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但不能看不起皇上。
皇帝：袁崇焕真的连朕也看不起吗？
大臣：也不过是道听途说而已，皇上不可当真，但袁崇焕确实对微臣说过皇上不会打仗。
皇帝：他真的这么说？
大臣：他还说皇太极很会打仗。
皇帝：什么？！
大臣：听说他还私下向后金求和，皇上一定知道这事。
皇帝；我不知道，我能作汉奸卖国贼吗？谁给他这么大权力？
大臣：皇上别生气，你的英明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毛文龙就说过皇上是亘古未有的天才军事家。微臣该死，我怎么提到他了，袁督师会怪罪我的。
皇帝：袁崇焕算老几？你凭什么怕他！
大臣：不只我怕他，满朝文武都怕他，我们都怕成为第二个毛文龙。长此下去，朝中只有袁崇焕没有皇上了。
…………
经过上述那段对话后，袁崇焕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
五
自努尔哈赤中炮身死后,皇太极继承后金汗位。皇太极和乃父一样英明神武，知道在袁崇焕身上讨不到半点便宜，但又不能在没有签订实实在在和平条款的前提下和明政府长期休战。对于一个新崛起的马上民族来说，要在一个综合国力强于自己的竞争对手下生存下去就得不停止地进攻，直到对方被打垮或被迫承认自己的平等地位为止。所以皇太极对明帝国的战略是“以战迫和”，在明帝国不再称女真民族为叛逆和承认后金的独立国家地位之前，满洲兵团就得对明帝国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既然袁崇焕是后金战胜中国的最大障碍，那么就要不惜一切代价除掉他。除掉袁崇焕靠武力是行不通的，因为袁崇焕已被一千次地证明比满洲人更有战斗力；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行反间计，借敌人之手除掉这个强敌。明政府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是行使反间计最理想的对手。
皇太极开始有步骤地实施他的反间战略。
一六三0年，皇太极统率十万大军绕过袁崇焕的防区，越过平地松林进入蒙古大草原，从北面威胁长城的重要关隘喜峰口。明帝国的边防军除了袁崇焕的辽东兵团外，其他边防武装皆不堪一击，边防成了一道纸屏，满洲兵团很轻易地越过长城南下，威胁明帝国的首都北京。明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袁崇焕得知满洲兵团威胁首都的消息，即刻亲统大军千里赴援，来到北京城下时已是人困马乏，但仍不顾疲劳投入战斗，向满洲兵团发起攻击。满洲兵团一看到袁崇焕的旗号，胆气顿时去了一大半，即刻解除对首都的包围，撤军五十里立下营寨。
首都劫后余生，皇帝朱由检又恢复了自信，亲自出城犒劳袁崇焕的大军。袁崇焕请求让兵士入城休息，朱由检竟然拒绝了他；袁崇焕又请求让兵士象另一支赴援的武装一样在外城驻扎，朱由检依旧拒绝。疲惫不堪的辽东兵团只好在城外无险可守的平旷地带露营！前面养精蓄锐且占绝对优势的满洲兵团则对这支武装虎视眈眈。
朱由检的态度使辽东兵团感到自己是一支强盗武装！
立下太功得不到奖赏反而受到盗贼的待遇，一丝不祥的预感袭上袁崇焕的心头。
迫在眉睫的危机一消除，京城的达官显贵不但不感谢使他们转危为安的袁崇焕，相反还纷纷指责袁崇焕应该承担让敌人越过长城威胁首都的责任。在他们眼中，袁崇焕显然是在纵敌玩寇！
喜峰口是蓟州军区的辖地，袁崇焕指挥不了那里的部队，辽东兵团也不能在没得到皇上命令和对方邀请的情况下进入蓟州军区。按常理满洲兵从喜峰口入关袁崇焕一点责任也没有，可朝中的达官显贵认为他有责任，就一定有责任了。
皇太极一直在密切注视明帝国的动向，散布在京城的间谍带来了袁崇焕遭非议的消息，实施反间计的条件成熟了。
当天晚上，皇太极伪造了两封袁崇焕和后金汗国来往的书信，命人射入德胜门和永定门。第二天一大早，太监拾到了这两封书信，然后交给皇帝朱由检。朱由检阅信后大起疑心，尽管两封信伪造得很拙劣，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对方在行反间计。
正午时分，后金兵团向辽东兵团的驻地进发，袁崇焕率军迎敌。两阵对圆，皇太极请求和袁崇焕在阵前对话。两人如约在阵前相会，皇太极象老朋友一样和袁崇焕打招呼，说了几句无聊的散话后就转身离去，边往回走边回头对袁崇焕点头作神秘状。
这一切都被躲在城楼里的朱由检看得一清二楚。袁崇焕通敌的证据确凿无疑！
当天晚上，已成为后金俘虏的两位明帝国监军太监发现帐外两位女真看守在交头接耳，一会儿听到“皇上已和袁崇焕定下密约，后天佛晓献城，袁军作内心……”说完后看守喝酒庆贺即将到来的“胜利”，灌下几大觥几后便酩酊大醉。两位太监剩机逃走，连夜向皇上报告了袁崇焕的大“阴谋”。
这本是《三国演义》里周瑜计赚将干故事的翻版，可朱由检相信袁崇焕通敌谋叛是事实。
第二天早朝，朱由检传诏袁崇焕晋见。袁崇焕一出现在金銮殿就被锦衣卫逮入诏狱。罪名是擅杀“抗金英雄”毛文龙和通敌卖国！
朱由检根本不听袁崇焕的分辩，就下令把袁崇焕千刀万剐！
袁崇焕的部将祖大寿一听说主帅被擒，当即率领部下星夜回师山海关，准备在关上誓师为袁崇焕讨公道。袁崇焕知道这一情况后，主动给祖大寿写了一封信，劝祖大寿要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千万不能在外敌当前时反抗政府。此时袁崇焕已知道他将被自己挚爱的祖国千刀万剐。
英雄的高风亮节让人扼腕叹息！
袁崇焕临刑时，一定想起了他的前辈岳飞。岳飞临刑时朝中官员虽然没有为其鸣怨，可毕竟有一个韩世忠肯说句公道话，百姓也为之落泪。今天满朝文武都在喊杀；满城百性也要生吃他的肉！！！
袁崇焕行刑的最后一天，北京的天空异常灿烂。天道也对日益走向没落的民族失去了信心和耐心，不再用“六月飞雪”示警于人了。
袁崇焕死后，佃农出身的李自成在陕西米脂举起了反旗，八年后进入明帝国的首都北京，皇帝朱由检去煤山上了吊。明帝国的创始人朱元璋也是佃农出身，历史的巧合让人沉思。
然后满洲人入关打败李自成，成了中国的主人。
如果袁崇焕活着，朱由检不会上吊，满洲人也不可能越过山海关一步。
岳飞死后只二十年就平反昭雪，朝廷发还了当年抄没的家产，五个儿子皆拜爵封官。袁崇焕平反时，当时的人没有一个活在世上，袁的后裔也无从查考，就更不用说归还抄没的家产了。这样的平反又有什么意义呢？
二00五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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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武则天——中华文明的“软伤”和“硬伤”
（历史在这里哭泣系列十八）
一
中国历史上一共出现了五百五十九个象样或不象样的帝王人物，绝大多数帝王的名字不为人所闻知。唐帝国实质性的开国皇帝李世民（李渊只是名义上的）是所有帝王中最最优秀的人物，他一手缔造了当时已知世界上最最文明强盛且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贞观盛世”。但李世民并不是现代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帝王，最最家喻户晓的帝王是清帝国第六任皇帝乾隆和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
这是影视剧媚俗炒作的结果！
也许是中国“官本位”文化作祟的缘故吧，今天的剧作家和导演对阿谀最高权力人物——封建帝王有特别的爱好，既使是最最昏庸无道的君王被他们搬到银幕上也成了亲切可爱的人物。今天的中国人几乎每天晚上都可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三个早已作古的历史人物：一是慈禧太后；二是乾隆皇帝；三是武则天。剧作家和导演在拍这三个活宝的马屁时特别下功夫。慈禧太后因为离今天太近的缘故，国人迄今仍能感受到她的恶政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所以虽经剧作家刻意美化，仍无法完全掩饰她的“恶”，结果她在国人心目的形象即使谈不上“坏”也和“好”沾不上边。但剧作家和导演拍乾隆和武则天的马屁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二人几乎成了正义、仁慈、真情和智慧的化身，是今天的中国人最最爱戴的帝王。
今天的中国人几乎都看过拍乾隆马屁的电视剧《乾隆皇帝》、《还珠格格》和《铁齿铜牙纪晓岚》；也看过拍武则天马屁的电视剧《武则天》和《至尊红颜》。在《还珠格格》里，乾隆皇帝不但是英明神武、勤政爱民的帝王；还是仁慈亲善、充满人情味的父亲和至情至信的情人。在《至尊红颜》里，武则天不再是冷酷无情、杀亲害子的女魔王；而是一个痴情重义、宽容纯真为了真情信义可以抛却所有荣华富贵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捍卫“人间至诚”的纯情烈女……
在这些下三流影视剧的炒作下，乾隆和武则天终于成了中国人最最爱戴的伟大帝王！
首先我们来看看乾隆皇帝的风流“伟大”吧：
乾隆皇帝名讳弘历，是清帝国第六任皇帝，在位六十一年之久，禅位给儿子后又作了四年太上皇，是中国历史上掌权时间最长的帝王。弘历有着空前的好运气，他的前辈康熙和雍正留给他的是一个空前富庶强大的帝国，是一个在十年二十年之内“玩不垮”的“铁统江山”。乾隆在位的最大政绩是征服了清帝国的宿敌准噶尔汗国，为清帝国开拓疆土一百九十万平方公里。但准噶尔汗国的覆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乾隆的好运气，而不是因为他的“英明”。如果准噶尔汗国不适时发生为敌复仇式的自杀内战，乾隆皇帝不可能解决他的英雄先辈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征服新疆是乾隆帝王生涯的顶峰，随后他便加速度地向下滑，把全部精力用在伤害他的帝国上，下面的几项暴政对中华文明造成了极为深远的负面影响。
（一）、大兴文字狱，毁坏中华文明的根基。
“文字狱”是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创”的。文字狱的特征是：罪状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满洲人入主中国后，因为满洲民族在汉人眼中属于尚未开化的“野蛮人”（夷狄），因此统治者基于 病态的“自卑心理”，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残酷的暴力摧残汉人的“优越感”，对于汉人的娇娇者——知识分子则摧残得尤为得力。而“文字狱”则是摧残知识分子最有力的工具。清王朝从征服中国的那一天起就兴起“文字狱”，顺治、康熙当政时“文字狱”还只是个别现象，到五任帝雍正在位时则成为一种暴虐的“制度”。在文字狱浪潮中表现得最为癫狂的人物则是乾隆皇帝！这里把乾隆当政时最著名的文字狱列举如下：
一七五三年，乾隆屡次到江南游历，民不聊生。江西抚州千总卢鲁生假借宰相孙嘉淦名义撰写劝止乾隆再下江南的奏章，辞意悲切，全国广为传颂。案发后卢鲁生千万万剐，两个儿子处斩，受牵连定罪下狱的有一千多人。
一七五五年，内阁学士胡中藻所著《坚磨室诗抄》中有诗句“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认为他故意把“浊”字加在“清”字上，居心叵测，处斩。广西省长满族人鄂昌跟胡中藻作诗唱和，在《塞上吟》一诗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认为鄂昌自己就是胡儿，诋毁同类，丧心病狂，下令自杀。
一七六四年，秦州州长赖宏典向北京高级官员请托谋求升迁，信里说“点将交兵，不失军机”，乾隆认为他明目张胆谋反，砍头。
一七七八年，江苏东台诗人徐某早已去世，遗著《一柱楼诗》中有“清风不诗字，何故乱翻书”；“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乾隆认为“壶儿”就是“胡儿”，显然诽谤政府，嘲讽满清没文化。徐某剖棺戮尸，儿孙和地方官员全部斩首。
乾隆非常赏识教育部长沈德潜，作诗常请他删改，乾隆作不出诗时还请他秘密代笔。沈德潜死后，乾隆命他的家人进呈沈的诗集，发现他把代乾隆捉刀的诗也收录其中，这对乾隆的虚荣心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恰好诗集中有咏黑牡丹一首，有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乾隆认为是影射入主中国的满族为“异种”，下令剖棺戮尸。
一七八一年，退休家居的最高法院院长（大理寺卿）所著书中自称“古稀老人”，又有句说“为王者师”。乾隆说“我自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绞死。
…………
上面列举的是乾隆朝有代表性的“文字狱”案，基于篇幅的限制，还有许多没有列举出来。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乾隆制造的“文字狱”全是强加给文人身上的“莫须有”罪名。如徐某的“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纯乎是描述生活闲情的随兴之作，硬让乾隆曲解为讽刺清政府没有文化还故作斯文。文字狱中的乾隆和《还珠格格》里那位风流儒雅爱才如命的“皇阿玛”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二）、六下江南游逸挥霍，耗尽国力民财。
乾隆皇帝和七世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亡国暴君杨广有一个同样的爱好：那就是喜好去繁华似锦的江南游玩。乾隆的英雄祖父康熙皇帝也曾到过江南六次，但康熙下江南的目的主要是看堤防和了解东南地区的社会和民生疾苦，每次都很俭朴，且多数情况下是微服私访。没有惊动更没有骚扰地方百姓。乾隆也曾六下江南，声言他的目的和祖父一样，其实他的目的恰恰不是如此。他的主要目的是变着法子寻开心和炫耀他的伟大。
乾隆的南巡集团声势浩大，每次都在万人以上，所到之处极尽奢侈糜费，地方供给极尽华丽壮观，百姓的财富经历巨大的浩劫。江苏学政（教育厅长）尹会一曾上奏章说南巡造成“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乾隆大为光火：“民间疾苦，你指出什么地方疾苦？怨声载道，你指出什么人载道？”被乾隆封为“大清第一才子”的皇家教师纪晓岚曾趁便透露江南人民的财产已经枯竭，乾隆怒不可遏：“我看你文学上还有一点根基，才给你一个官做，其实不过当作娼妓豢养罢了，你怎么敢议论国家大事？”看看今天的影视剧《铁龄铜牙纪晓岚》，和真实的历史相差究竟有多大？乾隆南巡的花费超过康熙百倍以上，和俭省自律的祖父形成鲜明的对比。今天的影视剧津津乐道乾隆下江南时“微服私访”的“美政”，其实是把康熙的故事嫁接到乾隆身上。乾隆从不“微服私访”，即使有也是出于“猎奇”和“嫖妓”的用心，绝不是因为了解民生疾苦。乾隆第二次下江南时，就因为“微服出巡”，去秦淮河上嫖妓彻夜不归，皇后在伤透了心的情况下把万缕青丝一刀剪下，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截发皇后。
乾隆除了下江南游荡猎奇外，还花费巨资在北京西郊营造繁华盖世的皇家园林“圆明园”。东造琳宫，西增复殿，南筑崇台，北构杰阁，说不尽的巍峨华丽。又经文人学士，良工巧匠，费了无数心血这里凿池，那里叠石，此处栽林，彼处莳花，繁丽之中，点缀景致，不论春秋冬夏，都觉相宜。又责成各省地方官，搜罗珍禽异卉，古鼎文彝，把中外九万里的奇珍，上下五千年的宝物，一齐陈列园中，作为皇帝家常的供玩。从前秦二世胡亥筑阿房宫，陈后主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隋炀帝营显仁宫、芳华苑，华丽也不过如此，所不同的是前两位是著名的亡国君王。
乾隆的挥金如土，使康熙、雍正辛苦积攒的“家当”很快被消耗殆尽。
（三）、虚饰浮华，好大喜功，是“假、大、空”行政的始作甬者。
乾隆皇帝好大喜功，喜欢周围的人歌颂他英明伟大，更喜欢别人颂扬他的智慧和才能。他在任时大兴文字狱，但又故作斯文，作了五万多首不堪入目的“打油诗”，并且把这些诗全部刊印出来供官员学习吟诵。当他绞尽脑汁仍作不出“打油诗”时，竟然不惜请当朝儒士捉刀代笔。其实皇帝会不会作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会治理国家就成。乾隆作诗并非真的爱诗，而是利用作诗装璜门面，在国人心中形成皇帝才华盖世的假像。想不到弄巧成拙，反而暴露出乾隆的浅薄和无聊。
乾隆除了炫耀他的“绝世文才”外，还挖空心思渲染他的“盖世武功”。乾隆最得意的是宣称他有下列十大武功，因而自封为“十全老人”。
1、1747年：平大小金川；2、1755年：平准部；3、1757年：再平准部；4、1759年：平回部；5、1769年：平缅甸；6、1776年：再平大小金川；7、1788年：平台湾；8、1789年：平越南；9、1791年：平尼泊尔；10、1792年：再平尼泊尔。
纵观乾隆的“十大武功”，绝大多数都是自我宣传的结果：大金川（四川靖化）和小金川（四川懋功）是西藏民族部落间的纷争，清政府加以干涉；台湾是汉人林爽文的抗暴革命；这三大武功都是血腥的对内镇压，不能称之为“武功”。平缅甸、平越南和平尼泊尔都是丑剧和败仗，更称不上“武功”。其实乾隆的武功只有一个——征服准噶尔汗国，开辟新疆省，可乾隆却把这一个分为三个——平准部、再平准部、平回部。一百九十万方公里辽阔疆土的开辟，仅此就足以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可乾隆非要凑足十项不可，进一步衬托出他的虚荣浮华和把肉麻当有趣。
乾隆皇帝的虚荣心还体现在帝国的“外交”上。乾隆的外交理念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进贡”。凡是肯向中国“进贡”的国家都是小国和穷国。中国和这些国家“建交”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益处”，他们向中国进贡的目的很少是出于“友好”的动机，而是贪图中国的“赏赐”。乾隆皇帝为了鼓励中国以外的国家向他“进贡”，对前来“进贡”的“藩属国”的“赏赐”十分丰厚，赏赐的价值往往十倍甚至百倍于“贡金”的价值。例如中国与印度之间有一个芝麻国巨坎堤王国，它每三年向中国进贡一次，每次进贡砂金一两五钱（价值相当于一个人两周的伙食费）。中国的回报则是堆积成山的绸缎、银币和茶叶。假使世界上有一种一本万利的交易，那就莫过于向乾隆皇帝进贡了。当周边的国家发现向乾隆进贡的好处时，就纷纷利用进贡的名义敲榨中国，并不惜用战争相威胁要求增加“进贡”的次数。乾隆皇帝为了一己虚荣和“面子”，把百姓的税钱不当回事，使中华帝国的财富大量外流。
（四）、恶直好谀，重用大贪官和珅。
乾隆皇帝对部下的阿谀奉承有狂热的爱好，这一嗜好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前于古人后无来者的大贪官和珅的出场。
和珅是一位侍卫出身的满洲花花公子，因为特殊的机缘受到乾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在他统治的后期把帝国的行政大权交给他，擢升他为宰相（大学士.军机大臣）兼首都治安总司令（九门提督）。和珅有着绝顶的小聪明，熟谙做官技巧，用肉麻的谄媚和恭谨的外貌，把自以为英明盖世的乾隆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和珅的全部行政才能是贪污和弄权，对乾隆重用他的回报是在全国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贪污系统，把清帝国的墙基掏空。全国官员发现，如果不向上级行使巨额贿赂，就要被无情地淘汰出局，甚至被投入监狱，他们不得不适应这一形式。乾隆死后，和珅也跟着倒台，查抄他的家产折合白银九亿两，相当于全国十二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如果包括他挥霍掉的和亲人贪污的款项，总数应该不下二十年的财政收入，和珅当权刚好二十年！
今天，当国民对贪污受贿深恶痛竭时，我们的剧作家却把制造出中国历史上最大贪官的乾隆皇帝“美化”成神话般的英明帝王，这是一个多么深重的悲剧？！
二
接下来我们说武则天：
武则天是李世民大帝的宫女之一。因有图谶“唐历三世，武姓女王，代有天下”，李世民在临终之前让他出宫做了尼姑。武则天出家的寺院是长安感业寺，继任皇帝李治在当太子时就垂涎于武则天的美貌，等当了皇帝后就有意去武则天出家的感业寺进香。当时李治的妻子王皇后正在和另一位姬妾萧淑妃争宠，她看到李治和武则天相见时“流泪眼对流泪眼”，就别有用心地把武则天带回皇宫，企图用她帮助自己打击情敌萧淑妃。等武则长的头发长长后，王皇后把她推荐给自己的丈夫，这一年武则天三十一岁；李治则只有二十七岁。
武则天成了李治的姬妾后，萧淑妃不是她的对手，没多久就被打入了冷宫。但王皇后并没有如愿以偿，因为武则天在打击萧淑妃时用的是“一石二鸟”之计，把王皇后也卷了进去。武则天描准的是皇后宝座，尽管王皇后是她的“恩人”，但政治都是现实的，感情的作用既使有也微乎其微。排除皇后的计划比企图要困难一万倍，因为皇后在宫廷和朝中的势力比武则天要强大一万倍。但武则天成功了，她采用的手段不是女人能够想象的。武则天乘王皇后前来看望她的机会，把刚生下来的女儿亲手扼死，然后诬陷是王皇后下的毒手。这是一着“死棋”，王皇后没有力量从武则天精心设置的“棋局”中脱出来，因为没有人会怀疑母亲会亲手杀死自己的第一个儿女；而王皇后没有生育，因为嫉妒之故杀死情敌的女儿则有充分的作案动机。这个杀女案不久就发展成为王皇后与她的家人，以及萧淑妃也参与的图谋对李治不利的谋反案，兴起宫廷大狱。王皇后、萧淑妃各打一百大棍，砍断手足投入酒缸，哀号了一昼夜才一命归西。武则天则坐上了皇后的宝座，距她进宫只有一年九个月。
武则天的最终目标不是皇后，而是拥有无限权力，而只有当皇帝才能拥有无限权力。为了皇帝的宝座，武则天向亲生儿子屡下毒手。最早的皇位继承人长子李宏被武则天毒死，当时没有人怀疑是她下的毒手，因为母亲毒杀儿子是不可思议的。第二个皇位继承人“章怀太子”李贤被武则天流放到荒僻偏远的巴州。后因李贤写了一首诗：“种瓜兰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少，再摘使瓜稀，三摘还犹可，四摘抱蔓归”，给了武则天梦寐以求的借口，委派敕使赴巴州把他毒杀。第三个儿子李显只当了三个月的皇帝，就被武则天以莫须有的罪名废黜，流放到更为荒僻苦寒的房州，在地方官的监督下过着一夕数惊的惶恐日子。第四个儿子李旦当了七年傀儡皇帝后，被他的母亲一脚踢开。武则天自己坐上了皇帝的龙椅，建立自己的大周王朝。
武则天苦心孤旨二十八年才当上皇太后，再苦心经营七年才当上皇帝，掌握了不加限制的无上权力。可以想象，当时朝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她，因为在男权至上的中国传统社会里，没有一个男人会从心底认同一个女人当皇帝。武则天为了巩固她的权力，大规模的任用酷吏和特务，采用丧尽天良的酷刑，残酷地迫害那些正在反对或被认为有可能反对她的人，在上流社会作大规模表面合法的屠杀。李世民朝代的元老旧臣被她屠杀罄尽，李姓皇族也恶运当头，一个又一个的亲王被酷吏屈打成招后送上了断头台。一个敢于向亲生儿女下毒手的女人，是不可能对其他的生命有任何恻隐之心的。
为了扩大打击面，宁可错杀一千，不叫一人漏网，武则天鼓励臣民告密陷害。她在首都长安设立了一个“铜匦”，专门收集臣民的告密信。无论告密人的文字是否属实，冷酷嗜血的酷吏和特务都能使受害者对告发的“罪状”供认不讳。当首都以外的地方有人要检举告密时，地方官必需按五品官的待遇把其护送到京。小民百姓做梦都没想到能过五品官的隐，现在有了机会，就争先巩后告起“密”来，没有“密”可告就只有靠“罗织”陷害了。结果全国上下人人自危，稍微有点头面的人物一夕数惊，惶惶不可终日。
武则天任用的酷吏最著名的有来俊臣、索元礼、同兴和侯思止。这四大酷吏发明和采用的刑法连鬼神都为之变色，任你是钢打铁铸的汉子都会被屈打成招。他们审讯案件不是审问你犯了什么罪，而是要你承认早就议订好的罪行，所以分辩是没有用的，只能招来更多的皮肉之苦。唐代名相狄仁杰深知其中奥秘，所以一经酷吏指控他“谋反”时，就即刻自诬“诏认”。来俊臣的酷刑有“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著即承”、“失魄胆”、“实同反”、“反是实”、“死猪愁”、“求是死”、“求破家”、“凤凰展翅”、“仙人献果”、“玉女登梯”……后面的三种别看名字好听，实则比前十种还要残酷。如“凤凰展翅”是把被告手足绑上短木，象扭绳索一样纽绞双臂。索元礼是武则天情夫孽怀义的干爹，他发明一种特制的铁笼，把被告的头塞时里面，四周满是铁钉。侯思止是文盲，他对武则天说：“我虽然不识字，可是我忠心除奸”。周兴为来俊臣出点子，要来俊臣把不肯招认的罪犯装在大缸里，四周燃起炭火“炙烤”。想不到来俊臣按周兴的点子布置好后对谋主说：“有人告发兄台谋反，我奉命调查，请君入瓮”。
来俊臣和周兴发明了中国最著名的成语“请君入瓮”。
…………
三
乾隆和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的两类最具代表性的昏暴帝王。乾隆的特征是“虚荣浮华”；武则天的特征是“残暴冷血”。这两种类型暴君的昏暴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他们不象传统的暴君人物一样骄奢淫逸，草奸人命，对国家民族没一点责任心，对美女醇酒的兴趣远远大于治国的兴趣；他们对自己的王朝有基本的责任心，拥有中等偏上的智商，具备一定的治国能力，如认起真来也能在短期内建立一定的文治武功。但他们对中华民族的“伤害”较之传统暴君人物有过之而无不及，下面我们来分析这种“伤害”。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说过：乾隆喜欢臣民歌颂他的英明，因此他相当在乎自己在帝国臣民中的“美好形象”；不但要求臣民认同他有匡时济世，安邦定国之才，还企望臣民认同他的“多才多艺”和“风华绝代”，总之他在国民心目中的形象应该在所有中国人之上——不但文武全才，还要风流倜傥，集人类才华和美德于一身……一个帝王注重自己在国民心目中的形象本不是一件坏事，问题是采取何种方式来维护自身形象。积极的方式是励精图治，努力进取，在自己的任期内建立出色的文治武功；同时努力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拥有过人的品格和节操，用“实力和政绩”来证明自己的超群出众。问题是采取这种方式的帝王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拥有超人的智慧和才能；二是具备钢铁般的意志。乾隆显然不具备这两个前提：他的智商只有中等偏上；意志也经受不住强有力的考验。他就只好采取消极的方式来抬高自身形象，这种方式就是“虚夸造假”，用“假、大、空”的行政伎俩来捏造自己的“英明盖世”。最典型的手段是铺天盖地“王婆卖瓜式”的对内宣传；同时搞一些装璜门面式的小动作：如把“征服准噶尔”一项武功扩展为“十大武功”来夸大他的“政绩”；粗制滥造几万首打油诗来显示自己是古今中外文坛第一高手（他作诗的数量确然算得上古今第一）；用“南巡”的豪华眩目景象来显示他治下的“太平盛世”……“造假”不但会浪费很多人力和财力；还会“毒害”官吏的品质。官吏是否勤政爱民并不重要，只要会“造假”和“虚报政绩”就会仕途通达。乾隆皇帝就是用无休止的“假、大、空”把帝国的墙基掏空，撬开了清帝国和自己家族覆亡的墓门。
和热衷“假、大、空”的乾隆相比，武则天属于另一种类型的暴君。她的行政能力比乾隆要高一些，任期内国力还在向上发展。武则天对中华民族的伤害是她的“不择手段”，为达目的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为了打击反对她的人，不惜动用惨无人道的酷刑，使本来应该慈祥博爱的中国人变得残忍冷血。为了找出反对她的人，竟然鼓励臣民告密陷害，丝毫也不在意此举会“毒害”平民百姓的品行，使中国人的道德品格在总体上下滑。因为爱“打小报告”的人大多是灵魂卑劣者，为了眼前的急功近利，连最亲近的人都会吞噬和出卖。重用此类人类渣滓，就会给帝国臣民的树立一个不好的行为样板……因此武则天虽然在任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文治武功，但却“伤害”了中华民族的“灵魂”，使中国人的人格力量受到空前的损害。武财天是那种只重目的不重手段的统治者，如果一个用杀尽国内“老、弱、病、残”的手段来谋求国家强大的暴君应该受到谴责的话，今天的中国人美化武则天的行为就看不出有多少“理性”和“智慧”的成分。
乾隆皇帝为了刻意展示他的“仁慈”，对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官僚特别“宽容大度”，对贪污弄权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恻隐之心。殊不知对贪官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暴虐”，所以乾隆暴政的最大受害者是平民，乾隆朝的“贪官”特别多。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非法权力”，有一定社会地位和有头脑的上流人士就是她防范和镇压的对象，所以她统治时期上流社会所受的伤害最大。为了打击不合作的上流人士，武则天只好和下层社会的平民结成联盟，并不惜重用平民集团中的“品格卑劣者”，因为封建中国的平民大多对政治没有兴趣，只有少数渴望权利的“势利眼”才会插手政治，结果“大周王朝”的“刁民”特别多。别以为打击有钱有势的人就是“革命”的表现，因为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击上流人士虽然打击了官僚阶层，但社会精英层也会玉石俱焚。
武则天和乾隆代表中国历史上两种类型的权力人物：武则天和平民结盟打击上流人士，虽然达官贵人代表上流社会，但智士仁人也多出在上流社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击上流人士使中国的精英层受到伤害，中华民族的“智力”和“素质”也跟着下滑。当精英层扫荡净尽时，平民缺乏管理社会对抗外敌和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也会在随后的“混乱”和“天灾”中付出惨重的代价。结果中华民族从整体上走下坡路。伤害民族“智力”的行为在当时也许会暂时逃脱“报复反应”，但后继者一定逃不了“报应”。并且民族的“智力”不是短期内能够恢复的，所以武则天恶果的遗害少则一百年，多则上千年。武则天类型的权力人物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最突出的例子是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经勇略盖世的中华民族在他和儿孙们的残害下几乎堕落成为一个白痴般的民族。乾隆和武则天的区别近乎地球的两极，但对中华民族的危害是一样的。乾隆和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结成“攻守同盟”，对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平民百姓敲骨吸髓，全国到处都是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人民在贪官的虐待下哭告无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残害百姓的结果是“官逼民反”，社会从下层开始震荡失衡，并很快波及到帝国的“心脏”，曾经受到无限“宠爱和包容”的达官贵人将在致命的震荡中几乎全体“家破人亡”。
乾隆和武则天对中华文明的伤害是无与伦比的。乾隆伤害属于“软伤”，伤害首先从肌体内部开始，表面最初觉察不出“致命”的征象，可一旦觉察到了就已无药可医。武则天伤害属于“硬伤”，从初期到后期都能一眼觉察出这种伤害。为了压制臣民对“伤害”的反应，权力人物只有变本加厉，使“伤害”一再升级，直到把中华民族伤害得“形销骨立”仍不肯主动罢手。
但愿乾隆武则天在中国一去不返，但愿不要再出现下一个美化二人的影视作品！！！但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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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过后，为什么是困顿的西方而不是富强的东方主宰世界
（历史在这里哭泣系列十九）
中国史学家习惯把世界近代史的起点定为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种划分显然是不科学的，世界近代史的起点应该以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起点。正是哥伦布、麦哲仑等航海家的“地理大发现”，世界各孤立地区的文明才开始才全球范围互相影响；人类文明史才开始真正地全球化。
纵观世界近现代史，史学家最为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是西方而不是东方主宰世界？因为近代史开始时，西方的困顿和东方的富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是东方万年不倒翁的中华帝国，在西人眼中无异神话中的天堂。那时威尼斯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在西欧家喻户晓，他笔下的中华帝国地大物博，国泰民安，臣民身居大厦，衣着锦绣，地面生长着名花异卉和丁香、八角、肉桂、豆蔻等西方上流社会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高级调味品；地下则遍布黄金百银等西人梦寐以求的贵金属……
十二世纪英国编年史家威廉说的一段话清楚地表述了基督教世界的自卑情绪，当时的基督教世界仅限于西欧。
“世界的划分是不公平的。在世界的三大部分中，我们的敌人将亚洲占为他们的世袭家园。亚洲乃世界之一部分；我们的祖先认为它相当于其他两部分之和，是正确的。从前，我们的宗教就是在这里伸展出它的分支；除两人外所有的使徒也都是在这里死去。但现在，亚洲一些地区如果还有基督教徒活着的话，他们是靠务农勉强维持生活，他们向自己的敌人纳贡，并默默地渴望、期待着我们去帮助他们重新获得自由。世界的第二部分非洲也是如此，我们的敌人已用武力占据了它200多年；这对基督教世界是一个更大的威胁，因为非洲从前曾供养过这些犹如最有心计的精灵一般的人们，他们的所作所为将使这一停滞不前的时代象拉丁语生存得那么长久地不受基督教《圣经》的影响。第三部分是世界剩余的地区——欧洲。我们基督教徒仅居住在欧洲的一部分地区里，因为，有谁愿意将基督教徒的名声给予那些住在遥远的海岛上，仿佛鲸鱼似的在冰海中谋生的野蛮人呢？世界的这一小部分虽属于我们，但现在也被迫接受了好战的突厥人和萨拉森人：他们已占据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达300年之久，并期望着吞没其他地区……”
这些自卑怯懦的、中世纪的欧洲人是多么不同于他们那自信勇武的、敢作敢为的后代啊！他们的后代从被围困的半岛出发，赢得对外洋航线的控制，由被围攻者成为围攻者，从而决定了直到现在的世界历史的主要趋向。
三百年后，当英国远征军（海军陆战队）第一次踏上充满神圣华贵色彩的中华帝国时，竟然被看到的景象惊呆了。他们看到的不是传说中的那个英明体面的国度，而是一个近乎白痴般的民族。两千五百名远征军进入国土比英国大五十倍，拥有四亿人口的“天朝大国”，就象在自家的庭院散步一样，如入无人之境。当远征军和中国军团进行第一次大决战时，中国军团司令杨芳发现英国舰队在舰身动荡之中发炮仍能准确地命中目标，认为那是一种妖术；于是在广州城搜集大量的猪羊狗血和粪便等臭烘烘的污秽之物，命令每个临战的士兵揣上一盆，迎着对方射来的炮弹泼出去……英军果然停止了射击，一个个吃惊地张大了嘴巴，看稀奇的热情远远压过战斗的热情。他们发现自己在同一群白痴或神经不正常的军队作战。
中国和西欧位于欧亚大陆的两端，地理位置有不少共同之处，中世纪时期中国的文明程度比西欧要高出很多，中国给西欧输出了不少文明成果，造纸术、火药和指南针就是中国传给他们的。至于丝稠和瓷器等奢侈品，西方的上流人士几千年来都仰仗中国的供给。相比之下，中国几乎没有从西欧进口任何东西。近代史开始后，按理应该是东方的中国而不是西欧对世界施加更大的影响。可实际情形恰好相反；不是中国也不是比中国落后但比西方先进的伊斯兰世界，而是最为落后的西欧主宰了今天已知的世界。这一出人意外的结局提出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起这一重大作用的是西欧人？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阿拉伯人或中国人将世界各大洲联系在一起，成为近代世界的主人？
中国人也许会说：西欧的地理位置帮了他们的忙。西欧离美洲较之中国离美洲要近好几倍，正是和美洲距离较近的缘故，使西欧人率先发现并控制了新大陆，并利用新大陆的丰富资源来状大自己，从而使世界力量的天平发生了有利于西欧的倾斜。西欧有了强有力的“外援”，才能在近代史时期后来居上。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把西欧人和中国人居住的地理位置调换一下，让中国人住在西欧，中国人能否比西欧人率先发现美洲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因为中国人就算居住的地理位置变了，社会制度也不会相应改变，在西欧和在东亚一样照旧闭关锁国，政府一样禁止中国人制造远洋船只，禁止中国人擅自走出国门；不可能允许中国的探险家（如果有的话）进行远洋探险；更不可能象西班牙国王伊萨贝尔一样用自己的财产资助哥伦布进行命运不可知的冒险航行。就算碰上了空前的好运气，季风把某支船队吹到了美洲（撞上如此好运的概率几乎等于零），意外地发现了新大陆，中国政府能否主动利用发现的成果，象西欧人一样控制美洲，利用美洲的资源状大自己的力量，回答也应该是否定的，南洋的中国人命运就是最好的见证。中国人早在十一世纪就自发移居南洋（西欧所渴望的香料原产地；西欧人早期进行远洋探险，向外扩张的原动机就是获取香料并控制香料贸易）；十五世纪郑和下西洋后移居的规模更大。中国人在南洋辛勤拓植，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逐步主宰了南洋许多国家的经济命脉。当西班牙人成了菲律宾的主人时，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从来也没有中国人那样多。1603年，马尼拉的中国人高达两万人，西班牙人则只有中国人一半的数目。主人的数量少于“外人”，主人的不快是可以想象的。为了消除这种不快，西班牙人无端对马尼拉手无寸铁的中国人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对中国人实施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在本国（菲律宾当时属于西班牙的一部分）无端屠杀外国平民并非只有西班牙一家，受害的对象也并非中国一家，十九世纪末的的清政府也曾利用义和团的暴民屠杀居住在中国的所有外国人，但外国政府的反应迅速而激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组成著名的“八国联军”去拯救处在危险中的本国侨民，并对清帝国实施惩罚战争。中国政府对类似事件的反应正好与西欧相反：当西班牙人对马尼拉中国人实施大屠杀时，远在北京的中国皇帝大叫杀得好，并宣称海外子孙是中华帝国的叛逆，不受中国政府的保护。当时中国离菲律宾的距离比西班牙离菲律宾要近好几倍，中国当时的综合国力也不在西班牙之下，如实施武力干预应该能够阻止西班牙人的暴行；就算不采取实质性行动也应在外交辞令上象征性地抗议一下，最起码也不能作西班牙的帮凶。西班牙人在中国政府的“鼓励”下，把对中国人的大屠杀作为一项国策；中国人每超过一定的数目就把大屠杀继续一次，类似的大屠杀前后一共进行了三次，几十万无辜的中国平民痛哭无告，象剥光了衣服的弃儿一样任人宰割。假设中国人发现了美洲，政府是不可能进行有组织地殖民的。中国人自发移居过去，其命运肯定不会比南洋的中国人更好。
世界近代史出人意料的发展趋向：是困顿的西方而不是富强的东方成了近代世界的主宰。这是多方面的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下面要阐述的几点也许是造成这一反常结果的主要原因。
一、基督教的扩张主义
欧洲走上征服世界的旅程在某种程度上可用欧洲基督教的扩张主义来解释。与流行东方的佛教、儒教和伊斯兰教完全不同，主宰西欧的基督教浸透了普济主义、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和好战精神。从一开始起，基督教就强调四海一家，宣称自己是世界宗教；积极传教一直是基督教会的主要特点。而且，为了使异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基督教会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
基督教世界的好战也是对东方在较早几个时期里频频入侵欧洲的一种反应。欧洲是欧亚大陆的边远地区，落后、人口稀少，早先常遭到野蛮的、信异教的印欧人、日耳曼人、匈奴人、马扎尔人和阿拉伯人的蹂躏。早期的欧洲为抵抗形形色色的入侵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到了中世纪末期，西欧在创伤中逐步恢复了元气，实力有了实质性的增长。为了较为长久地摆脱被征服的恶梦，西欧对外部的敌对势力（现存的或潜在的）采取进攻态势，发动了先发制人的反征服战争。中世纪后期一连串的“十字军东征”就是西欧企图向外扩张，化被动为主动的早期尝试。十字军东征虽然失败了，但伊比利亚半岛的“十字军”却成功地把穆斯林入侵者逐出了西欧，拔掉了穆斯林帝国侵犯西欧的桥头堡。西北的十字军“条顿骑士团”则成攻地用利剑将基督教传播到普鲁士和波罗的海诸国家。
因此，欧洲的海外扩张在某种意义上是基督教十字军远征的继续。早期的探险者及其支持者之所以要东征，除了想到达传说中神话般的国度——印度和中国谋取黄金和香料外；部分也是出于传播基督教的动机。自13世纪马可.波罗东游以来，欧洲人已知道亚欧大陆的东端有一些敏华富庶的大国；还知道这些国家不属于穆斯林。欧洲人希望这些国家能同基督教徒联合起来，从东、西两方大举夹攻穆斯林世界。
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动机很多，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可能是其中最强烈的动机。达.伽马抵达卡利库达时，曾向当地惊讶不己的印度人解释说，他来这里是为了寻找基督教徒和香料。同样，征服者伯纳尔.迪亚斯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和他的同伴去美洲大陆，“是为了象所有男子汉都欲做到的那样，为上帝和陛下服务、将光明带给那些尚处于黑暗中的人们和发财致富。”因此，西欧的传教士总是紧跟在远征军之后，积极向被征服的地区居民传播基督教。他们的传教士身份也因此一再地被扭曲；中国人就一再地把他们看成是侵略者的“间谍”。
基督教的好战性和努力改变异端信仰的精神显然是欧亚其他宗教所缺乏的。诚然，穆斯林用刀剑征服了地中海周边的辽阔地区；在这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好战的；但总的来说，他们对自己臣民的宗教信仰漠然置之。通常情况下，他们更感兴趣的不是自己的臣民是否信奉伊斯兰教，而是向自己纳贡了没有。穆斯林缺乏基督教徒那种必须将异教徒的灵魂从地狱中拯救出来的压倒一切的热情。同样，佛教为印度以外地区所接受，与其说是因为僧人尽心竭力地从事传教活动，不如说是由于爱好和平的旅行者和移民使印度文化逐渐传播开来的缘故。彿教的传播不是倚仗武力，而是凭借其教义和仪式的吸引力。
中国是一个功利主义的民族，国人的宗教感情也许是世界上最最淡漠的，因此对各种形式的宗教也是最最宽容的。早期去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对他们在那里所遇见的宗教上互相容忍的态度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1326年，佩鲁贾的安德鲁主教曾这样写道：“实际上，在这幅员广大的帝国，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包括每个民族、每个教派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信念自由自在地生活；因为他们持有这样一种看法，或者更确切地说，持有这样一种错误观点：人人都能够在他自己的宗教中得到灵魂的拯救。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可自由地、毫无阻碍地传经讲道。”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人允许他们自由地传播福音这一点又惊又喜；同时又对伊斯兰教在中国西部自由传播耿耿于怀。
和基督教的扩张和好战精神不同，在中国流行的儒教和佛教是主张和平的宗教，忍让和知足常乐的精神的教义中随处可见……
正是基督教义中的扩张主义和好战精神，使西方的基督徒率先踏上了征服世界的旅程。
二、面向大海的开阔胸怀
我在研究中国史和欧洲史时，对欧洲和中国的差别留下了两点极为深刻的印象：一是欧洲国家大多是忘于外族之手；中国的历代王朝则多半亡于自已人之手。这点可以解释中国人不团结好内斗缺乏民族内聚力的原因。二是欧洲早在几千年前的古典时代就建立了强大的海军，海战也是对外战争的主要战场；古代中国虽然也有所谓的“水师”，但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海军”，海战在战争中也无足轻重……
和有着强烈“土地情结”（传统中国人的“土地”意义仅限于陆地）的中国人相比，西洋人对“海”的感情也是不可思拟的。一八四二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时，得胜的英国人对中国的大片国土没有兴趣；而对珠江口的一个地图上没有标注的蛮荒小海岛——“香港岛”情有独钟，令中国人大感意外（也令失败的清政府如释重负，他们以为英军会开出“天价”）。
西欧人的“大海情结”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古希腊罗马时期。欧洲文明的前身是“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希腊和罗马则都是濒临地中海的国家，都曾仰仗地中海提供的便利水上通道和外界通商成长壮大；并从海路进攻经济军事对手成为超级强国。自那时起，欧洲人就和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目光一直盯着大海，不断地做着从海上找出路，摆脱被围困被攻击局面的“海洋梦”。西罗马帝国覆亡后，西欧成了“黑暗世界”，除了应付来自东方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入侵外；还得面对从海上前来的“维金人”的入侵。因此欧洲的敌人不仅来自陆上，且更多地来自海上。正因为敌人来自海上，欧洲人才目不转睛地关注着大海，直到他们的眼睛成了和大海一样的颜色——蓝色。
中国虽然有着极为漫长的海岸线（长达一万八千公里）；但中国面临的大海是世界上最为辽阔的大洋——“太平洋”。和地中海相比，太平洋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价值要低得多。太平洋因为过于辽阔的缘故，在远洋舰船发明之前是无法横渡的，不但不能提供交通上的便利，相反是对外交通上的一个不能逾越的障碍。因此古时的太平洋对中国的商业经济无多大益处。太平洋上和中国隔海相望的岛国要么微不足道（如琉球）；要么是中国的“学生”(如日本），对中国的“敬意”多于“敌意”，对中国都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所以近代以前中国的敌人主要来自陆上，很少来自海上（十五世纪日本倭寇的短期骚扰是个例外）。正因为如此，海洋对中国既无多大益处也无多大害处，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无足轻重。中华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和陆地紧密相连的，中国输出文明的“丝绸之路”也是陆地上的通道。正因为陆地对中华文明的作用比海洋大得多，中国人才把眼光转向内陆，目不转睛地盯着黄色的土地，直到皮肤染上了土地的颜色——黄色。
地球上的海洋比陆地要大得多；海洋也没有象陆地那样阻隔视线的山川屏障。西欧人面向大海的直接后果是：他们的眼光变得远大，心胸变得开阔，血液中涨满了积极上进的骚动，永远也不满足现状，永远都在梦想从茫茫大海中开辟一条通往东方神话般国度的新航线。
三、新的科学视野
近代史上同样令人困惑的又一个问题是：西欧人的宗教意识很浓，几乎每个臣民都是基督教徒；可他们重视科学，对科学的迷恋和对宗教的迷恋一样强烈。两种互相否定的东西在一个人身上和谐地融为一体，是中国人至死都无法理解的一个事实。中国是一个功利主义的民族，国人的宗教感情极为淡漠，只要被认为有利可图，他们可以随时信奉一种宗教，又因为同样的原因而随时舍弃另一种宗教。在中国人心目中，宗教已贬职为国人追求眼前利益的工具。一个如此漠视宗教的民族，居然也同样地漠视宗教的否定对象——科学。西欧人笃信宗教但不迷信；中国人漠视宗教但又极为迷信。西洋人信上帝但不信鬼神；中国人心中没有上帝，却有数不清的鬼神。西洋人信上帝也信科学；中国人不信上帝也不信科学。如此异乎寻常的怪现象，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
中世纪末期，西欧人在热诚地信奉上帝的同时，一个全新的科学视野也展现在他们面前。与海外扩张至为重要的地理学知识，这时已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地心说”虽然依旧没有受到挑战；但“地圆说”则日益为越来越多地欧洲人所信奉。不少地理学家在“地圆说”的基础上绘出了一张又一张臆想中的“世界地图”，在为远洋航行提供了极大帮助的同时，也因为荒谬的错谔误导一批又一批探险家（哥伦布就是被一张把地球直径缩小了几十倍的地图的鼓舞，错误地认为分割欧洲和中国的海洋不到3000哩，才敢于一直向西航行的）。到了十五世纪后半期，整个欧洲上层社会的公民大多相信地球是圆的，从自已居住的地方向一个方向前进可以回到当初出发的地点。
和欧洲人相比，以中国为首的东方世界的科学知识，尤其是地理学知识则可怜到近乎白痴般的程度。这时中国人的天文地理知识仍停留在三千年前的水准上。中国人深信宇宙分为三大层：最上面的一层是天堂，是神仙居住的一个极为美好的地方，只有极少数德高望重的君子死后才能升入天堂；中间的一层则是凡人居住的人间；最下的一层是地狱，是由阎罗王统治的鬼神栖身的所在，作恶的人死后会下地狱受到残酷的折磨……每一大层又可细分为许多小层，如地狱可分为十八层，越往下越恐怖，作恶越多的人坠入的层次越低；天堂则分为三十三层，越往上越美好，道行越高的人占据的层次越高。至于我们人间，则分为四个大洲，上面由四根大柱子支撑的象锅盖一样的“天”覆盖着，中国理所当然地位于世界的中心……
不仅仅是天文地理知识，在其它科学领域，中世纪末期的欧洲人也比中国人高出好几个水准。如医学领域，中国人继续用“阴阳五行”学说和野生动植物治病的同时，西欧人已发现了血液循环，发现了“心脏”的“动力”作用和大脑的“思维”作用，从而把“心”和“脑”的作用分开。中国人则继续把“心脏”当成“思维”器管。西欧人不仅用野生的动植物治病，还人工合成了许多药物，从而大大地促进了“化学”的进展。中国人在“化学”方面的知识比西欧人落后得更远，仅有的一点可怜的化学知识用于为帝王练制“长生不老”的“仙丹”（其实是一种毒药，因为仙丹含有剧毒的铅和汞）。西欧人还发现了“维生素”的作用，知道远洋航行时易患的疾病——“坏血病”是因为缺少一种“元素”，这种“元素”在新鲜蔬菜里含量很高，从而进一步发明了食物保鲜术，并在出海前储存尽可能足够的蔬菜。
正是基于科学知识的这种极为悬殊的差别，使哥伦布，麦哲仑等航海家敢于迈开大步向深不可测的未知海洋进军。中国人则不敢踏出国门一步，哪怕是一小步。
四、实用技术的优势
与轻视科学相呼应的，中国人对实用技术的轻视要更深一层。实用技术与科学不同，科学是拥有知识的学者在实验室或较为体面的办公室里冥思苦想的成果，不用从事与学者的高贵身份不相称的体力活。实用技术则离不开体力劳动，有时甚至是繁重和低贱的体力活。十八世纪“技术革命”（中国史学家称之为“工业革命”）的先驱不是纺织工就是钟表匠，极少是脱离体力劳动的体面人物。因此实用技术和体力劳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是轻视体力劳动的，只有为生活所迫且被排斥在体面职业（官僚、吏佐、僧、道、医、师）之外的下等人（农民、工匠）才心不甘情不愿地从事体力劳动，并且终生都在企图摆脱体力劳动。因何会如此，这要从主宰中国正统思想界的儒教里寻找原因。儒教对体力劳动的轻视是显而易见的，儒教的创始人孔夫子有一句家喻户晓的至理名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把体力劳动当成低贱下等人的职业，上等人干体力活则是自轻自贱或离经叛道。中国人轻视体力劳动的后果，就是与体力劳动密切相关的实用技术在慢长的中世纪里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步，两千年前是肩挑背扛，两千年后依旧是人粪肥田。有头脑有知识的人士远离体力劳动，人类的智力成果就无法及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实用技术不能吸收智力成果，自然难以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对人类文明至关重要的的“四大发明”是中国人发明的；可只有西欧人才利用四大发明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除了造纸术外，四大发明在中国的应用是极为有限的：火药更多地用于制造驱除鬼神和制造热闹气氛的鞭炮；指南针用于占卜问卦等迷信活动；活字印刷则从来也没有运用于实际。这种消极有害的作风一直持续到今天，有头脑的中国人每年发明了成百上千的专利，可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专利成果转变为生产力，美国的比例则是十分之九。
和儒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基督教不但不轻视体力活，还讴歌赞美生产劳动，认为从事适当的体力劳动有助于信徒的灵魂升入天堂。从而鼓舞了欧洲有教养有知识的上层人士走向作坊和田间，去从事和他们的身份不相称的体力活，并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体力劳动一旦和人类的智能成果相结合，实用技术就有了长足的进展。中世纪时期，西欧人在改进各种工具和技术方面稳步地取得了虽并不惊人但极其重要的进步。最突出的是以风力和水力等“非人力”动力资源的广泛应用，为碾谷、伐木、排干沼泽和矿井而发明并使用的水车和风车，在西欧虽非全部但也大部代替了人力。中国的磨坊和锯木厂则依旧使用人力或畜力，水磨和风磨是难得一见的怪物。治炼金属用的大风厢，中国人靠几个工人挥汗如雨的拉动，西欧则用水力和风力驱动。其他有用的发明包括木匠用的创、曲柄、独轮小车、纺车和运河闸门等……中国虽然修建了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京杭大运河，但西欧人开挖了数量更多的运河，且实用价值比中国的运河要大得多。西欧的运河不但提供运输的便利，还为磨坊、锯木厂等耗能大的作坊提供用之不竭的动力资源。
与作业上的技术进步相适应，西欧最重大的技术进步表现在造船、航海设备、航海术和海军装备方面。14世纪时，葡萄牙人改制了阿拉伯人的三角帆索具，使船能够更直接地逆风航行。海船的吨位有了成倍的增长，船只的体积更大、速度更快、操纵更灵便，经济效益也更高，因为这时的船排除了100至200名划手及其口粮和装备，从而大大增加了载货容积。中国发明的磁罗盘，这时已广泛地在远洋船舰上装备，从而使远洋航行不至迷失方向。航海地图也被广泛地绘制，绘制的地中海航海图已达到如此精确的程度，图上清楚地标明了精确的罗盘方位及关于海岸线和港口的详细情况。在海军装备方面，西欧取得了更为长足的进步。近代以前的海战主要表现为攻入敌船和进行甲板上的肉搏战，古罗马的战舰就为此专门设置了一种“吊桥”，在靠近敌舰时放下吊桥“咬”住敌船，然后水军从吊桥上冲过去……15世纪时，欧洲人的船舰已配备着火炮，但火炮体积很小，射出的石头不是重达几磅，而仅数唡，只能杀死人，但不能击毁船舰。在16世纪的前20年中，佛兰德、德国和稍后的英国的冶金学家发展了铸炮技术，铸成的火炮更易操纵，且具有同等甚至更大的火力。这些新火炮长5至12呎，能发射重达5至60磅的巨石，后来，还能发射如此重量的铁丸，因而，能击毁300码射程内的船体。这时，海军的战术已由设法攻入敌船转为舷炮齐射；对军舰也重新予以设计，很快每艘军舰平均能架置40门炮。
技术上的惊人进步给欧洲人以一个决定性的有利条件，使他们有能力走出国门，夺取并控制世界各大洋，然后进一步夺取并控制大洋周边的古老国家，使自己成为世界的主宰者。
五、开放的政治体制
1405年，一支亘古未有的庞大舰队从中国东海岸的刘家港出发，横过南中国海，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
舰队由62艘大海船组成。棋舰长444英尺，宽180英尺，是名幅其实的庞然大物。
62艘战舰装载了28000名海军陆战队（中国古时的水军只限于乘船去攻取陆地上的目标，不象西方那样主要是夺取敌方的舰船），是古代世界无与伦比的“无敌舰队”。
与这个辉煌壮观的武装力量不相称的是：舰队司令是一位宫廷太监——“三保太监”郑和，一个在普通中国人眼中连女人都不如的男人。从这点可以透视中国政体中的某些反文明的因素。
“无敌舰敌”在印度洋上攻城略地，耀武扬威，尽情地展现“天朝大国”的富庶和强大。与之相遇的阿拉伯舰船不是成为俘虏，就是因为敬畏而远远地躲开……
另外一个与文明不相称的现象是：“无敌舰队”返航时带回的不是投入国内市场、可产生利润的货物；而是供帝国朝廷观赏的斑马、鸵鸟和长颈鹿等奢侈品。结果无敌舰队不但不能象西欧的远洋舰船那样为自己的国家带来巨额财富，相反成为国家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无敌舰队的任务也不是为国家拓展领土和获取财富，而是出于“炫耀”和“寻访失踪的皇帝”（明帝国的二任帝朱允火文）等“下三滥”的动机。
1433年，远在北京紫禁城的中国元首遥远的颁下一道敕令，命令“无敌舰队”限期返航，“无敌舰队”基于视野日益开阔的缘故，对远洋探险等最初目的不相符的目标越来越有兴趣。这正是中国的皇帝所担忧的，每个王朝的专制统治之所以能几百年地维持下去，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有意“愚民”的结果（中国的大多数皇帝能力平平，可在没有多少见识的国民眼中，高高在上的皇帝都是很有能力的）。如果“无敌舰队”在炫耀皇帝文治武功的同时开阔了水兵的视野，增长了水军的智慧，皇帝就会不要这种“炫耀”，因为臣民的智慧增长会动摇王朝的根基。
“无敌舰队”返航后，在皇帝的勒令下解散，大型的舰船被拆毁，同时禁止帝国制造能够进行远洋航行的大海船。后来的皇帝还下过这样一道敕令：
“一片木板也不许下海！”
中国人就这样把辽阔的海洋让给了没有任何竞争力的西洋人。不过这种“让”不是出于“善意”；而是出于“无知”。
半个世纪过后，葡萄牙的远洋探险家达.伽马率领只有三艘三桅帆船的“远洋舰队”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达.伽马的小棋舰“圣玛利亚号”长120英尺，宽25英尺。另两艘舰船“平塔号”和“尼娜号”比“圣玛利亚号”还要小一倍。和郑和统率的“无敌舰队”相比，达.伽玛的舰队就象巨人脚下的一只蚂蚁。
如果郑和的“无敌舰队”不从印度洋上撤退，两支舰队将在印度洋上相遇。达.伽玛会百分之百地成为阶下囚。然后，中国舰队会利用达.伽玛的船员作向导，继续向西航行进入大西洋。然后会发动征服欧洲的战争。那时的欧洲弱而且贫四分五裂，不是大一统中国的对手，中国会很轻易地获胜，并进而控制欧洲，然后，中国会进一步地征服世界……
十五世纪中国的非凡远航探险到1433年由于皇帝的命令而突然停止，把在现代文明中起重大作用的辽阔海洋让给了自己的竞争对手，使中国错过了一次能够主宰世界的巨大机会。中国人因何会作出如此其蠢无比的怪事，要从中国的政治体制上去找原因。中国的专制体制到了明王朝时期日趋封闭保守，整个社会缺乏生机，更缺乏挑战，就象一架快要停摆的老钟迈着虚弱的步子，却拒绝任何人给它上发条。这时的中国，儒教继续在社会中居支配地位。它尊崇老年人，轻视年轻人；尊崇过去，轻视现在；尊崇已确认的权威，轻视变革；从而，使它成为保持各方面现状的极好工具。最终，导致了处处顺从、事事以正统观念为依据的气氛，排除了思想继续发展的可能，稳定和维持现状成了压倒一切的大政方针。象远洋探险之类的不安分举动，在中国要想得到社会的肯定，要想不受干扰地进行下去是不可能的。
倘若在欧洲，这种停止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中国的皇帝能够并的确发布过一道道对其整个国家有约束力的命令；欧洲绝无这样的皇帝，只有一些相对抗的民族君主国，它们在海外冒险事业方面互相竞争着，而且，没有任何帝国当权者阻止它们这样做。西北欧的商人也与中国的商人完全不同，他们有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这种权力和声望保证了要实施任何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的法令是不可能的。此外，欧洲有与外界进行贸易的传统，欧洲对外国产品有真实的需要和强烈的需求，而中国完全不是如此。 因此，欧洲的政治体制是理性开放的， 这种体制有利于远洋探险等积极向上的人和事，有利于欧洲人走出国门，走向海洋，并进而征服世界。
六、社会意识领域的重商主义
从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始终居支配地位，几千年如此现在依旧如此。正因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历代统治者都在“重农”上下功夫。与农业相辅相成的商业则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经常沦为被打击被抑制的对象（也许宋王朝是个例外）。“重农抑商”也因此成为历代帝王的基本国策。一来中国以儒教立国，儒教是轻视商业的，认为农业是创造财富，商业则只能进行财富的再分配，不能增加国民的财富总量，因此也无益于国家的富强。商人则是靠投机取巧夺人财富的奸滑之徒，是社会上最卑劣也最不可信的阶层。二来中国地大物博，自然资源配套比较齐全，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国民的生活必需品国内都能够供给；维持国家正常运转所必需的物资也能自给有余。不需要从国外进口任何东西，商人的地位也因此更加无足轻重。
和中国相比，西欧诸国则没有中国政府那样的自信。西欧的国家面积都不大，绝大多数国家还没有中国的一个省大。因为国小的缘故，物种的数量也不多，自然资源残缺不全，发展经济所必须的资源绝大多数不能自给，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的商品。和商品进口相适应，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变得举足轻重。因此西欧的国家大多以商业立国，商业在社会意识领域里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商人也成为社会上较为体面的阶层。和农业相比，商业积极进取的成分要多得多。商品生产需要开拓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以商业立国的西欧诸国也就格外渴望去国外为自己的商品寻找这两样东西。这种渴望逐渐积累成一股向外扩张的强大冲力。占据香料产地，垄断丝绸、瓷器和香料等可致厚利的东方物品的世界贸易，并在垄断贸易中夺取世界财富，就是早期西欧的远洋探险家最为直接的目的。
中世纪末期，西方的商业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银行业在意大利半岛如雨后春笋，金融贵族不断涌现,使社会上的闲散资金得以积累起来用于商业投资。而中国则直到十九世纪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只有职能极为有限的“钱庄”）。货币也作为普遍的支付手段，商人出行时不用象同时代的中国商人那样随身带着限制机动又容易招致土匪注意的笨重银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则是形形色色合股公司的兴起。投资者把拥有的有限资金集中在一起，形成更大的资金，十分有利于商业竞争和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远洋探险。欧洲的对外扩张在十六世纪之后，因合股公司的激增而大大加强，其速度也大大加快。这些新组织是经济动员和经济渗透的最有效的工具。东方的商人，不管其资本多么雄厚，都是单枪匹马或以私人合作的关系经营商业；而欧洲则组织起在世界各地从事贸易活动的合股公司。东印度诸公司（荷兰的、英国的和法国的）成立后，其他许多公司也相继成立，其中包括地中海东部诸国的各种公司、莫斯科公司和至今仍存在的哈得孙湾公司。
正是商业的进展，使西欧有条件从事投资巨大且充满风险的远洋探险，并进而踏上征服世界的旅程。
七、没有历史包袱的全新文明
欧洲文明的前身是古西腊罗马文明。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覆亡后，欧洲限入了巨大的混乱之中。罗马文明在腥风血雨和刀光剑影中沉寂，并最终归于消亡。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组建的欧洲文明，和古希腊罗马文明基本上没有相承关系，是一种不同于过去任何文明也最不受过去文明影响和制约的全新文明。因此欧洲文明没有背负任何历史包袱，得以在世纪大转折时期轻装上路，充满生机活力，风尘赴赴地走在世界诸文明的前列。
中华文明在过去的五千年间一直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社会虽然动荡无序，王朝更迭频繁，但中华文明则没有因为王朝的更迭而中断或变更。一个王朝在血腥中倒下后，中华文明并没有随之消亡，依旧在中国社会顽强地延续着。等到新的王朝建立后，新王朝几乎完全照搬前王朝的文明样式，只是在形式上作些小小的修补。正是因为这种无与伦比的延续性，使中华文明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成为现存世界上最最古老的文明。也正是因为这种延续性，使中华文明最缺乏变通，最不能适应新生事物。近代中国人在庆幸终于保住了文明遗产的同时，不得不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步履蹒跚地参与新世界的竞争，在轻装机动的西洋人面前，处处被动挨打。
古老的中华文明就象一幢用泥土筑成的老房子，后世的中国子孙只限于在老房子上修修补补，现代中国人也只限于在土墙上糊上一层“水泥”……西欧人则从根基上拆除了希腊罗马时代的老房子，在废墟上建起钢筋水泥为骨架的摩天大楼……中国人也想建造一幢现代化的新大厦，可面对那幢老房子，一者是出于感情上的怀旧；二者是怕麻烦；三者是求稳定怕出乱子，最终还是选择在老房子的基础上修补日益增大的缺口。如果中国人面对的是没有任何建筑的废墟，一样会象西欧人那样建起现代化的摩天大楼。
最后的一条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条，是诸多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
十五世纪的西欧就象一个融汇了新的科学发明的小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且靠借贷运转，甚至仍在亏损；但企业的前景是光明的，只要不出现大的失误，必将成为资产雄厚且利润丰厚的大企业。东方的中国则象一个过了全盛期的大企业，虽然眼下仍在大把大把地赚钱，可前景是灰暗的，制度上的弊病随处可见，漏洞正在一天天扩大，“软损伤”达到了致命的程度，最终将被后起的新企业所取代。
在上述境况下，西方代替东方主宰世界自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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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年 旧 事
(历史在这里哭泣系列二十)
（一）、知青泪 　　　　　　　　　　　　　　　　　　　　　　　　　　　　　　　　　　
我的家位于大别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村子虽然小，却是大队部的所在地，大队唯一的一所小学也建在我们村里，我就在这所小学里完成了自己的启蒙教育。大队书记也自然是我们村的人。
入学的那一年，我们村里来了几位穿着漂亮衣裳的年轻人，村民说他们是知识青年，从大城市来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时山村很穷，没有空房子安置他们。党支书就动员村民在村头搭了两间草棚，用土砖支上几块木板算作睡觉的床，为七男一女安下了“家”。
知青里唯一的女性姓柳名芯，党支书对她好象是另眼相看，除了在那间小草棚里放一张真正的木板床外，还专门为她一人添置了全套洗漱用具。男青年就没有这样的待遇。这本没有什么反常的，在文明较为充分的地方，女人和弱者应该享受好一点的待遇；可从村民的眼神看起来，支书的安排很有点反常。
我就读的小学的后山上有大片茶园，山脚下有连成一片的五十亩水田，是大队的公产。自知青来我们村落户后，我便经常地看到他们在茶园田间里劳作，只是很少看到柳芯和他们在一起。她的工作是陪着支书走村串户，虽然她并不喜欢这样的安排，脸上难得见到笑容，可村民却认定她对支书讨好卖乖，在她的背后指指点点，骂她是“破鞋”“烂货”，老婆婆还当着她的面吐唾沫翻白眼。
我打心眼里喜欢柳芯阿姨，因为她除了长得漂亮外，脾气还出奇地温和，从未见她对谁大过声，和村里那些高声大嗓的“铁姑娘”要可爱一百倍。我一放学就喜欢往她居住的草棚里跑，听她和声絮语地讲述大山外面的奇闻异事，常常到深夜还不想回家。后来爸妈知道了，就不许我去柳阿姨那里，说什么柳阿姨是妖精，专门吸小孩的血。我听后大大地不以为然，心想柳阿姨如是妖精，村里的那些“铁姑娘”定是阎王了，因此仍暗中往小草棚跑，直到有一天晚上撞上了我们村的党支书，给他恶狠狠地瞪上了一眼，就不敢再在夜里去找柳阿姨了。
第一年的腊月，大队在小学的操场上召开评模表彰大会。在全大队二十名劳动模范中，柳芯是唯一的知青，支书亲自在她的胸前戴上一朵大红花。这个荣誉给柳芯招来了更大的骂名，连我也认为柳阿姨不配当劳模，因为在知识青年中她的工作是最轻松的，因此有点相信村民背后的议论并非全是空穴来风。
春节期间，知识青年都回家过春节去了，只有柳芯留了下来，美其名是看门值班，实则是让支书的年过得更为快活一点。大年夜，我悄悄地溜进柳阿姨的草棚，看到她正坐在油灯旁偷偷地掉眼泪。我走过去蹲在她的膝下，仰着脸好奇地望着她。柳芯伸出温软的右手轻轻地摩娑我的头发，边流眼泪边问些好奇的话。
“阿力，你说阿姨是坏人吗？”
“我不相信阿姨是坏人，可他们都说你是，说你和书记作风不好，这是真的吗？”
“你说呢？”
“我不信有这事，是他们造的谣，书记是个大土包子，给你拾鞋都不配，你怎会看得上她呢？”
“如果他们说的全是真话，你还理不理阿姨？”
“那么我一辈子也不会理你。”
“你还小，不知道人世间有许多无可奈何的事情。”
第二年，上面给了我们大队一个召工的名额，柳芯以为非她莫属，因为支书曾信誓旦旦地答应过她。没想到支书临时变了褂，让相貌最英俊的一名男知青进了城。村民暗中议论支书舍不得让柳芯走，他要让她作一辈子小老婆哩。村民的猜测也许不无道理，反正后来招工的名额都没柳芯的份。每逢一个知青走后，柳芯都要病上一个星期，支书则天天去草棚里看她，年终照例把她评为劳模，亲自在她的胸前挂上大红花......
第三年的春节，柳芯依旧留下来看门，她已经有三年没有回家了。不知支书用了什么法术，在每次欺骗柳芯之后仍能令她一如既往地相信他的谎言，甘心情愿地任他作践玩弄。新年的头一天，柳芯的妈妈打老远地赶来了，那是一个处处透着“贵气”的中年妇人。那天晚上，我鬼使神差地走近柳阿姨的草棚，听见里面传来了哭声，我凑近门缝往里一看，发现柳阿姨正和她妈妈抱头痛哭，哭声很是凄惨，我从未看到有人哭得那样悲伤，连我的眼泪也不自主地落了下来。
大年三十的早上，我听见外面有人在扯着嗓子骂街，奇怪是谁如此不明事理在这样的好日子找人的晦气呢？我跑出去一看，发现支书的夜叉婆娘正坐在柳芯的草棚外面边在砧板上剁刀子边唾沫横飞地骂人，骂的无非是“表子”“娼妇”“不要脸勾引人家汉子”之类的混帐话。一大群村民在四周围观，象看猴巴戏似地看着站在草棚入口处的柳芯妈妈。
大年初一大清早，柳阿姨跟着那位中年妇人走了，以后再也没有回来，村民开始还在纷纷猜测她的去向和逃走的原因，时间长了也就漫漫淡忘了，三年过后就再没人提起她，只有我时不时还想起她，好想好想知道她的近况，好希望好期望她能过上好一点的日子。
（二）、竞选红卫兵
　　我的启蒙教育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伟大领袖毛主席已步入垂暮之年，但农家墙壁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红漆标语似乎越来越多，给老人家镀上了一层青春的光辉，没有几个人会把伟大领袖和“老”联系起来。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毛主席是不老的，他最少要活七亿岁，因为那时中国有七亿人。
　　老人家随着年岁的增长，对自己的声望也格外重视，几十年精心培植的个人崇拜已上升到登峰造极的境界。为了使七亿中国人的意识领域中只有毛主席一个偶像，寺庙、道观和尼姑庵等形形色色的宗教或迷信礼拜场所都给红卫兵和造反派砸了个稀巴烂；观世英、如来佛和真武大帝等迷信偶象统统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毛主席成了国人心中独一无二的“红太阳”，但老人家似乎还没满足，中国的传统“家庭”所形成的亲缘关系对他在国人心中的地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挑战。在一个普通中国人心中：除了高高在上的毛主席外，父母、妻子、儿女和兄弟姐妹也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老人家自然不能容忍这些，他无法想象国民心中除了伟大领袖外还要收容其他的人物。
　　为了在人民心中铲除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影响，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老人家把“阶级斗争”引入成千上万的中国家庭。一个家庭的成员分成互相对立的两派，彼此势同水火，只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两派都对伟大领袖效忠。一时间妻子告丈夫；儿子打老子的风气甚器尘上，至于兄弟之间互相告密的事更是司空见惯，中国传统家庭张开了巨大的裂缝，开始从内部分崩离析。
　　我的启蒙教育是在一所村办小学里完成的。现在的小学表现优异的学生被评为“三好生”，但我们那时没有“三好生”这个名字，与之对应的是“红小兵”，和“红卫兵”是同一个性质，顾名思义比“红卫兵”要低一个级别。红小兵的标志是在套袖上用别针钉上一个红色的菱形软质塑料片，塑料片上用浅黄的油漆写上“红小兵”三字。红小兵是有指标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佩戴这种菱形塑料片，在一个五十人的班级里，被评为“红小兵”的不会超过10人。能不能享有“红小兵”这个荣誉，学习成绩和表现往往是次要的，出身才是主要的。那些“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的后代是狗崽子，表现再好也不配当“红小兵”，象我这个苦大仇深的红军家属，就是调皮捣蛋到了极点也是当然的“红小兵”。
　　在班上被评为“红小兵”可神气了，那可是小学生的最高荣誉。
　　我原以为红小兵是最最神气的，等看到真正的“红卫兵”时才傻了眼。刚进入四年级时，我们公社（相当于今天的管理区，居民不到一万人）的一所中学来我校开现场会，长长的队列喊着“万岁！万万岁！”的口号，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我校的小操场。走在最前列的中学生袖子上佩戴着一个比“红小兵”大几倍的红色菱形塑料片，上面的“红卫兵”三字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红卫兵”，当时心中涌出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羡慕得要死，很想成为其中的一员！只要能戴上“红卫兵”袖章，叫我干什么都成，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
　　机会终于来了，一年以后，我成了五年级的学生，上面分来一个“红卫兵”指标。为了争得这个指标，我们班象炸开了锅一样热闹有趣。
　　经过激烈的角逐，只剩下两位候选人。一位是我，出身最红；另一位是肖灭资，一个小学教员的儿子。他父亲为了紧跟毛主席，才别出心裁给儿子取了这个名字，顾名思义就是“消灭资产阶级”。本来在这场角逐中我占有绝对的优势，因为我的出身比教员显然要红得多。但我得罪了大队的“贫协主任”，那时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校长不是老师，而是“贫协主任”。有一次放学后我去偷“贫协主任”种在自留菜地里的黄瓜，让他给逮住了，虽然当场放了我，但自此不再支持我。不但不支持我，还别有用心地给我找来一个对手。我知道他是搞打击报复，但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偷黄瓜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我好怕他把这件丑事给捅出来 。好在这场角逐我仍然占据优势，如果不是下面出现的那桩事，我的“红卫兵”梦就会成为现实。
　　我家所在的大队（相当于今天的行政村）位于大山的深处，山上不缺树木柴禾。一到寒冷的冬季，村民总习惯去山上砍几棵歪脖子松树生火取暖。那一年正流行割“资本主义尾巴”，松树照样砍伐，但不能往自个家里拿，否则就会被划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那可是一顶颇为沉重的“高帽子”。不过在我们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小山村，村民在执行上级政策时总是半心半意，对“资本主义尾巴”似乎理解不透，依旧把砍倒的松树放进自家取暖的火塘。我那底气十足的红军爷爷每天就要砍上几棵，堂而皇之地扛进我家的后院，当着村民的面用锯把松树截为便于生火的小段。村民看见老红军不把上面的禁令放在眼里，就纷纷跟在我爷爷的后面上山砍树。肖灭资的父亲看着眼红，也拿看一把斧子上了山。不巧那天“工作组”进山检查上级政策的执行情况，正好撞见上山砍树的队列。我爷爷吹胡子瞪眼睛地发了一回狠，骂了几声娘，说老子当红军打敌人时你们还在娘胎里吃奶哩，敢挡老子的道！骂完就大大咧咧地把松树扛进了家门。别的村民没有我爷爷的底气，纷纷放下肩上的树干，缩头缩脑地从岔道溜走了。肖灭资的父亲也想开溜，被工作组当作反面典型逮住了，因为他是我村识字最多的人，思想自然也最为反动，这次聚众砍树显然是他蓄意煽动的。上面既然定了性，肖老师的任何解释都没有用，工作组正要把他当作替罪羊出口恶气。
　　当天晚上召开批斗会，批斗会在打谷的稻场上举行。带头砍树的爷爷照常坐在主席台上，肖老师则被“基干民兵”压在临时搭起来的挨斗的土台上，反箭双手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每个村民都发了言，包括那些上山砍树的“乡亲”，把最恶毒最仇恨的语句劈头盖脑地砸向肖老师。那时“斗人”不怎么讲究阿Q的“君子风度”，不但“动口”，说完后还要“动手”，在批斗对象身上打一耳刮子或踢上几脚，表示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批斗会开到一半，肖老师身上已挨了不少拳脚，从没吃饱过肚子的他象是有点支持不住了。站在台下的儿子肖灭资还不解恨，拿起母亲捣衣服的棒槌雄纠纠气昴昂地走上批斗台，照准他父亲垂下去的光头，用尽吃奶的力气，一棒槌砸了下去。肖老师大叫一声，口吐鲜血地倒在台上，当场昏了过去……
　　第二天，来自公社五所学校的师生在我校的小操场召开“现场会”，肖灭资胸前戴上一朵大红花站在主席台上，公社书记亲手把那个金光闪闪的“红卫兵”袖章别在他的左臂上……
　　“红卫兵”就这样与我擦肩而过，第二年进入初中，按理能够圆红卫兵的梦，但那一年伟大领袖永垂不朽了，“红卫兵”也随之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自此我永远与红卫兵无缘，这是我前半生中最大的遗憾。
(三)、一张旧画像
往事在记忆中一页页地模糊起来，但童年时代的记忆仍牢牢地铭刻在记忆的深层，并不因岁月的久远而呈现些许裉色的迹象。这要感受谢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把中国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出来，制造了一个又一个五彩缤纷的人间趣事。
童年时代的农村是一穷二白的，今天的小青年很难想象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究竟贫穷到什么地步。如果想得到些许较为清晰的印象，不妨到邻近的北朝鲜看看，或许能够看到部分真实的图景。今天的中国人不断生活在温饱之中，还有五花八门的节日来丰富他们的生活，除了端午、中秋、国庆、春节等中国的传统节日外，还要享受情人节、圣诞节等颇具浪漫色彩的进口节日。我们的童年只有一个节日，那就是过大年，一斤猪头肉钝上十多斤白罗卜，散发的香气一里之外都能够闻到。一家七口人围着一大锅肥肉 炖罗卜，一个个吃得满面红光，那真是难以想象的人间美味。
童年时代的春节除了餐桌上的食物不够丰富外，节日的气氛一点也不比九十年代逊色。群众性的文娱活动有组织有计划性地开展起来，民间艺人“依样画葫芦”式的“革命样板戏”走村串户，给饥寒交煎的中国农民画饼充饥，同时也极大地满足了农家小孩好奇爱热闹的天性。
基于贫穷得过份的缘故，节日的农家几乎没有什么文化装饰，不象今天的打工家族从厅屋到卧室贴满了美人图和风景画。那时过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把墙壁上的煤烟清扫干净，使之恢复本来的土黄色；其次把厅屋正上方墙壁上张贴的毛主席画像隆重地取下来，然后把买来的新画像隆重地张贴上去……无论你贫穷到什么地步，哪怕一家五口共穿一条裤子（不是无聊的笑谈），主席像是不能省的，这关系到你对伟大领袖忠于不忠于的问题，除非你不想要脖子上的那棵脑袋，因为不忠于毛主席就要“砸烂你的狗头”（文革时期流得的批斗口号）。换新画像应该不成问题，大不了大年夜不吃猪头肉；对旧主席像如何处置才是每个农家必须面对的颇为棘手的问题。
至少在一九七一年以前，对旧主席像的处置还不成其为问题，换掉的旧东西“回归大自然”属情理中事。那时农民把换下的旧画像随手乱仍，连厕所、粪坑、垃圾堆也有主席的影子。童心泛滥的小孩子因为旧画像纸质较硬，适合折叠纸飞机纸轮船等玩具的缘故，就让主席像“上天下水”。到了一九九一年的春节，因为一桩戏剧性的事件，这样的好日子才一去不复反。
一九九一年的大年三十，某村的两兄弟一大早做完“早请示”（文革期间每个成年中国人每天睁开眼后做的第一件事：集中在毛主席像前给主席汇报思想），然后一同上茅厕，完事后哥哥把刚换下的旧主席像擦屁股。正在上中学的“红卫兵”弟弟认为这是对伟大领袖的莫大侮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怀着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忠诚，这个“革命小将”连年饭也没吃，饿着肚子跑到五公里我的区公所揭发了发生在他家里的“反革命事件”。尽管这样的事件是普遍性的，人民群众或多或少都有用旧主席像擦屁股的经历；但这样的事件是认真不得的，一旦认真起来当事人注定吃不了兜着走；就象居住在深山里的山民都有滥砍滥伐的经历，可一旦认起真来，“破坏森林罪”足够他蹲两年大牢一样。第二天，也就是一九七二年的大年初一，革命小将的哥哥被几个“基干民兵”用“苏式冲锋枪”和“三八大盖”押走了，在全公社游斗了两个月后，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了刑，押送一千公里外强迫劳教。
革命小将的哥哥就这样被“专政”了，但他的制造的阴影并没有因为他的专政而消除，那些没有被专政的农民，每年的春节都要被他留下的后遗症伤透脑筋。
转眼又到了一九九二年的腊月二十九，父亲在厅屋的后墙隆重地张贴上新主席像后，一家人围着那张刚换下的旧画像开起了讨论会。
“把这张像给我吧，这纸做鞋样好得很。”一向快人快语的“铁姑娘”（文革期间对农村女青年的誉称）姐姐率先提议。
“你要死！七队的张婶不就是因为用主席像剪鞋样，罚她戴‘高帽子’（一个圆锥形的纸筒，外面写有‘打倒某某人’的大字）游了一个月街。杀千刀的！糊涂油朦了心！”盛怒的父亲啪地给了姐姐一记耳光。
“还是我拿去卷纸烟吧……”不知进退的哥哥刚张了一半嘴，就被一记更重的耳光打回去了。
“算了，别为一张破纸打这个打那个，还是我拿到屋后背人的地方烧掉爽事。”一直低头抽旱烟的红军爷爷终于沉不住气，拿起像起身要走。
“不能烧，万一给人看见咋办？邻村的王三不就是烧主席像让人告发了，好端端的两条褪给打瘸了一条。”父亲把爷爷手中的旧画像夺了回来。
“不就是一张破纸吗？顶个屁用？烧了就烧了，出了事我一人整看，大不了坐牢！当年当红军打白狗子时，‘将光头’的大牢我也坐过。”红军爷爷的倔脾气又犯了。
“我的老祖宗，你小声点行不行？你可比不得你带头上山砍树，‘红军家属’那块牌抵不了的。”父亲整张脸急得直冒汗。
听说红军家属牌子都不管用，一向很神气的红军爷爷象撒了气的皮球。
最后还是奶奶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把主席像折叠成巴掌大的小方块，逢在爷爷背心的前胸，让爷爷时时刻刻把主席揣在胸口，既扫寒又表达了对主席的无限忠诚。
(四)、革命大批判
　　童年时代是在“革命大批判”的浪潮中度过的，上小学时最先学写的作文就是“批判文章”。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斗争哲学”有特别的爱好，他的著名格言“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直到今天仍为部分人所称导。从我记事的那一天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革命浪潮就席卷大中国的穷乡僻壤，就更不用说处在斗争中心的文明大都市了。尽管伟大领袖明文限定“阶级斗争”只适用于“敌我矛盾”；但童年时代的阶级斗争却无处不在，且更多地用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无产阶级革命不仅仅用于打倒“地、富、反、坏、右”和“帝、修、反”等反动阶级，在七十年代还要“革到自己家里来”，并进而“革到自己的头上”。
　　记忆中最早的“革命大批判”是针对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国家主席最大的罪名是阴谋在中国复僻资本主义，最反动的主张是胡说“剥削有功”，叫嚷“三自一包”……当第一次睁开醒忪的小眼看这个世界时，“打倒‘判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以致谁要是不跟着喊就要跟着被打倒，最后几乎所有能够叫喊的中国人都遏斯底里地喊了起来。记得进入学堂的第一天，第一课就是老师把我们带到操场上，操场上扎着一个丑陋的稻草人，背上插着一块写有“打到刘少奇”大黑字的木牌。老师领先把一块拳头大的石头恶狠狠地砸在稻草人身上，然后我们跟着砸，不一会稻草人旁边的石头就积成一小堆。砸完石头后老师又向稻草人吐了一口浓痰，然后我们跟着吐……第一课就这样结束了。
　　进入二年级时，“最最忠于”伟大领袖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林彪也写入了“革命大批判”的黑名单。加在他头上的“帽子”有重重的五顶——“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判徒、卖国贼”，每一顶都能把大活人压死一千次。副统帅（林彪倒台前的官衔）的罪名是：阴谋杀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企图设立国家主席……说的最反动的话是：“克己复礼”，“英雄创造历史”和“农民缺吃少穿”……林彪挨了半年的大批判后，死了两千多年的孔夫子也来凑热闹了。他的罪名是轻视劳动人民和为林彪窜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谬论”，林彪是孔夫子的“孝子贤孙”；说得最反动的话是：“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等。于是批林贼（十大以前给林彪定的专有名词，那时不准称林彪，只准称林贼）转为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
　　小学毕业的那一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为革命大批判注入了新的内容，批判的矛头直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和当权派”，罪名是“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案”，罪证是“在教育战线走‘白专道路’”和“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等反革命“谬论”。
　　…………
　　我的童年几乎没学多少书本知识，小学毕业时连最最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但学会了写文章，能取得这点成就应该归功于“革命大批判”。那时的学生不会写“批判文章”是不成的，三年级就必须写“批判文章”，即使那时认识的汉字还不到一百个。不但要写批判文章，写出的文章还要上墙。那时每所学校都办有“墙报”，墙上画的一个大红方框里有四个“专栏”：分别是“批判专栏”、“表扬专栏”、“学习园地”和“小评论”，“批判专栏”摆在第一位。
　　今天的小学生最最害怕的就是写作文，想破脑瓜也想不出有什么可写的。相比之下，我的童年写作文要轻松得多，因为写作文就是写批判文章，写批判文章根本不用你自己动脑筋，只要把报纸上类似的文章照抄一篇就成，那时的报纸也全是刊登批判文章。即使你不抄报纸，也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可仿校。模式一般是这样的：一篇批判文章分为三大段，第一段把要批判的反革命分子的反动言论和反革命行为列举出来，用“放狗屁……”等世界上最最粗俗的字句大骂一通后再定性为反革命“谬论”和反革命行为；第二段是“忆苦思甜”，控诉万恶旧社会的苦和喧染新中国的甜，即使和批判的内容毫不相干也不能省略；第三段是骂人表决心：“我们一定要把XXX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你说这样的作文好不好写？
　　不仅仅是小学生写作文，那是的教科书也是这个模式，记得二年级的语文课本有一篇课文——《一件破棉袄》，末尾的一段我依旧记忆犹新：
　　“判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也和资本家唱一个腔调，胡说剥削有功，叫嚷‘三自一包’，分明要退到万恶的旧社会，要我们重新受苦坐牢。想到此，满腔怒火心头起！癍癍血泪记得牢！纠住刘少奇把帐算！一个破洞，一笔血债，三代苦难，万世难消！孩子啊！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我们要紧跟领袖毛主席！革命到底志不移！”
　　我们学写作文正值“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之际，因此批林彪批孔夫子批了个天昏地暗。林彪是我的老乡，他出生的“林家大湾”离我家不远，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林彪的强烈“阶级仇”和“民族恨”。今天林家大湾的村民又自发给林彪修建了一座简陋的“纪念馆”，给该村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旅游收入，昔日的耻辱变成了今天的荣耀。我写的第一篇作文是“批判林彪的农民缺吃少穿”（那时作文标题不讲究语法，只要意思能领会就成）。我不知道林彪是否真个说过此话，如果说了那到是一句天大的实话，因为那时的中国农民确然“缺吃少穿”。但当时我们并不这样认为，而是从心底认定林彪是在“胡说八道”和“放狗屁”（当时批判文章流行的定性词语），是最最反动的反革命“谬论”；哪怕我们一边批一边小肚子饿得咕咕叫。
　　因为是第一次写作文，我们不知道如何下笔，姓李的语文老师就自己写了一篇范文贴在墙上让我们仿效。范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林彪胡说农民缺吃少穿是放狗屁！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就拿我家来说吧，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过的日子比蜜还甜，煮的粥不原意吃，破了一点的衣服也不愿意穿，想穿皮袄……”我们都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抄在作文里，自认为抄得很精彩，丝毫也没意识到李老师穿着一条至少有十多个补丁的裤子；没想到第二天换了个姓熊的语文老师，他看到墙上那篇范文，当即破口指责：“这是谁写的狗屁文章！把劳动人民艰苦朴素的作风丢到哪里去了？”当时李老师正在教室门口转悠，听到熊老师当着学生的面波他的面子，就冲进教室和他大吵大骂，然后又扭打成一团。我们看了个不亦乐乎，一边看一边从心里打嘀咕：老师干吗也骂娘打架呢？
　　…………
　　一个月前，我从一所县办小学旁经过，听到学生在教室里唱歌。歌名是《象雷峰那样》，末尾的两句是这样的：
　　“……对待个人主义象秋风扫落叶一样
　　对待敌人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听到小学生仍在唱这首歌，我的心情异常地沉重，对于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来说，这首歌真的不宜再唱了。
(五)、忆苦思甜
　　三年级的语文课本上有这样一篇课文，标题是《我们老贫农恨透了剥削》，文有这样一段话：
　　“……有一天地主婆拿来一碗馊豆渣，假惺惺地要我吃，我用筷子一搅，满碗都是蛆，便顺手倒进猪槽里。地主婆看见了，一手拿着菜刀，一手揪住我的头发说：‘你今天要是不吃，老子要你的命！”硬逼着我吃我不吃。地主婆兽性发作，猛地一刀背砍在我的头上，又一脚把我踢倒在猪槽边。我头上的鲜血直往外涌，顿时昏了过去……”
　　这是一篇有代表性的“忆苦思甜”文章，读者从上面这段文字可以得到三个显而易见的信息。
　　一是当时“忆苦思甜”成了一种狂热的政治风潮，否则也不可能把这篇文章列入正统的教科书。
　　二是所谓的“忆苦思甜”多半名不符实，夸张捏造的成份居多。上面这段文字显然不合逻辑，作者王永凤是地主家的丫鬟，丫鬟是地主的私产，地主可以虐待她，强迫她从事繁重的劳动，可绝不会强迫她吃一碗蛆。因为吃了蛆丫鬟就会生病，病了就不能干活，地主还要出药费，没有那个地主会这么傻，只有疯子和变态狂才会那么干。再说养尊处优的地主家少奶奶也没有勇气亲手端一碗臭烘烘的蛆。就算地主把丫鬟当牛作马，可地主也不会故意去伤害牛马的身体健康，使牛马不能下田翻地或得病死去，那样地主的损失可就大了。古罗马最残暴的奴隶主也不会愚蠢到“损人不利己”地伤害奴隶的身体，相反奴隶生病了还要积极治疗，因为他还要继续役使他。
　　三是当时的中国社会弥漫着一团非理性的政治空气，连这样谎话连篇漏洞百出的文章都写进了教科书，可见舆论宣传扭曲到什么程度。
　　童年时代的我写了多少批判文章，也就写了多少忆苦思甜的文章；因为批判文章少不了忆苦思甜，忆苦思甜的内容要占去批判文章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上三年级那年，忆苦思甜更成为一种全社会性的经常性的政治活动。“开忆苦会”，“唱忆苦歌”（如《想起往日苦》），“吃忆苦饭”成了国民政治生活的“三部曲”，“请老贫农作忆苦报告”则把这项政治活动推向了高潮。
　　七十年代的“贫下中农”很多，五十岁以上的“贫下中农”都是从万恶的旧社会走过来的，都有在旧社会受苦受难的经历，能够作忆苦报告的老贫农应该比比皆是。可实际上的情形却不是这样，找一个能上台作报告的老贫农难于上青天。我们大队有两千多人，找来找去也就只找到那么两个。原因有三：一是老贫农对旧社会的痛苦记忆不够深刻，想来想去也想不出地主资本家如何虐待他；二是老贫农在理解上级政策时欠缺政治水准，不善在细节上作一些有益于政治宣传的塑造；三是老贫农在忆苦时不怎么注重政治对象，只记得自己过的苦日子，而不分辩这些苦日子是谁制造的。所以找一个完全符合政治要求的能作报告的老贫农实在太难了，就是勉强找到的那两个代表，在登台作报告时一样闹出了不可收拾的大笑话。
　　两个老贫农一男一女，男人是我的大伯爷，在旧社会打过长工，打了一辈子的光棍，是真个地苦大仇深；他弟弟也就是我爷爷是老红军，政治背景过硬得很。女人是大队（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贫协主任”（也是我校校长，那时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母亲，政治背景一样过硬，她姓王，我们都叫她王妈妈，在旧社会当过“童养媳”，年轻时受过不少苦，一讲起当“童养媳”的往事就痛哭流涕，也是一个难得的活教材。
　　我们大队的忆苦思甜报告会在我们学校举行，听众除了学生外，还有各小队的贫农代表。
　　第一天是王妈妈作忆苦思甜报告，内容是她当童养媳的经历，说婆婆如何如何虐待她，不把她当人看，从不让她吃一顿饱饭，不给她穿一件没打补丁的衣服，还强迫她没日没夜地干活，稍不如意就骂她打她，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她讲了很多，情绪很激动，边讲边擦眼泪，以致报告不时中断，断断续续地讲了整整一个上午，把台下的听众深深地感动了，有几个年纪大一点的妇人基于同病相怜的缘故，也陪着流了不少眼泪。
　　下午我们就根据王妈妈的报告写作文，很自然地把王妈妈的婆婆当成万恶的“地主婆”，因为不是地主婆就不会那样残暴地虐待王妈妈。我们把“地主婆”深揭猛批了一通，数我骂得最起劲也最有力度，几乎把学到的所有不文明的字眼都用上了，于是我的作文成了范文。教语文的李老师把我的作文念给当时的校长也就是贫协主任听（贫协主任不识字，看不懂我写的作文），他一边晃着二郎腿一边为我的作文叫好。作文念到一半时，贫协主任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就顺口问了一句：“这个地主婆叫什么名字来着？”李老师说出了她的名字，贫协主任的反应是霍地一下站了起来，猛地一脚踢在李老师身上。
　　“我操你亲娘！这不是我奶奶吗？她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哪是什么地主婆……”
　　第二天的忆苦思甜报告会继续进行，这回论到我大伯爷上场了。为了防避出现第一天的闹剧，李老师一再叮嘱我在晚上好好启发一下大伯爷，不该说的千万不能说。我象接受战斗任务一样回了家，给大伯爷讲述了王妈妈作报告的经过，他听得笑岔了气，边笑边说女人头发长见识短。等大伯爷笑够了，我就把李老师的意思婉转告诉了他，他听后居然吹胡子瞪眼睛地激动起来：
　　“我怎会那么没水平！我又没当过童状媳，咋会出那样的笑话？你那位‘臭老九’（文革时对知识分子的蔑称）也太小瞧我了。你放心，明天看大伯爷的！”
　　大伯爷的报告真不愧是老红军的哥哥，一开腔就惊心动魄。下面是他的开场白：
　　“伢子啊，我受的苦三天三夜也说不完，那样的苦你们连想一下都浑身发毛。我也曾过了几年好日子，那是民国三十年给主人家（佃农对东家地主的尊称）‘卖梨弯’（打长工），主人家待我可好了，每天夜里都有酒渴，一年到头还让我挑上一大担年货回家过年。可是到了‘过粮食关’（农民对5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的俗称），连‘糠粑’（由糠屑捏成的团块——五九年中国饥民的主食）也没得吃的，我差一点就饿死了……”
　　这就是著名的忆苦思甜报告会！
二００三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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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公民标准
（历史在这里哭泣系列二十二）
什么是现代公民？现代公民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衡量现代公民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中国已经迈进现代化的门槛。中国的现代化能否取得成功，在前进的征程上不再出现反复，不仅仅是决策人物面临的问题；也是每个中国公民应该深思的问题。中国现代化的成败与否，决定因素当然是权力人物，但中国公民的自身素质也是影响现代化进程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有时甚至是决定因素。
一个国家民族现代化的成败和进程的快慢，除了权力人物拥有强烈的民族责任心，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决策理性科学外；国民素质的现代化程度是确保现代化循着健康理性的轨道向前发展，不因权力人物的更替而出现反复的关键因素。总之一个国家的国民必须是“现代公民”，现代化才会取得最后的成功，反之则会出现反复甚至半途而废。一个世纪以前，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是锐意在中国实行维新变法的，但那时的中国公民极少拥有现代公民的素质，所以当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反攻倒算时，维新变法人士在朝中找不到坚定的支持力量，民间也没有形成支持光绪皇帝的合力（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平民百性站在慈禧那一边），结果使那场足以使中国赶超日本的伟大变法运动半途而废。
中国拥有十三亿人口，成年人则有九个亿！但并不是每个成年人都是“现代公民”。在九亿成年人中，现代公民所占的比例甚至不是很高。因此，中国公民素质的现代化应该是中国现代化的当务之急。
什么样的国民才算是“现代公民”？我认为衡量“现代公民”的标准应该有下面六个：
一、理性的思维
中国人最大的劣根性是“不爱思索”，具有“理性思维”的国民更是凤毛麟角。
日本人“珠海集体买春”事件在媒体曝光后，中国人怒火冲天，恨不能把丑恶的日本人一刀一个通通宰啦！如果“买春”的来自欧美甚至中非的黑人，中国人的不快也许要好一些，唯独日本人“买春”会激发中国人强烈的民族情绪。原因是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曾象禽兽一样野蛮强暴过数以万计的中国妇女。如果大多数中国人具备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用“理性思维”手段去看待这件事，就会发现我们的这把无名之火其实烧得没有道理。因为日本人来中国“买春”并没采取强暴手段，中国“小姐”全是自动送上门的，并且由中国人在中间“拉皮条”并获取巨额“回扣”，日本人如数交付了“服务费”。中国“小姐”和“皮条客”都知道她们的服务对象是日本人，难道她们不知道这帮人曾经用极为野蛮的手段强暴过她们的同胞？因何还要为了几个小钱在出买自己的尊严的同时也出买民族的尊严！如果说日本嫖客的行为可耻可恨，中国“小姐”和“皮条客”的行为则可剐可杀。有这样的国民在，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只恨外国人！
缺乏理性思维的国民，最容易在职业革命家的鼓动下酿成“群体式的盲动”，对国家民族造成深重的伤害。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的专制统治虽然只持续了不到一年时间，但给法国制造了百年难以愈合的伤痕。之所以如此，就是罗伯斯庇尔充分利用非理性法国国民的群体式盲动所造成的破坏力量，在扫除法国的封建贵族势力时，也把法国的精英阶层几乎扫荡净尽。罗伯斯庇尔说所有的贵族都是反革命，是“人民的敌人”，都应该上断头台，巴黎市民也跟着起哄说凡是贵族都应格杀无论，结果许多留在法国效忠革命的贵族一夜间被屠杀磬尽。当罗伯斯庇尔说法国的“革命英雄”拉法叶特（法国大革命的早期鼓动者，曾作为志愿者参加过美国的独立战争）也是“人民的敌人”并要逮他上断头台时，巴黎市民就即刻行动起来带上“断头机”搜捕昨天的“同志”。拉法叶特只好逃亡国外。当留在国内的贵族杀完时，罗伯斯庇尔又指责那些忠告他“不要无限止地执行屠杀政策，要珍惜法国人民鲜血”的“雅各宾党人”（以罗件斯庇尔为领袖的政党）为“人民的敌人”，巴黎市民又大规模地屠杀起昨天的“同志”。断头机似乎要永远转动下去，不把法国人杀光不肯自动停下来，直到把罗伯斯庇尔自己送到断头台下为止。
中国公民缺乏理性思维最为突出的表现是：近代史时期每逢中国和列强签订一个不平等条约，签约的外交官就会成为千夫所指的民族败类，承担百年之久的骂名。似乎中国战败的责任就在那几个卖国的外交官身上，如果他们不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就会站在胜利一边。最典型的例子是受政府指令赴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李鸿章，中国人骂了他整整一百年还不肯甘休，似乎还要继续骂下去。我先前一直很推崇“五四运动”，认为那是中国人民真正觉醒的开始。前几天又重新翻开“五四运动”的历史，看到激动的青年学生痛打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外交官并放火烧他们的房子时，才发现“五四运动”并非全是“觉醒”。
当一个国家的公民不具备现代公民素质时，就会因为感情上的偏爱对某些国家存在根深蒂固的反感同时又对另一些国家抱有莫名其妙的同情。中国曾是万帮敬仰的“天朝大国”，中国人的骨子深层有一种“老大哥”的心理，对那些文明程度不如中国的小国和穷国等发展中国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而对那些文明程度胜过中国的富国和大国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则存在根深蒂固的敌意。其实文明国家对中国现代化的助力应该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小国和穷国在得到中国无私的援助后不一定就有感恩心理，对中国“恩将仇报”和“过河拆桥”的故事并非只是冬天里的童话。越南的忘恩负义人所共知；北朝鲜似乎在制造下一个不该发生的故事。中国人最讨厌美国，其实美国并不是世界上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诚然美国作了一些伤害中国人感情的事，但美国也作出了不少有助于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贡献。中国最早的新式学校就是美国出资建立的，至于美国和中国并肩对日作战则在生死关头拯救了中华民族。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人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态度：以色列是中东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巴勒斯坦对中国即使没有敌意也谈不上友好。以色列的文明程度比巴勒斯坦要高得多，看看电视屏幕上那些整天不干正经事专在道旁向以色列军车投掷石块来表现自己“爱国”的巴勒斯坦青少年（我总奇怪这些貌似爱国的青年干吗不去认真学习或工作，为巴勒斯坦制造能够真正打败以色列的先进武器呢？），就可知道这个民族的明天不见得会更美好，因此同以色列交往对中国的益处远远大于和巴勒斯坦作朋友。可是中国人有多么仇视以色列；就有多么热爱巴勒斯坦。美国人对中国作了九十九件好事，哪怕只作了一件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我们就会只记得那一件事。北朝鲜伤害了中国九十九次；但只要有一次对中国表示友好，我们就可以对九十九次不予计较。缺乏“理性思维”的国民有时就会产生没来由的热爱和憎恶。
我们一旦缺乏理性思维，在国际交往上就不容易做到“换位思考”，人为增加不必要的国际摩擦。我们一再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义愤填膺，从没掉换位置想一下：小泉是日本人的首相，他只能按日本人而不能按中国人的价值观来行事，否则他就是真正的“卖国贼”。“靖国神社”里死难的日本军人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但不一定是大和民族的罪人；就象黄继光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但不是美国人的英雄一样。如果美国人因中国悼念黄继光而提出外交抗议，中国人一定会认为美国人不讲道理。二月十九日，我看到一则电视新闻，说日本纪念日俄战争一百周年，邀请俄罗斯参加。俄罗斯没有愤怒，心平气和地说那是俄罗斯人最不堪回首的历史，不打算派员参加这一盛典。日俄战争俄国惨败，俄罗斯今天的军力比日本强大得多，日本人重提令俄罗斯难堪的往事，俄罗斯应该愤怒并作出强烈反应（他们有愤怒和反应的能力）才是。但俄罗斯没有，因为他们的国民大多拥有理性思维，认为此事尽管令俄罗斯难堪，但那是真实的历史，不应该回避。如果日本纪念“甲午中日战争”一百周年，邀请中国参加，我们会怎样反应？
去年看过一部老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在场的观众无不对抛妻再娶的张忠良满腔义愤。把张忠良拿到今天的中国社会，他的所作所为其实坏不到哪里去。如果在场的观众经历他那样的遭遇，恐怕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会作出和他一样的选择。其实我们看这部影片最重要的不是愤怒而是从中得到教益，警惕自己犯同样的错误而不自觉。那些痛恨张忠良的观众很少从这部影片中得到教益和警醒，缺乏理性思维的国民难得有“推己及人”的智慧。
欧洲文明国家在现代化早期，都曾经历过波澜壮阔的“理性运动”，法国就曾在“理性”的棋帜下涌现出一大批享誉全球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思鸠等文化思想界的巨人都是“理性运动”的伟大实践者。可见“理性”对人类走向现代文明是何等重要。中国因为“儒家文明”根深蒂固，没有经历过“理性运动”，导致全球现代化时期的中国人缺乏“理性思维”。我们有必要补上这一课。中国人一旦拥有“理性思维”，就会象唐帝国那样再度成为人类文明的“统帅”。
二、独立判断力
中国人有“比较力”但缺少“判断力”，具有“独立判断力”的国民则更少。把西瓜和哈密瓜同时让一个东部的中国人品尝，他能比较出哈密瓜比西瓜甜。但如果他从未尝过哈密瓜，就会认为他吃过的西瓜是世界上最甜的瓜了。前者靠“比较力”，后者则靠“判断力”。因为缺少判断力，所以在没尝过哈密瓜时就认为他吃过的西瓜最甜。
所谓“独立判断力”是指一个人不受舆论和媒体宣传的影响，自已用学到的知识和个人阅历对某事某人独立分析然后作出较为中肯的评价。中国人极少具有“独立判断力”，最容易跟着舆论或媒体起哄，所以媒体一直是中国最有效的宣传工具。当媒体说“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判徒、内奸、工贼”时，极少有人会质疑国家主席当叛徒为了啥？他能去敌国当国家主席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如果一个人叛变的目的是使自己的地位和待遇降低，并要承担千古骂名，这样的叛变还有什么意义，只有傻子才会作此亏本营生，但国家主席显然不是傻子，广播电台不是说刘少奇是最阴险凶恶的敌人吗，傻子怎有能力“阴险凶恶”呢？如果中国人拥有独立判断力，当年的这场悲剧也许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不会产生那么大的负面影响。
因为缺少“独立判断力”的原故，从古至今，“流言蜚语”在中国一直有强大的杀伤力，因为普通中国人懒得思考，对道听途说的信息从不用自己的大脑进行分析甄别，往往人云亦云，结果最荒诞的流言也有广阔的市场。当村里的一个漂亮少妇突然成了寡妇后，如果有一个村民煞有介事地对众人说：他昨天深夜看见某某男人进入此寡妇的房间，十分钟后房间的灯灭了。听众没有一个人会怀疑此话的真实性，尽管该少妇平时的德行一直很不错，一旦成了寡妇“门前自然是非多”了；也极少有人会推测此人传播此消息的动机，因为说不准他就是那个企图进入寡妇房间结果被赶出来的无耻男人，否则他怎会无缘无故地在大庭广众之下中伤另一个和他无冤无仇的邻居呢？
“理性思维”是“独立判断力”的前提，没有“理性思维”就不可能有“独立判断力”。
当一个国家的国民缺少“独立判断力”时，宣传媒体的客观公正就显得至关重要。对国家民族有责任心的媒体会培养国民的“独立判断力”。当媒体有意误导听众时，国民的“独立判断力”就会受到伤害。没有“独立判断力”的国民和偏爱说谎的媒体会形成不利于国家民族进步的恶性循环。
三、开放的视野
一个民族的“视野”决定这个民族文明所能达到的高度。现代公民应该拥有“开放的视野”，他不应只从自身、局部和眼前利益出发为人处事；应该站在国家富强民族进步的高度，站在提升全人类文明的高度去思想和行动。
中国人有不少貌似精明的“处世哲学”，其是有很多是不利于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进步的。如“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之类的“哲学”就大有问题。这些明哲保身的“哲学”其实潜伏着极大的隐忧，因为它助长了民族的“孤立”、“冷血”和漠视人间悲剧，且难得有热情为消灭这些悲剧作艰苦的努力。在漫长的华厦文明中，之所以“恶人”和“暴政”大有市场，就是有相当一部分国民拥有这种思维的结果。当他人在“恶人”和“暴政”的淫威下受苦受难时，因为暂时与己无关（说不准不久就有关）就作“壁上观”。等到他自己遭遇同样的悲剧时，别人也因与己无关而“隔岸观火”。所以中国的正义和善良的力量难得团结起来，“恶人”和“暴政”因为缺乏强有力的抗衡而恣意蔓延。
从上述的“处世哲学”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缺乏“开放的视野”，国民的眼界是“封闭”和“本位”的，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起步维艰且出现多次反复。在世界人民眼中，中国人是异常精明的，但因缺乏“开放视野”的缘故导致“聪明反被聪明误”，使人类社会最根本的文明成果与中国失之交臂。
去年美国军人在伊拉克的“虐囚事件”曾经引起世人的震惊，尤其令发展中国家震惊的是虐囚事件竟然是美国人自己揭露的，这类近乎“卖国”的自曝家丑是缺乏开放视野的民族无法理解的。美国人绝大多数拥有“现代公民”素质，也因此拥有“开放的视野”。在美国人看来，美国军人虐待伊拉克战俘是不能容忍的。咋看上去此类的“不容忍”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一则伊拉克军人是美国的敌人，对待敌人可以暂把“人道”抛在一边；二则这些战俘大多是曾经残害过伊拉克人民的“复兴党”成员，虐待一下他们不会引起良心的不安；三则伊拉克人对落到他们手里的美国军人备极残酷，在施加惨无人道的折磨之后还要毁尸焚尸，伊拉克人作“初一”，美国人当然可以作“初二”……但美国人不是这么看的，他们认为美国人既然自诩为文明世界的领袖，美国人的的道德准则就应该有更高的要求。美国军人虐待伊拉克战俘的事件咋看上去不是伤害美国人，但虐囚行径会毒害美国军人的品格。一个品格被毒害的武装部队今天也许只残害外国公民，但谁能保证明天他们不会残害美国公民呢，因为毒蛇总是会咬人的……正如父母如对在外为非作歹的儿子不闻不问，这个儿子的品格就会被毒害，会成为“恶人”，总有一天会回过头来伤害自己的家人，甚至伤害养育他且对他百般溺爱宽容的父母。
中国留学生初到美国时，最难理解的就是有些看上去并不怎么富裕的美国青年自发站在街头为与自己命运一点也不相干的非洲穷困儿童募捐，并如实把募得的捐款交付上去。这些貌似愚蠢无聊的行径，恰恰显示了美国人的开放视野，使他们成为文明世界的领袖。旅美华人还奇怪美国人为何那么“诚实”，并经常利用他们的“诚实”耍点小聪明，占点小便宜，殊不知此类“诚实”恰恰是深谋远虑的精明。因为诚实的美国人比小聪明的中国人文明富强。
瑞士是当今世界上最文明富裕的国家，这个国家拥有一流的的社会福利制度。我曾经研究过这个国家的福利制度，发现这个国家的国立幼儿园是一个纯福利机构，是专为单亲家庭和处在社会平均收入以下的下层人民设立的。瑞士体面人物的孩子是没资格进国立幼儿园的（这种状况与中国相反）。有一点可以让中国人大开眼界：那就是外国的暂居者尤其是难民可以享受瑞士的上层人士无法享受的待遇，把小孩送进国立幼儿园而无需交付任何额外费用。联想到深圳珠海等城市的国立幼儿园，来自国内的打工簇除非交付巨额的“借读费”，否则便不能把孩子送进去，就可知道两个国家的国民视野存在多大的差距。
当拥有开放视野的民族对外交往时，他们的外交准则就不单是某个国家是否“表面”上支持他们，是否听他们的话，还要看这个国家的政府是不是代表人民，政治是否修明，国民是否具备最基本的文明水准，以及这个国家是否有希望，明天是否会更好……
四、平和的心态
我在医科大学有一个同窗好友。我俩都来自偏远的山区，是班上最贫困的学生。那时我们对未来的最高奢望就是拥有自己的私人住宅，有一笔能供给儿女念完大学的存款。上世纪末我们都达到了这个“最高目标”，他老兄因为机灵勤勉的原因，三十出头就晋升为正科级干部，挤身上流社会，在省城有了两幢私人住房。本世纪初我去拜访他，还发现他有上百万的存款。我说你有那么多钱，为何还说拿不出钱来和我一道去旅行？你存许多钱干吗？他说这点钱算什么，如今千万元多的是，在省城的体面人物中他只能算 穷人，他的目标是五百万。我说你还想继续在仕途上混吗？你的特长好象在做学问方面，作官似乎不是你的长项？他说官场没有回头路，你想中途退出不成，别人会说你没用，你只有继续向上爬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我说你是为别人活还是为自己活？干吗那么在乎别人的看法？他说这是没法子的，他的目标是正厅级，结果去年在正处级任上犯了事，进了班房……
上面这位老兄一不缺才能；二不缺勤奋；他缺少的是现代公民应该拥有的别一基本素质——“平和的心态”。中国的上流社会有相当多的人士缺乏“平和的心态”，因为缺少“平和的心态”才不能放开心胸享受自已辛苦努力的成果。尤其是那些挤身政界的人士，极少有人满足自己眼前的官位和权力，不想继续挖空心思向上爬。相当一部分人当了科长望处长；当了处长望厅长；当了厅长又想在副省级任上退休……还有那些自认为很聪明的贪官，刚入官场上也许只想贪十万就缩手；贪了十万又决定攒足一百万再缩手；等到有了一百万又想一千万，有了一千万则想一个亿，贪污受贿的胃口越来越大，不到犯了事就不会自动停止……
中国的官员到了“退二线”时，有相当一段时间因为品味“失落感”内心苦不堪言，并对现任官员愤愤不平，部分还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分裂症。这种现状和英美等西方文明国家大想径庭。英美的政务官在离任之后才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并相当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生活，努力发掘在任上曾经被压抑或忽视的“特长”，用另一种方式来实现自我，很多人取得了在任上不可能取得的成就。丘吉尔如果不是被英国人民过早地“落选”，他也许没时间和精力写完那部享誉世界的伟大巨著《战争回忆录》，也不可能赢得“诺贝尔文学奖”。对部分西方政务官来说，“离任”（不是退休，西方终身在政界混的人不多）是“有意义的生命真正开始”。
上世纪末我在报刊上看了一则新闻，说的是退休的美国总统布什（老布什）在街头上推销“防弹背心”的场面：布什象一位很“称职”的推销员，向围观的市民夸耀他推销的防弹背心是如何坚实合体，且价格公道，比同类产品拥有更多的优势，并撺掇围观者掏钱购买他推销的背心。看到观众依旧无动于衷，他老兄居然自己穿上防弹背心，让合伙人拿手枪对他的胸部进行“实弹射击”。一声枪响和一缕销烟过后，布什总统还结结实实地活着，脸上洋溢着成功后无限幸福的快乐表情……
在中国人看来，这也许太不成体统了，总统有那么多的退休金，不用自己吃苦挣钱，就算要挣钱，干什么不可以？干吗要去街头从事“下三滥”的差事丢人现眼呢？中国人无法理解的事，恰恰证明了布什总统拥有“平和的心态”，也证明他是一个称职的美国总统。
今年我破例回故乡过春节，一进村子竟发现各家各户的门口全摆着一辆崭新的摩托，一问才得知全是外地回乡过年的打工仔买的。起初是一人买，然后其余的人跟着买，不买就证明你在外混得不怎么样。最后回来的那人听说村里外出打工的人全买了摩托，竟从遥远的南方买了一部小车开回家，仅过境费就花了上千元！当村民看到我这个似乎最有条件坐小车回家过年的“国家干部”居然从公汽上下来时，投过来的疑惑眼光分明是在审视我是不是在外面“犯了事”？我坐公汽并非故作姿态，而是感觉到坐公汽比坐小车自由度大些，在路上的风险也小些。现在坐公汽不象上世纪八十年代前那么涌挤，等待的时间也不长，又不是有急事需要赶时间，坐公汽的感觉自然比坐小车轻松些。那些打工仔一过完春节又要赶往千里之外的城市继续打工，买回的摩托只能在春节期间骑两天，其余的时间则呆在家里空占地盘，家中的老人和妇孺是不能骑摩托的。打工仔在外挣几个钱不容易，为了虚幻的面子观念把钱花在几乎没有使用价值的摩托上，进一步说明拥有“平和的心态”对中国公民是何等重要。
五、不卑不亢的外交节操
迈进现代化门槛的中国不可能不和外国打交道。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人和外国人交往的频度和广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只有唐帝国时期例外），差不多每座大中城市和半数以上的县级小城都有外国人旅行或长驻，以至普通的中国公民也免不了要和外国人打交道。因此“外交”不再只是政府的事情，也是部分中国公民必须面对的事情。中国人在“外交”上应该保持什么姿态？恐怕大部分人都能够用“不卑不亢”四个字来回答，但真正用这四个字来规范自己“外交”行动的公民却不是很多。
我经常看到网上有不少貌似爱国的“愤青”用“强奸日本妹”、“打死美国佬”之类火药味十足的不卫生字眼作为自己的网名，并且发表一些充满攻击谩骂的挑衅性言论。我不知道这类行为算不算“爱国”，如果算的话“爱国”这个词的含义也未免太肤浅太危险了。这样的网名和言论对美国日本构不成任何威胁，相反会减损中国人的文明水准，降低中国人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份量，真正受害的还是中国人自己。更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有些人在国人面前大骂美国日本来表示自己“爱国”，可一看到真实的美国人或日本人又想法设法凑上去，表示自己和这个“外国人”很熟，借此抬高自己的身价。我在内地的城市旅行时，经常看到一些看上去很不错的青年学生诚惶诚恐地跟在外国人身后，那情形与主人跟在仆人身后没什么差别。如果说外国人在中国不熟，出于礼貌和善意为他们作向导翻译或经纪人自属情理之中，但也没必要摆出如此谦恭的肉麻姿态。比方说你的中国朋友来访，他也从未来过你居住的城市，你带他到处走走，难道也会摆出跟在外国人身后的那幅“谦恭”吗？当然还有一种相反的情形：看见外国人就故意表示出高傲、不满和愤恨状，甚至在外国人身后指指点点，用外国人听不懂的中国脏话操上几名娘……如果单个外国人的言行不怎么顺他们的眼，在条件允许时招集一帮人涌上去谩骂动粗。这两种情形都是国人在外国人面前缺乏自信心的表现。后面一种情形看上去似乎很“自信”，但那是一种假象，事实上比前一种情况还要心虚气短。缺乏自信心的国民在“外交”上是不可能真正做到“不卑不亢”的，而“不卑不亢”是现代公民应该拥有的外交节操。
我所在的小城有一位大学生，每逢寒暑假回家，总是要把他和美国留学生的合影拿到亲戚朋友中炫耀一番。可一提起美国人又表现出怒不可遏状，扬言美国佬坏得很，专门找中国的岔子，还指责现政府软弱，不向美国佬宣战……具有如此分裂人格的人居然是“大学生”，进一步说明我们真的应该补上“现代公民”教育这一课。
六、一定的社会责任心
这一条不需要我在此多阐述，相信每个国民都认同这一观点，但并不是每个国民都拥有这一素质。“社会责任心”是区分一个人为“文明人”还是“野蛮人”的试金石。缺乏“社会责任心”的人，无论他的地位多么显赫，拥有多少财富，受过多么高的正规教育，多么精明能干，实际上仍和“野蛮人”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就职演说之所以在今天仍有强烈的震憾力量，就是因为结尾的两句话：
“不要总是问社会为你作了什么；多问一下你为社会作了什么！”
二00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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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写这本书之前，我作了一个梦，梦见了两位历史人物。
他们是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
夫差正在毕恭毕敬地给勾践洗脚。
我问夫差：“你因何从主人贬为奴仆呢？”
夫差回答说：“还不是那个该死的伍子胥，老是在人前泼我的面子，指责我爱听好话，我一怒之下把他杀了。”
“然后呢？”
“然后我亡了国，破了家，丢了命；来阴间给他当仆人了。”
我问勾践：“你因何从奴仆升为主人呢？”
勾践回答说：“也是因为伍子胥，我在离开吴国重获自由的那一天，他说我得了痼疾，并给了我一枚苦胆，要我每天尝它，否则我就活不长。为了活命，我只好每天尝那苦东西了。”
“后来呢？”
“后来我病好了，复了国，报了仇，享尽荣华富贵，来这里后又有旧日的主人侍候我。”
我又问夫差：“如果你再碰见伍子胥，你打算怎样对他？”
“我一样要杀他，谁叫他吃你爬外，把救命圣药给了敌人！”
我又问勾践同样的问题，勾践回答说：
“我也要杀他，他害我得了口臭，真不是个东西。”
我回过头，看到身后有个大男人在哭泣。
我问他是谁？他说他是伍子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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