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有些领域的“事业人”进入市场资源分配领域本身和进入方式都充满了争议、非议，甚至违法的责难。特别当“事业人”取得的市场资源成本直接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时，社会舆论就会对这种“灰色收入”持强烈批判态度。参见鲍罗克：《中国的收入有多“灰”》，载《财经时报》，2004年第559期。比如，在采访中很多被访者主动表达了对医疗行业和教育行业乱收费的不满。这里的教育指学龄前教育和国家九年义务教育，不包括大学与成人、职业教育，可以统称为基础教育。
孔楠（22）现在正要评主治医师，其工作范围也使得他还没有接触到太多的灰色收入。但他也承认现在的医药、医疗行业问题很多，并不否认其他层次较高或热门位置的医生有很多灰色收入，比如动手术收红包，去外地医院走穴动手术，开有回扣的高价处方。孔楠（22）在医院的门诊经常见到，一些医药销售代表当着很多病人的面邀请医生去外地，甚至国外旅游，毫无顾忌。同时，他也强调现在医生的单纯工资收入从整体上不高：我们医院那些已经到主治副教授级别的医师，如果单靠医院发给的工资，养家都养不起。他们就是奖金几百块，工资，加上国家规定的各种补贴，一千多一点，不到两千块钱。北京其他医院或者外地的医院，差点的加起来才一千出头吧。要是他不拿（指拿红包、回扣等）的话，就相当于低档收入了，连北京的中等收入都算不上吧。可是以前我们读书、搞科研，现在的工作也付出很多，不应该就这么一点收入。所以，“事业人”自身已经逐渐对这种从市场上弥补工资收入不高的资源获取方式心安理得。孔楠（22）对医生收回扣的现象有他自己的“合理”解释，但总让人感觉有些不妥：回扣属于各大医药公司的产品推广费，是正常的企业成本，给医生的也无可非议，只不过中国的政策把这些归为不好的方面。人家单位这部分钱是拿出来专门作为市场推广的费用，是竞争的一个费用，不存在不合理。当然会把这一部分药品的收入放到消费者的负担上去了，这是卖药人的事情，这个就跟国家政策有关系了。这个跟医院和医生没有太大关系的。同时，他认为有些专家到其他医院走穴动手术是合理的个人劳动收入，而且在社会效益上看是“弥补了医疗资源不平衡”。
华林（21）是高中教师，平常的授课任务很重，而且到现在的中学时间并不长，暂时没有到社会上去兼职。但他不否认很多中学老师在业余时间给学生做有偿辅导，开高考培训班，也不否认将来自己也做这些兼职的可能。在教学中，有时也会通过各种形式向学生收费，比如兜售学习资料等。
“事业人”的市场化之所以存在社会认同的争议，根本在于两点：
首先，“事业人”所在的行业、所从事的工作是否存在市场化的合理性。有些行业本身就应该进入市场，只不过由于体制的惯性还没有从体制上完全进入市场。这时候如果事业单位和“事业人”进入市场就容易得到认同，除了个人可以得到合理的收入，而且在社会效益、资源配置上是一种合理化。而有些行业并不仅仅是挂着“事业单位”的招牌，从性质上看也是真正的公共事业，即使在成熟、发达的市场机制下也不应该市场化。这些事业单位和“事业人”的市场化就不存在合理性，必须接受各种非议。
其次，“事业人”的体制外收入是否为所付出的个人劳动的合理回报。从这个意义上看，高校教师在社会上兼职可以认为合理，而医院设备采购部门利用职权取得的回扣收入，就是一种高额度的、无劳动付出的非法收入。当然，事实上“事业人”的市场化存在各种各样的模糊地带，其合理性的判断远远不止这么简单，而且还存在着一些价值取向的问题。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行政人员的去强势化
除了专业技术人员之外，在事业单位里存在着另外一个中间阶层群体，而且数量众多，那就是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统计部门的正式称呼为“专业技术管理人员”。
与体制传统有关，以往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地位差不多，甚至管理人员比专业人员更加强势。因为他们直接拥有支配资源的能力，作为主体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单位内部反而并没有多少资源配置的话语权。但是，随着市场机制的建立，专业人员逐渐在各类事业单位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行政管理人员从总体上朝着服务职能的方向发展。这样，他们往往不是像专业人员那样主动地市场化并享受着市场化带来的附加收益，而是在被迫地面对市场化带来的压力。
陈明（17）所在的单位是一家局级的科研所，以前在所里有很多职能部门，而且很强势。但前几年所里进行了机构改革，大大压缩了一些职能机构，把原来的一些处级职能部门合并后，每个部门只保留一个负责具体工作的人。新机构负责人要实行公开竞岗，陈明（17）就是这样走上处级领导岗位的。陈明（17）很有远见，认为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从长远的发展趋势上看要实行秘书制，行政管理人员将来会成为服务性群体。陈明（17）非常年轻，这么快就到了正处级位置，别人总是对他充满了羡慕。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在采访中没有表现出志得意满，而是表达了强烈的危机感，担心单位的封闭性会使自己在未来失去市场生存能力。他说：如果我毕业后进入的是一家大公司，是专业技术人才，在某一个方向上会越走越专。可是这种事业单位的管理工作，内容非常宽泛，不可能专下去，等于失去了专业。将来一家社会上的大公司有什么理由要我？我还有什么优势？相反，如果我现在到一家公司，从底层干起，我会适应这个激烈竞争的社会。即使我不断地跳来跳去，我跳的时候也不用太担心。在现在这个单位工作本身压力要小很多，时间长了会慢慢不适应外面人才市场上的激励竞争环境。如果现在我和单位解除了合同，我到社会上找一个工作，我还不会怕。但再过十年，到我四十岁的时候，如果我要面临这种情况，我想可能真的会怕。我在所里开会的时候就讲，我们这些年轻的办公室主任现在很自信，但是再过五年、十年我们是否还是那么自信地面对社会？我问他，为什么不可以在研究所里一直这样干下去，他认为偏平化的行政组织架构给他的发展空间并不大：我干吗要在这里干一辈子？单位里的管理结构非常扁平，我这个处里面加上我这个主任就4个人，三个人各管一块，我总负责。我已经到了主任的位置，再发展能到哪里？最多再干副书记，书记，到头了。但是搞科研的就不担心这些，他可以不断地积累，名声越来越大，项目越来越多，地位越来越高，不会局限在研究所里。我们就不行了，出了研究所，谁认识我们？谁买我们的账？而且，研究所的情况可能和高校不一样，高校管理部门的干涉能力比较强。在所里，真正的精英是那些能拿到项目的，能在《SICIENCE》、《NATURE》（作者注：两种国际知名的自然科学学术期刊）上发文章的人。对于将来，陈明(17)表示，要么到公司去，要么到政府机关去，不可能在这里长期“耗”下去。也许陈明（17）的想法比较超前，并不代表当前事业单位里的大部分行政管理人员的通常想法。而且，他年轻，有能力，有想法，对将来的期望很高，是他们那个群体里有朝气、出类拔萃的部分。但他明白无误地表达出了从市场化的角度看待自己事业发展的思路，从中可以发现市场化对于事业单位的影响已经不止专业技术人员这个群体，还触及了职能管理人员这个群体。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悄然的变化与扭曲
事业单位是中国传统资源配置体制延续与市场转型的奇妙结合，“事业人”则是这个奇妙结合的承载主体，其身份本身是矛盾的。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传统的事业领域必然逐渐萎缩，从本应市场化的空间退出来。比如，有些事业单位虽然仍保持着事业的外壳，但运行机制和人员管理都逐渐真正市场化了。郑颖（15）在杂志社做编辑，严伟（16）在报社做记者，他们工作的时间都不长，但都已经在本领域换了几家单位。如果干不好或者有更好的去处，随时都会离开原来的单位。一般事业单位的体制内资源他们享受不到，比如福利房，所能得到的待遇完全根据自己的工作成绩。从这种市场化的程度来讲，这些媒体单位更接近于一般的企业，这些媒体“文化人”的资源获得方式更接近于一般企业的白领。这也许代表了当前许多事业单位的真正发展归宿。甚至，有的事业单位在形式和内容上完全成为了市场主体。比如曹飞（09）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原来都是“国有所”，改制后大部分都成为私有。虽然国家在宏观管理上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要比其他行业更严格一些，比如半官方的律师协会的指导作用，律师仍然有指定辩护等司法救济的义务等，但总体上律师事务所成为了市场主体。相应地，可以把律师看做企业性的新型白领。更准确地说，大部分律师已经成为私营企业性质的白领（所以，对律师行业和所采访的律师曹飞（09），本书把它归为下节讨论的内容）。
另外，除了工作单位性质的变化，“事业人”自身的职业态度也在变化。市场对“事业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事业人”成为企业白领的重要人力资源源泉，对于那些比较进取的年轻骨干更是如此。吕英（25）在单位里虽然待遇不错，工作很稳定，但时间长了，业务也熟悉了，感觉工作内容比较单调。她说：事务性的工作比较多一点。涉及的知识比较少。在初期还能承担一些责任，独立地做过一些事务。但是这件工作也干了三四年、四五年，然后就觉着应该转变一下。中央一些政策在北京贯彻起来比南方其他发达城市相对缓慢，机构运转也不是那么灵活。很想去南方那种环境去体验一下。如果在企业里能有更好的发展空间，现在的事业单位对于吕英（25）并非不能舍弃。
其实，事业单位与“事业人”的复杂性远不止市场化。除了一般形式的事业单位与“事业人”的市场化、“事业”与市场之间的模糊化，另外还存在着机关单位与机关人员事业化、并进而市场化的现象，以及公共行政领域、“事业”领域与市场领域之间的模糊化。
王慧（19）至今对自己单位的性质都不清楚，对我解释了许久，才大致明白了其中的端倪。她的单位对外称为公司，但隶属于一个中央级的专业行政审查机关，本来属于机关的一个局级部门，后来在机构改革中由行政机关改换为事业编制，在内部名称上改为“中心”。虽然人员属于事业编制，待遇和管理仍参照公务员和行政系统，特别是组织人事管理权限仍然在上级行政机关。如果仅仅如此，还不难理解，就如上文所述的事业单位市场化一样。问题在于，这个事业单位的主要业务仍然延续了原来没有“事业化”之前的行政性审查职能。更加让人回味的是，依托这个事业机构又挂起了公司的招牌。这样，通过机关单位事业化，以及进一步的市场化，机关单位打起了公司的招牌，本来的行政职能不再是机关里的对外办公，而是摇身一变成为“收费项目”。当然，这种公司不用去开发市场、争取客户，因为只此一家，要想通过行政性审查，必须先通过它的有偿“服务”。从根本上讲，这种事业单位的市场化使行政机关变相参与市场资源分配，事业单位成为体制特权与市场分配之间十分暧昧的联接点，是对市场机制的最严重扭曲。
相应地，这些事业单位的“事业人”也成为这种特殊体制的受益人。王慧（19）的收入可观，而且工作内容比较轻松，很符合现在许多女性的职业理想：有专业职称和技术专长，职业体面，收入较高，不需要打拼，能同时照顾家庭和自己的工作。和王慧（19）见面是在一个工作日的上午，我担心她是否方便，她说没有关系，只要把工作做完就行，管理不严。他们单位平常一到11点钟大家就叽叽喳喳地去饭厅吃饭（午饭是外面送来的套餐），大家边吃饭边聊天，很热闹、轻松，吃饭时间并没有限制，尽兴为止。有时候也加班，但都是偶然的——其实正常上班时间稍微紧一点也不需要加班。可以看出，“王慧们”享受着体制内和市场的双重资源。同时，由于政府机关的直接背景，同一般的事业单位相比还增加了垄断的优势。所以，如果说一般的“事业人”是脚踏两只船，那么“王慧们”则是脚踏三只船的“超级事业人”。为了精简机构、压缩编制而又避免人员分流压力，许多传统的机关都逐渐改换成了事业编制，比如机关的后勤部门、培训部门，这些部门很多就有这种机关事业化、并进而市场化的特点。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专栏
一场涉及2900万人的改革拉开大幕摘编自林楚方、法伊莎：《一场涉及2900万人的改革拉开大幕》，载《南方周末》，2004年4月15日版。
3月下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高层人士透露：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和研究对规模庞大的事业单位进行改革，这个举动将涉及几千万靠政府支付工资的公共服务领域人员。发改委
副主任李盛霖说，这“是继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之后，中国面临的又一项重要任务”。有评论说，尽管此前许多省市及行业已着手事业单位改革，但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探讨这一问题还是第一次。
就在发改委官员透露出此项改革之际，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宣布，除人民出版社外的国内出版社都将转型为企业。“成立集团是真改革，而不是挂个牌子的假改革。我们改革的第一项，就是要集团化。”柳斌杰说。同样是这位副署长，2003年在四川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了这个领域存在思想观念陈旧问题。一些人受了过去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受了“左”的思想影响，以意识形态的特殊性为由，拒绝了改革的一些措施，“在经济战线上20年前就解决了的问题，在我们这条战线上可能到现在大家还接受不了，以至于中央领导同志最近的一些讲话在地方党委传达的时候居然还不敢传达，可见我们的思想观念远远落后了。”在未来几年，类似这样的“事业单位”，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新的、可能也是很痛苦的转型发展期。
在中国，事业单位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拥有近3000亿国有资产，70％以上的科研人员、95％以上的教师和医生都集中在各类事业单位，其经费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30％以上。然而相对于事业单位所拥有的资源，它对社会的贡献很不成比例。据统计，事业单位对中国GDP的贡献大概在5％~10％之间。2001年科、教、文、卫四大行业才占51％。
而一些事业单位实际上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阻碍，尤其是一些脱胎于行政机构的单位，成为事业单位后，很难从管理机构变成服务机构。一些政府附属的事业单位就是二政府，自居企业和社会之上，脾气比一些政府部门还大。发改委副主
任李盛霖把事业单位的“毛病”概括为：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已经难以适应目前中国市场经济的需要，严重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实际上，决策层早已意识到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紧迫性，2002年，十六大提出：“按照政事分开原则，改革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从去年开始发轫的事业单位大改革，就是对十六大精神的贯彻。事业单位组成复杂，各个领域情况不一，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改革方案，各个领域各个地方的改革在分头进行。从1982、1983年开始的机构改革，以及后来进行的教育、卫生、科技体制改革都涉及事业单位改革，20多年来，事业单位改革是伴随着每个行业的改革慢慢推进的。
真正意义上的事业单位改革可以从两个脉络来看：一是财政来源，事业单位这么庞大的规模谁来养？从财政角度考虑，实际上对事业单位的改革就是尽量把它推向市场。当时事业单位就分了三种：第一种是全额拨款；第二种是差额拨款，拨不足的部分，又分三种，三七开、四六开、五五开；第三种是自负盈亏。任何一个行业中都有全额拨款，研究部门或是行政部门多一点，出版部门、新闻单位少一点。
第二个脉络就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主要是推行了聘任制，推进职称制度改革。十三大以后，1988年开始研究“一切以行政级别划线”的问题，当时，所有事业单位都有行政级别，而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则成为改革这一痼疾的契机。公务员制度的建立等于全部把事业单位甩出来了，不以行政级别划线就意味着它从政府开始剥离出来，开始政事分开，“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经常反复，现在大学还设有20多个副部级校长，仍没有去掉行政级别”。中国的事业单位大部分脱胎于行
政系统，而行政机构改革有一个怪圈：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事业单位改革也会这样吗？从这点考虑，有人提出要“充分估计事业单位改革的难度”。事业单位的改革和当初的机构改革以及企业制度改革面临同样的难点：人的“出口”问题，即富余人员哪里去的问题。
一位评论者指出：众所周知，国有企业改革时有一部分人员分流到了事业单位，而政府机构改革时又有大量的人员挤进了事业单位，事业单位成了两者的“出口”。那么现在，谁又给事业单位改革中富余出来的人员当“出口”呢？如果说，当年正是因为有了事业单位这个“出口”，有了事业单位这个“大后院”，才使得国企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有了缓冲带，减轻了改革的难度，那么现在，在事业单位改革中，这一问题到了最终解决的时刻。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范恒山也承认，这项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风险性较大，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在制定改革措施时要体现过渡性，要做好必要的保障工作，把改革的力度和社会的可承受度有机结合起来。应该吸取机构改革的教训，摆脱怪圈。政府机构改革的问题在于，曾经有一段没有在法制框架内改革，改革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法律约束，现在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国家政府编制法》在5年内有望出台。
改革的结果将会怎样？一位研究政府体制改革的学者说，目前改革力度不会很大，现在主要的目标还是减轻财政负担，能把财政负担减下来就不错了。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市场中的游泳者：企业白领
一风险与回报同在
（城市中间阶层）正以温情脉脉的情调走在时代的前端，这包括所谓优雅、品位以及格调。他们穿灰色行政套装，拎笔记本电脑，洒淡淡的香水，脸上略带自信又矜持的微笑，以“一切尽在掌握”的姿态出入于写字楼、咖啡厅、候机室、商务会所、星级酒店，当空中飞人，打“波音”的。参见周卉平：《圈子的意义及女儿的生日快乐》，载《投资科学》2003年6/7月。这是媒体对中间阶层的形象描述，更准确地说是对企业白领群体的描述。人们只是看到他们衣着的光鲜，气质的潇洒，生活的品位，却没有看到白领身后遍布漩涡和危机的另一面。如果把市场看做一个浩瀚的海洋，那么机关公务员是陆地上的漫步者，“事业人”是河流湖泊里的漫游者，而企业白领则犹如海洋里的击浪者。市场竞争中成功的企业白领收入不菲，成为初入职场的年轻人的榜样，受到许多亲友的钦羡，自由享受着付出艰辛与风险之后的成果，张扬着公务员们和“事业人”们所不能有的自由个性。同时，他们要在海洋里搏击，必然要付出许多机会成本，如在机关单位和事业单位里的清闲、福利、稳定等，要忍受市场竞争中没有退路的心理焦虑，要不断提升个人竞争能力。
因此，高风险、高投入和高回报便同时伴随着企业白领。如果企业白领只有高回报没有高风险，那么大家都毫不犹豫去做企业白领了。职业的可预见性是许多人非常在意的。曹飞（09）做律师之前在一家国有大企业上班，后来在单位觉着有些闷，认为律师很有前途，就决定转行。先是参加并通过了律师考试，然后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期满后做了一个职业律师。但刚做律师的时候并不顺利，手里拿不到“案子”，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案子”也没有出来原来预期的结果，收入相应也比较“凄惨”。对曹飞（09）来说，那是段艰难的日子，当时他都有些后悔放弃稳定的工作转到完全陌生的律师行业。可是已经走了出来，就没有回头的可能，只有硬着头皮向前。所幸熬过了那段时期，现在上了轨道，收入也高起来了。
有的白领一开始游泳就到了大海，有的却是从陆地或河流湖泊中跳到海洋里，他们就是我们常说“下海”者。对于从陆地上和河流湖泊中“下海”者来说，他们对企业白领的高风险、高投入和高回报的体会更加深切。卫成（01）刚开始在一家工程设计单位，工资待遇一般，住在集体宿舍，过得有些苦闷。他不是北京当地人，当时研究生毕业来这家单位的主要目标是能解决户口。卫成（01）拼命学英语，希望将来能跳到外企。在研究院不到两年终于辞离了原来的单位，跳到一家韩国大企业的驻京商业机构。办辞职手续的时候，人事部门要卫成（01）交几万块钱的违约金，否则就不放档案。他诉说当时心理不平衡和对未来的忐忑：我当时心里想，我到你单位这两年，你一共给了我多少工资？虽然我没有想长期干下去，但我工作还是做得很踏实。这两年拼死拼活也作了不少贡献，差不多白干了。想跳出去就冲着能多挣些钱，但钱还没有挣着，反倒先赔上几万。除了心理不平衡，还有很多是不踏实。如果出去不如意怎么办？到时候想回头都来不及了。和其他朋友、同学商量，他们有许多劝我还是先稳一稳再说，也有人劝我孤注一掷。考虑再三，他还是决定要走。在原来单位里工资不高，两年时间也没有存下什么钱，交给原单位的“买路钱”还是向朋友借的。回想起当时的处境，卫成（01）至今仍然心有余悸。他说，那时候自己年轻，敢想敢干；如果是现在，恐怕就不会冒那么大风险了。所幸的是，卫成（01）在新的单位工作不错，很快就有了回报。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压力中向上的渴望
二压力中向上的渴望
紧张、忙碌是企业白领的普遍工作与生活状态。褚峰（08）已经是外企的部门主管了，但现在仍然很忙碌，任务很重。和他见面的时间约在了中午吃饭的时间，其他时间根本没有空。和做律师的曹飞（09）约时间也是很难，甚至连中午吃饭的时间都有安排。
企业白领的竞争和生存压力大，这在外企和私企中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的民族企业无论在实力和管理上都逐渐成熟，他们和外企的差别也越来越小。如果说国企犹如市场海洋中的一些孤岛，正逐渐被淹没；那么，孤岛上的国企白领，正面临着与私企和外企白领一样的命运：要么拼命游泳，要么淹死在海洋里。实际上，能够大量容纳白领的国企越来越少。国企白领以往的体制优势逐渐消失，也和其他白领一样，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市场化压力。魏琼（10）所在的一家国有银行为了压缩运营成本，这些年的工作量增大了，而人员编制反而减少了，现在很少从大学招毕业生补充人员了。工作岗位不再是铁饭碗，效益成了评价核心。如果能多吸引来存款，职位和工资待遇都不是问题；否则，不光待遇不好，连职位都可能不保。每天提前半小时上班，但几乎没有按时下班的时候，到八、九点钟下班成了家常便饭，周末也经常加班。更让魏琼（10）抱怨的是，有时候连五一、十一这样的长假都不能保证。我问她待遇怎么样，她说还不错，但和以前既轻松、又拿高工资的时候根本不能比了。比起自己的辛苦和付出，现在的收入并不高。
精力充沛的游泳者总想迎接更刺激的挑战，赢取更高的回报和发展空间。卫成（01）在一家韩国知名企业工作了几年，业务做得很熟了，在行业内业有了一些人脉，但总觉着有些不踏实。他说虽然做的是专业技术，但技术含量并不高，业务上很大的成分是销售，业务能力的积累很少。而且，公司只是在北京的一个销售机构，层次很简单，除了总经理是韩国人，其他人的职位都差不多，内部的晋升空间几乎没有。在公司里时间长了，人容易懈怠，知识也容易陈旧落伍，过几年一旦有什么变动，很担心不能适应市场上的竞争。前几个月被一家猎头公司看中，被说动后辞职到了现在的一家法国企业，做北京的销售机构负责人，对他来说在事业上前进了一步。但卫成（01）仍然为将来的职业发展担心。虽然公司在前景上许诺得很好，将来的发展方向如何如何，但究竟怎么样，感觉还是很难讲，也不知道将来能干多长时间。这些年换的工作都是自己主动出击的。像自己这种背景的如果要找工作不是问题，关键是能不能找到非常好的、称心如意的。但是称心如意的标准是什么，有时候连他自己都不是特别清楚。
李亮（03）毕业到北京发展，时间并不长，但已经换了好几次工作，工作类型也各种各样。一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领域，每一个工作都没能长久。直到一年之前，李亮（03）跳到了现在的一家私营企业。虽然公司并不大，只有一百多员工，但他作为中层经理，能主管一块业务，感觉上了轨道。回首过去的几年，虽然并不顺利，但仍然认为做的每一份工作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收获，感觉以前都是在慢慢摸索和积累。
在海洋击浪的年轻白领的理想是将来有一天能坐上游艇，享受海洋的旖旎风光，不用在海洋的漩涡里打拼。这个游艇就是能在公司里得到晋升的机会，做到比较高的位置上，不光收入更高更体面，而且不用在基层时刻担心工作不保了。但是，能够实现这种理想的白领并不多。成熟的大企业一般都是严格的金字塔科层结构，晋升的机会有限，犹如大家争过独木桥，能顺利地到达新起点的只有少数人，除了实力，还需要有一些运气和机遇。在许多企业里有“up or out”（升职或走人）的说法，这更增加了企业白领的压力。另外，许多企业本身就没有为白领员工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在北京有许多外企的驻京机构，员工不多，管理结构扁平化。要么你是普通职员，要么你就是老总，但老总只有一个，而且在外企很多老总是国外直接派过来的。即使在管理结构上有空间，可能也主要是给“洋人”预备的，本地人很难进入更高的公司结构层次。相反，在机关单位虽然也存在升职的压力，但如果心态平和，总能“熬”上去，而且没有失去工作岗位的压力。在事业单位里升职的压力更小，特别是对那些专业技术人员，可进可退。
职场中既要立足，又要发展，白领的这两个主题带给他们双重的压力。２００３年一项网上调查对４１５位身处北京的公司白领（男性４５８％，女性５４２％）进行了一次关于工作压力的研究。调研结果显示：４１１％的白领们正面临着较大的工作压力，６１４％的调查对象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心理疲劳，如果不加注意，很有可能会被工作搞得精疲力竭。也就是说，近２／３的公司白领正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心理疲劳的症状。“在太短的时间有太多事情要做”和“不得不迫使自己跟上新科技或本领域的发展”、“担心未来的工作或业绩”是职业发展给白领带来的主要压力。摘自汤雪梅、范颖：《2003年企业白领职场压力调查》，载《化妆品报》，2004年2月4日。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进退之间的职业女性
粉领——职业女性白领，比其他领域里的职业女性更加值得关注。她们在海洋里的游泳技术往往和男性白领一样娴熟自如，甚至在一些工作上比男性更加出色，特别在刚跨入职场的几年里。但是，由于传统社会角色的定位和生理特点，女性企业白领往往在工作若干年后，会遇到一个拐点。这时，她们会感到身心俱疲，不再想继续打拼，只想靠岸或者到江河湖泊中歇息，或者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海域游弋。我在采访中深刻体会到这一种拐点的存在。蒋丽（02）现在一家外企做财会，她现在的心态是希望能稳定。因为“女人一过三十都这样，该结婚的结婚，该生孩子的生孩子，都希望稳一些”。她所在的公司正和其他企业发生并购，公司必然会重组。对自己在公司的发展方向，工作前景，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她承认和丈夫卫成（01）的心态这方面很不一样：也没有太大压力，心态挺平和的，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即使有变化也不是我能左右的，没有办法。我们有些部门要搬到某某市去，肯定要裁掉一些人，但我也没有特别着急地赶紧先找好工作之类的。等着最后有一些（裁员）赔偿再去找（新工作），就是“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那种心态。可能和年龄有关系吧，两年前我觉着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现在奔三十的人了，感觉不一样了，懒了似的，差不多就这样呗。秦云（06）是在一家私营企业里做主管，主要负责产品生产和引进，压力没有在外企做销售经理的丈夫朱海（05）那么大。自己在公司里的位置相对比较平稳，因为公司体制决定了几乎没有太多的上升空间。秦云（06）曾经换过几个工作，经历非常丰富，曾经想过要自己开一家公司。但现在这种心气已经没有多少了，主要原因是生了孩子之后需要很多精力和心情去照顾家庭。但夫妇两个对此并不在意，认为两个人没有必要都那么进取。对自己的事业，秦云（06）没有把目标订得像朱海（05）那么远，只是想走一步看一步。而且，朱海（05）的事业心很强，也很有起色，秦云（06）感觉只要丈夫的事业有了保障就可以了。
赵岚（07）在外企工作，刚刚结婚，工作和生活上都一贯风风火火。但谈起将来，她若有所思：将来我希望有一个更大的房子、更稳定的家庭收入，当然最重要的是疼我的老公。工作上，要有自己的事情，不要有太大的压力，能把工作和生活处理好，自己的工作得到大家的肯定。但不一定要那么出色、让人羡慕。工作很忙碌，适合年轻时做。所以，希望将来生了孩子之后能够转到一个相对更稳定、更轻松一些的职业，能够干一辈子，能够兼顾家庭和事业。魏琼（10）工作已经五六年了，因为工作忙，根本没有谈恋爱的时间，以前的男朋友就是因为她整天忙碌分手的，所以至今单身。这也让父母家人担心，把她唠叨得很心烦。在工作上，感觉着现在还比较年轻，做这种耗费精力强度比较大的工作还可以，但将来就不一定了。所以，她现在有出国读书的念头，希望回来后能转到一个不那么劳累的工作。
第四节市场中的弄舟者：自营者〖1〗一传统中间阶层的新版本从中间阶层的“新”与“老”之分看，自营者属于“老”式中间阶层。他们最大的特点是，不再依附于任何“单位”，而是自立“单位”，让别人给自己打工，或者自己给自己打工，所以称之为“自营者”。有些中间阶层自营者具有自己的专业和管理才能，但最体现其特征的仍然是对经营资本的拥有，这是他们同企业白领的本质区别——即使他们的收入水平和企业白领相同，或者更高些。
作为中间阶层的自营者主要包含三部分人：
一部分是个体经营者，他们或是单干，或几个人合伙，或者没有固定的雇佣人员，或者雇用人员比较少。在改革开放早期一些官方文件表述中，曾把雇工8人以上看做资本剥削，但这仅仅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摘出的只言片语，并没有严谨的论证依据；但从区分个体经营和企业经营角度看，可以作为参考。一些自由职业者如自由撰稿人、娱乐影视演员等，可以看做“文化个体户”，这部分人在作为文化中心的北京市也为数不少。但他们并不属于这里讨论的自营者，因为他们没有基本的资产。如果是依托于某个事业单位的“文化个体户”，我们可以把它们归为前文所述的“事业人”。那些不再依托某个事业单位的“文化个体户”，则可以归为企业白领，因为他们往往成为某个文化娱乐业公司的签约人。另外，运动员大多可以看做依托体育管理部门的“事业人”。当然，这些特殊群体的划分比较模糊，与中国当前社会转型中个人身份的变迁有关。
另一部分是中小型的雇佣经营者。他们形成了真正的企业，有一定的员工规模。规模较大的企业主不属于本研究讨论的中间阶层，因为他们的资产规模和影响力已经使得他们成为了社会上层。谈不上拥有资产的小杂货店老板也不是我们讨论的中间阶层，除了收入有限外，他们的财产规模很难称得上通常意义的经营资产，所从事的工作内容也相当于蓝领的售货员。
还有一部分则是“城市新地主”。拥有少量土地的小农场经营者是“老”中间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城市里没有农场，即使在农村，土地也是集体所有，“地主”的概念早已经在人们心目中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然而，当前在城市里逐渐出现了一批很特殊的人群，他们没有自己的职业和专长，或者根本不靠自己的职业和专长生活，他们靠出租地皮、拆迁补偿得到一大笔钱，或者靠出租商用或居住房屋不断取得收入。对此，他们几乎不必付出劳动，只是签签合同、收收钱就可以了。依靠这种稳定的利息或租金，他们的收入不菲，可以和前面所提到的任何一种中间阶层群体相提并论、甚至更高。他们也是一种城市自营者，只不过很特殊，有些类似于以前的农村地主。区别在于，他们居住在城市里，出租的地皮或房产与耕种无关；而且，他们是刚刚开始浮现出来的新人群类型，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主”。我们这里把这些人称为“城市新地主”。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自断后路
企业白领是通过企业组织与市场相联系，而自营者则直接将命运寄托到市场竞争中的成败上，没有了丝毫退路。所以，自营者承受着其他中间阶层所不能比拟的压力。
企业的生存压力最沉重。上一节我们把企业白领看做市场海洋里的游泳者，这里我们就可以把自营者看做在市场海洋里面的“弄舟人”。游泳者拥有的是自己的才能，而自营者除了必不可少的专业或管理才能，还多了一个身外物——企业资产，这就是自营者的“舟”。游泳者累了、不愿意干了，或者遇到失败等挫折，最多走人，或者可以上岸歇口气。可自营者没有企业白领的这种选择，可是如果弄舟人的“舟”翻了，往往就失去了整个身家，可能一辈子都难以翻身，失败的代价对于他们来说过于沉重。所以，自营者要面临比企业白领更大的压力。而且，赖以生存的小舟上可能关联着太多的利益关系，自营者的兴衰决定着许多人，特别是员工的命运。作为小企业主，许刚（28）谈到自己的体会：有的高级打工的（高层企业白领）拿很多年薪，但他想的事情和私营企业主完全不一样，消费观念、价值观念也不一样。几乎所有的企业主都经历过企业可能垮掉、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刻，这种经历使得他们（的心态）和打工者绝对是不一样的。我看我身边的人，也有给别人做总经理的，我们和他们的观念截然不同。做知识个体的韩娟（12）的主要业务是室内装修设计，平常揽到生意、做好设计后再找一些有长期关系的包工头，由他们负责找民工来做活。虽然自己有公司执照和资格认证，但因为平时没有固定的员工，所以仍然把她作为个体自营者更为准确些。在采访中，她一再表达了对明年揽不到足够生意的担心：我想坦白一点，我怕明年没有活干。没有活，我就没有了工作，可是我又不想给别人上班，就想自己做，所以我现在有压力。其实每年都这样，也许到时候就会有活干，但在没有之前总是担心。即使现在有了，还担心工作量是不是够大，还时时刻刻担心再下一步有没有活干。未来生活保障也是一种压力。自营者处在市场的最极端，他们生活的惟一保障是市场竞争，充满了不确定性。今年能挣到钱，明年也许就不能，后年可能还会破产。没有保障是小企业主和个体自营者的共同感受。如果说企业白领一般都有各种社会保障，自营者则完全靠自己的收入积累。离开了体制、离开了单位，也就失去了保障体系所能达到的范围，失去了有保障的安全感。韩娟（12）说：我今年三十二了。本文中引用访谈者所提及的年份，一般以开展野外调查的年份（２００３年）为基准。书中明年指２００４年，今年指２003年,去年指2002年。作者注。去年我父亲去世，对我可能有影响，我开始想应该为将来老了存点钱，可以有保障。我想尽量准备这些，存一点钱，或者有钱投资做点别的东西。就是觉着自己将来没有保障。现在没有一个特别踏实的东西让我说：你就干吧，趁着年轻，不要有后顾之忧。所以就只能自己做些打算。我想攒一个基数存到银行里面，就不动这笔钱了。等老了会用。这些压力的体现是综合的，比如身体上的，生活上的，精神上的等。许刚（28）称有数据表明当前中国的企业平均寿命不到五年，他的企业从创建至今经历了九年，虽然规模并没有扩张太大，但所幸至今仍然运行良好，许刚（28）对此非常满意。谈到企业创建和发展的那段关键时期，他说：那时候我关注的就是生存问题。我要挣钱。我惟一关注的就是我能生存，我的企业能生存。那时候压力很大。如果（企业）要跨了，我可能就爬不起来了，和你一起干的人，也会失业，没有工作。作为企业主，我的压力很大，当时身体严重透支。我觉着私营企业主所承受的压力，是其他阶层不好理解的。他们的那种压力，不像白领那样在工作忙的时候有、在工作不忙的时候就没有了，而是时时刻刻都缠着你。那段时间我体力透支，老失眠，一到下午就心跳不正常。现在许刚（28）把企业改制成为了员工持股，经营交给了聘来的总经理，自己只是几个月主持一次董事会，决定一些经营上的重大事项。在过去的一年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照顾刚生产的太太与孩子，开始调整生活节奏。他说：除了我公司那点事，就是带小孩、锻炼、旅游。我现在有健身卡，定期去锻炼。一年下来，感觉效果很好。以前也不是完全没有时间去运动，但心理压力太大，运动需要一个（放松的）心态。也许是偶然，我采访的几个自营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要孩子特别晚。韩娟（12）31岁了，还没有要孩子的计划；许刚（28）是在企业基本稳定、改成持股制、把经营交给其他人管理之后要的孩子，他今年已经三十六岁了；施全（29）今年也是三十六岁，但至今才打算明年要孩子。韩娟（12）说：我们现在根本不敢要小孩。精力不够，时间更不固定。我们工作起来根本没有时间概念，过的不是那种规规矩矩的生活。比如到什么时候该吃饭了，到什么时候该睡觉了，我们这些都没谱。有时候忙起来，连午饭都不吃了。虽然忙也是一阵一阵的，但是你根本没有办法预料。养孩子不是几个月的事情，要几年。现在这种情况，如果完全停下来要孩子，事业也就断了，以后也很难再接下来做了。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融合、顺从与冲突（1）
自营者要处理的事情更复杂，特别是在当前的环境下，企业主并不能完全把握自己的命运。即使现在的政治大环境对私营企业越来越好，但他们仍然在企业运营、私人财产保护和其他方面缺乏足够的安全感，这也形成了一种压力。比如，施全（29）的企业在和一个中央部门的下属事业单位合作，其实他并没有从这种合作中得到利润，他真正的用意在于想在政府机关找到“靠山”，结交一些现在和将来可能具有影响力的官员。他说：这个怎么说呢，还是有一些想法，想建立这种关系，认识的干部将来也会是国家的中坚力量，而且影响力会越来越大。也许十年、二十年以后，这些人会很厉害。我们的想法是要有政府的影子，私企的干劲。我们有时候也比较担心，所以希望能和权力相结合，能够得到保护。我问他，自己的企业要发展，是不是一定要和权力相结合。他认为要看在什么阶段，还“剖析”了当前的现实：不一定，两个阶段。在企业发展初期主要靠个人努力，但做大了必须和权力发生关系,需要得到权力的保护。资本和权力结合越来越多。资本通过权力来说话。现在资本本身还不能说话，必须寻找权力代言人。但这种代言人经常被“干掉”。在中国只能通过个人的关系和贿赂打通关系。还不像西方那样，可以通过很公开的、制度化的竞选机制来在政府中寻找代言人。和权力的融合要付出代价。所以，虽然自营者的收入较其他中间阶层人群较高，但他们的收入往往要打个折扣，不能与企业白领或其他中间阶层人群直接进行比较。在建筑公司任主管的沈智（11）对中小企业主在这方面的看法虽然有些偏激，但也道出了一些自营者的苦衷：可能他们（指自营者，作者注）一年挣一百万，可是真正自己可以花的也就三十万，大部分钱都要用在打点上。我和他们打交道也有这种感受。我花你的钱，吃你的饭，是给你面子。说句不好听的话，他们就像孙子求着爷爷一样求人家把钱收下。非常难受。许刚（28）自己创业，平常需要和各种主管部门打交道，其中的酸甜苦辣有很深的体会。一旦有问题，他首先不是“认罚”，而是想办法“摆平”：我的企业小，工商税务都会查，谁弄我一下都挺难受的。发生这种事，“公关”摆平呗。喝点酒呵。因为你企业不可能没有一点问题。同时，他认为平常受查处的许多问题并不都是自己的错，而是主管部门的“找茬”或垄断，所以有许多“牢骚”：政府是政策的制定者和规矩的执行者，然后它拿它的规矩要求你，你肯定是违规的。今天上午我们几个人还在聊这个，邮电部制定了一个法，说要邮电专营，你参与就不合法。因为规则是邮电部定的，当然说邮电专营，不准别人干，别人干就违法。一个企业要做到完全合法，有的行业做得了，有的行业就做不了。比如现在的邮政快递公司，严格来说都违反邮政法。许刚（28）在谈到企业的经营环境时，感觉政策有时候难以把握，主管部门对有些市场行为管得过多，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行，甚至有时候影响是非常致命的。谈到这里，他有些激动，话题也扯得远了些：就像前一段房地产政策一样，就是对企业的不尊重（作者注：没有具体谈政策内容，我看他说得兴起，也没有打断）。你“哐”一下，出一个政策，一看不行，“哐”一下又收回去了，又出一个补充政策。你说这有合理性吗？也许出发点是好的，有它的合理性，但你是否尊重了企业的意见呢？包括广告业也出过一件事，就是要求广告费不能超过百分之二的事。一些行业要求广告费不能超出营业额的百分之二，当时的缘由是“某第六药制药厂”出来了，它投广告费太多了。这（项新政策）对企业和广告行业影响很大，因为不让你投入广告了。可是你并没有征求其他企业的意见，也没有征求其他行业的意见。企业类型、成本组成结构不一样。比如做化妆品的广告支出就比较大。这是人家企业经营行为，你管人家干吗？人家爱投多少投多少，挣钱就行了呗。人家不违反国家管理法规就行。它就说不许。这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东西。但回到现实，许刚（28）仍然回到前面的“摆平”思路上，并不主张去抗争什么：有时候我也对一些政府部门的做法不满，但我可以理解，这是现实。你尽量营造一个小的良好环境就好了嘛，别拧着干，何必呢？中国社会不成熟嘛，本来就不成熟，你非得希望像发达国家一样的成熟社会环境，可能吗？你尽量营造一个好的小环境不就完了嘛，比如到某局（去拉关系）。你影响不了大局，也改变不了什么，你要对现状有清醒的认识。四“城市新地主”
“城市新地主”的房产或地皮来源有两种：①多名家庭成员各自从以前的国营企业或者机关、事业单位分到了房子，并通过各种手段、方式最终拿到了居住房屋产权；②随着城区改造、商住小区的开发，商务大厦的兴建，市区内位置繁华的旧房屋不断被拆迁，一些居民拿到了相当数额的拆迁补偿。另外，在城乡结合部也存在类似的“新地主”。比如，城乡结合部农民土地被开发利用，得到一次性补偿。或者，随着市区的扩张，城乡结合部的乡村在地理上被纳入了市区，但仍然保留着土地集体所有的体制，大量集体土地和私人建筑被租出、甚至出卖。
相对于其他城市，北京市区的“城市新地主”数量更加庞大，家资更加丰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①北京的房产价格全国最高；②北京的外来人口数量巨大，带动了房屋租赁的需求，使得房屋租赁价格居高不下；③老城区改造涉及面广，大量市区的老住房被拆迁；④北京数量庞大的事业单位和机关单位以各种方式占有了许多土地和房产，其中的“内部人”成为直接的受益者，特别是那些拥有权力资源的“内部人”。在很多情况下，直接分得这些房产资源的“老人”现在已经退休，而真正享受这些成果的却是这些“老人”的后代。
坦白地说，本研究事先并没有意识到这部分特殊人群，所以在采访设计中并没有“城市新地主”的配额。但在访谈中，明确地感受到这部分人的存在与影响。特别是那些对北京情况比较熟悉的居民，对“新地主”感受更深。卫成（01）谈了他的感受：其实，北京真正有钱的是外地人（指非原住民），当地（原住民）比较有钱的主要是靠拆迁发起来的人，他们能拿到一两千万的也不少见。当然，还是几百万的多，一百多万的最多。他们一点都看不出来，穿着不光鲜，还拿着国家的低保，享受国家很多政策。自己的房子被拆迁了，就在外面一个月花八百块钱租房子。在街上根本看不出来他们是富人，但是这些人特别有钱，有一、两百万的很多。沈智（11）是搞建筑的，所以对拆迁更敏感：……比如北京要修路，把这个地方占了，这个村就全发财了。有的一下子就能挣一百万，上千万。比如某某地区、某某建材城就是这样，都发财了。靠卖一块地，或者把店铺一租，一年十万，什么都不用干，很轻松。和北京原住民接触比较多的王慧（19）也对此有所感触：他们不工作，靠出租房子挣钱，平常打打麻将什么的，无所事事。他们一年出租房子收入十几万，和我们这些白领一年辛苦的收入差不多了。在街道办事处工作的尤军（23）对基层也很了解：“原来在国资单位的人，现在做二地主的非常多，就是租房子。有些人在北京长大、工作，几代人慢慢积累了几套房子。”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融合、顺从与冲突（2）
无论哪一种具体的“城市新地主”群体，都不是靠个人能力与市场规则来赢得的，他们的房产资源来自于“天赋”的体制优势。我们也可以从做记者的严伟（16）的话里听出这样的意味：驻北京的机关、事业单位的有多少，你想想？各个部委的机关，事业单位包括各种研究所、学校，各种大学，医疗机构，其他的文化团体，太多了。这些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是市场的主体，但是他们已经占据了各种资源，比如房子。北京很多房子都被这种（机关、事业单位的）大院给占了。他们已经占据了主要的资源。他们是体制内的。他们已经占据了北京大部分的资源。有的地方还可以分房。在北京这个地方，真正在市场上混的人还是少。
小结“双色蛋糕”理论〖1〗一体制与市场做律师的曹飞（09）在谈到阶层的划分时，对是否有国家的保障这一点似乎很敏感。并从这个依据出发，把社会分成相对立的两个部分。一个是和“公家饭”有联系起的，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普通公务员，甚至是国有企业的人员；另一个是和“私家饭”有联系的，无论是私营企业的老板，还是白领职员，甚至蓝领职员。前者是强势的，因为有国家的保障，解除了后顾之忧；后者是弱势的，因为在市场里没有保障，“生死有命、祸福在天”。他说：国家的公务员，和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都是一类的，他们有国家的一个保障体系，来保障他们的生活，包括现在和以后，特别是等他们老了以后。国家公务人员可以分成高级的和低级的，不一样，但他们都有保障。虽然有的地方的机关也要裁人，但国家给这些人留好了后路了，比如去一些大的学校上研究生，或者其他很好的安排。对他们还是比较照顾的。他们的特点是生活压力不是那么大，或者我认为他们的压力不应该那么大。因为他们的权利和福利制度都是由国家来保障的。第二类就是私营企业这一块，有财大气粗的老板，也有一些做得不好的。白领也是，无论外资还是私企的白领。有些也有一定的保障，但和前面的那种保障不一样，他们是自己努力挣来的，不是国家给的。他们今天的努力才能保证以后的舒适程度。其他一些小私营企业的人员，更没有保障，整天为了生计奔波。比如那些小老板，做好了还行，做不好连基本保障都没有。他们和一般私营企业里的从业人员一样，都有生存的压力。弱势群体属于最没有保障的阶层。曹飞（09）所说的“保障”，并不是指有多少直接收入，而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国家体制的“庇护”。他的表述并不十分严谨，把社会依据体制保障的有无而截然两分也有些偏颇。但从思路上可以看出，城市人群确实存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两大类型。中国正逐渐向市场转型，同时传统体制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
曹飞（09）看到了社会结构在体制上的分立，却并没有更进一步意识到这种分立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冲突。中国二十几年来阶层分化的大背景，就是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并和传统体制相互冲突和相互补充的过程。这一点在中间阶层身上体现得尤为深刻。
如果体制因素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达到极致，不是从经济层面上来划分社会结构，而是从政治层面上来划分，就可以看做一种社会结构的“政治分层”。“政治分层”中“政治”的含义是有明确限定的，它是指根据人们的家庭出身、政治身份、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将人们分成高低不同的社会体。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前这种政治分层的主导性，学者们能够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但对于政治分层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作用，却在理解上存在争执。有学者直接质疑了政治分层在中国的继续存在。米加宁：《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标准——与李强讨论两种社会分层标准》，载《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1期。而另外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同在的二元模式。参见李强：《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40~59页。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是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人们经济不平等程度较低，而政治不平等程度较高，甚至存在较严重的政治分层。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不平等程度大大下降，而经济不平等的程度却大大上升。因此，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并不是简单的差距拉大的过程，而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但这并不表示政治分层已经从社会生活中消失，而是在现实中依然显而易见。比如，政府机关在选择求职大学生时仍然重视党员身份，组织部门在选拔干部时还是重视政治态度等政治标准。这样，与其说当前的社会分层已经完全“去政治化”，不如说形成了政治与经济的二元分层模式。
美国学者维克多·尼从20世纪80年代市场转型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的社会分化问题，建立了中国阶层分化的“市场转型理论”，从权力的角度论证了政治不平等的弱化。在对中国农村的抽样调查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他认为中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必然引起社会分层机制的根本变化，以往以权力作为分层机制的状况将转化为以市场作为社会分层的新机制，从而提出了“权力”贬值的假设。维克多·尼：《市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到市场》，载《国外社会学》，1996年第5/6期。
但维克多的理论存在很多受质疑之处。首先，他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农村，20世纪80年代后的农村确实出现过一段明显的“权力贬值”现象，但这种权力贬值现象随着地方党政部门对农村控制的重新加强而不再那么明显。而且，农村的现象不可以推而广之，城市并不一定存在如此的权力贬值。其次，现实的发展恰恰反驳了权力贬值的理论，曾经的价格双轨制给权力影响资源分配提供了充分的施展空间，造就了一大批经济上的社会上层。
实际上，政治分层的本质是“体制权力”强力介入政治资源分配、并依此来主导社会分层。强调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时代已经远去，“体制权力”逐渐从分配政治资源中退了出来，使政治分层的作用发生了弱化，甚至有政治分层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趋势。
但“体制权力”的这种强力影响不但可以体现在政治领域，同样可以体现在经济领域。在市场经济转型中，“体制权力”的重心随之转移，不再集中在对政治资源的分配上，而是逐渐转到对经济资源分配的影响。“体制权力”强力介入经济生活，与市场的力量一起来主导经济资源的分配。也就说，政治分层弱化了，但“体制权力”自身并没有相应弱化，更不会消失，而是将它的影响方向进行了调整。
这样，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不再是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分立，而是经济分层中的两种不同影响力量的分立。即，“体制权力”参与经济资源分配的“体制分层”，与市场力量参与经济资源分配的“市场分层”形式，这两种分配形式在改革开放之后共存，并在相当程度上形成相互“渗透”、相互“尊重”、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的复杂关系。这种二元分配方式导致了新的社会资源配置不平等格局，在阶层分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种阶层分化中“体制权力”与市场机制同时发挥作用的二元社会资源配置模式，可以简称为“市场——体制”模式。它的形成涉及两个变化过程：“体制权力”重心从政治领域转变到经济领域的过程，政治分层弱化；市场力量的崛起过程，与“体制权力”共同参与资源分配。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中间阶层的“双色蛋糕”
“市场——体制”机制下的社会，所分配予个人的社会资源或利益就像一个“奶油——巧克力”双色蛋糕。奶油相当于市场机制下所分享到的社会资源，而巧克力相当于依靠传统权力延续所分享到的社会资源。社会中每个人都会从社会资源中切到一块属于自己的蛋糕，中间阶层就是双色蛋糕烹制过程中的其中一个分享阶层。只不过每个人切取蛋糕的能力并不相同，蛋糕与蛋糕的大小并不相同，社会也就被分化成不同的阶层。中间阶层就是切取蛋糕能力彼此类似、并处于社会中等位置的若干社会群体的集合。同时，所切取蛋糕里的奶油与巧克力成分比例不同，相当于中间阶层各社会群体之间在不同社会资源上的获取能力差异。有的更依赖体制权力，有的更依赖市场机制。
这样，我们可以把中间阶层在“市场——体制”分配机制中获取资源能力的二元性形象地称为“双色蛋糕”理论，并用图2-1来表达其各种含义：
图2-1“双色蛋糕”理论模型
两条坐标分别表示体制和市场的两种资源获取能力，其综合能力高低作为判断阶层所述的标准。靠下部分是社会基层，靠上部分是社会上层，而两者之间的部分则为中间阶层。一般来说，同为中间阶层，体制资源获取能力较高的群体会在市场资源获取上处于相对劣势；同样，在市场上比较活跃的群体在体制资源分配上并不占优。在两个方向上左右逢源的中间阶层更容易流动到中间阶层的靠上部分。社会基层与中间阶层、中间阶层与社会上层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而是存在一些重叠和交叉；并且，不同阶层之间存在上、下流动。所以，我们将阶层间的界限以虚线表示。对于社会基层来说，存在一个上限，但没有底限。相反，社会上层存在一个下限，而没有上限。而对于中间阶层，同时存在上限和下限的双重约束，所以在界定中比社会基层和社会上层存在更多的模糊之处。中间阶层是一个边界并不严格的社会阶层“带”，而不是一条社会阶层“线”，他们在获取资源的能力上只是一定范围内的相似，不是严格的等同。所以，在中间阶层内部也会有上、中、下之分。
具体到本文所列出的各种典型城市中间阶层，他们的“双色蛋糕”也各有特色：①基层公务员，最接近权力，也最远离市场；②中小规模企业主、个体经营者和企业白领，他们的资源主要来自市场，最远离体制；③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同时跨越体制内的资源和市场化资源，占据了大面积的模糊带；④“城市新地主”，多是历史上体制实惠的延续。在体制资源和市场配置之间，无论是偏执于一侧，还是左右逢源，中间阶层总能够抓住一块属于自己的蛋糕。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资源获取的冲突
中间阶层内部各群体在资源获取上既有相互利用、相互尊重的一面，也有相互冲突的一面。因为，体制分配与市场分配两者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博弈式的竞争，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①总体上，资源流向依靠体制分配机制的中间阶层群体越多，依靠市场获取资源的中间阶层群体所获得的份额越少，或者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获得等值的资源。比如，北京的许多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单位占有了大量房产，并且占用了市区中价值最高的地段。“城市新地主”、机关公务员和“事业人”凭借体制优势，无偿、或低价格获得了这些房产资源，就使得流通到市场上的房产资源减少，并拉动了商品房产价格的大幅上涨。其他中间阶层群体，如企业白领、自营者要购买商品房产，只能选择远离市区的地段，或者需要付出更高昂的价格获取市区核心地段的房产。
②社会资源存在着二次分配，靠向体制分配的中间阶层群体垄断着社会资源二次分配的权力，或者在资源二次分配中占有相对优势，致使靠向市场分配的中间阶层群体处于被相对剥夺的不利地位。比如，隐性收入成为当前中国的一大特色，其相对于显性收入的比例令人咋舌。有位经济学学者从官方统计数字中发现，城市人口的收入在总量上超出了“工资总额”的一倍半，而所超出部分只能归为隐性或灰色收入。转引自鲍罗克：《中国的收入有多“灰”》，载《财经时报》，2004年第559期。这些隐性收入有些直接来自部分群体对其他群体的索取。另外，隐性收入大多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企业白领却几乎要缴纳全额收入的个人所得税，因为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比较透明的工资薪酬，从而形成社会资源二次分配来源上的不平等。
③权力体制直接介入到市场分配中，与市场主体争夺资源。比如，许多事业单位集体或个人不仅在参与市场分配的时候依然享受体制内的资源，他们还利用体制内的垄断或优势显性或隐性地介入市场，与市场主体进行利益的竞争和争夺。
从市场经济转型的立场来看，体制分配是对市场分配的干扰和扭曲。总体趋势上，市场的力量在完善和壮大，而体制的作用越来越受到质疑和约束。当然，这个过程是漫长和曲折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体制因素所发挥的资源分配作用难以萎缩，更不会轻易退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经验也佐证了这一点。
有学者提出了资源的政治性分配与功能性分配的概念，并对两种分配进行了比较（如表2-1）。他认为，一个社会必须在政治性分配与功能性分配这两种分配方式中达到某种平衡，两者中的任何一种占社会分配的主导地位都会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政治性分配使收入差异巨大，与平均主义道德不相容，引发群体冲突，即精英群体与普通大众之间的冲突。而功能性分配造成社会整体的分化，形成下层阶级或阶层与社会上层之间的对立，引发的是阶层或阶级冲突。这样，功能性分配与政治性分配的二元体制可以成为一种缓冲社会矛盾的合理机制。参见徐晓军：《转型期中国社会分配方式的变迁与阶层分化》，“当代中国社会分化与政策选择”全国学术研讨会（武汉，2002年5月25~26日）所提交的论文。
这种观点中所提到的“功能性分配”，与本研究中论述的市场性分配相似。但从表2-1对“政治性分配”的描述看，其所指并非本文的体制分配，而是指公共权力对社会财富的调节与再分配。或者说，所谓的“政治性分配”是公共权力的合理应用，所争取的是社会整体利益；而本研究的体制分配指的是公共权力的不合理应用，所争取的是部分社会群体的私利。前者是公开目标，是为了消除社会不平等，追求罗尔斯式的结果公平；而后者是特权、垄断等传统因素的惯性，在运行中带来了加剧社会不公平的不良后果，不仅没有实现罗尔斯的结果正义，还违背了诺奇克的社会竞争起点正义。〔美〕罗伯特·诺奇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表2-1政治性分配与功能性分配特点的比较政 治 性 分 配功 能 性 分 配决定因素人类群体之间的矛盾状况人类与自然的矛盾状况分配依据强制权力对社会的贡献（功能）分配目的实现结果的均等提高生产效率分配形式再分配初次分配分配主体国家及各级政府市场受益主体特定的阶级或阶层特定的部门或个人分配成本高低分配效率低高本质特征一部分人的蛋糕切给另一部分人在蛋糕做大基础上的直接切分分配后果结果的绝对平等、过程的不平等过程的平等、结果的相对不平等第三章中间阶层的意识与倾向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中间阶层的意识与倾向
阶层意识的界定阶层意识在文献中更多地被表述为阶级意识。阶级意识概念的提出归功于马克思，是指一种由生产关系规定的对某个群体成员资格的知觉，一种对于这种共同身份产生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感觉，以及为一种为谋求阶级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倾向。一个群体，只有当其成员感受到这样一种意识的时候，才能被定义为一个阶级。吉尔伯特：《美国阶层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9页。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属于一种理想化的概念，包含了一些明显的理论假设。总结起来，一个阶级必须在四个意识层次上实现逐级跨越：
①社会分层的意识，即认为社会是分层的，并在具体分层标准与结构上存在社会共识。
②社会共同体意识，即能辨识出自己所属的社会共同体体，以及其他社会共同体，并感受到在感情、心理以及社会交往上与其他共同体存在界限与隔膜。
③共同利益意识，即能辨识利益格局中的冲突，认识到本阶层的共同利益，反对其他阶层的不合理利益。
④共同行动意识，即运用集体力量联合起来反对其他阶级的意识。
然而，对于这种理想意义上的阶层意识是否真实存在，有很大争议。就是说，即使人们属于客观社会结构中的阶层或阶级，但可能并不存在上述的阶层意识，甚至连基本的阶层成员意识也没有。马克思也承认“自在”的阶级和“自为”的阶级之间的差别。对“自在”阶级的成员来说，虽然他们处于同样的社会地位，但他们对于这种“共同体”情景并无知觉。而“自为”阶级成员意识到了共同利益，并从事那些直接对抗其他阶级的行动。把导致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化的社会力量离析出来，是马克思阶级理论的主要目标。
作者认为，对于阶层意识的概念，应持更加客观、宽松的态度。
首先，阶层的客观存在与理想阶层意识的客观存在并不是一回事。米尔斯就主张应回避阶级意识是否存在的争论，认为没有必要将阶层的心理感受与阶层的现实存在相联系，不能因为人们没有阶级意识而否认阶级的存在。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0页。经济与社会现实是一回事，心理感受是一回事，也许心理感受能像所期待的那样和现实联系起来，也许不能。如果心理感受与政治和经济地位不一致，这本身就是个需要解释的问题，并不能因此就否认阶层的存在。同样，阶层成员不能把握自己的行为，这也不能成为研究者忽略甚至否定阶层存在的理由。要确定一个阶层的存在，或了解一个社会群体的结构关系如职业地位、经济地位、名望地位等，并不一定要知道他们是否有阶级意识。
其次，通常意义上的阶层意识并不需要满足理想阶层意识的所有条件。阶层意识是社会群体的心理问题，它可以看做社会群体间心理隔阂的对应物。这种心理隔阂直接的反映是社会交往。如果一个阶层有社会分层的意识，在社会交往中保持与同阶层的心理与交往的亲和，同时对其他阶层保持心理与交往的疏远，我们就可以说阶层意识就形成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理想阶层意识的其他深层次不必作为研究对象。相反，阶层意识可能在不同的层次上逐级展开，如果确实存在阶层的共同利益意识与共同行动意识，则说明社会的分裂与冲突的加剧。而且，中间阶层意识的各个层次，对应着中间阶层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所可能发挥的不同作用。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社会交往中的“圈子”意识
从访谈结果上看，虽然绝大多数中间阶层采访对象并没有社会分层的相关理论知识，但从他们所讲述的许多生动故事和直观感受，可以看出通常意义上的中间阶层潜意识的存在。
沈智（11）对于“圈子”之间隔阂的描述十分生动：我觉着不同的社会层次之间区别挺分明的。反正我和他们交流、沟通，从谈话的内容上就能感觉得到，话题都不一样。一个圈子和另一个圈子的话题绝对不一样。我接触的人比较复杂，因为我盯工程嘛。我跟民工，跟底下的那些管理人员、市政府的那帮人、开发商，都要打交道。你通过和他们聊天，就能感觉到，话题的区别非常分明（特别强调的语气），这个圈子永远不会谈另一个的话题，另一个圈子也永远不会谈这个圈子的话题。不同圈子的人可能因为利益或工作要接触，但这不是交往。两个圈子融不到一块。打个比方，我和民工聊天，他们就说这个月他记多少工，分多少钱，就谈这个，工分什么的。跟我谈什么？叫我给他多记两个工，其他什么都不说。你说他能跟我谈什么？我觉着社会分了层次之后，就有很多层次之间的断层。不像以前那样，大家都生活水平低，人际关系也比较单纯，所有的人都很容易沟通，现在不是这样了。杨波（20）也认为只有同阶层的人交往多些：对这些上层，虽然有接触，但毕竟不是一个圈子，交往不多。但是对于普通的中层，比如国家公务员、企业白领，和他们打交道很舒服、很开心。和这种人有同类人的感觉，属于同一个阶层吧，都属于中层。对于下面这些穷人是一种很同情的感觉，没有什么交往。陈明（17）认为阶层隔阂影响非常大，即使是亲戚关系都难以打破。他打了两个比方：如果你是一个IT企业的部门经理，一年可以挣十几万，但你的老婆是一个清洁工，你们俩去西餐厅吃饭的时候就有冲突。因为你自己经常来吃，可是你老婆可能就觉着是在浪费。再比如说，假如我在外面工作，一年至少可以挣十五万，那我是中间力量；我的姐夫或者一个表哥来北京打工，他在底层，我请他到饭店吃饭的时候就有冲突。也许陈明（17）说到的“比如我的姐夫或者一个表哥”是他的真实体会。陈明（17）来自农村，一些亲友仍然在社会的基层，而自己已经跃迁为社会中间层，心理隔阂于是产生了，并进而产生了交往中的隔阂。这也是文学影视中老套而真实的故事。而当我问他对中间层的感受时，他回答：“我觉着挺亲切的，因为我就是中间层。”
蒋丽（02）给我讲了他们小区的故事：我们原来的房子在某某花园，中间两栋楼是回迁房，一些老北京，大部分人以前在同一个国企单位工作，相互都认识，见面经常家长里短。我们这两栋楼都是直接买商品房过来的，他们和我们这些人彼此之间就不是那么不见外了。我们首先感觉中间这两栋楼的人素质比较低，可是人家还觉着我们这些人都很“假”呢。相互之间也有矛盾，比如养狗，商品楼的人觉着带着狗到处遛怎么这么俗，脏儿叭叽的。但他们这些人（回迁户）就觉着无所谓，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蒋丽（02）代表了中间阶层，而另两栋回迁楼的住户代表了基层。两种阶层的人都住在一个小区，生活习惯的差异成了彼此隔膜的直接原因。但在这个直接原因或表面原因背后的两种阶层的更深层次的差异，对此蒋丽（02）自己也有种并不十分清晰的感触，认为是“因为经济基础不一样”。在自己居住的小区里，蒋丽能明确区分出自己相比国营企业工人更高的社会层次，并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和他们产生难以跨越的隔阂。但相对于“有钱人”，她重新把自己定位到“老百姓”的位置上。对于他们，蒋丽（02）能感受到，但并不了解，更谈不上交往，因为“那些人老百姓都接触不到”，只能通过媒体得到一些“有钱人”的印象。赵岚（07）表达了相似的感受：“和上层的人接触比较少，感觉比较神秘。因为不了解，所以神秘。”
无论如何，中间阶层能够大致区分出自己属于社会中间层，并确证社会上层、社会下层以至社会底层的存在，在具体群体指向上体现了很大程度的一致性。同时，中间阶层在社会交往上，能够在潜意识中感觉与中间阶层的各部分都属于“同一个层次”，所以在交往上彼此没有“高攀”或“低就”的感觉。相反，对于低阶层或高阶层，存在自然的心理隔阂和交往的障碍。因此，从社会交往的角度看，中间阶层意识是确实存在的。
第二节利益认同冲突〖1〗一利益的分野社会交往中的中间阶层意识，并不表示中间阶层有共同的利益意识，原因就在于上一章所论及的中间阶层“双色蛋糕”理论。就是说，中间阶层各部分在“体制——市场”这个杠杆体系中的具体着力点不同，导致了彼此没有共同的利益来源，也就没有了中间阶层的共同利益意识。
有些中间阶层对于这种利益分歧的认识是深刻的。语速很快的曹飞（09）比较敏感，他把各种中间阶层的职业分为“私营企业——国家工作人员”两个端点，当然，这里的国家工作人员并不是等同于国家公务员，而是把与体制有某种程度结合的事业单位人员也包括在内。他认为：外企白领属于企业这一块，应该属于私营企业这一块吧。知识分子属于事业单位吧，实际上是国家工作人员那一块。在外企的这些人，该上什么上什么（指各种保险），但和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还不一样。因为国家机关给你考虑得特别全面，不光有保险，为你出路也考虑到了，可是外企并不能保证你明天会怎么样。今天在这里干，一个月八千多，但下个月就不知道了。而且（收入）跟你的效益挂钩的，外企这些钱不是让你白拿的。因为要有业绩，所以工作压力大。可是国家工作人员就没有那么大压力，包括事业单位，有什么压力？没有什么压力。当然（日常的）工作压力谁都会有。律师属于自由职业，更类似私营企业这一块，但是记者就属于事业单位的。可以看出来，曹飞（09）虽然认同中间阶层包括国家公务员、知识分子、记者、律师、外企白领、私企白领等，但仍然把他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广义的“国家工作人员”，就是有国家保障的；一类是广义企业类的，没有体制内的保障。值得回味的是，一般认为律师和记者同属于自由职业，但曹飞认为他们是不同的类别。大多律师事务所改制成合伙制了，律师行业“更类似私营企业”，而记者仍然属于国家事业单位。所以，律师和记者属于“体制——市场”体系中的不同位置，他们没有共同的利益来源，当然也就没有共同利益意识。
在私企担任主管的秦云（06）想法简单、平实，但她把中间阶层不同群体的差别刻画得很到位：我们（作者注：指企业白领）和政府人员、医生、知识分子属于“平”着的，但各自的社会地位不一样，他们办起“事”来都比我们更容易。老板们可以通过其他各种渠道获得这些东西。这里的“平着的”指中间阶层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综合资源差不多，“社会地位”指的就是获取体制内资源的能力，而“办起事来更容易”就是指政府人员、医生和知识分子有各自可以利用的体制内资源。相对而言，企业白领的体制内资源要少得多。秦云（06）所说的“老板”是指那些中、小企业主，他们有市场资源，具体就是“钱”，但没有“社会地位”，如果他们要得到这些体制内资源，就要付出市场资源作为代价。
尤军（23）作为一个基层机关干部，对公务员的优势很有体会：白领靠自己的本事挣钱，挣钱也多。但在机关里不是这样，他们看中有机会晋升。这两种人不一样。也许在机关里的人更有优势，虽然原来好多机关单位的福利没有了，但他比白领更稳定，办什么事更方便。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感情上的抵触
中间阶层不仅对于这种利益的分歧有深切感受，而且在感情上对资源利益来源不同的其他利益群体有抵触倾向。卫成（01）对此的反应很激烈，话很直白:我对那些私营老板正面评价大于负面评价。对那些贪污的政府人员，还有那些医生、律师，恨他们，不喜欢他们。医生收黑钱太厉害了，我亲身经历过……（作者注：讲了一些例子，此处略去）。我比较恨这部分人。我接触私营企业主比较多，他们还是比较好的。虽然素质不高，但很有社会责任感，钱也是自己辛苦挣的。在浙江某地有个老板，当地的小学、路什么的，都是他修的，还绿化荒山。他们非常了解中国国情，知道中国人力成本比较低，不必要先进的机器和技术，能解决大量人的就业问题，这是个好事情。我对民企老板有好感，他们确实抓住了一些机遇、付出了许多。我知道上海有个汽车配套工厂，是私营企业，带来了大量就业，他们的中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都算当地的中产吧。很有意思的是，国有企业也带出了大量高收入的干部，他们就是靠吃企业富起来的。有些靠黑钱富起来的政府人员不可能对社会做贡献的。我希望有些国企私有化得了。国家的金融资本大多都流向了这些国企，可是这些钱都让国企中层以上干部吃肥了，真正的需要贷款的民企反而得不到贷款。国企这部分人才真正是蛀虫，产生腐败的温床。也许卫成（01）所使用的“恨”这个字眼有些偏激，实际上可以理解为“讨厌”、“不喜欢”的意思。但他明确地表达了一个信息，即认为在市场中凭竞争和才干得到利益的人是合理的，而对于那些靠体制和权力得到利益的人是不认同的。
这种感情的抵触不光体现在抽象的评价上，还体现在依赖市场机制的中间阶层在与依赖体制的中间阶层打交道的亲身体验上。秦云（05）的丈夫朱海（05）——外企经理——更是从社会冲突的高度来表达了对中间阶层其他部分的不满：我觉着和其他中间阶层有冲突。比如医生和老师，他们看病、教育乱收费。他们在垄断着一些资源，无理地剥夺其他人。他们没有专心尽自己的社会责任，这些都是不正常的。当然，这是个体制问题。如果把我放在那个位置，我也会那样。这个制度就是这样，而不是这个阶层（作者注：指医生群体和教师等群体这些资源垄断的中间阶层群体）的人就怎么样。不仅体制外的企业白领对体制内的群体有抵触。甚至，某种程度与体制结合紧密的“事业人”对于更加依赖体制的公务员也有不少怨言。科研院科研项目负责人钱民（13）有些亲身经历，对“公事公办”里的推诿有些不满：这些人（公务员）的素质在这里摆着。他们说的话很漂亮，但办事就是卡你。我们办证（结婚证）就那样，她说不给你办，理由很多。她给你讲政策。但是如果她松一下，认识你，也就给你办了。比如我有一个户口问题，我们在公安局认识的一个人就这么给我说的：能不能给你办这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但到派出所他肯定不给你办。派出所会说“就是这么规定的”，你也没有办法。但如果有关系就可以办，这些东西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钱民（13）的妻子孙敏（14）对这种“官场规则”也很熟悉，接过话说：他们说，把官做“精”了的人，既可以把一个道理正过来说，也可以反过来说。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就像辩证法一样，事情成立、不成立是有条件的。在一定条件下它是正的，在一定条件下它又是反的。我们和一个做公务员的同学聊天，他能把本来没有道理的事情说得头头是道，让你无话可说。这些感情上的抵触反映的是深层次的利益冲突。更准确地讲，是市场与体制的利益冲突。中学教师华林（21）在办户口迁移的时候对一些政府部门有些不满，对部门分割和部门利益有切肤之痛：我在户口上遇到的一系列的问题，不能理解办起来为什么那么难呢？有些制度既然在企业里能实行，为什么在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就不行？很多东西，不是它办不到，而是它不愿意办。有利益，肯定有利益在里面。说白了，一些职能部门和个人不愿意下放权力，喜欢手里有权，喜欢有自己的天地，不愿意别人插手。比如人事部门这一块（的公务员）就喜欢现在的这套人事制度，户籍部门这一块办什么事吧，必须要遵守现在这一套户籍制度。这些平行的部门权力不愿意融合。这里面就有一个冲突，苦了要办事的人。对于商人和机关公务人员，尤军（23）认为他们之间存在着直接利益冲突：很多商人并不愿意把钱拿出来，但他为了疏通还是必须这样做。这其实就是一种权力阶层和资本阶层的冲突。甚至，这种体制与市场的利益冲突还存在于单位内部。钱民（13）对自己的科研院里的一些人很不满：资源分配不合理，最麻烦的就是这些占着位置的人，他们年龄比我们大些，利用各种关系，占了国家的各种资源。他们也没有文化，没有水平，我们这些技术骨干上不来。其实，事业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利益分配和资源掌握上并不一定比管理人员差，但钱民（13）认为他们单位的一些管理人员凭体制的残留占有分配利益，而不是凭自己的能力，根本不应该和他们这些技术骨干相比，所以感觉心理不平衡，冲突就产生了。如果在真正走向市场的企业单位，或者在实行了像陈明（17）所在研究所那样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事业单位，行政管理人员相对市场化，这种冲突就会减弱。
杨波（20）的妻子在国外读书，在申请探亲办护照的时候遇到了些麻烦：我作为事业单位的人，出国探亲要办不少手续。我在单位没有把我当人才，等我一旦要走了，反倒把我当人才了，怕我不回来，要经过人事部门多少章、多少证明，还要交押金。这是对我权利的侵犯。在企业里的人就不要这么麻烦，没有那么多限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这种阶层内部利益的分歧不仅体现在中间阶层上，对社会的上层同样如此。大多数被访者认为社会上层是“有钱的和有权的”（有的把知识精英也列入社会上层），但并不认为这两种群体是平起平坐的，因为“有权可以有钱、但有钱不一定有权”，企业主相对权力层而言仍然是弱势的、没有保障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当前的社会结构不仅体现为横切方向上不同资源占有量的阶层隔阂，还存在为纵切方向的体制与市场的隔阂。这两种隔阂彼此交错，形成当前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网格，而中间阶层也被这张庞大的“体制——市场”的二维网格体系所分隔。从阶层意识上看，中间阶层能够分辨出通常的社会结构格局，并在社会交往中对中间阶层人群能够认同彼此的身份层次。同时，但中间阶层并不是一个利益整体，原因就在于中间阶层内部各组成部分的利益来源不同，在更深层次上体现为市场机制与传统资源配置体制的冲突。
同时，市场转型的步伐仍在进行，市场维度的力量在不断加强。体制的续承对于许多依靠业务能力的中间阶层来说是一种压制与束缚，从个人发展空间和利益分配上，他们希望体制的影响逐渐弱化。所以，科研所研究人员冯涛（18）希望在单位里“有能力有经费就上，没有经费没有能力就下”，并且认为：如果市场经济越来越完善的话，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应该逐渐消亡掉，归到企业这个阶层里去。如果这种变化趋势能够不断进行下去，随着当前“体制——市场”体系的结构平衡发生转化，体制的因素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的作用将不断降低，也许我们将看到中间阶层的利益逐渐变得越来越一致。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感受阶层分化与冲突（1）
在访谈中，中间阶层都能明显感受到社会的阶层分化，阶层分化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他们对待社会分化的态度，有助于理解中间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格局中的位置及其感情取向。
一面对底层这里所说的社会底层，主要指那些外地来京从事体力工作的务工者、生活无着者和本地生活困难的下岗人员等。社会底层不等于社会基层，前者是后者的底部成分，而社会基层更广泛，是相对于中间阶层和社会上层而言的。，不只是同情
华林（21）最近搬了新家，请搬家公司帮忙，接触到一些搬运工，对他们艰苦的工作深有感触，言谈中透露出非常真挚的同情：给我搬家的这些搬家工人是从重庆来的，我非常可怜他们。四个小伙子开着一辆搬家公司的车，早上起来买了几个包子吃，整整干了一天，到我们家已经是第六家了。我有很多书，怕他们搬不动，就把箱子拆开，大箱子分成小箱子。结果他们一次背五、六个小箱子。就这样（工作了）一天，从早上到晚上七点还没有吃饭呢。给我们家搬完，我给了他们点餐费让他们赶紧吃饭。吃完饭还有一家。一天搬七家，连午饭都没吃。我真的同情他们。从访谈研究中可以看出，总体上中间阶层对于社会底层的境遇是同情的。但这种同情往往限于一种表面化的态度，如果我们将研究深入下去，可以发现中间阶层对社会下层的态度并不那么简单（这也是定性研究方法的价值所在，因为问卷式的调查方法很难挖掘出一些微妙的东西）。
首先，有的中间阶层认为社会底层并非那么需要同情，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卫成（01）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一些外地来京务工的民工，对他们的生活表示乐观：民工从本质上来讲，他们是有好几条路可以走的。最起码可以回老家，安安稳稳过生活。最起码可以填饱肚子。我们周围就有很多工地，像“某某城建”这些大建筑公司，管理还是挺好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还是挺不错的，能到时候安安全全地把钱领回家。他们（民工）心里起码非常满足，每个月都给家里寄点钱，到年终可以拿一笔钱回去。和他们聊聊天，感觉他们都非常快乐，精神状态都非常好的。像我们小区的保安，他们的生活、精神状态都挺好的，有时候他们还买瓶啤酒几个人聚聚。而且，他们本身要求也不高。卫成（01）承认这些民工的工作有时不够稳定，但感觉他们的机会比较多：我经常到“某某肉饼”（北京一家连锁餐馆）吃饭，知道他们的服务员经常换，这说明工作不太稳定，待遇也比较低。但相对来讲，他们也有选择的机会，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命运的机会。他们的收入是比较低，但他们的精神状态还是比较好的。在北京关键是要自己努力，还是有很多机会的，比如捡破烂的（每月）都挣一千多。其次，有些人认为社会底层应该安身立命。
韩娟（12）和沈智（11）夫妇对那些外地来京的民工、小商小贩的态度有些分歧。韩娟（12）认为他们值得同情，而沈智（11）则不以为然，认为他们来京是自己选择的生活。他认为，民工和农村来的小商小贩没有知识和能力，怨不得别人。他说：只要不干坏事，凭本事吃饭，挣钱嘛，很正常嘛。如果有能力，你可以读读书，往上走；没有能力，只能靠体力吃饭呗。就是这么回事。如果你有脑子，就凭脑子。如果没有脑子，就出点汗呗。如果连汗都不愿意出，那别人怎么帮助你呢。韩娟（12）认为沈智（11）不能以自己的想法来要求他们：我想的不一样，那些卖菜的真的很辛苦的。而且他们能在北京站住脚，挺不容易的。他的受教育程度和他的家庭决定了他不会有你这种想法，比如挣钱了，在北京到夜大学学点东西，这个素质达不到这个程度。他就不会想到这一点。他只能寄希望他的孩子能落脚，他的孩子能在北京上学。我觉着他们挺不容易的。他们没有认识的人，能在这里支撑，挺困难的。沈智（11）强调自己并不是看不起社会底层，而是要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安身立命：我对他们没有蔑视这种偏激的看法。我只是说这很正常。他是挺困难，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你可以不出来嘛。你既然出来，就要有心理准备。他可能觉着这样还是比回去好呢，让他回去还不愿意呢。这很正常。这是你的选择嘛，应该有心理准备。再次，中间阶层认为有的社会底层的困难处境是自己造成的，不能一概而论。卫成（01）认为北京的下岗职工社会状况并不好，甚至不如外地来京的民工，但对他们并不同情，因为他们好逸恶劳：这部分人（下岗工人）实际上是很惨的。民工总比北京本地人下岗之后老等着救济要好，而且他们将来肯定要比这些下岗工人要好的。因为他们年轻，在北京挣钱之后可以回老家做个小生意，生活要比这些下岗工人要好一些。那些下岗工人在北京的国企反而习惯了一些思维，不能承受这些变化了。说实话，我对一些好逸恶劳的北京本地人很厌恶。我认识一些本地人，下岗了就知道发牢骚，在家里无所事事。这是一种心理状态，不去努力奋斗，光等着别人（帮助）。只看别人挣钱，不知道别人辛苦。他们理应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对外地来京民工态度不一致的沈智（11）和韩娟（12）夫妇，在对待本地下岗工人的态度上是一致的，都认为他们不值得同情：沈智（11）：“反正对那些在北京市的穷人我不可怜（指老北京）。对山区的，该帮助帮助，还是挺可怜的。我觉着你自己应该去努力嘛。如果要真是没有那种条件，也就算了，可是你有条件，和边远山区的人不同。”
韩娟（12）：“你要是说北京市内有很多稍微困难点的人，还是跟他们自己有很大关系。好逸恶劳。”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感受阶层分化与冲突（2）
沈智（11）：“给他们点事情挑来挑去，老想不干活就能挣钱，那是不可能的。”第四，即使同样面对外地来北京的民工，中间阶层的态度往往呈现相互矛盾的两面性。杨波（20）首先表示对于穷人的同情，但同时又讲述了一个让他有些恼怒的亲身感受的例子：我不能理解的是，他们有一种缺乏遵纪守法的意识，让我感到很郁闷。比如我这次新房子装修，快装完了，他们也很辛苦，钱应该一分不少地给他们。可是看他们做活的质量，可能连他们自己都看不过眼，这种情况我非常生气。我们有这种社会道德，知道不给他们钱是不对的。可是面对这种情况又感到很困惑。要知道，你面对的这种人是中国的大多数，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拯救”他们，只能通过接触到的给他们讲讲道理，让他们知道拿别人的钱应该好好给别人服务，给别人做事情。他不是干不好，而是他们觉着做好、做坏拿的钱都是一样的，没有必要给你做得最好，能拿到钱就行了。他还给你耽误很多时间……我觉着他们可气，想骂他们，又觉着他们是很可怜的一群人。从杨波（20）的话语中，不仅能同时感受到他对于社会底层的同情，还可以感受到他的反感和恼怒。另外，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是以高高在上的态度来看待社会底层，因为他遗憾自己“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拯救他们”。
孔楠（22）作为医生，在工作中经常接触到一些求医的社会底层者，除了同情，还感觉他们的“素质”不高，不通情理，胡搅蛮缠。他这样谈到自己的体会：对于素质特别低的那些人，对他们有时候真的不满。他们的素质有时候确实太低了。看病的时候，可能为一点小事跟你闹。当然这和经济条件有关，他们经济条件很差，又要看病，又要花钱，主要这方面的原因。其实对他们也同情，对他们也理解。因为我本人就是出身农民家庭，周围的人没有达官显贵，可能还比别人更能理解他们。可是有些社会底层的人总觉着其他人挣钱都特别容易似的。综上可以看出，访谈对象谈及社会底层，中间阶层的直观态度是同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间阶层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理性的社会公正感使得他们对社会下层自然产生同情的态度。同时，中间阶层与社会底层的联系相对紧密，很多中间阶层是从社会的下层向上流动到中间阶层的，与社会下层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社会联系。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中间阶层也有机会通过各种方式接触到社会下层，许多中间阶层对社会底层的生活多少有些了解。
但是，由于社会地位的差异，中间阶层与社会下层之间已经形成了难以跨越的社会界限与心理的隔阂。用形象的话来表达，就是“我们有我们的生活，他们有他们的生活”。在具体看待社会下层时，中间阶层往往采取俯视的态度。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出“同情”和“怜悯”在涵义上的微妙区别。
中间阶层还会以负面的眼光看待社会下层，特别当他们与社会下层直接接触并发生利益冲突时，常常以鄙夷的态度看待社会下层的“劣根性”。至于社会下层所遭遇处境的社会机制是什么，是否符合社会公正，这些并不是所有的中间阶层能够深刻理解到的。而且，即使能够理解，在直接利益受损的时候，这种同情也会被冲淡，并直接影响到将来对待社会底层的态度。
因此，与其说中间阶层在“谈”及社会下层时表示的是同情和理解，不如说是一种社会强势者对弱势者“道义”上的姿态更准确。
二面对上层：不只是疏远如前文对社会上层的界定，主要是政府官员（权力的拥有者，作为中国特色，还包括各种事业单位的领导，中大型国企的领导人）、较大企业主（财富的直接拥有者）、企业较高级经理人员，以及名人群体（如演艺明星、体育明星、高级知识精英等）。人们在日常一般简单地将社会上层理解为“有钱有势的人”。
对于作为社会上层的私营企业主与官员，一些中间阶层、特别是企业白领的态度明显存在差别。卫成（01）在工作中接触到一些私营企业的老板，他把商业精英和依赖体制权力的“有权的人”区分开来：我接触私营企业主比较多，他们还是比较好的。虽然素质不高，但他们非常了解中国国情，能解决大量人的就业问题，一个厂一、两千人。这是个好事情。国企都是来一个人（国企领导），吃肥了就走了，国家的金融资本多流向了这些国企，真正的需要贷款的民企反而得不到贷款。国企这部分人才真正是蛀虫，产生腐败的温床。我对民企老板有好感，他们确实抓住了一些机遇、付出了许多。钱民（13）、杨波（20）的态度与卫成（01）相似。钱民（13）对政界精英不以为然，相反，对商业精英非常钦佩，敬仰之情溢于言表：我对那些从政的人不感兴趣，因为关系不大。对他们的施政纲领，体会不是很深，感觉距离比较远。我们关心比较多的是业界的精英，企业方面的，创业方面的，我们比较佩服。他们无论在管理才能、知识水平上，都要比一般人高一大截，对这种人比较佩服的。对一些民营企业的比较佩服，对国营企业的差些。他们这些人有时候感觉很糊涂。杨波（20）看中社会上层对社会的贡献。对于腐败的官员，他则比较反感，同时感到无能为力：如果他们(社会上层)的收入是合法的，能够给国家创造经济财富，我对他们是很尊敬的。但是如果他们掌握权力，不为国家谋利益，我是很讨厌他们的。但对他们又没有办法。可以看出，相对政界精英而言，中间阶层整体上更认同商业精英。除了高级官员的腐败为整个社会——包括中间阶层在内——所反感之外，由于媒体对商业精英大量的报道，特别是对他们成功经历的报道，使得商业精英似乎距离民众的距离更近一些。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感受阶层分化与冲突（3）
但这并不表示社会各阶层都能在感情上对“有钱人”一致认同。由于社会结构层次的差别，中间阶层与社会上层直接接触仍然比较少。如中间阶层与社会下层一样，在中间阶层与“有钱人”之间也存在疏远与隔阂。不可否认，媒体除了对富人的成功进行宣扬，还对“富人”的“为富不仁”进行了大量负面报道，某种程度上潜移默化地使得“有钱人”的形象受到损害不佳。丈夫卫成（01）极力称道企业主的社会贡献与义举，蒋丽（02）却不以为然，认为有钱人往往能够素质不高：即使有些人再有钱，素质也不是很高，……也许这和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有关系。其实我是很讨厌这些人的。不是因为他有钱什么的就讨厌他、嫉妒他，是因为他们素质高的人还是少。好像这些人有了钱，反倒丧失了什么。不太愿意和这些有钱人接触。谈到现在的仇富心理，卫成（01）认为“有钱人”应该回报社会：有些老板不一定为富不仁，现在的问题是要建立有钱人回报社会的机制，消除对有钱人的隔阂。“有钱人”形象不佳的另一原因是富人阶层的“原罪”问题，也就是“富人”在原始积累阶段并不都是正当的。自己的企业正蒸蒸日上的许刚（28）认为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缠，一些说法代表了企业主群体的立场，有为富人群体进行辩护的味道，容易引起争议。他说：对富人负面的舆论其实很多的。比如刘某某（女电影演员，成名后进入商界），被抓起来，又被放出来。那一段的讨论其实很不利于企业主，就是对原始积累时期的原罪问题，逃税之类，这是事实嘛。我不相信哪一个私营企业没有逃过税，特别是起步的时候。但它的价值在于它发展起来之后可以解决很多的就业问题。可以为国家多缴税。非得倒旧账，是把他们都抓了、都判了刑好，还是放过他们让他们纳更多的税好处多？哪个更有利？他们在监狱里只是一个劳动力的价值，但在外面是个企业家的价值。关键是富人成功之后要有回报社会的态度，争取社会大众的认可，而不是大众的仇视。在访谈中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直接接触过上层群体的人往往会在态度上发生一些变化。疏远导致隔阂，而交往使得隔阂减少。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群体的感情是抽象的、激烈的，而对于直接接触到的一个群体中的个体，这种态度往往被“软化”，特别是涉及个人利益的时候。因此，当中间阶层与社会上层有相互接触的机会的时候，他们对于社会上层的态度会更宽容一些。与社会接触较多的研究生吴芳（30）描述了这种态度变化的感受：上层拥有不劳而获的资源，感觉不平等，恨他们。有这种想法只是出于一种良知，其实他们并没有触动我的利益。如果从新闻上看到那些恶性案件，就会觉着十分愤恨。但是在实际的生活里头，和这种人有实际的接触的话，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那样。甚至当这些人对你有所帮助的时候，你还会感激他。对于他所拥有的东西呢，也不那么反感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宽容。（笑）就是说，（我）抽象上不喜欢这些人，但实际上要比想象的容忍度要大。综上，如中间阶层对社会下层一样，他们对社会上层的感情也是复杂的。在和社会上层距离较疏远的情况下，中间阶层的态度容易受到媒体舆论的引导，为官不正、为富不仁的负面印象多过正面印象。在和社会上层的接触中，这种印象可能会有所转变。也就是说，抽象的社会上层比具体的社会上层要更“可恶”一些。对于“有权的人”，印象大多是贪污腐化；对于“有钱的人”，艳羡、敬佩、疏远和厌恶等各种情绪都存在，相对多元化。相比较而言，中间阶层（特别是白领群体）对于商业精英比政府官员有更多的敬意。也许，如果研究一下社会基层对中间阶层的感情认同，也会得到与上述复杂情绪类似的结果。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模糊的阶层冲突意识（1）
大多数中间阶层对于“阶层冲突”这个话题显得缺乏深刻的思考。从宏观、抽象的层次，他们对是否存在阶层冲突、存在怎样的阶层冲突并不清晰。许刚（29）在谈起阶层冲突这个话题，语气有些犹豫，只是笼统地认为社会位置较低的人对社会位置较高的人会有意见。一些结论与其说是来自体验，不如说来自一些模糊的印象：不同社会阶层肯定有冲突。一个阶层自然对另一个阶层产生不满意。我估计每个人对政府和官员都会有意见，包括我个人是这样。商品社会政治要配合经济嘛。另外，我感觉是不是低阶层的人都对高阶层的人都会有意见？因为低阶层的人都想成为高阶层的人。比如员工对企业家阶层是不是有意见？我不知道。我只是说有可能。不过肯定有仇富心理，比如砸汽车啦。有这些报道。朱海（05）认为阶层冲突是永远免不了的，但也是基于一种基于阶层分化事实的“应然”（should）推断：应该有（阶层冲突）吧。下面的人想向上，上面的人想控制下面的人。我说的冲突不一定是暴力冲突，这些冲突也许不是能看得到的。里面的东西变化了，就会带动整个阶层关系的冲突。他所说的“里面的东西变化了”，指的就是阶层结构的变化，也就是阶层分化。
中学教师华林（21）认为可能在意识上存在冲突的潜在可能：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财富越来越多。不同阶层之间收入的差距在意识形态里肯定有一些冲突。同时，他并不认为这种冲突是普遍的，许多冲突也不一定会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那些激烈的事件是个别现象，只不过媒体进行了炒作渲染。他说：比如说社会上发生的砸人家汽车、仇富的，我觉着这只是个别现象。梦想一夜暴富的很多，但不是都去采取极端的手段。只要他能活下去，有发展的希望，不会铤而走险。有时候新闻媒体报道出来的东西就是炒一些新闻热点。有些中间阶层则直接否认有全局性的阶层冲突。至于原因，有不同的分析角度。
比如，有些被访者认为不同阶层各安其位，比如秦云（06）就持这种观点，她认为：“我觉着不同层次的人各安其位吧，不存在多大的冲突。”
另外，有些被访者从力量对比上来较“理性”地分析问题。冯涛（18）就认为没有明显的阶层冲突。在原因分析上，他认为不同阶层的力量悬殊，社会较低层没有反抗社会较高层的力量，所以不可能形成冲突的格局。他打了个比方，分析得头头是道：冲突是没有。冲突建立在双方势均力敌的基础上，就像我喜欢喝这个茶（作者注：当时在茶馆采访），你也喜欢喝这个茶，你比我高比我壮，你把它抢去了，然后我要站起来和你抢，这是冲突。但是如果你比我强很多很多，我就没有和你争的余地，我的利益都是在强者的施舍之下，双方就谈不上冲突了。就是说，并不是不想争，只是没有形成可以争的格局。比如民工，别说和其他阶层争了，就是工头不给他钱他也没有办法，除非到了过年要回家了，才去说一说。如果是他没有受到公平待遇的时候，他应该争的，但现在格局比较畸形，他没有办法争，也许他已经麻木了。吴芳（30）与冯涛（18）的想法相似，也认为社会下层无力反抗，社会上层难以反抗。她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言简意赅，令人回味：上层太强大了，触动上层比帮助下层更困难。华林（21）则认为当前并没有形成阶层剧烈冲突的条件，只要能保证大家都能温饱，就不会有太大社会冲突：我觉着现在大家都越来越实际，比较物质化一些。我觉着只要让绝大多数的人有温饱生活，而且让大家感到只要诚实劳动、辛勤工作，每个人就都有这样的机会不断致富。这样，这些差距都不是问题。如果差距拉大到像旧社会许多人被迫“拉棍子”要饭，生活无着的时候，社会冲突就来了。但如果将微观的个人体验与宏观的阶层冲突相联系，有些中间阶层还是能够感受到阶层间的冲突。许刚（28）为了照顾刚出生的孩子和恢复身体的妻子，请了一个保姆。在和保姆相处的日子里，他深有感触：我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保姆总说“你们真有钱”。很让人讨厌。后来我批评她这样子，说“我自己还欠人家钱呢，你别老说这个”。她就有这种不太健康的心理。她是嫉妒。她辛辛苦苦一个月挣几百块钱，看我们上次超市就（花）几百块钱，肯定不平衡。从我的角度看，是他们的素质太低了，缺乏对自己的正确认识。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待社会稳定问题，中间阶层似乎存在共识，都把不稳定因素归结到社会底层。施全（29）认为资本和权力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张力，资本希望得到更多的参与决策的话语权和社会地位，但在当前权力仍然处于垄断优势的格局下，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还是合流：什么人愿意变化呢？工人和农民。他们是最弱势的，变化对于他们只有得到的机会，没有失去的担心，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太多可失去的东西。对于当前的社会能否避免大的社会动荡，中间阶层大都表示了乐观。尤军（23）在基层政府部门工作，了解到现在的社会底层确实存在着不稳定因素：在北京存在着一些民间帮会性质的组织。如果这种组织比较良性，他们主要的作用是自助、自救，成分主要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农民工。如果这种组织是恶性的，就成了黑社会，对社会危害很大。同时，他对政府的控制能力表示了乐观：这（民间帮会）都是一些零星的现象。即使大量存在，也不会连接成片，否则政府会严厉打击。因为这是涉及政治稳定的大问题，不敢掉以轻心。防止民间的组织化，是政府部门避免社会动荡的主要手段，而且至今行之有效。严伟（17）也认为工人和农民虽然是社会不稳定的来源，但同时认为：只有他们没有用，他们没有组织力量，不能组织起来。几乎所有的中间阶层被访问者明确希望社会稳定，不愿意出现社会动荡。为什么中间阶层不希望动荡？严伟（16）作为记者，对一些社会问题有切身感受。他认为现在这种社会状态下所有的阶层都不安分，“绝对没有安于现状的人”。同时，他表示“大的动荡没有人愿意看到”，因为“中间阶层是社会稳定的既得利益者”。赵岚（07）则通过个人感受把中间阶层的心态描述得十分生动透彻：我认为一定要稳定。如果不出现大的变化，我可以对将来有一个明确的期望，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生活变得更好。就像前面谈过的，我可以浮得更高一些，到中上层里面去。可是如果发生大的变化，我就很难有一个明确的预期了，我不知道自己的生活会不会变得更好，所以我不希望发生大的变化。其实，越往上层越不希望发生大的变化吧。下层就好些，也许变化对他们影响不大。因为他们已经是底层了，已经那样了，还能更差到哪里去？可见，中间阶层不是社会利益格局中的弱势者，并没有强烈的通过社会动荡改变被剥夺地位的动力。相反，他们拥有业务专长，期望凭自己的努力继续向上流动，并对此充满信心与憧憬，而社会动荡可能打乱他们的这些人生设计。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模糊的阶层冲突意识（2）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间阶层缺乏宏观意义上的阶层冲突意识。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虽然当前的阶层分化迅速和激烈，但这种阶层分化在格局上还没有成型，没有达到社会分裂完全显性化的程度，社会舆论还没有建立起明确的阶层冲突意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和中间阶层本身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有关。中间阶层既不是完全的社会被剥夺者，也不是完全的社会既得利益者，在社会资源分配体系中主要凭借个人专长与努力的付出，地位相对比较独立，所以他们对阶层冲突感受不深刻。
但是，中间阶层对社会冲突的淡漠有一些至关重要的前提：首先，他们的利益没有受到整体性的剥夺。一旦这个前提被打破，中间阶层的态度会发生根本的转变。其次，舆论宣传对阶层冲突的抑制与淡化处理，也避免了阶层冲突的迅速显性化。如果阶层冲突受到舆论的渲染，中间阶层也会卷入其中。还有，社会基层的状况不佳，这也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中间阶层的优越感，削弱了他们的各种期望。他们认为冲突的来源主要来自社会基层，对象也是社会上层，无形中把自己置于冲突之外。如果中间阶层整体上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拉近了与社会基层的距离，他们的相对剥夺感会成为社会冲突的巨大能量，比起社会基层更加强烈和持久。这也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
同时，中间阶层仍然能够感受到阶层冲突存在的“气息”，特别当他们将个人生活体验“升华”到宏观的阶层冲突意识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阶层分化的成型，阶层冲突在舆论上的显性化，中间阶层对阶层冲突的意识会逐渐清晰。
第四节政 治 关 注〖1〗一冷漠多于关注中间阶层大多是由受教育程度最高的职业群体所组成的，其社会经历与交往丰富，事业上锐意进取，对社会变化敏感。而且，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他们“理应”对政治比较了解关心。但事实并不像凭空推理那么简单。
在政府或党群机关单位工作的群体对政治的关注程度最高，如尤军（23）、何京（24）、张兵（26）和金宇（27）等，他们对时政如数家珍。在政府基层部门工作、喜欢思考的尤军（23），见地尤为深刻。而在中央某党群部门工作的金宇（27）对当前的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忧虑。关注政治的中间阶层并不局限于此，有些“事业人”（特别是所谓的“文化人”）也往往对政治比较关注。
中学教师华林（21）认为几乎所有的政治大事都和现实生活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即使那些似乎看来毫不相干的政治事件也是如此。华林（21）并不是仅仅说说而已，而是在日常坚持浏览时政新闻，特别是通过互联网。并且，在甄别新闻的真实程度上，他还有不少心得。他说：当然啦，我认为（政治）和每个人都有关系。也不是我认为啦，就是实际上（有关系）。不可能没有关系。比如国际原油涨价，它涨价和咱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有关的。农民在犁地的时候烧的柴油和国际原油涨价有关的。我是农村出来的，马上就联系起来了。国际原油涨价，农民犁地的成本不就立刻增加啦？虽然有些事情不是关注就能改变的，关注本身也是一种经历，经历就是历史。我觉着还是（要）关注一些。在职读研究生的吕英（25）经常参与班上同学组织的网上论坛，大家对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的讨论非常热烈。她自己也从原来对政治的淡漠变得关注，从懵懵懂懂变得言语犀利，令同学们刮目相看。
但从整体上，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中间阶层的政治冷漠。毕竟公务员群体数量上在中间阶层并不占大的比例，白领是中间阶层的主要构成。而且，也不是每个“事业人”像华林（21）和吕英（25）那样关注政治。
许多被访者对时事政治的认知并不多。当我和朱海（05）谈到是否关注政治时，他说得似乎有些冠冕堂皇：比如中央开什么会、有什么政策什么的，这些我当然关心了。我要考虑（事业上）下一步要怎么做。哪一些对我们有利，哪一些对我们没利。但当我问他今年刚开过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时，他似乎有些茫然：什么时候？嗯，我好像看了一下，但我忘记了。但我仍然认为它对我有影响。李亮（03）也声称关心政治，但我问他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什么，他不确定：那个……那个……是不是换届啊？看来他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大混了。当我问他“三个代表”是哪三个，在妻子的共同努力下，他想起了“生产力”和“先进文化”这两条，却怎么也想不起“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条了。
陈明（17）是单位的综合办公室主任，宣传是他的本职工作的内容之一。他要组织单位员工学习这个文件，所以对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文件比较熟悉。但当我问他是否了解这次全会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关于修改宪法）时，他表示茫然。可见，这些基本的政治认知对他来说与其是一种自发关注，不如说是一种被动的工作需要。
既然连基本的时政常识都不知道，声称关心政治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既然不关注政治下，还断言政治对自己有影响，就只是做出一种关心政治、了解时政的姿态，并非真的关心、了解。
陈明（17）强调“十六大”报告里面“很有些东西，很有些道理，对生活有很大指导意义”。同时他也承认，组织单位学习“十六大”报告时大家的兴趣并不大。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模糊的阶层冲突意识（3）
整体上，中间阶层政治冷漠多于政治关注。在研究开始之前并没有想到这种结果。虽然国外的研究文献中政治冷漠的描述比比皆是，但中国城市当前毕竟处于社会转型的时代，中间阶层作为社会骨干似乎“应该”对政治投入关注。但庆幸所采用的开放式深度访谈研究方式，可以使我们能够与中间阶层进行深入交流，发现中间阶层在政治关注问题上常常有欲言又止的现象。问题似乎进一步复杂化了。
中间阶层的政治关注并不难理解。相对于社会基层，由于社会骨干的社会地位，中间阶层拥有更多自身社会生活（特别是职业）与政治息息相关的人群，这可以解释许多中间阶层关注政治的原因。另外，社会责任感也是解释中间阶层关注政治的原因。越来越多的中间阶层受过高等教育，特别是新生的中间阶层更是如此。虽然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极少数，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却是许多中间阶层所受到的多年熏陶。
而且，任何阶层中都不乏对政治关注的人群，比如社会基层。我们不知道整个社会基层对政治的关注处于什么样的水平，但北京出租车司机议论时政的兴趣已经成为人尽皆知“京城特色”。除了认知水平的差异之外，教育层次、社会地位更高的中间阶层在对政治的关注上，似乎并不比出租车司机高明。在对公共政策的关注上，中间阶层也没有表现出什么独特之处，和普通社会大众一样，更关注身边的公共事务、和个人有联系的公共政策。分析到此，似乎我们得出了一些毫无新意的结论。比如，我们可以感觉到女性要比男性明显政治淡漠。另外，相对而言，企业白领对政治的关注在所有中间阶层群体中相对较低，也许因为他们与体制的关联程度相对较低。除非涉及企业的发展，私营企业主对政治关注程度也不如其他群体那么明显。
但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特别是如此之多中间阶层的政治冷漠，除了一些常规的解释，还需要做深入的挖掘，不能仅仅从表面现象上得出一个结论就草草了事。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在谈及政治时，大部分被访者并不是简单地回答“关注”或“不关注”，而是表现出了谨慎、回避、厌恶、激动、忧虑、无奈等各种复杂的情绪。作者根据以往与下岗工人和农村“能人”接触的经验，他们对政治的批评往往直率而激烈。再联想到北京出租车司机纵横中外的侃侃而谈，中间阶层相对于社会基础的复杂表现预示着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描述中间阶层，绝不是在表面上对政治冷漠和政治关注进行两分，而是需要从更深的层面上了解他们的真实心理，倾听中间阶层对这个问题的解释。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并不简单的理由（1）
对于自己的政治冷漠，中间阶层主要给出了多种解释。
第一，中间阶层认为局势没有大的变动，特别是经济环境比较平稳，不会影响到自己的企业、工作和生活，这使得大家没有必要太关心政治。
作为私营企业主，许刚（28）只关注经济会不会出大问题。当然，如果经济环境发生大的变动，他也会关注政治。我只关注一点，就是现在的改革是否推动经济的发展，是否推动商业化的发展，这个大原则不变的话，就行了。现在是越来越向利于商业、利于企业的方向发展。我没有看到趋于保守、趋于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现象，我看不到。政治上不再坚持一些固有的想法。大多数人想物质生活好嘛，这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志。如果经济环境威胁到我的企业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得到。如果有利于我的企业的时候，我也能感觉得到。钱民（13）认为局势平稳，不必要对政治太多关心。他表示政治不是每个人能够真正了解和理解的，所以还是少关注为好。同时，言外之意是，如果政治不再平稳，他会关注政治。我不太关心政治。我对政治新闻看得很少，最感兴趣、最感觉没有掺假的是体育新闻，这些东西不涉及各种复杂的国家问题。现在大环境比较平稳，在这种大环境中不会体会到这些政治的影响。从我看过的一些书上看，比如近代史方面的书，每个人的命运都还是和政治有很大关系的，应该关心政治。但现在环境比较平稳。第二，中间阶层为自己的工作、事业奔波，主要关心行业或专业领域的事，没有时间来关心政治。
许刚（28）在创业的时候非常辛苦，身体透支，失眠成了家常便饭，甚至一到下午就有心悸的感觉。现在企业走上了正轨，又开始忙碌家庭生活，照顾刚出生的孩子，并为自己的事业进一步拓展而思考。所以，认为自己这些年根本没有时间关心政治：其实从1995年开始，我主要关注的就是生存问题。我要挣钱。我惟一关注的是我能生存，我的企业能生存。那时候我压力很大。如果要垮了，我可能就爬不起来了。和你一起干的人，会失业，没有工作。作为企业主，我的压力是很大的。谁都想企业赚钱，让大家日子好过。所以我只关心生存问题。现在来说，我现在并不太关心别人的命运，我更关心我自己、我的企业的命运。私营企业主就是这样的，个人命运肯定是和企业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除非有一天把它卖掉，那是另一回事。再大一些的要关心的就是行业，看看行业的势头，如果行业能够发展我就能发展。行业是否停滞、下降，是我所关心的，再大的我就不关心了。以前关心企业的生存，现在关心企业的发展，但无论如何都是以企业为核心。我不知道所有的企业主是否都这样，但我就是这样。做医生的孔楠（22）马上要评中级职称，仍然处于事业的积累阶段。除了自己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他现在还读着在职研究生，感觉特别忙碌。并且，他还强调整个医学界对政治都不太关注。他说：我对那些政治问题关注不多。我感觉对这些方面了解不是太多。我只是对我们学术界的事情感兴趣。我想，对政治、社会问题不太关心，在医学界是个比较普遍的事情，很多人都对政治不太感兴趣。当然搞医学的本身也比较忙，他们对于自己专业的事情关注得更多一些。从我们医院来讲，存在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和政府高层挂钩比较多。但这些和医院里的上层领导关系比较大，关系到他们的地位，和我们这些一般医生关系不大。大部分医生还是以自己的工作和学习为主，对政治问题关注不多。对社会问题关注也不多，经常讨论的是医学界出了点什么事啦。上网也主要是查文献，看新闻都比较少，主要看看体育新闻，其他的都不怎么看。我周末都一直忙。据一个医学界老权威说，一个医生要跟上时代的进步，每个月要阅读西文文献三百多篇，中文文献二百多篇，因为每天都有上万篇的文献出来。我现在一个月读一、二十篇就不错了，要是达到他说的那个程度，我除了读文献其他什么事也别干了。除了自己，孔楠（22）还提到做小学教师的太太，告诉我她工作也非常忙碌，甚至连电视、报纸都不看。而且，在家里很少谈及政治：她当班主任，上班回来，光批改作业，就累得够呛。要说上网东看看西看看，平时根本就别想，没有时间。自己的一摊子事还忙不过来呢。我还看看报纸，她连报纸都基本不看，电视新闻也不怎么看，回到家太累了。我们两个在家基本不聊这些（和政治有关的）事情。第三，中间阶层表示政治和自己关系不大，离自己比较遥远，政治不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相对而言，他们更关注和自己的生活、事业直接相关的社会环境。
许刚（28）说起他对这些问题的感受：现在很少关注了政治了，比较少。对于大的政治环境我不关心，对于政治上的大起伏、大黑暗，我看不着。对现在改革趋势还是比较关注，但不像上大学时关注那么深了。我关注经济新闻比较多，更关注大企业和企业家。比如我看报纸和杂志，会看某某报道、某某经济、某某评论、某某企业家、某某经理世界（作者注：一些财经类报刊），我更关注这些东西。我关注企业和企业家的命运和发展。从中我去学习我该学的东西。即使关注一些政治，中间阶层仍然把他们落脚到政治环境对他们的生活、事业是否产生影响，而他们这些影响并不明显。许刚（28）强调经济环境上没有大的问题，即使政治因素对事业有些影响，他也表示理解。他主要关注的仍然是自己的企业和个人：我也关注私营企业主进入人大啦，进入政协啦，这种参政议政我也关心，但距离我还是远了些。年轻时看过的那些东西，比如西方政治制度方面的书，已经离我很遥远了。我想一个人做什么事，就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要做个商人，就要挣更多的钱，就要让员工挣更多的钱，生活得更好，每年给国家缴的税可以更多。我就关心这个。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并不简单的理由（2）
当然政治是会影响企业正常运行的。但我也觉着这很好理解，怎么可能不影响呢？不是这种问题就是那种问题，比如我开连锁店，在某某市就比某某市（两个国内大都市）的环境好，这是可以理解的。沈智(11)表示，他的职业和政治关系不大，不必关心政治，所以不会主动了解政治。而且，他会对自己的这种状态心安理得，对政治关注有自己的一番“高论”。如果自己不了解政治，说明它不重要；如果真的重要，社会会普遍关注，自己也就了解了。我个人认为，政治对我们影响不大，因为我们也不是靠政策吃饭的。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靠本事吃饭，对我们影响不大。政治什么的，对我们来说意义不是很大。也许大事知道一些，但至于像中央有什么动向啦，开什么会啦，我们不在一个层次上，你爱开什么会开什么会。开几届会议我都搞不懂。比如我在这一层吧，比我上一点层次的事情我可能知道一些，隔了好几层的，和我没有关系。那些政治上的东西，他们先号召，再落实下来，要有一个阶段。有些事情，如果公布以后不知道也无所谓。如果我不知道，那么这件事真的和老百姓关系不大，也就随它去吧。如果这东西很重要，和自己有关系，就会炒得沸沸扬扬，恨不得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自然也就知道了。冯涛（18）认为政治是政治家和政府的事情，普通民众没有关注政治的必要。但他对服务型政府的理解在逻辑上有些似是而非，好像服务型政府等于小政府，小政府等于没有人关注政府。不过，对于专心自然科学研究的他来说，能知道“服务型政府”就已经值得“称道”了。政治和我没有太大关系，好像很遥远。也许这种感觉是对的，现在不是提倡连政府都不要管得太多吗?要建立服务型社会，把政府不该管的都让出来，招标都要让市场去弄，政府主要就是维护治安，环境保护，为百姓服务。我们都不在那个圈子，更不用关心政治了。第四，普通民众根本不能对政治产生任何影响，关心也没有用。在采访中，中间阶层普遍表达了对政府决策参与的缺失，对把握政府决策的无奈。孔楠（22）认为很多医疗行业的政策并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而是常常涉及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一些医疗行业的条文有时候出台得比较突然，一般不会事先在业界广泛讨论，即使可能会征求一些人的意见，也限于极少数的专家。
许刚（28）举了一个本行业很具体的例子，这个政策出台的主要目的是增加政府部门的税收。同时，这个政策对行业的发展有很大的限制，甚至使得许多企业难以继续生存。政策出台后引起了业界和舆论、学者的强烈反弹，在各方压力下，这项政策后来经过了修改。最后，一些限制变得形同虚设，成了一项似有似无的政策。
知识个体韩娟（12）举了一个很生活化的例子，说明自己即使关心、了解政治、政策，也对政治、政策无可奈何，与不关注、不了解没有什么关系：我对政治首先不懂，其次不关心，因为我知道就是我关心也没有什么用。比如说现在交通部门已经限制机动车超载了，因为大货车总是出事，应该管管了。看到这件事之后，不会马上想到这些会影响到和自己生活有关的东西。等过了一段发现鸡蛋、蔬菜涨钱了，才知道原来是限制大货车进城的原因，东西（日常生活资料）运不进来，所以就涨钱了。可是这些事情你即使了解到又能怎么样？该涨钱还是要涨钱。你只是一个被动的人，没有扭转这个事情的能力和权力，就只能接受现实。韩娟（12）的丈夫沈智（11）也是同样的想法，他接着说：我们就觉着你爱涨就涨，你爱落就落。你涨也好，落也好，我该怎么过日子我还是怎么过日子。我知道那些限制大货车的政策对我有影响，但没有办法。如果有办法的话，就该关注的关注，该想办法的想办法。如果没有办法，那些左右不了的事情何必关注它呢？只能适应嘛。曹飞（09）是律师协会的会员。他表示，律师协会如果出台什么政策，一般不会广泛征求意见，至少自己没有能够体会到，更不用说一些相关的政府司法部门的政策。作为律师，他对政治是比较关注的，同时也有一种现实理性的态度：关心政治这种情况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你生活在这个社会里，不可能不关注这个社会发生的一些事情，你肯定要关注，毕竟生活在这个圈子里。至于这个关注的结果，从对现状的影响看，可能并不起多大的作用。我只是作为一个公民去关注，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是对实际问题的解决，能起多大作用？也许什么作用也起不了。这种政治冷漠的实质是政治与中间阶层之间缺乏互动机制。政治互动包含相互影响的两个向度，一个是政治对个人的影响，一个是个人对政治的影响。个人缺乏政治参与，成为政治生活的“政治局外人”，导致中间阶层的政治冷漠。即使想主动关心政治生活，也没有可以利用的与政治进行互动的平台，挫伤了中间阶层对政治关注的热情。
褚峰（08）认为政府部门的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并不让人乐观，他从人力资源的角度分析了公共部门与中间阶层之间互动机制的缺失：一个政府部门的科长、处长、局长，到区长、市长，一直在一个很单一的环境中成长，没有放眼管理的整个层面。比如现在中央对董建华要求“多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我们政府管理的官员也应该有多个阶层的社会代表，组成一个团体来代表社会的各种声音和意见。但是现在这种参与太少了。比如交通，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的。我就不相信一些老的交管干部能做好。看交管局的一些人讲话就看得出来，他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他们的素质不够。他们根本没有大宏观决策的能力。他们也出去学习，但他们根本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的。政府需要真正懂管理的人才，这种人才市场上很多，但是他们没有参与政府决策的途径。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并不简单的理由（3）
在相对开放、宽松的环境，中间阶层的政治关注程度会有所提升，对公共部门和公共管理的评价也会进一步提高。
第五，有些中间阶层认为应该主动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政治过于关注并不是一件好事，可能会发生更难以预料的事情，危害自己的生活、工作。为了明哲保身，最好不要太多关注政治。
对社会问题涉猎广泛的记者严伟（16）在并不长的职业生涯中越来越现实和谨慎，甚至还有些消极。我在学校的时候（对社会、政治问题等）想得比较多。工作之后，才发现对中国的现实越不了解，就会想得越多；如果比较了解了，就开始明白：想那么多并没有什么意思。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些让人很气愤的事情，觉着应该往深处挖，可以写出很有深度和力度的文章。可是编辑常常说这样那样的稿子不能上。时间长了，自己也就没有那么冲动了。很多社会问题只能打一些“擦边球”。能不能报，大家来揣测呗。编辑和记者都在揣测，有经验的老记者可能把握得更好一些。严伟（16）开始时是非常关注政治的。而且他的工作在开始时本身就和政治息息相关，所写的社会问题经常要涉及政治问题，所以更加关心时政。但现在反而将关注领域逐渐从时政、社会问题转向财经领域，其转变过程并非完全个人“兴趣”的转移，而是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影响，不得不“收敛”。“专业人士”尚且如此，普通中间阶层似乎更少了关心政治的理由。谈到一些社会不公正现象，吴芳（30）认为自己无能为力，即使感觉愤慨，但不会具体做些什么：“没有什么用，还给我自己带来很多伤害。”
从关注到回避的转变不仅仅体现在严伟（16）身上。许刚（28）和施全（29）现在作为私营企业主，他们几乎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到自己的事业上，现在很少关心政治。但他们在年轻的时候，都是典型的“热血青年”。只是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之后，两个人的许多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施全（29）仍然对青春年少时候的热情记忆犹新，这种热情之后受到很大挫折，特别是大学毕业时工作分配受到不小影响。现实生活逐渐磨砺了他的生活，也磨平了他的性格棱角，开始淡漠对政治的关注。而且，他强调这种转变并不是坏事。但从他的语气里，仍然能感受到当年理想破灭的失落：我在上学的时候是个热血青年。中学在某某市一中读书，受我的老师影响比较大。当时的想法是修身养性、治国齐家平天下。那时候还小，齐家谈不上，就想着治国平天下。（理想）比较大嘛。比较热血青年。我本身比较活跃，属于那种不太安分的学生。八九年还是有比较大的转折。其实是对一个信念、想法的改变。（现在）我希望自己能过得好，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家里人过得好，然后再好的话能让朋友过得好，如果真的有一天发达的话，能够建学校做教育。这就是我后来的想法，从原来比较务虚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比较实际的人，是那次风波对我的影响。回避政治的态度体现在多数的访谈过程中。比如，作为律师，言语行动都非常谨慎的曹飞（09）在得知我的访谈可能会涉及政治话题时，一度想推却访谈，后来又坚持不用现场录音。在讨论一些话题时，他用词谨慎，明显是经过斟酌的。在谈到下岗工人的话题时，卫成（01）提醒我一定要抹去刚才的录音。对政治话题侃侃而谈、颇有见地的吕英（25）、尤军（23）、严伟（16）、陈明（17）、华林（21）、金宇（27）、褚峰（08）等都表示，他们虽然关注政治，但除了一些有相同志趣的朋友，平常基本不和别人交流。
我们可以把这种受到抑制的政治冷漠看成“假性政治冷漠”，这种特征在许多中间阶层身上具有普遍性。中间阶层看待政治领域里的事务就像走廊里堆满了的高级玻璃制品，明白它的确实存在，也理解它对自己出行（社会生活）的影响。但大家又都知道高级玻璃制品价格昂贵，是不能轻易碰的，容易破碎，自己无法承受这种后果。于是躲在自己的房间中，假装或习惯于对它们视而不见。即使不得不出行，也会非常小心翼翼地穿越这些玻璃制品，“打擦边球”。所幸房间里仍然有可以回旋的空间，可以工作、挣钱、交友、娱乐等，不必非要穿过走廊，走廊里的那些玻璃制品也大致不妨碍生活的视线。
即使前文中间阶层所列出的其他理由，也可以认为是“假性政治冷漠”的延伸。其实，从逻辑上讲，“工作繁忙”等理由与政治关注并不必然矛盾。
尤军（23）强调，在机关里“混”了这么多年，平常该说什么说什么，该做什么做什么，不会表达出这些比较犀利的一面。这种状态，可以用一句话平实的话来总结：“上班做事，下班想事。”
吕英（25）本来和大多数女性一样，对政治缺乏兴趣和敏感，因为一个契机开始关注政治，观点也变得激进。但这种对政治的关注几乎没有在亲友面前体现出来。在访谈中，她有了侃侃而谈的机会，而且听得出来她的一些看法很有见地。她的表现让一同访谈的何京（24）惊讶不已。
也许这种“假性政治冷漠”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传染”性。褚峰（08）平时工作很忙，工作之余还有着各种各样的应酬，但这些并没有使他放弃对政治的关注。在日常生活中，褚峰（08）很少有和别人谈起社会与政治等问题，因为他感觉同学、同事和朋友对这种话题不感兴趣。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都在关心如何生活得更好。如果向他们表达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等，他们会认为这些想法很“stupid”（愚蠢）。也许，别人和他的想法一样，认为他是政治冷漠，所以避而不谈。
中间阶层的对社会的评价在现实政治秩序中并没有充分的表达渠道，但可以诉诸于虚拟媒体，网络中的“愤青”主要来自中间阶层。虚拟媒体论坛在社会生活中的爆炸性扩张，从某种程度上看是在培育着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热情。
这些表明中间阶层是社会各阶层中最积极而不稳定的力量，中间阶层在现实政治中的冷漠只是特定社会转型阶段所表现出的一面，并没有完全显现出孕育着强烈政治参与热情的另一面。一旦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热情被激发出来，各种已经存在的被压抑的期望张力就会借势喷涌而出。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政治冷漠的梯级模型（1）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同样的政治冷漠，背后却蕴含着不同的理由和形式，呈现出了一种梯级变化。政治冷漠的原因和后果已经不再局限于中间阶层自身，而是和政治环境联系紧密。
（1）“健康”或“正面”的冷漠，表现为中间阶层认为政治和经济环境都比较稳定，不需要专门关注政治。
（2）“中性”或“无害”的冷漠，表现为中间阶层忙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没有精力关注政治。
（3）“隐忧”或“僵化”的冷漠，表现为中间阶层缺乏政治参与的意识与途径，而政治表现为不透明和封闭，形成一种中间阶层与政治缺乏互动的僵硬局面。
（4）“负面”的冷漠，表现为中间阶层不敢公开关注政治，政治环境对中间阶层关注政治的热情产生了压抑作用。
这种梯级变化可以描绘成如下的一个简图（图3-1）。
图3-1中间阶层政治冷漠的梯级模型
也可以将政治冷漠的性质归结为三种：健康的，非健康的和无害的。对于“健康”的政治冷漠，表明政治秩序已经足够好，能满足社会各阶层的诉求，民众认为政治参与已经无关紧要，政治事务可以放心地由政治精英来管理，无需个人操心。对于“非健康”（包括隐忧的和负面的）的政治冷漠，表明政治秩序并不能满足各种诉求，没有为民众提供充分的政治参与渠道，民众认为无力改变政治行为与决策现状，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使得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低迷，甚至受到规制。而无害的政治冷漠则不如上述两种情况那样极端，兼具它们各自的特征。
第五节社会责任与爱国热情〖1〗一普遍的社会责任感与中间阶层普遍的政治冷漠相比，访谈中中间阶层被访者普遍的社会责任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社会责任感不是泛泛而谈，而是体现在中间阶层社会生活中的各个侧面和细节中，并在所有中间阶层群体类型上都有所体现。
1“事业人”
在事业单位工作的专业人员学历普遍较高，良好的教育有助于社会责任感的形成。而且，许多“事业人”从事文化工作，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特点，他们对社会问题接触较多，有时呼唤社会责任感与关注社会本身就是他们的工作，这种职业上的特点也会逐渐渗透到他们的价值取向上。
陈明（09）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想过要投身于公益事业，比如去比较边远的地区支教，还想过要开一个法律事务所伸张社会正义。当然，这些想法至今并没有实现，成为他萦绕心头的遗憾：如果我要实现那些想法的话，可能我的生存都是问题，别人对你的评判也是个问题。很多事情如果当时实现不了，过一段时间再想做那些事就比较难了。比如我五年之后有一些钱了，去支教五年，那时候的感觉和上大学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因为那时候影响比较小，最多休学半年就可以了。人还是应该去一些地方体验一下。我们科研所搞过一次活动，所里有很多研究生，一起组织过去贵州社会实践。去了后感触很深，想帮助他们（边远山区的人们）的想法更强烈了，所以后来和同事参加了“一加一”助学活动，定期给一个小学生寄学费供他上学。我问他为什么一直有这种想法，他说可能和自己的出身经历有关系：如果我一直在北京出生、长大，我的生活环境不会有任何变化，我不了解其他的生活环境，我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想法。可是我是从农村里出来的，到了城市，并适应了城市生活，到现在也算比较成功地立足了，我经历了生活环境不断变化的过程。另一个方面，可能和我的家庭有关系，我的父母就非常关心社会。大学教师杨波（20）在日常生活中有环保意识，并把这种社会责任感作为国家责任感的一种具体形式：我很希望这个国家建成美好的家园，就是绿化。如果我很有钱的话，我很愿意资助一些人去栽树。我看到一颗大树被人砍了，都有一种很生气的感觉。大树能够美化你周围的环境。比如我家所在的小区环境问题，他们拿着表格让填，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楼下一棵树倒了，你们也不管，还问我有什么意见？这是物业管理部门发的表。去年学校里的一个栽树活动，我也去参加，我觉着这是最实际的（举动）。前一段看到小动物保护协会，我还在网上报了个名，但是因为有事，所以参加活动的时候没有去。我有动物保护意识。郑颖（15）是文字记者兼摄影记者，一直喜欢野外旅游，喜欢拍摄风光照片。她告诉我，她在旅游的时候愉悦和郁闷的心情总是相伴，因为总是看到一些风景和名胜受到了破坏，心中很不安。开始并没有想到过要做些什么。也许是偶然，她的第二个工作是为一本环境类杂志做记者。在几次关于环保的外出采访中，接触到一些对环境恶劣破坏的事件，她感到触目惊心。我看到过她写的几篇文章，内容很深刻，配上她拍的照片，更加显得打动人心。从此，她对环保事业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并通过各种途径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她甚至产生过辞职之后完全投身于环保志愿者行列中去的冲动，比如去内蒙古治理沙漠。她自嘲地说，当时还是有些冲动，因为治理环境涉及方方面面，不是单靠一个人的热情就能解决的。现在她决定要好好发展自己的事业，希望自己的活动能力越来越强，能给环保事业多做一点实事。虽然后来她的工作又有了新的变动，但关注环保事业的心情并没有淡漠。现在她加入了一个环境保护民间协会，在业余时间为环境保护奔走呼吁。
华林（21）经常参加一些公益性的活动。比如他教过的一个学生得了癌症，他发动班里的孩子和学校的老师为他捐钱，捐了十几万元。后来这个孩子的家庭并没有接受这些捐款，大家就把捐的钱作为学校的学生奖励基金。他认为，作为教师应该有社会责任感，特别是对弱势群体，应该多去帮助。
吴芳（30）是在校学生，当我们谈起理想这个话题时，她讲到两个方面：一方面，物质上不要太差，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能得到别人的承认与尊重。另一个方面，我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帮助那些弱势的人。只是现在我的能力有限，很多事情做不了。她还说，以前她到医院参加过活动，当时希望能到医院为病人做义务服务工作（香港和台湾称为义工，内地多称为志愿者），但由于人家不好安排，所以没有成行。吴芳（30）希望在工作之后仍然有机会参加一些类似的公益活动。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政治冷漠的梯级模型（2）
2机关公务员
有时公务员的公众形象在社会中并不很好，不能否认其中许多人忙于钻营和捞取个人私利，但并非所有的机关公务员都没有理想和思想。有时，机关里严谨的环境压抑了他们的性情，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表现得常常并不明显。基层的机关公务员现在许多拥有高等学历，有时社会责任感已经渗透到他们的骨子里。而且，基层公务员对社会的观察最清晰，能够看到社会基层的现实和困苦，接触到市场竞争的残酷。尤军（23）从最基层的科员到现在的副处级，经历了很多挫折，但他对社会的责任感并没有减少。他的老家经常有人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来找他，比如家乡农村的乱收费，受了乡干部的欺压。很多事情尤军（23）有心无力，但只要能做到他仍然尽力帮忙，他说老乡们真的很苦。
3企业白领
他们是市场的游泳者，没有体制内的保障，惟一自我保障的方式就是拼命适应市场中的各种竞争。所以，生存的压力对他们来说，比中间阶层中能够取得体制资源的其他群体更加强烈。但这并表示企业白领仅仅是市场竞技场的“猎食者”，他们许多人仍然具有明显的社会责任感。从生活环境上看，企业白领在市场竞争中更能接受人格平等的观念，对许多社会不公现象不能认同。而且，当前企业白领普遍学历较高，相当于事业单位中的知识分子群体。
在外企中担任部门主管的褚峰（08）对社会慈善事业比较关注，认为社会需要大力提倡“善行”，并为公众提供一些榜样：我们这个社会里的慈善事业还是少。我觉着什么希望工程啊、烛光工程啊这些项目不是社会的行为，是政府行为。政府行为只有在一个起步的时候作为一个代理（起作用），它不能变成一种社会的公众意识。我觉着现在特别需要提倡的一个“善”字，知道怎样去用爱心帮助别人。可能我谈的比较理想吧。比如说以前公共汽车有一个李素丽，她在全国作为一个模范，今天还有没有这样一个模范？所以我们就是缺乏一些样板，一些榜样，大家不知道怎样去救助他人，怎样去做一些善事。他的这种社会责任感并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所以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也积极参与社区管理和单位里的工会组织：我自认为属于那种比较有社会责任心的人。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这样。我喜欢牺牲自己的一些时间，为别人做一些事情。我其实已经在做了，比如我现在做公司里的工会负责人，这是我主动提出来做的。另外，在我们小区里，物业不太好，收费也高，我就喜欢提一些意见。我本身是这样的，但我不觉着每一个都是这样的。记得在我们小区里，有个人发出宣传单，要我们业主给出小区管理的一些意见。这个事情我不仅参加了，把我的一些体会详细地写下来，很郑重地投到信箱里。4自营者
不可否认，现在出现了许多“仇富”现象，为富不仁的私营企业主的故事也在媒体上、私下里流传。但作为小企业主的许刚（21）不这样看待这个问题，他认为一些负面报道并不客观，他特别强调了自己很注意善待员工：你也许看到了很多克扣工资、民工追款的报道，但我想虽然那种事曝光率多，但实际存在的几率不会很大。按时发工资需要报道吗？不需要报道。比如有人讲哪里有地震，但没有报道哪里风和日丽，哪里没有地震，哪里没有凶杀、没有抢劫，这些不会报道。新闻的价值就在于报道阴暗面，有时候新闻媒体报道出来的东西就是找一些新闻热点，并不一定能让你了解全貌。我很在意让我的员工生活得更好，这也是关心他人的一种表现形式。关心家人、关心同事、关心下属和关心社会上更穷的人，是相通的。在保险和待遇方面，我绝对不亏待我的员工。有社会责任感的是一批人。社会责任包括善待员工。许刚（28）还认为做生意应该讲求道义，善待客户，这也是社会责任的体现：我绝不会卖盗版书。原来我有两个加盟店，在外地没法控制，他们卖盗版赚钱。后来我干脆就取消了加盟形式，全是直营的，你不听我的我就解雇你，我完全控制进货渠道，让你没有盗版可卖。我的员工也认同我的主张，不能赚昧心的钱。我们的企业文化，其中一条就是讲道德。他期望自己的企业能同时创造社会财富和社会效益，实现社会价值，所以许刚（28）和员工经常为社会捐款：每次给灾区捐款我们都参加，发水啦，地震啦，非典啦，每一次我们都参加。都当成一种习惯了，每次大家都捐款。现在正捐款在建一所希望小学，我们出二十万，政府出二十万，就能建一所小学。那里虽然离北京不是很远，但全是山区，很穷的地方。有调查表明，私营企业主中有近80％的人参加了全国工商联所倡导的“光彩事业”，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推动的、非公经济人士为参与主体的一项社会公益事业，以项目捐助为主要形式，扶贫为主要目的。其中有577％的人“为光彩事业捐过款”，有393％的人做过“修桥补路等公益事业”，有165％的人“投资兴办过光彩小学”，106％的参与“国土绿化”，86％的人参与“市场建设”，有73％的人到“老少边穷地区办企业”，还有58％的人“利用农产品开发新项目”。“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200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载《中华工商时报》，2003年2月26日、27日。虽然光彩事业仍然是官方背景，但这些数字也多少能说明私营企业家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
当然，本研究仅仅是定性研究，并不能准确说出中间阶层在多大程度上、有多大比例具有社会责任感，但中间阶层普遍具有某种程度的社会责任感却是不容置疑的。中间阶层的这种社会责任感，很大程度上与他们普遍的教育程度较高有直接关系。
中间阶层在普遍政治冷漠的同时，为什么还表现出了普遍的社会责任感？从常理来讲，政治关注是社会责任感的一种表现形式，普遍的社会责任感通常会与普遍的政治关注正相关——至少不会表现出普遍政治冷漠这种负相关的现象。联想到前文对政治冷漠的分析，也许可以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政治领域与社会缺乏互动，中间阶层难以参与到政治领域中去，并且还有故意远离政治领域的倾向，政治领域成为中间阶层社会责任感的一个盲区。如此以来，对于中间阶层来说，政治冷漠与社会责任感并不矛盾。同时，两者的这种特殊关系也佐证了前文的一个假设：许多中间阶层的政治冷漠是“假性政治冷漠”。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国家认同与热情
除了与中间阶层政治冷漠存在冲突的社会责任感之外，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另外一个类似的矛盾现象，即中间阶层对国家民族的荣誉感、责任感与认同感等积极态度非常强烈，并且表现了明显的一致性。甚至，这种爱国热情有激进的一面，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被激发。
在访谈中，许多被访者提到对台关系、对日关系、对美关系等，激昂的情绪与中间阶层日常生活中的温文尔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使这些感情不在日常表现出来，但会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下很容易被激发出来。
许刚（28）从自己的经历中感受到国家的富强对于个人事业的重要：我觉着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这些一点都不抽象。怎么会抽象呢？即使做了商人，这些也不抽象。比如我的书店虽然比较小，但我和国际上的合作比较多。我的书很多都是从国际上订购的，我们出的书也卖到台湾、香港、东南亚。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如果提高了，这和我密切相关。很直接的。民族的富强，国家的强盛，肯定和我很大关系。和国外的出版商打交道的时候能体会出来。如果国家经济状况不好，和他们合作的时候没有地位呀，没有谈判筹码，没有什么好谈的。比如采购的时候，国内经济如果不好，我只会买一百本；国内经济好的时候我会买一千本，马上他（国外出版商）对你的态度就不一样。经济好，一千本都卖得掉，经济不好，一百本都卖不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我和台湾出版商的关系。我从95年就和台湾合作，一些台湾的书、杂志都是我在大陆代理的。现在他们经济不行了，大陆越来越好，现在和他们合作的时候，我就越来越牛了。以前都是他们开条件，现在是我在开条件，你愿意合作就合作，不愿意合作就拉倒。即使那样他们也签。感受很深刻。对于大部分来说，爱国热情和个人利益并没有直接联系，它只是一种简单而朴素的感情归属。有统计表明，中国民众超过70%关注体育，高居世界第一位。意大利人酷爱体育，特别是足球运动，在关注体育运动的世界排名中名列第二，但数字一下子降到了50%多。不可否认，许多中国民众关注体育的传统是因为将它与爱国热情联系在一起——即使运动较少的女性也是如此，我在研究中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蒋丽（02）体验过在一些特定的体育、文化场合中充满民族责任观的激昂经历：我对国家呀、民族呀什么的，平常也想不起来。但有时候绝对会想到，比如在“申奥”那种万众一心的时候会联想，要自己发展好，自己生活好，把自己的下一代教育好，国家就会强大，就会有自尊，在国外就会被别人尊重。那种时候就有民族感了。比如看到体育得金牌了，我还是很高兴。虽然金牌不是我的，但这也是一种民族荣誉感吧。朱海（05）表示，虽然现在不会想很多，但如果到了“民族存亡”这种时候，就会自然产生与国家民族共命运的“气氛”。杨波（20）这些年并没有专心于自己的高校教师角色，四处讲课挣钱，自嘲“成了赚钱机器”。但当我们聊起这个话题时，看起来文弱的他出言惊人：如果台湾要分裂出去，需要报名参军（收复台湾）的话，我第一批报名。冯涛是研究所里的专业研究员，妻子现在美国做博士后研究，他对出国后作为中国人的感受比较强烈：因为做研究有机会到国外去，明显就感到文化的差异，还有别人对中国的轻视。能感觉到。那个时候自然就感觉到国家、民族一类的东西，感觉到这些并不是很大很空的概念。就像个人，如果家里很富有，到别人家里就感到腰板很硬。在一些环境里，自然而然地就激发出这种想法（作者注：指爱国情感）。日常不太想起这些东西，并不表示从来没有这些概念。王慧（19）表示男性可能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这些大问题考虑得多一些，女性相对少些。即使如此，她在一些场合中也会有这种爱国感情：也许女性对这方面都不是想得太多，男的可能要好些，男女有别吧。就像我不关注足球一样，我也不太关注国家前途这些大事。我平常买《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生活气息比较浓的。男性喜欢订《参考消息》，《环球》。但我还是爱国的。当这个国家受到损失了，受到侵略了，我也会和那些男同胞一样爱国。报刊编辑郑颖（15）曾经参与过1998年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的国内示威游行，她的话比较直率，也比较极端：中国人需要这种事情（指1998年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来刺激一下，要不就不知道什么叫爱国了。埋头实验室的副研究员钱民（13）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比较理性：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这些东西有时候真想。但我们想得不深，只是一些认识。国家的兴衰，都和个人有紧密的关系，所以爱国心肯定是有的。我现在就是在本岗位做好自己的事情，把自己的业务做好，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可以看出，在日常忙碌而平淡的生活中，中间阶层大多不会去专门花心思去想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他们对于国家民族的荣誉感与认同并不是那种空对空的“忧国忧民”，而是在具体的经历中确切感受到的一种感情。这种国家的认同和荣誉情感很容易在一些场合与时机的激发下表现出来，甚至非常激烈。
政治和国家是密不可分的，关注政治和爱国热情也应该是紧紧相连的。但实际上，中间阶层普遍没有把爱国热情与前文的“政治关注”联系起来或混淆起来，他们在两方面的关注程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政治冷漠和约束没有相应地降低爱国热情，爱国热情也并没有必然地提高中间阶层的政治关注。也就是说，政治和爱国成了中间阶层在不同层面上的两个话题。
与对中间阶层普遍的社会责任感的解释一样，我们也可以解释中间阶层的爱国热情与通常政治冷漠的矛盾现象。中间阶层的通常的政治关注受到了一定的约束，但国际关系作为政治事务的特殊领域，中间阶层对此的关注非但没有受到约束，甚至在一些具体时机和具体问题上受到某种鼓励或引导。这样，中间阶层的政治关注就被约束或引导到爱国热情上，与通常的政治冷漠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又一次佐证了一个可能：中间阶层的政治冷漠在相当程度上是“假性政治冷漠”，即存在政治关注潜力，但这种潜力受到了约束。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理性人的进与退
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描述了中间阶层的理性特征，但他把中间阶层的理性与财产拥有的中等程度相联系。在亚里士多德的眼里，穷人因为贫穷而变得暴虐和无赖，富人因生活优越而不受管束，他们都很难听从理性的安排。而中产阶层拥有一笔中等财富，对财富有着克制的现实条件，最容易听从理性。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147页。
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更多的是指“安分守己”，而我们这里的“理性人”主要从经济学意义上讲的：清晰的判断力，以及个人利益最大化取向。
一清晰的判断力
中间阶层看待问题更加全面、客观，判断与分辨能力强，偏激不是他们的普遍特征。
杨波（20）浏览互联网时喜欢看那些比较理智的评论，他说：网上有些军事狂热者跳楼，那是我很不认同的。我认为一些事情要客观、全面地看待，事情的发展要有一个过程，要看事情的本身发展的趋势。为了说明如何客观而全面地看待事物，杨波（20）举了一个例子：比如陈水扁搞台独，他想让台湾分裂出去，这肯定是不对的。但这是立场的不同，不能说这个人在人格上就是个坏家伙，否则就是偏激。陈水扁在年轻时候当过律师，看到一个民夫被车撞了，撞人的官员没有给这个民夫任何道歉和补偿就扬长而去。这个官员很有势力，没有律师出来为这个民夫辩护，他就出来为民夫辩护。最后，陈水扁官司赢了，而他本人受到了迫害。通过这个事情，他认识到台湾专制体制没有社会公正，决心从政，希望能改变这种社会不公正，这个事件成为陈水扁从政的一个契机。陈水扁看到了当时台湾社会比较腐败、阴暗的一面，为了让社会更民主、让民众权利得到更大保障做了很多个人努力，从这个角度看他是值得敬佩的。所以，看一个人不能从一个方面就认为他都是错的或者坏的，要多角度地看一个事情，没有绝对的对与不对。西方人讲究看问题的多元化，但我们传统上讲究脸谱化。我觉着还是多角度地全面看问题更好，多元化共存嘛。随着新闻信息量的增大和信息来源的扩大，特别是网上信息的更加丰富、便捷，从中间阶层甄别各种新闻信息的方式上，可以看出他们不同寻常的理性。华林（21）对上网浏览新闻信息时如何甄别信息的真伪很有见地：看第一遍，不用太认真。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自然就有一些后续报道出来。现在的许多新闻倾向性很强，采访的人有自己的视角，播出的时候要经过审查，并不能够反映事物的全貌，至多只是对事物观察的一个方面。怎么才能了解一个比较真实的消息呢？不同网站相互佐证。看国内网站是怎么报道的，新加坡的，香港的，台湾的，美国的。反复印证就知道谁更客观、公正。冯涛（18）认为自己最喜欢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随意发表一些倾向性、结论性的东西。为了证明，他给我讲一个例子，是关于三门峡水电站当初的上马决策是否合理的争论。他看了很多资料，发现这个工程本身涉及的其实就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上马的话，当地泥沙沉降、水位升高造成的影响很深远；不建，下游水灾损失惨重。现在许多人都抓住这个项目上马的负面影响，但不了解当初决策时是经过认真的利益衡量的。谈起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许多学生曾上街游行抗议，冯涛（18）对那些举动很不以为然：有什么好抗议的？你抗议他干什么？世界本来就是竞争的，我觉着大学生应该有一个理性的思考在那里。你去哭，你去闹，根本不解决问题。你去砸人家大使馆干什么？大使馆不就是几个人家国家的代表吗？你看清一些事情的本质就行了，你去哭也好，闹也好，像我这样无所作为也好，都没有用。这些国际冲突是建立在战略力量对比和利益冲突上的。所以，他表示对那些抗议、签名之类的活动，他一般不参加，因为“没有用”。
二妥协中求生存的理性
按照经济主义的观点，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本性，这一点可以在中间阶层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关于中间阶层是否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本身是个假命题，没有讨论的必要，关键是中间阶层如何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妥协是中间阶层的求生之道。不同的阶层在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时能够体现出不同的阶层特征。社会上层会凭借自己的实力强取豪夺，社会的底层会为保护自己有限的权益不惜拼死抗争，而中间阶层则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在妥协中求生存的技巧，这也是中间阶层理性的一个重要侧面。这种妥协，正体现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中间阶在其他阶层挤压下“安分守己”的特征。也许所有阶层的人们都有选择妥协的时候，但中间阶层选择妥协更能体现出一种天然倾向，他们在选择妥协时能够用足够的理性来判断形势，避免冲动的破坏性后果。也就是说，中间阶层不光倾向妥协，而且他们还很“会”妥协。
杨波（20）买了车之后，由于车技并不熟练，多次和交警打交道，被罚款。他谈起自己的感受：本来要罚一百块，但要罚你二百。第一，你知道他是违法的，罚款过高，进入私囊。第二，赶紧把钱交了走人。为什么不去告他？你也知道如果自己花时间、花金钱、冒风险，可能打赢官司，得到一个满意的申诉结果。但觉着不值。不就是多罚一百块吗？就当到饭馆多点了两个菜又糟蹋了吧。当时，杨波（20）正为申请护照的事愤愤不平。他的太太去国外自费读书，分居的生活对于新婚夫妇有些漫长，所以打算去国外探亲。但在申请护照的时候，学校的人事部门要求办一大堆手续，填许多表格，找许多部门。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学校让他交一笔不菲的押金。他说：为什么必须交押金？我就不相信，国外大学里的教授来我们这里讲学也要给他们学校交押金。如果我要较真，查许多规定、文件，看它到底合不合法，然后找有关部门或者法院去告他，也许我就赢了，不用交了。但我觉着不能去较这个真。付出很大，风险很高，得到的有限，还搞得沸沸扬扬，我不能光为了讨个说法就什么都不顾了。所以，他还是准备交给学校那笔不菲的押金。
冯涛（18）表示，如果自己的房产和开发商或者物业发生了冲突，首先要想一想和他们直接冲突值不值。比如，在是否要求助于法院时就要仔细衡量一下：如果要告它，要花很多的成本。这种情况我可能就不会告了，因为理性的人应该会平衡利弊。对老百姓来说，他没有伤害别人的权利，但有规避风险的权利。我可能会忍一忍，告他可能对我损失更大。我告他要耽误工作，单位老旷工，工资也领不到。冯涛（18）直接使用了“理性的人”这个词，可以看得出他与这种“理性”特征的共鸣。王慧（19）在物业维权时不光知道需要妥协，而且还对如何妥协有自己的见解：我有底线啦。我提要求的时候肯定有底线。比如打官司的时候我提100万，可能我的底线只有30万。所以，如果他给你50万了，虽然没有达到你的要求，但超过你的底线了，我就会接受。虽然事情不会那么让你满意，但差不多就可以了。很多事情都可以妥协，灵活一些。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理性的选择（1）
在上文中我们讨论了中间阶层的社会责任感，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中间阶层的另一面：在现实面前，中间阶层趋向于选择个人利益，理性的力量常常将他们从社会责任感的一边拉过来。
吴芳（30）虽然还没有毕业，但在学校参加过各种社团，对社会的接触和认识并不少。她认为这个社会不公平，但同时强调：我没有想过要改变这种情况。他们（社会强势者）有一种强大的网络，他们太强大了。如果宁愿放弃现在平静的生活，就会和他们斗到底（笑）。其实他们并没有触动我的利益。有这种想法只是出于一种良知。如果从新闻上看到那些恶性案件，就会觉着十分愤恨。但是在实际的生活里头，和这种人有实际的接触的话，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那样，而且当这些人对你有所帮助的时候，你甚至会感激他。他所拥有的东西呢，也不那么反感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宽容（笑）。就是说，抽象上不喜欢这些人，但实际上要比想象的容忍度要大。所以，对于社会问题，她不属于那种特别关心的人，“不会专门像社会斗士那样踊跃关心社会问题，只是时不时地看看新闻”。对于社会的一些不公正现象，吴芳比较倾向于逐步变化的途径。她说：既然我要做到这件事情，我就要拥有相应的资源。我有多大的资源，我就会做多大的事情。如果我本来就无能为力，我为什么要做一些事情？没有什么用，还给我自己带来很多伤害。我插话说这是冷静，她自我解嘲地说：“你要说冷漠也行（笑）。”
中间阶层的社会责任感在现实面前的理性退缩，除了和阅历有关，还和职业特征、激烈竞争环境等因素有关。曹飞（09）作为律师，时时刻刻表现出了他的谨慎与现实。我们谈到网上的“愤青”即“愤怒青年”，指那些在社会、政治与文化等问题上持偏激态度、愤世嫉俗、崇尚批判和变革的青年人。互联网越来越发达的技术条件，为他们提供了充分表达自己声音的空间，与持中庸、保守观点的人相对，被冠以“愤青”的名头。，他说他和同事无论在现实还是在网络中都持谨慎的态度，偏激不是律师的普遍性格，否则也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律师，甚至不能生存。他解释了在职业经历中所磨炼的这种性格特征：律师这个行业肯定要接触社会，和公检法打交道，和社会不公和社会纠纷打交道，看到的很多都是阴暗面，所以这个群体对社会现实比较了解，不会有那么多愤世嫉俗的人。如果你适应不了这个环境，就不能在这个环境里生存下去。适者生存，这个环境就要求你去适应这个社会。有些东西，不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发表什么，愤世嫉俗，嚷嚷半天往往不会有什么结果。我觉得，律师是个比较现实的行业。对于网络中的“愤青”，曹飞（09）认为可能在高校学生中比较多见。
严伟（16）曾经满怀激情地进入到新闻记者行业。几年下来，从北京南下到广州，又从广州北上回到北京，换了几家报社和杂志社。随着阅历的增长，即使激情仍然渗透在骨子里，但在行动中却越来越多地体现着理性和生存意识。谈到他们报道社会问题的界限，严伟（16）深有感触。有一家媒体因为报道“出格”被停刊了，他用了一个很简单但感情充沛的词：傻！我问为什么，他说：没有意义嘛。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是没有必要牺牲。不值得去做。生存是最重要的。连生存都保证不了，就是傻。陈明（17）在大学时候就有很多理想，比如到边远的地区“支教”这是共青团中央举办的一个活动，发动大学生在毕业前休学一年或半年的时间志愿到边远、艰苦的地区支援教育，期间保留学籍，可以选择在完成“支教”活动之后被保荐继续攻读研究生。，比如开一家法律事务所为社会伸张正义。但在现实中的各种压力下，都没有实现。我问他现在是否还有这些想法，他肯定地说：在心里一直有，只不过平时不会说。有那种情节，实现不了总是个遗憾。但现实中总是有足够的理由去打消这种念头，推到最后，也许到退休的时候才能实现，也许永远也实现不了。如果我要实现那些想法的话，可能我的生存都是问题，别人对你的评判也是个问题。许刚（28）现在为自己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兢兢业业，对其他和生意无关的事情很少去想。但了解他过去的人知道他曾经是个热血青年。自从做了生意之后，性情有了很多转变。谈到河北某著名民营企业家因为得罪了地方上的政府部门而被逮捕的事情，他除了心有戚戚，还充满了惋惜：从我的角度看，可能他的素质还不够高，缺乏对自己的正确认识。有时候我也对一些政府部门的做法不满，比如工商税务，但我可以理解，这是现实。你尽量营造一个小的良好环境就好了嘛，别拧着干，何必呢？中国社会不成熟嘛，本来就不成熟，你非得希望像发达国家一样的成熟社会环境，可能吗？你尽量营造一个好的小环境不就完了嘛，比如到某某局（去拉关系）。你影响不了大局，也改变不了什么，你要对现状有清醒的认识。施全（29）的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当时关心时政、言辞激烈，对他影响很大。前一段施全（29）回家乡，又遇到了当年的那位老师，发现他已经改行在市里的电视台工作了，并且做了副台长。施全（29）觉得这位老师和当年在中学时大不一样了：他现在好听一点是更成熟，尖刻一点的话就是比较世俗，聊一会儿天就听得出来。原来他在学校比较简单，现在到了社会上，又在电视台里面，是社会人了吧，要不这样也活不下去。我觉着这很正常。他现在快五十了，那个时候（做中学老师的时候）还是青年。大多数人在个人利益与公共责任的冲突中，更多地选择了前者，理性退缩了。但这并不表示中间阶层没有人宁愿放弃个人的得失，来维护公共的利益，追求某种理想。华林（37）所在的小区里的业主们和开发商产生了纠纷，他比较积极，头脑也冷静。所以业主们推选他作为代表，组织大家和开发商打起了官司。为这件事，华林（37）个人付出了很多，但他仍然义无反顾：我自己花一些时间、精力，觉着很值得。小的方面，为自己解决问题；大方面，为大家解决问题。我的几个朋友也说：你怎么老喜欢冲锋陷阵？我说，如果大家都这样想的话，就解决不了问题了。我就是这样想。有时候必须有人出来，需要我出来的时候我就出来。因此，理性可以解释许多现象，包括政治现象，但理性并不是左右人行为的惟一力量。社会责任和经济理性的冲突中，即使后者更容易占到上风，但总有一些“偏执者”选择不计回报、甚至代价巨大的社会责任。正如缪勒对纯理性的公共选择理论做出的评价：“在许多政治科学家看来，公共选择的这种模型不过是一幅天真的政治行为漫画罢了。”参见丹尼斯·缪勒：《理性选择》，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第5页。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理性的选择（2）
实际上，我们前一节在讨论中间阶层的社会责任感时就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社会责任感的实现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只不过，对于大部分中间阶层说，这种为社会责任感所付出的代价各自有一个可以承受的限度。一旦超过这个限度，他们的经济理性就会占到上风，社会责任感随之退缩。在这一点上，中间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没有本质的区别，也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中间阶层放弃经济理性。同时，我们也可以相信，与其他阶层相比，中间阶层里有更多的人拥有社会责任感。这种“量”上的差别，也许就体现了中间阶层社会骨干的作用。
小结扭曲的“市场知识分子”人格〖1〗一意识领域里的影响因素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知识只掌握在极少数知识分子手里。传统的知识分子即所谓的“士”阶层，他们进而为官入仕成为士大夫阶层（官僚阶层），上承神圣化了的皇室；退而归隐为乡绅，或教书育人，下通广大乡村的血缘宗法网络，构成社会整合力量的中坚。一定程度上，传统知识分子相当于当时社会的中间阶层——只不过非常狭窄。在传统社会结构中，知识分子的数量比较稳定，一直保持着非常低的水平。
在传统社会，知识分子中间阶层具有特殊的地位，体现在许多方面：垄断文化知识，在社会结构中人数稀少，是官僚阶层主要来源，与权贵联系紧密，对现实国家运行与决策有重大影响，是礼仪道德的主要倡导者等。这种特殊地位导致传统知识分子的精英化，并随之产生精英意识，主要体现为关心国家大事的使命感和教化社会的责任感。
当代中间阶层可以认为是传统知识分子的传承。从现有中间阶层的教育层次上来看，他们大部分都受过其时代最好的教育；从中间阶层的入口上看，较高的学历背景几乎成为跨越中间阶层必不可少的门槛。关于教育的门槛作用，在本书第五章第一节中有专门论述。从而，中间阶层带有一些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质，即人文关怀情节。也就是说，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甚至有人认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自序”第2页。
但这种来自于传统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人文关怀”，在现代社会中受到了“去精英意识”的冲击和扭曲：
①群体膨胀的冲击。根据统计，“我国知识分子队伍不断壮大，从解放前不足5万人，发展到当前已经有3000多万人，在工业、农业、国防、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条战线上，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参见《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戴河亲切会见部分国防科技和社会科学专家并与他们座谈》，载《人民日报》，2001年8月8日第1版。虽然这里的知识分子与本文所界定的中间阶层并不完全等同，但两者具有相当的重合度。而且，没有被统计到知识分子行列的企业白领会使“3000多万人”这个数字进一步提高。精英的前提是稀少和对特殊资源的垄断，而如此壮大的中间阶层已经难以称得上精英了，仅相当于本研究所界定的社会“骨干阶层”，精英意识随之削弱。
②中间阶层职业分化的冲击。传统知识分子因为人数有限，谈不上分化。而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以及知识的不断扩散，知识阶层不但飞速壮大，同时也在不断发生职业上的分化。“时至今日，知识分子自成一个占特殊地位的阶层之情形已经近于过去了。今日的知识分子，固然不限于在孔庙里，也不限于在学校里，而是分布在各部门里。”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第十四章，台北：桂冠图书公司，转引自当代文化研究网wwwcul-studiescom。在当前，企业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一般不再被称为知识分子，而被称为“白领”；行政机关里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官僚也不再被认同为知识分子，被称为“公务员”；甚至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也不再被认为是知识分子，被称为“行政人员”。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主要指的是各种事业单位中的专业研究人员和从事文化事业的人员。真正继承传统知识分子衣钵的是那些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化传播工作的群体，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公共知识分子”。其他群体的社会价值主要在于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文化传承的社会功能几乎丧失殆尽。这样，传统人文关怀和精英意识已经在中间阶层的职业分化中进一步削弱了。
③市场理性崛起的冲击。在市场经济中，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受到冲击和削弱，而填补中间阶层精神空白的是崛起的经济理性。中间阶层所继承的“与人为善”的传统，与经济理性“为自己谋福利”的强势冲击产生了竞争，并最终让后者占了上风。而且，中间阶层精神世界的变化并不止于此。市场经济所推崇的经济理性虽然建立在“人性恶”的假设之上，但有良性秩序的市场经济仍然保留着道德上的克制和信用。但我国的市场经济至今没有完全建立起这种良性的秩序，使得中间阶层所接受的不是现代成熟社会意义的经济理性，而是一定程度上受到“不择手段”等不良风气所扭曲的经济理性。
④缺乏政治互动的扭曲。在传统社会中，官僚知识分子有“清议”的风气，即对朝政进行议论和谏陈的风气。即使他们处在优越的社会地位上，这种“清议”仍然具有相当的政治风险性。不过历史上仍不乏拼死执言的“耿臣”，其精神支持来自传统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但在“去精英意识”化的今天，希望中间阶层还能像传统知识分子那样具有牺牲精神，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切实际的。中间阶层理性的“精明”与妥协，使得许多人在社会责任面前往往选择的是逃避。这样，在职业分化、市场理性冲击的基础上，政治体制的封闭性又进一步扭曲了中间阶层所继承的人文关怀和政治关注，成为政治冷漠的重要原因。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二重扭曲人格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中间阶层身上既继承了传统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人文关怀和忧国忧民的精神气质，同时这种传统在现代中间阶层身上已经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削弱。新的补充来自经济理性，但却是缺乏道德底线和法制约束的扭曲经济理性。政治体制的封闭性使得中间阶层的政治人格进一步分裂。这样，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现代市场经济的理性和政治体制封闭三种力量混合在一起，并产生扭曲，构成了中间阶层所特有的精神世界，本研究称之为扭曲的“市场知识分子”人格。我们可以将之简称为“二重扭曲人格”。其中，“二重”指的是人文关怀与经济理性的二重性，而“扭曲”的力量来自政治体系的封闭特征。
中间阶层所表现出的各种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阶层意识，都是这种“二重扭曲人格”的具体体现，比如：
①在阶层共同体意识上，在中间阶层内部彼此认同属于同一个社会层次，并在交往中相互可以接受；然而，主要依靠市场分配机制的中间阶层对主要依靠不合理体制分配的中间阶层存在利益上的冲突，导致群体疏远。
②在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上，中间阶层既表示同情，又在现实生活中有意无意地轻视他们，对社会弱势群体保持着距离。
③在对待社会上层的态度上，中间阶层既表示疏远和憎恶，又充满钦羡。
④在社会分化中，中间阶层能够感受到社会分层的现实，同时社会冲突的意识淡漠。
⑤在时事政治上，中间阶层既表示关注，又在生活中三缄其口。
⑥在政治领域，中间阶层多表现为政治冷漠，但在一些场合与契机中，又很容易被激发出爱国，甚至有民族主义的倾向。
⑦在社会生活中，中间阶层普遍具有社会责任感，但当发生利益冲突时，往往会理性退缩，表现出特有的精明与妥协特征。
……
中间阶层的这种复杂人格特征，可以用图（3-2）来形象地表达出来：
图3-2扭曲的市场知识分子人格
图3-2用最简洁的方式来描述中间阶层意识中的内在冲突，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从前面各章节的详细论述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这种复杂性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
①中间阶层意识层面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本研究总结出的人文关怀、经济理性和政治约束三种要素的混合与扭曲，也并不能完全概括这种复杂性。
②每种因素的影响都不是静态的，而是处在“此消彼长”的变化之中。当前的中间阶层人格特征表现为一种复杂的平衡状态，但这种平衡是一种并不稳定的、动态的平衡。比如经济理性，可以强化，也可能让位于社会责任感；政治约束，可以更加严厉，也可以更加宽松。一种因素发生变化，可以改变整个系统的原有平衡，使得中间阶层的阶层意识随之改变。
③系统本身不是孤立的，要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在社会转型中，难以避免的突发因素可能会使中间阶层的这一人格系统发生崩溃。从而，中间阶层的意识领域有被导向某个方向上的极端化的可能。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中间阶层的行动取向（1）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理念，这是最正式、最普遍，也是惟一的具有低成本和可接近性的政治参与渠道。也就是说，相比较而言，在现有的国家政治制度中，惟有人民代表大会与社会的距离最近，社会最容易进入和产生影响。参见杨凤春：《中国政府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对于中间阶层来说同样如此。因此，我们首先选择人大代表的选举作为中间阶层政治参与的研究对象。
五年一次的北京市区县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在2003年9月铺开，至2004年1月结束。具体安排如下：①准备工作。9月上旬召开会议动员部署；②选民登记。11月15日前完成选民登记和名单核对工作，20日公布选民名单和投票日期；③确定代表候选人。11月中旬至12月初；④投票选举。各区县统一安排在12月10日前后；⑤召开新一届区县人大一次会议。新一届区县人大代表选举产生后的两个月内召开。参见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网站：http://wwwbjrdgovcn/。
非常幸运的是，这次选举在时间安排上正好和本研究的访谈调查有些重合。所以，在和被访者讨论民主与民主选举的话题时，许多人结合自己的这次选举经历和感受谈了民主选举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本研究的素材。
整体来看，中间阶层对于民主选举投入的热情和期望都不够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部分主要讨论其中两个受关注比较多的问题，一个是对候选人的宣传不够，关系到民主选举的公开原则；一个是正式候选人的产生过程不合理，关系到民主选举的公平原则。
一模糊的候选人面孔
中国传统上是单位社会，这种特征延续到现在，仍然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北京这次区县人大换届选举的选区划分和组织依托主要仍然是单位，而不是社区，就反映了单位社会的持续影响。在事业单位上班的王慧（19）参加的就是单位组织的选举。她对选举的程序和过程有些懵懵懂懂，只是听通知让去投票就去投票了。至于要不要投票、为什么一定要投票、民主选举的意义，她从来没有想过。她感觉好像不参加投票是“不允许的”，就是不到现场也要“委托人代填”，所以大家都去了。由于单位组织、领导打招呼，才不得不去投票，表现得更多是被动去投票。这也可能是投票率相当高的原因之一。
《北京市区、县、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则》第三十九条规定了候选人向选民宣传、介绍自己的义务：选举委员会应当向选民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可以在选民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选区可以根据选民的意见，安排候选人和选民的见面活动。但许多被访者都提到了对候选人的宣传不够，所以在投票的时候比较盲目。其实，对候选人的宣传应该从正式候选人确定之前的初步候选人之前就开始。正式候选人是从大量初步候选人中筛选出来的，而程序上安排的是正式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不安排初步候选人与选民见面。
谈起这次选举的感受，王慧（19）说不错，因为她发现三个候选人里有一个是她同学的婆婆，非常兴奋，毫不犹豫地投了同学婆婆一票。我认识她，人挺好的，平时就有参政议政的意识，经常提一些意见，向上面反映一下。我对选她挺满意的。但王慧（19）也承认，对于其他候选人，有的只是知道名字，有的则闻所未闻，更谈不上了解。但这并不妨碍她按照要求打了些勾，是按从上到下的顺序选的。
在外企工作的蒋丽（02）同样埋怨对候选人的陌生。但她似乎比王慧（19）要“负责任”一些，因为她不是按顺序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选的，而是对候选人进行了挑选。不过，她的挑选方式也比较有趣：现在老说民主、民主的，要投票，给几个人名，我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呀，瞎投呗。我被拉去参加投票了，可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你也没有演讲，说你做过什么，你到底具备什么样的quality（素质）。我就看哪个人名顺眼就投那个呗。本来一直很关心政治的华林（21），对这次民主选举也投入了关注。但他最后发现对自己选区的三名正式候选人都不熟悉，也没有看到比较充分的候选人宣传活动，让他有些失望：我的理解是代表候选人应该到选区里了解大家的要求、看法，首先不是要大家选你，而应该是先宣传你，让大家了解你，当选之后你准备做哪些事，看选民是否支持你。参与选举的人数之多可以解释为参与热情，但两者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绝大多数被访问者对选举的态度并不是很积极。对于个人来讲，这种参政方式几乎没有多少参政能力要求和成本要求。而中间阶层之所以态度消极，是他们没有感觉到选举结果对他们社会生活所能产生的实质影响。所以，他们的投票行为大多不是来自内源性的动机，而是来自外界的推动。我看到许多人都说“去选举、去选举啦”，好像个“乐”似的。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什么的，我都懂，但就是感觉离自己比较远。看来，参政素质不是关键问题。其实，对于大部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公民来说，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就已经成为常识了。这些都写在教科书里面，并且在不同的教育层次上通过不同的课程不断强调，大部分中间阶层的教育背景基本保证了对这些条文的烂熟于心。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中间阶层的行动取向（2）
中间阶层相对于社会基层，毫无疑问，他们拥有更高的参政素质。如果说蒋丽（02）对选举并不看重还算容易接受的话，那么做律师的曹飞（09）没有参加投票就让人有些意外。因为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律师应该最具有权利义务意识。他解释说投票那一段很忙，想尽快把一个案子结了，所以没有时间参见选举。我无法判断这种解释的真实性，但从他的语气里确实没有听出对投票的重视，以及失去参加投票机会的遗憾。曹飞（09）为自己的这个举动做了辩解，他的解释是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的常识：选举是一种权利嘛，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我选择了放弃。陈明（17）担任主任的综合办公室负责本单位的选举组织工作。作为本单位选举工作的组织者，当然本人要积极主动地参与选举。但陈明（17）在谈起这次选举的时候，情绪比较激烈：我如果不是我在这个位置上，我就不参加选举，以示抗议。几个候选人我都不认识，我不知道他们选上都想干什么，我凭什么选他们。人大制度所能发挥的作用一直在发展之中，但人们仍然不能对人大选举保持一种内源性的参与热情，也许是社会的需求已经超过了这种发展的速度。何京（24）在所在行政区划内的组织部门工作，直接参与了这次民主选举的组织。谈起这次民主选举，他认为比起以前还是有进步的，主要体现在对候选人的宣传上：比以前（的选举）要好一些。以前都是限定名额，你都不认识（代表），到时候你就划勾就完了。现在起码有个简历，大家可以选呼声比较高的，政治背景不错的，历史上没有问题的。我们再在政治上把一下关，主要还是看他的声誉、威望。在基层工作多年的尤军（23）对这些年民主选举的发展如数家珍。他也认为，现在因为人大制度的作用，选举比起以前有不少进步。与何京（24）不同，他强调了一些代表非常负责任，真正体现了所赋予的“人民代表”的权利和义务：我们这里有个代表，他退休之后发现单位领导有问题，就自己调查、整材料，前后花了几年的时间把这个单位领导“掀”下去了。他在单位群众当中威望很高，都选他，票数很高。这种代表我们区里有几个。他们提出的问题都很尖锐，这种代表对政府的监督还是很有力的。当然尤军（23）也承认，这种人大代表毕竟是个别情况，没有形成政府与代表畅通交流的制度，代表主要还是通过一些非正式的渠道反映群众意见。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个代表“并不简单”，敢作敢为，而且有一些私人关系，“都把材料递到了政治局常委那里去了”。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酝酿”的争论（1）
华林（21）参加过多次人大代表的民主选举，对一些选举的规则有些自己的看法：就说要照顾“无知少女”吧，就是要有一定的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代表比例。可是为什么要有这些比例？既然要民主，大家喜欢选谁就选谁，不存在照顾问题，要不还是完整意义上的民主吗？其实，关注选举的华林（21）最后并没有参加投票，原因却让我有些意外：当地选区的组织机构告诉他，他没有选举资格，所以不能参加投票。其原因，是与社会单位化一样影响深远的户籍问题。谈起这件事，他有些耿耿于怀：虽然我在这里住了几年了，竟然还不算这里的常住人口。我的人事关系都过来了，但户口有些手续还没办好。他们告诉我没有选举权，要选举的话，必须到原来的单位参加当地的选举。可原籍的人不会去查你这个人到哪里去了，然后再通知你回来选举，实际上原来的单位也确实没有通知我去选举。你看，我想享受选举权还享受不到。我查找了相关文件，这次北京区县换届选举新修改了选举细则，针对北京市流动人口（其实很多是长期居住于北京、但没有取得当地户籍身份的市民），专门对于人、户分离的情况做了说明。作为改革措施，细则打破了户籍限制，在北京有相对稳定工作的外地来京人员只要在户口所在地开具选民资格证明，并提出申请不参加户口所在地的选举，凭身份证和选民资格证明即可在居住地投票选举人大代表。并且，每个区县的宣传材料上都提到了这一点，华林（21）所在区里的选举规定是这样的：居民、村民在户口所在地登记，户口所在地与现居住地不一致的，经现居住地选举委员会确认选民资格，可以在现居住地登记。如本人要求回户口所在地参加选举，由本人到户口所在地登记；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在本单位登记。也就是说，理论上华林（21）是可以取得选民资格的，无论是参照细则中的前一种情况，在本地参加选举；还是参照后一种情况，回原籍参加选举。实际上，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这种理论上的可能在现实中很难得到体现——除非有专门的组织、对专门的人群，有意识地专门投入力量，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正如上文所说，人大选举之所以能够成为公民主要的政治参与途径，从选民的角度来看，关键在于参与的成本较低，所有的组织工作依托距离个人最近的单位或当地社区。要取得当地选举机关的专门确认，或者回原籍参与选举，都需要选举人专门去奔走，无疑大大增加选举人的参与成本。在选举人没有特殊参与动力的条件下，多数人选择的是放弃。所以，理论上所有人都能够取得选民资格，并参与选举，但实际操作并不简单。
华林（21）由于没有取得选民资格，向当地选举组织机构进行了咨询，这本身就超越了大部分人的参与热情程度。当工作人员比较负责地告诉了他具体的选举人资格规则之后，因为继续参与的成本大幅增加，他并没有继续保持参与热情，而是直接选择了放弃。
华林（21）的遭遇在选举程序上还不是最具有争议性和新闻性的话题。在这次北京市区县换届选举中，矛盾最集中、并引发学者与媒体广泛关注的是初始提名候选人和最终确认正式候选人的“酝酿”过程。
《北京市区、县、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则》第六章关于代表候选人的提出做出了详细规定。其中，关于最初候选人的确定，在第二十三条规定“选民十人以上联名，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这一条在实施过程中确实得到了贯彻，并没有引发争议。但直接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只是初步候选人，其人数远远高于最后参与直接投票选举的“正式候选人”，因为根据第三十七条，“正式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应当多于应选代表名额三分之一至一倍。”这样，在初步候选人名单出来之后、正式候选人确定之前，必须存在一个筛选程序，通常称之为“酝酿”。关于这个过程，《北京市区、县、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则》是这样规定的：第三十六条：各选区应当按选民小组，组织选民对选举委员会汇总公布的代表候选人初步名单进行反复酝酿、讨论。选区工作组可以召集由选民小组或者几个选民小组联合推选的选民代表进行民主协商。必要时，也可以进行预选。选举委员会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在投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公布。这一条似乎将酝酿的组织者和主体都做了详细规定，但其中却有许多含糊和冲突之处。在“酝酿”的组织上，选民小组、选区工作组和选举委员会都可以直接组织“酝酿”，上级组织者可以直接干预下级的“酝酿”，使得“酝酿”的组织职责归位不清楚。在酝酿的主体上：①根据“各选区应当按选民小组，组织选民对选举委员会汇总公布的代表候选人初步名单进行反复酝酿、讨论”，应该是全体选民；②根据“选区工作组可以召集由选民小组或者几个选民小组联合推选的选民代表进行民主协商”，主体成了非常少量的选民小组负责人和选民代表；③根据“选举委员会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主体又成了“多数选民”。
实际上，上述三项内容中的第一项规定的是原则，第二项为主要的操作方式，第三项为最终确认权。至于预选，理论上是替代“酝酿”的最合理方式，实际上除极少数特殊情况外，几乎没有被采用过。
这样，“选区工作组可以召集由选民小组或者几个选民小组联合推选的选民代表进行民主协商”，就成为酝酿的至关重要的一个步骤。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它没有经过全体选民“对初步候选人反复酝酿、讨论”的过程，能不能保证酝酿的过程代表“大多数人的意见”，从而在操作上与民主选举原则产生了冲突。而且，并没有给出酝酿所依据的具体原则和操作细节。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酝酿”的争论（2）
陈明（17）本来对候选人宣传不够有意见，但更让他不满的是“酝酿”的操作过程。陈明（17）单位所在的选区几乎每个单位都推荐了至少一个初定候选人，加起来总共有一百多个，如何在这一百多个“推荐候选人”中确定三个“正式候选人”？实际上，三个正式候选人正是经过“小范围酝酿”从一百多个推荐候选人中筛选出来的，这个“小范围”主要是选区工作组几个成员和各个选民小组的负责人（兼任选区工作组的副组长）。陈明（17）所负责的办公室组织本单位的选民小组，他的一个下属同事被指派为选民小组组长，参加了酝酿。陈明（17）回忆当时的情景：我的同事从酝酿会上回来告诉我（酝酿过程），大家当时都傻眼了，那么多各单位推荐的候选人，谁该上、谁该下根本没有操作条文细节。大家都在争，都不愿意自己单位推荐的候选人被“酝酿”下来。我们单位有五个推荐候选人，最后经过妥协，保留了一个。其他单位也砍掉几个。就这样逐渐地砍，最后筛选出三个正式候选人。当时的场面很热闹，听起来是很搞笑的事情，我同事都没弄明白，到底为什么是这三个人而不是其他三个人。五个人开会就把我们那么多人选出了的一百多个推荐候选人都“砍”掉了，凭什么？何京（24）参与组织了这次民主选举，他对选举程序比较了解。一起参加访谈的吕英（25）对这次民主选举的具体过程并不很了解，并且在一些看法上与何京（24）有分歧。在访谈中有一段是两个人的直接对话，我作为访谈者一时反倒成了局外人。将两个人的这段对话单独摘出来，我们可以从一个选举组织者的角度来直接了解酝酿的过程和思路：吕英（25）：“前一段，好像我们那里就在选人大代表。”
何京（24）：“当然啦。我可以算是组织者吧。”
吕英（25）：“为什么我没有参加候选人提名呢？”
何京（24）：“各（党）支部都提了，你不是党员，你怎么知道？”
吕英（25）：“党支部？这可是人大代表。”
何京（24）：“要有组织嘛，这样也方便。”
吕英（25）：“有多少通过提名的？”
何京（24）：“十几个吧。”作者注：应该是初荐后经酝酿以备确定正式候选人的名单。
吕英（25）：“只有10个人？我们那里光大企业就上百家。好多人都没有提出来吗？”
何京（24）：“要经过一个初选。有的提出来了，但提的人少呀。比如说，这个人得10票，这个人得30票，那个人得60票，有的人得100票。起码排名靠前的吧，比如60票以上。”
吕英（25）：“60票以上的？凭什么呀，不是规定10票以上就有被推荐做候选人的资格吗？”
何京（24）：“那就太多了，操作不方便，没法确定正式候选人。”
吕英（25）：“不光按排名来的吧。”
何京（24）：“会有一定的引导。”
吕英（25）：“这十几个通过提名的怎么成为正式候选人的？”
何京（24）：“有配额，有筛选。”
吕英（25）：“是有关部门商量的吗？”
何京（24）：“不这么简单。首先要经过政审，历史有没有问题。另外，要知名度比较高的，收入比较高的，要代表老百姓呀。不能一个蹬三轮的，十个人选你，你也能上去，你代表得了吗？”
吕英（25）：“蹬三轮的怎么了，这就是人大‘代表’的意思嘛。”
何京（24）：“是，我并不是说对他这个工种有成见，是说他（代表）应该是在一个领域拔尖的。”
吕英（25）：“就是说，有关部门有一个认定的过程。”
何京（24）：“对。”
吕英（25）：“那么把关的时候他们（被推荐候选人）的资料是谁看的？”
何京（24）：“有选举小组呀。”
吕英（25）：“选举小组能代表我们选区的几万人吗？”
何京（24）：“当然了。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我知道很多人有不同看法。”
吕英（25）：“其实，我们那里是怎么操作的，我还真不清楚，只是听别人说起过这些选举里出现的问题，所以我也想趁这个机会问问我们那里的情况。”
何京（24）：“还是那句话，有一个引导是应该的，正常的。所谓代表，你在一些领域应该有些成就，在群众里面应该是上层的。”上述有关“酝酿”程序的设置，可以从操作成本上加以解释，毕竟用预选的方式解决要增加选举成本。但有些被访者并不认同，因为毕竟规定了“必要时也可以进行预选”，如果要节约成本，干脆连推荐也可以省了。另一种解释是法律条文本身需要不断完善，但在如此详细的选举细则中，对于这么关键的条文，为什么恰恰出现了如此含糊和具有争议的条文，并在多次修正案中没有引起注意？陈明（17）的理解是为了便于控制选举过程，即能保证一些初步候选人进入正式候选名单（如体现代表的社会构成比例），也能避免一些初步候选人进入正式候选人名单：这样多好，可以从大名单里挑出自己想要的人，从技术上加以控制选举。在政府基层部门工作的尤军（23）谈到了一些比较“难对付”的人大代表，经常对政府部门的工作提出批评。当这些代表在进行换届中进入初定名单后：在确定正式候选人的时候，也想把他们“酝酿”出去，但在操作的时候往往很小心。他们得票比较高，如果没有成为正式候选人，会引起影响，如果向社会上、媒体或一些领导那里反映，不好应付，这些代表自己也不会善罢甘休。另外，在针对这次选举程序所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大讨论中，还出现了没有被列入正式候选人名单的“独立候选人”。根据选举细则第四十六条，选民在填写选票时可以在正式候选人之外“另选其他选民”。关于选举中出现的独立候选人现象，可参考若凡：《北商博士自荐当选全纪录》，载《凤凰周刊》总第135期；李堕、唐益：《协商、预选与人大代表选举的公平》，载《新闻周刊》，2003年1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