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前言
费正清是美国也是世界上最有声望的汉学家。他的著作及其主要观点代表着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对几代美国学者和政治家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出版此套《费正清文集》对国内读者了解海外在中国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冷静看待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颇有意义。由于费正清是西方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看待中国自然也是以西方人的视角，所以，他在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并不代表我们的认识，甚至有不少观点是我们无法认同的，希望读者在阅读中加以注意。
世界知识出版社
佳评如潮
费正清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他的经历和交际的广度，使他在重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学术交流中处于圣贤和使者双重角色的地位。
保罗埃文斯
这本明快晓畅的著作，是费正清著作的精华。我们那些年长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还在以毕生的精力继续做着十字军东征。但费正清的研究挑战着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他的个性鲜明、充满活力的文章，对那些要了解在过去15年里美国人眼中中国的普通读者，提供了最好的入门。
安德鲁内森
以罕见的天才和超人的勤奋，灵异的悟性和鉴别能力，将中国史的千头万绪理成清晰的脉络，堪称生花妙笔。
约瑟夫列文森
以博大精深的学术根基，全面梳理中国历史文化，沟通古今中西，打通文化间的藩篱……笔势酣畅，传神达旨，达到中国学的最高境界。
乔治史蒂斯
不同于一般外国人的评论中国著作，他一向以历史学家的眼光，透过中国数千年的演变，来分析、评论当前所发生的一切。这是对我国感情最深厚而成见最少的一位正直的美国学者的论著。无论如何，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萧乾
费正清的专业虽是中国近代、现代史，但是他一向承认中国文化不但连续不断，而且自成一独立系统；如果不对中国的传统有所认识，便不能清理它的现代变迁。因此他对近代以前的中国史确有求了解的意愿。
余英时
中文版序
萧乾
在西方世界，美国是汉学家较多的国家。那里，不少汉学家是从哈佛大学远东中心毕业的，他们大都出于费正清的门下。
费正清在《我在中国的岁月》一书中谈到，他是1932年来中国开始学习中文的，一生的工作都与中国有关。40年代他在重庆主持过美国驻华新闻处工作，同当时的中国文化界有广泛的交往。1945年我在华盛顿看到他时，他正在美国新闻总署负责中国事务。战后，他在哈佛大学创立了“远东研究中心”。他退休后，该中心即改名为“费正清远东研究中心”。那是“中国通”在美国的荟萃之地，是观察中国的一个重要场所。80年代，他应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之约，主编了长达15卷的《剑桥中国史》。在美国的汉学家中间，他肯定是最具有权威的一位。
1945年，我与杨刚重逢于旧金山。当时我正准备在采访完“联合国大会”之后，即绕道去东岸旅行，当然要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杨刚告诉我，在华盛顿很难订到旅馆房间，就写了封信给费正清，介绍我去借住。抵华府后，我即去新闻总署找他。他对我说，他所住的公寓正在毒杀老鼠，他本人也只好暂时另外寻地栖身。但他还是为我找了个旅馆房间。那是我们初次结识。
1979年我重访美国之际，曾去他在波士顿的寓所便酌，并从他那里觅到一些有关杨刚和林徽因的资料。1983年我第三次访美时，他托人送给我一本他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岁月》。其中最引起我兴趣的，是他和梁思成、林徽因伉俪之间的一段深厚友谊。他称这对夫妇为他毕生最要好的友人。抗战期间，梁、林二位蛰居在四川一个叫李庄的小村。在交通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费正清还曾前往访问并住了一个星期。书中写道：“徽因瘦极了，但依旧那么充满活力，并且在操持着家务，因为什么事她都比旁人先想到。饭菜一样样端上。然后，我们就聊起来。傍晚五点半，就得靠一支蜡烛或者一盏油灯来生活了。八点半就只好上床去睡觉。没有电话，只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唱片。有热水瓶，可没有咖啡。毛衣也不少，就是没有一件合身的。有被单，但缺少洗涤的肥皂。有笔，可没有纸。有报纸，可都是几天以前的。”
费正清花了不少笔墨来形容这对在学术上卓有成就的夫妇所过的清苦日子。最后慨叹说：“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仍继续做学问。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早已会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
1984年，我读完他的《我在中国的岁月》，曾给他去一信，指出书中一些小疵。知在谈到杨刚时，说那个“刚”是钢铁的“钢”之类。同年8月20日，他回我一信，除了表示感谢，并对当时的美国局势说了些愤慨的话。接着，他谈起他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中有一章写“中国学术界的勃兴”。
前年，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到北京寓所来看我，欣慰地告诉我，她终于把梁思成的《插图本中国建筑史》整理竣事，在美国出版了。这对夫妇如此珍重友谊，使我深深感动。
我读过费正清的巨著《美国与中国》。在美国汉学界，那几乎是本必读物。
《观察中国》是15年来费正清在美国报刊上所发表的关于中国论文的结集，记录了他对近、现代中国局势的观察及评论。不同于一般外国人的评论中国著作，他一向以历史学家的眼光，透过中国数千年的演变，来分析、评论当前所发生的一切。这是对我国感情最深厚而成见最少的一位正直的美国学者的论著。无论如何，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1997年8月15日
前言
近来，中国已经活跃起来，并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对我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呢？毕业于商业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们，赞扬了落后的中国向市场的转化及对他们认为使美国具有活力的经济效益的追求。展望未来，另一些专家预言，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将很快像近年来的日本一样，在技术上超过我们，在世界市场上以廉价商品同我们竞争。这样想来，他们最终会向我们提供服装和家庭用品，而我们则只向他们出售农产品。但中国真能成为另一个日本吗？这种想法可能仍然是一个美国梦，即中国是一个沉睡的巨人，同中国预计可以进行巨额贸易。但这种梦想从未成为现实。也许延误中国进入当今时代的同样的困难，将继续减缓中国的进步。
中国具有很大潜力的贸易，对我们西方人来说，200年来，一直是梦幻世界中的事。中国留给我们的印象是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开始领悟到，我们透过现实、成见和接触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的看法。 正是这两者，构成了中国问题专家们的报道内容。
这本书收编了一位历史观察家论述中国和中美在过去15年的关系的文章。很明显，我只是那些渐被淡忘却很重要的制造舆论的人中的一个。书中提到的作者们在著书、写文章和评论时，都反映出他们对发生在中国或涉及到中国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不同认识；他们把自己得出的印象或评论传述给其他人。很快，现实和想象交融了。
本书是写别人对中国的反应，这种双重渗入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知道，出版商和刊物、报纸的评论编辑首先考虑的是，所写的书是否值得出版或评论。当然，本书的内容也许可以告诉我们，是什么吸引了那些关心中国的美国人。喜欢本书内容的人会感到，这些评论反映了公众的意见。我们假定这些评论可能是有倾向性的，是不完整和不明确的，但还是可以同官方舆论相竞争。
导言（部分取自1985年12 月在美国历史协会百年纪念会上的讲演），反映出我的兴趣所在，即美国人对中国的各种不同看法是如何形成起来的。本书共分五部分，每一部分均以一历史事件开始，有些章节甚至先从当今惯用的按语开头；书中大部分内容是第一次出版。
导言 美国人看中国历史的变迁
了解我们自身已相当不易，要理解与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和历史、和我们相距遥远的中国人就更加困难。但我们仍需设法去了解，也许，这种了解已有所进展。
以人权这一新的美国宗教为例，它与文化有超过我们想象的密切联系。在中国，人权不会成为主要教义，除非它成为和美国一样的法治社会，但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似乎难以实现。简言之，这是因为权利和责任分别是基督教和孔教的遗产，结果产生了个人奋斗和集体合作的强烈对照，这一矛盾是3000年历史的遗产，不会轻易被消除。
例如，在考虑犯罪动机时，美国法律就表现出对个人主观意愿的重视。故意杀人是谋杀，但意外或没有预谋致死被指控为杀人时，会受到另一种处罚。而在中国古代却远非如此，没有犯罪动机，并不能帮助犯人减轻罪责。举个典型的例子。1821年，一名叫泰拉洛瓦的美国水手从船上丢下一只坛子，砸中一个舢板上的女人，使她落水而死。为能在广州继续做生意，美国商人把这名水手交给了中国司法部门。按照中国法律，他很快就被绞死了。这一事例导致治外法权制度的产生，这在1844年的第一个中美条约中得到充分阐述。从这以后直到1943年这一不平等条约被废除的100年间，治外法权（或美国领事馆官员对美国人在中国的人身、财产拥有裁判权）一直是各种条约的中心内容。它不但使在中国的美国人享有特权，而且也避免了许多敌意。
简言之，在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英国人和美国人在中国所享有的治外法权，是我们今天称之为人权的具体表现。现在与过去是紧密相连的。在中美关系中，还有两个主要特点，即美国想在中国取得巨大贸易利益的期望至今仍未实现；传教士们想把自己的文化精华传给中国人这一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未实现。基督教传教士做了许多重要有益的工作，却很少有皈依的教徒。在中美关系中，我们一直想表达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念，而中国则以自身的价值观来回应。为便于我们应对正迅速到来的、充满未知数的美中关系，我们应注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和发展的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
这种印象当然非常不可靠，它首先是由那些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权威创造的，其次是由那些旅行家、传教士、记者、领事、商人、学生和旅游者，将其所见所闻转述给他们的听众而形成的。由此对中国产生的印象至多不过像一只万花筒，呈现出纷繁杂乱的景象，而且变幻无常。人们常根据课本、回忆录、小说、电影、广播电视和评论来积累、编织中国形象。在这纷繁的景象之中，每一代美国人似乎都能得出一个为人广为接受的观点，至少是在那些有头脑的市民中。把这些观点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划分，也许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有200年的历史，在这200年中，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是从零开始的。我们最早接受的是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即18 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观点。到18 世纪90年代，英国、荷兰已在北京建立了使馆，这时，弱小的美国对中国的印象仍受着启蒙运动时期的影响，尽管中国为1773年成立的波士顿茶会提供了茶叶：杰西斯显示了早期传教士在我们现在称之为公共关系方面的才能，他写的题为《有益而有趣的书信》的报道广为流传。杰西斯用孔教经典中比比皆是的理想化的词句描绘了中国。为杰西斯提供情况的中国人满脑子充塞着这些美好的词句，他们都是由传统的科举体制的思想工厂中造就出来的。皇帝具有超人的智慧和仁慈（除他在你有错误想法时责罚你之外），他的子民富裕、安乐，生活水准与欧洲人相比毫不逊色。启蒙运动思想家们想用杰西斯对中国理想的报道来说明，没有天启教① 的教训，你依然可以相当文明。当然，启蒙运动时期人们对中国的印象是抽象、神秘和不真实的。
① 被认为系直接由上帝启示于人类的宗教——译注
19 世纪初，西方物质文明有了很大发展，与中国的接触更为直接，从这时起，西方人的幻想开始破灭。18世纪，欧洲人都把夜壶倒进沟里，而中国则有收集、输送粪便做肥料的习惯；但当自来水及洗手间在欧洲盛行时，中国落后了。西方人因与中国贸易而直接闻到了广州街头的粪臭。中国很快“衰落”了，缺少蒸汽机、大炮及其他的文明成果。先不说司法改革、警察、医院这些西方近代的产物，仅就中国至今仍在追求的现代历史发展的两大动力，即科学和民族主义这两方面，西方已处于领先地位。
因此，18 世纪梦幻般的中国被无情地蒙上了肮脏、落后的阴影，当新教的复兴精神使美国传教士前往非信教地区时，他们宣称，工业、民主和基督教是产生西方强国的三大要素。中国的学者、官员认为他们自己更明事理，但却无从证明这一点。船坚炮利是一决定性的事实，而且，极具道德原则的传教士也会无孔不入。
19 世纪上半叶，西方人在与中国接触后感到失望。当时，一名传教士兼印刷商威尔斯威廉姆斯写了一本全面介绍中国的非常有参考价值的书《中国》，副标题为“中华帝国及臣民的地理、政治、教育、社会生活和宗教”，全书分上下两卷（1848年出版）。1883年又出了增订本，副标题改为“中华帝国及臣民的地理、政治、文学、社会生活、艺术和历史”。这部广为流传的著作，是区域研究的开山之作，它强调必须把一种不同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从各个角度展开研究。在描绘中国时，语言、历史、社会和文化不能相分隔。这种综合研究被称为汉学。《中国》一书综述了两件事：一是英美传教士先驱有关中国沿海地区状况的研究，这主要来自1832年之后传教士在澳门、广州出版的刊物《中国宝库》；二是在书中，威廉姆斯描述了中国在进人现代社会之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使他和他的读者深信，中国人不但需要蒸汽机和西方的物质文明，而且还需要耶稣基督的精神教诲，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基督教典型的扩张模式：“我们有之，他们缺之，我们把他们所缺乏的给予他们，这样他们就会效仿我们，就会追求我们的理想。”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美国人仍在设法使中国人不光接受我们的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而且接受我们注重人权的个人主义。显然，我们虽有了进步，但仍未摆脱威廉姆斯在《中国》一书中表达的价值观及其包含的对中国的态度。简言之，在美国人看来，就文化价值观而言，中国的历史有极大的继承性。
继1848年威廉姆斯的中国论著之后，又出现了许多有关中国的著作，其中包括1934年出版的肯尼斯斯科特拉托瑞特的《中国人：历史及文化》。这类论著很多，不胜枚举。在拉托瑞特时代，对中国古典文化及历史的研究产生了许多学术成果。中国古代荣耀与现代衰落的对比非常强烈，这种现象今天仍然存在。值得庆幸的是，是英国人而不是我们使用炮舰巩固了我们的治外法权，英国人没有让我们介入他们从印度贩卖鸦片到中国的贸易。历史的记录使我们感到，我们还是非常仁慈的。我们觉得，我们与中国有一种温和的“特殊关系”，但我们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策略是与所有的外国侵略者发展一种特殊的关系。
19 世纪的西方人对中国的幻想破灭了，这在另一本广为流传的名为《中国人的特点》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说明。作者阿瑟史密斯牧师在山东农村居住了很多年，他试图自下而上使中国基督教化，他还仔细观察了中国农村的习俗。《中国人的特点》是作者于19 世纪80年代写的一组论文，1894年出版，它以美国中产阶级的眼光对中国人的生活做了出色的描写。此书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它列举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社会差异，成为以后社会学分析的基础。史密斯着重论述了“贫困”和“社会和谐”的社会差异。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开始于20 世纪初。这时，对中华帝国的研究已有了一定基础。西方人通过一系列战争，使其在不平等条约下获得的特权进一步扩大。到20 世纪，保障这些特权的法律如迷宫般错综复杂。HB莫斯的《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第一卷于1910年出版，第二、三卷于1918年出版，他重新阐述了这些特权的由来。莫斯作为中国政府的海关专员，在中国工作了33年，对中国官员的生活有广泛的了解。他概述了外国在中国建立特权的经过，为不平等条约（止于1943年）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美国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从已确立的模式中形成自己的看法，近代史可以说明这一点。
先以1900年反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为例，这一事件造成了19 世纪最为严重的人质危机。在那个炎热、漫长的夏季，狂热的义和团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围攻了外国使馆区内475名外国平民、450 名来自八个国家的军人、大约3000名中国基督徒和150 匹赛马（不久，这些马就被吃掉了）。由于欧洲国家相互联合，能容忍彼此的帝国主义行为，所以，各军事大国间不存在火并的危险。俄国人夺取了满洲，日本人并没有干预俄国人的行动，直到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才把俄国人赶出满洲。从此，日本人和白人一起登上了国际舞台。当八个主要国家的军队解救了驻北京的外国使团之后，义和团退到了乡村，而清政府仍被保留，以维持中国的和平，这样有利于外国贸易。1900年的中国，在美国人的印象中是肮脏、野蛮的，同尚未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文明相比，相差甚远。
然而，令人感到荒谬的是，正是l900年的危机导致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出笼，这一政策不仅要使美国在“利益均沾”的基础上进人中国，而且还使中国有机会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20 世纪上半叶，美国对中国的印象是野蛮、落后交织着民族主义向现代化的奋进。在义和团危机过后10年的1911年，中国成立了共和国，美国人对此普遍持欢迎态度，认为中国将和我们人样成为一个基督教共和国。我们对中国的军阀混战感到痛惜，与此同时，我们在中国扶植起12 所基督教学院。我们非常支持中国反对日本的侵略。当1915年日本人试图通过“二十一条”巩固其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并超过其他西方帝国时，美国舆论站到了中国一边。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把山东从德国手中重新夺了过去。我们拒绝承认这一条约。从这以后到1949年的30年间，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支持中华民国反对日本的侵略。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态度的左右摇摆，继续左右着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成立南京政府（1928—1937年）时，中国国内外的外国人都抱有很高的希望，认为它将解决面临的一些紧迫问题。不幸的是，国民党上台后，反对盟友中国共产党，杀戮那些在城市被抓的共产党人，并把像毛泽东这样的幸存者赶到了荒郊野岭。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最终走向军事化，从而压制了社会革命。
然而，生活在农民中间的革命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爆炸力。当赛珍珠的畅销书《沃土》（1931年版）使美国公众了解到中国的农民时，毛正和他的战友们酝酿如何发动农民为政治斗争服务。堪萨斯城的年轻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版）一书中，记录了毛的故事。
但美国却把面包上的黄油涂在了国民党一边。尽管蒋介石给予我们的回报与我们的投资相比甚微，我们还是和他打交道。到了40年代，我们对蒋和国民党显然已不能抵御共产党的进攻而感到失望。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延安时期，却给外国观察家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许多中国问题专家把延安看成发展的希望。但不久，当美国人看到中国似乎成了杜勒斯先生所称的由莫斯科一手导演的世界性阴谋中“专制的、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一部分时，他们的幻想破灭了。我们没有农民，因此，我们认为，只有莫斯科这个反基督教大本营，才能发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在美国人看来，冷战时期也可说是极权主义阶段。50年代，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折磨、杀死了那么多仇敌感到悲痛，而另一些人则称赞其为社会发展铲除了渣滓，解放了农民，恢复了秩序。
70年代，中美开始恢复外交关系，原先中国给外国观察家留下的美好印象，随着我们对文化大革命中可怕暴行的了解，很快就被坏印象取代了。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毛泽东时代已经结束，中国进人了新的时期：美国人像以往一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抱有希望，并出现了旅游中国的热潮。
人们可以注意到，在中国发生的一些事件是如何对体现我们文化价值观的道德模式产生影响的。从我们对相互移民的条约定而不遵，19 世纪80年代驱赶中国人以来，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一直波价值观念牢固地束缚着。
有一点我们知道，今天的中国人民对我们的态度要比我们对他们的更富有正义感。事实不是这样吗？以对人工流产的争议为例：为了避免人日剧增带来的饥荒（到200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2．4亿），中国试图让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希望以此将出生率降到1．7%，虽然这仍会带来人日增长，因为年轻人太多，但终将会使人口不至于像癌细胞一样繁殖而趋于稳定：除此，中国人还能怎样做呢？作为这种努力的手段之一，便是实行人工流产。
但是，中国人发现他们的美国朋友正处于新的宗教崇拜和对新生儿（不考虑母亲）的崇拜之中。这种崇拜同圣灵感孕意义相同。中国人在19世纪听说过这种圣灵感孕，但他们没有接受，中国人能从美国人这种诚挚的正义感中得到什么呢？
我们只能希望，我们两国的极端分子不要强力剥夺妇女所选择的人生权利。中国的极端分子想强迫妇女去流产，而美国的极端分子则想强迫妇女不要这样做。这此极端分子有共同之处，并无疑会为了维护各自虽然对立但义颇为相似的原则而相互争斗、美国人强调婴儿出世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中国人则强调个人利益必须完全服从社会需要。妇女们无所适从了。
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还将提到许多其他的文化冲突。双方都应认真研究对方的历史，找出对方误入歧途的根源。同时，在两国占大多数的温和派还需要和平共处。
如何对待两种不同的文化，我想有一项指导原则值得提出来。我们美国人在分析别国革命时，常忽视一个基本因素，即领导人的理想或梦想，领导人常以此来鼓动自己的追随者。中国的革命正是由这样两种梦想推动着：一是爱国主义者想看到一个新中国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是提高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地位，消除古代旧有的阶级贵贱的社会差别。在革命进程中，这两种梦想相互竞争，以求引起人们的注意。
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第一种强大的现代国家物质文明的梦想，比第二种社会梦想更易于接受。这无疑是因为我们已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第一种梦想，而对后者却很少把它视为一个迫切的、急待解决的问题。如何使众多的中国农民同受过高等教育的上流社会人士一起，分享文化生活和公共服务的利益呢？中国人比其他民族有更强的文化同一性，但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他们必须创立新的社会价值观和新的政治体制。像龙一样拚搏过的毛泽东，正是以此为目标。而邓小平所领导的改革家们也怀有同样的目的，只是其形式更为实际、灵活。在下面的研究中，这些特色会得到充分的说明。
第一章 新帝国主义观
1949年以后的中国革命接受了马列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从1919年开始已酝酿了30年），这反而使中国人和美国人对世界的看法更接近了。例如，我们现在可以就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形成和帝国主义的性质展开讨论。我想，我们至少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我们对帝国主义有不同的看法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一个是推行帝国主义，一个是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与英国人在印度的情形相仿，我们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也享有一种特权，而中国的爱国者对此不满。今天，研究者们正在研究分析帝国主义时期的各个细节。我想，我们大体可以断言，由于环境和背景的关系，列宁所称的那种经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利也有弊。从政治和心理上看，外国的侵略使中国蒙受了耻辱，它激发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酝酿了20 世纪伟大的中国革命。
在美国人看来，“帝国主义”一词的含义是模糊不清的。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9 世纪，是指欧洲列强对别国的人民实行政治统治，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实行殖民主义。19 世纪末，列宁和其他一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受新经济科学的启发，看出资本家或金融帝国主义的邪恶本质就是在海外奴役一个民族而不必使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美国人意识到美利坚合众国并未参与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欧洲人把中国某一地区划为他们的特殊领地，而我们只是就贸易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这项“利益均沾”的政策是帝国主义的代用词，至少也是一种变相的帝国主义。1900年门户开放政策中提到的“中国的完整”再次表明，我们没有参与帝国主义侵略）列宁主义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美国并不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因为同英国人在印度的情形不同，我们并不完全依靠同中国的贸易、事实上，贸易额非常小。总之，用资本帝国主义形容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不合适的。我们进行的1941—1945年的对日作战、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和1965—1973年的越南战争，可以认为是强权政治的产物，这些战争从根本上讲并不是出于经济的考虑。
这一事实使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更为不幸，因为不管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如何，强权政治和与之相生的军国主义精神似乎总是随着民族主义精神的增长而增长。里根政府的观点是，反共即“白由”，因而必须进行军事防御，这说明在强权政治竟争对抗的形势下，我们是缺乏远见的。我们必须记住，贪婪很少能像理想主义那样强有力地推动战争。
因此，归根结底，我们施加给中国的帝国毛义是－种扩张的表现。我们比大多数现代民族国家更具有扩张性。然而扩张是个中性词，不褒也不贬，既可以用来描绘我们政府的政策，也可以用来描绘非官力的传教运动。
01 鸦片的动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们以为近代历史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人为谋取自身利益而采取的典型的侵略行动。中西交往的大门就是以这种方式打开的，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在这以后同帝国主义国家所进行的几次战争的性质似乎都一样。虽然美国在一个世纪中同中国保持的友好关系以及在中国享有特权的不平等条约随着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已成为过去，但学者们越来越紧密地把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历作为一基本事实来研究。一个世纪前，我们的先人虽然没有今天的强大火力，却充分利用了新式的类似英国“复仇女神”号的明轮炮舰。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他们所需求的贸易利益与当时文明的传播相一致。
从印度贩卖鸦片到中国是近代持续了很久的有组织的国际犯罪，但由此而造成的罪责却被其经济利益冲淡了，以致鸦片贸易延续了百年之久。鸦片产于印度，然后由英国人统治的印度政府进行定期贩卖。那些把鸦片贩到中国的人只是些私商，他们把鸦片运到海岸，由中国的走私者负责销售。1800年以后，中国人口过剩，时世维艰，贪污腐败严重，中国对鸦片的需求日益增长，中国强大的销售网络——对此我们至今尚未认真研究过——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
起初，中国吸毒成瘾者很少，但到19世纪末，吸食鸦片者已逾千万，而且中国的鸦片产量已可以和印度竞争。沉溺于鸦片之中，对中国古老的生活方式而言是一种灾难，因为孔教十分注重自律和对家庭的责任，而吸鸦片者不得不首先满足自己的欲望，继而牺牲家庭和自身。从一开始，买卖双方就认识到由鸦片贸易带来的道德问题，英国议会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曾六度就此问题投票表决，但直到1917年，这种贸易才停止。
让我们先来看看英国进行鸦片贸易的动机。尽管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强调贸易自由、外交平等和英国法律对英国人的保护的重要意义，但真正的动机是金钱——先是通过鸦片生意和在印度征税，然后是对英国进口茶叶的税收，这种茶叶贸易主要靠在广东销售鸦片提供资金。
其次，看看进行战争的手段。战争起因是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试图在广东禁销鸦片，限制英国人的贸易。主张贸易自由的鸦片商人威廉查顿博士直接向帕默斯顿递交了发动这场战争的计划并阐述了进行战争的目的。贩运鸦片的船队帮着从印度运送远征军，鸦片商船的船长受雇成了舰队的领航员，鸦片公司的职员成了翻译。远征军军官和外交官从鸦片商的殷切款待和提供的情况中得到不少好处；英国军需官在伦敦银行通过卖证券得到银两，这些银两是从沿海鸦片接收地的中国买主手里换来的。从一开始英国人就想让中国赔偿远征军的全部费用。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一场索赔战争损失的投机买卖，这样，英国人可以间接赚到许多钱。战争结局，清政府战败，签订了赔偿英国2100 万两白银巨额赔款的《南京条约》。
在那个时期，英国报界热衷于报道阿富汗战争和再次征服喀布尔，鸦片战争显得不那么重要，因为前者对印度王朝有更直接的关系。鸦片也流入了英国，不仅像托马斯德昆西和吞食过1/4 磅鸦片醉混合剂的萨姆尔泰勒柯勒律治这样的名人，甚至改革领导人威廉姆威尔伯福斯都成了鸦片牺牲品。每年约有500 箱鸦片流人英国，而运到中国的鸦片有两万箱，最后达到八万箱。年轻的格拉德斯就鸦片贸易曾发表过人道主义的言论，但这种言论被后来要求治理英国工业化进程中不断出现的罪恶的呼声淹没了。由于鸦片市场被中国的生产者占领，英国的鸦片贸易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结束了。厌恶鸦片但支持战争的新教传教士们，面临着这段历史中出现的悬而未决的道德问题，天主教传教士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中国国内，他们一边扩张一边进行颠覆活动。天主教的使命成为侵略的一部分。这些不太引人注目的传教士在秘密基督教团体的庇护下穿行于各省，在日渐衰败的王朝中维持着一种异端的崇拜。在中央王国殉教的法国教士，同在沿海地区活动的鸦片商人查顿及其同僚亚历山大麦森一样，公开嘲讽中国当局。天主教牧师——更不用说新教徒——旅行时常求助鸦片商人为其提供交通和资金上的便利。西方人的侵略是多方面的，这已成定论。
事实上，根据西方人的报道，中国的开放只不过是一种中外联营。拿撒路会和耶稣会的新人教者帮助维持基督教小团体，在中外贸易中，他们成了茶叶买办和中国鸦片贩子的同行。外国人得出一条在中国活动的基本规律：没有中国人的支持，什么事也干不成。从一开始，鸦片贸易就是中外联合的行动，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远胜于兰开夏的纺织品，由此出现了超乎外国人想象的鸦片销售网络。参与西方侵略的中国人都是一些无赖、投机者和地痞流氓。香港变成了走私者和被逐出孔教的帮会成员的避难所。虽然基督教会和中国的基督教团体，在20 世纪终于以新中国最优秀、最爱国阶层之一的面貌出现，但在中国走向革命和再生之路之初它们走的明显是下坡路。
19 世纪4O年代，人们经常能看到鸦片商人指导外交官和援助英国军队。中国的政府官员多次从经验和灾难中总结教训，想努力赶上西方的军事技术。1800年，英法侵略军终于洗劫并焚毁了圆明园。今天的研究报告揭露了鸦片贸易的罪恶、阴谋和政府在这种贸易中充当的不光彩角色，并谴责英国人侵略的不道德，尽管他们打着制裁的招牌。
19 世纪衰败、没落的旧中国通商口岸与日渐繁荣的社会景象形成了鲜明对照。因此，英国的主要代表查尔斯艾略特上校一直希望停止战争，恢复贸易，这使他赢得了人道主义和反对鸦片贸易的声誉。英国商人对额尔金勋爵人道主义观点的厌恶当然是人所共知的。额尔金在1858—1860年间完成了1836年开始的“开放”中国的工作。
鸦片是一种类似现代海洛因和尼古丁的能使人上瘾的麻醉剂，长期吸食会使人成为这种社会罪恶的牺牲品。人道主义者试图终止英国人在印度的鸦片生产和向中国贩运鸦片，他们遇到的困难同当今美国人的难题差不多，美国人力图使一些大的烟草公司停止香烟生产。
我们都承认，香烟对人体健康有害，但我们发现，许多州仍对此抱着浓厚的兴趣，反映在国会里，时有议员为之叫嚣鼓噪；再者，烟草公司的股东们也有利可图。简言之，我们知道现在对烟草的嗜好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种罪恶，但烟草生意对美国经济的帮助太大了，以致不能轻易放弃。如果我们还在因鸦片贸易继续谴责英属印度的话，那我们也该反思自己了。
本篇部分内容曾发表于1976年1月11 日的《纽约时报书评》，评论的是彼得沃德费伊所著《鸦片战争，1840—1842，19世纪初在天朝的野蛮人及他们强迫打开中国半封闭大门的战争》（卡波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出版社，19755年；坎布里奇，剑桥大学出版社，1975年）和杰克比庆所著《中国鸦片战争》（纽约，哈考特布雷斯乔瓦诺维奇出版社，1975年）。
02 传教士与牛仔：美国与中国的“特殊关系”
1941年丘吉尔会见罗斯福时，美国人对中国的感伤情绪曾使他大为惊异。45年之后，这种感伤情绪仍在白宫中弥漫，尽管它已减弱到仅仅关心台湾的命运。这是一个需要历史学家做出解释的问题。我们必须把美国的中国政策放到美国人对今日外部世界不甚关心这一社会背景来看。美苏对抗就像好莱坞电影中反映的同克格勃进行戏剧性争斗一样，它使得美国人养成了不切实际的思维模式。里根先生使他的听众们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了美国横贯欧洲和环太平洋扩张的传教士与牛仔精神——正言相劝要发展民主，无论如何，应迅速用武力支持我们为之承担义务的盟友。
美国常把这些与文化相关的福音传道用强暴的手段施加给邻国，但对处于特殊环境的中国，最初却并未这样做。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为得到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特权，在中国干了这种不体面的勾当，这使美国人能够不必使用武力便享有了进行贸易和改变中国人政治信仰的机会。我想，这正是美国人对中国的永久性情感。他们对中国怀有基督教式的冲动感情，但同时又没有承担政治义务。英国海军提供了炮舰，美国人就可以布道了。今天，里根先生对台湾的优虑和撒切尔夫人对香港的态度同帕默斯顿时代英国人的政策是一样的。回顾帕默斯顿时代，英国人利用了与清王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外国与中国的贸易能在外国法律下繁荣兴隆，同时，治外法权保护着外国人在中国的人权。不要嘲笑我们的先人，人权仍是一个充满火药味的话题。
美国人在朝鲜、台湾海峡和越南进行战争的起因，可以追溯到迈克尔亨特所称的“门户开放的支持者”身上，他是指那些“负有公共使命的利益集团——美国的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这些人渗入到中国，并在美国国内宣传保卫和改革中国的观点”。1784年以后，美国人从广东的鸦片、茶叶和丝绸贸易中获利，开拓了久未实现过的神话般的中国市场。1830年以后，新教传教士的先驱发现并没有皈依者，便发展了其作为精神造物主的双向职能。一方面，他们把基督教、民主和物质进步一并传给中国人，另一方面又向他们的家人描述中华文明在腐朽、罪恶和偶像崇拜的沉沦中渐渐失去了它的绚丽光彩。19世纪90年代，他们要求得到门户开放的机会，寻求中国的买主和依者，贸易和福音的利益合二为一了。
这种“特殊关系”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非常不公平。19世纪中叶，广东的过剩劳力发现了加利福尼亚，很快，到那里去的中国人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到中国的美国人。其中的对比是很有趣的：在美利坚的中国苦力和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很多是移民，并带来了各自的文化。在通常情况下，这便在他们各自的故乡产生了许多仇视异邦的百姓，“这明显反映出人们对想象中堕落的传教士和移民的忧虑，他们公然反对禁欲而以利用毒品和麻醉剂诱骗轻率的妇女和儿童……中国的教试和美国的唐人街都被认为是颠覆活动的温床”。
19 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传教士有时为中国的暴民所伤，而受雇建造美国西部铁路的中国劳工又被美国工人的暴行所伤。在这些对应但并不相关的暴力骚乱中，死了许多中国人，却几乎没有美国人。由于中国非常缺少坚船利炮，所以中国人只被视为普通的外国人。
正如美国传教士兼公使秘书威尔斯威廉姆斯早在1868年指出的：“如果在中国的美国人所忍受的痛苦超过了自1855年以来在美华人所受痛苦的1/10，肯定会发生战争。”中美条约规定了双边贸易和居住的权利，但仍在为获取生存权利而斗争的美国劳工运动，却不允许中国劳工拥有这种权利。在美国西部，排华运动不断高涨，由广东到加利福尼亚的开放门户骤然关闭；同时，中国摆脱传教士的运动导致了1900年不足称道的义和团起义。这之后，传教士越来越多，中国的门户开放对美国人来说已是陈词滥调了。
中国长期企求美国的亲善、调解、中立或与美国结成完全的同盟来反对其他列强；美国人始终使中国对美国抱有很高的希望。中国人觉得，美国没有帝国主义的腐败、堕落，美国人的意图是诚实和公正的（他们不需要不公正）。美国的公使和领事官员告诉中国人，他们不相信其他列强，美国人热心于和平、友好，并准备帮助中国。美国人的姿态几乎完全不带功利色彩，但这种高谈阔论的友好没给中国带来任何好处，只是把中国人引上了歧路。每当需要行动的时候，美国人总是采取消极态度。
以李鸿章为例，他试图利用同美国的外交合作来防止在朝鲜有不幸事件发生。美国的海军军官、外交官、顾问甚至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每次总是很快在言辞上做出反应，但从不采取有效行动。国务卿约翰海受英国人门户开放构想的启发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但他从未就此同中国人磋商。2O 世纪初，张之洞和其他政治家为把东北（满洲）从俄日共同管辖下拯救出来，曾多次向反对帝国主义的美国求助，但丝毫没有成功。与此同时，美国移民局经常刁难和侮辱试图进人旧金山的中国学生、学者甚至政府官员。亨特发现了一份骇人听闻的反映美国种族傲慢的报告，美国的这种种族主义触发了1905年中国第一次反对美国利益的爱国运动。
美国的新教领导人把他们表达的理想模式同对现实的估价混淆了起来，詹姆斯里德就是由此人手开始研究所谓传教士思想的。他们所说的“基督教文明”的扩张，实际上就是北欧和北美白人基督教的扩张。在提到“基督教的中国”时，希望总是和现实纠缠不清。因此，1914年，刚从中国复兴宗教大会上归来的福音传教士舍伍德埃迪宣称：“我们丝毫不怀疑，我们将为耶稣基督赢得亚洲。”总之，新教传教士是靠臆想生存的。1912年，英国的“中国通”布兰德把美国人热心于中华民国的革命看成是一种传教机构的“美国人天性同情失败者和乐观主义”的反映，“对他们来说，乐观主义是一种职业的需要”。
这种臆想和十足的非现实主义观点影响了美国的政策，因为只有美国的传教团体掌握着第一手资料，而且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他们有着切身利益。里德估计，假如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共有300 多名在中国的传教士回美国休假，他们在公众中露面的机会一年至少有3 万次，这足以保证大约500万新教徒成为他们的支持者。但当时，美国的商业机构发现，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只占美国对外贸易的2％。南北战争之前，美国人在同古老中国的贸易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到19 世纪90年代，美国人已准备打开中国市场、从总体上看，美国的决策者关心的是欧洲事务。外交在美国还未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美国人的翻译上要来自教会系统。
因此，由传教士思想形成的美国对华政策是有偏差的，“1905年到1915年间，建设基督教文明的运动成了一种十字军东征……上千名年轻聪慧的新教学生志愿者从旧金山出发航行到亚洲，建设基督教文明……到1915年，外国传教士将近一万……每1500名新教徒中，便有一个外国传教士”。
由于得不到更大经济、战略利益，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只在中国扮演具有仁慈心和高度原则性的角色。这使他们能广泛接触中国人，而中国人常常被外国的友好所哄骗。保罗S瑞恩慈牧师几乎一手推动了美国声明反对1905年日本的“二十一条”的行动，他并没向国务院透露此事，只是每大晚上和一个年轻的外交官威灵顿古秘密协商。古极力描述日本人的威胁，但没有透露太多细节。古求助于瑞恩慈教授仁慈的政治温情主义，并最终受到另一位政治科学家伍德罗威尔逊教授的支持。威尔逊后来当选美国总统。
亨特有关“门户开放政策的支持者”的观点和里德对传教士思想的阐述都认为美国的政策有家长制作风和傲慢侵略的性质，这两位作者认为后来发生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正是由此引发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是不现实和误人歧途的。里德写道，这是因为“美国人意图虽好但很危险”，而亨特认为“这是有缺陷和本质上有种族优越感的设想造成的”。亨特还观察到：“中国幅员辽阔，人员众多，在节新和衰落间徘徊，为美闰的扩张主义提供了无穷的机会。”可以进一步认为，中国不仅提供了一种机会，同时还需要具体的帮助，这包括传教士有益的工作和后来约翰D洛克菲勒所提供的帮助。在中国方面，这种特殊关系可以从导致中国革命的错综复杂的反抗中找到起因。这种特殊关系和为耶稣赢得中国的理想循环往复地出现在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之中，中国向现代变革发展的潜能不断增强。
受现代变革压迫的中国文化比起历史上别的文化是最独特、鲜明和古老的，也是最自给自足、平衡和庞大的。因此，中国在过去150年中间断发生的周期性革命，是历史所需的最深刻和最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信奉变革的美国人隐约意识到这种变革是伟大和曲折的过程，他们所做出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对此，历史学家已做了充分描述。由于中国人陷人重重困境之中，因此他们对美国人有一种特殊的要求。确实，现在这种情况仍未改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亨特关于中国人在美国遭受不公平待遇的报道，会增加老传教士们的负疚感，而且只有行善事才能赎罪。历史需要不断修正，但终将会慢慢消逝。台湾和香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甚至传教士与牛仔都将慢慢消逝，但这一切尚没有结束。
此篇发表于1983年6月24日出版的《泰晤士文学增刊》，评论的是迈克尔亨特所著《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国与中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33年）和詹姆斯里德所著《传教士思想与美国东亚政策1911—1915》（马萨诸塞，坎布里奇，东亚研究委员会，哈佛大学，1983年）。
03 在中国的传教士的新闻写作
[现在，传教士历史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历史的主要焦点，我们所指的是与中国普通大众联系最紧密的西方传教士；因此，传教士的亲历记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有关中国大众生活的情况。
美国传教士总是以新的方式来满足中国的诸多需求。像传教士早期支持中国反对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样，反缠足运动和从完全由男权支配下解放中国妇女的妇女解放运动，都是传教士态度的具体体现。在美国的边疆，当美国文明的先驱者陷于困境的时候，他们总是力图找到解决的办法，这种精神对被传统深深束缚着的中国来说，是一种可贵的贡献。］
佐治亚州南方卫理公会教徒杨格J艾伦（1836—190年）是传教士队伍中最积极的一位英裔美国人，他用中文发表关于西方世界的新闻和评论，以此鼓励19 世纪末中国的改良运动。这些主要分布在上海和北京的传教士，对工作抱一种共同的信仰：基督教、科学和民主制度是上帝使人类获得的物质和精神进步的组成部分。艾伦特别指出，妇女解放是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他在埃默里大学所受的教育，使他对基础科学有一定了解。此后，他继续宣传并创立了进行基督教训练的普通学校和大学，他在中国编辑中文刊物，强调非宗教性的学习，特别是学习科学和技术。他把他的《教会新报》（1868—1874年）重新命名为《万国公报》（1874—1883年，1889—1907年）。在1881年至1883年间，《万国公报》从宗教布道会得到一笔资金，购买了800本宗教小册子免费送给中国的政府官员。从1881年到1893年，艾伦在中国担任南方卫理公会传道团体的负责人1883年，他种暂停刊物的出版。1889年，他又恢复了《万国公报》，并一直出到l907年他去世为止。他为这份刊物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艾伦的杂志流行于东亚的主要地区，特别是中国的通商口岸。《万国公报》是当时重要的新闻媒介，它不仅用中文传播基督教教义，而且充当了发展中的中国基督教团体的喉舌，成为中国基督教作家发表新闻和观点的论坛、这些作品是研究新教中国化和教会机构发展的从本材料。
同等重要的是，艾伦的刊物传递了中国（包括《北京公报》的翻译或文摘）和国际社会的新闻。由于刊物内容不断增加，因此1874年刊物易名。这份周刊（1889—1907年改为月刊）是中国新闻刊物的先驱，随着内容的扩允，内地的基督教读者也越来越多，但这份杂志已远远超出了基督教宗教生活的范围。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科学技术的发展、民族主义热情的高涨和国际联系的日益紧密，使这一时期充满了爆炸性新闻和社会的新的变化，最终使宗教内容、宗教题材失去了光彩。这份杂志一时成了世界透视中国的主要窗口。
当然，在酝酿变革的那个时代，西方的编者和中外投稿人正谋求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改良的种子通过这个媒介，得到广泛的传播。像大多数国家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中国的历史学家也试图从外国旅居者的报告中得到一些历史的记载，不管其影响如何。未来的研究者们或许希望能从这份刊物中发现一些西力一人的和本国人的思想，这种思想蕴含在1894—1911年间发生的改良运动中。《万国公报》留下了许多社会变革——例如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记录。
此篇部分发表于1984年1月出版的《传教士研究的国际公报》，评论的是艾德里安A贝内特所著《传教士记者在中国：杨格J艾伦和他的杂志，1860—1883》（阿森斯，佐治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
04 小说中所反映的传教士历史
[帝国主义（或帝国扩张）经常带来一些战争，而这当然为帝国主义者提供了发挥才能的机会。比较起来，英国拥有众多的海外英雄，而美国在东亚只有杜威海军上将和麦克阿瑟将军，麦克阿瑟早期还有个年轻的参谋艾森豪威尔。我们美国人的英雄多是那些并不起眼的机构创立者，他们大多是传教士。直到今天，我们仍有他们怀有的那种强烈愿望，要把技术和人权传给中国。]
约翰赫西的《召唤》是本开拓性的著作，因为它把一个传教士的亲身经历介绍给了公众。由于赫西见多识广，《召唤》更具有小说的味道。传教士的回忆录当数以百计，但像这部著作这样富有客观性的却为数极少，这种客观性只有出身于传教士的新闻记者才具有。
《召唤》是一篇新教传教士在中国120年所做所为的墓志铭。在美国公众看来，从1830年到1950年，中国教会一直在稳步发展。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参加“学生志愿运动”的约翰R莫特在海外传道，提倡“在我们这一代实现世界基督教化”，中国是个特殊的对象。如果我们不理解今天里根式虔诚和弗尔威尔式传教的返祖现象，便无从了解我们如何在20 世纪50年代如此沉痛地感到“失去了中国”以及在2O 世纪60年代为把越南从共产主义手中拯救出来，我们如何轻率地发动了“圣战”。
美国在一种特殊环境下抓住了使中国基督教化的时机。美国人最初只是为了贸易和传教而渡海到中国，并没有领土扩张的要求。对比来看，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德国人以及后来的日本人，都为的是侵占中国领土。只有带着新世界民主的美国人才认为自己是反帝国主义的。这种极易被中国人理解的自我认可，成了中美“特殊关系”的根基（倘若对今天的中国问题专家有所了解，你就会在他们的血脉里找到这一踪迹）。
我们因享有“治外法权”而获得的特权地位使我们确信中美关系是友好的。治外法权意味着一位外国领事在中国拥有对本国人的裁决权。这是从中世纪中国人的实践中得来的，他们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让外国首领控制其在中国的居民。例如，中亚伊斯兰教的中国皈依者必须遵守伊斯兰法律。1842年西方侵入中国之后，治外法权成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同占老中国人的习惯一样，盎格鲁撒克逊人也非常骄傲地发明了治外法权。1860年以后，统治印度的英国人同征服了中国的清王朝签定了分割中国主权的条约，这些征服人民的异族统治者能彼此谅解。结果，传教上并非由于互爱而是由于清王朝的政策被吸收进中国的统治阶层，他们有机会从内陆到乡村抨击过时了的孔教的罪恶、妇女的屈从、青年的从属，孔门弟子自然把他们视为旧秩序的破坏者。
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中国政治生活的变革。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1949年，毛泽东又恢复了中央政权。在此期间出现了38年的政权空白期。在军阀混战、革命和外敌人侵的几十年间，外国人有特别的机会参与中国人的生活。这是美国人在中国实行半殖民地政策的黄金岁月。我们不必因实行半殖民地政策而有一种负罪感，毕竟加利福尼亚州不生产鸦片，不像英国人用它来换取中国的茶叶和丝绸。
约翰赫西的《召唤》描述了1910—1950年间美国人对中国的极大影响。《召唤》的主人公大卫托德普是个来自纽约州的6．4 英尺高的农家孩子，他善良、坚韧、精力充沛。在中国生活的45年中，他从事着传教的事业。在比较了19 世纪传教的失败和医院、学校的成功以后，他及时赶到中国，参加了1907年的传教士百年纪念大会（100年前的1807年，英国人罗伯特莫里森是第一个到中国的新教徒）。会议上形成了激进和保守两派，来自穷乡僻壤的老传教士只相信传播神圣的教义，而年轻的新来者认为，中国需要有益的社会福音。托德普属于后者，他是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在天津时，另一位基督教青年会秘书罗斯科赫西为他提供食宿。我们从约翰赫西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文章得知，他正是罗斯科赫西的儿子。《召唤》描述了基督教会中现代派的看法，他们对中国人的需求和中国人的脾性最为敏感。
新教各派意见统一，很少争斗，虽然分散在中国的某些地区，但他们团结一致保持着改革的精神，这与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截然不同。他们几乎不知道16 世纪至18 世纪期间早期耶稣会的传教历史。那些在19世纪90年代谋求使中国上层改良者皈依的传教士们感到，他们已有了新的策略。
因此，托德普颇为独创性地组织科学演讲，以求吸引上层文人学者和政府官员。300年前，在中国的耶稣会成员已开始使用钟表、棱镜、地图和其他西方技术的产物。大卫托德普专门讲了回转仪。他拿出一条软链子，它能爬上台后的梯子吗？不能吗？他的助手把链子钉在轮子上，然后让它随轮子滚过讲台，借助惯性爬上了梯子。托德普周游美国，从商人那里谋求资金赞助，收集设备，在上海建立起实验室，生产为讲解电、飞行器和其他科学奇迹所需的机器设备。这些演讲非常成功，以致他能和詹姆森B托德（代替杰出的传教士约翰R莫特）一起周游各地，吸引观众传播科学知识；托德普的演讲更胜一筹。1910—1915年的中国同明朝末期一样，科学已经开始传播，基督教却还在叩击着大门。
托德普在后来的经历中，结识了普通的中国人。20 世纪，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越来越陷入到一个民族的社会问题之中，这个民族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从这点看，在美国的传教实践或许能赢得一些中国的皈依者，但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它并未切中要害。托德普和其他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包括一些中国人）一起到了法国，他帮助78 万名中国劳工中的一些人给家乡写信。这激发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们开始了一场识字扫盲运动，并帮助开展中国的群众性教育。20 世纪20年代，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詹姆斯吉恩，也就是世界闻名的吉米吉恩，进人中国的北部乡村，他教那里的百姓识字，学习公共卫生和农业科学知识。在《召唤》一书中，吉恩以“约翰尼吴”的面目出现，托德普想加人他的队伍，吴说，外国人不受欢迎。
赫西强调指出，日本人在1919年凡尔赛和约之后仍继续强占山东省，导致了20 世纪20年代的学生反帝运动。学生们已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代表文化帝国主义的传教士身上。这时，中国人试图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取代传教士有益的工作，因为他们来自异域并且要维持现状。
《召唤》读来很有吸引力，这应当归功于大卫托德普。托德普勤奋笔耕，几乎每天都要写一篇新闻报道或书信。1943年被日本人扣留时，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回忆文章《搜查》。因此，赫西在叙述评论的时候，能时而引用托德普当时所写的文章，时而又写他4O年后对此事的看法。此书以真实的笔调描述了旧中国的景观、声响、气味、愉悦和灾难，这些特征至今仍未完全被现代文明所驱散。大卫托德普显然是传教士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最出色的作家。
在回顾了50年的生活之后，他描述了最初从事皈依传教工作的原因——个人的需求，集体的狂热，传教者的蛊惑和自我恐惧。他还回顾了他成长历程中的事情。在他想作为一名传教士去中国的时候，发现传教士也有世俗的需求，便想结了婚再去。遇到艾米丽基恩小姐以前，他一直萎靡不振。他们在学校初识，以后便鸿雁往来，最后决定生活在一起。在妻子艾米丽看来，托德普完全是为事业而生。他先被派到中国，随后她也去了，但18个月以后他们才结婚。在家庭生活中，托德普牢记传教士的信条，家庭应服从事业。他有一个孩子两岁时死了，当时他正在一次旅行中。
当然，传教士的工作非常繁忙，他们必须和其他传教士，其中包括中国基督徒一起度过大半生，在酷热、肮脏的中国城市、乡村生活。托德普喜欢到长江下游庐山（中国的避暑胜地）的幽僻山间或天津以北海岸的北戴河度假。在这里，他们接触不到中国人的生活。赫西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部充满剥削、误解与敌意的历史。教会学校以及出版物为中国人提供了新的机会。图为毕业于密歇根大学的玛丽斯通在镇江一家教会医院里实施手术。
很清楚，从整体上看，传教士拥有自身的文化，并小心谨慎地保持这种文化。总之，如果习惯和观点变得过于中国化，他们就会失去传教士精神。
托德普传教生涯的另一阶段始于20 世纪30年代。内政部认为，他仅仅是个“人道主义者”，并没有真正献身于上帝。正如艾米丽所说，“大卫对人类充满了太多的爱”。政府不再帮助他，但他得到非官方的支持，把工作坚持下去。很快，他有了另一个机会。1931年，日本占领满洲，开始人侵中国北部。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传教士，在维持他们开的医院、学校及其他有益工作方面，确实有所作为。他们直到1941年还没受到日本人的攻击。夹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日本的侵略之间，传教士们感到，他们的时间明显不多了，但他们还在继续为中国提供帮助。
在托德普独自从事乡村工作之后，赫西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活泼生动的画面：这个高大的美国人骑着一辆印度摩托车，满身灰尘，在一阵阵马达声中参观村庄。在当地军阀和日本人的侵略下，那些日子完全是在饥荒和疾病中度过的。严酷的现实使精神事业失去了意义。1943年，日本人最终扣留了托德普。赫西告诉我们，他忍受着信仰崩溃的痛苦。艾米丽已被送回国。托德普病了，毕生从事的工作一无所获，好像连上帝都不能解答他所见到的人类的痛苦。
这一信仰的丧失，似乎使我们对赫西的了解比对托德普的了解更多。这本传教士的著作并不关心精神奉献，而更注重对中国人民的实际帮助。赫西不是那种屈从压力和放弃信仰的人，即便这种信仰在他的中国生活中并不是最重要的。我相信，约翰赫西在这里描述的，是他自身基督教意义上的幻灭，无疑，他在生活中早已经历过这种幻灭。毕竟赫西自己不是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他只是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秘书的儿子。他用托德普信仰的破灭，来象征传播基督教的活动至少在中国是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传教士对社会机构所做的全部工作和对被压迫中国人民的有益帮助，现在看来，有它辉煌的瞬间，但已告结束。
如果约翰赫西说明的正是这一点，那么，他把这一点同美国人对中国人民的关注结合了起来。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关注中国是个永恒的主题。托德普被日本人遣送回国之后不久，又回到了战后的中国，开始是在联合国救济总署的领导下工作，后来义参加了工业合作社，他甚至又回到了以前到过的中国农村。1949年，共产主义者组织井发动农民在“斗争会”上对他进行批斗，第二天，农民朋友们仍在街上热情和他打招呼：他被视为文化帝国主义者的代表驱逐出中国，回到美国后不久就去世了，终年72 岁：
赫西叙述了许多中国现代历史中错综复杂的人和事，这使他无暇研究流传在美国的关于在中国传教的民间传说。显然，美闪的历史学家也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他们横跨大西洋研究欧洲人的起源，而且又转而向西，从大陆到太平洋，但没有人试图把古老中国的贸易和19 世纪90年代中国似乎要开放的新开发区综合起来看、事实上，到1899年，门户开放己被奉为美国人的对华政策，虽然贸易尚未明显兴隆起来，但此后中国成厂能白由开展基督教工作的地区。
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同俄国人的迥然不同少俄国人对中国的印象是从南俄处于蒙占金帐汗国残酷蹂瞒下开始的。13 世纪，蒙古人向西席卷了中国。俄罗斯人向东迁移，为的是在太平洋地区找到一个不冻港，这一迁移几乎没有任何传教的动机。俄国东正教会在北京建立过一个基仔教传教会，但只为俄国人服务，并把主要精力花在汉学或酗酒上。俄国人穿越寒冷的西伯利亚草原，遭到强大的清帝国的痛击。1689年被逐出北满的阿穆尔河。美国人同样经历了殖民扩张，似只限于征服像西丁、巴尔和杰若尼莫那样的美洲印第安人部族首领。这些部落首领实在缺乏其远方族亲，打败了俄国人的中国康熙皇帝的才能。
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在20 世纪20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三国际产生之前，俄国人从不努力去拯救中国人的灵魂。无疑，当日本人侵略中国之时，俄国人成为中国进行伟大革命的楷模。我们不能不说，比邻的俄国人比起遥远的美国人对中国有更大的影响。今天，当我们思考超级大国的对峙时，不由又想起了往日的苦恼：20 世纪4O年代，反耶稣的苏联共产主义者盗走了已经门户大开的中国，从我们手中扼杀了基督教的潜在发展。20 世纪80年代，当邓小平的现代化努力谋求我们的理解和支持时，我们也许应仔细审视一下我们的无意识动机。为什么以前不这样呢？
托德普是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人物，除了记者、共产主义者或外事人员这些工作（乔麦卡锡曾从事这一职业）之外，他几乎做过一名传教士能做的所有的工作。然而，他的生活使他远离宗教信仰，进人到现实世界。他打算向中国输出技术并试图向中国移植人权。只要我们能基于《召唤》所提供的知识来思考，那么，这种行动将肯定继续下去并更有意义。
此篇评论的是约翰赫西所著《召唤》（纽约，诺普出版社，1985年），发表于1985年5 月30 日的《纽约书评》，题为《不可能的传教》。
05 汉学研究误入歧途：一个北京骗子
［在研究中国人的神秘生活方面，传教士的主要竞争者是那些汉学家，他们从语言和文化着手研究汉学。这两类外国人自然都对北京着了迷。］
本世纪初北京吸引了许多西方人定居，因为近1000年来，北京一直是外族征服者和汉族合作者的首都。公元947年，辽代契丹蒙古人建都北京；1122—1234年，通古斯金朝占据北京；而后，1368年，蒙古人进人北京；1644年以后，北京一直被满族人占领。1800年，英法联军长驱直入，中国古都的官吏和商人像以往接受外族人一样，接受了英国人和其他西方人。不久，满汉官僚们让英国人帮他们打败了上海周围的暴乱者，又让带着爱尔兰式精明的厄尔斯特青年罗伯特哈特帮他们从对外贸易中获得新的财源。因此，当英国人热衷于谋求合法地位、保护商业扩张的利益时，中国统治者利用英国人的图谋和能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英帝国内部的中国派系被引进管理机构，汇入了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集团之中。
1900年，基督教联军（加上日本人）镇压了试图驱逐他们的义和团运动以后，外国定居者更喜欢北京了。从1901年到1937年新征服者来临之前的这段时间，是外国人在北京少有的快乐时期，是一个外国人享有特权和特殊自由的时代，他们可以毫无阻碍地深人到中国人的生活中。20 世纪初，在北京的外国人同13 世纪的蒙古部落首领或17 世纪的满族领袖或马可波罗所见到的凯姆布鲁克和法斯卡尔领导的天文局一样，有一种特殊的身份（我们现在称之为治外法权）。而且，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文化模式中，赌赛马或信仰上帝。对在他们家中和办公室勤快工作的中国仆人来说，文化共生现象像是一篇古老的传说。任何操着俚语的北京人，都会使外国朋友感到疑惑不解，这些外国人试图通过语言侵人中国文化，但他们却无从下手。
在这种文化情势下，出现了把中国介绍给西方公众的中国问题学者和汉学家，他们的中文水平（像中国的官僚阶层那样）使他们获得了显赫的地位并且受人尊敬。这两种角色是相关的，但并不能轻易融合。《时代》记者GE莫里森对中国的评论，没有受到任何语言知识的限制。JOP布兰德只懂得一点实用的中文，但写了大量广为流传的著作。这两位学者常常能从中国问题专家埃德蒙泰洛尼贝克豪斯那里得到一些关于中国的文献资料。
回顾以往我们知道，北京造就了一批研究中国著作的外国汉学家和把中国介绍给他们同族人的外国学者。像莫里森这样精力旺盛的学者甚至能成为著名学者，成为一个能向中国人解释侵略者奇特生活方式的外国顾问。这些人在两种文化之间如履薄冰，有时他们被他们的国人所迷惑，相信“中国人是无组织的一盘散沙”, 因为文化差异从理性上讲是难以解释的。这种差异有时使你感到可怕，有时又令人神往。只有性格坚强的汉学家才能不受他的国人对“中国人”的偏见的诱惑。事实上，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是复杂和神秘的。中国空谈家的预见能力并不比现在更强，而且，他们遇到莫测高深的问题不能解答时，往往用无关的细节描述来掩盖，这是中国学者的惯用伎俩。在北京俱乐部广泛流传的街谈巷议，与人们在西城中国人圈子中得到的消息相比，只是些简单的事实而已。
1901年到1937年间，一个在北京有很好社会关系的英国人，可以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追求个人的目的和欢乐，而对其后果却可以不负责任。北京是外国人扮演浪漫角色的温床：城东南受武装保护的使馆区内居了着养靠国内汇款生活的嗜酒的高官显贵：有外交背景、爱交际的寡妇，退了休领养老金的音乐家，喜欢孩子的困窘诗人，艺术收藏家，诚挚的学者，天主教前传教士，身为考古学家的教士，还有一些毛姆式的人物，虽然他们的动机各不相同，但都被中国的名胜、喧闹、烹饪和北京的风俗迷住了。他们有权资助仆人、商人、中文教师（主要是满人）、马童、女仆、厨师、卫兵、人力车夫、清洁苦力、卖花商、街头小贩以及那些能帮他们接触中国人生活的人。外国团体争相体验这种经历：然而，到了20 世纪30年代，有一个他们只知其名但从未见过面的汉学家埃德蒙贝克豪斯爵士，把他们都甩在厂后面，他住在西城过着当地人的生活。
牛津大学现代史讲座教授休特里沃，罗伯认为，贝克豪斯是个文学大骗子，其主要著作《琦善阁下的日记》，作为重要章节收在《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1910年）一书中，这是一部晚清朝廷的秘录。《琦善阁下的日记》由贝克豪斯提供材料，布兰德执笔，这是那个时代惟一部有影响的著作二贝克豪斯说，这部日记是他在义和团起义之后的l900年，在琦善的书房发现的。日记把慈禧太后的心腹大臣荣禄描绘成一个反对义和团过激行为的温和派。学者们早已指出，这本日记不可能对这一事件做出聪明的预见，而且，它抄袭了后来发表的材料，但像布兰德那样的一些人却坚信贝克豪斯是无辜的，这个捏造的罪名是强加给他的。
《北京的隐士》一举推翻了这种辩解。贝克豪斯爵士是个少有的骗子，他不断地在高层宫僚中进行金融交易，但每次又都诡密地使之成为泡影。杜撰只是他机敏地把自己的梦想当做事实传给世界的一种手段。特里沃罗伯先生的著作，揭开了贝克豪斯捏造事实的伪装。贝克豪斯的父亲是巴克莱银行的董事，他弟弟是英国海军元帅。他因负债无力偿还离开牛津，呆在国外。1899年他到了北京，这年他只有25 岁，靠国内汇款生活，同时他已经是个老练的骗子。他给罗伯特哈特爵士带去几封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德文郡公爵和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写的介绍信。这位神通广大的年轻人腼腆、可爱，有着天赋的语言能力，他主动结交了很多人，很快便成为莫里森和后来的布兰德的中文翻译，并与他们密切合作。
贝克豪斯伪造琦善日记只是个开始，1910年以后，他在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写出一系列非常吸引人的杜撰之作。他自称同中国文化上层的知情者有联系，军机处大臣王文韶、大太监李莲英、总督徐世昌、国务总理段棋瑞、邮传部大臣梁士治，凡是他认为合适的人，都是他的好友。这些生活在同一城市的高官显贵，对外国人来说形同陌路，文化、语言、社会的隔阂使外国人难以渗透到这些人组成的圈子之中，但并没有外国人就他们与贝克豪斯之间的友谊提出疑问。他超越了文化的断层。
1910年，他通过欺骗结识了大船业公司的经理人约翰布朗。1916年，通过和中国政府“谈判”，他让这家公司“为中国海军提供6 艘l0400吨级的海防战船”但就在那一年他从北京消失了，这笔交易也随之告吹。
与此同时，他还经营大宗中国武器交易：1915年，他成为英国公使约翰查顿爵上的秘密代理人，在中国秘密购买武器，以便在欧洲与德国人对抗。买主是英国陆军部和吉青纳勋爵（英国陆军元帅）。鉴于贝克豪斯在不列颠和中国如此神通广大，他理所当然地承担了这一微妙使命（中国是中立国，德国反对中国出售武器）。很快，他报告说已经购买到几十万条毛瑟枪、来福枪，几百挺机枪、几百门野战炮，听有这些都是从当地将军手里秘密购买的。他到处忙于协商、谈判，说武器要由长江“船运”而来交易一笔接一笔，英国出钱，满载武器的商船由上海开往香港。英国外交部的爱德华格雷爵士提出要日本派一艘巡洋舰护航。船停在福州，后因改道滞留在广州：
查顿在中国度过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光，他是在中国最有影响、最有见识的外交官。他直接找到袁世凯总统，但袁高深莫测地“假装完全不知道整个交易”, 在这种情形下，贝克豪斯用秘密报告和密码电报甚至包括德国人向袁发出的“外交抗议”，编造他的“天方夜谭”，这使英国外交部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清醒过来。查顿让贝克豪斯把整个经过告诉政府总揽财政的梁士治，梁大吃一惊说，他认为贝克豪斯被人骗了。查顿报告说：“很显然，梁和贝克豪斯那伙人之间有分歧。”贝克豪斯太巧言令色了！查顿渐渐意识到，这根本就是个骗局，好在无人知晓。
同时，创造力旺盛的贝克豪斯开始了他宏大的纸币计划。他为美国纸币公司“联系”了一笔秘密交易，欲使之成为“惟一一家印中国纸币达10年的外国印刷公司”。印钞数量据说迅速增加，在贝克豪斯4 次“私访”袁总统之后，印数已达到65 亿。1916年底，贝克豪斯亲自到纽约向公司汇报。回到北京，他递交了总统和首相签名的中文合同，得到5600英镑的佣金，后来这笔交易却没了下文。最后，公司代理人告到法院，他被监禁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家人把他保释出来。
由于这些事和许多类似的事件长年秘而不宣，使得贝克豪斯还能从事学术研究。1913年，他向博德利图书馆捐赠了一批极有价值的中文图书藏本，包括15世纪初期珍贵的六卷本《永乐大典》。这部收有17000个条目的大典的确是无价之宝。牛津大学正式向他表示感谢。他还被选为伦敦皇家学院中文客座教授。他和布兰德合著的第二本书《北京宫廷史话》（1914年）出版后引起了轰动。
后来，他声称身体欠佳、眼睛有疾，结束了学术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他辞去皇家学院的客座教授，又回到北京。此后，他允诺向博德利图书馆赠送5．8 万册书，使这所“著名的宫廷图书馆”兴奋不已。这些书在从天津船运之前，必须先用马车运700 英里，送到甘肃西部的火车站。但博德利图书馆从未收到这批预支了钱的图书。
如果还需要什么来说明这一骗局的话，可以从贝克豪斯为瑞士驻北京公使写的两卷粗糙的回忆录中找到确凿的证据，这是他1944年1月死于北京之前写的。这两卷回忆录再次提供了详细的证实琦善日记真伪的材料。贝克豪斯以色情的笔调详细记录了琦善和那个时代许多大人物长期的同性恋生活。贝克豪斯估计，他看见过琦善为慈禧提供性服务大约有15O 次到200 次。这些想入非非的推测细节和这个荒唐故事一道广为流传。《北京的隐士》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它披露了稀奇古怪的内幕，还因为其构思像本侦探小说。特里沃罗伯先生是个熟练的叙述者；他能吸引住读者，把精彩的事件意想不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最后，他认为，贝克豪斯富于幻想的性格，是“完全一贯和合乎情理的”。成功的欺骗“取决于个人的魅力……坦率真挚……外在真实……实践的韧性”，以及“非同寻常的细节描写”。当然，还需要一种写作方法，使他成为惟一的记录者。
至于他的动机，我们只能推测。特里沃罗伯先生把贝克豪斯看成一个附庸风雅的假绅士，他厌恶教友会的中间阶层，受到了“19 世纪90年代‘唯美主义’、性狂热以及目空一切富于进取思潮”的影响。在这种“空虚”和“目空一切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之下”，他背离自己的文化跑到中国，最后向法西斯主义发展。乔纳森斯宾斯教授的英文评论《神秘的生活》（《泰晤士文学增刊》1976年10 月29 日）进一步提供了说明他的动机的证据，其中包括一个没人注意到的小弟弟，他比埃德蒙晚一年出生，3 岁就死了，以后又生了一对孪生兄弟，取了他的名字以示纪念，后出生的这对孪生兄弟受人宠爱并很有作为。在前面的开头一段，我曾试图证明，北京的社会环境如何能培养一个粗俗的年轻人的脾性——他会讲两国语言，这能使他很快进人一种有两种文化的双重生活。
贝克豪斯的故事一直很有趣，斯宾斯先生评述了贝克豪斯的计划中体现出的西方帝国主义的特点——国家政权和商业公司的天真、无知和“一时糊涂”。虽然《北京的隐士》找到了了解许多问题的线索，但对中国方面的研究显然很不够。如特里沃罗伯指出的，肯尼思斯科特拉脱瑞特的《中国人》滥用了《北京宫廷史话》中的材料，因而受到指责：布兰德以起诉相威胁，使麦克米伦在拉脱瑞特不在的情况下刊登了 《一份自认为过失的道歉书》。（这使人们想到，在50年代《中国人》出版后，罗斯科恩在《中国活动家》一朽中坚决把同样的材料删去了。）布兰德和贝克豪斯对历史的贡献需要重新估价和综合认识。
汉学研究当然是爱挑剔者的乐园一位叫“邮传部先生”的人，听起来使人怀疑为是“邮电部张先生”, 这显然被弗兰奇勋爵曲解了。再者，虽然琦善日记被说成是“非常难认的‘草书'”，但基本中显示的部分更像较易认清的行书。在多大程度上，贝克豪斯参考了晚清朝廷大量的色情文学？在多大程度上，他是依靠从中国人那单得来的信息？他和荣禄家放有无联系？
特里沃罗伯很笼统地描述了他的材料来源，而且还列了75 个“资料小注”，幸好他用的不是哲学博士式的脚注。无疑，热心的读者将让他给予更多的指导。因此，他也许可以开办贝克豪斯工业。事实上，争议已经开始了。
特里沃，罗伯先生1973年去博德利图书馆检查藏书时，在巴赛尔机场得到两卷回忆录，他由此开始了对贝克豪斯的研究。战时帮助过贝克豪斯并委托他写回中忆录的瑞士公使雷恩哈德霍布利博士 ,20 世纪30年代是北京协和医院著名的寄生物学专家。（1933年，我的妻子威尔玛在那里为他编过一些文章。）他在1973年去世以前，准备出版回忆录，并亲自写了一篇后记，评估回忆录的价值并记录了他同作者的关系。在11 月到次年1月的6 期《泰晤士文学增刊》中，新学院的理查德埃尔蒙先生和特里沃罗伯先生就霍布利是否被贝克豪斯欺骗进行了3 次辩论，埃尔蒙为霍布利做了辩护。两位作者都引用了霍布利留在博德利图书馆里一般读者难以看到的后记，双方均直言不讳，这种论战显然是现代式的决斗。如果语言能伤人，那他们俩都会住进医院，而埃尔蒙先生肯定会在病危之列。所有的迹象表明，埃德蒙爵士将永垂青史。
此篇评论的是休特里沃罗伯所著《北京的隐士：埃德蒙贝克豪斯爵士的神秘生活》（纽约，诺普出版社，1977年），发表于1977年4 月14 日的《纽约书评》，题为《骗子》。
06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两面性
里根先生认为在日本海“保持和平”需要一个武装精良的日本，这使人想起了半个世纪前日本的军事扩张。幸运的是，一个把刺刀熔炼成轿车的国家显然并不想使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无论军事或工业在近代的崛起，都会给我们以启示。为什么一个贫穷的、自然资源远远落后于我们的岛国，现在在物质技术方面几乎走在我们前面？这一问题显然值得深思。答案显然是非物质的动力。
两位经历不同的领导人——一个是内阁成员，一个是革命的参与者——的两部自传性著作论证了这种动力。两部作品都是作者被攻击时出于自卫写成的。陆奥宗光是1894 一1895年中日战争时期的外务大臣，宫崎滔天是世纪之交孙中山最著名的日本支持者。陆奥和宫崎都认为，日本有督促东亚地区西方化的使命。19 世纪卯年代，与西方接触了4O年后，变革已使日本作为一个强国登上了世界舞台，它的使命感仍然是纯朴和清白的，它对未来似乎充满了希望。它的主要愿望是改造中国。确实，使孙中山成名的1911年辛亥革命，主要是在日本酝酿发动的——部分受日本模式的启发，部分得到日本“怀有崇高目的”的泛亚主义者的支持（他们试图在大陆寻求一种冒险事业）。
宫崎滔天（1870—1922年）是个身材高大、满脸胡子、相貌可怕的人，满脑子言过其实的思想，一心想为伟大的利他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倘若他能在神志清醒的时候找到它。他“怀有崇高目的”的自我形象，正是日本封建主义衰退的一个证据。日本的武士阶层仍热衷于纯粹的奉献，他们崇尚武力，并把自身置于诚实的劳动平民之上，但又不容易在社会上找到用武之地、如果他们能在西方找到同行，那一定是中世纪的游侠骑士或好莱坞私人侦探。
宫崎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于1902年连载发表，按日本人的算法，当时他33 岁。1900年，在靠近香港的惠州，他用船为孙中山的起义运送了大批武器，这使他引起公愤，声名狼藉。人们可以推测，作者是为了洗刷污点，才向公众坦白了一切，他的一生都是充满善意的，不可能从事一种有计划的贩运行径，更不用说进行一场有组织的革命运动。总而言之，坦诚直率和非常吸引人的自传，披露了他是一个具有浪漫和博大精神的人，也披露了他在日常生活中渴求、追逐妓女，他把感情奉献给反叛事业、同谋、酒友以及一时的妓女朋友（他在书中一共列了285个这样的人）。他感情冲动，喜欢做出高姿态而不讲实际。他是这样一种人：匆匆赶到香港只是为了确定在途中的18 天里，船可以在5 个地方停泊。有宫崎滔天这样的支持者，孙中山的计划不需敌人的破坏便自行灭亡。22年过去了，宫崎在孙中山最后得到第三国际和苏联的支持以前死去，苏联人的武器倒确实能及时运到。
横跨太平洋的合作者詹森和江藤教授，对宫崎著名而广为流传的著作做了很好的注释、翻译。他们在导言中把宫崎看成一个勇敢、无私和富有骑上精神的理想主义者。虽然宫崎生来就是个叛逆者，但有一段时间他曾被视为日本政府的代理人。他努力维持中国地下组织领导人的团结与合作。1898年，他把被驱逐的改革者康有为从香港护送到日本，并试图为统一中国的革命运动，让康和孙中山携起手来。所有这一切都未成功。除了这种勇敢之举，宫崎著作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它生动描写了他的冒险经历和浪漫主义理想。宫崎撇下陷于可怕贫穷中的母亲、妻子和儿子，让他们靠救济度日。他在梦幻的世界度过了大半生。“我想像自己进入了中国大陆，站在一大群中国人面前，成了一位骑白马的将军……我欢呼雀跃并以酒壮胆。在其他时候，……这位将军死于敌人刺客的匕首之下……我最终走进了艺妓馆……那位将军只是我远大抱负的幻影……我还没有意识到，我生命的一半是由酒和性组成的……我如何才能以恢复人性的决心修正这种品行呢？”
陆奥宗光不存在这类问题。事实上，他得了肺结核并在担任外务大臣的两年中因肺结核病逝。他出身于土佐的封建领地，译者戈尔登马克伯杰认为，这促使他参与由萨摩藩士和长州藩士操纵的明治政体①，而且能以一个局外者的身份认识寡头政治的客观现实。他加入了新政府，但“在1878年，因与土佐谋划推翻政体的阴谋有牵连”，服了五年刑。然而，寡头政治还是把他纳人了他们的行列——主要因为他的才能，也是为了与陆奥联合的民众权利运动取得和解。他担任了两年日本驻华盛顿公使，1892年成为新政体下伊藤博文第一任内阁的外务大臣。
① 萨摩藩和长州藩是l868年推翻德川幕府的主要力量——译注
陆奥在1894年和1895年推行的现实政策，比起宫崎滔天的梦幻更有实效。在短短12 个月内，日本控制了朝鲜，并引人注目地打败了中国的陆、海军，同时使日本摆脱了不平等条约（这种不平等条约给西方国家以特权，并持续损害中国主权达半个世纪之久）。陆奥阻止了西方列强继续干涉中国的努力，并完全打乱了东亚的强权关系。日本人强迫中国领导人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占领了台湾和满洲南部的辽东半岛。在短短的几天里，俄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三重干涉，要求日本归还中国的辽东，日本被迫答应了，但日本帝国也诞生了。英日于1902年签订同盟（直到1922年）。1905年，日本在满洲打败了俄国，朝阳① 在东亚升起了。
①指日本——译注
陆奥是取得这些成就的中心人物，他通过驻伦敦、圣彼得堡和其他国家首都有才能的外交官发动外交攻势。他逐渐影响了伊藤，说服内阁中寡头政治的执政者，而且利用了日本舆论界侵略主义的叫嚣。在朝鲜，他兼用武力和诡计威吓中国，而且始终关注国际法的微妙之处和西方列强的特殊利益。他和他的驻外使节在战争期间商定了新的平等条约，这威胁到列强的利益。1895年4 月17 日，他拟定并批准《马关条约》，虽然在3 国干涉下，4 月23 日取消了条约中的一部分。（5 月4 日，日本接受三国干涉，5 月8 日，交换批准的中日和平条约，5 月10日，在帝国诏书下达后，把辽东归还中国。）这样的外交进展是罕见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从未成功地越过这层薄冰。
所有这一切实现以后，陆奥下台了。1895年6 月5 日，西园寺公望接替外务大臣职务。沉醉于荣耀的日本侵略主义分子和在野的政客，看好时机，极力反对归还中国的辽东，陆奥出于自卫的目的写了一份年度工作报告。然而，这本他称之为《自强不息》的报告披露了太多的内幕，伊藤首相认为这份报告“使人忧虑不安”, 因此直到1929年才被公之于世。
除编辑方法之外，伯杰先生的翻译、注释堪称典范。题目《自强不息》，对那些熟悉《易经》中晦涩中文词组的日文发音的人来说，当然是意味深长的。其他人或许被告知，它是指“一部勤奋工作的记录”。但这本引人注目的译作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对于可理解性的东西而言更注重深奥难解的风格。基于这种考虑，书目提要和注释中引用了许多日文、朝文和罗马体印刷的中文。当然，对一个要读懂此书的聪明的外行人，还需在这个题目下加上英文翻译。也许他或她会对所使用的原始材料有某种兴趣。陆奥指出了日本在侵略的每一阶段所采取政策的理论依据，这显示出，他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及其哥哥艾伦杜勒斯有许多相同之处。首先，1894年日本出兵朝鲜，是为了支持那里的力量与中国抗衡。“我们决心让中国人成为侵略者。”但当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都到达之后，“甚至未能因故找出什么说得过去的借口，也没有开战理由……现在的关键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而制定几套外交策略。”结果，日本要求改革陈腐的朝鲜政府，这是同样陈腐的中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中国人聪明地指出：‘旧本显然没有干涉的权利，因为她承认朝鲜的独立。”陆奥写道，这种顽固“限制我们势力范围”的企图，显示出中国人是如何成为“自己妄自尊大的阶下囚的”。
日本人扣押了朝鲜国王，任命年老的大院君① 掌权。大院君是个孔教信徒，诅咒所有的现代事物。陆奥继续率直地解释为什么当时在朝鲜改革是不可能的，因此，日本没有理由驻在朝鲜。陆奥是个精明而讲求实际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没有必要打着民族骑士精神的幌子，开展任何改革行动……我从未感到，朝鲜的内部改革在其自身是非常重要的”。这的确是个很合适的借口。我们终于理解，为什么《自强不息》被隐瞒了34年。
①朝鲜国王高宗之父，1882年参加组织反日大暴动——译注
关键的时刻出现了，伊藤和陆奥在马关把和平协定强加给李鸿章。他们摧毁了李的陆、海军，拒绝停战，使72 岁的李鸿章陷人窘境——要么立即接受日本的协定，要么眼见战火越来越烧近北京。但在1895年3 月20日谈判开始后的第四天，李被一名自称是日本人的刺客击中了眼睛。突然，全日本都为这样对待一个客人而感到深深的耻辱，皇后也准备了绷带。伊藤和陆奥担心，如果李鸿章因病回国，外国列强可能最终干涉，日本就会失去对时局的控制。他们终于说服内阁同意停火，这样，裹着绷带的李鸿章在寝室里继续谈判。三国干涉出现时，伊藤和陆奥就能够对付了。
在1895年那个箭拔弩张的春天，天皇住在皇宫，而内阁和新议会则在广岛召开会议，这时距广岛被毁灭恰好是50年。陆奥的现实主义手段和宫崎滔天的浪漫主义冒险早已被日本帝国的扩张主义者所继承。当我们今天面临发展起来的索尼、三菱、尼桑和其他日本产品渗入美国人生活的时候，仍能看到这种现实主义手段和浪漫主义冒险以一种更具建设性的形式起着作用。
此篇评论的是陆奥宗光所著《自强不息：中日战争的外交报告，1894—1895年》，戈尔登马克伯杰编译（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2年；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和宫崎滔天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宫崎滔天回忆录》，莫里斯詹森、江藤新吉译（普林斯顿，普林顿大学出版社，1982年），发表于1983年4 月13 日的《纽约书评》，题为《真实的史料》。
07 乔史迪威及其中国使命
[史迪威和麦克阿瑟是抗日战争中美国战区的两位指挥官，都是西点军校有杰出才能的毕业生，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却不尽相同。麦克阿瑟得到美国海军的帮助，美国海军把太平洋变成了美国的内陆湖。麦克阿瑟还恢复了一个以前的美国殖民地，他已被载入那里的史册。相比之下，史迪威所在的战区是横跨了缅甸北部群山的中国——缅甸——印度战区，在这一地区，中国和印度很少接触，这里还有些野蛮的部族成员，河水向南流去，阻碍了东西交往。1942年以后，中国和印度都不是主要的战略要点。乔史迪威在这鲜为人知的地区，分兵穿过莽林，显示了他的巨大决心，但他的努力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当麦克阿瑟统治日本的时候，史迪威已在战争结束时死去。]
乔史迪威具备最优秀的美国人所具有的特点——精力旺盛、足智多谋、坚韧刚毅、有进取精神、勇于自我反省。这些品德把我们送上了月球，也把我们带入了越南、柬埔寨和老挝。总之，史迪威是体现美国人品德的典型，这样的品德使我们在国内外遭受了许多灾难，在当今我们进行自我重新评价时，这种品德得到了充分显示。史迪威是我们解决中国战时问题的最好人选，可他所做的并不完美，他没能抓住要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中国的努力并不适于中国的革命，这主要在于这些努力与人民的需要毫无关系。
史迪威是年轻有为、聪明勤奋的西点军校学员，他以责任和国家荣誉来要求自己。他体魄强壮，是橄榄球比赛中的四分卫和纽约扬克斯海1/4 英里赛跑的选手。他在西点经受住了第一年的艰苦训练（有两名新生不幸地死去）。他身材中等，体重较轻，却是个出色的运动员。他生性好强。1904年他在菲律宾当步兵，1906年回到西点用法语和西班牙语教授学生并辅导体育训练（讲解篮球）。夏天，他被委派到危地马拉和墨西哥，1911年取道日本和中国再次回到菲律宾，第一次目睹了中国的革命。他在远东时已对外国人民和语言产生了特殊的兴趣。
在西点再次执教（教历史和西班牙语）之后，由于美国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史迪威像他那一代军人一样，被突然从和平时期军队的日常工作中抽调出来。1917年，他34 岁，等待时机显示自己的才干。他首次发现自己掌握了一套训练军队的特殊方法。在普拉茨堡，美军的任务是尽快训练100 万士兵。但很快，陆军少校史迪威因精通法语而被调到法国。他是G—2 圣米黑尔进攻计划的制定者，同领导，G—3计划的乔治C马歇尔一起工作。圣米黑尔计划获得了成功，在和平到来、在军队缩减到和平时期的规模之前，聪明的士兵已开始谋划将来了。军事还没有成为一个主要行业。1919年，史迪威从和平的郁闷中挣脱出来，成为被委派到中国的第一个军队语言教官。他开始在伯克利学习中文，后来到了北京。20 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主要呆在中国北部，先在公使馆研究了三年语言，然后又在天津的第15步兵团呆了3年。乔治马歇尔先于他到了那里。最后，在30年代后期，史迪威以使馆陆军武官的身份住在北京，这期间他周游了全中国。他非常喜爱民众，喜欢在中国旅行时过那种有意思的野外生活。
30年代的中国之所以吸引史迪威这个美国人，既不是因为他在中国享有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也不是因为他的现代意识和他所受到的先进教育和掌握的先进技术。真正的魅力来自中国人民自身，他们经受着人类面临的各种苦难，并坚定不移地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到珍珠港事件爆发时，史迪威无疑是中国战区最好的军事专家，他非常熟悉广大地区的地形，熟悉当地领导人和他们所面临的巨大问题。
在1941年的危机中，马歇尔升任参谋长，这时的史迪威已是美国最好的中国问题军事专家；在美国国内任职期间，他的功绩已使他成为正规军中最优秀的领导人之一。当然，和平时期，军队减少到人们几乎看不到他们存在的程度。1939年9 月，美军人数仅17．4 万人。史迪威在军事演习中显示出不平凡的独创性和主动性，他确实是闪电进攻的天才。1940年，他成为一名将军，在加利福尼亚指挥训练一个师。他决不“纸上谈兵”, 他是富有独创性的军人，对己对人绝对严厉，不留情面，有人说他是“冷血动物”。他非常接近下属，对那些装腔作势的傲慢之徒充满了敌意。他严于律己，着装随便，亲自带队行军。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马歇尔挑选史迪威指挥体育家行动计划，这将是美国在北非的第一次进攻性战役。马歇尔从军事演习中看出，史迪威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想像力丰富，足智多谋，充满自信；他研究过军事史，长于训练”。按战功而论，史迪威在九个军团指挥官中名列榜首。而且，如果他最后指挥北非登陆，无疑会继续在欧洲战区得到提升，至少可以和后来的布莱德雷的职务一样。中国的危机改变了这一切。
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巨大冲突，可以在几次合作中从几个角度看出来。他们不仅都有强烈的个性，而且是两个国家领袖人物性格的典型。从中国革命的角度来看，史迪威批评了中国军事机构的弊端，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国民党的崩溃。蒋腐败的权力机构的组成是基于忠诚而不是效率。史迪威同情广大的士兵，不信任那些贪污、贿赂的中国官员。
史迪威改革和建设一支现代化中国军队的努力，迟早会使旧的军事权力机构分崩离析。蒋介石在军队中努力维持着中央的权力。饥饿的新人伍者、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克扣官饷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忠诚胜过功绩，加之抗日的压力和财力消耗，造成了中国极为保守的现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自身的利益，我们的中国政策是用漂亮的允诺、金钱和军事装备来鼓动中国人不断抗击日本人。这也是罗斯福的天真想法，即帮助战后的中国，弥补由于战胜日本而带来的权力空白——美国人的这一理想从未实现，因为它忽视了中国革命的现状。
如果史迪威改造中国军队的想法得以实现，那么他将创造最终破坏蒋权力机构的军队和指挥官，而且无疑会出现某种军事政变。蒋意识到这种危险。因此，在和有美援撑腰的史迪威打交道时，蒋反对这位狂热追求战功、受过战火磨炼的效率专家。蒋主要关心的不是效率，也不是作战，他反对的是共产主义者一直在进行着的革命。美国人要求中国所做的战争努力，只会进一步破坏中国的现状。美国要向中国共产主义者提供援助，这大大搅乱了蒋虚弱无力的围歼计划，他不得不竭力阻挠史迪威握有实际指挥权。蒋成功地阻止了史迪威的这一企图，1944年10 月，史迪威被召回国。
史迪威多次努力对日本人发动进攻，为实现这一目的，他准备在印度创立一支现代化的中国军队，但他最终认识到，归根结底，蒋总司令并不需要这样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他担心自己难以控制。再者，国民党中国已经耗尽了财力。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蒋介石的重庆政府要静观战争结束（在国民党中国，珍珠港事件被称为“停战纪念日”）。
史迪威的努力被蒋介石传统的战略、战术理论搅乱了。蒋遵循古代经典战争论著《孙子兵法》，强调防守的重要性，先让敌人运动而后歼灭之，除在占据极为优势兵力的情况下，从不主动出击。
在这种形势下，史迪威决心先在缅甸迎头痛击日本人，将其逐出缅甸并杀回中国，这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中国简直是一个不会为任何战争做好准备的国家。缅甸北部丛林密布的山谷向南延伸，从东向西穿越公路和补给线的地形十分复杂。因此，史迪威在发动跨越中缅的战役中所取得的战绩，可以说是一部显示高度智慧的英雄诗篇。他是我们最有才能的指挥官之一，他在根本没有优先权的补给线的遥远尽头孤军作战。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海、空力量可以横跨太平洋，削弱日本人的力量，美国无需在中国建立基地。当史迪威向蒋摊牌说，美国命令他指挥中国军队时，美国在中国的战争努力已开始失去抗日的意义。美国的援助已介人了中国的内部政治斗争。
如果从美国对外扩张的角度来看史迪威，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史迪威失败了，蒋也失败了。首先，自命不凡的美国人一心想打败日本人赢得战争；军队为这种使命而训练，并形成了民族精神。美国军人在追求这一目标时，成了现代技术的奴隶、他们为责任感所驱使，致力于发展组织机构和火力的潜能，并在战争中赢得胜利：政治不是美国军人的第一使命，也不是第二使命、《孙子兵法》认为，战争的目的在于使敌人屈从自己的意志，用一切办法使之投降。美国军事专家更为关注的是建立突击部队，解决并设置战场所必需的后勤供给、至于和平实现后可能会发生什么，显然并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受训时也不被要求去考虑这些。
尽管方式和目的不同，美国人仍在利用中国来实现打败日本这一共同目标。中国不想被利用，它显然更为关心国内革命，这时，美国人便大为抱怨。从这点来看，作为外国人的美国人，对中国时局的影响微乎其微。史迪威带着一些会讲中文的国务院官员会见延安的共产主义者，这个军事观察团（自然被称作“南部使团”，因为是前往敌占区）暂时抓住了机遇，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或许能发展一种合作关系，至少可以避免彼此交战。当时，美国日趋强大，很快就要战胜日本，对中国现实的客观估价似乎显得不必要了。在这种情况下，赫尔利特使对这种富有建设性的合作所做出的反应是草率和漠不关心的，这种合作很快成了泡影。虽然没有人明确指出，但20 世纪4O年代，在革命初期的中国，由一个美国将军来指挥中国军队的计划实在是一剂毒方。它很可能使美国军队在法律和命令的驱使下反对这场革命。美国人天真地臆想蒋的旧政权或许会被“改革”所拯救。假使史迪威真的指挥了中国军队，将会比他被召回造成更大的灾难。他被人接替说明，我们想通过战争努力拯救一个衰竭政权的企图失败了。
我们可以把史迪威看成美国技能、活力、实干和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他是一个脾气暴躁但仁慈并且有实际能力的人。他在中美友好时代度过了他的中国生涯，当时两国人民之间有了广泛的接触。幸运的是，他没有活着看到我们相互变成了敌人，没有进入限制战争规模的核时代。史迪威属于伟大的帅才之列，从汉尼拔到罗伯特李，他们都曾努力但最终被命运挫败了。他们生活在一个只追求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这个时代离我们似乎已经很遥远了。
此篇评论的是巴布拉W达斯曼所著《史迪威与美国人在中国的经历，1911—1945年》（纽约，麦克米伦出版，1971年）, 发表于1971年3 月27 日的《新共和》和1971年2 月13 日的《商业周刊》。
08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与美国军国主义
杜高特道格，有些士兵这样称呼麦克阿瑟。他异常勇敢，无数次出生入死，为部队树立了榜样。他实际上是一名最伟大的士兵，从1918年至1951年这1/3 个世纪期间所进行的3 次战争中他都在前线指挥作战。他比任何一位美国人指挥的军队都多，而伤亡却很小。他还是公众广为争论的人物。他一直很自负，但人们感到，他在政治上没有取得可与其战功堪比的成就。他在战争中的表现和战后成为驻日盟军总司令都被载人史册。
然而，麦克阿瑟一生中的表现是如此之不同——“高尚与卑鄙，机智与粗暴，妄自尊大与羞怯谨慎……喜怒无常……滑稽荒谬……卓越崇高。”正如曼彻斯特所写，所发生的一切都可归结到他的个性：麦克阿瑟追求的是什么样的自我形象？他是否知道他在干些什么？我们可以从曼彻斯特所著《美国的恺撒》一书中，详尽地了解麦克阿瑟，透过各个细节，可以把将军非凡个性的典型表现结合起来看。
第一个影响他的是他的英雄父亲。1863年11 月，当18000名盟军士兵冲击田纳西州查努加城的教区高地时，第24 威斯康星师的阿瑟麦克阿瑟上尉第一个率先将军旗插上高地的顶峰。在以后的12 次战役中，他表现出彻底的无畏精神。19 岁时，他成为联邦军队中最年轻的陆军上校。然而，在这之后，军队只同印第安人打过几仗，军队生活只剩下华盛顿的军事政治。1898年，阿瑟麦克阿瑟被任命为陆军准将，派往马尼拉。他俘获了阿奎那多，镇压了菲律宾的共和运动，他已经创立了麦克阿瑟形象——一个精明的职业军人和富有想象力的战区指挥官，对敌作战临危不惧，对部队关怀备至，对部下奖赏慷慨（包括对皮顿马奇和约翰潘兴）他爱说大话，能言善辩（阿瑟麦克阿瑟写道：“民族的同一性”可以“劝导人们响应同族领袖的号召”)，不能容忍文官的干涉，渴望受人称赞，确信华盛顿对他有成见，而且喜欢删改记者的新闻稿件。
正如他的助手所说：“在找遇到他的儿子以前，阿瑟麦克阿瑟是最为妄自尊大的人。”由于他没能和威廉姆霍华德塔夫脱精诚合作，因此在1901年被调回国、“他说话总是毫无顾忌，”他批评陆军部和白宫，而巨预言将同日本和德国发生战争。麦克阿瑟陆军中将是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却没被任命为参谋长，他64 岁时非常痛苦、失望地辞去军职。他的儿子道格拉斯继承了父亲的衣钵，而且在各个方面比他父亲走得更远。
第二个直接影响他的是他果敢的母亲。她是一位来自诺福克的南方美人，每天晚上都要教诲小道格拉斯说：“你一定要成为像你父亲一样的伟人。”（或者“像罗伯特李”）他“8 岁以前，母亲一直让他留着长长的卷发”，穿着女童裙。但在西得克萨斯军校，他成了棒球的游击手和橄榄球的四分卫，而且学业出众，并代农全校毕业生致告别辞。为了参加竟赛考试进人西点军校，母亲为他找了一位特别辅导员。他得了99．3 分在西点的四年间，母亲就住在普兰郊仄的克莱尼旅馆，他每天晚餐前都去看望母亲。
父母的基因赋予这个年轻人出众的天赋和个人魅力，他总想到蛮荒的西部边塞冲锋征战，他一生的目标就是当军队领袖。在西点，像罗伯特李和约翰潘兴一样，他被提升为第一学员队队长。战争为道格拉斯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在前线侦察时，他的战功便令人惊异。在法国，麦克阿瑟不仅率领部队跳出壕沟进攻，还在夜里爬过阵地观察敌情。美国人在圣米黑尔胜利之后的第二天晚上，他和副官偷偷爬过无人地带进人德国人的防线，从隐蔽的小山包上观察敌人的动静。他认为应当对敌人发动突然进攻，但指挥部有自己的方案，机会失去了。麦克阿瑟在法国因晓勇善战被授予7枚银星奖章。
麦克阿瑟与规章相违的独特装束非常引人注目——一顶四角软帽，高领毛线衫，不带钢盔，不带防毒面具，手拎着马鞭，不拿武器。这一特征和他在前线的勇武，构成了他作为领袖的超凡魅力。他熟知作战计划和写作，从不忘记任何事，而且他在部队中总是训练下属发挥其特长。
不光彩的行为——拙劣地给上司写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信件——显现出另一个麦克阿瑟。例如，他母亲给潘兴将军写信，恳求把儿子提升为准将：“鉴于我故去的丈夫非常赞赏您，我给您写这封推心置腹的信……我认识陆军部长，和他家过往甚密，他很器重麦克阿瑟上校，与他相交甚厚……我被告知，我的儿子确实上了您的名单……他将得到提升。”
1918年，麦克阿瑟升任陆军准将。在1925年成为陆军少将之后，他想晋升参谋长。1930年，他给陆军部长帕特里克J赫尔利写信说，赫尔利关于菲律宾的报告“极具政治家的口才，您的这份报告是美国政府数十年来……一份伟大而令人振奋的报告。我坚信，在不远的将来，美国将把更伟大的事业委托给您”。赫尔利当然同意他的看法。
1932年，麦克阿瑟作为胡佛政府的参谋长在公众中的形象极为糟糕。当时，他用坦克、催泪瓦斯和步兵野蛮地驱散了2．5万名手无寸铁的退役老兵，他们以“退休金进军”为名，聚集在国会大厦周围，要求政府给予退休金（关于他们可怜而可笑的经历，见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美国的历史，1932 一1972年》）。他的助手艾森豪威尔少校不断告诫他，这纯粹是政治事件，但麦克阿瑟却把这些饥肠辘辘的退役老兵当成了敌人。
曼彻斯特还举例说明，麦克阿瑟无视规章和不服从制度，特别是他热衷于发表政治声明。而且，他对军事当局和上级怀有敌意，在潘兴的指挥部，他同乔治马歇尔等陆军上校们发生摩擦，潘兴似乎曾准备撤他的职并把他调回国。总之，他的与众不同的军人的个性使他在自己的世界中孤独地生存着。他是独一无二的，不是任何团体中的一分子。比较来看，世界上其他有影响的人物似乎都缺乏自信。自我为中心只是偶然使麦克阿瑟具有活力，它却使麦克阿瑟最终像希腊国王那样毁于妄自尊大。自我为中心使他在战争中战功卓著，战绩蜚然，充当英雄，统治日本，但也使他脱离了报界、许多同事以及美国公众。
麦克阿瑟吸引了一些忠实的追随者。他在军事政治中谋到自己的职位，但在公众的争论中，日子却很不好过。他在1922年任西点军校校长时，同一位名叫路易丝克伦威尔布鲁克斯的富孀结了婚，实际上，参谋长潘兴也钟情于她。正因为此，麦克阿瑟被潘兴放逐到菲律宾（他在那里绘制了巴丹半岛的地形图）。1929年，路易丝和他离婚。与道格拉斯不同，她富有幽默感。她后来告诉她在乔治敦的邻居（我的母亲）说：“当道格在楼上踱着步练习演讲时，我在楼下对他说：‘需要掌声的时候，冲一下马捅，'‘别那么粗俗，’他说。”在1948年选举期间，她告诉记者：“如果他是匹黑马，也是在最后一圈才冲出来。”
罗斯福当政时期，麦克阿瑟似乎成了休朗格式的危险人物。退了休的潘兴给他打电话，请求为乔治马歇尔再加星，他却委派马歇尔上校去担任伊利诺斯州国民警卫队教官。在担任参谋长四年期间，麦克阿瑟试图建立一支基干部队。此后他去菲律宾领导美国军事使团，艾森豪威尔仍是他的助手。菲律宾成立联邦之后，麦克阿瑟成为菲律宾第一个陆军元帅并被从美国军队的现役名单中抹去。他母亲已经过世，他和另一位南方人琼费尔克洛思结了婚，琼的祖父曾是教区高地的守卫者之一。她全力支持他，并为他生了个儿子，取名阿瑟麦克阿瑟四世。
麦克阿瑟的美国恺撒主义有两个辉煌时期：1941—1945年，他指挥西南太平洋战区；1945—1951年，他担任驻日盟军最高统帅。他在担任这两个职务时，控制人员流动，并试图控制新闻报道，计划军事行动，使部下最有效率地工作。总之，作为军事指挥官，他支配若一切。因此，他完全把战略情报局排除战区之外。而且，他完全控制了陆军情报部在指挥部的代表，以致这位代表被召回华盛顿开会时，什么也说不出来。
麦克阿瑟的战区得到的物资最少，“西南太平汀浅区得到的战争物资不到整个美军物资的15％”。然而 , 他成功地实施了87 次两栖登陆。在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两年战斗中，他的伤亡总数是27684 人．比较来看，在安齐奥，伤亡达72306 人；在诺曼底，伤亡28366 人。（这一切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但已渗入到新闻报道和公众的头脑中。）
麦克阿瑟说：“运用新式武器需要新的和富于想象力的方法。”除了最初在布纳作战之外，他没有采用美国海军在瓜达卡纳尔和图拉吉所进行的那种损失惨重的强行登陆，而是运用“迂回战术”，在海空力量掩护下包围敌人。曼彻斯特指出，在拉包尔绕过深沟高垒中成百上千的日本人，大概也是麦克阿瑟的主意。战役开始以后，麦克阿瑟率领部队迂回到荷兰蒂亚，最后到了莱特湾。阿伦布鲁克、利德尔哈特和其他一些人认为，麦克阿瑟的军事韬略“胜过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和所有的英美将军，包括蒙哥马利”。
在曼彻斯特的书中，麦克阿瑟的形象比他通常被描绘的要好得多。在偷袭珍珠港那天，他的飞机在地面就被摧毁了，日本人的偷袭使他迷惑不解（显然，就像希特勒发动进攻时的斯大林）。但他撤到巴丹半岛是经过巧妙安排的，只是忽略了粮株供给，在科雷吉多尔，他站在院子里看日本人轰炸，决意与那里的士兵共存亡。丘吉尔、罗斯福和马歇尔被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柯廷说服了，麦克阿瑟必须撤回保卫澳大利亚（不然，柯廷就得从北非撤回3 个澳大利亚师，把埃及让给隆美尔）。麦克阿瑟把部队交给温赖特指挥，这是他的一个痛苦失败。他说“我会回来的”，并为他的飞机取名巴丹。当他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军舰上接受日本投降的时候，已经非常瘦弱的温赖特就站在他旁边。
日本转人战略防守之后，麦克阿瑟的主要竞争者是尼米兹及美国海军。海军成功地利用航空母舰直捣日本，使史迪威想把中国变成轰炸日本的基地的战争努力失去了意义。而且，随着轰炸技术的继续发展，麦克阿瑟也有成为战争配角的危险。是马歇尔拯救了这一切，他是一个谦虚谨慎和毫不自私自利的战争计划者。麦克阿瑟主张攻占吕宋，尼米兹提出攻占台湾，这个问题在他们于1944年7 月在火奴鲁鲁和罗斯福会见时得到解决。曼彻斯特同意历史学家克莱顿詹姆斯的看法，罗斯福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他的总统梦己经破灭）做了一笔心照不宣的交易，即麦克阿瑟为配合罗斯福在11 月进行的第四次竞选而及时重返菲律宾。不管怎样，10月，麦克阿瑟重新回到了菲律宾。
麦克阿瑟在不带武器、没有防卫的情况下，降落在厚木机场，成为驻日盟军总司令，开始统治日本。厚木在横滨城外，是训练日本神风突击队队员的基地。当时，有谣传说，这些疯狂的死硬派正等着麦克阿瑟呢。丘吉尔称麦克阿瑟在厚木着陆是“这场战争中所有惊人的勇敢行动中”的最伟大之举。麦克阿瑟发现，在他进人的城市街道两旁，站立着3 万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与他精心设计的所有冒险一样，这又是一次成功的冒险。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要永远胜过美国海军。那些海军将领正在横滨集结登陆。
占领日本后，麦克阿瑟最高司令部的计划得到了国务院的日本专家休巴顿等拟定的计划的指导，但麦克阿瑟的自行其是使其失去了意义。我们看到的一个自相矛盾的事实是麦克阿瑟将寡头政治引人未经革命的菲律宾政权，他似乎成了一个有社会头脑的自由主义者。我们认为，麦克阿瑟任职期间所做的一切，都是受命于人，非个人能力所能达到——虽然像麦克阿瑟指挥的所有军事行动一样，乍看起来，似乎是他一人所为。这种看法是现实的。确实，麦克阿瑟的魅力就在于这位美国军队中傲慢、视死如归的将军，适应了日本人在危难之际需要权威的心理。
到1868年，日本由幕府将军统治的传统已有近700年历史，这种传统允许军人征服者的后代以天皇的名义统治日本。麦克阿瑟本人及他扮演的角色是如何顺应日本历史和文化的，这是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同样，盟军最高司令部制定的计划，麦克阿瑟和他部下的关系，如何在美国农业专家伍尔夫莱德金斯基的指导下实行上地改革和建立什么样的麦克阿瑟政体，这些问题也有待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各不相同，比麦克阿瑟的生平更值得分析研究。
1950年9 月，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围歼了6 月25 日之后侵人南韩的北朝鲜部队。通往汉城的港口仁川是一片泥滩，只有在9 月15日或9 月27 日出现32英尺高的潮汐时，才能通过现代化的舰船，而进攻时间只能选在拂晓或黄昏。每一位听到麦克阿瑟仁川登陆计划的海陆军将军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最后辩解说，你们如此反对这项登陆计划，那么朝鲜人也不会料到我们的登陆。结果登陆成功，汉城收复，麦克阿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像个天才，侵人北朝鲜的联合国军沉浸在欢乐之中。越过三八线不只是麦克阿瑟的主张，国防部长马歇尔为此开了绿灯，联合国大会也以47 票对5 票通过此案。
10月1 日，杜鲁门总统飞抵威克岛会见麦克阿瑟，马歇尔和参谋长们没有同行，将军对此很感诧异。杜鲁门此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是为了在国会选举中得到公众的支持；秘密速记员记录下这次“非正式”的会谈，后来，这份记录被杜鲁门利用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和杜鲁门这位前炮兵上尉意见不一致。中国人出兵干涉之后，朝鲜战争陷人僵局，麦克阿瑟想扩大这场战争，并通过直接向美国人民发表未经批准的政治声明嘲笑那些政策制定者，他甚至破坏了杜鲁门为停战所做的一切的努力，并终因不服从命令于1951年4 月10 日被撤职。美国的政策开始转到是否还要进行这场局部战争——是否把这种僵局也看成胜利，因此可以避免战争扩大和使用核武器。麦克阿瑟体现出的那种天赋的军事才能，随着原子弹的诞生已经过时了。曼彻斯特先生把麦克阿瑟精彩的故事一直叙述到1964年他的葬礼，而对于他生涯的重要意义几乎没有说明，对他极为不服从命令的动机，也未加阐释。
禁止使用核武器已经持续了4O年，但武器和军队仍是全世界的主要投资，我们显然处在一个新时代。对将级军官来说，面对敌人的强大火力树立个人英勇的榜样，已不再成为可能，甚至利用海、空军力量包围敌人，也像越南战争所证明的那样，是无效的（虽然我们不禁要想，或许麦克阿瑟能用2000架直升飞机于出点什么）。因此，一个钦佩麦克阿瑟卓越军事才能和爱国华丽言辞的读者只能断言，我们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人们为保卫自由发动正义战争的冲动，以及不惜一切取得胜利的荣耀，似乎已不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但就在不久以前，麦克阿瑟用这些创造了历史。他死后不久，与他意见相左的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还是在战争冲动下投入了在越南的另一场局部战争，而且我们所遭受的失败，比麦克阿瑟浪漫的自我为中心在朝鲜遭受的失败更为惨重。我们能否把这位卓越的军事家永远置于脑后呢？
此篇评论的是威廉曼彻斯特所著《美国的恺撒：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880—1961》（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78年）, 发表于1978年10月12 日的《纽约书评》，题为《探究道格拉斯》。
第二章 毛的中国之内幕
美国公众对毛和中国革命的看法的变化再好不过地说明了美国人看待国外事物的价值观。作为一场解放中国人民的运动，中国革命赢得了美国人的同情，但作为一种发展中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典型，中国革命就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洪水猛兽。赞美和恐惧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矛盾心理，所有来自中国的报道都被这种双重标准衡量着，这些报道在观察家和美国公众中造成了混乱和争论。
有人说，美国人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反应显示出一种“自由主义的谬误”，这种谬误时常把美国在海外异域进行的扩张笼罩在迷雾之中。当一个非共产主义政权倒向“我们这边”而不是“那一边”时，我们希望它能符合我们的理想。我们倾向于把这个政府纳入美国这个大家庭，就像联邦中的又一个州。我们对腐败堕落、秘密警察的恐怖行动、审查制度的压迫和违反人权的行为痛心疾首。相反，我们观察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通常不能发表这样的评论，因为我们无从获得信息，也很少能阐释理想的落空。有人说，这种状况造成了一种双重标准，我们可以严厉指责一个“友好的”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和与此相似的犯人所进行的折磨，但因我们缺乏了解，对共产主义政体下广泛存在的折磨与镇压却无话可说。这种争论表面上很吸引人，特别是对那些只关心强权政治的人而言更是如此，但它注定会有缺陷。我们认为，人的追求是政权建设和政权所有制的决定性因素。一个缺乏民众支持的独裁政权也许是共产主义者领导起义和夺取政权之后的必然产物。如果人权是我们事业的基本组成部分，如果我们认为除了强权政治之外在世界上还存在许多别的危机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反对邪恶的行为，不管在哪里发现它。
这种观点在公众对中国共产主义者的认识中得到了说明：1944年，美国的军事观察员和记者在延安第－次接触毛的领导层，从形式上看，他们似乎确实“民主”，并非常令人钦佩。他们决心把中国人民从日本浸略者的铁蹄一下和地主阶级的压迫、精神病态、愚昧无知以及贫穷等社会弊端中解放出来。找们在昆明的盟友蒋介石和他行将崩溃的政府对美国人、对延安的自由理想恨得咬牙切齿。我们对国民党无能和中国共产党精干的看法，被内战证实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以后，就我们所了解，它似乎成了爱国主义和献身革命理想的典范。中国共产党人要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使国家富强。
然而，到了1950年，我们在朝鲜同中国的“志愿军”发生了战争。冷战已教会我们不要相信他们的宣传。我们惧怕其潜在力量，因此紧紧抱住台湾的国民党盟友不放。这种极端的单向关系，从冷战时期一直持续到1970年中美关系缓和。1971年，我们的第一批记者随亨利基辛格进人毛的中国。1972年2 月，尼克松总统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迎来了令人振奋的新时期1976年毛去世以后，这股势头有所减弱。
显然，在1971年至1972年间我们面临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从肤浅的观察中得出对中国社会生活现实的看法呢？我们的第一印象仅仅停留在表面。
09 第一印象，1971—1972
[在共产主义和美国言论自由的报界之间进行新闻和宣传冷战的过程中，中美关系的重新建立，使我们遭受了明显的失败。我们最棒的观察家在尼克松1972年2 月访问北京之前，先于1971年底到了北京，然后，我们最棒的时事评论家和尼克松一起出现在晚间的电视屏幕上。但这些天才都未曾注意到已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对大学教授、专业作家和艺术家以及党政官员的攻击，在1971年至1972年达到了极点。尽管官方宣称，“文化大革命”于1969年4 月结束，但在军队的直接干预下，残忍地肃清怀疑分子和被迫悔过者的行为仍然继续着。当其他一切努力都失败时，便只好把军队召来维持秩序。在那个年代被送往乡下、农场和干脆被监禁起来的知识分子，大都经历过那种虐待。1972年5 、6 月间，我和妻子在北京访问，见到了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些老朋友，对于文化大革命，他们闭口不谈。我们知道，其他的朋友还在乡下或正在途中，总之是见不到了。
事实是，对于现在被视为毛领导的革命分水岭或顶峰的文化大革命，最有经验的美国观察家们一无所知，没有新闻报道。根据10年后发表的报道推测，数十万人受到了迫害。他们在大会上被“批斗”、拷打、折磨，有些人被杀或自杀。有人粗略估计，虽然受害标准和事实本身一样难以确定，受害者大约逾百万。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把那个时期称为他们经历中的最低谷，对于这些，美国的报界和观察家仍然完全没有察觉。这段恐怖的历史，已通过香港和欧洲人同中国知识分子的接触，最终开始泄露出来。
在这种阴影下，美国人开始再次接触革命的中国，从中清醒地看到各种不同的反映。当然，他们感兴趣的并不是知识分子。]
1971年4 月至8 月，三位训练有素的《纽约时报》记者先后访问了中国。实际上，他们所报道的中国共产主义一革命，似乎一直是成功地解放长期受压迫的中国人民的好事，对我们并无特别的恶意。20年来，我们对中国的怀疑和敌意逐渐减弱。从这些报道来看，那些年我们似乎仍在万无一失的防务上浪费投资，其实，我们的技术足以承担行之有效的防御。8 月，詹姆斯罗斯顿在上海写道：“中国人对生活的态度和追求使人们想知道，为什么华盛顿如此担心中国是一个侵略性和扩张性的国家。他们比地球上的其他民族更注重内部事物……在我们试图‘包围’中国以前，他们就国门紧锁，自我满足。他们有足够的土地、资源和人口。”1944年，随军记者哈里森福尔曼获准访问延安，他很快感到毛及其同事们有远大的前途。28年后，《纽约时报》对红色中国的报道证实了这一观点。为了照顾那些仍未跟上《纽约时报》对外政策变化的顽固分子，封面上用红字印着“红色中国”，但也提到了人民共和国（用小号字）。封底是斯科第赖斯顿和周恩来并肩而坐，正在商谈政策。在8月9日的《纽约时报》上，他们的交谈占了整整26页，提供了许多信息，而一个月前基辛格和周之间20 个小时的交谈却未做任何报道。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只是中国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
第尔曼德顿在毛掌权此前，已有15年报道中国的经历。西摩托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之后了解了中国，他的妻子奥德丽捐献出大量的新闻电讯和照片、她是加拿大外交官切斯特罗宁的女儿，很有天赋、，她1946—1948年在中国，1966年第二次来中国。鉴于赖斯顿此前和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许多领导人交谈过，因此，我们不可能找到比他更合适的人来做出评价。
德顿像汉学家里普万温克尔一样，将新旧中国做了一番比较研究。他发现在新中国没有敬畏祖先或宗教戒律的迹象，没有女人使用化妆品，没有旧的文学或戏剧，没有绚丽的婚礼或葬礼，“甚至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道德品行似乎也发生了变化……人们似乎更直率而很少拘泥于礼节”。德顿重申，他随行的国际记者小组“并不同人民接触，只是由翻译带到供外国人参观的地方游览”。另一方面，奥德丽托平于5月和父亲到了他的传教故地——湖北武汉西北175 公里的樊城。他们发现，那里的人口由原来的4 万上升到18．9 万，大大小小的工厂共有200 余家，38 所中学，1．3 万名学生，确实是新中国。
这些非常有经验的观察家对中国总的印象是这个国家很年轻、自信、组织有序，而且勤奋地致力于解决物质生产、卫生、扫盲和技术改进等社会问题。老城破旧r，城郊的新工业区非常简陋，但更适于居住。乡村是发展的重点，毛主义正把农民转变为具有政治活力和责任感的城市居民。交通工具仍只限于铁路、汽车和自行车。公共保健事业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向农村发展，消除疾病，减缓人口增长。经济上的努力是使工业区分散，把生产消费品的分配尽可能维持在公社一级。在以前的集市上，建起了农村公社、生产队。它们实行地区性的自给自足，作为中国总的自给自足中的一部分。杜勒斯先生还担心什么呢？
赖斯顿在北京常想起“一个世纪前美国人在边疆生活的情景……国家正致力于使许许多多的合作社仓库充实……使我们想到我们以前简朴的耕作生涯”。这很吸引人，却没给中美的未来带来什么启示。
我们的两种文明显然会继续并存：一个赞美公民自由，一个强调自我牺牲；一个指责警察国家，一个反对个人主义。无论是毛泽东的学说还是美国新闻处的那些记者，都不会把水稻化的中国和汽车化的美国归人平均主义的新世界。美国人会继续相信扩张——不管我们把它称之为在这一代改变世界的信仰，还是把人送上月球的自由企业——而很久以前发明了崇拜祖先、官僚政治和科举制的中国人，将继续把信仰投人到社会组织中。对这些不同文化的直接观察和前后对照，使《纽约时报》的记者们对中国现实的评估远远走在美国政府的前面。35年前，尼克松清洗了一批美国驻华外交人员，诸如约翰卡特文森特、埃德蒙欧克拉伯、约翰巴顿戴维斯、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等，如果他们不被撤职，或许能为白宫提供有益的看法，而这些看法不是源于欧洲的研究。
克拉伯先生进人学术界后，出版过两本关于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著作，其中一本《中国与俄国：大游戏》（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把现在的中苏关系放到了两个帝国间漫长而复杂的背景之中。戴维斯先生的回忆录收在《龙尾巴》一书（纽约，诺顿出版社，1972年）中。谢伟思先生出版过一本有启发性的专著《美中关系史中的一些问题》（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中国研究中心编，1971年），分析他第一次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当时，毛和周提出与美国发展一种合作关系。1945年1 月，他们甚至要求会见罗斯福，商议抗日军事合作的细节。我们能为有这些提供当时历史真实的著作感到庆幸，但更值得庆幸的是，作者之一能够参加我们的小组，在1972年2 月21 日后的那个星期访问北京。如果我们在1965年问及这些官员，他们中不会有一个人接受这种观点，即可以用炸弹把亚洲人轰到谈判桌上。
当德顿和托平进行前后对比时，德国记者克劳斯马汉特向美国公众做了全面而详尽的介绍，并把它同中苏关系做了比较。马汉特熟知四种文化，他父母是德国人；他生在莫斯科，20 世纪30年代初生活在俄国；30年代后期，他到了伯克利和火奴鲁鲁，娶了一个美国妻子；4O年代初他在上海编一本杂志。他最初了解中国是在1929年和1936年。1957年，他又一次到中国。1971年，他借助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的帮助，在乒乓外交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前一年，历经一个月，游历了14 个省。
作为一个得到特殊机遇的西德访问者，马汉特行程3000英里，几乎没有遇到一个西方人。他不仅访问了广州、上海、杭州、南京和北京，还到了西安、延安和山西省的大寨以及某些模范单位。他提到些敏感的问题，如奖励制度；他的报道不像《纽约时报》的记者被限制在几百字，而是更丰富、更透彻。如果说美国记者使美国国务院相形见细的话，克劳斯马汉特则将他们远远抛在后头。这主要因为他很熟悉苏联体制，这有助于他对中国的深人了解。他尤其通晓两个共产主义国家间意识形态领域的论争，在苏联和毛泽东中国两者间，他更容易了解中国。
马汉特在山西著名的大寨大队呆了24 个小时。他得知在这片53 英亩的土地上，住着83 户人家、420 口人，有15O 个全劳力、100 头牲畜、150 口猪、400只羊。全国性“农业学大寨”的日号召来了450 万参观者，这个口号是在1963年水灾后村民们自力更生、重建家园时提出来的。1971年，大寨人甚至建起对电力索道，运送黄土修梯田，〕 ‘今汉特指出，大寨的秘密只是“工作，工作，再工作”——不为金钱，只为“敬仰毛主席和社会主义祖国”。农民们把钱存入银行，却不知道利率。男壮劳力一天得10 个工分；体力差些的女壮劳力一天得7 个工分。这些人没有日工资，只是每天记工分，但薪水标准要在一年一度的村民集会上讨论确定，这主要看人们的“政治觉悟”。（毛去世以后披露的情况告诉我们，大寨是个虚假的典型，不是声称的那个样子，例如有些劳动是士兵们干的。毛精心塑造的样板村庄现在被人们厌恶了。）
马汉特还参观了北京东北的“五七”干校，城市千部和知识分子在那里从事体力劳动，以求更好地“接近群众”。那里有1255 名男女干部和文化工作者。据扼要介绍，这些人改造荒芜的土地，打井，修建住宅，建造砖厂、金属制品厂和罐头厂，人们在毛主席教导和“革命觉悟”的提高中无效而努力地工作着，打扫厕所，运送粪便。只有当人们想到远古统治阶级给予中国文人学士的特权时，才会理解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多大冲击。
马汉特觉得俄国和中国无法比较，一个是工业化和专家管理的国家，另一个是农业化和反专家的国家。他把苏联看成一个注重个人功绩和消费的社会，而中国是注重平均主义和生产的社会。苏联的集权统治和官僚主义同中国的权力下放和自觉性形成了对照。但苏联越来越少于空谈，逐渐对外开放，而1971年的中国却依然与世隔绝，中国正致力于积极分子的自助和毛反对新特权滋长的不断革命的努力。马汉特怀疑用毛思想武装起来的大公无私的人能否被很快创造出来，他担心“中国人的思想可能会被轻易控制、利用”。（他发现对毛的崇拜无所不在，当然，现在这种崇拜已被打破。）阅历较浅的美国领导人将如何对待毛的中国呢？中国特别邀请外国客人到中国去看革命成果，这导致大量著作的出版。雪莉麦克雷恩写出了《我看中国》。这本书的前半部《由此至彼》详细描绘了她在好莱坞和电视台的经历与麦戈文运动以及那些邪恶的个人主义者、性变态者和市侩商人，毛的革命无论如何要避免这些丑恶现象。1971年底，麦克雷恩受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他是个对人类实践感兴趣的社会学家）之邀，率一行12 名妇女到中国访问。1973年4 月，代表团到了中国。她们就像从诺亚方舟来的，人人各异：一位是来自密西西比，体重200 磅，胸部巨大、皮肤漆黑的妇女，一位是来自得克萨斯的瓦莱塞特，还有一名新墨西哥州人，一名12 岁的女学生莱辛，一名严肃的共和党人，几名大学生，一位摄影师。“她们都是争取女权运动的人，都有自己独立的个性和事业。”
这些美国人对在中国的旅游路线毫无准备，被搞得筋疲力尽，并受到巨大的文化冲击，中国“走向她们”。她们身在上海，思想却仍在美国。正如其领队所说：“我同人们谈宗教、死亡、结婚、金钱和幸福，我始终努力去理解他们的新社会。”最后，她们带回了大量信息，无疑，她们的中国主人依然相信毛的思想：“造反有理。”
雪莉麦克雷恩认为，中国革命的成就，不能简单归之于无产阶级专政，“其中还有一些别的因素起作用，人们以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方式彼此联系着”。她认为，这是自我批评的结果，这种自我批评不允许有个人创造力的表现。“也许在新社会，诚实的人们交换意见不需要个人主义的艺术表现”。她把中国同“狂暴、犯罪和贿赂的美国风气……以及滥用自由的美国做了比较”。一年以后，麦克雷恩说：“中国使你相信，任何事都是可能的。”
此篇部分选自对威廉德顿，詹姆斯罗斯顿、西摩托平和奥德丽托平所著《＜纽约时报＞对红色中国的报道》（弗兰克辛格编，纽约，四角丛书出版社，l972年）和克劳斯马汉特所著《中国回归》（纽约，杜顿出版社，1972年）的评论，发表于l972年2月24日的《纽约书评》；部分选自对雪莉麦克雷恩所著《由此至彼》（纽约，诺顿出版社，1972年）的评论，发表于1975年5 月1 日的《纽约书评》。
10 毛的劳改营
冷战之后的全球社会，要求个人言沦自由如同粮食和能源一样，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在美国，表现为水门事件；在苏联，表现为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事件〕 中国会有萨哈罗夫式的人物出现吗？中国的科学技术！王益发展，对专家已不再提出政治要求。在将会十分拥挤的未来世界，‘扫国个性自由的表现程度比任何其他国家更难以预测，因为中国组织严密，在习俗和道义上都是反个人主义的。他们是否将证明个人主义已经过时了呢？
国际社会常用“中国的发展被延误了”或“中国是独特的”这两种理论，将中国纳入世界。第一种理论是，中国只不过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起步晚了，但一经踏上现代化的路途，就将和我们一样发展工业，并随之会带来罪恶和荣耀。第二种理论，当然也是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的惯用理论，就是中国是独特的，并将永远有别于其他国家。（既然中国显然与别的国家有相似和不相似之处，这一问题的争论就是模棱两可的，争论双方都能自圆其说。）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必须遵循世界性的发展规律，这一观点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中国现代科学理沦研究落后于苏联，因此像学者萨哈罗夫这样的事件，在中国至今仍未出现，但将来会有的。我们可以这样推测，也许最终会有一此特殊的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把他们个人的看法流露出来。但人民中国正处于进化之中，在这一阶段，平均主义仍是主要哲学，教育只是为了公共日的，培养人员掌握技能是为了避免旧统治阶级传统的复活，在大学里不允许出现学生贵族。据此，中国和苏联一样已开始步我们的后尘，但前进的路途仍十分漫长。
如果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社会组织及政治，比我们这些局外人公认得更为复杂。这一观点，同毛的正统哲学相吻合。毛的哲学认为，苏联已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而中国仍保持着共产主义的风貌，且能避免资本主义的邪恶，包括美国式的个性主义。
从这两种观点来看，中国正在建立一种新的模式，在如何运用科学技术为现代生活服务的难题上，得出新的解决方案。例如，由于人口众多，不可能大量生产小汽车供个人消费，这样，中国就避免了汽车文明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社会集团不会轻易瓦解，而且在农村，农民有高度的道德约束力，这显示出一个民族能广泛吸收现代技术而又不致造成当地的社会混乱。
这种观点表明，中国之所以缺乏西方个性化政治表现形式，既有传统的原因，又有当今环境的影响。在中国，人们的生活是依照道德规定而不是《人权宣言》，因为人们更注重一般的道德常识，公众舆论和个人利益服从社会集体利益，而不看重通过诉诸法律来解决问题。虽然有组织的旅游业使人们与国际社会的接触日益增多，但中国人口稠密，足以使毛的这种生活方式在工业化进程中得以维持。鉴于中国的人口、资源和传统，中国人不得不创建一种全新的反个性主义的社会。他们从苏联人那里得到了许多经验，但没有任何国家能为其提供发展的模式。
但那些认为自身有较充分个人自由的西方各类学者，将继续在浩瀚的中国书的海洋里，寻找将来有可能在中国出现的个性主义的迹象。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一部庞大生产机器中尽职而可互换的零件吗？持不同政见者在社会中的作用如何？他们受到的限制有多大？持异议者是如何被处置的？
中国对劳改营中各类人的处置受到苏联的启发，但又的确是以中国方式而不是苏联方式发展起来的。一位法中混血儿在中国的劳改营中度过了7年贫困的生活，他知道如何适应营中生活，并于l964年法国承认中国后获释。他写了一部回忆录，记录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加多年的遭遇。
吉恩帕斯克利尼1926年出生于中国，父亲是法国军人，母亲是中国人。他从小和中国伙伴一起长大，相貌、谈吐都像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他在法国天主教会学校学会了法语和英语，并在中国持有法国居民护照。1945年至1948年，他先后在美国第五舰队宪兵部队和美陆军犯罪调查部中做一名民事专家。1953年，他在北京一个西方使馆中工作。1957年12 月，在反右运动中被逮捕。
他因犯罪活动被判处12年徒刑，在中国劳改营中以中文名字包若望度过了7年的劳改生活，成为几百万劳改大军中的一员。劳动改造不同于劳动教养。他于1964年戴高乐承认人民中国以后获释；随后，他第一次回到巴黎。他现在是巴黎一位受人尊敬的中文教师。
1969年，《生活》杂志驻巴黎记者鲁道夫卡尔明斯基在莫斯科机关工作两年后来到巴黎，听到帕斯克利尼令人震惊的故事。他们俩经过3年合作，写出《毛的囚犯》一书。不久，卡尔明斯基“发觉吉恩和我们写的书都不是反中国人，甚至也非反共产主义的（这真令我惊异不已）。坦率地说，他在劳改营中受到强制劳动，但他不得不敬慕中国人民强大的精神力量以及所遇到的大多数中国干部的正直与尽职”。
此书确实独特，也许不失为一部经典之作。像比尔辛顿1966年写的《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一样，书中将对话、人物性格和富有戏剧性的事件巧妙地穿插编织在一起，并创造性地把苏联的劳改营同中国的劳改营做了偏向于中国的比较。帕斯克利尼以冷峻的笔调，详细描述了对他的一次严厉审问，但这一事件是以言行绝对忠于革命为社会背景的。中国古代孔老夫子的学说认为，通过教育和引导，人可以日臻完善。因此，个人必须完全驯服并努力改造自己。
帕斯克利尼证实了研究者从与逃往香港的广东人的谈话中得到的印象，即在中国劳改营中很少形成“囚犯小集团”。在现代美国监狱及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中，强制的监牢生活在囚犯中造成一种非正式的次文化结构，这种次文化结构控制着囚犯并阻碍着他们的改过自新。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并不重视政治再教育，相反，那些刑事犯常被置于政治犯的管辖之下，这也许能促进生产，却收不到改造效果。
中国人则避免了这些弊端。帕斯克利尼说，中国对劳改营的管理十分有效，并能从中获益；中国人与苏联人不同，他们知道单靠强制并不能使犯人努力劳动。在帕斯克利尼服刑期间，中国的制度是用饥饿作为一种主要的惩戒，再加上互相监督、互相批评和自我鉴定作为自律手段。除劳动外，主要重点放在学习和自我改造上。对进过劳改营的上百万人来说，这种经历常常伴其一生，很少有人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大多数人在刑满后，就留在劳改营工厂做一名“自由工人”。他们能在严格的纪律下享有一些权利，因为这时他们已经是彻底改造好的具有生产能力的人了。
帕斯克利尼（包若望）被捕后，在一个审问中心关了15个月．由看守人员严密监视。12 名同室犯人经常互相鼓励，要改过自新，并感谢政府给了他们赎罪的机会。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但关键在于要绝对服从领导。
包曾被领进一间布满可怖刑具的审讯室，他起先大吃一惊，后来被告知，这是从国民党时代保留下来的一个博物馆。在他整个服刑过程中，肉体拷打是严令禁止的。监狱生活安排得非常充实，几乎常常占去整天的时间。囚犯们都低着头，不顾左右地一溜小跑。他们都严格按时做各种日常工作，包括按时像“一群佛教徒一样”盘腿坐在床上反省。一周内有5 天用来坦白、审问。每个人都要和审问者绞尽脑汁周旋一番。包共写了700 页的坦白材料。星期天政治学习，星期二打扫卫生，包括互相传递一只“指甲盒”。监狱工作人员每月收盒子，将指甲卖给中药店做药材。这笔钱可用来每四个月组织一场电影。在这个拘留中心的15个月中，包只“吃过一次米饭，从未吃过肉。被捕后6 个月，我的肚子凹了下去，由于身体和通铺接触，关节处开始出现特有的青紫块”。由于缺乏维生素，他开始掉发和脱发。“我们必须集体学习，互相监督，对得起政府”，墙上贴着这样的标语。学习中常穿插着斗争会，这是“中国人发明的一种文明的、由许多人甚至几千人对一个人的批斗，其中夹杂着威胁、侮辱和纯粹的肉体折磨。被斗人不能自卫，甚至连说明实情的权利也没有”。这种斗争会可以持续不断地开下去，直到被斗者表示悔悟。惟一的出路是培养一种革命热情，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充分坦白自己的一切。按规定，犯人在夏天每天要睡两小时午觉，“任何一个睁着眼的人，都会收到书面批评。如果批评次数多了，就要开斗争会。我们都很听话，像乖顺的孩子”。
审问结束后，包看到揭发控告他的档案材料。他发现各种各样的朋友、同事都写了批判材料，现在轮到他写批判别人的材料了。“我们要你改过自新，但你如果不向我们揭发与你有关的人，我们怎能判定你已真正走上了止路？批判别人是你赎罪的好办法。”
阻止犯人抱团的另一种方法，是让同室犯人根据每人提出的要求，自己决定每人的伙食定量。没人会帮助朋友吃好点，这样就避免不了互相批判、斗争。最后，包受到审判。“不用解释，问你，才许回答。我们已指定某某人为你辩护。”辩护律师做了简短的说明：“被告已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因此，不需要任何辩护。”等候宣判时，包被转到位于风景怡人的陶然亭公园附近的北京实验科学仪器设备厂。他在那里和其他犯人一起，把3 尺长2 尺宽的纸折三次，做成书本纸。晚上供12 个人睡觉的大床板，白天要拆掉做工作台。一开始，新到的犯人很难达到每天30 为张纸的定额，但平均定额是每人每天4500 张，而政府的要求是仪翔）张。每人的伙食定量根据劳动表现而定，新来的犯人每月31 斤，一天能完成3000张的每月41 斤。劳动时间为每天上午5 点至晚上7 点半。熟悉一段后，包每天能折3500 张了，但他的体重掉到只有l00斤。到他离开这个工厂时，指甲几乎掉光了，但每天能折1 万张纸。最后他被判处12年劳改。也许因为他是外国人，对他的宣判相当明确。在许多情况下，较短的刑期如10年徒刑，是不对本人宣布的，让他觉得是20年或无期徒刑。这样，当他被告知已刑满并成为自由工人时，虽然仍在劳改营，但会觉得自己的刑期显然缩短了，并对政府充满感激之情。
包在关押一年半后，才同妻子和几个孩子中的一个会见了6 分钟。囚犯会客前要被彻底搜查，衣服内衬要用剃须刀割开检查；会客时，必须隔着木栏大声交谈。但这也比“丢脸的会见”好，因为如果哪个犯人敢于顽抗，不服管教，管理人员就把他家里人找来对他进行斥责，劝告他努力改造自己的言行。
1958年至1959年，囚犯们也卷入了当时的运动。监管人员催促包写对自己服刑及所犯罪行的感受，包因此犯了一个错误。他十分认真地对待此事，并写到政府对他的关心是伪装的，政府需要的是犯人的劳役。很快，在这场政治改革运动的后期，这句话使他成了斗争的靶子。他被戴上手铐，关在一间只够他坐着而不能站立或躺下的4 尺见方、4 尺半高的禁闭室中。室内还有一只整天亮着的大灯泡。吃饭时，手由背铐改为前铐，使他不致于像狗一样抵食。但由于双手被铐，他对身上迅速滋生的虱子无能为力。
5 天后，他要求同公安部的人谈话，说政府欺骗了他。看守向他保证坦白有奖，要他把最坏的想法写在纸上。“我对政府和党十分信赖，于是我就这样做了。但我得到的是关禁闭。我哪里做错了？”这样，他被放出了禁闭室，因为“毛的指示十分注重其一贯性，并以此为骄傲”。
1959年9 月，包被转到北京第一监狱监禁，这是一所模范监狱。在那儿，“我被当成一个人来对待，因此我很吃惊”。监狱中的伙食质好量多，看守人员和蔼、人道。“也许这是一种巴甫洛夫式的管教方式……经历了二年痛苦的羞辱之后重新过上了像样的生活，这使他受到强烈的感化。”包第一次写下一份全面的思想汇报。在这所监狱中，同狱外一样，也要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犯了错误必须马上主动坦白，其他人必须立刻帮助犯错误的人，使他更快认识错误。只有在这一切都不见效时，才开斗争会和关禁闭。包在思想汇报中特意写道，对他的判决是非常宽大、公正的，并坦白说没有遵守监狱有关必须两个人一起活动的规定，有好几次都是一个人上厕所，学习时没按规定方式坐着；工作时间说了话。可糟糕的是，他不愿给那些同他要好的人打小报告，虽然实际上揭发别人“对双方都有好处，它能帮政府了解发生的事情，也能帮被告者认识自己的错误”。他最后发誓说，一切听从政府的指示。他知道此时只能明哲保身，“在我离开中国监狱之前，我一直这样写、这样想，一个老犯人告诉我：‘要想在监狱中生存，惟一的出路是坦白。而且把自己的罪过说得越深越好，……但千万不要暗示监狱领导或政府对你的罪过负有任何责任’。”
包被诊为染上结核病，在医院治疗了几个月。出院后，他到清河劳改农场干农活。当时，中国正处于营养不良的困难时期，狱中犯人的定量自然受到影响。包周围尽是些老人或病人，纪律相对松一些，规定较少，几乎没有卫兵。他是强劳力，负责处理猪粪，并学会了如何生存。在寒冷的夜晚，他依偎着猪取暖。
由于伙食不好，他从未看到犯人有性方面的问题：但有一天，劳改营中的理发师诱奸了一个弱智的年轻犯人。不出几小时，这个理发师就被带到群众大会上，受到批评、谴责，然后执行枪决。“我读到过在西方监狱有强奸的事发生，但在中国，这样的罪犯会被就地枪决。”
10 月中旬，包作为志愿者，长途跋涉到了地处中苏边境哈尔滨以东荒野上有名的兴凯湖农场。“在东北，一切都显得那么富足，看上去一点也不像监狱。”劳改营占了很大一片田野，有营房、了望塔和村落。“一切都井井有序，管理得当。”居民们把新来的犯人当普通人一样热烈欢迎。伙食是一流的，“这里的伙食定量标准由态度好坏而非劳动力强弱而定，在田里干了几天后，我为能来到这块荒野感到由衷的高兴”。不幸的是，有人意识到他是个外国人，在这敏感的边境地区不合适。因此，在这令人勃发朝气的环境中只做了短暂的停留，他便和其他几位华侨一起，被送回北京的清河农场。1960年秋末，寒冬将至，包此时仍在为温饱努力工作。劳动时间减为每天六小时。由于食品供给日益减缩，情况越来越令人绝望。劳改农场开始把纸浆混在食物中，起初这确能使馒头变大，并更能充饥，但不久全农场的人都得了“可能是医疗史上最为严重的集体便秘，因为纸浆粉末吸干了消化道中的水份……我不得不用手指从肛门里抠出一团团像锯末一样的干块”。后来农场又尝试食用沼泽中的浮游生物，实践证明，人体很难消化吸收这些东西。尽管如此，看守们还是在新年之际给犯人准备了米饭、肉和蔬菜。
到1961年，包的政治思想觉悟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他相信看守的话，尊敬大多数卫兵，深信即便政府不真正怜爱他们，至少在其能力范围内会尽力使他们在困难时期保持健康。在这半饥荒的岁月中，看守们让所有犯人参观厨房，表明他们和犯人一样靠吃甜薯粉加玉米秆为生，这消除了犯人中流传的谣言。“中国共产主义分子经常是很狂热的，但他们都非常坦率、正直。”作为一个外国人，包知道犯人中只有他有机会离开中国。因此，他尽量不触犯禁止搜取额外食物的规定。但他患了低血压，得了许多缺乏维生素的病症。这时，同室的人就教他去偷萝卜，或把别人丢弃的老菜叶拿来重新加工，以此来补充维生素。同室中有一人给了他一些散发着强烈氨臭味的玉米粉，这是那人从马粪中偷来的。1961年5 月，包得了痢疾和贫血，生命垂危，住进医院。他的同伴常给他送来一些特别食品（都是偷捡来的）。当他恢复健康、重新开始劳动时，这些同伴告诉池：“包，你是惟一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你总有一天会迈出这个大门。只有外国人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行。你是惟一一个以后能把这些情况跟外面讲的人。”夏天，他们又重新回到水稻田干活，可以捕到青蛙。“我们就地剥去蛙皮，然后生吃。先从嘴剥起，然后把蛙头连脊柱一起剥掉。”
一个寒冷的夜晚，包没有跑到200 米以外的公共厕所小便，而是对着墙角撒尿。“我还没撒完，屁股上就重重挨了一脚。回头一看，是看守。‘你不知道卫生规定吗？’他问道。看守是对的，可他踢了一个理论老手的屁股。‘我承认我错了，但我印象中记得，政府工作人员不许动手打犯人。我认为虐待犯人是不允许的。”' 看守承认了错误，并说将在下一次学习会上做自我批评。然后，看守把包带回牢房，让他写检查。包坦白说，他在墙上撒尿是“无视政府教诲，抵制改造，是暗中发泄对政府的不满。这就好像乘人不注意时，碎政府的脸。因此，我只能要求政府从重处罚我。”结果，他未受到处罚。
到了1963年，包在政治上的积极活跃使他当选为室长。“我带着一个真正改过自新的人的热情，想方设法为政府服务，帮助我的伙伴、朋友。”夏天，他曾为节省政府的皮鞋，光脚走路。但他最后还是坦白自己有坏念头：如果中国领事要求接触在印度牢营中的中国人（当时，中国正在这样做），那法国领事也应有办法接触到在中国的包。他知道有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可还是这样想了。他写道：“如果我对政府隐瞒这种想法，那我就是不诚实。”他思想改造得非常深刻，这也许是他在中法1994年建交后作为一个法国公民得以释放的原因。
其他一些外国人和曾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则未能得到像包一样深刻的改造。他记录了许多同类犯人的个人悲剧，海外背景使他们屡遭不幸。
总的来说，中国知识分子不可能完全放弃其个人主义。“同苏联一样，中国的意识形态十分轻视和不信任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总爱形成令人不快的自己的思想。”
此篇评论的是包若望（吉恩帕斯克利尼）、鲁道夫卡尔明斯墓所著《毛的囚犯：一个幸存者关于新中国监狱制度的报道》（纽约，考厄德，麦肯和乔贺根出版社，1973年），发表于1973年11月l 日的《纽约书评》，题为《中国的监狱》。
11 统治阶层支配的历史
我们常用自己的眼光看待不熟悉的外国文化。北京政府所用的一些词句，使我们对它更难理解。中国的政治文章不光有道德性，还常掺杂进一些对历史人物的影射，如秦始皇（公元前221年，他建立起统一的帝国，被视为一个残酷的暴君，但也可把他看成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人物），还有最近发明的马克思主义词汇，如“走资派”（指赞成用物质奖励促进生产的忠诚的党员；他本人并非资本家，但主张走物质发展的道路）。中国的民俗学与马克思主义对美国人来说都是异邦之物，我们在这两者间发现一些意义含混的词语，其威力显而易见，内容却令我们感到迷惑不解。既然中国的政治论争通常是间接和隐晦的，那么，这种迷惑也正说明了我们对中国政治的无知。
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先来看看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领导者，扮演着两个典型的历史角色。1911年清王朝解体时，中国的独裁政治已演化了2000多年，当时毛还是一所小学的尖子生。遗憾的是，我们对中国的研究很不深人，以致像这样一个世界最古老的统治机构，在今天仍未用政治科学的术语加以分析、研究——无疑，对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来说，中国的史料记载太浩繁、太难懂了。我们知道，中国的君主政治和科举制度一样都出自同一个政治传统。科举最早出现于唐朝，比查里曼在西方建立中央政权还早200年。再提早ll00年，中国已发明了官僚政治，那时，中国就着手创立中央集权统治极为复杂的政府机构。这一古老传统一直延续到2O 世纪，甚至仍控制着当今的中国政治。
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家都想抛开历史，使一切从头开始。但中国人在世界各民族中最有历史感，毛语录中充满了历史的引喻。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反帝、反封建。假设新的革命理想主导了人们的思想，而人类行为中有一半或2 / 3 （或90 % ? ）的行为是不自觉形成的，那么，这些行为如何适应环境的发展呢？毛对旧思想和旧习俗深恶痛绝，是可以理解的。
以执政期的长短为例，在1607年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有两个皇帝各自统治了60年（康熙皇帝，1662—1722年；乾隆皇帝，1736—1795年）。从1861 到1908年，慈禧太后掌权也达4O 多年。此后是毛泽东，他与慈禧太后在各个方面都截然对立，只是在执政时间之长这一点上一致。设想一下，如果罗斯福从1932年入主白宫一直呆到现在，会是什么情景。毛泽东从1935年——有人说是从1927年起就开始领导中国革命。这可以说明，中国人愿意接受一个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而不是法律的至高无上。
毛比历史上的所有皇帝更具创造力，这成为智慧和政策的源泉，但他反官僚，神秘莫测，甚至在销声匿迹几个月之后，又闪电般地出现。中国政治能没有这样一个人物吗？只有具有天子性格的人才能两度罢免第二号人物（1967年，是刘少奇；1971年，是林彪），像皇帝撤换大臣一样，并把曾被撤职的第三号人物邓小平副总理官复原职，同时，自己总是稳坐头把交椅。
1911年以前，天子只处在一个占人口不足5 ％的由官员、上层学者和地主商人组成的贵族统治阶级之上。毛对旧的统治阶级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攻击，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解放者。他的独特地位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其历史根源。毛在北京的心脏天安门城楼上回顾了中国革命的历程，他所站立的位置和几百年前紫禁城内皇帝登基的太和殿处在同一个中轴线上。站在这里攻击中国陈腐的过去，最具有历史意义。
可以认为，作为1935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和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所显露的许多品质都是由中国传统精神和习惯做法而来的。我们不必从未做大量报道的毛对母亲的好感，或大肆渲染的他与父亲的对立中，寻求他行为的秘密。实际上，在他成为中国最高领袖之后，就被深埋在中国人思想和行为中的、几千年的传统观念支配了。
中国的皇帝是高于一切的天子，他只遵从先祖、政体和孔教的遗训，不易为任何人控制。皇帝是选任官员的最后决定者；选拔时，他必须权衡能力和忠诚，或根据手下官员的表现决定其命运。他的行为代表着王朝的利益，不受规则约束，因此，他就是法律。他变幻无常，高深莫测，冷酷无情，官员们莫名其妙地被免职（有时反因为干得太好，引起了皇帝的嫉妒）。越居高官显位，就越祸福难测，也许今天还在行使权力，明天就铐镣加身，发配充军。这种帝王宠幸的不定性，是使官员们尽职尽力的一种手段。
例如，管理学家们惊奇地发现，清朝皇帝（1616—1911）在18 世纪初发明了一种绝密的“御览”情报系统。全国的官员向皇帝递交的奏折，只能由皇帝一人拆看；他写在折子上的批语，也只交给起奏者。因此，在西方官僚机构建立之先，清朝皇帝就已在其官员中安插了许多情报人员。
周恩来是个理想的大臣：1935年以来，他始终忠于毛，无私地忠于职守，管理灵活、务实，具有一种感染、影响中国人民大众和外国人的特殊魅力。只有具备周公那种才智的人（大约3000年前，周公全心全意扶植一个小皇帝治理国家），才能毫无争议地稳坐新中国总理宝座达1 / 4 世纪之久。周恩来成功地避免了做第二号人物，并能自始至终地调和矛盾，达到妥协，脚踏实地，使政府的管理职能得以发挥。当然，做到这些的关键是他从不冒犯最高权威，并能把他从偏激中拯救过来。当毛的运动把政府机构搞得支离破碎时，他又能把它们重新组织起来。最后，周成为反对激进派的温和派领袖，这说明周也无法阻止毛领导机构的衰弱。毛、周都握有实权，两人组成了联合阵线。这段历史表明，周对毛、周联合阵线，做出了巨大贡献。
两位领导人都是致力于摧毁旧秩序、创造新制度的一代革命新人，这并不能使他们从中国旧传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整个中国革命都是在与传统做斗争，但当革命者之间出现意见分歧时，又都以传统来反击对方。这种历史的延续不摒弃近期的新发明，例如，现在认为，人能在新的环境中得到完善，并信奉行为主义的浅显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传统似乎并没有支配现在——对美国人来说，这很难理解。正如句子结构比内容相对稳定一样，尽管观念、政策被彻底颠倒了，中国人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将得以延续。例如，孔教和谐的理想被毛从西方引进的斗争观念所取代，但这两种思想都成为官方的正统理论，是庞大的中国政府所必不可少的。在研究近十年来“两条路线斗争”时，我们首先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及其革命中看到一种共有的现象。一方面，科学技术在工业化或更广泛地讲在运用科技解决现代问题的过程中得以稳步发展；另一方面，革命热情在不断高涨。人们把斗争看成一场反对邪恶的旧秩序的道德运动，新闻界喜欢将温和派称为“实用主义者”。对我们来说，这些人似乎比“激进分子”及其抽象的理论术语更易于接受。总之，我们能够理解那些发展技术的人，尽管他们有着社会主义者对自由联合企业的憎恶。邓小平主张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而那些激进分子则运用一种近乎疯狂的语言，只关心夺权，阻碍经济发展。
然而，我们有把丹麦王子置于革命的《哈姆雷特》之外的危险，因为中国进行的是社会的也是经济的革命，其社会目标是推翻旧的统治阶级。研究中国革命，必先回顾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在很早以前就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儿乎垄断全国文化阶层、宫僚政权和巨大财富的统治阶级，而其人数不足全国人口的5 ％或10 ％。这个统治阶级成分之庞杂和从大众中选拔贤才、维持自身地位及传统的能力，在世界社会史中首屈一指。中国的统治阶级谱写了中国的历史，因此，只能透过中国统治阶级考察中国历史。所以，史料中很难见到有关中国庞大农业人口的记载，尽管他们辛勤耕耘，忍饥挨饿或揭竿而起，但他们总是受一小部分脑力劳动者的控制和引导。
到了20 世纪，旧的统治阶级已逐渐瓦解，因此革命的一个基本目标是消除达官贵人的特权，把文化知识、能动性和参与政治的权利传播给普通百姓。从广义上看，这确实是一场民主革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进行这场革命的过程中，新生的公民还是产生了传统的，要求提高地位、享受更多特权和跻身上流社会的欲望。事实上，旧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已渗人到大众的头脑中，跻身上流社会在人们心目中仍是奋斗目标。因此，今天的人很容易被地位和特权诱惑。毛在革命中所要消除的东西，在那些领导这场革命的领导人身上似乎又重现了。这也说明为什么毛认为必须发动一系列的革命，来消除传统的弊端。我们非常同情这位老人，他在6O 年代发现在新的官僚机构中又出现了特权。我们也很欣赏他的政治手腕：发动那些十几岁的红卫兵，出奇不意地攻击派系总部，帮他清除异己——莫斯科至今仍对这场运动感到不可思议。
然而，我们必须记住，毛的革命理想在美国人看来并不民主，国家对人民的控制仍过于严格。毛泽东主义者很巧妙地利用宣传媒介，攻击“走资派”和其他牛鬼蛇神。但毛泽东主义者自身有何怨言呢？
在此，美国观察家又一次被中国的传统迷惑了。在中国，人们总是把不合时宜的政策与道德败坏等同起来。对中国政治的这一特征，从未有满意的解释。它似乎源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行为表现性格，言必表现于行。这种传统思想一经成立，人们就不能像西方人那样，把政策与道德区分开来，相反，政策是官员行为的组成部分。一旦其政策为人厌恶，其道德品质也就受人怀疑了。这种观点产生的结果是，不可能有“忠诚的反对意见”，因为一个人反对另一个人的政策，就是反对他本人。因此，他们不像英美人那样，把对元首的忠诚和对元首现行政策的不满区分开。
我们在当代中国看到一个更令人惊异的现象——揭发当权者的恶劣品行。这使人想起帝王时代的监察宫——很久以前，他们就有权弹勃、劝诫官员注意言行。这些监察官受传统道德经典的教育，认为孔夫子的伦理道德至高无上，对其他任何有悖于此的世俗或自私的言行加以批驳。直到19 世纪七八十年代，沙文主义的官员们还在劝告皇帝反对与外国人接触，特别是不要同法国妥协，当时，中法正在印度支那边境上交战。中国政治学中把这种职能称为“清议”。它类似于我们政治舞台上喧嚣的崇尚美国或反共运动，并兼有古老福音传道的地狱之火。“清议”者把自己置于无可指摘的理论权威的地位，且不负任何责任。面对这类批评家，没有人能取胜。另一方面，皇帝又偏信谗言，并把这做为惩罚官吏或重新组阁的依据。
中国两条不同政治路线的斗争以及代表两种路线的阵营，是我们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无法相比的。中国两派力量的对比极为鲜明，一方主张发展经济，一方主张改造社会；一方是要完成人类使命的管理人员，一方是追求意识形态中完美准则的理论家。管理人员总体上握有军政大权，而理论家们则操纵着宣传工具。因此，我们看不到权力的平衡；激进分子显然在宣传上占了上风，却很少付诸行动。
所有试图了解中国政治的努力，都因一基本过失而屡遭挫折：我们总是以自己的经验来看待中国的政治。我们必须牢记一点，中国行政管理人员和思想理论家所追求的目标，和我们美国人所追求的迥然不同。例如，我们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没有在农村过联系紧密的集体生活的传统。我们从来也没有把一个国家高层次的文化知识生活，交给一小部分人来管理。
在毛主席和周总理时代，主席为使社会变革，发动了周期性的运动，总理行使着管理的职能。这种工作上多年的合作一直很成功，结果，毛泽东主席及其周围的人摆脱了另一方的束缚和制约。以前，伟大领袖可以统帅两条不同路线的人，只是偶尔侧重于推行一条路线，但后来毛完全站到了激进、喧嚣的派系一边。这使中国的形势恶化易变，但在政策上终归存在着两条路线，因为中国革命的两重性，即通过经济现代化强化国家，同时通过发动有利于民众的社会变革改变中国人的生活，决定了两种路线、政策的存在。事实上，革命的盛衰荣枯并没有使他们放弃目标。
在中国，中央政权特别是官僚统治阶层，依赖正统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这使中国革命特别容易出现起伏不定的局面。对于一个德治而不是法治的国家来说，主要祸患是随之而来的道德败坏和贪污腐化。但革命理想不会泯灭，中国有悠久的儒家改革的传统，而且不断地与官僚主义和特权做着不懈的斗争。中国历史成为中国革命的基础，因此，美国人要想了解中国革命，必先了解中国历史。
此篇评论的是《毛主席与人民对话：1956—1971年》（纽约：众神出版社，1974年），斯图尔特斯瑞姆编辑，约翰辛那瑞、泰云译，部分发表于1975年5 月1 日的《纽约书评》，其余部分发表在1976年9 月的《哈佛杂志》，题为《北京政治：一位西方向导》。
12 探究中国的个人主义
人权外交政策的一个缺点是，人权并非像人的正义感那样深入人心，因此，自命正确的革命者在苏联和中国垄断了人们的正义感来反对美国的说教。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曾怀着戒心接受过一点西方的人权思想，而北京的领导人则从没这样做过。在基督教和罗马法律告诉我们每人都有不死的灵魂和自由的权利之前，中国就已产生了特有的通过仁慈行为达到仁政的传统。孔夫子的道德观强调人的责任而非权利，并把它视为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粘合剂，个人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个贬义词。事实上，虽然世界共同信奉人权思想，但它却受到文化环境的制约。人权思想崇尚至高的法律和法律程序；而毛泽东主义者则不能容忍法律的存在，甚至蔑视法律的威严。他们赞扬毛的行为道德准则，把我们的民权视为巨大物质财富的政治表现形式，是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相一致的。因此，中国不需要这种思想。中国人的个人是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与国家和社会相关联的。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差异一直很感兴趣，两者像男人和女人之不同一样吸引人，只是这种区别更为复杂，不易明辨。中国人从美国的大街上和新闻媒介中看到许多反面例证，他们是否从中了解到一点我们的道德观念是很难确定的。中国人的群居历史比我们长，也许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物质生态学和个人的自律。佛教和孔教教会他们，社会不安定主要是由人的欲望引起，而这正是我们的消费广告、旅游业、健康事业和性工业所追求的。我们以个人主义的名义发挥自己的才干，可这正是富于集体精神的中国所要避免的。
然而，个人主义信仰是美国文化的核心，那些在中国未被文化冲击迷惑的美国人都想在中国寻求友谊，希望交流思想和看法，享受在中国特有的经历。而对中国新秩序的组织者来说，这种行为是资产阶级的，有颠覆和毒化人们思想的危险。正如在19 世纪卯年代，西方人争着试验看谁能在被赶出西藏之前离拉萨最近一样，现在到人民中国去的外国人，也争着看谁最能和一个中国人进行推心置腹的思想交流。
奥维尔谢尔参加了一个年龄在18—60 岁之间由20 人组成的美国旅游团，于1975年访问中国。他同旅游团一起参观了北京、延安、西安、湖南毛主席的故乡和上海，而且还在上海的工厂和山西大寨红旗生产队的农田里止干活。这次接触中国平民“大众”的活动，是辛顿家族（佛蒙特州卜特尼学院）组织的，长期以来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的一个立足点（比尔辛顿的《翻身》成为一部介绍4O年代中国土地改革的经典著作）。当时，谢尔35 岁，精通汉语，对历史已有所研究，并在越南等地当过两年记者。
在我1972年以来读过的大量与中国有关的书中，《人民共和国》是最好的著作之一，谢尔因此书在其美国同行中享有声誉。他并没有叙述在这次旅行中遇到的重大事件，而是着重描写了他与中国人的私下接触及山此而产生的感想。他在与中国人交流思想、寻求友谊时困难重重。首先，美国对中国人来说十分遥远，鲜为人知，因此，他们对美国都不感兴趣。更糟的是，中国人似乎对美国人所特有的注重个人选择、自我形象和个人经历的个性无动于衷。相反，中国人是集体主义者，好像急于趋同另一方，重集体轻个人，循规蹈矩不越雷池，总是从集体和政府领导的赞扬中而非从实现个人目标或其他个人的享受中得到满足。这种淡化自我和在集体中实现自我满足的观念，当然不是一时兴起的，而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强调孔教家庭集体主义的结果。现在，中国强调“为人民服务”。
西方记者很难理解这种缺乏个人主义的无私精神。谢尔指出，他那些香港同行，以故意夸大中国境内的污垢来掩饰其不纯洁的外部世界。例如，他们总是报道北京、上海那些专赚外国人钱的业余妓女，而事实上，从总体上看，中国几乎没有卖淫的。“中国的纯洁对那些生活在充满危机和竞争社会中的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我们只能把充满贪婪、淫欲、自私和自我满足的中国呈现在世界面前。”
谢尔在从宿舍到工厂的路上，遇到一位有一双明亮眼睛的漂亮姑娘韶枫（译音）。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公共场合单独在一起，往往被认为是约会。韶枫发觉白己处在了“一对一，小伙儿会姑娘”的情形中，就叫了一位女伴同行，这样她才感到自在。后来，在剧院里，韶枫无意间坐在谢尔旁边。谢尔想进一步与她交往，但与他同来的中国伙伴马上看出问题，跟他换了座。谢尔不禁想到，是否中国人“已学会了抵制性吸引，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却是以此为中心，并因此而流于世俗”。“美国人总是想方设法让中国人多谈论一些个人关系方面的问题。他们会对满座的公社干部和官员提问，并希望得到有关婚前性行为问题的答案。”谢尔认为，中国人回避性是“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不是性压抑”。他发现，“在两性关系上，人们很直率”, “他们没有时间，也不受鼓励去寻欢作乐。”
人们对国家政治问题和决策也采取同样的回避态度，他们所广泛讨论的只是那些已决定了的政策（过去，群众不许参政，现在，他们仍非常谨慎）。谢尔说，中国人情愿讨论那些“已解决的问题，而不愿议论正在议论中的问题”。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能成为新闻议题，只有那些定死了调子的，尤其是和党的路线相符的问题，才能放心大胆地讨论。这就像对老影片的情节了如指掌，却总看不到新奇之作出现。我们意识到，这些纸张、印刷术和书籍的发明者以及官员考核者，很早以前就学会了等待官方的既定教材，而不是口头上就时事随便发表不成熟的看法。谢尔总结说：“中国人谈论最多的恰恰是他们最难进行的。中国人大谈批判权威思想……但他们在权威面前却显得非常驯服，几乎不敢轻举妄动。”
谢尔在大寨的一家商店里，遇到一位“下放”劳动的果树专家黄先生。他很有头脑，谈吐风趣。谢尔和他交谈得很愉快，并要求再次安排与他交谈。那天晚上，他没去看电影，在家里写作，准备睡觉。突然，头顶上的灯亮了，一位负责干部告诉他，他与黄先生的会谈被取消了，并说，既然谢尔病了，第二天可呆在家里，不用出门。谢尔意识到，他太好问了，“总想单独活动，而没完全遵守规定好的日程安排”。
此篇评论的是奥维尔谢尔所著《在人民共和国》（纽约，蓝登书屋，1977 )，发表于1977年5 月12 日的《纽约书评》以及谢尔所著的另一部著作《警惕这些外国客人：中西冲突》（纽约，四角丛书出版社，1981年），发表于1981年4 月16 日的《纽约书评》。
13 江青：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
许多记者发现在中国大众身上有许多个性却很少有个人主义精神，而罗克西恩威特克在江青身上却同时发现了这两种品质。作为一个公认的汉学专家（曾在宾汉顿、斯坦佛、芝加哥和伯克利等大学从事研究），威特克为研究中国的妇女运动，于1972年7 月来到北京。江青把她看成女埃德加斯诺，花了6个小时向她叙述自己的经历。但威特克遇到了麻烦：那些记录稿只译了个开头，便没下文了。幸好，她与江青在广州做过一个星期马拉松式的交谈，并做了大量记录，拍了许多照片。在此后一年中，又得到一些有关江青的材料。中国官方告诫江青不要接受此次采访，可她仍坚持，并想让人为她写本传记，记录她30年代在上海舞台和电影界、40年代在延安，特别是6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
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写毛的英雄传奇时进展顺利，而威特克的传记则较为冗长，叙述也不明晰。《江青同志》是一本装潇精美、篇幅很长的著作，书中收有珍贵的照片，是一本有价值的编年史，并列有人名、专有术语和研究批注。在江青当政10年倒台后6 个月，《时代》周刊发表了该书简介。无论失望还是振奋，批评家们都不能否认此书的独到之处，但要确定其中的史料价值尚需一定时间。
首先，有关江青生涯的记录是一份不完整的政治文献，真实的成份只占江青隐秘经历中的一小部分。试想，“新政’，① 的历史依据，只是基于国会记录和哈罗特艾克斯片面的回忆录！江青的传记虽经过周恩来及其他一些人审阅，但它所记录的，显然只是个人的经历而不是就如何评价过去所做出的集体判断。书中未提及被江青清除的四人集团（周扬、田汉、夏衍和阳翰笙）, 他们在她之前垄断着文化界的大权。江青没有直接或间接谈论权势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未就她签署或立案的决定做任何评论。此书不像《赫鲁晓夫回忆录》那样根据谈话录音编写，而是在1972年将江青的口头叙说和回忆，通过翻译由罗克西恩威特克录音，然后由威特克结合自己的研究和理解编辑而成。录音里有两个声音，但把江青的话加上引号显然不恰当。作者只是把她记录的江青的话呈现在读者面前，并加以评论。因此，读者只能跟着作者的思维走。
① 指1933年罗斯福实行的新政——译注
江青成了反党叛徒，人们可以想见江青如何用秘密形式对北京的前领导人口诛笔伐。处在更为开放和多元世界，试图揭开中国政治之迷的美国人，无疑将感谢罗克西恩花费大量心血编写了江青的故事，尽管其可信度值得怀疑。
简言之，江青的早期生涯是在贫困艰辛中度过的，她想当女影星，后来参加了革命。1933年她19 岁时加人共产党。她并不了解这一组织，但她在上海从事着危险的共产主义地下工作。当时，她只是一个名叫李云鹤的女演员，后来，成为影星蓝萍。她说在1933年被国民党关押了8 个月（现在这成为她的一条罪证），后来经一个与基督教青年会有关系的外国人交涉才得以释放。
1937年8 月，她带着这一革命历史来到延安，取名江青（淡青色的大河）。毛泽东当时44 岁，很快对她发生兴趣，不久俩人就结婚了。江青丰富的城市经验弥补了毛由农村背景带来的不足。她在23 岁时就有了充分的女权主义思想，并且有足够的精力了解毛的农民生活方式。1947年至1948年内战期间，她一直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住在农民的茅舍中，还要经常夜行军，以牵制国民党军队。这段艰难困苦的岁月，使她的健康受到很大伤害（得过肺结核、癌症、肝肿大等）。50年代，她几乎一直病魔缠身，不得不先后四次到苏联治病疗养。她只是在50年代末，才以一个领导人的面目出现在党中央和历次运动的舞台上。
江青最终是以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倡导者踏人历史舞台的。她曾参与土地改革，1959年回到上海，并从1962年开始在表演艺术界抨击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残余。“她使主席相信，必须在文艺界确立无产阶级的绝对领导地位，以控制意识形态（她为此与毛争论了好几年）。”她认为中国的文化生活与经济和政体不同，尚未清除解放前的余孽。
江青试图建立革命的教育、艺术和文学的文化上层建筑的努力，起源于4O年代毛在延安所发动的思想改造运动的设想和方法。但如威特克指出的：“独裁的政治统治和独立的创造性之间的矛盾冲突，永远是不可调和的。在毛统治时期，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被简化为‘两条路线的斗争’：毛的正确路线……和与他对立的错误路线。”简言之，毛用政治上的思想改造来说明，“在认识上与他相左这一事实本身，即是对他个人的不忠”。这一逻辑同样为江青所用，她在30年代不为党的文化委员们所赏识，对此始终耿耿于怀。到60年代，她把他们都打成反革命，并取代了他们的位置（30年来，他们一直控制着文艺界）。
当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江青起草了关键性的文件，开始改革京剧，并很快公开露面，甚至发表讲话，成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军队的文化顾问，最后，在1966年成为引导整个运动的文革领导小组成员。1969年，她达到权力的顶峰——当上政治局委员，负责所有文化工作。她本人只有8年学历，其中包括5年小学。她使大学关闭了5年，停止了非官方书籍和电影的出版、发行，主持创作了8 部革命样板戏。这种人物形象黑白分明、男女主人公战胜敌人的模式化的样板戏统治了全国的舞台。英雄人物总是紧握双拳，意志坚定，双目炯炯有神，正气浩然。这种无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在1976年10 月即毛去世后一个月他的遗孀被捕以前，一直支配着整个文艺界。
如何评价江青在历史中的作用，取决于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外国对文化大革命的评论多持贬义。我们从照片上见过狂热的青年挥动着毛主席语录的小红宝书。毛动员这么多青少年红卫兵，为的是肃清党内官僚主义。但在这之后，几百万红卫兵被疏散到了农村。这些混乱最终有何收益呢？
我们美国人对毛发动的第二场革命迷惑不解，我想，这是由于我们对中国古代统治阶级传统的无知。在古代，一切组织形式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不幸的是，毛所追求的要把中国大众引人现代生活的那种平均主义，与鼓励由中央控制的大众交流技术恰好一致。革命所追求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条件的平等，并未减弱人民对最高权威的需要。因此，与过去儒家用孔夫子的教条管理约束老百姓相比，一党专政可以更为积极主动地操纵政治和群众。
共产党认为杰出人物产生于广大群众之中，江青赞同这种观点，认为到群众中去，与群众打成一片，赢得群众的信任并且领导群众，是革命者的最高职责。如毛月成兑：“只有虚心当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如果他自认为是群众的主人……群众就不需要他。”话虽如此，中国仍实行独裁政治，而且，这个管理8 亿中国人的庞杂的精英政府，近期内不会改观。从这一角度看，我们谁能说江青搞的模式化的样板戏在中国大众中不是有效的？我们仍然缺乏足够的材料，来全面评价江青当政的10年。
就目前而论，有个结论是明确的：一个被选出来用平均主义统治大众、维持现政权统治的杰出人物，不可能拥护外国资产阶级的民权信条。在我们敲响对华政策的人权之鼓以前，需要从文化差异中找出共性，并寻求共同的基础。对许多中国人而言，我们的自由大概更接近放纵。我们应该承认，双方都不能成为彼此的楷模。让我们共同来研究人类的生存问题吧。
此篇评论的是罗克西恩威特克的《江青同志》（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77年），发表于1977年5 月12 日《纽约书评》，题为《毛夫人与群众》。
14 1976年的危机起伏与“毛周时代”的结束
[1976年l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5日，受周保护的邓小平代总理被免去官职。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两年后，邓重新上台，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这一切说明了什么？]
中国的政治使我们迷惑不解，它同样也迷惑了中国人自己。代总理邓小平被免职就是一个例证。过去，皇帝仅仅为显龙威，可以今天罢免重臣，明天又让他官复原职。帝王政权是独断专行，反复无常的。为官者总是感到忐忑不安，官职越高，突然被罢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毛主席作为当时的最高领袖，继承了这种不可预知的帝王性格。
当然，中国政治也常因我们的无知而使我们感到神秘莫测。我们必须清楚，中文书面语比语音字母文字具有更大的威力。任何事一旦落实到书面，就会比仅凭口头表达严肃得多，因为文字及学识的魅力，给中文书面语增添了力量。在19 世纪，想发动一场反对某个不受欢迎的官员或胡作非为的传教士的运动，其方法是张贴布告，召集人们在指定的时间、地点集会，此后的事情就容易办了。今天的大字报和墙报，就是这一古老习俗的直接后裔。
我们必须以中国人的观点来看待毛泽东的逝世给中国人带来的创伤。不幸的是，中国深奥难懂的政治语言使人感到费解。首先，中国仍处于悠久历史的巨大阴影之中。1912年中国末代皇帝退位时，毛泽东已经是个青年人。1976年7 月，就在毛逝世前两个月，中国唐山发生强烈地震，这和一位天子的死是如此巧合。毛抱怨对他的个人迷信，但我怀疑他是否会避开它。在这样一个有2000年独裁历史的土地上，他又一次实行了如此长时间的统治，无疑给这个国家和社会留下阴影。中国长达10 天的悼念活动，使我们想起对罗斯福和肯尼迪的追悼活动：在那段凄渗的时间，连商业广告都停止了。中国因为没有商业广告，其电视、广播系统所受的干扰相比之下就少的多。要对此做进一步比较，还要看看我们因失去全国崇拜的领袖亚伯拉罕林肯而经历的悲哀。拯救了联邦的伟大解放者林肯，在美国当政只有4年，而统一中国的伟大舵手毛泽东，则在位达27年之久。除他之外，几乎再没什么最高层人士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另外，中国人更多地依赖道德品性和人际关系，而不是通过一定的程序来确立领袖。福特先生在北京永远也不会成为总统。他在华盛顿所做的一切证明，我们的宪法是以法律程序为依据，而孔教信仰者和毛的追随者对此不屑一顾，认为它有碍于真正的道德。因此，中国在更换领导人时显得比我们更脆弱，更不安全。天子只有死了才退位，周总理和毛主席亦是如此。
但为什么邓小平受到攻击？不同阶层有不同的回答。首先，人们认为他失去了他的保护者周恩来。邓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屈辱，是周把他从屈辱中解救出来。1 月8 日周恩来的逝世，对中国和我们来说都是一大损失。周在他去世前的25年中，一直是政府最高层决策人之一。周恩来年轻时到过日本，随后又到法国留学，而毛则从未出过“家”门。周曾多次代表中国出国访问，足迹遍及欧、亚、非很多国家。从更广义上看，周还是一位杰出的调解人，他不仅平息了一系列争吵，还在毛领导下保持着中间地位。
4O年来，毛、周关系的关键，是周对毛的忠诚。在外交领域，周恩来创建外交部，选派了大批驻外人员，除此之外，他总是避免出现党内派系。20年来，刘少奇的地位一直仅次于毛，在党内居第二位。刘对城市无产阶级组织和工人运动更有经验，而毛则擅长农民运动。刘在60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后，他“第二”的位置被当时的军队领袖林彪所取代，后来林彪神秘地死在了一起据称是刺杀毛的未遂行动中。当时，周一直稳坐第三把交椅，从未有任何争权夺利的迹象。可是，周1973年患癌症后，邓小平很快作为代总理，接替了他的位置。
邓受到以毛为后台并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家的激进分子的抨击，这并不难理解。毛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随着道德复兴与技术进步以及“红”与“专”之间冲突的激发而发展。这就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两重性。古代孔夫子的信条是：人是有理智的，人的行为可以因教导、规劝以及学习以往的榜样得到改进。结果，孔教的改革家们接连不断站出来谴责官僚阶层的腐化堕落，甚至进谏皇帝。他们常引经据典，很像那些用国旗裹身斥责亲共或亲外倾向的美国的“爱国市侩”① 。他们表现得非常正直，使官员们胆战心惊。
① 以爱国为幌子而谋私利的人。——译注
当革命来临时，这种思想意识上的异常正直，就能在中国获得意外的成功。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官僚传统继承人的今日官僚组成了党派和政府来完成现代职责，扩大生产，从而把中国从贫困落后中解救出来。但另一方面，道德更新是革命的本质，毛泽东主张用不断革命来更新中国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同时，他第二章毛的中国之内幕领导了整个运动。文化大革命是毛的创举，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成为文革的第二个目标。1973年，邓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对此毛的感情是复杂的。
从更深一层讲，美国观察家千万不要忘记，中国实际上仍是一个农业国，农民不关心政治；我们也不要忘记，由有文化、有身份的人组成统治阶级来管理中国的一切事物，是中国最为牢固的传统之一。总之，中国在唐朝就确立了科举制，而西欧在此几百年之后才有印刷的书籍，才开始寻求合格的官员，这意味着，毛泽东革命思想的核心“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建设农村，为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服务。建设国家和发展工业是一个完全不同、更合乎常规，对我们来说也更易理解的目标。但如果不惜一切代价发展工业，就会扼杀革命。因此，毛一直坚持中间偏左，并向那些掌握新闻媒介的激进分子提供攻击政府要员邓小平的机会。
当时，邓小平虽然被另一位代总理排挤掉，可还保留着在党内的基本地位和中央军委的最高领导权。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理解那些攻击邓小平的标语和报刊呢？要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必须看到，1976年，美国和中国都处在危机四伏的痛苦之中。这一年，我们先进行了30 次总统初选，而后两个政党相继开会，最后是全国大选。中国与我们不同，由于毛泽东是革命之父，他们所面临的危机更严重。周恩来先于毛逝世，无疑削弱了毛的势力。如果周恩来仍是国务院总理，尼克松会被再次（水门事件以后）邀请访问北京吗？尼克松的第二次访华，使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这正是尼克松创建的）更加紧密，这也正是中国人民所盼望的，同时也暗示他的继承者在履行1972年2 月签署的《上海公报》中的美国义务时表现迟缓。
毫无疑问，中国人知道这一切。毛主席似乎支持和宽恕了这位因违反宪法而被迫辞职的丢人总统的所作所为。我们只能认为，毛主席对这些原则问题表现得特别迟钝。简言之，尼克松先生冒犯了美国对人权及法律程序的信仰。在美国人眼里，他是一个不肖子，但毛择东似乎很少注意人权及法律程序。也许他曾极力为他以“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为基础而发出的邀请开脱，但这仍不能使他的形象在美国人眼中变得更加高大。
如果不是周恩来掌管中国的外交政策，毛泽东主席就会采取另外的方针，这一点我们不会感到奇怪。北京的政策本身就反映出工业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区别。现代工业革命无论在工业还是农业，都由于新技术、新知识、公共卫生、资金投入以及新型组织的出现而提高了生产能力，这在今日中国也是实用的。这是“实用主义者”和“温和主义者”们的研究领域，对他们似乎可以理解、认同（但事实上，他们坚决反对自由企业和个人主义）。中国的社会革命独具一格，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经验，它是一场针对中国最有历史传统的统治阶级的革命。这一包括孔教关于社会秩序的传统教义，以老少、男女、主仆之间自然形成的不平等地位为基础，注重杰出人物统治论。由少部分人组成的统治阶级创造出中国灿烂的文学和哲学，保护着艺术和商业，而且在靠农民养活的同时统治着当地和整个帝国的大小事务。1927年，毛泽东发表了一篇论述农民问题的异端报告，这实际上是革命的先导。从这时开始，攻击中国陈腐过时的社会结构，就一直是毛的使命。在1936年至1946年延安的ro年间，“解放”使农民获得自由，他们有了学文化和技术的愿望。延安初步培养出一批新的党的干部，他们发动群众投入到生产、战争和政治之中。1949年以后，大型的民众组织和全国性运动又造就了官僚和学者，并逐步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但毛泽东惊愕地发现，消灭旧统治阶级的残余还远远不够，杰出人物统治论的思想流毒仍弥漫在国家中。革命中新解放出来的农民，不仅具有欧洲式资本家的雏形，而且，其骨子里也有提高社会地位并最终成为新统治阶级的欲望。特权重新出现在共产党内部，并在中国传统的土壤里萌芽了。毛在1966年至1969年这一阶段的“文革”中，曾设法铲除这种特权。“五七干校”显示出中国的独特，它对美国人来说十分陌生。从图书馆馆员到政府工作人员等所有城市白领工人，在“五七干校”里像农民一样干着农活。从此，“阶级斗争”在中国社会历史中有了特殊的含义，“为人民服务”意味着不再有上层阶级的特权。
毛的最高指示使这个国家一直寻求克服的困难变得简单了。现在如此庞大的中国官场，继承了它所声称的对大众实行仁政的传统。在完善中国上层社会“把秩序引人帝国”的责任的过程中，毛作为一位圣人和导师，采用一种教导的方式，把人民大众引人政治生活，使他们走上自我发展的道路。像本世纪初梁启超那样的改革家很需要教育和培养那些对政治不敏感却又经常反叛的农民自治。孙中山把教育作为他政策的中心，毛泽东则把它用在其他方面，但他后来倡导的平均主义的秩序仍然由一些党内精英管理。来中国的旅游者都对中国强烈的等级观念感到惊异。现在中国的等级观念，仍然是社会秩序中不可少的一部分；他们也为党的干部把“为人民服务”这一独特的口号作为其义不容辞的职责而深感震惊。
总之，毛为人民所进行的革命，从一开始就不能由人民来领导，民主参政只能有组织地进行。毛是个伟大的鼓动者，他向人民宣传农民权利、妇女解放、公共福利、科学技术、自尊以及民族自豪。但宣传也是有代价的，要填平山谷就必须削平山峰，要改变整个民族的性格，就必须向人民灌输正统观念和大同思想，限制知识、压制个性。知识分子渴求书本，同时又惧怕教条主义的组织者。高等教育终止了5年，代之以技术培训。中国有些人争辩说，就是尖端技术需要时也可以进口，认为“纯科学”是没用的，他们只看重“实用”。很奇怪，这一现象很少有人研究。那些倡导道德品质（红）而反对物质技术（专）的人，让人想起19 世纪的儒家官员。在儒教帝国中，文人低毁西方的物质文明，主张由德高望重的人来掌权。那些用孔教教义打扮自己的狂热的保守派耽误了一代人向中国现代化迈进。我并不是说毛与19 世纪的那些人有什么直接关系（江青也不是慈禧太后），他们只是在形式上有相同之处。用绝对的道德标准肆意攻击对方，历来是中国人也是毛的习惯。在政治局内部矛盾冲突的背后，还有许多美国政治家们看不到的东西。
北京的路线斗争反映出北京的历史，同时也产生出两个难以决定的选择，即把毛反对的杰出人物统治论和特权的斗争进行到何种程度以及如何重视、培养必需的现代科技管理专家。“红与专”、政治道德标准与技术生产能力仍将是一对矛盾。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旁观者只能透过一层神秘的薄纱朦胧地感觉到。问题之一是神秘感本身，中央委员会像座城堡，一切行动不为人知；外国记者被当成间谍，他们为弄懂中国政策，被迫像中国人一样学习晦涩的词句和间接的厉史引喻。这种状态能持续多久？也许，还需很长时问。1860年，英法的枪炮使西方外交宫能长驻北京，此后17年，中国的外交官才被派驻欧洲各国首都。我们不能只靠自己去评价中国，但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如何评价毛泽东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他不是一般人物。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对待美国的。在19 世纪和20 世纪初，美国人在中国人发动的伟大革命中助过一臂之力，但在1949年革命胜利后，又反对这场革命。我们根本没必要与中国人在朝鲜开仗；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并准备开赴鸭绿江、征服北朝鲜之前，周恩来就警告我们，中国不会坐视紧邻中国东北工业基地的友好邻邦被公开的敌人占领。在朝鲜，我们造成中国伤亡100 万人。这之后，我们又对北越狂轰滥炸，多次入侵中国领空（这是对所有中国飞行员的污辱）。但毛忍受住了这一切，最后，他邀请我们战败的领导人访问北京，因为这时与苏联相比，我们对中国的威胁变小了。显然，他还会就国家大事与这个洋鬼子饮茶座谈。
在周恩来和成千上万人的支持帮助下，毛领导人民共和国走过了一段历史时期，现在这一时期已告结束。毛和他的一代已经成为过去，我们能对中国问题有更全面的了解吗？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同以往一样仍孜孜埋头于国内事务，我们只有突破语言和意识形态的障碍，自己努力了解中国。毛、周是一对非常出色的搭档。如果我们既要承认北京对台湾的主权，又要保证台湾的稳定与自治，以保持同北京的正常关系，那就必须学习毛、周的深谋远虑、耐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然而，我们错失了良机。1949年以前，我们与中国接触很多，却没有把握住机会。中国革命领导人在掌权之前就已广泛接触了美国人和美国方式。周恩来与马歇尔将军谈判过。周的情报主任曾就读于上海教会学校，他的姐姐和罗斯福夫人一起工作过。中国派往联合国的第一个代表毕业于清华大学，该校是美国用清朝庚子赔款援建的。他在联合国的继承者曾就读于著名的美国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埃德加斯诺为毛写传记。当人民共和国在延安还处于酝酿中时，到那里去的美国人比苏联人还多。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正因为1949年以前美国对中国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共产主义革命才觉得必须清除这种影响，因而，美国人有一种“失去中国”的感觉。但从集中体现毛泽东思想的矛盾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尽管美国在中国的历史中站错了立场，但中国人了解了美国，并觉得可与美国重修前缘。后来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
现在，熟悉我们的一代中国人已经消逝。许多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中国教授和科学家，有的去世，有的退休，或正要退休。1946年马歇尔将军斡旋失败后，中美之间产生了隔阂。那些发动伟大革命并知道美国曾是反日同盟的中国人正在教育一代新人，使他们从教科书中得知，美国是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者，是被打败的轰炸越南的国家。1946年以前存在的中美友好关系消失了，其实我们本应利用这种友好关系，同北京建立更有建设意义的接触，但当时没有这样做。毛、周时代的结束，并没有使中美关系通向和平、发展的道路变得平坦。
此篇部分发表于1976年3 月26 日的《每日新闻》，其余选1976年10 月14 日《纽约书评》中的《论毛之死》。
第三章 正常化之路
冷战时期，美国对“共产主义”无论以何种形式在何时何地出现，都强烈反对。现在，美国对外部世界开始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对中国的看法也开始转变。
首先，中苏关系破裂是60年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它在70年代导致了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的三角平衡关系的构想。回顾以往，我们应对用如此长的时间才承认中国和北越出现的民族共产主义感到惊奇，我们关注的是“共产主义”的极端邪恶，并不相信它会在莫斯科的国际阵营中受到国际强权政治的危害。我们对60年代出现的中苏关系破裂熟视无睹，不予重视。赫鲁晓夫突然把成千上万的苏联工程师和顾问连同图纸一起撤出中国，世界上那些真正的共产主义信徒无不为此感到震惊；而不信仰共产主义的美国人，却只是猜想“共产主义者”又在玩弄什么新计谋愚弄他们。我们卷入越南战争是在1960年之后，当时，莫斯科和北京已公开互相攻击。我们卷入越战，声称是为了把越南从莫斯科伸向世界各地的触角下拯救出来。整整八年，我们试图阻止北越统一越南，以遏制共产主义中国向南扩张。但结果是1979年中国和越南成了兵戎相见的死对头，这一事实使60年代美国参与越战显得更为荒唐。
其次，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有些犹像和不情愿，毛领导的中国并不像冷战时期美国舆论宣传的那样在亚洲扩张。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从1962年中印边境的武装冲突中得出以上这一结论。
最后，60年代毛的闭关锁国政策显然未使中国有所收益；中国不得不对外开放，扩大与外界的交往。这意味着，美国在改变与台湾关系的前提下，可与中国重新建立正常关系。1972年，尼克松到北京，使美国与台湾的联盟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但继续保持台湾省的自治。1984年提出的“一国两制”显然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
15 重新评估中国的扩张性：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
美国遏制政策的主要依据，是北京的“扩张主义”。印度宣称，l962年10 月，中国突然袭击印度边防军，是没有理由的侵略。这无疑更加深了美国认为中国是“扩张主义者”的印象。内维尔马克斯韦尔仔细研究过中印边境冲突的材料，驳斥了作为遏制政策对象的中国正在进行扩张主义的观点。他指出，这是世界，尤其是印度的错觉，其次是美国人的错觉。他告诉了我们中国人处理边境争端——如果不是一般外交关系——的方法，并为中美关系的未来，特别是台湾问题，提出了可供思考的问题。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是一位澳大利亚人，曾就读麦克基尔和剑桥大学，在伦敦《泰晤士报》驻华盛顿办事处工作过三年，后于1959年作为《泰晤士报》驻南亚记者前往新德里，在新德里报道了中印边境争端以及尼赫鲁政府最后几年的情况。周游印度八年后他回到伦敦，在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著书立说。如他所说，在近期发生的国际冲突中，还没有比中印冲突“记录材料更全面……却又被如此广泛误解的”。像阿拉斯泰尔兰姆（《中印边境：边境争端的起源》和《麦克马洪线：印度、中国和西藏关系研究，1904—1914年》的作者）及其他英国研究学者一样，其丰富而全面的历史材料不仅源于亲身经历，还来自印度方面的保密材料。
即使马克斯韦尔没有北京方面的内幕材料，从印度方面的记录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在这场冲突中的表现，从一开始就显得符合情理、富于理智，而印度方面却越来越无理、不理智。尼赫鲁反复强调（l）为了和平事业，他愿与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举行会谈，但（2）他绝不就印度神圣的边境问题举行谈判。尼赫鲁对“会谈”和“谈判”的区分，使他深得世界同情，同时也避免向中国就边境问题提出实质性的解决方案。
中印边境问题为政治家施展才华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它不像今天的台湾问题那样充满火药味。2000年前中印两国人民在喜玛拉雅山脉两侧各自创造出灿烂的文明。但中国和印度各自成立共和国，推翻了帝国主义统治者以后，马上对以前帝国主义统治者设置的边界提出归属声明。
因此，1911年，当中华民国结束清王朝统治以后，马上声明拥有清朝的疆域，包括外蒙古和西藏。蒋介石也一直这样认为，只是当时中国没有能力使这些声明付诸实施。今天，中国人仍为外蒙古处在苏联的支持下保持独立而感到失意。印度在英国统治下从未把西藏变为保护国，使之成为世界公认的主权国家，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把它称为“中国西藏地区”时，从国际法中也找不到可以反对的理由。
中、印有争议的地段是东、西两端的边境。在东端，后来变得非常出名的麦克马洪线，其实不过是一个叫亨利麦克马洪的英国上尉在1914年划定的界线。中国对此从不承认。此线在阿萨姆平原以北140 英里的青藏高原，沿山脊向东延伸。在英国人撤走前十年，印度声明此线重新生效，并把边界哨位移到麦克马洪线以南的有争议地区。他们继承了这块占领来的土地。中印边境的西端更不明确，既未划定，也未撤销原划定的边界线。在印度的英国总督曾提出过三种不同的方案，这三种方案又演变出11 种不伺的计划。1954年，印度根据尼赫鲁的指示，采取早先英国总督提出的边界方案中最为激进的方案，声称对喀喇昆仑山以外直到昆仑山脉，包括阿克赛钦（AksaiChin ）或称“白石沙摸”在内的区域拥有主权，尽管印度巡逻兵从未向北深入到如此遥远的地方。印度发现中国在1956年至1957年间，已经修建了一条750 英里长的公路，由莎车( YarKand ）穿越阿克赛钦到喀托克（Cartok)，把西藏和新疆连接起来。① 西藏和中亚商人一直在利用这条惟一可以通汽车的公路。印度人或印度政府的代表从未到过这一地区，印度在1958年才对这一地区提出正式的主权声明。
① 指新藏公路。——译注
虽然这些问题悬而未决，但在50年代，建立在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的中印关系“亲如兄弟”。尼赫鲁是不结盟运动著名的政治家；印度同共产主义中国竞争，要引导亚洲的发展。两国的福利和发展都不依赖被上帝遗弃的喜玛拉雅山脉和昆仑山脉群山峻岭中的双方边界。它除了成为尼赫鲁和全印度爱国主义表现的焦点外，再也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当这一问题提出时，其最根本的战略意义在于，由于北坡较为平缓，中国能把公路修到声明的边界，而印度处于喜玛拉雅山脉陡峭的南侧，汽车开不到边界。
马克斯韦尔指出：“到1958年，帝国时代留下的中印边界两边的无人地带都被占领了，双方出于战略和实际的考虑，都把居民从这一地区撤走。”中国认为双方对边境问题有争议，但尚未明确划定，因此需要谈判解决。中国愿意将接受尚未承认的麦克马洪线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因为印度人已经在那儿了，而印度也应根据同一精神，接受中国对阿克赛钦的主权。这是中国一贯坚持的原则，它涉及不到神圣的祖国领土问题，因为在阿萨姆喜玛拉雅和喀喇昆仑山区，从未有中国人居住。问题的关键是，双方都必须作出让步。
但在印度方面，问题可没有这么简单。中国进驻西藏，镇压西藏暴乱分子，1959年达赖喇嘛逃往印度寻求政治避难，然后指控中国在西藏进行大屠杀……这使新德里的政治气氛变得异常燥热。对周恩来提出的谈判建议，尼赫鲁回绝说，印度的边境早已明确，不需要再举行谈判。周恩来建议，在举行边界谈判时，可以接受双方争议地区内的现状，但尼赫鲁玩弄辞令，同意维持“现状”，可中国必须回到修建阿克赛钦公路以前的“现状”，并从所有印度声明拥有主权的地区撤走。因此，尼赫鲁所谓的“现状”，实际上是指“现状前”。尼赫鲁对新德里反对党所提的意见置若罔闻，而且他的默武主义叫嚣愈演愈烈。不久，他就声称，在那些19 世纪英国总督提出的几乎为人忘却的、无效的边界方案中划归印度的领土，“从历史上看一直是印度的边疆”，而且“不用和任何人谈判”。中国确实想占有喜玛拉雅，它是“印度的皇冠”，是印度“文化、血液和叶脉”的一部分。中国“据傲无礼，炫耀武力，使我们只能默默忍受”。中国是想欺负印度，和中国谈判就意味着退却。
尼赫鲁进而声明，事实上边界早已确定，“现在的边界已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
这些强烈的辞令，不免有点自相矛盾。1959年8 月9 日，尼赫鲁说西部边界从未明确过，但到11 月，他声称“任何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会承认，印度这一具有传统和历史的边界，近2000年来一直与印度的文化和传统紧密相连，并已成为印度生活和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些华丽辞句的效用是使外界相信中国确实像西方世界认为的那样，极具侵略性。但最糟的是，印度总理自己也被蒙骗了，他把中国人出现在阿克赛钦看成是侵略，因而决定要采取行动。结果，他采取了“激进策略”，从1960年开始派印度巡逻队到中国占领的阿克赛钦地区建立流动哨，破坏中国人在该地区的正常活动。马克斯韦尔指出一个极为有趣的相似之处：印度对付中国人的策略，事实上与印度以前用以对付英国人的非暴力、消极抵抗和不合作主义的策略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印度这次不是市民的非暴力抵抗，而是派武装军队来实施。他们要迫使中国人退却，如果中国人动用武力，就会像英国人在印度一样引火烧身。
对那些印度军队中的职业将军来说，这一策略非常危险、荒唐。在中印边界东、西两端，中国方面有供给线，可用汽车为边界哨卡提供给养和增援部队。相反，印度军队新建的前沿哨卡，根本没有公路为其提供给养。所有供给，包括水，都得空投。那些在海拔14000英尺或15000英尺以上巡逻的部队，需要配备高原用具，但他们常常连防寒棉衣都没有。印度的巡逻兵只能披着毯子、背着弹药去巡逻。
面对气候条件的恶劣和逻辑上的荒谬，印度军队直到1961年底仍裹足不前。后来，尼赫鲁改用政治将领统帅军队，他的策略才得以贯彻。这些政界人物对军队毫无经验可言，印度军界指挥权的政治化，使本已处于劣势的印军，在指挥上更显得无能和愚蠢。
1962年，印度实施激进政策，加速了印度的最终失败。印度在其声明的边界上设立哨位，双方军队严阵以待，形势十分紧张。印度这时仍拒绝谈判。周恩来重申他的主张，建议通过谈判解决边境问题，在谈判期间，双方均后撤20 公里，直到外交官发表谈判声明。这些都被尼赫鲁政府拒绝。印方断言，它做出的单方面声明是不容谈判的，同时又向世界宣称，印度边防军正在抵抗中国的侵略。边界武装冲突开始出现，但中国一直忍让，没有反击，尽管中国军队的装备要比印度军队精良得多。
印度的政治家向那些将领保证中国人不会还击，并会被迫后撤。“当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新闻界看到，印度对其所认定的中国的侵略作寸土不让的勇敢斗争时，都在为印度呐喊助威。”
到1962年8 月，印度在中国前哨的枪口下，在中国声明的中国境内，建立了40 个哨卡，每个哨卡有12 名至40 名士兵把守。这些士兵只靠空投，孤立无助，成了“在新德里的尼赫鲁及其文武官员断言中国决不会反击的人质”。然而，尼赫鲁把印度用武力而不是通过谈判迫使中国撤退的危险的冒险行动，说成是印度清白的抵御行动，因此，若有任何让步的迹象，便会立刻遭到新德里官员们的反对。尼赫鲁使自己陷人绝境。印度派25 阅名身穿夏装的士兵，携带武器，跨过麦克马洪线以北的高原关卡，进玫山脊上修筑牢固的中国地堡，武装冲突由此暴发。许多印度将领都反对这种近乎自杀的行动，可那些政治将领握有指挥权。例如，从简易机场给海拔15500 英尺高的哨卡送给养，需要一个搬运工爬5 天大山，来回就是10 天。这样，他背送的东西除维持自己生存的食物，几乎剩不下什么别的。在麦克马洪线以外的2500 多名士兵中，只有二三百人有冬衣和帐篷，谁也没有斧子和挖掘工具，更不用说重武器和充足的弹药了。他们受命发动一场小规模的进攻，但10 月10日中国军队就把他们赶了回来。
中国军队反击印度军队在麦克马洪线以北的进攻，在新德里掀起了战争热潮，而且使新德里欣喜若狂。周恩来提出的双方都维持现状、举行谈判的建议，再次被斥为侵略。尼赫鲁说：“中国的建议意味着（印度）靠乞求一个狂妄自大、富有扩张主义的邻国的怜悯而谋求生存。”他开始接受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军事援助。马克斯韦尔说：“人们几乎忘记，印度军队实际已开始采取进攻性行动。印度政府拒绝了中国指出的和谈要求。”同时，中国军队击退印军后，开始修筑公路，支援前线阵地；而印度军队则分散在各个无防御设施的兵营里，仍然相信中国人不敢进攻。
11 月17 日，中国军队再次发动反击，并在3 天内击溃东、西边界上供给极差的印度军队。许多勇敢的印度士兵死在哨位上，几个月后，尸体都冰冻了。印度政治将领的行动像无头苍蝇一样，使印度军队遭到彻底失败。1962年11月21 日，中国单方面宣布停火，并在西端逐步撤到实际控制线以后20 公里处，在东端撤到麦克马洪线以北。这样，他们3年来一直提示的边界要求，得到了满足。
但印度政府一方面事实上接受了停火，一方面又公开反对谈判。它的激进政策失败了，损失了二三千印度士兵。但“不谈判”仍是印度的政策。“在边境冲突问题上，外界几乎一致认为是中国无故入侵印度，这更证明了人们对中国的印象，即北京遵循一种冒险的、沙文主义的外交政策。”中国赢得了战争，而印度底得了世界舆论。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描述了印度的无能，许多印度和国外的观察家通过对印度的研究，最后也得出类似的结论。马克斯韦尔描述中国人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得富有情理，与后来证明的没什么两样。中国的谈判者有很多谈判方式。周恩来愿意为阿克赛钦公路和麦克马洪线进行谈判，这和在朝鲜板门店谈判桌前时，中国军队毫不妥协的军事行动，形成鲜明的对照。
我们从中印事件中可以看出，中国处理中印边境问题和处理中美关系的方式截然不同。中国在与印度交界的边境上集结大量军队，在不能通过谈判合理解决边界问题时，便只有用武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但做得并不过分。而在台湾海峡，中国的军力不足以与美国第七舰队抗衡，因此，中国不能用武力实现对台湾的要求，而只能用强硬的措辞表达其强烈愿望，有时还不得不承认或谴责一些不合人意的状况。
把台湾作为边境争端，必须从两个不同方面加以分析。其一是在法律程序方面：“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成为国家的主人，拥有台湾的主权。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呢？美国支持台湾独立，在北京看来，这是继承了帝国主义时期的传统。我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台湾自1895年至1945年在日本控制下，一直和大陆分离，已达50年之久。1950年以后，台湾又处在美国海军的保护之下。
因此，消除旧的帝国主义残余，一直是北京的一项原则。我们可以注意到，北京要求重新就由英帝国遗留下来的麦克马洪线和中缅边界进行谈判，以便消除其帝国主义成分，尽管1960年中缅协定和l962年中印边境战争，都使中国接受了最初由英国人建议划定的边界线。至于台湾问题，一般人认为，中国只是在形式上让世界承认中国人的主权。北京和台湾都力争这一点，虽然双方仍在争执由谁统治整个中国，却都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其二是事实上的关系问题。很清楚，台湾作为一个海岛，60 多年来在政治上一直独立于大陆，这种状况也许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是因为除北京之外，还有许多方面对台湾感兴趣，其中包括台湾族的中国人，他们在1400万总人口中占1100 万之多，在数量上大大超过控制国民政府的大陆来的中国人。美国公众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也许都同情台湾中国人要求自治的要求。日本和美国在台湾有其战略和经济利益，可以预测，日本在台利益会与日俱增，而美国的在台利益会相对减弱。
如果台湾独立于中国大陆在将来能成为事实，那么，如何解决台湾自治和中国要求收复台湾的矛盾呢？如果有何解决办法的话，答案便在“自治”一词中。在中国词语中，自治一词的内涵很广，可以指中央政府对自治地区的各种不同程度的控制。
20年前，中国在与印度边境冲突中的表现表明，我们对中国法律和道义上的要求以及中国的实力，都必须予以重视；周恩来的谈判者们对实际要求很灵活，例如，他们能在谈判桌上接受帝国主义者划定的麦克马洪线，只要这不构成一种战略威胁。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只要台湾不再构成一种战略威胁，台湾自治只要不损害中国主权，在某种情形下，是会被接受、容忍的；但如果台湾在边境地区仍是一种军事威胁，中国仍会以猛烈、短促的边境战争方式来解决，只要中国自觉强大到足以这样做。简言之，中印边境冲突表明，中国的扩张主义是反击性的，并不是主动的或天生的，只要有人像尼赫鲁那样自寻事端，就会遇到麻烦。
此篇评论的是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所著《印度的中国战争》（伦敦，J凯普出版社，1970年；纽约，四角丛书出版社，197l年），发表于1971年4 月22 日的《纽约书评》，题为《是中国挑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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