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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了世界的银行家：金融之王》
引言（1）
1931年8月15日，媒体公开发表一则声明：英格兰银行行长由于近几个月承受巨大压力而身体不适，根据医生的建议，他已经停止了所有工作并到国外休养。声明中提到的行长就是被授予“金十字英勇勋章”的蒙塔古·克莱特·诺曼，尽管他多次拒绝这个头衔，因为他并非许多人以为的勋爵或爵士，但他确实以此为荣，毕竟这是证明一个军官表现英勇的次高级别的勋章。
诺曼对媒体界总是很提防，他在旅途中为了逃避多事的记者而假扮身份，故意错过火车，因此留下了不好的名声。甚至有一次他原本打算登上开往加拿大的约克公爵夫人号邮轮，为避开记者竟然借助一条绳梯从邮轮的一端滑到另一端，真令人难以置信。而这时，带着与生俱来的天赋，他对聚集在码头对岸的记者宣布：“我想我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了，因为最近我非常辛苦，身体也大不如前了，我觉得在这艘豪华邮轮上旅行对我的身体应该是有益的。”
在金融界中，诺曼精神脆弱早已被认为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很少有人知道真相——在过去的两周里，世界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欧洲银行体系也正处于崩溃的边缘，由于巨大压力造成的精神失常使这位行长已经不能胜任目前的工作。英格兰银行的声明从旧金山传到了中国的上海，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为之震惊。
多年以后，人们很难想象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蒙塔古· 诺曼拥有多大的权力和威望，他的名字如今也很少再为人所知。 。但在当时，他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中央银行家，被《纽约时报》形容为“无形帝国的君主”。欧盟之父让· 莫内（Jean Monnet ）则认为英格兰银行是“堡垒中的堡垒”，而“蒙塔古· 诺曼作为这个堡垒的管理者，令人敬畏”。
在当政的10 年中，诺曼和其他三位中央银行行长一度被媒体戏称为“世界上最孤高排外的俱乐部”成员。诺曼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本杰明· 斯特朗、德意志银行的亚尔马· 沙赫特以及法兰西银行的埃米尔· 莫罗，形成了中央银行家的“四重奏”，他们承担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建世界金融体系的重任。
但是到了1931 年中期，诺曼成为最初的四人组中仅存的一位。斯特朗于1928 年逝世，享年55 岁；莫罗于1930 年退休；沙赫特在1930 年因和自己的政府发生争执而辞职，他正在向阿道夫· 希特勒和纳粹示好。因此，重建世界金融体系的重任就落在了那个面带诙谐笑容、有着神秘的戏剧天赋、留着凡· 戴克式的胡须、身穿神秘戏装、头戴宽边帽、身披下垂披肩、带着耀眼翡翠领带夹的谜一般的英国人身上。
　　在世界经济进入史无前例的衰退时期的第二年，世界上最举足轻重的中央银行家精神失常实在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各国的生产大幅下滑——受打击最大的美国和德国下滑达40% 。工业国家的所有工厂——从底特律的汽车厂到鲁尔的钢铁厂，从里昂的丝绸厂到泰恩赛德的造船厂，要么关闭，要么只有少数开工。市场需求严重萎缩，导致大萧条后的两年中物价下跌了25% 。在工业国家，失业的工人遍布城市和乡村。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有800 多万人失业，占其劳动力规模的15% 。在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英国和德国，分别有250 万人和500 万人加入失业大军。在世界最大的四个经济体中，只有法国似乎躲过了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但最终也跌入深渊。失业的人们无所事事地流落在街头、公园、酒吧和咖啡馆。在纽约和芝加哥，越来越多的人因失去工作而流离失所，只能住在货箱、废旧钢铁、兽皮、帆布甚至车皮搭建的窝棚里，连中央公园都变成了人们的宿地。在柏林、汉堡和德累斯顿的郊区，类似的窝棚区也比比皆是。在美国，成千上万的失业者逃离城市，四处找寻工作机会。
　　
引言（2）
失业带来了暴乱和造反。 。在美国的阿肯色州、俄克拉何马州以及中部和西南各州都发生了抢夺食物的骚乱。在英国，矿工、纱厂工人和织布工人开始罢工。在柏林，几乎发生了内战。在1930 年9 月的选举中，纳粹利用人们对失业的恐惧对协约国、**者和犹太人等大加指责，说他们造成了德国人的痛苦，以此获取了650 万张选票，并使其在议会中的席位从12 个增加到107 个，成为继社会民主党之后的第二大党。随之，纳粹和**者常常在街头巷尾发生冲突。
类似的政变也在葡萄牙、巴西、阿根廷、秘鲁以及西班牙发生。最大的威胁来自于银行体系的崩溃。1930 年12 月，美国银行（虽然这家银行以国家的名字命名，但它却是一家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私人银行）倒闭，这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银行破产案，大约两亿美元的存款因此而遭到冻结。1931 年5 月，奥地利最大的银行——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 ）的拥有亿美元资产的奥地利信贷银行破产。6 月20 日，赫伯特· 胡佛总统宣布延期一年偿付战争债务和赔款。7 月，德国第三大银行达纳特银行破产，引发了整个德国银行体系的挤兑和资本外逃的浪潮。海因里希· 布吕宁总理宣布银行暂停营业，限制民众从银行提款的金额，并暂停外国短期债务的偿付。 。当拥有大量德国债权的英国人发现德国违约后，危机于当月底席卷了伦敦。人们突然发现之前无须担忧的债权无法履约，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又纷纷涌向伦敦提款，英格兰银行被迫向法国和美国的银行（法兰西银行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借款亿美元，以避免其黄金储备被耗尽。随着失业的蔓延，银行破产，农产品价格暴跌，工厂关闭，仿佛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了。
6 月22 日，著名经济学家约翰· 梅纳德· 凯恩斯告诉芝加哥人：“我们正处在现代世界最严重的灾难之中——灾难由所有的经济因素造成。据莫斯科人说，这是资本主义最后的、终极的经济危机，我们的社会将无法承受。”以研究文明的兴衰而著称的历史学家阿诺德· 汤因比（Arnold Toynbee ） 在为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撰写年度事件评论时说：“1931 年，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深思熟虑，并坦诚地讨论西方社会体系即将崩溃和走向终结的可能性。”
当年夏天，蒙塔古· 诺曼几个月前写给他法兰西银行的一位同僚克莱门特· 莫雷的一封信见诸报端。诺曼声称：“除非出台有力的拯救措施，否则文明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将在一年内崩溃，这一点我确信不疑。”他还以尖刻的笔调补充道：
“我希望这一预言能够存档，以备将来参考”。有传言说在赴加拿大修养之前，他坚持认为应该使用配给证，以避免当欧洲各国的货币普遍崩溃时，英国回到物物交换的境地。
在经济危机中，中央银行家们也都纷纷恪守几个世纪以来母亲教导孩子的那句警言：“如果你不能说得完美，那就什么也不要说。”这句话让这些金融业官员们在处理危机时避免再次陷入尴尬局面——他们要么在公众面前坦承问题而造成市场恐慌，要么对公众漫天撒谎而维持相安无事。像诺曼这样如此德高望重的人愿意坦诚地谈论西方文明的崩溃，这充分说明面对“经济海啸”金融当局的无计可施和困惑。
引言（3）
诺曼不仅是世界上最显赫的中央银行家，他还被金融界和政府官员们公认为具有良好的品质和判断力。 。一向趾高气昂的摩根财团资深合伙人托马斯· 拉蒙特说诺曼是“他遇到过的最有智慧的人”。在政界，英国财政大臣菲利普· 斯诺登，一位多次预言资本主义最终会灭亡的忠诚的社会主义者，真诚地称赞诺曼“不仅仅是女王跟前的最优雅的大臣”，“他对于国家所遭受苦难的同情心像母爱一样泛滥”，而且他“充满自信，富有感染力”。
诺曼在很多事情上处理得当，赢得了经济界和金融界的好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坚决反对向德国索取战争赔款。整个20 世纪20 年代，他一直在警告各国黄金储备的短缺问题。此外，他还较早地警告了美国股市的泡沫风险问题。但是也有少数人指责正是他推行的政策，尤其是教徒般死板地拥护的金本位制度，引发了席卷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这其中包括约翰· 梅纳德· 凯恩斯和温斯顿· 丘吉尔。在诺曼结束其加拿大的假期前夕，丘吉尔这位两年前在华尔街几乎倾家荡产的人从比亚里茨给他的前任秘书和好友埃迪· 马什（Eddie Marsh ）写信说：“我遇到的每个人都在警告金融业要发生问题……我希望把蒙塔古· 诺曼吊死，我有重要的证据驳斥他。”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现在叫做“大萧条”，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事件。 。没有任何国家逃脱厄运，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持续了十多年时间，影响到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伤害了整整一代人。这场经济危机引发了欧洲20世纪30年代“堕落的十年”，导致了希特勒和法西斯的崛起，以及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为可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20 世纪20 年代的大繁荣向大萧条的滑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讲述。在本书中，我选择剖析当时的4 位主要中央银行家，他们分别管辖着英格兰银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德意志银行和法兰西银行。
1918 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百废待兴，金融体系也岌岌可危。19 世纪后期，在金本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家债券体系以伦敦为中心迅速发展，引起了国际贸易和经济的快速繁荣。1919 年，这一体系崩溃，英国、法国和德国几近破产，债台高筑，它们的国民因为物价飞涨而陷入贫困，其货币也几近崩溃。只有发了战争财的美国变得更为强大。
政府认为是银行家发挥作用的时候了，因此解决世界金融危机的重任就集中到4 个重要国家的中央银行身上：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
本书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些中央银行家们重建国际金融体系的故事。20 世纪20 年代中期，他们似乎成功了：国际外汇市场稳定，资金流动自由，经济增长得以恢复。但繁荣的背后也出现了隐患，被公认为金融体系稳定基石的金本位制度约束了经济的发展。本书的后几章描述了中央银行家们在应对大萧条时那些无序和徒劳的努力。
和现在一样，20 世纪20 年代的中央银行家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威望。4 位中央银行家的故事贯穿了本书：英格兰银行的蒙塔古· 诺曼，有些神秘和神经质；法兰西银行的埃米尔· 莫罗，生性多疑且憎恨和恐惧外国人；德意志银行的亚尔马· 沙赫特，死板、傲慢、才华横溢而又狡猾；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本杰明· 斯特朗，表面上精力充沛、劲头十足，但其实是个深受伤害、不堪重负的人。
引言（4）
这4 个人都是那个时代的重要人物，处于舆论漩涡的中心。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为我们了解20 世纪20 年代那段复杂的历史（未实现的和平、战争债务和赔款、恶性通胀、欧洲的衰落和美国的暴富、虚假的繁荣和彻底的破灭等不幸的故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更人性化、更深入浅出。
他们各自的行事方式都体现了他们国家当时的国民心态。蒙塔古· 诺曼对自己不完美的直觉有着堂吉诃德式的信心，他沉溺在大英帝国昔日的辉煌里，不愿意承认它在世界上的日渐衰落。偏执和满怀仇恨的埃米尔· 莫罗，准确地体现了所有遭受战争创伤的法国人的心态。本杰明· 斯特朗富有行动力，代表了美国的新一代，他们积极地利用自己的金融实力去干预世界事务。只有易怒和傲慢的亚尔马· 沙赫特没有反映出战败后德国人的失落心态，或许他只是简单地把这种情绪隐藏了起来。
他们曾经手握重权，但最后都几乎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曾经家喻户晓，被媒体称为“世界上最孤高排外的俱乐部”成员，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现在都已被人们遗忘。
20 世纪20 年代是一个过渡期，它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当时的中央银行还是私有的，主要目标是维护货币稳定和处理银行恐慌事件，而中央银行稳定经济的概念则刚刚开始萌芽。在19 世纪，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的领袖们还不为公众熟知，只是在金融界有人知道他们。而到了20 世纪20 年代，中央银行家们已经和今天一样家喻户晓了。媒体充斥着关于他们的决策和秘密会议的谣言，他们当时面临的很多经济事务和问题也和现在的中央银行家一样：股市的剧烈波动、外汇市场的动荡、大额资金在金融中心之间的流动等。然而，他们用以决策的信息却非常之少，可以实施的手段也很原始。当时，经济统计刚开始兴起，银行家们只能靠信件沟通，当时一封信从纽约寄到伦敦需要一个星期，在紧急时期也只能靠电报，只是到了
后期，他们才能使用电话通信，而且还常常遇到麻烦。当时的生活节奏也和今天完全不同。因为没有飞机，横穿大西洋需要5 天时间，出门要带着侍从，晚宴要穿着礼服。当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本杰明· 斯特朗可以毫无顾虑地到欧洲出差4 个月——5 月份启程，花一个夏天在欧洲各国的首都穿行，和他的同行们商谈，其间在一些度假胜地稍事休息，最后于9 月份返回纽约。
当时的人们既有国际化的思维，也有狭隘的地域观念。在那个时代，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偏见盛行，著名的金融巨头皮尔庞特· 摩根的儿子杰克· 摩根拒绝给德国发放贷款，因为“德国人是二等公民”，他还反对犹太人和天主教徒进入哈佛大学监督委员会，因为“犹太人总是认为他们是上等人，而美国人是二等人；罗马天主教徒则认为教皇至上，美国人次之”。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金融界，无论是在伦敦、纽约、柏林还是巴黎，都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银行。一种是盎格鲁– 撒克逊式的银行，比如J. P. 摩根、布朗兄弟、巴林银行；另一种则是犹太式的银行，比如罗斯柴尔德家族的4 个银行、拉扎德银行、德国犹太人的沃伯格– 库恩雷波银行，以及与众不同的欧内斯特– 卡塞尔爵士银行。当时的新教徒大都反对犹太人，这两个集团相互排斥，他们都自命不凡，鄙视对方。在那个时代，人们都沾沾自喜、自命不凡，对失业和贫困问题漠然视之。只有德国把这股偏见的暗流演变成了悲剧——这也是本书故事的一部分。
引言（5）
当我开始写这4 位中央银行家以及他们如何应对大萧条的故事时，我发现另外一位当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必须提及，他就是约翰· 梅塞德· 凯恩斯，1919 年他刚出道时才36 岁。 。当其他4 位主人公痛苦地应对各种麻烦时，他不甘寂寞，站在另一个立场发表观点。和其他人不同，他不是政策制定者，只是一位独立的观察员。在每个故事的转折点，他都坚持自我，其言论毫不客气而又充满智慧、满怀自信。
在本书中，作为4 位主人公的对立面，凯恩斯不可或缺。4 位中央银行家都是金融界的大佬，受正统的职业准则的约束。相反，凯恩斯是一位牛虻、剑桥大学的教师、自我发家的百万富翁、出版者、编辑和畅销书作者，他不用担心那些可怕的表决制度而引起的麻烦。尽管他比其他4 位显贵只年轻了十几岁，但凯恩斯显然和他们不是一代人。
要了解中央银行家们在大萧条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首先需要了解一些中央银行及其运作的知识。中央银行充满神秘色彩，它们的核心工作严格对外保密，即使经济学家也很难理解它们。简而言之，中央银行垄断了货币的发行① 。这一权力使得它们拥有信用（利率）的定价权，因此可以决定在市场中投放多少货币。
尽管中央银行充当了决定国内信贷政策的国有机构的角色，但在1914 年，大部分中央银行都是私有的，因此它们的角色十分奇怪、复杂。它们首先要对董事会负责，其股东主要是商业银行，必须对股东分红，但又被授予了非营利目的的非凡权力。与现在中央银行的稳定物价、实现充分就业的法定目标不同，1914 年的中央银行最重要的目标是维护币值的稳定。
当时，大部分国家实行金本位制度，即将币值与一定重量的黄金挂钩。比如，1 英镑等于113 格令纯金，而1 格令等于麦穗中的一个麦粒的平均重量。同样，1 美元被定义为格令黄金。由于所有的货币都与黄金挂钩，因此它们之间的相对价值是固定的。因此，1 英镑等于113/即美元。根据法律，所有纸币都可以自由地兑换黄金，每家中央银行也都必须承担以金块兑换任何数量本国货币的责任。
作为货币，黄金被使用的时间达千年之久。1913 年，全世界的金币大约有30 亿美元，占全世界实际流通货币量的25% 左右，另外有15% 的银币，其余的60% 为纸币。所以，在金本位制度下，黄金只是货币的一小部分。
当时，世界上2/3 的黄金没有在经济中流通，而是以金砖的形式存放在银行的金库里。在每个国家，尽管每个银行都存有黄金，但绝大部分黄金还是存放在中央银行，作为银行体系的储备和黄金标准的“锚”，决定经济中的货币和信用规模。
由于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实际上就是印钞票，因此为了防止这种特权被滥用，各国都以法律的形式强制它们持有一定数量的黄金，以作为纸币的支持。这些法规在每个国家都有所不同，例如在英国，英格兰银行最初可以发行7 500 万英镑没有黄金支持的纸币，多于这个数目的纸币则必须有等量的黄金作为支持。在美国，美联储发行的纸币需要有40% 的黄金支持，不允许发行没有黄金支持的纸币。尽管各国的法规不同，但最终的效果都是自动锁定各国的货币量，使其几乎机械地受制于各国的黄金储备。
引言（6）
为了调控经济中的货币数量，中央银行使用利率工具，这类似于在一个巨大的货币调节器上将指针上下调节。当黄金过多时，信贷成本降低，吸引消费者和企业借款，为经济注入更多的货币；相反，当黄金紧缺时，利率提高，吸引消费者和企业存款，收紧流通中的货币。由于货币兑换黄金的价值以法律的形式确定，纸币发行的数量受黄金储备的约束，政府的行为由此也会受到黄金储备的限制，当现金短缺时，其价值也不会变动，因此不会发生通货膨胀。这对于采用金本位制度的国家来说是一种“荣誉的象征”，表明政府会保持稳定的货币制度，采用规范的金融政策。在1914 年，有59 个国家采用金本位制度。
很少有人认识到这种制度有多么脆弱，其基础有多么不牢。有史以来，世界上开采出来的所有黄金加起来也只不过刚能填满一幢中等的两层小楼。而且，新的黄金产量既不稳定，也不可预测，时多时少，很少能满足经济的需要。因此，当发现新的金矿时（例如19 世纪50 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潮，以及19 世纪90 年代南非发现黄金），世界的商品价格就会下跌。并非没有人批评过金本位制度，但大多都是些奇怪肤浅的论断。有些人则认为，如果信贷受限于黄金数量，就会伤害企业和债务人——尤其是兼具两者特征的农民，这在通货紧缩时期尤为明显。
支持宽松货币和扩大信用的最著名的代表是来自内布拉斯加这个农业州的议员威廉斯· 詹宁斯· 布赖恩（Williams Jennings Bryan），他积极呼吁取消黄金作为储备的特殊地位，将白银也列为储备金属。
在1896 年的民主党大会上，他发表了美国历史上一篇重要的演讲——词藻华丽而又极具威严，他指责东部的银行家们：“请告诉我哪些城市受惠于金本位制度？我的回答是这些大城市依靠的是我们广袤肥沃的土地。假如你们的城市被摧毁，如果我们的农场还在，那么你们的城市就会很快魔术般地恢复；但如果我们的农场被摧毁，你们的城市也会变成一片荒野……你们不能把用荆棘做成的帽子扣到工人的头上，你们不能把人类钉在黄金的十字架上。”
风水轮流转，在布赖恩发表演讲的10 年前的一个周末，南非的两位金矿勘探者在威特沃特斯兰德的一个农场散步时偶然发现了一片金矿，后来这里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金矿。到布赖恩发表演讲时，黄金产量暴涨了50% ，南非取代美国成为最大的黄金生产国，黄金匮乏的时代结束了，包括农产品在内的所有商品价格再次开始上涨。虽然布赖恩于1900 年和1908 年两次获得了民主党的选举提名，但始终没有当上总统。
尽管在金本位制度下，黄金这一贵金属的供给时多时少，导致物价在一个大的经济周期内上下波动，但这种波动非常温和，最后物价也会回归到正常水平。金本位制度可以控制通货膨胀，但不可能阻止金融泡沫的产生和破灭。这些泡沫和危机好像是深深根植于人类的天性中，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根据一项统计，自17 世纪早期以来，历史上曾经发生过60 次经济危机——有记载的第一次金融危机发生在公元33 年的台比留时期，当时的罗马帝国为了防止金融系统崩溃，向金融市场注入了100 万个金币。
每次经济危机的特征都有所不同，有的发端于股票市场，有的发端于信贷市场，有的发端于外汇市场，有时甚至发端于商品市场。有的经济危机仅仅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有的波及数国，个别的甚至波及整个世界。但是，所有的经济危机都具有一个相同的特征：是一个从贪婪滑向恐惧的可怕过程。
在金融危机前期，投资者陶醉在财富膨胀的乐观情绪中。然后，银行家们开始漠视风险，乐观情绪转变为过度自信，有时甚至变成狂热。泡沫逐渐积累，达到人们难以想象的程度。最后，突发的扰动出现——破产、巨额损失或金融诈骗的流言等，不管事情本身如何，这些情况都将引起人们情绪的突然转变。接着，恐慌开始出现，投资者抛售资产，市场大幅下跌，损失难以估量，银行也收缩贷款，紧张的存款人蜂拥到银行提现。
如果金融危机时期所谓的悲剧仅仅是那些愚蠢的投资者和债主们发生亏损，那么其他人也不会太在意，但问题是银行会担心其他银行出现问题。由于19 世纪的金融机构联系密切，相互之间借贷了大量资金，因此一家银行的经营困难就会波及到整个金融体系。正是因为危机具有传染性，能够威胁到整个金融体系，中央银行就必然会被卷入，所以中央银行除了具有稳定金本位制度的职责，还具有另外一个重要功能——预防银行恐慌和其他的金融危机。
中央银行有很多有力的工具来处理这些突发事件——尤其是其货币发行权和其持有的大量黄金储备。中央银行处理金融危机的最终目的简单而又复杂——重塑银行的信用。金融危机并没有成为古董。当我于2008 年10 月开始本书的写作时，世界各国正处于金融危机之中：自1931—1933 年金融危机（这也是本书最后几章的重点）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信贷市场萎缩，金融机构囤积资金，银行现金很快被提光，股票市场暴跌。任何对银行体系的脆弱和金融危机威力的描写，都不如亲眼所见更令人印象深刻。观察各国的中央银行和金融当局处理当前金融危机的情形——千方百计重塑人们的信心，用令人难以想象和令人震惊的手段去引导市场情绪，我们进一步确信，在处理金融危机时没有神奇的手段和简单的规则。
为了抚平投资者和市场的焦虑情绪，中央银行家们都在与最基本也是最不可预测的大众心理做斗争。这种处理不可预测的金融风暴的技巧，最终使得他们扬名立万或者名誉扫地。
第1章：美好时代的终结
人类经济发展史上一个特别的章节，在1914 年8 月走到了尽头。——约翰· 梅纳德· 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
1914年，伦敦是以金本位为基础的国际信用体系的中心。这个体系的形成推动了全球贸易的急速扩张和繁荣。之前的40年里，整个世界风平浪静——既没有战争，也没有巨大变革。19世纪中期是科技进步的年代，铁路、轮船和电报的使用已经蔓延至全球，促进了金融结算和贸易的扩张。欧洲资本自由流动，充斥全球，为印度的港口、马来半岛的橡胶园、埃及的棉花种植、俄国的工厂、加拿大的麦田、南非的黄金和钻石矿、阿根廷的牧场、连接柏林和巴格达的铁路以及苏伊士和巴拿马运河提供融资，国际商务由此兴盛。虽然整个体系经常被金融危机和银行恐慌所动摇，但总体而言萧条期一般很短暂，整个世界经济形势总是很快复苏。
金本位是那个时代的图腾，人们对它的信仰超越一切，甚至超越了对自由贸易、低税收、小政府等理念的崇拜。黄金是这一金融系统生命活力的源泉，大部分货币都与它挂钩，因此黄金构成了银行的基础，是战时或危机期间的安全储备。中产阶级是储蓄的主力军，随着这一阶层规模的不断壮大，金本位制度不仅是调整货币问题的有效机制，而且还有利于巩固和加强维多利亚时期的经济优越性以及公共政策的审慎性。H. G. 威尔斯（H. G. Wells ）曾评价它是“愚昧的忠诚”。
无论是伦敦还是纽约，巴黎还是柏林的银行家们都对它敬畏有加，他们怀着一种教徒般的虔诚，把它看做是上帝赐予的礼物、超越时空的行为准则。
1909 年，英国记者诺曼· 安吉尔（Norman Angell ）在担任《每日邮报》（Daily Mail）法国版驻巴黎记者时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欧洲的幻觉》（Europe’s Optical Illusion）。这本小册子的主题是说战争的经济利益是虚假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和金融联系如此广泛，但凡有点理智的国家就不应该考虑发动战争。 。强国之间的战争引发的经济混乱，特别是对国际信用体系的破坏，必然会伤害各方的利益，胜利者和失败者失去的一样多。即使战争偶然爆发于欧洲，它也将很快被终结。
安吉尔因关于全球相互依赖关系的论述而著名。他的一生似乎都是在流浪中度过的。他出生于英国林肯郡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早年被送往法国圣奥梅尔的一所公立中学读书，17 岁成为日内瓦一家英文报纸的编辑，并在那里读完大学，之后由于对欧洲的未来感到失望而移民美国。虽然身高只有5 英尺，身体单薄，但他却一生从事体力劳动，在加利福尼亚的7 年中，他做过葡萄种植员、沟渠挖掘工、牛仔、邮递员以及采矿工，最终他安顿下来，成为《圣路易斯环球民主报》（）和《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 ）的记者。1898 年，安吉尔返回欧洲，到达巴黎，在那里他加入了《每日邮报》。
1910 年，安吉尔的小册子以书籍的形式出版，即《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他认为，当战争因为没有经济效益而不再是展示国家力量的手段时，就没有那么残酷了，这种说法在那个物质主义的时代引起了共鸣。这本书受到了疯狂的追捧，截至1913 年已经卖出了100 多万册，并被翻译成22 种语言文字，包括中文、日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等，有40 多个组织为传播书中的信息而成立。其中的观点被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 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冯· 梅特涅伯爵（Count von Metternich）、法国社会党领袖让· 饶勒斯（Jean Jaurès ）等引用，据说以好战闻名的德皇威廉对此理论也颇感兴趣。
安吉尔最忠实的信徒莫过于伊舍子爵二世（Viscount Esher Ⅱ）——自由主义思想的奠基人，以及爱德华七世（King Edward Ⅶ）的心腹雷金纳德· 布雷特（Reginald Brett）。虽然伊舍在政府中占据高位，但他却只想保留副警察局长和温莎城堡副总督的职位，并在幕后施加强大影响力。最重要的是，他是帝国国防委
员会的建立者之一，这是一个建立于布尔战争之后的非正式但却强有力的组织，反映了大英帝国的军事战略。
1912 年2 月，这个委员会就战时贸易债券问题进行了听证。很多德国商船都通过伦敦劳合社进行投保，劳合社主席证实，为了劳合社的荣誉，根据律师意见，他们必须为那些被英国皇家海军击沉的德国轮船进行偿付，这种说法让委员会目瞪口呆。也就是说，英德交战之时，英国的保险公司很可能被要求赔付德国的战舰损失。很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会发生战争。
毫无疑问，通过在剑桥大学和索邦神学院举办的一系列关于《大幻觉》的讨论，伊舍子爵想要表明的就是“新经济因素清楚地证明了战争的愚蠢”，而且欧洲战争带来的“商业灾难、金融损失和个人痛苦”如此巨大，令人难以想象。伊舍子爵和安吉尔关于战争低收益、高成本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过分相信国家理性以及被那个时代的经济成果所诱导——一个后来被法国人称为“香格里拉美好时代”的阶段，人们最终还是误判了一场把所有欧洲国家都卷入的战争即将爆发的可能性。
第2章：诺曼，一个奇怪孤独的人（1）
英国，1914 年
任何一个去看精神病医生的人都应该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脑袋。——萨缪尔· 戈德温
1914年7月28日，星期二，蒙塔古·诺曼来到伦敦，他当时是布朗·希普利（BrownShipley）这家盎格鲁–美国式商业银行的合伙人之一。时值假期，像所有和他同一阶层的人一样，他上个星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度过。由于他正在解除合伙关系，因此暂时需要留在这个城市。据报道，当天下午奥地利已经对塞尔维亚宣战，并开始炮轰贝尔格莱德。但这一消息对他并没有影响，在巨大的谈判压力下，诺曼感觉非常不适，于是他决定返回乡下。
诺曼和几乎所有其他的英国人都没想到，之后的几天里，这个国家将要面临历史上最严峻的银行危机，那个曾经让整个世界变得繁荣昌盛的国际金融体系即将彻底被摧毁，并且谁也没有料到，之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大部分欧洲国家，包括英国在内，都盲目地加入到战争中。和他的大部分同胞一样，诺曼没有注意到过去几个月来欧洲危机正在酝酿。
6 月28 日，在萨拉热窝，一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喜剧乐队成员投掷炸弹暗杀奥地利王储弗朗茨· 斐迪南大公和他妻子索菲的事件，在当时看起来似乎只是发生在混乱的巴尔干半岛上的另一起暴力事件而已。然而，到了7 月24 日，这起事件终于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指控它参与了谋杀，并威胁发动战争，这个消息上了英国报纸头条。
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大部分人仍然轻松地继续着他们的假期。发生在中欧的危机很难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即使是首相H. H. 阿斯奎斯（）也有充分的理由继续轻松地在伯克郡打高尔夫过周末，而外交大臣爱德华· 格雷爵士也像夏天的每个周末一样，启程到汉普郡钓鲑鱼去了。
那是英国为数不多的阳光灿烂的夏季之一，一连几天万里无云，温度高达32 摄氏度。诺曼已经在美国度过了两个月的超长假期，像往常一样，他在纽约和缅因州逗留，打发时间。6 月底，诺曼启程返回英国，悠闲地在伦敦度过7 月，他享受着美好的天气，会一会来自伊顿的老朋友，并观看令其全家人为之着迷的板球比赛打发时光。最后，他终于与合伙人清算完毕，抽离了他的资本，双方分道扬镳。这是个痛苦的决定。他的祖父曾是布朗– 希普利银行（美国布朗兄弟投资公司的下属公司）长达35 年的资深合伙人，而诺曼自己从1894 年开始就在那里工作，但欠佳的身体以及与其他合伙人之间的一再冲突使他似乎别无选择，只能与之脱离关系。
7 月29 日，星期三早上，诺曼返回格洛斯特郡，却发现有封加急电报催他回伦敦。于是他坐同一天的火车返回，由于傍晚才到达，所以没能赶上英格兰银行董事会的紧急会议。诺曼从1905 年开始就是这个“高级俱乐部”的成员。
虽然已经43岁了，但诺曼仍然没有结婚，他一个人住在索普洛奇（ThorpeLodge）一栋大大的两层水泥房子里，旁边就是伦敦西部的荷兰公园。这所房子和他的7个仆人是他的两大财富。当他1905年买这栋房子的时候，它几乎是一片废墟，在之后的7年里，他致力于这栋房子的重建，亲自参与房屋内部结构和家具的设计。受威廉· 莫里斯（William Morris ）和工艺美术运动思想的影响，他雇用了最好的工匠，使用最昂贵的材料，甚至有时会在从城里回家的路上在工场停留，帮着做木工。
第2章：诺曼，一个奇怪孤独的人（2）
不得不说，他对于装饰的品位有点独特，甚至可以说是怪异。 。他的房子镶嵌着从非洲和美国进口的木头，使得整栋房子显得忧郁森严，像是百万富翁的修道院。房子几乎没有任何装饰：门廊用微微发光的砖砌成，乍一看像是珍珠蚌，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工业硅树脂；两个巨大的日本屏风上绣着孔雀，还有一个巨大的17 世纪的意大利壁炉。但就是这样的一栋房子却是他远离尘世的避难所。他建造了一个宽敞的穹窿形的音乐厅，在这里他可以举办小型音乐会：演奏勃拉姆斯或舒伯特的四重奏，有时候专为他一个人而演奏。房子下面，他把一个小围场改造成一个精致的露台花园，间以果树遮阴，上面还有植物藤架，夏天他可以在这里用餐。
虽然诺曼继承了遗产，但除了这栋房子以外，他的生活非常简单。他已经把位于赫特福德郡马奇哈德姆的他父亲的不动产转让给了他已经结婚、建立了家庭的弟弟，而他自己则满足于这片土地上有着农家院落的小别墅。
诺曼的行为举止和穿着打扮怎么看都不像是个银行家。他身材高大，前额宽大，留着已经变白的小胡子，有一双修长的艺术家或音乐家的手，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位委拉斯开兹（Velázquez ）笔下的贵族或是查尔斯二世（Charles II ）时代的朝臣。但是，除了外表，他的专业血统是无可挑剔的：他的父母皆来自于英国最有地位、最著名的银行家家庭。
蒙塔古· 诺曼生于1871 年，从童年时起，他似乎就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他出生时体弱多病，当还是个小男孩时，他就饱受偏头痛之苦。他的母亲性格冲动，高度敏感，而且常常情绪低落，抑郁成疾，对诺曼更是常常小题大做。像他的祖父和父亲一样，他也在伊顿公学读过书。他的祖父、父亲、叔叔和弟弟都曾担任过11 人板球队的队长，但他却并不热衷于此，也没有什么运动细胞。他甚至有些与外界格格不入：孤独、忧郁、与世隔绝。
1889 年，诺曼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读书，但他仍然不快乐。因为不适应那种生活，一年之后他就退学了。刚成年的他也很难找到适合他的位置，那几年里他断断续续地在欧洲旅行，在德累斯顿住了一年，在那里他学会了德语，并对投机哲学产生了兴趣，之后又在瑞士待了一年。1892 年，他返回英国参与家族生意，进入他父亲和叔叔担任股东的马丁银行，在朗伯德街分行做实习职员。因为对商业银行这种枯燥的业务不感兴趣、缺乏热情，所以1894 年诺曼决定去他祖父的布朗– 希普利银行试试看。布朗– 希普利银行的主营业务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融资贸易，这至少可以让他离开伦敦，所以他在纽约布朗兄弟银行的办公室待了差不多两年。
在美国他终于找到了适合他的生活方式。在这里，社会约束很少，比起伦敦银行狭小的世界，这里更自由、更有活力，他甚至开始考虑定居美国。然而，战争改变了他的决定。1899 年10 月，布尔战争爆发。诺曼在1894 年就已经加入民兵组织，每个夏天都会花几周的时间训练，已经是上尉的他在战争爆发之初就立即加入到了现役部队中。诺曼并不是一个特别狂热的帝国主义者，他只是渴望历险、追求浪漫，或者只是企图逃避他平凡存在的状态。
1900 年3 月他到达南非，拥有15 万人的英军正与仅有2 万人的布尔叛乱军进行着艰苦的游击战。诺曼被任命为一支平叛部队的指挥官，他的工作就是追捕、抓获布尔突击队员。在战场上，诺曼获得了新生。虽然条件艰苦、食物粗劣、天气炎热、缺乏睡眠，但他却在感受到危险的同时也重获自信。“我现在感觉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曾经感觉前途渺茫，现在却决定安顿下来过文明的生活。”
第2章：诺曼，一个奇怪孤独的人（3）
他最终获得了“金十字英勇勋章”，这是授予英勇指挥官的第二大荣誉，很多年来，即使他已经在世界上声名显赫，但这仍是他引以为豪的成就之一，在英国版的《名人录》（Who’s Who ）中，他唯独坚持要把这一功勋载入他的条目中。恶劣的物质条件最终向他虚弱的身体敲响了警钟，1901 年10 月他因患上严重的胃炎而被遣返回家。
恢复正常生活之后，他用了两年的时间来恢复健康，包括到里维埃拉地区的耶尔，住在他叔叔的别墅里修养，从那时起他爱上了著名的蓝色海岸。直到1905 年，他才重新开始在布朗– 希普利银行的全职工作，之后的6 年中他是4 个主要股东之一，由于陷入了与同事因商业战略不同而导致的无休止的冲突中，这几年成了让他最沮丧的几年。
但是，相比之下他的个人生活给他的压力最大。1906 年，婚约破裂导致他第一次精神失常。之后，他表现出典型的狂躁抑郁症的症状：时而兴高采烈，时而又绝望透顶。很多时候，他最好的同伴都会被他那种持续几周的黑色忧郁所折磨，他变得暴躁易怒、失去理智，对周围所有人乱发脾气。1909 年以后，他的病症加重了，直到1911 年9 月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医生建议他彻底休息，因此后来的三年里他只是偶尔工作，日渐隐居起来。 。就好像要寻找什么似的，他到过很多地方旅行。1911 年12 月，他在埃及和苏丹度过了一个三个月的假期，一年之后离开，开始另一个更长的旅行：从西印度群岛到南美洲。
在巴拿马时，有个银行经理友好地建议他去看一位瑞士的精神科医生卡尔· 荣格博士（Dr. Carl Jung）。他立即返回欧洲，并安排与荣格在苏黎世见面。1913 年4 月，经过几天血液和脊髓液测试后，这位年轻的著名精神科专家告诉诺曼，他患的是一种精神错乱性全身麻痹症，即一种与三期梅毒并发的精神疾病，并且他可能会在几个月内死亡。精神错乱性全身麻痹症的某些症状与狂躁抑郁症非常相似——情绪在极度喜悦与极度消沉之间剧烈变化，有自杀倾向，之后却可能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并且有着夸大妄想症，但这是个惊人的误诊。
诺曼深受打击，又开始寻求另一位瑞士精神疾病专家罗杰· 维托兹博士（Dr. Roger Vittoz ）的帮助。之后，诺曼在他的照顾下在苏黎世住了三个月。维托兹发明了一种类似于冥想的方法帮助他的病人减轻精神压力，他教病人们将精力集中于一些精美的图案或一个单词从而平静下来。此后，维托兹在伦敦的几个社交圈里大受欢迎，他的病人包括奥特林· 莫瑞尔夫人、朱利安· 赫胥黎以及诗人艾略特等名人。
对诺曼而言，这仅仅是伴随他一生的深奥的宗教信仰和精神修炼历程的开端。曾经有段时间，他专注于神学研究。20 世纪20 年代，诺曼成为法国心理学家埃米尔· 库埃（émile Coué ）的追随者，库埃鼓吹通过自我暗示掌控自身，这种有点儿像新世纪鼓吹正面思考的学说在那个时代非常流行。诺曼甚至曾经涉猎过灵异说，他脑袋里充满各种奇怪的思想，比如他甚至坚持要让他的一个同事相信他可以穿墙而过。他还患有某种恶作剧快乐癖，以用那些怪异的想法来嘲笑人们为乐，人们很难知道是否应该把事情当真。
因此，诺曼因他的怪异而著称并不奇怪。他所在城市的熟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奇怪而孤独的人，每天独自一个人在他的房子里沉湎于勃拉姆斯的音乐之中，常常引用中国哲人老子的名言。他确实从来没有试图融入那个城市热衷交际的氛围中。他的兴趣集中于美学和哲学，虽然他把为数不多的几个银行家引为知己，但却更喜欢混迹于那些折衷主义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们中间。
第2章：诺曼，一个奇怪孤独的人（4）
7月30日，星期四，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原本发生在巴尔干半岛上一个没落王朝和一个小国之间的争端正在升级为整个欧洲的战争。 。针对奥地利攻击塞尔维亚的事件，俄国已经做了全国总动员。国际政治危机随即带来了经济危机。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布鲁塞尔和圣彼得堡的证券交易所都不得不延缓交易。欧洲所有的交易所，除了巴黎的已关闭外，有价证券的清算都集中在伦敦进行。
7 月31 日，星期五，诺曼到达他位于英格兰银行北面的市区办公室，他发现金融界坚决反对英国卷入这场欧洲大陆的冲突。当时的英国财政大臣大卫· 劳合· 乔治事后回忆，英格兰银行沉默寡言、不善作秀的行长沃尔特· 坎利夫热泪盈眶地恳求道：“我们一定不能卷入战争，否则将面临毁灭。”
伦敦是世界金融中心，这个城市主要依靠向国外提供资金支持，而不是向本地工业提供资本。商业银行拥挤地坐落在英格兰银行周围的街道上，银行业的那些家族式的核心集团，如罗斯柴尔德银行、巴林银行、摩根– 格伦费尔公司、拉扎德公司、汉布罗公司、施罗德投资公司、克莱沃特公司以及布朗– 希普利银行等为伦敦城注入了神秘色彩，它们管理着世界上最大的贷款业务。每年数额高达10 亿美元的外国债券通过伦敦的银行对外发行。上一年度，巴林银行和汇丰银行向中国提供了亿美元的银团贷款；汉布罗公司为丹麦政府提供了一笔贷款；罗斯柴尔德银行承销了5 000 万美元的巴西债券，并正在谈判另一笔贷款业务；另外还有一些对罗马尼亚、斯德哥尔摩、蒙特利尔和温哥华的债券。4 月，施罗德投资公司通过购买债券借给奥地利8 000 万美元，而英国即将与奥利地开战。战争一旦爆发，所有这些资金和利息都将鸡飞蛋打。
全欧洲证券交易所的关闭以及黄金可能会被禁运的风险使得整个金本位体系被打乱，同时带来了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对于欧洲人来说，他们很难把钱运到国外去偿付他们的商业债务，而为所有这些交易做过担保的商业银行则面临破产的危险。
但是，不只是银行家们受到战争带来的世界金融秩序混乱的威胁，外交大臣爱德华· 格雷爵士在所有内阁成员中是最把自己的职业生涯赌在与法国暧昧不清的“理解”之上的，也是最强硬的主战派，即使是他也警告法国大使说：“即将到来的冲突将使欧洲金融体系陷入困境，英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而英国保持中立或许是避免欧洲信用体系彻底崩溃的唯一途径。”
星期五早上10 点钟，证券交易所门口张贴了一张告示，宣称在新的通知发出之前交易所将停止交易，这是自交易所1773 年成立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城市周边的银行开始拒绝向客户支付金币。很快地，针线街上的英格兰银行外排起了长队，因为它坚守法律义务，继续用英镑兑换金币。这里并没有什么恐慌，只是被焦虑的气氛所笼罩。人群中，那些焦急地用手指点钞的女士们被允许进入银行院子里，而更大一群发呆的旁观者则聚集到伦敦交易所对面的台阶上。
《泰晤士报》报道说：“虽然有成百上千人一整天都在排队等候，其中很多是外国人，但秩序井然。”这与欧洲其他城市所报道的危机状况形成鲜明对比，《泰晤士报》不无傲慢地宣称，这主要归功于英国人“传统的冷静、镇定”的个性。第二天，聚集在银行外边的人群规模更大，但仍然没有什么真正恐慌的感觉。然而，为了以防万一，那些身着与众不同的浅橙色燕尾服和红色马甲、头戴高帽子的银行守门人员被授予了特别警察的权力——可以逮捕闹事的人。
第2章：诺曼，一个奇怪孤独的人（5）
街上并没有出现骚乱，但恐惧气氛却在商业银行宽敞的会议室里蔓延开来。之前的6 个月里，银行家们与英格兰银行就一旦发生这样的危机，英格兰银行黄金储备是否充足的问题进行着激烈的辩论。2 月份，一份备忘录在银行委员会内部传阅。这份备忘录警告说：“一旦战争爆发，外国人有权利，并且他们将毫不犹豫地使用要求兑换金币的权利，这将引起金融秩序的严重混乱。”现在，面临着伦敦大面积的破产风险、陷于恐慌中的商业银行家们开始把他们英格兰银行账户上的黄金抽离，这使得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从7 月29 日（星期三）的亿多美元下降到8 月1 日（星期六）的不到5 000 万美元。 。而这时，为了吸收存款，维持迅速缩水的黄金储备，英格兰银行宣布把利息提高到前所未有的10%。
与此同时，危机在欧洲大陆残酷地蔓延。德国于7 月31 日（星期五）发动全国动员令，以对抗俄国的全国动员，并对法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它宣布中立，并把图勒和凡尔登要塞移交给德国以表诚意。第二天，德国对俄宣战，而法国也发布了全国动员令。星期日，形势变得很明显，法国忠实于与俄国的联盟，也就
是在几个小时内就会对德宣战。周末，诺曼发电报给纽约布朗兄弟公司的合伙人：“欧洲前景非常黯淡。” 经过一个周末，英国人的态度陡然转变成支持战争。正值8 月银行休假日的周末，成千上万的人兴奋过度，在大太阳下纷纷出门，涌入伦敦市中心，从特拉法尔加广场穿过白厅，到达白金汉宫，堵塞了所有的公共交通，他们欢呼并唱着《马赛曲》和《天佑吾王》等爱国歌曲，主动要求战斗。
星期一，通常情况下人们都已经去度8 月的银行休假日了。然而，诺曼和其他150 多名银行家聚集在英格兰银行，进行了一场暴风雨般的会议。正如英国财政大臣劳合· 乔治后来的评论所说：“处于惊恐中的银行家不会有英雄式的表现”。很多人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失去他们曾拥有的一切。人们的嗓门一再提高，甚至有个银行家对英格兰银行的董事挥起了拳头。会议决定向财政大臣提议把银行休假日再延长三天，以争取时间来平息恐慌。财政部同时宣布所有贸易债务将自动延期一个月，在这期间，英格兰银行将决定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受流动性丧失或破产威胁的商业银行走出困境。
在最初的几天里，诺曼最关心的是如何保证布朗– 希普利银行摆脱困境，如若不然，他就没希望把他的资金拿回来了。这个周末，几百名公司的美国客户滞留在欧洲进退两难，他们聚集在帕尔摩街的办公室，想要兑现他们的信用证。随着状况逐渐好转，人们发现公司的很多业务集中在美国，而美国保持着乐观的中立，所以与此相关的业务损失不大。诺曼虽然是英格兰银行俱乐部的成员之一，但他却发现自己必须花费大部分时间在银行业务上，特别是要努力解决未付债务的难题。
奇怪的是，在这样的紧张时期，繁重的工作使他几乎没时间沉思，这好像反而减轻了他的精神压力。他在写给美国一个朋友的信中说：“我从早到晚地工作，却从未感觉到疼痛或劳累，身体状况甚至比几年前还要好。”虽然奇怪但很真实，战争对他有好处。
第3章：沙赫特，傲慢的年轻奇才（1）
德国，1914 年
有证据表明，卑微的出身是年轻人野心的阶梯。 。——威廉· 莎士比亚，《尤利乌斯· 凯撒》
就在那一周，人们被事件发展如此之快所吓倒，危机好像无处不在。虽然过去10年里，欧洲几乎有一半人渴望战争，却没人能想象到发生在6月底的奥地利大公暗杀事件会是这场战争的导火索。1914年7月，大部分德国人仍然过得很安心，即使在发生萨拉热窝刺杀事件之后，局势依然很平静，很大程度上这是德国政府刻意营造的假象。表象之后的事实是奥地利政府被柏林高层所诱导，以刺杀事件为借口攻击塞尔维亚，好让它再一次且一劳永逸地屈服。奥地利和德国的领导人在公共场合都煞费苦心地掩饰他们的真实意图，所有人都像往常一样假装继续度假。
奥地利国王弗朗茨· 约瑟夫（Franz Joseph ）说整个7 月他会一直住在巴德伊舍的山间小屋打猎。德皇也于7 月6 日登上霍亨索伦王室号游艇启程前往挪威海峡，去度过他每年三周的假期。特奥巴登· 冯· 贝特曼· 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 ）总理在7 月初前往柏林参加了一个紧急会议，之后马上重返他位于霍亨菲诺的面积达7 500 英亩的庄园度假。而在30 英里之外，总参谋部长赫尔穆特· 冯· 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将军仍然在卡尔斯巴德泡温泉，而国务秘书戈特利布· 冯· 贾高（Gottlieb von Jagow ）则在度蜜月。
在那些对危机感到猝不及防的人中，有一个36 岁的柏林银行家，他有一个奇怪的名字：贺拉斯· 格里莱· 亚尔马· 沙赫特（Horace Greeley Hjalmar Schacht）。虽然当局一直在故作姿态，精心掩饰，但早在7 月初，关于战争的流言就已经开始在德国银行界高层之间流传。其中从一开始就对局势看法十分消极的是马克斯· 沃伯格（Max Warburg），他是声名显赫的汉堡银行家族的成员，以与皇室关系甚密而著称。以不慎重而著称的德皇是银行界流言的源头，因为他坚持要在全国总动员之前通知他的朋友艾伯特· 巴林（Albert Ballin ）——汉堡海运公司的总裁。也有人说是皇储泄密，他警告他财经界的朋友（包括德累斯顿银行的常务董事尤金· 古特曼[Eugen Guttmann] 等）说虽然表面风平浪静，但柏林证券交易所里的乐观氛围是大错特错的，德俄之间很可能会爆发战争。
亚尔马· 沙赫特只是古特曼的德累斯顿银行的一位部门经理和助理董事，还没有资格参加柏林银行家高层的聚会。从当时的地位来看，他很难相信事态会发展到令人难以控制的程度——让国际竞争对手破坏德国经济奇迹看起来真是一件疯狂的事情。
德累斯顿银行是德国两家最大的银行之一，虽然沙赫特在德累斯顿银行的地位不高，但作为没有家族关系的德国年轻人，他在这个行业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开始引人注意。危机爆发前的几个月，他一直在做一笔给布达佩斯的借贷业务，资金由德国、瑞士和荷兰银行组成的国际财团提供。之后，瑞士银行家费利克斯· 索马莱（Felix Somary ）评论道：“他的风头盖过他的同事、那些腰缠万贯的富豪们的儿子以及那些趋炎附势者。”
沙赫特留着军人般的小胡子，短发从中间分开，很容易被人认做是普鲁士军官。他走路时腰背挺直，像是那种“被训练出来的奇怪的步法”。他姿态僵直，喜欢穿着带有浆挺的、高高的、闪着微光的赛璐珞领子的衣服，整个形象显得有点夸张。但他既不是普鲁士人，更无论如何都跟军人扯不上关系， 最
第3章：沙赫特，傲慢的年轻奇才（2）
他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下层家庭，来自德国与丹麦接壤的地区，在整个王国最国际化的城市汉堡长大。
终有一天沙赫特会因他无尽的野心和追求成功的强大意志而出名，这种个性部分来自于对他父亲长期失败的自然反应。他的父亲威廉· 路德维希· 利昂纳德· 马克西姆利· 沙赫特（Wilhelm Ludwig Leonhard Maximillian Schacht ）出生在北石勒苏益格西海岸，这是一块细长型的陆地，连接丹麦和德国。
迪特马尔申是一片盐碱地，有很多小的隔离开来的乳牛场，凄凉、寒风凛冽的乡村被大堤坝保护着，以免受北海长年累月的侵蚀。据说这里的人独立坚韧、简洁明了，甚至于粗暴无礼。石勒苏益格及其邻近的荷尔斯泰因历史上由丹麦王国统治，但这里的居民分为说德语和丹麦语两种，整个19 世纪，这两个地方的主权问题一直在普鲁士和丹麦王国之间存在争议。1866 年，经过两场短时战争后，俾斯麦吞并了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把它们纳入普鲁士王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20 年，经过公民投票，石勒苏益格的北部，包括沙赫特老家的地区都归还给了丹麦。
威廉· 沙赫特的父亲是一个乡下医生，共有11 个孩子。1869 年，因为对可能会应招入伍的前景感到不快，威廉· 沙赫特和其他4 位兄弟移居到了美国，并在那里待了7 年。 。虽然他变成了一个美国公民，但却一直未能站稳脚跟，一直不停地更换工作。他曾经在布鲁克林的德国酿酒厂工作过一段时间，还在纽约一个偏僻小镇上的打字机制造厂干过。最后，到了1876 年，他决定返回德国。
他返回之际，恰巧普法战争带来的经济繁荣已经结束，衰退即将来临，因此他的运气并没有好到哪儿去。之后的6 年里，他从事过各种职业，如教师、省报纸的编辑、肥皂制造厂的经理、咖啡进口公司的簿记员，但却无一成功。最后，他找到一份公平保险公司的工作，之后的30 多年他都待在了那家公司。沙赫特对他的父亲有些抵触情绪，说他父亲就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流浪者，永远不会在某一个地方安定下来”。与他父亲的软弱无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沙赫特有着无以伦比的野心，以至于他在自传里忍不住说，他在25 岁之前就比他父亲赚钱更多了。与他笨拙且已退休的父亲相比，他的母亲康斯坦· 贾斯廷· 索菲· 冯· 埃格斯（Constanze Justine Sophie von Eggers ）就显得“敏感、快乐，并且感情丰富”，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她都保持着乐观的心态，把全部的热情都投入到家庭中。
康斯坦· 贾斯廷· 索菲· 冯· 埃格斯出生在一个长期向皇族提供服务的丹麦家庭，和威廉· 沙赫特结婚其实是把自己的社会地位降低了一大截。她的祖父是国王的法律顾问，曾致力于农奴解放运动，负责过18 世纪末的丹麦货币改革。但其家族逐渐没落，年轻的康斯坦· 冯· 埃格斯没有获得任何遗产。1869 年，她遇到当时还是身无分文的穷学生威廉· 沙赫特，之后跟随他去了美国，三年之后在美国结婚。
1877 年，也就是全家返回德国几个月之后，亚尔马· 沙赫特出生在了北石勒苏益格的小镇廷莱夫。他被赋予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贺拉斯· 格里莱· 亚尔马，他父亲之所以用贺拉斯· 格里莱作为他的前两个名字，是因为他想用这种不切实际的方式表达对《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 ）创建人和编辑的歌颂，这是他在布鲁克林生活时最崇拜的人。然而，沙赫特的祖母却坚持他名字里必须有一个传统的德国或丹麦名字，因此亚尔马长大之后就改名为沙赫特，但在他之后的生活中，他的一些英国朋友和同事也会称他贺拉斯。
第3章：沙赫特，傲慢的年轻奇才（3）
孩童时代的他因为父亲频繁更换工作而不断搬家，1883 年，他们最后定居在汉堡。19 世纪末的德国充满了矛盾。沙赫特生活在欧洲最严厉的阶级制度，实际上是最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中——君主的独裁统治、容克军事架构以及精英阶层受教育的体系，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成功地拉近了作为小职员或教师的中产阶级下层与上层之间的距离。其实早在1886 年他9 岁的时候就被吸收进了约翰诺伊姆学校——汉堡最好的预科学校，在那里他接受了最严格的古典教育，主修拉丁文、希腊语和数学。
他不能完全摆脱阶级压迫给他带来的困扰，因为家庭贫穷，他的学校生活充满了羞辱：有人嘲笑他住在老鼠洞般的贫民窟里，有人讽刺他长裤的布料廉价，还有人羞辱他因买不起而不得不与他人分享一件毕业礼服。由于受到那些富裕学生的冷嘲热讽，他不得不独来独往、努力学习、尽职尽责。
1895 年，他从约翰诺伊姆学校预科毕业进入大学，最终获得了解放。之后的几年里，他的日子过得不错。他创作诗歌，加入了文学社，是柏林一份漫谈式小报《克莱内斯杂志》（Kleines Journal ）的骨干职员，甚至为歌剧作词。他也继承了德国人爱转校的传统，在柏林、慕尼黑和莱比锡待过几个学期，1897 年的冬季学期则是在巴黎度过的。他一开始主修医学，并在文学和语言学习方面颇下功夫，最终以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并继续以“英国18 世纪的重商主义”为题目撰写了博士论文。
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沙赫特开始从事公共关系职业，开始是在一个出口贸易协会工作，同时兼职为一份普鲁士杂志写经济评论。他勤奋努力并且非常可靠，急切地想给他将要接触的银行家和商业巨头留下深刻印象。1902 年，他终于引起了德累斯顿银行某个董事会成员的注意，并在那里得到一份工作。他升职很快，1914 年就已经成为柏林一家大银行的中层管理人员。
那时的德国，像沙赫特这种家庭背景的人只能从军队或文职中获得发展的机会。然而在战前的几年里，德国正在由一潭死水似的西欧边缘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甚至有超越英国的势头，其经济发展为许多野心家提供了无可限量的商业机会。对于银行家来说，这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因为没有哪个国家的银行有这么大的势力。虽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柏林仍不能与伦敦或巴黎相提并论，但德国大的商业机构控制了本地的经济命脉，长期以来都是工业资本的主要提供者。
沙赫特极力用他那呆板的外交造型掩饰他内心的不安，而他似乎有种获得关注的天赋。1905 年，因为英语流利，他和另外一名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成员被派往美国，获得了美国总统西奥多· 罗斯福的接见，并获得了对一个年轻银行家而言更为重要的机会：他们受邀到J. P. 摩根的股东餐厅去吃午餐。
婚姻也成为他进阶的基石，他娶了一个普鲁士警官的女儿，这个警官曾被指派去为王室服务。1914 年，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11 岁的丽萨和4 岁的杰恩斯，他们一直住在策伦多夫郊区花园西边的小别墅里。每天他在那里乘坐现代化的电气火车往返于工作地波茨坦和家之间，这种电气火车可以连接整个柏林。
沙赫特眼见着国际危机不断发展，直到7月底，他还一直希望事件能够通过外交手段得到解决。虽然他坚持认为战争绝不可能爆发，但这种论断绝对是他的痴心妄想和一厢情愿。他在德国发展得很好，战争爆发可能会让他失去很多，而且他很难看着他的国家陷入战争而无动于衷。虽然有着自由主义的家庭背景，但他却是典型的德皇统治下的附属品：遵从、不问是非的国家主义倾向以及为国家及其物质和知识成果而备感自豪。
第3章：沙赫特，傲慢的年轻奇才（4）
像其他大部分德国银行家和商人一样，他坚信罪魁祸首是英国。作为一个霸权衰落的国家，英国阴谋阻止德国获得应有的强国地位。正如他之后所言，“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发展进步已经引起了那些老牌工业国家的敌视，它们感觉到市场地位受到了威胁”，特别是英国，“它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联盟，签订协议直接对抗德国”，想把德国包围起来。
1914 年7 月的最后几天，战争的流言和对流言的反驳互相激荡。柏林陷入了战争声浪的漩涡，充满着歇斯底里和不安的气氛。从德累斯顿银行总部到贝贝尔广场上的歌剧院，沙赫特有一个就近的位子可以观看下面街道上正在上演的宏大史诗。每天，庞大的人群都会在菩提树下大街的古罗马边境城墙下游行，高唱着《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和其他爱国歌曲。那一周，愤怒的人群有几次几乎要涌入俄国大使馆，而这一切就发生在离他办公室几个街区的不远处。
最后，7 月31 日（星期五）下午5 点，近卫团的一个中尉爬上了坐落在德累斯顿银行办公室外菩提树下大街正中的腓特烈大帝的骑马雕像，宣读一份以德皇名义起草的公告。俄国已经下令总动员，战争的阴云笼罩着德国，虽然离宣战还有一步之遥，但柏林已处于全面的军事管制之下。
第二天，当德国宣布发起全国动员的时候，整个街道都洋溢着兴奋的气息。酒吧和露天花园啤酒店通宵营业，狂热的间谍在城市和乡间不断搜寻着什么，任何被怀疑与俄国有关联的人，包括一些德国士兵，都会马上被打死。8 月3 日，德国对法国宣战，为了攻打法国，德国的军队第二天早上入侵了比利时。从1839 年起担保比利时保持中立的英国向德国发出退兵的最后通牒，8 月4 日午夜，过了通牒规定的最后期限，英国对德国宣战。
一大群“嚎叫着的暴徒”用石头砸碎了英国大使馆的所有窗户，并到隔壁的阿德隆酒店要求英国新闻记者的头目留在那里。一些奇怪的流言开始在整个国家传播开来。一份警察机关的报告称：“巴黎门德尔松银行试图经过德国运送一批价值一亿法郎的黄金到俄国。”搜寻“黄金车”成为全国上下痴迷的事情，无辜的德国人驾驶的车辆也受到武装农民和看守的盘查。一位德国的伯爵夫人和一位公爵夫人竟被意外射杀。
然而，虽然公众陷入狂热之中，战争开始的前几天却显得相对缓和。 。德国似乎正在平稳地度过扫荡了欧洲的金融风暴。在沙赫特看来，德国的形势比英国好多了，仅有过几次小的崩盘：7 月的最后一周股票大跌，几家德国银行陷入困境；北德商业银行——这家汉诺威最大的银行不得不关门大吉。银行家自杀的老故事重复上演，图林根州一位著名的银行家于7 月29 日（星期三）饮弹自尽。第二天，波茨坦一位私营银行家在杀了他妻子之后吞食氰化物自尽。
虽然在富豪中发生了一些骚乱，但普通公众却还保持着平静。德国各地的一些小型储蓄所的门外排着长长的队伍，大部分都是本地的仆人和工人，他们耐心地等在城市储蓄银行外面，想把他们的存款取出来。然而却没有人像往常战争发生时那样要求支取黄金，在开始的几天里，德意志银行5 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只减少了2 500 万美元。
德意志银行为应对战争爆发做了几年的准备，这并不是什么秘密。早在1911 年阿加迪尔危机后德国就开始认真地做财经方面的基础研究，那时德国为了争夺摩洛哥处心积虑地挑起与法国之间的争端。危机中期，德国受到了金融恐慌的严重打击。股票市场一天内暴跌30%，公众开始失去信心，国内爆发了银行挤兑，人们开始要求用货币兑换黄金。这种潮流在整个国家风起云涌，而德意志银行在一个月内就损失了1/5 的黄金储备。据传闻，这种状况是由法国和俄国的资金提取引发的，而法国财政大臣精心策划了这一切。德意志银行的黄金储备马上就要低于能够应付现金支付的最低法定储备金率了。面临着取消金本位制度的耻辱，德皇恺撒只能看着法国接管摩洛哥的大部分地区，而毫无反击之力。
几个月后，心灵创伤还未平复的德皇召集了一批银行家，其中包括德意志银行行长鲁道夫· 冯· 哈芬施泰因，询问他们德意志银行是否有能力为一场欧洲战争提供支持。当这些银行家表现出犹豫的神色后，他告诫他们：“下次我问你们这个问题时，我希望从你们这些绅士们口中得到一个不同的答案。”
在这段插曲之后，德国政府下定决心，不能再被金融问题所困扰了。政府要求银行加强它们的黄金储备，德意志银行把储备从阿加迪尔时期的两亿美元增加到1914 年的5 亿美元，相比较而言，英格兰银行却只有两亿美元的储备。政府甚至重启了一项早在18 世纪由腓特烈大帝最初构思的计划，成立黄金战争基金，把价值7 500 万美元的黄金和白银存放于柏林西郊斯潘道要塞的朱利叶斯城堡。同时，为了防止法国策划的摩洛哥危机事件的再次发生，德意志银行命令各银行限制外国人能够提取的存款数额。
通过这些措施，到了1914 年8 月，德意志银行已经拥有足够多的黄金储备，他们坚信能够避免1911 年的悲剧重新上演。一旦危机抬头，从7 月31 日起，德意志银行先发制人，暂停黄金兑换。
但是，当沙赫特看着身着迷彩制服的士兵们排着一列列长队，穿过柏林街头欢呼的人群时，他忍不住想起俾斯麦亲王。这位铁血宰相在位期间一直在努力确保德国在欧洲不被孤立，以至于面临着与俄国和法国的两线作战。他17 岁时曾参加过颂扬这位亲王的火炬游行，那时79 岁的俾斯麦已经退休，住在汉堡城外的撒克逊森林里的腓特烈斯鲁庄园。这位老人“极其严肃、好像已经预见到未来世界的沉重和黑暗”的形象给沙赫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总是会想，俾斯麦在用他那深邃的目光直视着他，训诫他和其他人“不要让我终身致力的工作毁于一旦”。年轻时的沙赫特就有着大胆的想象力，对自己的命运有着宏伟的规划。
第4章：斯特朗，美联储的最佳人选（1）
美国，1914 年
一出悲剧，塑造一位英雄。——斯科特· 菲茨杰拉德①
1913年夏天的和平时期，数以千计的美国人来到了欧洲，时年41岁的美国信孚银行总裁本杰明·斯特朗和他年仅26岁的美貌妻子凯瑟琳也在其中。他们的旅行很从容，工作、娱乐融为一体。其岳父大人埃德蒙·康弗斯（EdmundConverse）退休之后，斯特朗在1月份被选举为银行总裁，这是他接任之后的首次长假。他在5 月中旬就离开了美国，在巴黎短暂出差之后，就到柏林和凯瑟琳碰面。在那里，他们和凯瑟琳的姐姐一起度过了几个星期。凯瑟琳的姐姐，安托瓦内特· 冯· 罗姆伯格男爵夫人（Baroness Antoinette von Romberg ）曾在离婚之后因为孩子的监护权问题又和前夫争执了一场，弄得满城风雨。在那之后，1907 年她又从纽约来到了柏林，嫁给了马克西米利安· 冯· 罗姆伯格男爵（Baron Maximilien von Romberg），成了男爵夫人。罗姆伯格男爵是一位普鲁士贵族，担任第十八燧发枪手团的首领。之后，斯特朗一家去了伦敦，他们是在英国听说了奥地利大公被刺事件。然而，金融市场对此并没有强烈反应，他们也觉得没有匆忙回家的必要。事实上，他们在伦敦待了几个星期，直到7 月底才乘船回到美国。 。
回到纽约之初，他们对民主党政府对商业前景造成的潜在威胁满腹忧虑，但反倒对欧洲的紧张局势并不太在意。到了7 月份的最后一周，斯特朗已经回到了他位于华尔街14 号的办公室里。
信孚银行的总部大楼有37 层高，是金融中心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也是纽约城第三高的建筑。其顶部有一个7 层阶梯型的花岗岩金字塔，方圆几英里内都可以看到。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是用最精致的乳白色意大利大理石装修，办公室的豪华程度在纽约屈指可数。
在成立之后仅仅12 年的时间里，信孚银行的存款就增加了30 多倍，拥有近两亿美元的存款，成了美国第二大信托公司，并被公认为是华尔街最有影响力的机构之一。然而，它却依然带有某种神秘色彩。1912 年，普若委员会（Pujo Committee ）针对纽约各家银行“货币信托”的影响力举行了听证会。在听证会期间人们才知道，尽管信孚银行股东众多，但所有的表决权都集中在三家受托人手中：亨利· 戴维森，J. P. 摩根高级合伙人；伟凯律师事务所的乔治· 凯斯（George Case），J. P. 摩根的主要法律顾问；丹尼尔· 里德（Daniel Reid），J. P. 摩根控股的美国钢铁公司的创建人与行政执行官。在信孚银行大楼的第31 层，设有专门为J. P. 摩根建造的高级公寓。这无疑证实了人们心中的一个看法，即信孚银行不过是彰显摩根财团实力的又一个写照。
华尔街的这个夏天显得格外宁静。20 世纪初，股市曾出现了一段牛市，并延续了几年时间。在之后的近4 年里，股市萎靡不振，交易量很小。交易所的会员们也都利用7 月份的交易淡季到长岛和新泽西海岸的别墅消夏。危机向纽约袭来的第一个信号出现在7 月28 日，这一天，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道琼斯指数从79 点跌到76 点，下跌3 点，跌幅达4%。尽管从罗马到布鲁塞尔的欧洲主要交易市场，包括欧洲大陆最大的柏林交易市场，都中止了交易，但第二天似乎就恢复了稳定。7 月30 日（星期四），美国人一觉醒来，得知俄国进行了全国总动员，这才意识到欧洲局势的严重性。股票价格一路狂跌，创下了1907 年大恐慌以来的最大跌幅，单日高达7%。
第4章：斯特朗，美联储的最佳人选（2）
尽管人们认为美国不可能卷入这场危机，但人们普遍担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入国，如果国际信贷资金停止流动，美国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欧洲向美国提供的大约5 亿美元贷款将于8 月初至年底到期。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可以想当然地认为这些贷款将会展期。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却面临着欧洲投资者要求立即还款的压力。与此同时，出口也可能因为航运风险而受到冲击。通常情况下，美元兑英镑的汇率固定在:1 ，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美元却迅速贬值，因为美国的债务人蜂拥而至，纷纷要求以黄金、欧洲货币尤其是英镑来偿付贷款。
7 月30 日傍晚，斯特朗被召回J. P. 摩根位于百老汇大街15 号的临时办公室开会——位于华尔街23 号的公司总部正在重建。这次临时会议聚集了纽约银行界的核心人物：杰克· 摩根，摩根财团的名誉领袖和缔造者之子；亨利· 戴维森，J. P. 摩根高级合伙人；巴顿· 赫本（A. Barton Hepburn），大通国民银行主席；弗朗西斯· 海因（Francis L. Hine），第一国民银行总裁，以及信托投资担保公司（Guaranty Trust Company ）的查尔斯· 萨宾（Charles Sabin）。为了避免加重公众的恐慌心理，与会者采取了金融大佬们惯用的伎俩，到处散布缓解公众紧张情绪的言论，内容极其简洁，所表达的意思就是他们丝毫没有担心。杰克· 摩根声称，在被叫来开会时他正在一个游艇上聚会，回去后将继续他的聚会，亨利· 戴维森则说他打算回长岛的别墅度假。
但是第二天早上，伦敦证券交易所被迫停牌的消息再一次震惊了纽约。这些银行家们不得不再次碰面，此外代表花旗银行的弗兰克· 范德利普和J. P. 摩根的新合伙人之一德怀特· 蒙罗也加入了其中。会议最终决定关闭纽约股票交易所。
在参加星期五会议的8 个人中，亨利· 戴维森对欧洲的动乱局势有着最深刻的见解，他也是杰克· 摩根的得力助手。实际上，当杰克· 摩根这个J. P. 摩根最大的资本合伙人在英格兰享受绅士生活时，正是戴维森在掌管着银行。会后几天，戴维森给他的同事托马斯· 拉蒙特发了封电报，当时的拉蒙特正在蒙大拿钓鳟鱼。
整个欧洲的信用已丧失殆尽：法国下达的暂停货币支付的命令已经生效，并延期支付债务；尽管英国还没有正式禁止，但实际上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已如此。我们好像经历了一场地震，有些不知所措。不过，我们很快就会冷静下来，匡扶危局。
就在当时，美元暴跌，资本大量流出，但债务人仍在尽力维持着偿付能力，直觉告诉戴维森一个新的时机即将来临，不仅对于他，对于摩根财团和整个国家都是如此。
戴维森白手起家，对新的机会有着深刻的洞察力，仅从这一点来说，他也是了不起的。实际上，在那天参加会议的8 个华尔街金融大亨之中，继承过家族财富的只有杰克· 摩根。巴顿· 赫本在步入金融界之前是一个大学的数学教授；另外有几位甚至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弗兰克· 范德利普是在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农场长大的，从做记者起家；查尔斯· 萨宾刚开始从事的是面粉销售工作，后来还是因为奥尔巴尼一家公司的棒球队需要他来当投手，才受雇于该公司开始进入银行业；戴维森则是在宾夕法尼亚州中北部的贫瘠山区长大，是一个卖耕犁的销售员之子。
第4章：斯特朗，美联储的最佳人选（3）
在与会的8个人之中，本杰明·斯特朗年龄最小。 。他既非一生下来就坐拥万贯家产，也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但却有着一个统治阶层的家庭背景，这能够给他提供很多其他优势。他身材瘦高，长相帅气，较高的发际线和高大的鼻子使他看起来显得有些冷酷，浑身散发着常春藤名校体育明星的气质。他出身优越，家族中有多位商人和银行家。
追根溯源，其祖上来自一个清教徒家庭，1630 年从英格兰的汤顿来到了马萨诸塞州。本杰明的曾祖父也叫本杰明，是时任美国财政部长亚历山大· 汉密尔顿的秘书，也是海员银行（Seaman’s Bank ）的缔造人之一。 。他的家族有着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十分热衷于宗教事务。老本杰明· 斯特朗是美国圣经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斯特朗母亲的家族也有着同样的家庭背景——她的父亲曾官至部长且是长老会出版委员会的成员。
1872 年，斯特朗出生在哈德孙河谷的一个小镇，在新泽西州的郊区长大，在兄妹五人中排行老四。1891 年他从蒙特克莱中学毕业后，打算跟随大哥去普林斯顿大学继续深造。但这时，正在帮助铁路大王、百万富翁莫里斯· 杰瑟普（Morris ）打理私人财务和慈善事业的父亲遇到了经济困难，斯特朗只好放弃读大学的愿望。 。他来到华尔街一家经纪公司上班，随后在1900 年跳槽到一家银行。
1895 年， 斯特朗与玛格丽特· 勒布蒂利耶（Margaret Leboutillier ） 结婚，1898 年迁居到新泽西州的恩格尔伍德，之后的5 年里他们生了两男两女，在那里安家落户，成了镇上的名流，前途一片光明。斯特朗喜欢打高尔夫和桥牌，还是恩格尔伍德网球队队员。他后来担任了恩格尔伍德医院的财务主管，也就是在那里他遇到了戴维森。
之后的几年里，戴维森成了银行业的大腕。华尔街的一些人认为，他每天进城所乘坐的早上8:22 出发的火车载着他通往了名利双收的光明大道。如果你有幸结识了他并且被他看中，那么你的机会就要来了。虽然有些夸张，但这种说法也有几分根据。戴维森后来的两位合作者，托马斯· 拉蒙特和德怀特· 蒙罗都是戴维森的邻居，他们有幸被戴维森发现并被带进了华尔街。1904 年，戴维森给斯特朗提供了他一年前协助创建的美国信孚银行的一个秘书职位。
斯特朗不仅在事业上要感谢戴维森，在生活上更是如此。1905 年5 月，斯特朗正在外地工作，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在生过第4 个孩子后患上了产后抑郁症，无人照料。由于所住的街区曾发生过一起入室盗窃案，斯特朗就买了一把左轮手枪以防不测，手枪被刚刚从亚特兰大疗养院回家不久的玛格丽特偶然发现，于是她自杀死去。第二年，他的大女儿死于猩红热。戴维森夫妇就把斯特朗的三个孩子——小本杰明、菲利普和凯瑟琳领到自己家里，当做自己的孩子来抚养。
1907 年，经历了近两年的单身生活后，斯特朗再婚了，但是有些人认为他操之过急。他的第二任妻子凯瑟琳是一个18 岁的娇羞女孩，比斯特朗小17 岁，是埃德蒙· 康弗斯之女。康弗斯富甲一方，时任美国信孚银行董事长，是J. P. 摩根的长期合伙人。亨利· 戴维森在婚礼上当起了伴郎。婚后，他们从恩格尔伍德搬到了康弗斯的一所位于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房子居住，以便凯瑟琳能离娘家近一些。
第4章：斯特朗，美联储的最佳人选（4）
几个月后，到了1907年10月，美国遇到了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举国震惊。 。与以前的危机一样，一家大型的投资公司倒闭，恐慌开始蔓延。
这次的危机源于一对夫妇想要操纵铜矿公司股价。这对夫妇中的一人是位于布鲁克林的一家银行的总裁，有传言说他们的失败导致银行损失了50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为银行吸收的社会存款，于是客户纷纷前来挤兑。10 月底，恐慌蔓延到整个纽约，该市的各类银行都出现了挤兑风潮，其中包括第三大银行——尼克伯克信托公司（Knickerbocker Trust Company）。
在当时，美国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没有设立中央银行的国家。 。在历史上，美国人对是否设立中央银行持有一种矛盾的心态。东海岸的金融家同时也是贷款人，一直在敦促政府设立一家职能广泛、有权监管国家货币体系的银行。但也有人认为，把这么大的权力集中在一家机构，这与美国的民主传统相悖。这种主张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尤其是农民，他们是典型的借款人。由于这种根本的分歧，美国的银行政策从一个极端倒向了另一个极端。
1791 年，当时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 汉密尔顿创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家中央银行——美国第一银行。但该银行的管辖领域并不广泛，因为在当时除它以外美国只有4 家银行。1811 年，第一银行的章程到期失效。1816 年，美国又做了一次尝试，创立了所谓的美国第二银行。1836 年，美国又有了新的想法，在安德鲁· 杰克逊总统的干预下，第二银行的章程没有续期，银行宣告解散。在随后的70 多年里，美国一直没有再设立中央银行，但也安然无恙，甚至还曾一度繁荣。但美国也为此付出了一些代价，即它的银行体系落后、零散、不稳定，易受周期性危机和恐慌的影响。
1907 年，纽约的各家银行接连成为挤兑风潮的受害者。在没有中央银行可以求助的情况下，金融界开始求助于皮尔庞特· 摩根，因为他是那个时代杰出的金融家，比任何其他银行家经历的危机都要多。1895 年，他甚至还为美国联邦政府解围。当时，政府黄金储备耗尽，无力偿还对欧洲的债务。
尽管摩根银行根本不是美国最大的银行，但皮尔庞特· 摩根本人获得的非凡荣誉和头顶的光环使他拥有了足够的权威，当然同时也是责任，他在这次危机中起到了领导作用。人们认为他不是简单的富有，而是像洛克菲勒家族、范德比尔特家族或安德鲁· 卡内基家族一样非常富有。他严厉的目光和暴躁的脾气让绝大多数人生畏，甚至包括他的合伙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财富被夸大了，他根本没有大多数人想象的那么富有——皮尔庞特· 摩根在1913 年去世时只留下了一处价值8 000 万美元的庄园。当然，这一误解在当时对克服危机是有所帮助的。据说身价10 亿美元的约翰· 洛克菲勒曾摇摇头说：“仔细想想，他连一个富人都算不上。”
摩根迅速召集了最优秀的金融家展开救助工作，他让戴维森和斯特朗做主要助手。他们健壮、帅气、果断、自信，摩根喜欢这样的年轻人围绕在自己身边。这个救助小组有两个任务：第一个是判断这些深陷挤兑风潮的银行，哪些应该得到救助，哪些应该任其倒闭，这是戴维森和斯特朗的主要任务；第二个是筹集救助所需资金，由摩根亲自负责。到11 月初，摩根自己投进300 万美元，并从其他银行筹集了共800 万美元，财政部长承诺提供2 500 万美元贷款，约翰· 洛克菲勒还提供了1 000 万美元。但即便如此，摩根还是没能消除民众的恐慌情绪，储户继续从银行提取存款。一家吸收了上亿美元存款的信托公司也徘徊在崩溃的边缘。
第4章：斯特朗，美联储的最佳人选（5）
最后，在11 月3 日（星期日）晚上，摩根把纽约市主要银行的总裁召集到他的新图书馆开会。
这座图书馆位于麦迪逊大道与第36 大街的交叉路口，是一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宫殿式建筑。图书馆紧挨着他的住宅，是摩根为了展示他所收藏的稀有图书、手稿以及其他艺术品而专门建造的。地板用大理石铺砌，天花板上嵌着壁画，墙上挂着挂毯，靠墙排列着用切尔克斯核桃木精心打造的三层结构的书架，里面塞满了罕见的圣经版本和中世纪的手抄本。在这样一个书香的环境中召开银行负责人会议显得很不协调。
与会人员一到齐，摩根就把图书馆装修考究的铜门锁上，在与会者一致同意为救助行动再注资2 500 万美元之前，不允许任何人离开。
1907 年的这次恐慌，暴露了美国的银行体系是多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尽管恐慌已被摩根等人的果断行动所遏制，但它却清楚地表明：美国不能再继续依赖某个人来确保其银行体系的稳定，尤其是当这个人已经70 多岁，处于半退休状态，且把主要精力都花在收集艺术珍品以及与成群的中年情妇游山玩水上时。
受这次危机的影响，美国国会决定采取行动。 。1908 年，国会设立国家货币委员会（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委员会由9 名参议员和9 名众议员组成，参议员纳尔逊· 奥尔德里奇（Nelson Aldrich ）担任主席。委员会负责对整个银行体系进行研究，并提出改革建议。经过几年的研究，委员会向国会提交了数卷关于欧洲国家中央银行体系的研究报告，但除此以外毫无作为。但在此时，人们对银行系统濒临崩溃的记忆已模糊不清，相关的改革也因此止步不前。
1912年，已是摩根合伙人的戴维森对银行体系改革止步不前的状况感到沮丧，他担心如果这样下去，下一次恐慌的来临将会造成更大的破坏。于是他打算召开一个专家会议，制订一个正式的计划来建立美国中央银行，这将是美国历史上第三个中央银行。只有5个人受到了邀请，除戴维森本人以外，还有参议员奥尔德里奇；48 岁的弗兰克· 范德利普，美国最大的银行花旗银行的总裁；42 岁的保罗· 沃伯格（Paul Warburg），库恩雷波公司的合伙人，他出身于著名的汉堡银行家族，尽管刚到纽约，却很可能是在筹建中央银行方面最了不起的专家；39 岁的小皮亚特· 安德鲁（A. Piatt Andrew Jr.），财政部长助理，曾任哈佛大学教授，并曾随同国家货币委员会前往欧洲研究中央银行设立问题；还有39 岁的本杰明· 斯特朗。
戴维森担心，任何由华尔街银行家提出的计划都会立刻被人们怀疑为是银行家阴谋集团卑鄙、非法的产物，这种担心情有可原。因此，戴维森选择在佐治亚州海岸附近的一个私人小岛上秘密举行会议，这在事实上形成了引发公众怀疑的银行家小集团。会议的准备工作周到、细致。组织者告诉每位与会者于11 月22 日抵达新泽西州霍博肯火车站，在那里搭乘奥尔德里奇的私人火车，然后再转乘前往佛罗里达的火车。他们不能一起用餐，不能事先见面，只能单独出海，以捕猎野鸭做掩护，越低调越好。另外，他们只能使用自己的名字，而不能使用姓。斯特朗被称呼为本杰明先生，沃伯格被称呼为保罗先生。戴维森和范德利普则更隐蔽，各自取了一个响亮的假名，分别叫做威尔伯和奥维尔。此后，他们常称自己为“名字俱乐部”的成员。
第4章：斯特朗，美联储的最佳人选（6）
这些赴会人员在佐治亚州不伦瑞克下车，然后乘船前往杰基尔岛，那是佐治亚州海岸附近一个较小的障壁岛。 。该岛归杰基尔俱乐部所有，这个俱乐部成立于1888 年，是北方富人打猎和冬天休憩的场所。
这个被某些杂志描述为“世界上最富有、最具有排他性和最难加入的俱乐部”只有50 个会员左右，其中包括皮尔庞特· 摩根、威廉· 范德比尔特（William Vanderbilt）、威廉· 洛克菲勒（William Rockefeller）、约瑟夫· 普利策（Joseph Pulitzer ）以及阿斯特家族与古尔德家族的人。现在俱乐部已经不接受新的申请，会员资格只能世袭。
在之后的10 天里，会议小组包下了整个俱乐部及其侍从人员。俱乐部夏季活动暂停，几周后才会对其他人开放。他们从早上忙到午夜，在俱乐部宽大的会所里开会。会所修建得非常豪华，巍峨的炮塔、宽敞的大厅、迂回的走廊，还有能俯瞰大西洋的窗户。戴维森和斯特朗在破晓时就起床去骑马或游泳，回来吃过早餐后就投入工作。他们吃得非常滋润，成盘的新鲜牡蛎、乡村火腿以及野生火鸡让他们胃口大开。他们还一起庆祝感恩节，范德利普晚年曾写道，这是“我所经历的最高水平的知识分子交流场合”。会议结束时，大家都承诺将保守所有秘密。尽管4 年后有杂志提到了这次聚会，但在之后的20 年里没有任何参与者公开承认他们曾到过那里。
会议期间，他们提出了一份计划，最终的细节由范德利普和斯特朗草拟完成，并于1911 年1 月16 日发布。这就是奥尔德里奇计划（Aldrich Plan），它的核心内容是设立一个机构——国家储备协会（National Reserve Association）。该协会其实就是一个中央银行，只是换了一个不同的名称，它可以在美国各地设立分支机构，负责货币发行和向商业银行放贷。尽管政府在协会的董事会中派驻代表，但协会本身由银行所有和控制，可以说是银行家的“合作社”。
纳尔逊· 奥尔德里奇也许是参议院中金融知识最渊博的人，但让他来主导美国中央银行的设立事宜却再糟糕不过了。在有“百万富翁俱乐部”之称的参议院里，他是最富有的人之一。据说他卖出了联合牵引公司和罗得岛电力公司的股份，得到了1 000 万美元，而且在罗得岛的纽波特还有庞大的地产。他的女儿嫁给了小约翰· 洛克菲勒。他热情支持大公司，倡导高关税，极力反对政府管制；而且到处都有传言，说他接受金融业的献金，提供政治帮助。一句话，他是中央银行的反对者们害怕的所有因素的具体化身。
后来的几个月里，保守派和来自中西部的共和党人联合扼杀奥尔德里奇计划，形势发展令斯特朗感到十分沮丧。幸运的是，1913 年初在参议员卡特· 格拉斯的领导下，民主党人在国会以通过修改计划的方式保住了计划方案，提出了格拉斯计划（Glass Plan）。新计划不再主张建立中央银行，因为这样将导致权力过分集中，而是提出建立多个由各个地方自治的机构，他们称其为联邦储备银行。在由当地银行家管理各个机构的同时，再设立一个联邦储备委员会，负责监管整个联邦储备系统，其成员由总统任命。
格拉斯计划采纳了奥尔德里奇计划的很多核心内容，但却遭到了极力反对。反对者认为，联邦储备系统的分散式架构将已困扰美国银行业多年的权力分散和各自为政问题固化下来，只会导致冲突和混乱。一贯务实的纽约银行家认识到，格拉斯计划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之前的状况，因此还是采取了支持的态度。最后，伍德罗· 威尔逊总统于1913 年12 月23 日签署了格拉斯计划，《联邦储备法》生效。
第4章：斯特朗，美联储的最佳人选（7）
1914年8月初，斯特朗忙于参加各种会议。8月1日早上，他还在纽约大都会俱乐部跟结算协会的其他银行家交换意见，当天晚上就又到了范德比尔特饭店，和曾宣布发行一亿美元紧急货币以克服危机的财政部长威廉·麦卡杜（WilliamMcAdoo）一起参加纽约银行家大会。第二天，他又去了华盛顿。
斯特朗最为关心的问题是被困欧洲的美国游客。银行和酒店由于担心美元急剧贬值，害怕纸币贬值，都拒绝将旅行支票或银行汇票兑换成现金。数千名富有的美国人被困在欧洲大陆，没有现金可用。报纸上充满了关于美国游客被赶出酒店的报道，他们被迫夜宿火车站，或者在深夜徘徊在巴黎街头。那些成功将支票兑换成现金的人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他们被迫同意1 美元仅兑换75 美分。
信孚银行是向赴欧美国人签发旅游支票最多的银行。斯特朗比较幸运，负责公司外汇业务的弗雷德· 肯特（Fred Kent ）恰好在伦敦度假，他立即在华尔道夫饭店召开了2 000 人的会议，为受困的美国同胞提供临时资金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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