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毛的对外策略与尼克松初访北京
[历史学家会断言，我们与北京接触并不令人吃惊，令人吃惊的倒是我们如此长时期地延误了这种接触。从1950年到1971年，华盛顿送上月球的人比派往中国的人还多，虽然后者离我们更近，人丁兴旺，旅途也更为安全、省钱。我们坚决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致尼克松说出“人民共和国”一词，就成了头版新闻。然而在这之后不久，一个来自美国桑塔莫尼卡，留着过肩长发，穿着紫色喇叭裤约小青年突然出现在北京，向神奇人物周恩来问道：“你对嬉皮士有何看法？"
强权政治集团的统治时间很少超过一代人。19 60年中苏关系破裂后，中美关系缓解就已在酝酿之中。中国统治者2000年来已习惯于利用一个强大的异邦来抵御另一强邻，中国好几代学童都在学习“三国”中的谋略，就如在具有扩张性的西方，学童常被灌输恺撒大帝征服高卢的业绩一样。]
1971年，北京正处于两大强国的对峙之间，我们也是如此。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和苏联、美国一样，是一个核大国。紧张的中苏关系需要强有力的美国加以平衡。在美国和日本看来，中国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大国，重视台湾的地位，关心台湾以北大陆架石油资源的开发、日本的裁军和对日贸易以及与日本和美国有关的类似问题。
所有这些，都促使北京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同美国接触，加入联合国，但北京历经艰辛才做到这一点。
50年代，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在中苏同盟的保护下发展，后来毛主义变得愈加民族主义化和激进，并试图通过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马上实现工业化。这时，中苏同盟出现裂痕。
60年代初期，中苏裂痕随着双方的激烈论战日趋扩大。北京决定独自领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国支持世界各国特别是亚、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向他们派出文化团体，举办展览，提供军事援助和顾问。1965年9 月，毛的接班人林彪在《论人民解放战争》的讲话中，系统阐述了毛努力站在第三世界立场、反对两个超级大国集团的理论。林彪元帅把中国革命的经验推向世界，认为中国革命的模式可以运用到占人口2/3 的不发达国家和区域，进行反对工业化帝国主义强国的斗争。
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是“农村包围城市”，但如何在世界各地具体实施这一策略，中国并没做出书面的指示。中国主张，人民革命必须独立自主，这意味着中国可以指路、提供援助，但必须由各国人民联合起来，争取世界革命的胜利。这并不是希特勒那样的扩张侵略，它使人想起中国古代诸侯国与北京的附属关系——中国是各国的模式，各国都自愿跟随并受中国领导。中国是在其外交关系处于低潮时为各国人民革命提出这种“自力更生”的革命主张的。1965年2 月，美国开始轰炸北越。虽然美国保证不侵犯中国南大门的北越领土，但实际上人民共和国为不能保护历来是中国卫星国般的邻国，不得不忍受屈辱。
中国一直试图组织召开除苏联之外的亚、非大会。1965年6 月，这一努力失败了。接着，在10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政变流产，导致大量亲北京的印尼共产党员被杀。简言之，1965年中国试图领导世界革命的努力屡遭挫折。这一切使中国转向国内事务，并开始集中精力发动1966年至1969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最后在呜咽中结束时，它使经济明显处于停滞状态。毛先生打碎了政府官僚体制，复活了革命，在政治中注人新鲜血液。但最后平息事态的是军队领导，军队控制、管理着全国。1969年4 月，第九届党代会最终确认中国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决定再次着重抓经济建设，并把那些召回的大使重新派往国外。北京是在先独自领导第三世界，随后又同外部世界一度中断联系之后，重新回到世界政治中来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北京精心策划的人民外交会抛弃通常的颠覆计划和强硬的讨价还价。许多美国人急于从越战的泥潭中解脱出来；尼克松政府也为与北京接触做好了充分准备。这一切表明，中国对外开放的时机已经成熟。尼克松访华仅是一个开端。
1972年2 月，尼克松访问北京。让我们站在中国的角度来历史地观察尼克松的访华。国家首脑互访是中国的老习惯。北京作为首都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几乎每年都有外国君主或使节来访，就像冬至、秋分一样有规律。这些来访的外国君主和使节当然各有目的，大多数是来献礼以求在贸易上有所收益，有些是来寻求对其国家合法化的承认，还有些是来请求军事援助，很少有吵闹着来讨债的。
有些君主则是不情愿来的，如15世纪初的满喇加国国王。还有些是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在北京，如1215年的成吉思汗，1644年的清朝顺治皇帝。但不管怎样，北京之行总是富有特殊的韵味，有种令人难以忘怀的神秘感。尼克松先生及其随行人员当然不知道这么多，他们踏上了前人多次走过的旅途。
没有人要尼克松行三拜九叩之礼。1793年，马克特尼勋爵曾拒绝行这种礼（尽管尼克松比马克特尼勋爵瘦多了，磕起头来更方便）。毛领导的革命一直致力于消除不符合现代生活的旧习俗，但中国的自我中心主义和为能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做到自给自足而感到骄傲的心理是不易被消除的。事实上，到北京一游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仍是另一个世界的中心，它根本不关心道琼斯指数、裙子的底边、年度冠军棒球联赛或下届总统大选。任何一个人只要在这里住上很长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自己被同化了，逐渐适应了另一个世界的事物，同时也接受了另一种不同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念（如不提倡个人主义）。尼克松先生在北京停留的时间不长，没有感受到文化差异的冲击或被中国化，但中国人务实的观点使他深有感触。尽管这种观点有其前提条件，可还是很理智的。它对人性有深刻的了解，强调自律，愿将短期利益服从长期利益。这也正是管理那些急于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部落首领们所必需的方法。近期发生的事，当然有其影响。在越南的美国军队完成了从西贡撤回旧金山的和平之旅。尼克松先生从华盛顿到北京的和平之旅，无疑也是成功的。
但革命化的中国和我们一样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之中。美国的报界和司法机关现在还在引用始于乾隆末期时代的人权宣言，同样，周恩来在接待外国来访者时，也在沿用中国以往惯用的原则。外国访问者是国家的客人，必须像别的客人一样遵守一定的礼节：不能在争论时用手指着主席的鼻子。这可与尼克松当副总统时与赫鲁晓夫主席的争辩不同，尊严优于主张。
正如人的言行反映人的性格，国家的礼宾仪式也能反映出国家的社会秩序。无论尼克松的访华是确立了中美两国的关系，还是被一种“人民外交”所覆盖，这次访华确实强调了他个人对和平的渴求。他的访华是负着使命而来，必须实现诺言。
这样的访问当然需要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和谈判。清帝国与塔夫脱当政时的美国做生意时，在北京的西方达官显贵们沮丧地发现，许多词语在译成中文时都走了样。“个人自由”(Liberty）被译成“特权”(License）。即便在今天，“自决（Seif-detemaination）和“主权”(Sovereignty）在中文里是什么意思？两者的关系如何？17世纪的俄国大使们一直就叩头长期争论不休，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基本的国家体制。中国现在的国体大不相同了，确是一种新体制，只是尚不完善，仍在发展。其主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给“美国资本帝国主义”留了空间，但不能把荣誉归于客人。
可以这样讲，对一位美国总统来说，访问北京的路途是最长的，准备工作越充分越好。
此篇部分发表于1971年4 月18 日的《纽约时报》，题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时机已成熟》；其余部分发表于1971年7 月19 日的《华盛顿邮报》，题为《中国的旧俗：接纳了千年帝王的北京》
17 解决“一个中国”的难题
[尽管以下对台湾问题的分析和对策早在1979年我们彼此承认之前3年就已进行，然而，事实证明这种由历史造成的关系的主要结构是有效的。文章发表于1976年9 月。]
美国的中国政策建立在华盛顿、北京和台北的表面协定之上，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都能看出这是个不切实际的声明，因为它阐述的只是个外交概念。稍经思考即知道，由于北京和台北都宣称自己是惟一的中国，它所代表的是两个相对立的概念。华盛顿两头为难，进退维谷。要从这些极不平等的竞争者即中国的各党派中解脱出来，第一步先要看看我们是怎样陷人这种困境的。
美国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角色已有100 多年的历史。1844年，我们的第一个条约维护了大英帝国在1840年至1842年鸦片战争中获得的全部特权。在此后一个世纪，美国的商人和传教士成为中国变革的动因，帮助促进了伟大的现代中国革命。1943年，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正式废除，那时，我们已作为对日宣战的同盟国而深深卷入到中国的内部事务之中。自1954年以来，同台湾当局签定的安全条约，把我们置于在尚未结束的中国内战中支持一方的地位。不管愿意与否，美国人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比我们所普遍认识到的更为紧密地卷入到中国人民的生活之中。
尼克松一基辛格1972年的突破，即华盛顿与北京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已经为时太晚。显然，1960年中苏决裂以后，只有共和党右派领导人才能结束由于美国同中国革命相隔绝而带来的灾难。采取这一行动的主要动机，是希望美国在同中国和苏联的三角关系中保持平衡，这样，苏联就不能成为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中间人了。1972年2 月，尼克松、周恩来签署《上海公报》，其非同一般的功绩，在于揭示出双方的分歧点和一致处。但它所展望的正常化的确切期限尚有未确定。
大陆与海上中国
总的来说，现代中国革命包括两个主要区域，可称之为大陆中国和海上中国。今天的大陆中国是一个由拥挤在可耕地上的农民组成的国家，它继承了中华大帝国由首都的官僚机构管理政府的传统。这是一个忙着使自己现代化的农民的官僚帝国。
海上中国较为年轻，然而它的历史也可追溯到公元纪年的开始。中国的商人、帆船来往于东亚沿海已近2000年了。在最近1000年里，他们留下了可观的有关贸易和与东南亚交往的记录。这些打了隔离舱、很适于航海的小船（正如在其他许多领域中一样，中国人也是航海技术的先驱）早在欧洲的船舶到达之前就已航行于澳门、广州到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的航道上了。1514年第一个进人中国的葡萄牙人，就是通过这些中国帆船的贸易航线进人中国的。那些经常到东南亚并最终相继建立了殖民地的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在主要港口发现了中国的商会。
海上中国在欧洲殖民势力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这种源于中国南部的海上传统，当然与大陆中国的传统有很大不同。在对外贸易上，私人企业是基本成份，冒险投资是必要的，商业核算必须占主导地位。
总之，海上中国的发展，是欧洲在东亚扩张的一个缩影，它自哥伦布时代以来，不断在全球扩散，并且仍然主导着西方对现代历史的看法。中国人在航海和海上贸易的能力如此之强，以致14 世纪初，明朝派出七艘大探险船去印度并跨越印度洋到达阿拉伯和非洲时，比因成功绕过好望角而开创欧洲航海新纪元的第一批欧洲人早了几乎一个世纪。如果中国愿意，可以早在欧洲人之前就把整个东南亚变成殖民地。中国并未这样做，因为海外殖民地对统治大陆中国的官僚们没有吸引力。中国北方的政府对海上贸易不感兴趣，他们全神贯注于对付来自亚洲中部蒙古人的威胁。
欧洲殖民主义者从彼此竞争的统治者商业式甚至海盗式的贪婪中，初次尝到了苦头。这种极度的贪婪，使中国朝廷感到震惊，中国一直信奉孔老夫子轻商的观念，而且认为贸易应由政府官员来掌管。明、清两代的统治者，都曾徒劳地禁止过对外贸易，并且封闭海岸以杜绝沿海的海盗活动和异邦政治制度的侵入。例如，在17 世纪，台湾成为中国探险家郑成功势力范围的大本营。18 世纪，广州成为对欧贸易的惟一通商口岸。1842年以后，英国人的枪炮逼迫通商口岸开放，海上中国的发展有了更大的空间。掌握外商对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买办，很快成为其职权范围内的中方商人，现代商业和金融阶层出现了。这种发展虽然被对外交往和通商口岸的特权所减弱，但它的确是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一部分。
广东人成为东、西方伟大的中间人。在著名的“六公司”引导下向加利福尼亚迁移的中国人，主要来自该地区。中国第一个职业革命家孙中山就是广东人，美国和英国的传教士最初也是在这里取得的成功。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也是广东人，他在19 世纪70年代成功地把在双边文化中起到先锋作用的中国教育代表团带到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其中受过训练的年轻人大都是广东人。
今天，广东又一次主导着中国的对外贸易。海上中国己成熟，它现在包括英国殖民地香港、新加坡共和国、台湾和数以万计的在吉隆坡、槟榔屿、曼谷、马尼拉、科隆坡和其他地区的华裔，他们将其忠诚奉献给了东南亚新独立的国家。在所有这些地方，中国商人和企业家的经济发展之路，与日本、韩国和那些具有孔子伦理背景的东亚国家相似。
就其结果而论，这是一次比大陆中国的一切经济活动更具有说服力的经济革命。在为美国和西欧所熟悉的家庭的或合作企业的基础上，它预示着沿海地区将联合起来加人到国际贸易社会之中。海上中国的人口可能只有2500 万或3000万，而它在国际贸易中的活动能量，曾一度超过拥有10 亿多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统一的思想
台湾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其经济是“海上中国”的一部分，但它的意识形态却仍然是“大陆中国”的。我赞成一个中国的概念，这是2000年来所有大陆争权者的主要思想。在这2000年里，至少有1 / 3 的时间，中国实际上存在一个以上政权或有组织的城邦。然而，统一的思想——所有炎黄子孙统一在由天子领导的惟一朝廷之下——一直被奉为最终的政治目标。在其余2 / 3 的时间里，这种思想得以实现，这就更加强了上述思想的说服力。
如同以往的年代一样，中国在20 世纪以避免内战和军阀掠夺的方式体现出对统一的渴望。1912年，中国避免了日本人的入侵，使统一得到暂时维持。1928年，中国以极大的自豪和喜悦取得国家的统一。蒋介石毕生致力于国家统一的事业。尽管20 世纪30年代南京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的统一是不完整的，但统一中国，并使其强大到足以抵抗帝国主义的鲸吞蚕食，是蒋介石的毕生信念。因而他的台湾政权30年来一直把统一的思想作为政治信仰，重申其光复大陆的决心。
最高统帅之子蒋经国领导下的台湾政权，出于父子关系上的忠孝，在道义上有责任按既定方针办。台湾共享着东亚经济起飞的奇迹，但仍未摆脱大陆中国政治思想的传统。这是一个陈旧思想与现代实践并存的奇特例证。
更重要的是，台湾所持一个中国的思想使其处在一种同人民共和国保持内战状态的位置。中国盟友那不可根除的、带有宗教成分的成见，横阻在想从中国内战中摆脱出来的美国人面前。
假如蒋介石的自傲和对理想的忠诚允许的话，在20 世纪50年代初，国民党政权只要放弃对大陆的要求，就可以合法加入联合国而成为其一个成员。这种做法是建立在民族自觉的基础上的，不受西方思想的干扰。然而，过去30 多年生活的事实表明，中国人的政治思想根本就不认同这种做法。台湾朋友仍然要求我们把其作为与人民共和国势不两立的朋友来支持他们。甚至在今天，“两个中国”对北京和台湾都是个雌醒的词儿。
北京在这个问题上也没让我们轻松多少，他们在日常口号中反复强调，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决要收复台湾。这是我们可以理解并必须慎重对待的。北京的统治者在清除争权者方面没少费力气。明朝的永乐皇帝甚至派出远征队出海搜索那些申请留居海外的逃难者。清朝康熙皇帝在一次大的内战中肃清了明朝的幸存者，而且在台湾独立40年后，又收复了台湾。铲除夺权者对北京来说一直是必需的合法行动。
自帕特里克赫尔利和乔治马歇尔斡旋于重庆和延安以来，我们参与中国国内战乱已超过30年。显然，从1972年起，我们只有形式上的地位，中国内战中彼此争权的党派之间的问题，该由他们自己解决，而没有我们什么事。然而，历史还是把我们扯了进去，我们同台湾于1954年签订的双边安全条约，表现出与激发我们早在19 世纪介入中国人生活时就有的、美国人对贸易和接触的兴趣。那时的海上贸易世界属于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而今天的海上贸易世界则属于跨国公司与新帝国主义。共产主义者对此继续表示痛惜，而有时又要与它们竞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正在向新的事实让步。
那我们该怎样处理这两个相对立的矛盾体呢？保知想想，“一个中国”的原则只是为巧妙地操纵那些单纯的野蛮人而使用的中国古老谋略中的一个。我们的关系如同小说中的三角恋爱：每位小姐都说“只爱我一个”，并要我们抛弃另一个。基于这一点，在1 / 4 世纪里，我们否认了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同越南关系紧张。此后，北京希望我们彻底反过来，否认我们长期的盟友和被保护者的存在。但美国的世界是多重的，不能满足每一个中国政党。
构想的使用
从1895年至1945年的50年间，台湾一直是日本的殖民地，只是在中国共产党接管大陆时，才处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指出这一点对于“一个中国”的神话，面子上是不大光彩的。日本殖民主义者尽管没有发展台湾的文化生活，但发展了它的经济，美国此后的援助，也扶持了台湾的经济发展。总之，来自中国大陆的内地人还有台湾人所开办的企业，创造出现在的高生活水平和在国际贸易中的生产能力。作为海上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因其高度资本化和出口型的工业，已变得不大容易被新的大陆社会所同化，实际上是消化不了。
至于台湾的独立，除了从未以国民党政府实际替代者的面目出现过的地下台独运动分子外，没有哪个中国人会支持这种想法。中国的爱国者根本不想分裂中国的国土。台湾独立不仅会使北京一华盛顿的和解恶化，而且也是对北京的公然挑衅，对此，北京绝不会漠然处之。总之，来自太平洋彼岸与中国有截然不同政治思想的美国人，即使在帮助制造一个并不统一的局面时，也不得不接受中国传统的关于中国统一的思想。
这就迫使我们借助于一种构想。我们无力使台湾回归到大陆的控制之下，因为台湾是一个能独立生存的政体，它装备精良，经济发达，并且积极而坚定地抵抗北京政府的征服。要想扼杀这样一个政体将是徒劳的。由于我们用不着把“一个中国”当成我们政治信念的基本条款，所以我们没有义务打破台湾同大陆的分裂状态，但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同台湾的长期合作，在道义上我们颇有责任使它维持下去：对国民党政府约半个世纪的承认（自1928年）以及对海岛王国l / 4 世纪的支持（自1950年），产生了思维的延续性和不能摆脱或是不能轻易丢弃的友谊的纽带。台湾社会毕竟是我们的世界的一部分，它正通过贸易、文化、教育和其他途径，同我们越发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我们有许多相同的观念和宪法机构，破坏这种关系既不可行也不人道。然而，我们同幅员辽阔的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在外交、贸易、旅游和互派科技代表团方面获得稳步发展。北京接待了越来越多的美国公民（其中2 / 3 带有中国血统），安排他们做为期几周的游览。放弃同大约占世界人口1 / 4 的人民进行交往，是不负责任甚至是不道德的，而且，这个政府具有核威慑力。没有北京一华盛顿的合作，人类未来的和平将难以保证。当然我们对苏联也表示关切。至少，我们要使同中国的接触同与苏联的接触程度相等。
正常化
幸运的是，北京与台北在台湾归属问题上的兴趣有所不同。中苏关系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矛盾时，与美国的分歧就成为次要矛盾——包括美国在台湾的插足( “占领”）。事实上，就现实政策而言，美国在西太平洋的继续存在，是为中美和解局面所接受甚至是所希望的，只要它维持稳定（即抵制苏联的扩张），且不触犯中国的长远利益（如对台湾的主权）。这样，北京理论仁的长远利益就与台北实际的短期利益不同了。我们也就可以从夹缝里溜过去。
以上考虑把我们引到了“正常化”的来龙去脉上来。让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把我们的政策作一区别。既然接受“一个中国”的理论，那我们除了以协定的形式承认北京对台北享有主权外毫无办法。如果像中国人那样做一个现实主义者，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接受过去80年的既成事实，即台湾有一个游离于大陆的政府，我们姑且称之为自治，而且看起来无论我们怎样做，它都会长期保持这种状况。基于这点，我们可以断定，北京对台湾的主权是一种延期兑现的主权。原则上，我们任何时候都承认这种主权，而实际上却徒有其名。至于我们的经济关系，如果我们对北京的承认使其在同美国的贸易上获得最惠国的地位，那么在“一个中国”的信条下，我们可以推断，这种最惠国待遇同样适用于台湾。这样我们在处理同北京关系的其他方面时，只要是在“一个中国”的名义下，就能很自然地主张给台湾以平等待遇。当然，有许多法律程序需要解决，以便使台湾的贸易和交往以其原有的方式持续下去。然而，这是美国人的事，它关系到我们所制定的规章制度，但法律的圆滑能使我们得到所需的方案（1980年初，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就是所需的结果）。
日本把在北京的贸易使团变成大使馆，而把在台湾的大使馆变成贸易使团，这种日本模式为我们铺了路。日本的经验为我们树立了调整法律一经济程序的榜样，在1972年通过有关三方间的艰难协商才找到这样的解决办法。法律的构想使日本在台湾必要的领事功能继续得以执行，并使其在台的贸易、旅游和继续投资成为可能。
当然，日本模式缺少的主要是安全条约，而我们针对台湾的军事部署才是问题的关键。台湾的安全及我们为台湾提供的安全保障的可靠性，对日本有直接的吸引力——是我们的防务承诺保障着日本的发展。
按照1972年尼克松一周恩来的声明及以后的允诺，美国答应削减和从台湾撤回美国军队，但并未提及在菲律宾和冲绳的美军基地。从苏比克湾到台湾并不很远，而且美国单方面声明将保护该岛不受攻击，这具有永久的可信度。美国的义务不再是保护一个已不承认的政府，而是保护一个区域，同时还要避免触犯北京有关主权的思想，我们单方面允诺的．只是“保持西太平洋的稳定”。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应以尽可能少的官方意识来理解，我们认为，如果有必要，第七舰队仍会巡护台湾海峡。
同北京进行艰难地或许是非正式地商讨，也许能解决向台湾军队提供军援的问题。但作为一个向半个世界提供武器的国家，通过第三方或其他途径对台湾进行某种形式的援助不是不可能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法律构想必须相当成熟。我们可以要求，在承认“一个中国”的条件下，有权向驻京使馆所不及的地方派遣领事。或者，我们让驻香港的总领事馆对其附近的岛屿享有管辖权。我们早先同中国做生意的商人，充当了以商业利润为报酬的领事。国际法中有许多在特殊环境下产生的特殊解决方法。
这种正常化的设计，把我们从在一场尚未结束的内战中疏远一方的境况中解脱出来。它不会解决北京和台北间的军事对抗，而我们那份虽经掩饰却是真正保护台湾的承诺，仍会使我们介人中国的政治。但更明确地承认“大陆中国”的存在，不再充当中华帝国古老的“一个中国”神话的奴隶，将是向现实主义迈进了一步。它使我们能自如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关系全球生存的议事日程进行磋商。台湾的稳定相对于更大的目标，只是一个开端。
所有必要的能解决我们继续保持与“大陆中国”以及西太平洋上“海上中国”关系的创造性的安排，应以一种务实的和不给人难堪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必要的法律构想，相对祟高的政策、原则而言，是低层次和次要的，只是给双边关系带来了某些方便。我们同北京未来的关系，应以北京所得到的具体好处来说明其正确性。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将证明，彻底放弃同台湾可能保持的关系是值得的。不管法律构想是否可行，没有谁能威胁今天的人民共和国或中国人民的长期利益。我们老是把它们的存在解释成一种对“一个中国”伟大理想的必要反应，而这并不是一个可操作的事实。
有一点是基本的：从正常化退回来，将是向上个世纪潜伏着可怕战争危机的帝国主义的倒退。说得实际点就是，虽然我们承认“一个中国”的思想，但我们不能接受任何一方，即北京和台北的中国朋友所提出的“一个中国”的要求。如果我们永远不能从中国的内战中坐收渔利，那就必须在北京为台湾安置的自主权（延期的）和台北的自治权（有限的）中选择其一才能得以解脱。这样才能保持西太平洋的稳定。
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
1979年，华盛顿——北京关系正常化，正巧在这一年，中国人开始揭露1966年至1976年1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真正令人战栗的罪恶。
我们听到过有关那个年代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员的迫害、折磨及破坏，但形势的变化已经改变了反毛主义者。最新的、有价值的研究报告促进了国外的研究工作，使我们能更详尽、现实地了解人民共和国发生了什么。这里评论的是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学术著作，他研究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同时威廉姆辛顿、凌恳和梁恒也以第一人称记录了他们的亲身经历。
18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20 世纪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中华民族的复兴。直到19 世纪9O年代，在世界范围有影响的古代王国中，中华帝国一直是最稳固的一个。这个帝国现在已演变为被称作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它强加给中国公众的政治秩序，缺乏我国公民所享有的那种自由权。毫无疑问，旧中国对专制主义实行了某种限制，但这种限制在复兴的国家中如何起作用，尚不能确定。现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正在减弱，而且已从报纸头版中消失。学者和记者正对毛在这场革命中的专制地位以及新秩序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生活质量，作出成熟的判断。许多中国人就像遭龙卷风袭击的幸存者一样，一直搞不清自己究竟受到了什么打击。但至少在目前，一连串的回忆以及与局外人较轻松的接触，使我们对这场革命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
早在2O 世纪50年代末，毛的大跃进就使我们，特别是冷战时期的美国人难以理解。1960年，《中国季刊》在伦敦出版，成为对毛的革命进行学术讨论的先驱。《中国季刊》首任主编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花了8年时间，才使这家杂志出了名，随后，他又相继在哥伦比亚大学和伦敦的皇家国家问题研究所潜心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毛在1966年至1969年间先是打破继而又重建他所创建的国家政体的做法，震撼了中华大地，使世界人民感到极为震惊。因此，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可与1789年和1917年革命相媲美的伟大革命。在这些革命中，政权都被解散，然后又重建。麦克法夸尔先生所著三部曲的第一部题为《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此书于1974年出版后，麦克法夸尔作为工党代表，当过5年议员。他说：“7O年代英国的温和社会主义，远不能与中国的空想共产主义相比。”然而，他在议院的经历，显然使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领导人与追随者、意识形态与政策以及——用他自己的话说——“政客与官僚……良心与妥协”之间的相互作用。三部曲的第二部与他撰写的描述1914年战争起因的外交史杰作（这些杰作在通讯极为发达之前是不可能出现的）一样，使用了大量有关何人在何时、何地说过何话的材料。麦克法夸尔仔细研究了在毛的最后10年（1966—1976年）中出版的大量出版物以及后来的平反工作，找出了导致灾难的毛主义政策的根源及变迁。世界上尚无人对大跃进做出过如此精辟而又全面的总结。
毛主席的弱点是，他总想干自己最擅长的事——发动群众对现状发起冲击。其结果是三幕悲剧：第一幕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把中国的许多开明人士和专家打了下去；第二幕是1958年至l 切刃年的大跃进，使经济遭到破坏；第三幕是1966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冲击。毛在1956年后的全面影响，毫无疑问是使中国倒退了，尽管在此期间中国也取得过一些成绩。中国共产党现在也同意这种看法，尽管这使它感到难堪，但这种看法毕竟是正确的。现在当政的毛的受害者们的地位已十分巩固，完全可以对这段历史作出判断。
麦克法夸尔先生对中国的决策过程，作了专门而广泛的剖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十分繁忙，总在各地巡视，却不断相互磋商。当他们看到，中国农业无力支撑苏联式的重工业化，便于1958年初到各地视察，制定了使用中国最大的财富——人力——来取得中国式的突破，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计划。1958年1 月，毛首先在上海附近的杭州同地方官员磋商，随后相继到最南部的广西、广东，然后回到北京；2 月，毛去东北；3 月，到了西南部的四川；4 月，毛视察中国中部的武汉和长沙，后来又去了广东；5 月，他回到北京，和他的副手刘少奇一起正式发动大跃进。
在这些磋商会上，毛和他在政治局的同事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使麦克法夸尔得以持续追踪其政策发展情况。他发现毛总是处于主导地位，力主进行带冒险性的巨大创新。例如，公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刚成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1957年每社平均只有164个农户，不足以动员所需人力修建水坝、大堤、水渠和其他水利设施。为此，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合并为更大的组织。1958年的磋商会是鼓励这一作法的，但当时并未替这些组织命名。
1958年4 月，河南省27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把所属9369个农户组成一个严密的劳动组织。同年6 月，毛突然开始要求把公社作为中国的基本组织，把“农业、工业、商业、文教和民兵合为一体，即全民皆兵”。到8 月底，政治局在海滨胜地北戴河召开会议，在经验尚不足的情况下，把公社正式作为建设中国新农村的多功能万人大军。正如麦克法夸尔所指出的，他们完全忽视了这一乌托邦式的跃进“在意识形态方面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影响”。因为这一跃进使中国人民生活公社化的程度，在共产主义世界是史无前例的。莫斯科后来谴责了这种做法。
毛及其同事在1958年夏天染上乌托邦狂热病，也有国际上的原因：赫鲁晓夫于7 月31 日会见毛，两位领导人未就两国海军在中国沿海进行合作达成协议。8 月23 日，毛独自决定开始对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进行炮击。此举加剧了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对峙，葛罗米柯飞抵北京，在毛放弃收复金门的冒险计划后，苏联人才公开表示愿意支持中国。但是，“莫斯科和北京相互怨恨的种子已经播下”，毛和他的同事更加相信应该自行其是。
乌托邦主义很快占了上风。在金门问题上的让步，被一场巨大的“全民皆兵”运动所掩盖，这场运动的目的是组织民兵。到1959年1 月，中国共武装了2．2 亿人，但这些人有武器的不多，有弹药的更少。同时，人人都享受“供给”制，在食堂吃饭，人人都自愿做工，而不需领取物质主义的“资产阶级”工资。教育必须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工厂必须与学校相结合，以便培养刘少奇所说的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全国性的狂热病，在大炼钢铁运动中达到疯狂的地步。麦克法夸尔在书中列举生动的例证，来说明1958年底席卷数亿人的生产热。在这一生产热中，连必要的炊具都被扔进高炉熔化；公社的农业生产也像打仗一样实行军事化；粮食产量一次又一次翻番〔 其结果是粮食上交定额增加，以致农民自己缺少口粮度日）；深耕破坏了土壤。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愚蠢行为，包括消灭麻雀运动。许多待收的农作物只好烂在地里，因为人们忙得没有时间收割。
到1959年年中，人们已明显看到：生产数字浮夸；大炼钢铁运动失败；农业遭到破坏；农民筋疲力尽，营养不良。麦克法夸尔这部戏剧性作品的高潮是“庐山的明月”，描写1959年7 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在那次会议上，解放军的晓将和领导人彭德怀将军（他从不对毛献媚奉承）把责任归咎于伟大领袖。毛实施自卫反击，把彭将军打人冷宫。政治局全体成员都与这场危机有牵连，他们在毛与彭之间只能选择毛。其结果是以一种“复兴精神”继续开展大跃进，使这场灾难更加复杂，并使其成为1965年后文化大革命的先兆。
所有这一切，根源何在？这种轻率的浪漫主义，不可能调动美国法尔戈、弗雪兹诺或普罗沃这些地区农民的积极性。大跃进是革命热情的一种奇特的喜悦，这一喜悦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因此人们希望有内容充实的历史书籍，把它同中国历史上的先例联系起来。遗憾的是，有关中国的制度史仍然不发达，管理国家（政事）的伟大传统（即官僚们如何惯于组织和操纵民众）被忽视，历史学家们现在都纷纷研究社会史，认为这种研究更适合当前的要求。
从体制和历史的角度对大跃进作分析，首先必须从研究与经济有关的历代王朝史着手。这些历史著作详细记载了新政权在统一中国后，是怎样普遍使用摇役修建大型公用设施的（通常把人用到筋疲力尽），例如在农民中实行“均田制”，并把他们组织成相互监督、相互负责的小组。历代王朝所用的巧方法不下几十种，其中包括各地的“永丰粮仓”和在边境上使用兵士开荒屯田。这些方法虽有历史记载，但却无人研究。至于在实践中学者兼管理者的这些巧妙方法究竟效果如何，这一问题至今基本上仍无答案。这些学者兼管理者，代表着统治者无可争辩的特权，他们通过身体力行，制定取缔法规、进行道德规劝和给予应得的惩罚等方法，来组织人民的生活。
我们知道，毛很赞赏“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史书记载，1368年以后，明代第一个皇帝在宫廷种了许多树，让大臣们礼仪性地击打。事实上，他已变成妄想狂，杀戮重臣，威吓学者。我想，精通历史的毛明显继承了其许多前任的精神，他常常使用他们的方法，只是毛还有些新点子，做得也更匆忙。
麦克法夸尔最后列举了一组可怕的数字，表明大跃进确实建起了重工业，但人力上的代价是巨大的，在农民中就更是如此。1960年，农业欠收，死亡率翻了一番。“由于大跃进，在大跃进期间多死了1640万至2950 万人”。这一灾难的直接原因是“毛因素……。因为如果没有毛，就不会有大跃进，……不会有公社，……不会有大炼钢铁运动，……不会有大跃进的复兴”。精熟历史记载的政治家会说，这已经足够了，但史学家也许还能补充说：如果没有中国古代的帝王专制，也就不会有毛。
此篇评论的是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所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的第二卷《大跃进：1958年至1960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发表于1984年1 月19 日的《纽约书评》。
19 山西一个村庄的革命与改革
比尔辛顿（注：中文名叫韩丁）在1945年第二次去中国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时，还是个身材高大、开朗、不怕任何右的或左的“主义”的年轻人。从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毕业后，他给革命的中国带去了博爱的集体奋斗精神和技术才能。正是利用这种精神和才能，他母亲卡米莉塔辛顿在佛蒙特州的普特尼创办过一所进步学校。1947年，他第三次去中国，为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职务是拖拉机技术员。1948年春天和夏天，他陪同中共的一个工作组，对北京西南山西省武乡县黄土高原上中庄村的土地改革作了调查。
在两名翻译的帮助下，辛顿广泛收集村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经济变革的情况。村民斗争了地主豪绅——地主特权阶级，为每个人划定了阶级成份，把村里的财产平分，以创建一个新的、更公正的社会。辛顿于1953年最终回到美国时，美国海关总署和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出于安全原因没收了他的笔记。辛顿花了5年时间和一大笔诉讼费，才把笔记弄回来。他后来于l966年出版了一本题为《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的著作，书中描写的是外国人所能了解到的有关中国农民革命最内幕的情况。书中援引了许多人的谈话，并对人物作了惟妙惟肖的描述。
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时，比多辛顿是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农民。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他在夏天和秋天回中国作为期7 个月的访问，包括对中庄村的访问。和以前一样，他还是共产党一个工作小组的观察员。但不同的是，这次协助他的是他的女儿卡玛。卡玛十分能干，天真活泼。她出生在北京，而且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成人。由女儿作翻译，比尔辛顿的采访记录整整有十大本，而且“许多内容是相互矛盾的”。
他根据这些笔记，写出一部大部头的著作《深翻》。此书描写了数十个人物的生活，他们的小计谋、爱与恨、希望与问题等，就像是一部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翻身”的意思是转向新秩序；而“深翻”指“深耕”, 也就是新秩序下所发生的变迁。辛顿的前一部著作基调乐观，描写村民经过斗争，取得胜利，过上了新生活。而第二部著作却较为忧郁，写村民如何努力想解决村中的问题，却总得不到解决的情况。它追溯了中庄村村民1947年至1971年的历史，这23年包括4 个连续的革命阶段，每个阶段对中庄村的村民都有不同的影响。1948年后开始的第一阶段是集体化时期，土地改革把土地平均分给农民，但此举却使共产党面临一个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允许一部分有胆识的农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发展富农经济呢，还是让每个农民都走向平均主义的集体化？毛力主实行集体化。集体化运动分为3 个阶段，包括互助组、合作社（在合作社里，农民按照土地、牲畜、农具和劳动的投入量分配收人），直至最后的生产队把农民的所有财产都买走，再按农民所挣的工分付给他们报酬。1956年以后，所有地界都被拆除，再也没有人能认出自己的土地，土地已成为公有财产。中庄村整个村子是一个大队，下分7 个小队，其中6 个小队搞农业生产，1 个小队搞副业生产，粮食产量几乎翻了一番。同时，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并禁止向城市移民。此举使国家容易收购余粮，并对粮食实行计划供应。
中国5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在过了一代人之后又引起人们的兴趣。邓小平推行的个人承包和家庭农场等新的“责任制”，目的在于刺激人们的劳动热情，提高生产效率。但是，现在我们又听说，村民在拆除集体设施的同时，把所种的树也砍了，学校的门窗也被偷走。
中庄村革命的第二个阶段，是1958年的大跃进。这是一场调动所有人力以实现农村工业化的群众运动。辛顿发现，村民对大跃进感到振奋。尽管大跃进未能持久，但在当时却是一场真正了不起的运动。这种动员劳力修建大型公共设施的做法，不仅仅是中国一种古老的传统，而且是中国为实现现代化而作的一种努力。使用这种方法需要学习电力学和应用力学。
大跃进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有些做法太过火。猛烈的“共产风”使人们一味追求平均主义，而完全忽略了既得利益或互利原则。不着边际的浮夸被视为巨大的胜利，政府中的官僚把统计数字夸大到荒唐的地步。更糟糕的是，领导干部已变得昏昏然，脱离了实际。他们提出各种计划，并要求别人照计划办，但实际上这些计划只会招致失败。相互矛盾的指示和过高的积极性，使农民筋疲力尽。最后，他们完全失去了信心。“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最大的灾难是说胡话。”接踵而来的是农业欠收和半饥饿状态。
此后，中庄村的革命又经历了60年代的“四清”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图把“阶级斗争”宣传为必不可少的革命的更高阶段，但这种做法未能得到群众的支持。总的看来，群众接受继续划分阶级成分以及由子女继承“权利”的做法。但划分成分的标准很不明确，因此无法准确执行。这些整风运动引起了一些个人恩怨，而这些恩怨的根源是地方争斗和其他非经济性质的问题。
最后一个阶段，是1966年毛主席发动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由于反对新官僚主义者的“阶级斗争”在上层未能奏效，毛就利用十几岁的红卫兵在下层“发动革命”。《深翻》描述了中庄村以及山西全省和东南部高原上文化大革命中打派仗的情况。
在毛号召“炮打司令部”和革命造反派夺权的同时，官僚们也同样在动员红卫兵和部署他们那一派的力量，以便保护自己，同毛杭衡。随着党政领导人被赶下台和新人物上台，斗争方式也逐步从游行、集会升级到拳打脚踢，直至使用武器。
许多地区出现了全面内战，随后军队也介人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中立的态度。中庄村出现了一个玩世不恭的机会主义领导班子，很快这个班子就变得腐化、专横起来。到1971年，辛顿加人试图扭转这一局势的工作组时，文化革命似乎已快寿终正寝。
在参加工作组的会议时，比尔辛顿反映了革命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问题。新建的党政机构再一次把官僚阶层与普通百姓分离开。人们现在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但这种权利必须服从压倒一切和至高无上的集体利益，最终也就是服从由党代表的国家至上的利益。辛顿还注意到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即严厉谴责、义愤填膺和不容妥协的倾向。这些倾向导致了派性，把文化大革命引人灾难。辛顿感到吃惊和困惑的是，只要一有运动，一些小组织就会联合起来，组成两大对立组织。和英格兰玫瑰战争① 中的情况一样，这些组织建立在个人间的关系和对派别领导人效忠的基础上。一派总是把另一派称为反革命，这是他们的战斗口号，也是为处死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的人所找的借口。同时，人们面对一种巨大的盲从的压力，想不介入任何一派是很困难的。但是，参加任何一派反对另一派的正义斗争，在意识形态方面毫无意义。当然，从历史上看，这种派性斗争源于中国农民生活中村落之间的传统怨恨。同时，官僚主义继续提出种种要求。例如，他们命令把沟挖得宽些，实行麦子和棉花套种。比尔辛顿是位有经验的农民，他并不欣赏这种做法。套种意味着拖拉机和大车都无法进到庄稼地里。这样，农民就必须把肥料肩挑到地里，因而把地又踩实了，不得不多锄几次。这在人力上是极大的浪费。
① 1455—1485，在英国史上，指都铎王朝产生之前王室的一系列内证。——译注
上级干部要求实行的另一个策略，是让家家户户都养猪，这一政策耗费了大量粮食。有一阵子，养猪等副业生产曾被斥为“农村资本主义尾巴”，上面还下过把猪都杀掉的命令。自负、无知的干部尽管缺乏农业方面的经验，却发布有关翻地、栽种、种子和农民的命令，导致无尽的灾难。官僚作风威胁着集体化。
然而，今天，比尔辛顿仍然担心，家庭农场的复兴和解散农民辛苦劳作的集体化合作，能否适合中国将来的需要。
“过去，我以为中国传统的国家机构是为地主阶级服务，并保护他们利益的。现在可以明显看出，这种旧的国家机构已经转化成一个自主的实体……20世纪的中国革命彻底根除了地主……却重新产生了基层官僚机构，不由使人想到过去的封建王朝。”
总而言之，中国肯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变化并不如你所想像的那么大。
此篇评论的是威廉辛顿所著《深翻：一个中国村庄的继续革命》（纽约，兰登书屋，1983年），发表于1983年5 月15日的《波士顿星期日环球报》。
20 如何做一名红卫兵
数十万红卫兵戴着红袖章从北京宏伟的天安门广场列队而过，手中挥舞着毛主席语录小红书，他们主要是来自城市中学的少男少女。红卫兵运动在1966年夏末和秋天发动时，全世界都感到震惊。到1968年年中红卫兵解散时，他们已经证明自己是一部具有巨大摧毁力的可怕机器。这些青年学生极为崇拜身材魁梧的毛主席，并响应他的号召，从革命中学习革命。他们代表毛主席在中国各地清除社会中所有旧的东西，包括古老的艺术品和旧思想。我相信，从童子十字军以来，世界上就未曾有过类似的运动。
在红卫兵两年的历史中，他们的经历是痛苦的。开始时，他们免费乘火车“长征”到全国各地，每到一处，都赢得友情并享有特权。尽管开始他们是国家及其革命的清道夫与救世主，但他们很快便加入了学校中不同的组织，这些组织很快又分成不同的派别，互相打派仗。他们名义上经管着各种公有企业，取代了党的领导和城市及工厂的官员。在掌管地方政权以后，他们又对政治产生了兴趣。他们之间的派性冲突，又一次从游行示威发展到拳打脚踢，乃至动用武器。到1968年夏天，许多城市完全被红卫兵之间的武斗所破坏。地方上的军队开始只是袖手旁观，当然有时也向红卫兵们提供武器。后来，他们又奉命制止红卫兵之间的武斗，恢复公共秩序。毛伤心地批评那些介人武斗的青年人，指责他们辜负了他的期望，并开始送他们上山下乡，从而结束了他们当红卫兵的痛苦经历。尽管他们在集体的压力下“自愿”上山下乡，可离开城市并像农民一样的生活和劳动，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可怕的挑战，对许多人甚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挑战。毛泽东发动并在开始时领导了这场红卫兵运动，但运动后来变得很难控制，接着便夭折了。
一些处在地理位置较好的地方的红卫兵逃避上山下乡，跑到了香港和台湾。《苍天的报复》一书描述的，正是一位参加者的切身体会。此书可能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因为它就像一件谋杀案中出示的证据。这位年轻的作者正介于新、旧之间，而且显然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人安全、自尊心、爱国主义、幻想的破灭以及希望通过出书获利。
这位笔名为凌恳的作者坦露，他于1966年7 月成为一名红卫兵，在厦门和福州的红卫兵夺权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他在1966年下半年到过上海、青岛、北京、东北、太原、兰州等地，1967年还在厦门帮助一派反对另一派。1967年下半年，红卫兵在派仗中使用了武器，各派都死伤了许多人。各派头头最后于1968年2 月被召到北京，并被剥夺了权力。凌在同年7 月偷渡到金门岛的一个村落，后来到了台湾，写出50 万字的回忆文章，又花300 多个小时的时间接受伊万伦敦带领的一个研究小组的采访。两者合在一起，便成了一本描写一位地方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亲身经历的书。在凌的回忆录出版过程中，发生过两件有趣的事。第一件事是，这本书从头至尾把毛及其政治领导贬得一钱不值：小红书不过是个小玩意儿；见到毛也没留下印象；对红卫兵头头来说，惟一的问题是他们怎样才能更多地利用毛，而不是被毛利用。这无疑与欧洲和其他观察家们提供的证据不符。根据这些观察家的报道，在红卫兵运动初期，数百万受毛鼓舞的年轻人达到了痴迷和狂热的地步。这种抹杀“文化大革命”理想主义中心动力的做法，显然只有从台湾的文件里才能看到。而对台湾来说，内战现在（或者不久前）仍然是一种神圣的期待。
有关凌回忆录的第二件趣事是，书中还加人了一个不大可能发生却十分甜蜜的爱情故事。这使人们想起一位美国译者，他在翻译老舍的悲剧小说《骆驼祥子》（纽约雷纳尔和希契柯克出版社，1945年）时，增加了一段离奇的小伙儿娶姑娘的情节。加人这一情节毫无疑问使这本译著成了美国中部的畅销书。这位红卫兵女主人公名叫梅梅，这恐怕是中国女孩子最常用的名字，意思是“小妹妹”。女主人公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少女：高雅、有作为，属于上等阶层，生活极为讲究，尤其遵从旧的道德观念。她与凌热恋着，此外还要花很多时间到处破“四旧”，而且当时到处发生武斗、强奸和打伤人的事件，尽管如此，两人却从未发生过性关系。这真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梦幻少女，只不过她不属于这个世界。然而，凌对红卫兵在他家乡福建逐步掌权的描述，却是非常逼真、感人，因为从整部著作来看，这段描述无需怪诞的编造。当党委拒绝用卡车把厦门八中他所领导的304 名年轻人运往福州时，他们便开始行军，并严格要求自己不吃饭、不喝水。在炎炎烈日下行进31 公里后，有10 个人晕倒。这时，党的领导人感到有必要用卡车把他们送到福州去。后来，在福州的“八二九”武斗中，这个厦门小组虽然寡不敌众，却向当地党的领导提出了挑战。“福州的红卫兵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战术。”凌被六七个姑娘包围，并被她们咬伤、抓伤和掐伤达37 处之多，包括他的下腹部。读者能感受到，凌讲的是他的亲身经历。
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始于学校。那时，红卫兵给老师戴上高帽子，把他们当成“牛鬼蛇神”（这是当时的用语）关进“黑窝”。书中有许多关于这些人受到残酷拷打和狠袭的描写。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在中国的那场骚乱中，确实发生过这种暴行。当时毛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不起作用了。骚乱成了为暴力而暴力，或如苏联人所说，成了“流氓行为”，而不是以善的名义去施行暴力。而有的报道却认为，以善的名义实行暴力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特征。
在第二阶段，红卫兵冲进公共场所破“四旧”。凌所在厦门八中的那个小分队被分成22 个更小的组，名称各式各样，包括“打虎队”和“冻死苍蝇”队。在毛“造反有理”口号的鼓励下，他们开始在厦门市大搞破坏。尽管他们所犯下的暴行使人震惊，但当时还得到了广泛宣传。红卫兵运动很快就发展到第三阶段，其目的是夺权。他们组织红卫兵司令部及其特别机构，搞到吉普车、卡车和扩音器，并在最后推翻党委，接管了地方政府的部分权力。在这期间，军队并未介人，甚至连警察也不开枪自卫。最后，红卫兵运动变成纯粹的派仗，一个组织和另一个组织相互争斗，同时也越来越诉诸武力。这时，军队进行了镇压，解散了红卫兵。描述用第一人称，既骇人听闻，又极为辛辣。
此篇评论的主要是凌恳、伊万伦教和米莉姆伦教所著《苍天的报复：一个中国青年的日记》（伦教，普特南出版社，l971年），发表于1972年2 月24日的《纽约书评》。
21 毛为建立新教育制度所作的努力
中国在毛统治的最后十年如同18 世纪90年代的法国一样，充满了混乱和让人吃惊的事。就规模和复杂性而言，“文化大革命”当然远远超过了法国大革命。无论如何，人们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从各个角度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研究。现在回想起来，“文化大革命”最显著的特征可能是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毁灭性打击，而中国是一个历来崇尚学识并在1300年前就发明了文官考试制度的国家。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知识在中国之所以遭到攻击，是因为它深深扎根于既有的权力机构之中。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如果人们不看历史，就很难理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由于20 世纪的中国教育制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制度相差无几，乔纳森安格所写的《毛制度下的教育》一书最初只不过是他的调查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这个项目由大不列颠发展研究所赞助，其目的是“解决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教育制度中严重存在的‘文凭病”，。把中国狂暴的“文化大革命”当成文凭病的一种表现加以研究，无异于把中毒休克当成水痘来治疗。不过不要紧，我们总是以国防需要为名给研究中国的项目提供资助。
把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一部分来研究，大概能满足所有社会科学家进行比较研究的需要，而不管这种比较是否能对任何问题作出解释。苏珊舍克在她《同志间的竞争》一书的开头就指出，毛的政治伦理学与卢梭以及其他革命运动（清教徒、法西斯主义、印度甘地所主张的非暴力的消极抵抗和不合作主义、伊斯兰教、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大致相同，而所有这些革命运动都主张进行“全面的伦理学改革”。舍克是一位结构学家，她说：“要理解人们的行为，最好是从由政策造成的结构人手”，而不要从通常人们所关心的通过文化传统遗传下来的心理倾向着手。人们不禁要问：那么，“由政策造成的结构”后面的“由文化造成的政策”又如何呢？
当然，对舍克所研究的这门社会科学来说，不能由于中国的历史造成了中国的不同文化，就把它做为例外。因此，苏珊舍克指出，毛的“伦理观也源于中国古老的传统”。看来安格也通晓历史，他在附录B 中指出，中国的知识界“一直是与政界相联系的”。两位作者都对历史顶礼膜拜，但他们情愿研究当代的形势，向空间扩展，而不愿在时间上向前追溯。
按照他们的比较观和现代世界观，无论是根据定义还是根据它自己的政策声明，中国都应属于第三世界。看看事实就会发现，中国确实属于第三世界，但它无论在幅员和历史上都鹤立鸡群。把中国与加纳相比无疑只有理论上的价值。如果一定要把中国说成是一个“被自己的历史束缚的国家”（止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那这只能再次说明：中国问题专家被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束缚住了。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把中国列为例外是狭隘的、反科学的做法，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要求社会科学家竭力无视历史呢？是不是行为研究的方法就排除了遗传学的方法呢？文凭病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对比，都无法解释毛主义对教育制度所开展的残忍的“阶级斗争”。
要了解产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源，我们必须首先对它所攻击的既有权力机构（不仅是刘少奇和邓小平领导下的党的机构，而且还有毛看到的正在党内重新出现的官僚主义作风）有所了解。这自然要追溯到中国在2000年前汉朝时期发明了官僚政治以及后来又发明了纸张、印刷和文官考试制度的历史。到1000年前的宋朝，这种科举制度成了国家重要的一环。直到1905年这一制度被废除前，国家一直用这一制度招募所需的封建特权人物，对群众实行统治。因为管理农民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稳固的帝国最大的特长。
如果说汉朝统治着4500 万农民，1 叭刃年清朝时就有3 亿农民。今天，毛的接班人统治着8 亿多农民，比美洲、欧洲、日本和苏联农民的总数还要多。
这就是教育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原因。1949年毛当政后，需要通过一批受他思想灌翰的精英为国家制定各种制度，而这批人就像1905年以前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人一样（毛在1905年刚刚12 岁）。他需要的是受过正统国家理论教育的人，是能够推行他的新社会秩序的人。由于政党专政在2O 世纪2O年代已取代王朝专制统治而成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毛所需的英才必须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干部，即献身于他的革命的“赤色分子”。如何通过中国的教育制度培养这样的活动已成为当务之急。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么容易。1905年以前，那些希望平步青云的人，都在家中或村里念过私塾，为那种旧的政府考试做准备。那些选拔出来的精英还曾在数千个半官方的学校里就读，这些学校算是中国的住宿学校或大学。这种考试制度的结构是多层次、多渠道的，它在那些想谋求世俗功名的人中形成了一种“考试心理”。它并不是一种公共教育制度，其目的也不是为了普及教育。它奖赏文学才能、正统思想和保守的（也许是顽固的）伦理观念，却不为专门技术研究提供机会。但是，从1911年到1949年，即从清朝末年到中国共产党接管政权这段中央政权空白期内，中国的教育按现代方针进行了重建，先是按日本方式组建了学校系统，后来又基本上按自由主义的美国方式开办了大学。
这种现代教育的产物，就是中国20 世纪受过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名义上有时在精神上普遍被视为旧科举制度下中举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继承者。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1905年以后，中国的知识界实际上迅速发展壮大，形成了一个包括记者、作家、教师、医生、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员在内的新知识阶层。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落第后，大都成为地方绅士；国家选用时，则成为文官。他们不再同心同德，也不再全力宣传国家的意识形态及其德政。他们是专家，是具有现代思想的人。1949年后，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正是希望招募这些专家，帮助他们在中国实现现代化。
总而言之，人们可以说，继承在旧考试制度下中举者功能的人，不是这种现代专家，而是那些新的、红色的党的干部，因为他们是精选出来的杰出人物，在道义上忠于国家领导人及其平均主义的革命理想。数百年来，中国的政府依靠的是同政府思想一致的干部。他们并不是苏联培养出来的，可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自己是苏联造。尽管他们现在反对孔子的儒家思想，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在政府中的作用。在某些方面，中国现代各类知识分子要比党的干部更加热衷于追求新的思想。这就为“红”反对“专”的“阶级斗争”设置了舞台。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只是因为一个老人的失意。它代表了一种不可避免的矛盾，即新的统治者对人民在思想上对他效忠的习惯性需要和主张现代化的人对专门技术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毛是一个极注重传统的人，他把教育看成是思想灌输。他甚至对50年代中国共产党采用苏联模式感到遗憾，因为这样做能使专家们变得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并可能变得偏离正统思想，至少在他们各自研究的学科领域是这样。但是，鉴于中国革命迟迟未能使农民群众介入政治，毛所面临的问题是，学校考试仍然有利于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为实现中国技术现代化而工作的专家，很少有农民出身的。
毛继承了自古以来农民对知识界的不信任，把他们看成是官僚和地方权贵的残余，他还从宋代的王安石( 1021—1086年）直至清代的顾炎武（1613—1682年）那里，继承了中国抨击旧科举制度的五行学说。中国的教育有着悠久、复杂的历史，它的一些观点和看法至今仍有影响，例如脑力和体力自然是相分离的；学问应通过国家服务于社会；正统观念是维护秩序的关键，等等。这不禁使人怀疑，中国的文凭病究竟应该是第三世界的一种通病，还是中国国家内部有上千年历史的考试病？
安格和舍克的研究工作开始后，在香港做了许多采访。在那里，他们能对合作者提供的许多详尽的材料反复进行核实。乔纳森安格集中研究了广州实行国家政策与运动的情况。除阅读广州的报刊与文件外，他还在1975年至1976年间对43 位中国移民进行了191 次采访。从这些采访中，他编出每个人在校班级的情况，由于每个班的学生都同窗数年，因此相互极为了解。苏珊舍克1969年便在香港开始采访，特别是在1971年和1978年至1979年，她用普通话对从中国城市中学逃到香港的31 名学生和三名教师进行了深人采访。她的书后有关方法论的附录充分说明，她使用的是一种深人细致而非广泛、详尽的手法。
这一熟练采访技巧产生的效果，与罗伯特泰勒的研究成果——《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形成鲜明的对照。泰勒的研究完全基于图书馆的资料以及他对毛的所作所为自以为是的判断。除去常见的书籍、报刊和译文外，泰勒还列举出33 家中国报纸和期刊。他详尽阅读了这些出版物，并据此描述了足智多谋的刘少奇对“功能专一”（这种专一容易使个人主义复活）的无穷兴趣和“毛提出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观念”之间的斗争。罗伯特泰勒重视历史，因此他在书的开头便对历史作了总结，然后进而描写了考生应具备的条件和要做的准备工作、大学招生工作、选拔机构、英才与群众之间的结构，等等。但是，越到后面，他所写的东西就越显得缺乏事实，站不住脚。他所选用的证据，都涉及思想方面的目标与愿望、规章制度及其理论基础、零碎的材料与估计和对恶行的谴责等，总之，所有证据都是一些毛所倡导的东西，而不是事实。他通过中国现代报刊对文化大革命的了解，无异于人们从银行家大会上的发言来了解美国经济。泰勒显然是被60年代后期的毛主义狂热冲昏了头脑，他详细描述了毛如何希望以“政治挂帅”和“实现教育与社会相结合”，造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1958年，毛希望教育机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要与业余教育机构合并，并与社会相结合……到了1965年，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们清楚地看到：要防止刘（少奇）破坏党的教育宗旨，惟一的方法是关闭大专院校，同时摧毁当时的教育制度……到1970年，通过生产实现教育与社会相结合有三个途径：
( l ）工人参与大学管理；( 2 ）教师参加生产；( 3 ）学生参加劳动……教育与社会的结合将通过教师、学生和工人互相变换角色来实现。
众所周知，这些做法造成极度混乱。正如毛不懂经济学一样（他在1959年承认，“我完全不懂工业计划”)，这段令人费解的文字，充分说明他也不懂科学技术。按照中国的传统，任何一位新统治者都必须使全国就正统思想达成一致，支持他的革命政权。这就使毛把农民捧得高于学者（无产阶级高于资产阶级），并使他陷入了反对现代知识的斗争。
这场斗争并不是瞬间掀起的。在50年代，解放前的旧体制依然存在。学生在从低向高分为四级的学校里竞争：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 4年）。中国人和以往一样，坚信学位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1905年前的政府考试，分县、地区、省、京城和宫廷等级别。现在，革命再次把思想意识放在首位。过去，保证把思想意识放在首位的方法，是考生必须精通儒家经典著作，但20 世纪自由主义的课程里已抛弃了儒家学说。
为了重建支持革命政府的正统观念，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划定了不同的阶级成分。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宣布这些阶级成分时使用了马克思主义词句，但这种划分实际上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实行过的。这位皇帝是一位伟大的组织者，他和以前的那些帝王一样，在1368年后让所有的农民家庭、手工业家庭、军人家庭和官员家庭都进行登记，并让儿子继承父亲的成分。这位皇帝声称：“政府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教育实行改造。”他还下令：“州、县、郡、府建立学校，每个学校的师生员工都由国家资助。”（摘自查尔斯欧哈克1978年写的《明朝的起源及其机构的演变》一书）
50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也只能这样做。中国共产党用三个标准衡量申请人学的人：家庭阶级成分、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阶级成分有好（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者、士兵、工人、农民）、中（过去的中农和城市职员）、差（资本家、富农、地主、“右派”）三类。在每个地区，教师水平最高、设备最好的学校是重点学校，特别招收家庭出身好的中共官员的子女和成分中等的知识分子的子女（这些人从其父母那里获得了学术上的才能）。工人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只能进最差的中学或另一个等级的职业学校，然后直接进工厂。
强调阶级出身及政治表现的目的，在于防止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子女继续管理新中国。中共还采取了许多权宜措施，努力培养工农兵毕业生，这些措施包括建立业余民办学校，缩短学制，简化教科书和降低教学要求。另一个改革措施是减少死记硬背（据安格讲，之所以提倡死记硬背，是因为中文写作的特殊性，中国人相信范文以及中国人具有通过学习经典伦理溉言推行合乎道德的行为的传统）。教师们认为，“需要教给学生的只有一个真理，即‘正确的路线”,，他们还经常对学生进行测验。为反对这种倾向，重点学校和大学试行了开卷考试。安格还提到农村的半农半读学校以及像苏联那样把12年学制缩短到10年的计划。到1965年，这两者都渐渐被取消，“回到由更高一级学校的考试所设定的标准，回到正常的教学课程，因为这一课程及其考试制度规定了公众和学校教师认为是正统的教育制度”。
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有人否认这种考试制度（舍克称之为“英才教育”）是衡量当代中国公众的标准吗？安格并未谈及此问题，但只要再研究点历史，他就能告诉我们，中国的英才教育在时间上先于西方的基督教，中国的考试制度比英国的陪审团审判制度的历史更悠久。这种考试制度是中国人谋取功名的主要途径，这一点已为中国人的经验所证明。在中国，与我们的罗钦瓦尔和利剧阿伯纳等民间英雄齐名的人物，一般都是这种考试的考生。（哈克芳当然可以算是个不成器的学者。）在恺撒或基督诞生前，中国的帝王已开始考核高级官员推荐的候选人。早在查里曼帝国建立以前，中国的考试制度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官员们推荐候选人；礼部公正地对候选人进行考核，排出名次，然后再由户部任命官职。选拔与任命是分开的。
考试的程序和防范措施、各种学位（包括可用钱购买或通过一般推荐便可获得的学位）、就政策的内容和变化所发生的争斗、学位在各行政区的分摊以及官员的连续“考龄”等，都是极为复杂的，它们本身就能构成一部厚厚的材料。在数百年的时间里，数千人每3年一次在各主要省的省会角逐（而现在，这种考试每年举行一次。）这样挑选出来的精华人物，还不到总人口的2 %，相当于现在中国大学毕业生的百分比。毛的革命是一场悲剧，因为他在努力取消这种选拔英才可怕做法的同时，也极为反对知识。
安格和舍克援引了许多第一人称的叙述。随着60 年代学生人数的增加，竞争愈演愈烈。同时，政治活动家（主要来自共青团）和学者（主要来自非无产阶级家庭）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苏珊舍克把他们之间的关系，比作是德育对智育的关系。雄心勃勃的学生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能动主义把人们推向政治，甚至有可能使他们获得权力，但它也使人们互相疏远，甚至最终使他们脱离政治。这是因为衡量正确政治行为的标准是含糊、主观并且极为变化不定的；每个人都被放到与他地位相同的人中去衡量；而且，在政治角逐中，每个人都必须踩着别人往上爬。
舍克的结论是，在德育中，“人们不是互相合作，而且相互之间在学术和政治上进行激烈的角逐。学生们对政治活动家既不钦佩，也不信任，而是回避他们。政府对人们提出的政治要求增加了人们之间的友谊，而不是相反。学生们为了保护朋友，在公开批判时只是草草走过场，相互批评只不过是表面文章……。德育……培养出来的不是毛所希望的‘革命接班人’，而是一些小心谨慎、见风使舵的人”。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政治渗透到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破坏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及对领导的信任”。
道德能动性（“政治挂帅”）在学校中的失败，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中学生之间的武斗。乔纳森安格列了一份他所采访过的人与其同班同学在当红卫兵时关系情况的图表，这张图表说明，“派性等于阶级斗争”。在广州，忠于毛的“东风”派红卫兵主要是家庭出身好的学生，而他们的对立派“红旗”派红卫兵则多出身于阶级成分中等或不好的家庭。安格著作的涉及面比舍克的要广。安格在书中描述了毛在1967年通过把红卫兵遣送到农村而平息了学生武斗后，对中国教育实行改革的情况。在改革中，重点学校和升学考试被取消，代之而起的是推荐制（这是取代考试的传统做法）；大学在农村设立分校，以便学生参加田间劳动；课程减少了；努力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做法受到阻挠。
毛于1976年逝世后，这些做法又被推翻。刘少奇得到平反。考试又恢复了。教育正在稳步前进。但是，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仍不失为一场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变动。这场大变动也许有着吸引人的目标，但其具体细节却是骇人听闻、极具破坏性的，对此我们的认识还远远不够。中国农村现在仍有8 亿农民，怎样才能使这些人受到教育，以适应现代生活呢？
此篇评论的是乔纳森安格所著《毛制度下的教育：广州学校中的课堂与斗争，l960—1980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苏珊L舍克所著《同志间的竞争：中国的职业刺激与学生的策略》（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罗伯特泰勒所著《中国知识界的困境：政治和大学招生制度，1949—1978年》（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1年），发表于1982年12 月2 日的《纽约书评》，题为《“红”还是“专”? 》。
22 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
《革命之子》一书实际上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描写“我”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成人的亲身经历；第二部分讲了一个扣人心弦、结局圆满的爱情故事；第三部分是对中国人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与过去诀别的辛辣分析。所有这三部分都值得一读。
梁恒1954年出生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功统一中国，制止了通货膨胀，并且开始搞苏联式的工业化和重新组织农民。原来的私有土地都合并成高效率的大片农田，归村里的生产小队使用。为改造土地和人民，共产党发明了群众运动，动员6 亿中国人抗涝抗旱，反对地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以及所有可能会阻碍中国进步的邪恶旧势力。这些群众运动可谓硕果累累。在朝鲜，中国的参战迫使美国人停战。毛及其同事的共同努力，改变了世界局势。
梁恒最先学会说的是爸爸、妈妈、奶奶和毛主席。3 岁时，他被送人讨厌的日托幼儿园。有一次，他爬出幼儿园的小床，跑回家去找奶奶。结果，他受到处罚，因为他不是“毛主席的好孩子”。他父亲是长沙（湖南日报》记者，母亲是公安局的工作人员，两人都是虔诚的积极分子，并且梦想“有朝一日会被共产党认为足够纯洁、忠诚，可以吸收他们人党”。但他们一直没有如愿以偿。
在“双百”运动中，党鼓励他的母亲发表批评意见。她最后遵命给上司提了一点温和的批评意见。但1957年突然开始了反右运动，她所在的公安局也必须揪出一定数量的右派分子。结果，她被打成右派，受到批判，遭到贬默，被判有罪，开除公职，停发工资，然后又被送到农村劳动改造。“当时没有上诉法庭，我那忠厚老实的母亲就这样去农村当了农民。”
这一可怕的事件，使梁恒陷人了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斗争，并受到压制和不公正的待遇。他的父母是经朋友介绍结婚的，都一心扑在革命上，很少有时间呆在一起。“父亲全身心地相信党，相信党永远不会犯错误。”为使孩子不背负右派的污名，他痛斥妻子，和她离了婚。梁的母亲感到极为羞愧，她的哥哥对此提出不同意见，结果也被打成右派。梁恒恨母亲，因为她毁了他们一家。在小学里，他也受到骚扰和排斥。
梁的成长分为红卫兵、农民和工厂工人三个阶段。1966年他12 岁时，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同年7 月，毛畅游长江；8 月，写下《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梁恒参加了批判老师的运动。但是后来，他的父亲因有一个兄弟在台湾，也被打成右派，并受到批判。一个工作组要梁恒谴责父亲；父亲也劝他这样做。在批斗大会上，这些“恶棍”都被揪出来示众，并遭到毒打。这些反对宫僚和知识分子的恐怖行为，是在人们的巨大热情、对道德胜利的狂喜和对毛崇拜的气氛下进行的。小梁恒戴上红卫兵袖章，和伙伴们一起长征240 英里，到了井冈山，那是毛在1928年开始造反的地方。这些成群结队进行长征的年轻人，都狂热地献身于伟大的革命事业。尽管严重腹泻使他们筋疲力尽，他们还是冒着雨雪，攀上井冈山的顶峰。数以千计的人汇集到这一圣地，但最后不得不撤离，以免一死。就在梁和他的伙伴坐上军用卡车撤走后，许多留在山上的人死于脑膜炎。
1966年到1967年间，梁恒到了北京和广州。他同数以10 万计的年轻人一起，免费乘坐火车到祖国各地考察。在北京，他这个13 岁的红卫兵，负责看守著名钢琴家刘诗昆。这位钢琴家曾在莫斯科获过奖，真是大逆不道，因此要受到批判。
“我感到很自豪……。我双手叉腰站着，严厉看管着他，……刘诗昆抬起头来……，我马上喝斥道：‘不许动！’他就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过一会儿，他舔了舔嘴唇，轻轻地说：‘请给我一点水，我口渴。’
“我茫然不知所措。革命者不该拿水给敌人喝，可就在几码远的地方便放着水壶，里面有水。如果被人发觉了怎么办？……我匆匆从水壶里倒了一杯水……。在他喝水的时候，我厉声对他说：‘不许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否则下次我就什么都不给你了’。”
1967年5 月1 日，梁恒和伙伴们一起去颐和园，可那时毛主席已经离开了。“留在那里的只有那些有幸靠近毛主席，同毛握过手的人……。这些被毛主席握过手的人当时成了人们的兴奋点，所有人都伸出双臂向他们涌去，希望毛主席神圣的一触能转移到自己身上…… 希望能同和我们的大救星握过手的人握手……最后，有些人所握的手已不是原来毛主席握过的手，而是顺次往下转移已达100 次的一握。”
在长沙，红卫兵各派于1967年年中开始使用武器打派仗，导致街头内战。由于他们并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些武器，甚至打死了同派的人，同年9 月，毛主席不得不动用军队制止派仗，没收红卫兵的枪支。到1968年初，梁恒的两个姐姐都已报名下乡帮助农民。同时，他父亲被送到军营参加一个军管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梁那时只有14 岁，却必须一人靠父亲的一小部分工资独立生活。他与其他男孩子一起结成团伙。他们学会了打架、喝酒、偷窃，并与流氓阿飞为伍，勉强糊口度日。梁还学会了从不对思想问题表态。现在，他也知道该如何独立生活和照料自己。
1969年他15岁时，父亲平反“解放”，并到农村当了农民。父子俩放弃城市户口，经过两天的行程，一起来到一个偏僻乡村的生产队。梁在那里学种地。乡村的贫穷使他惊愕。他落户在一家姓郭的农民家，那家农民夫妇只有一条好裤子，谁上街谁穿；他们经常吃的是政府发给他们当猪饲料的谷糠。“每次老郭送猪到集上去卖以前，都让猪撑饱潜水，然后用布把猪的肛门堵上，以免失去宝贵的重量。”在这个落后的村庄里，“只有不到1/3的人到过（4 英里外的）县城。”
最后，由于梁是干部子弟，他上了中学，那时他已小学毕业3年。由于父亲的身份，他的粮食定量比别人高些，但仍然是右派的儿子，因此受到农民出身学生的监视和骚扰。他们没有课本，也没有多少东西可学。他伙同别的孩子夜里到地里偷红薯，然后就躺在泥地里吃生红薯。尽管如此，他在学校的贮藏室里找到许多书。这样，他就可以把它们偷回去看了。有一次，他受到严厉审问，事关他在北京的一个朋友。他后来才知道，他的这个朋友是“五一六”极左组织的成员。此时，他对革命的反复无常已经感到绝望。由于未能考人高中，他想到自杀。但父亲在生活上不能自理，梁恒一直在村子里照顾他，直到1971年初父亲被批准回城。父亲回城后，便整天忙于替政府官员起草讲话稿。
这样，梁在17 岁时有机会上了高中。他的个子很高（5 英尺11 英寸），因此成为篮球队的明星，一年后，当上了篮球队队长。他每天早晨4 点起床锻炼，食量极大，个子长到6 英尺1 英寸。他后来被送到体育训练学校，1972年秋天参加省运动会的篮球比赛。一位教练选他参加一个工厂的篮球队，但因他不是工人而被取消资格。梁的父亲起初反对儿子进工厂，他觉得梁应该上大学。但他最后又同意梁恒去当工人，因为当工人在当时看来是飞黄腾达的惟一途径。这样，梁恒就成了油页岩工厂的工人，并在湖南省到处参加篮球比赛。后来，有人推荐他去当一名职业运动员，但未能通过政治考核，因为他有一个伯父在台湾，而他的父母又都是右派。
他发现工厂里的工人都不干活，每天的时光都被开会、政治学习耗费了。由于缺少原料，工厂的生产一再延误。梁恒决心实行一项秘密读书计划。此时他49 岁的父亲因患中风，不得不退休。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时，梁恒已经当了两年农民、四年工人。他给该疏通的人都送了礼，得到工厂的推荐去上大学。1977年，中国恢复大学人学考试，梁恒突击准备了两个月，顺利通过考试（他那个工厂只有他一人通过），进了湖南师范学院，学制四年，毕业后当教师。此事是在1978年2 月，他23 岁。当接到录取通知时，他第一次坐上了汽车。除了没当过兵，他经历了他那一代人所能经历的一切。尽管家里的人分散在各处，他一直同他们保持着联系。两个姐姐在农村结了婚。尽管缺少家庭生活，他终于活了下来，而没有靠共产党收养。他只知道努力工作，给上司送礼，以便走后门。他从不向别人谈自己的思想，但还是保住了自己的知识分子形象。
《革命之子》一书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对爱情故事的描写。这部分一开始便描述梁恒与年轻姑娘们之间的悲欢离合。其中一位姑娘是广州人，他一直与她通信，还到广州去看过她。但是她父亲猜出梁恒的右派家庭出身，义正辞严地警告梁不要再同他女儿往来，这位姑娘被吓倒了。另一位姑娘是梁在火车上碰到的。梁对姑娘家庭内部的问题感到同情；于是，他又去了一趟广州，假冒高级干部对姑娘继父的儿子进行恐吓，因为后者强迫姑娘代替他的亲兄弟去农村插队。最后，在去上海的火车上，他又遇到一位女列车员。这位女列车员当时正设法帮助另一位受冤屈的妇女。梁恒欣赏这种有侠义之气的人，并很快和这位姑娘发生了性关系。这位姑娘不15是湖南省公安厅前厅长的女儿。当姑娘把梁恒带到她豪华漂亮的家中，把他介绍给家人时，她的父亲极为热情。但后来，这位父亲却严厉斥责女儿竟想同一个门第比她低的人结婚。他接着又对女儿大打出手，极力阻止这件婚事。他们之间的恋爱就这样夭折了。
湖南师范学院偶尔也举办舞会，但有人怀疑这样做在政治上是否合适。男生们都互为舞伴，因为这样保险些。突然，1979年春，“我听说外语系的美国教师准备表演舞蹈……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高鼻子、大眼睛的外国人……她看上去跳得如此放松、如此熟练，与中国妇女的舞姿有天壤之别，因为后者总是把身子绷得紧紧的……观看这种自由洒脱的西方舞蹈，真令人大饱眼福！”同年秋天，他写了一篇英文论文，有人建议他去找这位美国教师帮助修改。“我请我最要好的朋友和我一起到她家去，他听后大吃一惊，因为我们如果去找一个外国人，会有人产生种种怀疑，但我告诉他，如果他不去，那我就一个人去。他听后坚持和我一块去，说这是为了我好。如果我以后遭到盘问，他可以证明我的清白。”
他们一起到了美国教师的家。这位教师借给他一些书，还同意以后有空时和他一起讨论文学。他后来独自去拜访她时，发现她能大谈文学、教育、美学及其他问题。“一个只有25 岁的女子居然如此博学，使我感到惊讶……她从来不打听我的政治背景，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之间的友情与日俱增……我开始懂得，她也极为孤独。尽管学校教师和学生对她都很热情，……但没有人敢真正和她交朋友……我本能地感到，如果我能让她了解我，我就能赢得她。于是，我毫无保留地把我过去的一切都详细告诉了她。她听后极为感动，花了一夜又一夜，把我所说的全都记了下来……我感到她对我的感情越来越深，对我也越来越尊重。同时，我心灵上的创伤也渐渐愈合。”
朱迪思夏皮罗1953年生于纽约，她在布莱尔利学校念过书，1975年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她在普林斯顿学的是人类学，也学了点中文，后来又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研究所继续学中文。1977年，她又在伊利诺斯大学取得比较文学硕士学位，随后便首次到了中国。1979年，她在伯克利取得亚洲问题研究硕士学位后，来到长沙任教。在学了八年中文之后，她对有机会接触中国、了解中国的革命而兴奋不已。在与梁恒的第一次长谈后，她告诉梁，她在一夜之间从他这里了解到的有关中国的情况，比她以前在中国六个月了解的还要多。他们很快感到，两人在一起很投缘。
由于怕别人发现，他们向学院负责人提出要求结婚。尽管当时并不禁止中国人和外国人通婚，学院当局还是劝他们不要这样做。他们严肃地对梁恒说：“你要记住你是中国人。”“你要热爱祖国，要内外有别。”他们说要征求他父母的意见，这突然导致了一场危机：梁恒赶紧和朱迪思一起去见他母亲和父亲，生怕学院当局动员他父母反对这桩婚事。学院当局对此事一直拖而不决，院长的态度是：学生是不许结婚的，如果梁恒要结婚，就必须退学。
最后，朱迪思直接向中国最高领导人、北京中共中央的邓小平提出了和梁结婚的要求。“这在当时——甚至现在——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中国最强有力的领导人邓看了朱迪思写的上诉书。一位官员后来悄悄告诉我，邓在读上诉书时不断皱眉头，还说‘当然应该让他们结婚’，然后就在上面写了批示。”这一大胆举动，终于使他们如愿以偿。最后，他们回到纽约。梁恒现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朱迪思夏皮罗在国务院任翻译，陪同去中国访问或中国来美访问的代表团。《革命之子》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它描写的是梁恒的经历，却由朱迪思夏皮罗执笔。梁恒只是提供情况，书中的词句都是朱迪思的。写这么一本书需要双方密切和长期的合作，甚至比他们一起生个孩子所需要的合作还要密切、长久得多。我们应该祝贺这对幸福的夫妇。把大相径庭的中文或日文译成英文无疑需分两步走，首先必须完全掌握原文的真谛，但把它“译出来”需要用英语进行再创造。拿《革命之子》来说，所有的笔记和回忆录都是中文的，书中所有情节和谈话都得由两位作者用英文写或翻译出来。他们两人都忠于中国人民的事业，但也深深了解中国领导人易犯的错误和人民共和国所面临的许多令人不快的现实。
这本用第一人称写成的书颇具现实感，读者会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我本人离中国很遥远，而且不是农民。因此，我感到吃惊的是，中国人居然会始终不渝地保持他们在社会中的作用。毛革命的一个既定目标是打破知识分子的特殊地位，而这些知识分子是历代王朝通过官方考试造就和选拔出来的。过去，学识是权力的工具，是进行思想灌输和维护正统思想的关键。然而，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受到残酷的迫害，这说明毛轻视他们，把他们贬为“寄生虫”。即使这些观点过去有其正确的一面，现在却是完全过时了。毛面临的真正危险，是官员们肆无忌惮的独裁和共产党内的新官僚以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并反复向别人灌输的独裁主义思想作风。
《革命之子》从底层观察到知识分子和农民的一致，这向我们表明了毛反对的是什么。农民和知识分子都是毛在政治上的追随者。不管农民还是知识分子，都缺乏白己的行为准则，而这种准则是他们与当局持不同意见的思想基础。梁恒的父亲在文学方面有广泛的兴趣，而且“是一位有造诣的诗人、业余作曲家及指挥”。但是，对共产党的忠诚束缚了他的思想。他越是挨整，就越不想对事物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他的知识分子出身与政治上的完全被动结合在一起了，当积极分子无理地批判他的妻子时，他不但不谴责这些积极分子、保护他的妻子，反过来却批判她，并最后和她离了婚，助封为虐。他乐于对人对己采取党要求他采取的行动。他不厌其烦地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思想改造，以便脱胎换骨，使自己具备无产阶级思想。然而，当他最后被遣送到农村生产队时，他发现他还是知识分子，是教书先生；农民还是农民，他们随时准备接受他的教诲。他在天刚亮的时候便吹响哨子，召集农民一起学习毛的语录。他成为当地传达上级党组织指示的干部。
他对党的忠诚，从l969年才开始减退。那时，城里的党内狂热分子决心在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要求农民个人不要再养猪、养鸡、养鸭，以免在农村保留罪恶的资本主义倾向。对梁的生产队来说，这意味着丧失从副业中获得的收人，并导致营养不良甚至饥饿。一位大胆的农民对外头来的一名干部说，他的鸭子是为毛主席养的，他要把鸭子送到北京去，“谁敢杀我的鸭子，那他就是反对毛主席”！这位干部狼狈而去，可梁的父亲还是尽到自己的责任，劝那位农民把小鸭子都杀了。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真正捍卫党的政策；他对党的忠诚已经耗尽。
梁的父亲看来是中国所面临问题的具体化身，他极力保持自己的知识分子特征，对权威绝对服从。至于任何与党的命令相对抗的行为准则，他连想都不会想。但是，国家权力以前在村子里不过是表面文章，一点也不引人注目。而现在，国家权力通过党甚至已经影响到农民的鸭子。怎样才能限制国家的权力，保护这些鸭子呢？梁和夏皮罗想要传递的公开信息只有一个，而且这个信息的措辞十分温和：就在梁恒准备离开中国到国外学习时，他认识到：“我是多么热爱我的祖国和人民，…… 在经历了浩劫后，我这一代人明白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道理：盲从是危险的。”
此篇评论的是梁恒、朱迪思夏皮罗合著《革命之子》（纽约，诺普出版社，1983年），发表于1983年5 月12 日的《纽约书评》，题为《盲从》。
第五章 余波：美国乐观主义的破灭
中国和美国1979年恢复外交关系后，在美国引起一种喜忧综合症，但喜是主要的。邓小平副总理访问了美国；他在得克萨斯州乘坐马车，戴上了牛仔帽。可回到中国后，他对越南发起突然袭击，在中越边境战中对越南进行了中国式的惩罚。
由于事态还在发展，因此我们只能说，对中国所抱有的既钦佩又恐惧的感情尚未消失。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值得我们支持。但只要认真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丑行。这些丑行与自由主义原则背道而驰，更与过去激进的美国保守主义背道而驰。一些具有开拓精神的美国记者曾到中国作调查性报道，但他们最后都从北京扫兴而归。这些记者试图为我们提供有关中国生活的真实情况。但是，中美两国80年代与日俱增的接触，却增加了美国人过去对中国所怀的感情：中国在旅游方面的特殊吸引力，希望在中国做大买卖以及对中国朋友的品质和中国人的智慧所怀的敬佩之情。目前，我们陷人到一种现实的乐观主义情绪之中：中国有许多弊端，但我们能同它相处。
23 揭露文化大革命的弊端
《中国的阴影》一书是一篇精彩的檄文。本书在1974年出版后，结束了法国对毛的烦扬热。作者西蒙雷斯的真名为皮埃尔里克曼斯，是一位比利时艺术历史学家，曾发表过数部有关中国的著作，其中包括《苏仁山：19 世纪中国的叛逆画家与狂人》，一本词集和由中文经典著作译成法文的《孙子兵法》，他还为法文版《孙子兵法》加了批注。雷斯1955年首次访华，并与一位中国妇女结婚（他写的书是献给她的），对中国人的生活十分了解。雷斯后来又在香港住了五年，他在1971年出版的《毛主席的新衣》一书，无情地揭露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文化遗产的粗暴攻击。这是一位汉学家对“文革”所作的最无情的揭露。
1972年，雷斯在中国逗留了六个月，他住在北京饭店，到各省访问过七次。他参观了许多城市和北京附近的一些旅游点、古都洛阳和西安、河南林县的灌溉工程、山西的大寨大队、湖南毛的诞生地以及上海附近的苏州和杭州。《中国的阴影》一书的主要部分写于1972年和1973年。1973年，雷斯再次到中国，但逗留的时间很短。1976年以来，他又对此书增加了一些注解。因此，雷斯在中国看到的东西，可与大多数观察家所看到的东西相媲美，但他在知识面和表现力方面却远远超过他们。
长期以来，对毛的解剖都极力贬低毛的经济政策；苏联人仍对毛的政治政策感到愤慨，他们不赞成十几岁的红卫兵抨击党内官僚主义者。但是，在毛为作革命煎蛋卷所打破的所有鸡蛋里，西方公众最关注的是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命运。《中国的阴影》谴责毛的文化大革命攻击文化和知识分子。因此，此书揭示出西方自由主义者同毛主义官僚主义者之间的差距。鉴于这两种人都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他们之间的区别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对学者的作用，他们的意见截然相反。在1905年前的1300年中，中国的学者在错综复杂的科举制度中相互竞争，实行自我教育，成为政府的驯服工具。中国直到本世纪才出现由批评家、改革家和革命者组成的现代知识界。作为一位农民组织者，毛从不钦佩也不信任这些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独立精神。在他看来，他们仍然表现出古代学者——官僚统治阶级所特有的傲慢。毛同乡下的农民非常谈得来，这使他既反对知识分子，又反对美的东西。与许多神经过敏、权迷心窍的帝王一样，毛把作家和艺术家贬得一钱不值。他的夫人江青在被监禁之前也曾这样做。
西蒙雷斯也和大多数研究中国的外国人一样，先是被中国文化的魅力迷住，随后又为中国文化的美所倾倒，最后变得越来越欣赏中国文化，而且感到自己也变得充实起来。这样的经历必定使这些外国人产生一种从属感。尽管他们与中国的接触肤浅、有限，但这种接触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却显得很重要。他们同情中国同行，憎恨中国官僚机构对艺术和文化的摧残，有时还对中国提出西方式的批评，认为中国政治本身就是对政府的背叛和蔑视。
雷斯的《中国的阴影》一开始便抨击中国的旅游业，包括把旅游只限制在十几个城市，让旅游者住高级宾馆、坐小轿车以及“在人民之间发展友谊”而不许个人之间友好等做法。“外国人只能见到8 亿人中的的人左右……，而这些人的工作就是接待外国人。”他认为，外国人享有的特权使他们与中国人隔绝，并把这些特权称做“帝国主义一殖民主义旧时代的可耻遗产”。他嘲笑那些“驯服的访问者”，因为他们从不和中国人一起乘坐公共汽车，也从不在街头小摊吃面条。他们“随遇而安，住在阴暗的宫殿中，把自己与世隔绝，对中国人的音容笑貌不闻不问”。由于这些“旅游者对中国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奇”，甚至对多年的第二把手（刘少奇）突然成了叛徒，毛长期的机要秘书（陈伯达）原来是个骗子以及毛的第二位指定接班人和“亲密战友”（林彪）出乎意料地试图谋杀毛等问题都不感到吃惊。雷斯也描写了那些受到冷遇的外国人，包括被当成间谍而受到骚扰的记者和集中居住在北京的外交官。“旅游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被关在笼子里搬来搬去；而那些必须呆在北京的居民，却有充裕的时间去数笼子上所有的铁条。”
此书的其他章节讨论了这些有组织旅游的肤浅，抨击假冒的英雄和按照党的路线进行思考的做法，随后又讨论了阶级斗争、官僚机构和大学的情况。雷斯在文化大革命后周游中国，对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创伤极为敏感。他在书中常常援引20年代和3O年代中国伟大杂文作家鲁迅以及乔治奥维尔的话。他在人民共和国看到了极权主义行为——“毛主义的毒瘤……在侵蚀着中国的面容……这是一项使地球上最聪明的人民沦为白痴的庞大工程……，在20年的时间里，他们接受传统的训练，学会了寻衅闹事，并把暴力行为和仇恨别人合法化。他们每天都亲眼目睹少年们在‘阶级斗争’的借口下，对长辈进行抢劫、报复、打骂和侮辱；他们必须出席公开批判邻居、朋友、同事和父母的大会，甚至还要积极发言。……这场反对智力的斗争，几乎导致了中国持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的灭绝”。
由于北京失去了城墙、城门和主要街道上的牌坊，在雷斯的眼中，它成了“一个被扼杀的城市，一个外形被毁损的幽灵。但它一度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与此同时，中国把“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的‘文物’送到国外展览，以此向外部世界掩饰对古刹及其他纪念物的大破坏。实际上，除重要城市中还保留了一两座这类建筑供人参观外，其他的类似建筑都被破坏殆尽”。毛是农民，不喜欢知识分子，这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关闭了大约五年的时间（这在现代世界无疑是创纪录的）。教授们受到骚扰、中伤，罚做体力劳动。但取代这些教授的无产阶级分子却没有什么可教给学生的。这样，在接受了体力劳动再教育后，9 / 10 的教职员回到自己的岗位，但他们在学生中已经没什么威信了。同时，除了毛的著作，书刊杂志都停止出版。“所有文化大革命前的电影、戏剧、歌剧等都禁演了……。许多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自杀了。”在发生了这些过火行动后，恢复工作极为缓慢，“中国人民仍然渴望文化生活”。这样，《中国的阴影》便解释了1976年10月毛的追随者“四人帮”倒台后人民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
在解释这种反知识的做法时，雷斯所用的是奥维尔和鲁迅用过的悲剧词句。他认为，清朝继承了明朝专制统治的“单一正统思想”。一些历史学家走得更远，认为从蒙古人征服中国后，中国早先自由的文化发展便“脱轨了”。无论如何，文化大革命比毛重要，文化大革命中的暴行应归咎于数百年积淀起来的农民对统治阶级的憎恨。农民一旦在这个封闭的社会掌了权，就只能推行他们先前的阶级敌人推行过的官僚主义，因而成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确实，毛的文化大革命专门针对的是旧统治阶级的旧思想、旧习惯和旧风俗。毛用政治控制文学艺术的信条，直接来自18 世纪的乾隆皇帝，这位皇帝使许多指责朝廷的文人学士遭到满门诛杀。这表明，如果中国想消除官僚主义（以及在士气低落时就会出现的腐败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继续同外部世界保持接触（这种接触过去曾对瓦解旧统治阶级起过作用），造就一个由独立的企业家、实业家、记者、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大学教授组成的知识界。当然，现在这种接触已在大规模进行之中。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的阴影》几乎只字未提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物质成就，这有损于雷斯的立论。实际上，人民共和国重建了中国，包括植树造林，修筑水坝、水渠、机井和良田，种庄稼和办工厂。它还通过让社会成员学文化、组织起来学习技术、讲卫生、介人政治、爱国、努力工作、合作和自尊等方法，重组了社会。周恩来如果还活着，他可能会对外国人解释说，革命是曲折的。他决不会持悲观态度，我们也不应该悲观。中国不是俄国，相反，它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所谓法家思想传统，而毛正是利用了这一传统。也许，雷斯今天能看到，自我修养的儒家传统仍然能为中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此篇评论的是西蒙雷斯所著《中国的阴影》（纽约，维京出版社，1977年），发表于1977年8 月28 日的《纽约时报书评》，题为《毛向文化开战》。
24 现在能披露的新闻报道
[众所周知，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受到舆论的左右。想入非非与悲观失望、极度兴奋与愤世疾俗等情感相继出现，似乎我们的国民心理是由某种狂郁症仪表调节的。当前对中国人生活感到失望的情绪毫无疑问是周期性的，已转向50年代对毛早期革命所表现出的过分热情的反面。但是，这一新的失望情绪也许表明了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即中国人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而这一困境是历史和毛的革命造成的。由于他们的悲惨命运也影响到我们的命运，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理解和三思，失望也应变为反省。]
1943年夏天，美国的战争宣传与新闻检查制度大大美化了蒋介石的自由中国。三位姓氏以B 打头的美国作家——赛珍珠、汉森巴德温和TA比森捅破了这个玫瑰色的气球，报道了国民党中国实际存在的懈怠、腐败、士气低落和分裂，这三个“B”在重庆被斥为破坏者，但他们具有求实精神，要求美国人正视中国存在的问题。同时，蒋介石要求他的官员少接触美国人。现在又多了两个“B”：福克斯巴特菲尔德和理查德伯恩斯坦，他们也要求我们面对不愉快的现实。
同40年前一样，我们被夹在中美两种文化之间。揭发丑闻的报道（现在被称为调查性报道），对美国人来说是公益服务。美国人每天都需要有关丑闻的报道，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民主。但在中国报道丑闻却被视为不友好甚至是叛逆和危害现行秩序的行为，因为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好形象来维持自己的生存的。由于中国和美国看来都变得难以驾驭，因此，不管它们的意识形态如何，中国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在美国是热门新闻；而在中国，大谈这些差距对政府来说却是坏新闻。但是，北京强调“实事求是”。这样，我们就面临一个老问题：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巴特菲尔德和伯恩斯坦一开始就研究了中国给予外国人的特殊待遇，主张记者必须摆脱有趣的汽车游览和丰盛的饭菜，尽管这两样东西使中国的旅游业取得了很大成绩。两位记者有一个共同的长处：他们都受过正规的汉学和历史学教育，而且都是一流记者。他们不像普通的旅游者那样被两国间的文化差异弄得晕头转向。相反，他们能像中国人那样，把中国的现在与其悠久的历史加以比较。
他们还是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首批懂中文的美国驻京记者。到1979年，在10年文化大革命( 1966—1976年）中遭到迫害的具有现代思想的人终于可以毫无保留地披露他们受青少年红卫兵和毛主义者无情迫害的情况了。两位记者都报道了具体人受迫害的具体情况。尽管他们把这些人的姓名和身份都更改或掩盖了，但他们所报道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是与近来许多有关报道相符的。最骇人听闻的是从美国回到中国的爱国华侨所受的迫害，这些华侨回国是为帮助建设一个新的中国，但他们后来却被怀疑、控告、判刑和监禁，以致最后失去工作能力。他们惟一的罪名是受“资产阶级”（美国）的影响。
福克斯巴特菲尔德在书中向人们提供了有关中国现政权和社会的大量材料，这些材料来之不易。巴特菲尔德1958年开始研究中国问题，后来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到台湾学习了一段时间。1969年在台湾时，他成为《纽约时报》的特约记者。10年后，他又成了该报有关中国问题报道的最佳记者。1979年，《纽约时报》在北京建立分社。巴特菲尔德十分自信，极有个性魅力。这使他在常驻北京的20 个月里，得以收集极为详细的资料和人证。《苦海余生》这本书的书名，源自佛教的一句格言，意为在苦难中生存。书中的各个章节描述了中国复杂的等级制度和特权，通过个人关系飞黄腾达或独自生存，社会及环境对恋爱婚姻的限制，无家可归的年轻人、缺乏刺激力和低效率的工业、新闻控制等多方面的情况，这是目前有关中国最全面的报道。理查德伯恩斯坦从1966年到1973年对中国问题进行过七年的基本研究，随后成为《纽约时报》驻香港和大陆的记者。他的著作比巴特菲尔德的篇幅要小，但书中的各篇文章都经过认真推敲，因此极有见解和说服力。他对中国生活情况的探讨，特别是对四川和北京生活情况的探讨，与对人和对事件的描写交织在一起，而且，他还把这些人和事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研究。在他看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单调、乏味、备受限制。伯恩斯坦说，每次他去登长城，都联想起修建长城时所投人的大量人力。秦始皇在22 的年前修筑长城，把大量人力投人国防，就像我们美国人今天把大量财力用于国防一样。于是，毛主席（他钦佩秦始皇）在1958年也调动中国的人力，力图解决中国的工业化问题，结果却有得有失。
两本书都反映了中国人民当前对毛最后10年中的灾难所持的强烈反对态度。这位伟大的舵手使中国之船倒退，并驶上了暗礁。毛在70 多岁时产生一种怀旧之情，渴望回到在延安时过的那种简朴生活。他确实憎恨官僚和知识分子。60年代的中国如同今天的美国一样，极为需要一个更富建设性、更完善的政府，而不是相反。但毛却发明了一种“摆脱政府”的做法，这就是“炮打司令部”和“揪出走资派”。狂热的红卫兵自以为在道义上处于正确地位，他们制造了一场大动荡。在这场动荡中，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几乎都停顿下来。没有人称这一大动荡为毛主义，但伟大舵手的游击战思想在某些方面与里根主义相似。例如，他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使他藐视相对优势这一经济规律。他不让有的省产棉、有的省产粮供应全国，而是让各省都各自成为游击战基地，实现粮食自给。结果，棉花和大米的产量下降。他还取消了中央统计局，把它原来担负的工作分还给各省，结果造成统计上的混乱。当然，毛的这些倒退行为，并不像里根先生的倒退行为那么令人喜欢。毛也决不会放弃权力。
这些记者从中国向我们传来的对毛的失望情绪，看来反映出某种更为深刻的东西。毛的革命在60年代后期走人歧途，造成极大的破坏。在这种疯狂的破坏背后隐藏着一个中国人必须面临的更为深刻的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独裁的国家控制了社会。本世纪前，中国历届政府主要靠思想灌输、监视和恫吓手段维护自己的统治。但那时，这些手段基本上只在最高一级政府机构得到实施，而农村的广大农民群众都处在庞大家族的领导之下。这些家族是地方上的特权阶层。在北京统治王朝实行的集权专制统治和由儒家家庭体制联系在一起的农村各家族之间，存在一种大致的平衡。官员可以辞官归隐。
中央和地方的这种平衡，现在已被打破。党的专政取代了家族王朝的统治，并对农村和城市的每家每户都进行思想灌输、监视和恫吓。党的专政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电信，迅速从上到下动员农民群众参加革命，并在运动中操纵他们。但是，农民却很难找到一种自下而上反映自己意见的途径。毛的群众路线，即党必须听取群众意见的路线，仍然建立在家长式独裁统治的基础上。官员们无所不知。例如，逮捕你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你有罪。有一次，才华横溢的加拿大记者约翰伯恩斯坦被保安人员逮捕（这些人坐的车一直跟着他的车）。北京总部的警察问他：“为什么你会到这里来？好好想想，然后告诉我们。”在被单独拘禁数小时后，他便明白了。“我在开车时只顾看地图，没有看路，违反了交通规则。”然后，他们对伯恩斯坦说：“对，现在你可以走了。”
巴特菲尔德描述中国普遍存在的三级控制系统——工作单位、街道委员会和学习小组。工作单位就像过去的家族一样对个人实行全面控制，因为它发放粮食和棉布定量、分房子、安排婚姻和上学、提供公费医疗和娱乐活动。它还控制通信和旅游。街道委员会监视人们所有的行为和与外部的接触，随意搜查居民住宅，监视夫妻之间的关系，包括劝架和制止未经许可的怀孕。你若想有隐私，最好挤到人群中。同时，每个人一辈子的工作都是国家分配的；调动工作极为困难；夫妻俩也许分配到两个不同的城市。所有的妻子都既要工作，又要管家。你一次只能对一个人说心里话，不能有第三者在场，因为有两个证人作证，便能定你犯了叛国罪。这种集体主义制度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人从未经历过。旧政府的专制主义更为严重地渗入了中国的政治，而且，另一个巨大的新现实又进“步加剧了这种渗人：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造成日常生活中令人震惊的拥塞现象。由于使用电水泵和良种，进行植树和土地合并以及让村民学文化和向他们提供医疗服务等，中国在物质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在50年代，这些成就看来有极为美好的前景；但人口的巨大增长把这些物质成就完全抵销了。革命在过去取得了不少经济成就；但人口的大量增加现在却使全体中国人不得不你争我夺，以确保自己的利益。人们都变得自私起来。住房不足使他们的居住条件变得空前拥挤，一人一间房是不可能的。结婚可能会因为另一对夫妇缺房而被推迟。现代革命在性欲的自我表现方面，被可悲地禁止了。每天排队买东西要耗去数小时时间。每个工作岗位上的人都太多，结果导致人浮于事。人的污染降低了劳动生产率，使国家陷人贫穷。
人口过多也加剧着官僚主义和任人唯亲等弊端。文化大革命使共产党的队伍充满了文化水平很低的成员；这些人是机会主义者和野心家，而非斗士；现在他们挤满政府各部门，成了无能的趋炎附势者。毛的改革运动导致了他所担心的东西——一个由愤世疾俗的官僚组成的政权，而这些官僚最担心失去自己的特权。中国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得依靠个人关系、走后门来飞黄腾达。为一己私利而溜须拍马的做法总是同腐败紧密相联的，因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并不是金钱，而是在住房、交通、保姆、特供商店和特殊学校等方面所享有的特权。
何种前景才能抵销这一失望情绪呢？我们知道，一般来说，中国农民的生活是自给自足的。农村现在的状况也许比过去好些，可对下放到农村的城市知识分子来说，仍然极为严酷。我们也知道，早期工业化造成的污染、城市膨胀和劳力开发，对许多国家的人民来说都是可怕的。毛的革命成功地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学习文化和使用通信设备，因而激起人们的希望和期待。但这些希望和期待是难以实现的。此外，每场革命都会耗尽自己的能量。毛掌权达37年之久。巴特菲尔德、伯恩斯坦的朋友和向他们提供情况的人主要是城市知识分子，这些人最忧国忧民。为防止误解，对10 亿人作概括性论述需要许多说明，但是，这两本书所描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失望情绪、所受的压力和不快，都是两位作者亲眼所见或亲身感受到的事实，它们反映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并不是在人们了解了它的根源以后就能消除的。
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对我们有直接和现实的影响，它能影响美国的政策和我们的关系。对那些支持人权并把它当成一种世俗信仰的美国人来说，中国一直是个大问题。从1840年到1943年整整100年中，根据英国炮制的不平等条约，我们在中国享受到种种特权，这些条约还使在华的美国人享受美国法律的保护，这种治外法权现在已被中国人视为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现在看来，它等于是美国人要求在中国享有我们在国内享有的民权——享受个人自由、占有财产和甚至通过传教士表达自我的合法权利。这种民权就是自由主义的信念。当前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对个人进行控制的情况，清楚地说明中国缺乏法制一自由传统。那些受到毛的革命迫害的中国人，只能受到据说是由党组织代表的群众在道义上的判决，而不能要求更高级的裁决。这样，中国整个知识阶层都成了毛及其追随者所痛恨的压迫者。我想，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过去的科举制度，把知识界与统治者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的结论是，我们面临着美国和中国两种不同社会秩序之间的斗争，但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前，我们应该记住（就像我们的传教士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的100年中所看到的那样），中美两个社会各有长短，任何一方都不单独享有廉洁、理智和高效率。中国当前的领导人邓小平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受害者，而今他是一个主要的幸存者。我们希望邓先生及其同事采取建设性措施，并像古代儒家及改革家常做的那样，实行改革计划。
同时，我们自己也存在领导人的问题。如果我们降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重，那就意味着原谅了里根先生在竞选时有关改善对台关系的讲话，这样，就会制造出不必要的麻烦。当前的邓小平政权非常需要智力技能，而同美国进行交流能获得这种技能。巴特菲尔德和伯恩斯坦碰到过许多想要逃往国外，以摆脱国内枯燥、千篇一律的生活的中国人。但是，通过电视和口头宣传的美国生活方式，既可能引起对中国现实的不满，也可能引起对美国强烈和不利的反应。我们也许会由于我们常犯的疏忽毛病而再次成为中华民族的敌人。毛发动原本死气沉沉的农民群众参加政治活动的做法，触发了反对知识分子、反对外国人的狂热，而这种狂热现在仍然存在。北京在向前迈进时，不得不考虑到那些从小就知道美国是头号帝国主义敌人的群众和党内知识分子。也许，对中国的爱国者来说，现在最让人感到恼怒的是：在毛的领导下，中国人真正站了起来，他们能自由自在地干革命，但随后又给自己带来了灾难。这确实使人丢脸，把这些完全归咎于“四人帮”无疑是自欺欺人。中国人是按毛的指示办的，是毛把一切都搞糟了。人们总有一天会发现，像所有的伟人一样，毛在领导群众前进时总是走在前面。现在，中国必须面临一个自相矛盾的现实：中国曾经是一个强国，现在却很穷。为什么会这样？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至少能得出一个结论。对里根先生来说，如果同台湾关系“升级”，取消尼克松和卡特促成的正常化（由于这种正常化，美国同北京建立官方关系，而同台湾只保持非官方关系），这只会有利于邓小平的潜在对手。台湾的境况很好，并未因卡特与北京实行关系正常化而遭受损失。台湾当局当然欢迎里根先生这种过时的情感，全然不顾内战已在1949年结束这一事实，仍然称自己为“享有主权的中华民国”。台湾还开展了广泛的公共关系活动，重点是向美国各州和各城市的领导人做工作，通过派遣代表团、免费招待客人、召开会议和派官员访问等方法，加强友好关系。台湾每年向美国派1．7 万多名留学生，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留学生人数的一倍。我们力图同所有的中国人友好，并且有时天真地为能同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保持密切关系感到高兴。但台湾与里根共和党人更为密切的关系，导致北京发起了反攻。北京感到有必要对我们武装台湾提出异议，这不足为奇。
如果我们不制止这种倾向，那么双方相互间就可能意外地产生严重的失望情绪。倘若中国的生活已变得像巴特菲尔德和伯恩斯坦所说的那么可怕，那我们就应该谨慎行事。中国的群众不一定富有理性，他们可能是沉睡的猛兽。不过，他们也可能对我们持有同样的看法。我们如何才能防止这一不祥的前景？
中美两国通过友好接触解决问题的做法，最初是由一个常驻北京的记者家庭提议的。在《10 亿：中国纪事》一书中，杰伊和琳达马修斯对中国抱有既同情又批评的态度。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无疑反映出这两位作者一起在中国生活的经历。琳达马修斯曾任《哈佛深红色》① 第一位女主编，后来又获得法学学位。最后，她成了《洛杉矶时报》北京分社社长。杰伊马修斯也曾是《哈佛深红色》的记者，但后来转而研究中国问题，获硕士学位，后来又到《华盛顿邮报》工作，最后成为该报驻北京分社社长。他们俩结了婚，有两个孩子。因此，他们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他们作为一个家庭在中国生活，便具备了探索周围社会每一个角落的优越条件。
① 哈佛大学校刊——译注
他们所抱的友善和不偏不倚的态度，首先表现在书的结构上。此书真正是新闻工作者为掌握众所周知的“中国文化”这个难以捉摸而又无处不在的实体所作的努力（据我所知，这是在这方面所作的效果最佳的努力）。这一实体也正是使中国人运转起来的东西。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强调了构成中国人行为基础的集体感和办任何事都需要的关系。“做中国人……等于是相互承担义务——数十亿个小关系构成了一个大整体。”接着，作者描写中国普遍存在的历史观念，这与美国人着眼于今天的观念大相径庭。最后，他们还解释了中国人是如何通过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通过工作单位确定各自地位的。这种确定个人地位的方法，是孔子五常的结晶。五常是孔子用以把个人及其家庭连结在一起的一种手段。
此书的三个部分首先描写作者所说的“10 亿”，即中国人民拥塞不堪的生活；接着是组织中国人民生活的“制度”；最后是“出路”，也就是使中国人在其制度下得以生存的消遣活动。这一结构使马修斯夫妇得以讨论许多城里人的日常生活；但他们只同少数几个十分富裕的乡下人谈过话。他们记录下许多谈话和许多人的经历。在题为《工作》的一章里，他们描写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人们进行鼓励和刺激方面继续存在的困难；《语言》一章谈到为改革写作，并使之更有效。在描写性关系的一章里，作者描写了中国人缺乏隐私和性知识的情况。典型的例子是，女孩子们害怕接吻会导致怀孕。他们写道，革命“只革到卧室门口”。在这方面，中国要走的路还很长。同时，婚姻本身仍然是相当牢固的，是经过周密计划并实际上持久不变的。另一方面，中国人生孩子的特长面临一条新法律：北京的宣传栏说“一个就够了”。对中国人来说，这伤害了他们作为世界上惟一的10 亿人口大国的自豪感。
书中有关“制度”的章节，描写中国人是如何通过送礼、走后门等方法，战胜这一制度的。新闻是政府垄断的，但臾泊万份限制发行的（（参考消息》刊登的是外国通讯社的消息。这些消息能把“信息反馈给中国人民”。考试制度彻底恢复，500 万年轻人可以参加考试，每20 个报名者中有一人能考上大学。200万大学生（这个数字尚未达到）只占人口的0．2 ％。和过去一样，受高等教育的人仍然是极少数，是社会的精华。高居显位的人能享受许多特权。
马修斯夫妇还描写了当局对不同意见是何等敏感。，他们相信政府需要知识分子的支持，在限制知识分子自由权方面一定会谨慎行事。不过，“法律”仍像过去一样严厉，罪大恶极者仍然要判死刑。“（西藏东北面的）整个（青海）省可以说是一个监狱殖民地。”就像在苏联一样，劳改营为政府可靠地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这些劳动力还可由政府在国内随意调动”。新的法律制度还远远没有克服不公正行为。
最后一部分——《出路》——描述了一种复杂的状况：拥挤、官僚主义化和警察专政等现象，不但被中国的烹调、戏剧和书画篆刻艺术、电影、音乐及文学所缓和，而且还被斗蟋蟀、赌博、打赌、体育等“娱乐”所减轻。两位作者还详细描述了相声中的笑话（相声是巾国的又一特产）。马修斯夫妇还报道了“人们对物质利益和民主的强烈向往，同当权者（他们可以借鉴历史统治者数百年的掌权经验）顽固压制不同意见，两者之间无时不在的斗争”。他们认为中国人已到了“政治动乱……崩溃……绝望的边缘，他们的自尊心和信心……到了临界点”。然而，他们知道如何在现行制度下生存。中国人“痛恨一些人是自觉的，而大部分人几乎是不自觉的）政府体制的压制和干扰，但是宁愿施技巧战胜政府，而不直接去挑战”。
总之，中国人生活在复辟了的官僚主义国家的统治下，这一国家统治是由全体国民的集体精神认可并通过现代技术实施的。正是在这一困境中，中国人实践着我们可称之为隐秘的、小规模个人主义的东西，这种个人主义的自由只涉及与集体无关的小事。西方人信仰的是受法律保护的公开个人主义，这种公开的个人主义在目前表现为我们对人权的关注。对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来说，这种对公开个人主义的信仰比基督教可能更有吸引力。但是，甚至连他们这些人在目前也不得不把国家的整体利益置于个人权利之上。由于我们美国人正设法摆脱电脑的控制，因此我们感到在某些方面与中国人有共同之处。
此篇评论的是福克斯巴特菲尔德所著《苦海余生》（纽约，时报出版社，1982年）和理查德伯恩斯坦所著《来自地球中心的报道：对中国现实的探索》（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82年），发表于1982年5 月27日的《纽约书评）；杰伊马修斯、琳达马修斯所著《10 亿：中国纪卒）（纽约，兰登书屋，1983年），发表于1984年1 月19 日的《纽约书评》。
25 仍然面临“两个中国”
中美关系现在处在蜜月阶段，然而展望未来和回顾过去，对我们显然也是必要的。我们很清楚，中国过去每隔一段时期就会醉心于马克思主义，而美国则强调反共。那么，我们能希望中美关系的蜜月持久下去吗？吉米卡特和邓小平是要两国永世友好，还是只不过开始了一种既爱又恨关系的新周期？中国的革命能和美国的即兴表演和睦相处吗？
美国在1893年至1976年毛在世期间，曾在中国革命中扮演过角色。在1899年至1900年间帝国主义列强侵人中国后，我们宣布了门户开放政策；1912年，我们欢迎中华民国突然实行议会政体的尝试（这一尝试失败了）。当中国1923年开始实行政党专政时，我们把这一政策归咎于赤色分子，并最终支持蒋介石和他毕业于威尔斯利学院的夫人及其哈佛大学毕业的内弟实行的反赤色分子的一党专政。毛后来称我们为帝国主义剥削者，指责我们支持“封建反动派”。他们讲的封建反动派，指的是私有财产、特权和特权阶层。今天，我们再次成为享有特权的旅游者和外国投资者（后者还帮助中国搞现代化的人制造新的技术特权阶层）。历史会不会重新让我们陷入泥潭？
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计划，是中国为解决如何从城市管理农村这一古老问题而采取的最新变革性方法。中国的农村现在有8 亿人口，而城市只有2 亿。到2000年，不管四个现代化是否能实现，中国农村的人口都可达到10亿，城市人口增加到3 亿。粮食和行政管理仍然会是大问题。美国人更习惯于农庄，而不是村落，而且美国的农村一般都成了市郊。因此，美国人只能在脑海中设想中国的情况。人口的压力在经济、政府和道德方面带来不少复杂的问题，包括人权方面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都是极为陌生的。
如果我们重复30年代同国民党中国打交道时的做法，只是在城市做生产、搞投资、办教育和旅游，那我们就可能会再次对农村的情况感到吃惊、困惑和愤怒。中国的农民不会像我们的农民那样消失到城市中心去，他们在美国独立前就已经在农村呆着了，而且毫无疑问还会继续呆下去。现代变革才刚刚开始触及他们。周、邓的现代化讨一划正寻求我们在培训、设备和合资企业方面进行技术投资。我们不能再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所熟悉的广州、上海和北京等城市了，应该多考虑我们尚不了解的农村。如果向中国提供帮助时很盲目，只了解他们用英文告知的情况，而不了解中国朋友的困难与问题，那就会重蹈40年代的覆辙，在中国造成另一场美国灾难。
我们现在同意，台湾是一个实行自治、拥有武装的省份，而且从长远观点来说北京对它拥有主权。因此，持续30年之久的两个中国问题已经解决。但是，我们现在又面临另一个“两个中国”的问题，即城市中国和农村中国的问题。中国革命并未结束，它实际上可以分成两个革命：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这两者有时一致，有时冲突，因而导致了总是让我们迷惑不解的政策上的曲折，这些曲折正像人们所说的“两条腿走路”一样，是革命进程中必有的现象。
毛泽东的社会革命，旨在把农民从二等公民的地位、无知和缺衣少食中解救出来，它试图消灭由享有特权的知识分子、官员、商人、地主和一切城市剥削者组成的旧的统治阶段。但是，在发动农民实现这一平均主义目标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对毛的高度崇拜，就像对某种民间宗教的信仰一样；毛晚年的追随者（以所谓“四人帮”为首）最终成了反理性的教条主义者。正如加尔文派教徒清除原罪那样，他们以“政治挂帅”，对“资产阶级倾向”发起攻击，反对物质刺激，认为物质刺激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其结果是既不办教育，也不搞生产，导致了经济停顿。“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又改变了路线。
在邓小平领导下，旨在把现代技术应用于中国生活各个领域的另一场革命，现在正在进行，我们应该帮助它取得成功。但它到底能取得多大成就，北京是否会把它当作长期的主要国策？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行为。各种类型的外国人都能在中国找到伙伴。我们的鸦片商曾找到中国人为其推销鸦片，传教士也曾找到乐善好施的中国人。如果没有我们服务总署那些骗钱专家们的帮助，在资本主义美国搞采购的中国人，会真正觉到自己身在敌国。和我们一起吃饭时，他们要用长长的筷子。甚至连住在中国新的大宾馆里的外国游客施舍的10 美元一张的钞票，都能使人堕落。我们尊重可口可乐，它确实无可辩驳地为美国赢得了美名，但我们也怀疑可口可乐是否真正符合河南人的口味。在夏令时节，它能满足上海人的要求，可它能增加林县的耕地吗？喝可口可乐的人能浇灌更多的耕地吗？
在制订钢铁、煤炭和石油的生产计划和加强工业建设时，我们必须戴上双光眼镜，以免看不见农村的8 亿人口。1949年以来，农村人口翻了一番，但他们还是极端贫困。如果我们帮助培养的城市新特权阶层与农村失去了联系，毛的幽灵肯定会在许多村庄出现，大喊“别忘了我！”由于现在能识文断字，而且又有了收音机，地球上最团结、最庞大的一群人正期望得到更多的东西。邓小平计划在中国农村控制一定程度的连锁反应，会有不少风险。可以预料，再过10年到20年时间，我们能为中国城市提供口粮，以换取我们无法廉价生产的商品。但是，这种共生现象只涉及到一小部分现代化和国际化了的中国人，他们只有2 亿到3 亿人，而仍处于贫困状态的10亿农民，可能还需要重新组织。总之，我们需要研究的不只是中国所需的技术，需要品味的不只是中国为旅游者提供的佳肴，需要提供的也不只是听到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时所表现的热情。他们也存在问题，鉴于未来是全球共享的世界，我们无法逃避同他们的联系。
目前的出版物全面反映了这些问题以及西方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有些书还解释了许多中国官员认为外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完全没有用处的原因。当前，他们肯定更喜欢西方经济学家，而不是西方社会学家。
毛号召把阶级斗争作为改造人们意识与道德标准的手段，而邓则主张搞物质生产。邓的计划是在1975年的一系列会议上制定的，并载人了三个文件；但“四人帮”把这三个文件斥为“三株大毒草”。在邓的总政策声明中，每一段都援引了毛主席语录；而关于工业发展的阐述，则对现在执行的路线进行了实事求是和相当具体的预测。
总的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物质生产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国民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5．5 %，工业每年增长9 ％。这种增长率令我们羡慕。如果政治稳定，军事开支能受到控制，那么，逐步、缓慢地提高生活水平的前景是光明的。但生活水平不会自动改善，有几个因素可能会妨碍它的提高。这些因素不仅包括政治动乱和扩军，而且还包括恶劣的气候或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样的自然灾害。
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缺少可耕地。平整和合并土地、在山上修梯田和开垦荒地等做法，效果都越来越不佳。某些造田计划会使美国人感到莫名其妙。例如，他们在河床上种庄稼，而在河床下挖一条隧道让河水通过。修建这样一条河底隧道的石头是用人力开凿的。这些人力和修筑长城的劳力一样，都十分廉价。这种劳动力现在仍然是中国的主要资源；而且，由于缺乏生产设备，生产率仍然很低。邓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主要目的是把劳力转移到乡镇企业中去。这些乡镇企业现在为当地农村提供水泥、化工产品、铁、电力、机械和消费品。拿美国或苏联的标准衡量，这些小企业的质量很差，而且是一种浪费。但是，农村必须办工业，尽管中心城市的大生产很经济，中国还是要摒弃这种做法，因为它缺少能把商品送到8 亿消费者手里的运输系统。村镇必须在原地搞工业化。
中国人口众多，统计数字令人难以置信。例如，中国是世界第四大能源生产国（仅次于美国、苏联和沙特阿拉伯），但它的人均现代能源消费量在世界175 个国家中接近第100 位。而中国其他东西的比例却极大：有350 万人的军队；世界上第三大空军，第三大非军事援助计划，每年向第三世界派2．4 万中国技术员，还有世界上最大的机械制造业。所有这些都使它成为一个大国。但由于人口众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仍比我们想象的要低。大中华在统计数字上很庞大，但中国人必须紧巴巴地过日子。
中国存在的根本问题是：工业急速发展，而农村的粮食生产每年只增加3 ％一3．5 ％左右，刚刚超过人口的增长（1．8 ％—2 %）。因此，能剩下来供商业和工业用以提供出口赚取外汇的农产品很少。尽管从1964年到1974年粮食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不到3 %，现在的计划却要求每年增长4．5 %，而且世界上没有一个主要产粮国能保持4．5 ％的增长速度。新的化肥厂（正像经济学家生动描述的那样）“全力以赴”，这有助于提高粮食生产。增加粮食生产的另一个策略是强化对土地的使用，每年不只种两季庄稼，而是种3 季。然而，我们的经济分析家认为，对这种种多季庄稼的做法，需要做成本分析。由于这种做法需要早熟的种子、更多的劳力、肥料和灌溉，因此它实际上可能并不经济。
同时，邓断断续续地达成了一连串用外国资金购买日本卡车、英国飞机、法国反应堆、德国化工产品、美国饭店联号和石油技术的协定，这说明他抛弃了毛自力更生的信条。邓还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恢复了一人治厂的“专制主义”，追求利润，反对平均主义，并且重新发动农民。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为了通过四个现代化加强国家的实力。
由此可见，中国的城市在物质和技术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看来十分富裕。而在中国农村，情况就不同了。尽管邓的改革使一部分农民富了起来，但是其他农民变穷了。如果穷人的数量大大超过富人，毛主义可能会死灰复燃。中国以前曾发生过农民起义，我们必须仔细关注中国农村。
此篇评论的是《毛逝世后的中国经济，官方文件摘要》第一卷：（政策与现状》，1978年n 月9 日由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出版（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政府出版署，1978年）；迟新所著（( “四人帮”一案：邓小平“三株毒草”的首次转化》（香港：宇宙出版社，无出版日期）和《邓小平：政治传记》（香港：宇宙出版社，无出版日期）以及类似的著作，发表于1979年3 月8 日套纽约书评》，题为《新的两个中国问题》。
26 相似之处和问题
中国和美国可能处在两条终将相会的道路上，因为我们都在致力于各自的现代化。从20 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的经验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和我们所处环境的差别相比，这些相似之处不过是表面的。中国不能按照我们的模式发展，中国人追求美国的某些东西和方式，但这些东西和方式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也只有将来才能得到。这种追求是中国人生活的一个方面，对此必须在全面了解情况的前提下进行观察，否则我们就会错把这种追求当作未来的潮流。
中国的变化速度唤起了观察家的想象力和对历史的回忆。邓小平近几年推行的务实主义，不是使人联想到毛，而是使人联想到约翰杜威于1919年至1921年对中国进行的两年访问和讲学以及当时“五四运动”胡适派主张的改良主义观点（“一点一点，一滴一滴”）。胡适是杜威的学生兼翻译，他反对思想上的各种“主义”以及这些“主义”所主张的暴力手段。“五四运动”中信奉马列主义的陈独秀派，直到1921年7 月才成立中国共产党，那时杜威恰好已回到美国。20 世纪4O年代，暴力革命对于创造新秩序无疑显得十分重要，但到了的年代后期，毛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号召暴力革命，这就太过分了。后来人们转而反对这种作法，并赞成逐步务实的改革，这就使中美关系令人高兴地和谐起来。现代发展的问题一直扼着我们的咽喉，现在也开始威胁中国。我们派代表团互访，商讨这方面的问题。协商是可能的，因为至少就中美关系而言，中国人和美国人目前都未因追求意识形态上的正义而头脑发热，而在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中却不时发生这种情况。
1966年，我们美国人在极为遥远的越南，上演了最后一场思想闹剧，而中国人则在自己国内以较低的代价搞了毛的文化大革命。1965年至1973年，我们对越南十字军远征；1966年至1976年毛在中国开展运动，这两种狂热同时发作了将近10年，并几乎断送了我们两个国家。两者是否有相互联系？肯定有联系。首先，请注意中美两国爱国主义的领导人在理智方面的局限性。1961年中苏两国痛苦地公开分裂之后，如果还有些美国领导人直到1965年仍然相信苏联人和中国人是团结的，是一支牢不可破的力量，那么这些人需要检查一下是否患有精神病。但是，如果他们不了解越南自古以来对中国的控制怀恨在心，倒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我们这些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才听说越南。日本、俄国甚至韩国，都是靠向外国学习实现了现代化。如果中国领导人高傲地认为，中国可以在一种排外、反理智的孤立状况下，依靠迅速重新发明车轮和蒸汽车，并通过反复强调毛的思想改变阶级结构来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那他们也应该检查一下自己是否了解中国的实际。当然，毛在延安山坡的窑洞里就确信自己掌握了实际。
由于中美双方的领导人都是思想的囚徒，上述理智上的局限，便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影响。20 世纪50年代，中美两国内部都很团结，因为它们害怕外国“共产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威胁。它们是一对类似的魔鬼，各自都把对方当成一种巨大的威胁，必须以新的严正态度来对待。当美国的士兵轰炸越南村庄时，中国的红卫兵正在批斗知识分子——这两种丑恶行径互相呼应，只是由于实用主义的常识和各自在朝鲜的灾难，才－使双方没有出兵到北越交战。
毛泽东和林登约翰逊在20 世纪的年代末期开展的讨伐运动遇到阻力，此时中美两国在经历方面的相似之处，变得不那么明显了。尼克松总统在1975年下台，“四人帮”于1976年被推翻，这两件事无疑又有些相似之处。不管怎样，在1987年，目前看来我们双方都不那么狂热，而是更加茫然，只希望从崇高、自信的正义感中解脱出来。正是由于这种正义感，才使全国性的运动成为可能。
奥维尔谢尔报道了中国从“四人帮”控制下走人歧途的毛主义狂热向邓小平推行四个现代化的务实主义政策转变的过程。谢尔和一小批其他激进的美国学生一起，曾于1975年在毛的全国性集体农业先进单位大寨大队种过地。大寨地处北京西南边山西省的黄土高原（大寨现在被指责为假典型）。自从1976年毛去世之后，谢尔曾经三次回到北京和上海，接触过一些对政府不满的中国人。这些人的言论越来越自由，他们的谈话使谢尔感到奇怪：“毛的革命究竟出了什么事？"
谢尔写的不是总领事馆那种四平八稳的报告，而是和人们亲身接触后留下的印象：大寨农民的孩子突然被一架宝利莱照相机诱上了消费主义的道路；北京一家咖啡厅里的迪斯科生活和最可行的消费主义——卖淫；自以为美国化了的骑摩托的上海青年；一位官员的漂亮女儿在蒙古种了6年地，当了4年工人，最后又上了大学；上海一位老先生曾因为外国公司工作过遭囚禁；大连新开放的自由市场。问题在于这样的城市居民，对乡下人究竟有多大影响，因为后者的消费欲望可能会大大低落。
在这些寄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短文中，谢尔还插人了他作为记者对邓访问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敦和洛杉矶的印象。在这些城市中，美国新闻界报道了我们物质方面的小玩意儿和极度的消费主义，并向中国的新电视网播送。谢尔描绘出一个正在实现现代化的美国，一个自由到了缺乏自我约束的美国。美国想把它在文化方面的混乱提供给骄傲然而羡慕美国、正在搞现代化的中国，但中国不能接受，至多只能有选择地接受一部分。谢尔的短文充满了象征意味。邓在佐治亚州黑普维尔轻轻拍打一辆刚在福特汽车生产线上装配好的黄色豪华型轿车，这就向中国的电视观众表明，现在“又允许向往西方的奢侈品，又可以提高技术专家的地位了”。谢尔还看到，得克萨斯州西蒙顿的驯牛竞技表演有了突破：美国人把邓及其随行人员（他们都是名人）团团围住，索要纪念品。但是，参加竞技表演的得克萨斯人却“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去巴结客人”。他们只是“像平常一样欢快、好客”，而不怀任何别的企图。这有助于两国相互认可，包括承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两国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可以互相帮助。然而，要中国人不断扩大同美国的交往只能是一种梦想，而且这种梦想看来在中国已经消失了。两国间在生活方式方面的巨大差异表明，我们之间的交往必须放慢脚步。奥维尔谢尔和他的中国朋友都不认为美国化能在中国无限制地发展。他的朋友想逃离中国去美国。在10亿中国人中，私人汽车还未成为生活中的必要工具，而且中国人也不能同意我们的某些观点，例如不足五月的胎儿已经是人，枪支是和其他东西一样可以在市场自由买卖的商品。中国人的物质条件也不允许他们像美国人那样态意挥霍。同时，我们的法律和诉讼制度，并不比中国的传统道德优越多少。
邓及其接班人必须努力把革命后的发展降温，降到能控制的水平。例如，社会学研究是科学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社会学家能在中国农村随意活动。美国的所有东西都有副作用，因为它们可能引起中国人过高的期望和失意。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0 亿人口中集中了世界上最多的人才，太多的美国刺激会引起极度紧张，以致导致爆炸。我们太容易借故生端。我们不应该让哈莱姆环球篮球队到中国去招收队员，而必须等待中国篮球管理当局选派它自己7 英尺高的队员上场。
我们不要忘记，在当今国际化的世界上，中国只不过是一个未成年的发展中社会，但直到最近它仍然是其所在地区一个人口占多数的主要文明国家，因此，中国在接受这种发展中社会的地位时动作缓慢。美国是一个由移民和开拓者组成的社会，它可能将继续扩大与中国的关系。但是，同毛一样，中国的领导人总想与外部世界保持距离。10亿中国人的自尊和贫穷以及强烈的同一感和物质需要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想法。谢尔从他认识的边缘人身上看到的那种在1957年后同毛思想疏远的情况，看来也在中国知识分子，首先是文化大革命的许多受害者中广泛存在。在文化大革命歇斯底里的过程中，新革命者要把老革命者消灭掉。毛在“炮打司令部”和摧毁党组织的过程中处于领导地位，因此扮演了暴君的角色。这就让邓的新领导班子在面对合法性的问题上进退维谷。在斯大林的暴行被揭露后，苏联人仍然能把列宁尊为苏联的创始人。但毛既是中国革命的创始人，又是暴君，这点现在已经很清楚。“文化大革命”中对物、对人、对道德标准的摧残和破坏骇人听闻，现在被揭露出来的这类事件日益增加6 邓政权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避免把毛的全部遗产同“四人帮”一起推翻。
中国人当然不会这样做，而且也没有理由这样做。但是，他们显然需要限制现代化中的美国化成份，这不仅因为美国化的代价很高，而且还因为那种更微妙的仇外传统。谢尔的著作题为《警惕这些外国客人！》，这个题目正好揭示出中国的这种传统。总之，务实主义也有它自身的限度，在同美国打交道时不能全力以赴。
此篇评论的是奥维尔谢尔所著《警惕这些外国客人！》，发表于1981年4 月16 日的《纽约书评》，题为《一滴一滴》。
跋
对本书各章所讨论的著作，有两点必须加以说明。首先，这些著作涉及的主要是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探讨的是美国商人、外交官、传教士和士兵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或美国记者在中国生活和革命中的遭遇。其次，这些著作都以不同的方式正视两个社会中个人地位的差异。毫无疑问，这种对我们现在称为人权的东西的关注，反映出美国人为在国外增进人权以便在国内捍卫人权所作的巨大努力。事实上，美国人长期享有的自由看来已越来越阻挡不住技术的进攻，因为技术总是能找出新的途径，把美国人并人电脑化的单～经济和社会之中。在1830年后传教的百年中，上帝并未完全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占统治地位，向国外派布道团主要是为了改善教会在国内的艰难处境。现代不分宗教派别的人权事业，今天也处在同种状态：它必须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得到支持。
美国的这种信念，究竟使我们同中国的差距有多大？这是一个难以捉摸和需要耐心分析的问题，由于中国人通常都是家族和社团的一部分，因此比美国人的集体化程度更高。从个人行为方面来说，我们必须看到，儒家强调的是责任，而西方人强调的是权利。中国人可继续完善的孔教信念能在什么程度上与基督教的观点产生共鸣？中国传统特权阶层的儒家人文主义，在何种程度上能成为中国新的大众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个儒家共产主义真的正在中国出现吗？
不管结论如何，我们都能预料，中国人达成的一致意见会是保守的，他们拥护的是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因此，80年代后期，在党的权威与个人言论自由之间的继续斗争中，我们可能还会站在某一边。
1987年，这一斗争的形式是学生为争取“民主”而发动的游行示威，不管这种“民主”的概念如何，这些游行示威导致了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镇压，而且有人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斥为来自国外的“精神污染”。
无疑，那些对中国感兴趣的美国人，很可能同情中国的知识分子，而不是那些官员。然而，为了避免把这个问题搞得过于简单化，我们应注意某些有利于这些官员的背景因素。
首先是中国变化的速度加快了。80年代中期所发生的变化，若非痴人说梦，至少在70年代是不可思议的：乡镇企业家真正富起来了；工人发现铁饭碗裂缝了，雇用期的长短已更紧密地与工作表现联系在一起；知识分子现在能对各种政治制度说长论短；作家和艺术家正在进行试验。中国的文化界充满了巨大的活力，似乎几十年受压抑的创造才能，现在正迸发出来。中国人的才能也在国际上显示出来。但是，这种创造性的发展，也导致了许多问题，例如，在生产和贸易方面，个人的积极性助长了腐败。用某些市场经济的特点来改善指令性经济并非易事，通过合资企业引进外国技术和资金的政策已经受到限制。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经过8年经济改革的伟大实践后，学生们要求实行政治改革，从而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政权。4000万党员中有一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入的党，他们中具有毛思想的党员，可能会设法改变路线。
最难评价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情绪和状态。中国共产党能在多大程度上放松其专制控制并同时保住政权？它能否真正从按照毛的教导实行统治转化为按宪法立法程序实行统治？如果任何革命都是正义的，农村集体生活所要求的一致性也是正义的，就更不用说共产党是正义的了。那么，人们就不能期望共产党会容忍持不同政见者。在毛领导下的中国，政治上持不同意见等于犯了叛国罪，它比偷盗罪或杀人罪更为严重。把政策与爱国主义分开和容忍反对派都是不可能的。今天，古老的儒家学说已深深扎根于中国共产党的体制；领导人靠智慧和永远正确实行统治；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政策是反映领导人特征的一种形式，因此攻击政策就是攻击统治集团。甚至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许多政治犯在接受劳动改造。总的来说，拷打是被严令禁止的，但中国人的政治犯罪、法律程序和劳动改造等观念，允许剥夺人身保护权；不断逼供和使用侮辱、减少定量、单独监禁、戴手铐和在同等地位的公民中进行批判等方法，使犯人在思想和行为上就范。法律的这种不发达状态，是中国学生强烈要求“民主”的原因之一。当然，中国的学生只是一个小小的特殊阶层，根本无法与美国的学生相提并论。他们自诩为古代学者当政传统的继承者。作为潜在的政府官员，他们是国家利益的监护人，并还要看当时的情形，哪怕不在场，也必须做出一种政治姿态。一批经过精心挑选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学习，成绩优良，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在中国工作时可能会面临的艰苦条件。他们所关心的事和我们所关心的不大可能是一致的。
然而，我们美国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在中国的发展中起作用，也许是好的作用。
费正清：解不开的中国结
傅光明
江泽民主席的访美成功与克林顿总统的回访，无疑为中美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回首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不能不说双方都是饱经沦桑、忧患，由一个情绪激动、脾气暴操，难免情急忘智的毛头小伙子，变成了成熟、理智的大人。尽管有时候两人仍会赌气、任性，干点事后马上后悔的傻事，但远没有翻脸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为他们心里已达成共识：要接触，不搞对杭，否则两败俱伤。是的，无论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还是将近30年的冷战，双方都非受益者。美国要遏制中国，中国要冲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封锁，剑拔弩张，怒目而视。谁捞着便宜了吗？没有。所以，双方聪明了以后，就都能从全球战略意义的高度和彼此互惠的巨大贸易利益出发，尽可能心平气和地通过对话来解决诸如人权、最惠国待遇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方面的问题。双方都学会了以“小妥协”求“大获利”的本领。由于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今后双方在交拄中仍难免会出现摩擦，这当属正常，但再演化到拳脚相加，战机、导弹分庭抗争，几无可能。中美双方都不必强求彼此喜欢，只要和平共处，便都会相安无事。但1999年5 月7 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使馆，是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公然挑衅，这会使中美关系出现严重的倒退。可历史的车轮总是向前的。
回眸中美关系史，有一位崛立于美国汉学界巅峰几十年而不衰的泰斗不能遗忘，他就是从1929年起就把全部精力奉献给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思想以及中西关系的学者费正清。在某种程度上，费正清这三个字就意味着美国的汉学研究。他的卓越研究成就，早使哈佛大学在他退休时即把“东亚研究中心”改名为“费正清远东研究中心”。1991年9 月12 日上午，费正清亲自将平生最后一部书稿《中国新史》送到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午心脏病复发，两天后去世。
费正清是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事业的“教长”或“前辈”，他除了自己孜孜不倦地研究19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政治秋序、社会、经济状况等反映传统中国性质的命题以及中国与西方交往的外交史和制度史等，还在哈佛大学授业培养了数千名大学生，并把滋润着他的研究思想的博士生输送到美国和国外的100 多所大学去任教。
1932年2 月，接受了哈佛、牛津正规学术训练的费正清伴着日本军舰与岸上中国炮兵的对射，乘船抵达吴淞口。仅在一周后，日军在上海登陆。费正清赶往北京。三个月后，他在西总布胡同21 号租了一套华丽的住宅，准备迎接新娘费慰梅的到来。他俩是在皇城根结的婚，蜜月带着童话情调：“我带着费慰梅沿着皇宫的路回家，乘车穿过宫殿的大门，经过充满地方色彩的1/4 英里路程，黄昏时抵达我们居住的胡同。……在烛光下，我们甜美而亲密地就餐，屋外传来中国人举行婚礼的笛声和铜锣声。……仆人们没有时间去增添烦恼，他们念咒召鬼，沉浸在消磨时日的幻想里。我们就置身在这样的语言和城市之中。”
在中国四年，费正清夫妇到过许多地方，查阅档案，观察农村，调查出土文物。他们结识了许多第一流的学者：蒋延铺、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钱端升、章士钊、陶孟知、陈岱孙，以及物理学家周培源等。费正清看到，一个面目可憎的东方强盗正在撕咬蹂确着一个早已衣不蔽体只剩下文化的巨人。事实上，正是这博大精深，不会衰落的文化和那群维系着灿烂文化的开明学术精英深深吸引了费正清，使他开始把近代中国研究作为一个专业课题确定下来。因为透过近代，上可以更充分地认识中国的古老文明，下可以历史地阐释中华文明何以到了近代就开始没落，政权凋败，社会堕落，人民贫穷。他对腐败的国民党的前途表示怀疑，甚至认为，倘若日本扩大侵略，“农民将会默默地欢迎他们，因为农民的处境不会比现在更坏”。他当时并不看好毛泽东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主张美国应为了自身利益尽早在亚洲参战。
1942年9 月，费正清以国务院文化关系计划联络官的身份第二次来华，主持美国新闻处的工作。以后于1945年10 月到1946年7 月又在战后中国逗留九个月，“对中国人民和美国的对华政策来说，都是希望与灾难交织的时期”。中国岁月使他认识到国民党政权正在丧失民心，走向自我毁灭。除了政权腐朽，经济崩溃，“文化法西斯主义”该是个罪大恶极的凶手。费正清就曾为著名文化人遭受迫害而奔走声援。他想努力培养和营造一种文化国际主义精神，这就要求美国不仅向中国提供杭战所需的军事和技术援助，还要干预中国的教育，以求建立“我们之间共同的基拙，从而使我们能有一个更为积极的共同价值标准”。这一想法很天真，并不比早年硬要把基督教的文化精华移入孔教中国的传教士更高明。倒是他同样基于有点文化沙文主义的长远考虑更实惠，他在后来主张美国在与独裁的蒋介石交往的同时，还应明智地扩大与共产党人的交往，培养和鼓励共产党代表的群众运动，“按照我们的方向来发展，我们才能获得更大的好处”，否则中共将完全投入苏联的怀抱。
费正清有许多关于美国对华关系策略的建议和报告常被送达总统手中。但正如他所说，中国是美国的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冲突的战场。他的价值观也同样在中国受到挑战，看来是文化的价值决定人的信仰和行为。从这个意义讲，中国和美国的冲突在实质上一直是文化的冲突，文化的对杭。费正清以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中国人真正把科学和民主结合起来，并应用到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群众中，中国社会就能现代化。但他大概忽略了，当时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只可能接受科学，这个过程有时也相当缓慢，而对于民主，那根本是不可以上堂的。有家长在一言堂就行，民主是多余的不速之客。费正清由此判断，国民党气数不长了。
当他通过接替萧乾主编《大公报文艺》的杨刚，接触到同样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共人士，先是龚澎、乔冠华，后有周恩来、叶剑英，并与左翼知识分子郭沫若、茅盾、胡风、周扬等，以及孙夫人宋庆龄交往以后，便为他们的正直、热忱和叶待事业充满自信的忘我精神所感动。尽管当时他并未阐明或暗示美国应当放弃贪污、腐败、堕落的国民党极权政权，但他已感觉到，这些能讲极好的英语，并理解西方思想，甚至像现代美国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者那样行事的共产党人，将是一支不可遏制的理想主义的力量——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领导力量。他不欣赏马列主义，也不了解延安正发生着什么，但他钦佩那些由燕京一清华大学生组成的有点像上个世纪宗教社团的进步团体和共产党人。最后，正是这些人在土地和农民问题上获得成功，并团结民族主义以及社会变革诸力量，取得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费正清回国后，一直关注中国问题研究和中国国内的政局，惦念着那些常和他通信的老朋友：梁思成夫妇、老舍、张奚若、费孝通、钱端升等。通过他们，他了解到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投奔共产主义事业，对国民党完全丧失了信心。；1949年5 月23 日，钱端升致信费正清：“……你的政府越早以实事求是的方式和态度来看待我们的新政权，它就越容易能够采取一种可行的而且彼此有益的政策。这是你面临的任务。”
从这时起，他真的好像负了一种使命，开始公开发表演说，谈论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往的好处，主张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让其进入联合国。1949年秋，他进而坦言：“从中国老百性的观点来看，根据现在的中共政权迄今为止的表现，用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判断，它有望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最好的政府。”“我认为，共产党政权对中国人民作出的承诺，要超过现存的国民党政权所要做的。”
不幸的是，历史的经验和判断常常难以改变政治，而政治的失策和臆断却往往改变历史。冷战开始以后，中美两国各自经历了这种怪诞而又奇妙的轮回。麦卡锡时期，费正清未能逃过现代极权主义的垂爱，被指控为“老牌的共产党的辫护士。”他那些中国知识分子朋友却不比他幸运甚至更糟，他面对莫须有的罪名还能在听证会上辩白，而他的中国朋友一经划定右派，等着的就只有“牛栩”和劳动改造。
作为历史学家，费正清的许多判断是准确和有预见性的，他认为“中共显然不会是莫斯科的傀儡”, “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是民族自决问题，而非外来侵略问题。”另外，他始终认为美国支持流亡台湾的蒋政权得不偿失，因为“从长远来看，对我们来说，与中国大陆保持和平要比台湾更为重要。”尽管费正清的中国史观也会因世界格局或政治事件的改变、发生而出现转变，但他“藕断丝连”的中国结是解不开的。他一度承认对中国的军事遏制不可避免，却始终寻求努力创造一种以接触替代遏制的局面。越南战争尚未结束，他就已经向美国政府陈述，可以通过旅游同中国接触，取消贸易禁运，进行交流，并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不仅需要历史学家的识见，更得有点军事家的韬略。他这时已经清楚，美国人在对华政策上，是吃了好战和反共的亏。所以他要让美国人知道，了解中国，认识中美关系的历史，会使他们得到一个更安全的未来。
1972年6 月，费正清和费慰梅接受周恩来之邀请，作为尼克松访华后的第一批尊贵客人到了北京，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谈。此时距他们在重庆的初次见面已是遥遥近30年。同时，他又见到了“结伴而来”，显然在当时“受到限制”的老朋友金岳霖、钱端升、张奚若和费孝通。但无论如何，中美关系的坚冰正在打破。七年之后，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为了这一天，费正清等了30年。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到中美建交" 30 多年戏剧性般的事件中，他起了主要作用”。保罗埃文斯的评价是客观和公允的。他说：“费正清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他的经历和交际的广度，使他在重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学术交流中处于圣贤和使者双重角色的地位。”
赖肖尔在为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写的序中说：“在过去30年，谁也没有费正清用更清楚、更富于洞察力的笔触写过关于中国的书。在使美国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中国纷扰不宁的近代历史以及中国神秘莫测的现状等方面，谁的贡献也没有费正清那样大。”单就这本《美国与中国》来说，从1 抖8年首版至今，一直深受各界称誉和欢迎。费正清凭藉新的学术成就，在四次修订中，增加了大量新的知识和见解，“而这些不仅是关于近代事件，甚至还涉及早期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一直远溯到旧石器时代。……费正清擅长把多方面的感性认识以及深入的分析同措词的透彻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此书已经是并且将长远是一本经典著作的原因。”中国读者对费正清的学术仰慕和钦佩由来已久，某种程度上归因于他是一位极富人道主义情怀（或叫人情味儿）的历史学家。当他知道中国同行正遭受着精神上的巨大迫害，情感的因素就会使他的中国史观发生波动。这当然是指发生在近现代历史上的事件。古代史早就成“史”，而活着的人如何演化历史，自然难以推论。谁能料到苏联、东欧那样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分崩离析了呢？睦目结舌的不会光是历史学家。这也就难怪费正清的中国史观常会受到中国革命的波动、中美关系的起伏和美国国内压力的影响。因此，研究费正清不同阶段对中国的反应，会发现那里边“包含了不同的评价标准，产生过不同的希望和担忧。”但无论何时何境，费正清的言论都是极有价值和必须高度重视的。尼克松访华前夕，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反复参阅的二三本书中，就有他的《美国与中国》。费正清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的有《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和《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以及他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现在这本《观察中国》是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在1988年出版的。这本书透过他对别人论述中国的著作，回顾了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交拄，记录下他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敏锐观察和精辟分析。全书共收文26 篇，分成五样：（一）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的南色，（二）中国革命领袖们的严治厉行，（三）中美邦交恢复正常化，（四）文化大革命的弊端，（五）近年美国访华人士的观感。历史就是文化，文化也即是历史。有心的读者该能透过费正清换一个层面去正视美国学者独特视角下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那里面有许多宝贵的东西我们自身都常常忽略掉了。与这样一本书失之交臂，实在是件憾事。
“后继者完全有可能超越费正清的学识成就，但是没有人可能取代他在如此众多学术事业中．" 的地位，即作为学术界与美国公众之间的桥梁和作为一个在知此形式多样的学科领域内博学权威的地位。”
中美这两个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的大国，毕竟有太多不同的地方。容忍差异是通向未来的关键。费正清指出，通向稳定的道路不是通过尼克松、基辛格在实施对中国开放时所划分的那种战略利益的共同性实现的，相反，它是通过识别文化的差异及对它们的认可来实现的。最后，我要真诚地感谢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女士授权我重新翻译这本《观察中国》；感谢我的恩师萧乾先生在病中审读了书稿并写下序言；感谢我的妻子郑实，以六甲之身还在帮我校订书稿，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感谢责任编样王立女士为此书的出版付出的辛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