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第三章 南京年代（三）（2）
眼前是一堵高墙。三人爬了过去，沿着一条宽敞的干沟跑。突然间蒋失足跌了一跤，伤了背，假牙也掉了。此时他们遇上几个同伴，大伙跑到已经积雪的山顶一个洞穴里。次日早晨，张学良部队找到一名又冷又饿、赤脚，睡衣之外只披了一件长袍的逃犯。他对追兵表示：“我是委员长。杀了我，别侮辱我。”带队的军官说：“我们不会杀你，我们只要求你领导抗日。”
士兵们把蒋送到西安的省政府办公室，杨虎城部队负责监管他。过了一会儿，张学良进入房间，立正，称他为总司令。蒋质问：“你还喊我总司令？如果你还承认我是你的长官，你就应该送我到洛阳，否者你就是叛徒。既然我落到叛徒手中，你最好枪毙我。我们没什么好说的！”张学良回答说：“你就是被坏脾气害了。”
兵变消息当天上午就传到上海，但没人晓得委员长是生是死。孔祥熙告诉宋美龄，她立刻派人去找张学良和孙中山的老朋友、曾任《纽约先驱报》记者的唐纳德。三人一起飞往南京。南京政府已经收到张、杨电报，证实委员长已被他们挟持。张、杨表示他们“含泪”向委员长说明他们被迫这么做的苦衷，但“一再被他责骂”。他们俩旋即提出八点“救国主张”，希望南京政府采纳，“为未来开启生机”。
这八点救国方案包括：成立“救国政府”、立刻停止内战、赦免及释放所有的政治犯、保障政治自由等。国民党中执会和中政会推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何应钦代理总司令。何下令立刻准备出兵讨伐西安，并且派了一团陕西部队去占领潼关。何亦发电报给人在意大利的汪精卫，要求他尽快回国。中央军开始向西安前进。
全国民众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普遍同情蒋。一般人认为，两个有野心、专制的军阀粉碎了国家的希望，恐将再掀起新一波的血腥内战。据说全国军民为此抱头哭泣，而文盲急托识字的人告诉他们最新的消息。各地军阀的反应不一。有些人，如冯玉祥，呼吁张、杨快快释放委员长；也有些人，如李宗仁、白崇禧，则暗示支持张学良。
军事行动令莫斯科更加迫切盯住危机的发展，但蒋夫人担心调兵会太过挑衅，力主节制。接下来的会议，意见纷杂，吵成一团。蒋夫人决定自己找出“迅速、平静、不流血”的解决办法，甚至表示西安事变策划者说不定有“合理的诉求”。她派唐纳德飞往西安，宣布她本人稍后也会赶到。同一天，陈立夫利用中共特务（共产国际代表）潘汉年的密码，直接发电给共产国际，警告说若是委员长有了三长两短，“中国抗日将群龙无首，这将对苏联不利”。
张学良派兵到临潼之前，发电通报毛泽东他即将行动。毛告诉他的秘书：“早上就会有好消息了。”次日中午，报务员冲进毛泽东的窑洞，递交来自张学良的急电。中共领导人鱼贯进入毛原始的总部聆听消息。毛向大家宣读电文，现场欢声雷动。朱德、张国焘等人主张立刻把蒋及同行的国民党将领处死。毛大笑，也有同感。即使如此，他立刻征询莫斯科的指示，提议把蒋交给“人民”公审。然后，毛拍发贺电给少帅，恭维他是“国家抗日领袖”，赞扬他“惊天动地的举动”，表示和蒋已无法达成妥协，暗示他应“坚决”处理蒋。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南京年代（三）（3）
蒋被劫持的消息几个小时后就传到莫斯科，但斯大林不像毛泽东，他笑不出来，反而立刻看出来此事会给苏联招惹灾祸。次日，共产国际收到陈立夫来电，很可能也获悉何应钦下令中央军精锐部队往西安移动及促请汪精卫兼程回国。委员长被杀，何、汪共组亲日政府的可能性突然大增。斯大林急电毛泽东，以明确口吻表示苏联不赞成这桩“阴谋”——暗示这是日本人幕后策动的。他命令毛和蒋友好谈话，找出和平解决方法，并释放了这位国民党领袖。接到斯大林如此命令之后，毛、周、朱于十二月十五日通电全国宣布中共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任何草率动作“只会如日本人的意”。
斯大林认为，如果他和毛能被外界看做斡旋有功、促成蒋介石获释，可能有助于促成国共及共产国际的抗日统一战线。斯大林晓得他手上还有一张王牌——蒋介石的儿子经国，与他的苏联太太及男婴住在斯维尔德洛夫斯科，供职于一家大型工厂，而且凑巧再过几天就要正式成为苏联共产党党员。可能是斯大林本人下令立刻停止蒋经国入党程序，并召集小蒋立刻到莫斯科报到。斯大林旋即致电周恩来，要他在和蒋介石谈话时，应该提到接受联合抗日政府还有一个好处：他那任性的儿子可能可以回到中国。
危机升高之际，两天前才离开西安的周恩来，又从中共根据地坐驴子前往延安（仍由杨虎城部队占领），再搭飞机回到西安。据说，他一见到少帅，就告诉他“不能动（委员长）一根汗毛”。和张学良交涉反蒋秘约的周恩来，现在反过来告诉他，中国迫切需要蒋介石领导。他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要求委员长继续领导中国。周告诉少帅，他应设法说服蒋，在原则上同意成立抗日统一战线，然后就只能释放蒋，期待他信守承诺。从一开始，周就明白，蒋不会签任何文件或采取任何行动以换取获释，但是有可能原则上同意成立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周和张群前几天才讲好的条件，蒋、毛必定都已暂时同意了。
少帅晓得这下子纰漏捅大了。他现在的目标是尽可能争取释放蒋的功绩，可是他不能一个人做主，因为西安是由杨虎城控制；而杨表示他可不想当“断头将军”，深怕没得到坚实保证就纵虎归山。同时，中央军已朝西安推进，飞机已经朝通向此一古都的铁路线投掷炸弹。根据宋美龄的说法，何应钦已经决定不再多费唇舌，要攻打西安。她担心这个做法会害死她丈夫，因此痛责“这些军人的脑袋”。次年她发表西安事变时期的日记，明白暗示何应钦利用危机为自己私心安排。十二月十五日，唐纳德从洛阳打电话给她，报告说委员长没有受到虐待，原本拒绝但现已同意搬到比较舒适的住处，而且不再由杨虎城看管，改由张学良看管。此外，他说，少帅私底下承认自己虽然动机纯正，却做错了。
同一时间欧洲方面，汪精卫却做出惊人之举——在回到中国之前先飞往柏林，与希特勒会晤。两人讨论中国加入反共轴心的可能性；如果如此，德国愿意大量扩大对华援助。然后汪才赶回南京，盼望终于能够取代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及中国无可争议的领袖。汪精卫和希特勒会晤的新闻必然使斯大林及苏联领导人大为震撼。《真理报》社论指控汪精卫和张学良代表日本军阀策划西安事变。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南京年代（三）（4）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主要政敌汪精卫（国民党党史馆提供）
十二月二十日，张学良在西安机场接了宋子文，带他去见委员长。宋子文单独走进房间，蒋抬头一看，大为意外，不禁痛哭流涕，浑身涌上挫折感和极端的无助。十年作战，努力制服军阀、剿灭共军，眼看已到“最后关头”，眼前不是军事胜利，就是还算令人满意、以实力地位谈判、得到斯大林保证的政治交换。岂知全都功亏一篑，现在全无地位可跟苏联谈判；如果他同意了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不就显得是被恫吓而接受了吗？
中国的经济，甚至蒋的支持度，终于开始有了起色。他认为，再过两年，他的军队就可完全准备好对抗日本。甚且，反共公约使得日本很可能卷入希特勒的对苏战争。新时代眼看即将到来。哪晓得两个军阀——在蒋的眼里，一个是急躁、无能，一个是贪腐、无知——却坏了大事。宋子文交给蒋一封宋美龄的信。她写说：“如子文三日内不回来，则必来与君共生死。”蒋又潸然落泪。
重新控制住情绪后，蒋重申他绝不在胁迫下接受任何东西。他告诉宋子文，他对张学良说过，他可以率领东北军进入内蒙古，这样可以稍微取得对日本人作战的优势；杨虎城可以改组陕西省政府，换上他属意的人选。他说，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中央军攻打西安。宋子文说，如果中央军进攻，张、杨部队可退入共产党地区，“内战会到处爆发”。蒋的大舅子又对他说，蒋的性命已和国家的命运绑在一起。
张、杨和宋子文交涉时，似乎不愿退让。宋子文似乎也不了解两个军阀处境疲弱，只要保证赦免其罪，他们很可能就会放了委员长。他决定，他妺妺宋美龄及代表黄埔系的情报头子戴笠应该来西安劝说委员长要妥协。
南京方面，宋美龄和戴笠急着要和宋子文一起到西安。宋美龄仍然设法阻止何应钦发动攻击，何终于同意轰炸暂停三天。她一到西安机场，和张学良、杨虎城握了手，就向少帅要求，别让他的手下搜查她的行李，因为她“不喜欢我的东西被弄乱”。张学良一脸尴尬答说：“夫人，我绝不会这么做。”
一进到城里，宋美龄单独去见她丈夫，发觉他又病又倦。他眼眶又红了，责备她怎么涉险而来。他说，当天上午他翻阅《圣经》，正好读到一段：“耶和华今要做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来护卫男子。”蒋说他预备为国家而死，他太太告诉他为了救国，他必须活下去。夫人前脚离开，戴笠冲进房里，扑通一声跪下，抱住委员长双腿，自责没有善尽保护领袖的责任。张学良实际上已经十分沮丧。他告诉宋美龄，他知道自己闯了大祸，预备立刻释放委员长，可是杨虎城一伙人不肯。这时候宋美龄才说，如果委员长平安回到南京，她保证张不会受到惩罚。蒋同时也决定，没有必要和张、杨谈判。针对他的释放，他必须交涉的对象是，他的黄埔军校旧部属周恩来。如果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海清党时，蒋下令放了周的传说属实，两人都可以查觉其中的讽刺意味。十二月二十二日晚间，委员长要宋子文向周传达他对中共有四点要求：（一）取消中国境内的苏维埃政府；（二）取消“红军”的名义；（三）停止阶级斗争；（四）遵奉委员长为总司令。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南京年代（三）（5）
这些要求和周恩来、张群秘密协商完成的抗日统一战线共同声明稿内容相似。但蒋也要宋子文告诉周，“他无时无刻不忘重组国民党的必要”，他预备在三个月之内召开各党各派国民大会，结束“训政”，“还政于民”。蒋重申，关键是共产党必须遵守他这位领袖的命令。周告诉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中共本来就接受所有这些条件，立场丝毫不因西安事变有所改变。
周重申中共将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抗日，但也要维持独立于中央军之外的军事体系。他说：“这应该不困难，因为有许多军事体系都独立于委员长本身的部队之外”，这指的是各路军阀部队。周要求宋子文向蒋强调，共产党很难向自己人解释他们接受了这些条件。此外，周又一再向宋子文警告，南京的亲日派此时“以为委员长回不来，正在设宴缔结派系，想要夺权”。
当天稍晚，蒋和宋子文、宋美龄会商时又表达若干口头上的让步，表示他会停止中央军向西安推进，政府军不进驻陕西和甘肃，当中日战争开始，他会“支持”（现金补助和补给供应）所有的部队。宋子文把这几点转告周、张、杨时，他们都很满意。次日，张、杨底下大多数军官坚持在蒋离开西安之前，至少部分条件应先兑现时，宋子文告诉他们，蒋宁死也不肯在获释前作出任何让步。但是，这些军官也坚持不让。于是乎，戴笠匆匆带着蒋给何应钦的命令离开，要何停止向西安推进。
当天夜里，张学良告诉宋子文，他和杨虎城出现激烈争执，因为杨不想在没得到具体让步前放人。张、宋讨论带委员长夫妇逃到机场，但觉得太危险而作罢。152圣诞节大清早，唐纳德进入蒋的房间，把他的一双高尔夫球袜挂在壁炉边。一只袜子底下是一台新式手提打字机，要送给蒋夫人；另一只袜子底下则是送给委员长的一张电毯。委员长还穿着睡衣，笑了，这是事变发生以来他第一次笑了。
当天早上，周恩来告诉宋氏兄妹，他希望和委员长见面。上午八点钟，周在宋子文陪同下进入房间，举手敬礼——象征着红军服从抗日统一战线总司令。周以浙江方言向这位身份特殊的囚徒报告，共产党一年来避免作战，为国家保存实力，又说共产党没有从西安事变得渔翁之利。他们对此次事变提议的解决方案和“几个月前”（在上海和南京）提出的方案一样。周表示中共希望蒋个人担保将会停止剿共，把共军纳入抗战队伍，并允许他们派代表到南京向他说明他们的立场。蒋回答，如果共产党愿意服从他作为他们的领袖，他会把他们和其自己的部队一视同仁。他说，中共多数领导人过去都是他的部属，他可以像对待最近作乱的桂系一样，宽大为怀。周接下来告诉蒋，蒋经国不久将回到中国，他是个爱国青年，毫无疑问会“希望他父亲抵御外侮”。
后来，宋子文和宋美龄要周恩来指定一个人在上海负责联络。令他们惊讶的是，周告诉他们，可以通过他们的二姊宋庆龄和他联系；而且又说，宋庆龄最近才给了毛泽东五万美元。日后，宋子文质问二姊是否送钱给毛，使得她通过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抱怨周太不小心了，怎能对人提起这种事。很显然，宋美龄和宋子文都没向蒋介石提到他们二姊是中共的联络人。对于宋家人来讲，血浓于政治。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南京年代（三）（6）
次日下午两点，美龄看见一名苦力推着行李，穿过他们的庭院，张学良则跟在他后头。几天前还阴谋推翻蒋介石、预备取而代之为中国主要领导人的少帅，现在表示他要陪他们回南京，向国人展现他用心坦荡。突然，宋子文出现，说掌控西安的人同意他们可以走了。委员长说，他要先和张、杨说点话。杨虎城赶到后，蒋告诉这两位军阀，他不记个人恩怨，他的重点是救国。他说，如果他们无保留地服膺中央政府命令，国家即可因祸得福、化险为夷。根据宋子文的日记，蒋明确地原谅了他们的行为。
一伙人挤进几辆汽车，驶经已经覆盖了雪的马路，前往机场。委员长夫妇搭乘少帅的波音专机离开，委员长坐在副机师的位子。当天他们抵达南京时，从机场到城里，数千民众夹道欢呼，沿路鞭炮有如机关枪响个不停。蒋前往西安时是个孚民望的领袖，现在则以民族英雄之姿归来。
西安事变凸显出蒋、周之间的个人关系。如果蒋要归功任何人帮他脱险，毫无疑问，周要居首功。一九四一年，蒋告诉拉铁摩尔，他认为“虽然周受得是延安的控制，却是个可以信赖的人”。多年之后，蒋写说，在西安时，他认为共产党（当然指的是周恩来）“真心后悔”。虽然周有时候也跟毛泽东同一调子，嘲讽蒋相信他的真心，但是事后的事件展现，周的确相信也在中共党内力主，如果蒋遵守他在西安的承诺，共产党应该奉蒋介石的实质领导优先抗日。
委员长认为在政治场域上，他确实忠于自己对个人德性的信仰。在西安，蒋遭受尤其严重的背叛与折磨，类似周这样的忠诚宣誓，对他而言是外人所能展现最真情流露的请吁。每当面对严重挫败，蒋强烈但内向忧郁的个性倾向将自己视做注定要受苦的烈士。两个月后，蒋在日记中拿西安考验与耶稣的屈辱和审判作比较。他对周说如果中共将领听命于他，便会对待他们如同对待他最忠心的部属，此处所言应不假，因为起码这能展现他高尚的姿态。然而他心里深处对中共的不信任，其实并未消散。
蒋回到南京后，召见陈立夫。陈立夫问：“周恩来在西安的态度如何？”蒋答说：“很好。”接下来，陈建议大批中央军既已部署在陕西附近，何不趁势收拾共产党；但蒋低头不语。他已经作了承诺。消灭共产党，或是把他们赶出中国的机会已经错失。陈觉得蒋已经累了，就告退了。
若是没被劫持，蒋又推动剿共，毛可能被迫躲入西伯利亚或外蒙古；而鉴于苏联遭受的严峻威胁，斯大林可能也会提供给蒋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军侵华时他给的同样的军事援助。在这种情况下，蒋在战后和共产党交战时就会更强而有力。但是，如果没发生西安事变，毛泽东被斯大林催促，可能也会同意陈立夫、张群、周恩来、潘汉年所谈妥的抗日统一战线方案。如果斯大林接下来又与中国建立秘密军事同盟，蒋可能会取消“最后五分钟”的攻势，抗日统一战线还是会开始。因此我们可以说劫持事件本身并没改变历史，影响事件发展的是蒋的决定。十二月二十六日，从西安平安回到南京后，他有另一个大好机会可选择以全面军事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
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1）
回到南京后，尽管在西安饱经羞辱、无比愤慨，蒋介石的决定却是经过盘算，果决又大胆。最重要的是，这些反映出他一心希望着手统一中国、准备对日作战的重要任务。毛泽东的好友兼传记作者斯诺（EdgarSnow）写道：“蒋个人所遭受的惊骇震撼，或许会令一个较乏远见的人动怒、乱了方寸，驱使他匆匆采取报复行动——事实上，蒋在南京的追随者就是如此怒气冲冲要求报复。”但是，蒋却是“妥协大师”。首先，实际上不动兵戎，委员长就成功控制了陕西两个兵变阵营，部署五个军向西安进军，又更换东北军的师长，并且重新调遣所有东北军到江苏和安徽。效忠者很快镇服由少数亲共军官发动的兵变，极大多数的东北军官兵，几周前似乎还桀傲不驯，现在却俯首听命。
一行人回到南京，军情人员扣留少帅张学良，但蒋夫人出面求情，蒋后来颁令宽赦，把他“监管”起来。这等于是无限期软禁——果真就是长达五十年沉闷（但还算惬意）的居家监禁。张学良以打麻将、读史书和收集艺术品排遣时间，有一阵子由元配夫人和宠爱的红粉知己赵一荻轮流陪侍。他第一个软禁处所是奉化溪口镇蒋家村山区。蒋夫人表示愿代管他的艺品珍藏，也定期写信、送特产食品和其他小礼物给他。相反地，委员长错误认定是主谋者的杨虎城，却以“军事专员”身份送到欧、美考察一年。杨虎城一九三八年回国，旋即被委员长下令逮捕。
周恩来从西安回报时，毛泽东简直不敢相信，蒋只是出言保证说会停止内战。他担心几天前似乎落入掌中的这位大敌，现在已不受控要大举“迅速、残酷的报复”。不过，周恩来说，蒋“可能不会食言”。他以调侃的口吻说：蒋自命为英雄人物，会有言出必行的虚荣心。毛泽东想起自己从前也是这样讽刺蒋的天真，也就认同了这个判断。他说，蒋可能又扮演起阿Q的角色——作家鲁迅笔下那个中国自我幻想、蒙昧无知的代表人物。毛认为，蒋就像阿Q一样，对自己的美德和真诚以及中国的传统充满幻想，中共正好可以好好利用他这一点天真。拿定了主意之后，毛泽东就接受张国焘的建议，共产党表面上对委员长毕恭毕敬，但内心里要如公元前四百多年的越王勾践一样卧薪尝胆，静待时机，完成大业。
蒋介石的确没有公开承诺任何条件，在调走原先兵谏的部队之后，大可迅速调集大军包围延安基地。中共在陕北的三个红军兵力只有五万人左右；其中只有两万九千六百五十人有枪，而且他们没有空军。7同时，蒋氏统领大军两百零二万九千人，其中三十万人受德式训练，有八万人更是配备德制武器。此外，他拥有“三百一十四架军机，六百多名战斗机飞行员”。甚且，斯诺说“他安全脱险后全民拥护的声势极大”，证实他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如日中天，“远胜于中国现代史上任何一位领袖”。以民意而言，这是发动攻击的最佳时刻。
但是，蒋介石恢复自由身之后，根本没想到要动武。果如周恩来预见，他信守承诺、停止“剿共”。甚且，还开始每月拨款二三十万元给中共部队。共产国际也继续它的资金提供，于一九三七年初给了中共八十万美元，另外还有等额的钱备“额外采购”之需。同时，毛泽东告诉同僚，执行统一战线的时候，中共要利用各种借口防止国民党整编或打散红军。抗日战争一爆发，毛就预测：“一切都会顺利解决。”
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2）
二月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拒绝为统一战线背书，重申必须反共到底。不少中央委员依然相信和日本合作而非和共产党合作，才是恢复中国主权的道路。但是蒋介石执意要做，下令对西北红军根据地开放贸易，部分恢复邮电服务。同时，中共因莫斯科和南京的钱源源而来，买了一队美制卡车，开通西安至延安的公路交通。访问延安的中国记者纷纷报道，中共已铲除贪污和压榨，数百、数千青年响应“到延安去”。
但是，和蒋的协议也在中共和红军基层制造出极大的混乱。为了澄清，中共向全体党员发布秘密公告，宣称搞统一战线只是策略，使党既能抗日又可“千百倍”扩张势力。蒋也看到这份公告，写下：这显示“共产党的奸诈”，但是他并未公开宣扬这个观点，继续把中共当做忠心的小老弟看待。他也放弃削弱军阀的努力，现在全神贯注到准备抗日。他需要全国团结以及苏联的军援。
蒋介石认为，如果一年内他可以领导抗日成功——他相信至少这是可能的剧本——事后总有办法处理共产党的威胁。蒋氏突然很正面甚至高度评估对日作战的胜算，有一大部分是反映他的德籍顾问冯·法肯豪森（AlexandervonFaulkenhausen）将军突然变得乐观；这位德国将军前几个月还说中国军队需要两年时间才能跟日本开战，现在他却告诉蒋，国军已够强大，可“把日本人赶出长城”，因此力促委员长要防守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不要计划早早退守四川。一九三七年三月，他建议蒋派遣中央军部队进驻北平、天津地区，此一行动势必会引爆全面战争。蒋氏很早就了解日本皇军所拥有的陆海空现代火力——此一力量可与欧洲的兵力互较高下——现在，他觉得已可和日本大敌放手一搏。
蒋也可能因为目睹新练精锐部队演习操练的景象壮观而信心倍增，加上他觉得民气可用——民意不仅支持他本人和统一战线，也支持政府终于明显有了抗日的计划。此外，他可能也说服自己相信，国共停止内战已使中国有了抗日必需的团结和精神力量，可以对抗日本——不论是打一场有限战争，或是旷日持久的长期抗战，都没问题。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他和法肯豪森对当时中国军事力量的评估，有过度高估的情况。
六月间，蒋派出一支半官方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中共边区考察，发表抗日演讲。蓝衣社也奉命集中力量惩罚亲日“汉奸”。共产党控制地区变成“特区政府”，名义上受南京中央管辖。中共开会时，蒋介石的照片也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照片并列。即使一般中共党员也晓得这只是做做表面文章。中共为示“守信”，停止新的没收土地做法，但早先占走的土地则不予归还；停止反国民党的宣传；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斯诺观察到，这些改变“并未影响中共的基本理论、方案或自主地位”。蒋氏对这一切全都心里有数。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九日，蒋经国带着苏联妻子方良、十六个月大的儿子孝文，回到上海。几个星期后，蒋经国踏进杭州一处招待所，恭迎父亲驾到，并跪地磕头。委员长指示儿子花几个月时间重拾中文作文、温习古籍和国父遗教。然后，他带蒋经国进入书房，拜见继母宋美龄。每个人都正经八百、客气相待，完全不提父子多年来的不合；蒋也建议儿子把他在苏联滞留近十三年的经验写下来。
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3）
虽然蒋仍苦于西安事变所受的伤，他的政治地位却日益坚固。詹森大使向国务院报告说：中国人“不问其个人或政治倾向如何”，普遍认为蒋氏继续在位，“是救国大业最需”。蒋本人尽管身体不适，却觉得“数日来，精神与身体皆觉较前舒适”。
七月七日炎热的夜晚，明月当空。日本华北驻军（兵力仅约五千到七千人）约一百三十五人在距北平十六公里的八百年古桥卢沟桥附近演习。当晚十点半左右，中国二十九路军士兵对朝向卢沟桥逼近的日本武装队伍开火。日军反击。双方军营联络官通电话后，互相道歉，但是日本旅团长不想示弱，下令炮击中国部队，中方也立刻回敬颜色。
蒋氏正在庐山主持军事会议，半夜接到电讯报告此一事件。他不敢确定究竟这是又一次的意外开火，还是有如“九一八”事件，是日军借机挑衅。他指示二十九路军军长谈判，但“应固守勿退”。然后，他拍发电报给各省主席、各直辖市市长，以及驻军司令长官，下令实施戒严以及“全面动员准备”。最重要的是，他从最精锐的德式训练部队，派遣三个师跨过黄河布署到华北地区。这可是《塘沽协定》对中央军下的“禁区”，蒋晓得日本人不甘示弱，必定会有反弹。
卢沟桥开了第一枪之后不到数小时，毛泽东和朱德通电蒋委员长和共军所有单位，宣布红军将完全听命委员长领导，接受指挥。七月九日一大早，卢沟桥地区中、日双方指挥官协议停火，相互撤退。日本陆军最高本部训令驻华派遣军司令不要诉诸武力，可是，国内出现异声，要求非得教训狂傲的中国人不可。新任首相近卫（Konoe）亲王派三个师团驰赴事件地区。
日军七月十二日抵达天津时，蒋拍电报给国军十九路军，声明：“我已决定对日宣战。”他立刻呼吁国际联盟及九国公约的西方签署国家介入调停，但是蒋无疑料想得到美、英、法、意只会怯生生促请日本节制。为避免激恼日本，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Hull）甚至停止交运中国政府已购买的轰炸机。美国传教士推动禁运战略物资给日本，但国会拒绝采取行动。
詹森大使觉得中日双方剑拔弩张的原因不明，他只能向国务卿报告：“对于起因与后果，皆无法有可靠的评估。”美国驻日大使格鲁（JosephGrew）则深怕引爆“反外情绪”，虽奉训令，却不愿传递华盛顿婉转表示关切的信息。七月二十二日，卢沟桥地区日军指挥官定下期限，要求中方部队后撤；但中方奉蒋之命发动攻击。近卫内阁在全民热切支持下宣布，日本“现在被迫诉诸果断行动，惩罚中国军队的暴行，让南京政府恢复理智”。日本政府内部“有人主张对华开战，也有人坚决反对开战”。原因之一，像当时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一样，多数日本人对皇军痛惩野蛮中国的能力极度有自信，认为中国终将被迫接受扮演月球的角色，做起东方新兴帝国的卫星。
七月二十四日，蒋介石拍发电报给在溪口读史籍、练书法、写留学苏联回忆录的蒋经国，叮嘱他“不必分心于倭寇之扰华，以我必有以制之也”。所谓“有以制之”指的是德国顾问培训的部队，尤其是已经配备德制武器装备的部队。同时，在庐山举行的一项全国会议正式宣布共产党为合法组织，但是蒋无法让出席人士同意“对日宣战”的议案。于是他在八月七日召开军事委员会，宣布全面抗战是国家政策。蒋不顾党、政体制，凭一己之力强行通过对日抗战。过去八年，蒋始终相信坚持暂时求和、争取时间建构兵力凭的是他过人的意志力和勇气。现在，他决定坚持作战到底的政策。
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4）
到了七月底，已有十六万名日军涌入河北省。十九军军长不战就弃守北平。毛泽东命令共军跨山西，向河北挺进以支援系出军阀冯玉祥西北军的傅作义部队。然而，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显露他欲与日本人避免严重冲突的意向，通过无线电告知共军将校，早先的命令纯为宣传之用。他说，事实上，共军部队应慢慢移动。他们可以“每天移动五十里，每行军三天，休一天”。
蒋立刻调遣受过精良训练、配备德国武器的八十七、八十八师布防在上海市郊。他在上海求战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吸引众多敌军离开华北，阻断日军向武汉前进，使苏联对华供应线畅通。蒋选择固守上海，并在败象已定的情况下仍然坚不撤军，还有其他原因。首先，前文已述，他和德国顾问法肯豪森相信他们可以战胜，法肯豪森一再坚持“上海必须固守”。他们俩都晓得，华北平原无险可守，有利于日本机械化部队运动，但上海的街道和周遭地区满布水道，则有利于中国轻武装部队。
蒋氏一心一意坚守上海还有心理及政治层面的考虑。当败战迹象已明显时，他不但没有控制损失，反而下令部队奋战到底，因为他要借英勇牺牲和展现钢铁般的意志，号召全民团结。此外，他希望上海保卫战能比华北作战，更加影响签署一九二二年九国公约的西方国家；这些国家，除了德国之外，即将于十一月初在布鲁塞尔开会。美国和欧洲国家在上海有巨大的商业利益，数千外侨住在毗邻接战地区的外国租界里。但是，鉴于蒋氏过去数星期、数月和西方政府的外交互动乏善可陈，华盛顿怯懦地表示中立，民主国家已为本身经济萧条焦头烂额，其人民又有浓厚的孤立主义甚至姑息主义的倾向，蒋介石很清楚，即使只是口头上强烈干预，恐怕也不能期待从欧美那里得到，可是，他要的是替未来打造同情的氛围。
要相信蒋氏在上海牺牲精锐部队，主要是为了让上海的外国租界产生恐惧感，且不计成败，借此取得西方国家的某种实质支持，这个说法恐怕不具可信度。可是，西方著名作家们坚称，抗战开始，“从头到尾，蒋介石只有一个目的：摧毁共产党，等候外国援助以击败日本”。对外国介入抱持希望，正是他决定坚守上海的背后因素——这一役使他牺牲了极多最现代化的战斗部队。
头几天激烈巷战期间，中方部队把业已驻扎在上海的日军陆战队逼到码头一带，困守阵地。可是，强大的日本海军舰艇炮火却挡住中国精锐部队的猛攻。接下来十天内，日本七万五千名援军在上海附近登陆。此时，蒋在上海地区部署七十一个师、总数五十万至七十万的官兵，包括了几乎全部的德式训练部队、最现代化的炮兵、新组建的空军，以及来自广东、广西的爱国军阀部队。但是，新近在上海附近登陆的日军师团骁勇善战，几天之内就把中国两个精锐师的兵力歼灭一半。在此一中国城市狭窄胡同里进行的巷战，双方皆伤亡惨重。两个日本师团几天下来，伤亡亦达四千人。上海街头、黄浦江上，一片血泊。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和李宗仁在前线督战，力主撤退；但同样也常到前线附近的蒋氏却问：“南口阵地已固，此心略安。以今日战况，敌或有退却可能也。”
尽管顽固，蒋介石并不认为输了上海保卫战就会决定抗战的结果。他下令沿海各省所有的大学，立刻将全体师生撤退到内地省份。
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5）
九月二十三日，中共发表公开声明，重申共军并入革命军，接受军事委员会调遣。蒋也公开宣布，中共此一声明代表“全体国人现在都了解只有一个方向、只有一个目标”。但是，他立刻接到报告，由红军改番号的第八路军，不遵守军事委员会下达的作战令。私底下，他对中共的“投机、取巧”，以及“此辈不顾信义之徒”极为生气。纵使如此，由于迫切需要苏联大规模援助，不久他就向斯大林提要求派作战部队援华，他有更多理由避免公开批评中国共产党。
斯大林这边，却得一方面不刺激日本，另一方面又得尽一切可能让中国政府可以抗战到底。他不久就派出大批苏联供应车队经新疆送到中国各地，同时，苏联军机满载重型军事设备长途跋涉，运抵广州。苏联第一批飞机于十月中旬飞抵中国。接下来四个月，苏联有二百九十七架攻击机和轰炸机飞入中国的空军基地，其船只和卡车队送来二百九十门加农炮、八十二辆坦克车、四百辆汽车，以及大量武器和弹药。总共苏联三次贷款给中国支付军事援助，以一九三七年美元价值计，高达二亿五千万美元。
蒋夫人所认养的中国空军，在此之前只表现出它需要更多的训练、更多的现代飞机。上海保卫战开始时，空军的三百架飞机，只有八十七架能飞，其他飞机有不少罩在帆布下。空军的差劲还真令人叹为观止。八月十四日，蒋下令轰炸黄浦江上的日舰“出云号”（Izumo），炸弹却击中平民地区，炸死两千名中国百姓。中国境内的一千五百架日本军机一再扫射、轰炸国军防线，如入无人之境。白崇禧大叹：“不能制空，焉能作战！”十月二十三日，这个弱点暴露无遗。蒋夫人当天在唐纳德陪同下，从南京赶往上海鼓舞前线官兵士气。日机低飞扫射夫人座车，车子翻覆，宋美龄昏迷过去。她断了一根肋骨、伤了背，但是据唐纳德的说法，她坚持完成劳军任务。
十一月五日，重演一九三一年上海之役故事，日军三个师团在没有守军抵抗之下于杭州湾北岸（上海以南约六十四公里）登陆。蒋把部队从该地区调走去支持城市防务，事后他承认这是他犯的最大错误，代价惨重。这些日军部队往北方苏州河移动，大有如一九三二年把上海地区大量国军包围住之势。十一月八日，蒋终于下达撤退令。蒋介石急电斯大林，请求派出苏联部队支持，斯大林的答复是：苏联“固然乐见日本弱下去，但现在还不是苏联和日本开战的时机”。
虽然中方部队兵员是日本入侵部队的至少五倍，法肯豪森对柏林报告时也盛赞他们的英勇，他们却抵挡不住日本现代化的杀人机器。三个月之内，中国死伤士卒高达约十八万七千人，其中有不少是蒋介石和他的德国顾问花了数年工夫训练、装备出来的精锐部队。中国通过黄埔军校及其他军校培养了三万名年轻军官，是军方未来希望之所系，却有相当一部分为国捐躯。上海沦陷，中国政府也失去它最重要的税收来源以及工业生产重镇。
大约四十万名中央军和其他残部从上海沿长江后撤。蒋已决定让日军为推进付出代价，但他晓得现在必定得长期抗战了。他把政府迁到重庆，军事总部则设在武汉。到了十一月中旬，日军已进逼南京，蒋游移不定是否要固守首都。国军大部分将领和法肯豪森都认为，坚守南京没有战略上的好处，只会平白牺牲。
如果蒋在抗战此一早期阶段的主要目的是苦撑、以待外国援助，他或许就会接受此一建议，保留下大量的人员与武器。可是，蒋氏却决定：由于南京是民国新首都，国父中山先生奉安所在，加上它有崭新的建筑、宽敞的街道，是未来中国的样板，政府不能不战而走。他认为，若是不战而走，必将永远被视为懦夫的决定。毫无疑问，他也认为英勇守卫南京，将在上海保卫战之后，再次加强中国人仇日情绪，使国人在未来艰巨抗战时更加英勇。胡适等人继续恳请蒋介石展开和谈。蒋对此却嘲笑道：“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所议和也。”
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一）（1
日军开始炮轰南京城之际，蒋又拍发急电给斯大林，表明他衷心希望苏联能果敢派兵。可是，斯大林十二月五日的复电却也符合逻辑地说，如果苏联助中国打日本，此时西方国家怕布尔什维克犹胜于怕纳粹，就会把日本当成受害人。蒋读这封复电时，炮火正打在附近。天空中，绘上中国空军记号的苏联制飞机，由苏联飞行员驾驶，首次和日本交锋。
南京守军在委员长领导、蒋夫人也在场之下，奋战三个星期。蒋氏夫妇后来在十二月七日飞离已经残破的首都，前往庐山。两天后，日军猛攻古城若干城门，中方虽勇敢作战，但已渐不支。两度背叛蒋委员长的前湖南军阀唐生智，自告奋勇担任守城司令官，拒绝向日本投降。但是，十二月十二日，手下三个师只剩两个师，防线也崩溃，他只好下达突围命令。
这下子局势大乱。有些部队为了抢船渡江，落水淹死；也有些部队争先恐后抢着从日军尚未占领的某一城门逃命，践踏致命。唐生智本人则在夜里搭上一艘烧煤的船艇逃亡，此时长江江面上军民争相利用各种工具逃命，古城也笼罩在大火之中。七万名士兵阵亡，中方伤亡率犹高过在上海的伤亡率。但是，这还不是最惨的一幕。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进行到次年二月中旬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万名中国人，也有人说高达三十万人，遭到最惨无人道的方法杀害，活埋、开膛剖腹、斩首、尖竹穿杀婴童、强奸等等，不一而足。如果说这场大屠杀的暴行旨在恫吓中国人，它的效果却适得其反。中国百姓同仇敌忾的精神全被激发起来，更加支持抗战到底。
南京沦陷之后，蒋介石发表一份文告，足可媲美二十一个月之后丘吉尔的告英国同胞书。蒋氏说：“且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之死命。”
南京大屠杀消息传遍全国之后，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抢在日军推进之前展开大逃亡。全国各地冒出难民营，陷入大混乱，但是在难民本身的勇气与智谋、沿路地方民众的协助、地方政府（有时军方也参与）的努力之下，绝大部分熬过难关。同时，数以千计的邮轮、渔船、牛车、推车载着各种家当，从大学图书到大型机械工具，也往广西、云南、重庆等大后方疏散。蒋介石指派他的奉化同乡、牛津毕业生俞大维主持此一疏散行动。此外，数千箱原本已由北平运到南京的故宫古物，也经由船只运到长江三峡，再转到木筏，由岸边纤夫以粗绳拉着，穿过急流、溯江而上。
虽然华盛顿官方没有任何援助中国的作为，美国政府和民众却一面倒地同情中国及其领导人。全世界都看到中国各城市的英勇保卫战，以及日军残暴杀人的照片画面和新闻报道。蒋介石夫妇在沉沦为奴隶的世界，变成高尚、英勇的象征。《时代周刊》发行人亨利·鲁斯的父亲早年在中国传教，他本人更是带头支持中国和蒋氏夫妇。《时代周刊》选出他俩为“年度风云夫妇”。封面照片中的蒋介石身穿粗制长袍、手持软帽，正气凛然；她则穿朴素的长衫。《时代周刊》以近乎谄媚的文字称颂中国的第一夫妇：在一位重要领袖及其优秀另一半的领导下，中国人的一九三七年不至于抬不起头来。过去像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很少使用“中国”这个字眼的千百万人口——如今也因为这对夫妇，慢慢有了国家意识……（蒋氏夫妇）不到一个世代就兴起成为旧中国实际与道德上的领袖，是历史的重要一页。
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一）（2
德国顾问法肯豪森现在强调“战情严峻”，高级将领“主和、主战皆有”。已经让中国人惨败也占领好大一片中国领土的日本，现在觉得可以和谈了。东京要求德国大使陶德曼（OskayTrautman）担任调停人，蒋接受和谈之议，其实志在缓兵之计。他担心日本提出温和条件以鼓动中国政府里的主和派；当他看到日方通过陶德曼提出的条件较预期来得严格，不禁大喜。可是，国防最高会议十二月开会时，实际上大多数人支持和谈，更有些人批评蒋对开启和谈“举棋不定”。可是蒋氏明白，如果与日本缔和，内部动乱会造成政府垮台。更重要的是，他告诉汪精卫：“决不能屈服于敌人，与之订立各种不堪忍受之条件，以致我国家与民族永远受其束缚。”
元月二日，蒋介石回绝了东京的四项和谈原则。他告诉自己的外交部长说：“日方所提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之为愈。”东京旋即宣称今后不再以蒋为交涉对象，等于是说中国需要有个新政府。继“满洲国”之后的第一个中国傀儡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立刻出现。它由北洋军阀时期的旧人物担纲，辖区包含大部分的华北。
同时，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成立一个非正式的主和团体；日本方面也有一个小型主和派，其成员对日本陷入的泥淖相当惊慌。蒋氏批准和这个团体的两名秘使头山满（MitsuriToyama）和萱野长知（NagatomoKayano）秘密交谈，这两人昔年支持孙中山，是孙的好友。中方代表遵奉蒋氏的指示，要求“日军完全撤退”，但也暗示如果日本同意全面撤出中国，委员长愿意下野。这项秘密接触之后，东京秘密传话给汪精卫，他应该成立一个新政府，可以谈判和平方案。汪精卫认为抗战已经输了，开始计划另组一个政府。
蒋介石的军事总部此时已移驻长江中游的武汉，距南京约一千公里，有铁路可直通北边的郑州。周恩来也重新在蒋底下任职，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的副官。尽管一九三七年下半年中方伤损惨重，蒋在短期内又募集约一百一十万兵员准备在长江中游和华北的山东迎战日军。可是，中方部队以火力、机动力、空中掩护和器材装备而论，都比以前弱。
靠近山东省界的苏北徐州，是铁路四通八达的险要之地，现已战云密布。李宗仁、白崇禧率领的部队在淮河流域与南、北两路扑向徐州的日军作战。在白崇禧的规划下，日军两个师团在距徐州六十五公里的铁路支线台儿庄遭到伏击。经过七天激战，日军伤亡惨重；据传约有一万五千至两万官兵阵亡。这则新闻虽然夸大，中国人民却极为振奋。蒋氏再次展现乘胜追击的精神，认为继台儿庄大捷之后可展开另一波反攻，急调援军驰赴当地。但是，李宗仁没再进攻，反倒“精心规划、执行战略撤退”。
日军坐火车，直扑西边三百二十公里的郑州。蒋介石亲赴位于平汉铁路线上的这个战略要冲督师。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陈果夫建议军方炸毁黄河古堤，水淹广大平原，以阻日军直扑郑州、再沿铁路南下进犯武汉。法肯豪森稍早也建议采取此一激烈措施。数百年来，黄河淤积十分严重，逼得中国人把堤防越建越高，有些地方河床已高出附近地面。若是溃堤，对人命、环境都将造成大灾难，但是蒋批准了。六月五日、七日，士兵奉命炸塌南岸河堤，大水往西南流向河南、安徽和江苏。
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一）（3
洪水淹没数以千计平方公里的农田，漫向淮河、大运河，甚至进入长江。黄河入海口也因之南移数百公里。数千村庄被淹没或摧毁，数百万农村人口流离失所。战后，国民政府官方估计有八十万人淹死——真正的数字可能更高。当时，蒋发表声明谴责是日军轰炸造成溃堤。黄河决堤使得南、北战场隔离，往后六年日军无法跨入黄河泛滥区以西地带——郑州直到一九四四年四月才沦陷。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些学者认为这对中国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当然许多人也有不同看法。
蒋毫无疑问认为在中国文明存亡绝续脉络下，此一牺牲虽不得已，却有其必要。他私底下并无愧疚，在日记中完全没提到这件事。他没有时间对人命牺牲表达同情，但大战中又有哪些领导人会呢？
黄河决堤果真迫使日军司令官畑俊六（Hata）将军改变策略，只好沿长江向武汉推进。蒋决定不再投入大量兵力防守武汉，而是在日军从长江南侧进击时进行一系列战斗。法肯豪森也附合白崇禧的主张，转向小单位机动作战，蒋原则上赞同此一新战术。但是，几乎全转向游击战，却使得日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城市和运输线；如果蒋氏希望保住大片领土、凝聚人民的忠诚，并等候外国援助，他就必须保有庞大的传统兵力。
蒋介石认为中国“抗倭作战”要得胜，必须靠“外交”——中国必须和日本帝国下一阶段明显的目标——苏联、美国和英国——结为盟国。丘吉尔和斯大林先后遭纳粹攻击，他们当时就估计到若要战胜亟须美国援助。毛泽东的部队依然没什么损伤，他也公开说：“中国的外交政策，很明显的应该是抗日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争取的外援。”当然，毛心目中想到的只是苏联，以及可能在日本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力量。事实上，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唯一可恃者是苏联。五月间，蒋告诉斯大林，没有“你的帮助”，中国无法撑下去，中国仍在“生死关头”。他请求苏联赶快再交运六十五架飞机，表示中国只剩下十架轻型轰炸机。斯大林迅速答复，他将送出所需之轰炸机，供“阁下伟大的抗战”使用。
蒋明白，固然他远比过去更需要苏联援助，斯大林协助他抗日的利益也远比从前更大。在夏天和秋天，日本和苏联已在东北边境发生多起流血冲突，这些争端使斯大林更加增援中国。不久，苏联派到中国的军事人员，包括顾问、飞行员、技师等等，高达三千六百六十五人。斯大林助蒋还有一个新的强大动机，那就是英、法在慕尼黑姑息希特勒，同意德国可以兼并捷克斯洛伐克一大块领土。
希特勒在日本施压下，终于推翻手下参谋本部的亲中立场，召回德国顾问团，停止一切武器销售给蒋介石。可是，有七位反纳粹的德国军官辞职，留在中国。有位不在正式顾问之列的德国前任情报官员斯坦纳斯（WaltherStennes），曾任褐衫队柏林领导人，于一九三一年起事反希特勒失败，逃出集中营后辗转来到中国——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他成为“顾问”，实际上是蒋介石的卫队长，颇得宋美龄宠信。日后，他身份曝光，竟是苏联克格勃特务。
一九三八年夏天异常炎热，长江水位在此季节一向很高。日本巡弋舰得以沿江而上，短距离内炮轰中方阵地。日军有时候使用毒气瓦斯，逐一攻击中方据点，屠杀不少平民。日本人花了三个星期，才推进十六公里。同时，数以千计的中国人依然千辛万苦把数千艘载货艇筏拉过三峡急流。到了九月底，日军终于越过黄河泛滥区，从北边进犯武汉。此时谣言又起，也不晓得是出自中共还是蒋本人，传说委员长可能和日本缔结和约；斯大林急电蒋介石，宣称更多援助将要起程，包括足够六十个师的装备，以及追加五百架战斗机。
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一）（4
毛泽东公开场合颂扬“国民党光荣的未来”，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内部会议里却强调大家别忘了共产党要夺权，唯一的路子是武装斗争。他重申：“枪杆子底下出政权。”会后，周恩来十月五日回到武汉，带了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给蒋，赞扬蒋的“指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和“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但是蒋晓得毛在冷嘲热讽。如果他需要证明的话，张国焘已在四月间脱离共产党，来到武汉，有可能是亲向蒋介石报告：毛泽东意图利用抗战和统一战线心怀不轨——扩大中共军事力量和基地，以备和国民党最后对决。
蒋依旧担心——不仅担心中共的口是心非，也担心中共党员高明的政治技巧和动力。他写下：“共产党因其共产国际百年来之秘密活动，顾其纪律最严，方法最精，为任何党派所不及。”同时，蒋对国民党同志的批评益发严厉。他说“大部分”同志已变成“特殊阶级”，争权夺利。他叹息，这一切已使得“群众”与本党“为敌”。
蒋氏一九四九年退到台湾之后，仍不时在日记中写下此一令他沮丧的比较。蒋痛恨中共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手段，以及唯命是从听从莫斯科的指挥；但是他也佩服中共士兵、干部的理想主义、精神和专注，这都是国民党同志欠缺的特质。反映出他对本党同志这份深刻的悲观，蒋在一九三八年数度向周恩来提起，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并为一个新政党——条件是毛、周出国。他甚至很严肃地提议，国共合并后，中共不需要正式解散，国民党可以加入共产国际。毛的回答是，建议共产党员如二十年代往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最后，双方都无法作出此一极其重大的妥协。数星期后，周恩来终于告诉蒋，这个主意行不通。从这里又可以看出来，蒋不是坚持意识形态、食古不化的人，也不是强烈的保守派。事实上，他是个左派儒家，只要共产国际不来指挥他如何治理中国，他也可以接受反帝国主义的共产国际。
抗战开始了约一年半，中、日双方仍未正式宣战；武汉也仍在中方控制下。但是，十月底，日军增兵已达到警戒状态，力守武汉北侧的李宗仁被迫把部队撤退到山区。蒋下令摧毁城里一切堪用设施或工厂，守军和政府人员秩序井然地撤退。十月二十四日上午，蒋通过无线电话对高级将领及文职部属下达撤退令。每个部属都说，总司令不走，他们也不走。蒋回答说：“不，你们先走，我立刻就走。”
晚上十点，他和蒋夫人在武汉机场会合。灯火通明下的机场，雪花穿过烟雾飘落，炮弹落下亦撼动着大地。由美国机师里昂纳德（RoyalLeonard）——原本是张学良的机师——驾驶的专机因无线电讯号出错已经延误抵达。受命载蒋氏夫妇飞往衡阳的一名德国机师，因为承认夜间起飞不是问题，但他可没把握降落，也被排除出任务。后来，民营的“中国全国航空公司”（ChinaNationalAirCorporation）一架飞机降落，蒋氏夫妇赶紧登机，机师穿透浓烟迅速起飞。里昂纳德的飞机几分钟后降落。听说蒋氏夫妇已经走了，他让团团围住飞机的百来人当中的四十人挤进来，也在炮火轰隆、城市大火的火光中急忙起飞。蒋氏夫妇在衡阳稍事逗留后，没有飞到陪都重庆，反而前往古城长沙。公元前二二一年建城的长沙，位于湖南米仓湘江河畔。蒋氏夫妇住了几天，又飞往广州前线。
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一）（5
在长沙湘雅医院服务的美国传教士医生葛林（PhilGreene）记载，当四万名难民、许多国民党将官、委员长陆续来到这个湖南省会，长沙是一片兵慌马乱：
十月二十六日：医院后方的弹药库轰的一声就炸了，整个地方不见了——大约一百人受伤，三十人死亡。我们在医院拼命抢救伤患。挖掘的时间，跟救治的时间一样长。
十月二十八日：据说从武汉撤退进城的伤患有两万一千人……
十月二十九日：城里人迅速疏散，医生则坚守岗位……
十一月一日：人们预期长沙在两星期内会沦陷，政府提供我们五艘渔船，可把两百吨的医院物资撤到沅陵……
几天之后：祈祷会之后，整个城靠船只、火车、巴士、黄包车、手推车展开疏散，有些朋友告诉我们，看到分发汽油和棉花油给区长，以便放火。谣言很多……
十一月十一日：城里五十万居民只剩一小部分留下不走。我是（教会里）唯一留下的医生……
十一月十二日：诡异的沉寂……全城人迹杳然……
十一月十二日当天，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接获报告，日本骑兵距省城不到三十二公里，他下令全城撤退。军医院的中国医生们说，在官方派出交通工具让他们的伤员撤走之前，他们不走。次日清晨，葛林和留下来的同僚——他是唯一的医生——被街上嘈杂喧闹声吵醒，见到全城陷入一片火海，那是中国军警放的火。传教士、护士、学生和留下来的工作人员恳求士兵别放火烧他们的建筑物。葛林回忆说：“一连两天两夜，火烧个不停，浓烟罩顶，恣意破坏。”逃到湘雅避难的传教士说，他们看到城里的军医院陷入火海，伤员爬窗、夺门逃命。
但是，鉴于补给线拉得太长，日军在七十多公里外的洞庭湖就停下，不再向湖南省推进。纵火焚城是个大错。或许是蒋下的命令，但是在此之前，他从未下令火烧即将失守的城池，在此之后也没有。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一，省主席发表道歉，声称他没下令放火。葛林的太太在卫斯理（Wellesley）学院和宋美龄是同班同学。次日，他接到宋美龄的信，宣称委员长也没有下令焚城。十一月十六日，蒋抵达长沙视察，传教士们很快就获悉守城的驻军团长和警察局长都被枪毙。黄埔毕业的省主席张治中是一九三二年淞沪之役英雄，受委员长宠信，虽遭免职，却仍留在长沙。葛林通过停泊在湘江的英国炮艇发电给太太说：“一切平安。医院全满，（院内）丝毫无损。城里人大部分都逃了。”
上海、南京、徐州和武汉相继沦陷，并没像西方国家和日本所预期，导致中国政府投降或垮台。蒋介石所领导的长期抗战反而使日本成绩有限，陷入长达七年的僵持局面。日本虽然占领中国大多数重要城市、整个东北、大部分的内蒙古、全部的华北，直抵西安的大西北之东半部，到达武汉的长江流域，往南直抵温州的沿海各省，以及更南边的若干大港口如厦门、广州，占地不可谓不广；四分之三广大的农村地区、近三分之二的人口，却仍在国民政府掌握下——这就是自由中国。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蒋介石在湖南衡阳召开军事会议，宣称他第一阶段的策略已完成。中国军队已经拖垮敌军。他说，第二阶段重点摆在改进部队的战技和作战能力，期望能转守为攻。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准备好一年之内发动总反攻。同时，若是条件成熟、有必胜把握，也可发动反攻。蒋在日记中写下：“倭寇民族特性急而短，而其军事学术，非德式即法式，皆以短兵白刃速战速决为性能。”中国现在的战略是：“则应以坚韧、忍耐、延缓，持久之道，致其死命也。”
接下来的七年里，蒋虽非一直是却大体上遵循此一战术。同时，他对任何反攻作战定下严格的标准。他曾说：在抗战的第一阶段，国军常用三个师甚至有时六个师的兵力和日本一个师团交战，若就全局而言，我军几以八师或十余师人数与敌军一师对战，然若不能战胜敌军者，且取守势，故敌军用锥形战术，突破我正面之一点，即可动摇我阵地，此我军不敢攻势之误也。
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二）（1
古城重庆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会合处一块巨岩之上。夏天燠热，从十月至四月则水气充足、雾锁全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蒋氏夫妇偕同撤退军民抵达时，古城墙依旧矗立。数百年前工匠从巨岩切出石阶，使居民能够从陡峭高处拾级而下到江边。码头上，旧邮轮和方帆、长桨的渔船忙着卸货，苦力再辛苦地以竹竿挑货拾级而上，送进城里；光脚市民也一样挑着水桶到江边汲水回家去。国民党进城后，到处都是穿中山装的蓝衣人。他们通常比四川人个子高，走在街上、坐着轿子或黄包车，轿夫或车夫一路叫喊，要行人让路。数十万名难民从长江下游或其他地方涌入重庆，住在稻草屋里，抢光粮食和工作机会。工程师忙着炸开山岩，辟建防空洞。还有数百万人则在四川各地及大后方立起难民营。
蒋委员长夫妇住在重庆郊外一处简朴的寓邸，共有十间房间，名为“黄山”。黄山寓邸四面皆是高墙，制服侍卫和便衣人都经斯坦纳斯特别训练，巡守四周。往后八年，蒋氏需要静思军国大计时，便爱在庭院中盘桓。他所面临的问题大得不得了。虽然已有许多厂房设备西迁，但大约九成的工业基础、八成的军火工业已经流失。他建军所恃的城市税收全没了。好在还有印钞机，因此通货膨胀开始上升，只不过令人称奇的是，竟然不是天文数字般的蹿升。
蒋介石的部队散布各地，北起蒙古边界，南抵东南亚边城，东至浙江、福建、广东和广西海岸。在这片混乱的局面下，蒋的顽固和从上海到武汉代价不菲的抵抗，就军事意义而言是否明智，固可不论，它却已经替中国人民长期抗战、保卫国家命脉打下坚定信念。打从一开始就打游击战或机动战，就长期而言或许是较好的策略，但中国初期可能会丢掉更多城市，而且必然会激生指控，责怪蒋氏抗日不力。何况，蒋介石在某种程度上好像势必得坚定立场。
尽管蒋本人声望崇隆，但自从上海沦陷之后，他的政治力量的基础就受到重创。一九三六年底之前他好不容易才对军阀们建立起的优势已经消失。除了粤系、桂系部队之外，其他军阀部队的伤亡远比中央军为轻。华南和西南军阀的地盘没被日本占领，他们比起中央军能更快征募兵员。这些军阀沿袭旧规，让各单位靠金钱激励、爱国主义之诉求，在自己防区征兵。抗战开始后，中央军失去大体上可以志愿从军方式添补新兵的大部分防区。中央军征兵时越来越有扰民的做法，各个村镇被定下必须征集新兵的额度，因而民怨迭生。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有一千四百万壮丁被征集当兵。以军事动员来讲，这是相当低的比例——每年只占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四；相形之下，日本是百分之一点三，苏联为百分之三。即令如此，战争旷日持久，大部分家庭千方百计设法逃避征兵，造成政府军的素质日益低落。由于经费有限，且军官不是久居某职，就是永久派驻在同一单位，有一部分中央军也出现军阀部队的特性——贪渎、裙带关系和高级长官滥权，不一而足。
武汉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底沦陷之后，战事沉寂了四个月；此时，蒋介石的政治优先目标开始转变。一九三九年一月六日，他写下：“吾人当前最迫切之危险，不是倭寇，而是共产党……在我们后院扩张势力。”共产党八路军人数大增，跨越指定防区进入华北和西北。长江以南的敌后地区，共军还有一支较小的新四军，由游击队组合而成，同样也扩张到指定界限——长江的北边。
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二）（2
中共在组织占领区正规军和游击队、建立地下行政体系时，都比国民党有效率，甚至还能说服许多秘密会党加入抗日游击运动。中共在西北边区和敌后地区都能扩大地盘，党员由一九三七年的四万人，暴增至一九四○年八十万人左右。蒋命令胡宗南和阎锡山布下防线，试图把北方共军堵在指定地区之内。
一九三九年三月，希特勒占领捷克其他领土，蒋介石晓得他所预期的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届时中日之战的国际动态将发生变化。全球姑息主义浪潮快速退潮。五月时，蒋就告诉伦敦应该尽快与莫斯科签署军事联合阵线，不然，苏联的缔约对象就是德国。这个分析当时并不为丘吉尔、罗斯福与多数观察家所注意。
日本依然对跟德国正式结盟持保留态度，因为如此将形同与西方、苏联为敌。蒋认为如果日本和德国缔盟，就会使日苏对敌成为定局，也会让华盛顿看清楚即将爆发的欧战和已在进行的中日战争，两者之间息息相关。三月十六日，蒋派宋美龄以医治牙病名义前往香港，去见日本的温和派人士萱野长知和小川平吉。蒋提出的和平条件是：全面恢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萱野和小川建议以蒋承诺攻打共产党作为交换，宋美龄表示可以此为基础达成秘密协定。但是，蒋不接受这个构想，东京方面也无意放弃它在中国经营多年所得到的成果，包括满洲。
日军1939年重庆大轰炸（国民党党史馆提供）
一九三九年春天，日本发动另一波震撼攻势，以压制顽强的中国人。冬天和早春的浓云密雾终于散去，数百架日本轰炸机出现在已经挤了上百万人的重庆上空。中国根本没什么防空高射炮，因此日机如入无人之境、恣意轰炸。燃烧弹和炸弹摧毁散布在蜿蜒街道上的许多办公大楼和商业大楼，政府官署和外国使馆疏散到重庆北郊。蒋氏夫妇和部属不时躲在寓邸后方的防空洞里。她写信给一位美国友人，描述某次空袭后的景象：“贫与富，聪明与愚笨，在轰炸中都成了用铲子不断从闷烧房子挖出的烧焦尸块。现在，亲朋好友们还在如火如荼地挖着……请竭尽所能让你的国人了解，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死亡与浩劫，用的是美国的汽油、燃料与物料。”
蒋氏夫妇在重庆经常生病，但尽管压力极大，他们露面时看来相当不错。蒋维持相当健康的体格，只有少许皱纹。他保持俭朴的习惯，做运动、沉思和祈祷。在庭院散步时，他经常自言自语，却不喜欢别人有这个习惯。他在早晨和夫人独处，然后她又回房间睡觉。夜里，他写完日记、祈祷，才就寝。白天，他和阁员、高级将领开会、研读地图、批阅外交电文和情报报告，并不断地口述命令和电报。他在开会前掌握资料，因此对议题相当深入，使外国访宾印象深刻。现在，他比往常较能授权下去，但仍紧紧抓住重大问题——当然有许多不重要的事，他也不放手。
有一天，蒋告诉外国记者：中国的策略是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他说，中国古时候，“楚汉七十二战，楚无不利，最后胜利，卒归于汉。”然而，现实是蒋仍然相信基于战术、地缘政治和国内环境的考虑，他的部队仍需要从事大规模的守势作战，甚至偶尔对日军反攻——大部分是趁敌军从有限作战撤退时予以进击。保住华南大部分领土（这是自由中国主要的粮仓），使它不落入日本控制，是持久抗战极为重要的一个策略。要让美国、苏联以及中国人民看到重庆领导人坚定不移与日寇进行生死决斗，也十分重要。
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二）（3
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越来越认为，中国的抗战是维持国际秩序，和对法西斯国家侵略行为“防疫隔离”，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106七月间，蒋氏和中国接到开战以来，从国外来的最重要鼓励。罗斯福通知东京：美国预备废止一九一一年签署的《美日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蒋氏认为这个举动反映出，在法、英逐渐淡出亚洲之际，美国参与亚洲事务的意愿已日益上升。蒋在日记中写下：“只有美国对外交事务有理想。”
一九三九年八月，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份足可反映他个人全力支持与蒋介石结成统一战线的报告。他指出，抗战进入第二阶段，国共之间已出现困难和危机，但如果处置得宜，情势可以巩固团结、加强作战力。他解释说，蒋的做法就是与苏联结盟，与中共则是结盟、斗争和同化。周恩来总结他和蒋多次长谈的印象，指出蒋虽然不明白中共的阶级基础和进步性质，他“隐约承认（中共）它的组织技巧、实质斗争、克服万难的能力、坚持不懈、主动精神”。更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兼顾到双方的说法：“（国共）两党都怕被推翻，有疑虑、心胸不开阔。”甚且，两党“落后的积极分子会被其他人利用来挑衅、制造分裂”。他说：“中共应支持蒋介石的领导；当他遇上困难时，协助他，当他不公正时，摒弃他。”“固然不应对他期望太高，但也不表示他的态度不能改变。”他建议政治局，八路军不应进入山东省，也不要进入淮河平原。
蒋、周之间的关系一向客客气气、相互敬重，现在变得多了些关心。周恩来写完报告后不久，即从马背上摔下来，手臂断了。在毛泽东总部当医生的美国人马海德（GeorgeHatem）认为周需要到莫斯科诊治。蒋派他的专机送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到新疆省会迪化，再转搭苏联飞机前往苏联首都。
八月二十二日，全球冲突之势已经相当明显之际，莫斯科和柏林却作出石破天惊的宣布，宣布他们已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蒋大感意外，日本人则大吃一惊。一下子，反共产国际公约就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反民主的同盟。日本陆军的构想——先成立傀儡政府掌控中国，再与德国结盟、瓜分苏联，转眼化为泡影。同时，日本陆军在“满洲国”和外蒙古边界诺门坎村和苏军发生冲突，折损一个师的兵力，更让皇军想在西伯利亚和以西地带建立日本帝国的野心，为之粉碎。但是，局势逆转却给日本海军及内阁中的支持者带来机会。希特勒预备舍苏联，而向英、法开战，已使这两个民主帝国主义者在远东的领土成为容易下手的目标。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军攻入波兰；九月十七日，苏联援引德苏条约一项秘密协议，占领波兰东部。全世界的共产党在此之前狂热支持统一阵线，主张誓死抵抗法西斯，这时却突然大转向，称颂起德苏条约。毛泽东也欢迎此一条约，声称它“加强全体人类赢得自由的信心”。
斯大林告诉蒋介石，德苏条约不会影响苏联对华援助。蒋在德苏条约公开后，亲笔修书给斯大林，宣称中国人民绝不会忘记斯大林的“真诚协助和伟大领导”。他强调，世界和平与公义“全赖苏联与中国”。可是，私底下，蒋的反应截然不同。他认为，世界事务巨变预示苏、日之间不无可能也会签定密约，终将导致世界大战，届时中国将和苏联站在不同边，会和民主国家结盟对抗极权主义。他欢迎有可能让中国目前唯一的盟友——意识形态上有敌意的苏联，换成反共、更富有、更强大（不过目前仍走孤立主义路线）的美国。蒋在日记写下：“我国对欧战政策之唯一主旨，端在参加民主阵线，以为他日媾和时，必使中日战争与政战问题同时连带解决也。”他晓得自己必须在外交上“唯有紧握机会，恃其在我。所谓以至不变御制变者，对德外交，与对俄外交，积极运用之所研究”。
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二）（4
一九三九年初，美国医生葛林来到上海，和住在公共租界的家人短暂相聚。通过捐款，他弄到一辆新卡车、五吨医药品和六十八箱食品。他先把卡车和物品交水运，运到仍在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宁波，然后展开一千六百公里旅程回长沙的医院。跟他一起挤在卡车里的还有两位天主教修女、一名上了年岁的传教士、一名美国志工医生、两名逃出德国的犹太医生。走在挤满难民的路上，有时候更在日军防线后方十六公里处，葛林竟然平安回到长沙——只打翻一罐阿司匹林！他发现长沙城已几近空城。去年秋天南昌沦陷后，长沙预期日军会再度来犯，政府炸毁残存的楼房建筑，卸走铁轨、枕木。可是，湘雅医院照常开门，挤满伤员。葛林一天要动手术二十八次！
但是一直要到九月，日本十一军长官冈村宁次才向长沙挺进。蒋介石命令长沙守将薛岳与士卒坚守阵地、共存亡，但是也说明他的计划是把日军引向长沙，然后发动“大突袭”。117第九战区（湖南包括在内）司令长官陈诚已在日军三万名部队的侧翼部署了三十六万五千名大军。九月二十七日，中方运用高明的战术动作（包括时机拿捏得宜的人海攻势）攻击日军。日军伤亡惨重，但突围成功、退回武汉。长沙大捷消息传出，中国士气大振；当然，中国人的英勇、日本人的伤亡，再次遭到夸大渲染。
战争进行到这时候，日军阵亡或重伤的士兵已逾五十万人，日本皇军参谋本部已经选定了策略：巩固控制区域，至于区域外则采取惩罚性出征。蒋介石这边的策略，基本上采守势，但又不全然如此。一九三九年冬天，他下令八个战区发动全面冬季攻势。根据日本方面的记录，这一场攻势中方四十五万名士兵在一千三百四十次交战当中，发动九百六十次进攻。基本上，这次反攻是失败的，有些中方前敌指挥官只是虚应了事。最重要的因素依然是：双方在武器装备上实力悬殊。经过两年半的鏖战，中国政府的军火工业几乎已夷然不存，这个缺点比起从前更糟。
中华人民共和国某位研究抗战史的学者二○○四年撰文说：“国民政府加强剿共行动之际，并未降低抗日侵略的动作。国民党在敌前和敌后战场都很活跃。”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沦陷，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中国部队伤亡高达一百三十万人。122一九四○年一月，周恩来给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提到，中国有百万以上的士兵阵亡或受伤（显然是指到一九三九年八月为止）。他说，在这个数字当中，八路军伤亡仅有三万人，新四军则为一千人。换句话说，抗战打了两年多，依照中共自己的说法，共产党在整个伤亡人数中只占百分之三。周小心地向斯大林保证，中共的基本政策是支持蒋介石领导抗日，承认“国民党在领导全国权力机关和军队的关键地位”。
周恩来在给斯大林的报告里也声称，蒋介石的政府“团结全国所有势力”，执行“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解放战争”。他说：“军官团不问其阶级出身如何，都展现出决心、勇气和无私……在战争中几乎全无阵前逃亡的情形。”周和毛想让斯大林知道，国共两党是多么努力抗日，但是他们提到的伤亡数字很可能正确无误；低报他们自己的伤亡、夸大政府的损失，对他们并没好处。如同周恩来的说法，他们可能也了解，大多数的国民党军官团事实上英勇作战、伤亡惨重。
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三）（1
武汉沦陷后，汪精卫更加努力地要推翻蒋介石，重启和东京的秘密接触。他也直接促请蒋改变抗日及与共产党合作的政策。蒋一再拒绝，汪遂潜往河内，后来在河内公开接受近卫首相之邀，加入日本的“亚洲新秩序”。蒋气炸了。一九三九年二月，他派员携私函到河内见汪，劝他再到欧洲度假；汪不肯，蒋遂派特务前往暗杀汪，不料却误杀汪的亲信曾仲鸣。一九四○年一月，汪精卫在日本人保护下，于南京成立傀儡政府。
汪另立中央的主要理由就是，继续打下去只会导致苏联势力大增，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蒋在演讲和日记当中都说汪精卫通敌只是实现日本的美梦，利用中国广大资源和人口，服务其亚洲帝国野心之美梦的实现。希特勒在欧洲势如破竹更加刺激此一幻觉，导致日本搁置在中国发起新攻势的计划，俾便加速实现它全新的宏大战略——向东南亚及太平洋扩张势力。日军攻占广州，又有与纳粹合作的法国维希政府接管中南半岛，进入中国唯一的通道就是从苏联的陆、空路线（但幅度达三千二百公里），以及新建的滇缅公路。蒋在一九三八年一声令下，二十万名劳工和工程师在没有太多重型机具协助下，两年之内就兴建完成这条公路，从昆明直通缅甸腊戍的缅甸铁路终点站。
一九四○年初，蒋再次注意到中共的威胁比起与日本合作者的威胁更加严重。128事实上，中共党员和兵力的大肆成长，给国民党本身带来极大的财务困难：国民党不仅需要管理上的专注和技巧，也需要极大的财力及其他资源，如武器、谷物、金元、银元或美元。周恩来一九四○年一月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长篇报告中指出，八路军现在兵力约二十六万一千人，新四军约三万人。中共党员亦激增为四十九万八千人。中共一九四○年的预算显示它每月赤字为三十五万八千美元（相当于二○○五年的三百二十万美元）。二月间，斯大林批准共产国际每个月补助中共三十万美元，约当其赤字的百分之八十四。这笔补助约占中共整个军、民支出的百分之四十二。
挺讽刺的是，重庆政府本身仍未得到外国的财务或经济援助，却每个月继续补助中共武装部队十一万美元。虽然蒋认为毛泽东没有意愿遵守对统一战线的承诺，他显然却自认为他仍有必要继续对中共此一财务支持，以便向斯大林和中国人民展现他遵守统一战线的协议。重庆给的钱约为共产党预算的百分之十八。换句话说，中共需要通过“地方政府机关”、极可能是传统的土地税，自筹百分之四十的各种开销经费。中共得到斯大林和蒋介石提供的补助，可以在他们的地盘维持相对稳定的货币。中共一九四○年预算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项目，就是列出每月两万美元经费补助五家（表面上是独立的）日报。
一九四○年四月，德国重型坦克部队绕过马其诺防线，攻进比利时和法国，英国远征军仓皇越过英吉利海峡撤军回国。法国在一个月之内溃败投降。伦敦方面，丘吉尔取代张伯伦出任首相。美国国会通过征兵法案，罗斯福政府立场趋向中国，与日本对抗。希特勒进攻波兰之后不久，蒋介石曾写下，必使中日战争与欧战问题同时连带解决。罗斯福总统也明白其中的关联。
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三）（2
周恩来臂伤痊愈，于三月离开莫斯科回到延安，这一次公开搭乘的可能是苏联飞机。周恩来留下一份档案《关于蒋介石信赖的人士之资料》，内容客观、不任意下判断，也吻合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蒋氏意图的乐观报告。周带了一份共产国际的决议回到延安，此一决议让中共中央有更大空间自己作决定。斯大林依然相信毛泽东遵守他和共产国际目前在中国的优先政策——支持蒋委员长领导统一战线抗日。毛却把此一决议解读为，准许他有更多选择的余地去更积极把势力扩张到国民党地区和敌后地区。一九四○年四月，毛给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名义上的军长是国民党员）一封信，强调“发展的方针”“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毛泽东下令共军自主独立地扩张和建立新基地。
结果是重庆接到更多报告，指控中共涉嫌或实际攻击政府军，且采取了其他“非法行动”。一九四○年春天，何应钦和蒋多次“严重警告”周恩来有这些事件发生。即使如此，八路军部分单位仍在六月渡河到黄河南岸。此外，项英领导的新四军跑到长江北岸活动也已有一段时候，因为江北更易征集新兵，更适合游击队活动。两项行动都已明白违反中共原先接受的对其部队布署之限制。
七月间，重庆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毫无疑问奉蒋指示，提议所有的共军部队，包含新四军和八路军都集中到一九三八年之前黄河河道的北边。在周恩来面前，蒋把它说成是避免“不同战区之间内斗”的计划，然后以命令的口吻表示，他“真诚”希望共产党会“绝对服从”。据韩素音的说法，周支持这个计划。如果此说为真——其真实性得到后续事件的支持——这乃是蒋介石和周恩来合作，力图维持统一战线的另一个例证。周恩来可能已经看到，蒋愿意放弃黄河旧河道以北广大的地区，包括北平、天津、与伪满洲国接壤的所有地区，以及与外蒙古接壤的过半地区。这个让步实质上可使中共控制地区和苏联接壤。可是，毛泽东拒绝接受，因为他不只希望在黄河以南继续活动，也希望到长江以南发展。
周恩来和毛的歧异也充分表现在一九四○年八月三日他写给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GeorgiDimitrov）的一封信当中。周写道，看不出来蒋介石有向日本投降的迹象。周又说，国军需要得到苏联更多的军事援助，尤其是飞机。此外他又说，蒋考虑派宋子文到莫斯科交涉，也要周参加这个代表团。周急迫请示斯大林，他是否应参加。周在这封信里没有批评蒋，对于中央军此时正在骚扰或攻击新四军及其他共军部队，毛泽东迭有抱怨，但周并没有附和。周反而说，政府军这种攻击的危险已经过了。
毛泽东兵力成长快速。一九四○年秋天，他批准出动一百零四团兵力协同作战，攻打山西、河北境内日本人控制下的铁路、公路、煤矿和其他基础建设。这个攻势摧毁数百至上千公里的铁轨，炸毁桥梁，破坏其他防务薄弱的设施，但是到了九月底，八路军人员伤亡约两万两千人，而日军的损失估计只有三四千人。日军投入大量援军，展开“扫荡战”，收复全部失土。日军到处设置防御性强的碉堡、壕沟，并制定“杀光、烧光、毁光”的三光策略——意即杀光所有的中国人，小孩也杀无赦；游击队活动地区的农村，凡找到牲口家禽，通通杀光；所有的建筑物一律烧光；所有的作物、水坝、水井、运河，全部毁光。日本人又设立一套“受保护村庄”系统——肯合作的村民集中居住，他们的作物不会被没收，壮丁不会被拉夫，居民不会被滥杀。不消几个月，共产党占领区人口从四千四百万人剧降至两千五百万人。
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三）（3
如蒋介石所预见，一九三九年九月法西斯的反共公约寿终正寝后，东京当局想方设法要加入包括苏联在内的反民主的极权主义国家集团。东京希望此一发展，以及它本身和苏联的修好，会促使莫斯科终止对华援助。日本的极端国家主义者惊讶地发现，不仅把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搁到一旁容易，全球新秩序概念也不难转变成：德苏瓜分欧洲、日本独霸亚洲。日本九月二十七日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签署三国公约之后，蒋告诉他的高级将领，这个所谓的“轴心公约”将推动他自一九三四年以来即预测的趋势：推动日本南进扩张——它势必使得皇军与美、英、法发生冲突。日军已经跨过北越边界，法国维希政府很快就投降。但是，果如蒋之观察，日本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结盟，甚至和苏联间接挂上钩，日本此举不啻是在太平洋树下强敌，使他们自然而然成为中国的盟国。
为了增强中国在此一不确定的局势当中对美、英的杠杆力道，蒋又恢复非正式向东京试探和平的动作。日本因之推迟了对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汪精卫政府之承认。这下子，罗斯福开始认真思考他究竟应该如何支持中国继续抗战。十月间，蒋告诉华盛顿，中国现在比较不担心日本的侵略，反倒担心中国“全国经济和社会可能崩溃”，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坐大”，“如果它成长到令人忧虑将对远东亚洲甚至整个世界产生重大冲击”。这是蒋第一次玩弄“美国若做或不做某件事，中国恐会崩溃”的威胁把戏——这个策略以后一直玩了三十年。他警告说，除非从美国得到大量援助，包括五百至一千架飞机、志愿飞行员，否则中国政府无法继续抗日。但他的结语是，“不论国际局势如何发展”，中国将追随美国的领导。十一月三十日，东京承认汪精卫政府的同一天，华盛顿通过给予中国一亿美元的信用融资。
十月间，新四军和八路军某部在江苏北部会合。根据国民政府的报告，他们攻击中央政府的八十九军，杀害、俘虏数千名官兵。接下来，国共双方为究竟怎么一回事相互攻讦、指责。十月十九日，蒋授权参谋总长何应钦通知朱德，新四军领导人必须在十一月底以前，把所有部队包括仍滞留在长江以南指定地区的单位，全部移动到黄河旧河道以北。蒋实质上是设法把他和周恩来七月间已谈妥并经军事委员会发令的计划，付诸实现——即使毛泽东已否决此一计划。
毛对于蒋要求他遵守承诺、接受军事委员会调动部队之令而撤退，答复说：他原则同意，旋即以无线电通知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率领他在安徽的部队渡江北上——不过，毛给了项英长达两个月的时间去完成移防。毛把蒋的要求看成对中共抗战以来的成果的威胁，也会限制中共未来在全国的扩张。他设法向莫斯科报告，要他们注意蒋的真正意图。毛向斯大林发了一封信，它和周八月间给季米特洛夫的无线电报信息完全不同。毛警告说，蒋介石计划个别与日本谈和，并且全面进击把共军部队赶到旧黄河流域，再予以歼灭。毛提议先下手为强，发动“以守为攻”的反攻，可以“粉碎”蒋的部队，“扭转政治局势”。季米特洛夫立刻以无线电答复，毛的计划“使我们很疑惑”，毛必须搁置任何行动，等待更完整的答复。不久之后，季米特洛夫在详尽的复信中强烈不同意毛的评估，表示中共“切切不可”对中央政府发动军事行动。不过，季米特洛夫也说：“如果蒋介石攻打人民军，你必须全力反击。”为表示共产国际的支持，季米特洛夫两天后拍发电报给毛，表示如果毛能在中共基地和蒙古之间找到安全的路线，“就可能经由这条路送给你相当数量的武器”。
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三）（4
应周恩来要求，蒋在十二月九日把八路军移防的截止期限延到新年除夕，也同意新四军只需在当天之前进入长江以北，但仍须继续前进到黄河以北。耶诞日，蒋周共进晚餐时——蒋一向重视此一假日，两人会挑此时会餐，很有意思——毛发出有关军事策略的新密令，只字不提共军向北移防，只宣布“我们必须竭尽可能地扩张八路军和新四军”。新四军一月四日开始移防时，却往南走，不是向北走。根据中共官方版本对新四军事件的说法，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的用意是要避开北方的日军，先绕向东南，再转北上。中共后来声称，项英曾把规划路线报告国军将领顾祝同；但中共就新四军事件提交给莫斯科的报告，却根本没提这一点。蒋介石读了顾祝同的报告，可能认为长江以南的新四军部队根本无意渡江，更不会要移防到黄河以北。
毛非常有可能有意利用新四军移防，来合理化他拒绝从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撤出共军。在长江南边的新四军只有师级规模，为此目的，它是可以牺牲的一颗棋子。但是，项英这个人“精力充沛，在党内有不同意见时一向直言不讳”，也不无可能自行其是。中国大陆一九八四年出版一本“半学术”的小说，描绘项英预备率领皖南部队回到江西的共产党旧根据地，打算在当地打游击抗日，脱离中共中央的管制。
新四军往南移动时，与国军部队发生小冲突。一月七日，毛以无线电通知项英“不要等太久”，也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六天后，顾祝同向蒋报告，项部攻击中央军四十四师。接到顾的报告，蒋决定必须针对中共未获核准即扩张一事，严正要求他们退让。他说：“此种匪心奸谋如不以革命精神临之，整个国家几乎为其所卖矣。”
顾祝同发动优势兵力进攻共军，杀死、俘虏九千余人，项英本人也被俘。但是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共军虽然损失惨重，民心却同情他们，转而气愤国民党。毛可能预期会有此一反应，但同情声浪之大却远超过他想象。周恩来主持的公关机器也全力开动。中共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国民党地区若干独立报纸，以及“第三势力”知识分子，指控国民党在“新四军事件”中竟然毫无理由枪杆子掉转头，在国家抗日的紧要关头中国人打中国人。毛泽东向季米特洛夫夸耀：“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站在我们这一边。”他说中共已经“激发全国舆论”，甚至英美外交官也谴责蒋介石。
蒋要求周恩来想办法摆平，二月一日他派专机送一个方案到延安，提议以长江以北的新四军残部组成一支军队，移防西北。毛当然拒绝，并提出一份中共的要求清单，其中要求重庆对事件全面道歉。蒋不愿认错，但是他实质上放弃原本要逼共军退到黄河以北的大计划。除了皖南和遭冈村宁次“三光”政策驱出的地区，共军依然留在年初所在的位置，也就是西北、散布在长江以北的平原，另在长江以南有许多地区的小股游击队。到头来，蒋从新四军事件毫无收获可弥补在宣传战上面的重大损失。此后，一直到抗战终止，他只试图围堵中共，防止它扩张。
虽然蒋的长期忧患是共产党的威胁，新四军事件后不久，他展现出他近期的优先目标仍是抗日。他从布防在西北、围堵共产党的中央军抽调二十万人，派到南方抵挡日军在河南的新攻势。这项大规模调遣，其实距美国驻华官员开始一再指控蒋抗战不力，只专注围堵中共、摧毁中共，只有十八个月的时间。但是，毛泽东本人向莫斯科报告中央军这项部署时，却声称“日蒋矛盾依然是（在中国）根本的矛盾”。换句话说，毛泽东承认蒋清楚地以抗日为优先，而非专注对付共产党。在这场战役的第一阶段，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折损一万六千名兵力。毛在一九四一年二月告诉斯大林：“目前是我们取得上风的最佳时机，我们不能错失它。”但是他保证，不会排除与蒋介石达成协议的可能。
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三）（5
同时，情势变得很清楚，日本真正的野心已转到别的地方。日本海军南方舰队总司令的座机在中国坠毁，日本海军的机密计划留在残骸中。这份计划确定日军即将进攻中国南海和东南亚的蓝图，蒋介石把虏获的文件转交给盟国。蒋写下，现在很显然日本已放弃“先擒服中国再南进”的构想。他挖苦地认为，日本海军在中国派不上用场，“唯一能发挥的是南进”。这意谓日本现在已走向和英、美开战的路。
这个发展对蒋是个好消息。尽管过去三年迭吃败仗，损失惨重，要主持政府、经济和流亡军队也很困难，加上国际上几乎是孤立无援，蒋依然坚定不移地深信他和中国一定会战胜日本。由于苏联的因素，他一直不能确定他跟毛泽东的中共之斗争，结果会是如何；但是这个问题可以以后再处理。现在当务之急是，固然新四军事件余震犹存，非正式的中美同盟已在快速发展。最重要的是，罗斯福总统已把中国列入他新的“租借法案”对象，此一法案原本主要用意是通过供应大量作战物资以拯救英国。罗斯福也决定派他的个人代表来华，与蒋对话。这位代表居里（LauchlinCurrie）虽然正式官衔是总统个人经济顾问和行政助理，和外交事务扯不上关系，本身对中国所知也不多，却在白宫处理远东事务时扮演关键角色。可是，居里还有另一个不寻常的特点——他是莫斯科认定的华盛顿政府“有影响力的代理人”官员中之一员。这些官员绝大部分因个人理念同情苏联，痛恨法西斯，持有自由经济及社会观点。有些人（如居里）并非共产党员，可能最多只称得上民主派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相信法西斯的威胁优于一切顾虑，也相信促进莫斯科的利益、提供给它敏感信息，其实也符合美国的利益。他们可能反对被称为“有影响力的代理人”，但至少他们的判断确实很糟糕。毕竟，当时的苏联和纳粹德国缔结盟约，表示他们的意识形态终究不全是出于反法西斯的目的。
蒋二月十日在重庆接见居里时，居里告诉他：美国不久就将交运四千五百万美元的武器和军事设备给中国。蒋表达谢意后，又要求美方财务援助以协助稳定中国的“法币”，并且资助改善滇缅公路。这还只是开端。宋子文三月三十一日代表总司令向居里提出包罗万象的要求，如：一千架军用飞机，供应三十师的军火等等。部分飞机是要用来装备一支中国空军部队，交由陈纳德（ClaireChennault）率领。陈纳德是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的上尉，“荣誉”衔是上校。自从一九三七年以来，陈纳德就担任蒋的顾问，指导中国仅有的空军之训练。
陈纳德少校和他的“飞虎队”成员
ClaireLeeChennaultCollection,envelopeC,HooverInstitutionArchives.
居里也传上罗斯福的口信。罗斯福希望国民党和共产党能真正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对抗日本。蒋吓了一跳，答复说：他个人认为中共以效忠共产国际和苏联为首要目标。他说，共产党并不希望看到中、美、英结为同盟。这时候，蒋的说法是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居里并不同意这些假设性的前提，他留给蒋很清晰的印象：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美国只有一个目标——打败德国和日本。既然中共也是抗日统一阵线的一员，它会被当做朋友看待。蒋明白他对中共截然不同的观点，恐怕会弄拧他和国民政府所能有的最重要的外国关系，不提为妙。除了这个议题之外，蒋对居里到访非常欣慰——与强大的美国结盟看来可能在一年之内达成。
居里在离开重庆之前，悄悄会晤周恩来。周很积极、可亲，把共产党描绘为爱国的改革派、注重民主，全面称颂美国支持中国抗日。然而，周也警告说，国民党领导人的政策恐怕会导致内战，使抗战崩溃。
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四）（1
四月间，蒋得到情报，指称希特勒正计划在数周之内攻击苏联。蒋对“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Barbarossa）的情报可能来自他的私人安全顾问斯坦纳斯。斯坦纳斯和以《法兰克福日报》（FrankfurterZeitung）驻东京特派员身份潜伏在日本的苏联间谍佐尔格（RichardSorge）有联系。佐尔格得到德国驻日大使的全盘信任。佐尔格到重庆采访，可能把希特勒的计划告诉了跟他一样是苏联间谍的德国国民斯坦纳斯。蒋召见周恩来提出警告，是要让斯大林也知道德国即将攻击苏联。事实上，根据周恩来给莫洛托夫（VyacheslavMolotov）的报告，蒋强烈“坚持”攻击即将发生。蒋的警告固然转达了，但就像佐尔格、丘吉尔等人类似的警告一样，斯大林根本不相信。
然而就蒋所知，他转达的独家情报有可能会从此改变苏联，偏偏苏联又是他的宿敌中国共产党的关键支持者。蒋想要德国，可能的话还有日本，去入侵苏联，但他不希望苏联被灭，让日本在西伯利亚建立帝国。此外，蒋已经明白，如果战后他要击败或真正合并共产党，还要看苏联是否愿意将两个政权的关系列为中国要务。
自从纳粹和苏联缔结条约以来，蒋就猜疑莫斯科和东京也可能修睦；因此四月十三日消息传来，苏联和日本签署中立条约，蒋一点也不觉得意外。接下来几天，他和手下高级将领开会时，犹能就事论事剖析莫斯科此一地缘政治关系大翻转，以及它的可能影响。在某次会议，他朗读他有先见之明的十页之分析。他认为，和东京签订中立条约，当然是斯大林的重大胜利，因为一则它缓和了苏联陷入两个战线战争的危险，二则它鼓励日本降低在苏联、外蒙古边境的陆面兵力。但是，它也伤害了德、意、日三国同盟的基础，向德国证明其日本盟友并不可靠，它又使得日本海军在南洋“有全部覆灭之危险”。蒋向将领们解释，苏、日在莫斯科签约的结果会使日本觉得够安全，进而从东北调遣六个师兵力，进入中国其他地区。但不论它如何运用这些部队，蒋认为，日本不会打赢中国，更不用说绝不可能在往后六个月之内达成。他很有信心地说：“太平洋之形势必已丕变，则各国皆乘隙以袭其后矣！”珍珠港事件果真在八个月后发生。
蒋的分析又指出，东京和莫斯科的条约会使美国更意识到日本对美之长期威胁。因此，日本和苏联此一外交动作事实上增强了中国军事和政治前景。他的结论是，日本帝国即将南进，它将是日本作为世界强权即将完结的开端。还有，如果他所知不假，希特勒计划攻打苏联，他认为日军也可能为所欲为，东京会允许日军攻打已疲弱的苏联。蒋认为，这样的结果将对中国最有利，因为美国不会坐视日本和德国征服、瓜分苏联；美、日若爆发战争，中国很快就会成为美、苏的重要盟国。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将会衰弱，但它最后的胜利势需美国以及中国国民政府拔刀相助。回到二月，他曾在日记记下，他希望美国不要“太早”涉入亚洲的冲突，也就是别在“日、苏开始交战之前”涉入战局。他也把德国出兵计划“巴巴罗萨行动”的情报交给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力促美国别采取任何行动，以免激恼柏林，造成希特勒取消箭在弦上的出卖斯大林的行动。他再次向华盛顿表示，最好美国暂时别被扯进对日战争。
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四）（2
五月间，罗斯福发表声明宣布无限制的国家紧急状况，在各项措施当中也表示承诺对英国和中国给予道义和物资的援助。虽然依租借法案答应的军事援助还未抵达，但蒋十分高兴。从美国的立场来看，欧、亚两场战争现在不仅联结起来，而且还同等重要。蒋认为他给罗斯福的电报起了作用。至于毛泽东这边，他仍然宣称罗斯福是“战争贩子”。
当蒋介石听到希特勒的信徒赫斯（RudolphHess）驾机到英国，寻求德、英媾和，他更相信希特勒进攻苏联已迫在眉睫。六月十八日，蒋读着某西方通讯社报道德国和土耳其签署条约的译文，他立刻正确地解读，这是希特勒准备对土耳其的邻国发动疯狂大进击之前，先安顿好侧翼掩护的迹象。他在日记中写下：“德之攻俄，必不出数日矣。”根据共产国际文件的说法，蒋紧急召见周恩来，告诉他：德国将在六月二十一日发动对苏攻击，他再次力促中共向斯大林示警。六月二十二日，纳粹两百万大军疯狂猛扑苏联。蒋立刻和苏联站在同一阵线，与柏林、罗马断交，并提醒莫斯科慎防日本进犯，也提议中、苏签订同盟条约。他还鼓励美国支持这个遭到包围的共产主义大国——长期而言，苏联是他最害怕的国家。对希特勒攻打苏联，有这样的反应，反映出蒋此时对击败日本给予最优先的考虑。
现在，不分地域的全球大战已是一触即发。一边是理性或世俗人本主义倾向的国家，由西方与中华开明文化而生的自由民主、务实威权与雅各宾式的集权主义。另一边则是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与死而复活的法西斯专制主义。
果如委员长所盼望，巴巴罗萨行动使日本皇军向乌拉山挺进与德军会师的美梦又起。日本停止从伪满洲国调走部队，反而在本地区又集结十六个师的兵力。不到两年的时间，莫斯科分别与两大法西斯国家签订条约，但是现在它要求世界各国共产党再次以反法西斯作为最高优先。德军入侵当天，共产国际发紧急指令给中国共产党，告诉他们：其最迫切任务是“坚持和国民党合作”抗日，并且“如果日本加入攻打苏联”，要准备以军事行动摧毁日本人在华交通运输线。这种有条件的说法清楚表明：除非日本攻击苏联，否则针对中国境内日本侵略者的武力行为，不宜由中共发动。但是，这也暗示要尽一切可能去怂恿美国对付德、日这两个法西斯敌人。在中共的宣传里，美国一夕之间变成世界事务的正面力量。《解放军报》把原来称为“战争贩子”的罗斯福歌颂为“开明的小资产阶级政治家”。
一九四一年的重庆，和往常一样既热又黏。从防空洞和茅屋里丢到排水沟的粪便使得全城笼罩着一股恶臭。日军轰炸机曾在一九三九、一九四○年夏天蹂躏陪都，现在因为天气转晴朗又恢复滥炸，有时候一天就有一百五十架次飞来掷弹。中国方面设计一套敌机来袭警报系统，部署到离城一百六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它用手摇式发射台和简单的密码就对日机来袭起充分警告作用。但是，日军轰炸机一旦飞临目标上空，可就如入无人之境，弹如雨下，有时可一连滥炸两三个小时。重庆根本没有有效的消防设施，只能干看着火势自然熄灭。电线线大体已永远失灵。从古时候留下来的结构体只剩一堆石头——木头全被卸走了。可是，中国人坚忍不拔，巴士利用马铃薯和尿液配制的酒精照样跑；小店铺被炸毁，次日就可利用木板搭架照样开门。
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四）（3
尽管许多地区人民的营养不足，一九四一年全年，在四川以及中央政府控制的省份，绝大多数没有民众闹饥荒的现象。谷物、盐和其他粮食可运输到数百或上千公里之外，甚至穿越日军防线送到政府控制地区，如重庆。事实上，尽管全国残破，不时在各地爆发作战，自由中国仍然照常运作。国民党通过银行放款给农民，分配新种子，把难民安置到休耕地，整修灌溉圳道，保护交通网，养育驮兽等等，维持住农业生产。结果是：“直到一九四一年，国民党控制地区的农业生产都足够……平均卡路里摄取量……维持战前的同样水平。”为了压制通货膨胀，政府降低公务员薪水，增加赋税。一九四一年底，抗战进行了四年半，自由中国平均物价比战前高出二十倍；数字虽高，但在当时的特殊状况下却算低，而且在勉为温饱的社会这是尚能调整的数字。史迪威将军和其他美国人（包括新闻记者）一年后陆续向国内报道，指责国民政府彻底贪腐、无能，其实果真如此的话，恐怕就不会有此一成绩。
七月中旬，美国学者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飞抵位于长江江心岛的中坝重庆机场。拉铁摩尔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边区的专家，曾任《太平洋事务》（PacificAffairs）主编，是居里将他推荐给蒋介石，聘为个人顾问，可直通白宫。拉铁摩尔将是中国政府的民间雇员，与驻重庆美国大使馆没有官方关系——这是蒋的要求，因为他已经不信任华盛顿的国务院或驻华美国外交官员。
拉铁摩尔很了解他的雇主。原因之一是他在幼时到过中国，他的长期保姆讲的就是跟蒋一样的宁波话，因此他也通晓宁波话。后来，拉铁摩尔对国民政府强烈批判，因此他在战后回忆录中对蒋的正面观点特别有可信度。他认为蒋是个“真正的爱国者”、“非常具有国家意识”、“一个了不起的人”、“有时候……比罗斯福或丘吉尔更有远见”。例如，在巴巴罗萨行动的初期，德军横扫苏联欧洲地区，蒋很有信心地告诉拉铁摩尔苏联会站稳阵脚，最后必会战胜德国人。他了解版图具大陆规模的国家之实力。他也说，日本被困在中国，需要有某种胜利，因此日本将会进攻南方的殖民地地区，不久也“将在太平洋另辟战线”，可是这将使日本陷入“和列强的严重冲突”。拉铁摩尔虽然敬佩蒋介石，却不喜欢他沉默寡言的个性。他和多数美国人一样，非常喜欢跟周恩来交往。
七月底，日本接管南越；美国下令冻结日本在美财产；并且虽非正式却有效地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两天前，罗斯福终于批准由陈纳德率领的美国志愿飞行员飞虎队，以五百架飞机在中国开始运作。八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纽芬兰会谈，发表《大西洋宪章》，重申威尔逊总统的国际主义，及共同致力于“纳粹暴政的最后摧毁”。蒋和多数观察家把“纳粹暴政”一词包含日本在内。
同时，蒋介石怀疑美、日双边正在进行的高级会商，意在解决两国之间歧见，说不定会“出卖中国”。能制衡这个担忧的是重庆、伦敦和莫斯科之间，都有盼望美国对日立场日益强硬的共识，当然强硬的结果会导致美、日交战，进而也和德国交战。蒋和丘吉尔保持密切联系，一九四一年秋天中、英之间出现“小小的友善”。十一月初，蒋预测美、日将在“十二月中旬”发生冲突。173斯大林为了不让日本人忧虑其西侧，向东京担保苏联会遵守日苏中立条约。
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四）（4
夏末，日本海军获准规划针对珍珠港美国舰队出动航空母舰突袭。日方的如意算盘和一九三七年进犯中国一样，其目的在于先予敌人沉重打击，以利未来交涉要依日方条件谈判。在此同时，日本将在东南亚和西太平洋站稳帝国脚步进一步孤立中国，使它得不到外援。近卫首相觉得这个计划太轻率，但军方反对他。十月，近卫辞职，东条英机大将接任首相。
可能是得到宋美龄和宋子文的警告，指称战事即将扩大，宋庆龄离开香港，迁居重庆。不久，她就和妹妹一起露面，探访遭轰炸地区、慰问伤者。这时候，已经三十一岁的蒋经国，和父亲彼此交换日记参阅。此时蒋经国因为主持赣南行政专区，勤政爱民、平易近人，颇受美国记者和外交官好评。他父亲写说：“人民爱戴。”蒋纬国则在军职上求发展。他曾以德国士官学生身份参加德国合并奥地利的行动。他在一九三九年欧战爆发前不久毕业，跑到美国诺克斯堡陆军装甲兵中心受训一年。蒋介石对宋美龄隐瞒纬国的存在足足有十三年之久，但是他说了之后，美龄立刻喜欢上这个温文、英俊、通晓英语的继子。纬国回国后以少尉军衔派在驻防西安附近某陆军单位，沿黄河与日军对峙。
秋天，战火在湖南以及扼三峡之险的宜昌又转炽。中方部队还是没逃，损失上万人，日军伤亡亦大到足以让东京参谋本部觉得必须与西方列强开战——他们现在认为，日本唯有击败美国才能说服蒋介石的政府结束对日抗战。
蒋不仅致函罗斯福总统，也不时写信给海军部长诺克斯（FrankKnox）和陆军部长史汀生（HenryStimson）。他获悉美方为争取时间备战，正考虑把实施不久的对日禁运条件放宽。和日方新一回合的谈判，已定于十二月在华盛顿展开。蒋非常紧张，立刻拍发急电给赫尔、居里、诺克斯和史汀生，警告说：“美国一旦放松对日禁运，将使中国抗战悲溃。”蒋也把他对华盛顿的警告转知丘吉尔；丘吉尔立刻拍发电报给罗斯福，支持中方立场。罗斯福决定对日谈判时不提出放松禁运的方案；赫尔国务卿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致函日本，重申美方早先的立场——日本应撤出中国（含满洲）。蒋觉得他的严重警告“得于千钧一发之时，旋转于瞬刻也”。中国要停止抗战这个威胁，对苏联也管用；往后多年，他一再使用同一招数。他对这次经过有这样的说法：“真正的危机会产生妙计、妙行……有时候，人生的困顿反而是最好的滋补。”
拉铁摩尔到中国还未满六个月，就得了痢疾，十二月初他决定回美国就医。可是，蒋警告他：“局势不定。你必须先飞香港，再飞越太平洋；最好还是等一等才启程。”拉铁摩尔后来获悉，蒋在东南亚的情报人员报告说，日本驻新加坡领事馆及其他东南亚城市的使领馆，烟囱和焚化炉频频冒出浓烟。中方分析，日本人预期即将开战，已先烧毁秘密文件。
重庆时间十二月八日凌晨一点钟，一名副官叫醒委员长，报告日军航空母舰机群进攻珍珠港的消息。蒋嘱咐他立刻请国民党中常委们开会；然后他口述一封信给罗斯褔，由蒋夫人译成英文：“现时我两国已对共同之公敌而作共同之奋斗，中国自当贡献其所能及其所有，期与友邦美国以及与各国团结一致，奋斗到底：必使太平洋以及全世界人类正义在野蛮暴力与无穷诡诈之空前劫运下获得解放而后已。”
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四）（5
七个小时后，蒋介石身穿朴素的潘兴式军服进入会议室，全体与会人士起立迎接。他看来神情泰然自若，照惯例要大家（包括拉铁摩尔在内）发表意见。拉铁摩尔强调美国会克服珍珠港的教训，全力展开作战。拉铁摩尔认为，委员长“并不真正高兴”太平洋战争在美国尚未有充分准备之前就开始。但是，更有可能的是，蒋不高兴是因为珍珠港事件已终结了日本攻打苏联的任何机会。总之，蒋的政治分析已证明正确，他的外交也成功。强大的美国最后已正式和中国结为盟友，加入对日作战。
蒋告诉与会人士，他预备提议中、美、英、苏一起对德、意、日宣战，承诺在战胜之前绝不个别缔和。他又说，把苏联拉进来抗日特别重要。会后，蒋读罗斯福给他的回信，它预言必将全面胜利，并宣称：“能够与阁下及您领导的贵国结合，我为我的国家感到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