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44年1月，另一个“好事”的众议员约翰.考斐愤怒地表示：“纳粹政府有8500万瑞士金法郎存在国际清算银行。大多数董事都是纳粹官员，而我们美国的金钱却在一直流向那里。”[6.14]
人们一直不理解为什麽瑞士能在四面战火的环境下保持着“中立”，而同样弱小的比利时、卢森堡、挪威、丹麦即使想保持中立，也难逃纳粹的铁蹄。其实问题就在于国际清算银行位于瑞士，它的实际功能就包括美英的银行家向德国提供战争融资以便使战争打得更长一些。
1944年7月20日，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废除国际清算银行的议题终于摆到了桌面上。凯恩斯和怀特（Harry Dexter White）这两位总设计师考虑到国际清算银行在战争中的种种可疑行为，开始都曾支持废除该银行，但他们的态度很快久发生了变化。当凯恩斯敲开美国财政部长莫金撒的房门时，莫金撒吃惊地看着平素态度和风范都无可挑剔的凯恩斯情绪激动，满脸涨红，他用尽可能平和的口气说他认为国际清算银行应该继续保持运作直到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立，凯恩斯夫人也在一边游说莫金撒。当觉察到莫金撒承受了要求解散国际清算银行的巨大政治压力时，凯恩斯退一步承认该银行应该关闭，但是关闭的时机也很重要。莫金撒则坚持“越快越好”。
沮丧的凯恩斯回到自己的房间，立刻召集了一个英国代表团的紧急会议，会议开到凌晨2点，凯恩斯亲笔草拟了一封致莫金撒的信，要求国际清算银行继续运作。
第二天的会议上，莫金撒的代表团令人吃惊地通过了解散国际清算银行的决议。当得知这一决定时，麦基垂克立即给莫金撒和英国财政大臣写信，强调战争结束后国际清算银行仍然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他同时又表示国际清算银行的账目不能公开。事实上它的账目从1930年到现在的76年中从未向任何政府公开过。
尽管麦基垂克在战争中的种种可疑行径，他却备受国际银行家们的欣赏，他后来被洛克菲勒任命为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副总裁。而国际清算银行最终也没有被解散。
战后，国际清算银行的活动更加隐秘。它是由一个被称之为“核心俱乐部”的六七个中央银行家组成，其中有美联储、瑞士国家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意大利银行、日本银行、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法国银行和其它国家的中央银行被排除在核心圈子之外。
“核心俱乐部”最重要的理念就是要把各国政府坚决排除在国际货币决策过程之外。瑞士国家银行本来就是私有银行，完全不受政府控制。德意志联邦银行几乎和瑞士银行一样我行我素，在利率变动这样重大的决策上也完全不和政府打招呼，它的总裁普尔甚至不愿坐政府安排的飞机到巴塞尔开会，他宁愿自己座他的豪华轿车到瑞士。美联储虽然受政府一定程序的制约，但是在货币问题决策上白宫和国会完全无缘致啜。意大利银行在理论上必须接受政府控制，但它的总裁从来就是和政府不咬弦，1979年政府甚至威胁要逮捕意大利银行总裁帕罗.巴非（Paolo Baffi），在国际银行家们的压力之下，政府却没之奈何。日本银行的情况较为特殊，但在8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崩溃之后，大藏省对日本中央银行的干预被形容成罪魁祸首，日本银行趁此机会挣脱了政府的钳制。英格兰银行被政府看得很紧，但他的总裁都是手眼通天的大人物，所以也被算作核心成员。
法国银行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它被看成是政府的傀儡，被坚决排除在核心之外。
货币战争
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
“他们会说IMF非常傲慢。他们会说IMF从来不曾真正倾听它所致力帮助的发展中国家的呼声。他们会说IMF的决策是秘密的和不民主的。他们会说 IMF的经济‘疗法’经常使问题更加恶化–使（经济发展）缓慢恶化为不景气，从不景气恶化为衰退。他们说的不错。我从1996年到（2000年）9月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亚洲金融风暴、拉美和俄罗斯金融危机）。我亲眼目睹了IMF和美国财政部对这次危机的措施，我被惊呆了。”[6.15]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世界银行和IMF的2000年年会前一周发表了这一针对这两个最大国际金融机构的强烈抨击，他当即被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强制退休”了。其实，开掉斯蒂格利茨的不是沃尔芬森，而是美国财政部部长萨摩斯（Lawrence Summers），而美国财政部拥有世界银行17%的股份，拥有世界银行行长的任免权和一票否决权，在事实上控制着世界银行的运作。萨摩斯对斯蒂格利茨厌倦到了无法忍耐的程度，他甚至不愿强制斯蒂格利茨默默地退休，而一定要动用“赶走”(Removal)的极端形式来羞辱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于2001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利茨还曾担任克林顿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
问题不是出在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水平不够，而是出在他的“政治立场”有问题，主要是对国际银行家分外热心的“全球化”持消极态度。他对这两家国际金融机构的评价和见解当然是建立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但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制造和利用这些问题”正是这两家金融机构的使命。
斯蒂格利茨完全不相信“阴谋论”的观点，同样的，在世界银行和IMF工作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工作人员，其中也包括来自中国方面的人员，也不认同他们的工作中存在任何“阴谋”。事实上，从操作层面（Operation Level）上看，所有的工作完全是科学和严谨的，每一个数据都有出处，每一种算法都有科学分析，每一个方案都有成功的案例，如果说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存在着“阴谋”，那确实是冤枉了，换任何人用同样的数学模型和方法都会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
这正是高手设计的高明之处！细节和操作完全透明化科学化，几近无懈可击，而真正的“阴谋”出在政策层面（Policy Level）上。经典战例就是，波兰和前苏联的经济转型效果大相径庭。
哈佛教授杰佛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索罗斯与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花旗银行副总裁安诺.鲁丁(Anno Ruding)，一同炮制了“振荡疗法”。索罗斯自己是这样总结这一疗法的：
“我考虑到必须展现出政治体制变化会导致经济改善。波兰就是一个可以尝试的地方。我准备了一些列广泛的经济改革措施，它包括3个组成部分：看紧货币、调整结构和债务重组。我认为三个目标同时完成要好于单独实施。我主张一种宏观经济的债务与股份置换。”
结果在波兰“振荡疗法”实施的过程中，美国财政部和国际银行家在金钱上给予了实质性地支持，在大笔金钱的“输血”下，波兰的“振荡疗法”大见成效。
等到“北极熊”被经济“大夫”们放上手术台上，一阵开膛破肚之后，美国的援助和国际银行家们原本答应好的金融“输血”，却嘎然而止，病人的下场可想而知。难怪萨克斯教授大呼“冤枉”，明明被波兰案例验证过的成功“手术”却出了意外，“北极熊”病人竟然一命呜呼了。
其实，波兰“振荡疗法”的成功原本就是一个套儿，这种“政策层面”上的阴谋，就不是萨克斯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在“操作层面”上所能理解的了。
在布雷顿体系设计之初，这两家金融机构的建立为的是确立美元的世界货币霸权地位。国际银行家废除金本位的理想分为三大步骤来实现，罗斯福在1933 年废除了传统的金本位体系后，黄金与美元的直接兑换关系（Gold Standard）被黄金间接兑换（Gold Exchange Standard）所取代，完成了废除黄金的第一步。在国际流通市场中，外国的美元持有者仍然可以将美元兑换成黄金。而布雷顿体系更进了一步，用美元兑换（Dollar Exchange Standard）取代了黄金被黄金间接兑换，即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只有外国中央银行才能拿美元兑换黄金，黄金进一步被挤出了货币流通领域，自此，废除黄金完成了第二步。
IMF和世界银行都是由美国实际控制，IMF是欧洲人坐头把交椅，为了防止局面失控，美国财政部设计了在诸多重大议题上，必须达到赞成票８５％以上才能实施的条款，从而相当于赋予了美国财政部（１７％投票权）一票否决权。而在世界银行，由于是美国财政部挑选行长，在完全掌握人事权的情况下，只有很少的情况下才设置８５％赞成票的门槛，以便提高“效率”。这就是玩“政策设计”和仅局限于“操作流程”二者之间层次的落差。
布雷顿体系的总设计师凯恩斯还构思出一个更“精彩”的概念：“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来构筑未来的世界货币框架，“特别提款权”就是所谓的“纸黄金”，以弥补美国由于长期的入不敷出所造成的黄金实物短缺。这可是人类历史上一项空前的“发明”，人为地规定某种“纸币”永不“贬值”，等同于黄金，但永远不能兑换成黄金。这个概念在1969年美国发生严重的黄金支付危机时被“隆重推出”，但是仍然没能挽救美元与黄金兑换关系的国际承诺的崩溃。布雷顿体系解体之后，“特别提款权”又被重新定义与“一篮子”货币汇率挂钩。至今，这一凯恩斯４０年代就构想出来的“世界货币”也没能发挥太大用场。
当1971年尼克松宣布中止黄金与美元关系后，IMF和世界银行的历史使命其实就已经终结了，不过国际银行家很快就为它们找到了新的定位：“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全球化”。
在斯蒂格利茨被解雇之前，他拿到了大量世界银行和IMF的机密文件。这些文件显示了IMF要求接受紧急援助的国家签署多达111项秘密条款，其中包括出售受援国的核心资产：自来水、电力、天然气、铁路、电信、石油、银行等；受援国必须采取具有极端破坏性的经济措施；在瑞士银行里为受援国的政治家开设银行账户，秘密支付数十亿美元作为回报。如果这些受援国政治家拒绝这些条件，他们在国际金融市场将休想借到紧急贷款。
这就是为什麽国际银行家最近对中国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无附加条件贷款愤怒异常的原因，中国为这些走投无路的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
斯蒂格利茨透露，所有的国家都有同一类药方等着他们：
第一副药：私有化。更准确地说是“贿赂化”。受援国领导人在只要同意贱价出让国有资产，他们将得到10%的佣金，全部付到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上。用斯蒂格利茨的话说“你会看到他们的眼睛瞪大了”，那将是数十亿美元的巨款！当1995年历史上最大的贿赂发生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时，“美国财政部认为这好极了，因为我们需要叶利钦当选。我们不在乎这是否是一场腐败的选举。我们希望钱涌到叶利钦那里。”
斯蒂格利茨并非是一名阴谋论者，他只是一位正直的学者，当他看到由于空前的腐败造成俄罗斯经济产出几乎下降一半，全国陷入严重衰退时，作为经济学家，良知和正义感使他对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卑劣伎俩非常不感冒。
第二副药：资本市场自由化。从理论上讲，资本自由化意味着资本自由地流入和流出。可是亚洲金融风暴和巴西金融危机的实际情况是，资本自由流入来爆炒房地产、股市和汇市。在危机来临之际，资本只是自由地流出，再流出，被斯蒂格利茨称为“热钱”的投机资本总是最先逃跑，受灾国的外汇储备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就被吸干。IMF伸手救援的条件包括紧缩银根，将利率提高到30%、50%、80%的荒谬程度，这样高的利息只会无情摧毁房地产价值，破坏工业生产能力，吸干社会多年积累的财富。
第三副药：市场定价。当半死不活的受灾国被IMF拖到这步田地时，IMF又提出对食品、饮用水和天然气等老百姓日常必须的产品大幅提价，最终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动。1998年印尼由于IMF削减了食物和燃料的补贴，爆发了大规模暴动。玻利维亚由于水价上涨导致市民暴动。厄瓜多尔由于天然气价格飞涨引起了社会骚乱。而这一切早就被国际银行家们掐算好了，用他们的术语，这叫做“社会动荡”（Social Unrest）。而这种“社会动荡”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那就是资金像受惊的鸟儿四散奔逃，而留下一片极其低廉的资产等待着早已垂涎三尺的国际银行家的血盆大口。
当埃塞俄比亚第一位民主选举的总统在危机中接受世界银行和IMF的援助时，却被迫将这些援助款项存到她在美国财政部的账户上，只拿到4%微薄的利息，与此同时却不得不向国际银行家以12%的高利借款来救济饥肠辘辘的人民。当新总统向斯蒂格利茨乞求动用世界银行和IMF的援助款来救灾时，斯蒂格利茨却只能拒绝他的要求。这是对人类良知的残酷考验，斯蒂格利茨显然不能承受这样的折磨。
第四副药：缩减贫困策略：自由贸易。在这样的境况之下，斯蒂格利茨将WTO的自由贸易条款比作“鸦片战争”。斯蒂格利茨尤其对“知识产权”条款感到愤慨，以这样高的“知识产权”“关税”来支付西方国家制药厂所生产的品牌药品，无异于“将当地人民诅咒致死，他们(西方制药公司)根本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IMF、世界银行和WTO都是一个机构外的不同牌子而已。IMF对市场开放的苛刻条件甚至超过了官方的WTO。[6.16]
2004年出版的《经济刺客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Man）则从实践者的角度为斯蒂格利茨的观点加上了精彩的脚注。
该书的作者约翰.伯金斯（John Perkins）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形象而细致地描绘了国际银行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不宣而战的秘密金融战争的始末。作为当事人，作者于60年代末被美国最大的间谍机构NSA（国家安全局）所招募，在经过一些列的测试之后，作者被认为是非常合适的“经济刺客”的人选。为了防止暴露身份，作者被一家国际知名的工程公司作为“首席经济学家”派往世界各国，去进行“经济刺客”的工作，一旦作者计划败露，由于完全没有官方背景，当事国只能归罪于私人公司的贪婪。作者的工作就是游说发展中国家向世界银行大量举债，债务要远远高于实际需求，以确定债务必将出现无法偿还的情况。为了让当政者尝到甜头，数亿美元的金钱贿赂随时现金支付。当债务无法清偿时，世界银行和IMF代表国际银行家去索要“所欠的鲜血淋漓的那一磅肉”，条件就是出让国家重要资产，供水系统、天然气、电力、交通、通讯等产业。
如果“经济刺客”的工作不见效，则派出中央情报局的“豺狗”（Jackal）去刺杀国家领导人，如果“豺狗”也失败了，最后就是动用军事机器发动战争。
1971年，作者被派往印尼，成功地完成了“经济刺客”的任务，导致印尼严重负债。后来作者又前往沙特，亲自操盘了“石油美元回流美国” （Recycling of Petrodollar）的计划，为基辛格后来成功游说沙特,离间OPEC组织立下汗马功劳。后来，作者又前往伊朗、巴拿马、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等国，屡立奇功。当2001年911事件让作者痛楚地感觉到美国遭世人痛恨正是由于像他这样一批“经济刺客”的出色工作时，作者终于决心说出真相。纽约各大出版社竟无人敢出版他的自传，原因就是书中的内容太具有爆炸性。他写书的事很快在“圈子里”传开了，一家国际著名公司以高薪聘请他“坐冷板凳”，条件就是不要发表该书，这算是一种“合法”的贿赂。当2004年，作者顶着风险和压力出版该书后，几乎一夜之间，该书就成为美国最畅销的小说。之所以选择小说形式，也是出于不得已，出版社担心如果以纪实体出现的话，难免招惹无妄之灾。[6.17]
货币战争
4.统治世界的精英集团
我们最好自下而上地来建造“世界秩序的大厦”，而不是相反。终结国家主权（的工作），可以用一点一点进行蚕食的办法，这会比老办法更快地达到我们的目的。[6.18]
里查德.加纳《外交事务》杂志，１９７４年４月
1992年7月16日，当克林顿在民主党大会上接受竞选总统提名后，发表了一番并无新意的有关团结、理想、人民和国家之类的高调。但是在演讲结尾，克林顿突然提到了他在乔治城大学读书时代的恩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卡洛.奎格雷（Carroll Quigley）对他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与肯尼迪总统对他的影响相提并论[6.19]。克林顿在随后的总统生涯里反复提到卡洛.奎格雷的名字，那麽究竟卡洛.奎格雷的什麽主张让克林顿如此刻骨铭心呢？
原来奎格雷教授是研究英美秘密精英组织的权威，他认为这些秘密组织决定性地影响了世界上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换句话说，奎格雷教授是一位“阴谋论”大师。
奎格雷教授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布鲁金斯智库、美国国防部、海军部任职，并与众多中央情报局的高官过从甚密。作为“圈内人”的奎格雷曾大量接触最高机密的文献和秘密档案，他对英美极少数统治精英对全世界命运安排的“理想”并不反感，只是对其中的一些具体做法持有保留态度，再加上他的研究晦涩深奥，所以并没有遭到“主流”学者的围剿，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他长达20多年的研究工作中接触过大量绝密文献，美国史学界没有第二个人有机会重复他的研究，所以他的著作鲜有挑战者，只要他的学说不危及同时代的当权者，精英圈子也没有必要动他。
在奎格雷教授看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协会,美国外交协会（CFR），彼尔德伯格俱乐部（Bilderberg Group），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显然是世界政治精英操纵世界局势的核心组织。拥有3600名会员的外交协会相当于美国的“中央党校”，加入该协会就等于迈进美国政界的大门，成为未来世界政策的制定者。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加上了欧洲的精英分子，而拥有325名会员的三边委员会加上了日本和其它亚洲国家的精英分子。美国外交协会的重量极成员往往也是其它组织的成员。这些组织中的精英们包括叱诧世界风云的重量级人物：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JP摩根国际委员会的戴维? 洛克菲勒、纳尔逊?洛克菲勒、英国菲利普王子、在肯尼迪总统政府内任美国国防部长后来又任世界银行总裁的麦克纳马拉、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法国前总统（和欧洲宪法的主要制订者）德斯坦、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还有就是一代宗师凯恩斯。国际银行家正是这些组织幕后的大老板，罗斯切尔德家族主持了很多届彼尔德伯格会议。1962年和1973年在瑞典度假圣地萨尔特舍巴登的会议由沃伯格家族主办。
正在读大学的克林顿听了恩师的指点立刻悟出要想在政界出人头地，个人奋斗注定会失败，必须进入权力核心的圈子才能达到“好风凭借力，任我上青云”的境界。
果然，克林顿先后加入了三边委员会和外交协会，还是“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这是一个专门培养未来“世界政府”重要“干部”的培训班。克林顿在1989年加入外交协会，１９９１年，时任阿肯色州州长的克林顿又出现在当年在德国召开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年会上[6.20]，要知道美国有众多的大州州长削尖脑门儿想要参加这个“超级精英聚会”，果然仅１年之后，名不见经传的偏远的阿肯色州州长克林顿竟然击败了英名赫赫的老布什而当选总统，难怪克林顿对恩师的教诲念念不忘。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Bilderberg Group)
“如果那些年我们就向公众开放，我们就不可能为世界制定发展计划。不过，世界越来越复杂，并准备向世界政府迈进。由知识精英和世界银行家组成的超国家主权实体肯定好过过去数世纪实践的国家自决。”[6.21]
戴维.洛克菲勒1991年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名字取自荷兰一家旅馆，由荷兰的伯恩哈德亲王（Prince Bernhard）于1954年一手创立。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美国外交协会的“国际版”，由美国和欧洲的银行家、政治家、商业领袖、媒体巨擎和著名学者所组成。他们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由罗斯切尔德和洛克菲勒逐一捡选出来的，这些人很多同时又是美国外交协会、朝圣协会（Pilgrims Society）、圆桌协会（Round Table）、和三边委员会的成员。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包括欧盟在内的几乎所有欧洲联合机构的策源地，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世界政府。[6.22]
该组织最大的特点就是“神秘”。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总部设在荷兰西部的莱顿市（Leiden），甚至还有电话号码。但没有网站。少数独立侦探，如英国的东尼?戈斯林（Tony Gosling）或美国的詹姆斯?塔克（James Tucker）要费尽心机才能获得有关彼尔德伯格会议位址和议程的消息,塔克跟踪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长达30年。塔克出版了一本关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书。历史学家皮埃尔?维勒马雷斯特（Pierrede Villemarest）和记者威廉?沃尔福（William Wolf）已经联合出版了《拒不让公众了解的事实和纪事》（Facts and Chronicles Denied to the Public），其中卷1和卷2讲述了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秘密发展史。比利时社会学家吉尤因斯（Geoffrey Geuens）所著的一本书有一章也是专门讲述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
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前副主席、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达维格农（Etienne Davignon）坚持说“这不是资本家操纵世界的阴谋”。法国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加入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长达近30年的蒂埃里.蒙布利亚尔（Thierryde Montbrial）说这只不过是个“俱乐部”而已。例如，彼尔德伯格2002年会议的正式新闻稿说，“俱乐部的唯一活动是举行年会。会上不提出任何决议，也不进行投票，不发表任何政策声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只是一个“灵活、非正式的小型国际论坛。与会者在论坛上可以发表各种不同的观点，增进彼此了解。”
英国经济学家威尔?赫顿（Will Hutton）说，每届彼尔德伯格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制定世界政策的前奏”，他的这个说法相当接近事实。彼尔德伯格会议上做出的决定稍后会成为8国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既定方针。
媒体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面前总是温顺得像沈默的羔羊。2005年，《金融时报》以典型的手法抢先报道，对沸沸扬扬的阴谋论淡化处理。
事实上，任何质疑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俱乐部的人都会被嘲笑成阴谋论者。英国议员或美国决策者等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说它“只不过是一个讨论问题的地方”，一个人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论坛。
恩达尔（FWilliam Engdahl）在其《百年战争：英美石油政治和新世界大战》（A Century of War:Anglo Americanoil politics and the New World War）一书中详细讲述了1973年在瑞典召开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上发生的一段鲜为人知的辛秘。在布雷顿体系崩溃之后的最初几年里，美元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的信誉和价值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在世界金融风暴之中随风而逝。当时的国际银行家还远未做好世界货币的准备工作，思想和理念也极度混乱，１９６９年“隆重”推出的世界货币“特别提款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根本无人问津。眼看局面即将失控，国际银行家们在１９７３年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上紧急磋商，试图遏制当时世界金融的危局，重新挽救美元的信心。美国的金融战略家沃特.雷维(Walter Levy)提出了一个大胆而惊人的计划，放手让世界石油价格暴涨４００％，并规划如何从中牟取暴利。
大石油公司和大财团的８４名成员参加了是次会议。恩达尔得出的结论是：
这些权贵聚集在彼尔德伯格目的是使权力平衡重新向有利于美国金融利益和美元的方向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决定利用他们最珍视的武器－全球石油供应的控制权。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政策就是引发全球石油禁运，迫使全球油价激增。从1945年起，按照国际惯例，世界石油以美元定价，原因是美国石油公司控制着战后石油市场。因此，全球油价突然上涨意味著世界对美元（用以购买必需的石油）的需求相应激增，从而稳定美元货币的价值。[6.23]
基辛格用“源源不断的石油美元流入”来形容油价飙升的结果。
三边委员会
“我们的国家能够拥有伟大的民主制度，我们也能够创造大量的财富并使它们积聚在极少数人手中，但是我们不可能两者同时拥有。”
路易斯.布兰德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显然是三边委员会的核心人物，也是戴维.洛克菲勒的智囊。在他的建议下，洛克菲勒决心将“将世界上最优秀的大脑整合起来解决未来的问题”。该想法在１９７２年初被首次提出，并在１９７２年的彼尔德伯格年会上，被“集体”广泛讨论并接受下来。
布热津斯基在１９７０年出版了著名的《两个时代之间》（Between TwoAges），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政府，该书被认为是三边委员会的“圣经”。洛克菲勒基金会与福特基金会理所当然地“慷慨解囊”，从财务上大力支持三边委员会的运作。
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均是北美、西欧和日本的一些大银行家、大企业家和著名的政界人物，纽约、巴黎、东京分别设了三个总部，由这三个地区各出一人担任主席。纽约总部的主席理所当然是戴维?洛克菲勒先生。布热津斯基便成为这个总部主持日常工作的执行主任。
布热津斯基曾向戴维?洛克菲勒力荐时任佐治亚州州长的卡特加入三边委员会，卡特在戴维洛克菲勒亲自提名下，被破格吸纳进三边委员会。这是他五年后能跨上白宫的台阶所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大步，也是他和布热津斯基成为莫逆之交的基础和开端。
年青时代的克林顿在恩师奎格雷的指点之下，一直努力向三边委员会和外交协会等组织积极靠拢，最终实现了他的总统梦。
三边委员会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一样都是美国外交协会的外围机构，最机密和最重要的决策只是在伦敦和华尔街极少数人的圈子里敲定下来。三边委员会和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起到的是“统一思想”、“协调步伐”的作用。
三边委员会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不遗余力地宣扬“世界政府”和“世界货币”的宏伟理想，最终为一个伦敦－华儿街轴心控制之下的“新世界秩序”铺平道路。１９７５年三边委员会在日本东京召开，在一份名为《重塑世界贸易与金融概要》（An Outline for Remaking World Tradeand Finance）报告中指出：“紧密的三边（美、欧、日）合作，维护和平，管理世界经济，培育经济发展，和减少世界贫困，将增加和平过渡到一种世界系统的机会。”
三边委员会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吸纳了当时的经济后起之秀日本的诸多知名企业家和银行家，扩充了“世界精英”的基础。国际银行家们非常懂得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对未来的“世界政府”“世界货币”和“世界税收”这一“伟大事业”的重要性。后来随着亚洲其它国家和地区逐步发展起来，这些地区的“精英分子”也成为国际银行家们青睐的对象。
问题不是一个“世界政府”到底好不好，而是谁主导这个“世界政府”，它是否能真正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富裕和社会进步。从２００多年来的社会实践来看，普罗大众似乎指望不上“精英们”的许诺。
经过许许多多的战乱和衰退，小老百姓们终于搞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只是摆设；没有经济平等，民主制度也就失去了根基，成了任金钱玩弄的道具。
如果说自由的本质就是人民能够拥有选择的权力，那么未来的“世界政府”的道路只有一条，“世界精英”已经替世界人民选择了好了。按照保罗.沃伯格之子，银行家杰姆斯.沃伯格的话说：“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无论人们是否喜欢它。唯一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政府究竟是经由（和平的）共识或是（武力的）征服来产生。”
货币战争
第七章 诚实货币的最后抗争
“历史表明放贷者会使用包括滥用权力、诡计、欺骗和暴力在内的一切手段来确保他们对货币和货币发行的控制，以便达到控制政府的目的。”
－－美国第4届总统杰姆斯.麦迪逊
货币战争
1.肯尼迪：美元银本位的牺牲品
肯尼迪遇刺前两分钟
对于美国人来说，1963年11月22日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肯尼迪总统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遇刺身亡。噩耗传来，整个美国都陷入了震惊和悲伤之中。几十年以后，人们在说起这一时刻时，很多人都能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在干什麽。究竟是谁，为什麽刺杀肯尼迪至今仍众说纷纭。美国官方的沃伦委员会的最终结论是一个名叫奥斯瓦德的凶手单独作案，但是此案的疑点实在太多，几十年来社会上流传着各种阴谋论。
最明显的疑点是凶手被警方抓获不到48小时，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另一名犹太杀手近距离枪杀，上百万人在电视机旁看到了谋杀全过程，而该凶手的动机竟然是“要向全世界的人展示犹太人的胆量”。
Jack Rubyshooting Lee Harvey Oswald.
另一个巨大的疑点是到底几个人参与了谋杀肯尼迪，沃伦委员会的结论是奥斯瓦德在5.6秒的时间里连发三枪，其中一发子弹打飞，一发击中肯尼迪的颈部，另外一发致命的子弹命中头部。几乎没有人相信奥斯瓦德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准确射击三次，更奇怪的是打中肯尼迪的颈部的子弹是先击中了坐在肯尼迪前方的德州州长后，再射中肯尼迪的，而这样的几率几乎为零，所以人们称之为一发“神奇的子弹”。更多的专家相信，不只一人从不同的方向朝肯尼迪开枪，而且不止三发子弹。
据后来护卫肯尼迪车驾的一名巡警回忆，“当肯尼迪在机场忙着和欢迎的人群握手时，约翰逊（副总统）的秘密特勤（Secrete Service）走过来给我们做安全工作指示。最让我吃惊的是他们说总统在德利广场（刺杀现场）的行车路线临时作了修改。如果保持原来的路线，杀手可能完全没有机会下手。他们还给我们下了一个闻所未闻的命令，通常情况下，我们四个摩托护警应该紧靠总统座车的四周，但是他们这次让我们全部退到车后，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总统座车的后轮。他们说这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没有遮拦的视野’……我的另一位朋友（保护副总统约翰逊）看见他（约翰逊）在听到第一发子弹前３０或４０秒时，开始在车里弯下身来，甚至在车队拐上休斯敦大街之前。也许他在车里的地毯上找什么东西，但是他看起来就好像预感到会有子弹飞过来一样”。
当第一夫人杰奎琳随着丈夫的遗体乘空军一号到达华盛顿机场时，她仍然穿着溅满肯尼迪鲜血的大衣，她坚持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他们看看犯下的罪恶”，此时的凶手奥斯瓦德仍被警方看押，杰奎琳所说的“他们”又是？杰奎琳在自己的遗嘱中说道，在她死后５０周年（２０４４年５月１９日），如果她的最小的孩子已经去世，她授权肯尼迪图书馆公开一份５００页的关于肯尼迪的文件。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她最小的儿子在１９９９年的一次飞机失事中丧了命。
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著名的民权运动推动者，在１９６８年当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后，几乎肯定可以最终当选总统，但是就在他欢庆胜利的时候，又是在大庭广众的场合被乱抢打死。
在肯尼迪被刺杀后的短短三年中，１８名关键证人相继死亡，其中６人被枪杀，３人死于车祸，２人自杀，１人被割喉，１人被拧断了脖子，５人“自然”死亡。英国的一名数学家在１９６７年２月的伦敦星期日时报声称，这种巧合的概率为１０万万亿分之一。从１９６３年到１９９３年，１１５名相关证人在各种离奇的事件中自杀或被谋杀。［注 7.8］
沃伦委员会让人生疑的还有封存所有文件、档案和证据长达７５年直到２０３９年才解密，这些文件涉及CIA、FBI、总统特警保镖、NSA(国家安全局)、国务院、海军陆战队等机构。另外，FBI和其它政府机构还涉嫌销毁证据。
２００３年肯尼迪遇刺４０周年，美国ABC广播公司搞了一次调查，７０％的美国人认为刺杀肯尼迪是一个更大规模的阴谋。
如此大规模地协调和组织，如此明显的证据和证人的封杀都说明肯尼迪刺杀事件其实已经不是一次秘密谋杀，而更像是公开处决，意在警告今后的美国总统们要搞清楚谁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宰。
问题是，肯尼迪家族也是国际银行家集团中的“圈里人”，其父约瑟夫就是１９２９年股票崩盘时大发其财，后来被罗斯福总统任命的首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主席，早在４０年代就跻身在亿万富豪的行列中了，如果不是这样显赫的家境，肯尼迪也不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信仰天主教的总统。那麽肯尼迪何以开罪了整个统治精英阶层，以至于落得杀身之祸呢？
毫无疑问，肯尼迪是一位富有雄心和才干的人物，当年纪青青的他坐上了总统的宝座，就碰上了古巴导弹危机这样重大挑战，他的表现坚定陈稳，可圈可点，面对和苏联可能爆发核战争的巨大危险而毫不妥协，最终逼退了赫鲁晓夫。肯尼迪还意气风发地推动了美国航天计划，最终使人类的足迹第一次踏上了月球，尽管他没能亲眼看到这一伟大的时刻，但他的神奇的感召力却伴随着整个计划。在推动民权运动方面，肯尼迪兄弟更是功勋卓著。１９６２年当第一名黑人大学生试图到密西西比大学注册时，引发了当地白人的激烈反对，全美国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民权运动的这个焦点上。肯尼迪毅然下令出动４００名联邦执法人员和３０００名国民警卫队护送这名黑人学生上学，此举震惊美国社会，肯尼迪顿时深得人民爱戴。在他的号召下，美国青年踊跃参加和平队（Peace Corps），志愿奔赴世界第三世界国家去帮助当地的教育、卫生和农业的发展。
在肯尼迪主政的短短３年中，能有如此耀眼的政绩，的确堪称一代豪杰。这样雄才大略的抱负，如此果断坚毅的心志，再加上美国人民的热爱和世界各国的敬仰，肯尼迪岂是愿做“傀儡”的人物？
当肯尼迪越来越强烈地想按照自己良好的意愿来运作这个国家时，他就必然与他背后的强大而无形的统治精英集团产生尖锐的冲突。当冲突的焦点涉及到国际银行家所主导的统治精英的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 － 货币发行权的时候，肯尼迪也许并不知道自己的大限已经到了。
１９６３年６月４日，肯尼迪签署了一份鲜为人知的１１１１０号总统令（Executive Order），着令美国财政部“以财政部所拥有的任何形式的白银，包括：银锭、银币和标准白银美元作为支撑，发行‘白银券’（Silver Certificate）”，并立刻进入货币流通。肯尼迪的意图十分明显，从私有的中央银行美联储手中夺回货币发行权！如果该计划最终得以实施，美国政府将逐步摆脱必须从美联储“借钱”并支付高昂利息的荒谬境地，并且以白银为支撑的货币不是“透支未来”的债务货币，而是基于人们已有劳动成果的“诚实货币”。“白银券”的流通将逐渐降低美联储发行的“美元”（Federal Reserve Note）的流通度，很可能最终迫使美联储银行破产。
如果失去控制货币发行的权力，国际银行家对美国这个最大的财富创造国将失去大部分影响力，这是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要搞清楚１１１１０号总统令的由来和意义，我们必须从白银在美国的几起几落说起。
白银在美国成为合法货币始于１７９２年的《１７９２年铸币法案》（Coinage Act of 1792），该法案奠定了美元的法律地位。一美元包含纯银２４.1克，金银比价１比１５。美元作为美国货币最基准的度量衡是基于白银之上的。此后美国长期保持金银货币双轨制。
到了１８７３年２月，《１８７３年铸币法案》在欧洲罗斯切尔德家族的压力下，废除了白银的货币地位，实行了单一的金本位，由于罗斯切尔德家族掌握着世界上大部分的黄金矿产和黄金供应，他们实际上控制了整个欧洲的货币供应。白银的产地比黄金更为分散，产量和供应量也大得多，控制起来难度更大，所以在１８７３年前后，罗斯切尔德家族先后胁迫欧洲大部分国家废除白银的货币地位，实行完全的金本位。美国也是这个总体步骤中的一步。这个法案在美国西部产银州激起了强烈反对，人们称这个法案为“１８７３年恶法”（Crime of 1873），随后产生了轰轰烈烈的支持白银的民间草根运动。
美国国会为了平衡纽约地区欧洲势力背景的银行家的影响力，又通过了《１８７８年布兰德－埃勒森法案》（Bland-Allison Act of 1878），要求美国财政部必须每月购买价值２００到４００万美元的白银，金银比价重新设定为１比１６。银币与金币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可以用于支付所有公共和私人债务。和“黄金券”一样，财政部同样发行“白银券”，一美元的“白银券”直接对应一美元的银币，以便于流通。
(一美元的“白银券”，可直接兑换一美元等价银币)
后来《１８７８年布兰德－埃勒森法案》被《１８９０年谢尔曼白银采购法》（Sherman Silver Purchase Act）所取代，新法案增加了财政部必须购买白银的数量，在以前的基础上，财政部必须每月增加４５０万盎司的购买量。
１９１３年美联储成立以来，“美联储券”（Federal Reserve Note）开始发行，到１９２９年大衰退时，“美联储券”已经逐渐占有货币流通的主要份额。到１９３３年时，“美联储券”仍能兑换等价黄金。
(１９１４年一美元“美联储券”，可以间接兑换等价金币)
在１９３３年时，在货币流通领域中还有“黄金券”（Gold Certificate）和“美国政府券”。
（１９１３年５０美元黄金券，可直接兑换５０美元等价金币，１９３３年后持有该货币违法）
“美国政府券”（United States Note）就是林肯在内战时期发行的美国第一种法币，即“林肯绿币”（Greenbacks）。它的总发行量被限定在6,681,016。１９６０年，它仅占美国货币流通总量的１％。
（“美国政府券”，即“林肯绿币”）
除了上述４种主要货币，还有少量的其它货币形式共存。
在１９３３年罗斯福废除金本位并宣布拥有黄金非法之后，黄金券即退出流通。美国货币流通领域仅剩下“美联储券”、“白银券”和“美国政府券”，由于“美国政府券”先天不足，有发行上限，所以不被国际银行家视作重大威胁。“白银券”就麻烦多了。
由于美国财政部被法律规定常年购买白银，到３０年代，美国财政部已经拥有高达６０多亿盎司（Troy Once）的白银，大致接近２０万吨的庞大储备，再加上白银矿产遍布世界，生产量也颇为可观，要是全部实现货币化发行“白银券”，势必成为国际银行家最大的梦靥。
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案》中规定，如果美联储解散，所有还在流通领域的美联储券必须以等价白银回收，１９３３年罗斯福帮助国际银行家废除了金本位之后，美国货币流通实际上是处在“银本位”之下。
不废除白银的货币地位，“廉价货币”和“赤字财政”的“大业”就会受到严重掣肘，国际银行家梦寐以求的通过通货膨胀这种更高效率的金融工具来神不知鬼不觉地掠夺公民财富的计划就会受到牵制。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规模赤字财政的推行，再加上战后重建欧洲经济的庞大开支以及朝鲜战争的卷入和越南战争升级，美联储大规模发行国债货币逐渐被市场发觉，美国人民从４０年代开始不断用“白银券”兑换成银币和银锭，导致财政部天文数字的白银储备急剧缩水。５０年代开始蓬勃发展的电子工业和航天工业对白银的需求量急剧增长，更是雪上加霜，到６０年代初肯尼迪入主白宫时，财政部的白银储备已锐减到19亿盎司。同时白银的市场价格猛涨，已逐渐逼近银币的货币价值1.29美元。当“白银券”被兑换成白银实物后，“白银券”也就自然退出流通，“劣币驱除好币”的“格雷欣法则”的效应显现了出来。
这一切就是肯尼迪签署１１１１０号总统令的大背景。
保卫白银和废除白银的货币地位成为肯尼迪和国际银行家斗争的焦点。
对于国际银行家而言，彻底废除黄金的货币地位已在全盘计划之中，但解决白银问题拥有着更高的优先级别。由于白银的潜在矿藏资源非常巨大，一旦世界各国在市场价格引导下开始更大规模的勘探和开发，不仅废除金本位的目标将难以实现，而且还将陷入黄金和白银的两线作战。一旦白银供应量大涨，“白银券” 很可能死灰复燃，重新与“美联储券”一争高下，由于美国政府掌握着发行“白银券”的大权，到时候鹿死谁手尚无定论。“白银券”如果占了上风，美联储的生存就面临着极大的风险。
所以国际银行家最紧迫的任务是尽最大可能压低银价，一方面让世界银矿行业处在亏损或是微利状态，从而延缓银矿的勘探和开发，减少供应量；另一方面促使工业用银量猛增，使得替代白银材料的研究和应用变得毫无必要，从而以最快速度消耗美国财政部仅存的白银储备。当财政部拿不出白银的时候，“白银券” 自然就不战而降，废除白银的货币地位也就顺理成章了。关键是争取时间。
肯尼迪自然是对此心知肚明，他一方面对国际银行家表态适当时机可以考虑废除白银的货币地位，另一方面却另作安排。不幸的是，他的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第伦（Douglas Dillon）并非他的心腹，第伦出身于华尔街银行大家族，身为共和党人被国际银行家强塞到肯尼迪的民主党内阁中，主要财政大权由第伦向国际银行家们负责。在第伦上任后，他的首要工作就是以最快速度消耗财政部的白银储备。果然第伦不负众望，他以９１美分一盎司的超低市场价向工业用户大量倾销白银。１９４７年成立的美国白银用户协会（TheSilverUsersAssociation）与第伦遥相呼应，强烈要求“卖掉（财政部）剩余的存银来满足白银用户的需求”［注 7.9］
１９６１年３月１９日的纽约时报这样报道：
参议员抱怨美国（财政部）低价抛售（白银）
参议员艾伦.百博（Alan Bible）今天向财政部提出重新审查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大量抛售白银的政策。这位内华达的民主党议员在给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第伦的信中说，美国国内的银矿开发已经落后于消费需求，而财政部的倾销行为是控制一个不现实的价格上限。世界性的白银短缺只有通过在北美和南美地区大量开发新产能来解决。他说‘只有当财政部缓解对国内市场和邻国的严酷的价格压力后，这一切才谈得上。”
１９６１年８月１９日的纽约时报还登载了这样一篇消息：
主要来自产银州的１３个西部民主党参议员今天向肯尼迪总统提交了一封联名信，信中要求财政部立刻停止抛售白银的行为。财政部的倾销压低了国际和国内市场的白银价格。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１６日，纽约时报：
财政部抛售白银储备已经对白银市场的价格加上了一个紧紧的盖子。工业用户知道他们可以从财政部得到每盎司９１到９２美分的白银，所以他们拒绝支付更多的钱给新的白银生产商。
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２９日，纽约时报：
白银生产商们昨天欣喜地听到一则消息，肯尼迪总统已经下令财政部体停止向工业界抛售货币白银。白银的工业用户被震惊了。
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３０日，纽约时报：
白银的价格冲上了４１年来纽约市场的最高价位，随着星期二肯尼迪总统宣布全面改变美国政府的白银政策，决定由市场来决定白银的价格。第一步就是立刻停止财政部出售不必支撑纸币（“白银券“）的白银的行为。
肯尼迪总统终于出手了，虽然时间已经稍显晚了一些，因为财政部的白银此时已剩下不足１７亿盎司了。但是他的果断措施已经使市场银价向世界各地的白银生产厂家发出了明确的信号，白银产量的上升和财政部的存量企稳都是可以预期的事。白银公司的股票一飞冲天。
肯尼迪的这一行为颠覆性地破坏了国际银行家的图谋。
1963年4月，美联储主席威廉.马丁在国会听证会上说：“美联储委员会确信，没有必要在美国货币系统中使用白银。尽管有人觉得把白银从支撑我们一部分货币系统中抽出可能会造成货币贬值，我不能认同这种观点。”
按照一般规律，当白银市场得到明确的价格上涨的信号，到重新开始新的资源勘探，新增设备扩大生产规模，最后提高总供应量，需要5年左右的周期，所以能否最终保住白银的货币地位，从而保留下美国政府直接发行货币的希望，关键时刻将是1966年。
肯尼迪与国际银行家争夺的制高点就是白银的货币地位，整个战役关系着美国民选政府是否能够最后保留住货币发行权。一旦白银重新开始大量供应，肯尼迪就可以与西部白银生产州联手进一步推动美元货币的白银含量重估的立法，加大“白银券”的发行量，“白银券”势必再度崛起。
到那时，1963年6月4日肯尼迪签署的11110号总统令就会立刻成为对付“美联储券”的利害杀招。
可惜的是，国际银行家也同样看出了肯尼迪的部署。这个深受选民热爱的总统几乎可以肯定会在1964年底的大选中获得连任，如果肯尼迪再作4年总统，局面将变得无法收拾。除掉肯尼迪成了唯一的选择。
当国际银行家中意的副总统在肯尼迪被刺当天在飞机上继任美利坚第36届总统时，他深知国际银行家们对他的期许是什么，他不能也不敢辜负这种“期许”。
货币战争
2.约翰逊：银本位的终结者
1964年3月，约翰逊上台后不久，就下令财政部停止“白银券”与实物白银的兑换，从而事实上废除了“白银券”的发行。财政部又开始以1.29美元为支撑点，向工业界大量抛售白银储备，以继续压制白银价格，打压白银生产商的生产动力，防止白银供应量上升。
紧接着，约翰逊又在1965年6月下令稀释银币纯度，进一步降低白银在硬币流通中的地位，他说：“我想绝对明确地声明，这些变化（稀释银币的纯度）不会影响我们硬币的购买力。在美国境内，新的银币将可以与同等面值的纸币相互兑换。”
华尔街日报1966年6月7日的一篇报道讥讽地回应道：“确实如此！但是那个著名的纸币的购买力，在同样的政府30多年来的通货膨胀政策下已经被逐步地侵蚀掉了。正因为如此，难怪我们的货币完全和金银分道扬镳了。”
美联储自己也承认，每年有计划地、“科学地”让美元的购买力下降3%到4%，以便让劳工阶层能“看到”工资在上涨。
到1967年夏天，财政部基本没有“闲置”的白银可供抛售了。
终结白银货币的大业终于在约翰逊手中实现了。
货币战争
3.“黄金互助基金”（Gold Pool）
在废除金银的货币地位的进程中，国际银行家采取了“先银后金”的战略方针。先取白银的主要原因在于到60年代初，世界上只剩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还在使用白银作为货币，从美国货币系统中“摘除白银”只是一个局部手术，所遭遇的阻力和波及面都有限。
黄金的问题则复杂和困难得多。在人类长达5000年的社会实践中，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国家，无论什么宗教，也无论什么种族，黄金被世人公认是财富的最终形式。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决不是凯恩斯等人几句轻飘飘的“黄金是野蛮的遗迹”就能化解的。国际银行家们非常清楚，黄金决不是普通的贵金属，从本质上看，黄金是唯一的、高度敏感的、深负历史传承的“政治金属”，处理不好黄金问题，是会在世界范围内掀起金融风暴的。在白银战役尚未结束之前，必须稳住黄金这边的战线。
由于美联储自3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通货膨胀政策导致美联储货币发行严重超量，超量的纸币在追逐有限的金银货币过程中，无可避免地推高了金银价格。在美国国内，由财政部负责出面压住白银价格，在国际上，必须有一个相对应的组织来代行财政部的功能，负责向市场抛售黄金，将汹涌的黄金攻势压制在滩头阵地。
喷气飞机时代的到来使得国际银行家能够经常碰面，秘密商量对策。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于是成为他们著名的“巴塞尔周末”会议所在地。
1961年11月，经过密集协商，国际银行家达成一个“高明”的计划，由美国和7个欧洲主要国家建立了“黄金互助基金”，它的主旨就是压住伦敦市场的黄金价格。该基金由参加国的中央银行出份子，总额为2亿7000万美元的等价黄金，其中美国最为财大气粗，独家承担一半，德国战后经济起飞，荷包也日渐鼓胀起来，加之战败国自觉矮人一截，所以认捐数额仅次于美国，达3000万美元。英法意都是2500万，瑞士、比利时与荷兰为1000万。由英格兰银行实际负责操盘，先由它自己的金库中垫支黄金，然后月末和其它入伙的央行按比例结算。
“黄金互助基金”的首要目标就是如果金价超过35.20美元时，予以迎头痛击，绝不允许越雷池一步。35.20美元的价格中包括了从纽约调运黄金的运输成本。
所有参与该基金的中央银行都保证不从伦敦市场上购买黄金，也不得从南非、苏联等第三国购买黄金，美国还保证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游说其它国家的中央银行也采取同样的政策。
所有“黄金互助基金”的内容在当时均为最高金融机密，与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传统秘密会议一样，不得有任何书面记录，一张纸片的记录都不允许。任何协议都是口头达成，就如同老摩根以握手和口头协议来完成巨额交易一样，国际银行家们的口头承诺拥有同等甚至更高的约束力。[注7.10]
在“黄金互助基金”开始运作的最初几年里，大获成功，甚至好到完全超出预先的想象。黄金生产大国苏联1963年秋农业严重歉收，不得不大量抛售黄金来进口粮食，苏联在1963年最后一个季度总共出售惊人的4亿7000万美元的等价黄金，大幅超过“黄金互助基金”的全部黄金家底，在21个月中， “黄金互助基金”的黄金弹药库暴涨到13亿美元，国际银行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注7.11]
但是，越南战争的不断升级导致美联储不断加大美元的供应量，洪水泛滥的美元很很快就吞噬了“黄金互助基金”的盈余和大部分家底。法国眼看大势已去，率先退出“黄金互助基金”，不仅如此，法国政府加紧把手中的大把日渐丧失购买力的美元换成黄金，从1962年到1966年，法国从美联储手中兑换了近 30亿美元的黄金并运回巴黎储存。
到1967年11月底，“黄金互助基金”总共损失了10亿美元的黄金，接近900吨。此时的美元已处在世界范围内的信心危机之中。
约翰逊总统终于沉不住气了，他想做点什麽了。
在约翰逊总统身边有一群国银行家作为他的高参，他们反复向总统灌输一个主意，那就是长痛不如短痛，与其这样一点一点被其他国家吸干黄金储备，不如孤注一掷搏一把，拿出全部黄金家当，把伦敦金属交易市场给淹了，一劳永逸地解决黄金对美元升值的问题，重拾世界对美元的信心。约翰逊接受了这个近乎疯狂的建议，美联储的全部黄金储备被押上了这场空前规模的赌桌。上万吨的金砖被装船运往英格兰银行和纽约美联储银行，准备给看好黄金的全世界投机者一个惨痛的教训。如果计划顺利，英格兰银行和纽约美联储银行联手海量抛售黄金，造成黄金突然超量供应，将金价打到３５美元以下，投机者势必陷入全面恐慌，并最终击穿他们的止损线，造成更大规模的抛售黄金。待彻底打垮黄金买家的人气之后，再以低价逐渐买回黄金，人不知鬼不觉地把黄金还回金库。这实在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在１９６８年年初的几个星期之内，该计划付诸执行。让约翰逊总统和所有人极度惊骇的是，市场全部吸收了黄金的卖盘。该役，美联储总共损失９３００吨黄金。酷爱权力却输得一塌糊涂的约翰逊总统，不久即宣布不再竞选总统连任。[注7.12]1968年3月，“黄金互助基金”已陷入崩溃的边缘。
3月9日，总统特别助理罗斯托（Rostow）在给约翰逊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
大家（总统经济顾问）的结论是：一致反对让黄金涨价来应对当前的危机。多数人倾向保持‘黄金互助基金’运转，但是他们认为和欧洲方面协调有困难，很难恢复市场的平静。所以他们认为我们最终不得不关闭‘黄金互助基金’。大家的想法比较混乱，不知如和劝说非‘黄金互助基金’的国家与我们合作，他们觉得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排上用场。他们认为我们必须在30天之内对何去何从有一个清楚的想法并采取行动。
评语：您可以看出，这些想法和我们的没有太大的不同。本周末的巴塞尔会议（国际清算银行）之后，我们将可以更准确地了解到欧洲人的想法。
3月12日，在另一份备忘录中，罗斯托写道：
总统先生：
我对比尔.马丁（Bill Martin,美联储主席，刚参加晚巴塞尔会议）的理解是以下几点：
1.对于黄金价格的变化，英国和荷兰人可能赞同这种选择（保持‘黄金互助基金’）。德国人犹豫不决。意大利、比利时和瑞士人强烈反对。
2.他达成了协议，大家追加5亿美元的黄金并以承诺另外5亿美元来保证基金的继续运转。（以目前伦敦市场黄金损失速度来看，这些黄金只能支持几天时间）
3.欧洲人意识到我们很快就会面临非常不愉快的选择。他们准备不得以时关闭伦敦黄金市场，让黄金随行就市。
4.在这种情况下，财政部、国务院、美联储、和总统经济顾问们忙了一整天来考虑一旦我们宣布关闭‘黄金互助基金’后，各国以后如何协调。
5.我们还不知道约福勒（财政部长）和比尔的个人观点。我们会在今晚或明早与他们交换意见。
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们离真相到来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3月14日，在黄金问题上，罗斯托进一步报告：
您的高级顾问达成以下一致：
1.现在的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希望事情能有好转。
2.我们这个周末需要在华盛顿召开一个“黄金互助基金”参与国的会议。
3.我们将讨论：黄金在过渡期间的规则，保持金融市场持续的措施，加紧推行特别提款权（SDR’s）
4.在过渡期间，我们将对官方央行美元持有者按原价兑换。
5.如果不能达成任何协议，我们将中止官方美元兑换黄金，至少暂时如此。然后召开紧急会议。
6.这将可能使世界金融市场在一段时间内陷入混乱，但这是唯一能迫使其他国家接受一个长远方案的办法。我们一致认为让黄金价格上涨是最糟糕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