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内在冲突“酝酿”的争论（3）
综上，中间阶层对于政治选举所投入的热情并不高。这种情况与一些村庄进行海选时村民所投入的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中间阶层的参政素质要远远高于一般的村民。其实，这种反差并不难理解。中间阶层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强，对现行选举可能更主动积极，也可能更被动消极。如果中间阶层认为选举是有意义的，选举程序是公正、公开的，就会比一般人更积极参与选举；相反，如果中间阶层并不这样认为，他们会比其他人更为消极，甚至抵制选举。专栏我是如何被“协商”下来的*
我所在的选区，共有各种社会单位102个，选民2541人。11月10日，我们选区公布了选民名单，11月16日，举行了第一次选民小组会，提名初步代表候选人。我和另一位同事被提名为初步代表候选人。11月22日，选区公布了初步代表候选人名单，共提名产生了25位候选人。
27日上午，我单位的选民小组重新开会，协商正式候选人。征求意见名单有4人，其中有我。这次征求意见，仍然采用签名的方式进行。同意谁，就在谁的表上签字。有的选民小组因为老师有课，采取打电话逐个征求意见的办法确定候选人，签名由别人代替。选民小组长在征求我意见的时候，我说：“虽然把我放进去了，但我还是想知道，这个名单是根据什么拿出来的？”* 袁达毅：《协商、预选与人大代表选举的公平》，载《新闻周刊》，2003年12月8日。后来得到的解释是，几位领导都声明退出了。十几位组长也议了一下，提出了几个条件：一是要体现单位特点。因我们是教学单位，从教学第一线出代表比较好；二是能对我们区的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三是有参政议政能力；四是能孚众望，能代表民意。除去几位年岁大一点的，剩下的就我们4个人的提名票最多。
提出这些条件似乎很有道理，但不合法，因为它随意限制了公民的被选举权。
如果提出上述意见供选民协商时参考，我也说不出什么来，因为提出来的毕竟是参考意见。问题是，征求意见的名单，不是经过选民协商后得出来的。第一次协商的结果出来了，我得了200票，其他几位候选人分别是149票、72票和59票。
下午，选区召开联组协商会。分会领导就代表的结构比例要求谈了意见，进行“引导”。联组长介绍了协商产生的代表候选人情况，然后就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问题进行讨论。初步确定党派推荐的候选人、我们单位的一位候选人和其他单位的一位候选人作为正式候选人的人选，拿到各选民小组征求意见。我在分会“引导”时被联组会议“协商”掉了。
28日上午，我找机关党委书记要统计结果。之后，我到选区办公室询问有关情况。我问，协商怎么不根据选民的意见进行？一位女同志说，是根据联组长的意见确定的。我问，我们单位的联组长是否尊重选民意见？她说，在联组会议上，有两位组长主张定你为正式候选人。这时，一位年长的男同志说：“你怎么能把具体情况告诉他呢？”我说：“我是选民，又是初步候选人，当然有权知道具体情况。”下午两点，我约见了分会的一位领导。这位领导说，我们选区共有17个联组(其中我们单位4个)。1人有事未出席。16人参加会议，确定的那三位候选人分别是16票、15票和9票。“你得的是2票。”我问联组是根据什么来表决的，回答是，“根据各组介绍的情况表决。”
就这样，正式候选人的人选，经大多数不完全认识和了解初步候选人的联组长们讨论表决后，由分会初步确定了。这位领导问我程序上还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我能说什么呢？在这次选举程序安排上，北京市规定的是正式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不安排初步候选人与选民见面，选民和联组长们自然无法较为全面地了解每位初步候选人的情况，联组长们也就只能根据分会的“引导”和各组的介绍来讨论谁比较合适了，联组长们没有什么错。分会进行“引导”，为的是解决代表的结构比例问题，理由也很充分。联组长们根据“引导”和情况介绍进行讨论和表决，分会再根据表决的结果初步确定正式候选人的人选，形式上也没有什么不对。总之，都有很充分的理由。对此，我只能认可。
尽管如此，我还是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一是应当将第二次选民小组会议协商的统计结果发到各选民小组，让选民了解情况，选民有这样的知情权。二是应该进行预选，由选民投票来决定候选人。三是在预选之前，组织第一轮协商产生的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让选民了解候选人。四是在有争议的情况下，扩大差额比例。
一位多年从事选举工作的干部曾告诉我，人大代表选举的民主性，最充分是体现在提名上，只要有10人联名，想提谁(只要是本行政区内的任何一位选民)，就提谁；而民主的最大特色是协商，优化代表结构比例、照顾方方面面和落实组织意图。这真是再精辟不过了。我虽然先后参加过3次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但对这几句话的理解，远不如这次亲身体验的感受深刻。
我曾在一本书中分析了提名、协商和确定代表候选人的民主性和优势，认为是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这次的亲身感受，给了我一个教训：在对实际情况不完全了解时，不要妄下结论。这种没有充分的民主做基础的集中，还是民主么？现在，我为当初的轻率而惭愧。
第二节民主理念与需求〖1〗一冷淡与负面中间阶层对政治选举的消极和抗拒并不难理解，这不仅与中间阶层所普遍拥有的较高教育背景和参政素质并不矛盾；相反，这种现象进一步表明了中间阶层较其他社会群体具有更高的参政素质，因为他们全面质疑了选举的意义、公正和公平。从而，可以认为中间阶层以实际行动表达了一个信息：他们相当程度上已经接受了现代政治理念，特别是民主理念。对于在农村基层参加“海选”（直接选举的一种俗称）的村民，可以认为他们具有选举热情，却不一定有什么抽象的民主理念，推动他们参与选举的是直接的利益动机。对于中间阶层，则可以认为他们虽然在参加政治选举中没有热情和驱动，但具有更多的民主理念。
然而，研究事实表明：相当部分中间阶层并不喜欢“民主”，并举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辩解。如果把村民所具有的民主理念程度看做基准的话，那么有些中间阶层所具有的民主理念程度则是个“负数”。这同样与中间阶层的较高教育背景和参政素质不矛盾，因为他们的消极民主理念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对民主理念的无知。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酝酿”的争论（4）
中间阶层对自己民主冷淡主要有下面的一些解释：
①认为民主建设的现实条件不成熟。
非常多的被访者提到了民主建设所需要的各种现实条件，特别是民主建设主体的民众素质问题。孔楠（22）认为国家的发展程度与民主建设息息相关，现实还没有发展到推动民主进程的水平：民主对一些发达国家可以说很好，但对于一些不发达的国家还是早了些。中国整体上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更多的被访者认为民众的素质不够高，特别是农民的素质不高。施全（29）认为中国农民太多，素质不高，判断能力不够，信息来源缺乏：对于他们来说，选出一个合适的国家领导人很难。而在其他国家，中产阶级很多，大家都受过很好的教育，选一个合适的领导人比较容易。赵岚（07）则认为法制观念和法制环境是民主的前提，而中国民众恰恰缺乏这些，原因在于在民众在从小开始的素质教育中没有这部分重要内容。从而，民主建设缺乏推动力和维持民主的保障：民主需要素质，素质太低怎么实行民主？中国老百姓的教育素质不够，特别是法律素质不够。法制环境很重要，因为民主是一套规则，要法律来保障，不懂法律怎么贯彻民主规则？可是现在的法制环境真的太差。课本上也许有一点法律方面的知识，可是那些知识根本就不够用。比方我，除了知道杀人放火是违法的，别的我就不知道了。在国外成年人考驾驶执照的时候，还给小孩子模拟交通环境，让他们从小就有交通意识和知识。这很重要，因为交通知识不光司机要有，所有出门走路的人都要有。同样，民主规则不光政客要有，一般的选民也要有。我们现在走在大街上，好多人都不认识交通标志。我们从小就缺乏法律方面的教育，所以法律意识很低。这和中国的传统有关系，古代就缺乏法制精神，到了近代就更厉害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根本就没有法律了。虽然现在好多了，但还是不行。②认为民主并不是现实急需。
相对于经济发展和生存而言，一些被访者认为民主建设应该排在后面。比如，杨波（20）就认为，首先要所有的人都有了生活保障之后才能谈民主：中国有句古话，叫“仓廪实而知礼仪”，就是说满足了基本需要，才能考虑其他的。民主也是这样，如果有些人肚子还填不饱，哪有心思考虑民主？冯涛（18）认为当前自己能解决问题的途径很多，特别是可以通过个人的奔走和制度法律的约束来解决问题，民主制度建设相对来说无关紧要：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我有什么困难、问题，解决的渠道比较多。我可以直接找他辩论，直接找他的主管部门投诉，通过法律手段都是可行的。单位任何事都有它的规章制度，我觉着如果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话，我可以拿着规章制度去找他。有很多解决问题的途径，没有必要通过民主选举什么的。人大代表可以帮我们反映一下意见，但那些东西可能和我关系并不直接，比如一些科技发展规划什么的。相反，冯涛（18）认为在农村和基层的民主建设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吏治不好、干部素质不高的地方对民主的需求很迫切，可以防止腐败和专横：我感觉，民主选举能真正代表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还是在基层，比如在农村、在县城，大家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机会很大，需要有人来代表他说话，这是很重要的。在北京环境很好的，但是我觉着在农村、在基层民主是很必要的。在那样的地方的一些干部素质很低，没有民主的约束，他们对老百姓的人身、财产危害很大。一向喜欢思考、性格冷静的尤军（23）也认为，民主对大部分人来讲不是很急需，急需的是生存。有的人连基本生存都没有保证，不会考虑民主的问题。
③认为民主是虚伪的理念。
尤军（23）似乎更倾向于精英主义，认为即使建立了民主机制，也改变不了少数精英垄断政治资源的现实，不能对民主政治寄予太大的期望：再民主的机制，最后还是精英控制，精英控制资源、控制选民，有时候技术力量能够把真正的选民意愿过滤掉。所以说，民主说到底是通过“精英控制精英”来达到民主的效果，不能对所有人都完全平等、都投票来选举领导人寄予太理想化的期待。有些中间阶层对民主本身表达了不信任，认为民主是虚伪的。当韩娟（12）表示愿意参加比较透明的民主选举时，沈智（11）则觉着民主选举本身不可能真正透明：凡是选举没有透明的，国外也那样，一些事情想让你知道你才会知道。就像选州长一样，那些候选人，老百姓知道他是谁吗？我在电视上看日本的选举，也是拿着大喇叭喊，记者问一个日本选民：你认识那个候选人吗？他说不认识。又问他：你为什么选他？他说的特好玩，说就看人名，哪个人的名字好听就选谁。你想多可笑呀！再明白不过了！你不要把国外的选举想得多透明。也是一样的。咱们这次选举在选票上有四个人名，名字下面也有简历，原来是做什么的，有什么业绩。可是看了这个简历你就真的了解他了吗？即使他做了演讲、做了宣传，谁能保证他说的就是真的？吴芳（30）用词更专业一些：民主就是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很多时候民主是个幌子，流于形式，包括西方的民主。在西方很多人都接受这种理念，就是少数人的权威比民主决策往往更加明智，从成本上来说更低。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不是公民参与，而是职位很高的人要守规矩，讲法治。有些人以权代法，存在许多特别恶劣的事情。民众参与不能期望太高。④怀疑民主的现实政治功能。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酝酿”的争论（5）
吴芳（30）肯定了民主建设的重要性，但同时认为许多问题的解决并不能依赖民主，渐进式的改革更加有效：民主本身是必要的，虽然它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必须循序渐进，不能期望一个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还是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慢慢改。李亮（03）认为卓越的政治领导人是逐渐培养出来的，要具有特殊的素质，而不是凭民众的个人喜好能够选出来的：中国这么大，问题这么多，领导人可不是谁都能当的，一定要用对人。合适的领导人要慢慢培养，不能你得票高就上去干了。何京（24）强调政府部门的控制作用。他作为组织干部，直接组织了这次换届选举，认为在政治上对候选人“把把关”还是很必要的，“看他历史上有没有问题”，“政府有什么样的需要”。他举例子说：现在需要知名度比较高的，收入比较高的，你要代表老百姓呀。不能一个蹬三轮的，十个人推荐你，你也当选了。⑤强调民主的负面影响。
许多被访者提到，民主也有一些负面影响，如容易导致混乱。王慧（19）就认为，民主重要，但“不能完全民主，要不就乱套了”。孔楠（22）认为，“民主选举会造成更多的混乱，不利的成分还是多。”何京（24）也认为中国民众的文化程度不够，如果急于建设民主，可能会误入歧途，导致政治领域的无序性。
这种观点似乎有政治权威主义的味道。比如，朱海（05）认为民主要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之上，稳定比民主更加重要：要民主没错，但民主是在（有效）控制之下的民主，在稳定的前提下才有民主，没有稳定的框架，怎么能民主呢？严伟（16）把民主的象征意义看得比实际意义更大：也不是民主不急需，关键是如何操作民主的进程，不引起社会动荡。何京（24）认为台湾是民主“恶果”的典型例子，政治上充满了诽谤攻讦，对于社会来讲并不是好事：它确实讲民主，可是太没有规矩了。好家伙，电视、媒体、报纸上对陈水扁、连战什么都敢说，确实民主，但我不认同。他们的选举竞争总是相互提一些负面的东西，你揭我的短，我揭你的短。我觉着该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但首先应该是善意的。你要是为了国家，可以通过一些渠道或组织表达一些意见。很多负面的解释将民主看做效率的对立面。这种说法强调，严厉控制对于政策推行是重要的，而民主是缺乏效率的。严伟（16）就认为强势政府在当前非常重要，民主的象征意义比实际意义更大一些：对于一个转型国家来说，政府控制严一些可能比较好。好多措施，如果没有强势政府可能推行不下去，形成不了一种活力。高效的独断机制还是有它的好处的。沈智（11）同样认同“专政”对效率的重要性，并举出了“申奥”这个例子，说明举国体制在许多领域中的不可替代作用：专政有专政的好处，最简单的是要办一件事很容易办成，比如申奥，就是一句话的事，全国都是一盘棋呀，要是你反对、他反对就决定不下来了。不要民主，决定做一件事会很快，很多东西做事效率会很高。中间阶层上述解释自己民主冷淡的理由，听起来都相当地“理直气壮”。
毋庸讳言，这种现象的出现，与研究者在展开野外访谈调查之前的主观“设想”差距很大，甚至正好相反。事实上，无论从主观推断上，还是从各种国内外的研究材料中，我们都很容易倾向于这样的结论：中间阶层也许是保守的，但中间阶层是最容易接受现代政治理念的，特别是民主理念。
这样，当前中国城市中间阶层对政治理念、推进民主建设需求的消极，就成为一个不太容易解释的现象。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拜佛主义”的民主需求（1）
中间阶层的民主需求冷淡一定程度上在于“拜佛主义”倾向。
中国人传统上喜欢烧香拜佛。即使现在，我们在旅游景点的大小庙宇中仍然能看到各色人等很虔诚地拜伏在神像佛龛之下，其中不乏“有头有脸”的人物，说明这种现象和社会层次关系不大。但我们却不能就此说中国的佛教徒人数众多。因为中国人拜佛大多比较功利，平时并不会有意识地、虔诚如一地吃斋念佛、积德行善，只是到了有求于神佛的时候才想起要拜一下，并不惜重金许愿。春风得意的人是很少想起要拜佛的。而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徒所信奉的是一种信念，与功利无关，不会因有求于神佛才敬佛，也不会因无求于神佛而不敬佛。另外，拜佛在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中并不是解决问题的首要选择，而是其他选择难以如愿的最后一条心理防线。
这种倾向反映在政治领域，就是中国城市中间阶层对于民主理念的功利性和短视性，可以称之为民主理念和需求上的“拜佛主义”。
毫不夸张地说，民主理念相当程度上成为了一种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可以与宗教崇拜相提并论。社会之所以需要民主，可以有两个理论出发点。一个是功利主义的，认为民主是可以促进公共利益、避免公共权力失控的制度安排；一种是价值性的，认为民主本身就是不言自明的价值诉求。西方学术界有人把它们概括为“保护型民主”（如三权分立）和“发展型民主”（如人民主权理念）两种模式，参见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第一部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达尔则概括为麦迪逊式民主和平民主义民主。参见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无论这两种民主模式存在怎样的理论分歧，经过思想启蒙运动和若干世纪的文化传承、制度建设，民主理念本身作为文化价值已经深深地烙在了西方民众的意识之中。
与西方不同，民主之于东方，更多地出于功利的目的，也就是“拜佛主义”倾向，期望民主这尊“佛”能够直接解决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基本权利保障等诸多现实内容。而且，对民主所能带来的现实期望是短视的，并不会“未雨绸缪”，先推动民主建设而后期望民主成果。相反，只有在已经产生了诸多现实需求，而现有的社会资源取得方式不能满足这些需求的时候，才会想到要“拜”民主这尊佛。而且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在亲身体验了民主所具有的优势和所能带来的利益之后，才会产生民主建设的诉求；否则，宁愿寻求其他途径来实现利益诉求。这样，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也并不稳定，一旦利益诉求不能凭借民主制度得以实现，会轻易地推翻它。
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城市中间阶层来说，产生民主需求需要双重条件，一个是民主启蒙，另一个是利益动机。而且，这两个条件并不是平行的，相对于利益动机，民主启蒙是首要的。因为，在缺乏民主启蒙的条件下，中间阶层为实现其利益动机，宁愿选择其他对于他们来说更熟悉的诉求方式，如权威主义，而不是非本土传统价值的民主理念。也就是说，如果经过了民主启蒙，即使利益动机不强烈，也会产生民主理念和一定程度的民主诉求；如果没有经过民主启蒙，即使利益动机很强烈，也不会将利益动机引向民主理念的建立和对民主的需求。这种民主需求的双重条件和优先顺序要求，使得在接受民主理念上显得比较困难，容易导致民主冷淡现象。
说到底，“拜佛主义”反映的是东西方在接受民主观念上的文化差异。民主理念是一种纯粹西方的价值传统，这种政治文明成果在当前的世界中是否具有普适性，是个充满争议的课题。但本土文化对民主实践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任何学者都不能否认的。他们的争议在于，民主的普适性能否克服这种本土文化的差异，超越传统价值观念，成为新的主流价值观。
中间阶层是社会骨干阶层，作为社会转型中所分化出的新生力量，拥有较高的教育背景，接受了许多新事物和观念，其中许多来自于西方。但民主启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对于其他阶层如此，对于中间阶层也是如此。正如朱海（05）所说：“我们这个民族还是一个习惯被统治的民族，严厉的制度约束还是适合中国的，至少比较稳定。”只不过，中间阶层对新价值观念的接受速度较其他阶层要相对快一些，在接受程度上要相对高一些。
对于当前的中国城市中间阶层来说，社会现实为民主需求所提供的条件恰恰还不充分，从而导致了他们的民主冷淡：缺乏民主理念启蒙，缺少利益动机，利益动机的实现有其他替代性的诉求方式。这些社会现实条件的约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①舆论长期引导所产生的效果，直接延缓了民主启蒙的进程。这种舆论引导的效果，对于整个社会民主理念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是深远的。甚至，这种引导经过长期沉淀，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意识形态式的影响。这种意识形态影响与其他类型的意识形态影响具有共同的特点，比如程式化、不加分析、无可置疑等。即使对于那些具有较高文化层次和分辨能力的中间阶层来说，这种影响也已经潜移默化在价值观念中。
比如民主建设与民主素质问题。本研究中的很多被访者以国民素质不高作为否认民主建设可行性的首要理由。然而，当前国内的民主实践恰恰是从“素质最差”的农村村民开始的；相反，素质高得多的城市居民并没有实践更多的民主内容。已经有研究数据表明，在对农民选举意识和选举的调查和分析中，各种类型的选民意识和选举行为积极性的调查数字都反复显示，农民表现的选举积极性明显高于城市居民。在对不同职业的选举者的态度调查中，农民的选举积极性排列相当靠前，高于其他许多职业身份的人，包括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国农民的素质对他们的选举积极性并没有形成障碍。然而，认为农民素质低却成为一种习惯的看法。在调查中，有一个让选民评价谁参选积极性高的问题是“您认为哪些人会积极参加选举投票？”，共列举了以下六种人：第一，党、团员、干部；第二，知识分子；第三，学政治、法律的人；第四，农民；第五，普通市民；第六，私营业主、个体户。经统计排序的结果，农民被排在最后一位。参见蔡定剑：《公民素质与选举改革调查》，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拜佛主义”的民主需求（2）
至于其他现实条件的约束，如经济不够发达，公民法制观念不强，同样也难以站住脚。因为农村的这些条件也只会比大都市更差，不会更好。在稳定与民主的关系问题上，至今没有任何确证的国内经验证明民主必然带来不稳定。同样，在民主实践缺失的情况下，判定民主理念的虚伪性，把民主看成效率的对立面，怀疑民主的现实政治功能，与其说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不如说是一种舆论长期引导所造成的潜移默化的观念沉淀。
②中间阶层缺乏接受民主理念的利益动机。从利益动机可以解释村民的选举参与热情，也可以从利益动机来解释中间阶层的政治选举消极。因为中间阶层理性地认识到，这种正式的民主参政渠道并不会带来实质性的政治话语权。同时，中间阶层在当前的社会资源分配格局中，整体上并不是受剥夺者；相反，他们具有各种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对于城市中间阶层来说，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具有相对分离的特征，民主权利的缺失并不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利益。所以，中间阶层对于民主的诉求大多落脚在在基本权利的维护上。而在基本权利领域，中间阶层相对社会基层拥有多种自我保护渠道。
而村民参与选举的直接动机是经济利益，解决的是村庄里财务不公开、经济决策不民主、村干部贪污腐败等问题。这样，相对于村民来讲，中间阶层民主需求的动机被大大弱化了。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一旦中间阶层感觉利益受到了剥夺，他们通过政治手段来进行解决的动机会不断增强，民主需求随之产生。冯涛（18）的解释正好反映了中间阶层的这种普遍心态。他就认为个人性的解决问题途径很多，不必要通过公共性的民主制度；相反，因为农村基层弱势群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较少，他们利益的维护就特别需要这制度性的保障。
中间阶层现在仍然能够参与分享经济持续发展这块大蛋糕，经济成就相当程度上抵消了对民主需求的压力。何京（24）对这个问题的描述比较通俗：现在对民主还不是很迫切，毕竟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好的，可以拿这个说事。你即使不能认同我的政治，但是我在经济上还可以，说明我还是有成就的，说明我的执政能力还是不错的。否则的话，对民主要求的压力就大了。但对于社会底层来说，经济整体发展的利益并没有太多流向他们，甚至许多人在绝对状况上还有恶化倾向，他们具有更多的求变需求。如果能够提供给他们这种民主机制，并承诺能够实现各种诉求，“饥不择食”的他们会很容易接受。当然，这种情况与民主需求的双重条件并不矛盾。我们不能说热情参加选举的村民跨越了民主理念的启蒙过程，更不能说他们已经接受了民主理念。民主机制对于他们来说是被动接受的新鲜事物，至少在开始阶段如此。对于社会基层来说，利益诉求同样不会自发地导向民主需求，而且相对于中间阶层更难。
③中间阶层缺乏现实中的民主经验，难以将利益诉求引向民主需求。中间阶层已经习惯了没有民主体验的社会生活。民主机制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个很陌生的事物，绝大部分人并没有真切地体验过。根据达尔的判定原则，真正的民主必须包含两个最基本的元素：一个是参与，一个是竞争。Robert Dahl: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然而，在当前的民主制度中，这两个元素都从现实中缺位。从访谈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中间阶层对民主的看法是矛盾的。他们往往很难直接否认民主，正如亨廷顿所说：“一种世界性的民主精神应运而生。反民主的公开观点作为一种概念已经几乎完全在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公共辩论中消失了。”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5页。对于中间阶层来说，民主好像是个好东西，至于民主到底是什么东西，却语焉不详，也没有人经历过。而且，在缺乏现实经验的条件下，中间阶层又接受了舆论引导的作用，这两种现实条件的合力，进一步加强了中间阶层民主需求观念的缺失。
与“因缺乏现实民主经验而否定民主”的效果相反，民主建设本身可以创造对民主的需求。尤军（23）就提出来这种看法。他认为，民主的需求可以看成商品的需求，在没有出现这种商品的时候没有需求，而在出现的时候可以刺激需求。他说：很多情况下需求是变化产生的，变化可以创造需求。现在没有这种机制，很多人对它非常冷漠。一旦有了这种民主机制，它就可以创造需求，可以激发出来参与热情。很多人没有热情，是因为他知道这种选举对他没有作用。如果选出的代表能够表达他的声音，他就有了民主需求。民主需求是可以创造的，就像很多商品也是这样，在没有出现的时候大家没有想到需要它，一旦有了，用起来感觉不错，这种需求就建立起来了。三启蒙的迹象与变数
我们能够确信，当前大部分中间阶层对于民主建设和理念持冷淡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中间阶层都持民主冷淡的态度。在上节的讨论中，中间阶层对于民主选举的态度总体上并不积极，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许多人认为选举并不是公开和公平的。同时，一些中间阶层被访者很自然地谈起对公平、公开选举的需求。而且，如果他们在身边现实社会生活中遇到困扰，同样可以联想到民主的需求。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拜佛主义”的民主需求（3）
卫成（01）和蒋丽（02）都表示，现在的选举形式意义大于内容上的意义。如果是真正公开公正的选举，他们愿意参加。韩娟（12）对民主的态度比丈夫沈智（11）更积极一些：如果他们（指候选人）在小区里演讲什么的，说给大家办什么事，让大家都了解他，信任他，我认为这样的选举还是有意义的，如果出现在我们小区里面，我愿意参加。在谈到民主这个话题，钱民（13）联系到了自己的单位，认为民主可以对单位领导形成约束，可以健全管理和分配机制：民主还是需要的，不管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小集团，包括一个小的企业，一个小的部门。没有民主确实很难办的，我们单位就是，领导一个人说了算。很多事情他的思路有问题，别人的意见他根本不听，因为他有权力。他的妻子孙敏（14）把民主的需求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她从知情权的角度来看待对民主的需求，认为了解真相是实现社会参与的前提：我觉着（民主需求）很迫切。民主是带有正确导向的东西。你首先要让民众有知情权，是不是？你能知道事情的真相，人的真相，国家的真相。在平常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体现出我们的民主权利，总是别人说了算。就是没有一种参与的感觉。我们的意见也不过在底下说说而已，没有人来听。吕英（25）则完全接受了民主的理念。自从参与班上同学（在职研究生）组织的网上论坛，她开始关注政治和社会。在逐渐融入论坛的过程中，兴趣越来越大的她看了一些书籍，已经可以有理有据地和同学进行讨论了。对于吕英（25）来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民主启蒙过程，没有直接的利益驱动，却从价值观的层次上接受了民主理念。
实际上，许多中间阶层所持的并非纯粹的民主冷淡态度，而是一种自相矛盾、有些混乱的观念。比如，何京（24）对民主持许多负面看法，同时他也认为当前的腐败现象就是民主制约缺失的结果。这种情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中间阶层正在处于民主启蒙阶段，所以产生了传统观念与现代理念的冲突，所具有的民主观念复杂多变；中间阶层的民主启蒙还远远没有完成，所以他们更多地表现出民主冷淡的态度。我们描述了当前中间阶层的现实状态，并进行了解释；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不能确信其方向，但确信存在变数，作为社会新生力量的中间阶层绝不会原地踏步。
在访谈中，何京（24）与吕英（25）由于对民主选举和民主价值存在分歧，他们的这段对话很真实地反映了中间阶层民主观念的复杂。将这段话单独摘编出来，供读者自己判断和思考：何京（24）：“我上网看了最近的‘宝马案’，2003年10月16日，哈尔滨市无业人员苏秀文驾驶宝马车，将一卖葱农妇撞死，并致多人受伤。此后，围绕肇事者漠视生命、其家庭背景、调查与判决公正性、富人现象等问题首先在网上热烈讨论，随之引起整个社会媒体与舆论的关注，称之为“宝马案”。细节可参考当时的相关媒体报道。不管具体细节怎样，里面确实有些特权在起作用。这种事在法制社会是不应该的，所以我觉着中国确实需要民主。但在中国，‘人’的文化程度还不够，如果你急于建设民主，可能会误入歧途，像台湾似的。”
我（25）：“你怎么理解台湾民主的情况？”
何京（24）：“它确实讲民主，可是太没有规矩了。好家伙，电视、媒体、报纸上对陈水扁、连战什么都敢说，确实民主，但我不认同。他们的选举竞争总是相互提一些负面的东西，你揭我的短，我揭你的短。我觉着该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但首先应该是善意的。你要是为了国家，可以通过一些渠道或组织表达一些意见。我觉着咱们现在的一些东西比较好，而且也在进步，比如北京的交通，以前都是交管局来管，怎么也管不好，现在开始征求大家的意见了。”
吕英（25）：“交管局管不了了才征求意见吧？”
何京（24）：“你甭管他管得了、管不了，你逼着它这么做也是进步。所以我觉着民主当然应该搞，如果不搞的话，有些人会乱来。现在的高官为什么腐败的这么多？如果民主监督比较有力的话，这些问题怎么会产生呢？所谓没有监督的权力，就是……”（作者注：没有说下去）
……
我（25）：“你觉着发展民主重要吗？”
何京（24）：“现在还不是很迫切。毕竟现在的经济还是发展得比较好的，有什么问题可以拿这个说事。我觉着这是个过程，是必须要经过的过程。我一直强调这是个过程，要相信过程。它（民主）是在不断地演变的，不断地完善，不可能一步就能实现。”第三节社 会 运 动
前面讨论的人大代表民主选举是一种典型的常规政治参与。除此之外，政治体制基本上没有为其他非常规政治参与形式留下足够的空间。社会运动就是一种非常规政治参与形式，它和常规政治参与不同，具有偶发、组织松散和理性程度不高等特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规模动员的社会运动并不多见。近年来，惟一可以称为社会运动的只有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北约导弹轰炸事件所引发的国内抗议运动，其影响至今挥之不去。本研究中的许多被访者者仍然对5年前的这一事件记忆犹新。所以，在访谈中谈及社会运动这个话题，许多被访者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一事件。本节以被访者对这一事件的回忆和反思为线索，探讨中间阶层在社会运动中的行动取向。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运动中的各种角色
社会运动不会为具体个人带来直接的利益，它之所以能够激发起参与者的热情，需要一种狂热情绪的支持。下面是一些成都市各界群众在事件中游行示威的媒体报道摘录：摘自《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等媒体在1999年5月8日、9日的报道。近万群众高唱国歌，有人举起一面五星红旗……
学生们将悼念死难者的花圈挂上了美领馆铁门……
凌晨，绝大多数的示威者回去休整，养精蓄锐，坚守阵地的数百名学生在街边，在冷风中，怀抱悲痛……
家住成都铁路新村的叶建明先生精通日、德、英语。8日夜里用英语写了一份“抗议书”，昨天上午和妻子一同来示威，准备将抗议书递交美领馆，可是对方无人敢出面接受……
他盘腿而坐，面前的地上放着两张报纸，报纸上用毛笔粗粗地写着“向遇难者志哀!谴责北约暴行!”他的脖子后面还挂着一张报纸，上写“强烈抗议!等待声援!”人开始越聚越多。2分钟后，有人开始带头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
热心的公司与市民们主动为示威者送“爱国水”，报纸脱销，反战文化衫受宠，网上声讨北约，一名“的哥”免费送记者，只求一篇好报道……
5月9日这个世纪之末最后一个母亲节上，成都举行了“今天是母亲节，我们的母亲正被蹂躏，我们要抗争!”的万人大签名抗议。在这种热烈气氛中，个人很容易被集体情绪所感召，一同积极投入到运动中去。即使如此，中间阶层在社会运动也没有表现出整齐划一的运动热情，而是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无论当时被访者们是否已经走出校门。热情参与者是社会运动中的骨干，却还有许多人并没有那么投入，有冷漠者，有独善其身者，有自称清醒者，有看热闹者，不一而足。还有一些人因故没有赶上这场运动。（虽然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小，却包含了各种不同的社会运动角色，为我们呈现出一个简单而概括的图景。除去偶然因素，这似乎也佐证了中间阶层在社会运动角色的多样性。）
当时参加过到美国驻华使馆游行示威的陈明（17），回想起当时的气氛，仍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当时在校门口挤满了准备出发的同学，大家群情激奋，打着各种标语，喊着口号，还唱歌。“团结就是力量”唱得最多，感觉很有劲，有要踏平美国的感觉。因为离大使馆太远了，所以学校派了车，但情绪激动的学生根本就不上车。校车一直跟了很久，稍微平息下来的同学才开始有上车的。听有的同学说，他们坐公共汽车去的，售票员没有收他们的票，还让同学到时候替他们也喊几嗓子。真正的冷漠者从内心对社会运动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意识。吴芳（30）回忆说，当时的气氛极度亢奋，但她并没有为这种气氛所感染，没有参加各种有组织或自发的活动，更没有去游行示威。她说自己平时就对这种“激进”的东西保持距离，并不是性格内向的原因。她平时和大家相处也很好，参与了许多社团、公益活动，只是对这些带有政治色彩的活动则十分敏感。吴芳（30）解释说可能是受了家庭的影响。她的外祖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冲击和伤害，并波及到了她的父母。父母当年“上山下乡”经历过很多艰辛，在政治和事业上受到很多坎坷。父辈的这些经历对吴芳（30）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她认为：我如果要参与政治，就要拥有足够的政治资源。有多大的资源，就做多大的事。我现在对许多事无能为力，为什么还要去参与它呢？于事无补，还给自己带来很多伤害。我说她比较冷静，她自嘲地纠正说：应该叫冷漠才对。我对于帮助别人比较有热心，但不会通过参与这种政治性的事来表达我的热心。所谓的清醒者与冷漠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经过了审慎的思考，否定了参与社会运动的意义；后者不必要经过思考，仅凭直觉远离了社会运动。周燕（04）对于当时的情景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是晚上七点多钟的时候，听到有人喊“炸大使馆啦”，我知道怎么回事后很气愤。当时我们宿舍挨着操场，没有多长时间，就听到有人摔盆子、摔碗，大喊“赶快去游行呀！”我当时记得很清楚，这些摔东西的是一些小混混。我当时就清醒了，觉着如果和这些小混混一起游行，除了搞破坏，根本达不到抗议北约的目的。所以，我决定不去参加游行了。冯涛（18）也没有参与当时的抗议运动，并且振振有词：我觉着很搞笑的，有什么好抗议的？你抗议他干什么？世界本来就是竞争的，我觉着大学生应该有一个理性的思考在那里。你去哭，你去闹，根本不解决问题。你去砸人家大使馆干什么？大使馆不就是几个人家国家的代表吗？你看清一些事情的本质就行了，你去哭也好，闹也好，像我这样无所作为也好，都没有用。这些国际冲突是建立在战略力量对比和利益冲突上的。这也算给中国一个反思的机会吧。当然，现实中清醒者与冷漠者并不容易分开，两者经常是混合在一起的。许多冷漠者以清醒的借口远离社会运动，而清醒者的实际举动与冷漠者并无二致。
独善其身者从自身利益来衡量，认为没有必要付出代价。钱民（13）在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事件发生时，正面临硕士毕业。当时，他的一些同学参与了游行，他自己也有这种冲动，但最后还是没有参加。他说：当时最后一个半年，马上要毕业了，尽量不要出什么事吧，弄出什么负面的影响就不好了。而且当时写论文比较紧张。虽然政府没有压制游行示威，但我还是觉着，为了保险起见还是不要参加这些活动为好。独善其身者也会受到集体情绪的鼓动，但在衡量了利弊得失之后，会比较容易放弃对社会运动的参与，至少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如果说钱民（13）经过谨慎考虑决定不参与社会运动，那么王慧（19）则仅仅为了当时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困难而打消了游行的热情：我当时听说轰炸大使馆这件事的时候在办公室，感到义愤填膺，就鼓动大家一起去游行，支持大学生的行动。但后来发现从单位到大使馆挺远的，太累，还没有东西吃，就算了。热情消退之后，王慧（19）还找到为自己开脱的更充分的理由：我们这种地方做任何事情不像做学生那样自由，要考虑到单位里的很多东西。所以还是不要参与那些游行的好。看热闹者是出于一种好奇而参与到社会运动中。他们一旦遇到个人可能付出代价的情况，就很容易转化为独善其身者。卫成（01）声称：我去了，热热闹闹，就图个热闹呗，那么多人一起上街，我还没有经历过，感觉很新鲜。后来觉着没有意思就回来了。当时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的，如果我一个人也就不去了。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过后的冷静
在作为个体的环境中，和作为集体行动成员的环境中个人的感情、思想和行为等特征会有完全不同的表现。人们在智力、教育背景程度上可能差异很大，但他们在社会运动所迸发出的热情却是一样的，更多地依赖于非常相似的本能和情感。正如对群体心理有独到理解的勒庞所说：在属于情感领域的每一种事情上——宗教、政治、道德、爱憎等等，最杰出的人士很少能比凡夫俗子高明多少。从智力上说，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和他的鞋匠之间可能有天壤之别，但是从性格的角度看，他们可能差别甚微或根本没有差别。参见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译本第一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而且，中间阶层在社会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角色，如狂热者、冷漠者、清醒者、独善其身者、看热闹者等，在所有阶层中都同样存在。
但是，一旦离开容易激发集体狂热的气氛影响，或者在社会运动过后，个人从集体行动环境中重新回归，个人理性也会归位。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当年在抗议运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中间阶层对社会运动的反思和审慎体现出其特有的理性特征。
经历过1999年运动的一些中间阶层被访者当时还在大学的环境中。从某种意义上讲，学生永远是社会秩序的反叛者，学校永远是社会运动酝酿的大本营。学校是人群最集中的公共场合，在这种场合最容易激发出亢奋的情绪。当中间阶层处在职业场上时，被分割在无数大大小小的写字楼里，占据了严密科层组织结构中的某个位置，相互成为一个一个游离的原子。下了班，公寓楼的一个个房间成为中间阶层的另一个分割网中互不相干的节点。这样，中间阶层失去了社会运动必需的群体共鸣环境。而且，中间阶层在激烈的生存环境中承受着许多压力，理想主义对于他们来说有些奢侈。他们背负着亲朋好友与家庭的期望，对社会运动的参与得到的不是理解与支持，而是被斥为“不负责任”的异样眼光。无论中间阶层在社会运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在事情过去若干年后的今天，许多人都表示了对参加未来社会运动的谨慎或冷漠。
5年前陈明（17）曾热情地投入到游行示威之中，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感到热血沸腾。但现在，他对于社会运动的热情已经大大消退，至少不会奋不顾身地再次参加这些社会运动。在他的解释中，强调了脱离学生身份之后的责任感。我们之间的对话很有典型性：我：“如果现在还有类似的事情，但你已经工作了，位置也不同了，你还会参与吗？”
陈明（17）：“我绝对不会去（态度很果断）。我不在学校里，没有人激发我，没有这种氛围。当时有一种激情很强烈，周围那种氛围让人不得不参与到里面。”
我问：“假如你现在到大学去看一个朋友，又遇到了这种社会运动，群情激奋，你会参与吗？
陈明（17）：“嗯，还是不会去……很难讲……也可能会去，也可能不会去，至少不会像当年那样义无反顾地去了。”
我问：“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
陈明（17）：“工作后的人感觉不一样了。学生可以放肆一些，没有关系，社会比较容忍。比如在马路上跟人打架，派出所也不会太为难你，单位把你领出来就完了。如果工作了和人打架就不一样了，个人要为自己的举动负责任。这不光是个后果的问题，和激情也有关系，工作之后被磨掉许多激情。”相对于社会运动参与中的理想色彩，中间阶层更加注重实效和直接的利益得失。冯涛（18）看重自己的行为是否带来社会价值，他宁愿参加一些认为有意义的慈善性和志愿性的社会工作，并明确否认了社会运动的意义：我基本上不喜欢参加这种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觉着这些没有太大用。如果为某个人募捐签名，我愿意去。比如给艾滋病患者。感觉这些是有用的。你签一个名，捐一份款是对别人的直接帮助，其他东西没有用。相当多20世纪80年代末的大学生经历了其时的政治风波，施全（29）也不例外。但在这之后，他的整个价值观念发生了不小的转变：那是个比较大的转折，是对一个信念的改变。我开始不再想那么多忧国忧民的事情，只是希望自己能过得好，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里人过得好。再好的话，希望能让朋友过得好。如果真的有一天发达了，能够建学校做教育，这就是我后来的想法。我从原来比较务虚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比较实际的人，总是个好事吧。其实我觉着我是把自己原来的信念转变了，我想让自己过得好，然后想也让别人过得好。包括我现在做的企业，以及相关的一些事情，以后基本上以企业为中心做事。企业发展好呢，大家收益就会好一些。企业再发展得好一些，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我觉着很多员工，自己生活的好坏寄托在企业发展的好坏。让企业发展好，自己也能多赚钱。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主动的变化（1）
可以看出，中间阶层在运动过后，已经从狂热转化到冷静。同时，运动过后的冷静和未来下一次运动中的狂热并不矛盾，我们从来就不能否认这一点，因为古往今来的历史经验已经一再表明了惊人的相似。
然而，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当前城市中间阶层对社会运动的冷静态度已经发生了某种本质的变化。因为，他们的冷静更多地不是来自外界环境的“被动”约束，而是发自内心的对社会运动的“主动”疏远。即使将来他们被卷入新的社会运动，中间阶层的这种态度变化也会不可避免地对在新运动中的表现产生影响。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社会运动根植于政治与社会背景。社会分化从来都是导致社会运动的一个主要因素。在未来，如果要发生社会运动，其线索也很可能源自社会分化。同时，随着民众对于社会分化中各种现象的接受，社会分化对民众心理的冲击也会逐渐减弱。从第三章第二节的考察可以看出，中间阶层的社会分化与冲突意识并不强烈。也就说，中间阶层在社会分化中的心理调适减弱着社会运动发生的冲动，挤压着社会运动可能发生的空间。除非发生一些难以预测的突发事件，中间阶层对社会运动的参与热情已经大大下降。下面我和沈智（11）、韩娟（12）的对话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沈智（11）：“也许将来还会发生社会运动，不好说。谁也不敢说。”
韩娟（12）：“可我觉着如果大家的生活达到一定的程度，比较安逸，这种事会越来越少。因为很安逸的话，就不想打破这种平静的局面。”
沈智（11）：“以前大家主要的不满是腐败，老百姓有怨气。”
韩娟（12）：“而且以前一下子拉开了那么大的贫富差距，大家都心理不平衡，容易挑起事来。”
沈智（11）：“八十年代的时候，大家都还很穷嘛，猛地跑出一些万元户，还得了。一下子让大家很不平衡。现在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就应该是这样嘛。你一年挣一百万，我一年挣十万，我觉着无所谓。大家对这种社会分化都接受了。”
韩娟（12）：“麻木了。大家现在已经很接受现状了。”
沈智（11）：“对，我觉着再挑也挑不起事来了。够呛了。现在的人有点木了。”
韩娟（12）：“我觉着是吧。大家各安其位吧”
我：“假如现在又发生了社会运动，你会参与吗？”
韩娟（12）：“我觉着可能不会参与（语气犹豫）。”
沈智（11）：“我肯定不会参与（很坚决）。”
韩娟（12）：“我会关注吧。我会看看电视，看事情的进展。”
专栏首都大学生抗议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北约3枚导弹袭击的消息一传来，北京各高校的学生义愤填膺，他们对北约的兽行表示强烈抗议。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等十几所高校的数千名学生有组织地到位于秀水街的美国和英国使馆所在地进行示威游行。
记者一得到消息便马上赶赴北京大学。5月8日下午3时55分，记者抵达时，第一批示威学生已经乘车离开，此时著名的北大三角地仍是人头攒动，不时有人拿来大字报贴在宣传栏上，人群里三层外三层将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 摘编自王跃西、赵永新：《首都大学生抗议北约兽行》，载《人民日报》，1999年5月9日第4版。“沉痛哀悼在空袭中无辜遇难的使馆人员”、“美帝国主义：江山易改，兽性难移！”等字样的标语填满了整个三角地的宣传栏。北京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有学生在痛斥北约惨无人道的兽行。
记者随即采访了几名观看大字报、不肯透露姓名和级别的学生。其中，一位中文系的男同学说：“美国一贯奉行单极世界的原则，在它眼里俄罗斯和中国就是绊脚石。对南斯拉夫动武其实是针对俄罗斯来的。我原以为他们想动中国的脑筋得借台湾、西藏等问题下手，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竟然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下毒手，这种兽行令人发指！”一位数学系的男同学说：“霸道的北约想用这种卑鄙的手段践踏中国主权、打击中国人民，可是他们错了，中国人民不是好欺负的！我们强烈谴责这种野蛮行径！”一位国际关系学院的女研究生说：“学生们的游行是有组织的。北约践踏我们的主权，这次学生的行动就是要表示我们的抗议。至于游行的结果能否令人满意，我觉得，学生们当然希望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能出来和学生见面，但是希望未必能成为现实，只要学生们的感情表达出来，反映了我们的愤怒不满，这就不虚此行。”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主动的变化（2）
下午6时许，记者乘车来到光华路与秀水东街的交口处，遥遥望见高举着“清华大学”旗帜的大学生游行队伍，沿着光华路自西望东而来。记者跑步到游行队伍前。抬头望去，一幅幅用红漆和黑色墨汁刷写的标语赫然入目：“强烈抗议美国暴行”、“打倒美帝”、“NATO纳粹”。群情激愤的大学生们在一个沙哑的声音带领下齐声高喊：反对北约！反对侵略！和平万岁！……下午6时20分左右，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高喊着“美国佬，纸老虎！”等口号，来到美国驻华大使馆门前，与清华大学的队伍汇合。北京大学的标语是：“沉痛悼念死难同胞”、“中华民族不可欺、中国人民不可辱”等。大学生们时而高喊“还我使馆！”“还我同胞！”时而同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团结就是力量”。高亢、嘹亮的歌声赢得了围观群众、包括外国朋友的热烈掌声。
第四节公 共 事 务〖1〗一关注公共政策许多中间阶层对政治态度冷淡，但他们普遍对一些与个人生活与事业息息相关的公共政策与管理表现出了关注。
蒋丽（19）对“国家大事”并不太关注，感觉比较遥远。但她关注和自己相关的一些公共政策，特别是市政方面的政策变化：我对政治新闻不关心。比如现在中央开什么会，我一点都不关心。对收费、涨价什么的比较关心吧。比如说世贸组织协议，我就想什么时候买化妆品会便宜，买车会便宜，买一些外籍图书会便宜。这个跟你有关系，当然就关注了。王慧（19）同样如此。从生活中的变化中也能感受到一些政治气氛，但并不关注，认为和自己的关系不大，但她对北京市的交通环境比较在意：平常要是中央开会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不关心嘛。但是我知道开会了，因为这时候一般路上的警察多了，能从平常的变化里体会出来。对于什么会，第几届，中心议题是什么，我不知道。想一想，我对政治关注还真是比较少。对生活的事情，比如交通啦，关注还是比较多，与我切实相关。那些要不要打台湾啦，与我们没有太大关系。和自己工作领域有关的经济政策，成为许多白领和私营企业主特别关注的领域。李亮（03）在一家私营企业做进出口贸易，所以对经济政策比较关系，特别是外贸政策，因为这和他的工作、收入息息相关：我的工作是经济方面的工作。做出口、贸易，政治、政局当然都有影响啦，尤其是国际贸易。比如台湾要独立，和台湾打起来了，当然要影响了。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关注公共管理
中间阶层不仅对公共政策投入关注，而且还对与个人相关程度较高的公共事务管理表示了关注。其中，市政建设方面是中间阶层最关注的公共事物。也许是偶然，也许是北京的交通问题确实成为市民关注的最大热点，在访谈中许多人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它。不仅表示关注，还对许多具体的交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显示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熟悉程度。如果被访者对“国家大事”不感兴趣，就不会去评论它；相反，如果被访者关注相关公共事务管理，就会饶有兴趣地加以评论，无论这种评论是批评还是赞许。陈明（17）相信市政交通部门的许多措施出发点是好的，政绩意识比较强。但对公共部门的决策科学性和管理能力表示了一定的疑虑，特别是对许多决策的随意性有些不满意：政府的初衷还是为老百姓着想的。现在的官员政绩压力也非常大，他们的出发点往往是好的，北京交通局长不会说我故意去办坏事，一般不会这么想。但是并不能因为他们的初衷好就说他们是好的，在中国尤其害怕好心办坏事。（要不）为什么说管理是一门科学呢。我们经常因为一个地方交通比较堵就修一个（立交）桥，结果发现修了（立交）桥交通更堵。这就是政府部门在办事的时候没有认真地去想一想，管理随意性太强。比如某某路那个桥修的……咳。政府决策特别受领导喜好的影响。市长说这条线这么走，交通局长说那我们就改吧。这种随意性太大。他说要为老百姓办十件好事，十件有三件能办成好事就不错。严伟（16）也认为公共部门为群众服务的精神是有的，但对其能力持保留态度：还是替老百姓着想的吧，它不会恶劣到那里去。如果恶劣的话，就反了，这里的老百姓也不是好欺负的。还是能力问题吧。好多地方你说领导无能，可能领导也不懂，他脑子里也没有概念什么是市场，经济怎么发展。他不懂，就瞎干呗。钱民（13）同样认为政府部门确实想把北京市区的交通整治好，至少领导非常重视，下面执行也比较坚决。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关键并不是硬件和投入不够，问题出在管理和决策上。他把北京与其他城市做了对比，批评了交通管理的简单化：我感觉北京车是多，全国是最多的。但交通设施、道路也应该是最好的。广州的硬件并不好，桥上架桥，摩托车特别多，但他的交通拥堵并没有北京那么严重。我当时在广州的那两天，问起他们当地人，为什么道路那么窄，交通还不错。他们说当地的交通管理部门在管理上下的功夫比较大。今天我一上出租车，司机就给我们聊北京为什么交通那么堵，说市里这几个月先后开了几个关于交通方面的会，每次开完会的时候交通更加堵了。原因在哪里？他说每次开完会交通部门都会“严管”一段，你会看到这一段交通罚款特别多，司机特别容易被抓，抓住你就罚。他想通过这种管理模式把交通管好，但这种管理模式根本不会把交通管好。有人就说，罚款不是目的。现在看来，好像他们就是为了罚款而罚款。大方向上交通管理部门的领导还是为老百姓着想的，那些领导不可能就是为了创收（去罚款），但凭这些简单手段管不好交通。而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下面都是一个一个小团体的利益，在执行的时候就变味了，罚款成了为一些人自己谋利益。一些被访者虽然对公共部门有各种各样的怨言，但也能体会到许多问题正在改进，对公共部门的改革前景表示乐观。何京（24）从政府机构精简、政府办事效率、人才使用等多个方面讲到对政府部门的看法，总体上认为政府在不断地改进，特别是交通问题：以前交通局管不好交通问题，怎么也管不好，现在开始征求大家的意见了。你甭管它是自愿的，还是管不好被逼的，总之能开始听大家的意见就是进步。王慧（19）从自己的生活点滴中举了一个例子，感受到了进步的迹象：我觉着对政府不能想得那么好，为人民服务什么的，但总体还是可以的，也不是像大家说的那么官僚。有些事情还是挺为老百姓着想的。这种感觉从平常生活中体会到的吧。比如交通拥挤，大家都不管红绿灯之类的，我住的那个地方比较乱。但是现在交警还有那些辅助的人（作者注：交通协管员）弄些小旗子什么的，经过这一阵子后，大家都很遵守交通规则了。感觉交警还是挺为大家办事的。曹飞（09）对前景表示乐观，并表示理解公共管理改革中的困难，特别是社会需求的多元性：我个人认为，改革肯定是向好的方向发展。比如很多问题的处理，简化办事程序，各种各样改革措施的出台，都表明了向好的方向发展。我对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乐观的。我和很多人也谈论过这个问题，对社会的看法。这个社会不可能一下子达到满意，一百个人会有一百个要求，社会不可能向一百个方向发展。所以只能顾及大多数人的愿望。这个发展趋势，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吧。从他们办事效率的提高，从司法保障体系的改革，社会的稳定，经济发展，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看出来。但这并不代表对所有的问题都满意。应该总的来说，是满意的。从行业上来看，只要是正当性的行业，都越来越好，包括律师行业。但从速度上看，这个速度是快了还是慢了，可能不同人有不同的要求。李亮（03）曾有过政府部门办事拖沓给自己造成损失的经历，但感觉现在有了很大改善：我工作的时候要接触到各种政府部门。以前有个明显的例子，我有一批货要出，由于海关的原因，他的办事效率低下，给耽误了。但是现在还是不错的，而且一直在改善。在政府公信力上，中间阶层为政府的打分并不乐观。特别是在信息公开和新闻报道上，表示对官方消息和公开报道的不信任。其中有很多人提到了2003年发生的SARS事件，这个事件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中间阶层的良好教育背景使得他们可以及时、准确地接触到各种社会信息，并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很多人认为，现在的信息来源比较多了，特别是通过互联网可以很方便快捷查询到各种信息，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法，政府所公开的信息只是这些消息来源中的一个。这样，官方信息传统上的垄断和权威的地位受到了挑战。
朱海（05）认为政府有时候还是说得多、做得少：有时候干一件好事，就要宣传十遍百遍，要你感觉是做了很多好事，其实没有那么多。在社会公正方面，中间阶层总体上认为政府对社会下层关注不够。卫成（01）的岳母是老国营企业的下岗职工，一直领着微薄的下岗工资。卫成（01）和蒋丽（02）夫妇两个都是外企的白领，家庭负担不多，经济上还是比较宽松，并不指望母亲的下岗补贴。但卫成（01）的岳母前一段和老同事一起去向有关政府部门请愿，要求增加下岗补贴。他岳母说，很多家庭就指望着这些收入生活呢，自己和他们都是老同事，所以也就跟着去了。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一段时间了，但卫成（01）至今仍然印象深刻：除非工人找政府去闹，不然就不（主动）给下岗工人加工资。其实即使加也加不多，就几十块钱。看来政府对社会弱势群体关注还是不够。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难以释放的参与热情（1）
如前所述，对于那些与个人生活、事业相关的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中间阶层普遍比较关注。但他们同时表达了缺乏参与的无奈。也就是说，即使关注那些公共事务，但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处于一种被动管理的地位。
孔楠（22）认为很多医疗行业的政策并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而是常常涉及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一些医疗行业的条文有时候出台得比较突然，一般不会事先在业界广泛讨论，即使可能会征求一些人的意见，也限于少数的专家，他们对最新的发展现状把握不够，使得一些新政策不免显得不合时宜。（政策制定）参与的不是太多。民主意识还是比较差一些。我们都想参与，比如某个医疗行业的规范，可以广泛征求一下医生的意见，然后再发布。现在这方面做的还不是太够。有时候就是找几个专家讨论讨论，就通过了，就发布了，然后就开始执行。有些个东西就是过去下面工作二十多年的老干部订出来的，他会想：我当年在基层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制定一些政策。可是到现在形势不一样了。虽然过去没有这方面的规范，现在制定出来了，但还是落后，滞后一些。知识个体韩娟（12）举了一个限制机动车超载、并最终影响到日常用品物价的例子，说明自己即使关注公共政策，也对最终决策无可奈何，与不关注没有什么区别：现在交通部门已经限制机动车超载了，因为大货车总是出事，应该管管了。看到这件事之后，不会马上想到这些会影响到和自己生活有关的东西。等过了一段发现鸡蛋、蔬菜涨钱了，才知道原来是限制大货车进城的原因，东西（作者注：日常生活资料）运不进来，所以就涨钱了。可是这些事情你即使了解到又能怎么样？该涨钱还是要涨钱。你只是一个被动的人，没有扭转这个事情的能力和权力，就只能接受现实。韩娟（12）的丈夫沈智（11）赞同妻子的想法，认为与其关注公共政策但无力影响，不如干脆不去关注，出台什么政策接受什么政策就行了：我们就觉着你爱涨就涨，你爱落就落。你涨也好，落也好，我该怎么过日子我还是怎么过日子。我知道那些限制大货车的政策对我有影响，但没有办法。如果有办法的话，就该关注的关注，该想办法的想办法。如果没有办法，那些左右不了的事情何必关注它呢？只能适应嘛。曹飞（09）是律师协会的会员。他表示，律师协会如果出台什么政策，一般不会广泛征求意见，至少自己没有能够体会到，更不用说一些相关的政府司法部门的政策。没有参与感。反正是国家体制的问题。老百姓参政议政不可能。国家政策这方面，可能会征求很多人的意见吧，要考虑成熟之后才出台的。律师行业的一些政策主要是司法局出台的，一般不会征求你的意见的，肯定不会这么细。比如高院出来一些征求意见稿，是先打预防针，让你知道有这回事，它再提出来实施条文。这个征求意见稿并不是非得征求到很多人的意见。褚峰（08）认为政府部门的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并不让人乐观。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公共部门与社会建立互动交流机制，特别是需要让那些具有管理专长的人士参与到政策制定和公共管理事务中去：一个政府部门的科长、处长、局长，到区长、市长，一直在一个很单一的环境中成长，没有放眼管理的整个层面。比如现在中央对董建华要求“多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我们政府管理的官员也应该有多个阶层的社会代表，组成一个团体来代表社会的各种声音和意见。但是现在这种参与太少了。比如交通，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的。我就不相信一些老的交管干部能做好。看交管局的一些人讲话就看得出来，他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他们的素质不够。他们根本没有大宏观决策的能力。他们也出去学习，但他们根本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的。政府需要真正懂管理的人才，这种人才市场上很多，但是他们没有参与政府决策的途径。有些被访者也表示，政府部门也在社会的政策参与上有一些调整。比如何京（24）认为交通管理部门开始通过网上和其他渠道征求大家的意见。虽然吕英（25）认为是交管部门“管不了了才征求意见”，但何京（24）仍然坚持“你就是逼着它这么做也是一种进步”。
相对而言，企业主群体在影响行业政策上较为自信一些。作为某个领域的私有企业主，施全（29）同样感觉对一般政策难以参与和施加影响，但感觉在将来可以与同行们一定程度上参与行业内的政策和管理：暂时不会（参与一般政策）。这种情况（作者注：指影响政策）可能在地方上比较多，在北京不会。将来在行业内部可能会多些，比如“某监会”制定的一些政策，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反馈一些意见。这些都是行业内的参与。
许刚（２８）谈起他在访谈当天和朋友们议论的一件事情，一个部门以专营的方式垄断了某项业务。同时，他也表示正在发生一些变化：“慢慢在改。还不够。”许刚（28）举了一个所在行业的例子，因为一项比较武断的政策使得反对的声音比较强烈：（政策）后来还是改啦。下面没办法（执行），改了。广告行业提了很多意见，给国家计委。听证会是事后搞的，实际上是“调查研讨会”。参加的除了广告行业，还有企业，企业（这样下去）也不行，主要是协会什么的起推动作用。企业协会。个人声音还是太弱了吧。最多对记者发发牢骚。当时有很多报道，对政府形成一个综合的压力。
第五节业主维权运动〖1〗一新集体行动自20世纪90年初开始，中国的房地产业开始真正兴起。经过十余年的时间，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拥有自己的房产。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国城市居民中，购买住房户达到了452%。也就是说，有将近一半的人住在自己所有的房子里。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难以释放的参与热情（2）
百姓日常生活离不开住房，房地产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与其相关的拆迁、商品房价格、物业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有关上述问题的不良报道层出不穷，于是，百姓开始逐步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与房地产有关的相关问题上来。在最近关于最关注的社会问题调查中，排在第二位的就是房地产、物业问题，关注度占到了89%。见东民、王星：《贫富差距扩大居首》，载中国网2005年3月1日（http://wwwchinaorgcn）。近年来关于房产业主与物业公司、开发商之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多，在相当程度上相互形成了对立面。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的调查，与房地产有关的投诉已经连续几年高居消费者投诉的首位。转引自李红平、方三长：《丽江花园的标本意义》，载《南方周末》，2003年5月29日。正如蒋丽（02）所说：我们的业主委员会是自发成立的，业主自己推动的。大家签名，推举谁谁。物业还不承认，更不会自己主动组织的，因为它相当于给自己建立一个敌人。当利益受到侵害时，不同类型的业主所做出的反应是不同的。第一种是那些财力雄厚、社会资源广泛、个人影响能力强的业主，如政府官员、企业主、明星等，这些人在受到损失时，或者不屑于花费精力去维权，或者“客大欺店”，个人直接解决问题。如果购房的资金来源不正当，则根本不敢用公开的方式去维权，或者干脆放弃维权。第二种是那些投资者，这些人惟一的目的是盈利。他们以商人的思维逻辑，将风险与成本计算得很清楚，在受到损失时，会小心谨慎，利益为重。而且，他们往往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了，一旦一个篮子出了问题，可以选择逃离。第三种是拆迁置换房的住户。随着城区的改造和市政建设的投入加大，越来越多的老住户离开了原来的住所，住进了新的小区。这些人往往个人的维权能力不高，付不起基本的维权成本。在受到侵害时，选择忍受是最安全的。所以，上述三种类型的业主都不是维权意识强烈的群体。
第四种业主主要由年轻中间阶层构成，他们是物业维权的主干力量。他们大多凭个人努力挣下一笔钱，作为人生中非常重大的一次投资，在城区购买了住房，有了自己的落脚之地。许多人购房时选择了分期付款，凭的是对未来职业的信心，同时也带来了以后更多的生活压力。购买的住房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安家立命的地方，房产占去了相当一部分家庭财产和收入的比例，权益一旦受到侵害就动摇了整个家庭的经济基础，从利益上讲，他们的抗争意识最激烈。而且，中间阶层的教育程度高，年轻，热情，有活力，权益意识强，社会资源相对丰富，这些为他们进行抗争提供了基础。
业主维权成为当前新出现的中间阶层特有的集体性的社会参与形式。在当前情况下，除了体制内的政治选举等传统政治参与，以及偶发的、受到严密控制的群众运动，其他类型的群体性社会参与空间非常狭小，更难发现中间阶层所特有的社会与政治参与形式。即使政治选举，中间阶层表现出的消极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其他各阶层也会有。而业主运动的主力是中间阶层，更多地体现出了中间阶层所独具的特征，对它进行研究可以为理解中间阶层社会与政治参与提供很多的启示。
中间阶层的业主维权往往采取集体行动。在业主和物业开发商之间的力量对比上，后者无疑占据了明显的优势，综合体现在雄厚的财力、强大的企业背景、严密的组织化程度等方面。当一个蚂蚁面对大象时，个人的抗争是无关痛痒的。这时，蚂蚁除了忍让，惟一的选择就是联合起来进行抗争。而大多数中间阶层已经逐渐认识到在争取利益时采取集体行动的必要性。因此，随着业主与物业双方矛盾层次的加深，出现了一种新的维权形式，就是业主联合起来集体与物业公司、开发商甚至政府部门相抗争，我们把这种集体性抗争行为称为“业主维权运动”，简称为“业主运动”。
切实利益相关，是中间阶层掀起业主运动的直接动力。
王慧（19）有过这种经历：有人发表演讲，如何如何，我就去参加。这关系到我的利益呀，我当然要参加。而且，人多力量大，我参与就能发挥我的一份作用。我问沈智（11），如果大家一起去和物业论理，很多人，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是否还愿意和大家一起去？沈智（11）明确表示要参加。他的妻子韩娟（12）同样表示支持，并讲述了一次自己参与的集体行动经历，表明参加这些行动直接关系到他们自己的利益：我在某某学院上课，有一次我们一起把英语老师给“罢”了。那个老师课教得不好，有口音。我们先找教务处，教务处不管。后来，我们班里的同学签名，说不要这个老师了。班里大约四十个人吧，我是前十一、二个签名的。我觉着这件事情我们做得对。我们不上课，老师来了，我们就走。学院没有办法，后来就换了一个老师。业主维权运动并没有失去一般群众运动的基本特征，但它更体现出了中间阶层新的发展特征，即利益导向代替了意识形态导向。受意识形态和政治动员的影响，中国以往的群体性政治与社会参与大多数不是出于个人利益，而是受政治责任感、爱国热情、政治动员等的驱使。在当前的市场转型大环境下，中间阶层依靠个人奋斗争取事业的成功与回报，人生目标放到了个人生活上，传统的集体行动方式越来越缺乏行动动力。加上对群众运动控制严密这个因素，中间阶层逐渐疏远了集体行动的习惯。然而，中间阶层的权益意识在市场转型中空前膨胀，业主维权运动正是这种中间阶层新社会特征的集中体现。业主运动形成集体力量投入到社会参与中去，是受直接而强烈的利益驱动。正如王慧（19）认为，在受到利益侵害时，“一定不会忍，要是忍气吞声，就更被人家欺负了”。
业主维权运动也能体现中间阶层的传统知识分子品格，即追求公正。除了直接的利益攸关，“讨个说法”也是支持中间阶层进行维权运动的一种精神力量。曹飞（09）是律师，主要代理经济与民事类的案子。过去普通公民打官司的意识并不强烈，而现在逐渐增多，而且很多并不是为了获得直接利益。他告诉我：以往打官司的名人和企业比较多，现在平常百姓打官司的越来越多。除了具体的利益，他们很多就是想讨个说法，伸张自己受到的委屈和不公正待遇，期望能引起社会关注。沈智（11）就很有“讨说法”的意识：如果我受大了侵害，我会首先发表我的一些意见。我会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如果我认为物业错了，我会说为什么错，我有什么权利和义务，跟他讲明白。能不能起到作用，我就没有办法了。我觉着我应说的话，我就要说出来。假如这就是我的权利，我就应该维护我的权利。我并不是要他赔多少钱，但我要把这个道理说清楚。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角色定位（1）
任何一个组织和集体行动中里都有不同的角色。有一种说法认为，在一个社区里会有三种角色：大概5%~10%的人是积极分子，30%的人是积极分子周围的追随者，60%左右的人是一般群众，即“1+3+6”的结构模式。一旦形成了这种模式，就成为了一个社会心理意义上的而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所谓“有机社区”。参见卢嵘：《业主在行动》，载《南方周末》，2003年8月14日。本文的研究不能定量地验证这种说法，只是从被访者的言谈中可以感受到，业主运动中确实有四种不同类型的中间阶层业主。
1业主运动中的冷漠者
他们虽然并不明确拒绝参与业主运动，但在实际行动中与业主运动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会在维权遇到挫折时最先游离出来。即使维权进展顺利，他们也会有明显的“搭便车”倾向。李亮（3）在访谈中对业主运动的话题一直显得很犹豫，“冷静”是他用得最多的词汇。他说：我首先是要冷静。先看一下他们怎么组织的，看是否组织得符合我的想法。有时候他们已经干得很不错了，干的就是我想要的，我就没有必要出头了。他的妻子周燕（04）也显得并不积极。如果不是事关重大，她不倾向参与集体行动；即使重大，如果已经有人在组织维权，她宁愿坐享其成：这也要看情况，看事情的重要程度，看是否有其他人来做这件事情。他们做了我就不用做了。好多时候还要看事情的严重程度。如果是家里的墙皮掉了，别说是别人家的事情，就是我们家的事，我都不一定去找。这部分中间阶层是典型的“搭便车”者。如果能搭上最好；如果搭不上，说明这“车”确实不好“开”，干脆“走路”算了，“退一步海阔天空”。
2业主运动中的普通参与者
从冯涛（18）的相关态度就可以看出，他不会对自己的利益置之不理，也不会积极参与业主运动，更不会成为领导组织者。他明确承认自己在集体行动中可能担当的角色：我不是一个热情的参与者。只是参与者。不会是领导者，不适合。也不会去组织的。王慧（19）很坦白，认为自己需要别人的带动，不会试图去带动他人：我还是比较容易被激发的。我挺有从众心理的。大家都去，我也会去。卫成（01）谈起和自己住一栋楼的一些年轻业主委员会的代表们：都是年轻的。八个代表都是男的吧。这些人不知道是那个IT公司的，整天都在挂网上讨论这些维权的事。可是我不愿花那么多时间做这些事。如果说这些年轻人是组织者和热情参与者，那么卫成（01）毫无疑问是普通参与者了。他强调自己忙碌，但最重要的是，他在态度上不认同那些把精力和热情投入到维权运动中的年轻人。
孔楠（22）则强调自己没有业主维权的专业特长，把维权的责任推给了有能力专长的人身上：如果需要我的话，我可以做些维权的事情。但关于房子方面的，我不懂嘛，去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没有发言权，只能反映问题。要谈判、解决问题，只能派那些有这方面知识的去。有一次我们（业主）要找开发商，派的（代表）都是法律、房地产这些有专业背景的人，他们知道那些条文应该怎么办。咱们都不知道，到时候说什么都无从谈起。事实上，维权运动中的积极参与和组织者大多并不是因为具有“专业能力”才“出头”的，热情和责任心是从来是第一位的。正如“久病成医”的俗话，许多维权人正是在维权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专业知识。为了与各个方面打交道，他们不得不“恶补”法律，对某一特殊领域的法律知识不亚于专业律师。而某方面的专业人员并不会总是维权的“出头人”。
谈起一次业主聚会的经历，孔楠（22）回忆说：当时大家（初次）看房的时候都在一块嘛，有什么意见大伙就凑集起来了，也没有人召集，就是自然结合，而且到后来到网上发个帖子，一块反映、一块讨论一下。在网上召集，具体是谁召集的呢，我也不太清楚这些。其实，在网上讨论也有组织者和热情参与者，并不是“随便”讨论就能召集起来的。普通参与者是业主运动中最庞大的部分，但这本身并不表示中间阶层业主的冷漠。其实，在任何组织中，普通参与者的扮演角色都拥有最大的“演员”基础。
3热情参与者
这部分中间阶层业主的特点是能够牺牲一些个人时间和其他方面的代价，是业主维权组织中各部分的联结点和胶黏剂。钱民（13）就是这样的角色：每个人都忙，做一些事情，肯定要花一定时间。只要维权这件事情我们占理，是正确的，即使和个人事务有些冲突，我也可以请假什么的参与维权。这是能做到的，也可以接受。至于“挑头”这种事情可能有些困难，不一定做得来。多参加一些活动肯定可以。关于“挑头”的事，钱民（13）认为他们首先需要对事情比较了解，而且在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比较强一些。而他自己现在对这些问题把握不住，所以认为这些角色可能不大适合他做。在外企工作的褚峰（08）比较有社会责任感，他很愿意参与这些维权活动，并且投入一定的热情。他解释说：我做参与者吧。我也不是特别偏激的人。但我可以做个核心参与者吧。比一般参与者要多一些。大学教师杨波（20）关心公益事业，对于业主运动也比较热心。同时他像钱民（13）和褚峰（08）一样，强调自己不会试图承担发动者的角色。他说：我应该是参与者。花些时间没关系。如果我有事情，如果是些衣食住行的事情，可以先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边。首先考虑是争取一些权利。不是“出头”的人。比较热情的参与者吧。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角色定位（2）
4组织领导者
这部分人是业主运动中的极少数，可以看做各种类型参与者里面的“精英分子”。他们不仅要有一定的组织能力，更要有牺牲和奉献精神，并激励大家采取一致行动。他们参与业主运动，在初始时往往也是出于维护个人权益的立场。但他们一旦成为组织领导者，就需要超越个人利益的层次。因为组织领导者这种角色具有明显的“利益外部性”特征，付出努力和代价所获得的成果，别人同样可以分享。就集体利益而言，组织领导者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而就他们个人而言，所获得收益则远远小于自己所付出的代价。他们需要承受抗争的各种压力，甚至难以预料的伤害，经常得不到家人亲友的理解与支持。华林（37）是中学教师，喜欢思考一些“大”问题，遇事冷静、果断，乐于助人，嫉恶如仇。他曾经组织过一次业主运动：我们和开发商有矛盾，到法院去告他们，大家派了两个业主代表，我就是其中之一，出庭、做证。有时候做的一些事情既为大家谋福利也同时为自己谋福利，我很愿意做这些事情。我自己花一些时间、精力，觉着很值得。小的方面，为自己解决问题；大方面，为大家解决问题。我的几个朋友也说：你怎么老喜欢冲锋陷阵？我说，如果大家都这样想的话，就解决不了问题了。我就是这样想。有时候必须有人出来，需要我出来的时候我就出来。三途径的选择
从大的方面看，业主的维权手段多种多样，有常规的，有半常规的，还有一些非常规的手段。
最常规的是法律手段。沈智（11）对待和物业矛盾的态度很简单：“不行就打官司呗。”冯涛（18）持同样的态度，把法律解决看做第一选择，并认为大家都应该采取这种抗争方式：如果涉及我自己的利益，我可能会先到法院试一试，先告一告它。我先以个人的名义去告，再建议每家都去告一遍。如果法院收到五百份投诉，都是告一家的，自然会引起它（法院）的重视。但如果寻求法律解决，业主处在明显的弱势地位。当前关于房产方面的法律本身不健全，法律条文有时不有利于业主；法律手段需要许多前期投入与代价，业主相对房产商和物业公司显得势单力孤；在影响法律判决的资源能力上，房产商、物业公司比临时捏合到一起的业主们也要强大得多。
半正式的典型手法是媒体的曝光。这种手段简便，投入小、影响也大。媒体也感兴趣，能够配合。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中，很多社会问题都是先有媒体报道对政府部门施加压力，然后问题得到解决。这种模式大大影响了中间阶层的业主，成为他们“喜闻乐见”的抗争手段，是多种手段中的首选。周燕（04）把向政府部门申诉作为最后的选择，在问题发生僵持时会首先寻求在媒体上进行呼吁，对对方形成舆论压力：我觉着解决不了问题，会通知媒体。只有和物业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才会找政府部门。钱民（13）的首选也是媒体曝光：如果发生这种事，第一，我们要和媒体打电话，曝光。第二，如果涉及利害关系，就上法院。非正式的手段就更加丰富多彩。除了和物业部门和发展商直接冲突外，寻求政府部门的同情和支持十分关键。但如果采用正式的途径寻求这种支持往往令人失望，所以业主们也会采用一些非正式的手段，包括游行、请愿、贴标语等。前面提到的冯涛（18）首选是寻求法律的解决，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非正式的手段往往更有效果，甚至有些其他手段所不具有的特殊效果：如果要搞这种游行、请愿之类，嗯，其实这可能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前一阵子，在某某地方闹得很厉害，包括市某某领导都去了。它这么一弄的话，也会引起注意，引起重视。你正常渠道解决不了问题，我就要用非正常的手段。同时我们在访谈中也发现，中间阶层对能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并不指望过多。赵岚（07）认为：找政府部门也没有用，他们不会为百姓着想的，找也没有用。他们只有管理意识，缺乏服务意识。不像国外，政府首先是为百姓服务的，其次才是管理的。可是在中国就不行。李亮（03）也认为找政府请愿之类不解决问题，没有什么用。周燕（04）把“找政府”作为最后的手段：先要去通知媒体。只有和物业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是才找政府部门。谁知道它到底是哪边的，很多时候说不定和开发商关系密切呢。钱民（13）对于一些寻求政府干涉的激烈行为不表示认同，认为有许多其他可以选择的问题解决途径，特别是媒体舆论和法律途径：我不会参加请愿，我认为那些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必要采用那种形式，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并不一定到那种地步（作者注：指请愿等激烈形式）。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行动的理性（1）
阶层地位决定了中间阶层在采取集体行动时的理性特征。它体现两个方面：一个是在价值取向上，理性地看待个人付出代价与获取利益平衡；一个是在行动能力上，理性地把握环境局势与资源条件，对集体行动精心组织、策划，控制行动的进程。
首先，中间阶层在维权行动中要把握成败的天平和利益得失。我们不能说中间阶层在个人利益上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加自私，也没有确实的证据表明中间阶层完全受牺牲精神支配。社会的上层可以凭借实力毫无顾忌行事，社会下层本身没有多少可以失去，也会奋不顾身。而中间阶层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身家和事业，有许多后顾之忧，他们的资源条件也有限，在行动时不免会平衡利益的所得和所失。
挫折往往使中间阶层失去继续抗争的勇气。卫成（01）和蒋丽（02）夫妇在自己的小区有过与物业发生冲突的经历。小区住户的暖气设备原来都是物业公司负责的，后来物业甩手不干了，要住户自己处理，这样矛盾就出现了。于是大家召集开业主会，成立自己的业主委员会，要把物业管理公司“赶”走。而物业公司根本不承认这个新成立的业主委员会，不肯离开。矛盾无法解决，后来官司打到法院，结果以业主的失败而告终，暖气设备最后还是业主自己想办法做的。还有一次，开发商违反原来的规划承诺，要在小区里加盖楼房，一些住户的采光可能受到影响。业主们又召集起来开会，要开发商方面给个说法，开发商找出各种说辞，丝毫不妥协，结果不了了之。卫成（01）感慨“老百姓还是弱势群体”，声称以后参与这些维权运动要谨慎了。
即使没有经历过冲突，对成败的判断也会影响赵岚（07）的行动取向。如果没有多少胜算，她会选择回避：一般物业公司是强势的，房主是弱势的，和他们争也不一定会有结果。没有结果的事情为什么要参加呢？在工作上，中间阶层大都忙忙碌碌，王慧（19）也不例外。如果参与业主集体与个人工作产生直接冲突，个人损失较大，她会选择后者。她很坦率地讲：如果和我自己的工作有冲突，我就不会参加了。因为我要权衡一下，看哪个更重要。还是利益驱使吧（笑）。热情还是有的，但就是普通人的普通心理状态吧。李亮（03）在一家做外贸生意的私营企业做主管，正在事业上升的关口，个人职业发展成为他的生活重心：权衡利弊吧。比如我要是在谈判、签合同、发货，非常忙、非常关键的时候，我可能就不会抽出时间来干这个。冯涛（18）在研究所里做研究员，多年科研养成的理性思维在这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付出太多，他宁愿忍受：理性的人他会平衡利弊，对老百姓来说他没有伤害别人的权利，但有规避风险的权利。我可能会忍一忍。和他（物业公司）对着干可能对我损失更大。我还要耽误工作，在单位老“旷工”的话，工资也领不到了。在外企做销售管理的赵岚（07）在职业习惯中很懂得如何“抓大放小”：我要看参与这件事会对我的影响，耽误我的工作什么的。如果我耽误了许多事情，争一点小利益，我就不会参加。得不偿失，干吗要参与呢？肯定要衡量一下的。其次，中间阶层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具备较高的组织、协调与沟通能力，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资源、抓住对手的弱点、取得社会的同情、保持对政府部门的压力，从而得到他们希望的结果。中间阶层一般不采用那些“有失体面”、效果不显著、个人代价过大的做法，注重结果和效率。褚峰（08）强调：我不会参与那些只是听一下大家意见、没有实际行动的活动，不会浪费这种时间。李亮（03）特别强调在和物业公司抗争时要有组织、有策略，而且要有效率：去和物业争执、打架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解决问题。人们在利益受到侵害时可能采用各种手段，比如媒体曝光、直接调解、法律诉讼、上访、申诉、集会、游行、张贴标语、欺诈、叫骂、暴力威胁、静坐等等，有的属于比较极端的行为，有的则显得更加理性些。社会底层倾向于使用暴力，包括自残等极端手段以死抗争，虽然也能取得社会同情，但个人代价极大，而且解决问题的机会并不多，主要依赖偶然和运气。中间阶层采取集体行动时的手段相对温和些，除非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一般不采取暴力手段。比如，具有一定社会活动能力的中间阶层很注重、并善于获得媒体的同情，通过媒体报道对政府有关部门形成压力。之所以近几年业主运动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和媒体的关注不无关系。另外，中间阶层还习惯通过社会关系寻求消费者协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各种社会力量的支持。
中间阶层懂得把握事态发展的时机，适可而止，不会一味追求“全胜”的效果，也就是前文中论及的“妥协”性格。王慧（19）显得很有经验，并举了一个例子：我提要求的时候肯定有底线。比如争取赔偿时我提100万，可能我的底线只有30万。如果他给了我50万，虽然没有达到我的要求，但超过我的底线了，我也就罢休了。有时候虽然事情不会那么让你满意，但差不多就可以了。可以妥协、灵活一些。周燕（04）读过MBA（工商管理硕士），把商务知识运用到和物业公司谈判的技术上来，核心利益是她认为是必争的，其他可以妥协：看他妥协的那部分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如果不是，我们还要坚持。如果核心的东西已经妥协了，就可以了。其实和物业的谈判和一般的商务谈判是相通的，大家要达到一个双盈。关键还是他妥协的是不是我最看重的地方。这种懂得妥协的特点往往使中间阶层在冲突中避免两败俱伤，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专栏“汽车旅游”摘自卢嵘：《业主在行动》，载《南方周末》，2003年8月14日。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行动的理性（2）
2003年7月4日，一支浩浩荡荡的汽车队伍引人注目地行进在北京的主干道上。车内玻璃上一律贴着标语：方舟苑业主声讨奸商。“我们这不是汽车游行，是汽车旅游。”开头车的是一位30多岁的年轻人，他一再“狡猾”地对警察申明。
在和开发商发生一场暴雨般的“石块战”并导致双方都有流血之后，方舟苑的业主们筹划了这次行动。
这是一次纹丝不乱的行动。
集体开车去北京市规划委讨说法的通知提前贴在了各楼门前的告示栏上。当天早上8时，包括老人和孩子在内，有200多个业主自发参加了出车行动。他们在汽车玻璃上贴上了各种维权标语，还穿上了统一的白T恤，上书红色大字：方舟苑维权业主。
8时10分，车队从方舟苑出发，48辆车子排成了整齐的500米长的车队，打着双灯，慢驶前行。由于是上班时间，引来了沿途很多市民的关注。走到四元桥的时候，交警拦阻了车队，但业主们表明自己去有关部门反映问题而非游行后，交警放行了。车队沿着东四环开到国贸桥的时候，又被阻拦了一次，车队还是守规矩地停下来，耐心等待。最后，在公安部门的关注下，车队一直沿长安街到了西单。由于怕妨碍交通，车队没有开进只有两条车道的礼士路，业主们很听指挥，被引导到一条比较偏僻的马路上。
北京市规划委和建委的人士赶来听取业主代表的意见，上午谈了两个多小时，下午又谈了4个多小时，200多个业主就在车队附近等待。中午的时候，大家就吃面包，喝矿泉水。下午业主代表表示事情有所进展后，6时左右，他们清点了车辆和人数，车队又有序地返回了方舟苑。
“那天，我们没有丢掉一个老人和孩子。大家都很理性、守秩序，我们只是想合法合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参与了那次“汽车旅游”的一位业主这样表达感受。
业主和开发商斗争的导火线是多出来的两座楼。原来要盖3座楼的地方变成了5座，规划更改了。此前，业主们已经用了很多手段表达不满，他们本不想采用游街这种方式，但现实是似乎不闹出一点更大的动静来，业主们和开发商就会无休止地激烈对抗下去。
果然，“汽车旅游”之后，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专栏
理性派：成功来之不易*
“你要是能在北京找到一个测量队，敢复测我盖的房子的面积的话，这笔测量费我给你出！”开发商曾经用这样的口吻表示对于亚菲努力讨说法的不屑，但是一年多之后，她成功地在和开发商的斗争中取得了“部分胜利”。
于亚菲用面前一尺多高的文件证据，20分钟慷慨陈词，终于为自己也为所有国际友谊花园业主赢得了测绘单位的认错和开发商的退款。
于亚菲把自己取得的胜利归结为理性的、有证据的斗争的胜利，她认为大部分业主在和开发商斗争中的失败是因为热情有余而证据不足。
作为公关行业的高级白领，10年前于亚菲每小时公关活动* 摘自汤涌：《那些领导者》，载《南方周末》，2003年8月14日。的标价就是2500港元，行业特征塑造了她面对棘手问题时的手腕和能力。
开发商提供的测绘结果是政府有关部门的测绘队做出的。一位业主在发现房屋实际面积有严重问题后，寻求法律诉讼却遭到失败。消息传出去，业主们开始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在一次业主聚会上，于亚菲被公推为业委会的主任。之后，她给一些朋友发了邮件，说她今后有一年的义工要做，要为小区的业主们讨还一个公道。今天回忆起来，她没有想到收集证据、和政府和开发商交涉的过程这么辛苦：“如果重新选择的话，我可能不会挑这个担子了。”
2002年3月18日，业主委员会批准之后的“房产维权互助行动”正式开始。于主任的打算是测量整个小区的面积，而不仅仅是几家的房子，在这个过程中她又发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开发商甚至把人防设施等归国家所有的部分面积也摊在了业主们的身上。
请律师，审计师，找新的测绘队，无数波折。在经历了很多测绘队的拒绝后，他们终于成功地请来了一支上海的队伍。测绘结果：整个小区和大产权证上相比，缩水了8000平方米的面积。
事情找到房产管理局，没有被受理，于是于亚菲就改找消费者协会，消协介入后，局面一下子打开了。同时她发动大家尽力联系各种媒体，电视台，报纸。
“开发商有专业知识，有人力，有钱，我们跟他们斗太辛苦了。”于亚菲一直觉得这是业主处在弱势的原因。
维权行动理性而缓慢地进行了一年多，政府部门终于答应出来协调。今年2月，在北京市房地产局举行了座谈会，本来的安排只有开发商、政府和业主参加，于亚菲通知了消协的工作人员和媒体记者到会，她坚持事情要公开解决，而且她和几个业主代表也需要这些后台。
终于，政府部门的领导代表测绘单位向业主们认了错，开发商表示这个“误测”和自己无关。“我们听政府的。”他们被要求向大家退回多收的房款，原来的房地产证作废，根据实测面积重新核发新的房产证。
“这真是一个难得的胜利，这只是我们所有维权要求的部分成果，但我感觉已经没有辜负业主对我的信任。”于亚菲欣慰地说。
小结政治参与及其理性线索〖1〗一民主政治研究中的政治参与视角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宏伟目标，其中一个就是民主政治文明。可以说，民主政治成为整个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落脚点。从世界范围来看，当前几乎所有国家或地区至少从名义上将民主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从而，当前以民主政治为课题进行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行动的理性（3）
然而，“民主”本身是个难以把握、充满争议的词汇，几乎每个人都有各自对民主的理解。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如此众多的国家都宣称是民主的，但其各自的形式和内容都有着很大区别，甚至本质不同。正如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所言：“对于民主理论来说，存在着如此之多不同的思路……而且在涉及民主的问题时，对于几乎所有的可能性，人们都可以找到一个良好的例证来加以证明。人们试图借以发展一种民主理论的可替代思路如此之多，以致开列出这些思路的清单是一件相当令人恐怖的事情。”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三联书店，1999年版，导言第2页。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也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以民主观混乱为特色的时代里。”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从大的方向上来看，对民主有两种理解。
一种是作为价值的民主，即将民主本身看做目的。正如林肯所提出的：“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在地球上永世长存。”鲁特维克，艾密尔：《林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478页。“民有”、“民治”和“民享”，就是对价值意义上民主的一种理解。概括来讲，民主的价值理念包含人民主权、自由和平等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另一种是作为工具的民主，或称方法、形式、程序性的民主，这种看法把民主看做一种具体的制度安排。比如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就把民主看做一种政治方法，并具体化为选举制度：“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做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取得做决定的权力。”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正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5~396页。
那么，我们如何把握民主研究的线索呢？可以认为，这些争论根本在于民主是一个“本质上可争议的概念”。然而，无论采取哪一种诠释，都会同意民主政治具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否则就都离开了民主的本意。这一核心就是政治参与，或者是公民政治参与。
例如，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其民主政治的核心制度，根本上就是所有公民都有权利参加“公民大会”，而直接决定重要政策。除此之外，全体公民也有资格参加抽签，以期出任“审议委员会”委员，从而按月轮流主持“审议委员会”，决定经常性的政治事务。简单来说，公民直接参与政治，正是古雅典民主政治的核心部分。这样的政治参与，也是古罗马共和国的核心制度。
在民主政治长时间销声匿迹之后的近代，政治参与成为西方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内容。无论西方各国主要政治制度如何变革，比如从转制政体变为民主政体，朋党倾轧变为政党政治，从有限选举权改为普遍选举权，几乎都是以政治参与为枢纽，从而建立起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各种关系。可以说，从19世纪以来的欧洲政治史，本质就是一部政治参与制度的发展史。西方民主政治的演变，实际上存在两条发展线索：一条是政治参与权利项目的增加，例如选举权、请愿权、申诉权、出任公职权、结社权等逐一增加。另一条线索是政治参与人数的增加，例如选举权的发展史，就是逐渐取消经济能力、教育程度、种族及性别等限制条件的历史，从而使得享有选举权的人数逐步增多，直到全体公民都能够享有这些权利。
显而易见，无论在初期的民主政治中，还是在民主政治的转型中，还是在成熟的民主政治中，政治参与都处于核心地位而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
在当前，学者们探讨了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途径，比如人大选举制度改革、法制国家、宪法审查、司法改革、党内民主、基层民主、行政体制改革、市民社会发展、中间阶层培育等。在这些具体途径中，都能够找到政治参与这个核心线索。
二行动取向中的理性线索
在上一章的讨论中我们看到，对政治的认知比较少，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政治冷漠。除了中间阶层专注于个人生活和职业的自身原因之外，政治系统的封闭性是关键因素。社会与政治之间互动机制的缺失，使得中间阶层感觉与政治的距离较远。而且，政治系统还相当程度上保持着对政治关注的约束，抑制着社会力量潜在的政治热情。
中间阶层的消极不光表现在意识上，还直接表现在社会行动取向上。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得到了强调。参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但同时我们不能不承认，真正能够提供给中间阶层的政治活动空间仍然十分狭小。除了政治动员之外，自改革开放以来，至今我们可以找到的中间阶层政治集体行动的形式和事例并不多。
如果就此分析得出中间阶层政治参与消极或缺失的结论，则未免失之浮浅而仓促。整个世界的政治文明在进步，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也对传统政治领域产生着强烈冲击。政治合法性是所有执政体制曾经、正在或将来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在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期更是如此。其中，政治参与是衡量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内容。面对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压力，政治体制必然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这些新的变化。而中间阶层也会在越来越开放的环境中受到现代政治理念的启蒙，对政治参与提出越来越多的诉求。因此，从政治与社会两个方面来说，都处在不断变化与相互调适之中，传统与现代同在，变革与保守交错。在这种复杂环境中，梳理中间阶层现有的政治参与形式与参与取向变化，可以为推测中间阶层未来政治参与趋势提供线索。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行动的理性（4）
在对中间阶层社会与政治参与的描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间阶层对待不同政治参与形式的态度具有一个明显的渐变趋势：中间阶层对政治选举持消极态度，民主需求处于启蒙阶段，对社会运动持理性谨慎态度，对公共政策、公共管理表现关注，而对业主维权则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与主动。那么，这种趋势表明了中间阶层在政治参与上一种什么样的取向变化呢？从这种渐变的参与态度中可以看出，中间阶层的理性特征成为贯穿其中的一条取向线索。这种理性线索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集体行动从动员取向逐渐转化为内源性自发取向
政治选举是一种典型的动员型政治参与，民主的需求和社会运动的兴起，也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启蒙和社会动员才能激发中间阶层的热情。对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的关注则主要源于这些公共事务对中间阶层自身生活和事业的直接影响，并不需要外来的动员。而中间阶层在维权运动中所表现的高昂的参与热情和较高的参与能力，是来自自身动力的驱使和自身智慧的展示。从长远来看，中间阶层的这种内源性取向在社会参与潜力上比其他阶层更大。除了动员型的传统政治与社会参与之外，中间阶层的自发性参与的空间很小，集体行动中所采取的行为并非都是常规性的，需要高超的理性来维持“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平衡和界限。即使如此，中间阶层仍然具有参与公共事务、争取权益的内源性热情，这本身表明了中间阶层在未来的社会参与潜力。
2中间阶层的行动参与从意识形态取向逐渐转化为现代政治理念取向
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参与大多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种类型的政治参与不仅可以极大地激发并保持参与热情，而且动员成本较低。但在社会转型中，原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逐渐弱化，中间阶层的一些政治参与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驱使，不如说是社会利益的驱使。在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中，对维权运动的参与中，已经很难找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了，贯穿其间的主要是利益取向。原有的意识形态逐渐淡化，并不表示集体行动和政治参与不再需要一定的理念支持。在中间阶层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维权运动参与中，所体现的是公民合法权利和权益理念。可以预期，这种现代政治理念的建立，将对未来中间阶层的社会与政治参与产生深远的影响。中间阶层在行动参与中的理性程度是这种转变的集中体现。动员性的行动参与需要参与者的非理性来维持热情，而内源性的自发参与则更多地依赖理性取得最佳的权益效果。在业主运动中，中间阶层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理性超越了不计后果的狂热。
当然，即使中间阶层相对其他阶层更容易、更多地接受了现代政治理念，但由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理念的内在冲突，使得中间阶层也处于现代政治理念的启蒙阶段。本章所论及的中间阶层在民主需求的“拜佛主义”倾向（即功利性和短视性），就表明这种启蒙的艰难性与长期性。
3中间阶层的集体行动目标从原来的单一化逐渐转向多元化
以往的社会与政治参与大多受抽象的社会目标所推动，如政治责任感、爱国热情、政治理想等，比较单一。在当前的市场经济大环境下，中间阶层依靠个人奋斗争取事业的成功与回报，人生目标重心放到了个人生活上，个人权益意识越来越浓厚。同时，中间阶层虽然受社会动员的影响在减弱，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仍然具有相当的社会责任感、爱国热情和现代政治理念等，并非完全出于个人利益才投入到政治参与和集体行动去。在中间阶层的某个社会与政治参与中，往往体现了多种目标诉求；同时，他们也可以因为不同的诉求目标而参与到多种集体行动中去。这样，中间阶层集体行动的目标从原来的单一化变得多元化。例如，在巴西，中间阶层绝对支持1964年的军事独裁政变。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城市中的中间阶层要求回归民主的声音最响亮，而这个社会阶层曾从经济快速发展中受益最多。Scott Mainwaring: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Brazil”,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28, September 1986, p152
4中间阶层从大众参与（mass participation）向利益群体参与（interest group participation）转变
在分化不明显的社会结构中，中间阶层的社会与政治参与大多属于大众参与，与其他阶层并没有显性的区别，没有表现出其独有的阶层特征。在社会分化中，中间阶层作为新兴的社会结构而出现，也提出了与其他阶层不相同的利益诉求特征。同时，中间阶层认识到了这种利益诉求的共同性，产生了相应的阶层意识。为了达成权益目标，仅仅依靠个人资源和努力远远不够，集体行动成为越来越多中间阶层的共识，并在集体行动的实践中进一步体会到了阶层的共同特性。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使得中间阶层逐渐从一般的大众参与中分离出来，向利益群体式的参与取向转变。这种从利益基础到共同体意识、再到一致行动的形成，体现了中间阶层的理性特征。集体行动的倾向无疑增加了中间阶层社会参与潜力的厚度。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业主运动所体现出来的，正是这种利益群体取向。
中间阶层的这种内源性的，以现代权益理念为基础的，目标多元化的，利益共同体式的新型行动参与取向，充分体现了他们的理性特征，表明了其作为新兴力量登上社会舞台的开始。历史经验显示，社会与政治参与如果仅仅以非理性的冲动与狂热为支持，在盲目和冲动逐渐平息之后，残留下来的仅仅是对一段历史或轻描淡写、或轰轰烈烈、或沉重悲痛的记载和回忆，并不能给社会本身带来深刻、本质的变化。相反，一旦以理性为导向的社会参与成为一种社会普遍，则说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需要建立某种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以适应这种新的社会结构。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中间阶层的兴起与障碍（1）
日趋僵硬的跨越在西方，曾经为教育的普及是否能够实现社会平等而争论不休。西方早期的自由民主主义者认为，教育平等有助于缩小社会的不平等，政府应该通过各种努力兴办教育来实现社会的平等，这种观点为后来的功能主义者所认同。而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中看，教育都不能为社会人群提供平等的机会。我们这里抛开教育和实现社会平等的复杂关系不谈，仅仅探讨教育和中间阶层的联系。
在社会分层研究中，教育有时被作为一个分层标准，即教育背景的门槛作用。如前文所述，国内有研究提出中间阶层或白领阶层的“三高”标准，其中的一个“高”标准就是高学历。从泛义上理解，教育背景不仅是正规的学历教育，还包括各种资格证书和培训。
这种教育背景的门槛作用体现在各个中间阶层群体上，比如公务员。尤军（23）从大学毕业就进入机关单位工作，在访谈中他提到，以往政府机关对人才的重视程度并不高。他刚毕业时，整个区机关里面有大专以上文凭的干部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当然，与其他地区相比，在当时来说这个比例已经比较高了）。机关里的骨干力量是军队或兵团转业干部，对于科班出身的青年人来说，发展空间并不看好。但从1995年之后，区里开始从高校直接引进毕业生充实机关，甚至包括研究生。从学校里直接过来的多了，上面大环境在改变，区领导对人才发展战略开始比较重视，也开始提拔这些“科班”出身的年轻干部。
现在，“大专以上文凭”成为公务员考试制度的正式标准，所有希望进入公务员系统的人都必须具备大专以上文凭。而且招考职位的学历要求越来越高，在中央机关中要求硕士学历的比例越来越多，甚至有逐渐替代本科学历主流位置的趋势，博士学历要求在机关单位招录中也很常见。这样，从制度上订出了一道没有任何弹性的学历筛选程序，没有学历资格根本不可能通过初审，也就不会有任何机会在后面的程序中展示自己的素质和才能。随着对机关人员的“知识化”、“专业化”要求提高，学历在公务员系统成为晋升的重要参考指标。可以预料，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公务员都将达到当前招录新进人员的门槛标准。所以，从公务员的筛选机制角度看，文凭门槛比能力素质门槛还要重要。这些年来，一些官员热衷于拿学历，就是这种学历门槛作用的体现。
另外，教育文凭的门槛作用有更广泛的延伸。比如尤军（23）提到，在机关里同一所大学的毕业生有天然的亲和力，高层领导在提拔干部时很自然就会倾向那些校友。其实不难理解，文凭所代表的不仅是能力、技术与知识，同时也是为出身者所授予的身份标志，是学校声誉、传统所积淀于个体身上的特殊气质、态度与品味这类“软”资本，众多校友可以由此组成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资源网络。
“事业人”主要是专业人员，他们如果没有一定的专业教育背景，一般不能胜任工作。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在事业单位往往要评职称，其中学历是一个重要的硬指标。学历往往还和其他一些利益相结合，比如在评定分房资格的时候，学历因素可以与工作年限、职位等一样加分，学历是申请研究项目的重要参考，等等。随着国家整体学历水平的提高，事业单位对学历的要求也在提升。比如本来要求大学文凭的职位，现在要求硕士，甚至博士。这并不表示较低学历的人做不好这个职位，但这种门槛硬生生将所有不够学历标准的人摒弃在门槛之外。比如，华林（11）是在拿到硕士学历之后才有机会应聘现在所任职的中学老师职位，实现了调到北京的愿望。当前，有大学学历而且有相当教学经验的人很多，如果他没有这个学历，他也就没有任何优势，根本不会有这种留京的机会。但这并不表示这个职位非要硕士学历才能做得好，也不是他在拿到学历后比之前的教学水平有了质的提高。杨波（20）说近年他所在的大学在招聘教师的时候全部要求博士学历，而且有些教师职位还明文说明“洋博士”优先，或者直接要求留洋背景。是不是“土博士”一定就比“洋博士”教学、科研水平差？肯定不尽然。但如果被挡在学历背景的门槛之外，就根本不会得到证明的机会。这种情况对于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同样适用。
企业白领是市场海洋的游泳者，能力当然是决定性的。但有能力的人很多，关键是如何设置挑选程序。一般的企业招聘技术和管理人员都要求大学学历，有些有实力的公司甚至直接到名校开招聘会。设置这样的企业白领进入门槛，无非就是假设文凭代表能力，名校文凭代表高能力，可以获得更高的招聘效益；同时，企业也需要文凭，特别是名校文凭来彰显企业的实力。企业白领如果要改换工作领域，往往需要各种热门的证书，这些证书也是文凭的形式。比如曹飞(09)就是通过律师考试才开始进入律师行业的。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中间阶层的兴起与障碍（2）
毋庸置疑，自营者需要的是能力而不是学历。比如，20世纪80年代“发家”的人许多并没有受过较好的教育，他们的教育水平甚至低于社会平均水平。除了个人的胆识等素质，应该说当时的特殊经济环境造就了一批“先富起来的人”。随着商业经营分工已经越来越专业化，相应的市场体制越来越完善，如果没有基本的个人素质和所从事领域的专业能力，要想白手起家，或者凭一笔资金就可以成为企业家，已经越来越难。所以现在有了一个流行的词汇，叫“知本家”，就是相对于传统的“资本家”而言的。大学培养出来的人不一定能成为企业家，但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是从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大学教育为当代的企业家提供了一个基本素质平台。现在许多企业家重新回到校园充电（包括攻读MBA、参加各种研究生班等）的现象就说明了这种趋势。就如施全（29）所说：“没有教育素质的话，现在越来越难成为暴发户了。”在关于私营企业主的一项社会调查中显示，他们的文化层次逐年提高。其中，已经拥有大学或研究生学历的人在1993年为172%，1995年为184%，1997年为202%。2000年则直线攀升，统计数据已经达到了384%。“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200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载《中华工商时报》，2003年2月26日、27日。2004年更是达到了518%。“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2005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载《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2月3日。如果考虑到城乡差别，城市私营企业主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人数会更高，在北京市尤其如此。而且，未来的创业者更多地来自城市。从这些趋势可以预计，自营者中拥有大学学历的比例会继续增加，而且整体的学历层次会不断提高。
惟一和教育似乎没有什么关系的是“城市新地主”。相对于其他中间阶层群体，他们的中间阶层地位有些争议，即使把他们归类为中间阶层也是一个边缘性的类别，其中最大的因素就是他们普遍较低的教育素质。沈智（11）就表达了对“城市新地主”的不屑：他虽然有钱，但他自己还是那个层次。他靠这个钱吃喝玩乐，天天打麻将，就在家里呆着。人还是要有一定的素质，一定的追求，不能有钱就完了。我觉着个人（社会）层次和一定的地位、一定的学识关系很大。我们在定义中间阶层时候，要求他们不仅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而且还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而教育背景无疑是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象征，并进而影响到社会层次的归属。一个没有经济基础的博士研究生，在社会上也不会被视为“赤贫”的社会下层。王慧（19）就特别看重有学历、靠智力取得社会地位与收入的人群，甚至将其作为评价阶层结构层次的根本标准：我特别佩服那种靠自己的知识来赚钱的人，他们是比较高的层次。北京也有很多高官很有钱，也有一些商人，比如做房地产的，但我觉着他们没有前面说的那些人的层次高。“新城市地主”拥有不劳而获的财产，但如果他们没有进取心将经济优势转化为综合优势，特别是个人素质优势，他们就很难保证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中间阶层地位的稳固性和可持续性就会受到威胁，更难以将他们的中间阶层地位传承到下一代。
所以，教育在和中间阶层的密切关系可以用最简洁的方式来表述：教育背景是跨入中间阶层的门槛。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门槛的作用（1）
这种门槛作用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
第一，教育背景是进入中间阶层的门槛。进入一些中间阶层的职业领域需要相应的技术管理能力，而一定的教育程度才能够提供必备的专业能力和基本素质。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教育背景作为一种“资格”，其作用直接地体现在教育“学历”背景上，因为进入中间阶层需要相应的学历身份，而教育提供了这种身份。
第二，教育背景是维持中间阶层地位的门槛。柯林斯曾经做出过总结：19世纪末，初等教育或家庭教育已不再能满足西方中产阶级的要求；到了20世纪30年代，大学学历取代了高中学历；而到了60年代，研究生学历逐步成为承担中上层职务的必备条件。中间阶层为了维持自身的阶层地位，就需要在学历要求不断升高的环境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学历水平。比如高校里的青年教师面临着职称压力，越来越多地选择攻读更高的学位。
第三，教育背景是中间阶层实现流动的门槛。流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职位、职务、薪酬等的上升，即纵向的流动；一种是跨越专业领域，即横向的流动。这两种流动往往都需要教育背景的支持，特别是对于第二种流动来说，学历教育背景和资格证书都是“准入”证。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理解教育背景的门槛作用，“文凭”身份成为这种门槛作用的直接标示。R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观点认为，教育起了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和合理选拔代理人的作用。参见R柯林斯：《文凭社会——教育与阶层化的历史社会学》，刘慧珍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版。更准确地说，文凭只是成为进入某一行业或阶层必备的入场券。相应地，大学的作用之一就是为社会提供分类、筛选和培养精英的机制。那么，除了专业能力和基本素质的需求之外，为什么进入一个职业或阶层需要文凭这个入场券呢？首先这是一个使用最简便的选拔标准，虽然不能保证没有文凭的人就不符合标准，但能保证有文凭的人里面有人符合标准，而且认定有文凭的群体里面符合标准的比例要比其他群体大得多。其次，在社会共识的情况下，雇主为保持自身部门的声望也会要求把学历作为选聘、晋升雇员的标准。
对于当前中国城市中间阶层来说，这种“文凭”的门槛到底有多高？本研究采取的是目的性选样方法，并没有有意识地将学历作为挑选研究对象的直接指标。但从结果上看，本文所采访的所有对象都具有大专以上文凭，体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偶然中的必然性，从经验上可以为这个门槛的高度提供参考。参见R柯林斯：《教育阶层化的功能论与冲突论》，载历以贤主编：《西方教育社会学文选》，（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194页。有研究表明，要进入中高级白领阶层，在改革初期(1978~1985年)的教育门槛是高中学历，在改革中期（1986~1990年）上升为中等职业教育，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进一步提高到高等职业教育，同时接近正规大学教育（大专以上）。参见刘精明：《教育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2月21日。从高等教育普及的发展速度和现实经验来看，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把这个门槛定位在正规大学教育（包括大专）比较合适。
中间阶层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背景取得社会地位。要保持并期望提升在中间阶层范围内的更高层次，中间阶层自然就需要更强教育背景的支持。在采访中发现，无论从提高个人素质出发，还是从获取文凭出发，在社会结构中拥有学历层次最高的中间阶层，在从业过程中有获取更高教育背景的冲动。其中，许多中间阶层的目标和原有的专业领域有相当的差别，这种印象可能并非偶然。律师曹飞（09）的第一学历是工科本科，是通过律师考试后转到的律师行业。他感觉自己现在的事业比较稳定了，希望将来能有一个持续发展的势头，所以想再读个法律硕士。虽然曾经尝试过并没有成功，但这种想法并没有被打消，他强调说将来一定要读的。周燕（04）在工作一年之后，感觉在市场开发或销售管理领域空间较大，不惜代价，多方筹措了一大笔资金去读全日制的MBA。在机关工作的张兵（26）在将近四十岁的年龄，仍然去读硕士。在外企的卫成（01）虽然起点就是硕士，但一直希望能再读个博士学位，并为此付出许多做准备；即使遇到很多的挫折，但这种想法仍然没有放弃。杨波（20）已经有了博士学位，为了能将来转向一个有兴趣的专业领域，仍然想到国外再读一个博士学位。
然而，提高教育水平是一项投资，需要付出成本并计算收益。教育的收益是长期的，绝大多情况下不会带来短期的收益，更不要说是短期收入的增加。相对中间阶层热衷教育投资的现象，有学者得出结论认为，虽然教育的年收益率在20世纪90年代较80年代有所升高，但仍然只有4%，相对于美国的12%显得很低。参见李强著：《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麓江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261~262页。这里关于教育收益率低的研究是针对初职前的基础教育，而中间阶层的继续教育往往具有事业发展的针对性、实效性，是经过理性衡量做出的决断，其收益相对于基础教育要高很多。而且，教育继续投资的目标形式各异，并不是简单的收入的提高。比如，有的是想换到另一个更有前途的领域，有的是想更新知识，有的是想获得升迁的资本，而有的却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等等，不一而足。也就是说，教育投资的收益是综合的。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门槛的作用（2）
综上，在当前，教育背景对于想进入中间阶层的人来说成为一道必须跨越的门槛。教育的门槛作用可能体现在基本能力、素质培养的维度上，也可能体现在教育的学历资格维度上。从某种程度上说，高校成为了培养中间阶层的大本营，大学毕业生就成为中间阶层的强大后备军。
第二节膨胀中的拥挤空间〖1〗一膨胀的力量当前中间阶层的阶层力量仍然不算强大。但中间阶层自身是发展变化的，随着其社会与政治环境的不断调适和变化，中间阶层的阶层力量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有逐渐壮大的可能。参考发达或较发达国家的经验，中间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比例可能会逐渐升高。无论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到底有没有水分、水分有多高，无论中国在经济增长中存在多少、多严重的政治、社会与经济上的深层次问题，当前城市经济所保持的高增长难以否认。中间阶层的比例和经济发展程度一般保持着正相关的关系。这种经济的高增长为城市中间阶层的增长提供着坚实的经济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成果显示，我国中间阶层正在以每年1％的比率增长。1999年我国中间阶层比重为15％，2003年达到19％。预计到2020年，中间阶层有望达到40％左右，社会结构也将实现从“哑铃型”到“橄榄型”的跨越。这些数字考虑到了我国农村大多数家庭收入偏低的现实，综合了城市和农村的整体数据。如果只考虑城市部分，目前中国城市居民中有49％的家庭已经符合了中间阶层标准。参见《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报道，载于2004年3月28日。虽然现有中间阶层的界定标准（上述的界定标准是家庭财产）、计算方法值得商榷，但中间阶层人数的快速增长却是有目共睹的。
不能忽略的因素是，培育中间阶层成为官方的经济与政治政策。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在论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时指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如此郑重地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还属首次。法律保障与政策激励必然推动我国中间阶层加速成长的态势。当中间阶层在城市中达到一定的比例、并且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时，中间阶层就成为无法漠视的政治力量。
如前文所述，高等教育是当前中间阶层的门槛。进入高校，就等于跨过了这道门槛，成为中间阶层的后备。根据以往的观念，大学毕业后就当国家“干部”，大学生就是天然的候补“白领”。毕业走出校门，就相当于从中间阶层的较低位置开始打拼，努力向上流动。可以认为，从来没有任何一个阶层有这样稳定、明确而宽泛的培养途径。
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进展神速，逐渐建立了层次多样、形式多样、学科门类基本齐全的高等教育体系，培养了大量的高级专门人才，在经济领域、科技领域和社会领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支持了整个社会转型的各方面需要。这种高速发展集中体现在高校的扩招上，特别是在近年来的教育产业化政策的带动下，发展势头更为迅猛。本部分的有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4）》，以及国家教育部官方网站（http://wwwmoeeducn）上的有关资料。
表5-11978～1998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人数年份招生数（万人）在校生数（万人）毕业生数（万人）197840285616519802811144147198561917033161986572188039319876171959532198867020665531989597208257619906092063614199162020446141992754218460419939242536571199490027996371995926290680519969663021839199710003174829199810843409830表5-21998～2004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人数年份招生数（万人）在校生数（万人）毕业生数（万人）1998108434098301999159741348482000220655619502001268371911036200232059034133720033825110861877
从表5-1、5-2可以看出，中国普通高等教育从1978年以来，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1998年前的稳步增长期，和1998年之后的高速膨胀期。从1978年的每年普通高校毕业生165万人，到1998年的830万人，再到2003年的1877万人，增长了十几倍，速度是惊人的。1999年中国开始推行的高校扩招，使在校大学生人数4年内扩张了一倍以上，这被外国媒体描述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次大跃进”。到2003年，招生数达到3825万人，在校生积累已经达到了11086万人。可以预期，未来的毕业生高峰会更加猛烈。
其实，我们的上述统计数字仅仅限于“普通”高校的“计划内”招生，如果再将范围扩大到“宽口径高等教育”，这个数字会更加膨胀。按教育部的界定，宽口径高等教育在校生包括研究生、普通高校本专科、成人高校本专科、军事院校本专科、学历文凭考试专科、电大注册视听生专科、网络学院本专科、电大开放式本科、在职攻读学位研究生、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专科等。其中，成人高等教育最为庞大，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2002年的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13373万人，成人高等教育毕业生11750万人。成人高等教育在校生就已经达到55916万人，比上年增加10318万人，增长2263%。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考12677万人次，取得毕业证书1295万人。
而根据国家教育部2004年底公布的最新数据，宽口径高等教育在学人数2000万，居世界首位。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达19%，按照教育部的计算方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指宽口径高等教育在学人数除以18~22岁学龄人口总数，再乘以100％。这个比率在世界上的排名虽然只是中等，但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基数、中国人口素质的原有水平，数字仍然相当惊人。经过多年的积累，当前中国受过高等教育（大学专科以上）人口数已经达到约六千五百多万。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中间阶层的后备处于急剧膨胀的状态，预示着未来中间阶层力量的急剧壮大。如果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在一定意义上进入大众化时代，那么我们也完全可以说中国将迎来一个中间阶层大众化的时代。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拥挤的空间（1）
在高校毕业生这一中间阶层的后备大军不断膨胀的同时，中国大学生就业难的局面已经凸显。
高校自1999年大幅度扩招后的第一届毕业生在2003年毕业，2003年是第一个毕业生高峰年，也是就业高压年。原本就不容乐观的大学生就业状况偏偏又遇到上天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非典”的肆虐令就业形势雪上加霜。中国社会调查所对此进行了调查，上述数据，来自中国社会调查所的东民、王星所：《直面大学生就业——对2003年大学生就业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截止到2003年6月20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就业率约为50%左右，而且是比一个月前已经上升了约15个百分点之后的结果。其中，研究生的签约率为80%左右，本科生的签约率为60%左右，专科（高职）生的签约率为30%。2003年的大学生毕业总人数是212万；也就是说，当年6月全国还有100万左右的学生尚未落实工作。调查显示，16%的应届毕业生还没有找到工作；31%的毕业生表示他们对找到的工作并不十分满意；只有13%的毕业生对他们所找的工作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
1996~2002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分别为937%、971%、768%、793%、820%、900%、80%，而2003年7月的毕业生签约率只有50％。事实上，如果再相较于此前数十年的国家包分配制度——就业率近100%，这个数字或许是50年来最低的。虽然影响2003年就业形势的原因有多种，比如“非典”天灾，扩招后果凸显，大学教育与市场不协调，一些就业制度障碍，个人原因等等，但相当数量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2004年的形势继续严峻，到了2005年，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更是将要达到338万，比2004年增加了58万人，增幅达2071%。67万考研大军再创历史新高，国家公务员招考比例达到37∶1……在这些创纪录的数字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信息：2005年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见《338万学生如何就业》，载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news/2005/2005-01-14/26/528181shtml）。针对依然严峻的就业形势，国家教育部部长在2005年年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把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作为“认真解决人民群众关注的难点问题”头等大事，提出了各种解决途径和办法。参见周济：《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教育工作全局——在教育部2005年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国家教育部官方网站（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info7846htm）。
针对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专家们开出了各种药方，并特别强调要大学生调整心态，降低就业期望值。不容置疑，有些大学生存在自视甚高、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经过了多年持续的就业难，大学生的心态已经比较实际了。比如，高校毕业生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已经占到了409%。参见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研究课题组：《2003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现状》，载《中国教育报》2003年10月8日第8版。曾经有一篇模仿作家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的文章在互联网上流传很广：人才市场的停车场里，横七竖八停着各处来的自行车、助动车。排队的是新毕业的大学生，把门口塞得很满。厚厚的履历表用各色的夹子夹着,一捆一捆地,填没了这只手和那只手之间的空隙。
这些毕业生大清早骑自行车出来，穿越了半个城市,到了人才市场，早饭也不吃，便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重点本科1500,普通本科1200,大专不要。”招聘单位的(PR)公关小姐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
“什么！”毕业生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了。
“在六月里，你们不是说IT年薪6万么？”
“7万也招过，不要说6万。”
“哪里有跌得这样厉害的！”
“还是不要干的好，我们回去呆在家里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嗤，”小姐冷笑着，“你们不干，人家就关门了么？各处地方多的是本科毕业生,头几批还没分派完，苏北、西北等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就要涌来了。现在各地的海归、硕士、博士、MBA也多的是。高工资的POSITION(职位)是为他们留着的。”
苏北、西北等地的院校,硕士、博士、MBA,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而已经毕业的学生不干活，却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怎么能够不干呢？在城市的生活费是要花的，为了做简历，买体面的西装革履，当初父亲母亲为自己上学借的债,自己签约向银行贷的款是要还的。传统社会是一个扁平状的结构，主要由占绝大多数比例的社会基层和占极少数比例的社会上层组成，真正的中间阶层并不存在。作为新生的社会阶层，中间阶层的形成主要依赖于社会基层的不断向上流动和积累。其中，通过接受高等教育从而跨入中间阶层，是实现这种社会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这些年来，教育人群的膨胀为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充裕的后备来源。
获得高等教育的群体所面临的就业难处境，无疑为中间阶层的继续快速发展形成了直接障碍。这种就业难的处境，也体现了当前中间阶层发展空间的有限性。这种空间有限性不仅为新进者设置了更高的门槛，而且为原有中间阶层维持原有社会地位、继续提升社会地位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许多中间阶层面临向下流动的威胁，甚至一部分中间阶层可能要向下流回到社会基层。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拥挤的空间（2）
综上，中间阶层在膨胀中同时面临着容纳空间有限的困境。当然，无论是膨胀、还是空间受限制，都是整个社会发展大背景下的一个场景。大背景的变数，也决定着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存在着变数。
第三节社会联系与组织〖1〗一社会联系的局限中间阶层的主要凝聚力是共同体认同意识，广泛的社会联系与有效的社会组织对中间阶层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意义重大。即使中间阶层内部充满了各种异质化因素，其共同体因素仍然可以使松散的中间阶层得到社会整合。社会组织是中间阶层社会整合的必要条件。但在实际社会联系与交往上，中间阶层的社会联系十分有限，社会组织缺失成为当前城市社会的一个特点。除了职业交往之外，中间阶层的社会联系主要集中在以下有限的几个方面。
①亲友私人联系。这是他们的主要的社会联系，局限在亲朋好友的私人聚会、同事间工作接触和业余交往上，给其他交往方式留下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
②休闲娱乐性的非正式群体联系。中间阶层的工作比较忙碌，压力较大，但在业余也会寻求一些休闲娱乐。比如，赵岚（07）、褚峰（08）、许刚（29）都是某个健身俱乐部的会员，平日保持每周两到三次的锻炼，偶尔参加健身俱乐部组织的集体活动。但这些健身活动主要是个人性的，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交往。正如褚峰（08）所说，这些都是“点对点”的，没有形成一个面，或者一个平台。王慧（19）参加了山野俱乐部，偶尔去京郊游玩一下。但这种俱乐部并不稳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活动内容也很单纯。王慧（19）曾经参加了几次俱乐部出游活动，因为同伴大多是在校学生，感觉在年龄、交流上有些距离，很快退出了。
③正式专业或行业协会联系。如曹飞（09）所说，其实所有的律师都是律师协会的会员，但律师协会仍然以官方性质为主，发挥着传统上的律师管理、监督职能，而不能作为律师平日交往和聚会的平台。许刚（29）也是这种情况，他所在的行业协会的会员资格只是一个名头，没有成为他社会交往的依托。与此相对照的是，他同学间倒是每个月至少聚会一次。
④正式社团与政治团体组织联系。传统上的正式社团与政治团体组织，如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工会、妇联、共青团、工商联以及各种专业协会等，它们的成员数量非常庞大，除了农村理论上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社会成员，特别是中间阶层。这些体制内的社会组织在发展和活动上所受的约束较少，但它们在本质职能上属于政治外围机构和行政管理机构，在传统的政治全能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中，这些组织对中间阶层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已经呈现出弱化趋势。例如，许多被访者是党、团员，但在外企和私企中很少参加组织生活。沈智（11）作为正式党员，惟一感受到组织存在的机会是支部书记按时发给他一些党内刊物，但因为工作忙，他几乎没有时间看。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需求与缺失
随着市场社会的建立，政治从私人领域中迅速推出，但社会领域仍然匮乏，没有足够的社会组织有效填补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留下了大量空间，这就是社会组织的缺失。社会组织缺失，导致了当前中间阶层社会联系范围非常狭窄、社会参与渠道缺失、政治态度消极，缺乏足够的社会整合。吴芳（30）曾经在学校参加过许多社团和社会活动，至今仍怀念当时的社团生活：那种生活对我影响很大。大家来自不同的专业、背景各异，我第一次开始意识到社会是这么的广阔，视野一下子开朗了。我可以和那么多朋友交流，通过社团的朋友结识了很多新的朋友。大家相互关心，相互鼓励，有一种家的感觉，做事很有意思。什么事情都有一种归属感，很有力量的感觉。我知道有大家给我出主意，可以帮我想办法。而且，我也对大家、对我们的社团有种责任感，对社团的宗旨和作用很认同，如果自己能为它做点事情就很有成就感。可以看出，社团组织的交往环境对个体的社会化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包括：
①提供了社会交往平台，通过社会联系的不断延伸、扩展，个体和社会可以发生越来越多的联系；
②提供了信息交流平台，个体可以向大家分享自己的想法，还可以从别人那里得到很多信息，并相互激发；
③得到一种集体力量感，在社会参与不再有孤单无力的感觉，而是背后有社团的组织和精神支持；
④可以建立新的价值观，这种新的价值观往往是在相互影响、熏陶和认同中逐渐建立起来的；
⑤升华社会责任观，它是集体责任感的前提，而集体责任感的培养是建立社会责任感的必经桥梁；
⑥得到集体带动，因为具有领袖气质和奉献精神的组织者从来都是少数，在社团里组织者可以带动、鼓励大批的追随者和参与者，否则他们就会化为零散的冷漠个体。
相对于其他阶层，中间阶层对于社会组织所能提供的社会交往具有更强烈的需求。对于社会基层，他们所面临的需求比较单一，主要是维持基本生活和生存条件。而对于社会上层来说，已经具有比较充分的社会交往渠道。正如褚峰（08）所说：如果说（社会交往渠道）存在，在富人圈子里，他们肯定会有。在政府官员范围，也不用club（俱乐部），他们本身就在一个圈子里。这两部分人相互之间还会进一步合流。这也是很正常的。而对于中间阶层，他们已经脱离了基本生存需要，并且大都受过较好的文化教育，很自然地会寻求更多元化的社会交往。粗略考察就可以看到，民间非赢利组织和各种民间志愿活动的最主要参与者、骨干人员，大多属于城市中间阶层，特别是白领群体和专业技术群体。其中比较典型的职业群体如：专业技术人士、经营管理者、党政机关干部、办公室职员、商业经营者、外企雇员、传媒业人士、教师、大学生等等。在北京，有些比较知名的民间环保志愿者组织，如“自然之友”在各大学发展了广泛的会员，“地球村”得到了归国学者和环保专业人士的有力支持，“绿家园”的骨干多是各界知识分子，等等。
但这些民间社团组织所能提供的平台毕竟有限。与中间阶层的需求相对照，社团组织在当前城市社会中仍然属于非常缺失的事物。特别是与国外相比，反差更大。
访谈中，一些中间阶层被访者已经意识到了社会组织的缺失。褚峰（08）在谈到自己的社会交往时感慨社会中个人的零散状态：我觉着现在的社会非常松散，每个人都处于一种游离状态，电子很多，但都是游离的，不能形成电流。他把社会团体看做一种交往导向的社区，对现状表示遗憾，而对将来也没有信心：我理解公益团体就是一个平台，很多人在一起，形成一个community（社区），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这样的形式，在当前几乎没有。在未来，这种平台还会很缺乏。缺乏整合平台，加深了中间阶层共同体的异质化，成为当前中间阶层力量发展的重要障碍。另外，对社会组织的需求与社会组织的有效提供息息相关。在前文中，我们讨论过民主机制的缺失导致对民主建设自身要求的弱化和评价的消极。同样，有效社会组织的缺失会导致对社会组织本身需求的弱化和评价上的消极态度。社会组织参与对于大多数中间阶层来讲并没有经历过，从而削弱了中间阶层发展社会组织以提高社会交往范围与深度的要求。比如，褚峰（08）对公益社团感兴趣，但对公益社团的缺乏表示失望，并对中间阶层对社团组织的需求表示悲观：在目前这种社会条件下，白领这些中间阶层，除了娱乐、消遣之外，没有社会参与的欲望，所以在这些人里面不会产生对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有影响的社会组织。我觉着不可能。在富人圈子里，他们肯定有这种俱乐部和其他比较常规的交往途径，形成一种相互提携的集体力量。在政府官员范围，我想他们也不用专门的俱乐部或者沙龙，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圈子。可中间层没有，他们也没有建立相应的社会组织的意向，没有增加社会交往的需求。因此，与其说是中间阶层没有对社会组织的需求，不如说是没有提供给中间阶层一些基本的社会组织平台，让他们在现实中能够接触、了解社会组织。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规制与发展（1）
可以看出，问题不在于中间阶层是否需要社会团体，而在于社会是否能够提供这种社会交往的社团组织平台。
吴芳（30）对志愿活动比较感兴趣，她讲过自己经历过的一次遗憾。她所在的社团有一次因为某个活动到一个医院，她希望能够到医院做义工照顾病人，但医院告知她没有义工这种制度，除非到医院来实习。她不是学医的，只是想用一段时间来对社会有所贡献，不可能来医院实习。所以，她很失望：想对社会做点什么，但这个社会没有提供一种机制。
郑颖（15）对环保事业很感兴趣，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同行张罗着成立一个环保组织，可以凭借这个平台接受社会捐助、举办环保志愿者活动、甚至民间环保研究等。但在向有关部门申请登记的时候，由于受到相关政策的限制，没有成功。关于民间组织注册的法律限制，参见葛云松：《第三部门的法律制度》，《规制与发展——第三部门的法律环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依靠其他形式和联系方式依然进行着他们的事业。
从逻辑上看，之所以民间社会组织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其原因可能有两个：没有对社会组织的需求；或者社会组织的发育受到了抑制。如果是前一个原因，可以断定中间阶层根本称不上社会共同体，从结构、意识和行为上都缺乏起码的一致性。但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了这种逻辑并不存在。在中国，现有的社团组织大部分都是专业性的，如各种学会、律师协会、记者协会等，大多数专业人士都至少参与了一个社团，很多人参加了两个或更多的社团。这些社团的组成人员主要是中间阶层。在美国，20世纪的前半段是中间阶层兴起的时期，白领参加工会的数目从1900年的370万人增加到1948年的1470万人，增长了406％，白领工会已经不仅仅是普通工会的补充。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9页。在国外，城市中间阶层成为各种民间组织的主要社会力量来源，他们是各种社会社区服务、法制民主、慈善事业、志愿服务、商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骨干参与者。下面五个国家成年人参加志愿性社会团体的调查数据，以及其教育背景，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详见表5-3）。
表5-3参加志愿性社会团体的成年人口比例*单位：％国家占总人口比例占总人口受过中等教育者比例占总人口受过高等教育者比例美国575580英国475592西德446362意大利293746墨西哥253968*阿尔蒙德：《公民文化》，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页。
** 此表数据为20世纪50年代末数据。可以看出，西方发达社会中参与志愿性社会组织的比例是相当高的，即使在墨西哥这个发展中国家，4个成年人也至少有一个参加了社团组织。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些志愿性社团组织并不包括政党组织，或者政党直接控制的外围组织，而是志愿性组织。表5-2所显示的是20世纪50年代末的数字，距今已经将近半个世纪。在西方社会强调建立市民社会、发展社会组织的今天，这一数字会更加庞大。其中受过中等教育者，已经相当于现在的受过高等教育者了，与受过高等教育者一起，都是当时的中间阶层。由于中间阶层的特征之一就是高学历，因此，如果高学历者参加社会团体的比例较大，也就同时表明中间阶层参加社会团体的趋向，表5-2的数据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能够解释民间社会组织缺乏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们受到了约束和抑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出现社会组织缺失主要在于基础薄弱，是传统的社会组织缺失的惯性。但城市社会发展至今，社会组织的缺失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现有体制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制约。国家建立了管理社会组织的法规，在注册和管理两个环节上，多年来一直没有放松，所以民间社会组织的培养遇到了合法性这个最重要、也是最难以跨越的障碍。国务院1998年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颁布了新的《社会团体登记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条例》，这是当前最主要的社会团体管理条例。另外，还有一些特别的法律规定某些特殊社会团体的设立、职能和组织问题，如《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工会法》、《律师法》、《注册师法》等法规。实际上，对社会组织提出的不仅是法律层面的要求，而且是综合的合法性要求：政治上要达标，行政上要挂靠，符合法律程序，得到社会支持。一个筹建中的此类组织或者一个已经存在于民间的社团，在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之后，要经过政治合法性的检验才能获得行政合法性，成为业务主管单位的组织，最后在登记管理机关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成为法人，所有这些，缺一不可。从动机上，这些制度障碍是为了减少社会组织的成立和社会影响力，一方面控制现存社会组织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限制新的社会组织的建立。
实际上，在中国城市中存在着大量的社会组织，大多属于政府动员的范围。而且，动员性的社会组织参与率比较低。比如，从组织者来看，中国志愿者有六大类：一是青年志愿者，参与人数有1500万~2000万人，属于共青团中央组织的；二是民政部门下属的一些社区服务中心里的志愿者，公布的数据是375万~400万人；三是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来自红十字会的统计是20万人，两者都是财政支出部门；四是国际组织在中国的志愿服务，前后共有几千人；五是草根组织，譬如自然之友、绿家园之类，总人数有1万多。摘自师欣：《志愿活动在中国》，载《南方周末》，2002年10月10日。可以看出，最后两项属于真正民间的社会组织，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下面关于中、外慈善与志愿者组织的发展比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直观的轮廓：摘编自丁元竹：《志愿者精神在中国》第五章，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资助撰写的工作报告，1999。①中国志愿者参与与其人口规模比较还比较小。我们远远低于以色列和其他发达国家。
②国外慈善事业源远流长。而中国志愿者活动的主体不在慈善机构，而在共青团系统和民政部系统，这是由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行体制决定的。
③西方的慈善事业、志愿者活动具有民办性质，特别是由宗教团体来办。中国志愿活动大部分是配合政府的工作展开，活动与政府政策导向关系密切。
④西方企业支持慈善事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非常普遍。中国目前企业对于志愿活动的资助还不十分明显，也不构成中国志愿者活动资金来源的主要部分，一是中国的企业基本都处于创业时期，另外中国企业也没有资助志愿者的传统。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规制与发展（2）
⑤许多国家政府对于志愿者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和支持，保证其建立合理的资金筹措方式和渠道。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除了在国家发展计划以及领导人的讲话中倡导开展志愿者活动外，还没有在资金支持方面做出任何规定，使得中国志愿者在资金问题上面临极大的困难。
⑥在发达国家，志愿者组织和民间团体往往和政府一起工作，共同面对社会问题。中国政府对于社会团体管理、民间非企业单位管理做出过法律定位，但是对于志愿者的法律地位没有任何规定。
⑦国外的志愿活动领域扩展到社会福利活动之外的其他领域，中国目前志愿者活动领域基本限于文化、体育、娱乐、个人社会服务、宗教、国际志愿者、卫生和环境保护、就业和扶贫等领域。
⑧在发达国家，社区成为志愿者活动的重要载体，志愿活动是在社区这个社会结构的草根层次上进行的。但中国社区建设有它的特点：是在政府的指导下，自上而下开展起来的。居委会的工作大部分是按照它的上级机构——街道办事处的计划进行的，居委会对于居民的凝聚力不是很强。而且人们对于单位的依赖远远高于对居住区的依赖。社会组织之所以受到制度约束，主要因为人们夸大了社会组织的负面影响。在中国，一提起非政府性的社会组织，人们往往容易联想到国外的压力集团、反政府组织等。特别是东欧和前苏联巨变和近年来非政府组织大闹西雅图世贸会、世行年会以后，媒体对非政府组织负面的报道较多，使人们对其认识带有某种局限性。其结果是，社会转型中需要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以承接政府转移的部分职能，同时担心非政府组织壮大后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在这种认识下，社会组织在中国的发展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限制。这是中国的社会组织缺少自治，与政府联系过于紧密的原因之一，因此，中国即使自发出现了一些社会组织，之后也会很快被纳入行政体制之内。邓国胜：《中国非政府组组织发展的新环境》，参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网。
从长远看，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成为一种全球趋势。实际上，对社会的自发性参与已经出现了许多新形式。比如，网上论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间阶层人群参与讨论，虚拟社区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吕英（25）在就读在职研究生之前对社会问题一直不感兴趣，但后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听她解释，主要原因是有的同学比较关心社会问题，在班级网页上搞了个论坛，大家经常在上面讨论一些社会热点和理论问题。她逐渐对那些讨论发生了兴趣，开始关注新闻时政，并读了一些书。现在，她俨然成了论坛里的常客，并经常发表一些自己的观点。可以预见，如果未来社会组织能够发展起来，将为中间阶层的社会参与提供前所未有的组织平台与机制，中间阶层缺乏社会参与的现状也将大为改观。这种趋势有助于中间阶层加强社会联系，在社会转型中发挥更多的影响力量。
专栏中国非政府组织正在走向前台*
6月24日，北京市发改委一位负责人对《北京青年报》说，北京动物园是否搬迁之事并没有决定。
虽然北京市方面否定了搬迁后的土地将用于商业用途，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汪永晨对此并不特别乐观，她看到，政府并没有放弃搬迁企图。
不过，情势似乎有明显的变化。据《瞭望》周刊披露，2月至4月间，北京市发改委在召集的多次论证会上，还都是在强调，动物园搬迁是政府已定决策，不讨论搬与不搬问题，只研究搬到何地问题，而且要保密。但是，进入5月，媒体与公众不仅公开讨论着搬与不搬，而且反对搬迁的声音更大一些。
这种急转直下的情势，显然并非北京市发改委的初衷。变故首先来自于信息被公开，破除了原先的“保密”之戒，而促成信息公开并将其变成一场社会大讨论的，是北京的一些环保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
汪永晨的另一个身份是“绿家园志愿者”的负责人。汪并* 摘编自唐建光：《中国非政府组织正在走向前台》，《新闻周刊》，2004年第24期，总第186期。
不讳言，在民间反对动物园搬迁的行动中，以“绿家园”、“绿岛”等为首的NGO组织，在其间着力甚多。
再往前追溯，从四川的木格措到都江堰，再到云南怒江，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均受到了民间的非议，甚而因此重议、搁浅或改变。其台前幕后，都闪现着NGO的身影——事实上，他们越来越频繁地站在了前台，对于事关公共利益的决策，以公众参与的名义提出质疑。
“动物园搬迁还须征得绝大多数市民的同意。”《新京报》引用北京市发改委的话说，这个部门的负责人还对《北京青年报》说，“按照政务公开的原则，我市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均将依法按规定科学决策。”
“至少他们不能再为所欲为了。”一位记者如此评价这一系列事件中NGO的作用。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规制与发展（3）
2001年3月，一次独特的“听证会”在北京举行。参加者包括一些NGO成员、环保专家以及昆玉河畔的居民，还请到了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
此次“听证会”的由来，缘于2000年的北京昆玉河(即京密引水渠昆玉河段)治理工程。工程引起了一些环保人士的非议，他们担心以人工工程替代自然景观，将影响到两岸及河底自然植被和其他生物的生长。
于是，“绿家园”等NGO组织了这次听证会，他们寄望以此推动政府和民众间的对话。
但这次“听证会”并未善终。汪永晨说，这位副市长最后将其斥为“无组织的有组织活动”，要求媒体一个字都不能登。没了公开，“听证会”也就没了意义。
不过，“这仍然是中国NGO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一次尝试”，汪永晨说。
在此之前，和中国的其他NGO一样，1996年正式定名的“绿家园”主要活动是种树、观鸟、呼吁保护白鳍豚等等，而在包括环保领域等公共政策的制定上，政府一言拍板，他人无法置喙。
成立于1993年的“自然之友”是中国最早的环保NGO之一，其常务理事梁晓燕说，它是在外界的疑虑中诞生的，不少官员总是把它与西方的“绿党”联系在一起。那时除了做一些宣传外，几乎做不了什么事。
梁晓燕说，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非政府组织论坛，使中国大多数官员第一次接触到NGO这个词。从1996年起，中国NGO开始浮出水面，而环保是他们首先涉足的领域，这是因为它的“政治敏感度较低”，而且与所有人密切相关。
与此同时，NGO们逐渐发现，地方政府常常是环保的最大威胁，它们的一些决策，不仅影响到环保，而且危及公共利益。
2003年应该是中国NGO发展史上值得记述的一年。这年在四川，两项水利工程遭遇了民间力量的狙击：一是贡嘎山下的木格措水坝，二是与都江堰相邻的杨柳湖水库。
最后，杨柳湖工程被叫停，但木格措工程仍在继续。
无论成败，NGO都在其间崭露头角：最早获知工程上马的消息，并将其公之于众的，正是《中国青年报》记者、绿岛负责人张可佳和汪永晨及其背后的NGO。其后，从媒体和专家的反对声音中，也可见NGO运作的影子。“公众力量直接影响一个大工程的决策，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汪永晨说。
如果说杨柳湖与木格措之役，只是中国NGO的初露身手，在怒江水坝论争中，NGO则表现出了更大的影响力和动员力。
“我反对！”
5月24日，云南“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主任于晓刚再赴怒江之畔，这一次他组织了14名怒江的原住民，来到澜沧江上的漫湾电站。
“大众流域”也是一个NGO，2003年夏天，于晓刚得知怒江上将要修建13级大坝后，很快行动起来，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
这位人类学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是大坝修建对人的命运的影响——他们对漫湾电站的调查显示，大坝的修建，对原住民并非总是福音，他们的生活反而陷入困境之中。因为，在地方政府和电力公司的合谋下，原住民的利益常被忽略，他们不仅无法表达意见，也难以分享开发的成果。
怒江的村民们走访了漫湾电站的移民，发现他们“无法上学，家里没地种，外面没工作”，一些人甚至以捡垃圾为生。这样的事实令怒江的原住民们忧心忡忡。《南风窗》引用一位怒江人的话说，“如果政府一定要建电站，就必须维护好我们怒江百姓的利益。”此时，虽然中央有关方面已对怒江大坝计划叫了暂停，但NGO们相信，大坝修建仍是难以阻挡的。“大众流域”希望通过信息公开和教育培训，使原住民们有意识并有能力站出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比如参加与政府和企业的对话或谈判。
在怒江问题上，“大众流域”的于晓刚和黄光成，以及云南大学教授何大明，是云南稀有的公开反对派，虽然黄光成称他们并没有感到明显的压力，但在当地，他们的声音仍然显得孤独。
不过，他们并不全然孤立。这场“怒江保卫战”聚合了来自中国各地，甚至国外的NGO，“由于生存在社会的边缘，寻找同道是NGO的本能。”梁晓燕说。按照汪永晨的说法，这次反水坝运动，是中国NGO第一次广泛联手。
从这一年开始，在国外持续数十年的反水坝运动，被引入了中国。同时引进的，还有各国NGO的理念、资料和行动经验，大量在国外行之有效的NGO行动模式。2003年11月，汪永晨和于晓刚等人参加了在泰国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水坝大会，会议发起了“保护中国最后的生态江河”的签名行动，获得了60多个国家80多个NGO的支持。“这使中国的NGO受到了很大鼓舞。”梁晓燕说。
2003年10月，一场在北京举行的研讨会上，数十名专家以民间立场对修建怒江大坝表达了异议。此后大大小小讨论会、论坛、讲座、图片巡展难以计数，影响所及，重庆10所高校学生联名开展了“反对开发怒江”的签名活动。
这些行动，与一长串NGO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大众流域、绿家园、绿岛、北京环境与发展研究所、自然之友、地球村……在北京动物园搬迁争议的背后，活跃的同样是NGO们。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规制与发展（4）
今年四五月份，中央电视台、《科技日报》等媒体连续对昆明动物园搬迁之事进行了报道，导致地方政府放弃了搬迁决定。这是北京动物园迁址之争的序曲。5月22日，关于北京动物园搬迁的两场讨论会同时在北京的两个会场举行，生物学家和法律专家们发出了反对动物搬迁的声音，数名院士对政府提出的数个搬迁理由给予了清晰的反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