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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和政治家
（历史在这里哭泣系列之一） 　　　　　　　　　　　　　　　　　　　　　　　　　　　　　　　　　　　　
　　一五四二年，明帝国的第十二任帝朱厚骢任命严嵩担任华盖殿大学士，即实质上的宰相。
　　严嵩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大政客兼大贪官之一，他完全靠精密的谄媚和撰写玉皇大帝的“青词”而被擢升到宰相的高位。他谨慎小心地侍候他的政治老板，外貌上对任何人都和谒可亲，只有在排除他的政敌时才露出毒牙。他唯一的工作不是处理国家大事，而是研究朱厚骢的性格脾气，他对朱厚骢大脑上的每一根神经都了如指掌。朱厚骢自以为十分聪明，严嵩在朱厚骢面前便处处表示自己窝囊。朱厚骢死不认错，严嵩在任何情形下都避免暴露朱厚骢的过失。朱厚骢反复无常，严嵩就永不提任何建设性的建议。朱厚骢猜忌大臣结党营私，严嵩对任何陷于危难的朋友都拒绝援救。朱厚骢残忍好杀，严嵩正好利用它来肃清异己。严嵩从不说一句使朱厚骢不愉快的话，任何情形之下都不说。君臣之间没有一点道德性质或政治见解的契合，只有无微不至的揣摩和欺骗。严嵩对朱厚骢的了解，远远超过朱厚骢对他的了解，因此能把朱厚骢玩弄于股掌之上达二十年之久，直到一五六二年才被朱厚骢勒令退休。
　　自那以后，纯政客类型的政治形态在中国政坛深深地扎下了根，成为数百年来最丑陋的政治现象之一。
　　政客和政治家是两个不能混同的概念。两者的共同点是追求权力，不同点是得到权力后用来干什么？政治家一般都有远大的理想和明确的政治目标，有一定的道德水准和人类的高贵情操，得到权力后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意志，以促进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就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是他率领穿着草鞋在雪地上行军的美国民兵赶走了数量和装备占绝对优势的大英帝国殖民军，取得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一七八九年，华盛顿以全票当选合众国的第一任总统，按理应该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好好享受一番并为他的家族谋点私利了。华盛顿没有这样做，而是竭心尽力把合众国这个松散的联帮组成一个坚实的国家，同时在他的国土上把当时还停留在理论上的民主政治蓝图付诸实施。十八世纪的西欧流行“三权分立”、“天赋人权”、“民主共和”、“社会契约”等资产阶级政治理念，但除了英国和荷兰有限地实施了这些政治理念外，整个地球还处在专制和极权的淫威之下。华盛顿是孟德思鸠（三权分立说的集大成者）和卢梭（《社会契约论》的作者）的忠实信徒，参政前极端厌恶专制独裁，大权在握后并没有象大多数权力人物那样转而喜欢这两样东西，而是下决心要在新大陆上根除专制政体的毒瘤，让民主政治在美国扎下深厚的根基。美国成立的早期，处于民主政体下的国民有时不恰当地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力，损害了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不象专制国家那样能够快速给国家带来秩序和安定。当时有相当一部分国民和政务官不理解这是一个全新政体锻生前的必然现象，是一个新生命降生前的阵痛，转而怀念已被抛弃的封建专制政体。他们提议赋予总统不加限制的权力，甚至建议华盛顿干脆当皇帝，这对一个国家统治者来说应该是求之不得的，但华盛顿是那种既有政治远见又对国家民族有着强烈责任心的政治家，他断然拒绝了他们的“好意”，不但拒绝当皇帝，还主动退出第三届总统竞选，主动从政坛上退下来，创立了废除领袖人物终身制的光辉凡例，因为他认为终身制是变相的专制独裁。华盛顿的光明磊落和不顾千夫所指想当皇帝的大政客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对比，因为袁世凯不过是一个政客，和杰出的政治家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政客无论拥有多大的权力，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拥有更多的权力，因此政客最热衷的是升官、揽权、贪污、享受！
　　纵观严嵩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粗略归纳一下政客的基本特征：
　　一、没有明确的政治理想，也没有任何文化信仰。政客一般没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改革派、保守派、激进派在他们眼中都差不多，哪一派得势他就跟谁，只要能让他当官就成，而不管对方信奉什么哲学什么思想。如北宋末年的政客蔡京，本是拥护王安石变法的新党人士，当旧党上台执政时，就迫不及待地向旧党领袖司马光摇尾乞怜。当司马光下令以五天的时间为限，撤消“募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大家都担心时间短促，不容易办到，只有开封市长蔡京如期完成，以至司马光呼吁旧党人士向蔡京看齐。八年后新党得势，蔡京又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热度最坚决的态度叛离旧党，投入新党，宣布旧主司马光是“奸党”，刻在石碑上，昭告全国。
　　二、没有是非标准，只有永恒的利益。大凡政客都是唯利是图的，心中没有好坏、正邪、善恶、是非、对错、真假之分，只要对他们有利的就是好的，否则就是坏的。政客都有趁混水摸鱼的本事，他们讨厌政治清明的治世，日夜祁求天老爷早一点让国家和政府政令不修，使他们有空子可钻；但政客并不喜欢乱世，因为乱世是英雄的天下，他们没有能力当英雄，还很可能被英雄砍头示众。
　　三、从骨子深处仇视美好的东西，善于利用人性的弱点。政客的心理都是阴暗的，因此他们见不得美好的东西，一见到美好的东西就要想千方设百计加以破坏，否则就会浑身不自在。这里有一则远古的事例可以说明政客的阴暗心理：秦始皇赢政死后，按理应由长子扶苏继承皇位，可当时随侍赢政的宦官头目赵高心里却一百个不愿意，因为扶苏太有能力，秦帝国在他手中一定会加倍强大，这是政客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实。赵高最中意赢政的小儿子胡亥，因为那个荷花恶少除了花天添酒地外什么也不懂，秦帝国到了他的手中就等于是一叶小舟驶进了碓石丛生巨浪涛天的湖面，结局肯定好不到哪里去，这正是政客所希望的。因为太接近权力魔杖的缘故，赵高运用阴谋诡计使胡亥登上了皇位，因此深得二世皇帝的宠信。胡亥即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赵高的劝说下把包括扶苏在内的十二个哥哥砍头示众，还把十位如花似玉的姐姐投入杜县监狱，任赵高一个个地鞭打至死，剥光了衣服陈尸街头，任乡里小儿猥亵凌辱。如果因胡亥当皇帝在法理上站不住脚，杀死十二个哥哥以消除法理上更合法的继承人还可以理解除的话，那么处死十位公主却找不到任何非这样作不可的理由，因为女人根本不可能构成皇位的威胁。唯一的解释就是赵高的阴暗心理，也许十位公主过于美丽，赵高见不得美丽的东西，如不能独占就要亲手毁掉而后快。设想赵高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在毁掉公主之前是决不会放弃凌辱她们的机会的。至于把公主裸体陈尸，我就不想再说下去了。如果你的上司是一个政客，那么你千万不要在他的面前展现自己的才能和美德，政客最忌恨有能力的下属，一旦发现你德才兼备，他就会下意识地处处和你过不去，而不管这样做是否对他有利。政客由衷地欢迎人性的弱点，尤其是欢迎上司的弱点，因此政客不喜欢英明的上司。如果上司是一个昏庸低能的人，他就会处处如如得水，充分利用上司的昏庸来达到自己见不得人的目的。尤其是那些昏庸固执而又自以为很聪明的上司，政客能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令其不自觉，等到他们有觉察时已经迟了。
　　四、道德水准低下，缺少人类的高贵情操，只有升官贸利一个目标。政客最热衷的是升官揽权，为了升官揽权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也干得出来，除了升官、贪污和享乐外，根本不知道人类还有自我实现匡时济世等与生俱来的高贵情操。因此政客在伤害你时，你千万不要指望对方哪一天会良心发现，那简止是和政客不清洁的血统过不去。政客在谋求升迁时，总是事先圈定可能的竞争对手，然后竭其所能予以打击排挤，而不管对方是否真个愿意和他竞争，相反你越是表示无所谓的心态他越认定你别有用心，从而对付你的手段也更毒辣，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世上有不想升官弄权的人。
　　五、亲情友情淡漠，认势不认人，只效忠于势力较大的一方。纪元前七世纪上半期，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姜小白有一个宠臣易牙，靠无微不至地迎合国君的低级嗜好而获得信任。齐桓公有一次无意间在他面前提起不知人肉是啥滋味，自己什么佳肴都吃过，就是未吃过人肉。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易牙
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个天赐良机，回家把自己的亲生儿子杀死并精心烹调，然后献给齐桓公品尝，等到齐桓公吃了个酣畅淋漓并连称好吃好吃之后，易牙才告知主公吃的是他的儿子，把这个骑士式的英雄感动得热泪盈眶，认定易牙才是对他最最忠心的臣子。等到易牙最为忌惮的齐桓公的股躬之臣管仲死后，这个最最忠心的臣子就设计把齐桓公饿死并使他的尸体爬满蛆虫。无独有偶，纪元七世纪后半期的酷史来俊臣和周兴是最好的朋友，有一天，武则天把一件密告周兴谋反的检举信交给来俊臣调查，任何人都认定来俊臣一定会为他的好友昭雪，可来俊臣却命人把一个大瓮架在燃烧的炭火上，然后对周兴说：“有人告兄台谋反，我奉命调查，请君入瓮。”周兴的命运可想而知。和易牙来俊臣相比，十九世纪末期的政客兼军阀袁世凯的表现不但丧尽天良，而且对国家的损害是灾难性的。那时伟大的光绪皇帝为了使中国富强，下令在朝野推行日本明治维新式的变法，遭到了以那拉兰儿为首的那些朽烂透顶的官员士大夫的反对。光绪帝为了使变法成功，就亲自召见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的袁世凯，请求他对皇阿妈实行兵谏。袁世凯当面感激零涕，发誓要不惜万死来报答君王的知遇之恩；可一转身就去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因为那时中央的军权掌握在守旧党领袖荣禄手中，守旧党的势力比维新党强大百倍，政客只效忠于权力较大的一方。在古今政坛上，有的政客为了讨好自己的上司，甚至不惜鼓动自己年轻漂亮的妻子和上司私通；或强迫本来很优秀的女儿和达官贵人的荷花恶少联姻。妻子女儿是他的至亲，在政客手中也不过是一张牌，为了升官可以狠心地牺牲掉，就更不用说其他亲人了。
　　六、明于人而暗于事，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大凡政客都老于人情世故，尤其精于内斗，在打击政敌排除异己和运用权术方面精明过人；可一碰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和抵御外侮，他们的智商差不多象白痴。如纪元前三世纪的秦帝国宰相赵高，就是一个在内斗中把权术玩得溜溜转的大政客，他用不到三年的时间就把朝中的政敌剪除罄尽，把秦帝国的根基掏空，最后连皇帝生死也操在他的手中。这个在内斗中无往不胜的人物，一听说刘帮的叛乱军队逼近咸阳，在绞尽脑汁后仍然一筹莫展，最后作出的决策竟然是“投降”？！
　　七、目光短视，急功近利，结局多半不好，轻则身败名裂，重则家族毁灭，权力越大毁灭得越是惨烈。政客不择手段，妒贤嫉能，自然和天下英雄结下了深仇，一旦政治上的靠山倒塌，权力的能源被切断，就会仇人遍野，四面楚歌。因为政客仇视美好的东西，政客重用的也都是和他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势利小人，这帮人在主人倒楣时只有落井下石的本领和热情，谁也不会去报答主人的栽培之恩，那些拚将一死酬知己的慷慨悲歌之士早就被政客排挤掉了；因此政客在走下坡路时往往众叛亲离，成了十足的孤家寡人。政客在位时无论多么权倾朝野，多么炙手可热，他的下场早就注定了，既使他饶幸能躲过惩罚，他的下一代也必然承受加倍的报应，因此历代得势的政客没有风光过三代以上的。上面所述的严嵩、赵高、易牙、来俊臣等曾经显赫一时的政客都逃不过杀身之祸；蔡京、袁世凯虽然饶幸躲过了刀斧之灾，但结局比砍头更为凄惨；蔡京把宋帝国玩垮后，自己被女真人流放到荒凉苦寒的东北“五国城”，住在一间四面透风的破草屋里，日夜啼饥号寒，冻饿劳累而死；袁世凯则是在众人的唾骂声中死去的，死前连最最亲爱的侄儿也背叛了他。
　　政客和政治家的区别如同南辕北辙，但区分政客和政治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否则政客也不可能对人类文明造成那么大的危害。一则政客善于伪装，在位时总是把自己标榜成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救星，一幅兢兢业业谨小慎为的样子，热心快肠地为你排忧解难，满口仁义道德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义喷填赝，见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和话，用美丽的假言虚词装璜门面而把真正的狼子野心巧妙地隐藏。二则政治家只关心国家大事，不大迎合人情世故，很容易招致普通人的误解和敌意。在政治不清明的时代，政治家为了大的目标有时也会牺牲一些小的原则，被迫干出几样迎合时世的末行，给反对他的政客留下了
把柄。尤其是那些成功的政客和失败的政治家，更容易朦蔽人们的视线，把政客误认为政治家。历史有一个悲剧性的定律：即政客成功的概率比政治家要大得多，因此政客和政治家在人们的价值尺度中也就经常发生错位。普通人很容易把胜利和正义混为一团，认为胜利者就是正义者，成功的政客也因此得到社会的肯定和认同。这显然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历史上的改革家除了商鞅一人取得成功外，王安石、张居正、康有为等人都失败了，但他们无疑都是伟大的政治家；袁世凯成功了，但他不过是一个无聊的政客。一个当权人物是政客还是政治家，我认为应该从下面三个方面着眼：
　　一、看他有没有明确坚定的政治信念：政治家的政治信念是不可动摇的，既使他在掌权前为了一时的权宜之计而被迫掩藏自己的信念，可一旦大权在手就会努力去实现这个信念。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极端厌恶五代至北宋初年浮滑绮丽无病伸呤的文风，但那时的科举考试只认同类似的文章，以至欧阳修一连几次科考都名落孙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欧阳修只好强迫自己写一些浮词艳赋，换来科考名登榜首，三年后朝庭委派他担任主考官，才得以略抒平生胸臆，一扫浮滑艳丽的文风，大力提倡明白晓畅的古文，亲笔录用了王安石苏东坡等杰才俊士，把北宋的文学推上了一个极高的境界。政客是没有政治信念的，既使有也不坚定，为了政治利益可以随时把信念牺牲掉。袁世凯本是拥护维新变法的，自己也曾加入了“强学会”，但那不过是一种机巧的政治阴谋，以换取天下英雄对他野心的支持，一旦维新派失势就马上退出“强学会”，掌握政权后的所作所为也与维新派的宗旨背道而迤。
　　二、看他平时做人的“品格”：政治家都有较高的“品格”，看一个人品格的高低也应从三个方面着眼：一是“达”而视其所举，看他有权有势时推举和任用什么样的人，用人才还是奴才，用君子还是小人；二是“富”而视其所与，看他有钱时结交什么样的人，把钱用在谁的身上或用来作什么。凡是富贵时结交接济怀才不遇的志士仁人或把钱财用于公益事业的人都是品格高尚的人；相反，凡是把钱财用于个人享乐或谋求升官的人都是品格低劣的人。三是贫而视其所不为，品格高的人在贫穷时绝不干低三下四、出卖朋友和伤天害理之事，不取不义之财，哪怕这样做能使他即刻脱贫致富。品格低的人得意时张牙舞爪，失意时卑躬屈膝，一朝穷愁僚倒，什么下贱卑劣的事都干得出来，就更不用说取不义之财了。
　　三、看他有没有责任心：政治家都有很强的责任心，时运不济时致力于“修身、齐家”，对自己和亲人负责，不象政客那样自抱自弃或损人利己；时来运转时则全身心地“治国、平天下”，呕心沥血，尽展平生所学，为国家和民族谋福利。政客则没有这样的胸襟和情操，一朝得志就拚命满足个人的私欲，把过去的损失夺回来。
　　区分一个权力人物是政客还是政治家，有时会碰到一种特殊的情况：一种情况是政治家为了取得权力，有时也会象政客一样不怿手段，这时的政治家和政客表面上没有明显的区别，但内在的实质是有区别的。首先政治家这样做是身不由己，情势使然，不这样做不但损害个人也损害到人类的正义事业，行为有着很大的被动性，是纯防御性的，不象政客那样主动且有攻击性；其次是政治家成为权力人物后，不再重复当初那些权宜之计，政治行为向光明磊落的方向发展。一个最鲜明的例子是李世民大帝，是他发动了“玄武楼门变”，亲手射杀了自己的哥哥和弟弟，扫清了自己通向皇位的障碍，其所作所为和历史上最卑鄙的政客没什么两样。但李世民仍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他弑兄杀弟的在当时的确有不得已的原因，不先发致人就会被杀，不仅如此，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的才能胸怀和他相差太远，中国若落到他们手中前景不堪设想。李世民称帝后，没有象秦二世胡亥和随炀帝杨广那样继续屠杀皇族血亲，相反和其他的皇亲兄弟相处得极为和睦。他励精图治，严于律己，把唐帝国建设成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理性的国家，缔造了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贞观盛世”，成为自古至今最英明最杰出的帝王。另一种情况是国家政治普遍地不修明，政治家只有用政客的手段才能取得权力，但不是最高权
力。这时区分政客和政治家就要看他在自己权力所及的范围内，是否在不触怒上级权力机构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使自己的辖下的政治尽可能修明，而不是滥用权力贪污享乐或一门心思继续向上爬。如张之洞靠当时流行的谄媚和请托取得高位，但在湖广总督任上，全身心致力于中国的自强事业，把湖北治理成仅次于上海的洋务明珠和重工业基地，并使湖北免于八国联军的浩劫。辛亥革命在湖北首先发难并取得胜利，是和张之洞当初的努力分不开的。至于那些不惜触怒皇权拿身家性命做代价来改革蔽政实现社会理想的志士仁人，无疑是最伟大的政治家了。
　　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政治家都是国家元首或高官显宦，政客则是低一点的官。其实，政客与政治家和官的大小没有必然关系，袁世凯是中华民国大总统，实质是一个大政客；海瑞不过是一个七品芝麻官，但却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有的人既使现阶段是布衣之身，也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大政治家，只是时世没有给他机会而已。
　　并不是所有官场人物都可以区分为政客和政治家的，介于政客和政治家之间的是普通政务官，占从政人物的绝大多数。他们既没有政治家的超凡能力和德操胸襟，也不象政客那样阴险自私，唯利是图，而是国家必不可少的从事具体事物的官员。如果把政坛比作为一个交响乐团的话，政治家就是音乐指挥，政务官则是若干钢琴师、小提琴手等演奏者，政客则是那些滥竽充数的人物。在政治清明的治世，政务官和政治家比较接近；在纲常败坏的末世，政务官看上去更象政客，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时世使然，不向低水准看齐就会倒楣丢官。
　　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体制是产生政客的极好温床，在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政客只是局部现象，还未形成普遍性的社会势力，若干有能力的帝王和治世能臣又及时抵消了政客造成的负面影响，政客虽然为患一时社会还在向前发展。到了宋代以后，封建专制政体开始走下坡路，政客逐渐形成燎燃之势，历史前进的车轮被政客有效地阻止住了，社会的发展停滞了；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封建政制内部最后的一点活力窒熄了，朝野上下成了政客的天下，社会开始大踏步地后退，把中国这个世界上一流的超级强国推向二流末国，可见政客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是何等的巨大。下面把上述的几个政客造成的社会危害简单列举一下：
　　易牙：齐桓公饿死在他的手上，死后十五天才被人发现，这时尸体苍蝇云集，腐烂生蛆，蛆的数目多到爬出围墙之外。桓公死后齐国大乱，永远地丧失了霸主的资格。
　　赵高：强大的秦帝国在他手中，不到三年就土崩瓦解，赢姓皇族被屠灭种。
　　蔡京：宋徽宗赵佶在他的引导下尽情尽性地“玩”，结果把宋帝国玩垮了，中国的半壁河山沦陷蛮族之手，几千万国民成为亡国奴。赵姓全体皇族三千余人，包括附马和宦官，被一队牛车载向三千公里外，朔风怒吼的遥远东北，任不识字的野蛮人奴役。
　　袁世凯：葬送了可使中国赶超日本的“戍戌维新”，阉割了中华民国，中国陷入军阀混战达几十年之久，还险些沦为日本的亡国奴。
　　本文是以大政客严嵩开头的，现在以两百三十年后的另一个大政客和珅来收尾，进一步说明政客现象的严重性和危害性。
　　和珅是一位侍卫出身的满洲花花公子，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被自以为聪明绝顶的乾隆皇帝弘历擢升为宰相和首都治安总司令。他和十六世纪明政府的宰相严嵩先后辉映，具有同一类型的特殊机缘和做官技巧，用谄媚和恭谨的外貌，把自命不凡的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和珅上台不久，就建立起全国性的贪污系统，全国官员发现，如果不向上级行使巨额贿赂，就要被无情地排除，甚至被投入监狱，他们不得
不适应这种政治形势。所用的贿赂全部来自贪污——工程的中饱和司法上的冤狱。和珅象一个巨大的无底洞，全国官员们的贿赂巨款，瀑布般地倾注到里面。一七九九年和王申倒台时，查抄他的家产折算白银九亿两，相当于清帝国十二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如果包括他家人贪污的数目和他挥霍掉的款项，那就接近二十年的财政收入，和珅当权刚好只有二十年，说起来简止让人难以置信。十六世纪的贪官严嵩，只贪了二百万两，只相当于和珅的五十分之一，可以说明政客现象在中国愈演愈烈的趋势。
　　综上所述，政客现象的危害是不言自明的，政客现象和国家强大不能并存，每个有天良的中国人都应对政客现象有高度的警悟，都应和政客现象作坚决的斗争。要彻底消灭政客现象，只有从根子上铲除政客耐以孳生的社会土壤，建立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使政客没有立足之地。单靠防范和惩罚，只能使政客隐形于一时，一有机会就会再跳出来危害人类文明。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呼唤更多的政治家，政客最好一个也没有！！！ 　
二ＯＯ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论 诛 杀 功 臣
（历史在这里哭泣系列之二）
　　提到诛杀功臣，人们自然会想到汉朝的开国皇帝刘帮，他的江山有一大半是韩信打下来的，可以说没有韩信就没有西汉王朝，刘帮也更不可能当皇帝。刘帮当皇帝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消弱韩信的势力，把当时还是“齐王”的韩信徒封为“楚王”，使其远离自己的发迹之地，然后又有人适时告发韩信“谋反”，刘帮又再将他再贬为“淮阴侯”，不出几个月他的妻子吕雉又以谋反之名将韩信诱至长乐宫砍头。刘帮于纪元前二Ｏ二年得天下，韩信于纪元前二Ｏ一年身首异处，这对共过患难的君臣在天下大定之后只相处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难怪韩信在临刑之前发出了“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浩叹了。刘帮于处决韩信之后的六年间，又相继把打天下时立过大功的燕王藏荼、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消藉砍头，稍后分封的燕王卢绾被废为平民，连他的女婿赵王张敖的封国也被取消；韩王信则很幸运地逃往匈奴，汉初分封的七个异姓王就只剩下偏居一隅兵微将寡对汉帝国构不成实质性威胁的衡山王吴芮了。刘帮诛杀功臣的恶名也因此载入史册。
　　刘帮诛杀功臣的名声最为响亮，但他并非做得最绝的人物；和历史上的另外两个帝王勾践和朱元璋相比，刘帮的行为简止仁慈得象传说中的“观世音菩萨”。刘帮所诛杀的六个异姓王，虽然在打江山时立了大功，但他们的封国跨州连郡，各自拥有强大的军力和财力，对汉王朝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就算他们念在和刘帮曾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的情份上不举兵反叛，他们的后裔能否还会顾念这种情份就是一个未知数了，一旦实力膨胀到一定的程度，向主子问鼎发难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更何况六个异姓王都是用兵于神的英雄豪杰，年龄也比刘帮小得多，若要反叛朝庭自然难于应付，刘帮抵抗得了并不表明他的后代能够抵抗。因此那些强大的封国一朝不灭，汉帝国就一朝不能安枕。刘帮自己就是因反叛项羽才当上皇帝的，因此对封国的忠诚持怀疑态度，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事先消除隐患，把封国消灭或使其力量消弱到不能累积叛变资本的程度。韩信在当楚王时曾收留了刘帮的天敌项羽的大将钟离昧，招降纳叛连友帮都是一件忌讳的事，就更不用说怀有震主之威的臣子了，因此刘帮对韩信的疑虑并非毫于根据。梁王彭越是因没履行封国出兵助主的义务才招致杀身之祸的；淮南王英布则是率先举兵发难，刘帮连回避的余地都没有，因此刘帮诛杀功臣是有一些不得已的原因，是为了帝国的千秋大计，并非单纯是猜忌心太重或心胸狭隘之故，象和韩信并称“汉初三杰”的张良和萧何，刘帮不但没杀他们还礼敬有加，其他的功臣也都委以重任。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勾践和朱元璋是怎样对待那些开国元勋的：
　　勾践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忍辱负重的君王，也是最著名的忘恩负义的君王。纪元前四九四年，吴王国大举进攻越王国，越王国不能抵抗，为了保全国家，国王勾践被迫给吴王夫差当奴隶，三年后依靠一号智囊范蠡的智慧才得以返国。勾践回国后，在范蠡和另一位智囊文仲的辅佐下励精图治，秘密重整军备，十年生计，十年教训，于纪元前四七三年打败了比越王国强大十倍的吴王国，报了二十年前的血海深仇。吴王国覆亡的明天，看透了姒勾践本性的范蠡即行逃走，临逃走时写了一封信给越王国的宰相文仲，信上说：“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勾践颈项特别长而嘴象鹰嘴，这种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共享乐，你最好尽快离开他。”文仲看完信后大大地不以为然，不相信世上会有这种冷血动物，但他不久就相信了，但已经迟了。勾践亲自送一把剑（吴王国宰相伍子胥自杀的那把剑）给文仲，质问他说：“你有七个灭人国家的方法，我只用了三个就把吴王国灭掉，还剩下四个方法，你预备用来对会谁？”文仲除了自杀外别无选择。假设范蠡没有先见之明，结局一定不会比文仲更好。当时的越王国刚刚逃离草昧时代，人才极端馈乏，象样的就只有文仲和范蠡两人。勾践虽然只杀了一人，越王国的政治家已被剪除罄尽，性质比刘帮要恶劣得多，造成的危害也要大得多。
　　如果说勾践对功臣元勋象冷血动物的话，朱元璋则和蛇蝎差不到哪里去。
　　朱元璋于一三六八年得天下，一三八一年统一中国。战场上的硝烟还未散尽，朱元璋就对功臣发动有计划的合法屠杀。
　　一三八Ｏ年，“有人”告发宰相胡惟庸谋反，说他企图勾结东方大海中的日本，准备在宴会上杀掉朱元璋。朱元璋把胡惟庸剐了两千多刀（鱼鳞剐），屠灭三族。十年后朱元璋的迫害狂又犯了，宣称发现已死了的胡惟庸的新阴谋和新同党，于是展开全面逮捕，连朱元璋最尊敬的开国元老，朱无璋的儿女亲家，七十七岁的李善长也包括在内，共杀死了二万余人。朱元璋还煞有介事地为这次大屠杀编撰了一本书，名“奸党录”，附录李善长的供词，（这些供词是怎样获得的？想起来应该令人不寒而栗。）全国每个官吏人手一本，令其人人自危。
　　一三九三年，朱元璋发动第二次屠杀。“有人”告发大将蓝玉谋反，蓝玉下狱，在酷刑下“召认”准备发动兵变。蓝玉被凌迟处死，屠灭三族。根据“口供”（在灭绝人性的酷刑下，要什么口供就有什么口供）牵引，屠杀二万余人，其中有一个公爵，十三个侯爵，两个伯爵。刑场上的鲜血大概能汇成一条小溪了。朱元璋又为这次大屠杀编撰了一本书，名“逆党录”，昭告全国。
　　朱元璋两次大屠杀的对象，都是他初起兵时亲如手足的患难朋友。他们为朱元璋出生入死，当他们以为可以分享富贵时，却被朱元璋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并殊连九族。这两次大屠杀不过是成批成批地死亡，事实上朱元璋每天都在屠杀。象皇太子的教师宋濂，是元末明初文才最为出众的人物，朱元璋尊称他是“圣人”，来往宫中如同一家，因他孙儿牵扯到胡惟庸案中，朱元璋翻脸不认人，昔日的上宾一眨眼就成了阶下囚。宋濂被贬窜到穷困的蛮荒，没几年就死在那里。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刘基，他对明王朝的功绩和诸葛亮对蜀汉帝国的功绩不相上下，但他的结局和诸葛亮不能相比，他的高度智慧使朱元璋浑身不自在，朱元璋将其毒死后再嫁祸到胡惟庸身上。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同时绑赴刑场腰斩。平定广东的大将朱亮祖，父子同时惨死在钢鞭之下。大臣李仕鲁在金銮殿上表示辞职，朱元璋认为看不起他这个皇帝，当即命武士摔下殿堂，脑浆崩裂而死。在所有共患难的朋友中，只有三个人保全性命，没有被扣上谋反的帽子。一是常遇春，一是徐达，一是汤和。常遇春运气最好，天下还没太平就早早地死掉。徐达的死和处决没啥分别，他患一种疽疮，最忌鹅肉。朱元璋偏偏送一碗鹅肉给他，并命送鹅肉的宦官在旁监视他吃掉，徐达一面吃一面流泪，当晚毒发身死。只有汤和一人寿终正寝，因为他看上去傻乎乎的，不具备承载野心的智商。在朱元璋统治时期，朝中人人自危，每时每刻都担心飞来横祸，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归来，合家才有笑容。结果官员害怕白天，夜晚不上朝，皇帝也不处理公务，生存概率要大一些。
李善长是朱元璋的第二大谋臣和功臣，和朱元璋是儿女亲家。但朱元璋对他仍不放心，必欲去之而后快。恰好其弟李存义和胡惟庸联姻，朱元璋便借此大做文章，系指使坐罪胡惟庸案的丁斌（李善长的私亲）告发李存义曾交通胡惟庸谋反。狱吏对李存义父子施以重刑，二人熬刑不过，只好按狱吏的主意（实则是朱元璋的主意）“承认”是奉了李善长的指使，那时一班朝臣，希承意旨，联章交劾善长，统说是大逆应诛，一桩“谋反案”就此制造出来。此时朱元璋还要故作姿态，说李善长是大功臣，应法外施恩。偏偏太史又奏言星变，只说此次占象，应在大臣身上，须加罚殛，于是太祖遂下了严旨，赐善长自尽。此时李善长已七十七岁，所有家属七十余人，尽行处斩。只有一子李琪，曾尚临安公主，得蒙免死，流徙江浦。既说占象应在大臣，则善长一死足矣，何必戮及家属多至七十余人，可见都是事先安排好做戏给人看的。外如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江南侯陆聚，宜春侯黄彬，豫章侯胡美，即胡定瑞。荥阳侯郑遇春等，一并押赴刑场处斩。
　　关于朱元璋疯狂屠杀功臣元勋的心理动因，后世历史学家有不同的解释，最有代表性的解释是朱元璋看到皇太子懦弱，担心他死后强臣压主，所以事先消除隐患。这种解释有一则宫庭秩闻可为佐证：有一天皇太子劝说父亲不要杀人太多，朱元璋把一根长满了刺的棍子丢在地上，命皇太子用手拾起来。皇太子一把抓住刺棍，结果给扎破了手掌并连声呼痛。朱元璋说我事先为你拨除棍上的毒刺，你难道不明白我的苦心吗！
　　就算上面的解释是真实的，也说明被杀的功臣全朦受不白之冤，“谋反”根本是莫须有的罪名。部分文臣武将和草民百姓也许还相信“谋反”确有其事，只有朱元璋心里最明白事情的真相。稍为有点常识的人都会发现“胡惟庸勾结东方大海中的日本谋杀朱元璋”纯属无稽之谈，问题是九五至尊有意识这样宣传，臣民也就不敢不相信。这些“诬以谋反”的冤案，在屠杀功臣的同时也助长了司法制度的黑暗，要想那些赤胆忠心的臣子“承认”阴谋杀害皇帝，只有发明和动用连钢筋铁骨的汉子也承受不了的酷刑，给他们的肉体和精神施以难以想象的迫害。那些无辜的功臣连灭三族的谋反罪名都供认不讳，可以想象动用的刑罚野蛮残酷到什么程度。朱元璋的功臣在临死前还要承受这样的刑罚，进一步说明他们的
悲剧是何等地深重。
　　朱元璋无止境地屠杀，皇太子懦弱而皇太孙年幼也许是原因之一，但恐怕不是主要的原因，因为仅此现象不一定非进行无止境的屠杀不可。刘帮和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平民出身的帝王，朱元璋面临的形势和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帮的情形相同，皇太子刘盈也是一个懦弱好心肠的男人，但刘帮只对拥有广大土地和强大私家军队的少数将领动刀，象萧何张良之类的文官则安全得很。朱元璋的宰相胡惟庸也是文官，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地位，手中又没有直接指挥的军队，我不知道他何以要“谋反”，他拿什么去“谋反”，“谋反”成功后他又向何处去？也就是说胡惟庸根本没有“谋反”的内在动力，连万分之一的动力也没有。可朱元璋怔怔有词地说他“谋反”，并因此诛杀了两万多人。七世纪“大周”王朝的缔造者武则天的处境比朱元璋要严重百倍，因为唐王朝的元老旧臣没有一个赞成一个女人断送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江山，儒家学派的士大夫也无不拒绝一个改姓乱统的女皇帝，但武则天也只对唐朝旧臣给予个别打击。退一步讲，就算胡惟庸日后有可能成为对皇太子不利的强臣，朱元璋也没有必要一下子屠杀两万多人，因为不可能有这么多的人会附合胡惟庸的“狼子野心”。朱元璋在和平时期前后屠杀了四万多文臣武将，对他的朋友和他的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害，之所以如此，我认为主要是朱元璋的自卑心理在作祟。
　　朱元璋出生于一个极度贫苦的家庭，父母双双死于瘟疫，很小就成了孤儿，放过牛，当过干粗活的小和尚，天下大乱时又被迫落草为寇，在底层社会受尽欺凌。因为出身过于卑贱的缘故，朱元璋对上流社会既羡慕得要死又仇恨得要命，既想拚命挤进去又恨不得把上层人士踩在脚下报复蹂蔺。他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缺少做人的崇高理想和高贵情操，因此不可能把苦难身世演变为改造社会普济天下苍生使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的动力，相反因为自己没有学问，转而对有学问有才能的人嫉妒得发狂。象胡惟庸、李善长、刘基等人，都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囊策士，朱元璋的江山是他们三人智慧的结晶。在本质上，自卑感过重的领袖跟有才干的部属不能并存，因此他们三人在朱元璋的力量不够强大时还可被委以重任，一旦朱元璋意识到自己没有他们也有足够的安全保障时，他们的生命也就完结了。宋濂也是出身贫寒，身世和朱元璋相近，按理会同病相怜，朱元璋早期也确实如此，但他太有学问，朱元璋最终还是容忍不了。
　　如果仅仅是出身低贱和没有文化，朱元璋大可不必有如此浓厚的自卑心理。出身高贵的人也有曾经贫寒的历史，靠自己的努力取得的成就比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果实更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人的才能是多方面的，没有文化的人不见得就没有能力；中国历代的开国皇帝除了李世民出身高贵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外，其余的不是市井流氓就是草莽英雄，文盲绝不是个别现象。上面提到过的刘帮既是市井流氓又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文盲，和朱元璋的身世大同小异，可刘帮没有那么浓烈的自卑心理，对出身和文化比他高的人兼容并蓄，依其才能和特长分别委以重任。刘帮的智囊张良、陈平、萧何和胡惟庸、李善长、刘基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但命运有天壤之别；前者一直得到刘帮的礼敬并寿终正寝，后者则被朱元璋处以极刑且屠灭三族。刘帮是一个胸襟开阔的人物，不会因为自己出身贫民和没有文化感到困扰；可朱元璋一直深以自己的贫民身份为耻，深怕别人还记得他曾经是个孤儿和小和尚，妄图利用上流社会的鲜血来强迫人们忘掉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无止境的屠杀对朱元璋的形象和明王朝的江山无任何补益，相反只能说明朱元璋是一个心胸极度狭隘的人物。胸怀狭小和自卑心理相结合，就构成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顽劣的可怕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短视、冷血，喜欢看别人流血、看别人痛苦、看别人跪下来向他哀求......要满足这些嗜好只有不停地屠杀，尢其是屠杀体面人物来制造无休止的人间惨剧。
　　勾践和朱元璋屠杀功臣，不仅对当世的社会和国家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而且把人们的历史观导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误区：即皇帝屠杀功臣是逼不得已的，是为了国家的千秋大计和王朝的长治久安，不杀掉那些打天下的患难兄弟他们就会造反作乱。这是一个荒谬透顶的逻辑，但这个逻辑在社会意识领域里有很大的市场，在和平年代逐渐演变为领导干部应该排挤和压制那些有能力的下属，否则有才能的下属就会干出不利于领导干部的事，而那些碌碌无为的庸才反而是最安全对领导最忠诚应该被委以重任的......
　　诚然，那些位高权重的功臣在和平时期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他们多半是乱世英雄，在逆境时能够不顾生死，吃苦耐劳，为开邦立国冲锋陷阵；在顺境时则缺乏自制力和远见卓识，容易居功自傲，仗势欺人，或在别有用心之人的蛊惑下野心膨胀，拥兵自重或举兵造反。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功臣的正面影响：他们不但是创立国家的谋臣勇将，也是和平时期稳定国家的磐石，是新建王朝的宝贵财富，关键在于皇帝怎么运用和驾驭他们。历史上有少数胸襟开阔才能超人的帝王，不但没有屠杀功臣，相反在天下大定之后继续发挥功臣的优势，利用他们的勇力为国家开疆拓土，大力扩充帝国的疆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唐王朝的开国皇帝李世民。（李渊只是名义上的开国皇帝。）
　　唐帝国是在隋末农民起义的硝烟中建立起来的。奠定唐帝国江山的功臣既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李靖等草莽英雄；也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谋臣策士，还有魏征等效忠于李建成集团，企图置李世民于死地的智囊武夫。李世民不但没有屠杀他们，相反在战争平息之后继续委以重任，利用他们的才智来建设满目疮痍的国家。这些功臣并没有象人们担心的那样作威作福或屁股发痒，而是竭力尽忠鞠躬尽瘁，把唐王朝建设成为中国历史上贡献最巨，国力最强，影响最为深远，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伟大王朝。有人可能认为唐王朝的功臣天性较为纯良或更为通情达理，是否确实如此没有确切的根据，我认为他们和朱元璋的功臣在能力和德操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关键是李世民对功臣驾驭有方。例如尉迟敬德在李世民即位初期，自仗曾经舍身救主的功劳，在朝中专横跋扈，动不动就抠打别的大臣，有一次竟然在金銮殿上当着文武大臣的面把李世民的叔父打伤了。驾驭功臣是一种相当高明的政治技巧，李世民的采用的方法不是简单几句话概括得了的，总的来说是扬长避短，防微杜渐，一方面防止他们身上的消极因素无限止地膨胀，在初露苗头时就予以制止；另一方面为他们的智力和勇力寻求合理的用场。具体来说就是为武将寻找新的战场，使他们的过剩精力得以合理喧泄，满足他们建立更大功业的雄心壮志。如李靖在李世民登基后的第三年，以大将军的头衔率军北征，一举击溃了给唐帝国带来巨大威胁的“东突厥汗国”，俘虏了他们的首领颉利大可汗，为唐帝国开拓疆土两百万方公里，消除了来自北方的边患，也为李世民大帝赢得了“天可汗”的尊称。对于胸怀蹈略的谋臣策士，李世民则运用他们的高度智慧来治理国家。魏征是李建成集团的一号智囊，曾多次劝李建成发动先发制人的袭击杀掉李世民，
可李世民并不记恨这些，而是象齐桓公对待管仲一样委魏征以重任，对他几乎言听计从，还和他结成儿女亲家。对于那些桀骜不驯、居功自傲的勇武之臣，李世民不是简单地屠杀他们，而是巧妙地加以驯服，傍敲侧击令其自省，既不撕破面皮又使其有所戒惧。如上面谈到的尉迟敬德，李世民看到他在大殿行凶后，当即长叹一声，随侍的大臣问皇上何以叹气，李世民深有感触地说：“我先前总不理解汉高祖何以要屠杀功臣，心想天下是功臣打下来的，干吗不能和他们一道共富贵共享乐呢？我当了皇帝后，暗下决心不走刘帮的路，要和功臣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君臣之间两不猜疑，上下相安，现在看来这只是一厢情愿，刘帮当初那样做也许有不得已的原因。”这篇充满杀机的话很快反馈到尉迟敬德的耳中，令尉迟
敬德和那些忘了自己是谁的臣僚出了一身冷汗，自此行迹大为收敛，不再仗势欺人，尉迟敬德更是足不出户，在家养些歌儿舞女以娱晚年。李世民简单的一席话，既唤醒了尉迟敬德的自知知明，使其不至危害国家和社会，又保全了他的名节，不愧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大师。设想当初李世民如果不发那番感叹，尉迟敬德很可能俞演俞烈，在得意忘形之余犯下不赦之罪，那时李世民就只好挥泪斩马谡了；如果李世民当时简单地把尉迟敬德杀掉，他就沦为和刘帮一样的人物，也就不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最英明的帝王。
　　并不是每个帝王都具备李世民那样的超人智慧，能够充分利用功臣的积极作用而使消极作用消弭于无形；事实上有不少帝王的综合能力还赶不上他的臣下。当帝王感到自己的才能不足以驾驭他的臣下时，帝王心理上的不安全感是可以理解的，但并非一定要通过屠杀功臣的手段才能解决问题。聪明的帝王往往通过权臣之间的互相牵掣来防止某一个权臣积聚到可以威胁帝王的无限权力，或干脆象十世纪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那样使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作出反应，既保全功臣的富贵又消除肘腋之患。既然有那么多的方法可以消除功臣的负面影响，屠杀功臣实在是一种极端自私而又愚蠢至极的办法，不但不能解决问题，相反还留下无穷的后患。下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勾践和朱元璋屠杀功臣的恶果：
　　越王国灭掉吴王国后，一度成为储侯中最为强大的国家，拥有问鼎中原统一中国的潜力。勾践杀掉文仲后，越王国便加速度地衰落，终于在纪元前三三三年亡于楚王国，是储候国中最先灭亡的一个强国，比纪元前二三Ｏ年第二个灭亡的韩王国要早一百多年。而灭掉越国的楚国，一百年前曾被匐匍在越王国脚下的吴王国击败，前后相比反差竟如此地强大，这都是勾践屠杀功臣的恶果。
　　朱元璋对功臣实行灭种式的屠杀后，以为天下自此太来无事，没想到他刚刚进入坟墓，他的第四个儿子，分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便举兵反叛，开始了宗族血亲间为敌复仇式的自相残杀。因为功臣被屠杀磬尽，中央军没有杰出的统帅，叛军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皇帝朱允火文在首都陷落之时永远失踪了，野史传说他远逃海外做了和尚。
　　综上所述：屠杀功臣的现象多半发生在有自卑感的领袖建立的王朝，自卑感的产生则源于领袖自信心不足和胸怀不够宽阔，而那些才能不够卓越的领袖又往往是最缺乏自信的。对草莽英雄或革命群众而言，一旦判断错误，或被命运之神作弄，选择或拥护这类人物作为领袖，那是一种真正的悲哀。屠杀功臣是中国文化最丑陋的一页，其危害不仅仅限于当世，对后世甚至今天也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那些靠不尊严手段达到尊严地位的官僚政客，因为自己才能平庸，也就格外嫉恨那些有能力的下属，虽然没有生杀大权不能象朱元璋那样从肉体上消灭他们，但能够不择手段使他们不舒服。“你有才能我偏不用你，看你把我怎么办！”在官场绝非个别现象，但凡是有这种心理的官僚肯定是不称职的。“任人唯贤，唯才是举”是国家强大和政治修明的前提，要做到这点，首先必须让那些富有能力的人走上领导岗位，有能力的领导才会卿卿惜卿卿，才会知人善人，不担心有才能的下属会有朝一日超越自己；而那些武大郎式的领导则只会妒贤嫉能和压制人才。
　　愿天下苍生从此擦亮眼睛，别把那些才能平庸的人选入领导岗位；但愿屠杀功臣的现象在中国一去不返；但愿......
　　　　　　　　　　　　　　　　　　　　　　　　　　　　　二ＯＯ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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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暴君的集大成者——聪明绝顶的杨广
　　隋炀帝杨广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暴君，稍微有点历史知识的人，对他的荒淫暴虐都有很清晰的印象；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作的诗感情充沛，文辞华丽，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他写的文章旁征博引，条文缕析，顺理成章；他的言论和他所颁的命令都大义凛然，无懈可击。连文才武略空前绝后的李世民大帝也从心底佩服他的聪明和教养。从他当皇帝之前和长兄杨勇争夺继承人的过程，就可看出他拥有的无与伦比的小聪明。
　　隋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使长期陷于分裂和混乱的中国归于统一和安定，是他精明能干的最好表证。他深知创业的艰难，很知道珍惜国力，不但自己生活俭朴，食不厚味，衣不着锦；还严禁皇族骄奢淫逸，挥霍浪费。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人非凡的复兴潜力很快表现出来，不几年功夫中国就恢复应有的强大。从中央到地方的粮仓全塞得满满的，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社会秩序安定，吏治清正廉明，种种迹象表明隋王朝会千秋万岁。
　　隋文帝杨坚因江山来之不易，也就格外注重继承人问题。他深知继承人若选择不当，对王朝和杨姓家族的伤害将是无与伦比的。大分裂时期象石勒、刘裕、高欢这些本来很英明的帝王，就是在选择继承人时栽了跟头，王朝和家族也因此蒙受了最惨烈的灾祸。因此杨坚在选择继承人时慎之又慎，对儿子尤其是皇太子的要求也就格外严厉。
　　杨坚有五个儿子，全是妻子独孤皇后所生，一母同胞自应亲如手足，其中长子杨勇是法定的继承人，被立为皇太子；次子杨广因聪明好学，二十岁时就出任攻陈总司令，一举而下江南，俘虏了杰出的音乐家皇帝，《玉树后庭花》的作者陈叔宝和两位长发拖地的绝色美女，立下了盖世的军功，因而深得乃父杨坚的宠爱。隋王朝统一中国后不久，杨广便开始夺嫡，向他的同胞哥哥杨勇伸出毒手。
　　皇太子杨勇是一个大而化之的花花公子，疏阔豪爽，不拘小节。老娘独孤皇后最讨厌男人有姬妾，杨勇偏偏姬妾成群，在宫中受活寡的妻子没多久就抑郁而死。老父杨坚最讨厌大臣花天酒地，杨勇偏偏喜欢大宴宾客，通宵达旦地歌舞饮宴。这些本都是小的缝隙，但精明过人的杨广很善于利用这些缝隙，并开始有计划地楔入这些缝隙。杨广只有妻子萧妃一人，供役使的婢仆不是老太婆就是丑小鸭；摆在庭屋的古琴上积满灰尘，二十五弦只剩下四弦……仅这几点就够老爹老娘高兴。老夫妇每派人到儿子那里，杨勇只把他们当仆人看待，杨广则把他们待如上宾，和妻子双双站在门口恭谨迎接，临走时还殷勤问讯，并致送厚礼……于是老夫妇耳畔听到的全是赞扬杨广的声音。杨广出镇江都，每次入朝辞行，都作伤心留恋状泪如雨下，依依不舍。父母看儿子如此孝心，也心痛流泪，不忍他远离膝下，杨文需要的正是如此，这样他才能接近最高权力。杨广知识水准很高，待人接物谦虚恭谨，尤其曲意接交政府官员，对杨坚最信任的宰相杨素更舍得下本钱。他所展示出来的，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标准领袖，具有肝胆相照，义薄云天的英雄性格和救国救民，民胞物与的圣贤抱负，集人类所有美德于一身。
　　在这样一个精明的对手面前，杨勇很快被孤立起来了，最后莫名其妙地背上了“谋反”的罪名，被盛怒的父皇废为平民，囚禁深宫。杨广则如愿以赏地当上了皇太子。
　　杨广夺嫡后的第四年，对皇位有点迫不及待了，开始向他曾经流泪致孝的父皇痛下毒手。这一年，
杨坚前往长安一百四十公里外的仁寿宫避暑，在行宫一病不起，皇太子杨广入宫侍奉。望看病榻上奄奄待毙的父皇，杨广兴奋得无法再继续控制自己。杨坚的病榻前除了杨广外，还有他最宠爱的陈贵妃随侍左右。陈贵妃肌肤如玉，丰胸肥臀，杨广早就对之垂涎三尺，只因她是父皇的爱妃才一直克制自己不敢造次。现在父皇的病看来是不治的了，他没有必要继续顾忌礼法了。杨坚的双眼总是闭着，杨广的双眼则瞪得象铜铃一样，不过不是望着垂危的父皇；而是盯着陈贵妃的丰满胸脯，最后终于忍不住了。当陈贵妃去偏殿换衣服时，杨广不自主的尾随上去，从后面一把抱住了她，欲行乱伦之事。陈贵妃在惊恐中回过头来时，简止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发现那个禽兽不如的坏蛋竟然是她一向从心底敬重的皇太子，于是条件反射地挣扎逃掉。这是杨坚刚好从昏迷中醒来，问其何故神色仓惶，陈贵妃垂泪说“太子无礼”。杨坚大怒说：“独孤误我。”当即命令两位亲信官员去长安召唤杨勇。杨广望着陈夫人逃走的背影，深知自己这次会吃不了兜着走，便抢先一步通知他平时曲意接交的警备司令杨素。杨素立即命令禁卫军把去长安的两位亲信官员逮捕，勒兵戒严，包围仁寿宫，断绝内外交通，然后命部将张衡闯进杨坚卧室把皇上挥拳打死。
　　杨广弑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他美丽的庶母陈贵妃睡觉，陈贵妃这次没有任何挣扎；第二件事是派人驰赴长安把已经罢黜的哥哥杀掉，铲除皇位的合法继承人，然后给父亲发丧，在文武百官的“万岁”声中坐上皇帝宝座。
　　杨广从开始采取夺嫡行动，到他弑父行凶之日，历时十四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一直能伪装得天衣无缝，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只有绝顶聪明的人才有可能做到。杨广的过人聪明应该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帝王，只可惜他缺欠人类所特有的高级灵魂和责任心，他夺嫡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获得无限权力。获得无限权力的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疯狂地享乐和发泄被压抑了十四年的兽欲。因此他的聪明才智只能增长对国家和人民的伤害，正所谓“流氓的武功越高，对社会的危害性越大”。正因为杨广具有绝顶的聪明和精力，所以只短短十几年时间，就把一个空前富裕强大的王朝消灭。下面把杨广在位十五年中的重要暴政概述一下。
　　　横征暴敛，大兴土木，耗尽国力民财。
　　杨广即位后，迫不及待地从长安前往洛阳，征调民夫二百万人，扩建洛阳城和洛阳宫。在洛阳西郊兴建“西苑”，面积六百方公里，内有人工湖和连绵不断的人工山，山上宫殿林立，曲折盘旋。另有人工小运河，由人工湖通到洛水，沿小运河两岸建皇宫十六所，称为“十六院”，每院美女二三百人，布置豪华，恍惚人间天堂。杨广每出游赏月，骑马随驾的宫女就有数千人之多。又在洛阳南郊建“显仁宫”，在太原建“晋阳宫”，在汾州建“汾阳宫”。为了便于外出游乐和炫耀他的伟大，杨广征调几百万民工开凿长达两千公里的“京杭大运河”，六０五前开通济渠（洛阳到淮安间运河）和邗沟（淮安到长江间运河），六０八年开永济渠（洛阳到涿郡运河），六一０年开江南河（镇江至杭州运河）。沿着运河建皇宫四十余所，称为“离宫”。
　　三征高丽，穷兵黩武，挖空帝国根基。
　　杨广二十岁时就被任命为行军大元帅，统率五十二万大军讨伐力量处于绝对劣势的陈帝国。他当时的对手陈叔宝又是一个地道的亡国之君，对美女和歌舞的兴趣远胜于治国的兴趣。因此杨广兵团一路势于破竹，一月不到就平定江南。这一战役在大大地增长了杨广威望的同时种下了杨广穷兵黩武的祸根，使他把战争视同儿戏，在挑起战争时不作认真谨慎的思考权衡。杨广在即位不久就挑起了和高句丽王国连绵不断的战争，他于六一一年前往涿郡，高句丽国王高元竟未响应他的征召到涿郡迎接他，杨广感到没有面子，气得七窍生烟，下令讨伐高句丽，动员全国士兵集中涿郡，粮秣集中辽西郡。军令惨急，造船工匠站在水中，昼夜加工，腰部以下都生了蛆，半数死亡。次年集中兵力一百三十万作第一次东征，这是当时已知世界能够调动的最庞大的兵团，理应所向无敌，可战争结果大败亏输，损兵折将三十余万。杨广只迷信军事上数量的优势，其实当日之攻城战，野战军数量过大，无法摆布。除非以此数量先声夺人，使对方丧失斗志，才有效用。否则展开兵力过多，已先在自己阵容里产生统御经理的困难，成为日后战场上的弱点。果然公元６１２年之役，隋军在鸭绿江以北辽河以东的地区遭遇到高丽的坚强抗拒，来护儿的水军在朝鲜半岛登陆成功，却没有发生奇袭的效用，也不能与陆军策应，陆军则补给接应未及，统帅权又控制过严，再加以隋皇没有作殊死战的决心，一到战事有利，高丽诈降，高级将领不敢作主，因此亦无法扩张战果。最后因秋季潦雨来临，在平壤北三十里开始撤退，士卒既无实际的训练，一受高丽兵的追击，就崩溃而不可收拾，以致九军尽陷，丧失资储器械以巨万计。六一三年，杨广御驾第二次东征，不巧督运军粮的将领杨玄感（杨素的儿子）在黎阳叛变，截断杨广的归路。杨广只好回军应战，第二次东征草草结束。六一四年，杨广作第三次东征，并下诏称“黄帝五十二战，成汤二十七征”，只是臣下无敢应者，各处叛兵攻陷城邑也不能每一处平剿。这时全国已成沸腾之势，变民集团风起云涌，四方响应，征调的兵力半数不至。高句丽也因连年征战精疲力尽，只好请和，并把杨玄感的同党，去年投降高句丽的斛斯政送回中国，以表诚意。杨广总算争到一点面子，于是罢兵，回洛阳后征召高元入朝，高元仍然不至，杨广火冒三丈，下令准备第四次东征。因突厥汗国始毕可汗统骑兵十万抄他的后路，围困杨广于雁门郡；全国各地盗匪蜂起，已不能在涿郡集结兵力，这次东征才胎死腹中。
　　三下江南，四出游乐，刮尽民脂民膏。
　　杨广开运河的目的不是为人民兴修水利，而是便于他一个人乘船前往他曾经镇守过的当是全国最繁华的大都市江都游玩。六０五、六一０、六一六年先后三次下江南。帝王出游已经不平凡，杨广出游更是威风八面，仅皇家乘坐的龙舟就有数千艘，不用桨篙，而用纤夫，拉纤的达八万余人。禁卫军乘坐的军舰也有几千艘，由军士自己拉纤。一万多艘船只，首尾相衔一百余公里。骑兵夹岸护卫，万马奔腾，旌旗遍野，场面甚是壮观。饮食供应由二百五十公里以内的地方政府奉献，竞争着极尽精美，宫人们无法吃完，临走时一律倒掉。杨广宣称他喜欢江都，其实他在江都仍居在深宫，从没有跟南中国江山如画的大自然接触，他只是喜欢沿途这种使人惊心动魄的派头，只是为了炫耀他的伟大。杨广于公元６０８年，令天下鹰师集长安，一来就有一万多人，６１０年他又在洛阳端门街盛陈百戏，天下奇伎异艺毕集，一月方散，他自己也好几次微服去观赏。他又听说吐谷浑（鲜卑之流入青海部落）行波斯马，放在青海草原，能生龙驹，一日千里，他就入雌马两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种种荒诞不经之事就是为了满足他的炫耀欲。杨广最后一次出游江都，因遍地变民武装截断了他的归路，他只好在江都住了一年多，最后被亲信大将宇文化及绞死，死时才五十岁。强大的隋王朝也跟着完完。
　　杨广跟他的前辈石虎、高洋之流的暴君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石虎、高洋之流的荒淫凶暴，可以直接从行为上观察出来，杨广则不然，他给人的是一种非常厚道非常理性的印象，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人民在不知不觉中受其荼毒。他把暴行间接化和制度化，使其成为一种合法的暴政。这暴政表面上好象不是杨广的本意，实际上却恰恰是他的本意，而且他的本意比官员们更恶毒，所以对人民的伤害就更大，人民的还报也就更为惨烈。以隋王朝力量的雄厚，如果杨广只是中等暴君，帝国可能仍承受得住，不致迅速覆没；得杨广的暴政太全面了，他在短短的十五年中，就灭掉这个空前富庶强大的帝国。
　　杨广绝顶聪明，这是他的优点；但聪明人都有自视过高、瞧不起他人的弱点，尤其是听不进相反的意见。如果不能战胜这个弱点，聪明就可能成为一把自伤的利剑。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杨广不能也不愿意战胜自以为是的弱点，他尝对大臣宣称：“我天性不喜欢听相反的意见，对所谓直言敢谏的人，都说他们忠诚，但我最不能忍耐。你们如果想升官晋爵，一定要听话。”事实证明，杨广的聪明对他自己和他的国家起了极为有害的作用。
　　五、明王朝的暴君——极权体制的罪魁。
　　在写《中国历史上的暴君》这篇文章时，我感到最难以下笔的就是这一章。首先，明王朝的暴君数量之多，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二十任皇帝就有十七个是暴君。其中二任帝朱允 火文一上任就遇到叔父发动的叛乱，四年后兵败身死；十五任帝朱常洛在位只有三十天，还来不及作恶；如果让这两人多在位几年，也极有可能成为暴君，事实上只有七任帝朱祁钰一人不是暴君。其次，明王朝虽然出了那么多的暴君，可寿命却出奇地长，竟统治中国达两百七十七年之久。如果加上南边的三个流亡小朝庭，合起来有两百九十五年，比强盛的唐王朝的寿命还要长，不象大分裂时期的那些暴君一样马上招致王朝的覆亡。再次，明王朝的暴君除了十一任帝朱厚照之外，本人并没有太多的众所周知的暴行，暴行多半是下面的官僚和太监干的，但这些官僚和太监正是秉承皇帝的旨意。朱元璋和朱棣虽然残暴好杀，可都是在惩治贪污叛逆和整肃史治的幌子下太开杀戒，直到今天还为人民所称道，咋看起来好象是明君而不是暴君。我们不能被假象所蒙蔽，明王朝的暴君不但作恶多端，而且遗害无穷，流恶难尽，对中华民族的伤害较之大分裂时期那些禽兽不如的暴君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以前，中华民族尽管多灾多难，但一直以一个强大文明的形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自明朝以后，中国落伍了，从天朝大国加速度下滑到二流末国到最不文明国家，以致十九世纪欧洲人侵入中国时，中华民族竟堕落成为一个白痴般的民族，究其原因，始作俑者正是明王朝的暴君，正是他们创立的那一套极权专制体制毁灭了中华民族的灵性和进取精神，窒息了中华民族的生机，使华夏文明比西方文明至少落后三百年。三百年的落后，才是明王朝暴
君无与伦比的罪恶。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叙述这些罪恶的内容和危害。
　　1、蹂躏人权，毁灭人性的尊严。
　　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平民出身的帝王，骨子深处有着浓厚的自卑情结，异常羡慕官员和士大夫所保持的优越地位，因而产生强烈压制别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必理平衡。中国古政治思想中本来就缺乏人权观念，但故意建立摧残人权制度的，则由朱元璋创始，即三百年间使人闻而战栗的“诏狱”和“廷杖”。“诏狱”就是由皇帝直接指挥的皇家特务组织“锦衣卫”，后来又增设相同性质的“东厂”、“西厂”和“内厂”等非正规的司法系统，由皇帝最亲信的宦官主持。这些特务组织最初只是负责调查及逮捕谋反妖言大奸大恶之人，后来发展到专门用于迫害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和人性较为充分的上流社会人士。这些特务组织相互交错，密如蛛网，遍布全国的各个角落，街头巷尾的一举一动，夫妻吵架和市井打斗，早上发生，晚上就到了皇帝耳中，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现象。宦官主持诏狱的最大方便，是他可以随时向皇帝直接提出报告，皇帝可以随时向宦官发布命令。宦员没有文化，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潜意识中对正常人尤其是上流社会人士有一种仇恨心理，犯人一旦落到他们手里，命运可想而知，活命或不受惨烈苦刑的希望几乎等于零，即使没有犯任何罪，在难以忍受的酷刑之下也会承认自己有罪，哪怕是灭九族的罪行也会招认。这种罪恶的制度还人为地鼓励“告密”和“打小报告”等人性中最丑陋的行径，毒害中国人的品行，使中国人变得短视冷血，人格日益向低层次滑行。
　　对人权具有同等摧毁功能的还有廷杖，即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木棍打罪犯的屁股。这是一种痛苦难忍的刑罚，受刑人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土塞满口中，胡须能全被磨脱，情形惨不忍睹，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的往往在杖下毙命，饶幸不死也要割去败肉数碗，医治半年以上。肉体的痛苦也许是次要的，最难医治的还是心灵的创伤，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下身并呼天抢地，那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无法接受的羞辱。在廷杖制度下，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性的尊严。
　　2、建立绝对专制的极权体制，窒息中华民族的生机。
　　朱元璋得天下后，对当初打天下的功臣大开杀戒，前后一共杀了五万多人。除了常遇春和汤和外，起兵时共过患难亲如手足的朋友连同其家族全惨死在他的屠刀之下，连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刘基、李善长也难逃毒手。朱元璋把有能力的人杀光后，即下令撤销中书省编制和宰相职位，擢升六部为一级中枢机构，各部首长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不再设立助手，而直接向各部发号施令。中国有史以来在政治上占重要位置的宰相制度，从此消失，皇帝遂在没有助手帮助的情形下，单独处理帝国事务。朱元璋对这个措施很是得意，认为是他最高智慧的结晶，可以使朱姓家族牢牢以把握权力魔杖，保持明政权千秋万世。朱元璋为了防止大权旁落的确费尽了心机，他想方设法把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身上，可问题恰恰出在皇帝身上。朱元璋来自民间，政权又由他创立，深知创业的艰难，为政比较勤奋，对繁琐的政务还可勉强应付。问题是靠世袭制即位的皇帝不可能都是英明勤奋的，朱元璋的后裔就是一群荷花大少——而且是一群恶少，生长在深宫之中和女人宦官之手，既没有能力也没有热情处理政务，面对着千万种变化莫测的帝国事务，必然手足无措。朱元璋平均每日要批阅一百五十件奏章，裁决四百种案件。从前有宰相可以帮助皇帝，如今没有人能为他分担，他也不准别人分担。荷花大少皇帝没有朱元璋那样的吃苦精神，只有依靠秘书机构，后来则依靠宦官代理政务，于是大权逐渐滑入秘书和宦官之手。宦官是最没有能力最没有爱心最没有原则道德水准又最为低下的一个群体，由这些人掌握生杀大权，人民是不可能有好日子过的，社会也不可能向前发展。明王朝的暴君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每个暴君都出奇地懒。除了朱棣朱元璋比较勤政外，其它的暴君对玩乐胡闹的兴趣比理政的兴趣要大得多。十五世纪六十年代，明王朝开始出现一种自从人类有政治组织以来，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断头政治”。从九任帝朱见深
起，皇帝长年龟缩深宫，不和大臣见面，也不上朝理政，十四任帝朱翊均在位期间，二十五年间只在金銮殿亮了一次相，台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臣竟然不认识他。中国历代王朝的皇帝，无论如何昏聩凶暴，总是经常地都要出席金銮殿上举行的清晨会报，跟群臣见面，讨论国政。必要时还出席小型的在别殿举行的高阶层会报，听取并裁决大臣的意见，术语称为“早朝”或“视朝”。只有明王朝的暴君始终藏在深宫，大臣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大臣，其懒惰昏庸可想而知。由这样的懒皇帝来包揽国家大事，国家会治理成什么样子就不用和谁打赌了。
　　极权体制的另一个弊端是：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其他的官员就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没有责任心也没有必要去主动地为国操劳，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因此被扼杀。在这种体制下，全国只有皇帝一人在思考，其它的人不能也没有必要思考，即使思考了也是基于争权夺利等阴暗目的。问题是象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庞大帝国，帝国事务包罗万象千变万化，不是皇帝一人的脑袋容纳得下的，不作为或作为失当的事情也就不可避免，于是帝国的生机窒息了，社会开始大踏步的后退，这也许是朱元璋所希望的，只要朱姓家族能永远地骑在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中国越落后人民越愚昧越好，就是倒退到原始社会也无所谓。到了明王朝的后期，那些懒皇帝也是唯一有思考权力的人也拒绝思考，社会就成了一具僵尸。
　　3、腐蚀知识分子的灵魂，确立“官本位”价值观。
　　中国文化最阴暗最丑陋的部分就是“官本位”价值观，而最终确立官本位价值观的正是明王朝的暴君。在明王朝以前，官吏虽然得到社会普遍的认同，但具有真才实学的诗人、画家、医生甚至是不愿做官的山林隐士一样得到世人的尊敬。唐代的大诗人李白不愿也不会做官，可全社会的人对他敬慕有加，连唐玄宗李隆基也对他表现了极大的尊敬。东晋的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挂冠归田，凡是经过九江郡的社会名流或达官贵人都要去他的草屋登门造访，以表达自己的礼敬。自明王朝以后，官的大小才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尺度。在极权专制社会，官性和人性并不总是成正比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还成反比，官的大小不是依据其才能和贡献，而是依据贿赂和打击他人的权术，这样道德水准越低的人官反而当得越大，得到的待遇和礼敬也越高。具有道德勇气的人，加速度地被排斥出政府之外，或被诬陷在诏狱之中。这真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悲剧。官本位价值观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大学教授骑自行车上下班，只有初中水平的乡长却坐着豪华进口轿车四处游乐的现象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通过竞争性考试即科举制度选拔官吏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可科举制度到了明王朝却进入了一个死胡同，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一种僵化制度。唐宋科举考试范围很广，既有政治策论等从政艺术，也有诗词歌赋等反映人情感修养的文学艺术，有时还考天文地理历史知识，能够较为公正地衡量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明王朝的科举考试则对题材和体式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考试范围极为狭窄，只以“四书”“五经”为题材，四书五经又以道学家领袖人物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试卷格式则硬性规定使用八股文。依照规定，作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自己在说话，而是儒家圣人系统在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触及。这种文体，跟代数学上的方程式一样，用不着独立思考——事实上是严厉地禁止独立思考，只要把圣人系统的言语恰当的代入八股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唯一研究工作，是从“四书”“五经”中选出全部可作为考试的题目，请老于此道的八股作家，撰写数百篇八股文，日夜背诵。考试时把适当一篇照抄一遍，就象赌博时押宝一样，押中时就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官员；押不中则落第而归，下次再来。通过这种途径考中的知识分子是难得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不接触其他任何书籍，甚至连四书五经也不接触，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情感，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情操，只知道如何做八股文和如何做官，于是一种只有中国才有的“官场”社会形成。知识分子自此由社会的进步力量变为社会的阻碍力量。如果说先前的
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春秋，站在时代前列的话，明王朝的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则叫人肉麻，为皇帝制春药和为太监当奴才的知识分子应有尽有。
　　明王朝有一项不成文法，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宰相或部长级官员，也就是说只有知识分子才能当大官。科举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至为了然，它是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明王朝统治阶层即由这类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对人的评价，完全以官为标准，一种遗害无穷的官本位价值观自此形成。
　　为了使官本位价值观成为社会的唯一尺度，朱元璋还不准人当隐士，不准主动辞官，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必须围绕着“官”打转。
　　综上所述，明王朝的暴君旨在建立一种伤害人类文明的暴虐制度。先前的暴君作恶还只是个人或局部行为，暴君死亡后暴行也随即终止，现在整个社会的权力人物有计划有组织地为非作歹，暴君死亡后暴行仍在继续。因此明王朝的暴君对中华民族伤害的广度和深度是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暴君所无法比拟的。
　　上面是从整体上论述明王朝暴君对中华民族的伤害，下面我们再逐个给这些暴君亮亮相。
　　一任帝朱元璋：大规模屠杀功臣，制造胡惟庸冤狱和蓝玉冤狱，共杀五万余人，使中国成为恐怖世界。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来，合家才有笑容。最恶毒的暴政是把罪犯的妻女发配给妓院强迫卖淫，任两条腿的动物百般凌辱。
　　制造文字狱，毁灭知识分子的灵性和思想。它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处斩。北平府学教授赵伯彦，奏章上有“仪则天下”，处斩。桂林府学教授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处斩。这些句子的“则”本是“法则”和“标准”之意，但朱元璋却把“则”当作“贼”，认为是讥讽他当过小偷的往事。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奏章上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这两句话是千年以前的古文，朱元璋却解释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头，讽刺我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显然要我早失太平。”于是许元处斩。朱元璋又尝于元宵夜出游，市上张灯结彩，并列灯谜。谜底系画一妇人，手怀西瓜，安坐马上，马蹄甚大。朱元璋见了，大怒回宫，即命刑官查缉，将做灯谜的士民拿到杖死。刑部莫名其妙，奏请恩宥。朱元璋大怒道：“亵渎皇后，犯大不敬罪，还说可宽宥么？”刑官仍然不解，只好遵旨用刑。后来研究起来，才知马后系淮西妇人，向是大脚，灯谜寓意，便指马后，所以触怒朱元璋，竟罹重辟。做了一个灯谜便招徕杀身之祸，可见朱元璋的残暴和冷血。
　　三任帝朱棣：制造靖难大屠杀，一下子杀了一万四千多人。前祭祀部长黄子澄全族处斩。前国防部长齐泰兄弟全体处斩。皇家教师方孝孺屠杀十族，连朋友学生都包括在内，杀八百七十三人。财政部副部长卓敬灭三族。教育部长陈迪全家处斩，亲属一百八十余人廷杖后贬窜蛮荒。监察部代理部长景清磔死，家属亲朋全数处决，故乡一连数个村庄房舍一空。监察部副部长练子宁磔死，家族一百五十一人处决，数百人贬窜蛮荒。最高法院秘书长邹瑾家族四百四十八人处决。最高法院副院长胡闰家族二百一十七人处决。
　　六任帝朱祁镇信任太监王振。王振怂甬他亲征瓦拉，结果兵败被俘，复位后竟然仍思念王振，特地为王振雕象，招魂安葬。
　　九任帝朱见深：宠信太监汪直，在位二十四年，始终藏在深宫，不出见政府官员。万安因敬献春药有功，竟被擢升为首相。
　　十一任帝朱厚照：宠信太监刘瑾，使他权倾朝野。刘瑾有一个核心集团，被称为“八虎”，单是这个名字就可说明这帮人的暴虐和贪酷。一天早朝时，殿阶上忽然发现一封信，朱厚照命拣起来看，是一份揭发刘瑾种种罪行的匿名控诉状。朱厚照在上面批示：“你所说贤能之人，我偏不用。你所说不贤能之人，我偏要用。”（今天听起来仍然耳熟）朱厚照有这种倒行逆施的能力，但这样做最大的受害者恐怕是他们朱家，令人痛心的是今天的当权者有这种作风的也不少。刘瑾有皇帝挣腰，大发雷霆，命部长以下高级官员三百余人跪到奉先门外烈日之下追究事主。那些高级官员从早晨跪到天黑，国防部科长和北京
地方法院法官焦渴过度，倒下来死掉。天黑之后，未死的人再被囚进锦衣卫诏狱。刘瑾死后，朱厚照在另一位太监钱宁的引导下去南中国游荡，常常信步走到一大户人家，命锦衣卫把这家的男人敢走，而留下女人伴寝，世界上最凶暴的强盗行为也不过如此。
　　十二任帝朱厚骢：在位四十六年，一五四０年起不出见政府官员，一直到一五六六年逝世，二十七年间总共跟群臣只见过四次面，平均七年出席早朝一次。他信任大贪官严嵩，后者专擅朝政二十年，唯一的嗜好就是贪污和排除异己，朝中稍微有点理性的官员不是被诬陷进监狱就是卷起铺盖走人。因为朱厚骢的渎职和严嵩的滥用职权，明政府已腐烂透顶，全国沸腾的抗暴民变如火如荼，每年至少都要有一次大规模的暴动。连宫女杨金英等人也因受不了朱厚骢禽兽般的恶行，试图乘朱厚骢熟睡时用绳索把他勒死。如果她们不是因为太紧张打了个活结，朱厚骢必死无疑。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仇恨，使世界上最善良的宫女用谋杀的手段，以图跟她们的仇敌同归于尽。由此可以想见明政府的宫廷是何等肮脏恐怖。
　　十四任帝朱翊均：十岁即位，在位四十九年，二十岁之前因张居正摄政，还不敢有太大的恶行，只是经常拷打身边的宦官和宫女，把这些可怜无助的人拷打至死。朱翊均在张居正死后亲政，第一件事就是抄张居正的家，继而开始吸鸦片，接下来开始不跟大臣见面。到了一五八九年，朱翊均象是被皇宫吞没了似的，不再出现，一直到一六二０年死亡，只在一六一五年才勉强到金銮殿上亮了一次相，一味龟缩在深宫吸毒酗酒和打杀宫女宦官。朱翊均一五八二年亲政，到一五九二年的十年间，仅官方统计就已鞭死了一千多人。明王朝的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其他的官员只能照皇帝的圣旨行政，不能擅自决断。皇帝不作为，全国行政遂陷于长期停顿。到了一六一０年，中央政府六个部只有司法部有部长，其他五个部全没部长。监察部长缺十年以上。锦衣卫没一个法官，囚犯关在监狱里，有长达二十年还没问过一句话的，他们在狱中用砖头砸自己，辗转在血泊中呼冤。全国地方政府的官员也缺少一半以上，不但请求任用官员的奏章，朱翊均视若无睹。一六一九年，辽东军区司令官杨镐四路进攻后金汗国，在萨尔浒大败，死四万五千人，开原、铁岭相继失陷，北京震动。全体大臣跪在文华门外，苦苦哀求皇帝批发军事奏章，增派援军，急发军饷——前线将士正在冰天雪地和饥饿中杀敌，可朱翊均毫不理会。
　　由宦官管理开矿和负责征收赋税，是明王朝的暴政之一。朱翊均的“矿监”和“税监”全是一群人伦丧尽的饿狼，把百姓的财赋搜括馨尽，全国中等以上的家庭大部破产。
　　十六任帝朱由校：在位八年，是一个狂热的木匠，经常在宫中赤膊短裤挥汗如雨地运刨轮斧，制造桌椅案柜，雕刻屏风；对政治则是白痴，把朝政委托给孩童时带他的玩伴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心灵阴暗歹毒，在朝中结党营私，疯狂迫害对国家民族还有一点责任感的朝臣。他最为得意的杰作是诬陷抗击后金的军事天才，辽东军区司令官熊廷弼“贪污”，自毁明帝国的“长城”；然后又诬陷为熊廷弼呼冤的监察部长杨涟和评议部主任委员魏大中“受贿”，逮入诏狱，用酷刑迫害至死。
　　魏忠贤的核心组织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一看这些称呼，就可窥知他们的成员是些什么东西。魏忠贤当权的后期，各地官员纷纷为他建立“生祠”，以歌颂他的丰功伟绩。祠堂本是祭拜死人的场所，但摇尾拍马屁的官员却在魏忠贤还活着的时候，在祠堂中树立他的塑像，供人当神仙般的焚香跪拜，祈求降福，这真是一件空前热闹的政治奇观。魏忠贤当权仅仅七年，就把明王朝的根基全部挖空。
　　十七任帝朱由检：在位十八年，精力充沛，有心治理国家，但智商不高，脾气暴躁，发脾气时不可理喻，而且几乎是没睡着的时候都在发脾气。他对自己的错误永远有动听的掩饰，绝不寻求更正，却喜欢部下歌颂他英明。
　　朱由检最津津乐道的政绩是他中了清帝国的反间计，宣称清帝国的克星、用兵如神且忠心耿耿的辽东军区总司令袁宗焕是清帝国的“奸细”，把他押赴刑场千刀万剐。清帝国的势力自此失去控制，最终夺
占了明帝国的江山。
　　朱由检最勇敢的一件事是杀人，发脾气时象一头挣脱了铁链的疯狗，人性和理性全失。有一次他把宰相们请到金銮殿上，向他们作揖行礼，说：“谢谢各位先生，帮助我治理国家。”然而不久就大发雷霆，把被他谢谢的“各位先生”杀掉。朱由检宠信太监曹化淳，让他担任北京城防司令，后者在李自成兵团来到时大开城门迎接农民军进城，象铁铸一样坚固的北京城没经过战斗就告陷落。这进一步地证明了朱由检的“知人善任”。
　　十八任帝朱由崧：在临时首都南京即位，这时清帝国大军压境，明政府的残余国防军力量弱不禁风，不堪一击。朱由崧上殿时表情忧愁，大臣以为他忧心国事，未免说些安慰话，朱由崧却回答说后宫宫女数量少且不够漂亮，当务之急是挑选美女，扩充后宫，弄得大臣一个个哭笑不得。朱由崧颁布的第一道敕令是征集宫女，第二道敕令是命各地方官员进贡春药秘方。被贬窜的阉党巨头阮大铖被召回政府担任要职，跟实力派宰相马士英结成一条阵线，疯狂打击忠于明政府的文武官员。朱由崧只当了十三个月皇帝，就被清帝国俘虏，送到北京砍头。
　　二十任帝朱由榔：在位十六年，一直象流寇一样被清政府追逐，在西南诸省的大山中不停地逃亡，最后逃入缅甸，在边界蛮荒地区搭建草屋，与土人杂居。在破草屋的金銮殿上，任用另一位太监巨头马吉翔，对忠心耿耿，追随正统政府流亡的官员呵责辱骂和施用廷杖酷刑，好象仍在北京一样。
　　如果给明王朝的暴君逐一画像的话，肯定是一幅带有漫画性质的“群丑图”，看后让人作呕又忍俊不禁。
　　在本文将要结束之际，我要重点强调一下中国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这是一个蛮族统治的王朝，该蛮族入主中国时连文字也没有，文化水准远远低于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汉族，但清王朝皇帝的总体素质却是最高的，一个暴君也没出现。唐王朝的二任帝李世民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盖世英雄，可他的后裔也有不少暴君型的帝王。清王朝寿命二百九十六年，共有十二个皇帝，将近三分之二的皇帝都很勤政，了解并努力完成他们的责任，三分之一也都具有中等才智，象明王朝那样一连串草包恶棍型的君王一个也没有。中国还没有一个王朝，包括周王朝、西汉王朝、东汉王朝、唐王朝这些伟大的王朝在内，出现过这么多具有很强能力，而又肯努力工作的帝王。汉族有那么悠久的文明史，所建立的王朝竟然赶不上一个由不识字的野蛮民族统治的王朝，说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确不是什么好东西。
　　总之，中国人如果不对传统文化进行痛心革面的反省，不彻底丢弃“官本位”价值观，不以生命为代价来捍卫人性的尊严，中国的暴君就永远不可能绝迹。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它必将经过改头换面，以新的更具欺骗性的面目站在民主政体的最前列，给伤痕累累的中华民族造成新的更大的伤害。
二００二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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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专政—封建专制的怪胎
（历史在这里哭泣系列之四）
　　宦官，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可耻的产物之一。至于宦员专政，则是封建专制体制惹的祸。
　　宦官起源于农业社会的多妻制度。纪元前十二世纪，农业而多妻的周部落，从西方渭水流域向东发展，灭掉了位于黄河中游的商王朝，这一兽性的野蛮制度也随着带入中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延续三千年，直到二十世纪，随着帝王制度的消灭才消灭。
　　一个男人拥有数目庞大的妻子群之后，以他一人之力肯定满足不了所有妻子的生理需求。成年男女的性要求乃人之天性，长期且不合理地压抑这种天性无疑违反人性。当妻妾的性要求无法从丈夫那里得到满足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亲近其他男人的欲望。为了防止妻妾向别的男人红杏出墙，丈夫们想了很多办法，最有成效的措施就是向女人灌输片面的贞操观，宣扬万恶淫为首，女人如果和丈夫以外的男人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那是女人最大的罪恶，活着时声败名裂，死后要去十八层地狱下油锅。而男人却可以三妻四妾可以去妓院寻花问柳不用承担任何道德压力。这个办法行之有效，但并非对所有的女人都起作用，那些没有受过传统教育的女人有时就不吃这一套。更何况性欲的力量有时很强大，有些人不惜身家性命也要去尝试，俗话说“色胆包天”。所以男人在给妻妾灌输了片面的贞操理论后仍然不十分放心，最安全的办法就是把她们象囚犯一样关闭在戒备森严的庭院（皇宫）之中，与外部世界隔绝，永远见不到别的男人。问题是皇宫工作并不能全部由女人担任，象只有男人才能承担的力气活就不是女仆能胜任的。还有去市场采购之类，如仍由女人担任，他们势必要跟外面的男人接触；如由男人担任，他们也势必深入皇宫。这些问题对妻妾成群的丈夫是一桩真正的困扰，最后是周部落那些短寿的酋长解决了这桩困扰。他们想出一种伤天害理的残忍办法：把男人的生殖器阉割，以供差遣，称之为宦官，成为多妻制度下女人和男人间最理想的媒介，几乎每一个贵族家庭都有需要，皇宫需要的数量当然更多。一直到十世纪，宋王朝政府下令禁止民间蓄养阉奴，宦官才为皇帝所专有。
　　在男权社会里，生殖器是男性尊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世界上几乎没有男人高兴阉割自己，所以宦官的来源只有两种，一是金钱诱惑，一是强迫。即令是金钱诱惑，因为宫庭不接受成年宦官（因为成年人被阉割有很强的仇恨心理，还有残存的性意识），孩子又怎么懂得为钱舍身？而收买孩子父母，对孩子来说仍然是强迫。这是中国人最最辛酸的一桩悲惨遭遇。
　　中国宫廷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宫廷之一，有它特有的行为标准和运行法则。孩子们被阉割后，即被送入宫廷，永远和父母家乡隔离，象投入羊群的羔羊，无依无靠，无亲无友，随时会被杀死、虐死。如明王朝的万历皇帝朱翊均平均每三天就要亲手鞭死一个宦官。孩子们必须忍辱负重，象《绝代双娇》里的小鱼儿在恶人谷一样精明机警才能保卫自己。如被大宦员收为养子，在养父培植下，逐渐接近皇帝，触及或掌握权力魔杖，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这样的机会是极少的，绝大多数宦官都在魔窟中悲惨地死去，没有人为他们申冤或为之洒一滴同清的泪水。孩子一旦被阉割成为宦官，就永远失去了作一个正常人的机会，因为生殖器是一个人成为男人的标志，其价值有时比脑袋还要重要，一个不男不女的人在文明不太发达的社会里是不会得到尊重和认同的。尽管宦官被阉割不是他们本人的过错，他们一样是专制体制的受害者，按理应该象残疾人一样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被人们广泛地同情和关怀。遗憾的是，被儒家文化毒害至深的国人没有那样的胸怀，人们对宦官不是同情关怀，而是极度地蔑视和奚落。因此，宦官对社会和正常人有一种强烈的仇恨心理，一旦掌握权力，就会以百倍的疯狂来报复给他们身心以巨大伤害的社会群体。令人痛心的是，在极权体制的国度里，宦官掌握权力的机会比正常人大得多，因为他们接近最高权力（皇帝）的机会比正常人多。
　　自儒家学派的所谓“圣人”叔孙通创立复杂繁琐的“朝仪”制度后，皇帝跟他的子民，包括最最尊贵的大臣，都隔开了一段相当长的距离。大臣只能在皇帝上朝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和皇帝说上几句场面话，说心里话和打小报告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因为皇帝和大臣很少有单独在一起的机会。皇帝除了上朝当众处理国事外，其余的时间多半呆在宫廷，宫廷除了皇帝外不允许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自由进出，因此大臣想单独向皇帝陈述自己的意见是很难找到机会的。相比之下，宦官不但能自由出入宫廷，有资格的宦官还能整天围着皇帝打转，有相当多的机会单独向皇帝吹耳边风，把自己的观点和好恶潜移默化为皇帝的观点。这样宦官就有相当多的机会接近权力，对政治施加影响。倘若发生大臣和宦官争权夺利的争斗，宦官所处的位置无疑有利得多。如果皇帝勤劳明智，上朝理政的时间比呆在宫廷的时间长，宦官的影响就小些；如果皇帝懒惰糊涂，大部分时间呆在深宫，宦官的影响就要大得多，这时就极有可能出现宦官专政的情形。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总结出几条宦官的基本特征：一、宦官是自卑的，因为他们没有生殖器，不但没有生育能力，还因永远失去了作一个正常人的机会而为社会所不耻。二、宦官没有高深知识，没有机会接受高深教育，因此也就没有高深知识派生出来的匡时济世造福苍生的高贵情操。三、宦官曾因贫穷而被阉割，又备受社会的歧视轻蔑，因此宦官多少都怀着对正常人的仇恨和报复心理。四、宦官缺少远见和伟大的抱负，因为宫廷生活极度狭窄和现实。五、宦官没有后代，比正常人相对缺少希望和未来，为非作歹不用担心殃及子孙，所以宦官行为歹毒，作恶不怿手段，除非被外力所遏制否则恶行不会自行终止。
　　综上所述，宦官是一个对社会害处多于益处的群体。在这里有必要强调一点，造成这种现状的不是宦官一方的过错，我们正常人至少要负一半的责任，如果当初我们不去阉割他们，或在阉割之后不再歧视奚落他们，他们的仇恨心理自然会少一些，他们的权欲也就不会那样强烈，宦官专政的机会也会少一些，即便掌了权对社会的伤害也会轻一些。
　　因为宦官心灵深处有太多的委曲和不平，他们特别渴望掌握权力，利用权力向社会索取自己失去的东西。宦官由于接近皇帝，很容易从皇帝手中窃取权力，并进而左右政权。宦官专政，这个封建专制的怪胎，在中国一再地成为历史事实。
　　一个王朝一旦形成宦官专政的局面，它覆亡的命运也就注定了。因为宦官既无智慧也无德行独揽行政大权，宦官专政千篇一律地结出两样苦果：一是王朝的解体，导致尸横遍野的改朝换代大混战；一是宦官惨遭灭种式的大屠杀，给国家和宦官自己带来巨大的灾难。
　　一、第一位权势逼人的宦官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最有势力的宦官是秦王朝的宫廷总管赵高。赵高是始皇帝赢政的贴身侍从，赢政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他，因此他是最接近皇帝的人。所幸的是赢政比较英明勤奋，不那么容易糊弄，赵高很难从他手中窃取权力，对帝国构不成大的危害。可从赢政死亡的那一刻起，赵高就有机会打开“潘朵拉魔盒”（希腊神话里专长门装妖魔鬼怪和不幸种子的一种盒子）了。
赢政喜欢出巡，他的足迹几乎遍布中国各地著名的山川，每次出巡赵高都陪侍左右，最后一次出巡归来途中，走到沙丘暴病身亡，死时遗诏命他的长子赢扶苏继任皇帝。这是赵高最不愿接受的事实，因为赢扶苏比赢政还要勤奋明智，一旦他君临天下，他这个贴身侍从注定离权力越来越远。好在赢扶苏当时不在赢政身边，正在离沙丘几千公里之遥的上郡监督由大将蒙恬率领、防御北方匈奴的边防部队，赵高有机会施展他的阴谋。他把赌注压在赢政的幼子、除了玩乐胡闹外不知人生为何物的赢胡亥身上。赢胡亥当时正陪侍在赢政身边，听到赵高有意立他为皇帝时还有点不知所措，因为他根本没有当皇帝的心理准备。他上面有十三个哥哥，每个都比他精明能干，在长子继承制的法统社会里，皇帝那个位子离
他太遥远了，因此他对皇位没抱任何幻想。当赵高把当皇帝的种种好处喧染得天花乱坠时，这个花花公子除了大大地高兴外，还对这个年龄比自己大一倍的玩伴滋生出骨子深处的感激之情。赵高不知使用什么法术，竞然使那位对秦王朝忠心耿耿的宰相李斯同意并参与了他的阴谋，窜改了赢政的遗诏，命赢 胡亥继任帝位，又命赢扶苏自杀。
　　赢胡亥坐上皇帝宝座后，一刻也离不开对他有再造之恩的赵高，不断对他言听计从，还把他引为知己。赵高乘机利用皇帝的信任引导赢胡亥加速度地走向堕落。下面是他们两人间的一段精彩对话。
　　赢胡亥：“人生在世，不过白驹过隙。我既然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有权有钱，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所以我要享尽天下艳福，你以为如何？”
　　赵高：“这是极聪明的见解，愚蠢的人永远想不到。”
　　赢胡亥自此一门心思地玩乐瞎胡闹，没时间过问国家大事，权力遂顺理成章地滑入赵高手中。
　　赵高教导赢胡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赢政的十二个儿子、也是胡亥的哥哥全部砍头示众；又把他的十位如花似玉的姐姐投入杜县监狱，赵高则亲手把她们活活地鞭打致死。死后连尸体也不放过，剥光了衣服陈尸街头，任乡里小儿猥亵凌辱。
　　赵高教导赢胡亥作的第二件事就是大兴土木，横征暴敛，耗尽国力民财，使之大失民心。国民不堪重负，怨声载道，人心思变，一年不到就激起全国沸腾的民变。
　　赢胡亥坐上宝座的明年，一小队后备边防军在陈胜吴广的率领下于蕲郡大泽乡发动兵变，结果引起各地连锁性的民变，不到一年大半个国家已落于叛乱分子之手，秦帝国的权力所及只剩下最初发迹的关中地区。
　　当变乱的消息传到中央时，赵高把那些报告不悦耳消息的官员全部投进监狱，并严密地封锁消息，不让赢胡亥知道外面的真实情况。有一次赢胡亥从一个宫女口中听到国民在造反，就问赵高有无此事。赵高回答说：“是有一些小小的骚动，但都是些癣疥之疾，是少数游手好闲之徒打动商旅，偷鸡摸狗而已。地方官员搜捕进剿，皇威到处，草匪已全部肃清。”赢胡亥于是大大的高兴。赵高事后查出了那个多嘴的宫女，就找一个罪名把她处决。结果民变在赵高的保护下象野火一样四处蔓延。
　　赵高并非有意保护民变，他没有那样的情操，而是他没有能力来应付这场民变，又对民变的后果估计不足，真个认为变民成不了大的气候。他是一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明于人而暗于事的邪恶政客，自然对全国沸腾的民变束手无策，又惧怕他人在战场上立功而受到重用，使自己的权力缩小，于是采用掩耳盗铃的手法，妄图用纸来包住火，祈求叛乱自生自灭，自己依旧大权独揽。他宁可国破家亡，也不愿失去半点权力，因为权力是他能够为非作歹的前提。
　　当全国民变蜂拥，秦帝国江山摇摇欲坠之时，赵高仍在蒙住眼睛疯狂地揽权。在精密的设计下，他诬陷开国元勋宰相李斯私通东方的叛徒，把他和他的儿子李由双双送上了腰斩的刑场。李由当时是三川郡守，正在荥阳英勇地抗击叛军，扼住叛军西进的咽喉。在他的英明指挥下，荥阳成了挡在叛军前面的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杀死李由为叛军西进秦帝国的心脏地带——关中，最终推翻秦王朝扫清了障碍。赵高遂当上了宰相，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宦官宰相。为了建立权威，他着手在帝国境内推行彻底的愚民政策，把帝国境内稍微有点思维头脑和见识的臣民铲除净尽，为此特地在一次朝会上把一只鹿呈献给赢胡亥，并宣称呈献的是一匹马。赢胡亥虽然昏庸，可是鹿是马还分得清，他说：“明明是一只鹿，怎么说是马呢？”赵高说：“明明是马，怎么说是鹿呢？陛下不相信的话，请问各位大臣。”高级官员们遂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是马，一派认为是鹿，把赢胡亥也给弄糊涂了，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出了问题。等到这个事件结束后，认为是鹿的一派官员，不久就陷入证据确凿的谋反案件中，全部被杀，赵高遂完全控制了政府，掌握了百分之百的朝政大权。不过这个政府在赵高的摧残下，已没有几天的权力可操纵了。在这之前赵高已掌握到百分之九十的朝政大权，如果他不去企望那百分之百的权力，不杀害秦
帝国的股躬之臣，秦王朝的寿命也许要长得多，他享受权力的日子也会长得多，现在掌握了百分之百的权力，可已没有时间来享用这些权力了。赵高这样做是愚是智？我们正常人也许永远也猜不准他的心理动因，他一定有非这样作不可的理由，只是这个理由所包含的智慧成份一定不会很多。有些小事看上去很聪明的人在大事上却至极愚蠢。
　　秦帝国在民变的燎源烈火中没有倾刻覆亡，全靠它的财政部长（少府）章邯。这个善于用兵的将才，在几个月内就把已打进关中，拥兵数十万的陈胜变民集团消灭，进而又打败了新兴的楚王国，杀死了楚兵团司令项梁。眼看全国的叛乱就要扑灭下去，这时赵高不高兴了，因为章邯的声望已经高过了他。恰好这时章邯在河北巨鹿被楚王国的猛将项羽击败，这虽是一次战役的失利，对秦王朝的帝国政府并没有太大的震动，可足够赵高有计划地契入。一则是嫉妒章邯的战功，二则是要把民变日炽的责任推到章邯身上，他向赢胡亥控告章邯纵敌玩寇，养敌自重。赢胡亥这时已身不由己，要想不相信也不成。这时章邯的秘书长司马欣至首都请求增援，一连三天见不到宰相，正在惊疑时听到这个消息，急急从小路逃走。赵高果然派人追赶，但还是让他逃脱了。章邯进退失据，没有别的选择，只好率领身经百战的二十万野战部队向项羽投降。秦帝国的主力兵团自此不复存在，防卫力量成了一道纸屏。当叛军再次挺进关中时，秦政府已集结不到多少兵力。赢胡亥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他最最信任的宰相赵高身上，认为只有他才会创造奇迹。赢胡亥屡次派人召见他，可赵高每次都“卧病”在床。他在内斗中是一等一的高手，对付敌人却一筹莫展，或许他也在床上反思当初杀了些不该杀的人，这些人本来可以保护他多作威作福几天。赵高越是称病，赢胡亥就越是要召见他，到实在推脱不掉时，赵高决定对手中的傀儡皇帝下毒手。他密令担任咸阳市长的女婿阎乐率兵闯进皇宫，向昔日的恩主举起了鬼头大刀，直到这时赢胡亥才发现赵高的狰狞和邪恶，但已经迟了，鬼头刀一挥，那颗“玩了死”的人头与躯体永远分开了。
　　这时我想起了赢胡亥和赵高的那段精彩对话，如果赢胡亥不是拚命地“玩”，而是有节制地“玩”，玩一会儿之后又沉下心来处理国家大事，以他当时的年纪，他或许能玩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他一门心思地“玩”，结果只玩了不到三年就把脑袋玩丢了，赢姓家族也毁在他的手中。普天下自以为聪明的“玩”人要以此为戒。
　　赢胡亥死后没几天，赵高的脑袋和躯体也分了家。
　　二、第一次宦官专政
　　第一次宦官专政是皇帝和外戚权力斗争的产物。
　　外戚是皇帝的妻族和母族，因为和皇帝有血亲关系之故，在科举制度尚未确立，裙带关系在官吏任免中起重要作用的时代，大量进入中央和地方政府担任要职。皇帝能力强的时候，外戚是一种助力，如汉武帝刘彻的妻舅卫青在反击匈奴时立了大功；皇帝能力弱的时候，外戚就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为政权最自然的篡夺人。等到又一个能力强的皇帝继位时，就要收回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力。权力是一个诱人且可爱的东西，尝到了甜头的外戚自然不会心甘情愿地交权，于是皇帝和外戚围绕权力的争斗自此展开。中国最早的封建王朝汉王朝，外戚和皇帝的权力斗争贯穿王朝的始终，西汉王朝的江山就是被外戚王莽夺去的。到了东汉王朝，外戚和皇帝的争斗俞演俞烈，最终为宦官专政埋下伏笔。
　　东汉王朝皇族有一个凑巧且不幸的特征，即皇帝即位时的年龄都很小。除了开国皇帝刘秀跟他的儿子刘庄外，其他皇帝庇股坐上宝座时，最大的只有十八岁，最小的还抱在怀中喂奶，殇帝、少帝、冲帝和质帝还不到十岁就死翘翘，这个现象使外戚主宰政局不可避免。皇帝既然幼小，当母亲的皇太后自然成为权力中心。在儒家学派意识形态和多妻的宫廷制度下，皇后很少跟别的男人接触，仓促间掌握全国最高权力，面临着她必须对十分陌生的政治行动作最后裁决，她的能力和心理状态都无法适应，犹如赤身露体忽然被抛到街上一样恐慌而孤单，唯一可靠的人物不是朝中大臣，因为她根本不认识他们，而是她平日可以常常见面的家属。她没有选择，只有这些人她才相信能够帮助她解决问题，尤其是父亲和兄长，往往成为她的政治主心骨。
　　外戚掌握政权后，很快发现了权力的可爱，因为权力可以助他恣情纵欲为所欲为，大大地提升他的生活质量。为了巩固窃取的权力，他们便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政府中去，让他们担任要职。等到皇帝长大成年开始亲政时，外戚已在政府中布置就绪，皇帝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皇帝跟外戚斗争，必须获得外力支持。没有外力支持的皇帝，脆弱的程度跟普通人没有区别。东汉政府第十任皇帝刘缵，九岁时受不了外戚梁冀的傲慢态度，说了一句“跋扈将军”，梁冀立刻把他毒死。毒死皇帝这样的天大事件，在朝中居然没有引起任何震荡，可见没有外力支持的皇帝影响是如何有限。皇帝想得到外力支持，有两种方法，一是跟士大夫结合，一是跟宦官结合。跟士大夫结合可能性很小，因为皇帝与他们平常太过疏远，而且也不知道谁是外戚圈子里的人物。唯一的一条路只有依靠宦官，此外别无其他选择。于是皇帝和外戚的斗争就转为外戚和宦官两大邪恶集团的正面交锋。
　　外戚和宦官的斗争在前期互有胜负。一个小皇帝登基，外戚靠女人的力量执掌政权，等到皇帝长大后，和宦官联合从外戚手中夺权，外戚被杀被逐，权力转到宦官和皇帝手中。皇帝死后，又一个小皇帝登基，另一批外戚靠女人掌权，皇帝长大后又联合宦官从外戚手中夺权，把外戚拖往刑场，象杀猪一样杀掉。政权象蓝球一样在外戚和宦官手中抢来抢去。东汉王朝第四任皇帝刘肇，跟宦官郑从结合，逼迫外戚窦宪自杀。第六任皇帝刘祜，跟宦官李闰、江京结合，逼迫继窦宪而起的外戚邓骘自杀......
　　最后的胜利者属于宦官集团。东汉王朝十一任皇帝刘志成年时，外戚梁冀权倾朝野，第十任皇帝刘缵就是被他毒死的，刘志对他更是侧目而视。为了铲除梁冀的势力，刘志跟五个宦官密谋采取行动。他知道面临最大危险，生命和前途完全握在与谋的宦官之手。在密商大计时，刘志曾把一位名叫单超的宦官咬臂出血，誓言事成后共享富贵，象黑社会的兄弟一样歃血盟誓。刘志和宦官的密谋成功了，梁姓戚族被屠灭种。梁冀的尸骨未寒，刘志便开始大封功臣，把参与密谋的五个宦官，一齐封为一等侯爵，又封另外八个宦官为二等侯爵。汉王朝有一个严厉的规定：非姓刘的人不能封王，对于其他姓氏的臣民，一等侯爵是最高封赏。刘志在封赏宦官时的确舍得下本钱。外戚和宦官的斗争以宦官的最后胜利收场，此后外戚又作了几次反击，甚至不惜联合昔日的敌人士大夫作强有力的反击，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宦官牢牢地掌握政府大权。如十二任帝刘宏即位时，母亲窦太后摄政，任命兄长窦武为大将军。窦武联合士大夫谋杀宦官，还没等到动手就把消息泄露出去了。宦官曹节、王甫发兵反击，窦太后成了囚徒，窦武身首异外。宦官十七人封侯。
　　自那以后，宦官以正式政府官员身份出现，仗着跟刘志的咬臂之盟，他们的家族 亲友，也纷纷出任地方政府首长。这些新贵出身跟宦官相同，行为也相同，除了弄权和贪污外，几乎什么都不知道，比外戚当权所表现的还要恶劣。这使本来专门抨击外戚的士大夫阶层，受到更大的伤害。他们愤怒地转过头同外戚联合，把斗争目标指向宦官。外戚和宦官的斗争自此转为士大夫和宦官的斗争。士大夫反击宦官不仅仅是在皇帝面前告状，而是和外戚组成联合阵线，利用所能利用的政府权力，对宦官采取流血对抗。宦官自然予以同等强烈的反击，中国遂开始了第一次宦官时代。从一五九年十三个宦官封侯，到一八九年宦官全体被杀，共三十一年。
　　士大夫跟宦官斗争中，宦官获胜的机会明显要多得多，因为皇帝在他们的掌握之下。十二任皇帝刘宏对宦员的信赖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他常指着两名臭名昭著的宦官说：“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一个皇帝说出如此没水平的话，刘宏的昏庸也实在有点过份。一个国家由这样的皇帝掌舵，撑船的又是最没责任心道德水准又最为低下的宦官集团，帝国的航船自此驶入了礁石丛生的水域，要想不翻船简止是和天老爷过不去。
　　公元一六六年，宦官一手制造了为期十八年的“党锢”之祸，对知识分子进行了空前的大迫害。二
百多名理性尚存，拒绝与宦官合作的士大夫被禁离故乡，褫夺公职终身，不得担任任何官职。士大夫领袖之一的范滂进监狱时，对前来送行的小儿子说：“我要是教你作坏事吧，坏事毕竟不是人作的：我要是教你作好事吧，你爸爸的结局就是做好事的下场。”这段话今天听起来仍令人心灵滴血。
　　宦官的胡作非为很快敲响了东汉王朝的丧钟。公元一百八十四年，太平道教主张角鼓动几十万信徒武装暴动，全国笼罩在一片血光之中。此是帝国的根基已被宦官淘空，东汉政府既无财力军力又无统帅人才来平息这场暴乱，无奈之余只好饮鸠止渴，乞灵于地方武装对抗“黄巾军”。地方军阀乘机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收编降伏的黄巾，形成割据一方的势力，不再听命于中央政府。黄巾民变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全国军阀割据的局面自此形成，东汉政府已名存实亡，权力所及的范围只有首都洛阳周围的一小块地方。
　　宦官的瞎胡闹也为自己掘好了坟墓。公元一八九年，最后的日子来到了，士大夫领袖之一的禁卫军统领袁绍率领五千名全幅武装的禁卫军纵火焚烧宫门，攻入皇宫，对宦官作绝种性的大屠杀。无论老幼，无论平常行为如何，统统格杀勿论。可怜那些平日受尽欺凌，还没来得及作恶的小宦官，也不明不白地作了刀下之鬼。
　　第一次宦官时代就这样在宦官的尸山血海中结束。宦官似乎应该从中吸取血的教训，不再干预超越自己能力的政治，可惜宦官没有接受教训的智商，同样的悲剧一再地在中国历史上重演。
　　三、第二次宦官专政
　　第二次宦官时代从公元七五五年安史之乱开始，到九０三年朱温发动宫廷政变结束，历时一百四十九年。
　　第二次宦官专政是皇帝与地方军阀斗争的产物。
　　唐王朝是一个有进取精神的王朝。从太宗李世民到玄宗李隆基前期的一百年间，历任皇帝不断开疆拓土，漠北和西域相断归入中国的版图。为了统治新开辟的疆土和对外保持进攻态势，唐王朝在边境地区先后设立了十个军区——藩镇，军区司令官称“节度使”。节度使最初只管军事，后来为了提高军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节度使可就近征兵筹饷，逐渐掌握了军区内的财政和行政权力，节度使因此成为军区内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节度使权力的增大有利于保持唐王朝军事力量的强大，不利因素是为节度使积累了对抗中央政府的资本。公元七五五年，范阳军区节度使安禄山被酒肉宰相杨国忠逼反，率领蕃汉混合兵团十七万人南下，一路势于破竹，东都洛阳首都长安相继失陷，爬灰皇帝李隆基狼狈地逃往四川。他的儿子李亨前往西北五百公里外的宁夏灵武重组中央政府，征召仍然忠于唐王朝的军队讨划安禄山。经过这次打击后，皇帝对军事将领充满戒心，在任用他们的同时又严加监视，防止他们象安禄山那样叛变。于是发明一种此后几乎遗害一千年的监军制度，派遣宦官出任监军。不但军区设有监军，就是比军区小两三级的军事单位也设有监军。武装部队中遂形成两个系统，一是传统的军事系统，一是可以直达皇帝御座的宦官系统。监军的任务，表面上是协助军事统帅，事实上是在防止叛变。
　　安史之乱虽然平定下去了，但节度使的力量非但没有消弱，相反还有大幅度的增长，最终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割据的形成，由于安史手下若干当节度使的大将在投降中央政府时，仍握有强大的武装部队和重要据点。大乱之后，皇帝和宰相杯弓蛇影，不敢予以调动，命他们继续担任原职如故，只求表面归顺，维持统一的外貌。这些节度使当然了解这种政治形式，遂乘机取得合法的割据。不但军事、财赋、行政全部垄断，连节度使的职位也父子相承，成为无名有实的独立王国。其它军区也纷纷仿效，加之安史兵变后，全国逐渐都被划作军区，作为对内抗衡和安置军阀的工具，全国藩镇割据的局面因此形成。在这种政治形势下，皇帝更没有理由不防范军事将领，监军宦官的权力也随着节度使力量的增长而增长，最终到了连皇帝也无法收拾的程度，第二次宦官专政因此来临。
　　因为监军是一个权威的职位，所以宦官拥有极大的权力，军区首长在皇帝眼中的份量和好坏并不在于他的文治武功，而在于监军宦官的呈给皇帝的一面之辞；一纸密告，就可以使统帅人头落地。中央第一任讨划安禄山的统帅高仙芝和副统帅封常清，就因为不能满足监军宦官边令诚的勒索，边令诚密告他们通敌谋反，二人遂被双双处斩。继任的统帅哥舒翰也因不能宠络宦官，被宦官诬陷为“养敌自重”，结果只好在不该出战时含泪指挥潼关守军作自杀性地出击，意料中的全军覆没，使安禄山饶幸成功。不过最有意思的是，当安禄山攻陷潼关，向长安挺进时，边令诚带着皇宫的钥匙第一个向叛军投降。
　　监军宦官并不能如所预期的防止统帅叛变，而只会诬陷统帅叛变，或把统帅逼反。扑灭安史兵变的大将仆固怀恩，一门之中为国捐躯的四十六人，女儿也为了国家的和亲政策远嫁到回纥汗国。但他得罪了宦官骆奉先，于是骆奉先密告他谋反。仆固怀恩发觉之后，不愿作高仙芝第二，只好选择叛变才能自存。昭义军区监军宦官刘承恩经常凌辱节度使刘悟，甚至计划绑架他。刘悟在忍无可忍之余逮捕刘承恩，发兵和中央对抗。同华军区节度使周智光索性把监军宦官张志诚杀掉，声明说：“仆固怀恩本来不反，被你们逼反。我本来也不反，今天为你而反。”
　　唐宪宗李纯即位后，唐王朝呈现中兴气象，藩镇割据的局面有所缓和，中央政府的权威大大增长，连“河朔四镇”也陆续归附中央。四镇之一的成德军区节度使李宝臣征讨有功，李纯特派敕使宦官马承倩前往慰劳。马承倩临返长安的前夕，李宝承亲自到旅舍致谢，并送礼物绸缎一百匹。河朔地瘠民贫，搜括不出多少财物，这已是超级重礼了，但马承倩却嫌太少，把礼物抛掷道旁，大骂而去。监军宦员的贪暴和跋扈可见一斑。李宝臣无法忍受这样的羞辱，决心脱离中央。
　　宦官的暴行得不到有效的制止，因为昏暴的皇帝坚定地相信他，于是宦官的暴行不但公开而且合法。凡不能使宦官满足的对象，随时都会发现忽然陷入“谋反”的巨案。虽然大臣们不断向皇帝建议加以约束，但皇帝都听不进去，连本来很英明的唐宪宗李纯也不承认宦官诬陷过大臣。他说：“宦官怎么敢诬陷大臣？即令有什么谗言，当皇帝的也不会听。”还得意洋洋地宣称：“宦官不过是一个家奴，为了方便，差使他们跑腿而已。如果违法乱纪，除掉他们就跟拔掉一根毫毛一样。”李纯夸口后不久，即被宦官陈弘志谋杀，昙花一现的“中兴”也随着李纯的暴死成了昨日黄花，藩镇再度专横割据如故。
　　唐代宗李适在位时，泾原军区兵变，李适对统军将领疑心更重，于是把禁卫军交给宦官统领，两军司令官也由宦官充任。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措施，从此禁卫军掌握在宦官手中，形势为之一变。第二次宦官时代与第一次宦官时代也因此有了质的区别。第一次宦官时代宦官的权力来自皇帝。第二次宦官时代宦官的权力前期来自皇帝，后期来自他们统率的禁卫军。从皇帝手中窃取权力的前提条件是皇帝昏庸无能，如果皇帝英明果敢，宦官专政的局面就会成为旧话。权力来自统领的军队情形就不同了，即令皇帝不信任宦官，企图限制他们的权力，但军队若不答应，皇帝也无可如何。宦官长期统领禁卫军，这支军队事实上成了他的亲军，亲军对统率的支持力又远远大于皇帝和国家，因此皇帝是不可能取得禁卫军的合作的。宦官因有军队的支持，皇帝不但动不了他，他反而可以随时动动皇帝。因此第二次宦官时代宦官的权力更为广泛且巩固。到了唐王朝的后期，执掌禁卫军的宦官几乎成了实际上的皇帝，皇帝则是他手中的一个傀儡。
　　宦官掌握军权之初，对皇帝还存有敬畏，但时间累积下来，宦官在禁卫军中布置成熟，培植下不可动摇的势力之后，力量的天平就会发生有利于宦官的倾斜。宪宗李纯死后，为了继位人选，宦官内部发生火并。右禁卫军司令官梁守谦，把左禁卫军司令官和他打算拥立的亲王李恽一齐杀掉，改立太子李恒。这是一个更为不祥的开端，继任皇帝不由前任皇帝决定，而由宦官决定。前任皇帝即令生前决定，他死了之后也要经过宦官集团重新审查。皇帝被杀被立，都身不由主，连自己都不能保护自己，这种现象越到以后越甚。下面把唐王朝后期的几个皇帝的遭遇逐一列举出来，使我们对第二次宦官时代宦官的巨大权力有一个深刻的印象。
　　十四任帝李纯：八０五——八二０年在位，为宦官陈弘志所杀。
　　十五任帝李恒：八二０——八二四年在位，为宦官梁守谦所立。
　　十六任帝李湛：八二四——八三六年在位，为宦官刘克明所杀。
　　十七任帝李昂：八二六——八四０年在位，为宦官王守澄所立，在位期间发生“甘露事变”，包括宰相在内的高级官员数千人，被宦官屠杀一空。
　　十八任帝李炎：八四０——八四六年在位，为宦官仇士良所立。
　　十九任帝李忱：八四六——八五九年在位，为宦官马元贽所立。
　　二０任帝李 ：八五九——八七三年在位，为宦官王宗实所立。
　　二一任帝李儇：八七三——八八八年在位，为宦官刘竹深所立。
　　二二任帝李晔：八八八——九００年和九０一——九０四年在位，为宦官杨复恭所立。即位后和宰相韦昭度力谋振作，企图限止宦官权力，结果被宦官联合亲信节度使打得东躲西藏，后被宦官刘季述囚禁，迫他传位给太子李裕，一年后虽被仍然忠于皇帝的宦官救出复位，但已完全被宦官控制。
　　看了上述这些皇帝的遭遇后，也许有人要问，禁卫军历来都有统领，他们为何没有构成对皇帝的威胁，而宦官掌握禁卫军后却可以随意废立皇帝，难道非宦官统领的能力不如宦官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非宦官统领的能力应该高于宦官，但他们多少有点原则和节操，为人处事比较注意社会舆论的反映，也会顾及行为的后果，不会轻易去犯叛逆大罪，一旦失败不但身败名裂，还会殊连九族。宦官则连最起吗的节操都没有，行动起来也会不顾后果，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名声可败坏且没有亲属可殊连，因此他们掌握军权的危险性比正常人要大得多。可见皇帝当初为了防止武人干政而把军权授与宦官等于是用毒蛇来替代老虎，后者的危害比前者要大得多。
　　第二次宦官专政使一度强盛并给世界带来巨大震撼的唐王朝朝纲紊乱，象一个奄奄待毙的病人苟延残喘，最终酿成黄巾民变后最大的一次农民暴动。农民领袖黄巢在对富庶的江南和中原作彻底的破坏之后，挥师西向，攻陷了唐帝国的首都长安，禧宗李儇沿着爬灰皇帝李隆基当年逃亡的老路再度逃往四川。这场惊天动地的农民抗暴虽然最后被平定下去，但中国已支离破碎，农村遭到彻底的破坏，所有军区无一例外脱离中央自行割据，互相攻战更烈。皇帝命令不出首都长安，宰相和宦官，分别跟军区司令官勾结，各人寻找各人的利害关系。唐王朝已名存实亡，剩下的日子进入了倒计时。
　　当宦官把唐王朝往坟墓里推进时，自己也在亦步亦趋地向坟墓跟进。二任帝李晔复位后，宰相崔胤建议皇帝乘着这个机会使禁卫军摆脱宦官的掌握，任命正规军出身的将领担任司令官。李晔不肯接受，表面上是顾及骤然间改变百余年的传统会招致强烈反应，实际上他仍然觉得宦官比任何人都可靠，家奴总是家奴，只要任用驯服的家奴就行了。于是他任命最亲信的宦官韩全海、张彦弘接任左右军司令官。
　　宦官对几乎剥夺了他们军权的崔胤恨之入骨，他们勾结凤翔军区节度使李茂贞作为外援，准备向崔胤下手。崔胤也知道自己的危机，就向宣武军区节度朱温靠拢。于是第一次宦官时代发生的故事再度重演（那时大将军何进为了铲除宦官，密令凉州军团司令董卓进京救驾。董卓进京后大权独揽，皇帝成为傀儡）。崔胤给朱温写信说奉有皇帝密旨，命朱温发兵救驾。朱温，这个地痞流氓出身的恶棍一把抓住这个上天掉下的馅饼，立即统军西上。韩全海得到消息，强迫李晔投奔凤翔。朱温围攻凤翔，凤翔坚守两年，可怕的饥饿使它不能支持。九０三年，李茂贞只好把韩全海、张彦弘杀掉，跟朱温和解，送李晔回长安。朱温迅雷不及掩耳地派军进入皇宫，对宦官作彻底的屠杀，包括新任命的两位禁卫军司令官和大多数无权无势也属于被迫害的小宦官在内，共五千余人，全部死在乱刀之下。派往各军区担任监军的宦官，朱温也命李晔下令，一律就地处决。第二次宦官时代就到此结束，跟第一次宦官时代斩尽杀绝的结局完全相同。
　　四、第三次宦官专政
　　第三次宦官时代发生在中国最为专制也最为黑暗的明王朝，始于一四三五年王振当权，终于一六六一年明王朝覆亡，历时二百二十七年。
　　这是一个更为漫长的时代，占据了明王朝将近五分之四的时间，相当于当时一个人平均寿命的四点五倍。
　　注意一个现象，宦官时代一次比一次的时间漫长，说明中国的封建王朝正在一步一步地走下坡路。
　　第三次宦官专政是极权体制和皇帝懒惰无能的产物。
　　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朱姓皇族的江山永固，创立了一整套便于集中权力的极权专制体制。这种体制的核心是全国主要的政务都是皇帝一人说了算，各级官吏只能秉承皇帝的意旨办事，没有任何决策权和变通措施。极权体制有效地防止了权臣乱政，但同时又出现了新的更大的问题，即皇帝一人的能力和精力能否应付得了一个庞大帝国千变万化的政治。如果皇帝英明勤奋且统治的又是小国寡民，皇帝也许能够胜任他的职责。问题是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且内部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帝国的政治千头万绪变化莫测，没有分身术的皇帝往往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即使勉强应付得了也一定是完成任务式的低质量政治。朱元璋在位时，平均每天要亲自批阅一百五十件奏章，裁决四百种案件，这样大的工作量不是提高工作效率所能解决的，事实上只能草草了事。这时皇帝若缺少理政的能力和热情，帝国的政务就会积压，以前还有大臣来弥补皇帝的不作为，现在则没有大臣来分担政务，皇帝也不允许别人分担，结果帝国陷于实际上的瘫痪状态。有讽刺意义的是，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懒皇帝最多的王朝，除了一任帝朱元璋、三任帝朱棣和七任帝朱祁钰外，其余的十多个皇帝都或昏或懒，既无智力也无心力处理国家政务，别说一个国家的政务，连他自己家里的事务都处理不了。
　　为了防止国家的政务瘫痪，皇帝在取消宰相后，又设立了一个胁助自己理政但品级不高的秘书机构——“内阁”，工作人员称为“大学士”。大学士的职责和现在的秘书完全相同，即帮助皇帝处理信件，奏章，分析案情，代写文稿，把自己的意见上呈皇帝，但不能象宰相一样对下行使意志。这样皇帝就不用亲自阅读和书写奏章，既可减少工作量又无大权旁落的危险。大学士因不能直接向下发布政令，就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也就没有宰相那样的责任心。那些懒皇帝在位时，理政只有依靠内阁，命那些大学士在每一个奏章上或案件上签注意见，写出对该事的分析和应如何应对的建议，甚至皇帝颁发的草稿都一并拟好呈上。当时术语称为“票拟”和“条旨”。皇帝即根据这些签注加以批示。这样政权渐渐滑入大学士之手，大学士成了没有宰相名义的宰相。
　　大学士签注的意见皇帝会不会采纳，大学士并不知道，他们和皇帝之间还有一段距离。他们很少有向皇帝当面陈述意见的机会，他们的意见要靠宦官来转达，这样宦官就有干政之权。自九任帝朱见深起，朝王朝出现了自人类有政治组织以来，从未听说过的政治现象，即皇帝长年幽居深宫，不上朝理政，越往后这种现象越是突出。十二任帝朱厚骢自一五四０年到一五六六年逝世，二十七年间总共跟群臣只见过四次面，平均七年出席早朝一次。到了十四任帝朱翊钧在位时，最后的三十年只在金銮殿亮过一次相，朝见的大臣百分之九十以上不认识他。皇帝长年不上朝，大学士数月数年或数十年见不到皇帝，不能向皇帝面呈“票拟”，皇宫他们又进不去，那里除了皇帝外任何正常男人都进不去。这样所有的“票拟”都要仰仗宦官转达，并仰仗宦官在皇帝面前作补充说明。皇帝所颁发的命令，也由宦官传递，有时用批示，有时用口头，宦官的权力遂日形膨胀。且皇帝和大学士之间，往往互不认识。皇帝对大学士的印象，全来自宦官的报告。物以类聚，宦官口中的好官通常情况下都是赃官。于是政府大权从大学
士手中滑出，滑到宦官之手，中国进入空前黑暗的年代，第三次宦官时代来临。
　　明王朝几乎每一个皇帝，都有他特别亲信并掌握权柄的宦官。明王朝宦官的数量之多，说出来包管让你倒抽一口冷气。十七任帝朱由检在位时，国土只剩下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但宦官却有十万人。继明王朝之后建立的清王朝，疆土扩张到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明王朝的四倍，但宦官只有五百人。仅只十万人这个庞大的数目，就可想见明王朝宦官的重要。
　　明王朝的宦官几乎无孔不入，不但在中央政府左右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官吏任免升降，还深入到地方各级政府机构直接鱼肉人民。十四任帝朱翊均在位时，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矿监、税监、采办太监和织造太监横行乡里，欺行霸市，无恶不作，成为地方的一大公害，最终酿成沸腾的市民抗暴。云南税监杨荣，群众在忍无可忍之余愤起抗暴，攻杀他的随从。杨荣一口气逮捕了数千人，全部用酷刑拷死，又逮捕被认为拒绝合作的一位中级军官樊高明，拷打后戴枷示众，结果酿成更大的民变和兵变，杨荣被乱刀砍死。宦官本来是在宫廷侍候皇帝的，现在却走向社会插手大小政务，可见宦官的权力膨胀到何种地步。
　　明王朝的宦官虽然没有象唐王朝的宦官那样掌握军权，但他们的权力相当广泛。皇家特务组织“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厂”完全在他们的直接控制之下。这个组织让人谈虎色变，可以不经司法部门批准就随意逮捕、审讯和处死除皇帝之外包括亲王宰相和平民百姓在内的所有臣民。此外，宦官还管理开矿和负责征收赋税，主宰国家的经济命脉。
　　第一、二次宦官时代宦官虽然大权在握，但政府官员和士大夫阶层仍从心底蔑视他们，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哪怕因此会付出巨大代价。如汉末的范滂宁可进监狱杀头，也不向宦官低头。第三次宦官时代则不同，政府高级官员和公卿士大夫，公然无耻地争向宦官卖身投靠，疯狂地向宦官谄媚。王振当权时，工部侍郎王佑没有胡须，王振问他什么原因，王佑说：“老爷没有，儿子辈安敢有。”王直当权时，监察部委员王亿上奏章给皇帝，颂扬汪直主持的西厂（一个乱用酷刑，冤杀无辜的特务组织）对治安有极大的贡献，他说：“汪直所作所为不仅可以为今日法，并且可以为万世法。”魏忠贤专权时，几乎包括大多数宰相和大多数政府官员在内的士大夫阶层，争着拍他的马屁。
　　第三次宦官时代权倾朝野给国家和社会酿成巨大灾难的宦官很多，逐一列举他们的罪行恐怕有厚厚的一大本书。这没有必要，下面只把其在有代表性的几个权力宦官亮亮相。
　　明王朝第六任皇帝朱祁镇即位时年方九岁，还是一个只知道玩乐的顽童，由司礼太监王振带着他游玩。他对这个鬼点子层出不穷的大玩伴十分敬佩，尊称为“王先生”。王振遂利用朱祁镇的信任假传圣旨，专擅朝政，没有人能控制他，不但成为太上宰相，而且成为太上皇帝。第三次宦官时代，遂由王振揭幕。
　　朱祁镇成年后，皇家教师刘球上奏章劝朱祁镇亲政，王振认为是讥讽自己，把刘球逮入锦衣卫诏狱，乱刀砍死，尸体支解，抛掷荒郊。有一天王振前往国立北京大学视察，校长李时勉对他没有表示特别的恭敬，王振就指控李时勉盗用国家树木，把他在大学门前带枷示众三天。大学生数千人哭号奔走，都不能解救，最后还是辗转求到朱祁镇的母亲何太后，何太后向朱祁镇问，朱祁镇惊愕说：“一定是王振干的事。”才下令释放。由此可见皇帝并非不知道王振在胡作非为， 相反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但他不但不因此处罚王振，还一如继往地坚决重用他，这其中的隐情实在叫人弄不懂。
　　朱祁镇即位的第十五年，蒙古瓦拉部落向东推进，对中国北部边疆发动攻击，沿边城堡相继陷落。朱祁镇召集大臣商量对策，王振力排众议，极力主张皇帝亲征瓦拉。他把战争看成儿戏，认为有权就有战斗力。诏书颁下后的第二天，朱祁镇即行出发，因仓促间没有准备，半途上已有军士饿死，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大军到了大同后，王振还要北进，可是派出去的几个兵团先后溃败，军心大乱。镇
守大同的宦官也提出警告，不但不可北进，连大同都危在旦夕。王振不得已，始下令回京。走到距居庸关三十公里的土木堡时，瓦拉追兵已至。兵部尚书邝野请急速入关，但运送王振所搜括的金银财宝的车队还没有赶到，他坚持等候。邝野坚持迅速撤退，王振骂道：“军国大事，你懂什么？”把邝野逐出营帐。既而瓦拉骑兵合围，中央军成了口袋里的困兽，王振这才发现权力也有不管用的时候。禁卫军官樊忠，悲愤交加，用铁锤把王振击杀。中央军全军覆没，樊忠战死，朱祁镇成了阶下囚。
　　明王朝第十一任皇帝朱厚照十五岁即位，是一个只对女人和游荡有兴趣的花花公子，荒唐而且任性。从小就跟他在一起的玩伴宦官刘瑾，犹如朱祁镇的玩伴王振一样，利用皇帝的昏庸和信任掌握了政府大权。他当权时的所作所为，使老前辈王振的恶行看起来象儿戏。
　　刘瑾有一个核心集团，被称为“八虎”，这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名字。刘瑾不知采用什么法术，使刚上台不久的朱厚照相信以托孤大臣谢迁、刘健为首的忠心耿耿的朝臣是阴谋使皇帝陷于孤立的“奸党”，把他们统统地赶出朝庭，连儒家阳明学派的创立人王守仁也于廷杖后贬窜蛮荒。从此朝中文武大臣要么对刘瑾侧目而视，要么争先恐后拍他的马屁，刘瑾牢牢地控制了朝政大权。有一天早朝时，朱厚照发现了一份揭发刘瑾种种罪行的匿名信，但朱厚照拒绝相信，把这封信转交给刘瑾。刘瑾大发雷霆之怒，命部长以下高级官员三百余人跪到奉先门外的烈日之下追究事主。那些高级官员们从早晨跪到天黑，国防部科长和北京地方法院法官焦渴过度，当众倒下来死掉。天黑之后，未死的人再被囚进锦衣卫诏狱。后来还是刘瑾发现匿名信来自宦官内部，跟朝臣无关，才把他们释放。
　　刘瑾权势薰天，整个政府都围绕着他转圈。宰相焦芳、吏部尚书张彩、兵部尚书曹元，几乎跟他的家奴没有分别。政府大小措施都在刘瑾的私宅决定，既使最荒唐最恶毒的大政方针也没有人敢提出半点异议。
　　刘瑾当权只有五年，一五一０年八虎之一的宦官张永密告刘瑾谋反，恰好朱厚照对刘瑾已开始日久生厌，一怒之下把刘瑾杀了。刘瑾最终多行不义必自毙，但整个明政府的结构，几乎被他拆得七零八落。
　　第三次宦官时代后期，中国历史上最大也最有权势的宦官魏忠贤登场了。
　　魏忠贤是明王朝第十六任皇帝朱由校孩童时的玩伴，朱由校即位后自然受到重用。朱由校是一个热情似火的木匠，整天在皇宫赤膊短裤挥汗如雨地营造各式各样的木器，对政治则既无热情也无智慧，朝政大权自然而然地滑到离他最近又最受信任的魏忠贤手中。魏忠贤对朱由校的特性了如指掌，他总是乘朱由校兴趣盎然作木工活时请他批阅奏章。朱由校的反应是大大地不耐烦，说：“你不会代我批吗？我要你干什么！”魏忠贤要的正是皇帝这句话，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满朝文武发号施令了。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太上皇帝。
　　魏忠贤大权在握后，便急如风火地在朝中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他的势力集团比刘瑾的要庞大百倍，最后几乎包括大多数宰相和大多数政府官员，核心组织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一看这些名号就可窥知他们是些什么东西！魏忠贤早期的政敌是被朝野称为“东林党”的士大夫阶层，是一些理性尚未完全泯灭且多少有点责任心的各级政府官员和赋闲在家的缙绅隐士。他们比魏忠贤集团（又称阉党）的素质要高，灵魂也较为高贵。他们看魏忠贤不顺眼，魏忠贤看他们也不顺眼，必欲去之而后快，条件一成熟，魏忠贤便对东林党亮起了血淋淋的屠刀，使用的仍是传统的冤狱手段，即合法的屠杀。
　　最先开刀的是籍隶东林党的名将熊廷弼。熊廷弼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之一，一六二一年被明政府任命为辽东军区司令官，抗击生龙活虎般崛起给明政府以巨大威胁的后金汗国。他深知明政府边防军腐败已极，战斗力和八旗兵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坚决主张采取守势，不可轻率挑战，可他的副将
王化贞却有另外的看法。王化贞当时统率着十万重兵驻在山海关之北二百六十公里的广宁，这位只看重数量而不注重质量的将军对自己拥有的优势兵力抱有很大的信心，坚决主张主动出击，一举踏平后金汗国的老巢，为自己升官制造“政绩”。王化贞虽然是副将，但有兵部尚书作靠山，熊廷弼指挥不了他，熊廷弼只有四千人的部队驻防山海关。因为有这层关系，王化贞的主张自然占了上风，朝廷批准了他的作战方案，熊廷弼则成为众失之的。王化贞和努尔哈赤在广宁展开决战，结果王化贞以绝对优势的兵力而大败，十万边防军全军覆没，王化贞只身逃走，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
　　这次溃败本来跟熊廷弼无关，但魏忠贤认为跟他有关，就跟他有关了。熊廷弼被逮捕下狱，罪名不是“谋反”而是“贪污”，这恰恰是魏忠贤的毒辣之处。在一个行将就木的腐朽王朝里，谋反并不能唤起人们的愤慨，贪污才是人们最痛恨的，一个官员被冠以贪污的罪名，国人总是容易相信的，且不论这个官员是多么英明和无辜。
　　魏忠贤为何选中熊廷弼作为打击的靶子，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熊廷弼为人刚直不阿，没有象其他官员那样竞争拍魏忠贤的马屁，使魏忠贤感到没有面子；二是熊廷弼是东林党的干将，打击他东林党自然不会善罢干休，必然会想方设法营救，从而把东林党的实力暴露出来，到时好一网打尽，这是一个阴险的“引蛇出洞”的诡计；三是熊廷弼是没落王朝中极少数头脑清醒的将官之一，他对领悟力较弱的庸碌政客感到不能忍受，对他们没有表示应有的尊敬，因此他的人缘不好，高高在上的那些滥污官僚尤其厌恶他，因此打击他会赢得很多同盟者。
　　不出魏忠贤的预料，东林党果然出来为熊廷弼呼冤，站在最前面的是监察部长杨涟和评议部主任委员魏大中。魏忠贤一一把他们逮入诏狱，用惨无人道的酷刑逼迫他们承认“贪污”“受贿”的罪名。杨涟的尸体被家属领出时，全身已经溃烂，胸前还有一个压死他时用的土囊，耳朵里有一根横穿脑部的巨大铁钉。魏大中的尸体则一直到生蛆之后才被拖出来。
　　当魏忠贤认为“蛇”已都被引出洞时，就把熊廷弼押赴刑场斩首。
　　魏忠贤执政的末年，各地官员竞相为魏忠贤建立“生祠”。最先发明这种新型拍马屁招数的是浙江军区司令官潘汝桢，他于一六二六年出奇制胜，第一个建立魏忠贤的生祠。魏忠贤对这个无耻之徒大为欣赏，各地遂纷纷效尤，俨然成为一种一窝蜂的效忠运动。
　　魏忠贤当权仅仅七年，但已把明王朝的根基全部挖空。
　　.........
　　中国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是由来自塞外荒凉苦寒地带的野蛮人建立的，但这个王朝的宦官却最没有势力，不但没有干政的机会而且数量很少（五百多名）。到了王朝的末期，虽有一二宦官如安得海、李莲英之辈很有权势，但影响只是个别的，没有形成势力，对王朝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随着清王朝被推翻，封建专制成为历史陈迹，宦官也随之成为历史陈迹。肉体上的宦官消灭了，精神上的宦官仍在一定的范围内长期存在，并不但威胁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和进步。你如果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宦官的思想和行为模式随处可见，这是需要高度警惕的。中国要想文明富强，就必须在肉体和精神上彻底和宦官时代告别。
二００二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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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华文明有深远影响的王朝
（历史在这里哭泣系列之五）
　　自纪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到纪元一九一一年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中国境内一共出现了二十一个正统的封建王朝。如果不把分裂时期那些小朝庭计算在内，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只有十个。其中对中华文明有深远影响的王朝有秦、唐、明、清四个。
　　这里所说的有影响的王朝和强盛的王朝并不是同义词或近义词。影响多半是制度性的，有影响的王朝是指这个王朝的典章制度和社会体制不仅对当世而且对后世的中华文明有深远的影响。有影响的王朝不一定是强盛的王朝，如明王朝积弱不振，但对中华文明的影响直到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同理，强盛的王朝也不一定是有影响的王朝，如汉王朝光芒万丈，气吞山河，但对后世的中国影响并不大，除了富庶的物质文明和多姿多彩的艺术成就外，没有留下多少制度性的遗产。
　　对文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秦王朝和唐王朝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总体上是正面的；明王朝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清王朝的影响则正负参半。
　　这四个封建王朝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各有侧重。秦王朝奠定了中国封建专制体制和集权政治的总体框架，后世王朝的政治建构都没有离开这个框架。尤其是统一了文字，大一统的思想在国民心中深深扎下了根，使中华文明在最艰难的时刻也没有解体。唐王朝创立了“科举制度”，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史，使政权的大门向民间开放。明王朝发明了八股文和文字狱，使知识分子的思想僵化，由社会的进步力量变为阻碍社会前进的力量。绝对极权专制则窒息了社会的生机，使中国的发展停滞不前。清王朝则开拓了中国的辽阔疆土，使中国成为超极大国。 　　
一、秦王朝高屋建瓴
　　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一个强大无比的王朝。它的开创者始皇帝赢政具有充沛的精力高度的智慧和强烈的责任心，一手缔造了中国集权专制政治的总体框架。他在政治上的每一项措施，都影响中国历史至少两千年之久。
　　赢政是在消灭六个诸侯国的基础建立起秦帝国的。为了防止帝国重蹈纪元前八世纪周王国的老路，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强大，陷入尾大不掉，诸侯混战的局面，赢政决定对传统的政治体制作大幅度的改革。其中对后世历史有重大影响的改革有下列两项。
　　（一）、对全国的行政区域重新划分，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
　　秦以前的周王朝实行分封制，除了首都周围的一块地方划归中央直接管辖外，其余的国土分为若干封国，封国的等级依据面积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寡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在历史上统称为诸侯国。封国的统治者称为国君，他对中央的义务是每年去首都朝见国王并交纳象征性的贡赋，在国家陷于战争时向中央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队和装备。对于封国的内政，包括行政、财政和军政，国君则有绝对的主宰权力，绝不受中央控制。国君的位子实行世袭制，老子死了儿子继位，没有儿子则由国君指定其它的亲属继位。没有特别的背叛行为中央不能随意剥夺国君的世袭权力。这种政体的优势是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的主动性和责任感，劣势是地方的权力过大，封国容易积累对抗中央政府的资本。如果封国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国君，恰好这时位于中央的国王又昏暴无能时，封国的实力就有可能超过中央。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封国就有可能不受中央节制，就会脱离出去另立山头，并进而对中央或其它的诸侯国发出战争威胁。其它诸侯国得不到中央的保护，也会扩张实力奋起自卫，并不再效忠中央，于是诸侯混战，国家陷入分裂。赢政针对这些弊端，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把全国划分为四十一郡，每郡又划分为若干县。郡县的最高行政长官称郡守和县令。郡守和县令由中央直接任命，职位不能世袭，并可由中央随时调任或撤换。郡守、县令调离、撤职或死于任所，中央再直接指派新的郡守县令，地方不得干预。郡守直接对中央负责，县令既对郡守也对中央负责，但主要是对中央负责，因为他的任勉升降权操控在中央手里。这样行政大权都集中到中央一级，地方政府只能按中央的指令施政。这种体制的长处是限制了地方的权力，中央保持绝对的力量优势，防止了国家的分裂。中国始终能够保持一流大国的地位全得益于这种体制。短处是地方的权力受到限制，主动性和创造性也受到限制，社会发展速度减慢。中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步，后期甚至出现退步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取消世袭制则减弱了地方行政长官的责任心，因为他的家族不能享受他努力的成果。只对上面负责的单向负责制促使地方政务官漠视下属或臣民的意愿和感情，甚至会去奴役搜括他们，榨取他们的财富来讨好上司和中央，容易出现暴政，所以中国的官逼民反特别多，结局也特别惨烈，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仇恨都没有中国这样深，这样不可调和。西方的民族国家一般都亡于外族之手，中国的封建王朝除了宋王朝外全亡于民族的内战。这种中央集权体制虽防止了国家的分裂，但容易激发全民族的内战，加速朝代的更换。当中央政府首脑渎职或滥用职权时，先前地方政府还可以有效地抵制国王的暴政，灾难只限于中央一级，不至向全国范围内蔓延。现在地方没有权力和实力来遏止昏暴国王施加的负面影响，灾难遂很快扩展到全国。暴行得不到强有力的制止，就会变本加厉，最终超过了被统治者忍耐的极限，全民抗暴内战将不可避免。这种民族全面内战的破坏性和残酷性较之诸侯国之间的政治战争要惨烈百倍。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死人不过几万或十几万，最野蛮的秦赵长平之战也只死了四十万人；破坏也是局部性的，只限于战区内。改朝换代的内战则不同，死人都在千万以上，有时占全国生灵的三分之二（隋末民族内战）或五分之四（东汉末民族内战）。战争中心地带则十室九空，百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破坏也是全国性的，因为全国都成了战场。至于加快了改朝换代，下面的数字是最好的说明：实行分封制的周王朝寿命八百七十九年；秦以后的封建王朝寿命都没超过三百年，创立中央集权体制的秦王朝只维持了短短的十五年。
　　赢政创立的中央集权体制被以后的各王朝忠实地仿效。继任的西汉王朝鉴于秦迅速覆亡的教训，实行分封和郡县双轨制，结果五十年之后爆发了七个封国联合对抗中央政府的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央的胜利而告终，分封制也随之走向了末路。
（二）、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制度。
　　周王朝后期，各封国经过长期的政治独立，犹于西罗马帝国崩裂后的欧洲一样，每一个封国都发展成为一个互不相同的文化和经济的社会单元。各国文字不同，升斗有大有小，里程长短不一，车辆各有宽度，也就是说，车辆只能在本国行驶，一出国境，因为不能合辙的缘故，寸步难行。赢政要求把这些全部划一。首先他下令采用一种新文字，也就是一种简体字，把周王国及六个王国所使用的那些繁杂而又互相差异的文字简化为一种“小篆”，以后更进一步地简化为一种“隶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由政府所发动，对文字所作的第一次剧烈的改革，是中国文化最大的一次跃进。其次赢政规定标准长度，标准容量和标准重量。从此中国境内，文字、尺寸、升斗、斤两以及车辆的轮距完全一致。这件事奠定了中国人万世大一统思想的基础。中华文明在以后的两千年能够一脉相承，没有象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那样解体，全得益于秦王朝的这项制度。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方块字”的功能。方块字是赢政制定的统一文字的形态，由点、横、竖、撇、捺等线条象搭积木一样组合成具有一定空间结构能够表达各种意思的小方块。这种文字外形固定不
容易变化，学起来也相当困难，不象拼音文字那样易变易学。一个聪明人两年时间可以掌握一门外语，但起码得六年时间才能学会汉字。正因为方块字缺少变化，人们就不容易以方块字为基础去制造其它文字，就象欧洲人用拼音字母制造各种不同的文字一样。秦以后的中国统一是主流，分裂也是经常的，有时甚至是长期的分裂（如南北朝、五代、南宋时期），但分裂后各地的国民都以大一统的中国人自居，都有一种心理状态，认为分裂是暂时的，终必统一。所以国与国合并之后，人际之间马上水乳交融。这就要归功于方块字的魔力。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四分五裂的现象并不比中国南北朝时更严重。但中国能够重新统一，欧洲却永远地分裂。罗马帝国拉丁文是一种拼音文字，一旦土地隔绝，语言相异的人能够用拉丁字母拼出各自的文字。使用的文字不同，各地人民不可避免地差距日增。中国没有字母这个工具，不能用拼音的方法制造各自的文字。既使中国陷于分裂，甚至象南北朝时期几百年的长期分裂，在广大辽阔的中国领域之内的人民仍在使用同一的方块字。方块字象一条看不见的魔线，把语言不同，风俗不同，血统不同的人民的心灵缝在一起，成为一种自觉的中国人。中国能够保持超极大国的地位，方块字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功劳，这是秦王朝对中华文明所作的最大贡献。
　　二、唐帝国开科取士
　　科举考试起源于隋王朝，但到唐王朝时才成为政府的国策和不可更改的制度，并为以后的历代王朝所沿袭（元帝国除外），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年，直到二十世纪初叶才被废止。
　　科举制度就是通过公开的竞争性考试选拔政府官员，考试对象面对全国公民，包括贵族子弟和平民子弟。凡考试及格的知识分子，不问门弟出身，一律委派官职。这是一个巨大的变革，变革的矛头针对唐王朝以前门弟世家独霸政府的不合理现象，变革的果实是扩大了政府的统治基础。在此之前，政权的大门一直是关闭的，只限于贵族和门弟世家。科举制度使政权的大门向广大民间开放，虽然只是窄窄的一条狭缝，但与完全关闭多少有点区别。科举制度的功效有两点：一是提高了政府官员的整体素质，这点不用赘述；二是使天下豪杰陷于追章逐句之中，以柔其犷悍横逸不顺之气，聪明才智之士为了从这一条窄窄的狭缝挤进政府，不得不把全部生命消磨在九经的九本儒书之中，再也没有精力谋反闹革命了，从而减少了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李世民大帝登基后，朝庭举行第一次会试，当他从宫殿高处望着进士们鱼贯而入的肃穆行列时，兴奋地说：“天下英雄都被我装到口袋里了。”科举考试网罗人才和维持社会稳定的功效是显而易见的。
　　科举制度到了宋王朝开始走向成熟，考试纪律日趋严肃，唐王朝那种浪漫戏剧化的场外交易成了不可思议的古老故事。唐王朝的科举制度在执行过程中有很大的随意性，政府并没有为科举考试制定必须遵循的划一标准，只是在宏观上确立了不可逾越的界限，在考试纪律等细节上没有作强制性的具体规定。在确定录取人名单和进士名次时，不但取决于主考官和皇帝的意志和好恶，天皇贵胄和亲王公主也能施加很大的影响，这些人的态度往往能决定主考官的态度。尤其是公主，不但对主考官有很强的左右力，皇帝的判断力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影响。那些应试的士人为了引起公主的注意，常常的应考的文章之前加上一篇离奇曲折的趣闻轶事，以激发公主的兴趣。中国最早的小说就是这样产生的。如果这篇题外文章情节引人入胜并足以打动公主的芳心，就算应试的那篇文章写得不怎么样，也照样能够得到公主的青睐并金榜题名。为了矫正这一弊端，宋王朝为科举考试制定了一整套应试士人必须严格遵守的强制性纪律，使科举制度真正走向正规化。考试及格人士所受的重视使人神魂俱醉。当进士及弟的高级知识分子结队朝见皇帝通过街市时，首都开封就好象疯狂了一样，万人空巷。当时有人感慨说：“纵使一位大将，于万里之外立功灭国凯旋归来，所受的欢迎也不过如此。”
　　科举制度的副产品是制造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如果认为这个阶层是中国的先进阶级，那就有失偏颇。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西方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区别。西方的知识分子是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的知情者，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导力量；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这两方面的知识则知之甚少，他们的知识面相当狭窄，所受的教育仅限于九经的九本儒书，考试的目的又仅仅限于做官。儒家文化的精神是保守落后的，因此儒家文化的掌握者——知识分子也就先进不到哪里去。他们自认为是天之骄子，但思想保守，默守成规，对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都有强烈的抵触心理。即使有王安石、康有为等极少数知识分子站在时代的前列，喊出了震聋发聩的最强音，也不能改变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保守落后的大趋势。事实上王安石、康有为之流已经超越了自己的阶级，是知识分子的精英。唐王朝以前，中国一直在向前走，一直以强大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民族之林，生龙活虎一样使山河动摇。唐以后的中国则日趋衰落，一天天走下坡路，甚至整个中国两度被外族征服。尤其到了明王朝以后，知识分子日益成为阻碍社会变革前进的力量，使中国在近现代大踏步地后退，远远地落在西方文明国家后面。这也许是科举制度惹的祸。十九世纪中后期，日本和中国都由政府发动组织了一次变法运动，即“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但日本成功中国失败，结果日本成为一流强国，中国则成为最不文明国家，原因就是日本没有知识分子阶层，变革遇到的阻力也就小得多。
　　在这一章将要结束之际，我要提醒大家记住这样的一个光辉事实，唐帝国是当时已知的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国，首都长安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会，就象今天的美国和纽约一样，世界各国的人才都拚命往中国跑，并在长安定居下来。唐帝国的缔造者李世民大帝当政时期，中国出现了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没有贪污的时代——“贞观盛世”。这说明贪污并非是不治之症，是能够消灭的，关键是要建立一个科学理性的政治体制。
　　三、明王朝作茧自缚
　　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罪恶深重的王朝，它对中华文明的伤害在于它的缔造者朱元璋创立了一整套野蛮邪恶的制度，窒息中华民族的生机，践踏中国人的尊严，毒害知识分子的灵魂，造成中国几百年的落后，由天朝大国堕落为东亚病夫。明王朝灭亡之后，这些制度的负面影响仍然存在，遗害中国几百年之久，今天的中国人仍能强烈地感受到它的毒害。
　　（一）、摧残人权和秘密警察制度的建立。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廷杖和锦衣卫
　　廷杖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木棍打罪犯的屁股。这是一种极端痛苦的刑罚，受刑人痛苦难忍，禁不住大声哀号，丑态百出。一个人如果被处罚廷杖一百以上，他所接受的就与死刑无异，而且是极端丢脸的死刑。这种刑罚所造成的肉体上的伤害也许是次要的，精神上的伤害才是主要的。因为廷杖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上流人士，他们平时比普通人更看重面子和尊严，现在让他们在众人面前出尽洋相，那是比砍头还要严重的丢脸事件。受过廷杖的人如果能够屈辱的活下来，人性的尊严也就不复存在，没有尊严的人什么下贱事也干得出来。
　　廷杖是对人权最大的摧残。在廷杖制度下，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性的尊严。中国人的自尊就是在廷杖的淫威下一步步地毁掉的。
　　“锦衣卫”就是皇家特务组织，职能是逮捕审讯谋反和大奸大恶之人。中国人的特征是出奇地忍辱负重，谋反的案件毕竟少之又少，于是锦衣卫的职能转变为专门迫害人的机构，后来进一步转变为迫害正直人的机构。锦衣卫的审讯一律是刑讯逼供，用难以忍受的酷刑索取口供，不是要审问你犯了什么罪，而是要你承认早就拟定好的罪状。明王朝中后期，除了锦衣卫外，还增设了相同性质的“东厂”、“西厂”和“内厂”，本已遍布全国的秘密警察，遂相互交错，密如蛛网，街头巷尾的一举一动，夫妻争吵和市井打斗，早上发生，晚上就传到皇帝耳朵，公民的隐私权和人身安全权自此不复存在。人权进一步地受到践踏。
　　（二）、绝对专制制度的建立
　　秦王朝开创的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在中国延续了一千五百年之久，严重压抑了中华民族的生机和活力。明王朝又进一步把这种体制推向极端，建立了一整套绝对极权专制制度，使残存的一点生机被最后扼杀了。
　　朱元璋得天下后，为了防止大权旁落，撤销了中书省编制和宰相职位，擢升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为一级中枢机构，各部首长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不再设立助手，而直接向各部发号施令。也就是说皇帝把所有的行政权力都抓在自己手中，各级政府官员只需要机械地秉承皇帝的意旨办事就行了，不允许有任何变通和创见。已经够专制的政府，此后进入了更绝对的专制。先前皇帝只管大事和大的案件，次要的事则交给宰相办理，宰相只需定期向皇帝报告政务就行了。各地呈上的奏章先由宰相批阅，宰相把认为重要的奏章上呈皇帝，其余的则自行处理，然后把处理结果给皇帝汇报。现在皇帝没有助手，事无巨细都要皇帝亲自过目，这种措施虽有效地防止了大臣揽权，但只适用于行政区域不大的小国寡民。象中国这样幅员辽阔地方相差悬殊政治复杂多变的庞大帝国，靠皇帝一人的智力和精力是肯定应付不了的，即使勉强应付得了也难免失之草率。朱元璋在位的后期，平均每天要亲自批阅一百五十件奏章，裁决四百种案件。假定他一天工作十个小时（这对于一个老人来说已经是超负荷的工时了），那么他平均一分钟就要批阅一件奏章或裁决一种案件，这样惊人的工作量是不可能讲究质量的，何况天天如此，神经不能松弛，间隔一天次日就得把功效提高一倍。从前有宰相可以帮助皇帝，如今没有人能为他分担，他也不准别人分担。如果皇帝懒惰昏庸，政务就会大量积压，政府将陷于一种“不作为”的状态，政治出现全面或局部瘫痪。
　　义务和责任往往是和拥有的权力相对应的。政府官员手中无权，责任心也就会大打折扣，积极性和主动性无法调动出来。每个官员在政治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智力和精力不是用于治理国家大事，而是用于贪污、内斗、跑官和结党营私。结果民族的生机窒息了，官吏的品质堕落了。
　　（三）、对知识分子的毒害。
　　文字狱摧毁了知识分子的个性；八股文毒害了知识分子的灵魂。
　　文字狱就是因文章招来的刑责，但和今天的文章侵权不同，它的特征是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是当权人物神经过敏作贼心虚的一种反应。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就可能惹下杀身之祸。于是知识分子除了被“诬以谋反”外，又多出一种纯属于文字的灾难。知识分子为了不致因文惹祸，只有封闭自己的思想和灵性，违心地写一些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类的马屁文章，或一头埋在故纸堆里从事毫无意义的“考据”和“较订”古籍。良知未泯灭的人则干脆封笔，听任自己的艺术才华湮没无闻。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致此出现了断层，文学艺术从此远远地落在西方文明国家后面。这个罪恶的制度被以后的历代统治者继承发扬，成为中华文明最大的污点。继明王朝之后的清王朝把“文字狱”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先前还一人做事一人当，只杀作者不殃及无辜，“雍正”“乾隆”朝则把因文获罪的知识分子殊连九族。如戴名世案全族处斩；吕留良案子孙处斩，妻女发配黑龙江；卢鲁生案除了主犯父子处斩外，受牵连定罪下狱的达一千余人。即使到了以“三民主义”为立国纲领的民国，也不断有作者因文章与政府不合拍而被关进监狱或绑扑刑场。鲁迅的杂文《为了忘却的记念》就是为悼念被政府杀害的五个青年作家而写的。
　　科举制度到了明王朝已步入了死胡同，不但考试范围限定在“四书”“五经”；还特别颁布了一种试卷格式，规定应考的知识分子必须使用“八股文”。
　　“八股文”是一种文章体裁，一篇文章中，不多不少恰恰包括八股——一股即两个或四个完整的句子。但八股文主要的特征不在形式而在精神方面，即内容方面。作“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的见解，而
是代圣人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什么也没触及，写出来的全是没任何实质意义的“假话、空话和套话”。这样知识分子用不着独立思考，事实上是严厉禁止独立思考，只要把假话空放套话代入八股文格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
　　在八股文的钓钩下，知识分子的全部工作就是围绕八股文转圈，没有自己的思想，也没有自己的情感，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情操，只知道如何做八股文和如何做官。在这种考试制度下金榜题名的知识分子肯定不是社会的精英，有真才实学的没有几个。那些匡时济世治国安帮的栋梁之才则永远与进士无缘，被绝对地排斥在政府大门之外。如洪秀全参加了四次科举考试，可连士大夫最低级的“秀才”头衔都没有取得，后来却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成为震惊中外的巨人。和洪秀全同时代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到是榜上有名，可在英法联军围攻广州时只知扶乩拜神睡大觉，成为俘虏后被英军当作一种奇异动物装在木笼里运到各国展览。
　　八股文严重地毒害了知识分子的灵魂，从此知识分子成了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名词，由社会的进步力量变成阻碍社会前进的力量。
　　明王朝就是靠廷杖、锦衣卫和八股文三样东西，把伟大的中华民族导入黑暗的蛮荒。以后的中国人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寻求指引中国走出黑暗的途径，一代又一代。
　　四、清帝国开疆拓土
　　提起清王朝，人们马上会给它贴上“腐败无能”的标签。这也难怪，十九世纪中后期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都是清王朝签订的，在中国人心中，没有比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更丢脸的事了。其实这是不公平的，如果西洋人进入中国时面对的是明政府，那就不仅仅是签订屈辱条约了，我敢说中国会亡国。事实上明王朝就是亡在外族人手中，那时的满族和十九世纪的英法在中国人眼中都是蛮夷，只不过后来中国人自欺欺人地把征服者也当做中国人罢了。
　　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清王朝不仅不腐败无能，它也曾强悍无比，满洲人以入关初期那种强劲活泼的新鲜生命力，不断的开疆拓土，一鼓作气地为中国扩张出广大的空间，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清王朝对中国所作的贡献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都要巨大和重要。满洲人入关时，中国的疆土只有三百五十三万平方公里，清王朝鼎盛时期的疆土达到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比明王朝末期的疆土要大四倍。即使后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丢掉了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上世纪初期清王朝灭亡时仍留给中国一千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土，在当时的世界上仍居第二位，仅次于北极熊俄国；有效领土则居世界第一位（俄国领土的大部分为荒凉苦寒的冰原地带）。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清王朝上升时期是怎样生龙活虎般地开疆拓土的。
　　十七世纪初期，蒙古分为六个部落，察哈尔部落首领林丹汗企图重新统一蒙古，向邻近部落挑起战争。遗憾的是：林丹汗没有为实现他的雄心所必须配备的杰出才干，他对内完全采取高压政策，引起各部落的反感。毗邻后金汗国的两个部落不堪压迫，先后投降后金。一六三二年，后金第二任可汗皇太极跟投降过去的蒙古部落联合西征，林丹汗大败，察哈尔部、土默特部和鄂尔多斯部先后投降，林丹汗残部逃到青海支持了三年，到一六三五年也向后金屈服。面积达一百万方公里的内蒙古自此并入后金的版图。
　　一六四四年，满洲人入关，内蒙古和二百四十八万方公里的东北作为“嫁妆”带入中国。
　　一六八三年，收复三万六千公里的台湾。
　　一六八八年，准噶尔汗国雄才大略的可汗噶尔丹入侵外蒙古，喀尔喀的三个汗部战败，请求归附中国。康熙大帝率军迎击噶尔丹，于一六九０、一六九六、一六九七年先后三次大败噶尔丹，外蒙古一百八十万方公里的疆土自此纳入中国版图。
　　一七一七年，准噶尔汗国远征军在名将大策零的率领下突袭拉萨，占领西藏。清政府出兵干涉，于
一七二０年击败准噶尔远征军，面积一百六十万方公里的西藏自此并入中国。
　　一七二三年，青海统治者罗卜藏丹津反叛中国，中国的反应迅速而强烈，清政府任命年羹尧、岳钟琪率军进入青海。一七二四年二月，岳钟琪率五千骑兵发动突袭，击败罗卜藏丹津的主力，只用了十五天时间，就把六十六万方公里的青海土地全部征服，并入中国版图。
　　一七五五年，准噶尔汗国发生内乱，辉特部酋长阿睦尔撒纳逃到中国，请求中国出兵帮助他回国夺取汗位。清政府以阿睦尔撒纳为向导侵入准噶尔，占领首都伊犁，把准噶尔分为四个小国。明年，阿睦尔撒纳对清政府反咬一口，宣布独立，重新统一准噶尔汗国。一七五七年清军再度西征，重新征服准噶尔，并翻越天山南下，击败和卓木兄弟乘准噶尔灭亡之机建立的巴图尔汗国，占领南疆。面积一百九十万方公里的准噶尔汗国自此成为中国领土。清政府把这块领土改称“新疆”，意为新开辟的疆土。
　　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清王朝扩张了九百四十七万六千平方公里的疆土！他们当初并不是为汉人开疆拓土，纯是为满洲人扩张，后来才极不情愿地传递到汉人之手。
　　清王朝对中国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
　　今天的中国人对清王朝开疆拓土的武功所知甚少，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误认为唐朝和元朝的疆域最大。唐帝国上升时期对外战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征服了塞北和西域，西部边界曾到达中亚的石国（中亚细亚塔什干城），和清帝国的西部边界相当，东部还一度征服了大半个朝鲜。但辽阔的青藏高原（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和云贵高原（三十二万方公里）属于吐蕃和南诏王国的版图，吐蕃还一度成为唐帝国的劲敌，多次打败唐帝国的军队，安史兵变后则把唐帝国的西部疆土（河西走廊和西域共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全部夺去。塞北虽然征服，但唐帝国无力消化，无意在那里设立统治机构，留下了权力真空，不久就被新兴的回纥汗国占据，因此塞北不能算作唐帝国的领土。以此推算，唐帝国盛时疆土还不到清帝国的三分之二。蒙古帝国虽然庞大，但统治中国的元帝国只是它的一个子国，西域和青藏高原不属它的领土，面积只有清帝国的一半。
　　清王朝除了为中国开辟出辽阔的疆土外，还对中国传统的宫廷制度进行大幅度的改革，大量裁减宦官和宫女人数，大力压缩宫廷开支。宫女由明王朝的九千人消减到一百三十四人；宦官由明王朝的十万人消减到五百人；宫廷每日开支由明王朝的一万两压缩到三十五两，减少率百分之九十九点七。这是一个多么巨大而又惊人的进步！
　　别忘了清帝国统治的疆土相当于明帝国的四倍！
　　在这篇文章将要收笔之时，我的心底突然掠过一丝颤栗，害怕这篇文章会给自己带来灾难，因为里面有些话说得太真太实了。按理文笔真实是应该提倡的，但我居然有点后怕，这兴许是明王朝对中华文明的深远影响吧。
二００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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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王朝中的权力女人
（历史在这里哭泣系列之六）
　　当十九世纪中期英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封建社会的封闭大门时，中国人惊讶地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比中国更强大的国家，同时更让中国人惊愕不已的是这个国家的王位竟然可以由女儿继承，女王逝世后，再由女王的子女继承。这种改姓乱统的现象，使一向提倡忠于一姓，提倡宗法正统的儒家系统知识分子坚定地认为英国是民智未开无父无君不知礼义廉耻仁义道德为何物的蛮夷之邦。在中国，女人当皇帝是不可思议的，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只出过武则天一个女皇帝，且她的皇位是从男人手中窃取的，是不合法的，武则天也因此被后世的中国人描述成淫乱朝纲人伦丧尽的女魔王，比丧家灭国的秦二世赢胡亥和隋炀帝杨广还要邪恶一千倍。
　　二十世纪以前，在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国家中，中国的女人也许是最没有地位的，她们“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除了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外，几乎没有其它的明文权力，政治权、教育权、财产权与她们无缘，甚至连人身安全权也没有任何保障。尤其是政治权，女人更是可望不可及。在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殿堂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没有一个女人，当然女扮男妆被当权人物误认为是男人的女人除外。
　　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女人掌握政权的，有几个女人还掌了大权。但女人掌权没有法理上的依据，她们的权力是男人因为迫不得已的原因暂时租借给她的，行使权力时也是偷偷摸摸的，即使掌握了最高权力也只能“垂帘听政”。
　　中国女人掌权的前提有三个，三者缺一不可。一是碰上了天生的政治机缘，即皇帝死了，她突然间成了高高在上的皇太后。仅只拥有皇太后的身份还不够，还得有下列条件：或者继任皇帝年龄幼小，无力亲自理政，把身为母亲的皇太后推上了“摄政”的位置，成为权力中心人物（如胡太后、慈禧太后）；或者继任皇帝性情温和，对政治缺乏热情（如吕太后）；或者丈夫在位时对她极为宠爱，让她参与政治，成了皇太后后她比儿子有更为坚实的政治基础（如武则天）。二是她本人具有政治才干和政治野心，没有这个前提皇太后也不可能成为权力女人。如东汉王朝除了开国皇帝刘秀和他的儿子刘庄外，其他皇帝即位时都未到亲政年龄，最大的不过十八岁，最小的还抱在怀中喂奶。按理皇太后能够成为权力女人，但这些皇太后都缺少政治热情，都把政权委托给自己的父亲或兄弟，结果形成外戚而不是女人专政的局面。三是没有人情味，尤其是不能有女人味。皇太后要想成为权力女人，唯一的办法就是从男人手中窃取权力。这个男人不是别人，恰恰是她的儿子，也就是说她伤害得最深的人就是她的儿子。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女人的心肠总是柔软的，只有极少数的女人能够为了一己私欲畜意伤害自己的儿子，权力女人就是这极少数的女人之一。她们的特点是没有人情味，更没有女人味，为了获取权力不择手段，具有比老虎和蛇蝎还要坚硬猛烈的心肠。
　　在正统儒家思想主宰的中国社会里，男尊女卑有着攸久的历史渊源且成为社会公共价值尺度，因此权力女人不可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她们掌权后必然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时空里，将面对整个权力阶层的普遍反抗（因为这个阶层都是男人）。权力女人为了维护自己辛辛苦苦取得的权力，必然用残酷无情的非法手段来对付并清除正在反对或有可能反对她的人（因为她没有合法理性的手段来赢得公众的认同），同时扶持提拔新人来重建自己的权力基础。权力女人在掌权期间，只有充分展露自己非人性的一面，用恐怖统治来巩固自己的权力，这样她的政治形象也就好不到哪里去，她的全部精力都用来打击政敌和排斥异己，同时伤害她的家族和她的国家。
一、第一位权力女人——吕雉
　　吕雉是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的妻子，在刘邦打天下时出过不少力，西汉王朝建立后被立为皇后。吕雉是一个性格刚强智谋过人的女人，对西汉王朝的巩固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刘邦当皇帝后天下并不太平，七个异姓王拥有广大的兵力和地盘，有能力和刘邦争夺帝位，随时准备兴兵作乱；北边新起的匈奴汗国兵强马壮，南下窃掠中原成了家常便饭。为了讨伐叛乱和抵御匈奴，刘邦经常出征在外，这时吕雉奉命留守后方，安定内部，在中央代行皇帝的职能。刘邦得天下后不久，有人密告梁王彭越谋反，刘邦用计把他俘虏，把他的封国取消，命他去家乡四川当一辈子苍头百姓。彭越惨兮兮地上路，在中途碰巧遇上吕雉。彭越认为女人的心肠软，就向她倾诉委曲，声称自己对刘邦夫妇忠心耿耿，连一丝谋反的念头也不曾有，一定是有人因为嫉妒他的功劳陷害他，并请皇后在皇帝面前为他求情。吕雉爽快地答应了彭越的要求，把他带回首都，然后去皇宫会见丈夫，责备他为何把一代枭雄放走了，那不是放虎归山吗？刘邦如梦初醒，即刻把回朝申冤的彭越砍头，把尸体剁成肉酱，做成糕饼分赐诸侯王，用以恐吓那些企图造反的不轨之辈。彭越企图利用妇人之仁，结果招来杀身之祸。当刘邦征讨陈稀集团时，韩信阴谋在首都发兵响应，这个百战百胜的一代军神在战场上是没有对手的，情势的危急可想而知。吕雉用萧何之计，诓韩信诳至长乐宫擒获，但在如何处置他时内部有很大的意见分歧。韩信在建立西汉王朝时立过大功，若把他斩首可能使功臣寒心；但吕雉并不这么认为，他说韩信的功劳越大，对西汉王朝的威胁也越大，只有杀掉他才可一劳永逸永绝后患，最后吕雉的意见占了上风，韩信身首异处。
　　从这两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吕雉作风的威猛和心肠的坚硬。
　　刘邦晚年宠爱一个平民出身的女子戚夫人，对她的枕头风很有兴趣。在戚夫人的撺掇下，刘邦欲废掉现任太子，另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为太子。在封建王朝里，废立太子是一件大事，刘邦之所以如此，除了偏信枕头风外，另一个原因就是现任太子刘盈（吕雉的儿子）仁弱，仁弱的男人往往没有主见和决断，不是统御天下的理想人选；刘如意则性情豪爽，行为果敢，在所有的儿子中最象刘邦，有镇邪御下的气量和智慧。当吕雉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时，就去刘邦面前哭闹撒泼，但这一套远远抵不上戚夫人珠泪无声的可怜模样，对一个老人则更增反感，更增加了刘邦废立太子的决心。吕雉无奈之余去求智囊张良，张良劝她去请隐居商山的四个老名士，若能得四老出山辅佐太子，刘邦必然打消废立太子的念头，因为这四个老人刘邦请了几次都没请到，引为一大撼事。吕雉听从张良的建议，用最高礼节把四个老隐士请到太子宫殿，然后请刘邦去太子宫走走。刘邦来到太子宫，吃惊地发现他仰慕已久的“商山四皓”和太子同桌吃饭，对太子的印象一下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弯，认为太子已深得天下人心，是帝王之才。刘邦回去后向戚夫人说明此事，说太子羽翼已成，根深不可动摇，废立太子之事只好作罢，任戚夫人怎么流泪也不管用。这件事说明吕雉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
　　刘邦死后，刘盈继任皇帝，吕雉成为高高在上的皇太后。刘盈性情温厚对政治缺少热情，吕雉见缝插针干预朝政，渐渐掌握了政府大权。吕雉得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封为赵王的刘如意毒死，再把他的母亲戚夫人罚为不分昼夜舂米的奴仆，在对方生不如死时还不肯罢休，再把她砍断四肢，剜去双眼，丢在厕所里，称为“人彘”，然后请儿子刘盈去厕所看“人彘”。稍微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韩信曾受过“胯下之辱”，等到韩信大功告成衣锦还乡成了故乡的最高权力人物（楚王）时，第一件事就是找到那个曾经强迫他钻裤裆的恶少。所有的人都认为韩信会把当处以极刑，万万没想到韩信对他的处罚竟然是任命他“作官”。韩信并非头脑不清楚，而是认为他的成功与该恶少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该恶少的羞辱对他的刺激太大了，使他有足够的决心和和意志走上成功之路。由此可见男人的“报复”确然并女人要智高一筹。刘盈奉母命来到厕所，看见那个鲜血淋漓沾满粪便的肉球后心胆俱裂，派人对母亲说：“这不是人干的事，儿子懦弱，没能力阻止你，你以后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自此沉浸在酒色之中，不理朝政，吕雉完全控制了政府，掌握了不加限制的最高权力。刘盈在温柔乡中很快掏空了身子，没几年就一命呜呼。刘盈没有儿子，吕雉就把一位宫女生的婴儿抱进宫，对外谎称这个儿子是惠帝和她的外孙女（吕雉的大女儿鲁元公主的女儿，被吕雉强人所难地立为皇后）生的龙种。吕雉立这个婴儿继承大统，称为少帝，但内政外交大权都由自已作主。因为害怕少帝的生母把真相泄露出去，同时也为了防止少帝长大后母因子贵，吕雉竟把少帝的生母毒死。少帝年幼，不能理政，朝政大权全取决于吕雉一人的意志。就这样过了三四年，少帝略知人事，看不惯“祖母”的专横行为，说了几句小儿口中吐出的不顾后果的狠话，吕雉不能容忍，立即使用惯常害人的手段投毒把少帝毒死，另立年幼的恒山王刘弘为帝，自己依旧掌权如故。
吕雉刚当上皇太后时，汉王朝的“天敌”号称“控弦三十万”的匈奴汗国冒顿单于给她送来了一封信，说她刚死了丈夫，而他则死了妻子，两人正好可以接为夫妻同床共枕。两国间的文书竟然用如此带有强烈人身攻击性的言辞，应该会引起对方的强烈反应，而匈奴的目的正是如此，他好顺理成章地出兵中国，乘中国主少国疑时给中国以致命一击。面对这样的奇耻大辱，吕雉在“激动”和“忍耐”之间选择了后者，因为当时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如匈奴。他的反应是用礼貌的言辞回了一封书，声称自己年龄以老，没资格侍候大王，只好另选年轻的公主代替。这件事说明吕雉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有超强的忍耐力，而忍耐力是一个政治人物必备的素质。吕雉的忍耐使中国没有过早地“玉碎”，保住了向对手复仇的资本，为她的后代最终灭亡匈奴埋下了伏笔。近代中国的部分权力人物就因为没有吕雉那样的超强忍耐力，在没有能力“激动”的时候作飞蛾扑火式的“壮举”，结果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以至永远失去了向对手复仇的机会。
　　吕雉大权独揽后，开始大量提拔吕姓亲族进入政府，封吕台、吕产、吕禄、吕通四人为王，打破了刘邦“非刘姓不能封王”的誓言；又命吕产、吕禄为南北二军司令官，掌握了朝庭禁卫军。一时间吕性戚族权倾朝野，西汉王朝大有改朝换代之势。
　　吕雉在任用吕姓亲族的同时，着手铲除刘姓的势力，对刘邦的儿子大开杀戒，几个王子相继死在她的手里。如果不是她适时死去，刘邦的儿子有可能被她杀光。当吕雉要害齐王刘肥（刘邦的庶长子）时，刘肥为了免祸，竟想出一个令正常人倒尽胃口的拍马屁点子。他向那位心如蛇蝎的继母建议：请母后准许他作吕雉的大女儿鲁元公主，也就是刘肥的亲姐姐的儿子，他好陪侍左右克尽孝道。这样的鬼建议应该令吕雉浑身起鸡皮疙瘩才对，可吕雉的反应是大大的高兴，对刘肥的恭顺有很深的映象，居然和鲁元公主一道去刘肥府中举行了盛大的认“儿”仪式。尤此可见既便再聪明的女人，也有女人无法克服的爱听无原则好话的弱点，这也是女人从政的最大局限性。
　　吕雉就这样当了八年太上女皇，在她的晚年遇上了所有权力女人都无法逃避的继承人问题。她最担心的是在她死后吕姓亲族和刘姓王族为了王位暴发流血火并，因为衰老的原因，她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把刘姓王族从朝野清除出去。为了预防注定会流血的惨剧，吕雉命吕姓亲族和刘姓王族结为婚姻，刘肥的几个儿子娶了吕姓亲族的女儿为妻。但吕家的女儿都沾染了吕雉凶横霸道不顾大局的毛病，在家不守妇道，在公婆面前姬指气使，把丈夫不当人看，结果使刘姓王族的怨恨进一步加深。赵王刘友在家中和姓吕的妻子发生口角，他的妻子在一怒之下居然进宫向吕雉告了丈夫一个恶状，说刘友根本不把吕雉放在眼里，并随时准备向吕姓戚族反攻倒算。如果吕雉是明白人，就应该告诫友妻莫要胡言乱语，在家要恪守妇道，把刘吕两族的矛盾化解于无形。可吕雉霸道惯了，不能容忍别人说他半个不字，竟然把刘友关进死牢里活活饿死。在这场夫妻争斗中，妻子一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胜利的果实却不怎么令人振奋，那就是妻子注定要守一辈子活寡。她得为她的鲁莽和嚣张付出代价，只是这个代价未免大了点。
　　吕雉死后，刘姓皇族在周勃陈平的帮助下取得了对吕斗争的最后胜利。吕姓戚族在过了几天权力瘾后纷纷被推上断头台，不论老幼一律枭首示众。
二、最薄情寡义的权力女人——胡太后
　　西汉王朝第七任皇帝刘彻鉴于吕雉专权、刘姓皇族险些灭亡的历史教训，在立他的儿子刘弗陵当太子时，先把刘弗陵的美丽母亲钩弋夫人杀掉，预防她将来以皇太后的身份干预朝政。这个历史上的偶然事件，被五百年后兴起的北魏帝国明定为一种政治制度。每当选立太子时，年轻母亲即被迫服毒，母因子贵的惯例自此成为不可思议的往事。一直到六世纪初第八任皇帝元恪立他的儿子元诩当太子时，元诩的母亲胡充华本应处死，但元恪是一个痴情的男儿，爱胡充华胜过爱自己，不忍心把他挚爱的女人送上绝路，于是冒群情激奋的危险力保胡充华的性命，让她继续在人间享受荣华富贵，并再一次破例册封她为贵嫔，延续了一百余年的野蛮习俗遂告废止。元恪于五一五年逝世，元诩即位，年才六岁，胡贵嫔顺理成章地当了皇太后，掌握政府大权。
　　青春美丽的胡充华执掌中央政权后的行为，对她丈夫元恪的真情实爱实是一种尖刻的嘲弄，有力地印证了“男人无毒不丈夫”这句古老的谚语。这位魏帝国百年以来第一个出现的货真价实的皇太后，却用事实证明那野蛮习俗确实有其必要。胡太后当权后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男人中挑选情夫，然后和他们不分昼夜地作爱。这都是男人痴情惹的祸，地下的元恪如果有知的话，一定会砍下自己的脑袋，把里面的情感细胞全部切除。男儿无情才豪杰，元恪应该为他那糊涂的真爱付出代价。
　　胡太后除了和情夫睡觉外，第二件事就是花费巨资大肆营建佛寺和佛像，把帝国的财力耗竭，仅永
宁、石窟二寺就耗资千万，内外装饰得金碧辉煌，根本不象出家人修道的地方，到象是达官贵人寻欢作乐的场所。女人都有容易“迷信”的毛病，所以女人算命和进寺庙烧香的概率比男人高得多。胡充华因为拥有为所欲为的权力，可以把老百性的税钱大把大把地拿来“贿赂”神灵，丝毫也想不到神灵是不受贿的，向神灵行贿结果是弄巧成拙，会招来更大的“报应”。后世的为富不仁者最舍得在烧香拜佛上花大本钱，但结局往往比不烧香还惨。至于国家大事，胡太后连想一下都不愿意，因为她没有能力应付这些伤脑筋的事情，能够回避就尽力回避，实在回避不了就和浠泥。女人都有爱听好话的毛病，胡太后对好话的偏爱则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一分钟听不到肉麻的奉承就会浑身不自在，就连恭维情夫性功能的揶揄之辞也打心眼里受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好话都是别有用心的，这也是女人的悲剧所在，胡太后的悲剧无疑更深一层。她当权不到一年，有责任心有理性不愿意说好话误国的朝臣杀的杀贬的贬，没有任何原则天良丧尽的阿谀奉迎之徒纷纷占据了政府要位。这些人除了一窝蜂地贪污弄权，搜括民脂民膏外，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正事几乎狗屁不通，结果强大的北魏帝国在他们手中加速度地衰落，从内部分崩离析。一连串的民变兵变风起云涌，把帝国淹没在尸山血海之中，防守北部边疆的边防军率先发难，把瞄准外族的刀剑转过来砍杀内部的贪官污吏，没有作恶的少数清正官僚也玉石俱焚。各地的武装团伙群起响应，向自己的国家发动报复性的攻击，地方军阀乘机扩充自己的实力，成为实际上的独立王国，北魏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胡太后的反应是继续在深宫和情夫疯狂地作爱。
　　胡充华虽然对国事一窍不通，但在权力斗争中却是一等一的高手。她坐上权力宝座不久，就和实权宰相元爰发生权力冲突，最终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五二０年，元 爰发动先发制人的政变，把胡太后囚禁，夺取了政府大权。当全国人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时，元爰的行为却让他们大失所望，人民不久就感觉到他连胡太后都不如，几年之后反而忘记了胡太后当年的恶行，把拯救国家的希望寄托在她的身上。胡太后充分利用自己政敌的弱点和国民的健忘心理（中国人的健忘使同样的历史悲剧一再在中国重演），在暗中积极准备，利用自己年轻貌美的优势，在朝野争取自己的支持力量。五年后阴谋布置成熟，胡太后挥戈反击，把元爰杀掉，重新入主中央政府。她掌权后唯一的反省就是再不能信靠外人，只能信靠她的两位情夫孙严和徐纥，听任他俩把已经千疮百孔的帝国一步步地向万丈深渊推进。对各地抗暴民变，胡太后采取七百年前把强大的秦王朝“玩垮”的二世皇帝赢胡亥一样的对策，即用双手掩住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拒绝正视严酷的事实。凡入朝的官员被询问变乱消息时，大家知道她想听什么，所以异口同声回答：“小股盗贼，不过一些社会败类，地方政府自会肃清，用不着圣虑。”胡太后于是大大地高兴，继续兴趣盎然地和情夫作爱。
　　胡太后在印证了她的观察正确后，更加肆无忌惮。五二八年，元诩的妃子生了一个女儿，胡太后宣称生了一个男孩，大赦天下以示庆祝。至于她这样做的心理动因，正常人就是想破脑壳也不会找到答案，因为儿子生女儿既不会威胁她的权力，也不会影响皇家体面，元诩青春年少还有很多生儿子的机会。答案也许只有胡太后知道，她自然有非这样做不可的原因，女人总是在大事上聪明反被聪明误。世界上正因为有这么多的浆糊脑袋，人类历史才显得丰富多彩。元诩这一年已十九岁，早已过了亲政的年龄，觉得老娘不清不楚又咨意妄为，势将把帝国带上毁灭之路，计划把她那两位炙手可热也让他蒙受巨大羞辱的情夫逐走。但胡太后当权太久，年轻的皇帝身边全是她的亲信，元诩在朝中找不到支持力量，无奈之余把赌注压在镇守太原靠镇压变民起家的地方军阀尔朱荣身上，尽管他听说尔朱荣是一条残暴凶恶的豺狼，连亲人都敢吞食，但他已没有别的路可走。老娘邪恶残忍，对他是噬腹之痛，必须以毒攻毒，即使自己最后也被豺狼吞食也顾不了许多。元诩密令尔朱荣向首都洛阳进兵，用以胁迫他母亲胡太后。尔朱荣象中了大彩一样兴冲冲地率军南下，到了山西上党，不知道什么缘故，元诩又命他停止。但消息仍然泄露，胡太后在两位情夫的胁助下把自己的亲生儿子毒死。
　　胡太后杀死亲生之子，而且是独生之子，不仅没一点人性，而且愚蠢至及，她挖掉了自己生命的根。中国不象欧洲，在中国，妻子和女儿在法理上不能继承帝位。元诩死后，既然已经宣布过生了儿子，当然要继任为下届皇帝，可胡太后知道无法隐瞒，只好马上再宣布所谓皇子本是皇女，而另立元诩的族侄，刚生下来才三个月的元钊当皇帝，这样她又可以至少专权十八年之久。胡太后的如意算盘这次
打在了火药桶上，她把政治看得太简单了。如此重大的事件竟如此儿戏，要想不引起强烈反应是不可能的。尔朱荣首先发难，一面宣言要追查皇帝元诩的死因，一面不承认胡太后政府，另行拥立元诩的族叔元子悠当皇帝，并向洛阳进军。胡太后派出去迎击的军队阵前倒戈，投降尔朱荣，于是洛阳陷落。两位曾发誓爱胡太后爱得要死，海沽石烂不变心的情夫看到大势已去，丢下自己的玩偶逃命去了，胡太后和婴儿皇帝，被尔朱荣装在竹笼里，投到黄河溺死。距她毒死亲生儿子只两个月。
　　尔朱荣进入洛阳后，请政府全体官员到郊外迎接皇帝元子悠，把文武百官诱到河阴淘渚之后，用骑兵团团围住，宣布罪状说：“国家所以衰乱，你们应负责任。”然后下达屠杀令。在骑兵践踏下，北魏两千余高门弟世家的高级贵族和高级官员全被杀死或踩死，政府为之一空。尔朱荣正好用自己的部属来填补这些权力真空。
　　胡太后的死亡为她的暴政划上了号，但北魏帝国的根基已被她淘空了，继任的帝王要想有所作为已无力回天，没几年就陷入了分裂，并被强大的军阀取面代之。元姓皇族被屠杀罄尽，婴儿们被抛到空中用铁矛承接。这就是胡充华对深爱她的丈夫的回报。
　三、最成功的权力女人——武则天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女政治家，也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是并州文水县人，出身于仕宦之家，父亲，累迁至工部尚书，封应国公。十三岁被选入皇宫，因为天生丽质，一入宫就蒙李世民皇帝另眼相看，侍寝后就被封为“才人”。唐王朝初期的皇宫姬妾有十九级，“才人”是十六级，且“才人”有九人之多，她不过是九人中的一人，那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位置。武则天二十六岁的那一年，李世民大帝逝世，因民间曾传秘记云：“唐三世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李世民在临终前命武则天出家削发为尼，在青灯古佛之下寂寞余生。武则天被送往长安的感业寺，这是一个等于绝望的位子。如果不是命运之神对她格外垂青，她注定要在空门作一生一世的化外之人，史书上也就不会有武则天这个名字。
　　武则天当尼姑后的第五年，继任皇帝李治跟他的妻子王皇后到感业寺进香。李治当太子时曾对武则天的美色垂涎三尺，并乘父皇李世民病重入宫侍寝的机会勾搭上手，一番云雨后立下山盟海誓。现在他在尼姑行列中看到则天，则天也看到他，但情形已今非昔比。李治已拥有为所欲为的权力，则天则脱离凡尘，情势在势在必得和无可奈何之间摇摆，于是两人同时流下了眼泪。这一切被醋意正浓的王皇后看在眼中，她当时正跟李治的另一位姬妾萧妃争宠，为了打击自己的情敌，她居然别出心裁地把则天接进皇宫，让则天蓄上长发，企图利用这条曾从李治手中跑掉的美人鱼把丈夫的心从萧妃身边拉过来。至于丈夫的心离开萧妃后会偏向谁，那就是她考虑不到或因为没有办法而拒绝考虑的问题，她心中也许有上千个理由认为丈夫的心会重新偏向她，既使没有上千个理由她也会自欺欺人地编上一千个。世上也许只有女人才会雇佣大蛇来咬头发里的虱子。
　　武则天充分利用这个上天赐给她出人头地的机会，她的嘴可以流出蜜来，使王皇后待她如同亲姐妹，头发还未长长就被皇后迫不及待地推荐给李治，被封为第五级的“昭仪”。
　　王皇后的目的达到了，李治怀中有了则天这条美人鱼后，不再去萧妃房中，但也没有回到王皇后身边，而是不分昼夜地和则天呆在一起。先前丈夫虽然去萧妃房中的日子多，但也时不时来安慰一下结发妻子，现在连作作样子的手续也免了，一连几个月挨不着丈夫的身子。王皇后仿佛间觉得自己当初走的那步棋利小弊大，武则天比萧妃要可恶一千倍，但明白过来已经迟了。她开始为那步傻棋付出代价，但更大的代价还在后面。
　　武则天得宠时已三十一岁，比李治整整大四岁。一个没有人生经验的年轻男人一旦落到一个备尝风霜充满机心年龄又成熟了的美丽女人之手，他的命运就和落到蜘蛛网上的蜻蜓一样，一生一世都离不开那张网。才几个月的光景，李治就离不开武则天了，他心甘情愿地成了则天的掌中玩物，明知则天不善也无法摆脱对方精心布置的“网”。把皇帝老公的心牢牢抓住后，则天开始一步步地追逐她的权力目标。
（一）、追逐皇后宝座
　　武则天追逐的第一个目标是皇后宝座。入宫后的明年，则天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儿，但这个女儿一来到这个世界就成了母亲的政治牺牲品。女儿生下来不久，王皇后前来探望孩子，武则天把宫人谴开，自已去花园赏花。皇后在熟睡的婴儿床前坐了一会就自个离开了，武则天乘机亲手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扼死，然后诬陷是王皇后下的毒手。王皇后极力为自己辩护，并向众人陈述事情的真相，但没有人相信她，因为没有人相信母亲会亲手杀死还在襁褓中的爱女，就是老虎和毒蛇也不会这么干，更何况一个千娇百媚的美丽少妇。而王皇后嫉妒武则天专宠后宫，且没有生育一男半女，作案动机到是充分得很。
　　一个女人亲手扼死十月怀胎历尽痛苦分娩的第一个孩子，并且是一个美丽可爱的孩子，不是亲眼看到的人是不会相信的。只有心肠比蛇蝎还要恶毒的女人才会干得出来。这样的女人一旦掌握了生杀大权，就不会在乎别人的痛苦和死活了。
　　杀女案在武则天的引导下不久发展成为王皇后与她的家人，以及萧惠妃也参加的图谋对李治不利的谋反大案，兴起宫廷大狱。王皇后、萧惠妃各打一百棍，砍断手足投入酒缸。王皇后在酒缸里哀号了一天一夜，在极度痛苦的折磨中死去。李治正式册封则天当皇后，距她离开感业寺只一年零九个月。
　　把一个曾经对自己有恩且必死无疑的政治障碍百般凌辱折磨，只能证明武则天身上有虐待狂的血质。而一个皇帝听认一个女人把曾经同床共枕的结发妻子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说明他要么昏庸至极要么身不由己。就算强加在皇后身上的所有罪名都是真实的，也应该让她体面地去死，怎么能够砍断手足泡在酒缸里呢！
　（二）、从“二圣临朝”到南周王朝
　　武则天实现第一目标后，接着追逐第二个目标——权力，尤其是无限权力。李治在位时得了一种怪病，头部经常剧痛，双目不能睁开，不能及时有效地处理政务。聪明热情的皇后因此成为李治的政治助手，她的果敢风格和独到见解令李治心悦诚服，他慢慢把更多的政务交给她办理，自己乐得快活轻松。当李治对她的政治才干有充足的信心时，就让她接见大臣直接参政。夫妇二人同时出现在金銮殿上听取大臣报告，并由则天裁决，政府官员称她们夫妇为“二圣”，政府的控制权遂无声无息地滑到武则天手中。武则天需要的就是李治这样不生不死痛苦地活下去，使她有充分的时间利用李治的威权来铲除反对她的人，同时埋伏下自己的力量。褚遂良、长孙无忌等无老旧臣死的死贬的贬，许敬宗等支持武则天的新秀则被破格提拔重用。等到李治发现这个皇后的政治野心有可能伤害李唐王朝的根基而企图对她加以限止时，李治已力不从心。
　　武则天生了四个儿子，长子李弘和次子李贤较有能力，李弘被立为太子。武则天要想取得无限权力，就必需首先排除有能力的儿子，身为皇太子的李弘首当其冲。如果不是李弘在二十四岁时适时地“病死”，他的下场绝对不会比李贤更好。尽管李弘对外宣传是病死的，但民间确信他是被母亲毒死的，因为李弘的死期正是母子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之时，且李弘是在吃了母亲赐给的饮食后病情转重的。李弘死后，次子李贤继任太子，即历史上著名的“章怀太子”。因为他比李弘在政治上更有能力和热情，所以他的下场也更为悲惨，一个巨大的阴谋在母亲的导演下已悄悄地在他的四周张开。当武则天布置成熟时，诬以谋反的罪名飞到了李贤的的头上，他失去了太子职位，被流放山高林密荒僻穷困的巴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李贤谋反纯是莫须有的罪名，因为那时李治死期将至，李贤又是太子，皇帝宝座指日可待，他实在没有谋反的必要，只有智商等于零且神经又不正常的人才会那么做。问题是在权力人物蓄意布置的阴谋下，不在乎你是不是真个谋反，只要当权者坚持你谋反就行了，剩下的就是要你承认强加在你头上的罪名。
　　李治做了三十五年的皇帝，在武则天对他的忍耐达到极限时才离开人世。在最后的几年中则天对僵卧在病床上不生不死的丈夫厌恶入骨，但她能够控制自己，没有谋杀他，这是她超越其他权力女人的地方。李治死后，三子李显继承大统，居丧期间由母后摄政。李显那时年轻气盛，有限的阅历和膨胀的激情使他无视哥哥的教训，轻率地任命岳父韦玄贞当宰相，企图利用妻族的力量来帮助他从母亲手中夺回
本应属于他的权力。他在政治上不是母亲的对手，则天紧紧地抓住韦玄贞这件事大做文章，说李显已无人主之望，企图把天下交给韦姓戚族。这个罪名足以赢得大臣的共鸣，因为他们不能容忍自己的成果被一个靠裙带关系一朝得宠的暴发户分享或独吞，结果李显只过了三个月的皇帝瘾就被废黩，被流放到比巴州更为边远蛮荒的房州，在地方官的监督下闭门思过。这时偿够了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的李贤在流放地作了一首诗：“种瓜兰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少，再摘使瓜稀，三摘还犹可，四摘抱蔓归”，诗中的讽意明眼人一看即明。武则天看到这首诗后，不但没有半点感动，反而怒不可恶，即刻派朝庭敕使赶赴巴州威逼儿子服下了足以药杀九头牛的毒酒。李显不能承受这个打击，一直在恐惧中苦度年华，一见到朝庭敕使就魂飞天外，有几次恐惧得想自杀，那滋味比死还要难受一百倍。两位哥哥的遭遇把四子李旦身上本来就不多的那点政治热情吓到爪哇国去了，当了皇帝也形同木偶，一切听凭母后处置，他在位最经常的动作是点头，说得最多的两个字就是“好”和“行”。武则天还不满足，因为她虽然手操人主之权，但只有黑市地位，她的最终目标是名正言顺的皇帝。七年后武则天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把傀儡皇帝李旦一脚踢开，自己坐上皇帝宝座，建立自己的“南周王朝”。
　（三）、任用特务和酷吏打击异己
　　武则天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女人，拥有比男人还要杰出的才干和智慧。她苦心孤诣二十八年才当上皇太后（这是权力女人的前提），再苦心孤诣七年才当上皇帝。在那个时代，可以想象得到，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她，李姓皇族和政府官员以及儒家学派礼教社会，无一不拒绝一个女人担任皇帝。所以武则天无法用理性的手段来保护她的王朝，无奈之余只好采用冤狱手段，任用酷吏和酷刑，作大规模表面合法的屠杀。凡是反对她的人，或被认为有可能反对她的人以及酷吏因为一己私利所网罗的人，一律用法律判决他们谋反，连同家族一并处斩。武则天前后共屠杀了李姓皇亲贵戚几百人，文武大臣数百家，被殊连的臣民则成千上万，南周王朝一时间成了恐怖世界。
　　为了扩大打击面，武则天鼓励臣民告密。她在首都设立了一个铜匦，专门收受四方告密的信件。首都以外的百姓有去京城检举某某人和某某事，地方官必须按五品官的待遇把他送到京城，武则天有时还亲自接见这些告密者。一时间告密陷害成风，臣民人人自危，灵魂卑污的人在全国各地对正派人大打出手。喜欢告密打小报告的人都是一些心灵阴暗的小人，这帮人检举告密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灵魂深处那些见不得人的欲望，听信他们的话一定利少弊多。但武则天并不这么认为，她认为臣民一旦养成告密的嗜好，全国就在她的密切监视之下，各地一有风吹草动就会马上报告到她那里，所有不利于她的思想和行动要么胎死腹中，要么被及时镇压，丝毫也意识不到此举会毒害臣民的灵魂，会对她的王朝造成长久深远的负面影响。
　　为了审理那些告密的案件，武则天大量任用酷吏，前后一共任用了二十三人，其中最有名的是来俊臣、索元礼、侯思止、周兴四人，这四人每人都杀了几千人。酷吏都是些自私冷血没有任何人情味的人类渣滓，以折磨迫害他人为最大的快乐。犯人到了他们手里不可能得到半点同情，更不用指望他们会为你伸冤。他们发明使用的酷刑花样百出灭绝人性，每个都有一个美丽香艳的名称，充分表示对人性尊严的摧残和戏弄。象“凤凰展翅”“仙人献果”“玉女登梯”等刑罚别看名字好听，身受者除了死亡和招认外没有其它出路。当酷吏的滥杀无辜引起社会的动荡时，武则天就杀掉个把酷吏来平息社会的愤怒，同时任命一个新的酷吏来继续她的冤狱政策，过一段时间又把这个酷吏当作替罪羊杀掉。当来俊臣被正法时，长安市民争食其肉，没多久就只剩一架骨头，可见臣民对他的仇恨之深。
　　（四）、识人之聪和纳谏之量
　　武则天的邪恶统治之所以能维持那么长的间，主要的原因在于她拥有两样普通女人所不具备的长处，那就是用人之明和纳言之量。她很善于发现人才，一旦发现之后又马上破格予以重用，结果南周王朝的人才比英明神武的李世民大帝建立的“贞观王朝”毫不逊色。象她任用的宰相杜景俭、狄人杰、魏元忠、张柬之和姚崇都是一代名臣；边将郭元振、娄师德也是一代人杰。武则天正是利用这些人攘外安
内，建立一定的文治武功，有效地平衡了她的残暴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使社会在她统治时期内没有造成大的震荡，社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武则天的纳谏也是人所共知的，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她有李世民的遗风。臣民对她的劝告和建议，无论措辞多么逆耳难听，只要她觉得有道理就虚心接纳；实在不能采纳（如对武则天情夫的指控）也不对提谏议的人加以打击。这对于一个天性喜欢听好话的女人更为难能可贵。
武则天的私生活据传说可以与俄国的女少皇凯撒琳媲美。她在六十多岁时因宠爱薛怀义，教他入寺为僧，以出家人的名义入幸禁中。她到七十多岁的时候又以美少年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傅粉施朱衣锦绣服”和她及女儿太平公主燕居作乐。司刑少卿桓彦范上疏弹劾他们，指出“陛下以履恩久，不忍先刑；昌宗以逆乱罪多，自招其咎”。自谓履恩即系鬃发与趾泽间的情爱。武则天置而不问也不追究进谏人。还有一位右补阙朱敬则的疏则更是唐突，引用外间传闻对武后的批评更为猥亵，她则批答：“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赏上疏人彩缎百匹。
武则天的成功一半由于在高宗时做天后所集下的威势，另一半归功于她实际了解到官僚机构的真正性格。皇帝是文官集团的主席，他（或她）以理想上的至美至善造成神话的传说，用为操纵大权的根据。既为神话则没有人能对之十分认真追究。只是百官都以假为真，或在半假半真之间捧承这出发点，即给绝对皇权以神道的支持，则已使之无可疵求，不能侵犯。她以“河图洛书”的神秘安排，“万岁通天”等响亮的年号，再加以“齿落复生”等不会老的奇迹，去培养前述神话。另一方面她也坦白承认归根到底传统政治的真面目，则不外实力。她对吉项说出制马有三物：一铁鞭、二铁过、三匕首。鞭之不服则过其首，过之不服则断其喉。就此她也承认她自己对付不易掌握的臣下所采取的野蛮手段。
　　武则天当政的后期遇到了和吕雉同样的困惑，那就是她没有能力解决她的继承人问题。如果把帝位传给儿子，帝位本就是夺自儿子的，不过物归原主，南周王朝一定消灭。如果传给侄儿，当然可以保存南周王朝，但在感情上儿子总是血亲。在政治上，再能干的女人也不及男人果敢，武则天一直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唯一的办法就是命李姓子弟和武性子弟在神庙中盟誓互相友爱，就象命令为了一个美丽女人走上决斗场的情敌放下武器握手言和一样。就在武性戚族暗中庆幸对方已被自己的旦旦誓言所打动时，忠于李姓的宰相张柬之发动宫廷政变，杀了武则天的两个性奴隶张易之张昌宗二兄弟，把她逐回到皇太后应该居住的上阳宫，迎接中宗李显复位。武则天当时已八十二岁，受不了一生中的最后一击，回到上阳宫后即一命呜呼。中宗李显在经受一连串的打击之后已锐气尽失，没有勇气和能力对自己的政敌进行报复，直到十年后他的侄儿年轻刚强的李隆基继位，才对武姓戚族作最后的清算。武姓戚族因为武则天这个女人付出了血流成河的代价。
　　四、最臭名昭著的权力女人——那拉兰儿
　　那拉兰儿即慈禧太后，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权力女人，执政的时间长达半个世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差一点在她手中万劫不复。
　　那拉兰儿是清王朝咸丰皇帝的婢女，因生了儿子载淳才在名义上擢升为嫔妃。一八六一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皇帝逃往热河，在行宫中被外国使节进驻北京并要他接见的停战条款活活气死。年仅六岁的载淳继任帝位，那拉兰儿名正言顺地当了皇太后，谥号“慈禧”。但那拉兰儿并没有多大的权力，因为咸丰皇帝在病床上托孤，遗命两位亲王载垣、端华和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辅佐年幼的皇帝，共同掌握朝政。那拉兰儿有强烈的权欲和疯狂的政治野心，不论容忍自己被排斥于权力核心之外。她性格刚强精于权术，又有美丽少妇特有的优势，很快在八大臣之外结成以自己为核心的阴谋集团，集团的急先锋是留守北京和英法联军谈判的全权代表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奕讠+斤 。阴谋布置成熟后，那拉兰儿在北京故宫发动宫廷政变，忠于她的军队逮捕了八位顾命大臣。载垣、端华、肃顺被绑赴刑场砍头，剩下的五位大臣贬为庶民流放蛮荒。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忠于那拉兰儿的臣僚进入了权力中心，少年亲王奕 讠+斤 升为摄政王，那拉兰儿则垂帘听政，实权掌握在她的手里。这一切距她丈夫的死亡只有两个多月，攻势之凌励威猛令人咋舌。
　　慈禧太后当权后的所作所为，对当时正在西方文明国家蓬勃兴起的女权运动无忌是一个尖锐的讽刺。她除了拚命荒唐享乐外，几乎全部精力都用在伤害她的帝国上，好象她与自己的帝国有血海深仇，不把它推入万丈深渊就是和自己的良心过不去。她的倒行逆施罄竹难书，不可能也没必要一一列举出来，下面只把对中华民族有深远危害的恶行简要概述一下。
　　一是自强运动和甲午中日战争期间，那拉兰儿挪用海军经费一千万两，用于修建豪华盖世的颐和园和庆祝她的六十大寿。中日两国海军在大东沟进行第一次决战，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号发射第一炮时，那个年久失修，早就锈烂了的舰桥被震断裂，舰队司令丁汝昌和英国顾问泰乐尔被双双抛到半空而跌到甲板上，失去了指挥能力。结果号称世界第七大海军强国的中国竟被屈居第十二位的卓尔小国日本击败，曾经煊赫一时，作为自强运动结晶的北洋舰队灰飞烟灭。日军占领了朝鲜和辽东半岛，在辽东半岛的旅顺，日军对中国人进行灭种式的大屠杀，除了留下三十六个人掩埋尸体外，老人、妇女和儿童无一幸免。战后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中国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其中三千万两赎辽费）。这一次出人意料的全胜大大地刺激了日本人的胃口，一直被小日本人视为庞然大物的中国竟被他们想象的要虚弱得多，于是把中国作为主要的侵略目标而列入它的狞猎名单。随后的半个世纪，中国受尽了日本的荼毒，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军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南京，屠杀了三十七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旅顺的惨剧又一次在中国重演。
　　那拉兰儿的用人原则是贿赂和阿谀奉承，才能和德行则被抛到一边，这从北洋舰队的指挥官在战争中的丑陋表现可见一斑。丰岛海战时，操江号护航舰携带二十万两军饷投降。大东沟海战时，总司令丁汝昌下令舰队作一字形迎战。副司令兼旗舰舰长刘步蟾发现若按此队形应战，旗舰定远号恰恰位于最危险的前端，将第一个受到炮击，于是他在传达命令时，竟改为人字形雁阵，使定远号位于他认为比较安全的最后方中央位置。威海卫战役期间，在日军攻陷要塞炮台，北洋舰队暴露在自己岸炮威胁之下，已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来远号和威远号两舰舰长晚上仍照常上岸嫖妓，结果两舰当晚被日军偷袭击沉。到了最后关头，司令部所在地的刘公岛发生兵变，要求司令丁汝昌“放他们一条生路”，英国顾问瑞乃尔建议丁汝昌凿沉剩余军舰，士兵徒手投降。丁汝昌采纳，下令沉船，可那些舰长们唯恐沉船后会触怒日本人，拒绝执行命令。丁汝昌又打算率领各舰突围，更没有人理他，丁汝昌只好服毒自杀。拒绝沉舰又拒突围的舰长之一程璧光率先乘着悬挂白旗的炮艇出港，向日本舰队投降。日本海军在俘获北洋海军的舰只后实力大增，对中国构成更大的威胁。让这些没有任何原则的酒囊饭袋来指挥现代化舰队，别说第七大海军强国，就是第一大海军强国也只有失败的命运。
　　二是阉割了戊戌变法，使中国失去了一次巨大的机会。一八九八年，年轻有为天良未灭的光绪皇帝任用维新派志士康有为，下令在中国实行日本明治维新式的政治变革，将中国推向励精图治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的自强轨道，使中国在短期内超越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东亚巨人。只知道玩乐没一点责任心的那拉兰儿无法理解光绪皇帝的良苦用心，就象小学生不能理解大学生的课程一样，她在那些只知道贪污弄权烂污无聊的官僚政客的鼓动撺掇下回宫发动政变，把康绪皇帝囚禁，下令逮捕维新党。维新派志士“戊戌六君子”被押上断头台砍头示众，康有为、梁启超亡命国外。足以使中国成为世界巨人的变法运动就这样被这个老太婆淹没在血泊之中。戊戌变法的失败对中国是致命性的，执政府自此失去了自我解救的职能，为了推翻那些垂死待毙的执政府，中国人重新陷入了血流成河的革命和内战，对生产力造成巨大的破坏，使社会的发展停滞，造成中国一百年的落后，这一百年恰恰又是人类文明史上最至关重要的一百年，就象百米赛跑时最后的冲刺一样，结局是关键性的。一百年的落后，才是那拉兰儿无与伦比的罪恶。
　　三是利用义和团向世界宣战，招来八国联军对中国报复性的军事打击，使中国差一点被瓜分。
　　戊戌变法使那拉兰儿认为光绪皇帝罪在不赦，决心把他推下宝座。她知道清政府已不能一意孤行，这件大事必须试探外国的态度。试探的结果是各国对光绪皇帝有很好的印象，强烈反对她另立新君。那拉兰儿于是想到谋杀，每天命御医进宫给没病的皇帝看病，一面传出消息说皇帝病情沉重。各国公使一致表示关切，各省重要官员也纷纷要求保护皇帝，谋杀阴谋只好取消。这时那拉兰儿又看到转变为保皇党的康有为、梁启超在日本发表把她骂得狗血淋头的言论，老太婆因此把外国人视为眼中钉，但她束手无策，国为她王朝的军队没能力为她挽回尊严。就在那拉兰儿咬牙切齿之时，守旧派官僚向她报告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说山东直隶民间有一个专门对付外国传教士的武装团体“义和团”，发明了专门对付洋枪洋炮的“金钟罩”“铁布衫”，一旦念动咒语，身上就象裹上了一层钢甲，刀枪不入。用简单的咒语代替艰苦的科学发展，用不伤害既得利益的法术代替革新变法，就可以转弱为强，发生奇迹，正是腐烂透顶的守旧派人士最听得进去的消息，那拉兰儿兴高彩烈地听进去了。
　　一九００年，那拉兰儿命义和团开进北京，亲自接见他们的领袖曹福田。曹福田向老太婆保证，他
的法术可以把天下的洋人杀光。我真不明白当时老太婆为何不把他的法术验证一下，只要下令向念动咒语的法师的耳朵开枪就可揭穿刀枪不入的鬼把戏。我猜想老太婆可能是怕惊醒自己的白日梦，一旦证明法术不管用，她最后的希望也就破灭了，那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所以不如蒙上眼睛塞住耳朵说服自己相信。义和团在老太婆的支持下，开始对外国人大开杀戒，外国人很少能逃得性命，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不仅外国人，凡是信基督教的中国人，以及跟西洋事务有关的中国人，如带西洋眼睛的人和没有辫子的人同样恶运当头。跟西洋有关的东西如洋楼、铁路、电线也都被焚毁。最为痛心的是戊戌变法时残留下来的维新派人士也作了刀下之鬼。外国人只杀了几千人，可中国人却杀了五十多万人，且有不少是中国的精英人物。
　　五月二十四日，那拉兰儿认为时机成熟，下令正规军和义和团联合进攻集中在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屠杀所有的外国人。第二天，那拉兰儿下诏向世界所有跟中国有邦交的国家宣战。
　　这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荒唐的政治行动，世界各国最初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等到证实真有其事时，其震骇惊愕可想而知，这时要想不作出反应已经不行了。德皇威廉二世宣称他要用对付野蛮人的手段对付中国。于是，英、法、美、德、意、奥、日、俄等国组成著名的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去拯救被围困的使馆，。其实各国使馆并没有被陷落的危险，他们虽然只有四百人守卫，且没有重武器，但清政府正规军和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数万人都无法攻破。这样的武装力量是阻挡不住八国联军的，北京很快陷落，义和团逃散，无辜的平民则成了杀红了眼的外国军人报复的对象，至少三千万以上的无辜国民家破人亡，痛苦无告，北中国成了尸山血海。
　　更大的灾难出现在东北，当八国联军向北京挺进时，俄国突然出动大军向东北三省发动大规模的入侵，只七十天便占领了面积达一百一十余万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八国联军的报复是血腥野蛮的，但我们不能只责怪外国人，当时在外国留学谋生的中国人比在中国的外国人要多得多，当中国人对境内的外国人格杀无论时，英、法、美、日等国并没有依样画葫卢对境内的中国人进行报复性的屠杀，仅只这一点就说明他们的文明程度比当时的清政府要高一些。
　　北京陷落后，那拉兰儿成了丧家之犬，卑躬屈膝地向八个国家摇尾乞怜，各国反应冷淡，他们再度密议乘这个机会把中国瓜分，天老爷保佑他们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否则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将就此分崩离析，并且永远失去了再次统一的机会。
　　那拉兰儿在一九０八年结束了罪恶的一生，死前把长期囚禁的光绪皇帝毒死了。她当政四十七年，把她的帝国推到了悬崖边上，三年后跌下了万丈深渊。
　　纵观上面四个权力女人的罪恶行径，我们很容易得出下面的结论：要么女人不适合政治；要么外国女人比中国女人高明，中国永远也不可能出现伊丽莎白和撒切尔夫人那样杰出的女政治家。单单从中国历史上的权力女人来看，这个结论是有根有据的，她们干政的后果是把中国推向苦难的深渊；但如果回过头来看一下这四个权力女人掌权的凭借，就会发现上面的结论未免有失偏颇。这四个女人都是靠色相取得权力的，而利用色相来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女人无论多么聪明，灵魂肯定是污浊的。因此这四个权力女人并不是女人中的优秀人物，她们掌权后自然作不出什么出色的政绩。如果古中国的政治大门不对女人关闭，使优秀女人能够通过理性的途径进入权力中心，我相信她们能够取得和男人一样的成就，中国也一样能够出现撒切尔夫人那样杰出的女政治家。设想一下二十世纪初期的鉴湖女侠秋瑾若是执掌中国，中国也许能象巨人一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００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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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女人对历史的冲击力
（历史在这里哭泣系列之七）
一
　　纪元前七世纪后期，周王国的封国陈国举行了一桩盛大的婚礼，未婚夫是陈国政府高级官员夏御叔，未婚妻则是郑国的公主，国君姬兰的女儿。历史学家不知道她的乳名，只知道她嫁给夏御叔后按当时的习俗从了丈夫的姓，改名夏姬。她是一个美艳绝伦的女人，和同时期的西腊美女海伦有着同样的魅力，使智力正常的男人陷入全体的疯狂。二人在当时已知世界的东西两端各自引发了一场影响世界命运的国际战争。海伦引发的伟大的特洛伊战争和以此为题材的宏篇史诗《伊利亚特》是世界文学宝库中最脍炙人口的故事之一，战争的起因是特洛伊王子拐走了西腊王妃海伦，战争的结局是特洛伊王国的毁灭；夏姬不但毁灭了她的家庭和她的国家，还使当时的超级强国楚王国陷入不可挽回地衰落。她的沧桑经历，和因她引起的国际战争以及对历史的冲击力比海伦毫不逊色。
　　夏姬的惊人美丽不是仓白的语言能够形容出来的，反正无论怎样精明强悍的男人在她面前都会丧失力量和理智。她的丈夫夏御叔就是一个孔武有力的男人，娶了一个如此美丽的妻子，可以想象他的心灵是不可能得到片刻安宁的，结果他以比别的男人快五十倍的速度衰老下去，两年不到就横死在牡丹花下，留下一个还在襁褓中的儿子夏征舒。夏姬正值芳龄就成了寡妇，当然是世界上最年轻美丽的寡妇。寡妇门前是非多，尤其是象夏姬这样美丽的寡妇要想不惹是非是不可能的，几乎所有心理不健康的男人都在她身上打主意，条件许可的则积极行动起来，就象苍蝇闻到血腥味一样一窝蜂地聚集到夏姬的门前。大凡美丽的女人都有崇尚虚华的毛病，有如此多的男人献殷勤一定心里很受用，夏姬正乐滋滋地欣赏那些臭男人为了她大打出手，并把胜利者拉到自己的床上作为对他的奖赏。最后的胜利者属于陈国的两位高级文官孔宁和仪行父，他们成了夏姬的长期情夫。这两位本来要进行生死决斗的，多亏一位高人及时提醒他们，说夏姬不是一个男人满足得了的，于是两只斗鸡握手言和，共同享受夏姬的肉体，有时两男一女还同睡在一张床上。
　　孔宁和仪行父的空前好运令那些失败的的男人嫉妒得发狂，他们适时地把二人的桃花运和夏姬的美貌送到二人的顶头上司陈国国君妫平国的耳中，使伪平国也加入了嫉妒者的行列。为了平息心中的嫉妒，妫平国不断找二人的岔子，并威胁说要杀掉他们。当二人得知自己的危险和国君发怒的原因后，无可奈何之余只好忍痛割爱，积极在国君和夏姬之间牵线搭桥，让妫平国也参入进来分一杯羹。夏姬是一个虚荣浅薄的女人，自然不能拒绝国君的情意，于是她的床上睡了三个男人。当妫平国企图利用职权除掉孔宁、仪行父独占夏姬时，也遇到了二人当初同样的困惑，于是心平气和地和自己的部下分享一个女人，并且多数时候还是同时分享，即三男一女同睡一张床。
　　夏姬能够和三个男人同时调情作爱，说明她容貌的美丽的心灵的丑陋是同等的。这样的女人要想不给她的亲人和她的国家带来巨大的伤害是不可能的。首先受害的是她的儿子夏征舒，这个淫荡女人在和情夫调情作爱时居然不回避自己的儿子，使夏征舒蒙受了极大的羞辱。随着夏征舒一天天长大，他心中的痛苦也在一天天加深，更糟糕的是，三个奸夫当面戏谑夏征舒象他们的共同儿子，把一个男人的忍耐加速度地推向极限。纪元前五九九年，夏征舒把正在寻欢作乐的国君妫平国杀死在母亲的床上，孔宁、仪行父从狗洞里钻出来逃得性命。二人在陈国不能立足，就跑到当时最强大的楚王国向五霸之一楚庄王告恶状。楚庄王本来是一个英明的君王，否则他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社会也当不了霸主，但一面之辞有很大的扇惑性，即使是最脱离常识的谎言也能一度蒙蔽聪明人的耳朵,所以才有“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一说。楚庄王也听信了二人的一面之辞，而且逢上他正要展示他的霸权，而声讨“乱臣贼子”恰是一个理想的发动战争的堂皇理由。于是他调动大军去陈国讨回“公道”，弑君的青少年夏征舒被逮捕，在他母亲面前被酷刑处死，情形惨不忍睹，他的母亲面对那样的惨状居然没有精神失常真是怪事。夏征舒死后，跟着遭殃的是陈国，楚庄王并没有在陈国另立新君，而是把陈国取消，土地和臣民并入楚国的版图，可见讨伐叛逆不过是一个漂亮的借口。
　　夏姬的美貌使庄王心猿意马，任何一个正常男人见了美艳性感的她是不可能不动心的。尽管她那时已三十多岁，可看上去仍象一个情窦初开含苞待放千娇百媚皮肤白里透红的妙龄女郎，男人一见就恨不能一口把她吞下肚去。楚庄王也顾不得什么帝王的尊严了，准备把她带回皇宫。他的智囊巫臣斗胆向他提出警告：“大王仗义兴兵，全世界谁不尊敬。如今却把祸首收作妃子，人们就会抨击你贪色好淫，恐怕对霸权有不利的影响。”若是别的君王听了这样的逆耳忠言一定会大大地不以为然，心想一个女人怎会有如此大的利害关系，就算是有，也先把这个绝色丽人享受一下再说，只要能风流快活，楚国当不当霸主关我何事。但庄王毕竟是庄王，一个靠自身努力当上霸主的庄王一定比普通君王有一些过人之处，他认为巫臣的话有很深的道理，十分感服地接受了那句极不顺耳的话。王子熊侧也被夏姬的美貌弄得神魂颠倒，请求父王把夏姬送给他作偏房，巫臣又阻止说：“这女子是不祥之物，为了她已死了一个国君，灭了一个国家。如果娶她，一定会给王家带来祸患。”爱子深切的楚庄王深以为然，断然拒绝了王子的涕泣请求。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下面所要述说的故事，谁也不会怀疑巫臣是一位直言敢谏一心为国的大忠臣，只有熊侧看出了他的私心。也许是恋爱中的男人比常人更为敏感的缘故吧，他发现巫臣看夏姬的眼睛燃烧着火焰。他当着父王的面回击巫臣：“我不要她可以，但巫臣也不能要。”巫臣用一种委屈万状的声调说：“这是什么话，我怎么会有这种邪恶的念头，我只是一心为我们的国家。”可见那些别有用心的念头都是用冠冕堂皇的词藻表现出来。这时庄王的另一位武将连伊襄老碰巧死了妻子，庄王就把夏姬送给他作续弦。连伊襄老的前妻留下一个儿子，刚好到了思慕异性的年龄，睹然看见继母那性感的身段和挑逗的眼神，半边身子已经酥了。连伊襄老一出门，这对狗男女便抱在一起滚到了床上。
　　连伊襄老在夏姬的怀中只疯狂了两年，就和夏姬的第一个丈夫一样一命呜呼，不过他这次不是死在病床上，而是死在战场上，尸体朝天躺着，眼睛睁得大大的，象是呼唤上天为他解答一个不能公储于世的难题。据说那天连伊襄老从喝多了酒的战友口中得知家里的丑事，眼睛瞪得象铜铃一样，拿起长矛孤身一人冲向敌阵，被敌方的乱箭射死。
　　连伊襄老阵亡后，夏姬跟嫡子私通的丑闻在楚国电闪一样地传开了，她成了过街的老鼠，众人的唾沫都快在她的门前汇成一条小溪，在首都郢都实在住不下去了，只好蒙上面纱返回她的娘家郑国。但郑国宫廷不愿接纳这个臭名远扬的亲人，下令城门守卫不许她进城。被爱情折腾得丧失理智的巫臣发现机会来了，派人通知郑国国君姬坚迎接他的姐姐，姬坚自然听从霸主国的命令。命运象母亲照顾婴儿一样照顾着巫臣，纪元前五八九年，晋国与齐国在鞍邑（山东历城）会战，齐国大败，向楚王国寻求同盟。庄王派人去齐国缔约，巫臣自告奋勇前往。纪元前五八四年，巫臣出发，却在经过郑国的时候，宣称奉了楚王的命令前来跟夏姬结婚。那时没有现在的通信设备，信使假传圣旨在短期内是无法核实的。国君姬坚正想把这个招惹是非的祸水推得越远越好，欣然为他俩举行婚礼。巫臣得到夏姬后，连齐国也不去了，缔约的事更抛到脑后，他知道不能再回到楚王国，就带着夏姬双双投奔楚国的敌国晋国。巫臣是楚王国有名的智囊人物，以富于谋略闻名国际。晋国大喜过望，把他当作上宾招待。巫臣为了夏姬，想千方设百计，辗转曲折，终于达到目的。
　　我们假设夏姬第一次结婚时十六岁，儿子夏征舒十六岁时杀死妫平国。那么纪元前五九九年她已三十二岁，到五八四年跟巫臣结婚时，至少有四十八岁。一般的女人到了这个年龄已是招人讨厌的半老徐
娘，可夏姬仍能使楚王国的一流谋士痴心不改，为了她出生入死背井离乡家破人亡，真是一个不平凡的可怕女人，不仅仅是驻颜有术而已。
　　巫臣跟妫平国一们，也付出了可怕的代价，王子熊侧和巫臣的另一位政敌熊婴齐，在巫臣娶了夏姬后妒火中烧，把巫臣留在楚王国的家族不分男女老幼全体处斩。噩耗传到晋国，巫臣痛苦得发狂，他撕裂身上的衣服，倒在夏姬怀中失声恸哭，夏姬则象哄小孩一样拍着他的身子安慰他。巫臣痛心地写了一封信给二人说：“我固然有罪，但我的家族是无辜的，他们并没有背叛国家，你们如此屠杀，我要使你们马不停蹄地死在道路之上。”两位王子对巫臣的警告嗤之以鼻，他们低估了巫臣的智慧、能力和复仇的决心。
　　本世纪初期，楚王国的东南角发生了一桩不起眼的事，太湖之北的吴部落酋长吴寿梦把他的部落提升为吴王国，自封为第一任国王，定都梅里（江苏无锡）。这件事当时没有引起中原那些古老王国的注意，因为这个新王国十分落后，作战时军队仍停留在赤身露体的阶段，近亲通婚和三代同房睡觉的现象则十分普遍。这样落后的王国在百年之内应该不会对中国有任何影响。只有巫臣看出这个新兴的王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无比价值，因为这个王国位于楚国的后方，如果强大起来将对楚王国构成致命的威胁。而楚王国的后方一直是高枕无忧的，这也是他优越于其它任何一个王国的所在，所以楚王国能够集中力量问鼎中原，而其它王国在对付楚王国的挑战时还要留相当大的兵力来防备来自后方的威胁。楚王国的疆土很大，一旦吴王国和楚王国处于战争状态，陷于两线作战的楚王国将在国土的东南和西北两端调动军队，两地相距一千五百公里。别说远水救不了近火，军队经过这么长距离的急行军也会失去战斗力。巫臣向晋国政府献出“联吴制楚”的战略，晋政府立即接受，派遣巫臣的儿子巫狐庸率领一个军事顾问团，前往吴王国教授他们加强政府的组织和训练他们的军队现代化——如何使用马匹、战车、弓箭和各种战略战术。吴王国在晋国的资助教导下很快强大起来，不但阻止了楚王国的东进，更成为楚王国背后的致命敌人，楚王国第一次面临本土有被攻击的威胁。
　　十年之后，用新式装备和战术武装起来的吴王国开始向楚王国用兵，而且保持连续不断的攻势，使楚王国每年都要出兵七八次之多。吴王国刚脱离原始部落阶段，国民思想单纯，花花肠子少，作战时只知勇往之前，不象楚王国已暮气深沉，军队一边在对外作战一边在心中打自己的小九九，结果貌似强大的楚军团反而败多胜少。吴王国的疆界一步步地向西推进，楚王国边界的三个军事重镇相继陷落，东南边境全部残破。这时晋王国乘机向楚王国发起军事攻势，两国大军在河南鄢陵决战，被吴军团拖得筋疲力尽的楚军团一战即溃，兵团司令熊侧惭惧自杀。另一位王子熊婴齐运气也好不到那里去，他死于跟吴王国一次战役后的路上，楚王国的力量被消耗殆尽。
　　楚王国并没有因两位王子的死于非命而从噩梦中复苏，更大的灾难在等待着他。本世纪后期，楚国更大的一位英雄人物伍子胥被楚王逼反，他逃到吴王国，被吴政府任命为军事总参谋长。这时吴国在巫狐庸的教导下已经强大起来，他手中有了回国复仇的资本。纪元前五０六年，伍子胥率领巫狐庸一手训练成的吴军团向楚王国发动历史上空前的大规模军事总攻。楚军团溃败，首都陷落，楚王逃往外国，来不及逃走的王后和所有高级官员的妻女全部沦为吴军的性奴隶。
　　这都是夏姬的美丽惹的祸。
　　二
　　下面再介绍另两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美丽女人——西施和杨玉环。她们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是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围绕她们的诗词歌赋和电影戏剧足能装满一火车皮。
　　西施的故事紧接着夏姬的故事，但对中国历史的冲击力比夏姬要强大百倍。吴王国征服了当时的超级强国楚王国，在中原那些古老王国中引起的震荡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开始认真对待这个穿着奇异服装
说着奇异语言没有任何文化根基的蛮族国家，用最高级的礼节迎接他们的使节，派出一个又一个的考察团去吴王国寻求他们一夜间暴发的秘诀。吴王国一夜间成为当时已知世界最强大最受尊敬的国家。
　　就在吴王国的国运如日中天之际，就象当年楚王国的东南角发生了一桩不起眼的事件一样，他们的东南角也发生了一桩不起眼的事件。居住在钱塘江流域的越族在他们杰出的酋长姒勾践的领导下建立国家，姒勾践自封为第一任国王，宣称自己是夏王朝开国君主姒文命的后裔。实际上他们比吴民族距中国文化更远，血统也更不相干，使用一种比吴王国更难懂的鸟语，过着一种更奇异更野蛮的风俗习惯生活，是一个完全没有被文明冲击过的草昧部落，因为他们和文明的中国隔着另一个野蛮的吴民族，来自中华文明的影响被吴民族从中隔断。
　　姒勾践对北方那个暴发户发迹的过程有很深的印象，决心用吴王国强大的经验来振兴自己的国家。他发出招贤榜文，企图从智慧的中国尤其是楚王国挖掘人才。这一招果然奏效，没多久就有两位楚王国的民间志士应招前来，他们是后来被证明最杰出的英雄人物范蠡和文种。姒勾践在二人的指导下对政府和军队进行现代化的改革。
　　和楚王国对吴王国的掘起视而不见不同，吴王国在警惕地注视着越王国的动向，当他们得知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国打算走吴王国的老路时，就决定对越王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因为他们深知这条道路的厉害性。就在姒勾践称王的明年，吴军团在他们的英雄国王吴光的统领下进入越王国，在浙江嘉兴和越王国的主力军团相遇，两军展开决战。吴王国这次的运气太坏，越兵团在范蠡的策划下利用老弱军士和监狱里的死囚对吴军团进行自杀性的冲锋，使优越感很强的吴军团动了恻隐之心，结果在尾随于死囚后面的越军团生力军的冲击下溃败。吴光的脚趾中了越军的毒箭，回国没几天就死了。
　　嘉兴会战的胜利对越王国的影响是双重性的，一方面越王国避免了覆灭的命运；另一方面使姒勾践掉以轻心，把富国强兵看得太简单了，错误地认为越王国的军政改革已大功告成，越王国已足够地强大，不用继续作艰苦细致的努力了，一再把范蠡、文种的警告置之不理。结果越王国改革的步子放漫了，宝贵的时间浪费了。吴王国则不同，继任国王吴夫差发誓为父王报仇，他每顿饭都命卫士大声问：“夫差，你忘记杀父之仇了吗？”他肃然回答：“誓死不亡！”两年后，作好了充分准备的吴王国对仇敌发动第二次大规模的进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自以为很强大的姒勾践成了俘虏，被送往吴国作吴夫差的家奴。
　　姒勾践本来要在吴国作一辈子奴隶的，但范蠡的智慧挽救了他，这位忠心耿耿的智囊在姒勾践为奴期间一直陪着他受苦。有一次吴夫差生了重病，他劝说姒勾践尝他的粪便来诊断病情，把吴夫差大大地感动了，下决心把他释放。姒勾践只当了三年奴隶就回到了越国，在范蠡、文种的辅佐下秘密重整军备，积极准备报仇雪耻。但两国国力相差太悬殊了，吴王国是一等强国，越王国充其量只是一个刚刚脱离草昧状态的落后小国，要想在短期跨越那巨大的差距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越王国在前进时吴王国也在前进，吴王国向前跨一步相当于越王国向前跨十步。要想在短期内超越强大的对手，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自己加速前进的同时设法使对手前进的步子停下来，如果能倒退那就更好。要想做到这点谈何容易，吴夫差不是白痴，更何况还有伍子胥那样的超级智囊辅佐他。就在姒勾践一筹莫展时，文种给了他战胜敌人的秘密武器，他劝说越王在国内挑选绝色美女，经过专门训练后送给吴夫差享用。吴夫差是英雄人物，但英雄都过不了美人关，一旦碰上自己所爱的女人，就会沉溺在温柔乡中不能自拔，就没有精力和热情过问国家大事了，就会和那些忠心能干的栋梁之臣日渐疏远。姒勾践采纳了文种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搜罗美女，结果在越溪边上发现了一个名叫西施的浣纱女，她的美貌使初次看见她的男人疑是仙女下凡。文种的计谋奏效了，当吴夫差第一眼看到西施时，就象中了邪似地酥倒在那里，恨不能把她融化进自己的身体。不用说，西施很快把吴夫差的魂勾去了，吴夫差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她，整天围着她的身子打转，时时刻刻都在担心哪一天她会突然飞走。他的全部工作就是如何讨西施的欢心，把国家大事远远地抛在脑后，除了和西施逗趣取乐外不知道还有别的事情要干。西施有一种“心痛”的病，大概就是现代人所称的胃痛。每逢西施病发，就会用手“捧心”，这时她的美丽会增加十倍，连水里的鱼儿也会忘记游动而沉入水底，吴夫差更是魂魄消散，忘记了自己是个国王。那些为吴王国立过大功的文臣武将看到国王把全部精力放在一个无尺寸之功的文弱女子身上，对他们一天比一天疏远，未免心怀怨望，久而久之则由怨生恨，纷纷离开吴王国自谋出路，只有忠心耿耿的伍子胥不识时务，不断在吴夫差耳边说些不顺耳的话，把吴夫差一步步推向疯狂。吴王国前进的步伐停滞了，越王国则在大踏步地前进。
　　为了远离那些多嘴讨厌的大臣，和心上人不受干挠地享受“爱情”，吴夫差特地在姑苏城外建筑一座最豪华的宫殿——姑苏台供西施居住。吴夫差不分昼夜地呆在那里，一连几天不回朝处理政事，吴王国朝野上下成了一团乱麻，国力急剧地衰落下去。越王国军民则在姑苏台的歌舞声中热火朝天地练兵习武，国力蒸蒸日上。
　　伍子胥看到吴夫差这样胡闹下去会招致吴王国的毁灭，不惜老命前往姑苏台重提那些逆耳忠言。吴夫差的忍耐终于达到了极限，象一只被挑怒的疯狗一样狂怒起来，下令这位元老旧臣挥剑自裁，然后把他的尸体投入大河喂鱼。
　　伍子胥自杀的消息传到越国后，经过充分准备的越政府认为条件成熟了，便对吴王国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吴军一战即溃，首都姑苏陷落，吴夫差自杀，临死时用布蒙住脸，因为他既无颜在地下看见忠臣伍子胥，又不忍心看到自己挚爱的女人躺在仇人的床上。
　　吴夫差自杀后，西施失踪了，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
　　三
　　和西施相比，杨玉环的悲剧要更深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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