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０７年２月８日 艾劳会战。
６月１４日 在弗里德兰击败俄军。
６月２５日—７月９日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提尔西特
会晤。
７月９日 法、俄、普三国签订和约。
８月１８日 封热罗姆·波拿巴为威斯特法利亚国王。
１０月２７日与西班牙国王签订密约。
１１月３０日朱诺率军占领里斯本。
１８０８年３月２４日 缪拉进入马德里。
６月６日 立约瑟夫·波拿巴为西班牙国王，缪拉为那
不勒斯国王。
７月２２日 杜邦在拜兰向西班牙游击队投降。
８月１日 惠灵顿率英军在葡萄牙登陆。
９月２７日—１０月１４日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爱尔
福特会晤。
１１月５日 去西班牙督战。
１２月４日 进入马德里。
１８０９年１月２４日 离开西班牙回巴黎。
４月９日 奥军进入巴伐利亚。
５月１３日 进入维也纳。
５月２２日 埃斯林会战。
７月５日—６日瓦格拉姆会战。
７月７日 软禁罗马教皇。
１０月１４日法奥两国签订肖恩布鲁恩和约。
１２月１４日宣布与约瑟芬离婚。
１８１０年４月２日 同奥地利公主玛丽亚·路易莎结婚。
７月９日 宣布荷兰并入法国。
８月２１日 贝尔纳多特元帅被立为瑞典王储。
１８１１年３月２０日 其子罗马王诞生。
１２月４日 开始准备征俄战争。
１８１２年２月２４日 法普两国缔结同盟。
３月１４日 法奥两国缔结同盟。
４月２７日 沙皇以最后通牒要求法军退出普鲁士。
６月２２日 向俄国宣战。
６月２４日 法军越过涅曼河。
６月２８日 进入维尔纳。
７月２２日 惠灵顿在西班牙击败马尔蒙。
８月１８日 进入斯摩棱斯克。
９月５日—７日博罗迪诺会战。
９月１４日 进入莫斯科。
１０月１９日撤出莫斯科。
１０月２３日巴黎发生马莱政变。
１１月２８日法军渡过别列津纳河。
１２月５日 离开大军回国。
１２月１３日法军渡过涅曼河。
１２月１８日抵达巴黎。
１８１３年３月１６日 普鲁士对法国宣战。
５月２日 卢岑之战。
５月２０日 包岑之战。
６月４日 与联军签订停战协定。
６月２１日 惠灵顿在西班牙维多利亚击败法军。
７月４日—８月１０日布拉格会议。
８月１２日 奥地利向法国宣战。
８月１７日 战端再起。
８月２６日 德累斯顿之战。
１０月１６日—１９日莱比锡大会战。
１１月２日 从莱比锡退到梅因兹。
１８１４年１月１１日 那不勒斯国王缪拉与奥国单独媾和。
１月２５日 离开巴黎前往夏龙指挥军队。
１月２７日 在圣迪埃击败普将约克。
１月２９日 在布里埃纳打败布吕歇尔。
２月１０日 在尚波贝尔全歼奥尔苏费耶夫的俄国师。
２月１２日 在蒙米赖击败萨肯军。
２月１４日 在沃尚击败布吕歇尔军。
２月１８日 在蒙特罗击败施瓦岑贝格军。
３月３１日 反法联军进入巴黎。
４月２日 元老院宣布拿破仑退位。
４月６日 拿破仑宣布退位。
４月１１日 签订枫丹白露条约。
４月２０日 在枫丹白露告别近卫军。
４月２６日 路易十八宣布即位。
５月３日 路易十八进入巴黎。
５月４日 拿破仑抵达厄尔巴岛。
５月２９日 前妻约瑟芬去世。
５月３０日 第一次巴黎和约。
１１月１日 维也纳会议召开。
１８１５年２月２６日 逃离厄尔巴岛。
３月１日 在儒昂港登陆。
３月２０日 进入巴黎，开始百日统治。
４月４日 惠灵顿从维也纳到布鲁塞尔。
４月２３日 颁布帝国宪法补充条款。
６月１２日 离开巴黎前往比利时前线。
６月１６日 林尼之战。
６月１８日 滑铁卢会战。
６月２１日 返回巴黎。
６月２２日 第二次退位。
７月７日 反法联军进入巴黎。
７月８日 路易十八第二次即位。
１０月１６日拿破仑到达圣赫勒拿岛。
１１月２０日第二次巴黎和约，成立四国同盟。
１８２１年５月５日 在圣赫勒拿岛逝世。
１８４０年１２月１５日遗体运回巴黎安葬。
人物篇 “三头同盟”—庞培
庞培(公元前106.9.29～前48.9.28)
古罗马统帅，政治家。贵族出身。17岁随父参加同盟者战争。前83年投靠贵族派首领苏拉，先后在西西里、北非作战，征讨G.马略余部。前71年参与镇压马略部将领导的塞多留起义，并协助克拉苏镇压斯巴达克起义。翌年当选执政官。前67年受命清剿地中海海盗，采取分区进剿、剿抚并重方针，速见成效。前66～前65年征服本都,结束米特拉达梯战争,继而吞并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于前61年凯旋罗马。翌年与克拉苏和凯撒结为“前三头同盟”，左右罗马政局。前53年克拉苏死，同盟趋于解体。前50年与元老院联合反对凯撒。前49年1月凯撒进军罗马，他率军退守希腊。翌年在法萨罗之战中被凯撒击败后逃到埃及，为法老近臣诱杀。
公元前８０年代后期，都担任过执政官的平民派领袖马略和贵族派首脑苏拉，为争夺罗马最高权力展开了内战。一些豪门贵族纷纷投靠苏拉。由于马略纵容部下抢劫和公报私仇，许多为罗马建立过不朽功勋的元老也深受迫害，皮凯努姆地区的贵族青年庞培，利用父亲的势力和影响，在很短时间里招募组建起一个军团，参加了苏拉的军队。途中，庞培指挥部队多次冲破马略部下的阻拦，顺利通过许多城市，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和战马。
苏拉对年仅２３岁，军事上初露锋芒的庞培非常赏识，把他看成了自己得力的助手。苏拉最终击败马略夺得罗马政权，进城后的苏拉比马略还残暴，他颁布的所谓“人民公敌”法案实际上完全破换坏罗马的法制，没有检控和证据的审判，疯狂的报复，人人自危的揭发，（奴隶可以揭发主人，并能得到官方的奖赏，还能获得自由）；苏拉还让马屁精们给自己上了个尊号----“幸运的人”。竭力想进入高层的庞培为了密切与苏拉的关系，加强自己的地位，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和苏拉的女儿结婚。
婚后不久，庞培奉苏拉之命夺取了马略部将驻守的西西里岛。随即又被派往非洲同努米底亚人多米提乌斯作战，几乎每战必胜。庞培震惊了努米底亚，一些城市不战而降，仅４０天时间，庞培就占领努米底亚，征服了北非。
非洲之功大大地提高了庞培在罗马的威望，也使苏拉感到了紧张。战后不久，苏拉便命令庞培解散军队，率领一个军团返回乌提卡等待接替者。庞培拒绝了这一命令，并且率领大军出现在罗马大门口。尽管他没有担任公职，却要求苏拉为他举行凯旋式。苏拉警告庞培不要违背法律。因为当时罗马法规定只给有巨大战功的执政官、行政长官举行凯旋式。然而庞培毫不退让，他嘲讽苏拉说：“崇拜初升太阳的人要多于崇拜落日的人。”苏拉迫不得已，破例为庞培举行了非洲之战的凯旋式，并授予他“伟大”的称号。
公元前７０年，苏拉病死。罗马人对苏拉军事独裁不满的情绪如大火般爆发出来。军事才能受到元老院称赞的庞培，奉命进行讨伐。他镇压了废除苏拉宪法的执政官雷必达，又远征西班牙，平定另一民主领袖塞尔托里乌斯。这时罗马国内爆发了著名的斯巴达克斯起义，得胜后的庞培，连忙撤军回国增援镇压起义军的克拉苏。庞培赶到时，克拉苏已经消灭了起义军主力，庞培仅消灭了几千名造反奴隶。
随着民主运动的发展，庞培看到苏拉派逐渐失势，民主派声势大增，便见风转舵，倒向民主派，讨好骑士和平民。庞培和克拉苏当选为当年的执政官，他们颁布和实施了一些有利于平民的政策，还清洗了元老院中苏拉的５０名党羽，因而换取了罗马人民的好感。
公元前６６年初的一天，罗马举行公民大会，保民官马尼利乌斯提出一个提案：任命庞培担任同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斯六世作战的统帅，取代已取得重大战果的鲁库鲁斯，并接管其军队。
庞培来到东方，他先同本都国王谈判，要求本都无条件投降，遭到拒绝，于是他指挥大军展开围攻，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击溃了米特里达提六世的军队。不久，侥幸逃脱的米特拉达特斯六世服毒身亡，庞培胜利结束了米特里达提战争，战后他把比提尼亚和本都合并为罗马行省，又把叙利亚变成罗马行省，还在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各处活动，进行干涉，在加拉太等地扶植了新国王，使东方一些国家处于罗马的奴役之下，庞培成为东方一些国家的“王中之王”，权力和威望达到了顶峰。
满载着东方的战利品，庞培返回罗马。由于元老院不满意他在东方擅自将行省包税权给予骑士，更害怕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实行独裁，元老院用了近一年时间才为庞培举行了凯旋式，庞培请求元老院批准他在东方实行的各项措施，并分配给他的老兵土地，遭到元老院的拒绝，庞培大为恼怒，开始同元老院对抗。公元前６０年，他与恺撒、克拉苏秘密结成“三头同盟”。年近５０岁的庞培娶了位１４岁少女， 新娘是恺撒的女儿---尤利娅。
“三头同盟”是三人为了各自利益，为了实现个人独裁而组成的临时结合体。公元前５３年克拉苏死于帕提亚战争，宣告了“三头同盟”的结束。庞培和恺撒的关系也因尤里娅的死去而破裂。两人之间争夺独裁权力的内战势在必发。
罗马政局动荡不安，元老院急于要镇压日益增长的对抗情绪，平定骚乱。由于惧怕恺撒在骑士和平民中的巨大影响，元老院不得不与庞培暂时和解，言归于好。授权庞培为唯一的执政官，任期两个月，其权力几乎和“狄克推多”（独裁者）相似。
庞培上任后，迅速从各地调集军队镇压平民暴动。他又利用职权，把锋芒指向恺撒，阻止恺撒延长高卢部督的任期，限于公元前４９年３月任满解职。庞培和恺撒终于公开决裂。公元前４９年１月，新的内战帷幕拉开，元老院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宣布恺撒为人民公敌。庞培把恺撒的拥护者和两名保民官驱逐出城。恺撒以“保卫人民拥有权力”为名，渡过卢比孔河，迅速逼近罗马。尚未完成征兵工作的庞培，只得仓皇封闭国库，和一些元老逃亡巴尔干。
庞培联络起他的海上部队和隶属于罗马的东方各国国王、部落贵族，在希腊集合起了１１个军团，７０００名骑兵以及由６００艘战舰组成的舰队，企图发起反攻。
恺撒在巩固了政权，肃清了西班牙等地庞培的势力后，也组织起了大军，公元前４８年，开始了与庞培争夺东方行省的战争。
起初，庞培军队占据优势，特别是他有数量和素质占压倒优势的骑兵，有东方行省充足的粮食供应，有庞大的海军舰队支援；不过恺撒的主力重装步兵比庞培强得多，训练有素而且身经百战，士气也高于庞培部队。在著名的季拉基乌姆战役中，庞培两次击败恺撒，但是战果平平。
公元前４８年８月，庞培和恺撒在法萨卢进行了最大也是最后一次决战。
庞培集中所有的骑兵冲击恺撒的骑兵。恺撒以经过特殊训练的轻步兵和弓箭手的突然反击彻底击溃了庞培那些骄横的东方骑兵，由于败逃的庞培骑兵冲乱了自己步兵的阵形，庞培左翼军溃败，其它的军团，看到左翼向后败退，也军心动摇。恺撒大军乘机全面进攻，庞培几乎全军覆灭，大部分士兵都当了俘虏。
在侍卫的掩护下，庞培从乱军丛中逃出。他逃向埃及想寻得一个藏身之所。公元前４８年９月２８日，就在庞培乘坐的小船靠岸时，埃及国王托勒密十二世的侍从挥剑刺向他的脊背，一个卓越的军事家倒下了，他生前为他的祖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连他的敌人恺撒也深深地为之惋惜，处于政治需要和讨好罗马人民，恺撒后来没有把政敌庞培宣布为国家的叛逆，反而在元老院称赞庞培对祖国的极大贡献，重新树立起被恺撒党徒砸毁的庞培塑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恺撒本人也不幸被人刺杀，身中23刀，正倒在元老院的庞培塑像脚下，两个伟人的结局何等相似。
人物篇 “戚老虎”——戚继光
引子
蹂躏东南沿海的倭寇不同于普通的海盗。海盗大多是乌合之众，只要抄掠财物的目的一经达到，随即呼啸而去。而倭寇则不然。他们登陆以后通常要建立根据地，有时还围攻城池。其中的成员也并非全部来自日本，而常常混有不少的中国人。在一般情况下，中国人还在其中占有多数，而且可以担任高级头目。
倭寇入侵的原因，与国际贸易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本朝禁止民间的海运通商，虽然律有明文，但是实际上却无法彻底执行。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由来已久，好多不同国籍的冒险家纷至沓来。这些冒险家所使用的船只，最大的长达100尺，宽达30尺，船壳厚达7寸，超过了中国战舰的规模。据记载，在这些冒险家出没的极盛时期，每天有大小船只1200余艘在中国海岸活动，数字似属夸大，但是利之所在，熙来攘往，已不在话下。其贸易的区域从日本各岛至暹逻湾，状如一弯新月。在中国政府海上巡逻力量所不能达到的近陆岛屿上，他们指定了走私贸易的港口。由于没有一个法庭可以解决买卖双方间合同和债权的种种纠纷，十多个有力量的中国船主以武力作为后盾充当了仲裁者，并因而逐渐被认为海上权威，成了海盗的头目。
这些海盗头目声威赫赫，和当地的士绅互相勾结，甚至结为婚姻之好。他们公然在沿海修理船只，而且勒令村民接受他们的传讯。这种海上权威虽然尚属萌芽，但任之滋长发育，则必然会威胁我们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政府。
海盗肆无忌惮的活动，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的对策。然而冲突一开，我们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虚弱即暴露无遗。高级指挥官无法确知部下战士的实际数额，也弄不清究竟有多少战船可以调配使用。下级军官在部队出发之前先要向地方富户勒索兵饷给养。而一旦发生战斗，有的部队干脆望风而逃，有的部队虽然敢于迎战，但由于墨守密集队形的战术，往往造成“一人失利，万人奔溃”的后果。而可歌可泣的作战，却反而出现于仓猝集合的民兵以及各地生员所组织的保卫家乡之情景中。
在日本方面，充当海寇的武士，来自山口、丰后、大隅、萨摩、博多湾、对马和五岛列岛。他们既无统一的领导，也无长远的作战目的。起初，他们有一个空中楼阁式的希望，以为和中国海盗的联合军事行动可以迫使中国政府开放对外贸易，而他们中的领导人也可以受到招安而荣获海陆军将领的官衔。这些希望在总督胡宗宪发动的一次行动之后终于成为泡影。胡宗宪以招安为诱饵，使这些海盗头目束手就擒，而后又把他们的头颅送到北京邀功。这种措置只能激起日本的侵犯者更大规模的来犯，并且使今后的屡次入侵更缺乏政治意义，其惟一的目的只在于劫夺财货。
这些日本海寇虽然在上层缺乏统一的领导，但下层的组织力量则不可忽视。虽然是杀人越货，也表现了日本下层社会结构的严密性。据目击者记载，不论作战或宿营，倭寇的小头目对下级战士能施以极严格的纪律管制。各个小股部队战法一致，也表示了他们并非仓猝招募而来的雇佣兵。他们不断地以寡敌众，击败了数量上占优势的中国官军，而中国的农民造反，却大抵缺乏这种能力。
这些海寇乘坐可以装载百人左右的船只登陆。大举入侵时，常常集结30-50艘船只，人数多达几千。在他们的凶焰最为高炽之际，可以有两万人据守占领区内的军事要地。本地的居民在威逼利诱之下也有不少人参与他们的行列，其中有的人在以后被押送至日本作为奴隶。他们劫掠的物品不限于金银珠宝，根据需要和可能，他们也夺取内河船只和其他商品。有一段记载提到他们曾大批搜集蚕茧并勒令妇女们缫丝。这种情况业已与占领军在当地组织生产没有多少差别。
在入侵的初期，他们几乎战无不胜，主要原因在于战术的优势和武器的精良。他们能极其娴熟地使用双刀，并且和近旁的伙伴保持密切的联系，互为呼应，协同作战。颇为特异的是，他们的指挥信号乃是班排长手中的折扇。当双方开始接触，班长排长把折扇往上一挥，他们的部下就以刀锋向上。当对方的注意力为这种动作所吸引，他们就突然倒转刀锋迎头砍下。这种双刀的长度不过5尺，但在一个熟练的使用者手中挥舞，一片刀光，使“上下四方尽白，不见其人”，可以在一丈八尺的方圆之内杀伤对方。其他常见的武器还有弓箭和标枪。据记载，“倭竹弓长八尺，以弓蹈其绡，立而发矢。……镞宽二寸，……近身而发，无不中者”，所掷的标枪“不需竿，突忽而掷，故不测”。至于火器，似乎并没有为他们所重视。虽然戚继光说过鸟铳由日本传来，但在记录上却看不到倭寇曾有效地使用这种武器。他们偶而使用的火炮，看来也是在中国俘获的战利品。
倭寇的基本战术是派遣30人以下的小部队进入村落，这些小部队的进止必在严密的互相照顾之下。协同的信号是令人战栗的海螺声。这些入侵者善于使用当地的向导，并熟练地派遣尖兵和斥候，有层次地展开兵力，并以佯攻、驱使难民在队伍的前面等等方式，造成中国官军的扰乱和疑惑。中国官军根本无法对付这一套战术，即使是士气最为高昂的部队，他们的对策也不过是仅凭血气之勇猛冲敌阵，既无有效的队形，又缺乏侧翼和后续部队的接应，其经常遭到失败就为势所必然。南直隶和浙江两省，河流湖泊极多，官军溃退时有如狼奔豕突，被践踏或被挤落水致死者也为数累累。有一次总督胡宗宪也在败退之中被推落水，几乎淹见。
除此以外，倭寇在和大部队官军遭遇时，还采取另一种战术，即先取守势以减杀官军的锐气，或者制造恐怖气氛使官军陷入心理上的劣势，然后待机出击。戚继光下面的一段记载可以作为说明：“余数年百战，但见诸贼据高临险，坐待我师，只至日暮，乘我惰气冲出；或于收兵错杂，乘而追之。又能用乘锐气，盛以初锋。又其盔上饰以金银牛角之状，五色长丝，类如神鬼，以骇士气。多执明镜，善磨刀枪，日中闪闪，以夺士目。故我兵持久，便为所怯。”
所以，总结以上的情况，不论官方文件如何强调这一战争是政府的官军围剿海贼，实际上却是中国的外行对付职业化的日本军人。
面对这样令人焦虑的局面，戚继光的任务决不仅止于单纯地击败倭寇。他首先要组织一支新型的军队。从他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中可以看到如何有条不紊地实施他的建军方案：宣布招兵的办法，规定月饷的数字，拟订分配列兵职务的原则，明确官兵的职责，设计队、哨、局的组织，统一武器的规格，颁发旗帜金鼓这一类通讯器材，等等。建军方案的核心部分是确立铁一般的军法。军法的精神在于“集体负责”，即所谓“连坐法”，一队和一哨的官兵要互相保证在作战中勇往直前，不得退却。一人退却则一人被斩首，全队退却则队长被斩首，队长殉职而全队退却则全队被斩首。
《纪效新书》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甚至还记载了一种制作干粮的方法。然则这部著作的出现，也正好在另一个角度上反映出了当时的军训军令都没有固定的准则，专门研究军事技术的学校从未成立。如果部队手册、战斗纲要、编制表、后勤补给图解和军法条文等为军中必需的文字材料曾经存在，那么，它们不是没有付诸实施，就是早已不合现状，所以戚继光才会在他的书里不厌其详地作出规定和阐述。
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戚继光个人的意向如何，他所组织的新军就不可能不带上个人的色彩，所以人们就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戚家军”。值得注意的是，这支新军在建立30年之后，仍然还是戚继光的个人部队。这自然又和文官集团的平衡原则大相凿枘。在文官们的心目中，戚继光的军队不是社稷的干城而是国家的威胁，加之他又和张居正关系极为密切，所以必须对他作严厉的弹劾。
在16世纪中叶，日本这一个岛国能够严重威胁本朝东海沿岸各省的安全，这种现象是很难理解的。合乎逻辑的倒是本朝的士兵应该越海进攻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不仅地狭人稀，而且几十年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内战频仍，法律和纪纲可谓荡然无存。本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被一个极有组织的文官集团所统治，中央指挥地方如身之使臂，极少发生抗命的事情。同时我们这个帝国在名义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人数多达200万。 但是这种假想的逻辑并不适用于现实。本朝的军制规定，常备军由200万“军户”提供，每户出丁男一人，代代相因不变。设立军户的目的，既在于保证官兵的来源，又在于保障“民户”不致因战争动员而受征兵的骚扰。这制度开创伊始，流弊即随之而来。民户被编入军户，大部出于强迫；即或出于自愿，也常常是基于权宜之计，时过境迁，当初的应诺就不能矢守不渝。所以各个驻兵的卫所刚刚成立，士兵逃亡和换籍的事件即已层出不穷。时经一百多年，各卫所的土地，不少都为各军户抵押和出卖。加之长年以来，除了西北边境，绝大部分地区都承平无事，所以，一个卫所的实际兵员往往远较规定的编制为少，在退化最严重的卫所中，竟仅为规定编制的百分之二或三。而且这些有限的士兵还常常被军官当作营造和运输的劳工，再不然就是留在家里充当仆役。
和这种每况愈下的情形相始终的是补给制度。本朝的军事供应和政事参合为一元。军队的粮饷补给，来源于地方政府的侧面供应。按理说，户部是国家财政的中枢，应该统筹全局，但实际上却类同于一个大型的会计机构，只是在账目上监督各个机关和各个地方政府的出纳。各个地方政府按照规定的数额把给养直接运交附近的军事单位，军区和中级以上的后勤机构。一个府县，可能输送食粮及银两于十几个不同的小单位；一个卫所，也可能接受十几个府县送来的粮食和银两。这种方法一经成为定制，就如盘根错节，任何高级单位也无法把补给点和补给线作合理的通盘改组，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于是供应不能足额的情况就时有发生。试想，由十几个单位分别按固定的数量供应，总难免有个别单位由于意外的情况而不能如额缴纳；而其他单位则并不负有补足缺额的义务，即或有这样的义务，也不见得就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在开国一百余年以后，书面的规定早已和实际的详情格格不入。纵使有局部的调整，充其量也不过见效于暂时而终于不免捉襟见肘。
如果查阅官方的史籍，书上都明确无误地记载了全国的补给已由中央统筹分配，而实际的执行却全赖互不相属的下级机构。地方政府和地方军队之间的补给关系已如上述，即使是运往北京的漕粮，其运输的情况也十分奇特。所谓漕粮，就是从南方大多数府县中征收田赋所得的，通过大运河而运往北京的粮食。按明文规定，漕运由专业化的军士负责运送，运送的军士即称之为运军。全部运军有官兵12万人，分驾运粮船12000艘。但是这个庞大的队伍却没有一个统筹后勤的机构来做周密的安排，以使其秩序井然地运转。粮船直接在江南的水滨接受纳税者所缴纳的谷米，然后解缆北运。一艘粮船由一个下级军官管理，并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在所运的粮食送达北京附近的张家湾仓库以前，粮船上全体官兵的人身自由、生命财产甚至妻子儿女，都等同于保证这次运输安全的抵押品。因为除此而外，别无更好的方法可以作有效的管理。至于粮船的制造，也同样表现了散漫和缺乏组织的特性。这些粮船的法定使用期限为10年，过期就需要重新建造。在淮河沿岸设有“船厂”一处，是全国最大的造船场所，其产量的高峰为年产700艘以上。然而这个所谓船厂实际上由82个小型船厂拼合凑拢，各厂之间各自经理。虽有一个类似于总管理处的机构，它却无统一调度人力和物资的权能，自然也更谈不上有效的技术分工。
不消多说，组织上的低能必然造成装备上的落后。本朝并不完全缺乏这方面的能工巧匠，但是他们都被集中到皇城里，专门为皇帝的禁卫军制造精美的甲胄。一般的野战军只能服用村以小铁片的棉布袄，或者由纸筋搪塞而成的“纸甲”。至于士兵们使用的武器，也大多是由各地府县作为赋的一个部分制造缴送，质量既有欠精良，规格也谈不上标准化。
以上种种落后的情况，使本朝野战军的战斗力几乎与农村的民兵相去无几。与这种情况相一致的，是对于将领的选拔。在当权者看来，一个将领所应该具备的素质是勇敢粗豪而不在于头脑清晰。上文所提到的刘廷，外号人称“刘大刀”，根据夸大了的描写，他所用的镔铁大刀重120斤，可以在马上“轮转如飞”。和刘廷同在辽东战役中牺牲的杜松更为粗蛮卤莽。他在作战时身先士卒，可是一旦战败，就会毁坏自己的兵器甲胄以发泄怒气，而且不断声称必须自杀或者落发为僧，毫无镇定从容的大将风度。因之，此人被努尔哈赤称为“杜疯子”。
军官的任命多数以“世荫”的形式而继承父业。任命的程序相当复杂，大致是高级将领的子孙需要降几级继承，下级军官则无须降级。从本朝中期开始，情况稍有改变，自兵部尚书刘大夏奏准推行武试，任何有志于成为军官的人只要考试及格就可以取得进身之阶。但事实上由考试及格充当军官并上升为高级将领的，可谓绝无仅有。而且这种武生的考试又重在刀枪弓马的是否娴熟，由文官主持的笔试，其要求不过是粗通文字而从未涉及军事科学。各处所开办的“武学”，也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的讲授内容，其教学进度，以“每日总授不过二百字”为原则。
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高级将领，几乎很少有人具备运筹帷幄的谋略。其实这也正是文官集团所预期的目的。将领既然大多属于一勇之夫，当然就有必要任用文官作为总督巡抚，让他们来指挥各级武官。在总督巡抚之下还有“兵备使”或“海防道”，他们名为监察，实则握有调度攻防的权力。在军政方面，人事的任免以及补给、交通各项也统统由文官主持。
这种军事体制的设计，显而易见，其重点不在于对付敌国的全面入侵，同时也不打算全面进攻敌国。发生在1449年号称“土木之变”的战役，正统皇帝为瓦刺所俘虏，已经暴露了军事体制中致命的弱点。然而这样震惊全国的事件仍然没有能够引起应有的重视与改革。武备继续废弛，军事组织不断衰退。文官们只要在他们的任期中保持平静无事，则一切有关军队改造的计划大可束之高阁。一直到16世纪中叶，倭寇的势力大张，不仅屡次攻破了被视为固若金汤的东南海防，而且长驱直入，视守军为无物，这才使中枢的文官惊醒，发现这低能的军事制度将要危及整个帝国以及他们个人的安全。穷则思变，改革已成为势所必然，而改革的初步，仍在于选择有创造精神的高级将领，他必须在战略上深谋远虑，而又精通各种战术。
戚继光着手组织他的新军，兵源不是来自军户和卫所，而是另行在浙江省内地招募的志愿兵。由于政府已深切理解事态的严重性，所以不得不批准他的组织新军的计划，并且加征新税作为招募和训练的费用。对于这种支持，戚继光在对士兵所作的训话中就告诫他们应该知所感激。他说：“你们当兵之日，虽刮风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这银分毫都是官府征派你地方百姓办纳来的。你在家那个不是耕种的百姓？你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想今日食银容易。又不用你耕种担作，养了一年，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肯杀贼保障他，养你何用？就是军法漏网，天也假手于人杀你！”
道德义务的劝说加上群众固有的宗教信仰，使戚继光得以在所招募的新兵中建立铁一般的纪律。上文所说的“连坐法”虽然不可能经常被不折不扣地执行，但其杀一儆百的恐吓力量已足以使部队在强敌之前不易击溃。他所制定的赏罚原则并不完全决定于战斗的胜负。即使大败，有功者仍然要给予奖赏；相反，即使大胜，作战不力和临阵脱逃者仍然要受到处罚。在他的一本奏折里提到1562年的一次战役：他命令部队夺取一座倭寇占领的石桥，第一次进攻失败，一哨军官36人全部阵亡。第二哨继之而上，又损失了一半的人员。这时剩下的官兵企图后退。在现场督战的戚继光手刃哨长，才使攻势得以继续不衰，最终击破敌阵，大获全胜。而这次胜利，也就成了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事件之一。
严格的纪律固然是取得胜利的必要保证，但是它的残酷性也实在使人不寒而栗。士兵离队小便就会受到割去耳朵的处罚，而且据传说，戚继光的第二个儿子由于违犯军法而被他毫不犹豫地处死。这样的严刑峻法也许已经离开了通常的人情，但是，戚继光的这一治军方针终于造成了一支坚强的部队，后来他调任蓟辽总兵，有一次在大雨中向全军训活，惟独他从南方带来的3000名军士能几个小时屹立不动，如同没有下雨一样。
然则严峻的纪律，仅是治军方针的一面；另一方面则必需鼓舞士气。士兵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在这里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支经常被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的部队谈不上自尊和自信，必胜的信念有赖于能力和技术，而能力和技术又来自平时的刻苦训练。
戚继光的训练方法得自专家的口授。这些宝贵的经验过去由于不为人所重视而没有见诸文字。到俞大猷才作了扼要的阐述，而戚继光则把所有的细节写成了一部操典式的书本。
操练技术的主要着眼之点，可以说是用“辩证法”的原理来分解动作。每一个动作都有相对的两个方面：身体有防盖和没有防盖的两个部分：一种姿式有动有静、正面和侧面的两种因素；有攻击则同时有防御。总而言之，既有阴便有阳，有阳亦必有阴。例如操练近身武器，也和拳术或舞蹈的原则相似，任何一个姿式都可以作三段式分解，也就是开始一稍为休憩而转变一继续进行又迄于静止，用戚继光的术语来说，就是“起-当-止”。这些姿式又按其不同的形态而有各种离奇的名目，例如骑龙式、仙人指路式、铁牛耕田式、太公钓鱼式等等。运用这些动作，要求“左右来俱有拍拉”，“后发先至”。至于在实战中和敌人决斗，除了熟练地掌握以上各种基本姿式和原则以外，最重要的乃是佯攻，亦即声东击西，出其不意。
在戚继光以前，在军队中受到重视的是个人的武艺，能把武器挥舞如飞的士兵是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好汉。各地的拳师、打手、盐枭以至和尚和苗人都被招聘入伍。等到他们被有组织的倭寇屡屡击溃以后，当局者才觉悟到一次战斗的成败并非完全决定于个人武艺。戚继光在训练这支新军的时候，除了要求士兵娴熟技术以外，就充分注意到了小部队中各种武器的协同配合，每一个步兵班同时配置长兵器和短兵器。在接战的时候，全长12尺有余的长枪是有效的攻击武器，它的局限性则是必须和敌人保持相当的距离。如果不能刺中敌人而让他进入枪杆的距离之内，则这一武器立即等于废物。所以，戚继光对一个步兵班作了如下的配置：队长1名、火伕1名，战士10名。这10名战士有4名手操长枪作为攻击的主力。其前面又有4名士兵：右方的士兵持大型的长方五角形藤牌，左方的士兵持小型的圆形藤牌，都以藤条制成。之后则有两名士兵手执“狼筅”，即连枝带叶的大毛竹，长一文三尺左右。长枪手之后，则有两名士兵携带“镋钯”。“镋钯”为山字形，铁制，长七八尺，顶端的凹下处放置火箭，即系有爆仗的箭，点燃后可以直冲敌阵。
这种的配置由于左右对称而名为“鸳鸯阵”。右边持方形藤牌的士兵，其主要的任务在于保持既得的位置，稳定本队的阵脚。左边持圆形藤牌的士兵，则要匍匐前进，并在牌后掷出标枪，引诱敌兵离开有利的防御的位置。引诱如果成功，后面的两个士兵则以狼筅把敌人扫倒于地，然后让手持长枪的伙伴一跃而上把敌人刺死戳伤。最后两个手持锐把的士兵则负责保护本队的后方，警戒侧翼，必要时还可以支援前面的伙伴，构成第二线的攻击力量。
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个12人的步兵班乃是一个有机的集体，预定的战术取得成功，全靠各个士兵分工合作，很少有个人突出的机会。正由于如此，主将戚继光才不惮其烦地再三申明全队人员密切配合的重要性，并以一体赏罚来作纪律上的保证。这种战术规定当然也并非一成不变，在敌情和地形许可的时候，全队可以一分为二，成为两个横队和敌人拼杀；也可以把两个镋钯手照旧配置在后面，前面8个土兵排成横列，长枪手则分列于藤牌手与狼筅手之间。
以藤牌、毛竹、铁叉作为标准武器，表现了戚继光的部队仍然没有脱离农民气息。但如果认为他不了解火器的功效，那是不符合实际的。他在实战中运用过火器，和将领讲解火器的利弊，并在奏折中提到了火器的重要性。然则终戚继光的一生，他仍然以上述的鸳鸯阵法作为主要的战术。这倒不是由于他因循守旧，而是牵涉到很多不易解决的复杂因素。
戚继光在前州创造的战术，可以称之为“步兵军官的各兵种协同”。要对这种战术作出评论，必须顾及他所受到的各种条件的限制。当时，现代化的武器传入不久，而北方士兵的素质又极不理想，他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仍然是来自南方的旧部，为数约一个旅左右。他把这一个旅的兵力作了适当的配置，并以此为全军的核心，以防御蒙古的10万铁骑突然来袭。
抗倭战争中使用的“鸳鸯阵”，是一种以小股步兵为主的战术，目的在于对付海寇并适应南方的地形特点。而蓟州军镇的任务是防御蒙古的大部队骑兵，因而这种在“鸳鸯阵”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新技术也就初具了各兵种协同作战的规模。
战车的使用成为这种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战车的性能以防御为主。形状和民间的大车相似。所不同之处，在于民间的大车的车箱两侧各有箱板，而这种战车只有8片可以折叠的屏风，共长15尺，平时平放在车辕上，作战时打开树立在一边车轮之后以代车箱，所以又称“偏箱车”。几十辆战车可以并肩衔接，摆成圆形或方形的防御据点。屏风最靠边的两扇可以前后摇摆，有如门叶，以供步兵出入。
一辆战车装载“佛朗机”轻炮两门。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种欧洲式的火器只能算做大口径的火枪而不能算做炮。它以青铜或铸铁铸成，长度自3尺至7尺不等，口径则小于2寸，从炮口装入铅弹。最大型的佛朗机，射程为2000尺。通常这种火炮以及辅助火炮的乌铁都在战车上屏风后发射铅弹，屏风开洞以为铝弹的出口。
士兵20人配属于战车一辆。其中10人直接附属于战车，任务为施放怫朗机。另外10人就是戚继光所强调的“杀手”，任务为以藤牌、钱把和长柄单刀迎敌。杀手班的距离和战车保持在25尺以内，他们如果前进，战车也随之而推进。
其他步兵部队仍然使用鸳鸯阵的战术，稍有差异的是藤牌手应当匍匐前进砍析敌人的马蹄，长枪手则主要在于挑刺敌军使之落马，竹制的狼究有一部分已易为铁制。
这一混成旅有骑兵3000人，步兵4000人，重战车128辆，轻战车216辆。迎敌时骑兵在前阻挡敌人，使战车得以有充裕的时间构成战斗队形。当敌军逼近，骑兵就退人战车阵内。敌骑数在一百以下，没成族拒不接战，只有来犯的大批敌验进入火器的射程中约250尺时，佛朗机、乌铁和火箭等才同时施放。
混成旅也可能携带重炮，其中之一俗称“大将军”。这种重炮重1000斤，以骡车装运，点放时则需使用大木楔入地面使本身固定。他筒内不用弹丸，而以小铁球和石块紧紧填实，作用是在零距离大量杀伤敌军人马，炮手在点烧火药以后也要跳进附近的工事里以避免受伤。
当火器的威力发挥以后，步兵就从战车之后冲出，形成几道攻击波和敌人格斗而以喇叭的声音指挥动作的协同。等到敌人攻势被挫，队形散乱，骑兵也从车后整队出击。这种骑兵实际上是马上步兵，他们同样以鸳鸯阵的队形带着不同的白刃作就蒙古人利用骑兵结队冲锋，以迅猛的力量和气势压倒对手，戚继光未曾仿效。
这样一种经过精心研究而形成的战术，由于不久以后本前即与蒙古人和解，所以并没有经过实战的严格考验，也没有在军事历史上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从纯粹军事的角度来说，这个结果多少是有所遗憾的。
戚继光出任前州总兵不到3年，俺答就放弃了骚扰政策，立誓不再入犯，而且约束所有的部落，以作为接受津贴和互市的条件。其时只有东部土变各部落不受约束，仍然和辽东的李成梁部队不时交锋，偶然也有小股部队和前州军发生接触，但已与大局无关。
让战术全面现代化的建议，曾经被名将俞大猷提出过。他准确地指出，倭寇的特长是娴习陆战，水战的技术反而低劣。俞大猷主张，以有效的战船和火炮歼灭倭寇于海上，根本不让他们有登陆的机会。在战术原则上，在他所著的书里也明白指出：“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他给总督的禀帖中，曾经请求把陆军军费的一半用来配备水师。但纵使俞大猷的声望和战绩都十分卓著，这些有益的建议却始终没有被采纳，因而壮志未酬，赍恨以殁。
戚继光（1528—1588）,明朝军事家、抗倭将领。
戚继光，号南塘，晚号孟诸。祖籍安徽定远，生于山东济宁，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1544)袭父职为登州卫指挥佥事。三十四年(1555)调往浙江抗倭，任参将，镇守宁、绍、台(今临海)三府。他鉴于明军纪律松弛，素质不良，战斗力低下，至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工4000余名，编组训练成戚家军，成为抗倭主力。四十年(1561)，在台州、仙居、桃渚等处大胜倭寇，九战皆捷。次年奉调援闽，连破倭寇巢穴横屿、牛田、兴化，闽境倭寇主力被消灭殆尽。因功升署都督佥事。两年后再援福建， 破倭寇巢穴平海卫(今莆田东南)，进官都督同知，升福建总兵。此后转战闽粤沿海各地，终于解除东南沿海倭患。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明廷特召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16年间他整饬防务，加强战备，修筑御敌台，设立武学，训练将士，编成一支车、骑、步三者皆备的精锐部队，使防御巩固，京师(今北京)安全。后被排挤、诬陷夺职。明神宗万历十六年(1588)一月五日病逝于登州。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为兵家所重视。
嘉靖三十四年（1555），戚继光被调到倭患严重的浙江任都司佥书，不久升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嘉靖三十五年(1556）9月，倭寇800余人侵入龙山所，他率军迎击，接敌没几回合，明军怯战，纷纷溃退。危急时刻，戚继光纵身跃上一块高石，连发三箭，将3个倭寇头目射倒。倭寇见状，仓惶撤逃。
嘉靖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从浙江义乌群山之中招募勇敢的农民和膘悍的矿夫共3000余人，采用营、官、哨、队四级编制方法编成新型军队。队是基本战斗单位，队员按年龄、体格分别配备不同的兵器，作战时，全队队员各用其所长，配合作战，攻守兼备，进退灵活。这种战斗队形能分能合，人称“鸳鸯阵”。经过戚继光的严格训练，这支新军队伍很快成为军事劲旅，人称“戚家军”。
嘉靖四十年(1561)，倭寇大举侵犯台州，戚继光率领所部九战九皆，取得举世闻名的台州大捷。倭寇们心惊胆战，给戚继光取了个名字叫“戚老虎”。次年夏，率戚家军南下福建，荡平倭寇在横屿、牛田、林墩的三大巢穴。嘉靖四十二年（1563），与福建总兵俞大猷、广东总兵刘显等人取得平海卫大捷。次年，升总兵官，镇守福建全省及浙江金华、温州两府。是年11月，倭寇2万人围攻仙游，戚继光“用寡击众，一呼而辄解重围；以正为奇，三战而收全捷。”从此，戚家军威振中国海疆，倭寇望风而逃，危害已久的倭患终被荡平。
隆庆二年(1568)五月，戚继光被任命为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军务，领兵镇守北部边关。他到任后，根据蒙古骑兵的作战特点，创建了以火绳枪炮为主的步兵营、骑兵营、车营和缁重营，并使各营成为能在统一指挥下进行协同作战的合成军。同时，在旧长城的的基础上加高加厚原有的边墙，在重要地断修筑重城重墙，并在长城沿线创建了空心敌台，从而真正建起一道牢不可破的坚强防线。他在北方御边的16年，“边备修饬，蓟门安然”。
万历十一年(1583)，因遭朝中权贵排斥，戚继光被调到倭患早已荡平的广东任镇守，郁郁不得志，三年后即告老还乡，回到山东蓬莱。万历十六年（1588），逝世于蓬莱故里。
戚继光始祖戚祥因避元末战乱居安徽昌义乡（定远），后随朱元璋起兵，战死于云南。明廷为追念戚祥开国之功，授其子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祥子斌，斌子王圭，王圭子谏，谏子宣，宣继子景通，景通子继光，历6世160余载均居蓬莱。
戚继光自幼聪慧，勤习文武，读书之余，常“融泥作基，剖竹为杆，裁色楮为旌旗，聚瓦砾为阵垒，陈列阶所，研究变合”。嘉靖二十三年（1544），17岁的戚继光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职。当时东南沿海倭寇为患，戚继光抱定“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志向，更加刻苦学文习武。嘉靖二十八年（1549）乡试中武举，后被遣往蓟门戌守。嘉靖三十二年（1553）晋为都指挥佥事，设署于登州太平楼前，总督山东沿海备倭事，振饬营伍，整刷卫所，清理钱粮，严明纪律，督修海防设施，巡察海上营卫。在任期间所辖海疆肃靖，御倭卓有成绩。嘉靖三十四年（1555），戚继光调浙江抗倭，翌年任参将。他见“各卫所官兵都桀鹜不训，顽钝无比”，作风腐败，乃倡议招募新军依法管束。嘉靖三十八年（1559）亲赴浙江义乌，精选3000名农民和矿工，训练成一支军纪严明的劲旅，史称这支军旅为“戚家军”。他率这支军队在浙江先后取得高家楼、龙山、缙山、乌牛、松浦、鉴云诸捷，扭转了战局。连当时妒功忌贤的兵部侍郎、浙江总督胡宗宪也称这是“自有倭以来，未有若迩来数捷之痛快人心者”，夸赞戚继光“勇冠三军，身经百战，累解桃诸之厄，屡扶海门之危”，“且任劳任怨，挺身干事，诚无出其右者”。同僚们称赞戚继光“批亢捣虚，彼且畏之如虎；除凶雪耻，斯民望之如云”，“岂直当今之虎臣，实为振古之名将”。
嘉靖四十一年（1562），戚继光奉命率部入福建抗倭，大败倭寇于横屿、宁德、福安、牛田、林墩，收复莆田；嘉靖四十二年（1563）连克兴化、政和、寿宁；嘉靖四十三年（1564），解仙游之围，获王仓坪、蔡坡岭大捷。饱受倭寇之害的黎民百姓编民谣颂扬戚继光的功绩：“戚我爷，戚我爷，爷未来兮民咨嗟，爷既来兮凶妖荡尽，草木生芽。欲报之德，昊天无涯。愿爷子孙绳绳兮，为公为侯永定国家。”倭寇也惊叹：“戚虎来矣！今而后始知犯华之不利也。”入闽后，戚继光升任总兵。
隆庆二年（1568），戚继光奉命北调，驻守蓟镇，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练兵事务，节制四镇。他不辞劳苦，深入了解地形地貌，巡视防务，有时累得吐血仍坚持不懈。他整顿营伍，修建边墙、台堡，创成一套以城墙、敌台严密防守，步、骑、车分合作战的战法，两千里防线固若金汤，先后击退“北虏”多次骚扰，取得青山口、桃林、窟窿台等捷，守战得力，北方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戚继光镇守蓟州期间官封太子太保、左都督，加封少保。
戚继光治军法纪严明。他主张“严号令”，“明恩威”，“擂鼓进军，虽水火不却步；鸣金收兵，虽金银不贪”，“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戚继光视百姓如父母，常以“军民相体”教育士兵，时时鼓励官兵杀贼保民。“戚家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百姓“扶老携幼，快睹威颜者道路充塞”，并“淅米而炊，扫榻以款，士卒如大宾贵客”。
万历十一年（1583），戚继光奉调广东。翌年，抱病请退，回归蓬莱故里。
戚继光为官清廉，辞官后家道贫寒，贫病交加，万历十五年腊月初八（1588年1月5日）病逝于蓬莱城，时年60岁，谥“武毅公”。戚继光在明代就被称为文武兼资的“儒将”，为著名的将帅诗人。他一生博览群书，著述颇丰，著有《纪效新书》、《莅戎要略》、《武备新书》、《练兵实纪》和诗文集《止止堂集》等。其中，《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为我国古代十大兵书中的两部，在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历史上有关于戚继光的第一次义乌征兵一直两说所以我就在此并用了。）
战争篇 涿鹿之战
炎黄文明的奠基战
涿鹿之战，指的是距今约4600余年前，黄帝部族联合炎帝部族，与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族①在今河北省涿县一带所进行的一场大战。“战争”的目的，是双方为了争夺适于牧放和浅耕的中原地带。它也是我国历史上见于记载的最早的“战争”，对于古代华夏族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转变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①关于蚩尤部落的归属，学术界多认为其为南方苗蛮集团（亦称九夷）的首领。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则认为其属于东夷集团。论据充分，今从之。 战争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它本身也随着社会文明的演进而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幼稚到逐渐成熟的发展阶段。早在原始社会中晚期，各个氏族部落之间就发生了基于护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实行血亲复仇目的的武装冲突。由于这类冲突尚不是以掠夺生产资料和从事阶级奴役为宗旨，所以它们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战争，而仅仅是战争的萌芽。但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还是将其通称为“战争”。传说中的神农伐斧燧、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伐蚩尤的涿鹿之战，共工与颛顼之间的战争，就是这类“战争”的历史遗痕。其中尤以涿鹿之战为其最具典型意义者。原始社会中晚期，在当时广袤的地域内逐渐形成了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其中华夏集团以黄帝、炎帝两大部族为核心。
它们分别兴起于今关中平原、山西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经融合后，遂沿着黄河南北岸向 今华北大平原西部地带发展。与此同时，兴起于黄河下游的今冀、鲁、豫、苏、皖交界 地区的九夷部落（东夷集团的一支），也在其著名领袖蚩尤的领导下，以今山东为根据 地，由东向西方向发展，开始进入华北大平原。这样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一场武 装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涿鹿之战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爆发的。
据说蚩尤族善于制作兵器，其铜制兵器精良坚利，且部众勇猛剽悍，生性善战，擅长角牴，进入华北地区后，首先与炎帝部族发生了正面冲突。蚩尤族联合巨人夸父部族和三苗一部，用武力击败了炎帝族，并进而占据了炎帝族居住的“九隅”，即“九州”。
炎帝族为了维持生存，遂向同集团的黄帝族求援。
黄帝族为了维护华夏集团的整体利益，就答应炎帝族的请求，将势力推向东方。这样，便同正乘势向西北推进的蚩尤族在涿鹿地区相遭遇了。当时蚩尤族集结了所属的81 个支族（一说72族），在力量上占据某种优势，所以，双方接触后，蚩尤族便倚仗人多 势众、武器优良等条件，主动向黄帝族发起攻击。黄帝族则率领以熊、罴、狼、豹、雕、 龙、鸮等为图腾的氏族，迎战蚩尤族，并让“应龙高水”，即利用位处上流的条件，在 河流上筑土坝蓄水，以阻挡蚩尤族的进攻。
“战争”爆发后，适逢浓雾和大风暴雨天气，这很适合来自东方多雨环境的蚩尤族展开军事行动。所以在初战阶段，适合于晴天气环境作战的黄帝族处境并不有利，曾经九战而九败（九是虚数，形容次数之多）。然而，不多久，雨季过去，天气放晴，这就给黄帝族转败为胜提供了重要契机。黄帝族把握战机，在玄女族的支援下，乘势向蚩尤族发动反击。其利用特殊有利的天候——狂风大作，尘沙漫天，吹号角，击鼙鼓，乘蚩尤族部众迷乱、震慑之际，以指南车指示方向，驱众向蚩尤族进攻，终于一举击败敌人， 并在冀州之野（即冀州，今河北地区）擒杀其首领蚩尤。涿鹿之战就这样以黄帝族的
胜 利而宣告结束。战后，黄帝族乘胜东进，一直进抵泰山附近，在那里举行“封泰山”仪 式后方才凯旋西归。同时“命少皞清正司马鸟师”，即在东夷集团中选择一位能附众的 氏族首长名叫少皞清的继续统领九夷部众，并强迫东夷集团同自己华夏集团互结为同盟。
这场“战争”的大致经过情况是由神话传说所透露的，因此更具体的细节已无从考索了。但是神话毕竟是历史的投影，曲折地反映了事实的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涿鹿之战堪称为我国古代战争的滥觞。涿鹿之战中，黄帝族之所以取得最后胜利，在于其战争指导比蚩尤族要来得高明。具体而言，即其已开始注意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作好战争准备，史称“轩辕氏乃修德振兵”，就是证明。在战争过程中，黄帝族还善于争取同盟者，并能注意选择和准备战场，巧妙利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天候条件，果断及时进行反击，从而一举击败强劲的对手，建立自己对中原地区的控制。相反，蚩尤族方面尽管
兵力雄厚，兵器装备优于对手，但由于一味迷信武力，连年对外扩张，“好战必亡”，已预先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在作战指导上，又缺乏对天候条件的应变能力，缺乏对黄帝族的大规模反击的抵御准备，因而最终遭致败绩，丧失了控制中原地区的历史性机遇。
涿鹿之战的结果，有力地奠定了华夏集团据有广大中原地区的基础，并起到了进一步融合各氏族部落的催化作用。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部族首领黄帝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并被逐步神化。由此可见，涿鹿之战的确为我们中华民族在发轫时期决定日后基本面貌的历史性“战争”。
战争篇 鸣条之战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易·革·彖辞》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名言。这里所说的 “汤”，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治王朝的开基者——商汤天乙。他曾经领导商部族和 其他反抗夏王朝残暴统治的同盟部族，运用战争的暴力手段，一举推翻垂死腐朽的夏王 朝，
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他的所作所为，客观上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合符人民的愿望， 因此得到后人的肯定和赞扬。在这场革故鼎新的变革中，鸣条之战是其关键的一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