武太始三年(前94)，下限至魏晋，历时400年左右。主要用麻织物和很细的丝织物制作，用于书写文件、信件及包裹物品。
这部分学者指出，除此以外，早在蔡伦以前，在史籍里也有一些关于纸的记载。如《三辅旧事》上曾说：卫太子刘据鼻子很大，汉武帝不喜欢他。江充给他出了个主意，教他再去见武帝时“当持纸蔽其鼻”。太子听从了江充的话，用纸将鼻子掩盖住，进宫去见武帝。汉武帝大怒。这件事发生于公元前91年。又如《汉书-赵皇后传》记载：汉武宠妃赵飞燕的妹妹赵昭仪要害死后宫女官曹伟能，就派人送去毒药和一封“赫蹄书”，逼曹伟能自杀。据东汉人应劭解释，“赫蹄”就是“薄小纸也”（后人称为丝棉纸）。再如《后汉书-贾逵传》说，公元76年汉章帝令贾逵选二十人教以《左氏传》，并“给简、纸经传各一通”。以上有关纸的文献记载，都早于公元105年，即蔡伦向汉和帝献纸那一年。
综合考古发现和史书记载，持否定造纸术是蔡伦发明的学者认为，“发明造纸术的是西汉劳动人民。东汉劳动人民在继承西汉造纸技术后，又有所改进、发展和提高。至和帝时，尚方令蔡伦组织少府尚方作坊充足的人力、物力，监制出一批精工于前世的良纸，于元兴元年奏上，经推广后，‘自是天下莫不从用焉’。”这是争论中的一种意见。现在学术界倾向于这一种观点，就连中学教科书也将“蔡伦发明纸”改为“蔡伦改进纸”。
然而，另一种意见则坚持认为，蔡伦是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者。这部分学者指出，根据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有关纸的解释，在蔡伦之前古代文献中所提到的纸，都是丝质纤维所造的，实际上不是纸，只是漂丝的副产品。根据造纸的一般原理，要造成一张中国式的植物纤维纸，一般都要经过剪切、沤煮、打浆、悬浮、抄造、定型干燥等基本操作。本世纪考古学家发现的几种“纸”，实际上都不符合这一特征。
例如“灞桥纸”，经过实体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对其纸样进行观察，不少纤维束横过整个纸状物表面，而且大多数纤维在自然端部并未断开，从纸状物的边缘又折回到其表面上来。这说明所谓灞桥纸基本上未经过造纸过程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剪切。显微镜还观察到“灞桥纸”纤维壁光滑完整，无帚化分丝起毛现象，这说明所谓灞桥纸未经过造纸的另一个关键环节——打浆。“灞桥纸”没有经过剪切、打浆等造纸的基本操作过程，不能算真正的纸。或许只是沤过的纺织品下脚料，如乱麻。线头等纤维的堆积物，由于长年垫衬在古墓的铜镜之下，受镜身重量的压力而形成的片状。并且“灞桥纸”的发现过程也值得怀疑，当时出土物已经离开了现场，是4天之后在工人宿舍存放的出土物中捡到的，而且捡来之后散乱地放置在取土处一旁的空地上，长时间无人管，并非是外界宣扬的从“西汉墓”取出。有的研究者还从出土的灞桥纸上辨认出上面留有与正楷体相仿的字迹，酷似新疆出土的东晋写本《三国志-孙权传》上的字体，据此认为灞桥纸可能是晋代的产品。
对于蔡伦前纸——悬泉置纸被定为西汉纸，同样证据不足。悬泉置纸出土遗址长年中大多数时候风沙强劲，风沙搅动地表随时可扰乱废弃堆积物(古纸主要是从垃圾堆积坑中掘得的)。历史上，悬泉驿站曾多次翻修重建，旁边有魏晋烽燧遗址，烽燧亦多次坍塌重建和修缮，驿站本身曾被大小掩过，被大火烧过。在这诸多的因素下，考古中的土层和器物的关系就显得有些复杂，许多时候需要考古人员用经验去识别和判断，如果机械地仅仅依据土层和器物共生的关系，难免会捉襟见肘。譬如在第一层(表土层)，就出土了不应该同时出现的西汉纪年竹简和宋明时的器物。并且根据书法学家鉴定，悬泉“西汉纸”上的字迹明显地显示了魏晋时代的书法特征，这与“西汉纸”出现了时间上的错位。
另外几种西汉纸，经现代技术检测，居延纸与扶风纸属同一种类型，它们虽具备了纸的初步形态，但它们只经过部分最简单的制作环节，非常粗糙，只能算作纸的雏形。“马圈湾纸”被鉴定为“双面涂布纸”，而加填和涂布工艺是很晚的时候才出现的工艺。有专家曾鉴定此纸为唐纸。至于“放马滩纸”，也有不少疑点，假设此纸地图是从西汉墓中取出，但该墓内已被积水长年浸润，而且死者衣服尸骨皆荡然无存，一张经过两千余年风化的薄脆的纸怎么能完好存世呢？
这部分学者也举出史书记载与否定蔡伦造纸的学者针锋相对。（1）《后汉书》有关蔡伦造纸的记载主要取自刘珍的《东观汉记》。刘珍和蔡伦是同时代的人，应为可信。（2）王隐在《晋书》中记载：“蔡伦以故布捣剉作纸。”（3）晋人张华在《博物志》中说：“蔡伦煮树皮以造纸。”（4）东汉人桑软在《水经》中称蔡伦“捣故渔网为纸。”（5）《后汉书集解》引用了《晋书》版本之一称“蔡伦捣故布、渔网抄作纸。”
总之，对于“造纸术发明人是否蔡伦”的争论，四十多年来，学术界也一直未能达成统一意见。坚持“蔡伦造纸”的学者认为，中国的重大历史问题不应轻易否定；而否定者则认为：在考古实践与文献记载发生矛盾时，应该以考古事实修正文献记载。其实，不论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者，还是造纸术的改良者，造纸都是中国的伟大发明，是我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这一历史定论是无可非议的。
第二部分 传国玉玺失踪之谜
“玺”在秦以前尊卑通用，官、私印均可称“玺”。汉蔡邕《独断》云：“玺者，印也；印者，信也。”到了秦始皇时，秦始皇下令镌刻皇印，宣称只有皇帝印才可称玺，奉为天命的象征。又独以玉，作为历代帝王相传之印玺，所以叫“传国玉玺”，又称“传国玺”。“传国玉玺”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篆字，以作为“皇权神授、正统合法”的信物。秦始皇死后，历代帝王都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尊为国之重器。得到此玺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去此玺之则表现其“气数已尽”。如有皇帝登大位而没有此玺，就被讥为“白版皇帝”，显得底气不足而为世人所轻蔑。这更加促使后世皇帝对这块传国玉玺的争夺，致使这块宝物屡易其主。然而，它在流传1000多年后，却神秘地失踪了。几千年来，有关它的传说也无不充满着神秘的色彩。
“传国玉玺”就材于“和氏之璧”。春秋时，楚国人卞和在山中得到一块璞玉，献给厉王。楚王让玉工辨识，玉工鉴定为石头，楚王以欺君罪断卞和左足。后来武王即位，卞和又献玉，但仍以欺君罪再断右足。公元前690年，文王即位，卞和抱玉痛哭。文王派人问他，他说：“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文王让人把璞剖开，果然是宝玉，因称称为和氏璧。楚威王时，相国昭阳灭越有功，威王将和氏璧赏赐给他。但是不久昭阳就将它丢失，有人怀疑是他的门人张仪偷走，拘留张仪审讯。张仪一气之下，离楚入魏，后来到了秦国，后被拜为秦相。
战国时，赵惠文王从太监缨贤处得到了和氏璧，秦昭王得知后，打算强取，后来蔺相如据理力争，将和氏璧“完璧归赵”。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秦王嬴政破赵，得和氏璧。嬴政一统天下，称始皇帝。命李斯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咸阳玉工孙寿将和氏璧磨平，雕琢为玺，即为传国玺。秦王政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过洞庭湖口，这时风浪骤起，龙舟将倾，于是始皇将玺抛入湖中，祈神镇浪，传国玺就此第一次失踪。而八年后，华阴平舒道有人又将此传国玺奉上。从此，传国玉玺随江山易主凡不下十数次，尽尝坎坷流离之苦。
秦子婴元年（前207）冬，刘邦率军入咸阳至霸上，秦王子婴投降，奉上始皇玺。秦亡后刘邦即天子位，传国玺得归刘汉。因御服其玺，世世传受，称为“汉传国玺”，也称“汉传国宝”。
西汉末年（公元8年），王莽专权，当时皇帝孺子年仅2岁，传国玺置于长乐宫，由元帝王皇后代为掌管。王莽篡位，建立新朝，派他的弟弟舜前去索要，太后大骂：“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灭也！”，将传国玺摔在殿廷，玉玺被摔碎一角，后来用黄金镶补。公元23年十月，王莽被杀，玺被校尉公宾所得，献给绿林军将领李松。又由李松派人送给更始帝刘云。刘云为赤眉军所掳后，传国玺落入赤眉军拥立为帝的刘盆子手中。后来刘盆子兵败宜阳，将传国玺拱手奉于东汉光武帝刘秀。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外戚何进谋诛宦官不成，反为宦官所害。袁绍领兵入宫诛杀宦官，宫中大乱，汉少帝夜出北宫避难，仓促间未带传国玺，返宫后传国玺查无下落。
东汉未年，董卓叛乱，天下豪强在袁绍、袁术的率领下讨伐董卓，洛阳城内一片混乱，董卓弃城逃往长安。孙坚率兵驻扎在洛阳城南宫殿中，一天突然发现宫殿中一口井内闪着五彩的光，孙坚感觉奇怪，于是命令手下人下井探望，不想却捞着一位宫女的尸体，妇女的脖子上戴着一个锦囊，打开一看，内有一个用金锁锁着的朱红小匣，启开小匣，里面有一玉玺，上面有篆文八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玉玺缺一小角。孙坚知道这正是秦始皇的“传国玺”，窃喜这莫非是天意让他当皇帝。孙坚将玺秘藏于妻吴氏处，没想到他手下的一个士兵与袁绍是同乡，将此事之袁绍。袁绍早有篡夺帝位之心，当然想占有“传国玺”，他下令扣押了孙坚的妻子，孙坚被逼无奈，只好交出玉玺。后来袁氏兄弟败在了曹操的手下，“传国玉玺”又回到了汉献帝的手里。
曹魏代汉，传国玺作为“君主神授”的象征，落入曹丕之手。曹丕使人在传国玺肩部刻下八个隶字“大魏受汉传国之玺”。西晋受禅，传国玺又落入司马氏手中。此后，北方陷于五胡十六国分裂动荡的局面，“传国玺”几经辗转，又落人东晋征西将军谢尚之手，谢尚把它用三百精骑连夜送至首都建康，献给晋穆帝，传国玺重归晋朝司马家。公元420年，刘裕废东晋恭帝自立为帝，国号宋，史称刘宋；在南朝，传国玺历经了宋，齐，梁，陈的更迭。南朝梁武帝时，降将侯景反叛，攻破官城，劫得“传国玺”，不久侯景败死，他的部将侯子鉴将玉玺投到了栖霞寺的井中，有一个寺僧将玉玺捞出收存，后来他的弟子将玉玺献给了陈武帝。杨坚建立隋朝后，公元589年，灭陈统一全国，传国玉玺入了隋宫。唐初，太宗李世民因无传国玉玺，于是刻数方“受命宝”、“定命宝”等玉“玺”，聊以自慰。公元630，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同年，萧后与元德太子背突厥而返归中原，传国玺归于唐朝。唐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朱温篡唐后，“传国玺”又遭厄运。后唐废帝被契丹击败，登楼自焚，玉玺也遭焚烧，下落不明。郭威建后周后，遍寻传国玺不着，无奈镌“皇帝神宝”等印玺两方，一直传至北宋。北宋哲宗时，有一个农夫在耕田时发现了传国玺，送至朝廷。经十三位大学士依据前朝记载多方考证，认定这就是始皇帝所制传国玺。但是朝野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怀疑它的真伪。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金兵破汴梁，徽钦二帝被掠走，“传国玺”也被大金国掠走，随后便销声匿迹。
公元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去世，在大都传国玺忽然出现于集市，伯颜命人购买，玉玺从此归入大元。伯颜曾将元帝国从各处收缴来的历代印玺磨平，分发给王公大臣刻制私人印章。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建康称帝，建大明。大元朝廷逃往蒙古草原。明朝初，明太祖遣徐达入漠北，追击遁逃的蒙古朝廷，期望得到传国玺，最终还是空手而返。至此，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风风雨雨的传国玺就此湮没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
明清两代，偶尔有“传国玉玺”现身之鼓噪，但是都是附会、仿造之赝品。明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有一名陕西人得到一块玉印，据称为传国玺，呈献明孝宗，但明孝宗对此深表怀疑，没有采用。明末，相传由元顺帝带入漠北的传国玺，为其后裔林丹汗所有，林丹汗兵败之后，玺落入后金太宗皇太极手中，皇太极因此称皇帝，定国号为“大清”，表示要占领中原，取代明朝的统治。清朝初期，故宫交泰殿藏御玺39方，其中一方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的玉玺被称为传国玺。但乾隆钦定御玺时，却将这块玉玺剔除在外。由此可见，这是一块“传国玺”的赝品。直到1912年11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此“传国玉玺”复不见踪影。当时冯部将领鹿钟麟等人曾追索此镶金玉玺，至今仍无下文。据说，玉玺现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这只是一种猜测，台湾方面没有承认此事。
由是，历经两千余年风风雨雨，“传国玉玺”数隐数现。自从五代时期传国王玺失踪，这块国宝真假难辨。那么，真正的传国玺到底在哪里？没有人能回答。
第二部分 诸葛亮是否造出了木牛流马
《三国演义》第一百零二回中，有诸葛亮制造木牛流马的描述：忽一日，长史杨仪入告曰：“即今粮米皆在剑阁，人夫牛马，搬运不便，如之奈何？”孔明笑曰：“吾已运谋多时也。前者所积木料，并西川收买下的大木，教人制造木牛流马，搬运粮米，甚是便利。牛马皆不水食，可以昼夜转运不绝也。”众皆惊曰：“自古及今，未闻有木牛流马之事。不知丞相有何妙法，造此奇物？”孔明曰：“吾已令人依法制造，尚未完备。吾今先将造木牛流马之法，尺寸方圆，长短阔狭，开写明白，汝等视之。”众大喜。
紧接着介绍了制造木牛之法：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着于腹。……每牛载十人所食一月之粮，人不大劳，牛不饮食。造流马之法：肋长三尺五寸，广三寸，厚二寸二分……众将看了一遍，皆拜伏曰：“丞相真神人也！”
司马懿听说后，派人去抢了数匹木牛、流马，并将这些木制的牛马拆卸开来，描图画形加以仿造，不到半月，竟也造出了千余匹，一经使用，也与蜀军所造效果一样，奔走进退如活的一般。于是，魏军也用它们去陕西搬运粮草，自以为得计，“往来不绝”。岂不知，这恰恰中了诸葛亮之计。原来，表面上看，魏军造的木牛流马与蜀军所造几无二致，但在这些牛马的口舌之内却有诀窍机关。当诸葛亮发现魏军开始用他们仿造的木牛流马搬运粮草时，不由得心中一阵暗喜，便派大将王平带领1000名士兵以魏军打扮混入运输队，暗中将木牛、流马口中舌头扭转，使牛马便不能行动。正当魏兵怀疑为怪物时，诸葛亮又派五百名士兵装扮成神兵，鬼头兽身，用五彩涂面，一边燃放烟火，一边驱牛马而行。魏兵目瞪口呆，以为诸葛亮有神鬼相助，也不敢追赶，诸葛亮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获得许多粮草。这么神奇的运输工具，能够“人不大劳，牛不饮食”，在当时可算是巧思绝作了，因而有诗赞曰：“剑关险峻驱流马，斜谷崎岖驾木牛。后世若能行此法，输将安得使人愁？”然而根据现在的质量守恒定律，木牛流马类似于永动机，这是不符合历史规律的，所以不少人认为，所谓木牛、流马纯系小说家的杜撰。
然而根据史书记载，诸葛亮确实制造过木牛、流马。《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建兴）九年（231），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尽管上述记载没有《三国演义》描绘得那么神奇，但也可以从中看出诸葛亮以木牛、流马运粮的历史事实。那么，木牛、流马究竟什么样的机械呢？《诸葛亮集》中的一段文字，应该是可靠的资料：“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人领中，舌著于腹。载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领，转者为丰足，覆者为牛背，方者为牛腹，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助，刻者为牛齿，立者为牛角，细者为牛鞅，摄者为牛鞭轴。牛仰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这段记载，尽管对木牛形象作了描绘，并且下文还对流马的部分尺寸作了记载，但是因为没有任何实物与图形存留后世，多年来，围绕着木牛、流马，人们作过许多猜测。
一种意见认为，木牛、流马都是经诸葛亮改进的普通独轮推车。这种说法，源自《宋史》、《后山丛谈》、《稗史类编》等史籍，认为木制独轮小车在汉代称为鹿车，诸葛亮加以改进后称为木牛、流马，北宋才出现独轮车的称呼。这两种独轮车都很独特，其车形似牛似马，具有独特的运输功能。木牛有前辕，引进时人或畜在前面拉，人在后面推。而流马和木牛大致相似，只是没有前辕，行进时不用拉，仅靠人推。值得一提的是，三国时蜀汉偏处西南一隅，马匹有限，并且多被用于骑兵作战。运粮运草主要靠人力，这样，木牛流马便应运而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种说法还以四川渠县蒲家湾东汉无名阙背面的独轮小车浮雕等实物史料为佐证，认为这些东汉的独轮车，都再现了木牛、流马的模样。但是，有人对此颇有微辞，认为四轮车与独轮车的机械原理十分简单，无须大书特书，诸葛亮的本领也不至于如此平庸。
还一种意见认为，木牛、流马是新款的自动机械。《南齐书-祖冲之传》说：“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意思指祖冲之在木牛流马的基础上，造出更胜一筹的自动机械。以此推论，三国时期利用齿轮制作机械已属常见，后世所推崇的木牛流马，不可能是汉代已有的独轮车，很有可能是令祖冲之感兴趣的、运用齿轮原理制作的自动机械。然而遗憾的是并无实物留于后世。
第三种意见认为，木牛、流马是四轮车和独轮车，但是何者为四轮，何者为独轮却观点截然相反。宋代高承《事物纪原》卷八认为：“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是，而民间谓之江州车子。”而范文澜则认为，木牛是一种人力独轮车，有一脚四足。所谓一脚就是一个车轮，所谓四足，就是车旁前后装四条木柱；流马是改良的木牛，前后四脚，即人力四轮车。虽然它们的尺寸与古代的木牛流马不相同，但工作原理差不多：木牛的载重量比较大，行进缓慢，比较适宜在乎缓的道路上运行；流马则是专门用于山区运输的工具。并推测，当年诸葛亮北伐曹魏，所需粮草需要从遥远的川西平原运到秦陇地区，沿途既有平原也有山地。尤其是出川的“蜀道”，艰险崎岖，沿江的许多栈道是在峭壁上开凿的，又窄又险，有的只有一米多宽，也只能容纳‘流马”这种独轮车通过。这两种完全相左的论断，我们也没法评判哪一种正确。
还有一种争论更有意思，即木牛和流马究竟是一物还是两物。全国知名的研究三国史专家谭良啸认为，木牛和流马为一物，是一种新的人力木制四轮车；新疆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高级工程师王湔也认为，二者同属一物，并制造出一种具有牛的外形、马的步态的模型。王开则认为，木牛与流马是两种东西，前者是人力独轮车，后者是经改良的四轮车。同济大学园林建筑专家陈从周等则勘察了川北广元一带现存古栈道的遗迹，掌握了宽度、坡度及承重等数据，认为二者乃二物：木牛有前辕，引进时有人或畜在前面拉，后面有人推；流马与木牛大致相同，但没有前辕，不用人拉，仅靠推力行进，外形像马。
上述几种观点，不一而足，究竟哪一种说法最符合木牛流马的原貌，至今仍难以评说。近日，四川省博物馆文物修复专家李刚把3000多块碎陶片复原成一辆完整的三轮马车，该车的断代在东汉与三国之间。他认为就是历史上传说的诸葛孔明的木牛流马。这辆是一件殉葬品，只有实物三分之一大。高1.15米，车厢高1米，全长2.56米。该车有很多先进之处。首先，一般马车只有两个轮子，这样，马不仅要费力拉车，还要承担车身的重量；而三轮马车的出现减轻了马的承重负担，增加了马车的稳定性，让它的牵引力更大，从而运送更多更重的货物。其次，传统二轮马车的车身和马之间靠“辕”连接，“辕””的长度注定了马车转弯半径大，不适合在狭窄的山路上行走；而三轮马车在前面的轮子和后面的车厢之间有个“转向器”，适合在狭窄山路上转弯。不过对于“人不大劳，牛不饮食”，李刚也不能解释清楚。诸葛亮如果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后悔当初没有留下详细的制作图解。
第二部分 曹操杀华佗之迷
华佗（约公元2世纪～3世纪初），字元化，沛国谯（即今安徽省毫县）人。他在年轻时，曾到徐州一带访师求学，“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沛相陈圭推荐他为孝廉、太尉黄琬请他去做官，都被他一一谢绝，遂专志于医药学和养生保健术。他行医四方，足迹与声誉遍及安徽、江苏、山东、河南等省。
曹操闻听华佗医术精湛，征召他到许昌为自己看病。曹操常犯头风眩晕病，经华佗针刺治疗有所好转。《三国志》对此的记载是，“佗针鬲，随手而差。”后来，随着政务和军务的日益繁忙，曹操的“头风”病加重了，于是，他想让华佗专门为他治疗“头风”病，做自己的侍医。但是华佗却不愿意。他借口妻子有病，告假回家，不再到曹操那里去了。曹操非常愤怒，派人到华佗家里去调查。曹操对派去的人说：如果华佗的妻子果然有病，就送给他小豆四十斛；要是没有病，就把他逮捕来办罪。
传说华佗被逮捕送到曹操那里以后，曹操仍旧请他治病。他给曹操诊断了以后，对曹操说：“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意思是说，你的病在短期内很难彻底治好，即使长期治疗，也只能苟延岁月。而要全部治好，使之不再重犯则需要先饮“麻沸散”，麻痹脑部，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这样才可能去掉病根。多疑的曹操以为华佗是要借机杀他，为关羽报仇，于是命令将华佗杀害。
被关进牢狱以后，华佗知道曹操不会放过他的，于是抑制住悲愤的心情，逐字逐句地整理他的三卷医学著作—《青囊经》，希望把自己的医术流传下去。这三卷著作整理好以后，华佗把它交给牢头，牢头不敢接受。在极度失望之下，华佗把它掷在火盆里烧掉。牢头这时候才觉得可惜，慌忙去抢，只抢出一卷，据说这一卷是关于医治兽病的记载。华佗没有留下专门著作。这是我国医学的一个重大损失。
但是，华佗之死责任果真全在曹操吗？华佗真的没有任何过失吗？
《三国演义》中有一节“治风疾神医身死，传遗命奸雄数终”，描写了华佗被曹操杀害的情形。《三国演义》虽然是文学作品，其中有着大量的虚构成分，但是，华佗因为要给曹操“开颅医病”而被曹操杀害确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今天的许多史学家大都认为，华佗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时刻心系天下百姓的疾苦，不肯服侍权贵。华佗真是这样一个人吗？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是众多读书人的信条。华佗所生活的东汉末期，社会上读书做官的热潮已经达到顶点，公卿大多数是熟悉经术者，汉顺帝时太学生多达3万人，学儒读经成为社会风尚，而医药技术虽为上至帝王、下至百姓所需，但却为士大夫所轻视，医生的社会地位不高。这种社会风尚不能不对华佗有所影响。据《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记载，华佗年少时曾经在徐州一带游学，是个“兼通数经”的读书人，在当地很有名气。众所周知，科举制起源于隋朝，东汉时期普通读书人进入仕途的途径只有被“举孝廉”，也就是因为品德高尚而被推荐进入官场。
沛国相陈珪和太尉黄琬都曾荐举华佗为孝廉，征辟他做官，但是华佗却颇为自负，认为自己才气大，而不屑于去做他们举荐的那些低级文案工作，再者，华佗此时已经迷恋上医学，他不愿意为此小官而抛弃所喜好的医学。
正如《三国志-方技传》中写道的那样“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华佗在行医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到医生地位的低下。由于他的医术高明，前来请他看病的高官权贵越来越多，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在这些高官权贵的眼中，华佗即使医术再高明，也只是一个医生而已，在同他们的接触过程中，华佗的失落感更加强烈，性格也变得乖戾了，难以与人相处，因此，范晔在《后汉书-方术列传》中毫不客气地说他"为人性恶，难得意"。在后悔和自责的同时，他在等待入仕为官的机遇的再度降临。
恰恰在此时，曹操得知了医术高明的华佗，而华佗也仿佛看到了走入宦途的机会。华佗正是想利用为曹操治病的机会，以医术为手段，要挟曹操给他官爵。"头风"病确实比较顽固，在古代的医疗条件下，想要彻底治愈确实很困难，华佗虽为神医，也未必有治愈的良策。但若说即使"恒事攻治"，也只能苟延岁月，死期将近，就未免危言耸听了，很明显有要挟的成分在内。
但是，曹操毕竟不是一般的人物，他识破了华佗的用心。他后来说，“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意思是说，华佗能治好这病，他为我治病，想借此抬高自己的身价。曹操对华佗的“要挟”很不满，他并没有满足华佗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