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历史证明，封建统治者不可能从内部清除其自身产生的毒素，而只可能用与一体化调节对立的力量、用剑和火来消灭它们。社会结构只有崩溃才可能再生。历史发展正是这样，无组织力量增长过程中，正在慢慢引发另一种调节机制——全国性农民大起义。
4．3封建剥削的可控部分与不可控部分
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作用之强，都是世界史中所仅见的。农民起义的这些特点直接与无组织力量有关，它们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独特的产物。要理解农民起义的特点、作用以及它们和无组织力量大小的关系，必须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所受的独特的剥削形式谈起。
在不同结构的封建社会里，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完全一样的，剥削形式和结构也有差别。
西欧封建社会剥削结构相对简单。领主主要以实物地租和劳役的方式来剥削农奴。此外，农奴还要向教会交纳什一税。这种剥削关系有两个层次：领主、教士和农奴（图9）。而中图封建社会由于存在着强大的一体化调节，存在着国家对人身依附关系的控制。
第五章：中国封建王朝的修复机制
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
——鲁迅
5.1奇异的修复能力
两千多年前，我国伟大诗人屈原看到月亮一圆一缺，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科学哲学问题："什么机制使月亮死了之后又复生呢？月亮里的玉兔在它的影响下又会怎么样呢？"从现代科学来看，屈原提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月亮比作中国封建大国，就可提出同样有意思的问题。中国封建王朝确实具有"死则又育"的机制，它内部各种各样的新因素正如月亮中的玉兔，受到"死则又育"的机制的影响。
是的，从世界史的角度鸟瞰中国封建大国的兴衰，就不能不对其巨大的修复能力感到惊异。腐朽的旧王朝在农民大起义的猛烈打击下土崩瓦解，但是在短短十几年，至多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一个版图达数百万平方公里、人口数千万的统一的封建大国又奇迹般地重新建立起来。新建王朝在社会结构上却几乎是旧王朝的翻版。世界历史中，很少看到这种"死则又育"的再生现象。
罗马奴隶制超级大国瓦解之后，历史上任何企图重建罗马帝国的尝试都没有真正实现过。公元962年，德意志国王鄂图一世追慕古代的光荣，接受加冕，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帝国只是一种梦想，实际上就连德意志也没有实现统一。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查理大帝国、阿拉伯倭马亚王朝、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日本大化改新建立的统一政府，等等，都在崩溃或分裂解体后，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光荣。
但是中国封建社会里，从公元前209年陈涉、吴广起义，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秦王朝崩溃，到公元前2O2年刘邦称帝，历时只有短短的八年。公元17年绿林大起义导致西汉帝国瓦解，但到公元37年东汉光武帝完成统一，只用了二十年（如果按刘秀称帝，也只用了八年）。611年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到李渊称帝只花了七年时间。621年后军击败河北、河南义军，全国安定，只不过十年左右。元明之间，动乱时间较长，差不多历时三十年。从1628年明末农民战争开始，到清王朝建立并基本平息反抗，也只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可见，中国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只需要十年到三十年左右。对于一个巨大的社会机体的更新，这种修复速度之快是惊人的。这种剧烈而又高效率的王朝更迭，说明了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内部存在着一种生命力极为顽强的修复机制。
显然，研究和揭示这种修复机制，是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内在演变规律的重要方面。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成为超稳定系统的又一重要环节。
5．2大动乱的调节作用
中国封建王朝能得到更替和修复，首先是因为农民大起义的调节作用。换句话说，就是农民战争摧枯拉朽的历史作用，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被大量镇压，土地关系获得了调整。大动乱对毒害一体化调节的废物来了个大清扫，新的统一王朝有了重建的土壤。
无组织力量以农民为自己的掠夺剥削对象，农民大起义也以无组织力量为自己的扫荡目标。封建统治者内部变法改良只是对无组织力量加以某种限制，而农民起义则是以武装革命的手段来摧垮它。起义军烧衙门，开粮仓，杀县令、守备、官僚地主、恶霸地主。西汉末年绿林赤眉大起义摧垮了王莽新朝，起义群众杀了王莽。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攻城略地，"旬日之间，天下响应"，郡县官员不是被杀，就是怆惶逃窜。史书称"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隋末农民起义军攻打州县，"得隋官吏及士族子弟皆杀之"。唐末王仙芝、黄巢举义旗，攻克长安以后，黄巢下令：唐宗室、贵族、大官僚、宦官统统处死；在蕲州、黄州杀"衣冠士族"，并镇压豪强官僚地主，"捕得官吏悉斩之"，"宗室侯王屠之无类矣"。真是"天街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义军还迫令奸商大贾交出财货，称为"淗物"。明末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对最腐朽的宦官势力狠狠打击。主张追赃的刘宗敏，对"内臣加炮烙尤惨"。当时，阉人被全部逐出京城。史载当时激愤的民众，"群呼打通老公"，那些昔日作恶的寺人被群众打得"哀泣奔走，失履、裂衣、坠帽，首面血淋漓"。全国农民战争中，腐朽的官僚机构被革命迅速摧毁了。
农民大起义镇压官僚恶霸地主，土豪劣绅、皇族宗室贵族，也就同时解决了被他们侵吞兼并的大量土地，使王朝新建时期出现了很多的无主荒地。这是新王朝能够调整土地关系的先决条件。
明末李自成曾建立大顺政权，公布均田法令，颁发新的土地凭证。农民佃户在义军支持下也起来向地主报仇雪根，出现"奴坐于上，主歌手下"的现象。大顺政权还采取通令当地豪绅迁居他乡的政策，如将河南辉县"大小乡外举贡"，"并其家属，押解陕西。"最近，有的历史研究工作者统计了清初顺治年间，地处中原的河南省的荒地情况：（表7）这个统计表清楚地说明：中原一带因明末农民大起义，无主荒地平均为百分之五十四点八，有的县竟高达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尽管清初统治者一再颁布诏令，"应还应取者照旧还取"，保护旧地主利益，要求土地和财物各归原主。但是，在农民大起义后能够重新返归治家的地主，毕竟是少数。这样，清廷也不得不承认农民占有小额耕地的现状，颁布"更名田今"，并将明代各藩王的土地"给予原种之人，改为民户，号为更名地，永为世业"，"与民田一例输粮"。
一旦经济、政治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被农民大起义基本剪除，就有可能由一批新贵来建立新的国家机器。这时，便出现了人心思定的潮流、在天下大局初定的情况下，那末被镇压下去的农民起义队伍中的某些人会滋长出解甲归田的情绪。如唐统一北方后，窦建德一故将刘雅返乡事农，有人鼓励他重新起兵，他说："天下已平，乐在丘因为农夫耳！起兵之事，非所愿也"。起义首领高开道的部下，由于天下大定，"思还本土，人心颇离"，意识形态结构中无组织力量也大大减少了。这说明了农民战争是执行着清除无组织力量的功能。或者说是发挥了除旧布新的调节作用。
5．3新建王朝稳定性与无组织力量残存程度成反比
由于农民大起义起着调节作用，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可以发现这么一个规律：农民起义对旧王朝打击得越彻底，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的寿命也越长，如汉、唐、简皆是。在割据基础上统一起来的王朝，很不稳定，其寿命较短。如秦、西晋、隋等。
这说明，新王朝的稳定性与无组织力量的残存程度成反比。在农民大起义扫荡无组织力量较彻底的情况下，新王朝初期无组织力量比较小，社会也相对安定。而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一般要到这些正朝的中后期才会发生。在割据基础上统一起来的王朝，保存的无组织力量较大，所以一般不太稳定。比如北宋建朝后不久，就有十几万人的农民起义在四川爆发。这和局部地区还存在着较大的无组织力量是密切相关的。
众所周知，唐末农民大起义对全国十一个省的无组织力量来了一次大扫荡。此后是五代十国，混乱时间持续了半个世纪。动乱有效地杀伤了中原地区的无组织力量。这是宋代得以建立的条件之一。但唯独四川的情况较特殊：唐僖宗于公元885年惊慌逃窜到四川，一些世族、官僚也纷纷入蜀。史称五代时期，"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礼而用之"，"有唐之遗风"。所以，宋代建国时，四川保存下来的无组织力量最大。在经济结构中。这一点更为明显。宋初中原一带，"京畿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荒地极多。到真宗时，宋代已开国六十年了（即王、李起义三十年后），全国总户数为八百六十七万七千六百七十七，其中客户为二百六十三万八千三百四十六，占三分之一左右。这说明全国土地兼并还不很严重，中原地区无组织力量相对弱小。但四川例外，大土地所有制相当严重，以川峡路的统计为例，客户高达百分之四十一点八，夔州路客户的比例更是高达百分之七十。地主阶级过着"斗鸡破百万，呼户纵大噱"的纸醉金迷的生活。正因为宋初四川省无组织力量很大，不扫除之，社会就不能安定，所以农民起义又一次执行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王小波、李顺起义在四川爆发了。
经过王小波、李顺起义的清扫，残存于四川的无组织力量也被消除大半。宋代四川省经济的繁荣和这次扫荡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历史事实说明，不仅一个王朝末期的全国农民大起义可以有效地杀伤无组织力量，发挥调节作用，而且一个王朝局部地区的农民起义，也能对这个地区起到调节作用。
上一章中，我们分析过农民大起义烈度曲线和无组织力量增长曲线的相关性。图10中曲线表明，1860年清代无组织力量大规模减少，这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调节的结果。一般说来，只有农民起义大到一定的规模、波及相当地区，才有这种调节作用；而当农民起义规模很小、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对，其解决土地兼并、打击官僚机构的效果马上就会被地主的反攻倒算抵消。这说明了小规模起义的调节作用不大。因此，虽然在一个王朝中前期，农民小规模起义不断发生，但不能遏制无组织力量的增长。
农民大起义杀伤无组织力量起到对社会的调节作用，它是王朝修复的基础，这一点也可以从反面得到证明。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动乱调节作用失灵，无组织力重不能被消除，统一消新王朝也建立不起来。东汉末年和唐代末年就是这样。农民起义调节作用失灵的原因，是强大的无组织力量和军事武装力量相结合。当农民起义扫荡无组织力量时，那些拥有武装力量的豪强乘着镇压在民起义的机会，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拥有相当的经济、军事、政治实力，于是割据的局面就出现了。
东汉末年，世家望族的势力恶性膨胀，商业和高利贷资本也极有势力。同时，国家兵役制度很不完善。自汉光武帝撤消内郡征兵机构，代以募兵制以后，征兵成为一纸空文，老百姓长期不知道兵役为何物了。募兵制给豪强以发展私人武装的可能。所以，黄巾一举事，腐败无能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号召各地豪强地主自行组织武装力量参加"平乱"。著名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就是在地主张飞的庄园里举行的。臭名昭彰的董卓原为陇西临洮一恶霸，桓帝末年他以自己的佃户和家奴为基础，组织了强大的私人武装，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迅速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大军阀袁绍、袁术，则更是出身于著名的四世三公的大贵族家庭。袁术的那个南阳太守，是他自封的。孙坚起兵时，有孙静"纠大乡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为保障"。可见，东汉末年无组织力量和军事力量结合了。于是，农民起义被残酷镇压之后，马上形成了军阀混战的局势。
唐代的情况也很类似。为了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唐代实行了府兵制，但随着均田制被土地兼并破坏，府兵制也相应衰落。于是边防军不得不招募了。节度使可以发展地方武装力量。唐代中期，各藩镇实际上已是拥有对本镇经济、政治、军事大权的地方武装割据势力。唐末农民大起义爆发时，唐廷也是利用地方武装割据势力来围剿农民起义军的。唐中央政府任命平庐节度使宋威为诸道行管招讨使。在征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各藩镇纷纷扩充自己的实力。其中宣武节度使朱温和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最强，朱、李之间恶斗十余年。朱温杀唐昭宗后不久，便自称皇帝，建后梁，开始了五代十国。
东汉末年及唐代末年分裂，从反面说明：如果由于某种障碍使得农民起义不能有效地扫荡无组织力量，那么新王朝建立的修复机制就会暂时失灵。应该指出，只有在一体化结构尚不完善时，才会出现无组织力量与军事势力结合的问题。宋以后，一体化结构完善了，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农民战争调节失灵和地方武装割据的情况了。
本书第十章，我们将通过数学模型，讨论新王朝残存无组织力量的大小与王朝的寿命的关系，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无组织力量不能被杀伤，而造成割据等等。
5．4第一块修复模板：宗法同构体
农民大起义杀伤无组织力量所起的调节作用，只是王朝得以修复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它只是割除了寄生的恶性肿瘤，为统一的新王朝的重建廓清了道路。它本身并不是建设性的。封建大国的迅速重建，第二个必要条件是它内部存在着一套非常有效的修复机制。
我们曾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在组织层次上的特点，指出了封建国家和宗法家庭（家族）是两个同构体。由子孝、妇从、父慈所建立起来的家庭关系，不过是民顺、臣忠、君仁的社会关系的缩影。在王朝统治时期，宗法家族制度发挥了与国家结构的同构效应，大大加强了封建国家对个人的控制、管理作用。可以说。宗法家庭结构象细胞那样，保存了国家组织的信息。
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使得旧王朝崩溃之时，保存了国家组织结构信息的家庭，能够成为新王朝重建的第一块模板。这里，"模板"是借用遗传学的名词。生物个体总是要死亡的，但保存着生物个体全部信息的生殖细胞，能够成为新个体发育成长的模板。现代控制理论指出，只要同构体使得组织结构的信息能够保存下来。那么这种组织也就具有巨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当原系统稳定时，它把自己的结构信息转录到同构系统中，而一旦系统被破坏，它的同构系统就将根据所录制的信息来修复这一系统（图12）。
中国封建社会国家与家庭的同构效应正好起到这种修复作用。在封建国家稳定时，它把国家组织原则灌输到家庭、家族中；而封建大国瓦解时，家庭、家族组织又成为国家修复的模板。
历史上大动乱所摧毁的是旧王朝的国家组织，而家庭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被消灭的。新王朝的重建者大多出自宗法世家贵族之门，与旧结构有血肉相关的联系。东汉的开国者刘秀，本是南阳的豪强地主。他的外祖父是有三百余顷田地的大豪强樊重。刘秀、刘縯兄弟发动族人宾客七、八千人在春陵起兵，反对王莽，而成为东汉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是所谓陇西旧族之后。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位至公爵的大官僚。李渊本人是隋文帝妻子独孤皇后的姨侄，七岁时就袭封为唐国公，后来又在隋炀帝手下任太原留守。李渊之子，即有名的唐太宗李世民掌握精兵九万，李渊的女儿李氏也有精兵万余人。李渊周围的文臣武将，大多是一些世胄名家子弟。北宋开国之君赵匡胤虽是行伍出身，但他在后周政权中身任大将，统率殿前诸班禁军，有相当的实力。周世宗柴荣尚未完成统一大业就抱病而亡。握有重兵实权的赵匡胤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王朝。
我们还可以发现，每当旧王朝在农民大起义打击下土崩瓦解的时候，一些封建世家也格外活跃。他们往往聚族而处，并村而居，积极发展家族武装。如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曹操手了著名的大将李典拥有"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另一大将许禇"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当时的地主家族武装，"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明末李自成起义时，长葛知县李某聚大家族和义军对抗。元末红巾军起义，处州大地主吕文燧募族中子弟为兵反对义军。清代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时期，各地的团练也主要是封建家族武装、这些历史现象表明，农民大起义摧垮旧王朝之时，正是封建家族组织活跃起来竞争之日。人们常说，地主阶级窃取农民大起义的成果重建封建王朝。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说，封建宗法世家所代表的封建关系最强，更能发挥宗法家庭的模板作用。
但这并不是说豪门世家成员夺取帝位后，是用宗法家族组织代替国家组织。所谓以家庭组织为模板，决不是将家庭家族关系简单放大。模板的作用是设计，也即提供组织原则。宗法家庭结构，其封建家长制、等级制以及封建道德观念，体现着国家组织的原则。豪门世家本是社会上层，他们既富有统治经验，又具有强烈的封建宗法思想，这使他们能够在动乱中既能有效地发挥社会地位优势，又能驾轻就熟地运用封建宗法观念进行新王朝的组建。这就是豪门世家能够成为开国皇帝的有利条件。
封建宗法家庭的模板作用是十分强大的。因为它的组织原则深入到各个家庭中，尤其是保存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生活在封建社会里的农民大众，也摆脱不了宗法家庭关系及其思想意识。这种宗法家庭的模板作用，反映到农民起义队伍中，就是皇权主义。
5．5皇权主义：农民对第一块模板的意识
皇权主义，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具有的另一个特点。但是，人们往往把这一特点看作是小农意识。
事实上，欧洲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领袖，很少有想当皇帝的。西欧早期农民起义的目的与口号是：恢复公社自由，恢复氏族神；反对封建化农奴化。公元841-842年，查理帝国内萨克森农民起义，他们的口号是"照往昔一样地生活"，希望恢复村社制度。西欧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农民起义、主要是反对农奴制度，要求归还土地。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规模相当大，英国四十个郡中有二十五个郡参加了起义，起义军在泥瓦匠窝特·泰勒和下级教士约翰.保尔的领导下，甚至一度攻占了首都伦敦，英王查理成了阶下囚。但是义军中并没有人想当皇帝，只是杀了一批贪官污吏，要求废除农奴制，把教会土地分给农民。1476年德国汉斯·贝海姆起义，战斗四号是"从今后不应再有皇帝，亦无诸侯，亦无教皇，亦无其他教会官厅或世俗官厅"。当然，欧洲农民起义也不是没有皇权主义，如沙俄普加乔夫领导农民起义时，诈称是叶卡特琳娜二世的丈夫彼得第三，因受其妻暗算而逃亡。但农民起义首领自称为皇帝的现象是极为罕见的。
而中国从陈胜吴广"诈自称公子扶苏"起。历次农民大起义中皇权主义极为明显。起义首领往往都称孤登基。隋末窦建德自称"长乐王"。其部下刘黑闼自称"汉东王"，改元"天造"。唐末黄巢攻入长安后，建国号"大齐"，称为"承天广运自圣睿文宣武皇帝"。北宋初李顺起义攻占成都以后，建立"大蜀"，改元"应运"，自称为"大蜀主"。元末徐寿辉起义，在蕲水称帝，国号"天完"。明末李自成建立了"大顺"农民政权。张献忠入川攻占成都后，国号"大西"。
为什么在皇权主义问题上，中国和欧洲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有如此大的差异呢？如果仅把这种差异归之为小农意识，是缺乏说服力的。小农意识是欧洲农奴和中国农民都具有的。一般说来，在封建社会里，小农不是社会的组织者，而是被组织者。那么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改元建朝，称孤道寡，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知道中国宗法一体化结构里，国家和个人中间多了一层宗法家庭。这种社会结构与欧洲中世纪不同，所以造成了欧洲农奴和中国农民不同的精神方式。生活在宗法一体化结构中压迫者被剥削者，但他们在家庭中往往又是封建家长，享有父权、夫权。而家庭又是国家组织的同构体，子孝和忠君同构，父权与皇权相对应。因此，中国农民从封建家庭生活中可以获得国家组织原则的精神要素，从而对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政权形式很容易理解和接受。在农民大起义时，农民也会以家庭组织形式为模板，建立以宗法家长制为组织原则的政权。这种政权由于同构效应，极易转化为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权。中国农民在社会大动乱中之所以是"取而代之主义者"，决不是偶然的。欧洲封建社会的农民，他们的社会生活不会使他们产生以皇权为中心的社会意识。所以他们或者想取消国家，或者想回到古代农村公社中去。
马克思曾论述不同的社会结构决定着人们不同的精神方式、他说；"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决定了人们（包括农民）的精神生产的性质，农民的皇权主义和宗法思想，正好是家庭与国家同构这种社会结构份必然反映。
5．6第二块修复模板：一体化目标
宗法家庭结构只是第一块修复模板，它保存了国家组织的一些基本原则，是渗透到社会各阶级成员思想意识中的一种力量。在大动乱中，家庭结构是一种没有象国家组织那样被粉碎的社会组织。第一块修复模板的作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宗法家庭结构尽管是国家组织的同构体，但它们毕竟不是同一层次上的组织。国家组织远比家庭组织精细、复杂得多。更重要的是，中国封建大国要建立跨地域的政治统治，必须通过一体化，即由信奉儒家国家学说的儒生组成国家官僚机器，这样才能控制小农经济所带来的贵族化趋势，保持统一大国的形态。这一点，不能包含在宗法家庭结构之中。所以，在新王朝建立过程中，儒家国家学说及一体化，是更为重要的第二块修复模板。
第二块修复模板由如下两个环节组成；第一，儒家国家学说对建立新的国家机构起着理论指导作用；第二，广大儒生在新王朝建立过程中起着组织作用。第二快修复模板作用，表现在中国历次大动乱时期，无论是在豪门世家竞相争雄消活动中，还是在农民起义队伍中，儒生都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阶层。
当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云集响应之时，就有"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孔子的八世孙孔甲（鲋）也投奔起义军，"为涉博士，卒与俱死"。西汉末年绿林赤眉大起义，当过县狱吏的徐宣参加了起义军，他后来成为丞相。隋末翟让、李密的瓦岗军中，聚集了一大批著名的文士学人。这些人中有不少后来成为唐代开国的名臣贤相，如魏征、高季辅、戴胄、郭孝恪、杜正伦等。著名文士孔德绍在河北窦建德的起义队伍中任中书令，负责起草各类公文。江南李子通手下有李百药、殷芋等等。贵族知识分子车密在瓦岗军中起的作用，更是众所周知的。他在大海夺战役中大败张须陁，打得"河南郡县为之丧气"。他力图克服农民军"旦夕偷生草间"的思想，提出了"取天下之策"，以改朝换代为战略目标。儒生祖君唐起草的《为李密檄洛州文》列数了隋炀帝十大罪状，是一将极富鼓动性的战斗檄文，对全国性的反隋运动发生了重要影响。
每当改朝换代的大动乱来临时，儒生阶层就会激烈地分化。这大件可分三类；一类是保皇派，积极参加镇压农民起义，妄图拯救旧王朝的覆灭，如东汉末年著名大儒卢植、朱儁都是剿杀农民军的最著名的军事将领。第二类人积极参加反对旧王朝的斗争，甚至有的参加了农民军起义队伍。第三类是采取观望态度的人，他们既不满于旧王朝的统治，觉得它气数已尽，又不愿参加农民军，认为"草寇"终不能成大业。他们窥探形势，坐待时机。一旦他们认为有希望重建新王朝的"真龙天子"出现，他们就会主动地投靠，共图大业。当然，也有不少儒生一直采取避乱的消极态度，我们讲的第二块修复模板的作用，主要是指第二、三类儒生所发挥的作用。
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如何在乱世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方面，他们为自己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典型——诸葛亮。诸葛亮自幼饱读兵书，研究用兵治国之道。黄巾起事天下大乱之时，他隐居南阳，号称"卧龙"，虽足不出户，但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直至刘备"三顾茅庐"，才将他请出山。一旦入世，他便发挥管仲、乐毅之才，在战争中出谋划策，屡建奇功。入川后。他出任丞相；安邦定国，制定国家制度。他没有个人政治野心，刘备白帝城托孤传为历代佳话。唐代魏征则是治世辅佐天子的典范。这也是因为他既具有雄才大略，勇于进谏，又没有个人政治野心。诸葛亮和魏征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仰慕，这很能反映出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对自己在乱世和治世所赋有的使命的理解。
在改朝换代的历史时期，所谓"真龙天子"的出现，是第二块模板真正发挥作用的标志。儒家学说中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观念，在动乱时期往往被人们借以证明真龙天子出世。古书上一说到某人可能成为皇帝时，就说可以望见他头顶上有紫色瑞气，这预示着他是真龙天子，甚至星辰和八字也可以作证。确认"真龙天子"的地位，是儒家组建国家的重要部分。不管"真龙天子"用什么样的天命色彩来涂抹自己，其意义在于，他是重建以皇帝为中心的宗法一体化结构的核心。有了"真龙天子"这个核心，就能吸引儒生和各种社会力量来重新组建国家机器。大大小小的诸葛亮们才能展施自己的抱负和才能。
事实上，在王朝修复过程中，只有第一块模板与第二块模板拼合在一起才能成功（图13）。两者的拼合，就意味着重新建立起一个有着宗法家庭同构体的一体化新王朝。历史上有着三种不同的路径来实现统一的目标：豪门世家利用农民大起义摧垮旧王朝的战果，重建政权；农民起义首领建朝称帝；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虽然这三种路径有很大的不同，但有一点是他们必须遵循的，这就是不论走什么路径，都必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两块模板的拼合的任务。
历史上由豪门世家建立新王朝的有东汉、唐、宋；由农民起义建立的新王朝有西汉与明朝；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完成修复任务的是元、清。第一类情况，我们在本书5．4部分已经顺便分析过了。这里，我们着重分析后两种情况。
西汉和明代这样由农民起义建立起来的新王朝，不仅在世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数以千百次计的中国农民起义史中也只有此两例。中国农民起义军曾建立过不少政权，但它们存在的时伺都很短。如果把西汉与明的政权建立，仅仅看作是农民起义首领蜕化为地主阶级的代表来解释，那就把问题简单化了。我们认为，这两次农民起义军所以能够修复封建王朝，是由于他们特别注意了第二块模板的作用，利用儒生实现了一体化，其首领也转化为封建帝王。
刘邦出身于农民，当过亭长。秦末农民战争爆发后，他杀沛县县令起事。其起义军成份很复杂，有吹鼓手周勃，城市贫民朝信，布贩子灌婴，屠狗者樊哙，"强盗"彭越，游士陈平，旧贵族张良，中小地主官吏萧何、曹参、王陵等。张良、萧何、陈平等知识分子在打天下中起到了十分突出的作用。张良提出拉拢各农民起义军队伍、广致人才的策略，"召诸县父老、豪杰"，并制定禁止杀、伤、盗的"约法三章"，为刘邦壮大实力谋取帝位准备了条件。萧何制定的"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的方针，则最重要的战略退却，没有这一退却，刘邦也不可能在几年后统一中国。另外，郦食其、陆贾、叔孙通等儒生则在定天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陆贾常在刘邦面前说《诗》称〈书》，弄得刘邦不耐烦了就骂他，说天下是"马上得之"，与诗书有何相干。陆贾便趁势说明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不能"马上治之"，要治理天下；就必须采用儒术，这才是"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儒家国家学说认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史称"不好儒"的刘邦当然不懂这一套。他看见儒生戴着儒冠酸不可耐，便取下其冠撒尿，以示蔑视。但是，当他称皇以后，有一次开宴会时，"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闹得不成体统，他见而"患之"。叔孙通乘机对他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叔孙通制定朝仪之后，刘邦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资也"。由此可见，不管帝王本人爱不爱、信不信儒术，而儒术对于维护君主尊严、建立君主专制的官僚机构，则是必须依赖的理论武器。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于雇农，为了不致于饿死，才到皇觉寺当和尚。他本来也瞧不起儒生，初见儒士刘基时，认为他是个"白面书生，不识时务"。但正是刘基和陶安、秦从龙、朱升、范常等儒生，对朱元璋平定天下起了重要作用。朱元璋手下的诸儒"为参谋，预机划，主馈饷"。李善长一投奔朱无璋就劝他效法汉高祖，讲了"汉高起布衣"，"五载成帝业"的典故。刘基提供了好几着关键性的军事策略，如先灭陈友谅，与张士诚、方国珍暂时妥协，然后各个击破。攻占婺州后，朱元璋每日叫两名儒生给他讲治国之术。刘基"数以孔子之言"疏导朱元璋，使他明白了"倡仁义，收人心"的儒家道义。他到处收罗"贤士"，并"谒孔子庙，遣儒士告慰父老"。这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农民起义首领的形象，而是个符合儒家礼贤下士原则的"真龙天子"了。
最能反映朱元璋立场转变的，是他抛弃明教，尊崇儒术。明教又称弥勒教，信奉弥勒救主，宣传明王出世，追求光明，反对黑暗。当时很多农民起义军都信奉明教。朱元璋的部队也是如此。他们共奉韩林儿为"小明王"。但在儒生看来，明教是妖术，根本不能与儒学相容。公元1361年（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各起义首领共奉小明正行庆贺礼。而刘基独不拜，并骂他是牧竖。朱元璋很奇怪，问刘基为什么这样做。刘基"遂陈天命有在"。朱元璋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计"。在儒士看来，只有赋有天命的真龙天子才可去辅佐，而决不能向妖教"小明王"礼拜。刘基的愤怒，朱元璋的感悟，非常生动地反映了朱元璋如何在儒士的引导下由农民起义领袖向自觉运用第二块模板的"真龙天子"转化。最后，朱元璋派人暗害了小明王韩林儿，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但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朱元璋不能有意识地运用第二块模板利用儒生实现一体化结构，那么他也只能象其他农民起义首领那样，做一辈子皇帝梦而已，决不能成为开国皇帝。无论是刘邦建立的汉王朝还是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刘邦的"复故爵田宅"令，"以功劳行田宅"令等，不但承认旧地主的利益，还造就了新地主。在朱元璋分封的六公二十八候虽，徐达、常茂、李文忠、邓愈、汤和、傅友德。廖永忠等都由原来的贫苦农民蜕变为封建阶级的大土地占有者。公元1386年，朱元璋选取应天诸府州县地主分子到南京做官的，共一千四百六十人。由此可见，由农民起义而建立的巩固的汉、明王朝，与其他封建王朝一样，都是宗法一体化结构的修复，决不能仅视为其首领个人蜕化变质的问题。
明末李自成起义军的失败，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两块模板拼合的重要。起义军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而死，形势非常好。当时，李自成起义军是全国境内最强大的武装力量。起义军本来可以利用自己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争取某些不满于向清军妥协的明廷的文臣武将以及广大爱国儒生和社会各阶层人士，但是，李自成没有采取有效的手段运用第二块模板，因而在腐化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实际上，起义军进京后，杀辱明廷官员，对八百余名降官加以拷挟，同时"追赃助饷"、嗜财货色的腐化倾向进一步滋长了。李岩、顾君恩等提出"收人心"、礼葬崇祯帝、收纳明降官、建立根据地等主张，尤其是提出以田赋制度代替流寇式的吃大户的办法，是重建封建大国的符合一体化结构的重要政策。但这都未被李自成采纳，反而受到压制。尽管李自成本人没有腐化，在汉奸吴三桂带领六万清骑兵入关的紧急关头，他御驾亲征。负伤苦战，表现得十分英勇，但终于不得不退出北京。从公元1644年3月19日起义军进京，到4月30日起义军自动退出北京，这短短的四十二天没有成为李自成开国的起点，却变成了起义军从此一蹶不振的转折点。这段历史说明，不运用第二块模板，新王朝就不能重建。
相反，李自成没有做到的事，满族贵族却做到了。满族贵族多尔衮十分重视笼络重用降清儒生。为了争取明廷官员，他们打出仗义出师的旗号，制造舆论，说什么"国家托定燕都，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进京后又礼葬崇祯帝后，下令为之服孝三日。他们号召儒生和明廷官员到清政府做官，并宣布了八项政务：求贤、薄税、定刑，除奸、销兵、随俗、逐僧、均田。他们在祭孔尊儒吸收汉族士大夫、争取有名望的鸿儒硕彦等方面，颇费心机。这说明清朝开国者是有意识地在运用第二块模板的。当然，要实现落后的少数民族的政治统治，清政府同时也采取了血腥的军事镇压和残暴的思想文化专政等高压手段。可以说清朝和中国历代其他封建王朝一样，有着相同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只不过它是由少数民族完成了新王朝建立的历史功能而已。
元朝的情况略有不同。宋政权是在蒙古铁蹄征服了欧洲、高丽及西藏等地之后才被征服的，这一统治的地区成了庞大的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军事统治的中心腹地。在中国本土上建立的元朝政权，是以种族等级制为特点的，同时也实现了一体化结构的官僚政治。但总的说来，蒙古贵族在这方面不如后来满族贵族做得成功。因此，元政权也不象其他封建王朝那样要经过二、三百年的周期，而只历时不到一百年就结束了自己的统治。
5．8与一体化不相容力量的淘汰
用两块模板的拼合还可以理解中国历史上另一种现象，即有些农民起义队伍力量发展得相当强大，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甚至建立了区域性的农民政权，但由于其指导思想与一体化不相容，最终不能完成新王朝的重建。
东汉末年黄巾军以太平道、张鲁以五斗米道作为思想基础和组织手段，就被儒生视为妖言惑众，不齿为伍（尽管他们也在争取儒生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他们的思想基础和组织手段一旦与一体化不相容，就造成修复机制的不可克服的障碍。一个更为明显的例子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原是下层士人，两次应试失意。他偶得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劝世良言》便改信耶稣，砸了孔子的牌位，创立上帝会。他装疯月余，说自己上了天堂接受了上帝的救世天命。他又作《原道救世歌〉和〈原道醒世训》，在贫苦大众导传播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和"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政治及经济主张，深得人心。公元1851年初洪秀全等在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到1853年1月攻占武汉三镇，3月攻克南京，短短两年时间，太平军发展成为拥有百万人队伍的强大力量，并在南京正式建立了国家政权。但这一强大的力量在坚持了十余年的顽强斗争后，终因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的原因，到1864年南京陷落而趋于失败。
除了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各种原因外，如果我们从一体化模板作用来看，也可以发现不相容的现象。据说，在太平军国长沙时，左宗棠潜往会见洪秀全，劝其放弃天主耶稣，改崇儒教，并进而论述攻守建国的策略，但洪秀全不听，左宗棠连夜逃跑。大儒曾国藩是镇压人民起义的刽子手。他的〈讨粤匪檄》就特别强调了上帝会使得"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这些现象反映出当时不少士人还是非常崇信孔子的儒家学说的，所以曾国藩的湘军中争取了不少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太平天国的指导思想与一体化不相容，使得不可能运用第二块模板。这样，太平天国辖区的土地兼并问题，起义首领中的贵族化和腐化等问题，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控制。再加上太平天国内部在其他各种重大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其结果必然造成分裂内讧，削弱自己的战斗力。这样，就为太平天国被封建军阀消灭准备了条件。
现在，我们可以从社会演变的角度，来总结一下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特点及历史作用。
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以急风暴雨之势扫荡着无组织力量，这就为新王朝的建立头定了基础。但农民大起义所完成的只是王朝修复机制中"破"的这一环节。新王朝的"立"要靠修复模板完成，即实行宗法一体化结构。对于农民起义首领来说，他们或者变质，利用儒家一体化模板和宗法家庭组织模板，成为名副其实的"取而代之"的开国皇帝。或者为豪门世家或少数民族军事力量所消灭。而农民自发产生的平均主义思想和其他带有平等思想的宗教，都不可能形成新的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人们用"改朝换代"和"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两个词汇，来描述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社会振荡和农民大起义的后果，是非常生动和贴切的。
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积极意义在于打击了腐朽的官僚机构以及各种无组织力量，使封建王朝回到太平盛世。它对于避免封建大国因其内部尖锐的阶级矛盾而造成整个社会的退化或在矛盾中被消灭，是有积极意义的。只有经过农民革命战争，中国封建社会中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中互不适应的因素才被大大地消除；中国封建社会才能重新统一，获得进一步发展。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每经历一次全国性农民革命战争以后，新建王朝在总体上说来都比前一个王朝有所进步，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打击摧垮封建旧王朝，农民战争是一场革命。但对于封建宗法一体化结构来讲，农民战争又是调节三个子系统严重失调的稳定机制，它使封建制度在一个新王朝中有复苏的可能。农民战争规模越大，对无组织力灭扫荡得越彻底，新建王朝的寿命就越长。这样，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这正是中国农民战争发生在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的社会中，农民不能分化出代表新生产因素的社会成份所造成的深刻的历史悲剧。
回顾前几章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具有两重调节机制。第一套机制是，在王朝稳定时期依靠宗法一体化结构所形成的国家官僚机器和宗法家庭制度对社会实行全面的调节和强控制，保持自身大一统形态的稳定。但这种调节功能本身异化出来的无组织力量又使王朝老化衰亡。这时，周期性的社会动乱就发生了，农民战争以革命的手段摧垮了腐朽的旧王朝，宗法一体化结构所体现的同构效应和儒家国家学说，又成为新王朝重建的两块模板。正是这两重调节机制交替发挥作用，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形态，在周期性的改朝换代中被一代一代地保存下来了。
因此，从旧封建社会形态的保持说来，宗法一体化结构的两重调节机制是巨大的内稳定力量。对于新社会结构在旧社会结构内的成熟和诞生说来，宗法一体化结构的作用又是如何呢？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发展不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去的问题。下一章，我们将证明，正是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双重调节机制，在王朝稳定期的强控制，扼杀了新因素的壮大，在王朝修复期的大动荡对生产力积累的大破坏，使中国封建依法构成了超稳定系统。在有这双重调节机制的系统中，新结构的玉兔虽然存在于封建超级大国的月亮之中，但它并没有能够从封建母体中脱胎出来。
第六章：历史的奇观：超稳定系统(一)
世界怕时间，时间只怕金字塔
——埃及谚语
6．l从一个寓言谈起
现在我们来回答本书的中心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原因。
《荀子·劝学》中讲到，南方有种名为蒙鸠的鸟，用羽毛做窠，又用发丝精细地编织起来。但鸟巢却托在芦苇穗上。大风一吹，苇折窠坠，鸟蛋打破，幼鸟跌死。如果用这个寓言来说明宗法一体化结构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停滞机制，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并不是因为它内部没有资本主义因素。令史学研究者吃惊的是，几乎在每个盛大王朝中，都有各种各样的新因素在成长，如商业市镇港口、国内外经济贸易、手工作坊等等。但是，在某些封建王朝后期（如明朝），成百年中精心编织出来的资本主义因素之窠，却是托在芦苇之上的。随着王朝崩溃，它将被打得粉碎。为了剖析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特有的遏制资本主义结构产生的机制，我们先分析一下西欧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化所经历的几个阶段。
西欧资本主义从孕育、发展直至取代封建主义，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萌芽阶段；资本主义因素互相结合壮大阶段；取代封建制度，确立资本主义结构阶段。其演化过程如图14所示。
第一阶段相当早。西欧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萌芽是城市和市民阶级的出现。公元十世纪左右，西欧的城市作为农村自然经济的对立物开始兴起，商人和从领主庄园中逃亡出来的农奴，成为城镇的市民。政治结构中的新组织的萌芽，最早在十一世纪的英国产生。到十三世纪末，由贵族、教士、市民组成的议会，已发展成为管理英格兰国家事务的政权组织形式了。意识形态结构中的萌芽是人文主义。它的曙光子十四世纪出现在意大利上空，十六世纪文艺复兴运动达到高潮。
第一阶段的特点是，萌芽寄生在封建社会的躯壳内，不能剥离开来。十三世纪英国的国会，十四世纪初法国的三级会议，都离不开封建皇权的保护。文艺复兴运动早期在政治上的建树是十分有限的。号称欧洲"唯一的学者"的彼特克拉接受了教皇供给的经费和国王们的大量赏赐与荣誉。甚至到十六世纪北欧掀起反抗教会权威运动时，一些第一流的人文主义者仍保持对教皇和教会的忠诚。
第二阶段是资本主义因素结合阶段。我们所说的结合，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相互联系，而是特指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形成一种相互调节的潜在结构。这一阶段很难与上一阶段划出一条明确的分界线来。随着萌芽的成长，资本主义因素就会互相结合、互相加强。城市和市民力量的发展，要求他们以政治斗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早在十一世纪，英国市民中就产生了商法和法庭，它们被生动地称为"灰脚法庭"。十二世纪时，一些富庶的欧洲城市以赎买方式购得了自治权。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的结合还表现在市民与王权的联盟上。十四世纪英国国会不仅已获得批准赋税的权力，还有颁布法律的权力。
英国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结合得较早也较为顺利。一个明显的原因是英格兰的封建制既不禁止贵族经营工商业，也不完全以血统论为贵族的依据。每个自由土地所有者，不问其出身如何，只要每年有二十镑以上的收入，缴纳"盾牌捐"，就可以接受骑士称号，成为贵族的一员。这些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和市场保持密切联系，开始使用雇佣劳动。新贵族和资产者有很强的经济实力，他们在治安法官的名义下掌握了地方政权。正是这一阶层后来发动了著名的"圈地运动"，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领导力量。
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可以看作是法国社会中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中资本主义因素成熟最终结合成一种新社会形态的标志。资产阶级的国家政体、经济结构都已成熟、社会契约、天赋人权的人文主义思想，"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广泛传播。资本主义已成为一种可能取代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这时，就进入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也在英国较早完成。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以国会反对国王专制为标志，拉开了英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序幕。法国、德国和俄国稍晚一些。欧洲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时间具体的道路各有差别，但它们都是经历了一个新社会形态逐步成熟并和旧社会结构进行了全面较量的历史过程。
系统由一种结构向另一种结构演化必定要经过这三个阶段：旧结构的稳定性逐渐破坏；新结构在旧结构尚未解体前就已发展成为一种潜在的新稳态，即新结构的子系统之间已建立了相互调节的功能；最后取代旧结构。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化，是符合系统结构演化的一般规律的。
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的演化又如何呢？在社会生活丰富的海洋中，在不断发展积累着的生产力推进下，任何一个社会内部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新因素产生，并且不断成长，正如在一片肥沃的土地上总有新芽萌发那样。但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宗法一体化结构的脆性和强控制的特点，萌芽的成长，新因素之间互相促进以至结合，就要受到压抑和破坏。一方面强控制的郡县城市不能成为资本主义因素结合的摇篮，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因素也缺乏互相结合的中介。这就使得萌芽只能孤立地成长，不能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甚至只能扎根于无组织力量之中。这正如蒙鸠筑巢，各种单个新因素再发达，它们也是托在芦苇之上的，不可能独立于旧结构而存在。
这样，在社会演化第三阶段，中国封建社会就呈现出和西欧封建社会完全不同的结局。
由于宗法一体化结构的脆性和王朝周期性瓦解，使得周期性地折断芦苇的大风必定要刮起，其结果是蛋破雏死，萌芽和无组织力量一起被扫荡了。
荀子曾感叹道："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长期延续。资本主义的胎儿不能产生出来，正是由于宗法一体化结构所造成的这种特有的机制。
6，2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的障碍之一：强控制和郡县城市
明末夏允彝《幸存录》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晚上，五个人在一旅馆喝酒。一人趁着酒胆骂了魏忠贤几句，另四人劝他不要乱说。他想反正自己的话不会被特务听见，就说："魏忠贤虽然凶横，剥不了我的皮，我怕什么？！"谁料到骂声未绝，东厂特务就冲进来抓起这五个人，魏阉也真把那个骂他的人活剥了皮。虽然明代特务机构的横行在历史上也属罕见，但封建国家对市镇和人民的控制一直是相当强的。如早在汉代，《汉律》就规定，三人以上，无故聚集饮酒，罚金四两。特别是城市，更是一体化结构强控制的中心，它们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因素发育结合的母体
中国封建社会强控制的一个重要政策是重本抑末。它对保护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尤其在封建社会早期更是如此。但从另一方面看，重本抑末又不允许新因素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历代的"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后一位。早在战国时代泰国就规定私自做小生意的要罚为奴隶，"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西汉初年，规定商人不能作官、骑马、乘车、穿丝绸衣服。就连商人的子孙也不得幸免。当时明令规定："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除政治上的压制外，对商人在经济上的勒索也非常严厉，"重租税以困辱之"。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家园占有名田，违者役收其田地奴僮。又如人头税，"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唯贾人与奴婢倍算"。唐代规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此外，国家对商业活动也管理很严。唐政府徵当铺典当税、粮食买卖税"四取其一"高达百分之二十五；商贾的财产税，每缗税二十。甚至死人和蔬菜瓜果过关也要纳税。明代政府在各府、州、县、市、集都设立了商税机关"税课司局"，并到处新设"抽分局"。以加紧对市民和商人的勒索。
对商业实行强控制最重要的手段，是中国特有的官商、官办手工业制度。这种制度既可以使统一大国内部必要的商品交换得到满足，又不致失去对商品经济的控制、垄断。周代就有泉府的设置，"以泉府同货而敛赊"。这是最早的专卖机构。
从秦汉一体化结构实现以来，封建官僚政治就把触角伸进了商业、手工业，控制了盐、铁、生产工具、铸币的专营专卖，并通过官营手工业垄断了主要的商业和贸易市场。汉文帝时尚"弛山泽之禁"，"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但到汉武帝时便任用桑弘羊在全国设立了盐官三十二处，铁官四十四处，还沿袭战国以来的少府机构，专掌山海池泽收入和皇室消费的手工业，以后成为定制。
官办手工业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和丰富的原料，吸干了民间的精华。但它本身常常又是为最高封建统治者消费服务的，从生产到经营都不受经济规律的约束，不计效率，实报实销。从采购到生产，由国家政府包管。就以元代为例，其官营手工业种类很多，分工很细，机构非常庞大，据记载；"籍人匠四十二万，立局院七十余所"。但由于管理系统腐败，又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以致生产力很低。忽必列时綦阳四处铁冶，有九千五百五十户工匠，但所冶的铁价还不如只抽冶户包银所得的多。这种违反经济规律的现象只可能在官营企业中出现。我们知道，价值规律对手工业生产中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是有利的，但在官商、官营手工业中却很难发挥这种作用。管理官管手工业的是封建衙门，官员腐化、机构膨胀在这里也非常明显。明穆宗隆庆元年，在司礼监担任生产的军民工匠为一千三百八十三名，脱离生产的官员四百三十三人，占三分之一。从公元1596年起，又用宦官来管理少府，更是腐败不堪。这些部门中的官员营私舞弊，贪污浪费。因此，在官营手工业系统中，生产水平和技艺再高，它也是被埋在无组织力量的污泥中，常常随着无组织力量被扫荡而失传。
另一方面，官商和官办手工业的发达，使得民间私人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受到限制，有时甚至萎缩。汉武帝时，私自煮盐、铸铁者，左脚要枷上六斤重的铁钳，并处以酷刑。国家利用行政手段推销商品，出现了"县官作盐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买之"的违反经济规律的现象。
最近，有的研究者指出，直到清代，资本主义萌芽和一些新生产关系因素，大多出现在那些私营的非法的厂矿中，而在官办、官督商办的厂矿中，生产关系都相当陈旧。官办手工业和厂矿，资金雄厚，技术先进，但这种生产力被束缚在无组织力量的桎梏之中。私营手工业利厂矿，虽有新生产关系的萌芽，但它是非法的，时时要受到官僚机构的种种限制和打击，这不能不说是十分可悲的事。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中世纪的城市是封建势力控制鞭长莫及的地方。《共产党宣言》曾指出："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英王亨利二世颁发给林肯城的特许状中说，任何人只要在城市住满一百零一天，就可以获得自由。所以当时欧洲有"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的说法。
欧洲的城市是农村封建经济的对立物，是封建政治势力控制薄弱地区，它成为资本主义新因素聚集结合的母体。早在十一世纪，法国朗城就以赎买为手段获得自治权。法王菲利浦二世为了争取城市的支持，曾先后对四十一个旧城和四十三个新城颁发了特许状，承认它们自治。这些自治城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一种尚未发育起来的新结构的雏型。市民经济、市民思想文化以及市民政治，都是在城市里孕育、结合并进一步发展的。欧洲的城市是封建社会汪洋大海中资本主义结构的岛屿。何以说，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就是城市不断壮大、战胜农村的历史。
一般说来，城市的发展是和商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城市能否成为新因素的结合作，就和社会结构直接相关。旧结构控制力越弱，城市越容易成为新因素成长的摇篮。
教皇所在的意大利最为典型。教皇和霍享斯陶棻家族争夺对意大利的统治权，各自又不具备统一全境的力量，形成了三、四百年之久的均势。这种均势造成了意大利的四分五裂局面和旧制度控制的真空。于是，发达的商业贸易和文艺复兴运动，在这里兴起了。威尼斯、佛罗伦萨、热诺阿等等城市，象种子一样在封建社会结构的裂缝中扎根生长，逐渐长成大树。
中国封建社会实现了宗法一体化结构，就不可能出现上述真空状态。在一体化形成之前，中国古代城市——都、邑、鄙……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等级和宗法色彩。"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一体化结构确立以后，城市就进一步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枢纽。正如傅筑夫指出的那样，我国战国以前的大小城市中，市场是根据封建"礼法"设置的，是城市一个特殊区域。战国以后的城市仍然由国家设立，而不是随经济需要自然发展起来的。唐代以前，大小市场的兴建和废止，均由朝廷敕令行之。唐代以后经济的发展，完全由政府控制市场已不可能了，出现了大量非官方设置的市镇、集市。但是，由于宗法一体化结构存在，它们不可能象欧洲城市那样成为相对独立于封建结构之外的地区。一旦这些城市由于经济上的重要性而发展起来，就会马上引起封建国家的重视，国家政府机构和管理网会立即延伸到这些城市中去，随之而来的是它们也具有行政上的重要性了。
由于一体化官僚网总是和城市交织在一起，中国古代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兴衰，往往取决于它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并不完全受经济发展的支配。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城市比欧洲的出现得更早，规模也更大。而这些大城市又随着封建王朝、官僚政治的兴衰而变迁着。
开封就很典型。它是在唐代迅速发展起来的，后被北宋定为首都，成为中原华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十分繁华昌盛。这种兴旺局面同它是京城的显赫政治地位分不开的。公元1126年金军入城，开封失去首都地位以后，大批官员、商贾、市民离开了开封。开封一旦失去了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商品需求也大为减少，商业急剧衰退。与开封市相连的交通网也开始冷落弛坏。以开封为中心的华北地区的商业交往随之衰落。南宋定都临安（杭州）后。临安迅速成为一个有百万人口、面积比现今杭州市区还要大的繁华大都市。但明代以后，杭州不再是首都，它也就逐渐衰落了。
总之，由于宗法一体化结构，中国古代城市不仅是商业中心，而且是各级官僚机构的衙门所在地，负责管理广大农村、处理行政和法律事务，担当地方和中央的联络职能。执行着如此重要通讯联络功能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当然远比欧洲封建社会的城市发达，但它也是封建统治控制力最强的地方。因而，中国古代城市又被称作郡县城市，是带有地方行政的强烈的封建政治色彩的。这种城市，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因素结合的母体。
6．3资本主义因素结合的障碍之二：缺乏中介
宗法一体化的社会结构，还使得资本主义因素结合失去了必要的中介。众所周知，欧洲和日本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结合和壮大，通过两个重要的中介：一是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和王权相结合；二是新经济因素在意识形态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代言人，依靠知识分子接受市民文化来实现。这两个中介在中国封建社会都不曾起作用。
西欧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在政治结构中找到代表，是通过王权与市民联盟的方式实现的，并逐步形成了市民参加国家政事的相应组织形式。英国议会制起源于十一世纪。公元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入主英格兰，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便组织了由贵族和教士组成的类似谘询的机构，它是议会制最早的萌芽。法国更明显，1302年美男子菲利浦四世为了和教皇斗争，召开了由主教，贵族与平民参加的三级会议。可见，市民阶级参政直接和王权的强大有关。意大利的consuls,英国的aldermen，法国的jures，都是市民阶级在王权干预下参政的相应组织形式。
欧洲和日本封建社会，王权之所以能成为中介，是由于王权为了与割据的贵族进行斗争、取得政治上的统一，就不得不依靠那些与封建割据势力在经济利益上尖锐对立的市民阶级。在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之间，封建国家的王权凌驾于二者之上，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尽管王权在本质上是代表封建制度的，但它为了自身利益，不得不把资产阶级的魔鬼从瓶中放出来。正如恩格斯分析的那样："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正象王权倾向它们一样。"欧洲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绝对君主制政体，实际上成为封建结构向资本主义结构转化的过渡状态。英国和法国在这一点上都比较典型。法国在路易十四时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一百年后，就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
中国封建社会的绝对君主制的出现比欧洲的早一千多年，而且王权逐步加强。但为什么不能起中介作用呢？关键也在于宗法一体化结构。
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中央集权政体时，市民阶级并不强大。封建国家和皇帝利用由广大儒生组织起来的官僚机器，来和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导致的贵族化倾向进行斗争。这就注定了宗法一体化结构中的王权不可能再和市民阶级相结合，反而要利用一体化来遏制市民力量。
中国古代城市和市民阶层，很难形成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尤其是政治方面的组织。虽然早在唐代就出现过长安商业、金融业的人员的罢市和请愿，但这种力量一直都相当弱小。商人市民为了办点事。除了我贪官污吏或宦官贵族的门路外，很难再找到自己的代言人。唐宋以后，出现了手工业、商人的行会组织，明代甚至还出现过下层官僚和市民联合反对税监的现象，但斗争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而十八世纪的法国第三等级不仅已经掌握了重要的经济命脉，而已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了。当时，法国各地有三十四个按察使，全部由第三等级的人出任。在思想文化界，则有相当多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大学教授出身于第三等级。显然，他们已在社会上具有相当大的势力了。在这种条件下，他们才有力量发动资产阶级革命。
宗法一体化结构里，王权与儒生的结合还造成一个可悲的后果；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很难分化出一个新成分，以便完成经济结构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和意识形态结构中新因素结合的任务。正如人体中的血红蛋白一旦和一氧化碳结合了，就失去了和氧结合的能力。封建知识分子一旦和王权结合，形成一体化，也就中断了封建知识分子的分化，难于形成一个接受市民文化的新队伍。
我们知道，西欧封建社会，从旧贵族、教士、商人市民中逐渐游离出了一个新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实现了把经济、政治结构中产生出来的新因素与意识形态结构中新因素结合起来的任务。
日本也是这样。十八世纪，日本封建等级制度开始破坏。那些俸禄低微的下级武士更为贫困所窘迫，不得不出卖祖上传下来的武器。他们有的去经商，有的以收养富商子弟为养子的方式出卖武士身份。据《江户町方书》记载，在二百五十家商人中，本人是武士、浪人或祖先是武士、浪人和乡士者，就有四十八家。很多人转化为资本家。但更多的人变为知识分子，充任教师。他们成为学习传播资产阶级文化——兰学的主要队伍。公元1838年，著名的兰学家绪方洪庵在大阪设"适适斋"，讲授西方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二十四年间，各地来的就学者达三千余人，其中不少是下级武士。这一接受了资产阶级文化的新知识分子阶层里，出了不少明治维新的著名活动家，如桥本左内、大村益次郎、寺岛宗则等。有的则成为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就是代表。"把刀剑换成算盘"，这是当时一个著名的口号。明治政府中出任领导者和公务员的多是下级武士出身，可以说，"整个国家机关之中都渗透了武士的势力"。明治天皇则利用由武士分化出来的新阶层，组成官僚机构。这样，维新政策得以推行，日本完成了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同样，彼得大帝也是依靠了到西欧留学的小贵族、新知识分子，在农奴制的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
而中国封建社会里，封建士大夫阶层与王权结合之后，就始终没有分化过。无疑，科举制比欧洲封建贵族等级制更具有民主色彩：知识分子不单凭身份，而主要靠读圣贤书就可以作官。它对广大儒生有着无比的吸引力。入仕，对儒生不仅意味着实现"治国平天下"报效国家的志向，而且意味着"黄金屋""颜如玉"的富贵荣华，意味着衣锦还乡和青史留名。平时，他们皓首穷经，做着白衣卿相的美梦，等待着封建政府通过科举制度把他们选拔到官僚机构中去。当了官后，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即使他们在穷困潦倒之时，也特别注意自己"士"的身份。儒生把自己的行为，严格约束在符合宗法一体化结构的"个人——家庭——国家"三层次上。即使王朝面临崩溃时，他们也不会怀疑儒家思想，去接受什么市民文化。明末东林党人对李贽的看法，很能说明这一点。
明末，我国资本主义因素有了很大的发展，意识形态结构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思想。其中，李贽就是一个具有启蒙意识的进步思想家。他鼓吹思想解放，提倡"童心"，把追逐财富和权势的心样看作是人的本性，并对儒家经典评头品足。李贽的思想在市井中获得很大的反响，一时哄动大江南北。但因其是"惊世骇俗之论"而被禁，甚至"毁其书刻"。大多数正统儒生都不能接受李贽的思想。著名的东林党人虽反对腐败的朝政，深得民心，但是他们对李贽也嗤之以鼻，大骂他是"小人"，说什么"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败为是非而已，学术到此真成涂炭！"。李贽的思想在中国儒生中遭到如此抵制，却可以飘洋过海传到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前的知识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可以这样说：中国历来不缺乏伟大的思想，也不缺乏卓越的思想家，但是缺乏新思想结合、扎根的土壤。宗法一体化结构象盘根错节的古老大树，把自己的枝叶布满空间，使得新因素的萌芽得不到充足的阳光，也不可能在布满了大树根毛的土壤中真正扎根。
6．4原始积累的中断
为什么新因素之间的互相结合对于新社会结构的诞生那么重要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新社会的框架，才能脱离封建社会而独立生存，并在一定时机取代旧结构。
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三种要素结合——经济结构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结构中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人文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如果三者之间没有相互联系相互加强的过程，那它们就不可能正常地壮大起来。意大利就是这样。
十四世纪前后，意大利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很活跃，城市和贸易十分发达，出口在欧洲占第一位。文艺复兴运动就是在这里兴起的，达·芬奇、米开昂基罗、康帕内拉、马基雅弗里等文化巨匠是意大利的光荣。意大利的文化火炬点燃了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烈火。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意大利始终没有出现一个强大而统一的王权，也没有市民与王权的联合，所以，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未能和政治结构中的力量联系在一起。十六世纪以后，意大利的经济反而衰落了，工业革命不是在这里发生。
为了证明新因素结合对新社会结构形态壮大、发育以至成熟的重要性，我们分析两个十分典型的系统：一个是十五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因素互相结合的系统；一个是十五世纪的中国明代，资本主义萌芽虽然产生，但根本不可能结合的系统。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发育壮大，必须要经历资本原始积累这个重要阶段。马克思深入研究了这一过程，指出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历史活动，是"把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的历史的分离过程"，是"在资本本身基础上、因而也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基础上的资本积累"。"这种所谓原始积累不过是使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间原先存在过的统一归于破坏的一连串历史过程"。也就是说，资本原始积累是由两个环节组成的：一是封建经济不断瓦解，大量自耕农从封建生产关系中游离出来，陷为流民；再就是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的新的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不断地吸收这些从旧经济结构中瓦解分离出来的力量，一天天壮大，成为主导形态。资本原始积累能否顺利进行，取决于如下条件：
（1）旧结构能否迅速瓦解。
〔2）新经济结构能否有足够的吸收能力，把旧结构中分离出来的经济力量组织到自身中来。
（3）政治、意识形态结构对这一新经济结构的成长是促进还是抑制。
对于资本主义因素充分结合系统，新经济结构有着巨大的吸收能力，并且政治、意识形态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结合体对原始积累有促进作用。相反，如果资本主义因素不可能结合，即使封建社会旧经济结构在瓦解，原始积累也不可能进行。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英国"圈地运动"，与中国明代的流民问题都出现于十五世纪。但前者是工业革命的前导，而后者却是原始积累的中断。
十五世纪末期，英国由于毛纺业的发展对羊毛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地主、贵族、富裕农民便利用各种手段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圈地改为牧场。大批农民沦为乞丐和流浪汉，成为廉价的雇佣劳动力的来源。它迅速瓦解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失地农民为资本主义企业提供了大量雇佣劳力，促进了毛纺业的发展。而毛纺业的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圈地运动。随着这一循环的反复进行，资本主义结构一天比一天壮大。
中国封建社会也出现了农民和土地相分离的现象，其规模和英国圈地运动相类似。明代中叶，公元144O年，北直隶及山西两省一百一十六个州县失地农户就达三万六千六百四十户。1468年，仅荆襄地区聚集的流民就达二、三十万，1471年达到四十多万，最高达一百五十多万。李洵指出，当时全国六千万在籍人口中，至少有十分之一，即六百万人成为流民。这些流民必然充斥雇佣劳动力市场。他们曾大批涌向矿山，以至掀起全国范围的采银狂潮，冲破了政府的盗矿禁令。福建省一次被明经"招抚"的"窃矿小民"就有一千一百五十余户。还有相当多的流民流入城市，充实小手工业、小商贩队伍。早在宣德年间，在富庶的江浙地区，苏松巡抚周忱曾向户部报告失地流民的七种去向：大户包荫，豪匠冒合，船居浮荡，军囚索引，屯营隐占，邻境蔽匿，僧道招诱。其中所谓豪匠大约就是大手工业主，有点"资本家"的味道。明代南京、苏州一带纺织业十分发达，与流民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很有关系。明正德时，制造兵器的南京兵仗局手工工场，官家工匠六百五十五名不够用了，所以又花二千八百五十两银外雇工人。这反映出大量失地农民确实造就了劳动力市场。也就是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内这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迹象也是出现过的。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因素在中国封建社会内没有形成结合体，企业和手工工场不可能吸收更多的劳动力。不少的农民虽然从旧经济结构中分离出来，但不能成为新经济结构的建设力量。流民主要去向，则如周忱当时所表明的那样，为"大户包荫"即转化为佃农，或"屯营隐占，邻境蔽匿"即逃入边远和控制不严的地区，开荒种地。还有一些为生计所迫，铤而走险，刚遭到残酷的屠杀镇压。更重要的，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中不存在经济结构新因素的代表，因此，封建国家就会用种种办法来中断这一原始积累。对比一下英国封建政府和中国封建政府的态度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都铎王朝也曾颁布过一系列限制圈地的法令，但很多封建贵族自己就加入了圈地，这些法令大多是一纸空文，压不住圈地的势头。十六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英国政府改变措施，把限制对象改为流民，除持有乞食特许证的人外，其余流浪汉一律迫令立志愿劳动誓言。公元1547年爱德华六世即位后，颁布"血腥立法"，用肉刑和打"S"字母烙印的办法来对付流浪汉。1597年英国议会还颁布了惩治流浪者和长期乞丐的法令，法令中有对放逐的流浪者返回本国的处以死刑的条例。这些措施加速了失地农民向无产者的转化。亨利八世时期，约有五分之三的寺院土地被国家没收，这些土地以惊人的低价卖给各种投机者、租地农场主和新兴市民。这一措施加强了王权与市民的联盟，促进了资本原始积累。1700-176O年间，资产阶级政府颁布了二百零八件"圈地法令"，用国家立法手段迫使小农经济解体。
中国封建王朝则是用一体化结构抑制兼并，用招抚的办法尽可能使流民重新回到土地上去。十五世纪三十年代，明英宗发布一系列安置流民法令，一方面令流民复业，一方面重申严禁隐占土地和人口。国家甚至对流民作出让步。公元1441年英宗的《大赦天下诏》中，除赦免拖欠政府的钱粮外，并允许"离乡年久，产业已成"不愿返乡的流民在所居住地区报官附籍，享受贷款并"免杂泛差役三年"。这种国家调节是颇有成效的，宪宗成化年间，聚集在荆襄地区达一百五十万之多的流民，先后被诱迫复业的达九十三万人。
对待圈地和流民的不同办法，说明了英国王权（一个资本主义因素结合了的系统）和中国封建政府（资本主义因素不能结合的系统）具有不同性质，因而结果也是不同的。
我们可以把这两种不同的过程用图表示出来（图15）。其中粗箭头表示流民、自耕农、佃农的流动情况。英国流民主要转化到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去了，而中国流民则仍在封建地主经济结构中流动：
6．5中国封建王朝崩溃前的"假资本主义"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里资本原始积累必然中断，但随着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又不能阻止地主经济的瓦解，于是在封建社会后期王朝的末期便会出现一些很奇特的现象。大量破产自耕农流入城市，商业、服务性行业十分繁荣发达，城市畸型发展，与剥削者消费有关的奢侈品生产也高度发达。从事社会主要生产部门——农业的人数占总人。的比例相当小。这种现象很类似资本主义的表面特征。但它只是假象。它不是预示着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是大动乱来临的前兆。崩溃一旦发生，这种浮华局面立刻象海市蜃楼一样消失了。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假资本主义"。揭示王朝末期这种"假资本主义"现象，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封建社会是很必要的。因为"假资本主义"现象从反面表明，新因素不互相结合，会出现怎样的社会悲剧。
"假资本主义"第一个重要特点是，王朝末期商业的高度发达和非农业人口的急骤增加。但它是扎根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的。
众非周知，西欧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是与城市及城市人口的增长的历史密切相关的。
英国的城市在十世纪左右兴起，十一世纪时共有八十个市镇，十三世纪达一百六十个，十四世纪增至二百七十六个。到十六世纪时，已有二十六个较大的城市，一千七百个小市镇了。城市居民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十一世纪时的百分之五，增至十三世纪的百分之十。到十七世纪九十年代，每十个人中间便有二点五个市民。公元1534年，英国首都伦敦人口为六万，一百五十年后，上升为五十三万。全国总市镇人口为八十七万。法国十八世纪时，人口约为二千六百三十万人，乡村人口达二千四百万，城市人口占十二分之一。因此，人们常把非农业人口的增长，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志之一。
我们先以明代为例，看看城镇的发展。明宣德年间（1426－1435），全国就有三十三个大商业城市。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也有数个。如南京城、临清城，"周围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财货，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北京城的城市贫民"不减百万"。中小市镇，更是不计其数。瓷都景德镇到十六世纪末叶，已有十万人口。当时"镇上雇工、皆聚四方无籍游徒，每日不下数万人"。江浙一带的盛泽镇、震泽镇、黄溪市、王江镇、双林镇，都是丝织名镇。明初盛泽镇仅为一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村庄，随着丝织业的发展，到成化年间（1465-1487）改村为市，一百年后，成为有五万人口的市镇。十六世纪末期，江南五府中，五万人口以上的大镇有四个，三万五千人口的一个，一万至二万人口的有七个。一般说来，王朝中期，非农业人口就占百分之二十左右了。这超过英国十六世纪的水平。
非农业人口增加更是十分惊人。
在明王朝初建时，国家配给土地、推行农桑政策，务农的一人口占绝大多数。但随着时间流逝，非农业人口逐渐增加。非农业人口在王朝中期即可达百分之二十，到末期则大大超过此数。明代何良俊曾分析过这一趋势。他说，正德以前，百姓十分之九"安于农亩'；过了四、五十年，因不堪日益繁重的田赋徭役，便纷纷弃农。他分析了弃农百姓的去向：到乡官人家作佣人的比以前增加了十倍；到官府干杂活"蚕食于官府者"增加了五倍；"改为工商者"增加了三倍；流浪汉也达"十之二三"。这样算下来，"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这是一篇很好的社会学调查报告。可见十六世纪末，明代非农人口已达百分之六十左右了。这些人口成为官宦人家仆役，或为官府当差跑腿，或弃农经商，或游手趁食。邱浚在《大学衍义补》中也说："天下之人自力者什三四，而资余以食者什七八"。
北宋非农业人口比例也很高。毕钟游的《耀州理会赈济奏状》中说，耀州七个县，主客户共十一万三千零五十户，二十八万四千八百五十四，而非农业户口计四万六千三百三十八户，十七万九千五百三十四口，非农业人口达百分之六十左右。一方面是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非农业人口的急剧增加，这就造成了一个王朝末年伊然是一个商品经济畸型发展的"假资本主义"社会。
这方面，宋代很典型，北宋神宗时国内贸易总额约达三亿两千万贯，合六亿四千万石米的价值，如按当时人口平均每人每年购买商品折合米九至十一石以上，在封建社会中有这么发达的商品经济，真是十分罕见的。手工业与商业的发达还表现在分工细致上，所谓"三百六十行"的说法，就起源于宋代。当然，宋代是否有资本主义萌芽，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是宋代商业的发达。非农业人口比例之高是公认的。
胡如雷形象地把王朝末年商品经济的病态繁荣，称之为城市肥胖症。因为流入城市的非农业人口，只有小部分转化到手工业生产部门中去，大量的则沦为贫民，充当茶楼酒肆的佣保，斗鸡、走狗、击筑、歌舞的游手，或充当杂役，以至于："上富之家，待而举火者五六十人。最下者亦不减二三十人"。城市肥胖症的病根并不在于城市该不该发展，而在于整个社会没有产生一种新框架来容纳这种发达的城市经济。应该指出。这种"假资本主义"过渡现象，在中、后期封建王朝的末代都很明显，不能把这种现象只看作是明代或清代所特有的，而应该把它和中国封建王朝的发展周期联系在一起来看。
另外，从商业贸易方面来看，早在汉末就有商业的病态繁荣现象。如西汉末年，长安、洛阳、郑州、南阳、邯郸、成都、临淄都是繁华的大都市。在王莽当政时期，南阳是大商人聚集的地区。三符在《潜夫论》中说："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历，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可见，弃农趋末，商业市镇发达，非农业人口增加，是历代王朝后期都具有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汉代就一定有资本主义萌芽。我们应该把经济史与王朝的发展周期联系起来看。王朝之间被大动乱隔断，新建王朝初期的商品经济比旧王朝末期显得是倒退了。如果拿西欧的模式套中国封建社会现象，问题是无法扯清楚的。
"假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重要特点，是萌芽和无组织力量相结合。"假资本主义"虽然表面强大，但只不过是墙头芦苇。因为它们是植根于无组织力量之中的，与无组织力量一起畸型发展，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王朝末期无组织力量最大时，"假资本主义"也最明显。而一旦农民大起义扫荡无组织力量时，这些萌芽就象长在牛粪土的嫩芽一样，随着垃圾一块被清除了。
资本主义萌芽与无组织力量结合的突出表现是，官、商、大地主三位一体。大贾富商们与官府勾结垄断市场，贪官污吏们插手商业贸易，他们从商业资本中捞取的资金不断投入土地兼并，变为大地主。而那些投有官位的巨商和大地主，也可以通过卖官鬻爵制度成为名义上的官僚，而获得政治、社会地位。清代著名的广东十三行，就是集官、绅、商于一身。浙江一巨商胡雪岩官至江西候补道，衔至布政使，阶至头品须带，服至黄马褂。称为在籍绅士。明清著名的山陕南人、江西商人，都是在官僚机构的扶植下发展起来的，并成为大地主。山西人经营票号钱庄的特别多，政府给以他们包办汇兑、贷款、代解钱粮及收捐税的特权。近代有山西富商、山西票号之称，他们一聚集了巨额财富。
从表面看来，商人、市民阶级与官僚勾结，并通过商业利润购置田产，这一过程和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有类似之处。甚至，卖官鬻爵也不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十六世纪法国王室也实行过这种制度，不少暴发户买到了官职和贵族头衔，这种挤进贵族行列的人获得"穿袍贵族'的称号。他们以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持王权对地方封建割据势力进行抑制，操纵国会。所以，这种卖官鬻爵，是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中资本主义势力相结合的一种具体途径。而中国封建社会的卖官鬻爵制度则不然，它是政治结构中的贪官污吏和经济结构中腐败成分的结合，其结果是进一步造成了政治上的腐败和土地兼并的加剧，造成了私营商业、手工业的受压制和萎缩。
中国封建士大夫和百姓历来对商人当官嗤之以鼻。他们把市井商人穿戴公侯蟒袍，倡优缀上珠玉，仆隶换上朝履的现象，视为世道崩坏的异端现象而不齿。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大商业资本的发展总是和经济、政治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的恶性膨胀一致的。它们也同无组织力量一样是寄居在社会机体上的毒瘤，老百姓对之仇恨入骨。所谓"老必逊幼、残必抑贵。逆天之夫，众皆敬畏"的现象，正是对其写照。所以，当王朝崩溃时，农民大起义的斗争矛头从来都是指向皇室贵族、贪官污吏、恶霸地主和富商巨贾的。无论是"假资本主义"还是夹杂其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很少有逃过大动乱扫荡而幸存的。
第六章：历史的奇观：超稳定系统(二)
6．6脆性瓦解的悲剧
如果我们用婴儿出世来比喻新社会结构诞生，那么这种结构的萌芽阶段就好比生殖细胞受精阶段，其结合阶段就好比十月怀胎，第三阶段就象伴随着剧痛的分娩。第三阶段十分重要。即使是第一、二阶段获得正常发育，胎儿还有可能死于难产。当然，这仅仅是比喻，而不是说可以把社会现象和生理现象相提并论。社会结构的演化，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而且是巨大而艰难的创造，它不仅需要有新结构在旧结构母体内漫长的发育过程，而且新结构取代旧结构时所要求的条件也十分严格。
对比中国封建王朝的崩溃和欧洲封建社会的解体，我们会发规中国封建社会组织解体方式是全面崩溃，我们称之为脆性瓦解；而西欧封建社会组织则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解体，我们称之为柔性瓦解。两种解体方式不同，造成了第三阶段的重大差异。
什么叫脆性瓦解呢？用控制论系统论的观念来看，一个组织突然解体了，出现了完全无序的状态，那就是脆性瓦解。所谓柔性瓦解，并不是说新结构取代旧结构是一种渐变。新结构取代旧结构，总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某种无序状态，出现社会革命的剧烈振荡。但柔性解体时，社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不是同时陷于无序状态，其某一子系统发生革命时，其他子系统仍处于相对有序状态，革命分阶段相继完成。
封建社会柔性瓦解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十六世纪英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毛纺业变为英国的民族工业，圈地运动象旋风般地在广大农村刮起，流浪权的队伍充斥社会。在经济结构陷于某种秩序中时，英国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是相对稳定的。公元1549年诺福克郡爆发了两万人规模的起义，但短短两个月时间就被瓦维克伯爵的军队镇压下去了。英国的宗教改革是英国国王和政府操纵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与罗马教廷决裂，停止向教经缴纳贡税，并封闭大批寺院，没收其土地财产，卡尔文教、路德教等新教在英国广泛传播。尽管其间有"血腥的玛利"在位时对清教徒的残酷宗教审判，天主教一度复辟，引起国内强烈不满，但并没有酿成大动乱。不久，伊丽莎白当政，1563年国会通过了"三十九条信条"，确定了英国国教的教义。在1642～1649年八年内战和革命期间，英国分为"骑士党"和清教徒"园颅党"两个敌对阵营，交通曾一时中断，贸易也有所停顿。但是，在政治结构秩序急剧变革时，国内的经济与意识形态结构基本上仍是稳定的。就拿革命期间伦敦的粮食贸易来说，革命前从肯特、爱塞克斯、索福尔克、色西克斯等郡运往伦敦的粮食是二百七十三船。而在克伦威尔革命期间，1649-1650年，粮食贸易更加繁荣了，增加到八百零三船。当然，内战和革命对经济也有很大影响，如粮价上涨。1620年平均粮价为三十先令，1646年上涨到五十八先令，1648年——1649年上涨为六十八先令。但1646——1650年，社会工资收入平均增加了百分之十五至三十，虽然同期面包价格增长了两倍。这些经济情况证明，英国政治革命爆发期间，经济仍在向前发展着，并没有出现无序状态。
中国封建社会的王朝末期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只要是政治结构一崩溃，经济结构马上也随之崩溃，整个社会陷于无序状态。社会大动乱时期，物价飞涨是毁灭性的。物价的上涨，不是几倍、十几倍，而是成百上千倍、甚至上万倍。秦末大动乱时，米价上涨一百六十六倍，马价涨到一匹百余，最困难时一石米要值万钱。汉末大动乱时物价也上涨万倍。崩溃性的物价飞涨使经济结构马上破坏。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是脆性解体呢？因为宗法一体化结构通过官僚政治把控制力伸到每一个社会细胞中，对农业、手工业、商业、城市贸易实行有力干预，政治关系网与经济关系网过于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所以一旦政治关系网碎裂，经济生活也会跟着陷于彻底的混乱状态。
以货币流通为例，元代以前主要使用铜币，元代以后白银的地位明显地重要了，甚至以纸币为流通手段。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中，使用纸币这些不是以它们本身价值为基础的货币，就必须以强大的国家政治力量为后盾。货币的稳定性要依赖于政治上的稳定性。历史上常出现由于纯粹政治因素而引起物价的大幅度波动的现象。如公元前216年。秦始皇因有人谋刺他，便大索关中二十日，米价上涨几十倍，每石一千六百钱（原来每石约为三十至六十钱）。这种不符合经济规律的波动，完全是政治干预的结果。欧洲封建社会，则以金、银、贵金属为流通手段，一直比较稳定。元代通货膨胀过程是有代表性的，众所周知，元代的纸币通行全国，完全是官僚机构控制的结果。有的地方使用铜钱，则明令禁用。对推行交钞不利的肃州，元世祖曾"降诏谕之"。1280年，连边远的维吾尔（畏兀儿）等地，也设立交钞提举司，开始通用交钞了。正因为纸币的使用是依靠一体化强控制来实现的，所以随着政治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的不断增长，一整套货币管理发行、回收、黄金准备制度也就开始破坏。原设立了"回易库"处理用环的昏钞，但到后期"民持昏钞赴库倒换者，易十与五，累日不可得"，于是货币信用日益丧失，"民间所存昏钞，又不能纳赋税，易货物，于是遂成废纸矣。"民间造伪钞者与贪官污吏相勾结，胆子也越来越大。另外，随着政治的日益腐败，国家开支就越大，元武宗时每年用钞六百万锭，降旨赏赐用三百多万锭，土木营造用几百万锭，北边军需又六、七百万锭。而国库没有十一万多锭的储备。这种巨额财政赤字，只有靠印钞来解决。元末物价上涨六、七千倍，贿赂官吏所用纸币要用车载。
脆性瓦解为什么不利于新结构的诞生呢？旧社会组织的彻底瓦解，不正是意味着社会革命的彻底吗？问题在于这种脆性的社会一旦陷于崩溃，就具有惊人的残酷性，特别不利于新结构取代旧结构。脆性瓦解总是带来毁灭性的破坏。
古代社会中人口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社会发展或被破坏的程度。我们可以用王朝灭亡前后的人口波动来看脆性瓦解的破坏性。
秦汉之交，短短八年时间中，全国人口从两千多万锐减到一千万左右，减少一倍之多。汉初，社会普遍贫困。史书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懂。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户口可得数才什二三。"这样算来，连天子都乘不起四匹马的马车，将相只能乘牛车而已。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当中，"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皇帝这种"以示敦朴，为天下先"的作法，固然有其政治意图，但这也说明大动乱后社会的极端贫困。
东汉末年大动乱造成的破坏更为惊人。公元157年东汉人口达五千六百多万，大动乱后公元260－28O年，魏、蜀、吴三国人口总数才七百六十余万，不及原来的七分之一。仅曹操破徐州一次坑杀江淮难民就达数万口，竟至"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192年，董卓部将李隺、郭汜攻破长安，"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隺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两年间数十万户人聚居的繁华地区竟然所剩无几，一片荒凉，事可以比作一次毁灭性的大地震了。皇帝刘协逃出长安后，住处是以荆棘编的门户，宫女缺衣食，许多饿死途中。随驾官员出门打柴，往往倒毙在路边。袁绍军队在河北，有时靠桑椹供食。袁术军认在江淮，不得不以蚌蛤充饥。在这种食人习以为常的动乱中，孔融曾为人吃人制造理论根据。他说吃不认识的人，就好比吃猩猩吃鹦鹉。程昱向曹操提供的军粮中就夹有不少人肉干。
隋代人口近五千万，九百万户，但唐初武德年间全国只有二百多万户，到贞观时总户数才达三百余万户，仅为隋代的三分之一。唐代生产发展了，人口又上升到五千万，但经过唐末大动乱和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时，全国登记只有三百万户左右。又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生养息，宋代人口慢慢增至六千万左右。但经过元末明末大动乱，公元1655年，即清初顺治十二年，人口仅为一千四百零三万三千九百人，与公元1626年即明末天启六年总人口五千一百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五十九人相比，短短二十年间，人口减少数千万。当然，史书所载的人口数和实际人口是有差别的，但人口的波动如此剧烈，可见脆性瓦解破坏性之大。欧洲十四世纪中叶黑死病大流行，短短几年中使欧洲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有的经济史家把这次大瘟疫看作欧洲十四世纪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但是，如果把它与中国大动乱对人口的杀伤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这种巨大破坏性，就给社会结构演化带来两个严重问题：第一，新结构缺乏内部调整的时间；第二，大动乱的巨大破坏性必然会摧毁进步因素的积累，造成积累过程的周期性中断。
6．7严峻的选择
控制论关于系统的组织及其演化的理论表明，一个复杂系统的建立，不会从空白状态开始。系统的进化是内部不断调整改进的过程。如果整个系统出现了完全无序状态，那么弱小的新组织因素是不可能建立一种新协调结构以完成整个系统的重建的。
任何一种新结构的优越性，并不能在一开始就为大多数人觉察到。它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需要时间进行自我调整。它往往要在和旧结构的不断竞争中，慢慢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所以，社会不以脆性瓦解的方式，而以柔性瓦解的方式，才能给新结构以自我调整和显示优越性的时间。
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是适合其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一种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但寻求这一适应状态，却经过了相当多的尝试和相当长时间的调整。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克伦威尔宣布英国为共和国，实际上他实行的是个人独裁。这种政体和英国新经济结构并不适应。克伦威尔死后不久，新议会马上请回被处死的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即位，斯图亚特王朝君主制复辟。复辟后的君主制更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还必须进一步调整。1688年，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废黜了国王詹姆斯二世，君主专制最后失败，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经过这样反复的调整和寻找，英国政治结构才达到相对适应的稳定状态，议会成为具有最高权力的立法机构。它日益显示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十八世纪上半叶，英国开始著名的产业革命。十九世纪中期以后，英国社会结构全面资本主义化，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二十倍，跃为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工业强国。
历史证明，即使是新结构完全确立后，也需要经过相当长的修改、调整，才能适应并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刚开始时，上议院的议员全部是贵族，下议院的五百零七名议员中，除七十名外，其余也全是贵族。产业革命开始时，英国一些新兴的工业城市没有议员，而那些正在衰落的老城镇却有很多议员。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结构调整，1832年通过了第一改革法案，重新分配了议员，取消了"衰落选区"在下院的席位，把席位拨给新兴城市，并扩大了选民范围，使有选举权的人数从四十三万五千人增加到六十五万六千人。改革后的议会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废除谷物法，走上了自由贸易的道路。1867年和1884年又进行了两次政治改革，把选举权扩大到城镇工人和乡村农民，实行了近代资产阶级的普选制。从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到十九世纪普选制，英国的政治结构经过二百年的自我调整和完善，才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
世界上其他国家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都不是一日之功，都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探索和完善的过程。这只有在旧社会结构柔性瓦解的情况下才能完成。
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数次脆性瓦解中，有几次是可能过渡到新社会形态中去的。例如明末，资本主义在经济结构中已有萌芽，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也传入了中国，象徐光启、李之藻、王征、宋应星、李时珍、方以智等都已经意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并作出了重要的科学贡献。明末大动乱时，李自成的农民政权主张均田，废八股，改用策论取土，允许西洋教士随军，这些进步倾向都有异于以往的农民起义。但这些新因素并没有竞争的实力，实际上是满族贵族建立清朝，完成了对旧王朝的修复。即使是李自成统一了中国，中国也不一定能完成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在脆性瓦解中，任何封建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变异都注定要被清除。太平天国的指导思想也是个异端，太平天国也曾建立了政权。但它还没有达到象李自成大起义那样推翻了旧王朝的统治的程度，就被镇压下去了。社会组织是每个人赖以生存的基础，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生活。那种造成整个社会崩溃、具有巨大破坏性的动乱，很难说对社会的进步有什么积极意义。旧大厦的存在固然是新大厦建立的障碍，但是假如有一天旧大厦完全倒塌，新建筑材料和建设蓝图还没有出现，人们连栖身之处也失去了，形势就会迫使人们迅速作出选择。这时，人们会选择最快恢复秩序的办法。人们不得不用旧砖瓦，依照旧大厦的样子，迅速地把屋子建造起来。本来大变革意味着一次选择机会的到来，但在新组织核心相当弱小、并且不具备必要的细节，其设计蓝图远不如旧结构的残留印象清晰有力时，那么它就不可能战胜旧结构。所以，在脆性瓦解所造成的崩溃局面中，最后结果不是社会的毁灭就是旧结构的恢复。
6．8永恒的萌芽
希腊神话中有这么一个故事：宙斯罚西西弗斯每天把一块大石头推到山上去，但石头一推到山顶，就因自身的重力作用而滚下来。于是，西西弗斯重新开始把石头往山上推。日复一日，西西弗斯处于周期性的努力之中。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很有点象西西弗斯推石头。在王朝稳定的时间里，生产力在进步积累，但在王朝脆性瓦解时，它就象大石头从山顶滾到山下，下一个新王朝不得不重新开始积累。生产力的进步因素处于发芽、生长、摧毁的周期性破坏之中，萌芽不能发展成新组织的大树。
如果我们研究周期性大动乱对经济积累的破坏，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规律，即越是繁荣富庶的地区，破坏得越厉害。凡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地方，正是无组织力量麇集之处，贪官污吏、豪门大户、富商巨贾往往十分集中，农民大起义会首先扫荡这些地区。
经济史研究者常常谈到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有一个转移过程，即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由秦汉时陕西关中平原东移到华北平原，唐宋以后又向江南转移。实际上这一转移是和大动乱对经济中心周期性的扫荡与破坏联在一起的。中国号称丝国，就从我国蚕丝业中心转移的情况来看，唐以前蚕丝业的中心在黄河下游山东省一带。据《元和郡县志》记载的唐各州府在开元年间贡纳的丝和丝织品情况判断，当时长江流域的蚕丝业虽也发展起来，但还敌不过北方。唐中叶以后，尤其是经过唐末的动乱，北方蚕丝业受到严重摧残，南方受到的破坏相对来说要轻得多。宋代，江浙一带的蚕丝业就超过了北方。明以后，再三受动乱扫荡的北方，蚕丝业就一蹶不振，后来加上棉花传入，就完全衰落了。
大动乱对繁华富庶地区的重点杀伤，还表现在对城市的摧毁上。东汉末年大动乱中，大军阀董卓焚洛阳城，胁迫献帝西迁长安，洛阳居民也被迫迁徙，沿途积尸累累。一直到魏文帝时，中原一带仍人烟稀少，昔日繁华的都城洛阳附近仍树木成林，田芜罕耘。"自伊、洛以东，暨平海岱"的中原，本是我国古代的经济、文化最发达繁荣的地区。隋大业时，全国人口曾达八百余万户，后经隋末丧乱，到唐代建立六十年以后，中原一带仍是"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唐代长安人口近二百万，比今日西安还要大。唐末和五代动乱，对以长安为中心的经济富庶地区的打击也最为猛烈。开封在盛唐时不过是个周围八点三公里的小城，唐末时发展为周围五十六公里的城市。唐末大动乱时，开封所受的破坏比长安一带小。宋代以开封为都城，它成为全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城方圆达一百九十三公里，十一世纪末人口达到百万以上。但经过大动乱，公元1330年，开封人口只有九万了，周围八点五公里，倒退到六百年前盛唐时开封市的规模了。以开封为中心的中原华北地区，人口由三千万左右降为一千万。六百年似乎一个大轮回。
其他城市也是这样。南宋时以临安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杭州人口达三十九万户，百余万口。但经过元代动乱，杭州市衰落了。史书称；"嘉靖初年，市井委巷，有草深尺余者，城东西僻有狐兔为群者。"唐代扬州市是"雄富冠天下"的重要商业贸易城市，经动乱后，明初扬州城市仅余下十八家居民了。福建泉州的兴衰也很典型地反映出周期性动乱对经济发展的危害。泉州市在宋元数百年间一直保持了高度繁荣。自西晋到隋三百年间，这里是块没有战乱骚扰的绿州。唐末农民大起义时，起义军自福州南下广州，也没有进泉州城。五代时，泉州也一直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数百年的建设造就了泉州在宋元时代的高度繁荣，侨居泉州的外商数以万计。但是，元末大动乱，公元1357至1366年十年间，在富庶的泉州、兴化沿海地区也遭洗劫，出现"烽火连天暗锋镝，遗骸遍地飞鸟鸢"的凄凉景象。阿拉伯、波斯商人纷纷从这里离去。这个曾经与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著名港城，从此以后就失去了昔日的繁华和光辉。泉州市的兴衰说明，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很少有能够逃脱周期性大动乱打击的经济中心。有时逃过了一次两次，但第三次打击来临时就难平幸免了。
随着经济最发达地区一再受到周期性大动乱的破坏，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也必然是一上一下地波动着，它很难有一个几百年近千年的连续积累过程。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就统一了货币，建立了金本位制，金为上币，单位为镒（二十两）；以铜币为下币，禁止以他物为货币。这是十分先进的制度。但秦崩溃后，汉代的货币一直很不稳定。从惠帝二年到武帝元鼎四年共八十年间，钱法变更了九次，直到武帝收回铸币权，废除以往各种杂钱，通行五铢钱，才稳定下来。从武帝到平帝一百年间，共铸五铢钱二百八十亿枚。但从王莽改制到东汉建立，中国社会又经历了一次大振荡，商品经济也受到严重摧残。东汉王朝黄金在经济中的作用反不如西汉了。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时，统一的货币制度崩溃，一些地方又倒退到以物易物的低级状态，人们反而用谷帛等实物作为流通手段。查两晋时期的史书，竟然没有铸钱的记载，大约只用旧币就够了。可见东汉末年的大动乱对商品经济破坏到何等程度。
唐代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相当发达的朝代。长安已出现了金融市场，并有专门办理汇兑的商人组织，有供给普薄信用的公函，还出现了供抵押信用的质库，现代的几种金融业务在唐代差不多都有了。公元782年，政府以筹措军费为名，向长安金融市场勒借二百万，商人为之罢市，政府不得不让步，可见市民有相当力量了。但唐宋大动乱后，进步经济萌芽又被动乱所摧毁。五代时没有一个政府不是穷困的。唐代出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汇兑制度——飞钱，在南来和元代就消失了。唐代的柜坊中，有类似近代银行的萌芽，宋以后竟变成了赌坊，元代就完全消失了。
宋代的城市和商品经济是一个高峰。当时已经有印刷得十分精美的纸币。铸钱数量，数十倍于唐，对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当时日本就使用宋代的货币为国内通货。据日本出土的自唐至明五十五万三千枚中国货币来看，其中百分之八十二点四是北宋钱。由于商品经济发达，沈括发现了货币流通的规律。他对神宗说："钱利于流借。十室六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迁之，使人飨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这一最基本的货币流通规律，欧洲到十七世纪才由洛克发现。但随着宋朝的灭亡，沈括的理论再也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了。
纸币使用也是这样。开始使用纸币的时间，法国是1716年，英国是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而俄国则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欧美使用纸币比我国要晚五、六百年。我们在前面谈到过元代有一系列的货币制度，其中某些是相当成熟的。但元灭亡以后，那些可以进一步完备的货币管理制度并没有完全继承下来。这说明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经济发展了，会产生一些进步的萌芽。但是，即使是这些种子发芽了，有的发育成幼苗了，但它们注定要在周期性的大动乱中夭折。
急风暴雨似的周期性大动乱，不仅一次又一次地把经济结构中萌发的新因素幼苗摧残了，更重要的是，它还破坏了生产技术发展所必要的积累过程。
我们知道，生产力的进步需要有生产技术的积累，产品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就以钢铁生产来看，只有钢铁生产技术和产品数量积累到一定量以后，才能普及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中，才能在经济结构中发挥重要影响。而这种积累在古代往往需要经过漫长的岁月。显然，周期性大动乱对生产力的积累是极为不利的。如果欧洲封建社会每隔两三百年也来一次大破坏，其生产力也不可能发展到足以产生资本主义。
近年来有的同志在铁产量上做了些统计（表8）。统计表明，我国铁产量随着大动乱而明显地波动着。宋代铁产量比唐代有一个大的进步，但经过战乱和分裂．南宋产量就降到了唐的水平。到元代铁产量仍然未达到北宋水平。明代有个大发展，高出北宋一倍多，使我国的铁产量在世界各国中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到十七世纪，俄罗斯铁产量在其他各国中最多，也只不过为二千四百吨，与我国永乐初年铁产量九千七百吨相比，数量质量都相差甚远。但到清代初期，经过明末大动乱，再加上政府严禁开矿，冶金业衰落了。康熙皇帝于公元1675年还谕令："闻开矿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悉不准行"。对于不能封闭的冶铁厂，则抽十分之二的重税。到乾隆时，全国合法的铁矿厂只有九十三处了。
航海业更是如此。众所周知，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是建立在对本国人民的残酷压榨和对东方的血腥殖民掠夺的基础上的。西方对东方的殖民又和地理大发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地理大发现则以航海业的进步为前提。西方地理大发现以前，我国的航海业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早在唐宋，我国的远洋航海就极为发达了。明代初年郑和七下西洋，更是中古世界史上航海事业的盛举。郑和的船队出海人数多达两万七千余人，组织严密，分工细致。宝船长四十四丈，阔十八丈，一次就有六十二艘船的大型船队远航。宝船曾达红海海口和东非海岸。当时无论造船还是航海技术，我国都是遥遥领先的。造船的吨位数，我国是七百吨位，印度才有三百吨，而半个多世纪者著名的哥伦布才不过几十人驾着一百吨位左右的海船开始了冒险事业。按说凭郑和的船队及航海技术，是有可能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的。但是，郑和七下西洋之后不久，航海业就因禁海运而衰落了。清代限定沿海渔船只许用单桅，梁头不得超过一丈，出洋贸易的海船仅许用双桅，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载重不得超过五百石。时间一晃，又是三百年过去了。在这三百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从繁荣到崩溃，又到复苏繁荣的王朝大轮回。而西方却在这三百年间迅速发展起来，开始了对东方的殖民。不进步就要挨打，失去了时间就可能被列强侵略，历史就是这样无情。
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喻为近代文明发展前提的火药、印刷术、指南针这三项伟大的技术发源于我国。特别是火药传到西方后，对摧毁封建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伟大发明在自己故乡的命运又如何呢？鲁迅先生曾辛辣地说过：西洋人用火药做武器，而我们却用来做鞭炮；西洋人用罗盘来航海，而我们则用它来看风水。
我国发明火药后，也曾用于制造武器，并不仅仅为了辟邪驱鬼和游乐。宋代开封就有兵工厂，称为"广备攻城作"。公元1040年，《武经总要》里记载了三种火药配方，为世界上最早的火药资料。火药武器用于战争最早的记载是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当时火器被用于镇压蜀民作乱。而外国用火器作战，最早为1247年的Leon之战。明代火器曾广泛用于军备。明末军营编制里，除一千人为骑射外，其余均为火器手。火器装备普及到一营兵的三分之一左右。嘉靖时，陕西总督曾铣说："每一营（五千人大营）其用霹雳炮三千六百杆，合用药九千斤，重八钱铅于九十万个，……，大连珠炮二百杆，合用药六百七十五斤，……手把铳四百杆……盏口将军一百六十位。这是何等强的火力和先进的装备啊！当时明政府建立了规模相当大的军火工业及供给机构。宣宗时熹峰口外御清兵之战，就是用火器打胜的。史书载，清太祖被"铁铳击之，所伤甚重"，后来身亡。另一方面，明廷因为怕"外夷"掌握威力巨大的火器，往往是在士兵临上阵时才发给火器。士兵平时没有受过使用火器的训练，打仗时不会用。于谦在他的《建置五团营疏》里，曾建议平时就把"枪炮"发给士兵，使火器真正成为他们的长技。但是，后来封建政府却以此为借口杀了他的头。随着明朝灭亡，先进的火器技术也慢慢落后甚至被遗忘了。当外国的洋枪洋炮打入中国时，手持弓箭长矛的清军士兵已不识其为何物了。他们怎么能想到这些新式武器正是从我国的火器技术不断改进发展而来的呢？中国的悲剧在于：这些先进技术在生产、军事中的推广和应用，往往受到大动乱一次又一次的扫荡而中断了，但与宗法一体化结构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奇特而又畸型的用途，却不会失传。于是用罗盘看风水，用鞭炮驱邪辟鬼，反倒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下来。
周期性大动乱割断了生产力的积累发展，这就造成了中国古代生产技术、科学发明失传的特点。失传使得后代不得不用相当大的精力去研究前辈的发现，为发掘被湮没的科学技术文明而耗去宝贵精力。最著名的例子是指南车一次一次地发明又一再失传。有人把历代制作指南车的人列了一个表（表9）。指南车为世界上最早的自动机械。它在中国历史上吸引了如此多的科学发明家和能工巧匠，使他们在这种反反复复的再发明中耗尽了精力。
近年出土的秦青铜宝剑，历时两千余年仍熠熠闪光。经分析鉴定，其表面有一层防腐的含铬化合物的氧化层。而用铬酸盐处理金属表面的技术，德国人是1937年、美国人是1950年才做到的。这种技术随着秦王剑埋藏了两千年。另一个惊人的例子是《几何原本》的翻译。明末利玛窦曾口译《几何原本》，由著名大学士、科学家徐光启笔录。但十五卷本的《几何原本》只译了前六卷，利玛窦就不干了。利玛窦说："请先传此。使同志者习之，果以为用也，而后徐计其余。"利玛窦似乎不相信译著会对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发生什么大影响。当时有远见的徐光启急欲传播科学知识，也深知这一中断就不知会拖到何时，他感慨地说："续成大业，未知何日，未知何人"。的确如徐光启感慨的那样，明朝一灭亡，翻译中断了整整两百年，清末数学家李善兰才译出了后九卷。但就在这两百年间、徐光启译的《几何原本》传到日本，影响甚深。而且，日本人研究《几何原本》的著作也已问世。一本西方自然科学名著传入中国，仅翻译时间就前后中断两百年，这不能不令人感慨万端。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主义萌芽始于何时的讨论，我们就会理解何以史学界意见分歧这么大、时间跨度这么长了。问题在于，无论是说萌芽起于宋，还是起于明清，它们都在周期性大动乱中遭受浩劫，萌芽也一次又一次顽强地萌发起来。可悲的是，它们只不过是萌芽。
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动乱是没有"立"的"破"，是没有新果实的耕耘。尽管从历史发展总体过程来看，历代王朝的生产水平处于缓慢的上升发展中，即后期封建王朝的生产水平和生产关系，都比前期王朝有所发展，有所前进，但这种前进是在一次又一次毁灭后的复苏，遗忘失传后的再创造中缓慢实现的。前进的道路是如此迂回曲折，不得不由一代又一代人反反复复地去走。伟大的有创造性的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一边创造了无比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一边迈着沉重的步子行走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以至于两千余年，一直到清代鸦片战争，中国社会仍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桎梏。
6．9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性结构
现在，我们可以用超稳定系统的理论来总结一下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和长期延续的原因了。
从结构上来说，中国封建社会是宗法一体化结构，它具有发达的地主经济，大一统的官僚政治，意识形态结构是儒家正统学说。
从行为方式上来说，第一，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及其维系的内部子系统，在两千余年中保持了巨大的稳定性；第二，这种结构的巨大稳定性直接和周期性改朝换代的振荡机制相关。
控制论、系统论中超稳定系统的行为曲线一般如图16。
其中，波峰状态为系统稳定时期，波谷为不稳定时期。超稳定系统一般都具有两重调节机制。一重调节机制在其稳定时期调节内部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另一重调节机制在第一重调节机制失灵时发挥作用，即用振荡方式消除不稳定因素，使系统回到原有状态。凡是具有这两种调节机制的，不论是生物个体、生态系统还是社会，都具有极大的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