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必须下决心是否立即关闭伦敦黄金市场。
无论采取什么措施也挽救不了“黄金互助基金”破产的命运。1968年3月17日，“黄金互助基金”计划终于关门大吉了。伦敦黄金市场应美国要求关闭了整整两个星期。
在美联储黄金大战惨败的同时，越南战争的情况也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1968年1月30日越南游击队对南越30个省的省会同时发动大规模进攻，甚至占领了西贡境内的一些重要目标，顺化古都也被攻陷。基辛格认为，这次进攻虽然北越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但是从军事角度来看却是北越的最大败笔，游击队放弃了自己擅长的飘忽不定的打法，而集中主力与美军打起了阵地战，在美军优势火力之下，游击队伤亡惨重。如果美军对业已失去了游击队掩护的北越主力部队进行大规模进攻，越南战场的前景可能会有根本改观，让基辛格扼腕长叹的是，约翰逊放弃了这样一次机会。此时的约翰逊在金融战场上的惨败，已经使他丧失了坚持越南战争的底气。
伦敦黄金市场的惨败，让美国的决策精英们陷入了全面恐慌，坚持金本位的保守人士与要求废除金本位的主流派产生了激烈争论。但双方都认为在如此混乱的金融局面下，越南战争该收场了。
于是，美国的新闻舆论导向开始发生根本转变。1968年2月27日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预言”美国将会失败。华尔街日报质问“事态是否已经弄乱了我们原先可驾驭的目标？如果还没有准备好的话，美国人民应该准备接受越南事件的黯淡前景。”《时代周刊》3月15日说，“1968年已使得美国人觉悟到，在越南获胜，或甚至只有取得有利的局面，已经不是（美国）这一世界强权力所能及的了。”这时，熟睡已久的参议员们也苏醒过来，富布赖特议员开始质疑：“政府有权不经过国会同意就扩大战争吗？”曼斯菲尔德则宣布：“我们在一个错误的地方，从事一场错误的战争。”
1968年3月31日，约翰逊宣布对北纬20度线以北地区中止轰炸行动，他还表明不再增派大量军队前往越南，并宣称“我们在越南的目标从来就不是消灭敌人”。他又宣布放弃竞选连任总统。
越南战争结束的本质原因乃是伦敦黄金战场的惨败导致统治精英阶层的金融“底气”损耗殆尽。
货币学家们在反复发作的美元危机中始终坚称是黄金短缺造成了货币危机，从金本位的历史来看，这显然是倒果为因，黄金短缺并不是问题的原因，无节制的美元过量增发才是危机的根源。和白银价格长期被压制一样，黄金价格被长期扭曲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在于造成黄金产量不足的窘境。当危机来到时，奇怪的是人们通常采取的竟是掩耳盗铃的伎俩，而不是诚实地面对问题的本质。在“黄金互助基金”打光所有“子弹”之后，国际银行家们又想起凯恩斯在40年代最早提出的“纸黄金”的思想，对之加以重新包装，最后提出“特别提款权”这个“伟大发明”。
正如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雅克.鲁夫所指出：“同时，货币学家们发明了一种新玩意儿来掩盖美国货币的破产状态的事实。每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被分配到一种特殊的国际储备货币。但是为了不引发通货膨胀，特别提款权必须被严格限量。这样，甚至在特别提款权的扶持下，美国仍然无法偿还它的美元债务的一小部分。”
但是华尔街则是另一派喜气洋洋的面孔，它欢呼这是个现代金融史上的创举：
美国获得了纸黄金的胜利
财政部次长保罗.沃尔克满面笑容地告诉新闻媒体，‘我们终于实施了它（特别提款权计划）。”华尔街日报欢呼这是美国经济学派的一个重大胜利，因为它是对老旧的黄金必须是货币价值的唯一指挥棒和经济万能药的直接打击。
但是，华尔街日报忘了说既使是特别提款权也是以黄金含量来定义的，所以黄金仍然是货币的指挥棒，而且特别提款权不能被“贬值”。
对于特别提款权，李普斯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总有一天，它（特别提款权）会被历史学家与约翰.劳（JohnLaw）的密西西比阴谋所造成的‘南海泡沫’一样并列在人类伟大‘发明’之列。把它定义为等同黄金而却不能兑换成黄金简直可以申请荒谬专利了。任何纸币或信用单位只有在固定比例下毫无限制地可兑换黄金才能被视作‘等同于’黄金。
德国经济学家帕尔义对‘纸黄金’的概念也提出了尖锐地批判：
这种新的SDR储备货币只能在世界范围内刺激更加鲁莽的金融扩张和通货膨胀。采用SDR是通货膨胀分子的胜利。它搬开了挡在完全受控制的‘世界货币’道路上的最后一块石头，它永远不会在世界上‘短缺’。
1969年3月18日，美国国会取消了美联储发行的美元必须拥有25%的黄金支撑的强制要求，这一行为切断了黄金和美元发行的最后法律强制关系。
世界离最后的真相不远了。
尼克松不理解或不想去理解黄金何以如决堤的江河奔涌外逃，无论美国政府如何阻挡都无济于事。问题的本质在于美国收支账目出现了爆炸性的赤字，美国实际上已无力保持对黄金的固定汇率。不是黄金数量太少，而是美国的银行系统创造出了太多的美元。
约翰.埃克斯特讲述了这场黄金决战的最后一段故事：
“1971年8月10日，一群银行家、经济学家和货币专家在新泽西海边举行了一次非正式讨论，探讨货币危机问题。大约下午3点，保罗.沃尔克的车来了。他当时是财政部次长，负责货币问题。
我们在一起讨论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你知道，我一向支持保守的货币政策，所以我所提出的大幅提高利率的意见被大多数人否决了。其他人认为美联储不会放慢信贷扩张，担心会导致衰退甚至更糟。我又建议提高黄金价格，保罗.沃尔克认为有道理，但是他觉得国会很难通过。像美国这样的世界领导人不愿意向他们的人民承认货币被贬值的实际情况，不论问题有多严重。这实在是太让他们尴尬了，到这时为止，我们所遇到的（货币）危机，人民大多还毫无知觉。这不像是 1933年国家处在紧急状态下，罗斯福可以为所欲为。
这时，保罗.沃尔克转过来问我，如果我来决策应该怎样做。我告诉他因为他不愿升息，又不愿黄金涨价，那就只有关闭黄金兑换窗口，继续以35美元一盎司出售国库的黄金已经毫无意义了。5天以后，尼克松就关闭了黄金窗口。”
当黄金和美元的最后一丝联系在1971年8月15日被尼克松总统斩断之后，国际银行家终于如愿以偿。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这个世界第一次一起进入法币时代，这对人类社会和文明究竟是福是祸，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
以美联储为首的西方工业国在挣脱了黄金这一紧箍咒之后，果然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信贷扩张时代，货币发行已达到毫无节制随心所欲的程度，到2006 年为止，美国的政府、公司和私人欠债总额已经高达44万亿美元，如果按照5%的最低利息估算，每年仅偿还利息就高达2万2000亿美元。
问题是这样的债务已经到了无法偿还的程度，而债务又必须被偿还，如果不是欠钱的人还，就是借钱的人还，更糟的是，最后会由辛勤劳动的世界各国纳税人来偿还。
货币战争
4.“经济刺客”与石油美元回流（The Recycling of Petrodollars）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埃及和叙利亚同时对以色列发动进攻。由于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政策，10月16日中东地区的伊朗、沙特和4个阿拉伯国家祭出“石油武器”，同时宣布油价上涨70%。此举对70年代以后的世界格局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科威特的阿拉伯国家部长会议上，伊拉克代表强烈要求锁定美国为主要打击目标，他建议其他国家一起没收美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商业财产并实施国有化，对美国进行石油禁运，从美国的银行系统中撤出所有资金，他认为这将造成美国陷入29年以来的最大经济危机。虽然这些过激的提议没有被采纳，但在10月 17日他们达成了削减5%的石油产量，并持续每月减少5%的产量，直至他们的政治目标得以实现。
10月19日，尼克松总统要求国会立即向以色列提供22亿美元的紧急援助。10月20日，沙特和其它阿拉伯国家宣布完全停止向美国出口石油。国际石油价格应声暴涨，从1970年的1.39美元一桶原油冲到1974年的8.32美元。虽然石油禁运只持续了5个月到1974年3月结束，但是，这次事件极大地震动了西方社会，他们一致认为，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再度发生。
国际银行家则千方百计地谋划让流进沙特等国的石油美元必须流回美国。
经过仔细分析，美国决定采取“分而制之”的策略，从内部分化和瓦解中东石油出产国。而主要突击方向被选定为沙特。沙特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盛产石油，地处中东腹地，伊朗、叙利亚、伊拉克、以色列等强邻环伺，军事防御力量极端单薄，沙特王室有一种深刻的不安全感。洞察了这一弱点之后，美国向沙特提出了很有吸引力的拉拢条件，全面的政治支持，必要时的军事保护，并提供技术支援、军事训练，以确保沙特王室永续存在。条件是，石油交易必须以美元结算，沙特必须用赚来的石油美元购买美国国库券，确保美国的石油供应，石油价格波动必须经过美国认可，如果伊朗、伊拉克、印尼或委内瑞拉对美国进行石油禁运，沙特有义务弥补由此产生的石油供应量，沙特还需要从中“劝阻”其它国家对美国的石油禁运。
“经济刺客”帕金先生被派往沙特去做这个计划的具体操盘手。作为一家世界著名工程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的帕金先生的任务就是“尽最大的想象力来使大量投资在沙特经济中显得非常有前景，前提是，必须由美国的工程和建筑公司中标。”
在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之后，帕金突然产生了一个灵感，沙特首都利雅得大街上的羊群与现代化的气息差距太大，大规模城市建设能够赚回很多石油美元。另一方面，帕金深知欧佩克成员国的经济学家大声疾呼要求对石油进行深加工，拥有自己的石油精炼工业，以获得比出售原油更高的利润。帕金想到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解决方案，从处理羊群入手，石油美元收入可以用来支付美国最昂贵的现代化的垃圾处理设备，美化利雅得的市政建设也需要大批高精尖的美国产品。在工业方面，石油美元将被用于运输原油，加工原油的基础设施方面，巨大的石油加工工业区将在沙漠中拔地而起，它们的四周则是大型工业园，大型发电厂，变电输电系统，高速公路，石油管道，通讯系统，机场，海港改造，和与之配套的巨大的服务业体系。
在帕金的计划中分成了两大类项目，一类是基础硬件设施建设的合同，一类是长期服务与管理合同，MAIN、Bechtel、Brown& Root、Halliburton、Stone&Webster等美国各类公司将在未来几十年都会赚得盆满钵满。
帕金还想到了更远的前景，保护阿拉伯半岛所产生的巨大产业链。美国军事基地建设，国防工业合同和其它相关的一切活动的合同，还包括更加庞大的管理与服务合同。而这一切又会产生新一波的工程建设合同，诸如军用机场、导弹基地、人员培训中心等所有与之相关的项目。
帕金的目标是，不仅要让石油美元绝大部分流回美国，还要使这笔巨款所产生的利息收益全部花在美国公司身上。
沙特人会对这样“现代化”的工业基础设施和城市市容倍感骄傲，其它欧佩克国家将艳羡沙特如此迅速地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然后这一套计划在被用于其它国家。
帕金的出色计划和游说能力令幕后大老板非常满意，在这样一个大计划之下，基辛格博士于1974年来到沙特，最终敲定了石油美元的大政方针。
脱离了金本位庇护之下的风雨飘摇中的美元终于找到了石油这个避难所。
货币战争
5.里根：离心脏仅一毫米的子弹打碎了金本位的最后希望
尽管在世界范围内，金本位已经被全面废除，除了瑞士金法郎等极少数国家，黄金与纸币已经全然没有任何联系，但是最让国际银行家吃不香睡不好的还是黄金的价格在整个70年代的持续上涨，防止金本位复辟乃是最高优先极的工作。
1975年1月1日，为了向世人展现黄金不过是一种普通金属，增加人们对纯纸币美元的信心，美国政府决定解除对美国人民实行了长达40年的黄金持有禁令。其它国家对黄金则采取课以重税的办法来减少人民对黄金的需求，有的甚至征收高达50%的黄金增值税（Value Added Tax）。美国人在黄金消失了40年后，已经对黄金非常生疏了，再加上购买的繁琐与不便，黄金解禁并没有产生预想的紧张局面，国际银行家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当后来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看到前中央银行家约翰.埃克斯特手中玩弄的金币时，不禁好奇地问道：“约翰，你的金币是从哪里买的？”
欧内斯特.威尔克在《为什么要黄金》一书中点出了国际银行家打压黄金的实质：
“从1975年开始，美国在IMF的主要成员国的配合下开始了‘打压’世界黄金市场的征途。打压黄金价格的目的在于使主要国家的人民信服纸币比黄金更好。成功的（控制黄金价格）的操作，将确保超量发行纸币的过程能够无限进行下去。”
经济学家们也异口同声地认为在失去政府官方的购买需求之后，黄金会被证明是一种几乎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有些人甚至认为25美元一盎司才是黄金的“内在价值”。
1975年8月，为了进一步消除黄金的影响力，美国和西方工业国决定各国的黄金储备量不再增加，而IMF的黄金需要抛售5000万盎司来压低金价。但是黄金价格依旧坚挺，并在1979年9月冲到了430美元一盎司，此时的金价比起1971年布雷顿体系解体时的价格已经上涨了十几倍。
美国财政部于1975年1月开始第一次拍卖黄金，后来从30万盎司的拍卖量增加到75万盎司，仍然难以抵挡黄金的买盘。只有当财政部1978年 11月宣布空前的150万盎司的拍卖量时，市场价格才少许回落。到1979年10月16日，美国财政部终于撑不住了，宣布定期拍卖改为“意外”拍卖。
400美元的黄金价格被普遍认为合理地反映了美元从1933年以来严重超量发行的事实，应该是稳定而可持续的价位。
但是1979年11月爆发的“伊朗人质危机”改变了黄金的长期价格走向。美联储在危机爆发后迅速宣布冻结伊朗在美国的黄金储备，这一举动让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从心底冒出一丝寒意，如果伊朗的黄金可以被冻结，大家存在美国的黄金也都不安全。于是各国纷纷购买黄金并直接运回本国储存。伊朗更是惊恐万状地在国际市场上狂买黄金，伊拉克也不甘寂寞，加入了超级买家的行列，金价在几个星期之内就跳上了850美元一盎司的云端。
目睹了这一切沧桑巨变的里根总统，开始确信只有恢复金本位才能挽救美国经济。1981年1月，里根上任伊始就要求国会成立“黄金委员会” （Gold Commission）研究恢复金本位的可行性。此举直接触犯了国际银行家的禁区，1981年3月30日，入主白宫仅69天的里根就被一名叫辛克利的追星族，为了吸引著名影星朱迪.福斯特的注意，一枪打中，子弹距心脏仅1毫米。当然，和绝大多数刺杀美国总统的凶手一样，此人被认为神经有问题。
（1981年3月30日，里根被刺）
这一枪不仅打明白了里根总统，也打碎了恢复金本位的最后希望。1982年3月，17人组成的“黄金委员会”以15比2的差距，否决了金本位的思路，里根总统赶紧“从善如流”。
从此，再也没有一位美国总统敢动金本位的念头了。
References:
7.1 Tragedy&Hope,by Carroll Quigley(MacMillan,1966),p.308
7.2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by Charles Seymour 1926 p173
7.3 Alan Stang,The Actor16(1968);George Sylvester Viereck,The Strangest Friendship in History 36-37(1932)
7.4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by Charles Seymour 1926 p175
7.5 The Invisible Government,by DanSmoot,1962
7.6 Trading With The Enemy,by Charles Higham 1983
7.7 Trading With The Enemy,by Charles Higham 1983
7.8 JFK:The Dead Witnesses,by Craig Roberts and John Armstrong
7.9 NewYork Time October16,1961
7.10 Gold War,by Ferdin and Lips
7.11 GoldWar,by Ferdin and Lips
货币战争
八章 不宣而战的货币战争
“我们就像狼群站在高高的山脊之上，俯视着一群麋鹿。泰国的经济看起来与其说是一头亚洲的小老虎，不如说更像一只受伤的猎物。我们选择病弱的（进行猎杀），是为了保持鹿群整体上更健康。”[8.1]
美国时代周刊1997
本章导读
众所周知，谁能垄断某种商品的供应，谁就能实现超级利润。而货币乃是一种人人都需要的商品，如果谁能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谁就拥有无法限量的赚取超级利润的手段。这就是数百年来，为什么国际银行家要绞尽脑汁、处心积虑、无所不用其极地谋取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权的原因。他们最高的境界就是垄断全世界的货币发行权。
为了确保控制世界货币发行这一金融战略制高点，国际银行家从７０年代起，发动了一系列旨在巩固美元信心、“肢解”发展中国家经济、和打垮潜在竞争对手的货币战争，其最终的战略目的就是：让世界经济“有控制地解体”，为完成一个由伦敦－华尔街轴心控制之下的“世界政府”、“世界货币”和“世界税收”奠定坚实的基础。
请注意，国际银行家是一个“超级特殊利益集团”，他们不忠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相反，他们控制国家和政府。他们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利用美元和美国的力量，但是，当他们的准备工作就绪后，就可能随时攻击美元，从而制造世界范围内１９２９年级别的经济危机，以严重的危机促使和胁迫各国政府放弃更多的主权，施行区域货币和区域政府。
打击中国的金融体系，毫无疑问的是他们的重中之重。对中国下手，决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什么方式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任何侥幸的想法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他们可能采取的的战略战术和打击日本的有着很大的相似性，首先是制造中国的超级资产泡沫，中国的经济在他们的“帮助下”，将会有几年的极度繁荣时期，类似于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０年的日本。然后他们将痛下杀手，实施“远程非接触式”的金融核打击，打垮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将国际和国内资金吓得四散奔逃。最后再以跳楼价收购中国的核心资产，并对中国经济进行“彻底解体”，完成统一世界过程中的最艰难的一步。
当然，要想经济上“肢解”中国，“民主化”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没有共产党这个孙悟空，中国人民的唐僧肉吃起来就顺当多了。
货币战争
1.1973年中东战争:美元反击战
其实，1973年10月6日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并不是偶然的。同年5月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年会上，84位国际银行家、跨国公司巨头和被选中的政客会商如何应付令人头痛的失去黄金支撑的美元颓势。戴维.洛克菲勒带来了心腹谋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大家讨论的结果是必须重振美元信心，夺回业已失控的金融战场的主导权。
国际银行家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计划，让国际油价上涨400%！[8.2]
这一大胆的计划将达成几个目的：一方面，由于世界石油交易普遍使用美元结算，石油价格暴涨4倍，将导致世界各国对美元的需求激增，抵消美元失去黄金支撑后各国对美元抛售所产生的副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前几年“经济刺客”们的出色工作，拉美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已经中了过度贷款的狠招，一旦石油价格猛涨，美国顺势大幅提高利率，这些经济落后而资源丰富的国家将成为一群肥美待宰的羔羊。
这个计划最出彩的地方就是“嫁祸于人”。挑动埃及和叙利亚进攻以色列，美国再公开支持以色列来激怒阿拉伯人，最后导致阿拉伯国家一怒之下对西方实行石油禁运，石油价格必将一飞冲天，而全世界的怒气全部都发到了阿拉伯国家身上。国际银行家们一面坐山观虎斗，一面清点着石油美元回流的钞票，不仅一举挽回美元颓势，重夺金融战场主动权，还顺手牵羊痛剪拉美印尼等国的羊毛。此计堪称妙到毫颠。
纵观历史上国际银行家的历次出手，可以发现他们始终遵循着“最优算法”，每一次重大战略行动都会同时达成３项以上的主要目标，用“一石三鸟”来形容也决不过分。国际银行家从来就是打“组合拳”的高手。
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两位国际银行家的哼哈二将全力协同，整个事件发展完全不出所料。布热津斯基出谋划策，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政府的情报“沙皇”直接参与执行。威廉.恩格（William Engdahl）在《世纪战争》一书中尖锐地指出：
“基辛格持续地压制流向美国的（中东地区）情报，包括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阿拉伯官员对战争准备的确认。华盛顿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基辛格著名的‘穿梭外交’都精确地执行了彼尔德伯格5月会议的路线。阿拉伯的石油生产国成为全世界泄愤的替罪羊，而盎格鲁-美国的利益却悄悄地躲在幕后。”[8.3]
在基辛格的诱惑和威逼下，沙特是第一个与美国达成合作的欧佩克国家，用石油美元购买美国债券，从而实现“石油美元回流”。然后基辛格过关斩将，到1975年，欧佩克的部长们同意只用美元进行石油结算。
世界货币于是进入了“石油本位”的时代。
石油价格暴涨导致了石油贸易结算对美元需求的暴涨，终于使美元在国际上重新获得有力支撑。
从1949年到1970年世界石油价格一直稳定在1.9美元一桶。从1970年到1973年，油价逐步上升到3美元一桶。1973年10月16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欧佩克将油价调高70%到5.11美元一桶。1974年1月1日，油价又上涨了一倍，到11.65美元。从1973年彼尔德伯格会议之前的油价到1974年1月，石油价格果然上涨了近400%。
1974年，不明就里的尼克松总统还试图让美国财政部向欧佩克施加压力，让油价回落，政府一名知道内情的官员在备忘录中写道：“银行家把这个建议置之不理，而强调用‘石油美元回流’的策略对付高油价，这是一个致命的决定。”
在随后而来的高油价时代，造成了西方各国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人民储蓄被大幅洗劫。更为不幸的是毫无防范意识的发展中国家，恩格解释道：
“石油价格400%的暴涨对于以石油为主要能源的经济造成了很大冲击。大多数缺乏石油资源的经济体，突然碰到了出乎意料和难以支付的400%的进口能源成本，还不必说农业使用的从石油而来的化肥等的成本上升。
1973年，印度的贸易是顺差，处在一个健康的经济发展状态。到1974年，印度的外汇储备为6.29亿美元，却要支付两倍于此的进口石油费用，即 12亿4100万美元。同样到1974年，苏丹、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面临着贸易赤字。据IMF统计，1974 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赤字达到了350亿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并不奇怪的是，这个赤字总和恰好相当于1973年的4倍，也就是说与石油价格上涨成比例。
70年代初期强劲的工业生产和贸易，被1974年到1975年世界范围内的工业与贸易萎缩所取代，其严重程度是二战结束以来之最。”[8.4]
70年代中，许多正在实施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已经陷入对世界银行低息贷款的严重依赖，石油价格猛涨使得这些国家的大量资金被高油价所吞噬。
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要么停止工业化进程，从而无法偿还世界银行过量的贷款，要么就得向世界银行借更多的钱来购买石油和偿还巨额债务的本息。
而与IMF联手作套的国际银行家早已张网以待，IMF开出一些列苛刻的援助条件，再强逼着这些稀里糊涂就倒了大霉的发展中国家喝下著名的“IMF四副良药”，即国家核心资产私有化、资本市场自由化、基本生活要素市场化和自由贸易国际化，大部分国家喝下这几副药非死即伤，个别抵抗力强的国家也落得元气大伤，民贫国弱。
就在发展中国家挣扎着到处借美元进口昂贵的石油时，又一个晴天霹雳在等待着他们。
货币战争
2.保罗.沃尔克：世界经济“有控制地解体”
“沃尔克当选（美联储主席）是因为他是华尔街的人选。这是他们的开价。为人所知的是他很聪明和保守，不为人所知的是他即将掀起一场巨变。”
历史学家查尔斯.吉斯特
1973年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为了加强北美、西欧和日本金融界之间的关系，在布热津斯基的倡议和协助下组建了一个名叫美、欧、日三边委员会的团体。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均是北美、西欧和日本的一些大银行家、大企业家和著名的政界人物，并在纽约、巴黎、东京分别设了三个总部，由这三个地区各出一人担任主席。纽约总部的主席理所当然是戴维?洛克菲勒，作为戴维?洛克菲勒的心腹谋士的布热津斯基便成为这个总部主持日常工作的执行主任。布热津斯基有个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教授的好友，叫迪安?腊斯克，是佐治亚州人，肯尼迪?约翰逊掌管白宫时曾担任国务卿。他向布热津斯基建议邀请佐治亚州州长卡特参加三边委员会，并一再赞美卡特的创业魄力和政治远见。
在腊斯克的热情撮合下，布热津斯基同卡特见了两面。布热津斯基一眼就相中了卡特，认定此人日后必成大器，自然很想将他网罗在身边，但以卡特当时的职位和声望要想成为三边委员会的成员，在执行委员会表决时恐很难通过。于是，布热津斯基便当面向戴维?洛克菲勒先生作了推荐，着力将卡特大大称赞了一番。三边执行委员会主席采纳了他的意见，并亲自提名。就这样，小小的佐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的名字被列入三边委员会美国成员的名单中。这是他五年后能跨上白宫的台阶所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大步。
在卡特1977年入主白宫之后，他的“入党介绍人”布热津斯基顺理成章地成为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实际上是代表国际银行家进行“摄政”，其角色与尼克松时代的基辛格类似。
1978年，美联储主席职位出缺，这可是国际银行家非常看重的一个要角，戴维?洛克菲勒向卡特力荐手下名将保罗.沃尔克担当此任，卡特总统无法拒绝这一要求。
纽约时报称“沃尔克的任命得到了波恩、法兰克福和瑞士的欧洲银行的认可”，熊气弥漫已久的纽约股票市场还少有地上升了9.73点，美元在国际市场上一下子坚挺起来。
自从1933年尤金.梅耶（Eugene Meyer）从美联储辞职以来，国际银行家族的成员已经全部从金融市场的第一线撤到了幕后，他们主要通过严格挑选美联储纽约银行行长的人选来控制美联储的运作。沃克尔非常符合他们的选择条件。他早年就读于普林斯顿和哈佛，后赴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进一步深造，50年代担任美联储纽约银行的经济学家，后到大通曼哈顿任经济学家，60年代在财政部工作，在尼克松时代是废除金本位的主要操盘手之一。1974年开始担任美联储纽约银行行长的重要位置，实际负责美联储的全盘运作。
1978年11月9日，意气风发的沃尔克在英国沃维克大学（Warwick University）发表的一篇演讲中透露：“世界经济中某种程度的‘有控制的解体’是80年代的一项合理的目标。”[8.5]
问题是，解谁的体？如何解体？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严重负债的第三世界国家，其次是苏联与东欧。
沃尔克上任伊始便祭起打击“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这面光鲜的大旗，与紧密同盟英国一道使美元借贷变得昂贵无比。美元拆借利息平均值从1979年的11.2%一口气涨到1981年的20%，基本利率（Primerate）更高达21.5%，国债冲上17.3%。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5月当选，她发誓“要把通货膨胀从经济中驱除出去”，她上任仅一个月就把基准利率从12%在12个星期之内提高到 17%，在如此之短的时间之内把所有行业的借贷成本猛然提高42%，在和平时期的工业化国家中可谓史无前例了。她也因此赢得了“铁娘子”的称号。
在“反通货膨胀”的大旗下，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人民和商业承受着痛苦的代价，美国和英国的银行家却大发利市。
削减政府开支、减税、开放行业管制、打破工会力量等口号响彻云天，沉重债务负担之下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哀鸿遍地，死伤枕藉。此时，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已经由彼尔德伯格１９７３年５月会议时的１３００亿美元，暴涨了５倍，到１９８２年时达到了惊人的６１２０亿美元。当美国和英国在“反通货膨胀”的口号下，突然将利率提高到２０％左右的时候，发展中国家的巨额债务在如此惊人的“高利贷”压榨之下，已经使他们注定成为国际银行家刀板上的鱼肉了。毫无金融战争防范意识的亚非拉国家将为他们的疏忽付出惨痛的代价。
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1982年9月30日的联合国会议上指出，IMF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还债严加监督，他敦促发展中国家应该使出口产品“更吸引西方”，只有“自由贸易”才能拯救他们，还有加大出售他们原材料的力度能加快债务清偿的过程。
墨西哥总统波提罗（Lopez Portillo）则针锋相对地指出，英美国际银行家的策略就是要使高利率和与之相随的低原材料价格这对“剪刀的双刃来扼杀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取得的建设成就，并泯灭其余国家取得进步的可能。”他进一步威胁要带领发展中国家停止债务支付。他指出：
“墨西哥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不能够按照与现实情况差异巨大的条件来按时偿还债务。我们发展中国家不愿意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我们不能够瘫痪我们的经济或让我们的人民陷入更悲惨的境地来偿还这些债务，在没有我们参与的情况下，这些债务偿还的费用已经涨了3倍，我们对此没有责任。我们旨在消除饥饿、疾病、无知和依赖方面的努力并没有造成国际危机。”[8.6]
不幸的是，波提罗在联合国发言后仅2个月就被国际银行家看中的人选所取代，IMF作为“维护贷款秩序的警察”插手墨西哥债务清偿，恩格这样描述了这段历史：
“现代历史上最具规模的有组织抢劫行动开始了，其规模远超20年代的类似活动。与西欧或美国媒体精心掩饰的情况正相反，债务国偿付了好几遍欠债，他们正是以血和‘一磅鲜肉’来偿还给现代纽约和伦敦的夏洛克们的。1982年8月以后发展中国家不再还债并非实情。他们的头上被顶着枪，在IMF的威逼下，签署了银行家们美其名曰‘债务解决方案’的协议，参与的都是著名的纽约花旗银行或大通银行。”[8.7]
IMF的贷款只有在债务国签署了一系列“特别条款”之后才能得到，这些条款包括：削减政府开支，提高税收，货币贬值。然后债务被重新延展，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再支付一笔“服务费”给国际银行家，并被记入债务的本金中。
墨西哥被迫削减对医药、食品、燃油、和其它生活必需品的政府补贴，同时比索被贬值到令人惨不忍睹的程度。1982年年初，在波提罗总统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之下，比索对美元比价为12比1，而到1989年，比索对美元已贬到2300比1，墨西哥经济已经事实上被国际银行家们“有控制地解体”了。
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80年到1986年，世界一百多个债务国仅向国际银行家支付利息一项就高达3260亿美元，本金偿付又支付了3320亿美元，总共发展中国家为4300亿美元(1980年)的债务支付了6580亿美元的费用。尽管这样，到1987年，109个债务国还欠国际银行家13000 亿美元。在如此惊人基础上进行利滚利，只怕发展中国家永远没有还清债务的时候了。于是，国际银行家与IMF就开始对债务国实施破产清偿。接受银行家“债务解决方案”的国家被迫以跳楼价出卖大量核心资产，如自来水、电力、天然气、铁路、电话、石油、银行等。
人们终于见识到国际银行家所策划的世界经济“有控制地解体”具有何等地杀伤力！
货币战争
3.世界环保银行（World Conservation Bank）：要圈地球30%的陆地
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深陷债务泥潭之际，国际银行家开始策划一个更大的行动，其方式超乎普通人想象力的极限，正常智力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环境保护”竟然是一个更大图谋的切入点。
如果不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就不可能明白国际银行家令人眼花缭乱的“组合拳”的巨大威力！
１９６３年８月初，美国中西部的一个著名大学里，一位化名为“约翰.窦”（John Doe）的社会学教授，接到一个华盛顿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参加一项秘密研究课题，参与该计划的１５名专家都是美国著名大学的顶尖学者。“约翰.窦”教授带着好奇来到了一个名叫“铁山”（Iron Mountain）的地方报到。
“铁山”靠近纽约州的哈德迅城（Hudson），这里有当年冷战期间为防御苏联核打击而修建的巨大的地下设施，几百家美国最大公司的总部都在此处设有临时办公地点。这些公司包括：新泽西的标准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和汉诺威制造信托公司等。如果核战争爆发，这里将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商业运作中心，以确保核战争之后，美国商业体系仍然能够生存下来。平时，这里是这些公司储存机密文件档案的地方。
这个神秘的研究小组要研究的课题是，如果世界进入了“永久和平”阶段，美国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以及美国的对应策略。这项研究工作持续了２年半的时间。
１９６７年，这个１５人的课题组完成了一份绝密报告，这份报告的作者们被政府要求对该报告严格保密。但是，其中的“约翰.窦”教授觉得这份报告实在太重要了，不应该向公众隐瞒。他于是找到著名作家里欧.莱文（Leonard Lewin），在里欧.莱文的帮助下，这本名叫《来自铁山的报告》（Report From Iron Mountain）被戴尔出版公司（Dial Press）于１９６７年正式出版。该书一经面世，立刻震惊美国社会各界。大家都在猜到底谁是“约翰.窦”。该报告被认为是当时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McNamara）策划，麦克纳马拉是外交协会的成员，后来担任世界银行行长。运作的研究机构被认为就是哈德迅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该机构的创始人赫曼.凯恩（Herman Kahn）也是外交协会成员。
对于这次泄密事件，约翰迅的国家安全特别助理罗斯托（Rostow）立刻站出来进行紧急“消毒”，他指出该报告纯属子虚乌有。同样是外交协会成员亨利.鲁斯(Henry Luce)控制下的《时代》也说该报告是“巧妙的谎言”。该报告究竟是真是假，美国社会到今天仍然争论不休。
不过，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２６日，《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曾经在《书评》栏目中介绍过这本书。介绍该书的就是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加布雷斯（John Kenneth Gabraith），他也是外交协会成员，在文章中他指出他有第一手的信息证明该报告是真实的，因为他本人就在被邀请之列。后来尽管他没能参加这个项目的工作，但该项目一直在向他咨询各种问题，他也被告知要对外保密。“我愿意将我个人的名誉担保这个文件（‘铁山报告’）的真实性，我也愿意证实它的结论的有效性。我有所保留的只是将它公布给没有准备的公众是否明智。”［８.９］后来加布雷斯曾在其他媒体上两次重申该报告的真实性。
那么，该报告究竟有什么惊人的结论，让“精英们”如此紧张呢？
原来，该报告详实地透露了“世界精英们”对未来世界的发展规划。报告的基本宗旨就是，不讨论对与错的问题，也不考虑自由与人权之类的空洞概念，一切诸如意识形态、爱国主义和宗教立场都不占有任何位置，这是一份“纯粹客观”的报告。
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
“持续的和平，尽管从理论上说并非不可能，但是却不具有可持续性。即便（和平的目标）是可以达到的，它也肯定不是一个稳定社会的最佳选择...战争是我们社会稳定的一种特殊功能。除非其他替代方式能够被发展出来，否则战争系统应该被保持和强化。”［８.１０］
报告认为，只有在战争时期，或者是在战争的威胁之下，人民最有可能服从政府而没有怨言。对敌人的仇恨和被征服与劫掠的恐惧，使人民更能够承受过重的税负和牺牲，战争又是人民强烈情绪的催化剂，在爱国、忠诚和胜利的精神状态下，人民可以无条件地服从，任何反对意见都会被认为是背叛行为。相反，在和平情况下，人民会本能地反对高税收政策，讨厌政府过多干预私人生活。
“战争系统不仅是一个国家作为独立政治系统存在的必要因素，对于政治稳定也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战争，政府统治人民的‘合法性’就会出现问题。战争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政府能够拥有权力的基础。历史上不胜枚举的例子表明，失去战争威胁可信性的政权，最终导致了权力瓦解，这种破坏作用来源于个人利益膨胀、对社会不公的怨恨，和其它解体因素。战争的可能成为保持社会组织结构的政治稳定因素。它保持了社会阶层分明，保证了人民对政府的服从。”［8.11］
但是该报告认为，传统的战争方式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在这种状态之下，世界政府的大业将难以实现，特别是在核战争时代，战争爆发变成了一种难以预测和风险极大的问题。考虑到该研究正是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不久开始进行的，当时和苏联核大战的阴影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者们的心态。
问题是，如果一旦世界出现了“永久和平”，美国社会的出路何在呢？这正是这个秘密研究小组要追寻的答案。
换句话说，他们需要为美国找到一个能够替代“战争”的新方案。经过谨慎的研究，专家们提出，替代战争的新方案必须同时具备３个条件：（１）在经济上，必须是“浪费”的，最少需要消耗每年GDP的１０％；（２）必须是一种和战争危险类似的、大规模的、可信的重大威胁；（３）必须提供人民强迫性服务于政府的合乎逻辑的理由。
要同时满足这三大条件，也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专家们先是想到“向贫困宣战“。贫困问题虽然足够庞大，但是不具备足够的恐惧感，所以很快被放弃了。另一个选择是外星人入侵，虽然足够恐怖，但在６０年代还缺乏可信度，于是又被放弃了。最后大家想到了“环境污染”，它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事实，具备可信度，在对环境污染的宣传上下下功夫，足以达到核战争之后世界末日的恐怖程度；不断地污染环境的确是在经济上非常“浪费”的；人民忍受高税收和降低生活质量，接受政府干预私人生活，为的是“拯救地球母亲”，非常符合逻辑。
这实在是一个绝妙的选择！
经过科学地估算，环境污染问题要达到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危机的时间大约为一代半左右，即２０－３０年。报告的发表时间是１９６７年。
２０年后......
1987年9月，世界野生环境保护委员会（World Wilderness Congress）第四次大会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召开，来自60多个国家的2000名代表参加了这一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１５００名代表惊讶地发现，一份名为《丹佛宣言》（Denver Declaration for Worldwide Conservation）的文件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丹佛宣言》指出：
“因为新的资金必须被筹集起来以扩大环境保护的活动范围，我们应该创造出一种新的银行模式，以便将对环境管理的国际援助与受援国的资源管理的需求加以整合。”
这种新的银行模式就是“世界环保银行”的方案。
与以前类似会议迥然不同的是，一大批国际银行家出席了这次会议，为首的就是艾德蒙.罗斯切尔德（Edmund De Rothschild）男爵，戴维.洛克菲勒和美国财政部长杰姆斯.贝克（James Baker）。这些超级大忙人居然在一个环保会议上盘桓了整整6天，向大会介绍和推销“世界环保银行”的金融方案。
艾德蒙.罗斯切尔德在大会上发言将这个“世界环保银行”称为“第二个马歇尔计划”，它的建立将把发展中国家从债务泥潭中“拯救”出来，同时还能保护生态环境。[8.12]
请注意，截止１９８７年，发展中国家的全部债务高达１３０００亿美元。
世界环保银行的核心概念就是“以债务替换自然资源”（Debt-for-Nature Swap）。国际银行家们计划将发展中国家的1万3000亿美元的债务进行再贷款，将债务转到世界环保银行账上，债务国将濒临生态危机的土地作抵押，从世界环保银行那里得到债务延长和新的软贷款（Soft Currency Loan），被国际银行家圈出的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土地”遍布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总面积高达50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5个中国的面积，占地球陆地面积的30%!
70年代发展中国家向IMF和国际银行家的贷款绝大多数没有抵押品，仅以国家信用为凭证，当债务危机爆发后，国际银行家不太容易进行破产清偿。当这些债务转到世界环保银行头上后，国际银行家们账目上原本很难看得呆帐一下变成了优质资产。由于世界环保银行拥有着土地作为抵押，一旦发展中国家无法清偿债务，这些被抵押的大面积土地在法律上就属于世界环保银行了，而控制着世界环保银行的国际银行家们就顺理成章的成为大片肥沃土地的实际拥有者。以人类圈地运动的规模来看，世界环保银行堪称前无古人。
为了如此巨大的利益，就难怪如罗斯切尔德和洛克菲勒这般人物也要“关心”此次环保大会长达6天之久。
巴西财政部高级官员克斯塔博士（Jose Pedrode Oliveira Costa）在听到罗斯切尔德的世界环保银行提议之后，一夜未眠。他认为，如果环保银行提供软贷款，在短期内可能对巴西的经济有帮助，至少经济发动机可以再度启动，但是从长远来看，巴西无论如何是无法偿还这些贷款的，最终的结果就是作为贷款抵押品的风水宝地亚马逊地区将不再为巴西所拥有。
被抵押的资源还不仅限于土地，水源和其它地面和地下的自然资源也在被抵押之列。
世界环保银行的名称比较扎眼，最终以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的名义于1991年成立，由世界银行负责管理，而美国财政部是世界银行最大的股东。国际银行家们的长远规划目前正在逐步实施。
货币战争
4.金融核弹：目标东京
“日本在国际上已经积累了巨额财富，而美国则欠下了空前的债务。里根总统所追求的军事上的优势只是一种幻觉，它是以丧失我们在世界经济中的放贷者地位为代价的。尽管日本企图继续躲在美国的阴影里悄悄地发展壮大，事实上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级的银行家。
日本崛起为世界主导的金融强权是一件非常令人不安的事情。”
[8.13]
1987年索罗斯
当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将国际放贷者的地位让与美国时，同时失去的是大英帝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国际银行家对这一事件当然记忆犹新，东亚国家的经济在二战以后的迅速崛起，给伦敦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敲响了警钟，一切可能阻挠和破坏由他们主导的世界政府和世界统一货币的任何潜在竞争对手，都必须严加防范。
日本作为亚洲最先起飞的经济体，无论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工业产品出口竞争力、还是财富积累的速度和规模，都迅速达到让国际银行家惊恐的程度。用克林顿时代的美国财政部长萨莫斯（Lawrence Summers）的话说，“一个以日本为顶峰的亚洲经济区造成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恐惧，他们认为日本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甚至超过了苏联”。
日本战后以模仿西方产品设计起家，然后迅速降低生产成本，最后反过来占领欧美市场。日本在60年代已经开始在汽车工业中大规模使用工业机器人，将人工失误率降到几乎为零。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得美国生产的8缸耗油轿车很快就被日本物美价廉的省油车打得落花流水。美国在低技术含量的汽车工业中，已经逐渐丧失了抵抗日本车进攻的能力。进入80年代以来，日本的电子工业突飞猛进，索尼、日立、东芝等一大批电子企业从模仿到创新，三下五除二就掌握了除中央处理器之外的几乎所有集成电路和计算机芯片的制造技术，在工业机器人和廉价劳动力的优
势之下，重创了美国电子和计算机硬件行业，日本甚至达到了美国制造的导弹必须使用日本芯片的程度。一度美国几乎人人相信，东芝、日立收购美国的IBM和英特尔只是时间问题，而美国的产业工人则担心日本的机器人会最终抢走自己的饭碗。
美英在80年代初实施的高利率政策固然挽救了美元的信心，同时痛宰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众多发展中国家一把，但高利率也严重杀伤了美国的工业实力，造成了日本产品80年代大举进占美国市场的局面。
当日本举国沉浸在一片“日本可以说不”的欣快感高潮之时，一场对日本金融的绞杀战已在国际银行家的部署之中了。
1985年9月，国际银行家终于开始出手了。由美英日德法5国财长在纽约广场宾馆（Plaza Hotel）签署了“广场协议”，目的是让美元对其它主要货币“有控制”地贬值，日本银行在美国财长贝克的高压之下，被迫同意升值。在“广场协议”签订后的几个月之内，日元对美元就由250日元比1美元，升值到149日元兑换1美元。
1987年10月，纽约股市崩盘。美国财政部长贝克向日本首相中曾根施加压力，让日本银行继续下调利率，使得美国股市看起来比日本股市更有吸引力一些，以吸引东京市场的资金流向美国。贝克威胁说如果民主党上台将在美日贸易赤字问题上严厉对付日本，然后贝克又拿出胡罗卜，保证共和党继续执政，老布什定会大大地促进美日亲善，中曾根低头了，很快日元利率跌到仅有2.5%，日本银行系统开始出现流动性（Liquidity）泛滥，大量廉价资本涌向股市和房地产，东京的股票年成长率高达40%，房地产甚至超过90%，一个巨大的金融泡沫开始成型。
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货币兑换发生的这种剧烈变化，将日本的出口生产商打得五脏六腑大出血，为了弥补由于日元升值所导致的出口下降的亏空，企业纷纷从银行低息借贷炒股票，日本银行的隔夜拆借市场迅速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心。到1988年，世界前10名规模最大的银行被日本包揽。此时，东京股票市场已经在3年之内涨了300%，房地产更达到令人瞠目的程度，东京一个地区的房地产总盘子以美元计算，超过了当时美国全国的房地产总值。日本的金融系统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本来，如果没有外部极具破坏性地震荡，日本也许可能以和缓的紧缩逐渐实现软着陆，但是日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一场国际银行家不宣而战的金融绞杀行动。
鉴于日本金融实力的强大，如果在传统的常规金融战场上取胜并无必胜的把握，要对日本金融系统进行致命的一击，就必须动用美国刚研制出来的金融核弹：股票指数期货（Stock Index Futures）。
1982年，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最早“研制”成功股票指数期货这一威力空前的金融武器。它本是用来抢夺纽约证券交易所生意的工具，当人们在芝加哥买卖对纽约股票指数信心时，不必再向纽约股票交易商支付佣金。股票指数无非就是一组上市公司的清单，经过加权计算得出的数据，而股票指数期货就是赌这个清单上的公司的未来股票价格走势，买卖双方都不拥有，也不打算拥有这些股票本身。
股票市场玩的就是信心二字，大规模做空股指期货必然导致股票市场崩盘，这一点已经在1987年10月的纽约股市暴跌中得到有效验证。
80年代日本的经济腾飞使日本人多少产生了一股目空四海的优越感。当日本股票价格高到没有一位理智的西方评论家能够理解的程度时，日本人仍然有大量理由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一名当时在日本的美国投资专家这样说道：“在这里有一种日本股市不可能下跌的信念，在87、88年，甚至89年时仍然是这样。他们觉得有一种非常特别的东西存在于他们的（股票）市场中，存在于整个日本民族之中，这种特殊的东西能够使日本违背所有存在于世界各地的规律。”
在东京的股票市场上，保险公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者。当国际银行家们派出的摩根斯坦利和所罗门兄弟公司等一批投资银行作为主要突击力量深入日本时，他们手握大量现金四处寻找潜在的目标，他们的公文包里塞满了“股指认沽期权”（Stock Index Put Option）这种当时在日本闻所未闻的金融新产品。日本的保险公司正是对此颇有兴趣的一帮人，在日本人看来，这些美国人必定是脑子里进了水，用大量现金去买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日本股市暴跌的可能，结果日本保险业爽快地承诺下来。双方赌的就是日经指数的走向，如果指数下跌，美国人赚钱，日本人赔钱，如果指数上升，情况正好反过来。
可能连日本的大藏省也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这样的金融衍生合同在股市暴跌之前成交，这种无人察觉的“金融病毒”，在一个几乎没有监管的、秘密的、类似柜台交易的地下市场上，在一片繁荣的虚幻中蓬蓬勃勃地迅速蔓延着。
1989年12月29日，日本股市达到了历史巅峰，日经指数冲到了38915点，大批的股指沽空期权终于开始发威。日经指数顿挫。1990年1月 12日，美国人使出了杀手锏，美国交易所突然出现“日经指数认沽权证”（Nikkei Put Warrants）这一新的金融产品，高盛公司从日本保险业手中买到的股指期权被转卖给丹麦王国，丹麦王国将其卖给权证的购买者，并承诺在日经指数走低时支付收益给“日经指数认沽权证”的拥有者。丹麦王国在这里只是让高盛公司借用一下她的信誉，对高盛手中的日经指数期权销售起着超级加强的作用。该权证立刻在美国热卖，大量美国投资银行纷纷效仿，日本股市再也吃不住劲了，“日经指数认沽权证”上市热销不到一个月就全面土崩瓦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