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中国封建意识形态是一个有互补结构的系统，它高度的完备性就杜绝了摆脱正统意识形态结构的创造性的尝试，从而使它具有巨大的保守性。
也就是说，补结构对占主导地位的学说还是一道无形的防线和缓冲地带，有利于儒家的稳定，其道理是很明显的。如果某一占主导地位的学说没有补结构，那么当它出现外部不适应、内部不和谐的状态对，其信奉者又无现成的退身之路，那么怀疑者就会酝酿或接受一种新思想体系。如果有补结构存在，怀疑者和反对派就会陷进补结构中去消耗自己的学识精力，他们逃出了一种正统的意识形态的枷锁，却又掉进了非正统意识形态的陷阱。
被章太炎誉为"汉代一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是汉代官方哲学反对派的代表。他出身细族孤门，"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他说自己"未尝履墨涂，出儒门"。他用唯物论的元气说批判了"天人感应"论，他还批判了崇古非今的历史观以及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但如此有为的思想家王充，却是站在道家学说的立场上，去其消极因素，把"道法自然"转变为唯物主义的战斗武器。王充既不消极也不是"无为"，但他并没有用墨家或其他什么新的观点来批判汉代经学，而是被补结构吸了过去。这充分显示了补结构对官方哲学反对派的天然吸引力。
明末李贽可以说是反对儒家名教的激进分子，他极力提倡新道德。但他在晚年仍被补结构吸进去了，信奉禅宗，不能自拔。《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出家也是这样，他追求爱情，反对没落的封建道德，但缺乏新的理论武器，看破红尘后，只好遁入空门。
另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东汉末年及其灭亡后的情况。当时，繁琐沉闷的经学使儒家陷于困境，大量儒生既厌恶现实的腐败，又不满于儒学的迂腐虚伪。在儒学访后仰危机发生时，士子学人并没有去创新，而是绝大部分被补结构吸引进去了。当时，封建知识分子为了逃避现实和摆脱儒学，便重新崇尚黄老，发展了清淡玄学。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补结构这道防线，当儒学衰落时，那就为创立新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条件。一旦有补结构存在，它就会不断吸收官方哲学的反对派，并逐步兴盛，甚至一时占主导地位。占主导地位的补结构，却又为儒学在以后东山再起准备了条件。果然，两三百年后，儒学又居正统地位了。意识形态结构在数百年的时间里来了一个大振荡，又回到原有的结构。这和欧洲的情况不同。基督教是对古代罗马哲学和宗教的取代，人文主义又是对基督教的取代。这种取代关系，意味着进化。而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互补结构，则造成了一种互补振荡。魏晋玄学否定了儒学，新儒学又否定了佛老。儒学占主导地位时，道家是它的补结构。后来，二者的地位互易，但互补关系还存在。这种互补振荡，造成了意识形态结构的高度稳定性。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印度哲学中。我们知道，印度的意识形态结构长期陷于神秘主义，这和佛教与婆罗门教构成互补结构有关。在印度的思想史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互补振荡。两种理论体系形成互补结构以后，它不仅使占正统地位的理论体系更为稳定，而且具有消化外来文明的能力。这一点，可以从佛学对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结构的冲击过程得到说明。
8.7冲击、反刍和融合
我们先来回答本章开始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结构的冲击，远不如佛教大呢？
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的结构与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都不相同，儒家正统都要排斥它们。但是，佛教有一个特点，即它与儒家的补结构一道家有某些相通之处。而基督教、伊斯兰教就没有这一特点，所以很难传播。基督教传入中国一千多年，直到解放前影响也并不很大。有人对解放前河北省定县一带地区基督教传播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信教者中大多数是没有正常家庭生活的男女，如寡妇、鳏夫、没有子女的人。而对那些有正常家庭生活的人，基督教则缺乏吸引力。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儒家对其他意识形态的巨大排斥作用。但佛教的传入则是通过补结构这一中间环节，所以冲击力强，影响也大得多。
佛教在汉代传入之初，不少人把它看作一种神仙方术，影响并不大。随着老庄道家学说的兴起，清谈玄学风靡一时，佛教便借此迅速传播。佛教和道家有些地方很相似：道家讲"无为"。"超脱"尘世，佛学讲"性空"、"觉悟"，两者都迷醉于玄机妙理。有不少中国封建知识分子是以玄学为桥梁过渡到佛家境界中去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学大泛滥的年代，但那些有影响的宗派，如道安、慧远的般苦学说，僧肇的《不真空论》、《物不迁论》，以及竺道生的涅槃佛性说和顿悟说等等，无不打上道家玄学的烙印。道生的"一阐提人皆得成佛"（即贪欲成性、作恶多端的人都可以成佛），"本无"、"即色"、"心无"等理论，对于深明老庄之学的人来说是一点即通的道理。所以，魏晋玄学和印度佛学相互推波助澜，日益发展。到南北朝时期，佛教才摆脱玄学的势力，独立传播。
外来文化对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结构的冲击，是从补结构入手的。这就使补结构对融合外来文化起到一种颇为奇特的作用。补结构就好比牛的反刍胃一样，先把那不容易消化的东西吸收、贮存起来，创造一个咀嚼消化的中转站，经过这一过程，再求得与原先占正统地位的儒学的融合。回顾佛教从西汉传入，到魏晋南北朝的泛滥，再到隋唐时的中国化，直至来代与儒学的融合，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看作冲击、被补结构吸收，再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结构融合这三个阶段。
关于佛教对中国的冲击，我们已在第七章中进行了分析。被补结构吸收阶段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这一时期，儒学和佛教并没有实现融合，但佛教已和玄学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宗派；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生搬外来文化的法相宗却逐渐衰落了。尤其是禅宗影响更大。唐末，信佛的善男信女已超过了信奉道教的人数。唐宋道士杜光庭曾对当时的情况作了一个统计：唐以来宫观共一千九百余，道士有一百五千余人，不及佛教徒的二十分之一。不独是下层百姓信菩萨，就是知识分子中"居士"也日益增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柳宗元也称"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可见，佛教已成为官方哲学的反对派，尤其是禅宗已逐渐取代道家成为正统意识形态的补结构了。唐代官方反佛毁佛的斗争非常激烈。韩愈就主张运用政权的力量灭佛。李德裕任宰相时发动毁佛运动，一次拆寺庙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
由于唐代还处于补结构吸收外来宗教阶段，所以两种文化融合的成就主要是表现在文学艺术上。隋唐两代出现了很多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而大思想家和哲学家却很少。文学艺术的繁荣，反映了中国文化开始吸收了外来成果，在形象和感情上的融合获得了成功。但在理性上，儒学正统还在顽强地消化着外来文化。
补结构先吸收外来文化，对于意识形态结构的发展很重要。儒学直接消化佛教是困难的，但它的补结构道家象一个供反刍的胃那样，先把儒家不能消化的佛学吸进胃中反刍，使得佛学不至于因为不能很快地被儒家消化而排泄出去，也不至于不协调而引起混乱。佛学在道家这一补结构中获得了存身与发展之处，为儒家与佛教融合创造了条件。
隋唐第二阶段完成后，来临了儒学大发展。这就是宋代。这一阶段出了不少大思想家、哲学家，把中国儒学推向了理学新阶段。
宋以前，儒学体系的特点是其伦理行为结构及国家学说相当成熟完善，尤其是伦理行为结构，但世界观、方法论就显得比较薄弱，处于婢女的地位。董仲舒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把阴阳家的理论和迷信引入儒学，企图以"天人感应"来加强儒学世界观。但这种带有低级迷信色彩的办法终不能持久。东汉王充就开始批判它。佛学是一个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相当深刻和细致的宗教思想体系。儒学逐渐意识到必须吸收佛学在哲学上的深刻内容。宋明两代有一批杰出的哲学家相继崛起，完成了儒、佛、道的融合。
张载对佛学的批判已经显示出一条融合的道路，儒家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可以吸收佛、道的长处，建立在一元的基础上，行为和道德可以从世界观、方法论中推演出来。周敦颐、邵雍等人，"有意识地吸取佛教和道教中的关于宇宙万物起源的学说"。程颢、程颐二伯仲，明确提出理在气先，认定"万物皆是一理"，"有理而后有气"。朱熹则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正如任继愈指出的那样，"朱熹既直接继承了禅宗的思想，也继承了华严宗的思想"，华严宗的"一即一切"的神秘主义观点，禅宗的"一法遍含一切法"，和朱熹的"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精神是一致的。朱熹把儒学奠定在统一伯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上。作为一个反佛的儒学大师，朱熹不是象张载那样从唯物论的角度批佛学，而造成其理论体系不够内和谐。他对张载的理论来了个颠倒。他意识到佛学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不能与儒学有为的伦理行为结构相和谐。他说，"释氏只见得个皮壳，里面许多道理，他都不见。他皆以君臣父子为幻妄"，怎能把做人的封建关系忘掉呢？他巧妙地转向客观唯心主义，实现了理学体系的内和谐。
朱熹的深刻之处在于，把孔孟置于正宗，同时又把董仲舒阴阳五行观、王充对董仲舒的目的论的批判，把张载以及周敦颐、二程的观点，以及佛学高度一元化的哲学和道家的思辨精神，统统加以整理，小心而细致地构造出内容精深的新儒学体系。儒学世界观、方法论薄弱的短处被克服了，历史经过了一千年。万物起源皆出于理，理生气，气生万物，理又规定了儒家伦理道德的合理性。理学的出现大大巩固了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使佛、道等学说再也不会动摇它了。宋以后七百年间，理学一直被奉为正统，与宗法一体化结构十分适应，封建王朝的控制能力也增强了。
8．8理学的僵化与反僵化斗争
儒家学说发展成为理学达到了顶峰，同时也是它僵化的开始。所谓顶峰状态，就是高度的外适应与内和谐的实现，这也就使意识形态缺乏外在和内在的发展动力，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盲目崇拜对象。任何事物停止了发展，就意味着僵化，意味着日益脱离实际。它企图永久地束缚人们的思想，这就必然会引起人们对它的批判和反抗。因此，宋以后哲学思想派别的斗争。不再是以儒家和道家、佛学的斗争为主要形式了，道家和禅家已成为对理学无害的补充物，儒家内部的斗争日益激烈起来。正统意识形态和补结构的斗争，让位于其内部反僵化的斗争。意识形态结构僵化主要表现为：一，禁欲主义成为重要内容，在行为、伦理结构中引入僧侣主义；二，与现实日益脱节，沉醉于繁琐考据与自我修养之中；三，丧失了对不同思想和外来文化的容忍能力，实行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
一提到理学，人们马上会想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反人性的口号。理学之前，"仁"作为行为伦理结构的核心，虽然是一种有等级尊卑的爱，但"仁"是以人性为基础的，它强调不忍和将心比心，主张把爱心推己及人。虽然它也主张孝道和贞洁，但其禁欧主义的色彩并不很浓厚。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以后，已带有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二程说："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并明确声称："无人欲即皆天理"。朱熹继承了二程的"道心"即天理的思想，认为天理与人欲是对立的，"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鼓吹"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有学生以吃饭问题问天理与人欲之分，朱熹明确回答："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理学占正统地位后，我们很难再找到象李白、杜甫那样月下饮酒、舞剑吟诗的诗人了。禁欲主义象裹脚布紧紧缠裹妇女秀美的天足使之畸型那样，给中国人民穿上了紧身衣，扼杀了创造精神，并杀死了不少企图反判禁欲主义的男男女女。
宋明以后，哲学家在先有"理"还是先有"气"，"理"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哲学家们把同一体系中的概念之争看得格外重要，而经传训诂引证也显得非常要紧。同时，封建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变本加厉地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儒家丧失了开明的教育家的形象，成为顽固的道学先生。理学使人变成谨小慎微的君子，失去了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和自由探索精神。学风也为之一变，注经、训诂成为学问的价值标准。
正因为理学的僵化，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种历史现象：明清以前的科学家、发明家不少人是官方哲学的拥护者，有的本人是朝廷官员，如张衡、袓冲之、葛洪、孙思邈、郭守敬、沈括等。但明清以后的大科学家则不少来自民间，如李时珍、宋应星、徐霞客、王清任。这说明日益僵化的理学已经不能网罗那些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了。
实际上，封建大国的正统意识的僵化，正反映了超稳定系统的僵化。它表现为超稳定系统的两重调节机制减弱。仅《明实录》中记载的洪武年间的大大小小农民起义次数就有二、三百次。而明王朝崩溃以后，其修复机制也显然不那么灵了。这个历史任务是由满族贵族完成的。
宋以来，思想战线上反僵化的斗争代不乏人。比朱熹稍晚的叶适、陈亮就开始对理学进行批判。这一批判精神由罗钦顺、王廷相继承下来，到明末李贽那里形成一个高峰。明代大哲学家王守仁也曾激烈反对朱熹的"格物"和"知行关系"说。他尖锐地批评当时的学风是"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丧失了探索和创造精神。他还发表了一些反对崇拜旧权威和旧信条的言论。不过，玉守仁是企图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转变为主观唯心主义，想借此恢复儒家的创造精神。但这不能拯救僵化。
明末清初出了一大批反对僵化的思想家，如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戴震、李（王+恭）等。顾炎武认为皇帝的权力不是至高无上的，主张分天子之权。王夫之把理学作为一个唯心主义体系进行细致深入的批判。颜元则痛斥朱熹是"满口胡说"、"自欺欺世"，程朱是"孔门敌对"，"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他深感"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他深刻地指出理学的反佛老是表面的，它们具有内在统一性。他说："其辟佛老，皆所自犯不觉"，朱蕉的学术不过是"禅宗、训诂、文字、乡愿四者集成一种人"。
可见哲学上的反思派，已清醒地看到理学与它的补结构佛老特别是其中的禅宗之间内在的统一性。这是一种觉醒和进步。这个反思派打着复古的旗号，抬出了孔盂，在回到孔孟那里去的口号下，猛烈攻击着僵化、反动的理学体系。但是，改革派的理论尚不成熟。他们只能在儒学内部剖析它，抨击它，只知道是后人的修正使儒学走入僵化的歧途。他们并不理解，儒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从富有生命力的创造阶段到作为宗法一体化结构理论基础阶段，直至成功地完成与佛道的融合后的僵化阶段，在二千五百年间走过的是一条历史必然之路。回到创始人那里去，是任何反僵化的思想运动都采用的办法。在这种复古的口号下，隐含着对现状的不满和要求社会进步的意义。
8．9价值观反省
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结构是顺应着一体化发展的轨道完善起来的。儒家学说是超稳定系统的重要的子系统。它一方面是经济、政治结构的反映，另一方面又是实现宗法一体化的思想基础，对形成和稳固这种社会结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随着超稳定系统的发展而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形式：秦汉间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汰选；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体化结构出现障碍，儒学的统治地位的动摇和一度丧失，隋唐期间超稳定系统获得恢复和发展，儒学也吸收了外来文化创造出灿烂的成果；宋代儒、佛、道融合，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并日益僵化。意识形态的变化是为变化了的存在所决定的，并对不断变化着的存在发生着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封建意识形态是具有互补结构的一个完备的体系。前期是道家作为补结构，后期是佛教禅宗和道教。这种互补结构的存在，造成了中国文化思想史特有的重大现象，儒学靠补结构来维护自己的稳定性，补结构吸收反刍外来文化喂养儒学。儒学在两千余年间成为具有高度文明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基础。这份沉重而光辉的遗产，是好还是坏？是财富还是包袱呢？我们不能不为之反省。
也许可以这样说，在西方近代科学和资本主义文明诞生以前，儒家学说是人类思想体系最具有生命力的一个体系。比起光辉而相对短暂的古希腊文化来说，它悠久而强韧。比起中世纪宗教统治来说，它开明而更具有人性和民主色彩。在积极的现实主义精神支配下，它以实现有等级的仁爱为最高价值观念。创造了一套高度完善的道德伦理规范。它以理性的光辉抵御了宗教统治的愚昧和黑暗。儒家学说积极干预生活，提出并实践了自己的国家理论。更加令人惊叹的是，儒家强调和谐精神和调节作用，揭示人的思想、社会行为与自然应该是和谐的；人与人之间，家庭、国家、社会也应该是和谐的整体。这种立足于和谐并强调人的道德力量的学说，使我们民族成为古代最重视文化和教育的民族，两千余年间创造和维持了独特的文明体系。这一切，使得企图改变它的人们常常被它的悠久和成熟所慑服。比起它那漫长的历史来说，人们常常感慨自己生活的时代和自己的思索都太短太浅。
如果我们用科学精神去探讨这棵代表中华民族文明主体的精神之树，就会发现，儒家的成功，它的魅力，它的僵化，它的失败，都来自同一个核心，这就是它的伦理行为结构。确实，儒家成熟的仁爱思想和积极入世的现实主义精神，讲求和谐与实际的处事原则，都是成功的。但它本身却是先验的，不允许批判的，它是一个扼杀个性的保守主义体系。儒家的伦理核心是不允许人们怀疑的，它是圣人先贤的遗教。孔孟的"仁爱"、"仁政"，程朱的"天理"、"道心"，是人与禽兽的分界线。以君臣、父子为代表的等级尊卑，是实现"仁"与"仁政"的不容检验的出发点。正如基督教中的上帝那样，这个出发点是至高无上的。历史证明，只要我们承认某种理论学说和道德规范里有着不能检验的核心，那它迟早就会沦为迷信。
一百多年来，以儒家为主体的封建思想体系受到了批判。但是，这些批判只注意了儒家的封建内容，而没有触及它的结构。
今天，在我们清理儒家这份沉重而文宝贵的历史遗产时，不应该也不能仅仅着眼于对它的内容的批判了，而完全有必要与有可能清理儒家学说的结构。
第九章：社会结构与文明演化(一)
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个排他的、达成最后真理的体系；它只是一个探究人类发展过程的科学方法。
——梅林
9．1什么是社会结构
至此为止，我们一直是围绕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来展开研究的。人们自然会问：这种研究方法能不能推广呢？在人类六千年的文明史中，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是不是绝无仅有的特例呢？
我们认为，把本书中用于解剖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法推广到世界史研究中去，这是值得探究的。要把这种方法进行推广，就必须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①是不是可以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三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适应、相互调节的关系，来把握其他的社会结构？
③怎样用系统方法来研究大致相当的文明发展阶段上社会结构的多样性？
③其他类型的社会，是否也象中国封建宗法一体化结构那样不断异化出无组织力量，从而使自身调节能力不断减弱而造成归结构的瓦解？
④如果社会结构不是脆性的，而是柔性的，旧结构又没有修复机制，那么社会演化又将采取什么方式？
确实，这些问题都很重要，本章将进行一些探讨。
首先，我们从什么是社会结构这个问题入手。
社会结构这个概念，过去广泛被人们使用，特别是西方一些结构主义哲学家对其进行曲解，使得很多人对它的科学含义并不很清楚。
控制论在对某一类问题进行整体研究时，就将它称为系统，而把组成系统的要素及要素之间的关系（组织方式）称为系统结构。所谓结构分析，就是先确定系统由哪些基本要素组成，然后分析要素之间的某种稳定位联系和组织方式，从而从整体上把握系统行为。
这种分析方法在自然科学中早就运用，它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什么叫物质的分子结构？这里，分子就是系统，组成分子的原子是要素，分子结构就是原子间的相互关系和组织方式。水分子的结构，就是指水分子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要素）组成，氢原子和氢原子按一定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结构），（图26）。又如生态系统的结构，它包括组成这一系统的各要素——不同生物，及它们之间的食物链、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等关系。研究太阳系的结构，就是探讨太阳及九大行星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规律。数学中结构的概念更为清晰和严格，图形的结构是指点、线、面之间的关系，数的结构是指数与数之间的关系如函数、算法、运算等等。最著名的把握结构的数学方法是群论。对结构普遍意义的揭示，正是从近代数学开始的，它把结构分析法作为一种把握事物整体特征的一般方法，迅速引进各研究领域。
在掌握系统结构的概念时，必须注意两个条件。第一，这种关系是普遍存在并相对稳定的，它有一定的保持自身存在的调节能力；第二，这种关系把要素组成一个整体。这两个限制很重要，它构成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结构现和唯心主义结构观的根本区别。我们仍以水分子结构为例来说明。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是否随便排列都能形成稳定的水分子呢？不，只有两个氢原子相对氧原子排成104o40'夹角，并且氢、氧原子之间、保持1.1Ao距离时，水分子才是稳定的，才有保持这种结构的能力，并从整体上表现出水的物理和化学性质。氢、氢原子之间其他方式的排列，都不代表水分子结构。系统的结构并不是由研究者随心所欲地加以约定并与要素无关的。
其他系统也一样，都要满足于以上条件。我们可以借用这两个原则来分析社会结构。组成社会这个极为复杂的系统的要素是人和人创造的物质、精神产品。因此，社会结构就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己的文明创造物之间的某种确定性关系和组织方式。对于第一个限制条件来说，只有那些形成人与人、人与社会产品之间相对稳定并有一定调节能力保持自身相对稳定的关系，才是社会结构。在火车上或旅馆里一些人萍水相逢，又匆匆离开，这种关系是暂时的、不稳定的。这虽然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不是社会结构考察对象。第二个限制条件则要求我们去剖析那些把人组成社会的整体性关系网。一般来说，形成社会结构的普遍关系是家庭血缘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文化关系，以及发生这些关系的方式和媒介。
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而又千变万化、不断发展着的海洋，而社会结构则是社会生活海洋中相对稳定的岛屿。它只是在一定物质生产水平上人类把自己组织起来借以在其中生活、生产的文明框架。文明框架并不等于丰富的社会生活本身，但它表现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产品之间关系的主要形态，并具体表现为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思想文化传统等等，社会结构的研究，不是去诉诸全部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而只是着重探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组织方式及其演化。因此，这种研究必然采取大尺度鸟瞰式的特点。
举一个例子也许能更清楚地理解从社会结构角度来研究历史的含义。如果我们到北京西郊圆明园遗址去游玩，除了少数残留地面的遗迹外，我们几乎不能发现它和普通农村有什么区别。当年的楼台亭阁早已不见了，这里变成了农舍、藕塘、稻田和芦苇荡，群蛙在咯咯地叫着。但我们如果从飞机上鸟瞰圆明园遗址，就会大吃一惊。将当年圆明园设计者绘制的蓝图和飞机上拍下的遗址照片一对照，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两者的结构几乎是一样的，一百多年前的精心设计和布局历历在目。人们只要一看这幅照片，就可以断言它是一个辉煌的文明遗迹（图27、图28）。这是站在圆明园荒地上的观察者所不能获得的强烈感受。确实，圆明园可以给历史研究以一定的启示。历史是亿万人生活、生产、创造的洪流，具体的人物、事件和各种细节总是千变万化的。如果我们只限于细节或局部，或者只看到丰富而又具体的社会生活内容，那就容易局限于人类短期活动的产物。如中国封建社会地主经济、官僚政治、儒家正统，它们的具体内容在每一个朝代都是不同的，就是在同一朝代前期和后期也有极大的差异，而且因不同的地点、人、事和复杂的历史背景而呈现出惊人的丰富性和可变性。但是，如果从结构角度来把握中国封建社会，就可以发现秦汉以后中国历代王朝都具有宗位一体化结构，是一个具有双重调节机制的超稳定系统。它是我们民族两千余年间文明活动的轨道。
9．2宏观分析与建立模型
既然社会结构是指人与人之间、人与自己的创造物之间的关系，而人和物又数以亿万计，关系错综复杂、变化万端，那么如何去把握它呢？这时，控制论往往来用宏观分析的方法。把组成系统的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分成几个不同的类，把每一类要素及关系看作一个有着内部结构的子系统，而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就代表着不同类的要素及关系之间的联系。
生态学研究往往应用模型方法。生态系统的要素是不同的生物个体、物种以及环境。但是，生物个体数目成千上万，如果把每一个生物个体都看作一个子系统，那么生态结构将复杂得难以入手研究。这时，科学家就把系统有关的生物划为某几类，有相同关系的归为一类，并把个体间千变万化的关系也分类，定型化为一种物种和另一种的食物链关系、共生关系等。这样得到的宏观模型相对简单，但又可以反映生态结构的本质。我们对社会结构的分析，也借用这种宏观分析的方法。
社会关系网虽然错综复杂，但从宏观分析角度来看，可以分解为以下几张最主要的关系网。第一张是经济关系网。人必须赖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才能生存，所以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经济关系是一种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关系。它包括生产方式、劳动组织、货币、信用、交换、计划、超经济强制等等。第二张关系网是政治关系网。它包括人与人之间政治上的从属关系。虽然政治权力往往和统治阶级经济利益直接有关，但权力本身就是一种组织力量，国家组织、军队、司法机构等等是它的具体形式。第三张关系网是思想文化关系网。共同的语言、文化传统、习惯心理以及宗教、信仰、世界观把人们组成一个文化共同体。除此以外，还有家庭血缘关系。经济、政治、文化、血缘是把人与人之间联系起来的四张基本关系网。
如果把这四张关系网分层次的话，经济、政治、文化关系是同一层次的，家庭血缘关系是低一层次的。
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越追溯得远古，社会组织中血缘关系所占的比重就越大。随着社会的进化，血缘关系逐渐成为低一层次的关系，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所以我们在对社会结构进行宏观分析时，往往是利用1．8部分中图1所示的框图来表示结构。必须指出的是，这三个子系统中每一个都代表布及整个社会的某类关系网，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调节就是这三张关系网之间的联系。对于每个具体的人，他都同时隶属于这三张网。
还有一个问题，人与人所创造出来的某种内环境又怎样表示呢？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层物质文明外壳，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这层物质文明外壳也在加厚，它们是工厂建筑、耕地、工具、机械仪器、书刊报纸等等区别于自然物的文明创造物，反映着人类认识、改造和控制自然的能力以及社会生活发展水平。这个文明外壳又可以叫作人类生活的内环境，具有历史继承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那样："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因此，我们可以把物质文明外壳也看作一个子系统，人类通过这一子系统和自然界发生关系。
这样，我们分析社会结构时，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外面还有一层文明外壳（内环境），如图29所示。这个模型框图，是根据我们对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的理解，用宏观分析方法画出来的。
人类历史发展过程表明，物质文明外壳在一天一天地增厚的。它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加。它促使社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改变自己的存在方式，以适应它的发展。在古代，人类社会的某些阶段（如封建社会），生产力进步相对缓慢，物质文明结构变化并不十分显著。这样，我们往往可以把物质文明要素分类归入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结构，使分析得以简化。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研究，正是采用简化了的方法，并把重点放到社会结构内部的三个子系统中。但最，在近代社会生活中，或者研究人类文明大尺度转化，就不能不特别考虑物质文明结构的巨大影响。
如何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指导下应用控制论方法研究物质文明外壳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结构的关系以及它们演变的历史，是一个重要的、有待于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但由于本书论题的范围所限，不能进一步展开讨论。
9．3稳态结构及其适应性
我们把社会结构分为几个相互作用的子系统以后，怎样进一步分析它呢?一种情形是力图用单向因果的方法来研究它，如认为其他子系统完全是由经济结构决定的。这虽然也承认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但是由于缺乏精确的方法；所以在强调反作用时又常常引起混乱。控制论认为，对于一个互为因果的系统是不能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的。这一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十分明显。恩格斯明确提出过系统问题。他说；"我们所了解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系统，物体的一种总的联系"。
为了说明控制论方法的这个重要特点，我们分析由森林鹿和少见的鹿的捕食兽共存的生态系统作为例子（图30）。显然，这三个子系统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对于这种互为因果的系统，可不可以用单向的寻找终极原因的方法来研究呢？我们认为是不能的。1907年，美国开巴高原大约七十万亩的森林中，有大约四千只鹿和一定数量的狼、山狮等捕食兽。如果用单向因果关系来分析，那么显然，捕禽兽的存在是鹿的数量不能增加的原因。人们为了增加鹿的数量，以为只要消灭了捕食兽就行了。1924年，捕食兽几乎被杀绝。果然，在很短的时期内鹿的数量猛增到十万只。然而，结果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十万只鹿几乎把森林吃光，大批鹿饿死了。整个系统迅速趋于另一种结构；森林毁灭，鹿和捕食兽都近于灭绝。
可见，对于一个互为因果的系统，是不能将它们割裂开来寻找单向终极原因的。事实上，鹿、捕食兽、森林三者是互相依存的。它们各自的数量（或面积）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相互适应才能共存。在整体上说，不存在一个子系统的数量最终决定另一个子系统的数量的情形。相对稳定的适应态可以简单地描述如下：森林的生长速度要跟得上鹿群等消耗植物的速度；鹿被吃掉的数量和鹿的繁殖速度大致相同；捕食兽维持在鹿群刚好养活它们的水平上。这种相对平衡的状态，称为系统的稳态结构。离开这种稳态，整个系统就解体了。
当外来干扰不大时，系统内部存在的调节作用会自动趋向适应态。如鹿的数量超过了适应态所允许的范围，就会使得捕食兽因食物丰富而相应增殖。但捕食兽增多又反过来使鹿的数量减少。鹿的数量减少又使捕食兽自动减少。这样，通过复杂的互为因果关系，鹿和捕食兽的数量又都拉回到适应态。三者是通过相互制约保持各自稳定的。只要外来干扰没有大到这个系统内在的调节机制不可克服的程度，系统的稳态结构就不会打破。但是，如果人们大量枪杀捕食兽，就会造成原来稳态结构的破坏。但这一系统仍要趋向一个新的适应态，即森林面积很小，鹿很少，捕食兽很少的状态。这一状态三者的关系也是相互适应的。自然界大量存在的生态系统一般都有自己的稳态结构。
关于社会结构。情况要复杂得多。但在研究方法上却有共同之点。我们知道，社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制约、互为因果、互相适应的关系。控制论指出，不管这些系统的内容怎样千差万别，但它们都有如下四个特点：
（1）各子系统相互适应时，整个系统达到某种稳态，各子系统以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各自保持自身的稳定。我们不能把系统的稳态结构归结为某一子系统的稳定不变。
（2）稳态结构是一种动态模型。各个子系统完全适应只是理想状态。实际上子系统常常因内部变化、外部干扰等原因偏离适应态。但是，因为系统具有调节功能，一旦偏离发生，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调节的关系就会使它们重新趋向适应态。因此，系统的动态模型一方面包含丰富和多变的内容，但同时又承认某种稳态结构是一定时间内系统存在的主要状态，不稳定只是暂态。对于社会结构来说，这就意味着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生产水平下，社会都必须有某种稳态结构存在。社会长期处于不稳态就意味着瓦解。
（3）系统稳态结构的多样性。在上面举的那个生态系统的例子中，至少有两种适应态：一种是森林面积大、鹿多并有相当的捕食兽共存；另一种是森林大量破坏，鹿很少，捕食兽更少。控制论、系统论指出，对于复杂系统（一般称为非线性系统），适应态是多于一个的。在不同的适应态中各子系统相互作用方式不同，子系统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4）系统由一种稳态结构向另一种稳态结构演化的条件是：旧稳态结构瓦解，新稳态结构在旧稳态结构内已形成，并有力量取而代之。
读者如果回顾一下我们前八章的内容，就会发现我们的探讨中贯穿着这些原则。下面，我们就利用这些原则来分析社会结构及其演化的一般模式。
9．4社会结构的调节原理
把本书9．3部分（1）、（2）两条运用到对社会结构的分析中，就会得到一个重要结论：一个社会能否以某种稳态结构存在，取决于它内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之间的相互调节功能，即：任何一种经济结构，只有形成与它相适应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时，它才可能是稳定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也如此。如果这种调节能力丧失，那么社会的稳态结构就会瓦解，三个子系统都将不稳定。我们称此为社会结构的调节原理。
据我们理解，很明显，上述原理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原理。但是，有不少人片面理解这一基本原理，导致了经济决定论。恩格斯曾批评说："青年们有时过份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的确也引起过惊人的混乱……"。就拿中国封建社会来说，经济决定论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形态归结为是由地主经济决定的。当人们进一步追问地主经济出现的原因时，又可以追到农业生产水平以及牛耕和铁器生产工具的使用。这样，顺着单线往下追，就追到了某种与所论问题关系不那么密切的因素上去了。
这就好比把鹿的数量归为由捕食兽的数量终极决定那样，引起极大的混乱。我们认为，社会结构的调节原理可以避免这种混乱。
人们常把经济基础看作一定的政治、文化结构成长的土壤，这个比喻是很好的。只要用系统调节的观点来加以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就能得到科学的说明。
常识告诉人们，没有土壤就不会有森林。但反过来问。没有森林（和其他植被）会不会有土壤呢？作为一个局部来看，似乎是土壤先于森林的。但作为一个系统来看，森林的砍伐毁灭，就会使调节气候保持水土的调机制破坏，土壤也会流失。这里役有单纯的终极原因。有人会进一步说，虽然森林可以保持土壤的稳定，但毕竟土壤是先于森林而存在的决定因素。实际上，这也是一种错觉。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地球上土壤的起源，就可以发现土壤和植被（及其他生物）是相互调节、相互促进；同时起源、发展、演化的。
在地球还未形成生物圈以前，只有原始海洋和岩石，并没有土壤。近代对生物圈的研究证明，生物圈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生态系统进化过程，土壤和植被就是在相互作用中才各自形成的。首先经历苔藓期。苔藓的光合作用不断合成有机物，它的死亡和生长，使土壤层日益加厚。经过漫长的进化，直到形成盛林期。土壤肥力和厚度足以供给巨大森林的生长，而森林又保持土壤有机物的稳定并调节气候，达到生态学中所谓的顶极状态。所以，对系统进行整体研究时，系统内部的关系是相互调节、互为因果的，终极原因是没有意义的。
根据社会结构调节原理，一定的经济结构只有形成了与其相适应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时，它才是稳定的，才不会被历史的流水冲失。例如，在奴隶社会中，奴隶制度的经济结构必然造成奴隶主、自由民和奴隶之间利益的对抗，只有通过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调节，奴隶制经济结构才不会由于内部的对抗而解体。当然，具体的调节方式对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斯巴达是军事民主制，而雅典则是民主政治结构。它们都设计出一套制度来调节各种关系。在奴隶社会中，严禁出现债务奴的法律，自由民统一的宗教信仰、荣誉感对保持自由民的团结十分重要，而否认奴隶的人格，把他们视为会说话的工具，又为奴隶主对奴隶进行超经济强制提供了理论根据。同样，中国封建大一统的国家统治，必须依赖于有大量自耕农存在的地主经济结构。但没有国家调节力量就不可能维持大量自耕农的存在。
在魏晋南北朝的亚稳态结构一章中，我们已证明亚稳态结构三个子系统之间也是相互调节、相互适应的，只不过方式不一样而已。
欧洲的、日本的、印度的封建社会，其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也都存在着自己的相互调节方式，从而保持了稳定形态。基督教认为经商致富是一种罪恶，这种观念对保护自给自足的贵族庄园制经济起到调节作用。一直到十二、三世纪时，欧洲封建社会大多数商人为犹太人。如果没有贵族政治制度，领主经济也不会长期维持下去。甚至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调节和资本主义价值观都是保持其经济结构稳定的重要条件。我们在第六章中还提到，新社会形态的诸因素只有相互结合，形成一种相互调节的结构时，才能壮大发展，也是基于这一重要原理的。
理解这一原理并不困难。因为社会结构都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都是通过人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思想文化活动形成的。在每一个人身上，这几种活动都是基本统一，必须相互协调的。不可能想象在三种活动矛盾冲突很大时一个人怎样生活。社会结构调节原理，只是这种原理的普遍化而已。
9．5社会结构的多样性与结构组合
我们把9.3部分第（3）条运用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就可以得出社会结构适应方式多样性的结论。列宁早就强调过这一点。他指出："国家形式极其繁杂。在奴隶占有制时期，在当时最先进、最文明、最开化的国家内，例如在完全建立于奴隶制之上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已经有各种不同的国家形式。那时已经有君主制和共和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区别……"。这说明，在一定社会生产水平上，社会结构适应方式具有多样性，从而显示出结构形态的千差万别。
适应方式的多样性，是一切复杂系统最基本的特征。对于同样的环境，生物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适应它。在水中呼吸，鱼类通过鳃，蛙类用肺泡组织，而鲸鱼则依靠能够经受巨大压力并长期保存空气的肺。社会结构复杂得多，相适应的方式也更为丰富。
在世界史中，因子系统适应方式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社会结构的例子俯拾皆是。与古埃及奴隶村社制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政治结构，是宗教和法老权力的合一，意识形态结构是以阿蒙神为中心的多神教。与古印度奴隶制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政治结构是种姓制度、贵族和王权，意识形态结构是婆罗门教。在古罗马与其奴隶制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就有两种：共和制和帝国。适应方式不同，又可以造成子系统内部结构的不同。罗马共和国的经济结构不仅包含大量奴隶劳动，而且还存在不少自耕农经济。自耕农是罗马共和国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来源。这样，就必须调和贵族与自由民之间的冲突，以保证对奴隶们的统治，就必须用共和制的办法，并防土贵族把自由民自耕农变为债务奴。这种调节方式决定了政治结构取共和制形态，它保持自耕农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到罗马帝国时，经济结构中自耕农成份就相当少了，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大地产出现。罗马自由民的尚武精神也衰退了，国家的军事力量改为依靠职业雇佣兵。这样，它演变为皇帝加上由贵族和商人阶层中的人组成官僚阶层的帝国制。可见，罗马共和国制是与奴隶经济、自耕农经济相适应的，而罗马帝国是和大地产、商业的奴隶经济相适应的。这是两种不同的适应结构。
利用这一原理可以解释很多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知道，日本与西欧封建社会结构基本类似，但也有差别。同样是庄园制经济结构，西欧庄园的所有权与管理权是统一的，都属于封建领主，日本幕府时代土地所有权基本上属于幕府将军，而不属于庄园领主，地租占有者是"地头"，江户时代"大名"则是地租的直接占有者。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很明显，这是日本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正因为儒家"忠君"的伦理观念的调节作用，所以日本武士可以接受一种管理权与所有权不统一的封建制度。儒家观念和宗法关系的调节作用，使得这种管理权与所有权不统一的经济结构在日本封建社会中是稳定的。而在西欧，意识形态结构主要是保持对上帝的忠诚。这样也就出现"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现象，在欧洲管理权与所有权的统一才是稳定的。可见，欧洲和日本封建社会尽管比较类似，但两者的意识形态有差别，由于意识形态结构的调节作用，所以经济结构也出现了差别。
从已有的社会结构出发，来分析它们适应方式的多样性是容易的。控制论、系统论能否从理论上来分析可能出现的适应方式及其社会稳态结构呢？原则上说，这应该是可能的。这就是使用结构组合方法。
我们把问题分两步来考虑：第一步，考虑组成社会复杂系统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这三种最基本的子系统在社会演变过程中存在着多少种可能的结构，并将三者组合起来，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步，这些可能的结构组合中，哪些结构组合是稳态结构，是可以成为社会结构的。因为在一定历史时期，一个地区只有一种稳态结构为社会存在的主要方式。
以中国封建社会为例。秦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形态主要有两种，即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和分裂局面（分裂的政权形式又是多样的）；经济形式有两种，即有大量自耕农存在的地主经济结构和庄园制经济结构；意识形态结构则有儒家和道家。每个子系统中有两种不同的结构，共有三个子系统，那么存在着多少组合的可能性呢？它可以用排列组合求出：23=8。这八种结构组合中，只有我们在本书分析过的两种结构为稳态和亚稳态：地主经济、大一统的官僚政治、儒家正统，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形式，是超稳定的；另一种是持续了两三百年的魏晋南北朝的亚稳态，其结构组合形式是类似在园制的经济结构，玄学和佛教占上风的意识形态，分裂的政治局面。除了这两种结构组合外，还有两种组合方式也曾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但不是稳态结构，如汉初的社会结构（如图31所示），唐代灭亡后和五代十国社会结构（如图32所示）。这两种结构不能形成相互调节而保持稳定，所以是变化中的一种暂态，因此不能算作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它们很快就演化到稳态结构中去了。另外还有四种组合方式为：庄园经济十儒家正统十分裂；庄园经济十佛老学说十统一；庄园经济十儒家正统十统一；地主经济十佛老学说十分裂。这些组合形式更不稳定，其结构内部各子系统没有相互调节保持自身稳定的适应性，即使在历史上出现过，也只是更为短暂的一瞬，所以这些组合不能称为适应的多样性结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要知道结构组合的可能性，并知道子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我们就能从理论分析中求出有多少种不同的稳定结构。显然，上面的例子是过份简单化的。在世界文明史中，社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的每一个子系统可能的结构都决不只有两种，而是有许多种。而且我们没有考虑内环境的结构。如果用9．2部分图29来分析结构组合可能性，并把自然．环境也看作与社会相适应的子系统，这五个子系统分别有n1、n2、n3、n4、n5种结构，则结构组合共有n1Xn2Xn3Xn4Xn5种，由此可见结构组合是十分丰富而复杂的。在这许多组合中，哪些是稳定的？哪些不可能存在？这就要根据历史条件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控制论只提供方法，而不能代替历史研究。
第九章：社会结构与文明演化(二)
9．6无组织力量的增长破坏了系统的适应性
剖析社会结构适应性和多样性往往不能使人满足。人们更为感兴趣的问题是结构演化。社会某一种稳态结构怎样被破坏？新的稳态结构又怎样取而代之？
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分析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的增长是个不可遏制的趋势。正是这种无组织力量破坏了社会结构三个子系统的相互适应状态。这种分析是不是可以推广呢？对于不同社会结构来说，其内部的无组织力量是不同的。但是，是否可以提出如下重要假设呢？即无组织力量的增长是普遍存在的，它不断削弱社会结构子系统之间的适应性。
翻开人类六千年的文明史，我们可以深信，没有一种社会结构可以永远稳定地存在下去。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凡是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会灭亡。"不仅中国封建王朝的更替说明了这一点，古埃及王朝的周期性盛衰也证明了这一点。汉莫拉比曾在巴比仑建立伟大的帝国，然而不到三百年也衰落了。古罗马奴隶制超级大国在世界史中颇为突出，但也不可避免地灭亡了。当然，历史常常给人一种印象：很多帝国的灭亡是军事征服所致。但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它在被征服前已经走下坡路了。拜占庭帝国被土耳其人征服前一百多年就已衰落。蒙兀尔帝国在英帝国殖民主义者登上印度大陆前已处于四分五裂之中。汤因比很形象地作过一个比喻，它们在被征服时早已不是原来武功赫赫的战士，而只是一具满身被挂的尸体。为什么任何盛大的文明都会相继衰落呢？
在分析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时，历史研究者往往可以列举很多原因：农奴制的兴起；商业手工业发展受到限制；内战和剥削使人民不能忍受；基督教的传播；蛮族人侵；等等。但人们会问，为什么这些社会问题在罗马帝国强盛时不出现呢？实际上，罗马帝国后期的社会危机恰恰同是出于造成罗马帝国强盛和繁荣的那些制度和政策，危机是这-社会结构在调节中长期积累起来的结果。它和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中国封建王朝的盛衰有一致性。
我们在分析中国封建社会每个王朝化盛致衰的过程中发现；无组织力量增长不可抗拒可以归为两个原因。
第一，调节的积累效应。什么叫调节积累效应呢？实际上，任何调节机制都很复杂，它在执行调节功能时都必然给系统带来一些附加性变化，对系统产生微小的干扰。这种干扰是系统调节自身所带来的，因此，不可能被这种调节所克服，在调节过程中干扰就会积累起来，慢慢破坏系统的适应性。社会调节主要靠制度和政策，而任何制度和政策都会带来复杂的影响。人们在考虑制度和政策时，只能从它们最主要的效果着眼，而对于它们在一定时期内不那么明显的副作用和不良影响，则不可能过多顾及。只要副作用看来不大，就是可行的。但长此以往，这种不良影响就会积累起来。
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机构膨胀、腐败、正是调节积累效应的表现。调节积累效应在别种社会结构中也存在，只是形式不同。
罗马奴隶制大帝国为了保持经济的繁荣，不断把大量金币投入流通中，这种措施是保持商品经济繁荣的必要手段。从短期看来，这一调节是有效的。但它也造成了长远的危险，市场经济越来越依靠于金银矿的开采。一旦金银来源枯竭，整个流通领域就显得投有活力了。有的历史学家甚至把金银矿的枯竭看作罗马帝国经济衰落的原因。这一判断虽有些偏颇，但显然不失是调节积累效应之一例。罗马人信奉以朱比特为首的多神教，这对维持尚武精神是很有用的。它是罗马军团和政治制度的有效调节力量。但用武力建立罗马奴隶制超级大国后，罗马文明对贵族、自由民的尚武精神产生腐蚀作用，它使得理性主义和怀疑精神传播，导致尚武精神的衰落。军队战士不得不从蛮族中雇佣。征服的后果破坏了征服的武器，这也是调节积累效应。
苏末尔人最早开发了两河流域，创造出高度繁荣的两河流域文化。但他们并没有注意环境生态问题，致使两河流域的沙漠化盐碱化日益严重。今天西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石油的利用，建立了以石油为主要动力的经济系统，造成了所谓经济奇迹。但是，当石油枯竭而其他能源又不能及时顶替时，前景是不堪设想的。人类改造自然的行动也是一种调节行为，在短期内常常取得一项又一项成功，但其积累效应却是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它破坏人和环境的适应性，造成人和环境之间无组织力量的增长。
第二，调节器官区扩大。无组织力量作为调节机制异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任何调节机制都不可能是万能的，总有控制不到的盲区。随着调节的长期使用，这一盲区就会从小到大，不断扩张，最后失去控制。
举一个例子，说明为什么调节器盲区会不断扩张。使用农药杀虫是一种调节方法，但长期使用某种农药就会使农药的杀虫性能（调节能力）降低，昆虫就会产生有抗药性的变异。这些新变异的昆虫，就是原有农药不能完全控制的盲区。另外，没有使用农药前，一些数量很少的昆虫为害不明显。一旦使用农药，为害占主导地位的昆虫的大量死亡就会让出生存空间，有利于具有抗药性的昆虫大量增殖，构成另一种虫害。这两种情况都表明，调节语言区随着调节的使用不断扩大着。
对于社会结构的调节也具有类似的情形。中国封建社会如不实行宗法一体化调节，人身依附关系就会不断加强，就会出现贵族化而导致分裂。但实行一体化调节又不能不依靠封建地主知识分子。这些人多数就是土地兼并势力。他们一方面实行对社会的调节，另一方面又使调节器日益丧失功能。罗马共和国建立了护民官议制，宣布一系列法令，限制贵族特权以协调贵族与自由民的关系。这种调节控制对于防止自由民沦为债务奴是有效的，而对于自由民失去土地趋势却控制不住，最后出现一个越来越大的城市贫民阶层，奴隶制度发生危机。
在西欧封建社会里，贵族领主不仅是土地和农奴的占有者，而且是这个地区的法官、行政首领和武装保卫者。贵族政治是领主经济的调节器，但它也有盲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封建领主更愿意采用货币地租来代替实物地租。货币经济的发展会使领主们的"权利义务"观念日益淡漠，对地方治安也渐渐置于脑后。这一切发展下去，欧洲封建制度所固有的调节能力也就日益丧失了。
无组织力量不断增长使一个系统丧失调节能力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为什么任何生命个体都会老化死亡？生命是一个自我调节系统。但没有长生不老的生物个体。这正好说明无组织力量在系统内的增长是不可抗拒的。
我们把社会组织中无组织力量的不断增长必然破坏系统的适应性导致其瓦解，作为一个基本假设提出来，它是以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析为出发点的。我们认为，对于任何一种社会结构来说，它依靠自己的调节机制来维持社会结构的有序状态，但调节机制本身有自发趋于无序的趋势，调节作用的异化有破坏自身调节功能的趋势，这就是无组织力量增长的原因，它是社会稳态结构瓦解的内部动因。
9．7潜组织的成长及社会发展的四种模式
系统由一种稳态结构向另一种稳态结构演化，除了原有结构被无组织力量瓦解外，还需要代表新的结构的潜组织不断成长。下面，我们举一个生态演化的例子，来说明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和潜组织发展的关系。
在一个水源充足的相对孤立的池塘中，鱼、水草、池塘环境构成一个相互适应、相互调节的稳态结构。这一系统在维持结构稳定的调节中也会慢慢释放出无组织力量，如鱼的新陈代谢，水草的光合作用，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是生态结构在维持自身稳定的调节中释放出来的，它们不断沉积造成池塘的沼泽化，水越变越浅，使得鱼、水草不适应环境。这时，旧结构就要让位于蛙类和芦苇等沼泽带的生态结构。这就是生态结构的转化。原来蛙类和芦苇是池塘中的潜在结构，只是不占主导地位。随着旧结构被无组织力量瓦解，新结构适应性越来越大，最后终于取代旧结构而占主导地位。
这种分析方法能不能用来研究社会结构演化呢？粗一看，不可能。因为社会结构的演化不是自然界生态结构那种被动的演化。社会结构的变化必须考虑到人改造社会的行动。
确实，组成社会这一系统的要素和组成生态系统的要素有根本的不同。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人会自觉地改造社会。正因为人的行为有目的性，所以西方有一些史学家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能用来研究历史学。
这一理由表面上很有道理，但是，人的目的是从哪里来的呢？作为一种社会目的，把亿万人组织起来的目的，绝不可能是随心所欲产生的。从大尺度历史演变来看，人行动的目的性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保持现社会结构运转的目的性。社会中亿万人每天都在进行的有目的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它们是由社会需要向每个人提出的。人们通过达到这些目的，维系着社会结构的稳定，保持社会机器的运转。我们把它称为维系旧结构稳定的目的性。第二类是人改造社会的目的性，如思想家思考理想社会模式，经济学家进行经济改革，政治家企图改变体制等等。这是改变现社会结构，创造新结构的目的性。它又是怎么来的呢？显然也不可能由人头脑中凭空产生，它来自于旧社会结构的不适应性。也就是说，只有旧社会结构不适应时，才会激发人们去探讨旧社会结构是否合理，去创造新结构，否则这一类目的是不会产生的。因此，从短期看来，目的性几乎不能用结构演化来把握。但从大尺度研究来说，目的性必须从社会结构来把握。
我们所讲的社会结构调节原理，是结合人类第一类目的性而言的。而第一类短期目的性会释放出无组织力量破坏旧结构，使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出现，这时，第二类目的性就出现了。当社会改革方案实行，新社会结构建立，系统重新达到适应态时，第二类目的性就消失。因此，社会结构的演化也可以概括为旧结构被无组织力量瓦解，新的潜结构成长，取而代之的过程。但社会的容量比池塘大得多，在某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稳态结构中总存在着多种新结构的种子和萌芽。当旧结构适应性很强、调节能力很大时，新结构的种子和萌芽处于不明显的甚至是被压制的地位。一旦旧结构被无组织力量瓦解到一定程度、控制能力大大减弱时，新结构就会发展起来。最后取而代之。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在第六章中，我们已经讨论过西欧资本主义结构怎样由萌芽出现直到最后取代了封建旧结构。这种演化方式是带有普遍性的。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如此，奴隶制取代原始社会也是如此。潜组织成长的快慢、发育是否正常与旧结构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第六章中说明：由于宗法一体化结构是脆性的，对社会实行强控制，所以潜组织的萌芽成长十分困难。一般说来，一个社会结构脆性越大，控制得越严，潜组织壮大就越困难。另外，社会结构脆性大，它被无组织力量瓦解时，采取崩溃式的解体方式，这对潜结构取代旧结构也是极为不利的，往往造成玉石俱焚的后果。在柔性的社会里，新结构一部分一部分地取代旧结构，就比较顺利。
总之，我们把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及其演化的方法加以推广，就可得到分析社会结构演化的一般模式。
这种分析方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社会象一个巨大的容器，在存在一个统一组织的情况下，未来组织的萌芽就包含在其中。社会的未来是在各种发展着的潜组织和原有社会结构中进行选择的。它承认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进步趋势，同时也指出，历史遵循着一条法则：如果没有足以取代旧结构的新结构成熟，那就势必复旧。因为人们不可能没有社会而存在，历史不能在发展中消失，除非一个民族在动乱中灭亡。综上所述，社会结构的演化在外来干扰不大的情况下，取决于四个基本条件：
①原有社会结构中无组织力量增长的快慢。如果社会结构子系统之间相互适应、相互调节的关系不破坏，旧结构就可以保持下去。这时绝大多数人都自觉不自觉地维持着他们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希望在这种结构中不断改善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只有当无组织力量使旧社会结构处于极不适应但尚未解体的状态时，人们才会牢骚满腹，思考着改革或去接受新的社会结构。不同的社会结构，其内部无组织力量的具体内容、增长方式、增长速度都是不同的。
②旧结构中有没有代表新社会结构的潜组织，有几种潜组织，其生命力如何？更重要的是旧结构是否实行强控制。强控制的程度不同，潜结构发育的难易也不同。
③旧结构瓦解对，无组织力量能否被杀伤，有没有完善的修复机制使旧结构重建。
①旧结构解体是脆性还是柔性？瓦解时有哪几种潜结构成熟了？竞争条件使哪一种取而代之？
根据这些条件，我们可以提出四种最基本的演化模式。第一种：某种社会结构内部无组织力量增长十分缓慢，旧结构非常稳定，只要没有外来影响，就会长期保持下去。这种社会组织简单，规模相当小。人类在国家组织形成以前的社会结构，就属于这种静态停滞型的。静态停滞型不是指社会不发展，而是指它要经历数万、甚至数十万年的时间才能演化到新结构中去。
第二种：旧结构脆性很大，强控制十分厉害，潜组织成长极为困难。同时，社会被无组织力量（或其他力量）瓦解时，旧结构既没有自我修复的修复机制，新结构也不能出现，这时就会产生文明灭绝。人类早期文明曾有过不少灭绝型的。
第三种：旧结构有完善的修复机制，它有脆性与强控制协特点。其结构瓦解时能杀伤无组织力量，使旧结构再生。这种社会结构停滞性和周期性动乱同时出现，这就是超稳定系统。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是相当典型的一例。这种"崩溃-修复"型的演化模式，在其他社会形态中也存在。
第四种：旧结构是柔性的，当旧结构被无组织力量瓦解时，潜结构不断壮大发展，并在社会的柔性瓦解过程冲逐步取而代之，确立了新结构。西欧封建制向资本主义演化就是这样。我们称之为取代型。在演化中，旧结构瓦解后往往有着不止一种可以确立的新结构，因此，演化图是呈树状的。如罗马帝国崩溃后，西罗马帝国演化到西欧封住社会结构中去了，东罗马帝国则是另一种社会结构。
必须指出，这四种类型是在不同文明相互隔离不考虑它们的相互影响下导出的。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不同社会结构之间、不同文明类型之间的相互影响也越来越大。这里列举的四种类型，只不过是一种高度简化概括而已。
9．8静态型社会组织
用"静态型"这个词来描述数万年内保持较原始状态的社会结构，我们总觉得不够理想。因为，人们很容易对这个词发生误解。我们只不过是借用这个词来形容某种内部适应性特队强、无组织力量增长特别慢的社会组织。它长期保存着自己的适应态而不向另一种形态转化。
生物学中有些物种可以称为静态型的。它们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以至于数千万年甚至是上亿年间保存了原始形态。这些物种被人们称为"活化石"。现在已发现多种静态停滞型物种，如与蝎子和蜘蛛有亲缘关系的剑尾类，目前仍在澳洲和北美海岸上活动着。一亿五千万年以前的牡项，其形状和滋味与今天在饭店里出卖的几乎一样。而海豆芽更是有了四亿五千万年的历史。
进化论表明，虽然大多数物种和环境相适应，但这种适应总是相对的。环境的变化和其适应能力的减弱，就会导致其原有的适应方式的破坏，在变异中选择那种具有新的适应性的物种，造成物种进化。那些被称为活化石的生物，它们与环境的高度适应一直没有破坏。到目前为止，活化石怎样保持自己的巨大适应性的机制，还没有统一的说明。但原始的静态的结构是存在的。人类社会组织也有类似的情形。一般说来，社会组织越大、越复杂，内部调节层次就越多。与此相应，无组织力量也就增长得越快。也就是说，社会文明程度越高，否定旧结构、进化到新结构过程也就越迅速。这是社会进步呈加速度的原因。众所周知，人类已有三百万年左右的进化史，但真正称得上文明史的不过才数万年。其中，进入阶级社会不过几千年，而在这几千年里文明呈明显加速发展的趋势。如果我们考察那些人类早期的社会组织，即以血缘关系为主要组织方式的原始社会，就可以发现，它们内部分化很小，亲合力很强，无组织力量也增长很慢，它们和较大的社会组织发展相比，呈现出一种静态型。
公元1788年，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在澳洲居留时，这里的土著居民至少已居住了三万年。他们约有三十万人，处于原始的石器时代。这些土著居民被1688年、1698年两次抵澳的英国人威廉.丹皮尔称为"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因为"他们除具有人形以外，和野兽没有什么区别"。1770年在澳洲东海岸登陆的英国海军船长詹姆斯·库克则指出："他们生活于不受不平等条件干扰的宁静状态中：陆地和海洋自动供应了他们生活上必需的一切；他们不羡慕高楼大厦、家具等等；他们生活于温暖良好的气候中，享受非常新鲜的空气，因此，他们很少需要穿衣服"。这些描述，表明澳洲土著居民与他们生活环境的高度适应。
实际上，在史前社会任何部落内，无组织力量增长都相当慢。目前，我们还很难把握原始社会里无组织力量增长的形式及速度，但是可以肯定，当时生产力极为低下，社会组织也主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本书9．2部分图29曾分析的社会结构的适应性主要表现为血缘组织、内环境和自然界这三者的适应，因而无组织力量的增长主要表现在内环境结构与血缘组织内。这样，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当然很慢，因为它主要是通过生物学因素和环境变化而积累起来的。只有当环境不利于原始人类生活时，也就是出现了汤因比所说的环境的挑战时，才使大多数原始部落解体，进化到新的社会组织中去。由于无组织力量主要出现在内环境中，所以它有时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手段加以克服（例如迁移）。这就发生了一种发人深省的可能性：如果一个原始部落有可能采用某种办法克服无组织力量，那么它们就会比其他原始组织更长久地保持自己的形态。非洲中部原始部落进化的停滞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
大约在公元前四千纪年以前，非洲撒哈拉的苍苍沃野开始消失了，巨大的沙漠割断了南非与北非、地中海的联系。但这块神秘的大陆内仍有许多原始人类活动着。直到欧洲殖民主义者深入非洲大陆以后，他们仍保持着原始氏族的生活方式。这些部落与环境的适应方式不断迁移。著名的非洲史研究者巴兹尔.戴维逊说："那里的土地是这样的辽阔，并不发生要求在某个地方生产剩余食品的情况。古代的氏族在捕完当地的野生动物以后，就迁移到其他地方去。即使到了后来，当农业和金属时代的技术使某一地区的人口密度超过当地土地供应能力时，情况也是这样：部落分支脱离原来的部落，迁移到新的地区去。"
他还非常清晰明确地指出；"这种迁徙的过程肯定是不鼓励社会由一种形式发展到另一种形式的。"可见这些非洲部落的静态停滞是由两个条件造成的：一是大沙漠和热带森林使他们处于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很少有外来干扰破坏他们与环境的适应关系；第二，他们不断迁徙和分化，克服了内环境中不断积累起来的无组织力量，而保持了适应性。
9．9灭绝型文明
当无组织力量使旧社会结构瓦解时，如果没有潜结构成长起来代替它，旧结构中又不存在扫荡无组织力量的修复机制，那么就会出现最为可怕的后果：文明灭绝。现在人类文明是第三期的，第一、二期文明大多灭绝了。
一百多年前，美国考古学家约换.斯特芬在美洲中部的约卡坦半岛的热带丛林里发现一座幻境般的城市。这里有巨大而壮丽的宫殿和庙宇，但荒无人迹，只有地老鼠在废墟中乱窜。庄严、雄伟的高塔耸立着，上面描绘着色彩辉煌的壁画。然而，令人毛骨耸然的蛇头在躦动，矫健的美洲豹在昂首阔步，它们是废墟的居民和卫士。这座被原始森林包围的空城就是古代玛雅文化循一个遗址。考古学家们已经发现，玛雅人曾有非常发达的文化。他们把一年分为十八个月，每月二十天，并且还会计算日、月蚀出现的时间，以及月球、金星运行的周期。他们的天文知识比中世纪早期的欧洲人都丰富。然而，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六个世纪之前，玛雅文明就已经毁灭了。
公元1862年，法国考古学家梅·戴沃在叙利亚北部沙漠里发现了由巨塔、教堂、修道院、塔楼组成的"死城"。精美的考林斯式柱支撑着建筑物的拱顶。墙面、柱头上、过梁上都雕着十字架和代表基督的符号。更加令人惊异的是，这样的死城不是一座、几座，而是几百座！这些建筑物几乎完整无缺地保存至今，但已没有居民，成为沙漠中"不可逾越的、被当地居民遗弃的地区"。当年这里是布满葡萄和橄榄树的青翠山岗，狂热的宗教信徒们曾蜂涌而至。为什么公元七世纪时繁荣昌盛的地区骤然衰落了，从此一千年再也无人问津？有人认为这是波斯人、阿拉伯人火烧斧砍、野蛮征服的结果。还有的历史学家则从生态学上提出，其衰亡是因为国家硬要在只适宜种单一作物（葡萄、橄榄）的丘陵上同时种植麦类，结果事与愿违。
非洲的大津巴布韦石头建筑遗址更令人吃惊，以至于人们根本不敢相信当地土著和这伟大文明遗迹有任何联系。那高耸入云的大墙围成一个个椭圆形的建筑，楼塔耸立。建筑材料是花岗岩，人们把这种坚硬的石头砍得象砖一样平坦，砌成坚如磐石的建筑，在这荒凉的土地上表现出一种庄严的不可抗拒的生命力。这些文化遗址分布在相当广泛的地区，显示着这里曾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国家"。但是，它在十八世纪时荒芜了。本世纪初，人们已知道这样的废墟就达二百四十处。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南太平洋上复活节岛上巨大而又神秘的石像群；古代如花似锦的锡迈尼文化；传说中的海上帝国克里特文明；柬埔寨的吴哥城；等等。还有多少人类历史上灿烂的文明，由于我们目前还不清楚的原因而灭绝了。它们留下了即使使用今天的技术力量来建造也是非常艰巨的巨大工程，经历了时代的风风雨雨，向我们宣布：今天的文明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永恒的。
近一百多年来，人类对自己的文明史越来越好奇。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有不少证据说明，它们是在自己最繁荣昌盛时灭绝的。我们有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些灭绝型文明也是由于无组织力量增长的结果呢？
研究灭绝型文明的难度相当大，有着语言、心理以及各方面的障碍。但有一些文明遗址，由于它们和延续不断的古老文明曾有着血肉联系，有大量史料可供查阅。这样，研究它们就容易得多了。汉代朔方垦区古代城市的衰落就是最好的例子。1963年，我国一支历史地理考察队来到荒无人烟的乌兰布和沙漠。他们发现了三座被流沙掩埋的古城。经考证，这就是西汉初年建立的临戎、三封、窳浑。汉代后，这三座城市消失了，一直是个谜团。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人们难以想象在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可以建立城市。历史地理研究者们还发现，两千年前这里是一片沃野，属于著名的朔方垦区。据记载，公元前52年，汉宣帝派人送呼韩邪单于回国，仅从这里运走赠送单于的边谷米粣就达二百多万斤。汉武帝时有数十万中原居民移居到这里。汉帝国为了在这里兴修水利灌溉农田，在朔方以西的垦区设置的官吏就达五、六万人。历史地理学家们还找到了通天山南北的著名要塞——鸡鹿塞，这是当年王昭君出塞的地方、可是到了今天，那巨大的水利网以及农田和湖泊都消失了，到处是滚滚的黄沙。难道能把这巨大的历史变迁仅仅归结为气候原因吗？实际上，沙漠化是人类活动退却的结果。西汉末，匈奴南下，朔方郡开始衰落，大批百姓纷纷逃离。到了东汉，这个原有十多万居民的垦区骤减到一万人了。这里的水利灌溉系统无人维持，农田荒芜，人工垦植的植被萎缩，干旱的气候使得粘土层很快风化，粘土层下面的大片流沙翻了上来，渐渐淹没了大地。
表面上看去，农田荒芜是沙漠化的原因，匈奴南下又是农田荒芜的原因，那么我们是否能把汉代古城的衰亡归结为匈奴南下呢？我们在第七章中已分析过，少数民族的南下是由于汉帝国的自身衰落，汉帝国的衰落又是其内部无组织力量恶性增长的结果。表面上看去，沙漠狂风、干旱是人类不能在这里建立文明的原因，但实际上这一切倒是文明衰落的结果。
如果我们把汉代古城衰落的过程综合起来看，就可以发现文明之所以在这里灭绝有两个原因：第一，社会结构内部无组织力量增长，使得旧社会结构瓦解。第二，旧结构瓦解后，由于无组织力量不能被消灭，就导致某种不可逆的结果。例如，长期农田荒芜导致沙漠化，而沙漠化可以被看作环境中的无组织力量，它在这种条件下是不能被消除的。这又使得这一地区恢复旧结构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中国封建王朝可以"死则又育"，但在某种地区不具备文明修复机制，就造成了这地区文明灭绝。汉代古城衰落对其他灭绝型文明的研究、会不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呢？
固然，上例中无组织力量的不可逆增长表现为沙漠化，但并不是所有的灭绝型文明中环境因素都这样明显。有的社会结构因为它极其脆弱，虽创造出辉煌的成果，但新结构成长不易。当在无组织力量增长的条件下它这脆性结构解体，而又没有修复机制时，它的文明就不得不灭绝了。但这里的环境并非不利于人类的生存，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在古老的文明遗址上，生活着一些极其原始的氏族部落，他们对那些灭绝的文明一无所知，与旧结构没有任何继承关系。他们又回到大自然中去，开始走那漫长的文明发展之路。
是的，在灭绝型文明中，在这文明尚未灭绝之时，人们对自己的繁荣和成功十分迷信，不能容忍在自己的结构中有不同的潜结构存在。它们过于单纯而僵化，以至在必然的衰落来临时没有可以取代它的结构，从而造成了灭绝。
历史通过文明灭绝告诫我们，对已经取得的成功必须充分肯定，但又不能迷信。重要的是要善于保护那些代表前进方向的潜结构的成长。对只要是合乎规律的新生事物都要具有宽容和扶持精神，把它作为改善自己的结构，适应历史发展的一种力量，而不能不加分析地笼统地肯定或否定一切潜结构，也不能不加分析地把自己的一切都视为神圣的不可怀疑的与永远不可改变的东西。在新的成功面前，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那句古老的格言："人们啊，你们要警惕！"
9．10崩溃-一修复型：超稳定系统
我们已经分析过中国封建社会演化的特点，它是动态停滞型的。这种超稳定系统结构，是不是六千年人类文明史中一个绝无仅有的特例呢？不。至少可以说埃及古代奴隶制王朝也是一个超稳定系统。
尽管中国封建大国和古埃及法老统治的奴隶制国家结构是完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不一样，但是它们的社会的强控制和脆性、用周期性动乱消灭无组织力量、旧结构复苏这些起稳定系统的特征是类似的。
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七世纪，古埃及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奴隶制大国。仅从古埃及法老们的陵墓——金字塔来看，那时社会组织程度是令人惊叹的。第四期王朝第二代法老胡孚修建的著名的大金字塔，共用巨石二百三十万块，每块重约二点五啦，塔底占地52900m2。金字塔设计所用的教学和夭文知识也令人惊奇不已。在哈佛拾金字塔旁，有一座巨大的狮身人面石像，高二十二米，长五十七米，由一块夭城巨石雕成，一只耳朵就有两米长。以今天的技术去雕刻这样的庞然大物也不是轻而易举的。至今为止，研究者们仍在争论着古埃及人怎样创造这些奇迹的问题。人们可以肯定，那时的经济一定相当繁荣，国家有极强的控制能力。
但这一繁荣并不持久，社会内部的无组织力量在增加，到公元前二十三世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国崩溃了，到处爆发了奴隶和贫民的大起义。从"伊浦味箴言"和"聂非尔列胡箴言"中，我们可以零星地知道古埃及的大动乱持续了几十年。阿明尼赫特一世镇压了叛乱，建立了统一的第十一王朝，这就是埃及中王国。中王国和古王国的结构很类似。动乱消灭了无组织力量，中王国又走向繁荣。
历史记载表明，在中王国时期，虽然王室、农庄和神庙依然存在，但是前古王国时期显贵们散布在各地的农庄都随着古王朝的灭亡而消失了。中王国的法老们依然建立金字塔。又经过了几个世纪，由于无组织力量的增长，中王国崩溃了，埃及处于分裂之中。这时，来自亚洲的希克索斯人占领埃及达一百年之久。公元前十六世纪，底比斯的统治者雅赫摩斯一世成功地驱逐了希克索斯人，建立了十八王朝。十八王朝又是中王国社会结构的一次复苏。新王国仍然面临着几乎和历史上一样的无组织力量的威胁。新王国后期，帝国官吏营私舞弊、贪污横行，农村公社的农民不断破产，国家赋税和劳役越来越重。终于在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前后，爆发了著名的伊苏奴隶大起义。奴隶们没收祭司和奴隶主的财产，横扫无组织力量，对待神"象对待人一样"。大动乱持续数年之后，谢特涅赫特镇压了起义，在一片废墟上建立了第二十王朝。它仍然是旧结构的重复。
我们无须细述从古王国在"白城"建都到埃及被波斯人和罗马帝国征服的三千年的历史。尽管其史料远不如中国封建社会的那么详备，但我们可以看到古埃及社会结构不是象木乃伊那样静态地保持三千年不变。周期性动乱和社会结构的停滞性，无疑是古埃及社会的两个不容置疑的特征。我们有理由相信，超稳定结构的分析可以运用到古埃及社会演化中去。
超稳定系统另一个特征是强控制和脆性。我们还没有充分的材料来全面分析古埃及社会结构，但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它显然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社会。法老和神是合一的，官僚机构由具有统一信仰的贵族和祭师组成，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网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任何一张网的破裂都会引起另一张网的破裂。最明显的例子是新王国十八王朝阿蒙霍捷普四世的宗教改革。
阿蒙霍捷普四世为了打击无组织力量，主要是打击以底比斯阿蒙神庙祭司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集团，他实行宗教改革，宣布太阳神"阿吞"为宇宙间唯一的神，禁止对阿蒙以及其他地方神的崇拜，没收阿蒙神庙的土地。同时，他把世代相传的法老名号"阿蒙"更改为"阿吞"。由于社会结构是脆性的，意识形态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政治的动荡。确实，它引起了社会剧烈的震动。在霍捷普四世死后不久，经过短暂的动乱，军队将领哈列姆黑布取得王位，改革失败。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结构又回到原来的轨道上。
古埃及的法令表明，国家对潜组织的遏制非常严，对人民的管理和控制很紧。例如第二十六王朝雅赫摩斯二世颁布法令，规定每个埃及人每年都必须向地方长官呈报自己的一切生活资料，凡违令者，或不能证明自己是靠合法手段谋生的人，均处以死刑。与中国封建大国一样，古王国第一王朝时就有了相应的人口和财产调查制度。现在保存下来的古埃及的帕勒摩石碑上有这样的铭文记录。可见，强控制是高度一体化社会的特点。在新兴的希腊、罗马文明冲击下，古埃及超稳定系统瓦解了。罗马帝国衰落后，埃及又接受了基督教文明。公元五世纪，它又被伊斯兰教征服。今天那曾经繁荣过三千年之久的古代文明似乎已被遗忘。只有那些伟大而沉默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伫立在尼罗河边，并以它们不可抗拒的魅力证明着那古老悠久的历史。
9．11社会结构的进步
社会结构演化的第四种模式是结构取代型。世界史中这类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我们已较系统地讨论过西欧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这里，有关取代型的两个问题究要进一步说明。
第一个问题是，社会结构的演化和进步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不是新结构代替旧结构就一定意味着进步呢？第二个问题是，当旧结构被无组织力量瓦解时，是不是只有唯一的新结构可以取代它呢？
一般说来，社会结构的演化都意味着进步。但是，进步和新结构取代旧结构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我们已经说过，社会结构只是文明的框架，而进步则是指丰富的社会生活本身。进步包含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长，知识的深化，社会组织的不断完善、合理化。打一个比方说，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进步好比是水，而社会结构就好比盛水的容器。社会结构进化，它容纳生产发展水平的限度也就增大了。但这种演化并不意味着立即显示出生产水平的提高，它只是提供了生产水平更大提高的可能性。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英国的社会结构基本一致，但十八世纪英国的经济和技术水平比它十七世纪时高得多。因此，社会结构的演化好象是容器的更换。而就生产水平本身而言，在社会结构的更换中，并不是直线增长的。相反，有时会出现生产受破坏的倒退现象。西欧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的过程中，地中海的交通被伊斯兰教徒封锁，商品经济很快瓦解，西欧倒退到自给自足程度相当高的自然经济中去了。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其生产力都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上。直到欧洲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其社会结构才显示出比罗马帝国能容纳更新、更多、更大的生产力的进步因素。这就是社会结构演化进步的含义。
为什么演化一定会保证社会结构容量越来越大呢？这是因为新社会结构是在否定旧结构中成长起来的。西欧中世纪封建制度是对罗马帝国奴隶制的否定。封建农奴制比奴隶制更合理一些，生产关系更进步一些，其可容纳的生产力水平就高一些。基督教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是对罗马贵族、自由民的放荡奢侈和把奴隶视为会说话的工具这种观念的否定，基督教把人组织起来的广度和规模也比罗马帝国的宗教要大。人文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结构，又是对欧洲中世纪社会结构的否定。由于新结构是在旧结构中成长起来的，又否定了旧结构，所以它能够克服旧结构中的一些弊病，从而对于进步的容量也增大了。辩证法早就指出，人类的进步就是在否定之否定中波浪式前进的。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运用系统分析方法，这对于细致地研究问题应当说是有积极意义的。
取代型模式的第二个富有启发意义的结论是：人类文明的进化既有分叉又有相互融合汇流的趋势。
造成分叉发展的原因是：系统内蕴的发育成熟的潜组织可能不止一个，而且还有外来文明影响冲击的可能。例如，公元前六世纪雅典城邦内无组织力量的增长，使得贵族政体不适应了。这时它可能演变到两种社会结构中去，一种是僭主政治，一种是民主政治。这两种政治结构都是适应的。由于梭论进行了改革，雅典建立了民主政治。而一旦民主政治建立，赤裸裸的僭主统治就难以兴起了，因为法律中设计了防止僭主再兴起的办法。而希腊其他城邦的条件和雅典的类似，但它们大多数建立了僭主政治结构。也就是说，雅典的社会结构在梭论时代演化面临着分叉：民主政治还是僭主政治，而一旦选择了其中一个，就会排除另一个。至于具体选择哪一个，则取决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人的努力。
这种演化分叉，在复杂系统中是普遍存在的。生物学家都知道，印度犀牛只有一只用，而非洲犀牛有两只角。它们都是从无角的古犀牛进化来的。显然犀牛长了角才能更好地适应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非洲犀牛只有长两只角才能适应非洲的环境，印度犀牛只有长一只角才能适应南亚的环境。实际上，问题并不能这样简单地-一对应。只要长角，犀牛就能适应环境。生物学家把这类现象称为多个适应峰，也就是同一个问题可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答案。
演化的分叉现象可以说明，为什么在人类文明早期，当地理条件造成文明之间相互影响较困难时，同样起源于原始社会的人类社会会分叉出那么多类型的社会结构，不同的民族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是，随着文明的增长，人类改造世界能力的增强，不同文明之间必然会发生接触、交融，这时，一个社会中的潜结构就会受到另一种文明的影响。这样，由于文明的融合，那些最有生命力的潜结构就会成为人类未来社会的统一模式，这就形成了文明演化的汇流。
社会结构的演化既有分叉又有汇流，从而使人类文明进化之路呈现网状的复杂形式。这一点和生物进化树状形式是不同的。我们所讲的社会结构演化的四种模式，只是复杂的进化之网中的一些典型的链而已。
从本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从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演化出发，将其方法外推，就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史。它为我们理解人类自身提供了一个窗口。从这个窗口望去，那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显示出惊人的内在节奏和规律。因此，从这一点上讲，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间进入超稳定结构的历史，对于那些探索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研究者来说是十分迷人而又壮观的。
第十章：数学模型和王朝寿命研究
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马克思
10．1历史学家与数学家的合作
本章，我们将给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的一个近似的数学模型。
每当人们试图把数学应用到错综复杂的历史研究中时，常常会碰到两方面的极端意见：一种是数学万能论，企图用数学解决一切问题，推出人们凭历史直觉难以想象的结论；另一种则否定数学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可能性。在后一种意见看来，数学描述的对象只能是机械的、简单的、定量的关系，而历史过程太复杂，不宜于运用数学进行研究，尤其是对于涉及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应用数学工具进行研究，那不过是赶时髦和贴标签而已。
这两种看法，都是对数学的本质不够了解而造成的。实际上，用数学来描述规律，只不过是把人们用直观和语言所把握的规律形式化、定量化、精确化而已。数学符号表达式和文字语言描述是等价的。对于规律的把握，如果用语言描述做不到，那么用数学工具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前面说的第一种观点几乎是一种幻想。然而，当研究对象关系措综复杂，用直观推理会造成混乱时，运用数学方法却会显示出其简洁、准确的效用。可见，认为不能用数学模型来研究历史也是片面的。以往历史研究中应用数学不成功，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数学工具本身还有待于发展；另一方面，历史研究要提供较为明确的规律性认识，以至于清晰到可供运用数学工具进行研究时才好运用数学工具，但过去往往缺乏这个条件。这就需要历史研究工作者和数学工作者共同努力。
把数学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往往有三个必需的步骤：
第一，社会科学对某些问题的研究已深入到一定程度，我们对其规律性已经可以用描述性语言表达。
第二，将描述性语言转化为数学语言。
第三，应用数学语言推理，使讨论越出直观描述性语言所把握的深度，向精确化、定量化方向发展，推出直观一下子难以把握的某些结果。
在这三个必要步骤中，第一和第二步是基础，称为"提出数学模型"，或称"数学化"。第三步是用数学语言讨论模型。一般人们所理解的运用数学方法，则往往只看到第三步。其实，对于社会科学家最重要的是第一、二步。
在本书前九章中，我们用描述性语言分析了超稳定系统。
这是运用数学模型方法进行研究的基础。本章，我们主要是完成第二步，表明如何把描述性语言所叙述的规律转变为数学语言，提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的数学模型。
10．2从事件到数轴的映射：寻找主要变量
我们提出的数学模型仅局限于讨论王朝寿命问题。这样就可以暂时撇开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其他方面的性质。前面，我们已经证明影响王朝盛衰的因素可以归结为无组织力量和一体化调节力量这两个主要的变量。
我们用Φ来表示整个社会的无组织力量，用Ψ来表示一体化调节力量。整个社会无组织力量Φ成为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结构无组织力量的总和，即：
Φ=Φ（经济）十Φ（政治）＋Φ（意识形态）
Φ（经济）主要表现为土地兼并的程度。从原则上讲，土地兼并的程度是可以计量的。
Φ（政治）是官僚机构的腐朽和膨胀程度的度量。第五章的曲线就是一种计量方法。
Φ（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它似乎不好计量。但是我们在前几章证明它与经济。政治结构中无组织力量是成正比相关增长的、也就是说，存在着如下关系：Φ（意识形态）=k1Φ（政治）＋k2Φ（经济）。所以，我们可以说，Φ是可以计量的一个变量。
Ψ代表一体化调节力量。控制论关于系统的控制能力度量单位是"比特"，即单位时间内能作出多少二择一事件的选择。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统计过中国封建超级大国在单位时间内拥有多少比特的调节能力，但Ψ也是可以计量的。
要用数学模型来讨论王朝盛衰，还必须有一个变量来表示王朝盛衰的状态。但要找出一个统一的量来度量王朝盛衰是有困难的。怎么办呢？数学中采用了一种重要方法，即规定一个从事件（在这里是王朝强盛、衰落或分裂等的各种可能状态)到数轴S的一个映射，使得各种状态对应着数轴S上不同的数，如图33所示。S上的点并不真正代表某一个可以实际计量的代表王朝盛衰状态的量，它只是一种简化了的数学表示方法。这种方法在物理学和生物数学中经常应用。如在广义相对论中引进空间曲线坐标系，空间不同位置的点与不同的数对应。这一坐标系仅仅是用数来表示空间不同位置，本身并无长度、角度等实在物理含义。这种表达方式可以使模型形象化，又不妨害计算。
我们把S称为"状态变量"，因为它描述模型中王朝盛衰状态。Φ和Ψ则称为"控制变量"，它们是影响王朝盛衰的两个主要条件。找到状态变量和控制变量，是提出模型的关键性步骤。
10．3王朝稳定性的数学表示
前几章中，我们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一体化调节力量越大，无组织力量越小，王朝就越稳定。而当Ψ很小，Φ很大时，也具有这种性质。状态G是不稳定的。它不处于势函数曲线的洼中，只要有微小的干扰就会很快变化到两个稳态之一中去。形象地讲，系统处于稳定态，好比小球处于低洼的坑中。
对于不同的系统，变量的内容千差万别，稳定机制也极不相同。但这种高度抽象的数学表达方式，抓住了系统稳定性在行为方式上的共同特点，从而为研究系统稳定性是怎样随不同因素而变化提供了一般性的数学语言。
这样一来，Φ和Ψ这两个变量是怎样影响王朝的稳定性就可以用洼的深浅形象地表示了。一体化的调节力量越大，王朝的大一统局面就越稳定，其表示方法是Ψ越大，B洼就越深。而无组织力量越大（Φ越大），代表大一统的B洼就越浅。随着无组织力量增加Ψ减小，势函数变化如图35、图36、图37所示。当无组织力量Φ增大到一定程度时，B洼就消失，这时大一统王朝不稳定，系统不能再处于B，它一下子离开B，向A突变，如图37所示。这就是王朝崩溃。如果在崩溃动乱中无组织力量没有减少，系统就会落入A洼，呈分裂割据状态。同样，如果一开始社会处于分裂割据状态A，随着一体化调节力量的不断增加，Φ增大，势函数曲线就会如图38、图39、图40所示的变化。当一体化调节力量Ψ大到一定程度，分裂局面就维持不住了，系统重新从A状态突变到B状态，表示新的统一王朝的建立。我们找到王朝稳定性的数学表示，也就找到了王朝崩溃和建立的表达方法了，这就为建立数学模型奠定了基础。
10．4行为曲面与盛衰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