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说明了美国人从他们的联邦制中获得了哪些好处。剩下来的，是要指出哪些东西使他们得以采用这种制度，因为这个制度并未使一切国家受益。
在联邦制中，有些偶然缺陷来自法律，可由立法者排除；而另185一些缺陷则为制度本身所固有，并非采用它的人民所能克服。因此，采用这种制度的人民，应当具备必要的力量来容忍这种制度的统治所固有的缺陷。
在各种联邦制的固有缺陷中，最突出的是其所采用的手段的复杂性。这种制度必然允许两种主权并存。立法者可使这两种主权的活动尽量简单和平等，并能把两者限制在各自的明确规定的活动范围之内，但他们无法阻止两者互为影响，无法防止它们在某个方面发生冲突。
因此，联邦制无论做什么都有一套复杂的理论。这套理论的应用，要求被治者每天都得运用他们对这套理论具有的知识。
一般说来，人民必须掌握几个简单的概念。一个内容错误但被表述得清晰明确的观念，经常比一个内容正确但被表达得含糊复杂的观念更能掌握群众。因此，一些俨如一个大国中的小国的政党，总是不择手段地利用并不完全代表它们所追求的目的和所使用的手段的名义或主义当旗号；而没有这个旗号，它们既不能存在，也无法开展活动。建立在一个容易加以界说的简单原则或学说之上的政府，虽然不是最好的政府，但无疑是最强大和最长命的政府。
但是，在我们研究世界上已知的最完美的联邦制宪法——美国宪法时，却对于这个宪法的条款繁多和要求被治者必须具有识别能力感到吃惊。联邦政府几乎完全建立在法律的假设之上。联邦是一个理想国，可以说它只存在于人的头脑里，它的版图和范围也完全凭心去理会。
总的理论十分容易理解，而有待于说明的，则是实际应用方面186的难题。难题不可胜数，因为联邦主权与各州主权互相交错，不可能一眼就分清品界限。在这样的政府中，一切事情都要经过反复的协议和复杂的手续，只有长期以来惯于自治和政治知识普及到社会下层的民族，才适于采用这套办法。我对美国人在解决来自联邦宪法的无数难题方面表现的高超知识和能力，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凡是我见到的美国人，没有一个不能轻而易举地把国会的法律为他规定的义务与自己州的法律责成他的义务区分开来，也没有一个不能在区分属于联邦的普通法院审理的案件和应由地方的司法机构处理的事件之后指出联邦法院管辖权的起点和州法院管辖权的终点。
美国的联邦宪法，好象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艺术品。
墨西哥的现况，就是说明这个问题的例证。
墨西哥人希望实行联邦制，于是把他们的邻居英裔美国人的联邦宪法作为蓝本，并几乎全部照抄过来。但是，他们只抄来了宪法的条文，而无法同时把给予宪法以生命的精神移植过来。因此，他们的双重政府的车轮便时停时转。各州的主权和联邦的主权时常超越宪法为它们规定的范围，所以双方总是冲突。直到今天，墨西哥还陷于从无政府状态到军人专制，再从军人专制回到无政府状态的循环之中。
在所有的缺陷中，第二个致命的而且我认为也是来自联邦制度本身的重大缺陷，是联邦政府的相对软弱性。
一切联邦制国家所依据的原则，是把主权分为两部分。E立法187者们把这种划分规定得不够明确，但他们只能在表述上使划分含混于一时，而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另外，被划分的主权永远比完整的主权软弱。
我们在讲述美国宪法时已经知道，美国人是如何巧妙地在把联邦的权力限制在联邦政府的狭小职权范围内的同时，又能使联邦政府具有全国中央政府的外貌，而且在某些方面使它具有全国中央政府的权力的。
联邦的立法者们也同样巧妙地减轻了联邦制的固有危险，但未能完全消除。
据说，美国政府并不直接与各州打交道，而是要把它的法令直接传达给公民，并分别强制公民服从国家的要求。
但是，如果联邦的法律触犯了一个州的利益和惯例，就不怕这个州的全体公民认为在处罚拒绝服从该项法律的人时就等于侵害他们自己的利益了吗？这个州的全体公民将会认为联邦主管部门的处罚也同时和同样侵害了他们。如果联邦政府企图分化他们，然后加以制服，也会徒劳无功，因为他们会本能地意识到必须联合起来抵抗，并会认为他们州分享的那部分主权将为他们做主。这时，法律的假设就要向现实让步，而容忍国内的一个有组织的权力当局向中央主管当局挑战。
我认为联邦的司法权也是如此。假如联邦的法院在审理一个私人案件时侵犯了一个州的一项重要法律，那就会出现一场表面上不是，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受害州与联邦之间的争讼，只不过前者是由一个公民做代表，后者是由法院做代表罢了。188
如果有人认为，给予人们以满足其激情的手段，他们就可以在法律的假设的帮助下，通过认识法和运用法而控制住激情，那么这说明他在这个世界上还经验不足。
美国的立法者虽然使两种主权之间的冲突减到最低地步，但并未消除冲突的原因。甚至可以再重点说，他们在两种主权冲突时，还保证不了联邦主权获胜。
他们可使联邦拥有金钱和士兵，但各州可保护人民的爱好和惯例。联邦主权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只与少数的对外事务有关。各州主权是一个完全能被人们感知的存在，易为人了解，人们每时每刻都看着它在行动。前者是新的事物，后者是与人民本身同时产生的。
联邦主权是人工创造的；各州主权是天然存在的，它象家庭的父权一样，不必费力就能建立起来。
联邦主权只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涉及到个人的利益，它代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它代表一种模糊不清的感情。各州主权似乎每天都在包围着每个公民，每天都在精心地掌管着每个公民；正是它在负责保卫每个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每个公民的安危。各州主权所依靠的是人民的传统和习惯，是地方的偏见，是地方和家庭的私心。一句话，是使爱乡土的天性极其牢固地扎根于人们心中的一切东西。怎么能怀疑它的长处呢？既然立法者无法防止在联邦制度中并存的两种主权发生危险的冲突，那就必须尽一切努力使联合起来的各成员不诉诸战争，而采取能够导致和平的态度。189
因此，除非联邦的参加者之间存在着许多能使联邦政通人和的团结因素，联邦的公约很快就会遭到破坏。
同样地，联邦制要想获得成功，不仅要有良好的法律，而且要有有利的环境。
凡是结成联邦的成员国家，它们都是原先有过一些共同的利益，而这些共同的利益就形成了它们联合的精神纽带。
但是，除了物质利益以外，人还有思想和感情。对于一个联邦的持久存在，必要的文明同质性不亚于各成员的结盟需要。在瑞士，沃州和乌里州的文明差别，就象十九世纪与十五世纪之不同，所以严格说来，瑞士从来没有过联邦政府。几个州结成的瑞士联邦，只存在于地图上。只要中央政府试图对全瑞士实行同样的法律，马上就可证实我所说的这一点。
有一个事实令人羡慕地便利了美国建立联邦政府。各州不仅有大致相同的利益、相同的起源和语言，而且处于相同的文明水平。这便使它们的联合几乎永远成为容易的事情。我不知道是否有一个欧洲小国，其不同地区间的同质性高于面积相当于大半个欧洲的美国。
从缅因州到佐治亚州，相距约４００里约〔１０００英里〕，但两者间的文明差异却小于诺曼底和布列塔尼间的这种差异。
因此，位于一个辽阔地区的两端的缅因和佐治亚，却比仅有一溪之隔的诺曼底和布列塔尼极其自然地容易结成联邦。
因国家的地理位置而来的优越性，又增加了居民的风气与习惯为美国的立法者提供的这种容易性。联邦制的建立和保持，主要应当归功于国家的地理环境。
在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的生活的一切事件中，最重要的是战争。190在战争当中，一个国家的人民要团结得象一个人似的：共同对敌，为保卫国家的生存而战斗。
如果问题仅在于维持国内和平和促进国家繁荣，那么只要政府勤于政务，被治者通情达理，人民经常怀有爱国的自然情感，也就够了。但是，当一个国家正在打一场大战时，公民就得付出大量的牺牲和遭受苦难。以为大多数人会自愿服从这种社会要求，那是对人性了解得太差。
因此，凡是赢得大战的国家，差不多全都身不由己地去加强政府的力量。而在大战中失败的国家，便被征服。一场长期的战争，不是使国家因失败而灭亡，就是使国家因胜利而导致专政。这两个可悲的结局，几乎总是必居其一。
因此，一般说来，政府的弱点在战争中暴露得最为明显和危险；而且我已经说过，联邦制国家政府的固有缺陷，在于它太软弱。
在联邦制中，不仅没有中央行政集权和类似的东西，而且中央政府集权本身也只是不完整的中央集权，这就是当这样的国家同实行完整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交战时所以表现软弱的一大原因。
从美国宪法的规定来看，联邦政府虽比任何联邦制政府都有实权，但这种缺陷依然显而易见。
只举一个例子，读者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形。
美国宪法授权国会可以向各州召集民兵，以平息内乱或抵御外侮；又有一条宣称总统为合众国陆海军总司令。
１８１２年战争时，总统曾命令北方的民兵开赴前线；但是，利益受到战争损害的康涅狄格和马萨诸塞却拒不执行。
这两个州指出，宪法是说在有内乱和外侮时联邦政府有权召集民兵，而现在既无内乱又无外侮。它们又补充说，授权联邦可以召集民兵的同一宪法，亦为各州保留了任命军官的权利。因此，按191照它们对宪法的解释，即使在战争中，除了总统本人以外，没有一个联邦军官有权指挥民兵。但是，岂能有只由一个人指挥的军队！赞同这种荒谬有害说法的，不仅有两州的政府和立法机构，而且有两州的法院。于是，联邦政府只好到别处去召募所需的军队SH。
那么，只靠相对完备的法制保护的美国联邦，为什么没有毁于一场大战呢？因为它没有遇到过令人害怕的战争。
美国位于一个可使人们无限地发展事业的辽阔大陆的中部，两侧的大洋使它几乎与世隔绝。
加拿大只有一百万居民，而且是由两个互相敌对的民族构成。严寒的气候限制了它的领土扩张，而且使它的港口六个月不能通航。
从加拿大到墨西哥湾，其间还有数个野蛮部族，面对六千名士兵而处于半灭亡的状态。
在南部，美国与墨西哥帝国接壤。在这里，也许有朝一日会发生大战。但是，不够开化的状态、道德的败坏和国家的贫穷，使得墨西哥还要经过很长时期才能跻身于大国之林。
至于欧洲列强，由于它们离美国太远，也不足为惧。
因此，美国的大幸并不在于它有一部可以使它顶得住大战的联邦宪法，而在于它处在一个不会发生使它害怕的战争的地理位置。
没有人比我更赏识联邦制的优点。我认为，联邦制度是最有192利于人类繁荣和自由的强大组织形式之一。我真羡慕已经采用这个制度的国家的命运。但是，我又总是不敢相信，实行联邦的国家能够在力量相等的条件下与一个实行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国进行长期的斗争。在我看来，一个国家面对欧洲的几个强大军事君主国而敢于将主权分成两个部分，简直就是放弃自己的政权，也许由此放弃自己的生存，使国家的名字不复存在。
新大陆的令人向往之处，就在于人在那里可以自我奋斗。
只要你去追求，就能获得幸福和自由。193
第二部分
到现在为止，我考察了美国的各项制度，历述了它的成文法，描绘了其政治社会的目前组织。
但是，在这些制度之上和所有组织之外，还有一个最高的权力，即人民的权力。它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改变或废除这些制度和组织。
在这第二部分，我要说明高于法律的这项权力是怎么行使的，它的本性和激情是什么，使它加速前进和放慢速度的秘密动力，即指导它不可遏止地前进的秘密动力是什么，它的无限权威产生了什么效果，以及它的未来命运如何。
194
第一章 为什么可以严格地说美国是由人民统治的
在美国，立法者和执法者均由人民指定，并由人民本身组成惩治违法者的陪审团。各项制度，不仅在其原则上，而且在其作用的发挥上，都是民主的。因此，人民直接指定他们的代表，而且一般每年改选一次，以使代表们完全受制于人民。由此可见，真正的指导力量是人民；尽管政府的形式是代议制的，但人民的意见、偏好、利益、甚至激情对社会的经常影响，都不会遇到顽强的障碍。
在美国，也象在由人民治理的一切国家一样，多数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的。
这个多数主要由温和的公民构成，他们不是出于爱好，就是出于利益，而衷心希望国家富强。在他们的周围，有企图拉他们入党和请他们支持的政党不断进行煽动。
195
第二章 合众国的政党
应对政党进行一次分类——政党之间形同敌国——真正的政党——大党与小党的差
别——政党产生于何时——各政党的不同特点——美国有过大党——现已不复存在——
联邦党——共和党——联邦党的失败——在合众国建立政党之困难——为建立政党所做
过的一切——见于一切政党的贵族性或民主性——杰克逊将军对银行的斗争
首先，我要对政党进行一次大分类。
有些幅员辽阔和居民杂处的国家，尽管把人民都联合在同一主权之下，但它们的人民仍有相互对立的利益，所以人民之间永久处于对立的状态。因此，同一国家中的不同派别，便形成不了符合政党定义的真正政党，但能形成不同的国家。假如爆发一场内战，与其说这是不同派系之间的搏斗，不如说这是敌对国家之间的冲突。
但当公民们在一些与全国有关的问题上，比如说在政府的总的施政原则上意见分歧时，就会产生我所说的真正政党。
政党是自由政府的固有灾祸，它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同样的性质和同样的本性。196
有时，当国家感到灾难深重无法忍受时，就会出现全面改革其政治结构的思想。还有些时候，灾难更加深重，以致社会情况本身都要受到连累。这正是发生大革命和出现大政党的时代。
在这些混乱和悲惨的时代之间，是社会暂时休息和人类好象得到喘息机会的时代。其实，这只是表面的平静；对于国家和人来说，时间都是不会停止前进的；国家和人每天都在向着未知的将来前进；我们所以觉得国家和人停止前进，是因为国家和人的运动未被我们察觉。这就象走着的人，在跑着的人看来，仿佛是没有动弹似的。
尽管时间在前进，但国家的政治结构和社会情况方面发生的变化，有时慢得难于察觉，以致人们认为自己已经处于最佳状态。这时，人类的理性也自以为有了一定的牢固基础，不再把目光投向已定的视野之外。
这是有利于政治阴谋和小党活动的时代。
被我称为大党的政党，是那些注意原则胜于注意后果，重视一般甚于重视个别.相信思想高于相信人的政党。一般说来，同其他政党相比，它们的行为比较高尚，激情比较庄肃，信念比较现实，举止比较爽快和勇敢。在政治激情中经常发生巨大作用的私人利益，在这里被十分巧妙地掩盖于公共利益的面纱之下，有时甚至能瞒过被它们激起而行动的人们的眼睛。
小党与此相反，它们一般没有政治信念。由于它们自己觉得并不高尚，没有崇高的目标，所以它们的性格打上了赤裸裸地暴露于它们的每一行动上的自私自利的烙印。它们总是装出热情洋溢的样子，它们的言词激烈，但其行动优柔寡断。它们采用的手段，同它们所抱的目的一样，都是卑不足道的。因此，在继一场暴力革命之后而出现平静时期时，伟大的人物便好象顿时消形匿迹，而智慧197也自行隐藏起来了。
大党在激荡社会，小党在骚扰社会；前者使社会分裂，后者使社会败坏；前者有时因打乱社会秩序而拯救了社会，后者总是使社会紊乱而对社会毫无补益。
美国有过几个大党，但今已不复存在。由此得到很大好处的是美国的国祚，而不是它的道德。
当独立战争结束，新政府即将奠基的时候，全国被两种意见分为两个阵营。这两种意见与世界同样古老，但在不同的社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并被冠以不同的名称。一种意见主张限制人民的权力，另一种力量希望无限扩大人民的权力。
两种意见之间的斗争，在美国人那里从来不带常见于其他国家的那种暴力性。在美国，两派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都是意见一致的，谁也不必为了获胜而去破坏旧的秩序和打乱整个社会体制。因此，任何一派都没有把大多数人民的个人存在与本派原则的胜利联系起来。但是，两派都十分关心诸如对平等和独立的热爱这样的大事。只是这一点，便足以掀起狂热的激情。
主张限制人民权力的一派，特别想把自己的学说应用于联邦宪法，因而
得名为联邦党。
以唯我独爱自由自居的另一派，挂上了共和党的名号。
美国是民主的国度，所以联邦党人始终居于少数的地位，但是独立战争造就出来的伟大人物，差不多都属于他们的队伍，而且他们的道义力量也影响广泛，何况环境还有利于他们，第一次联合的瓦解，使人们心有余悸，害怕陷入无政府状态。联邦党人从人们的这种观望倾向中获得了好处。有10年或12 年之久，他们主持了国家的工作，并得以应用他们的原则。但是，并不是全部原则部得到了应用，而只是应用了其中的某些部分，因为敌对思潮日益强198大，使他们终于无力反对。
1801 年，共和党终于执政。托马斯杰斐逊当选为总统，他以自己的巨大名声、卓越才能和极好人缘获得了人们的支持。
联邦党人只是依靠一些并不可靠的办法，在随意决定的对策的帮助下，才得以维持他们的地位的。他们之所以能够执政，是凭借他们领袖的德行和才能，以及环境对他们有利。在共和党取代他们的地位后，他们便作为反对党而一败涂地。占有绝对优势的多数宣布反对他们，他们立即感到自己已经成为微不足道的少数，以致悲观失望起来。从此以后，共和党或民主党便接连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最后控制了全国。
联邦党人感到自己已被征服，一筹莫展，在国内陷于孤立，于是分裂为两部分：一部分参加了胜利者的队伍，另一部分放下原来的旗帜，改换了名称。他们完全不再成为政党，已经有许多年了。
在我看来，联邦党的执政，是伴随伟大的美国联邦的成立而出现的最幸运的偶然事件之一。他们抗拒了他们时代和他们国家的一些难以抵制的偏好。抛开他们的理论是好是坏不淡，他们的理论总的说来有一个缺欠，那就是它不适用于他们想要去治理的社会，所以这个社会迟早要由杰斐逊去治理。但是，联邦党政府至少给了新共和国以自我稳定的时间，而后又大方地支持了它所反对的学说的迅速发展。而且它的大多数原则最后又被对手所采纳，成为对手的政治信条。现今仍在实施的美国联邦宪法，就是他们的爱国心和智慧的不朽业绩。
因此，今天在美国已经看不到大政党了。仍然存在许多威胁着美国的未来的党派，但没有一个党派表示反对政府的目前形式和社会发展的总方向。危胁着美国的未来的党派所依据的不是它们的原则，而是它们的物质利益，在如此辽阔的国家里，这种利益199与其说能在利益互不相同的地区形成政党，不如说能在这样的地区形成敌对的国家。举例来说，最近北方主张采取贸易禁运政策，而南方则拿起武器去保护贸易自由。这个冲突的起因，只是由于北方是工业区，南方是农业区；而禁运政策对一方有利，对另一方有害。
在美国，虽然没有大党，但却有许多小党，且随舆论对一些细小问题的看法不同，而形成许多不同的政见。当时没有任何困难阻碍人们建党；而在今天，建党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在美国，没有宗教仇恨，因为任何宗教都受到尊重，没有一个教派占居统治地位；也没有阶级仇恨，因为人民就是一切，还没有一个人敢于反对人民；最后，美国的公众不受剥削之昔，因为国家的物质状况为勤劳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只要自己动手，就能创造出奇迹。但是，也存在企图建立政党的野心家，因为他们知道，只凭自己的愿望想上台，很难把台上的人拉下来。因此，政治家的全部伎俩都用于建立政党。在美国，一个政治家首先要去设法认清自己的利益，发现哪些类似的利益可以聚集到自己的周围；然后再去努力寻找一种适于加在自己的新组织头上的学说或原则（如果由于偶然原因，这种学说或原则迄今还没有在世界上出现），以使新组织获得自行活动和自由发展的权利。这就象以前在出版书籍时要在扉页印上国王的出版许可一样，虽然这个许可与该书的内容毫不相干，但却硬被塞进书里。
做完这一切，新的政党便进入政界。
一个外国人，对于美国人的所有国内纠纷，乍一看来几乎都是难子理解的和无所谓的。他不知道自己是应当可怜这个民族把这类烦琐小事当成正经大事，还是应当羡慕他们在为国家的命运而操劳。200
但是，当他细心研究支配着美国各党派的隐秘动因时，就不难发现这些党派大部分都或多或少地与自从这个自由社会成立以来就把人们分成两派的两大党有联系：它们不是靠近这一党，就是亲近那一党。越是深入到这些党派的内心世界，就越能看清其中之一是在致力于限制人民的权力，而另一个则是致力于扩大人民的权力。
我决不是说美国政党的公开目的、甚至荫蔽目的在于使贵族政治或民主政治在国内占居优势，而是说容易在一切政党的内心深处发现贵族政治的激情或民主政治的激情。尽管这种激情能够逃脱人们的视野，但它们仍然是美国政党的敏感点和灵魂。
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合众国总统攻击银行，全国骚然，意见不一，上层阶级一般都站在银行一边，而人民拥护总统。你以为人民能从如此简单的、而有经验的人又认为难以解决的问题的纠葛中找到可以证明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理由吗？他们决不能找到。但是，银行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巨大机构，而能推翻或建立一切权力的人民却对它毫无办法，因而大吃一惊。在社会的永不停止的普遍运动中，这个牢固的据点向人民发起挑战，它想看一看自己是否也能象其他东西一样继续活动下去。
贵族党在美国的残余
贵族暗中反对民主——他们退隐还乡——他们在家一心享乐和奢华——他们在外微行简出——他们向人民假献殷勤
在舆论纷纭的国家，有时党派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而使其中的一个政党占居压倒优势。这时，它要摧毁一切障碍，压制它的政201敌，利用整个社会为它的利益服务。被压制的政党感到没有成功的希望之后，便暂时退隐，默不作声。到处死气沉沉，一片宁静。全国好象被统一于一个思想之下。胜利的党趾高气扬，他们说：“我们给国家带来了和平，你们应当为我们庆功。”
但是，在这种表面一致的下面，依然隐藏着深刻的分歧和实质的对抗。
美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民主党占居优势时，它就独揽处理国务的大权。随后，它又不断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变民情和国家法律。
今天，可以说，在美国，富有的社会阶级几乎完全不参加政治活动；而不能使人从政治活动中获得权力的财富，已是使人在政界失势的真正原因，是人们从政的障碍。
因此，富人宁愿离开官场，以免同最贫困公民进行往往是不平等的斗争。由于他们在公共生活中不能占有他们在私人生活中占有的那种地位，所以便放弃前者，而埋头于后者。他们在美国社会中形成了一个具有自己的爱好和乐趣的特殊社会。
富人把这种事态看成是无法救治的灾祸而逆来顺受，并且小心翼翼地避免对这种事态给他们带来的损害表示不满。因此，人们常常听见他们在公众面前赞扬共和党政府温和和民主制度良好。在人世间，有什么比憎恨敌人之后又向敌人谄媚更常见的呢？
大家见过这样的富人吗？人们不是说中世纪有一个犹太人总怕别人对他的财富打主意吗？他的服装朴素，他的举止没有架子，但他的住宅内部却十分豪华；除了几个他自鸣得意地称为同好的高宾，谁也不能进入这座圣殿。没有一个欧洲贵族在享乐上比他更高一筹，他对特权地位带来的任何一点好处都表示嫉妒。但是，当他由家里出来，到位于市中心的满屋灰尘的小破房来做生意时，202人人都可自由地同他交谈。假如他在途中遇到他的鞋店经理，他们还会停下来寒暄几句。他们会说些什么呢？这两位公民在谈论国家大事，而且不握手不会道别。
在这种虚情假意的后面，在这种对当权人士的阿谀奉迎的背面，不难看到富人对他们国家的民主制度怀有极大的恶感。人民是一支使他们既害怕又藐视的力量。假如民主的批政有朝一日导致政治危机，假如君主制度有一天在美国可行，人们马上就会发现我在上面所说的是正确的。
政党为了取胜而使用的两大武器，是办报和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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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国的出版自由
限制出版自由的困难——某些国家主张这种自由的特殊原因——出版自由是美国所理解的人民主权的必然结果——美国期刊使用的言词激烈——期刊有其特有的本性，以美国的例子来证明——美国人对司法当局处分出版违章的看法——出版界在美国为什么不如在法国强大有力
出版自由的影响不仅及于政治观点，而且及于老百姓的一切见解。它不仅能使国家改变法律，而且能使社会改变风气。在本书的另一部分，我将设法测定出版自由对美国的市民社会的影响力，努力指出它给美国人的思想提示的方向以及它使美国人的精神和思想养成的习性。在这里，我只想考察出版自由在政界产生的效果。
我坦白承认，我对出版自由并没有那种因事物本身十分良好而产生的完全坚定的爱好。我之所以爱好出版自由，主要是因为它能防止弊端，其次才是因为它本身好。
假如有谁能在思想的完全自由和俯首听命之间指出一个可使我相信的中间立场，也许我会站在这个立场上。但是，谁能找到这个中间立场呢？现在，假定让你按出版许可工作，按命令行事。这时，你该怎么办呢？首先，你可能把作家送交陪审团，但陪审员们宣判他无罪。这样，本来只是一个人的意见就变成全国人的意见了。因此，你要办的事情是太多了，可是能办成的又太少，你还得接着办下去。这回，让你把作者送交常识的法院，但法官在判决前必204须听取被告的陈述，原来没有敢于公开写进书里的东西便要见于辩护词而不构成犯罪，原来隐晦地写在文章里的话也要重复出现于其他许多文章或文件。说话或写文章只是思想的表现，而如果让我说，我认为这种表现只是思想的外壳，而不是思想本身。你的法庭只是惩罚了思想的外壳，而被告的灵魂却逃脱了惩罚，仍在被告的身上微妙地发生作用。因此，你要办的事情依然太多，而能办成的也依然太少，你还得继续办下去。最后，你给作家设立了出版检查制度。好极了！我们拥护这个制度。但是，政治法庭不要忙得不可开交吗？因此，你还是一事无成。如果我猜错了，你也得增加苦恼。你不是突然想起思想是宣传者越多而越强大的物质力量之一吗？你不是认为作家就象军队的士兵吗？但是，与一切强大物质力量相反，思想的威力却往往因表述思想的人为数甚少而增强。一个有能力的人在鸦雀无声的群众大会上所做的倾诉衷情的讲话，比一千个演说家的大喊大叫还有力量。即使只能在一个公共场所自由演说，其影响也会象在每个村镇面对大庭广众讲话一样。因此，你得象破坏写作自由那样去破坏讲演自由。这次，你达到目的了：人人都不吭声了。但是，你原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你本想制止自由的泛滥，但我却把你带到一个暴君的脚下。
你从极端的自主走到极端的屈从，而在如此漫长的途中，连一个可供歇一歇的站脚处都没有遇到。
有些国家，除我方才指出的一般原因之外，还有一些特殊原因使它们不得不实行出版自由。
在某些自称自由的国家，每个政府工作人员都可能犯法而又不受惩罚，因为它们的宪法没有给予被压迫者以向法院控告官员的权利。在这样的国家，出版自由就不仅是公民的自由和安全的205保障之一，而且是这方面的唯一保障。
因此，如果这种国家的统治者宣布废除出版自由，全体人民可以回答说：“如让我们到普通法院去控告你们的罪行，我们也许同意不到舆论的法院去揭露你们的罪行。”在完全按人民主权理论施政的国家，设立出版检查制度不仅危险，而且极其荒谬。
当每个公民都被授予管理国家的权力时，那就必须承认公民有能力对同时代人的各种意见进行抉择，对认识之后能够指导他们的行为的各种事实进行鉴别。
因此，出版自由和人民主权，是相互关系极为密切的两件事；而出版检查和普选则是互相对立的两件事，无法在同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中长期共存下去。生活在美国境内的１２００万人，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敢于提议限制出版自由。
我抵达美国后看到的第一份报载有一篇文章，我现在把它忠实地翻译于下：
“在整个这件事情上，杰克逊（总统）使用的语言，是冷酷无情、一心一意保全自己权柄的一个暴君的语言。野心是他的罪恶，他也将因此受到惩罚。阴谋是他的爱好，但阴谋也将打乱他的计划和夺去他的权力。他为政腐化堕落，他的应受谴责的行为将使他名誉扫地和被人辱骂。他登上政治舞台，就象一个毫无廉耻而又无法无天的赌徒来到赌场。他赌赢了，但他受审的时间也接近了。他必须把他赢到手的东西退回来，扔掉他的假赌具，让他退休后一命呜呼。在退休后，他可能因为感到自由而咒骂自己过去为什么发疯，但忏悔并不是能使他的良心有所发现的一种德行。”（《文森斯报》）〔这个时期在（印第安纳州）文森斯出版的报纸，但我们没有找到引文的出处。印第安纳州图书馆长认为，托克维尔的引文很206有可能经过他删改〕
在法国，许多人认为，我们国家的报刊暴力来自社会情况的不稳定，来自我们的政治激情，来自随之而来的普遍不安。因此，人们一直在等待，希望社会恢复安宁，使报刊不再大吵大喊。至于我，虽然愿意把报刊对我国发生的巨大影响归因于上述各项，但并不认为这些因素曾对报刊的语言起过很大影响。我认为报刊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都该保存其特性和激情。美国目前的情况，就在证明我的看法。
现在，美国可能是世界上革命萌芽最难生长的国家。但在美国，报刊的爱好破坏的倾向，也与法国相同。美国报刊的暴力虽与法国相同，但其激起人民发怒的原因则与法国不同。在美国，一如在法国，报刊是把善与恶混在一起的一种奇特的力量，没有它自由就不能存在，而有了它秩序才得以维持。
应当指出的是，美国报刊的力量不如法国的强大。但在美国，却很少见到司法当局惩治报刊的事件。这个原因很简单：美国人接受人民主权学说以后，马上就认真地加以应用。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用每天都在变化的因素能创造出永久存在的制度。因此，只要不是以暴力违法，攻击现行法律亦不为罪。
另外，他们又确信，法院无力管束报刊，而人类语言的微妙差别，又总能使司法当局抓不住辫子，所以这种性质的罪行几乎都能从企图抓住它们的手下溜走。于是他们认为，为了能够有效地对付报刊，就得有一个不仅致力于维护现有的秩序，而且能摆脱周围舆论的影响的法庭。这个法庭要在审案时不公开，在宣判时不述处罚理由，惩处的主要对象是动机而不是语言。不管谁有权建立和主持这样的法庭，我以为追诉出版自由都是多余的，因为这个法庭将是社会本身的专制主子，它可以把作家连同他的著作一起除207掉。因此，在出版问题上，屈从和许可之间没有中庸之道。为了能够享用出版自由提供的莫大好处，必须忍受它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痛苦。想得好处而又要逃避痛苦，这是国家患病时常有的幻想之一。这时，国家已疲于斗争，力量衰竭，企图找到一个使敌对意见与相反原则在同一块土地上共存的方法。
美国报刊的影响力所以很小，有许多原因。现举其主要者于下。
写作自由与其他自由一样，在最初提出来的时候最令国家害怕；从来没有听到别人在自己面前讨论国家大事的人民，完全相信第一个出现的法院。在英裔美国人中间，从建立殖民地之初就享有写作自由了。但是，尽管报刊能对人的激情发生强大的火上加油作用，但它不能全靠自己创造激情。大家知道，在美国，政治生活是活跃、多变、甚至动荡的，但很少被狂暴的激情所打乱。当物质利益发生冲突而不能妥协时，也很少掀起狂暴的激情，何况在美国这种利益是容易得到满足的。为了判明英裔美国人和我们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差别，只看一下两国的报刊就可以了。在法国，报刊上登载商业广告的版面非常有限，甚至商业新闻也不怎么多。
一份报纸的版面，大部分讨论政治问题。在美国，你看一份大报时，立刻看到有四分之三版面全是广告，其余的部分经常是政治新闻或短小的趣闻轶事。翻来翻去之后，才能在人们不注意的角落，看到我们法国报刊每天为读者登载的热烈讨论的题材，但也字数不多。
任何力量，越集中使用于一个方向，其效果越大。这是一条已由实验向观察者证明的一般自然规律，而一些微不足道的暴君，也其他们的比实验还要可靠的本能，一直感到这个规律在起作用。208
在法国，报刊兼有两种不同的集中。
首先，报刊将自己的所有力量都集中于一个地点；其次，可以说是集中于几个人之手，因为它的机构为数很少。
在一个人人多疑的国家如此建立起来的权力，其影响当然是接近无限的。它是政府的敌人，政府可以与它建立或长或短的休战协定，但与它长期共处是不容易的。
我方才讲的两种集中，没有一个存在于美国。
美国没有大城市。在那里，人力和物力分散于广大国土的各处，人类智慧之光不是从一个共同的中心向四外散射，而是在各地交互映辉。美国人在任何方面都不规定思想的总方针和工作的总方针。
这一切都来因于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地方环境，但法律在这方面也起了作用。
在美国，既不向印刷业发放执照，又不要求报刊进行注册，更不知保证金为何物。
因此，创办报刊既简单又容易，只要有少量的订户，就足以应付报刊的开销，所以美国定期期刊和半定期期刊的样数多得令人难以置信。一些很有教养的美国人，都把报刊影响力之小归咎于出版力量的这种过度分散。因此，美国政治学有一项原理：冲淡报刊影响的唯一办法，是增加报刊的样数。我真不明白，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为什么还未在我们法国推广。因此，我不难理解，那些想借助报刊进行革命的人，为什么要使报刊只有几个强大机构。但是，现存秩序的官方维护者和现行法律的天然支持者，为什么相信把报刊集中起来能减弱报刊的影响力，这我就不知其所以然了。我觉得，欧洲各国政府好象在用中世纪骑士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付报刊。它们从自己的经验得知，集中是强有力的武器；而209它们把武器供给自己的敌人，无疑是为了在抗击敌人时获得更大的光荣。
在美国，几乎没有一个小镇没有自己的报纸。在这么多的斗士中间，是无法建立秩序和统一行动的。因此，每个人都自树旗帜，各显神通。在美国，没有一切报纸联合起来支持或反对政府的情形，而且它们在攻击政府和为政府辩解时，也使用许许多多不同的方法。因此，报纸在美国无法汇成可以冲击或冲垮牢固的大坝的洪流。报刊力量的这种分散，还产生了另外一些也很明显的后果：办报容易，所以人人都能办报；另一方面，由于竞争，任何报纸都无望获得巨大效益，因而使精明强干的实业家在这类事业面前却步。再者，即使办报是生财之道，但由于报刊的样数过多，有天才的文人也难于致富。因此，美国的报人一般都地位不高，教育水平低下，思路不敏。大家知道，在任何事情上，都是多数决定一切，由多数规定每个人应当遵行的行动守则。这些共同习惯的总合，名曰宗旨。于是，有律师业的宗旨、法院的宗旨等。
在法国，报业的宗旨是用猛烈的、但又高尚和经常是雄辩的方式讨论国家大事。有时，没有经常如此坚持下去，那是说明所有的规律都有它们的例外。美国报人的宗旨，是以粗暴的、毫不做作的、单刀直入的方法刺激他们所反对的人的感情，不以道理悔人，甚至攻击人家的私人生活，揭露他们的弱点和毛病。
应当对这样滥用思想自由的做法表示惋惜。以后，我还有机会来谈报纸对美国人民的爱好和道德都发生了什么影响，而我现在的题目是专谈政界，所以对这种影响只能附带说一下。不能否认，对出版界采取这种放任作法的政治效果，曾间接地促进了公共安宁的维持。因此，已在同胞们的思想里占有地位的人不敢在报纸发表文章，以免失去他们为了自己利益而去鼓动大众激情的最强210有力武器。由此可见，报上发表的个人观点，可以说在读者的眼里经常是无足轻重的。读者想从报纸看到的，是关于事实的报道。只有报道改变或歪曲事实，撰稿人的观点才能产生某种影响。
虽然报纸所能做到的只有这些，但它在美国仍是一个有强大影响的权力。它使政治生活传播于这个辽阔国家的各地。
它经常瞪着眼睛不断地观察政治的秘密动力，把搞政治活动的人依次推上舆论的法庭。它把人们的注意力集结到某种主义或学说的周围，并为政党树立旗帜。它使那些彼此对话、但未见面的政党能够听到对方的声音，从而得以不断接触。当大量的报纸在同一道路上前进时，它们的影响久而久之就变得几乎是不可抗拒的，而始终被另一个方面控制的舆论，最后也将在它们的打击下屈服。
在美国，每一家报纸都各有一点权力，但期刊的权力比报纸的要大，仅次于最有权威的人民。
在美国出版自由的环境下形成的见解经常比在其他地方受检查制度影响形成的见解更坚定
在美国，民主制度永远不断地在推出新人去管理国家事务，所以政府的施政难得一贯和按部就班。但是，该国政府的总方向却比其他大多数国家稳定，而支配社会的主要舆论也比其他国家持久。当一个思想占领了人们的头脑后，不管它是否合理，就再也没有比从头脑里把它赶走更难的了。
同样的事实也见于欧洲的英国，这个国家在过去一百多年中，曾有过比任何国家更大的思想自由和更牢不可破的偏见。211
我把这个现象归因于乍一看来好象是本应阻止这个现象产生的事实，即归因于出版自由。实行这种自由的国家，高傲和自信对见解的影响程度完全相等。他们所以喜欢一种见解，是因为这一见解在他们看来是正确的和由他们自己选定的。他们所以支持一种见解，不仅是因为它是真实的，而且是因为它是属于自己的。
还有几个别的原因。
一位伟人说过：无知处于知的两端。如果说自信处于两端，而怀疑居于中间，也许更为正确。实际上，可以认为人类的智力发展有三个总是前后衔接的不同阶段。
一个人之所以对某事坚信不疑，是因为他没有深入调查就接受了它。当出现异议时，他就会产生怀疑。最终，他往往能够克服这一切怀疑，从而又开始相信。这一次，他不是随随便便和马马虎虎地去认识真理，而是切切实实地去考察真理，并紧跟着真理之光前进。
当出版自由发现人们处于智力发展的第一阶段时，它还得在一段很长的期间内对他们的不经深思熟虑就坚信不疑的习惯听之任之，只能逐渐地改变他们轻信的对象。因此，在智力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理性只能一次认识一点地向前发展，但被认识的那一点也在不断改变。这正是爆发革命的时期。于是，最先突然接受出版自由的那一代人，就要吃点苦头！不久以后，一批新的思想又接踵而来。人们有了经验，在怀疑和普遍不信任中摸索。
可以认为，大多数人都总是停留在下述两个阶段之一：不是信而不知其所以然，就是不能确知该信什么。212
至于来自真知和冲破怀疑的干扰的深思熟虑的自信，以及对这种自信的主宰，那只有很少人有能力达到这个阶段。
但也有人曾经指出，在宗教狂热鼎沸的时代，人们有时改变他们的信仰，而在人们普遍怀疑的时代，人人却死守自己的信条不放。这种情形也见于出版自由风行时候的政治。在互相质疑和轮番角逐的一切社会理论中，如有一个被人采纳并加以保护，那也不是因为人们相信它是好的，而是因为人们不相信会有比它再好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不会轻易地为自己的见解卖命，但也不会轻易地改变自己的见解。同时，殉道者和变节者亦都同样少见。
再为这个理由补充一个更为强而有力的理由：当人们怀疑某种见解时，最终总是要联系自己的本能和物质利益，因为本能和物质利益比见解更容易看到，更容易感觉到，更能持久。
究竟是民主制度的治理好，还是贵族制度的治理好，这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民主制度要使一些人感到不快，而贵族制度则将压迫另一些人。你富了，我就穷了——这是一个自行成立和不需讨论的真理。
213
第四章　美国的政治社团
英裔美国人对结社权的日常应用——三种政治社团——美国人如何将代议制用于社团——这对国家的危险——１８３１年关税问题大会——这次大会的立法性质——为什么结社权的无限应用在美国不如在他处危险——为什么可以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社团在民主国家的功用
美国是世界上最便于组党结社和把这一强大行动手段用于多种多样目的的国家。
除了依法以乡、镇、市、县为名建立的常设社团以外，还有许多必须根据个人的自愿原则建立和发展的社团。
美国的居民从小就知道必须依靠自己去克服生活的苦难。他们对社会的主管当局投以不信任和怀疑的眼光，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向它求援。他们从上小学就开始培养这种习惯。孩子们在学校里游戏时要服从自己制定的规则，处罚由自己制定的犯规行为。这种精神也重现于社会生活的一切行为。假如公路上发生故障，车马行人阻塞不通，附近的人就会自动组织起来研究解决办法。这些临时聚集在一起的人，可以选出一个执行机构，在没有人去向有关主管当局报告事故之前，这个机构就开始排除故障了。假如是事关庆祝活动，则自动组织活动小组，以使节日增辉和活动有条不紊。而且，还有反对各种道德败坏行为的组织。比如，把大家组织起来反对酗酒。在美国，为促进公安、商业、工业和宗教，也214建有社团。人们的愿望一定会通过私人组织的强大集体的自由活动得到满足。
以后，我再找机会叙述社团对公民生活发生的作用。现在，我的任务是只谈政界。
既然结社权是公认的，所以公民们可以用各种不同方式去行使。
一个社团可以由一致赞成某一学说或主张的若干人组成，并约定以某方式去促进该学说或主张获胜。因此，结社权与写作自由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早先建立的社团，却比出版界拥有更大的权力。当一种见解由一个社团来代表时，它必须具有简单明确的形式。这个社团要拥有它的支持者，并让支持者为本社团的事业献身。支持者们彼此结识以后，他们的热情便随人数的增加而增强。社团把多数人的精神力集结在一起，促使他们精神饱满地奔向由它指明的唯一目标。
行使结社权的第二阶段，是行使集会权。当一个政治社团将其活动中心设在国内的某个重要地点时，它的活动显然要强大，而它的影响也将扩大。在那里，人们容易互相见面，各种执行手段可以结合使用，思想可以用文字永远无法达到的力量和热情向外传播。
最后，在政治方面，结社权的第三阶段是：同一见解的支持者们可以组成选举团，选出代表到中央立法机构去代表本社团。这就是真正将代议制用于政党了。
因此，第一，拥护同一见解的人要在彼此之间建立纯思想的联系；第二，他们要组成只代表本党的一个派系的小团体；第三，他们215要建立一个国中之国，政府中之政府。他们的代表表面上好象是在代表多数，而其实只代表他们的支持者的集体。他们的支持者也给人以代表国家和由此而来的一切道义力量的外貌。不错，这些支持者不能象他们那样有权制定法律，但支持者们可以攻击现行的法律和协助他们草拟法律。
假如一个民族完全没有利用自由的习惯，或易于掀起狂热的政治激情，而在它的立法者的多数之旁，只有一个负责审议和监督执行的少数，那我不妨认为它的公共秩序一定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
证明一项法律本身比另一项法律好，与证明这项法律应代替另一项法律，其间无疑有很大不同。但是，当聪明人的智慧又发现一个重大差别时，他便不再考虑众人的想象。有时，一个国家分裂为两个势均力敌的两派，每派都争做多数的代表。如果在领导权之旁再建立一个道义权威几乎与它同样大的权力，你会认为领导权能够长期只说不干地混下去吗？
认为结社的目的在于引导舆论而不在于强制舆论，在于审议法律而不在于立法，乃是形而上学的想法。人们能在这样的想法面前止步不前吗？
我越深入研究出版自由的主要成果，便越深信它在现代世界里是自由的主要成分，也可以说是自由的基本组成部分。
因此，一个决心保卫自由的国家，有权要求人们全力尊重自由。但是，政治结社的无限自由，又与出版自由不尽相同：前者的必要性不如后者，而其危险性却大于后者。一个国家能够把结社自由限制起来，并使其永远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但是，国家为使结社自由存在，有时也需要耍些手腕。
在美国，以政治为目的的结社自由是无限的。216
有一个例子可以清楚地表明这项权力被容许到我们难以想象的最大程度。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关税问题和贸易自由问题曾在美国引起人们很大冲动，关税制度不仅影响舆论，而且影响十分重大的物质利益。北方把它的一部分繁荣归因于关税制度，而南方则把它的一切灾难归因关税制度。可以说有很长一段时间，关税制度一直是使当时美国不安的唯一政治激情的制造者。
１８３１年，当争论处于最激烈的时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马萨诸塞州公民想出一个办法，即通过报纸向反对现行税制的人建议，请他们派代表到费城，共同研究恢复贸易自由的办法。这项建议，经过报刊转载，没有几天就由缅因州传到新奥尔良。反对现行税制的人热烈地采纳了这项建议，他们到处开会，推选代表。选出的代表都是知名人士，有的人还大有名气。南卡罗来纳州为此问题还拿起了武器，仅它一州就派去６３名代表。１８３１年１０月１日，一个按照美国人的习惯取名为全国代表大会的大会，于费城召开，有二百多人参加。会上的辩论是公开的，大会自开幕日起就具有立法的性质。会上讨论了国会的职权范围、自由贸易理论和税则。第十天，大会在草拟一封致美国人民的信后闭幕。这封信中宣称：（１）国会无权制定关税税则，现行税则是违宪的；（２）不准自由贸易对任何国家均无利益，特别是对美国。
应当承认，政治方面的结社无限自由，至今在美国还未产生在别处也许会产生的致命后果。在美国，结社权是从英国输入来的，输入之后便一直存在下去。现在，这项权力的行使，已成为美国人的习惯和气尚。
在我们这个时代，结社自由已成为反对多数专制的一项必要保障。在美国，一旦一个党居于统治地位，一切国家大权就都落于217它的手中；它的党徒也将取得各种官职，掌握一切有组织的力量。反对党的最出名人物也不能打破把他们排除在政权以外的藩篱，反对党只能在野，发动少数的全部道义力量去反对压制他们的强大物质力量。可见，这是用一种危险去平衡另一种更为可怕的危险。
在我看来，多数的无限权威对美国共和制度的危害十分巨大，以致使我认为用来限制它的那个危险手段还好一些。
在这里，我要提出一个想法，它使读者可以想起我在本书第一部分讲述乡镇自由时所说的话。这个想法就是：再没有比社会情况民主的国家更需要用结社自由去防止政党专制或大人物专权的了。在贵族制国家，贵族社团是制止滥用职权的天然社团。在没有这种社团的国家，如果人们之间不能随时仿造出类似的社团，我看不出有任何可以防止暴政的堤坝。另外，在这样的国家，一个伟大的民族不是要受一小撮无赖的残酷压迫，就是要受一个独夫的残酷压迫。
常有可能成为一种必要手段的大政治集会（有各种人参加），即使在美国也经常是重大事件，使国内的好心人表示惊异。
这种情况，在１８３１年的大会期间表现得最为清楚。参加大会的所有杰出人物，都竭力使发言温和，把目标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大概，１８３１年的大会对不满政府措施的人起了很大影响，促使他们在１８３２年对联邦商业法进行了公开造反。
不能否认，政治方面结社的无限自由，是一切自由当中最后获得人民支持的自由。即使说这种自由没有使人民陷入无政府状态，也可以说它每时每刻都在使人民接近这种状态。
但是，这个如此危险的自由，却在一点上提供了保障：即在结社自由的国家，是没有秘密结社的。在美国，只有党派分子，而没阴谋造反者。218
欧洲和美国对结社权的不同理解——它们对结社权的不同使用
人们把自己的力量同自己的同志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活动的自由，是仅次于自己活动自由的最自然的自由。因此，我认为结社权在性质上几乎与个人自由一样是不能转让的。一个立法者要想破坏结社权，他就得损害社会本身。但是，如果说结社自由在一些国家可促进和加快繁荣，那么在另些国家又可能因为滥用和歪曲结社自由而使它由积极因素变为破坏的原因。在我看来，对比一下对自由有正确理解的国家的社团和滥用自由的国家的社团所经常采用的不同方法，对于政府和政党都会是有好处的。
大多数欧洲人，目前还把社团视为在战斗中匆匆忙忙组织起来而马上投入战场的武器。
在结社时应当说清目的，但急于行动的思想却限制了创办人的头脑。一个社团，等于一支军队。向士兵讲话，是为了检查军容和激发士气，然后让他们冲向敌人。在结成社团的人们看来，合法的手段可能是成功的手段，但决非唯一的成功手段。
在美国，人们却不是这样理解结社权的。处于少数地位的美国公民之所以结社，首先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和削弱多数的道义力量；其次是为联合起来进行竞争，从而找出最适于感动多数的论据，因为他们总希望把多数拉进自己的阵营，然后再以多数的名义掌权。
因此，美国政治社团的宗旨是温和的，而其手段则是合法的。由于它们只想依靠法律取胜，所以一般都讲真话。
美国人和欧洲人在这方面存在的不同，来自数种原因。219
在欧洲，有些政党完全与多数分家，以致它们永远不能指望得到多数的支持，但这些政党又自信自己强大得足以与多数抗衡。当这样一个政党结社时，它并不想进行说服，而只想进行战斗。在美国，观点与多数大相径庭的人，绝对斗不过多数的权力，因为其余所有的人都想拉拢多数。
因此，大党越是不可能成为多数，结社权的行使越是没有危险。在象美国这样的各党意见只有细微差别的国家，结社权可以说能够无限地存在下去。
促使我们把结社自由只看成是攻击政府的权利的，是我们对自由还没有经验。一个党也和一个人一样，当它意识到自己强大而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以力服人。说服人的念头，只在很久以后才出现，因为这要由经验中获得。
因意见严重分歧而形成各种不同派别的英国人，很少滥用结社权，因为他们已有长期行使这项权力的经验。
而在我们法国，人们则被一种强烈的好战精神所激励，以致凡是系于国家安危的事，人们都发疯似地参与，认为手握武器战死是光荣。
但在美国，促使政治结社暴力趋于缓和的最强有力因素，也许是普选权。在实行普选的国家，多数从来都是容易辩别的，因为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冒充没有选举它的选民的代表。因此，各个社团都知道，而且人民大众也知道，那样的党并不代表多数。这也是它们的存在本身所决定的，因为如果它们真是代表多数，它们本身就能修改法律而不必企求改革法律了。
受到它们攻击的政府的道义力量，必将大大增强；而它们自己的这种力量则必将大大减弱。
在欧洲，几乎没有一个社团不自充或自信自己是多数意志的220代表。这种自充和自信，使它们的力量惊人地扩大，并令人不可思议地将它们的手段合法化。有什么事件比用暴力去打击压制权利的事件更值得原谅的呢？正因为如此，在浩繁而又复杂的人类行动准则中，极端自由有时反而能纠正自由的滥用，而极端民主有时反而能防止民主的危险。
在欧洲，社团差不多总把自己看成是无法发表意见的人民的立法机构和执行机构，并起着这种想法去行动和发号施令。而在人人都认为社团只代表人民中的少数的美国，社团只靠说理和恳求。
欧洲各国社团所使用的手段，与它们所提出的目的一致。
这些社团的主要目的是行动而不是空谈，是战斗而不是说服，所以它们自然要建立没有一点和平气氛的组织，并使其内部具有军事生活的习惯和准则。它们尽量集中领导自己的下属，把一切权力交给少数几个领袖。
这些社团的成员，要象战场上的士兵一样服从命令。他们信奉盲目服从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一旦联合起来，就立刻放弃了自己的判断和自由意志。因此，这些社团内部实行的专横统治，往往比它们所攻击的政府对社会实行的专横统治还要令人难于忍受。
这便大大削弱了它们的道义力量。它们也失去了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斗争所具有的神圣性。心甘情愿在一定的场合下奴颜婢膝地屈服于同伙中的某几个人的人，拱手交出自己的意志、甚至思想由他人控制的人，怎么能奢谈他希望自由呢？
美国人也在他们的社团中建立统治组织，但是，如果我可以用和平一词的话，那都是和平的统治组织。在社团中，承认个人的独221立，每个人就象在社会里一样，同时朝着一个目标前进，但并非都要循着同一条路走不可。没有人放弃自己的意志和理性，但要用自己的意志和理性去成就共同的事业。222
第五章　美国的民主政府
我知道我在讨论中将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这一章的每句话，都要在某些方面刺痛使我国分裂的各个政党。尽管如此，我还要说出我的全部想法。
在欧洲，我们很难判断民主的真理性和不变性，因为欧洲有两个互相对立的主义在斗争，我们无法准确地判断哪些争论是来自主义本身，而哪些争论又是来自争论所引起的激情。
这与美国的情形完全不同。在那里，人民毫无阻碍地统治着国家，他们既没有什么危险需要担心，又没有什么损害需要报复。
因此，在美国，民主是任其所好而行事的。它的表现合乎自然，它的一切活动不受限制。只有在美国，才能对民主做出正确的判断。这项研究对我国比对任何国家都有用有益，因为我们每天都在一种不可抗拒的运动的驱动下盲目地前进。我们在向何处走呢？也许是在走向专制，也许是在走向共和，但社会情况必定要走向民主。
普选权
我在前面说过，全美国都承认普选权。不管社会地位高低，人人都有这项权利。我在一些不同的地区，在因语言、宗教和风习的差异而彼此形同外国人的一些种族之间，在路易斯安那和新英格兰，在佐治亚和加拿大，都有机会看到普选权的实施效果。我曾223说过，普选权在美国远未产生人们期望它在欧洲产生的一切善和一切恶，它在美国的实施效果一般也与想象的不同。
人民的选择和美国民主在这种选择中的本能
在美国，一些最出名的人很少出任公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法国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所怀的嫉妒心不是法国人特有的感情，而是一种渴望民主的感情——在美国，为什么一些最优秀的人往往本人远离政界
在欧洲，许多人不是口上不说而心里相信，就是心里本不相信而口上却说：普选权的最大好处之一，在于吁请最受公众信任的人出任公职。他们认为，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但人民衷心希望国家富强；人民的爱好决不妨害他们推选同他们怀有同样愿望和最能胜任的人去主持政务。
至于我，必须说我在美国看到的，使我无权认为他们也是如此。我到美国后，就吃惊地发现，被治者中间真正人才荟萃，而统治者当中却很少有名流。今天，在美国，最卓越的人士很少去当官，乃是一个常见的现象。而且必须承认，这也是随着民主超出其原来的一切界限而产生的结果。显而易见，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政治家世家大大减少了。
可以指出这个现象的数个成因。
尽管做了许多工作，但仍未能使人民的文化高达一定的水平。简化人们的学习内容，改进教育方法，使学习走上正确道路，这些都好办；但用于学习的时间不够，人们仍不能学到知识和发挥学到224的知识。
因此，人们不需劳动而能生活的空闲时间的长短，就决定着他们获得知识的必要时间。在某些国家，这个时间比较宽裕；而在另些国家，这个时间就不够宽裕。而如果完全没有这个时间，人们就不得不尽为生活的物质方面而操劳，即不能作为真正的人而生活。同样，既难于想象在一个社会里人人都博学多闻，又难于想象在同一个国家里每个公民都家财万贯。这两种不可能是彼此相关的。我欣然承认，广大公民都衷心希望国家富强；我还愿意更进一步承认并曾讲过，社会的下层阶级在这个愿望中掺杂的私念，一般说来少于上层阶级。但是，他们却总是不同程度地没有本领去判断达到他们衷心希望的目的所用的手段是好是坏。为了彻底认识一个人的性格，必须进行长期观察和各种分析。一些伟大的天才在这方面都有失误，而普通人就能办到吗？人民没有时间和办法去做这项工作。他们的判断总是匆匆忙忙做出的，并且是只看事物的表面特点。因此，各种骗子能够施用他们取悦于人民的花招，而人民的最忠实友人却不能取信于人民。
另外，人们并不是总能按民主方式去选择值得他们信任的人，有时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和不想这样做。
不可否认，民主制度使人们心中的嫉妒感情发展到了最高点。这与其说是因为民主制度给每个人提供了使自己与他人拉平的手段，不如说是因为人们总是觉得不能得心应手地使用这些手段。民主制度唤醒和怂恿了永远无法完全满足的要求平等的激情。这种完全的平等，总是在人们以为得到它的瞬间，便从他们的手中溜走和消逝了。用帕斯卡尔的话来说，就是永远消逝了。人们经常热中于追求那种近得足以使人摸到，而远得又使人取不到的重大利益。成功的可能性大时，人们高兴；成边的不确性大时，人们懊丧。他们225有时高兴，有时灰心，有时发怒。凡是在某一点上超过他们能力的东西，都被他们视为使他们的愿望不能实现的障碍。因此，不管上司如何合法，他们都一概不理。
许多人认为，这种引导下层阶级把上司从领导公务的职位上拉下来的隐秘本能，只见于我们法国。但这是一个误解。我所说的这个本能，不是法国人所固有的，而是一种民主的本能。特殊的政治环境虽然可以使这种本能带有使人感到严厉的特点，但它不能创造这种本能。
在美国，人民并不憎恨社会的高层阶级，只是对他们不太欢迎，设法不让他们当权。人民不怕人们有天才，但对这种人不够器重。一般说来，凡是没有天才而发迹的人，都难于得到人民的好评。
一方面是这种天然本能在使人民排斥卓越人物当权，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力量也不亚于这种本能地在使这些人远离政界，因为他们在政界的竞技中难以保全自己和免于堕落。衡平法院首席法官肯特就十分坦率地流露过这种思想。我提到的这位著名作家在盛赞联邦宪法授权总统提名法官的条款之后说：“最称职的人，也许为了不在普选中当选，而在行动上不十分积极，在精神上保持十分严肃。”〔肯特：《美国法释义》第１卷第２７３页〕。这是在１８３０年发表于美国而且没有人反对的见解。
我只想用这些话证明，那些认为普选权能够保证人们做出最佳选择的人，完全是在幻想。尽管普选权有许多优点，但并不在这里。226
能够部分纠正民主的这种本能的因素
巨大的危险对国家和人民产生的不良效果——为什么５０年前美国有那么多卓越人物主持政务——教育和民情对人民的选择发生的影响——新英格兰的例子——西南部各州——某些法律是怎样影响人民的选择的——两级选举制度——这种选举制度对参议院的结构的影响
当巨大的危险威胁国家的时候，人民往往能成功地选出最能拯救国家的公民。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在面临危险的时候，很少能保持常态，他不是居于常态的水平之上，就是居于这个水平之下。国家的情形也是如此。极端的危险不但没有使一个国家振奋，有时反而把它吓倒。这种危险虽能荡起人民的激情，但没有对激情加以引导。它虽能触及人民的头脑，但没有使之清醒。犹太人就曾经在他们的硝烟弥漫的神殿废墟上互相厮杀。但最常见的，是一些国家和个人在危险临头的时候，反而能格外冷静，做出非凡的克服危险的行动。这时，一些伟大的人物突起，就象耸立在黑夜中的大厦，顿时被一场大火照亮。天才不再犹豫，挺身而出；苦于灾难的人民，也会暂时忘却他们的嫉妒感情。这时，从选票箱里检出伟人名士的名字，并不罕见。我在前面说过，今天的美国国务活动家，远远不如５０年前主政的人物。其原因不仅来自法律，而且来自环境。当美国在为独立这一正义的事业而斗争时，它是一个要摆脱另一个国家的奴役的国家；而当它以一个新国家的身分进入世界时，它的全体人民的精神品质已经达到他们的努力目标所要求的高度。在这样的举国欢腾声中，卓越的人物走到人民的前面，而人民也举227手欢迎他们，并把他们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但是，这样的事情毕竟少见，还必须从事物的另一侧面去做判断。
转瞬即逝的事件有时会抑制民主的激情；而人们的知识水平，特别是民情，将对激情的发展趋势发生不仅强大而且持久的影响。在美国，就常见这种情况。
在新英格兰，教育和自由完全从属于道德和宗教，很早以前就建立的长期存在下来的社会，已形成一套道德准则和习惯，所以人民在轻视财富和门第向来可以在人们中间造成的优势的同时，却习惯于尊重知识和道德的优势，并毫无怨言地加以服从。因此，民主在新英格兰比在其他各处可做出最佳的选择。
但是，往南一走，就看到不同的情况。在南方的各州，社会纽带形成得较晚和不够牢固，教育不够普及，道德、宗教和自由的原则还结合得不够令人满意。因此，在那些州的政府里，有德，有才或德才兼备的人极为罕见。
当进入不久以前才建立社会组织的西南部各州，人们看到的全是冒险家和投机家的庄园。在这里，我们深为管理社会的大权被几个人所控制而大吃一惊，并在心中思忖：除了立法机构和人的独立以外，有什么力量能使国家发达和社会繁荣呢？有些法律具有民主的性质，但它们也曾部分地纠正了民主的危险本能。
当你进入华盛顿的众议院大厅时，你会为这个大会议厅里的粗俗举止感到吃惊。尽管你在大厅里一再环顾，依然看不到一个著名人士。几乎全部议员都是无名之辈，他们的姓名没有在我的头脑里留下任何印象。他们大部分是乡村律师和商人，甚至是属于最下层阶级的人士。在这个教育几乎普及的国家，据说人民的代表并非都是能够写字无讹的。228
仅隔几步，就是参议院大厅的大门。但在这个不大的会议厅里，却聚集了大部分美国名人。你在这里见到的每个人，都会使你想其他最近的声望。他们当中有善于雄辩的大律师、著名的将军、贤明的行政官和出名的国务活动家。这个会议厅里的一切发言，可与欧洲各国国会的最出色辩论媲美。
这两种场面的奇异对照是怎样形成的呢？全国的精华为什么只见于参议院而不见于众议院？为什么后者只会集了一些大老粗，而前者却为天才和名人所垄断？但是，这两个议院都来自人民，均经普选产生，而且至今没有听到在美国有人指责参议院敌视人民的利益。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惊人的差异呢？我认为，只有一个事实可以说明这个原因，那就是：众议院是由人民直接选举，而参议院则经两级选举产生。每个州的全体公民选举本州的立法机构，而联邦宪法又规定各州的立法机构为选举团，由这些选举团选举参议员。当然，参议员也能代表（尽管是间接地代表）普选的结果，这是因为：选举参议员的各州立法机构，并不是贵族团体或本身拥有选举权的特权团体，它实质上服从各州的全体公民；各州的立法机构一般每二年或一年改选一次，全体公民通过改选立法机构更新其成员，从而能对参议员的选举进行控制。但是，人民的意志通过这个选举团来表达时可能发生某些变化，使自己带有更加庄重和严肃的形式。因此，选举团选出的参议员也能经常切实地代表治理国家的多数。但是，他们只代表流行于国内的高尚思想和引导国家前进的国家精神，而不代表往往会使国家动乱的局部激情和使国家名誉扫地的邪念。229
不难看到，将来总有一天，美国的各共和州因在选举制度中采用两级选举而强大起来。否则，它们便有掉进民主的陷阱而受苦的危险。
对于这一点，我始终确信不疑。我认为两级选举是使各阶层人民都得以享用政治自由的唯一手段。不管是希望把这个手段变成政党的专有武器的人，还是害怕这一手段的人，在我看来都是错误的。
美国民主对选举法产生的影响
选举稀少会对国家造成重大危险——选举频繁会使全国处于激动不已的状态——美国人从这两种弊端中选择了后者——法律常常改变——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斐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在选举的间隔期长时，每次选举都有使国家发生动乱的危险。
这时，所有的政党都将全力以赴，设法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对于候选人来说，选举的失败几乎是不可救治的创伤，所以他们可能气急败坏，什么都干得出来。但是，如果这种合法的斗争不久就能重新举行一次，则失败的政党便可以忍耐一下了。
当选举接踵而来时，选举的频繁会使社会动荡不安，使政务处于连续不断的常变状态。
因此，一方是使国家有小病缠身的危险，另一方是使国家有生一场大病即爆发革命的可能。第一种制度在损害政府的美好形象，第二种制度在威胁政府的生存。
美国人宁愿忍受第二种弊端，而不愿忍受第一种弊端。在这里，指导他们行动的，主要是本能，而很少是理性，因为民主将他们230对变化的爱好发展成为激情。结果，美国的立法出奇地多变。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他们法律的多变性是一种总的说来行之有效的制度的必然结果。但我确信，没有一个美国人会硬说这种多变性没有缺点或认为它不是一大弊端。
汉密尔顿在论证一项可能防止或推迟颁布不良法律的权力后，补充说：“或许有人会说，防止颁行不良法律的权力亦包含防止颁行良好法律的力量。〔既可用于这个目的，又可用于另一目的〕但这个反对意见，对于能够正确评价法律的不稳定性和多变性的坏处的人来说，并不怎么重要。法律的不稳定性已构成我国政府的性质和宗旨方面的最大污点。”（《联邦党人文集》第７３篇，重点是托克维尔加的。）麦迪逊说：“立法的方便和漫无节制，似乎是我国政府的最有害的病症。”（《联邦党人文集》第６２篇）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下迄今出现的最伟大民主主义者杰斐逊本人，也指出过这样的危险。
他说：“我国法律的不稳定性确实是一大弊端。我觉得我们应当除掉它，即应规定在一项法案被提出之后，允许在一年内批准实施。法案应交付讨论，没有更改意见后再表决。如果情况要求迅速通过该法案，亦不得根据简单多数决定，而应以两院各自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美国民主治下的公务人员
美国公务人员的简朴——没有公务人员制服——对所有公务231人员均付酬——这样做的政治后果——美国没有终身公职——它的后果
美国的公务人员，同公民大众没有什么区别，既无宫殿和卫士，又不着制服。统治者的这种简朴作风，不仅与美国人的品质有关，而且与美国社会的基本原则有关。
从民主的角度来看，建立政府并不是一件好事，而是一个必然的灾难。这要授予官员们以一定的权力，因为没有这种权力他们还有什么用呢！但是，作为权力外表的制服，决非工作之不可缺少，而且让公众看着也不舒服。
公务人员自己十分清楚，让他们有权向其他人发号施令，是以他们的举止不得高人一等为条件的。
我想象不出哪个国家的官员会象美国公务人员那样作风朴实，平易近人，问话时亲切，答话时和蔼。
我喜欢民主政府的这种自然作风，我在这种重视职责甚于重视职位、重视人品甚于重视权力外表的内务官员身上，看到了我所钦佩的男子汉工作作风。
关于制服可以发生的影响，我觉得我国一百多年以来把它的作用夸大了。我在美国从来没有见到公务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因穿着不合身分而被轻视或不被尊敬的情形。
另外，我也十分怀疑在公务人员装模作样地穿上制服时就能格外受到人们的尊敬，因为我不相信他们之受人尊敬是来自衣着而不是来自人品。
当我看到我国的一些官老爷粗暴待人或挖苦人，耸一耸肩膀表示反对，或以得意的微笑下达指示时，我真想剥下他们的制服，一直剥到露出他们作为一个公民的真正模样，看这能不能使他们想起人类应当受到尊敬。232
美国的公务人员均不着制服，但却领取薪俸。
这一点比上述各点更自然是来自民主原则。民主制度亦准许官员摆阔，用丝绸和金银打扮自己，但不得直接破坏民主的原则。这样的特权只是暂时的，而且是属于职位，并不属于个人。但是，如果公务人员不拿薪俸，就会产生一个富有和独立的公务人员阶级，就会形成一个贵族核心。这时，即使人民还保留有选举权，它的行使也必然受到限制。
如果一个民主共和国把公务人员的薪俸制改为无偿制，我可以十拿九稳地推论，这个国家正在走向君主政体。而在一个君主国开始实行公务人员的无偿制时，这一行动无疑是在走向专制政体或走向共和政体。
因此，在我看来，用薪俸制公务人员代替无偿制公务人员，这本身就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我把美国全无不付薪的职位这件事，看成是民主在该国发生绝对统治作用的最明显标志之一。为公共服务，不管属于什么性质，都领报酬。因此，每个人不仅有权为公共服务，而且服务时有生活保证。
在民主国家，虽然每个公民都能出任公职，但也不是全体公民都有希望出任。这不是因为候选人的资格不够，而是因为候选人的人数和当选条件，在选举时总是有限制的。
在一切方面都实行选举原则的国家，严格说来没有终身公职。人们就任公职，多半出于偶然，任何人也无法永久保住职位。当每年进行一次选举时，情况尤譬如此。因此，在平安无事时期，公职对野心的诱惑力不大。在美国，混迹于政治圈子里的人，都是抱负不大的人。怀有大才和大志的人，一般都远离政治而去追求财富。由于觉得办不好自家的事业而去负责领导国家事务的，倒是大有233人在。
平庸人士之所以有很多人担任了公职，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和民主的不良选择。在美国，即使卓绝的人士希望当选，我也不知道人民会不会选举他们，但我肯定他们不会出来竞选。
美国民主治下的行政官的专权
为什么行政官的专权在专制君主国和民主共和国比在立宪君主国强大——新英格兰行政官的专权
有两种政府对行政官授予很多专权。这两种政府是：只由一个人统治的政府，和民主的政府。
这个同样的结果，来自一些几乎相同的原因。
在专制国家，人们的命运没有保障，官员的命运并不比私人的命运有保障。君主掌握着他所雇用的人们的生命财产，有时还有他们的荣誉。他认为这些人没有什么可怕的，还让他们有很大的行动自由，因为他确信他们不会滥用这种自由来反对他。
在专制国家，君主甚爱自己的政权，以致害怕自己规定的制度给政权带来麻烦；他喜欢把他的臣民的轻微越轨行为看成是出于偶然，相信这不是出于存心反抗他的愿望。
在民主国家，多数每年都能从他们以前委托的人们手里收回权力，所以他们决不害怕那些人滥用职权。多数每时每刻都能234使执政者知道他们对政府的意见，所以他们喜欢让执政者发挥自己的能力，而不愿意用一套死规矩去束缚执政者，因为这样的死规矩既限制执政者又限制他们自己。
但是，只要稍微深入考察，就会发现在民主制度下，行政官的专权还要大于专制国家。
在专制的国家，君主可以立即惩治他所发现的一切犯法行为，但他不能确信自己可以随时发现应予惩治的一切犯法行为。而在民主制度下，执政者的权力不仅极高，而且无处不在。比如，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公务人员在法律为他们规定的范围内，其行动的自由比欧洲的任何官员都广泛得多。
一般只向他们指出应当完成的任务，而方法则由他们自己选择。
比如，在新英格兰，规定由各乡镇的行政委员负责提出陪审员名单。但应当指出，他要从享有选举权和名誉良好的公民中选择陪审员。
在法国，如对一个公务人员授予如此可怕的权力，不管他怎样去执行，人们必定认为老百姓的生命和自由处于危险之中了。
在新英格兰，乡镇的行政委员还有权把酗酒者的名字张贴在酒店里，禁止居民向他们提供酒类，违者罚款。
这样的查禁权限，在最专制的君主国，也会激起人民的反对；但在新英格兰，却毫不费力地被人服从了。235
没有一个地方的法律，象在民主共和国那样使行政官享有如此大的专权，因为这种专权没有可怕之处。甚至可以说，随着选举权日益扩及底层，行政官的任期日益缩短，行政官更加自由了。因此，要想把一个民主共和国改变为君主国，将是极其困难的。如果行政官不再由人民选举，但他们仍保留着民选的行政官的权限和习惯，那就会导致专制。
只有在立宪君主国，法律在为官员的行动划定范围的同时，还能想到指导官员的每一行动的问题。能够如此的原因，是不难说明的。
在立宪君主国，权力由国王和人民分享，两者都希望行政官的职位保持稳定。
国王不愿意将行政官的命运置于人民的控制之下，因为怕行政官出卖王权的利益；而在人民方面，则怕行政官完全依附国王，从而压制自由。因此，既不要让行政官依附国王，又不要让行政官依附人民。
使国王和人民准许官员保持独立的同一原因，也在使国王和人民寻找不让官员滥用这种独立的保证，以防官员侵犯王权的利益和人民的自由。因此，双方一致认为必须事先为官员划定行动范围，并发现为官员制定一套不得违犯的守则也是有好处的。
美国行政的不稳定性
在美国，人们在社会活动方面留下的痕迹往往不如他们在家庭活动方面留下的痕迹——报纸是唯一的历史文献——行政的不稳定性为什么对施政艺术有害236
在美国，掌权的人在台上的时间很短，不久便回到每天都在改变面貌的群众中去，所以他们在社会活动方面留下的痕迹往往不如他们在家庭活动方面留下的痕迹。美国的公共行政管理，差不多全凭口述和传统进行。没有成文的规定，即使写出过一些，也象古代女巫写在棕榈树叶的预言，遇上一阵微风，就被吹走，消失得无影无踪。
美国的唯一历史文献是报纸。如果报纸短了一期，时间的锁链就会断裂，现在和过去就接连不上了。我毫不怀疑，５０年后再收集有关今天美国社会详情的确凿文件，将比寻找法国中世纪行政管理的文件还要困难。如果美国有一天遭到蛮族入侵，要想了解今天住在这里的人民的某些事情，那就只得依靠其他国家的史料了。
行政管理的不稳定性，已开始渗入人民的习惯。我甚至可以说，今天每个美国人都觉得这样合乎口味。谁也不打听在他以前发生的事情。没有人研究管理方法，没有人总结经验。收集文献本来十分容易，但也没有人收集。偶然落到人们手里的文件很少被保存下来。我手头的几份原始材料，还是一些行政部门为答复我对某些官员的提问而给我的。在美国，社会每天就象一支战斗中的军队在生活。然而，行政管理技术无疑是一门科学，而且所有的科学为了不断进步，都必须逐代总结前代的经验。人们在短促的一生中，有的人笃行，有的人立言；前者在发明方法，后者在创造理论。人类就是这样一边前进，一边收集个人的不同经验果实，而逐渐建立起各门科学的。行政管理人员根本不互相学习，是美国的最大难题。而且，他们在指导社会工作时，只凭自己积累的经验知识，而没有指导该项工作所必备的科学知识。因此，推广到行政管理工作的民主，反而阻碍了管理人员的技术进步。就这一点来237说，民主对于已经完成行政管理教育的国家，比对于缺乏这方面经验的国家更为适合。
而且，这个论断并不只适用于行政科学。但是，有按如此简单和自然的思想建立的民主政府，就必须有非常开化和文明的社会。最初，人们还以为只是在遥远的古代才存在过这种政府；但是，随着后来的深入考察，才轻而易举地发现，这种政府只能出现于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
美国民主治下的公共开支
在任何社会，公民都被分为几个阶级——每个阶级要求管理国家财政的本能——为什么人民主政时公共开支必然增加——在美国，使民主制度造成浪费的事情并不可怕——民主治下的国库收入的使用
民主政府是节约的政府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必须规定一个比较的标准。
如果我们拿一个民主共和国与一个专制君主国作对比，这个问题是容易解决的。这时，我们将会发现，前者的公共开支比后者大得多。而且，一切自由国家与不自由国家相比，情形也是如此。不错，专制制度使人民贫穷的主要原因，是它妨碍人民发展生产，而不是它夺去人民的生产成果。它使财源枯竭，却始终重视既得的财产。自由与此相反，它生产出来的财富比它所毁掉的多千百倍。了解自由好处的国家，其财源总比税收增长迅速。
我现在要说明的主题，是对各种自由国家进行对比，指出民主238对各国财政的影响。
社会同有机体一样，在组织上必须服从其不可须臾离开的固定规则。社会是由无处不在和无时不有的一定成分组成的。
在科学上，常把一个民族分为三个阶级。
第一个阶级由富人组成。第二个阶级的成员，是那些虽然不是富人但生活优裕的人。属于第三个阶级的人，只有很少财产或根本没有财产，全靠为前两个阶级劳动维持生活。
这三类人的人数，可能因社会情况而有多有少，但你不能否认每个社会里都有这三类人。
显而易见，每个阶级都对国家财政的管理有其自己的要求。
假如国家的法律都是由第一个阶级制定的。这时，他们大概很少考虑节省国库开支，因为对大额财产的课税只不过是动了一根毫毛，对它无关紧要。
再假如国家的法律全是由中间阶级制定的。这时，它准考虑不要挥霍国家的税收，因为最大的灾难莫如对小额财产课收高额税金。
我认为中间阶级的政府应当是自由政府，但我不说它是自由政府中最有知识和最慷慨的政府，但它却是最节约的政府。
现在，我假设第三个阶级总揽了制定法律的大权。我认为这是为公共开支的有增无减提供了良机，其理由有二：
首先，制定法律的人大部分没有应当课税的财产，国家的公共开支似乎只能使他们受益，而决不会使他们受害；其次，稍微有钱的人不难找到办法，把赋税的负担转嫁给富人，而只对穷人有利。这是富人当政时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因此，在穷人独揽立法大权的国家，不能指望公共开支会有239显著节省。这项开支经常是很大的，这是因为立法抽税的人可能不纳税，或者因为他们不让赋税的负担落到自己身上。换一句话说，民主政府是唯一能使立法抽税的人逃避纳税义务的政府。
你反对也没有用，人民的真正利益就是要引导人民去保护富人的财产，否则，人民很快就会感受到自找麻烦的痛苦。
而且，国王的利益不也是人民幸福的所在吗？贵族的利益不也是时时在向人民开放吗？如果长远的利益能够克制目前的激情和要求，那就永远不会有暴君统治或专横的贵族制度。
可能有人反问我：不是有人主张由穷人独揽立法大权吗？他们是谁？他们是建立了普选制度的人。制定法律的是多数还是少数？无疑是多数。如果能够证明穷人经常构成多数，那不是也可以补充一句说：在实行选举制度的国家，穷人将独揽立法大权吗？不错，至今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绝大多数人是没有财产的，或者只有少数财产而得以在不劳动时维持生活的。因此，普选制度事实上是使穷人管理社会。
民权有时可能对国家财政发生灾难性影响，这在古代的一些民主共和国已属常见。在这些共和国，为救济贫困的公民或为人民提供游戏娱乐设施，几乎耗尽了国库。
老实说，代议制在古代还鲜为人知。而在今天，人民的激情很难在公共事务方面表露，但可以断定，久而久之，代表们总会按照选民的要求行事，照顾他们的爱好和利益。
再者，随着人民日益富有，民主造成的浪费将按比例地减少其可怕性，因为人民富有以后，一方面不再需要富人出钱，另一方面如要增加赋税，自己难免不受损失。从这一点来说，普选制度在法240国将比在英国较少产生危险，因为在英国，几乎所有的应当课税的财产，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在美国，绝大多数人都有财产，其社会地位亦比法国人有利得多。
还有一些原因可能增加民主国家的公共开支。
在贵族统治国家时，主持国务的人由于自己的地位而可以免于匮乏。他们自以为生来有福，总是向社会要求权力和名誉；他们高踞于芸芸众生之上，从来看不到人民大众的安宁幸福是怎样促进他们的荣华富贵的。不错，他们对穷人的苦难也不是毫无恻隐之心，但他们对于这种苦难的感受并不如穷人那样切身。只要人民能够安贫知命，他们便心满意足，除了保住统治地位以外，便再无所求。贵族政体关心维持现状胜于关心改进现状。
反之，当人民掌握国家大权时，主政者便会到处兴利除弊，因为他们受过痛苦。
这时，改革的精神将会波及百行百业，深入到最末的细节，特别会在需要花钱的事业上得到发挥，因为这种事业的目的在于改善穷人无力自己改进的生活条件。
而且，在民主社会，还有一种目标并不明确的奋进精神，和一股不断追求几乎总是要花钱的各种革新的热情。
在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下，野心家们为了迎合主政者的好大喜功的自然心理，经常促使主政者去办一些劳民伤财的事业。
在穷人主政的民主国家，主政者只会在增进社会福利的事业上表示慷慨，而这种事业几乎总是要耗资的。
另外，当人民自己开始考虑本身的处境时，总会产生许许多多起初并未意识到的需要，而为了满足这些需要，就不得不依靠国家的资助。因此，一般说来，公共开支总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增加，赋税则随着教育的普及而增加。241
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常使民主政府比其他政府更为可贵。
即民主政府虽然有时打算节省开支，但它却办不到，因为它没有节约之术。
由于民主政府经常改变自己的目标和频仍更换它的人员，所以它的事业缺乏首尾一贯性或经常半途而废：在第一种情况下，国家花了钱，但与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不相称；在第二种情况下，国家花了钱，但毫无所得。
美国民主在规定公务人员薪俸方面表现的本性
在民主制度下，规定高薪制度的人并无机会牟利——美国民主的趋势是增加下级公务人员的薪俸和降低高级公务人员的薪俸——这样做的原因——美国和法国公务人员薪俸的对比
通常有一个重大原因能使民主制度撙节公务人员的薪俸开支。
在民主制度下，规定薪俸制度的人很多，但其中却很少有人有机会从中牟利。
反之，在贵族制度下，规定高薪制度的人几乎总有从中牟利的隐约希望。这是他们为自己创造的资本，或至少是为其子女准备的财源。
但是应当承认，民主国家对其主要公务人员也是过于吝啬了。
在美国，下级公务人员的薪俸高于其他国家，但高级公务人员的薪俸却远远不如其他国家。242
这两个相反的现象，来自同一个原因。在这两种情形下，公务人员的薪俸都是人民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比下级公务人员和高级公务人员的贡献而规定的。由于人民自己生活宽裕，所以他们觉得公务人员也应分享这种宽裕生活，才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在规定国家的高级公务人员薪俸时，这个想法便不起作用了，而完全是出于随意。
穷人对社会的高层阶级的生活需要认识不清。在富人看来一笔微不足道的款项，在穷人看来就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财富，因为后者觉得能够满足日常需要就不错了。他们认为，一个州长每年收入两千埃居（６０００法郎），就算得上幸福和值得羡慕的人了。
假如你要设法说服他们，告诉他们一个伟大国家的代表应在外国人面前显出一定的气派，他们起初可能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但当他们想到自己的简陋住所和辛勤劳动的微薄收入，看到用你以为是微不足道的款项他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时，他就会对这样一笔财富感到吃惊，甚至会被吓倒。
另外，当下级公务人员与人民差不多处于同一水平，而另一些人却在这个水平之上时，前者还能激其他们的同情，而后者则会引起他们的嫉妒。
这种情形，在薪俸看来是随公务人员的权限的加大而减少的美国，也可以清楚地看到。243
在贵族统治的帝国，情况与此相反，高级官员均获得极高的薪金，而小官员的收入只能糊口，其原因不难从我们上面指出的类似原因中找到。
如果说民主制度不会承认富人应当享乐和穷人应对富人嫉妒，那末贵族制度则不会理解穷人的困苦，或者无宁说它根本不知穷困为何物。确切地说，穷人是另一种人，与富人非属同类。因此，贵族制度很少关心下级官员的命运，只有在下级官员因为薪金过少而拒绝为它服务的时候，它才略微提高他们的薪金。
民主制度虽然没有节约的爱好，但它对高级公务人员却采取了节省开支的态度，以致对他们有亏待和吝啬的倾向。
不错，民主制度也使主政者能够过上差强人意的生活，但它为244了满足人民的需要和便于人民安居乐业，却可以不惜耗费巨资。这些开支主要来自税收，但没有被浪费。
　　一般说来，民主制度用于统治者方面的费用少，而用于被治者方面的费用多。贵族制度与此相反，它把国家的收入主要用于主持国务的阶级身上了。
难于识别促使美国政府厉行节约的原因
凡是寻找法律对人类命运发生真正的影响事实的人，都犯过重大错误，因为再没有比识别这种事实更难的事情了。
一个民族天生轻松活泼和热情洋溢，另一个民族喜欢深思熟虑和善于精打细算。这些特点来源于他们的身体素质或一些我们尚不清楚的古老原因。
有些民族喜欢排场、热闹和游兴，花费万金求一时之乐亦不后悔。另些民族喜欢独善其身，耻于表现自己富有。
有些国家热中于建筑之美，另些国家毫不重视艺术，轻视一切没有实效的东西。最后，有些国家爱好名誉，另些国家崇拜金钱。
除了法律以外，所有这一切表现都各自对国家的财政发生强有力的影响。
如果说美国人决不把国家的钱花在公共庆典上，这不仅是因为美国的税收要由人民投票决定，而且是因为美国人民不喜欢隆245重的庆祝。如果说美国人不追求建筑物上的装饰，不重视虚有其表的华丽，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是讲究民主的民族，而且是因为他们是重商的民族。
私人生活的习惯也被公共生活所接受。但是我们应当把美国的来自制度本身的节约，与来自人们的习惯和社会风气的节约区别开来。
可否拿美国的公共开支与法国的对比
要衡量公共开支的多寡，必须确定两点：国富和税收——我们无法确知法国的财富和开支——为什么也无望知悉美国的财富和开支——作者为研究宾夕法尼亚州的税收总额所做的调查——可以表示一个国家的开支多寡的总指标——对美国进行的这项调查的结果
最近，人们对于美国和法国的公共开支进行了大量的对比研究，但均未获得满意的结果，而且我认为用几句话就足以说明他们为什么没有达到目的。
为了能够查明一个国家的公共开支有多少，有两项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第一，必须知道这个国家有多少财富；第二，必须知道它把多少财富用于公共开支。只调查税收的总额而不研究应当课税的财源，将是一件徒劳无功的工作，因为我们想要知道的并不只是开支，而且还有开支与收入的关系。
一个富人可以轻易缴纳的一笔税款，如由穷人去交付，可使这个穷人倾家荡产。
人民的财富由许多成分构成，其中主要的是不动产，其次是动产。246
一个国家的可耕地面积及其天然价值和增益价值，是很难精确计算出来的。而要计算人民拥有的动产的价值，尤其困难。由于财产的种类繁多和数量庞大，所以即使你算出了总数，也几乎无法使你进行正确的分析。
因此，我们发现，欧洲的一些文明悠久的国家，甚至包括行政集权的国家，至今都未能精确地算出它们的财富总额。
在美国，人们甚至没有计算财富总额的打算。在这个新兴国家，社会还没有安定下来，全国政府还没有象我国这样拥有大批调遣自如的下属人员，统计资料由于无人收集或无时间研究而不齐备，你怎样能相信会得出正确的计算结果呢？
因此，我们不会获得计算所需的资料。我们无法拿法国的财富与美国的财富进行对比。法国的财富还没有精确计算出来，而美国的财富则根本无法进行这种计算。
但是，我宁愿暂时不用“对比”这个必要的字眼，先不去考察税收与税源的关系，而只想计算税收的实际金额。
读者将会看到，我的研究范围虽然缩小了，但我的任务并未由此减轻。
我毫不怀疑，法国的中央集权行政管理制度虽有大批官员的努力，也无法精确算出课自公民的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总额。而且，这项并非个人所能承担的工作，法国政府本身也没有完成，或至少尚未公布其结果。现在，我们虽然可以知道国家的支出总额，知道各省的支出总额，但尚不了解乡镇的开支情况，所以还不能说我们已经知道了法国的整个公共开支情况。
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研究美国的公共收支，则会发现困难更多，而且更无法克服。美国使我知道了它的开支总额的确切数字，我也得以看到它的二十四个州的预算，但是谁能使我了解美国247公民向他们所在的县和乡镇提供了多少行政开支呢？
联邦政府不能强迫各州政府向我提供这方面的资料，而且即使各州政府全都愿意帮助我，我也怀疑它们能否使我满意。抛开这项工作的自然困难不管，国家的政治结构也在妨碍各州政府的努力获得成功。乡镇和县的行政委员不是由州长任命的，不受州长的管辖。因此可以断定，即使各州政府愿意向我提供所需的资料，也会遇到很大的障碍：本应当向州政府服务的下级官员可能敷衍塞责。248
探寻美国人能够提供这方面的材料，也是徒劳的，因为迄今为止他们肯定在这方面什么也没做。
因此，今天在美国或欧洲，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们美国的每个公民每年为社会负担多少费用。
总之，比较美国和法国的社会开支很难得到成果，而比较两国的财富亦然。我再补充一句，试图这样做也同样危险。
当统计资料不是以确实可靠的计算为基础时，不但不能指导工作，反而会把你引入歧途。人们的头脑容易被貌似正确而实际上却有出入的事物所迷惑，对披着数学真理外衣的错误置信不疑。
因此，让我们放弃数字而设法另找证明吧！249
在缺乏确实可靠的资料的情况下，要想查明人民的公共开支负担是否与他们的财富相称，只能观察这个国家在物质上是否繁荣，观察人民在向国家缴纳税款之后穷人是否还能维持生计，富人是否更加富有，双方是否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意，双方是否每天又在继续改善自己的生活，从而资本是否缺乏投资的场所，而需要投资的产业是否需要资本。
按这些标志进行观察的人，无疑会断定美国人民的收入给予国家的部分远远低于法国人民收入的这一付出部分。
但是，怎样才能断定两者之间的不同呢？
法国的一部分债务，是两次受侵略的结果，而美国不必担忧入侵。我们的地理位置，使我们不得不经常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而美国孤悬于大西洋彼岸，使它只拥有六千名士兵就可以了。我们有３００艘军舰，而美国只有５２艘。因此，美国居民怎么能比法国居民负担多呢！
由此可见，在如此不同的两国财政之间是不能进行对比的。
我们之所以能够断定美国的民主制度是真正节俭的制度，是基于对美国的实际情况的考察，而非基于美国同法国的对比。
我考察了联邦的各个州，发现各州政府常常没有首尾一贯的计划，对雇用的人员也不进行经常监督。因此，我自然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它们必然要浪费纳税人的金钱，或在一些事业上花费了不必要的金钱。
可是我看到，忠实于选民的政府，却在付出巨大的努力去满足社会下层阶级的需要，为他们敞开监督政府的大门，在他们中间普及幸福和知识。它使穷人温饱，每年拨付巨款创办学校，对每项服250务均付报酬，使小人物也能得到良好的待遇。虽然我认为这样的治国方式是合情合理的，但我又不得不说它是耗费过大的。
我看到这里是穷人在管理公共事务和掌握国家的财源，而且我相信这里的国家支出有利于穷人，所以国家经常增加新的开支。
因此，我不依靠不完整的统计数字，也不想进行没有把握的对比，便敢于断言美国人的民主政府并非象人们有时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吝啬的政府；我也不怕预言美国人民一旦遇到严重困难，美国的税收也将达到与大多数欧洲贵族国家或君主国家一样的高度。
民主国家统治者的贪污腐化及其对公共道德的影响
在贵族政体下，统治者偶而试图学坏——在民主政体下，统治者经常自动变坏——前者的败坏行为直接影响人民的道德——后者对人民道德的影响虽是间接的，但其危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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