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欧洲人不接受美元，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美国人选择用黄金来支付。但是，现在欧洲大陆战事危急，怎样才能把黄金运到那里呢？一夜之间，私人航运的保险费率急剧上升，以至于令人望而却步。斯特朗设法说服了政府动用战舰运输私人黄金。8 月6 日，田纳西号巡洋舰装载着价值750 万美元的黄金从布鲁克林海军基地出发驶向欧洲大陆。
斯特朗最善于处理这些紧迫的现实问题，虽然这意味着要吃一些苦头，但领导角色非他莫属。尽管他没有摩根财团的某些合伙人那样光鲜体面和见多识广，但人们都喜欢他，对他的强势性格也并不抵触，甚至在华尔街他也是一位让人羡慕的名人。有同龄人曾说：“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是一个领导者。”然而，却很少有人敢说自己很了解斯特朗。在人们心目中，擅长社交的他也有一些负面性格，久而久之这些负面性格不免会表现出来。一位同事回忆说：“他有双重性格，平常彬彬有礼，但有时会突然暴怒。”这说明他也有痛苦和忧愁，只是在平常被很好地掩盖着罢了。
整个8 月份，斯特朗不断往返于纽约与华盛顿之间，还不知刚刚设立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一职正向他悄然走来。如果建立中央银行的奥尔德里奇计划获得通过，戴维森、范德利普这些纽约银行界的领袖们可能早就把斯特朗作为该行的潜在领导人推选出来了。如今，他们在联邦储备系统① 下设立了许多储备银行，并在华盛顿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他们认为，由斯特朗领导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将对他们最为有利。在根据《联邦储备法》设立的12 个区域性储备银行中，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将会是最大的一个。他们的预见是正确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也就是他们的储备银行，由于规模最大和专业性最强，很可能在联邦储备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
斯特朗是最完美的候选人。他在银行界是出类拔萃的，在1907 年的恐慌时，他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自登上佐治亚州的那个海岛参加设立中央银行的会议之后，他已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另外，摩根财团的合伙人对他都很熟悉。他虽然缺少戴维森的天赋或托马斯· 拉蒙特的温文尔雅，但无疑是个稳重可靠的人。
这个职位真是让斯特朗左右为难，他一开始时婉言谢绝。尽管他也像其他纽约银行家一样尽量去接受新的联邦储备系统，但他仍然认为该系统存在着重大缺陷，还曾竭力阻止过它的通过。他坚持说，个人收入方面的考虑不会对自己的决定产生影响，但要说一点儿影响也没有确实让人难以相信。他并没有从家族中继承财产，只是在41 岁这个年富力强的年纪被选为了信孚银行的总裁，但还没来得及积累财富。如果接受这个职位，他必须放弃目前担任的所有职位。而这个职位的年薪只有3 万美元，虽然也很诱人，但与他在纽约一家大银行做总裁的收入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他的老岳父尤其反对他接受这一职位，他说：“本杰明不能靠我的财产来生活。”据说，他老人家的财产有2 000 万美元之多，他的爱女、
斯特朗之妻凯瑟琳将会继承一笔可观的家产。如果收入减少，斯特朗目前的生活方式将无以为继。就在一年前，他们一家，包括他们夫妻两人、他和前妻所生的三个孩子以及和现任妻子所生的两个女儿，刚刚搬进一套8 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这所豪宅坐落于派克大街903 号，这里的公寓在纽约享有盛名，每套公寓都占据一整层。斯特朗所支付的年租金高达15 000 美元。
10 月初，戴维森和沃伯格邀请斯特朗到乡下共度周末。他们都举出了令人无可辩驳的理由，认为斯特朗接受这个职位义不容辞，因为他在这个职位上将能更好地为大众服务。戴维森善于言辞，要和他争辩可不容易，特别是斯特朗还欠了他很多人情。1914 年10 月5 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正式宣布本杰明· 斯特朗被选举为首任行长。
第5章：莫罗，被“流放”的天才（1）
法国，1914 年
没有一个资本家，在他的有生之年，哪怕只有一天甚至一分钟，不曾设想过他能够……高尚地进行剥削……在每个人心里的某个角落，都藏着一个破碎的诗人梦。 。
——古斯塔夫·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
1914年夏天的巴黎，身为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中央银行总干事的埃米尔·莫罗和其他法国人一样，也在关注着卡约事件。这是一系列丑闻的最新情况，它们曾经美化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并成为法国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财政部长、激进党领导人约瑟夫·卡约主张将所得税引进法国。而在1914 年初，一向保守的《费加罗报》（Le Figaro ）竟发起了抵制所得税的运动，并在首版刊登了卡约年轻时写给前任情人的情书。
他的这位情人伯萨· 盖登（Berthe Gueydan ）在当时已经结婚，丈夫是个高级文职人员。由于卡约的插足，盖登与丈夫离婚，嫁给了卡约，成为他的第一任夫人。他们鸿雁传书之后，又发生了很多事情。卡约在迎娶盖登之后，又与另一位有夫之妇亨利埃特· 克拉勒蒂（Henriette Claretie ）有染。克拉勒蒂有着一头浅金色的头发，身材高挑，顾盼流芳，令卡约一见倾心。于是他就与盖登离婚，迎娶了这位新情人。
1914 年3 月，第二任卡约夫人对丈夫的风流韵事被以如此卑劣的方式传播大为恼火。尽管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他们开始交往之前，但她真正担心的是，说不定哪天他们婚前的私通信件也会落入媒体之手，以同样的方式被公之于众。于是她决定亲自解决这一问题。3 月16 日下午3 点，在梳妆打扮一番后，她离家前去参加晚上在意大利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途中她拐进一家精品手枪店，挑选了一支布朗宁自动手枪，掖在皮衣下，朝《费加罗报》编辑部走去。她等了报社编辑加斯顿· 卡尔梅特（Gaston Calmette ）一个小时，最后在他出现时，她靠上前去冷冷地说道：“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然后拔出手枪，在极近的距离冷静地朝他连发6 枪，可怜的编辑当场死亡。
对丑闻的态度将法国人分为了两个阵营，在巴黎甚至引发了暴乱。右翼分子游行抗议统治阶层的腐化堕落，并与卡约的支持者发生了暴力冲突。7 月20 日，法院开始审理这起案件。各家报纸都以头版头条报道庭审进程，整座城市都在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巴黎市民们更为关心的似乎是政客的荒淫无度与道德腐化、约瑟夫· 卡约庞大的情人网络，以及他是如何勾引在此之前一贯单纯、娇羞的克拉勒蒂的。
对于莫罗来说，这次审判具有更为重要的特殊意义。19世纪90年代早期，在巴黎自由政治科学学校读书期间，他曾是卡约的学生。当时的卡约年轻、富有、光鲜照人，前途一片光明。作为一名财政督察员，卡约是精英管理集团的成员，该集团是当年拿破仑为审计国家财政而设立的。巴黎自由政治科学学校，即通常所说的巴黎政治学院，是一所学费高昂的私立研究生院校，于1872 年普法战争后创建。它的缔造者试图为法国的统治精英打造一个新式培训基地，以便有效抵制法兰西共和国早期的“过度民主化”现象。学院的授课教师并不是学者，而是高级政治家、公务员或商人。在当时，巴黎政治学院的历史并不悠久，但已成为了国家高级公务员的主要培养基地。
第5章：莫罗，被“流放”的天才（2）
时值莫罗在巴黎政治学院读书期间，整个法国，包括整个学院都因德雷福斯事件而分裂。1894 年，一个犹太裔炮兵军官阿尔弗雷德· 德雷福斯被法院错判为叛国罪。其事实是，法国的情报官员图谋陷害，他们捏造证据，诬告德雷福斯是德国间谍。事件发生后，法国将何去何从，是继续维持一个狭隘的、保皇主义的、天主教化的国家，还是走向国际化、自由和开放，争议相当激烈。学院的院长是德雷福斯的忠实支持者，他与几个意见相左的教授发生了争论。最终，这些教授辞职以示抗议。
与政治学院那些来自巴黎的家境富裕、背景深厚的同学不同，25 岁的莫罗是在1893 年来学院报到时才到巴黎的。他出生在普瓦捷，是一个地方治安法官的儿子，曾在当地上了大学，毕业时获得了法学学位。他的家族是一个小贵族，来自普瓦捷的一个古老村落普瓦图。他的祖先杜特龙· 德· 鲍尼亚（Dutron de Bornier ）在18 世纪曾代表所在地方参加集会。1789 年，各个阶层正在凡尔赛宫举行着决定要发起革命的会议，当时莫罗的曾祖父约瑟夫· 玛丽– 弗朗西斯· 莫罗（Joseph ）是第三阶层（Third Estate ）的代表，并在后来参加了镇压革命的集会，为镇压的成功做了很多贡献。随后，他的曾祖父成了地方行政机关的重要人物——任职财政督察员，负责征收税赋，甚至在王权复辟后也是如此。
1896 年，莫罗跟随着卡约的足迹，在竞争残酷的选拔考试中脱颖而出，成了一名财政督察员。尽管考试制度使督察员在很大程度上进入了这个精英阶层，但直到得到提拔前，督察员仍需双亲担保他们每人有2 000 法郎的个人年收入。莫罗现在是精英管理集团的成员，在那个年代他们掌握着真正的大权。而在形式上法国则由一些部长管理，他们在充斥着争吵和怒火的国民大会支配下，在内阁中你进我出、不断轮换。一个政府的存在时间通常不超过7 个月，从1870 年至1914 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只存在了44 年，但是更换的内阁却多达50 个，其中有的内阁仅存在过一天。在戏剧性的部长辞职、政府垮台、老面孔重新上台的背后，实质上是这些朴实、自信、能干、训练有素的政府要员们在统治着法国。
进入公务员系统后，莫罗升迁得很快。1899 年，卡约当上了财政部长，他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7 届，这是第一届，而莫罗就在他手下工作。到了1902 年，新任财政部长莫里斯· 鲁维埃（Maurice Rouvier ）亲自挑选莫罗做他的办公室主任。办公室就是部长的私人秘书处，通常由他的门徒和具有潜力的资质较浅的公务员组成，他们负责部长的各种活动，其中包括处理部长的信件、担任部长及其支持者之间的联络员、准备公文简报等。办公室主任则是部长的重要助手，也是其他职员们的领导，这个角色像管理岗位一样具有政治性。
鲁维埃是个温和的共和党人，也是一个银行家，他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培养的最有能力的财政部长之一。不幸的是，他总是被卷入丑闻。在那个充满污秽的时代，其中两件最臭名昭著的丑闻都与他有关。据透露，1887 年，儒勒· 格雷维（Jules Grévy ）总统的女婿、在爱丽舍宫工作的丹尼尔· 威尔逊（Daniel Wilson ）售卖奖章，从荣誉奖章到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无所不卖。尽管鲁维埃没有被直接牵涉到非法交易中，但作为内阁总理他难辞其咎，只好与惊慌失措的老总统一起辞职。
第5章：莫罗，被“流放”的天才（3）
在下台仅两年后，鲁维埃就返回了政府机关，并担任财政部长。 。然而，1892 年巴拿马运河公司倒闭，大约有80 万法国投资者遭受了总金额高达两亿美元的损失，鲁维埃又受到牵连。随后的调查发现了一系列**、行贿和以权谋私的行径，这些都与巴黎的上层社会和政治界交织在一起。调查还发现，鲁维埃与这起事件的两个幕后核心人物之间有着广泛的交易。其中一个是雅克· 德· 雷纳克（Jacques de Reinach ）男爵，一位拥有意大利国籍的德国犹太人，其死时的场景令人生疑，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却被宣布为自杀身亡; 另一个是科尼利厄斯· 赫兹（Cornelius Herz），一个声名狼藉的国际冒险家和金融家，在事发后立即逃离了法国。在随后的国会询问中，鲁维埃被指控接受了贿赂，一同出来指控他的有104 名代表和无数的记者。鲁维埃自我辩护说，之所以收下钱，是因为他认为这项工程代表了国民利益。毕竟，在此期间他的财产并未非正常地增加过。尽管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对他定罪量刑，但鲁维埃再一次被迫辞职。之后的10 年里鲁维埃远离政坛，在1902 年莫罗开始为他工作时，他刚刚恢复名誉。
鲁维埃对于公共道德的奇怪看法从未影响过莫罗对他的崇敬。 。尽管莫罗也承认，他“敬爱”的导师无法明确区分私人利益和公共义务，但他尽量回避这一点，他认为他的导师至少要比同时代的其他政治家要好——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整个社会的道德已经崩溃，政治领域更是如此。莫罗为了报答鲁维埃对他的慷慨帮助，一如既往地感激和忠诚于他。1905 年，鲁维埃第二次出任总理，莫罗成为他的左膀右臂。而仅仅过了两个月，他的政府就遇到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同年3 月，一向说话不着边际的德皇造访丹吉尔，为了挑战法国在北非的优势地位，他公开宣称支持摩洛哥独立。刚开始，鲁维埃试图与德国协商解决问题。德皇感觉到了法国的软弱，不断提高谈判价码。
因此，两国关系开始紧张，德国动员了预备役部队，法**队也开赴前线。在之后的几个月里，鲁维埃巧妙地化解了危机，不仅保住了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殊地位，而且还体面地从德法对抗中退出，并与英国展开谈判，为英法协约的缔结打下了基础。对于年仅36 岁的莫罗来说，他在这场重大的国际冲突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这样的经历无疑是令人兴奋的。但遗憾的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内阁只能持续几个月似乎成了宿命，鲁维埃政府很快就被解散。
在20 多年的宦海沉浮中，特别是因为他那不怎么光彩的金融交易，鲁维埃树敌颇多。在鲁维埃下台后，这些敌人就把矛头对准了莫罗。在做了调任陈述后，莫罗被委派到阿尔及利亚银行，即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的中央银行，而不是重新回到他的老东家财政部。这家银行与法国或任何其他大国的中央银行相比，就显得相形见绌了。对于一个飞黄腾达的财政部高官来说，这无疑是另一种形式的放逐。这个职位并不像想象中那样任务繁重，因为阿尔及利亚对法国来说地位特殊，所以银行的总部就设在巴黎的政治中心，距离国民大会和外交部只有一步之遥。阿尔及利亚银行属于私人所有，但它也是服务于法国殖民政策的一个重要机构。1911 年莫罗被提拔为总干事，他在阿尔及利亚酿酒业的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在与突尼斯柏柏尔人的高利贷斗争中站在了最前线。他与摩洛哥军事长官即后来的利奥泰元帅密切合作，在军事占领期间为公共建设工程以及在摩洛哥的进一步殖民提供融资。他不仅是一个银行家，更是一个服务于国家的公务员，而他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1914 年1 月，他荣获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而能够获此殊荣的不足1 250 人。
第5章：莫罗，被“流放”的天才（4）
虽然取得了这些成就，但对于雄心勃勃、天资聪慧的莫罗来说，阿尔及利亚银行依然是一潭死水。他以前在财政部的那些同事所掌控的绝不仅仅是某一殖民地的财政大权，而是整个国家甚至整个法兰西帝国的财政大权。每当回首往事，莫罗心里总不是滋味，他在这个没有希望的职位上已经耗费了8 年时间，明显已经被人们遗忘了。
也许是和同僚相比，莫罗爬得太快、太高，引起了他们的嫉恨；也许是与别人不同：他寡言少语、态度生硬，甚至有些粗野，从未尝试过参加各种沙龙，更没有巴黎高级官员的气质和仪态。他来自外省，样貌土气，但他以此为荣。1908 年，他被选举为家乡圣莱马的镇长，这是一个只有几百个居民的小镇，但他一有机会就会回去。他拥有的弗瑞索纳尔庄园建造于1600 年，只有在那里，和童年的玩伴——如今的律师、公证人、治安法官在一起，他才感到最为舒心、惬意。
通常，在每年7月的最后一周，莫罗肯定会急切地盼望着农业部长的通告，以敲定打猎日期。为了不虚此行，他会在猎季开始时就回到弗瑞索纳尔庄园。正如他经常所说，那里有很多鹌鹑、鹧鸪和野兔，会让人兴奋不已。但是这一年的7月底8月初，尽管天气晴好，他也不得不放下猎枪。
7 月27 日，有几件事情虽说不大，但却能像风向标一样预示出巴尔干危机将进一步恶化。卡约夫人谋杀案的新闻逐渐从报纸头版退去，即使是巴黎的报纸对此也不再热心。每天傍晚总有一群人聚在位于波尔索里大道的《晨报》（Le Matin）编辑部办公室门外。《晨报》是当时法国非常流行的一份报纸，其编辑部办公室的窗户上贴有最新的简讯。斗争与冲突不可避免，但这次的冲突双方不再是简单的卡约的支持者与反对者，而是反对扩大军事行动的人与新的爱国运动的支持者。
金币也开始神秘地从流通领域中消失。经历了两次灾难性的纸币改革实验——一次是18 世纪早期结局悲惨的密西西比骗局，另一次是大革命时期发行的纸币，如今的法国人只相信金属货币，对银行和其他一切机构毫无信任可言。出现问题的第一个标志是，许多人都把金币装进了乡下人缝织的长筒羊毛袜里，塞到床垫底下。据说法国农民就是这样保存他们为数不多的黄金的，或者是存放在公证人的保险柜里，就像资产阶级保存他们的储蓄一样。
经过8 天的庭审，7 月28 日晚上9:30 ，这个由男性成员组成的陪审团投票，最后以11:1 的投票结果无罪释放卡约夫人。他们认为，是《费加罗报》的做法使得卡约夫人怒火中烧，才会失去理智做出了杀人举动，因此判定她在杀人时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这似乎更像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情节，也使判决结果显得有些苍白无力。在法院的大门外发生了冲突，大批警察被派往现场去驱散仇恨卡约的极端保皇党人。但此刻绝大多数巴黎人更为关心的则是如何购买生活用品，金币与银币很难得到，而店铺包括咖啡馆都不收受银行纸币，甚至雷阿勒的食品市场也突然关门停业。
第二天凌晨4 点，几百人聚集在法兰西银行周围以纸币兑换黄金。当天下午，人群增加到3 万多人。他们排成一英里多的长队，环绕银行总部所在地图卢兹酒店一周，然后沿着拉齐维尔街，经过皇宫到达里窝利街，一直延伸到杜丽乐花园。有250 名警察到现场维持秩序。《泰晤士报》的一名记者被这一场景吓了一跳，他说：“社会各阶层民众排成冗长的队伍。法国人的节俭有着重要意义，无数的普通老百姓在国民银行里都有储蓄。” 法兰西银行宣布，只要有必要它将继续供应黄金，毕竟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藏者之一。
第5章：莫罗，被“流放”的天才（5）
1897 年，刚刚到任的行长乔治斯· 帕林（Georges Pallain ）召集手下，告诉他们法兰西银行的任务就是准备应对“任何不测事件”，实际上他在暗指要向德国报1870 年普法战争惨败之仇。在帕林的领导下，法兰西银行开始不断地积聚黄金。德意志银行每一次想要增加黄金储备，法兰西银行总是抢先一步，这有些类似于军备竞赛。到了1914 年7 月，法兰西银行所拥有的金条总值超过8 亿美元。
法国中央银行万万没有想到，它费尽苦心所建立起来的黄金储备最后竟会流散到恐慌的国民手中，而这些黄金储备原本是国家战争融资的基础。十多年来，法兰西银行分散于法国各地的250 多家分支机构的负责人都保存着一个秘密信封。他们被告知，这些信封要锁入保险柜，放在随时可以拿到的地方，只有在国家全面动员时方可打开，而信封里装的就是带有蓝色花纹的通知书。
在带有帕林签名的蓝灰色信纸上所写的是向各家分支机构负责人所做出的战时指示。一旦发布总动员，他们就要面对“艰巨而危险”的任务。他们需要冷静、警觉、主动而坚定地面对令人畏惧的考验。首要而紧急的任务便是停止兑换黄金。一旦分支机构所在城镇落入敌人之手，其负责人要动用所有权力尽己所能地保护银行资产。因此，当8 月1 日下午4 点总动员令发布时，法国的黄金储备立即被冻结了。
一个小时之后，在巴黎已经找不到一辆出租车。所有交通工具，包括私家车、马车和公共汽车都被征用去运送部队，唯一的交通方式就是步行。24 小时之内，公共服务也突然停止，因为所有健全的男人都已奔赴火车站。甚至像丽兹和克里雍这样的豪华酒店也没有了男侍者，只有女服务员为客人服务。
战争爆发后的几周，整座城市沐浴着8 月的阳光，陷入了大战之前的平静之中，这种平静让人感觉很不自然。巴黎闻名遐迩的街区商店已无人问津；交通停止，公共汽车都已开往前线，地铁时断时续；剧院和电影院也关门了，咖啡馆到晚上8 点就要歇业，饭馆到晚上9：30 也要关门。到了月底，随着外国人的离境，各大饭店也都显得冷冷清清。
8 月底，平静突然被打破。德**队横扫比利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穿越法国北部。8 月29 日，德军离巴黎只有25 英里，在巴黎市内依稀能听到枪声，还有报道说有人在郊区看见了德国士兵。第二天是星期日，一架德国飞机在巴黎上空盘旋，随即就在巴黎火车站附近扔下了三颗炸弹，所幸没有人员伤亡。星期一，又一架飞机低空飞过，在九月四日街附近扔下几颗炸弹，据说这次轰炸的目标是法兰西银行。同样，这次也没有人员伤亡，只有几块玻璃破碎。
几乎没有哪个法国人知道，8 月18 日，当德国入侵者还远在200 英里以外的布鲁塞尔时，法兰西银行就已经开始执行它的紧急计划。毕竟在之前的几百年间，巴黎曾三次落入外国人之手。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38 800 锭黄金和无数袋金币，重达1 300 吨，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通过火车和卡车被安全运送到事先安排好的中央高原与法国南部地区。这次大规模的运输活动相当顺利，其中只有一列火车在克莱蒙– 费朗脱轨。随即500 人被调往那里，将火车推进轨道，收拾散落的金币，驱散好奇的围观者。9 月初，法兰西银行在巴黎的金库已经是空空荡荡了。
第6章：谁将是无形帝国的君主（1）
中央银行，1914—1919 年
金钱是战争的万恶之源。 。——西塞罗，《腓力比克》
1914年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可谓是性命攸关的一周，但银行家和财政部长们所关注的绝不是军事准备或军队活动，而是手中黄金储备的规模与耐用性。这种观念有些不合时宜，毕竟现在是1914年，而不是1814年。两百多年以来，纸币已被广泛使用，商人和交易商们也发展了极为先进的信用体系。战争的波及范围受制于手中黄金数量的观念似乎早就过时了。然而，伦敦的一家杂志《联合帝国》（United Empire ）却断言说：“在战争爆发时，欧洲大陆所能掌控的硬币和金条数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战争的强度以及可能持续的时间。” 这种对寡然索味的银行储备的关注，折射出了人们在战争刚开始几个月里的普遍自满情绪。尽管柏林、巴黎和伦敦的大街上到处都是歇斯底里的人群，但空气中却弥漫着一股异样的、不现实的气息。没有人完全理解“这场战争为什么会发生，打仗究竟是为了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希望战争持续很长时间。尽管敌对双方的士兵都在摩拳擦掌，但每个人都不想拖泥带水，都希望可以让对方死得痛快些。将军们还向士兵许诺说，他们可以回家过圣诞节。受军队官员们积极观念的鼓舞，财政官员们也在盘算，既然战争很快就会结束，那么最重要的
事情就是确保财政状况良好，即在战争结束时维持完整无缺的黄金储备。
银行家和经济学家们简直是自以为是到一定程度了，竟然相信“健全货币”的纪律本身就能使每个人恢复理智，使战争不得不结束。1914 年8 月30 日，开战后近一个月，《纽约时报》的记者查尔斯· 科南特（Charles Conant ）报道说，“国际银行界信心十足地表示，不会发生纸币滥发及贬值问题”。而之前的战争都曾引致了恶性通货膨胀。这些银行家还自信地宣称，“现在人们对金融学的理解要比以前更到位”。
费利克斯· 舒斯特爵士（Sir Felix Schuster ）是伦敦工会和史密斯银行（Smith’sBank ）主席，也是伦敦最卓越的银行家之一。他自信地四处游走，并告诉大家战争将在半年内彻底结束，毕竟中断贸易的影响太大了。约翰· 梅纳德· 凯恩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31 岁的经济学家，因为在战争财政方面的见解而一夜成名。1914 年，他向朋友们宣称自己“敢肯定战争的持续时间将不会超过一年”，因为到那时能用来支持战争的流动资金将消耗殆尽，他甚至还对某些愚蠢的反对者感到十分恼火。1914 年11 月，《经济学人》预测，战争将在几个月内结束。当月，在巴黎举行的欢迎英国战争事务秘书、陆军元帅基奇纳勋爵（Lord Kitchener ）的宴会上，法国财政部长还自信地宣称，在1915 年7 月前战争将不得不结束，因为到那时钱将被花光。事实上，不仅协约国的专家如此目光短浅，匈牙利财政部长雅诺什· 特里斯基男爵（Baron Janos Teleszky ）在接受内阁询问时说，匈牙利的国库仅能支持三个星期。
欧洲的金融家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大陆正一步步滑向战争深渊，欧洲信用体系逐渐崩溃，世界股票市场关门大吉，金本位摇摇欲坠，但他们却依然抱有幻想，认为全球商业所遭受的干扰只是短暂的，很快就会回归到正常的贸易状态。很少有人想到，他们目前所遭受的对世界经济秩序的冲击是长期而严重的。
第6章：谁将是无形帝国的君主（2）
这些专家们似乎已经忘记，在战争中首先遭到破坏的不仅仅是真相，还包括稳健的财政体系。在上个世纪的历次战争中，比如拿破仑战争或美国内战，没有一场战争仅仅是因为黄金不足而罢战。在这些战争中，交战双方不惜动用一切资源——税收、借款、大规模印制纸币来筹集战争款项，到最后拼个你死我活。
到了1915 年底，欧洲大陆已经有1 800 万人被动员投入到战争中。在西线，两支庞大的军队——300 万协约**队和250 万德**队在长达500 英里的前线相持不下，陷入僵局。战线从英吉利海峡开始，穿过比利时和法国，一直到达瑞士边境，就像一条冬眠的巨蛇蜿蜒在西欧版图之上，交战双方就这样僵持着。在种种荒诞的逻辑下，数以万计的人被引入了战场。同时，他们的惨烈牺牲仿佛更加强了战争的正当性，于是更多的人又被所谓的正义旗帜所号召。就这样，战争的残杀为其自身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尽管如此，战争初期的自满情绪还是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才渐渐淡去。甚至到了1916 年，速战速决的论调还颇为盛行，依然不断有将领放言说“再过6 个月就可以取得胜利”。此时的5 个大国——英国、法国、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每个月的花费都高达30 亿美元，几乎占五国GDP 总和的一半。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一场战争可以一次性消耗掉这么多国家如此之多的财富。虽然各国筹集战争费用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其中的原理是相通的。如果仅仅通过税收方式筹集战款，税率势必高得与没收财产无异，因而也是不可行的。有鉴于此，没有一个国家尝试过这种做法，税收只占所筹资金的很小一部分。实际上，交战双方主要通过借款筹集费用。一旦再也找不到新的借款渠道，它们就会依赖一种几乎和战争本身一样古老的技术——通货膨胀。但是，它们制造通货膨胀的方式与中世纪的国王有所不同。国王要么削减金币或银币的重量，要么发行由便宜合金铸造的硬币，致使货币贬值。而现在的参战国政府则求助于中央银行，通过复杂的会计处理掩饰真相。此时，中央银行就会摒弃它们长期以来所奉行的原则——“以黄金为基础发行货币”，而改为简单地印票子。
在欧洲的所有参战国中，英国拥有审慎财政的悠久历史，为了不违背传统，它采取了最负责任的财政政策。4年的战争，政府花在战争上的开销多达430亿美元，其中包括支援给比较贫穷的欧洲盟国110亿美元的贷款（主要是法国和俄国）。为了支付这些费用，英国一方面通过增加税收筹集到了90 亿美元，约占总金额的20%；另一方面通过向国内和美国长期借款筹集到了270 亿美元；其余的款项是从银行借来的，其中以英格兰银行的数额最大。因此，4 年内英国流通中的货币量翻了一番，商品价格也随之翻了一番。
向英格兰银行借款并不是第一次，银行家们在19 世纪建立金融规则时就是如此打算的。事实上，英格兰银行在最初创立时并不是为了管制货币而是为了支付战争费用。
詹姆斯二世（James II ）是最后一位信仰天主教的英格兰和苏格兰国王，他于1688 年被迫退位。他因试图将罗马天主教作为英国国教而失去民心，议会邀请他的女儿玛丽和女婿威廉这两个新教徒继承王位。詹姆斯逃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那里寻求庇护，随后路易十四以“光荣革命”为由发起了对英格兰的战争，这就是著名的奥格斯堡同盟战争。
第6章：谁将是无形帝国的君主（3）
到了1694 年，经过与一个比自己大几倍的国家长达几年的战争，英国发现自己已接近破产。有一群城市商人，全部都是新教徒，其中许多都是由于路易十四不能容忍新教徒而被迫离开法国的胡格诺派（Huguenots），到英国财政大臣查尔斯· 蒙塔古（Charles Montagu ）那里表示愿意以8% 的利率永久性借给政府120 万英镑。作为回报，他们将被授权设立一家银行，该银行有权发行120 万英镑的钞票——这也是英国第一批被官方正式批准发行的纸币，同时被指定独家办理政府业务。由于急需用钱，蒙塔古便欣然接受了这个主意。1694 年底，新银行开业，名称是英格兰银行管理公司。 。
在成立后的前150 多年里，尽管规模比竞争对手大很多，而且拥有独家办理政府业务之类的一些特权，这为其提供了主要的收入来源，但英格兰银行管理公司仍像其他银行一样运作着。它发行钞票，吸收存款，保有黄金储备，通过汇票贴现向商人提供短期贷款，为其贸易和商品运输融资。
尽管英格兰银行的确没有把管理货币作为自己的任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规模较大且稳定性较好，它逐渐在英国银行业中取得了统治地位，其发行的纸币也成了英国最主要的纸币，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则开始委托其管理自己的储备。英格兰银行逐渐演变成了一个银行家的银行——伦敦金融城的监护人和“保姆”。在这个过程中，它被亲切地昵称为“针线街的老太太”，但它的权力始终没有被固定下来，其角色和责任也都没有被准确定位。
和英国当时的许多机构一样，英格兰银行的运行机制就像一家俱乐部。26位董事掌控着银行的大权，他们有一个古雅别致的名称——英格兰银行理事会，这个组织的成员主要来自于由伦敦市的银行家和商人所构成的一个封闭小圈子。这个圈子里的成员都曾在伦敦市的几所精英学校里读书，尤其是伊顿公学或哈罗公学，一些成员甚至还是从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毕业的。他们都居住在肯辛顿或骑士桥，加入了同样的俱乐部，比较典型的是怀特俱乐部或布德尔俱乐部，并时常在他们位于伦敦周边各郡虽不豪华但很雅致的乡村别墅里相聚。他们的女儿偶尔也会嫁给地主贵族，但更多的情况是在圈子里的家庭之间婚配。世界上很少有哪个群体会像他们生活得这样惬意、自信、文明。
英格兰银行理事会代表着伦敦市各个主要银行业家族的利益。一般情况下，巴林家族（Baring）、格伦菲尔家族（Grenfell ）和戈申家族（Goschen ）都会有一个代表，布朗· 希普利和安东尼· 吉布斯（Anthony Gibbs ）也会有一个合伙人代表。尽管这个组织也有成员代表少数准男爵的利益，甚至偶尔也会有贵族代表，但从未出现过英国大地主的代表，因为他们都在政界。理事会还曾有一次吸纳了一个犹太人，他就是阿尔弗雷德· 罗斯柴尔德（Alfred de Rothschild），从1868 年一直任职到1889 年。
董事们通常在35 岁以后才会被邀请加入理事会，此后终身提名，直到他们老态龙钟、步履蹒跚。许多董事甚至到70 多岁或80 多岁都还在任职，一些董事的任职时间要超过半个世纪。这实际上是一个兼职工作，他们一周才见一次面，但任务并非十分繁重。此外，各位董事轮流担任每日常务委员会的委员，每天必须有三位董事亲自在银行值班，他们负责掌管金库钥匙，审计银行所持证券，与银行卫队的长官共进晚餐——卫队每晚都要从骑士桥附近的营房到银行执行守卫任务，十分辛苦。作为补偿，他们每年会得到2 500 美元的奖金，这相当于卫队一个团长的年薪或威斯敏斯特牧师会成员一年的津贴。
第6章：谁将是无形帝国的君主（4）
在理事会的所有职位中，只有行长和副行长是全职的，在这两个职位任职的董事需要暂时放下其他职务。理事会的每位成员都有机会，实际上是被期望在担任两年副行长之后再做两年行长。因此，在19 世纪和20 世纪早期，担任英格兰银行行长的人并不意味着具备什么特殊能力，而仅仅表明他具有相当显赫的家世和极好的耐性，可以长寿，生意盈利颇丰且合伙人同意其离职4 年。当时的任期仅仅为一年，也很少被延长。在任期的最后，退休的行长会再度成为一名普通的理事会成员，直到他去世或年迈体衰之时。
正如19 世纪《经济学人》的伟大编辑沃尔特· 白芝浩（Walter Bagehot ）在揭示英国人生活中的奇怪悖论时所描述的那样，这些理事会成员常常是“安逸而严肃的人……（他们）生活得非常悠闲”。事实上，他觉得银行家忙得不可开交未必是件好事。“如果一个人十分繁忙，这实际上是种不祥之兆。或者忙于琐事，这些事情通常可以由下属做得更好，而他根本无须过问；或者忙于过多的投机……这些都可能使银行毁于一旦。”
按照白芝浩的说法，这种安排使伦敦金融业的稳定性，甚至整个世界都掌控在“一个狡诈的执行官、一个由太过年轻而盲目自大的群体所组成的董事会、一个论资排辈、成员老迈的委员会”手中。这种做事方式有点蹊跷，甚至有些令人难以理解——英国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事实上是整个世界的金融界，竟被这样一群业余人士操控着，他们都有更喜欢的事情要做，而只是把掌舵英格兰银行看做是应尽的公民义务。
尽管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负责管理英国境内的信用扩张——后来扩展至全球范围内的货币供应管理，但他们并不假装很精通经济学、中央银行学或货币政策，反而对这些知识不以为然。20 世纪20 年代的一位经济学家曾把他们比喻为一批船长，称这些船长不仅拒绝学习航海的基本理论知识，而且还认为这些知识是无用的。
但是，他们却坚持货币政策的一个教条，那就是贷款的“真实票据”理论， 这一理论在今天看来是明显错误的。这一理论认为，如果银行，包括英格兰银行在内，发放贷款只是为商品存货的增加提供融资，比如用来购买棉花、卷纸、铜线或钢筋等商品，而不为长期投资行为或股票、债券投机发放贷款，就不会引发通货膨胀。该理论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在通货膨胀时期，随着商品存货价格的持续上涨，该理论却要求银行继续扩大信贷规模，这对于控制通货膨胀无疑是火上浇油。这一理论之所以不会导致货币灾难，是因为金本位制度，该制度能保持商品价格基本稳定，使“真实票据”理论无法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得到运用。
战时财政的特殊性改变了英格兰银行，它被迫发行越来越多没有黄金支撑的纸币，并日益成为满足联合王国财政部需求的附庸。虽说英格兰银行是一家全国性的机构，但多年来其掌门人都还十分谨慎地和政府保持着一定距离。他们都十分清楚，英格兰银行并不是政府的一部分，他们也丝毫不想使其如此。战前，一个杜撰的故事在伦敦广为流传。有一次，财政大臣在皇家委员会要求英格兰银行的一位董事作证。当被问及银行储备时，该董事只愿说储备“非常非常庞大”。在被迫给出哪怕是一个大概的数字时，他都会说“非常非常不情愿对所说内容再做任何补充”。
第6章：谁将是无形帝国的君主（5）
随着筹集战争款项的压力与日俱增，英格兰银行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最终在1917 年陷入僵局。 。当时的行长是沃尔特· 坎利夫，他身材高大，肩宽体阔，蓄着让人过目不忘的海象胡子，有着典型的英国人性格。坎利夫还是个有名的打猎爱好者，看起来更像是个乡绅而不是城市贵族。多年来，他判断问题日益专断和古怪，夸大自己作为中央银行行长的作用，他认为在与政府打交道时只能通过首相本人，甚至不能通过财政大臣。
1917 年，坎利夫因为财政部的几位官员对其不恭而大为恼火，其中一位就是自命不凡、为人傲慢的新贵梅纳德· 凯恩斯。坎利夫在伦敦以寡言少语而闻名，更以智力有限而为人所知，因为他常常做事不动脑子、不计后果。有一次因为怒火中烧，他在未与其他董事商量的情况下就给加拿大政府（当时的英国黄金储备北美管理人）发去电报，禁止他们以后再接受英国财政部的命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得热火朝天时，英国政府逐渐陷入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无力支付美国供货商开出的票据。
当时的英国首相劳合· 乔治自然是大发雷霆，他把坎利夫召到唐宁街10 号，严厉地训斥了一顿，并威胁说政府要“接管英格兰银行”。经过幕后一系列微妙的协商，受到惊吓的坎利夫给财政大臣写了一封极尽谄媚的信，请求他“接受我为冒犯您的任何行为所做的毫无保留的道歉”。由于战争这一特殊原因，与传统不同的是，坎利夫再一次获得行长提名，又获得了两年的任期，此后就再未被提名。
在战争期间，英格兰银行一直致力于承担着政府债务承办人和保险人的角色，它的几位经理承受着工作和责任的双重压力，压抑得喘不过气来。1915 年，副行长布赖恩· 科凯恩（Brian Cockayne ）邀请蒙塔古· 诺曼担任顾问。尽管这个职位是非正式的且无报酬，但由于诺曼在离开布朗· 希普利之后无所事事，于是就欣然同意了。1907 年诺曼36 岁时就曾加入过英格兰银行理事会，但这是拜传统所赐——对于布朗– 希普利银行的合伙人来说，成为理事会成员是一项惯例。的确，在开始的几年里诺曼很少到理事会去，对那里的工作也没有什么兴趣。但是，他和这一机构的联系却颇有渊源。他出身于伦敦两个最有名的银行家族，这两个家族属于产生英格兰银行理事会成员的贵族阶层，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曾是当时颇具声誉的长期董事。
他的祖父乔治· 沃德· 诺曼（George Warde Norman ）尽管不是一个全职的银行家，所继承的遗产也只是木材和房地产，但却通过婚姻得到了马丁银行很大一部分股份，并在1821 年被选举为该银行的董事。1830 年30 岁时，乔治· 诺曼从他的全职工作中退了下来，为的是将全部时间都留给他位于肯特郡的私人庄园的生活，沉浸在对文学和历史的兴趣中，提高全家人都痴迷的板球运动水平，尽情享受7 个儿子相伴的日子。然而，50 多年来他仍是英格兰银行理事会的一个尽职尽责的成员。和典型的成员不同，他对货币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通过学习成了专家。与维多利亚时代众多的悠闲绅士一样，他也出版了自己的小册子，是有关货币理论方面的书籍。他在货币理论上的成就使其成为将金本位制度编入法典运动的领导者，这一成果体现在1844 年的《银行法案》（Bank Act ）之中。他还打破了英格兰银行的传统，断然拒绝出任该行的副行长和行长。他想不出任何理由可以让自己放弃生活中的诸多享受，而被公务缠身，承受那么多的责任和负担，于是他声称自己的神经适应不了那种紧张的生活，而他的孙子却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
第6章：谁将是无形帝国的君主（6）
诺曼的外祖父马克· 克莱爵士（Sir Mark Collet ）与其祖父截然不同，他白手起家，从一家商业公司的店员做起，于1849 年移居纽约。 。两年后，克莱返回英国加盟布朗– 希普利银行，该银行是纽约和巴尔的摩的布朗兄弟商业银行在英国的分支机构，最后他成了该银行在伦敦的高级合伙人。1866 年，克莱被选举为英格兰银行理事会的成员，他在担任行长时兢兢业业，并曾因此受封爵位。
拥有这样家族背景的诺曼在加入英格兰银行时，没有人感到吃惊。然而，当他在1915 年加入时，他的商业银行家职业生涯还并不长，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在伦敦的知名度也不高。在诺曼刚刚加入的前几周，坎利夫曾听到有人评论说：
“我们这里又来了一条蓄有姜黄色胡须、外表妖里妖气的小鱼。你知道他是谁吗？我一直在注意着，他在这里爬来爬去，无所事事，像丢了魂似的。”当时，还没有人能预测到这条“小鱼”会在这个机构里游向一个不同寻常的高度。他的背景并不能预示他将能很好地胜任中央银行行长一职。然而，三年之内他就被选举为副行长，两年之后又成为行长，并最终把持这个职位长达24 年之久，这是史无前例的。
如果说英国是交战国中最负责任的，那么它的盟国法国就与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最不负责任的。法国政府为战争共花费了300亿美元。
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会像法国人一样，对征税采取如此强硬的抵抗态度——哪怕是政府对财产状况的一个小小调查，也会被视为是对他们“私人生活最神圣而不可侵犯之处”的非正当介入，侵害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开战的前两年，法国政府还对是否增税犹豫不决，直到1916 年国家财政体系面临崩溃时才痛下决心增税。为应付战争开支，法国政府通过增加税收所募集到的款项在总开支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到5%。
法兰西共和国之所以没有陷入经济崩溃，是因为政府还有另外两种资源可以利用：首先是以节俭著称的法国中产阶级，他们购买了150 亿美元的政府债券；其次是外国政府，尤其是英美政府，他们亲眼目睹了法国正在承受着世界大战的煎熬，向法国政府提供了100 亿美元的贷款。但这仍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于是，法国政府就通过增发纸币来填补。在英国，流通的货币量增加了一倍，而法国却增加了两倍。
在法国，利用中央银行筹集资金要比英国容易很多——部分原因在于法兰西银行的行长一直以来都是由政府任命的高级公务员，而不是银行家。早在1911 年，当时的法国财政部长就未雨绸缪，提前通过法兰西银行设置了一个信用额度，以便在战争情况下使用。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和英格兰银行一样，法兰西银行也是在战争中设立的。但与英格兰银行不同的是，法兰西银行建立的初衷不是为了募集战争款项，而是要在货币混乱时恢复秩序。
1799 年，法国面临了一次严重的货币短缺。10 年的革命与动乱让法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金银大量流失国外，革命政府发行的兑换券又以失败告终，这使得法国民众对于缺乏黄金支持的纸币彻底失去了信心。两个金融专家，瑞士银行家让· 弗雷德里克· 佩雷格（Jean-Frédéric Perregaux ）和鲁昂富商、大名鼎鼎的让· 巴塞洛缪· 康特卢克斯· 康特勒（Jean-Barthélémy Le Couteulx de Canteleu），受命于法兰西共和国首位执政官拿破仑· 波拿马，建立了一家以黄金支持纸币发行的新银行。这家银行持有3 000 万法郎资本，相当于600 万美元。
第6章：谁将是无形帝国的君主（7）
这家银行于1800 年1 月18 日正式开张，如果按照大革命期间强制施行的历法来算，是在革命8 年雪月28 日。它的资本主要是从商人和银行家族中募集而来的，这些人很多都是新教徒或瑞士裔。但是，以拿破仑为首的野心家们也想从中分得一杯羹，因为银行的预期利润是相当丰厚的。拿破仑本人持有30 股，每股价值1 000 法郎；他的秘书，也就是后来因为**而被开除，继而投靠路易十八而背叛拿破仑的路易· 安东尼· 佛瓦莱特· 不列纳（Louis-Antoine Fauvelet de Bourrienne ）持有5 股；拿破仑的内弟，后来的那不勒斯国王约阿西姆· 穆拉特（Joachim Murat ）持有9 股；拿破仑的继女和准弟媳，后来的荷兰皇后霍腾斯· 博阿尔（Hortense de Beauharnais ）持有5 股；后来的西班牙国王，拿破仑的大哥约瑟夫持有1 股。为了鼓励投资者，法兰西银行也像英格兰银行一样在对政府的关系上尽量保持独立。1803 年，银行被授予在巴黎发行纸币的垄断权。
1805 年，刚刚发生过特拉法加海军灾难，正当拿破仑对奥俄联盟发动新一轮战争之时，恐慌情绪在巴黎商人中传播开来，造成了挤兑，险些导致刚成立不久的法兰西银行破产清算。 。就在关键时刻，前线传来了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大获全胜的消息，商人们因此恢复了信心，银行得以挽救。尽管人们对这家新银行迅速恢复了信心，法国也得到了奥地利的大额战争赔款，但拿破仑仍然对他的这帮银行家在关键时刻的软弱无能大为恼火。
从奥地利回国之后，拿破仑召开了部长会议，他大发雷霆，将财政部长免职。对于法兰西银行的三人管理委员会成员，他给出了两个选择：要么锒铛入狱，要么缴纳870 万法郎罚款。他们都选择了缴纳罚款。拿破仑下定决心不再受制于这些金融家，他修改了法兰西银行的条例，使政府有权直接任命行长和两名副行长，在当时这也就意味着由他亲自指定。拿破仑当时宣布：“法兰西银行不仅属于它的股东，也属于国家……我希望法兰西银行被牢牢地掌控在政府手中。”
对于埃米尔· 莫罗来说，战争就意味他将继续被“流放”在阿尔及利亚任总干事。1914 年，在亨利埃特· 卡约被宣布无罪后，莫罗一定暗暗希望自己能够受到导师卡约的提携重返法国财政部。但是战争的爆发打消了他的念头，一向被视为对德软弱的卡约未能进入战时政府。
事实上，在战争期间卡约把自己搞得更糟，因为他一贯判断失误。1916 年，有一帮声名狼藉的家伙涉嫌要与德国幕后媾和，卡约也卷入其中。其中一人叫做保罗· 博洛· 帕夏（Paul Bolo-Pasha），他曾经为埃及总督和德国情报部门服务，于1917 年被捕，受审后被判间谍罪而被枪毙。在随后席卷法国全国的反间谍运动中，卡约本人也被控犯有叛国罪，并被剥夺了国会豁免权，于1918 年受到监禁。他最终于1920 年在元老院受审，当时的元老院就相当于最高法院。尽管他并未被判叛国罪这一极刑罪名，但还是因与敌人“鲁莽地展开会谈”而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剥夺公民权5 年，并被驱逐出巴黎。这是法国特有的一种古老的惩罚措施，通常适用于吸毒者、白人奴隶贩子和暴徒。
看到导师悲剧性的、尴尬得有些滑稽的遭遇，莫罗肯定不止一次地想到，自己因为选错了导师而受到了诅咒。尽管法国政府要求阿尔及利亚银行为战争融资做出更大的贡献，但它只提供了大约2 000 万美元的贷款，这和更大、声望更高的兄弟银行法兰西银行所提供的40 亿美元相比是微不足道的。1919 年，莫罗甚至想过要在阿尔及利亚银行总干事的位置上干到退休，可见当时他已是心灰意冷。
第6章：谁将是无形帝国的君主（8）
德国支撑战争的战略主要依靠于围绕在德皇身边的那些人，他们相信战争不会持续很久，德意志帝国必将取得大胜，战争结束之后将由战败国支付战争费用。德国政府为战争花费了470亿美元，其中仅有1/10是通过税收的方式募集到的。由于缺乏英国那样完善而成熟的金融市场，缺少法国那样节俭
而富有的中产阶级，在大西洋两岸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借给它大量资金，因此德国只能严重地依赖于通货膨胀。战争期间，英国流通中的纸币增加了一倍，法国增加了两倍，而德国却增加了三倍。颇具荒谬性的是，这一灾难性政策的制定者是欧洲当时最称职的两个财政官员：卡尔· 赫弗里希（Karl Helfferich ）和鲁道夫· 冯· 哈芬施泰因。前者是德意志
帝国财政部办公室书记，也就是德意志帝国的财政部长，后者是德意志银行行长。赫弗里希是德国当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一所大学的教授，他在战前曾写过一部货币经济学大作《货币》（Das Geld），该著作连续印刷6 版，并被译成外文在许多国家出版，包括日本。哈芬施泰因是位经验丰富的律师，虽然没有赫弗里希那样的背景，但却是整个德意志帝国公认的最敬业、正直、忠诚的官员之一。他目光犀利，胡须长而繁茂，并被细心地打上蜡，他那别致的胡须使他看起来就像是维多利亚音乐大厅里的乐队指挥。事实上，和德意志银行的前两任行长一样，哈芬施泰因也是一个典型的德意志帝国的高级公务员。1857 年，他出生在勃兰登堡的一个地主家庭，大学研习法律，后来成为一名县级法院法官。1890 年，他入职普鲁士财政部，1908 年被提名为德意志银行行长。
为帝国皇帝效命是威廉二世时期德国维持统治的基础，赫弗里希和哈芬施泰因对皇帝本人也是忠心耿耿。赫弗里希尤其明显，他是极右的民族主义者，对德国人的美好前途和领导者的历史使命深信不疑、热情支持。
哈芬施泰因是个守旧的官员，他认为尽职尽责就是最高美德。正如一位银行家所写的那样,“服从与从属早已内化于他的血肉之中”。尽管在法律上国家银行的所有者是私人股东，但哈芬施泰因和其他的银行高官却是在对由政治家组成的董事会负责，其中包括帝国总理和其他4 名能代表德意志帝国的成员。国家银行的这种权力构造在缔造之初就已形成，它的创建人奥托· 冯· 俾斯麦伯爵深谙权力运行之道。除了积累个人财富外，俾斯麦对经济学毫无兴趣。然而，在1871 年创建德意志银行时，他的一位私人理财师和密友格森· 布雷奇罗德（Gershon ）曾告诫他，有时候政治方面的考虑要凌驾在单纯的经济判断之上，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太过独立反而会带来不少麻烦。
战争期间，尽管德国的货币供应量激增，物价翻了两番，年通货膨胀率高达40%，但哈芬施泰因却成了民族英雄。荣誉和鲜花纷纷向他扑来，他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甚至德皇都深情地昵称他是“金钱元帅”。
尽管相信这场战争是一个错误，亚尔马·沙赫特还是像帝国的其他公民一样热情地为战争竭尽所能。他高度近视，因而可以免于军事服役。与其他人一样，他也深信德国必将胜利。战争刚刚爆发三个星期，他就开始忙着制订向法国索取战争赔偿的计划。沙赫特计算出了一个数字——100亿美元，这说明即使是最精明的观察家在估算战争代价时也会和实际偏离得很远。这个数目是1870 年普法战争后法国赔款的10 倍，但只是德国此次战争总预算的1/5 。
第6章：谁将是无形帝国的君主（9）
1914 年10 月，在西线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之时，沙赫特在银行业委员会谋得一职，负责监管德国所占领的比利时的财政运行，当时的比利时由军政府统治。
他很快发现自己不习惯军队体制，森严的等级制度、狭隘的武夫视野、虚荣的职业军官世袭制都让他难以忍受。沙赫特似乎很容易树敌。刚到比利时不久，他就触怒了上级卡尔· 冯· 兰姆少校（Major Karl von Lumm）。兰姆是银行业委员会委员，在战前还是德意志银行的董事。 。沙赫特对地位非常敏感，他要求加入当时设在布鲁塞尔娱乐场的军官俱乐部。而兰姆这个在战前曾是巴伐利亚预备部队一员的老光棍，对自己的军旅生涯颇为自得，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沙赫特的要求，他说沙赫特只是一介平民，而非军人。而沙赫特竟越过兰姆找到了冯· 戈尔茨将军（General von der Goltz）， 戈尔茨是被侵占国比利时的总督，他们在战前就已相识。沙赫特最终得以加入军官俱乐部，但兰姆却因此对他怀恨在心。
沙赫特的任务之一就是负责组建一个货币发行系统。 。德**队不再简单地强取豪夺他们需要的商品，而是通过在被侵占国发行特殊流通的比利时法郎来购买。在制度设计上，德国人能以极为优惠的汇率买到这些货币。市场对比利时法郎的需求极为强劲，1915 年2 月，沙赫特让他的战前老雇主德累斯顿银行购买了一大笔比利时法郎。兰姆立即指控他违反了公务员道德守则，使他面临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委员会通过调查认为，尽管沙赫特没有做违法的或不道德的事，但他试图掩盖曾涉入此事，委员会还给出了判定他近乎做了伪证的理由，“他对问题的回答态度不够诚恳，且在被指出不够诚恳后又找出牵强附会的理由狡辩”。这件事越闹越大，最后被提交到了内政部，沙赫特受到官方的斥责，被迫退出银行业委员会，但并没有被开除。
毫无疑问，兰姆有点儿小题大做了。几年后，沙赫特曾私下说他在接受询问时并未说谎，但确实推卸了不少责任。这件事迷雾重重，无法说清，影响了沙赫特好多年。流言蜚语四处传播，有人说他挪用了大量现金，还有人说他借助获取的国家秘密来聚敛个人财富。
战时服役刚满9 个月，沙赫特就重新回到了银行界。这一次，膨胀的野心再一次没让他得到什么好下场。回到德累斯顿银行之后，他表现得咄咄逼人，信誓旦旦地要加入董事会，在遭到回绝后他别无选择，只好辞职。之后，沙赫特到国民银行担任董事，这是一家总部设在柏林、口碑很好但次一级的银行。与大多数德国人的遭遇一样，战争对于沙赫特一家来说也是残酷的。他的两个同胞兄弟先后死去——奥卢夫死于疾病，最小的一个兄弟威廉也在索姆河战役中牺牲。食物十分匮乏，他们要自己种植蔬菜，还养了一只山羊，自己学着给羊挤奶。总之，生活过得非常艰难。
对于美国来说，这场战争简直就是飞来横财。欧洲对美国物资和商品的需求迅速增加，刺激了美国经济的繁荣。这种需求尽管有一部分是靠美国每年向英国和法国提供的20亿美元借款支撑起来的，但它的积极作用在于促使大量黄金流入美国，美国的黄金储备从不足20亿美元一下子飙升到40亿美元。金本位制度的实行使黄金的流入造成了不同寻常的信用扩张，美元的供应量随之翻了一番。
第6章：谁将是无形帝国的君主（10）
在创建之初的几年里，美联储有些不知所措。它正试图建立自己的人才队伍。作为一个负责货币事务的机构，它还缺乏经验，其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政治妥协的产物，章程中也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内容。作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本杰明· 斯特朗很快就抓住机会利用了美联储内群龙无首的局面。尽管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表面上看来只是12 家地区性联邦储备银行之一，在理论上要受到设在华盛顿的政治机构——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管，但它实际上早已成为最大的联邦储备银行了。其行长斯特朗也绝不是一个等待别人发号施令的人，他要在整个联邦储备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因为和纽约银行家保持着特殊的关系，同时也是联邦储备体系的设计人之一，更由于他的性格，斯特朗在关于美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讨论中往往一言九鼎。
各联邦储备银行持有的黄金越来越多，于是斯特朗开始担心两件事情：战争结束后将有大量的黄金重新流入欧洲各国，这会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的银行体系；相反，如果黄金继续留在美国，将导致欧洲各国黄金储备不足，也会在美国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他认识到，无论哪种情况给美国造成的影响都是美联储无法单独应对的，它必须和欧洲各国央行协调行动。因此，1916 年2 月，他决定对欧洲进行一次“侦察之旅”。
在斯特朗抵达欧洲时，战争已经持续了18 个月，即将进入最血腥的一年。西欧的战斗主要集中在比利时至法国东部的一条狭长地带上，居住在伦敦或巴黎的人们生活较为艰辛，但并不是特别危险。一年前，德国海军潜艇在爱尔兰海岸附近用鱼雷击沉了英国邮船卢西塔尼亚号，近1 200 人溺水身亡，其中包括124 名美国人。此后，美国国务院警告国民不要再到欧洲旅行。
斯特朗首先前往巴黎会见了法兰西银行行长，随后抵达伦敦，也就是在这次访问英格兰银行时，斯特朗才第一次见到了诺曼。他们年龄相仿，初次见面就建立了良好的感情。与他在伦敦工作的同事不同，诺曼曾在美国生活过两年，他喜欢并羡慕美国人民，于是就邀请斯特朗前往索普洛奇共进晚餐。尽管斯特朗身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而诺曼只是英格兰银行副行长的顾问，但斯特朗自4 月份回到美国后，便开始和诺曼保持书信联系。刚开始，他们主要就贷款政策交换信息和看法。渐渐地，他们通信的内容越来越随意，谈论了很多私人事情，特别是诺曼要煞费苦心地照料斯特朗的长子本杰明。本杰明当时还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大二学生，在美国以协约国身份加入战争之后，他于1917 年5 月以美国急救服务团志愿者的身份前往欧洲。
斯特朗于1916年夏天从欧洲返回美国之后，在个人生活方面遭遇了一系列打击。他的妻子，只有28岁的凯瑟琳离他而去，还带走了两个年幼的女儿，去了美国西部的圣巴巴拉。实际上，他们的婚姻处于濒于破裂状态已有一段时间了。两人性格不合，彼此不适合对方——斯特朗性格外向、喜欢社交，而凯瑟琳则性格内向、胆小羞怯，而且他们的年龄也相差太多。他的岳父埃德蒙· 康弗斯从一开始就反对他接受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这份工作，认为这是个有前途的半官方职位，两人的关系也因此不断恶化。他的收入减少，以至于后来捉襟见肘，凯瑟琳也无计可施，真可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多年来，斯特朗一直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和解。1921 年，凯瑟琳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请求，这令斯特朗伤心不已。事实上，自1916 年夏天开始，他们就再没有见过面。
第6章：谁将是无形帝国的君主（11）
就在婚姻破裂的这个夏天，斯特朗病倒了，咳嗽不止，病情日益恶化，到后来竟然咳血，胸痛难忍。 。7 月份，他被查出患上了肺结核。这种病在当时叫做肺痨，是一种高度传染性疾病，由空气中的致病细菌感染肺粘膜引起。当时，这是一种在欧洲和美国造成平民死亡的最主要疾病，各个阶层的民众都深受其害，患者以青壮年居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各工业城市通风极差的简陋棚户区已被设施更好的住房所取代，肺结核的发病率也因此显著下降，但战争却导致欧洲的发病率有所回升。斯特朗很可能就是在欧洲访问时染上该病的。
19 世纪晚期，人们已经知道了肺结核的致病原因，但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措施，大约一半的患者在5 年内就会死亡。在当时，人们认为高海拔地区稀薄、干燥的空气有助于控制肺结核的传染，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空气中的氧气含量少将有助于降低该病的危害。人们还相信，病人如若完全停止运动，处于绝对休息状态，肺部便可自我修复，这样就能治愈肺痨，然而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在欧洲和美国，许多山地景区纷纷向富人和中产阶级提供奢侈的疗养地，在那里他们可以与世隔绝、安心疗养。
斯特朗的医生们都认为他应该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请个长假。1916 年7 月，斯特朗去了科罗拉多州，在那里，有1/3 的人都是从外地过来治疗肺结核的。起初，他住在埃斯蒂斯帕克的一家疗养院里，这家疗养院坐落于科罗拉多– 落基山北部的山谷中。在这里，病人每天要花上几个小时在户外呼吸山地空气，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事情可做，因此斯特朗感到十分压抑和沮丧。同年10 月，他搬到了丹佛，在那里，他搭起了一间小办公室以便与纽约方面保持联系。
1917年4月，美国宣布参战，当时的斯特朗还在科罗拉多修养。6个星期后，他就返回了纽约。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他全力以赴为战争筹集款项，美联储的其他目标也都从属于该任务。美国为战争大约花费了300亿美元，其中超过200亿是自己的实际花费，另外100亿则以贷款的形式借给了其他国家以支撑战争。为了避免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在战争融资方面所犯的错误，财政部长、总统的女婿威廉· 麦卡杜推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诱使美国民众购买战争债券。作为政府的银行，美联储负责销售这些所谓的自由债券，最终募集了近200 亿美元，大约有一半是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完成的。
为了带头在纽约组织活动从而激起民众购买战争债券的热情，斯特朗突然发现自己已在不经意间走到了聚光灯下。他在卡耐基音乐厅或大都会歌剧院主持音乐会，带领爱国游行队伍穿过第五大道，在观看好莱坞明星玛丽· 皮克福德（Mary Pickford ）和道格拉斯· 费尔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 ）等人主演的大片的集会上讲话，渐渐地他在公众中小有名气。宣传技巧对于这些活动非常重要。有一次，斯特朗与其他组织者在中央公园的绵羊草原上实地挖起了战壕，以展示西线战场上的士兵是如何生活的，这让环境保护主义者大为恼火。为了开展另一项活动，他们安排全市的每一个防空警报、警方警报、拖船鸣笛、消防警报和船舶雾笛等持续长鸣5 分钟。
到战争即将结束时，美联储已经今非昔比。尽管在面对战争财政压力上它也像欧洲的许多中央银行一样不能置身事外，但不同的是，它抵制直接购买政府债券，只是为货币供应量的扩张提供间接帮助，因此赢得了信誉。更重要的是，战争一举改变了美国在世界各国经济和金融中的地位。1914 年刚刚成立的美联储，现在已坐拥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备，这使得它能在国际金本位制度恢复时发挥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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