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君臣请封禅；魏征谏，谓：“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稀，灌莽极目。”
适会河南、北数州大水，事遂寝。太宗即位仅六年，免离饥馑二年，幸破突厥，遽议封禅，苟非魏征直谏，贞观治绩，恐即自此衰矣。十一年，魏征上疏，尚谓：“隋之府库、仓廪、户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拟伦！”马周上疏亦谓：“今之户口，不及隋之十一。”
贞观初，户不满三百万。永徽元年，户部奏：“去年进户十五万，今见有户三百八十万。”而隋开皇中有户八百七十万。直至玄宗天宝十三载，始有户九百六十一万九千余，为唐之极盛，乃始与隋氏相比。【历代户口数，虽有隐漏或夸饰，不可尽信，然大体可资以见世运之盛衰升降。】
正惟如此，故太宗一朝君臣，每每以有隋相警惕，不敢骄纵荒佚，而成治世。
魏征所谓：“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马周谓：“贞观初率土荒俭，而百姓不怨。今【十一年。】比年丰穰（ráng），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以为陛下不忧怜之，又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也。”此皆从上下心理上说明贞观之治之真实背景。
一到唐玄宗时，社会富庶已与隋代相似，而天宝之乱，亦乃与隋炀相差不远。
第二十三章 新的统一盛运之下之政治机构【盛唐之政府组织】
中国经历四百年的长期分裂，而重新有统一政府出现，是为隋、唐。但那时的统一政府，其内容机构又与四百年前不同。
举其要者言之，第一是中央宰相职权之再建，第二是地方政治之整顿。
一、宰相职权之再建
西汉初年的丞相、御史大夫，渐渐转移而为后汉以降之尚书，事已详前。
魏世，中书监始参大政。
汉代尚书乃士人，而中书以宦者为之。魏佐汉，初建魏国，置秘书令，仍典尚书所奏。寻改为中书，【文帝受禅后。】有令、有监，而亦不废尚书。然中书亲近，尚书疏远。【曹操自以汉相擅政，则魏之祕（mì）书，乃汉廷之陪臣。后遂以中书替尚书，此亦化家为国之一例。】
东晋则侍中始优。
侍中本与中常侍齐体，亦内朝卑职。【魏、晋侍中四人，君出则护驾负玺或骑从，登殿则与散骑常侍对扶。备具顾问，且管门下众事。】东晋以后。皇帝以侍中常在左右，多与之议政事，不专任中书。于是又有门下，而中书权始分。
下逮宋、齐，尚书、中书、侍中三者皆为辅臣。
机要在中书、侍中，尚书执行政务。于是尚书转为外朝，而中书、门下独为天子所私近人。
这是秦、汉以来中央政府机构上一个极有重要意义的转换。君权、相权【即王室与政府。】本为两汉文治政体相辅为治之两面。【其间虽有畸轻畸重，如东汉之事归台阁，而公卿位望，依然为外朝冠冕。君、相对立，大体无变。】魏、晋以来，政治意识堕落，政府变成私家权势之争夺场，于是君、相不相辅而相制。权臣篡窃，即剥夺相权，归之私属。【如魏之用中书。】
然君臣猜忌无已，私属所居，驯为要位，【朝臣进一步，则王室退一步。】又不得别用私属以为防。【如东晋之转任侍中。】就其时之王室言，则削去相位，似乎便于专制；就其时之士族言，则各成门第，亦复迹近封建。结果则王室亦仅等一私家，【如是则王室私人，亦只与封建时代家宰、家相一般。】政府解体，君权、相权均不存在。
直要到政治意识再转清明，政府渐上轨道，则君臣相与之意态亦变。【其君不敢以私属待其臣，其臣亦不复以私属自居。君不以防制为事，臣不以篡夺为能。】君、相仍为相辅成治，而非相剋成敌。其时则魏、晋以来的私机关，又一变而成政府正式的首领官，完全实替了秦、汉时代的相权，而即以扶翼君权，共同组成一个像样的政府。【其内包有王室。】这便是隋、唐统一之复现。
此种转变，无异乎告诉我们，中国史虽则经历了四百年的长期纷乱，其背后尚有活力，还是有一个精神的力量，【即是一种意识，或说是一个理性的指导。】依然使中国史再走上光明的路。
唐代中央最高机关，依然是魏、晋以来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但他们现在已是正式的宰相，而非帝王之私属。其职权分配，则中书掌定旨出命，【命令权。】门下给事中掌封驳，【审驳权。】尚书受而行之；【施行权。】古代的宰相权，现在是析而为三。
贞观三年，“太宗谓群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得论议。比来但睹顺从，不闻违异。但行文书，谁不可为！，房玄龄等皆顿首谢。故事：凡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各书所见，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始申明旧事。”盖此制亦始周、隋，非唐代新创也。
三者之中，又以侍中、【门下省长官。】中书令【中书省长官。】为真宰相。
凡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得先各陈所见，谓之“五花判事”，而中书侍郎、中书令审定之。【此开明代九卿会议之始。惟九卿各有典司，即各有一成之见。如大兵大役，兵部、工部惟求其成，户部则务求其省。中书舍人得其选，则历中外，通众理，彼此不致相妨。】
自高宗晚节以来，天下文章道盛，中书舍人为文士之极任，朝廷盛选，诸官莫比。【政事堂有后门通中书舍人院，宰相时得咨访政事自广。代宗时常衮为相，始塞绝之。】
敕旨既下给事中，黄门侍郎复得有所驳正。此开明代抄参封驳之始。
通典：“百司奏抄，侍中既审，则驳正违失。诏敕不便，则涂窜奏还。此所谓‘涂归，也。”实际给事中即可行使“涂归”之权。如德宗贞元中，给事中袁高不肯草制复召卢杞，封还词头，揭杞罪状。文宗开成初，给事中卢载封还以郭任嘏（gǔ）出任剌史诏书，称为“封驳称职”是也。【其他例不胜举。又按：汉哀帝封董贤，丞相王嘉封还诏书。后汉钟离意为尚书仆射，数封还诏书。此唐之门下封驳，即汉相权之证。】又按：则天垂拱三年，凤阁侍郎【即中书侍郎改名。】刘袆（huī）之尝谓：“不经凤阁鸾台宣过，何名为敕！”刘竟以此赐死。然可见天子诏敕，必经中书宣出，又必经门下副署。以相权节制君权，即以政府节制王室。唐制实渊源于汉代文治政府之意义而演出也。【然中宗仍可以有“斜封墨敕”，可见无“徒法自行”之法。】
因此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两省先议定后奏闻，以免纷争。】
其后政事堂迁至中书省。
高宗时，裴炎以中书令执政事堂笔，【“执笔”犹今之主席。】遂有此举。【门下给事中所居，不于门下议事而于中书，乃相臣志在自专，先不使给事知之，待取中旨然后封还，其势较难，则塞默者多矣。然此下给事中封驳诏书仍时有其事。】玄宗时，政事堂改称“中书门下”，其政事印亦改“中书门下”之印。【直到宋代，以为故事。】
宰相分直主政事堂笔。
肃宗时，每一人主十日；德宗时，改每日一人执笔。
尚书仆射【尚书省长官。】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后称“同平章事”及“参知机务”等名，始得出席政事堂，方为真宰相。
自贞观末无不加者，开元以来则罕见。
其余他官参掌者无定员。
玄宗先天以前员颇多，开元以来常以二人为限，多则三人。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知政事”、“参知机务”、“参与政事”、“平章军国重事”等。【以官未及而人可用者参预朝政，略如近代之不管部大臣也。】
尚书省有都堂，大厅。以左、右仆射为领袖。下分六部：东为吏、户、礼三部，左丞主之。西为兵、刑、工三部，右丞主之。其二十四司，分曹共理，全国政务毕萃。
诸司官兼知政事者，午前议政于朝堂，午后理务于本司。
开元以来，宰相员少，资地崇高，又以兵、吏尚书，权位尤美，宰相多兼领之。但从容衡轴，不自铨综。其选试之任，皆侍郎专之，尚书通署而已。
尚书六官，各有所职，倘无折中，则恐互相推避，互相炫匿，故总摄以宰相。宰相亦虑有未周，见有所偏，【或则专且私。】乃先之以中舍之杂判，庶得尽群谋而伸公论。又继之以给事之驳正，复得塞违而绳愆（qiān）。此等制度，可谓宏大又兼精密。
以中书、门下较汉代之宰相，以尚书六部较汉代之九卿，在政制上，不可谓非一种绝大之进步。
一则尚书六部，乃政府公职，【吏、户、礼、兵、刑、工，莫非国家政务要项。】而九卿则是王室私属。【九卿性质已述说于前。】从九卿转变到六部，正是政府逐步脱离王室独立之明证。
隋文开皇中，明令国子寺不隶太常。此等改变，正可反映时代之进展，以及当时人对政治意识之转变。【至于六部之外仍存九寺，（即九卿遗蜕。）旧名不废，新资日加，职权重叠，自为一弊。】
二则汉初封建、郡县杂行，中央直辖部分有限，后虽逐步统一，而郡国守相之权尚大，千里王畿，仅如一省。隋、唐则九州揽于一握，考课、狱讼、兵财诸端，繁不胜记。总以六卿，分以郎署，中央政府之扩大，为事势演进所逼出。于是六卿之上，必有佐天子以总理之者。
一相嫌于专擅，且亦事冗不给；多相则互委，不专责，易生同异，以致挠败。尚书置左、右仆射，分判六部，各治三官，可免上述之弊。而尚书惟在政务之推行，至于出命覆夺，尚有中书、门下。故曰三省之于宰相，六部之于九卿，不得不说是政制上之一进步。
如此宏大而精密的政治机构，正好象征当时大一统政府之盛况。
至于政府无立法机关，则因中国政治，自秦、汉以下，本有一种理性之指导，法度纪纲粗建，无豪强之兼并，无世胄、僧侣之专政；教育、选举、考试与统治权常有密切之联系，不断吸收社会俊秀分子，公开参政，使其新陈代谢，政府与民众，即以此为连锁。旧朝以积久腐败而倾覆，则新朝鼎新，去其泰甚，与民更始。历史常在和平中进展；而民间大动乱则往往只有倒退，别无长成。
从北朝儒学逐步转变，而有唐代政府之规模，此便是中国史在和平中进展一显例。至于隋末群雄扰乱，只加时代以一种不可磨灭之伤痕。
代议制之所起，由于宰辅之权不重，无参署之制，政府负责无人，君主易于为恶。【此其一。中国自明代始无参署。】
税法不夙定，轻徭薄赋不垂为典则，掊克之术易施。【此其二。中国汉、唐税制皆明定颁布，且极轻。】
僧侣不务静修而干政。【此其三。中国惟元代有其病。】
贵族擅权，下情壅隔。【此其四。中国自秦以下即无贵族。】
考试权不独立，阘（tà）冗在位，贤俊老死。【此其五。中国自汉以来即力矫其弊。】
无审驳、监察、弹劾之官，则庶政违失而莫纠。【此其六。中国历汉、唐而诸职尽立。】
无拾遗、补阙、记注、经筵之官，则君主失德而莫正。【此其七。中国自唐以下诸职亦渐备。】
文化之传衍浅，则无良法美意足资循式，无嘉言懿行以供考镜。【此其八。中国历史传衍之久，美政善俗、至德要道之阐述，自先秦以来，已具规模。】
中国能造成一广土众民之大国家，历久而转盛者在此。其遇朝政阙失，在下者以为乃人弊非法弊，故上下之情常通，不致于成敌抗之形。故中国政制无民选代议，不足即据此为中国政制病也。
二、地方政治之整顿
隋唐政府与秦汉之不同，其次则在地方政权方面。
两汉地方政权，无异于古诸侯，并不一一辖于中央，因此演成汉末分崩的局面，经历魏晋南北朝，中央政府既不像样，而地方政治则更糟。
（一）军政、民政不分，州、县官皆以武吏军人为之。
汉末及三国，多以诸部都尉为郡。晋郡守皆加将军、无者为耻。梁、陈太守加督，加都督。魏书甄琛传，琛表：【按：在迁洛后。】“边外小县，所领不过百户，而令、长皆以将军居之。”
（二）州、县为豪强私利而分割。
北齐天保七年诏：“魏自孝昌之季，禄去公室，政出多门。豪家大族，鸠率乡部，讬迹勤王，规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谒内成，昧利纳财，启立州、郡。”又北史张彝传：“彝曾祖幸所招引河东人为州，裁千余家。旋罢入冀州，积三十年，析别有数万户。孝文谓彝曰：‘终当以卿为剌史，酬先世诚效。’”可见当时州、县，俨如古代封建。
（三）州、县无限划分，乃至领户日削，有名无实。
天保七年诏：“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名，空张郡目。”周书卢辩传，县令分户七千以上、四千以上、二千以上、五百以上、不满五百五等。因此南北朝设县，皆在千数百以上，较东汉尚过之。
要之魏晋南北朝一时期的地方政治，只在离心势力下演进，逐步变成封建性之分割，而结果则地方政权转而日趋削弱。一到隋唐，转回头来，地方政权正式再统辖于中央，而那时的地方政权，却再不能像两汉般的比较有其独立性。以隋唐与两汉相较，中央统治地方之权，更密更大，实为中央集权更进一步之完成。在此方面，隋唐的统一政府，其实际内容，与秦汉又远异。
唐代地方行政最低级为县，全国凡一千五百七十三县。【此据玄宗天宝初年。】
较西汉略多二百余县，所增不到六分之一。武德初，上县六千户以上，中县二千户以上，下县一千户以上。开元中，改上县六千户以上，中县三千户以上，未满三千户为下县。汉制则以万户以上县为“县令”，万户以下县曰“县长”。
县以上为州或郡。
州长官为刺史，郡长官为太守。自汉季以来，刺史总统诸郡赋政于外，犹如后代之巡抚、总督，较之汉代仅属司察之任者权位大异。而隋唐刺史，则犹后代之知府及直隶知州，与太守仅为互名，已无分别。此为隋唐减削地方政权之一例。又唐制四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户以上为中州，二万户以下为下州。西汉太守一郡户口有多至二百万以上者。西汉一县户口，亦有四、五万以上者。可见汉、唐太守权位之迥乎不侔。
全国州府凡三百五十八。
较西汉增至两倍外，此又唐代减削地方政权之一例。【隋郡一百九十，虽视两汉为多，然较南北朝已大减矣。唐则视隋又增。】
上州刺史只从三品，【即第六级官。】中、下州刺史正四品。【即第七级官。】
刺史的地位权任，既远非汉比，又掾（yuàn）吏辟署之权亦削，大部均归中央。
北齐武平中，后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赐其卖官，分占州、郡，下及乡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后州、郡辟士之权浸移于朝廷。【后周苏绰传：“令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则犹存古意。】隋开皇二年，明令罢辟署，令吏部除授品官，为州、郡佐官。唐虽间有辟署，然仕进之途大抵由科目矣。【沈既济疏：“今诸道节度、都团练、观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将以下皆使自择，则辟吏之法已试于今，但未及州、县耳。”韩佽（cì）传云：“佽为桂管观察使，部二十余州，自参军至县令三百余员，吏部所补才十一，余皆观察使量才补职”，则并州、县亦有为观察所置者。然桂管偏区，自与腹地不同也。】
于是中央政务日繁，地方事权日轻。
牛弘问刘炫：“魏、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遑宁处，其事何由？”炫曰：“往者州惟置纪纲，郡置守、丞，且惟令而已。其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所以繁也。”
这又是隋唐大一统政府与秦汉不同一要点。
第二十四章 新的统一盛运下之社会情态【盛唐之进士府兵与农民】
要把握住盛唐社会情态，最好亦从当时几项制度方面去看。
一、唐代之贡举制
唐代士人出身，可分三途：一生徒，由学馆。【此沿汉代博士弟子制。】二乡贡，由州、县。【此沿汉代郡国察举孝廉制。】三制举。【此沿汉代贤良方正制，标目求才，由天子亲临试。】州、县贡举又分诸目，最著者有秀才、明经、进士。【外有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等诸种。】贡举每年一次，为求出身者所集中。【制举无定期，不常有。学馆往往有名无实，其生徒亦参加贡举。而尤以“进士”科为盛。】
“秀才”须高才博学杰出始可应。贞观中有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由是此科遂绝。“明经”只试帖经记诵，士人不贵。
贡士得怀牒自列於州、县。
贡举自北魏已推行，齐、隋选置多由请讬，议者以为“与其率私，不若自举；与其外滥，不若内收”。是以罢州、府之权而归吏部。
集试於中央。
初属吏部考功员外郎，后以员外郎望轻，遂移礼部，以侍郎主之。事在开元二十四年。
这一个制度，亦像上举尚书六部制以及州、县划分制度一般，同为后世所遵用，直到清末，不能改变。
此制用意，在用一个客观的考试标准，【此项标准，一则求其公平，不容舞弊营私。二则求其预备之单纯与统一，减免经济上之限制，使贫民亦有出身。又间接助成国内风俗教化之统整，以辅成大一统政府之团结与巩固。】来不断的挑选社会上优秀分子，使之参预国家的政治。
此制的另一优点，在使应试者怀牒自举，公开竟选，可以免去汉代察举制必经地方政权之选择。
在此制度下，可以根本消融社会阶级之存在。【人民优秀分子均有参政机会，新陈代谢，决无政治上之特权阶级。】
可以促进全社会文化之向上。【政治权解放，民间因按年考试之刺激，而文艺、学术普遍发展。】
　
可以培植全国人民对政治之兴味而提高其爱国心。【全国除王室有较永久之地位以外，国家政权全部公开於民众。】
可以团结全国各地域於一个中央之统治。【各地域按名额获得其进士参政权，而历年全国各地士子群集中央会试，对於传播国家意识，交换地方情感，融铸一体，更为有力。】
这一个制度的根本精神，还是沿著两汉的察举制推进，并无差别，【这是中国史意味浓厚处。汉、唐繁盛的花朵，从同一根本上壅培出来。】不过是更活泼、更深广的透进了社会的内层。
魏晋南北朝时期之门第，自一方面看，固若近似於古代封建势力之复活。然自另一方面看，实为先秦、西汉以来士人地位之继续增强。故至隋、唐而有普遍的贡举制度之产生，此乃士人地位自门第下出头而更展扩。故隋、唐之中央集权，可以谓政府地位之提高，而非王室地位之加隆。就全史之进程论，魏晋南北朝之门第势力，在浮面则为一波折，在底层则依然沿文治之大潮流而滚进也。
二、唐代之租庸调制
由北魏之“均田”制演变成唐代之“租庸调”制。【高祖武德七年】
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丁年十八以上授田一顷，【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亩，亩百为顷】内八十亩为口分，年老还官。【即北魏之露田】二十亩为永业。【树榆、枣、桑等，即北魏之“桑田”。】
授田者丁岁输粟二石，谓之“租”。【此古粟米之征，相当于汉之租】
丁随乡所出，岁输绫、绢、絁（shī－古代的一种粗绸子。）各二丈，布加五之一。输绫、绢、絁者兼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谓之“调”。【此古布帛之征。“调”本兴调、调发之义，相当于古之“赋”。汉有口赋，唐有户调，其实一也。】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五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有事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调；加役三十日者，租、调皆免。通正役不过五十日。【此古力役之征，相当于汉之役。】
这一个有名的租庸调制，所以为后世称道勿衰者，厥有数端。
第一在其轻徭薄赋的精神。
以租而言，孟子在战国时，以什一之税为王者之政；而汉制则什五税一，常收半租，则为三十税一。【此见汉代的实际政治，已较战国学者托古改制的理想，更进一步的宽大。】若以亩收一石计，【除去永业田不论。】唐制只是四十而税一，【八十石中收二石。】较之汉制更轻更宽大。【以西晋开国百亩课田六十亩相比，减轻二十余倍。】
以庸而言，汉制更役一岁一月，唐制则只二十天，只有汉制的三分之二。【汉尚须为正卒卫士一年，又有戍边三天。唐因行府兵制，农民不须卫戍，比汉负担更轻。】
调输布帛，与汉口赋骤难相比。惟西晋户调，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比唐多六倍。北魏均田，一夫一妇调帛一匹，比唐亦多一倍。【唐兼绫、絁，比上稍有出入。要之唐之调法轻于魏、晋。】
唐制庸、调并得视田登耗为蠲免。
要论轻徭薄赋，中国史上首推唐代的租庸调制。在这一个制度下，农民自可安居乐业。
唐初不榷监，开元以下始课监；【以左拾遗刘彤表。然天宝、至德间，监每斗尚仅十钱。其后乃增至四十倍。天下之赋，监利居半。】则唐兴逾百年矣矣。唐初无茶税，建中以下始税茶。唐初无酒禁，广德以下始禁酒。唐六典谓“关呵而不税”，则唐初待工商又甚优。【隋亦所仰惟赋调，唐初仍隋制也。】
又按：就中国史上之商人言之，西汉货殖传中人物，其在当时社会上之势力，勿论矣。即如东汉初，樊重家闭门成市，兵弩器械，资至百万，光武资之起。其末年，蜀先主亦得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之助。而麋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资产钜亿。进妹于先主，奉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则其实商人势力，犹可想见。降及两晋，多以朝廷大僚而兼营货殖，如王戎、【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石崇【甚至劫夺。】是也。
宋元徽中，张兴世为雍州刺史，还家，拥资三千万。【而为苍梧王所劫。】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而梁武陵王纪都督益州，在蜀十七年，南开宁州，越嶲，西通资陵，吐谷浑，殖其财用。黄金一斤为饼，百饼为簉，至有百簉；银五倍之；其他锦罽缯采称是。又得贾胡为主金帛。【见北史何妥传。】同时梁武弟临川王宏，积钱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是三十余间，计见钱已三亿余万。
北齐富商大贾以货贿得仕宦，屡见史册。隋、唐商业尤盛，而官吏以经商致巨富亦常见。自两宋以下，此风似不扬。官吏兼务货殖至巨富者始少，富商大贾在政治、社会各方面活动势力亦见绌。其趋势盖自唐中冶以后而始变。一则商税日重，商利日薄。如唐代“公廨钱”【亦名“料钱”。】有七分生利者。【唐武德以后，国家仓库犹虚，应京官料钱，并给公廨本，令富当司令史番官迵易给利，计官员多少分给。贞观时，褚遂良极论之，然其制终不革。开元六年，祕书少监崔沔议：“五千之本，七分生利，一年所输，四千二百。兼算劳费，不啻五千。”】开元十六年诏：“天下负举，只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可见当时社会利率之厚。
宋王安石行新法，青苗市易皆收息二分，已为一时诟病，亦由其时社会一般利润自低也。惟其利润降低，故商人不能进至于大富，而官僚亦无从自商人处一转手而获多金。然论社会商业状况，宋以下若转较唐以前为活泼。【市坊制度，皆至宋而废弛。于是有夜市，有草市。此盖都市人口增加，财富旺盛，交通便利，劳动生产力发达，故商业交易，随时随地而扩大。又如唐以前用钱绢，宋、元以下用银钞，皆可见商货交易之厚盛于前也。】
盖社会商业情况之盛衰，不必与商人所得利润之高低为正比。故宋以下社会一般商业虽转盛，而资本集中之趋势则日减。二则贵族特权日削，官方则例日严，故宋、明权臣大僚，多务于厚拥田租而止。田租之视商利，故瞠乎后矣。
偶有以货殖坚称巨富，往往得罪，祸不旋踵。【如明初吴贾陆某，富甲江右，谓“积而不散，适以酿祸”，尽以与其徒沈万三，身为道士以终。沈富敌国，明太祖因而罪之，谪戍云南。】
盖社会贫富之悬殊，与贵族特权之存废，亦相为比例而进退也。【比如海上贸易，宋非不如唐，然市舶司制度既立，则利入政府，官僚与商人，皆不能如唐人之多获后里。】社会自唐中叶以下，既无特贵，亦无殊富，则力量渐趋平均，故此后社会之乱，如王仙芝、黄巢、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等，除却军队叛变以外，大抵皆饥民之骚动。求如古社会之所谓豪杰起义者，亦渺不可得。此亦古今社会升降转变一大节目也。欲知盛唐社会盛况，亦不得不注意及此，故附论及之。
租庸调制的第二个优点，则为税收项目之列举分明。【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此惟汉代的租税制度差可相比。自租庸调制破坏以后，更找不到此种项目分明之征收制度。因此横征暴敛，可以随时增加，有进无已。
更重要的一点，租庸调制的后面，连带的是一个“为民制产”的精神。及丁则授亩，年老则还官，“为民制产”与“为官收租”两事并举，此层更为汉制所不及。【汉租虽轻，然有无田者，亦须出口赋，应更役，不得已出卖为奴，亡命为盗。唐制无田丁户，则无不能应庸、调之人民矣。】
在租庸调制下之农民生活，其比较宽舒安恬之景象，可以想像而得。农民生活之宽舒安恬，蒸郁而生整个社会之繁荣。盛唐时代之富足太平，自贞观到开元一番蓬勃光昌的气运，绝非偶然。
杜甫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此盛唐社会之写照也。安史之乱，李萼说颜鲁公，谓：“平时江、淮、河南钱帛聚于清河，以赡北军，谓之‘天下北库，。有布三百余万匹，帛八十万匹，钱三十余万缗，糧三十余万斛。昔讨默啜，甲兵皆贮清河，今有五十余万事。户七万，口十余万。”颜遂据以拒贼。
许远于睢阳，积粮六万石，张巡因之以障江、淮。乌承恩以信都降史思明，亲交兵马仓库，马三千匹，兵五万人。当时州、郡犹富实如此。
此后虽益衰，然藩镇之殷实富厚，仍有远非后世可冀及者。宪宗时，韩弘在汴为宣武节度使，献马三千，绢五千，杂缯三万，金银器千。而汴之库厩尚有钱百余万缗，绢百余万匹，马七千匹，粮三百万斛。
穆宗时，刘整为卢龙节度使，献征马万五千匹。藩镇财力殷盛，正见唐代积富于民之厚，故诸藩亦得自捍外寇而久存。顾亭林日知录谓：“今日所以百事皆废，正缘国家取洲、县之财，纤毫尽归之上，而吏与民交困，遂无以为修举之资，即如唐代之驿舍，有沼、有鱼、有舟、【孙樵书褒城驿壁。】有池、有林；【杜甫奏州杂诗。】后代驿舍，殆如隶人之垣。”又曰：“余见天下州城，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接到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人情苟且，十百于前代矣。”今按：唐室富盛，固在中央不尽取之于州、郡，尤要者，更在中央不尽取之于民间也。
三、唐代之府兵制
“府兵”制度，沿自西魏、北周，至隋、唐而大成。
唐府兵制定于贞观十年，天下十道，置折冲府六百三十四，而关内共有二百六十一。
府又分为三等，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府数各说不同。陆贽谓：“诸府八百余所，关中殆五百焉。”杜牧谓：“凡府五百七十四，有四十万人。”皆与唐志不合。盖自有增减变动耳。汉唐事笺谓：“以唐地志每州之府数计之，仅与杜牧同，其说当可据。”所以关中置府独多者，固为有强本弱枝之意，然亦由府兵制承袭周、隋，因其遗基，故独以关内为特盛也。
每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
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
民年二十为兵，【此指府兵言，非指全体农兵言。】六十而免。每岁冬季，折冲都尉率之习战。
府兵皆隶于诸卫。【唐踵隋制，设十六卫，将军总三十员，属官一百二十八员，以养武臣，其所部兵则散于诸府。】凡当宿卫者番上，兵部以远近给番，【五百里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皆以月上。
按：汉卫卒以岁代，较唐为优，唐太纷扰矣。【唐制亦有简留直卫者，则五百里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围十二番，亦月上。】
府兵制的优点，无事耕于野，番上宿卫，有事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府兵虽散在诸道，然折冲都尉并遥隶于诸卫，乃是内任官。汉郡国都尉不隶卫尉。此亦唐代中央集权较汉更进之一例。】既免军人专擅兵队之弊，亦无耗财养兵之苦。
尤要者，府兵制并不是“全农皆兵”，而是“全兵皆农”。【亦即选农训兵。】西汉的全农皆兵制，一则教练不易精熟，二则事实上无需发动整个农民来充当兵役。唐制在整个农民中挑选其合格的充当府兵，既不需国家特别的俸给，【因其附农于兵。】而一般农民从此可以脱去充兵的义务。
所以府兵制一方面说来是兵、农合一，【如南朝募兵与北朝之部族兵，皆非兵农合一。】而在另一方面说则为兵、农分离。【汉以来农民，自历史上之传统观念言之，皆有充当兵役之义务。自唐以下，则农民除纳税外，并无必充兵役之责任。此在一个社会和平文化进展之过程中，实为应有之阶段也。又唐以前兵、役不分，唐以下兵与役离。兵与役离，故兵精。宋之“厢兵”，依然兵、役不分，故不可用。】府兵和进士，【一文一武。】实为农民出身发迹之两条路径。农民中家道殷实而身心武健者，可以加入府兵。【贫弱户在六等以下这，例不能应府选。】有聪明俊秀的子弟，在一家耕种余闲中，【如一家三丁，一丁可腾出读书应科举。】亦可读书求学，走入贡举门路。
古代社会中武力与智识两项，为贵族阶级所专有，平民不得预。现在则武力与智识，即从平民阶级中培养，而仍有其政治上特殊保护的地位。【此即府兵制较西汉全农皆兵制为优之所在。】
唐代的租庸调制，奠定了全国农民的生活。唐代的府兵制，建立起健全的武装。唐代的进士制，开放政权，消融阶级，促进了社会的文化。唐代的政府组织，又把一个创古未有的大国家，在完全密而伟大的系通之下匀称的、合理的凝造起来。事实胜于雄辩，盛唐的伟大，已在事实上明确表出。
唐人之伟大，可以唐六典、唐律，乃至如杜佑通典、【其先开元时刘秩政典，取周礼六官所职，分门撰书，为通典所祖。】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等著作中觇之。自北方儒统中产生苏绰，卢辩，继之而有李文博、【隋博陵人，著政道集十卷，大行于时。房玄龄友之。其书不传。】王通，【隋文时献太平十二策，归而仿古作六经，又为中说拟论语。困学纪闻谓：“世说其言清以浮，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说其言宏以实，有天下将治之象。”陈龙川谓：“文中子没于隋大业三年五月，是岁十一月，唐公入关，其后攀龙附凤以冀成三百载之基业者，大略尝往来于河汾矣。然智不足以尽知其道，而师友之义未成，故朝论有所不及。”今按：中说所传唐初名臣多受业通之门下，此乃通后人妄为之。然通自是一时大儒，惟亦非平地突起。当时北方儒风已达此境。则生气染习，唐初诸臣，固不必定得之通也。】
再继而有唐人对政治、社会上更坚实、更恢宏的建设。至于唐人之诗、文、艺术等，乃自唐代盛况下所孕育，非由此产生唐代之盛况。若或专从唐太宗等几个人物身上着眼去窥测，亦难得其真际。
此种政治、社会更方面合理的进展，后面显然有一个合理的观念或理想为之指导。
这种合理的观念与理想，即是民族历史之光明性，即是民族文化推进的原动力。他不必在某一个人的事业上表出，而是在整个民族的长时期的奋斗下，笃实光辉地产生。
从北魏到北周亦即隋唐，逐步进展，光明在黑暗的氛围中长养成熟，在和平的阶级下达其顶点。至于社会不是的动乱，只是黑暗与盲目势力给历史进展的一些波折。
要看当时中国民族新生命之复苏，应在此等处着眼。
第二十五 章盛运中之衰象（上）【唐代租税制度与兵役制度之废弛】
一项制度之创建，必先有创建该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一项制度之推行，亦同样需要推行该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
此种意识与精神逐渐晦昧懈弛，其制度亦即趋于腐化消失。
盛唐的命运，由于当时各项新制度之创建。【换言之，即某种意识与精神之达于具体现实化。】及此各项新制度日趋崩溃，【换言之，即某种意识与精神已丧失或转变不复存在。】而盛唐之盛亦遂不可久保。
一、由租庸调制到两税制
租庸调制的精神，不仅在于轻徭薄税，而尤重于为民制产。
推行此项制度，必先整顿籍帐。【正如北魏均田，必先成立三长制。】
户籍分九等，共三本。一留县，一送州，一送户部。【此为租、调之根据。】
计帐预定翌年之课役数。【此为庸之根据。】
武德六年制，“每岁一造帐，三年一造籍”。【州、县留五比，尚书省留三比。】
凡户口之新附、除籍、绝逃、籍没，田亩之应退、应授，均须逐年认真办理。【此即政府上下对此制度必先有一番精神，更不可无一种相当之意识也。】
杜佑通典以隋国计之富足，归功于高熲建输籍之法。按：熲在炀帝时奏：“人间课税，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过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既无定簿，难以推校。乃为输籍之样，请遍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帝从之，自是奸无所容。则熲之输籍法，正有赖于详密周勤之吏治。
唐自武后乱国以来，民避徭役，逃亡渐多。田移豪户，官不收授。【其时已有括正户之举，见苏瑰传。】
到玄宗开元八年，乃重颁庸调法于天下。【制度废弛而求以法令挽回，苟不能唤起推行此项制度之精神与意识，则亦徒然。】
是时天下户未尝升降。监察御史宇文融献策，括籍外羡田、逃户。
自占者给复五年，每丁税钱千五百。诸道括得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州、县希旨，张虚数，以正田为羡，编户为客，岁终，籍钱数百万缗。【当时上下意识，已全不在轻徭薄赋与为民制产上着想。徒借法令求得隐漏，与民争财，如何得恢复往年创建租庸调制度时之精神！】
然版籍之不整理如故。
丁口转死非旧名，田亩移换非旧额，贫富升降非旧第，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书。
朝廷再不注意到民生疾苦，而徒务于追征诛求。
旧制：人丁戍边者蠲其租、庸，六岁免归。玄宗方事夷狄，戍者多死不返。边将怙（hù）宠，不以死申，其贯籍之名不除。天宝中，王鉷（hóng）为户口使，遂案旧籍，除六年外，积征其家三十年租、庸。肃宗末，租庸使元载又按江、淮籍，【以江淮虽经兵荒，其民比诸道犹有赀产。】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择豪吏为县令督之。民蓄榖十斛则重足待命，或聚山林为盗。
创建租庸调制度的意识与精神全不存在，而强欲以法令快上意，终不能有效。
其时政府则诛求苛刻，而社会则兼并炽行。【此实一事之两面。】
据天宝十四年统计，户数共八九十万有奇，【按：此数即多隐漏不可靠，说见下篇。】而课者五百三十四万有奇，不课者三百五十六万有奇。口数共五千二百九十万有奇，课者八百二十万有奇，不课者四千四百七十万有奇。不课者户占三之二，口占六之五。【唐制：鳏、寡、孤、独、废疾，不课；九品以上官，不课；部曲、客女、奴婢，不课。岂有此等得占三二、六五之理！】故杜佑谓：“开元、天宝以来，法令废弛，并兼之弊，有踰汉成、哀之间也。”【据开元十一年诏，其时王公、百官、豪富，或招农民垦闢荒地，熟则擅为私有；或非法收买口分、永业田；或私改簿籍，隐漏户口，占为已有；或以自典贴及收夺以为兼并。租庸调制之破坏，盖至此已达极点。】
及安、史乱后，户籍顿减，更难整理。
肃宗乾元三年，户一百九十万有奇，口一千六百九十万有奇。较之天宝十四年之数，户激减七百万，【五去其四。】口激减三千六百万，【三去其二。】战乱耗折，亦不至如此之钜。此亦以吏治废弛，兼并炽行，为其一重要原因也。
于是租庸调制乃不得不废弃而以“两税”制代之。【代宗大历元年诏：“天下苗一亩税钱十五。以国用急不待秋，方青苗即征之，号‘青苗钱，。又有‘地头钱，亩二十，通名‘青苗钱，。”此即以亩征税也。五年始定法：“夏上田亩税六升，下田四升。秋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三升。青苗钱亩加一倍。”此夏、秋分征也。是皆“两税”制之先声。一制度之创建，必有其开先，无突然出现之理。】
“两税”制始于德宗建中元年，为宰相杨炎所创。
史称：“肃宗至德后，天下兵起，人户凋耗，版图空虚。赋敛之司，莫相统摄，纲目大坏。王赋所入无几，科敛凡数百名。废者不削，重者不去。吏因其苛，蚕食于人。富人多丁者，以宦学、释老得免；贫人无所讬，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土著者，百不四五。炎疾其弊，乃请为两税法。”
其制：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人。
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税夏、秋两征。【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租、庸、杂徭悉省。
其制简捷明白，可以止吏奸；而未必能惠民生。
史称两税制行，“人不土断而地著，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轻重之权始归朝廷。”然当时识者如陆贽等极非之。惟以救时弊，竟不能革也。马端临谓：“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户赋，田之授否不常，而赋之重者已不可复轻，遂至重为民病，此自魏至唐之中叶是也。自两税之法行而此弊革。”可见两税制在当时亦自有其所以为补救之意。盖既已不能为民制产，则视民财力而课税，亦不失为公平之道也。
以此制与租庸调制比，租庸调制税目分明，此则并归一项。授田征租之制，遂变为仅征租不授田。“为民制产”之精意全失，而社会贫富兼并，更因此而不可遏。
唐、宋莊园之成立即由此。陆贽奏议谓：“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託豪强，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卢。有田之家，坐食租税。
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均节赋税恤百姓奏。】按：当时私租额比租庸调旧制已增到二十倍，即官税亦比租庸调制增高。
两种税制下之社会经济及其一般景况，自必激变，可想而知。又按：两税制户不问主、客，惟以见居为簿，此后所谓主户、客户者，乃全为农田兼并下之一种新名词。【其先则是土著与流移寄居之别。】
南宋胡宏【五峰集与刘信叔书。】论主、客户之关系，云：“蜂屯蚁聚，亦有君臣之义。自都甸至于州，而县，而都保，而主户，自主户至于客户，递相听从，以供王事，不可一日废。夫客户依主户以生，当供其役使，从其约束。客户或禀性狼悖；或习学末作；或肆饮博；或无妻之户，诱人妻女而逃；或丁口蕃多，衣食有余，稍能买田宅三、五亩，出立户名，便欲脱离主户而去。”【此见客户亦自有独立之私产与储蓄，并有转变其身分之可能，如史言北宋氾（fàn）县李诚莊客，“皆建大第高廪，更为豪民”是也。客户可免国家之徭役，故有献产巨室以规免役者。然唐代有户税，宋代有丁钱，彼等盖仍为国家之公民。故北宋主、客户口丁数皆分别统计。此等特以经济上之租贷契约关系而受主户之管束，与汉代所谓奴隶、唐初所谓部曲户者不同。若认客户为农奴，则失之。又莊园主亦自向国家纳税。大历四年有“诸道将士荘田，缘防御勤劳，一切从九等输税”之诏。其取利亦不过在私租重而关税轻之间。此所谓“兼并”与“封建”之异。若以古代封建贵族目唐中叶以下之莊园田主，亦误。】
此可见两税制行后农田兼并下之一种情态，若与口分、永业之制相比，自可想见世运隆污之殊也。【北宋真宗天禧五年，主户六百余万，而客户则达二百六十余万，已几及主户之半数。仁宗宝元元年，主户六百四十余万，而客户则三百七十余万，逾主户之半数矣。佃农几常占全国户数三分之一，则世运之惨澹可知。】
又此制因出制入，与农业经济之情况亦不合。
农产有常额，故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以备非常；水旱荒歉，则减免田租。今量出为入，则有不顾田收，随意加征之弊。此后租税日重，颓势不可复返矣。
以货币纳税，亦为妨农利商。
此制行，纳税人以所供非所业，必将增价以市所无，减价以货所有。而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农人将日困。杨炎此制，本以便政府，不为农民计也。【穆宗时，用尚书杨于陵言，两税皆易以布帛、丝、纩（kuàng－丝绵絮。）。五代时，吴徐知诰用宋齐邱言，税收悉以榖、帛、紬、绢。于时皆称惠益。宋代复输钱，折变之制，大为民病。为绢者倍折而为钱，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难得，榖愈不可售。使民*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而民生无苏息之日矣。】
以后的税制，只能沿着杨炎的两税制稍事修改，竟不能再回到租庸调制的路上去。正因为一个制度的推行，必有与其相副的一种精神与意识，否则此制度即毁灭不能存在。从北魏到唐初，在中国士大夫心中涌出的一段吏治精神，唐中叶以后已不复有，则相隋而起的种种制度，自必同归于尽。
二、自府兵到方镇与禁兵
府兵制度亦在同样命运下消灭。【换言之，府兵制度之破坏，全在时人对此制度所与的精神以及意识上之转变。】旧制，诸卫将军皆选勋德信臣。武后之世则多以外戚无能及降虏处之。
贞观时，府兵宿卫，太宗常引与共同习射。
上日引诸卫将卒数百人，习射于显德殿。谕之曰：“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小安，则人主逸遊忘战。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为汝师，突厥入寇为汝将。庶中国之民，可以少安。”由是人思自励。数年间，悉为精锐。
其后本卫多以假姻戚家，役使如奴隶。
武后以来，承平日久，府兵为人所贱。百姓耻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番上者皆贫羸受雇而来。
　
旧制，折冲、果毅出身优越。【马周云：“折冲、果毅先入为中郎将，次始补郡守。】后则历年不迁，为士大夫所耻为。
旧制，府兵征役得授勋级；死事，勅使弔祭，追赠官职。后则勋官、督役与白丁无别，死事更不借问。赏既不行，并多伪勋舞弊。【高宗时，刘仁轨、魏元忠等均已极论其事。魏云：“苏定方定辽东，李勣（jì）破平壤，赏绝不行。将吏率多贪暴，所务惟狗马，所求惟财物。”刘疏比论贞观、显庆异同尤详切。】
旧制，府兵皆富室强丁，始得为之。其后则渐成贫弱，【府兵出征不赏，则较农民更苦瘁，自必贫弱。】无力上番宿卫，遂至逃亡。
唐关内府兵已远及朔方边陲，武后时，番上者即已因贫不能自致。
旧制，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不失田业。其后则征镇不息。【先天二年诏：“往昔分建府卫，计户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募，六十一出军，多惮劳以规避匿。今宜取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屡征镇者，十年免之。”虽有其言，而事不克行。】
旧制，府兵戍边三岁而代。其后则增至六年。【以劳于途路，乃募能更住三年者，赐物二十段，谓之“召募”。遂令诸军皆募，谓之“健儿”。事始玄宗时。】天宝以后，戍兵还归者无一、二。
杜甫诗：“一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时戍者，多赍（jī）缯帛自随，边将诱之寄府库。既拥兵自重，又杂使宫私。昼则苦役，夜絷（zhí）地牢，利其死而没其财。【其虐如此，而不敢怨叛，以府兵自有家业，恐累亲族也。】李泌谓：“山东之人，惩天宝之苦，故甘心为贼【藩镇。】用。”
旧制，府士缺额，须随时补足。以后则无人注意及此。
府兵制的创建与推行，一面是由于对国家武装之深谋远虑，一面是由于对农民生活之忠诚恻怛（dá）。在此两种精神下，始可有府兵制之创建与推行。
社会和平既久，文治日隆，骄纵日恣，对国家武装，不再有忧勤惕厉之感。非漫不关心，即穷兵黩武，滥用民力。对府兵本身，更没有一种合理的人道观念。从精神的转变，影响到制度，使其不能存在。于是遂有所谓“彍（guō）骑”制。
　
“彍骑”制始于玄宗时张说之建策。【彍骑之兴，在开元十一年，初名“长从宿卫”，至开元十三年始有“彍骑”名。】
以当番卫士因贫弱逃亡略尽，请一切召募强壮，不简色役，优为条例。逋逃者争来应募，旬日得精兵十三万，分系诸卫，更番上下，以实京师。此即以后所谓彍骑。
　
其实彍骑与府兵还是大同小异。一样的于农家中挑募富强。【既以强壮募，又优为条例，则富强仍兼有之。】一面授田耕种，一面轮番宿卫，惟与府兵制不同者，府兵遍及全国，彍骑则只在京师。府兵兼负征戍，彍骑则专于宿卫。
　
彍骑只是府兵制之缩小范围，正因其精神不够推行之故。
　
因为彍骑还只是府兵制之缩小范围，故至天宝以后，连彍骑亦不能存在。【在上者精神不贯注，则经历相当时期，折冲府依然无兵可交。以前召募的，现在仍然逃亡。】
　
自此唐代只有所谓“方镇”的边兵，【开元二十五年始募丁壮，长充边军。】与中央的禁兵。
　
边兵统于番将，禁兵统于宦官。他们既坐食优俸，吮吸人民的膏血，却并不能对国家社会有丝毫贡献，只促进唐室之乱亡，使中国史再钻入黑暗的地狱中去。
刘贲（bēn）对策谓：“首一戴武弁（biàn），疾文吏如仇讐（chóu）；足一蹈军门，视农民如草芥。”唐末军人意态如此。
　
唐代的租庸调制与府兵制，是两个古代社会蜕变未尽的制度，大体精神颇与汉制为近。自唐以下，租税与兵役都走入新方向，和汉、唐绝然不同。
租税不整顿，农民生活无法繁荣；兵役不整顿，国家武装无法健全。后世中国遂想望汉、唐之富强而不可几及，这是重大的一种因素。
第二十六 章盛运中之衰象（下）【唐代政府官吏与士人之腐化】
唐代的租庸调制和府兵制，结束了古代的社会。其政府组织和科举制，则开创了后代的政府。但后两者亦各有其流弊与缺点。
一、政权之无限止的解放
科举制让人自由应考，即是广泛的开放政权。此制度容易引起士人充斥、官员多之患。而且唐初入仕之途极广，科举选不过是其间的一项。
高宗时刘祥道疏：“岁入流千五百，经学、时务比杂色人，三分不及一。”玄宗时杨瑒言：“唐兴，二监【指两京之国子监。】举者千百数，当选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谓经明行修，故无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经、进士岁百人，二监之得无几。且以流外及诸色仕者岁二千，通明经、进士十倍。”按：贞元十八年又赦：“自今以后，每年考试所取明经不得过百人，进士不得过二十人。”
于是“官员有数，入流无限，以有数供无限，人随岁积”。【高宗显庆二年，黄门侍郎刘祥道奏语。】
刘祥道奏谓：“今内外文武宫，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年取五百人，三十年得一万五千人，已有剩无少。”而当时每年入流数过千四百人。武后时纳言魏玄同上疏：“诸色入流，岁以千计。羣司列位，无复新加，官有常员，人无定限。选集之始，雾积云屯，擢叙于终，十不收一。”【东汉以二十万人举一孝廉，即最盛时亦不逾三百人。】
其势循至于为人择官，而非为官择人。其时则“官倍于古， 士十于官，求官者又十于士。 于是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玄宗时刘秩语。】
通典云：“按格令，内外官万八千八百五员；而合入官者，自诸馆学生已降，凡十二万余员。其外文武贡士，及应制、军功、使劳、征辟、奏荐，诸以亲荫等，大率约八、九人争官一员。”
在此情势下，政府的用人，遂至于徒循资格，推排禄位。
开元时选人渐多，有出身二十年不获禄者。裴光庭为吏部尚书，乃定循资格之制。自下升上，限年蹑级。其有异才高行，听擢不次。然有其制，无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资例而已。庸愚沉滞者皆喜，谓之“圣书”。按：此制崔亮已行之于后魏，裴光庭以后，遂莫能革。
然而禄位仍有限，资格仍无穷。在政海角逐中，渐渐分成朋党，而使在上者亦束缚困制，无可展布。
唐宰相犹得不次用人。代宗时，崔佑甫为相，日除十数人，未逾年，除吏八百员。或谤其所除多涉亲故，佑甫曰：“进拟庶官，必量能补任，若素不知闻，何由察其言行？”识者是之。宪宗时，李吉甫为相，谓学士裴垍曰：“吉甫自尚书郎流落远地十余年，后进人物，罕所接识。君多精鉴，幸闻今之才杰。”垍取笔疏其名氏，得三十余人，数月之内、选用略尽。当时翕然有“得人”称。自文宗以下，朋党议兴，由是进用一官，迁除一吏，各相顾瞻，恐涉讥议。
以前的弊害，在于社会有特殊阶级【门第。】之存在，政权不公开，政治事业只操于少数人之手。现在的弊害，则因特权阶级逐步衰落，社会各方面人平流竞进，皆得有参政之机会，而政权一解放，政治事业时有不易督责推动之苦。
德宗时沈既济言近代之失“四太”，“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此即申说当时政局之此种病象也。
以上所说，其先并不即是科举制之弊病，只是科举制亦在此种政权公开之趋势下存在。此后科举制逐步推进，入仕之途，逐步集中到科举一门之下，则上述种种病痛，亦全由科举制来保留。
照理论，国家一面公开政权，一面便应实施教育，好使两者分途并进，此在贞观初年颇有其意。
贞观五年以后，太宗屡幸国学，增创学舍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学，均增生员额。书、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髙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其盛为近古所未有。
但一到高宗、武后时，此风凌替。
旧唐书儒学传：“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醇醲日去，华竞日张。则天称制，以权道临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 新书儒学传谓其时“诸王、驸马皆得领祭酒”，其腐败可想。故刘祥道上疏，谓：“永徽以来，庠序诸生，未闻甄异，奖励之道未周。”
而中宗时，韦嗣立上疏，谓：“国家自永淳以来，二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贵门后进，竞以侥幸升班。寒族常流，复因凌替弛业。”盖武后“重用刑，轻用官”。【杨嗣复语。】
韦氏当国，亦“擅擢士大夫”。【杨瑒语。】至太平公主亦常推荐天下士，谓儒者多窭狭，厚持金帛谢之，以动大议，远近翕然归向。经此数番捣乱，士风激变，儒业骤衰，而学校之政终于不振。唐太宗尝问王珪：“近世为国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对曰：“汉世尚儒术，宰相多用经术士，故风俗淳厚。近世重文轻儒，参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唐高宗、武后以后之弊象，王珪已逆知之矣。
国家既无教育，而空悬一格以为考试。【此犹专據科举言。诸色人流，以及世胄门荫，并以无之。】而考试标准又渐渐趋重于进士科之诗赋。
隋大业置进士科，试策问。唐初亦因之。髙宗永隆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言：“进士惟诵旧策，无实才。”遂诏进士先试杂文两篇，通文律然后试策。所谓杂文，即诗赋之类。玄宗天宝十一载，诏：“进土帖经既通，乃试文、试赋各一篇，文通乃试策。”可见进士科在永隆以前止有对策；天宝以前有策、有诗赋；天宝以后有帖经、有策、有诗赋。说者谓隋以诗赋取士，未是。惟对策多可抄袭，帖经惟资记诵，别高下、定优劣，以诗赋文律为最宜。故聪明才思，亦奔凑于此也。
开元以后，成为风气。
开元以前，未尝专尚进士枓，故天下名士杂出他途。开元以后始尊崇之，故当时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其后则公卿非进土出身不为美。开元二十五年敕：“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是当时未尝不知其流弊，而无以为变。
全国上下尚文之风日盛，尚实之意日衰。
此亦武后时开之。【史称：“永淳以来，台阁髦（máo）彦无不以文章达，“而中书舍人尤为朝廷盛选，诸官莫比。”相传武后天授元年，寿春君王盛器兄弟初出阁，同日受册，有司撰仪注，忘载册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阙礼，宰臣相顾失色。中书舍人王勃立召小史五人，各令执笔，口授分写，同时须臾俱毕。词理典赡，时人叹服。当时所艳称之故事率如此。又，自王通至王勃，一家学术之变，即可以觇世尚也。】武后诏张昌宗撰三教珠英，文学士李峤、阎朝隐、徐彦伯、张说、宋之问、崔湜、富嘉谋等二十六人助成之。阎朝隐为武后祷疾少室山，沐浴伏身俎盘，为牺请代。宋之问等至为易之奉溺器。二张诛，朝官房融、崔神庆、崔融、李峤、宋之问、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等皆坐窜逐。后之问又谄事太平公主见用。安乐公主权盛，复往谐结。此可见当时朝士风习矣。
诗赋日工，吏治日坏。
杜佑通典论此，曰：“国家贞观中，有户三百万。至天宝末，百三十余年，才如隋氏之数。圣唐之盛，迈于西汉，天下编户合踰元始之间，而名籍所少三百余万。直以选贤授任，多在艺文。才与职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责实之义，阙考言询事之道。习程典，亲簿领，谓之浅俗；务根本，去枝叶，目以迂阔。职事委于羣胥，货贿行于公府，而至此也。”【长庆初，给事中丁公著高穆宗：“国家自天宝以后，风俗奢靡，宴处群饮，以喧哗沉湎为乐。届重位、秉大权者，尤杂倨肆于公吏之前，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由是物务多废。”此可与杜佑之言相参证。重艺文，习奢靡，其事亦相因也。】
唐代政治界的风习，大有从北朝经术转向南朝文学的意味。这亦是唐代盛运中衰征之一。【宋神宗讥唐太宗“为文学庾信”，郑毅夫谓太宗“文章纤靡，不与功业称”。炀帝雎好文，而犹能矫南土之弊；太宗转溺南风。南方之文采风流，终于战胜北人之朴厚，为隋、唐统一盛运中一极可注意之亊，又会昌四年中书门下奏：“齐月断屠，出于释氏。国初风俗，犹近梁、陈：卿相大臣，颇遵此教。”即孔颖达诸人为五经正义，亦多行南废北。
二、政府组织之无限止的扩大
政权无限制解放，同时政府组织亦无限制扩大。【时则有三省、九寺、一台（御史）、五监（国子、少府、军器、将作、都水。）唐代的政府组织，其第一可见的缺点，即为重规叠矩，有许多骈拇无用的机关。
范祖禹谓：“既有太尉、司徒、司空，而又有尚书省，是政出于二。既有尚书省，又有九寺，是政出于三。本朝裕陵【神宗。】好观六礼，元丰官制尽用之。中书造命，门下审覆，尚书奉行，机事往往留滞，上意亦颇以为悔。”
六部与九寺，职权即多重叠。
太常、宗正、鸿胪可入礼部，光禄、卫尉、太仆可入兵部，大理【即廷尉。】入刑部，司农入户部，少府入工部。大体均可消并。
北周书：“太祖以汉、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统中，命苏绰、卢辩依周制改创其事。”通典谓：“后周依周礼置六官，而年代短促，人情相习已久，不能革其视听，故隋氏复废六官，多依北齐之制。官职重设，庶务烦滞。加六尚书似周官之六卿，又更别立寺监，则户部与太府分地官司徒职事，礼部与太常分春官宗伯职事，刑部与大理分秋官司寇职事，工部与将作分冬官司空职事。
自余百司之任，多类于斯，欲求理要，实在简省。”今按：九寺乃古代封建政治之遗骸，为王室之仆佣。南北朝中央势微，王室衰替，则九寺职权日失其绪。西魏王室最为单孤，故北周君臣独有意于模古更新。惜乎隋代不能完此美意，隋文存心蔑其前代，改袭北齐，而六尚之制，实则仍蹈北周六卿之体貌，则无怪与九寺为复沓，有如杜氏之讥矣。
唐兴诸儒，亦未能穷究治要，遂使九寺骈拇，依然存在。玄宗时制唐六典，虽亦意准周礼，不知九寺固非周礼所有，仍不能荡涤更新，是则北周君臣一番创作之精神，实未为隋、唐所接纳也。故隋、唐而后，中国史上虽不复有古昔封建时代之贵族，而仍存古昔封建遗蜕之王室。【其详见论汉制。】下益卑，上益崇，君尊臣屈，一成不革，又岂独官职之重叠而已！是亦读史者所宜大与惋惜之事也。
新机关产生，旧机关不取消，造成冗官坐食，不仅有损国帑，同时还妨碍整个政治效能之推进。
唐官有流内、【官置九品，品各有正、从，四品以下又分上、下，共三十阶，谓之“流内”。】视流内、流外【九品以外别置九级，自勋品以至九品，无正、从。谓之“流外”。“视流内”亦自勋品至九品。】之别。
又有职事官与散官、【散官不带职事，给律禄，与朝会，班列依本品之次。皆崇官盛德，罢剧就闲者居之。如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膘骑三司，是也。】
勋官【出于周、齐交战之际，本以酬战士。其后渐及朝流。如上柱国、柱国、上护军、护军、轻车都尉、骑都尉等。】之别。
又有正官、【阶高官卑称“行”，阶卑官高称“守”。官、阶同，无“行”、“守”字。】试官、【未为正命，始于武后时，藉以收买人心。当时谚曰：“补阙连车载，拾遣平斗量，把推侍御史、腕脱校书郎”，其滥可想。】
员外郎【俸禄减正官之半，亦始武后时。李峤为尚书，员外郎至二不余员。卢怀慎神龙中疏：“京诸司员外官数十倍，近古未有。”又有“同正员”，禄俸赐与正官同，惟无职田。】之别。【中宗时，韦后、太平公主用事，于侧门降墨敕斜封授官、号“斜封官”，亦数千员。李朝隐为吏部员外郎，执罢千四百员，怨诽哗然。】
贵族门第特权阶级逐步取消，政权官爵逐步公开解放，引起了官僚膨胀的臃肿病。
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七百三十员。【此據百官志。新书曹确传则云：“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而杜佑通典计唐文武官及诸色胥吏总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元和六年宰臣李吉甫奏：“自汉及隋，十有三代，摄其官员，皆少于国家所置。】
历代官数
汉 ——130，285员。【哀帝时数，兼诸府州郡胥吏在内。】
后汉——7，567员。
晋 ——6，836员。
宋 ——6，172员。
齐 ——2，063员。
后魏——7，764员。
北齐——2，322。
后周——3，989员。
随 ——12，576员。【内官2，581，外郡县官9，995员。】
唐 ——18，805。【内官2，620，外郡县官16，185。】
与官员日增相因并起的现象，便是官俸日高。
唐初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钱三十缗，职田禄米不过千斛。开元时一品月俸至二十六千。天宝数倍于开元，大历又数倍于天宝，而建中又倍于大历。大历中，权臣月俸至九千缗。元载为相，【以仕进者多乐京师，恶其逼己。】厚增外官外官俸，刺史月给或至千缗。至常袞相，乃加京官俸，岁约十五万六千缗，又加诸道观察使、都团练使、副使一下料钱，使上下有叙。李泌为相，又增百官及畿内官月俸。【复置手力资课岁给钱。左右卫上将军以下，有六项杂给：一粮米，二盐，三私马，四手力，五随身，六春冬服。射生、神策大将军增以鞋。州、县官有手力杂给钱。】至会昌，三师至二百万，三公百六十万，侍中百五十万，中书令、两省侍郎、两仆射百四十万，尚书、御史大夫百万，节度使三十万，上州刺史至八万。【建中时，沈既济言：“天下财赋耗数之大者惟二：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
这一个趋势，愈走愈失其本意，遂致做官只是发财分赃，而不是办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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