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英文版序
一九七五年四月，蒋介石以八十九岁之龄（官方公布为虚岁）逝世时，我在美国国务院中国科任职，负责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事务。当时，我正在中国大陆旅行，由于负责中国台湾事务的是另一个单位，我对这位国民党高龄领导人的过世，并没太加注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还是派驻台北的年轻外交官，曾有两三次在酒会中和他握过手。他看来身材不高，又很脆弱；我很惊讶他握手时力道很轻。
蒋氏过世之时，我对他的观点和许多中国事务专家的看法一样。一般公认他是个残暴的独裁者，掌握权柄近五十年；同时也是一个失败的军事领袖，在命运大逆转之下，把中国大陆丢失给了毛泽东。就我所知，他除了被认为自身清廉诚实之外，毫无可取之处；更甚的是，他还隐忍了其支持者普遍的贪渎之风。他似乎成了没有真正原则或理想的人，一生也没有太大成就。影响到我观点的书籍，有伊罗生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佩克的《两种时代》、马尔罗的小说《人的命运》，以及杜希曼的《风中尘埃》。
将近二十年之后我撰写蒋氏的儿子、继承人蒋经国的传记时，发现这位老人并不是西方人经常描绘的那种肤浅人物，当然，也不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台湾随处可见的歌功颂德的文章中所描述的偶像。不过，我在他儿子的传记中仍按一般的看法来描述这位父亲。哈佛大学出版社继《蒋经国传：台湾现代化的推手》一书出版之后，又要求我为蒋氏本人写本传记，对这项必然耗时甚久、颇具挑战性的工作，我忖思良久。虽然我对蒋氏的看法大半属于负面，但身为温和的自由派和外交政策的务实派，我想我能够开明地处理好这个主题。
我又受到若干学者的鼓励，他们证实了我的印象；近年来，在中国、俄罗斯、日本和美国等地，都出现了大量的新档案材料，但西方还没有人善加利用写出一部丰富而完整的蒋介石传记来。中国学者则利用这些素材，就蒋在大陆和台湾长久任期中的特定事件和国内外动态关系，已写成数百篇有见解且中肯的研究成果。而蒋家后人也开始陆续公开蒋氏长跨五十六年的原始日记。
通过新的访谈，加上我以前撰写《蒋经国传》时所作的准备，结果我引用的访谈过的相关人士有几百人——许多人也认识蒋介石。只不过这些人士上了年岁，交谈的机会恐将不再，因此集结这些材料来源，似乎是很美妙、很值得的一项计划。此外，就像他儿子的传记，我也将这本新书视为一个独特的工具，述说中国痛苦、动荡不安的历程，从一个在二十世纪初受满族统治的腐朽旧王朝，到百年之后成为一个和平、安定、快速繁荣强盛的国家。
在我为本书旅行、研究和访谈的过程，我发现蒋是个高度矛盾的人物。他是个现代的新儒家，支持女权，也能接受他太太外甥女兼亲信公开穿着男装的女同志行径。他是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极端痛恨过去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凌与羞辱，可是他却一点也不介意自己除了两个非婚生孙子之外，所有的孙子女全是欧亚混血儿。他没有太多领袖魅力，大体上也不为同侪所喜欢，但有时他的坚决、勇气和清廉往往也使他颇受爱戴。他是个很自我约束的人，但却具备气势凌人的个性，表面看来沉着、不苟言笑，脾气极坏，却又笑容可掬，偶尔伤感啜泣。从日记分析，他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可是，一旦面临对国家存亡、统一或他本身统治地位的威胁，他会不惜诉诸残暴手段。在日记中，他有时候会陷入偏执的怒吼，但是碰到危机又往往能够冷静分析事理，反映出他了解当前问题的动态和可能性。在大陆，某段时期他军功显赫、战绩彪炳，但一切都止于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的大溃败。无论是有意或无心，他也替台湾活力充沛的民主发展作好准备。
蒋的日记让我们对重大的历史事件有了新的了解：他意外蹿升为国民党领袖，他早年的左倾思想，他在一九二七年的血腥清共，军阀一再兴兵作乱，他一面建军一面对日姑息历五年之久，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中遭到劫持，国共联合阵线的过程与破裂，他和周恩来长久的特殊关系。我们也重新认识到他在淞沪保卫战及其后的军事策略，他和斯大林相互使劲把对方卷进对日战争，他和史迪威将军的长期斗争，以及在珍珠港事变后他对盟国严正的军事承诺——然而盟国的不断失信以及他仔细盘算却又不智的回应，都让这份坚贞大打折扣。
战后的大事则包括：马歇尔使华调停失败，蒋错误决定在东北孤注一掷，他早在一九四六年就计划退守台湾。最后，蒋氏日记和其他新材料也对他撤守台湾后，提供早先更多不为人知的事实：他对台湾本省潜在的反对势力进行残暴、无情的威吓和弹压，国民党内不满他领导的种种风波，他对朝鲜战争、越战的悲观看法，他私底下早早就认识到自己有生之年无法“光复大陆”，可又一再公开宣布即将“反攻”。他利用这些警告从华盛顿得到特别待遇，同样成功的，还有将两次濒临核战边缘的金门危机扭转成自己的优势，以及拒绝艾森豪威尔一项可能导致美中大战的危险提议。
后来还有许多重大事件相继出现，但是蒋氏在他生前最后的重大危机中倒回应得很务实——其中之一就是隐藏他对尼克松的痛恨之情。尼克松和毛泽东的修好，他显然先从周恩来那里得知的。现代史上主要的世界领导人能像蒋一样长年居于最高位、积极参与缔造历史的世界大事，此一纪录恐怕也非后人能及。基于这个理由，不论你怎么看待蒋一生动荡岁月的功过，他的故事大有可观之处。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近午时分，在迭遭战火摧残、炽热的重庆，一名助手拿着一台短波收音机进入蒋介石宽敞但简朴的办公室，打开东京电台频道，几分钟后，通晓日语的蒋和日本人民一样静静地听到了裕仁天皇的首次“御音”广播。代表日本灵魂神圣化身的裕仁要子民“忍其不能”，为了保护无辜性命不再受敌人“残忍”的炸弹伤害，他接受了盟国领袖的“波茨坦宣言”。换言之，“伟大”的武士之国无条件地投降了！
终于，大战结束了。中国人民在蒋领导下浴血抗战八年，有一半的时间更是孤立无援。其实自从一九三一年日本入侵东北以来，抗日战争即已间歇性地开打。经过十四年的冲突，中国士兵至少伤亡三百万人，可能另有一百万人因病及营养不良而亡故。阵亡的士兵中绝大多数——九成以上——是蒋的部队。死于战乱——炸死、烧死、饿死、淹死、被枪打死——的中国人民还有九百万人。不同时期，前后有数千万人成为难民，很多人颠沛流离死在逃难途中，不少人则在难民营过世。从上海等大城市逃离出来的中产阶级家庭几乎失去了一切；数百万个农村家庭则是日本皇军“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的牺牲者，沦为赤贫。有些城市整个被夷为平地——有些城市，如长沙，还不止一次遭到焚城厄运。
当天傍晚，蒋来到重庆酷热不堪的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宣布这个消息。和往常一样，他穿着朴素的军服，笔挺地站在麦克风前。他的秘书陈布雷当天生病了，因此他本人亲自撰写讲稿。他调整了一下眼镜，用他清晰的尖嗓子向全国同胞报告日本投降了，他赞扬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也不忘褒奖盟国。他说：“正义必然胜过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他最后的证明，这亦就是表示了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绝大部分中国人听不懂他浓厚的宁波腔，但大家晓得是他在讲话。接下来他谈到未来：“如果这一次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的战争，那么我们同胞们虽然曾经受了忍痛到无可形容的残酷与凌辱，然而我们相信我们大家决不会计较这个代价的大小和收获的迟早的。”然后，他迂回暗指内部敌人，提到说：“相信我们武装之下所获得的和平，并不一定是永久和平的完全实现，一直要作到我们的敌人在理性的战场上为我们所征服，使他们能彻底忏悔，都成为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分子，像我们一样之后，才算达到了我们全体人类企求和平及此次世界大战最后的目的。”
消息先由有收音机的人传开来，不久全国大小城镇的人们走上街头奔走相告。大部分农村没有收音机，但似乎不到一小时，大家都知道抗战胜利了。从上海到重庆，从城市到农村，数亿男女老少齐欢腾，而日本士兵守在营房里呆若木鸡。数百万爆竹彻夜点爆。在重庆，美国人也加入庆祝中，群众“抓住他们的制服，向他们欢呼，高喊‘美国顶好！’”。这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欢庆，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刻。美国人和原子弹击败了日本人这样的事实，一点儿也没减损中国人大胜的感觉。中国人觉得，毕竟这么多年来他们英勇抵抗日寇，牵制住了上百万的日本劲旅和上千架敌军飞机。
蒋介石在广播中告诉国人，日本人民不是敌人，我们“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当天晚上当他走出广播电台时，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White）注意到，一下子“这位当今之世的大人物平静的外表仿佛被刺穿了，多年来的疲惫与紧张全都浮现上来”。然后，“西方人称之为大元帅的他，面容严肃地点头致意，走过欢呼的群众，回到他的指挥中心”。
驻在中共基地的美国人员注意到，在重庆北方约八百公里，毛泽东的延安总部也进行了一场游行来迎接胜利的消息，但却少了一分薄海欢腾的激情。
但是，不论是蒋或是毛，当天夜里都无心庆祝。国、共两党已经断断续续交战近十二年，胜负未定，要看到底是哪个党、哪个领导人能带领中国实现强国富民的梦想。两位领导人都说要进行谈判，以达成和平、统一的中国，但他俩心知肚明，一场殊死战已开始。钢铁般的意志和顽固的坚忍，让两人走过大败岁月，熬过敌人势力比他们强大不知多少倍的艰巨考验。在这一刻，蒋似乎在军事、经济方面占尽上风，比起以往任何时刻，他更孚民心、更有实力。美国人正在替国民党军队组训、装备三十九个师的兵力，使蒋对即将来临的国共之战充满信心。但是毛比蒋更乐观。美国人员派驻延安，正是象征了美国政府内部一部分人对蒋的领导的厌恶态度，这对蒋来说是一个隐而未发但严重的问题。与此同时，蒋本人私底下也一直相信，共产党部队的官兵以及文职干部，整体而言比起国民党的部队和文职干部更尽忠职守、更有纪律——这个结论使他即使在此胜利的时刻也感到前途黯淡。
蒋拍发电报给毛，向他担保“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诚挚”邀请他到“陪都”重庆来共同商讨“国家大计”。毛很清楚，蒋的邀请不仅是在国共斗争中显示亟盼两党团结与和平的一个诡计，这也证明了他长久以来的看法：蒋不正直，又一直自命仁义道德——更不用说这也是蒋的政治手腕和危机处理的伎俩。
蒋介石的崛起乃是一个与坚毅、忠诚、勇气、真诚等种种品质相关的故事，同时也是愿意承认降临他个人及中国的悲剧超乎他的控制的故事。蒋从一个仅在军校预备班受过一年教育、见识褊狭的军官，一步步成长为具有战略观、能洞察中国和世界格局的动态关系，也知道如何以弱克强、以柔制刚的国家领袖。他以战事紧急和达成国家目标之需求为理由，在大陆合理化他冷酷的战略和军事决定，在台湾则以无情的军事行动和秘密警察的镇压，令数千人丧失性命。他和其他不民主的强大领导人一样伪善，但他并不犬儒。和同时代的人（包括共产党在内）一样，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和秘密的政治、帮派社团关系密切，征收鸦片税同样也是他在大陆执政时期政府税收的来源之一。可是，他仍自认为是个有道德的、真诚的、与时并进的儒家基督徒，并比较少地受到个人权力欲的驱使，反而是着重于维护一个统一、现代和独立的中国。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一）
十九世纪末，蒋介石的祖父玉表公在上海南方一百八十公里的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外拥有三十亩（约五英亩）农地。不远之处即是云雾缭绕的山岭，有着“屠虎”、“雪窦”等戏剧化的地名，层层瀑布坠泻入谷。本地所产的武岭茶，迄今仍是中国上好茗茶。
蒋家的地产包括山麓竹林、梯田和茶园。这三十亩地使蒋家在溪口镇成为五大首富之一，可谓地方精英，不过还称不上乡绅阶级。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隔了几年，玉表公把农地出租，在村子里开了一家盐铺。盐当时是政府专卖，玉表公通过某种关系或服务（或许与平定太平天国战乱有关），取得贩盐执照。
小店生意开始兴旺，是在蒋介石的父亲肃庵公接手经营，且又取得卖酒执照（另一项官方专卖生意）之后。蒋家三代一起住在小店楼上，店铺面临剡溪，这条平常平静的溪流，每到春天水位升高，偶尔会淹了小店一楼。肃庵公的元配早逝，留下一个儿子取名瑞生，一个女儿取名瑞春。二房无子女，亦过世。一八八六年，他娶进年轻的王采玉为继室；这一年，王氏二十二岁，肃庵公四十二岁。蒋、王两家的一位亲戚记得，王氏来自“山区一个很穷的村子”，当地主要作物就是竹子，王氏和当时大多数女人一样缠着小脚。（这原本是富有人家的一种虚矫习惯，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中国相当多数父母——满洲人则不——都让女儿缠足，这种做法很痛苦，把足背绑紧，可使脚小了约三分之一。）不过，王氏很精明干练，对子女前程颇有野心。
一八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婚后一年，王氏在盐铺上方一间房里产下一个男孩。祖父玉表公替孙子依辈分取名瑞元，学名志清；按中国的传统，瑞元后来以字行，称为介石。数十年后，因为革命领袖孙中山以广东音称呼他这个名字，外界遂跟着喊他“介石”。
蒋家的小铺生意兴旺，一八八九年全家搬到沿武岭街约三十米外的一座两层楼商房。接下来，王氏又生下两个女儿，但只有瑞莲一人存活。一八九四年，玉表公去世，同年王氏又生下儿子瑞青。瑞青长相俊秀、性格可爱，深得母亲宠爱。长子介石则既不英俊，书也没念好，而且越来越有叛逆性格、脾气坏。据蒋自述，幼时母亲“一再责打，才不会使我变坏”。可是他能言善道，个性浮躁且喜欢发号施令。一八九六年，年方五旬的肃庵公突然去世；不久，介石的同父异母兄长瑞生过继给一位伯父，并继承了盐铺。九岁冲龄的介石继承了住家的房子，以及每年可有四五十银元收入的竹林及水稻田。家里的女子分不到什么财产。
少年蒋介石的教育就是跟着私塾老师学习。据说，九岁之前，他已念完“四书”（《大学》、《中庸》、《论语》与《孟子》）。这些书都是以文言文写成，诘屈聱牙，小学生的蒋介石自然读不懂，每天花好几个钟头去背诵，只是囫囵吞枣而已。
蒋介石与母亲王采玉（国民党党史馆提供）
蒋介石十四岁那年，王太夫人基于种种理由决定给儿子成亲。在亲友建议下，王太夫人希望给自己找个身强体壮、顺从听话的媳妇，也可服侍儿子。最终她挑选了邻近岩头村一位十九岁、半缠足的姑娘毛福梅为儿媳妇。婚礼在一九○一至一九○二年的冬天举行。婚后，福梅搬进蒋家那栋两层楼的房子。而她在八年之后才怀孕，足可证明夫妻俩的婚姻并不和谐。
一九○三年，蒋介石参加童子试，未考取。但王太夫人并未气馁，立刻让儿子入奉化县城凤麓学堂，学习英文、算术等西学，但传统经史仍占相当大比重。奉化虽是个小城，已远比溪口先进；介石在城里首次见识到“大鼻子”的外国传教士——也开始嫌弃替他料理家室的不识字的糟糠之妻。根据种种转述，福梅曾向朋友抱怨她不时遭到丈夫殴打。但是据乡人传说，她仍然和蔼可亲。蒋后来在日记中写道，他母亲常常护着媳妇。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二）
有两股力量影响到蒋介石在此一成长阶段的认同与人生观。第一个影响是儒家教育，或者更重要的是新儒家精神——十三世纪蒙古人入侵中原,并建立起元朝,这场剧变之后，汉人学者、官员心心念念要恢复、保护中国文化传统，到了十九世纪蒋介石就学时，死记硬背两千多年来的古籍以及撰写八股文，还被认为远比学习艺术、音乐和算术来得重要。
但是，新儒家精神最影响少年蒋介石的，是它对修身养性、自律和自省的强调，并且注重责任、勇气、荣誉和积极进取，而非消极冥想。能培养这些原则，方能成为人上人。新儒家同时亦鼓励传统儒家有关道德行为及社会责任的观念。儒家看待道德是以政治秩序为基础，具有政治目标——创造和谐、有序的大同世界。这套信念历经数千年的打造，使得大家庭生活在拥挤、以血缘为基础的农业社会里，虽有独立、家户的耕作，也要靠社区共同维护基础建设和秩序。
影响蒋介石的政治观点和事业，甚至影响到20世纪所有其他中国领导人的第二股力量，是此前六十年内，“天朝上国”一再丧失领土、主权和自尊的惨痛经历。蒋介石出生时，满人建立的清朝已经统治中国近两百五十年，作为帝国的统治者，满人虽然保持自己的民族语文、禁止满汉通婚，但采纳了许多中华文化。和从前的外族朝代一样，他们的统治体系要靠汉族大臣、农村精英仕绅的合作。可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清朝，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前，屡战屡败；这些西方人不仅相貌迥异于汉人，也不像满人或者中国其他的少数民族那样接受中华文化的优势地位。
一再的战败和丧权辱国记录，实在可怕。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凭恃军事力量逼迫中国接受种种屈辱，包括准许鸦片进口；到了二十世纪最初几年，中国人中吸食鸦片的人数已经达数千万人之众。孱弱的清廷被迫接受“治外法权”，把西方人在中国犯罪的司法管辖权让渡给列强驻华使领馆，并且开放通商口岸，准许西方商人及传教士进出，他们享有即使最富有的中国人也不具有的特权。此外，列强还接管中国海关税收之管理，以尽可能地榨出他们“被迫”和中国交战而取得的赔款。
英、法、德、俄全在中国境内取得特殊权益或租界及租借地。美国西部爆发反华暴动，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禁止华人移民。接下来，脱离封建孤立状态仅只四十年的日本，也加入掠夺行列。经过一场短短的战争，它强迫中国付出巨额赔偿，并且“永久”割让台湾。中国人大吃一惊，文化抄袭自中国的“倭寇”而今竟也拥有可与欧洲列强媲美的现代化海军和陆军。即使最食古不化的大臣也感到势必需要激烈改革，可是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和清廷却弹压了光绪皇帝发起的“百日维新”。
一八八七年，亦即蒋介石出生那一年，在香港学医的二十一岁青年孙逸仙，开始萌发建立现代、民主中国的理想。孙逸仙幼时曾与大哥住在夏威夷，一八九二年从医学院毕业，但两年之后决定全身心投入推翻满清的革命事业。他的第一次广州起义很快失败，孙逸仙逃亡出国，辗转来到日本。在日本他得到了日本自由派及激进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他们预见到中、日应携手对抗西方。孙也认为日本是中国理所当然的盟友。
当一九○○年中国上演一场爱国但又荒谬的血腥仇外运动，造成中国最屈辱的一段历史时，蒋是个十三岁的少年。义和团矢志消灭在华所有洋人及信奉基督教的华人，他们不分男女老幼残暴地杀害数千名教徒以及数百名外国传教士。慈禧太后忌惮义和团，但更恨洋人；义和团初期的成功也使她相信了他们具有刀枪不入的神奇力量，因此支持他们“扶清灭洋”。
但是，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一支八国联军轻易地击败义和团和清朝军队，并及时打到北京，救了数千名教徒和洋人。八国联军同时也展开了奸杀掳掠行径，并逼迫中国赔偿数额高得令人惊诧的大把银子——大约等于二○○二年币值的五十亿美元，还强迫中国同意不在沿海设防。
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最蒙昧的大臣、清廷以及不识字的大众，现在都了解到西方与日本不只军事上比中国强，在科学、技术、医学、教育、公共服务乃至生活水平上都遥遥领先中国。紫禁城颁发一系列谕令，建立推广数学、工程和现代科学的公立学校新体系。可是，改革的步子慢得出奇，令人痛苦。
此时，日本和俄国已经觊觎中国东三省（西方人称之为“满洲”）。满人这片广袤的老家，面积约为大不列颠的四倍半，矿产丰富；虽然朝廷有令禁止汉人移入，东三省的汉人人数早已超过满人。一九○五年，日、俄双方在东三省爆发战争。五月间，东乡平八郎大将率领的日本海军舰队，歼灭俄国由波罗的海调来参战的大型舰队。
对于消息灵通的中国人而言，日本能击败欧洲大国是个令人鼓舞的大事，这也可能是触动蒋介石决心投笔从戎，立志做革命党而不是去保卫清廷的主要原因。一九○三年二月，他转入宁波箭金学堂。毛福梅陪读，但几个月后，蒋嫌她土里土气，打发她回溪口侍候婆婆。
一九○六年二月，蒋显然是仰慕既是新儒家又不守旧的老师顾清廉之名，决定再转回奉化龙津学堂。顾鼓励这个新学生研读王阳明（浙江人，一四七二至一五二九年）、曾国藩（湖南人，一八一一至一八七二年）的著作。王阳明主张能自知，才能有道德实践，知而能行，道德才有意义。但是，身为“儒绅”，他也强调正直、诚实、忠诚。王阳明的哲学似乎颇能引起青年蒋介石的共鸣。董显光是龙津学堂老师，宿舍恰与蒋同一层楼；他记得这个十八岁的学生每天早起，在寝室前走廊上立正半小时，抿紧双唇，眼神坚定，双臂抱胸，全神贯注在他的目标上。
在龙津学堂也只待了几个月，蒋便向家人报告，他要东渡日本。他剪去辫子以示坚决反清，此举令亲友、邻居大惊。十八岁的蒋介石已经是个革命青年。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三）（1）
一年之后，各个反清组织领导人和一群学生在东京集会，组成一个新的革命团体“同盟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此时，孙已发展出其集现代政治理论及实践大成的“三民主义”，强调民族、民权与民生。这是一个温和的政纲，反映出当时西方的知识潮流。
年轻的蒋介石又把妻子丢在家乡，自费前往东京学习日文，见识到这个格外整洁且井然有序的国家，似乎不论是铁路、警察、公用设施，当然也有军队，样样运用都有效率。28蒋这段期间能自费念书，显示他除了继承田产之外，一定还颇有积蓄。但是他无法进入向往的军事学校学习，不得不折返国内，报考竞争激烈的保定军校。蒋考取后便在保定接受军事教育约一年，旋即又获取官费赴日本就读军校。他再度到东京，进入专收有志到日本军校研习的中国学生之预备学校——振武学校。
蒋因自视甚高，在同学中人缘不好，但也结交了几个朋友，其中有位同样来自保定军校的四川学生张群，后来是他的终身密友；另外一位贵州学生何应钦，后来一直是蒋的重要将领。放假日，蒋和同伴会上馆子饮酒，偶尔也会逛窑子。蒋在这段时期养成了喜欢漂亮的妓女的嗜好，美女往往令他神魂颠倒。
不上学的日子里，他也与来自浙江的同盟会要角陈其美保持接触。蒋初次到日本时即结识陈其美。经由陈其美介绍，蒋及其朋友加入同盟会，陈成为蒋的“大哥”，一路提携他。蒋也结识了在日本法政大学学习法律的青年戴季陶。戴是个意志坚决、早熟的青年，他的爱国激情令蒋大为折服。
这段时期，蒋接触到一份在旅日华人中流行的报纸——《民报》，了解到从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到穆勒（JohnStuartMill）等西方思想家。《民报》有两位重要编辑和写作者——汪精卫和胡汉民。他们俩都来自广东，日后都成为国民党的重要领导人。汪精卫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擅长辩论、思虑清晰，和戴季陶都是在日革命党人中的翘楚。《民报》不仅鼓吹不惜一切手段（包括暗杀）推翻清朝，还主张土地国有化，支持世界革命。
在中国留学生（包括蒋在内）中间酝酿的这股激进革命思潮，引起了日本统治当局的密切关注；一九○七年，日本政府要求孙中山离境。许多中国留学生也越来越警觉日本人的帝国主义行径，尤其是日本人在朝鲜的活动。可是，同盟会领导人并不打算批评日本，仍然以与日本合作为主要目标。孙在离境之前，甚至在东京发表演讲，表示日本如果因协助中国革命而觉得应该取得东北北部地区，他也不会抱怨。
同年，陈其美由东京迁回上海，成立秘密总部，预备在江苏、浙江起事。蒋在暑假时回到上海，协助陈其美。一九○九年夏天，蒋决心休妻，和毛福梅离异，但王太夫人听算命先生铁口直断，说蒋介石元配生下的儿子日后必是大官、贵人。王太夫人决心介入，她带着媳妇来到上海。蒋起先不肯听从母亲的安排，王太夫人哭着以自杀威胁，他才不得不从。毛福梅与丈夫在这个夏天共处了一段时间，总算怀了身孕。她告诉蒋，蒋旋即要她回家。
一九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毛福梅产下一子。很可能是王太夫人记起算命先生的预言，替孙子取名“经国”。“国”遂成为蒋介石未来或许还会再生下儿子时的辈分之名。当儿子周岁时，做父亲的显然根本没当回事。他不注意自己的亲生儿子，反映出蒋不仅和孩子的娘感情不好，也显示他越来越投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三）（2）
蒋介石与张群赴日求学时期，1909年摄（国民党党史馆提供）
一九○九年十一月，蒋从东京振武学校毕业，和友人张群奉派到驻在高田的日本陆军第十九野炮联队实习——凡要进入日本军校接受军士官养成教育，都需先经历实习阶段。军营生活非常清苦，训练严格，部队经常在风雪中操练。蒋积极接受挑战，但是他仍被认为冷漠，尤以脾气坏而出名，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的认真和努力或许赢得过师友们的勉强尊敬，不过他的整体成绩实在并不突出，在预备班同期六十二名中国学生当中，蒋排在第五十四名。
然而，十九联队中认识蒋介石的日本军士官，却记得他愿意接受严格的纪律，也表现出绝对的忠诚。有个士官记得他“仪表堂皇”。二十多年之后，当蒋已成为国民党领导人、开始清共时，他拜访昔日的日本师团长长冈外史将军。告辞时，蒋留下一幅题字“不负师教”给长冈。长冈认为，这正是蒋成功的秘诀：“忠诚、感恩”。
一九一一年夏、秋，陈其美忙着策划在长江流域各城市（包括武汉）起义。蒋以低级助理身份参与了攻占浙江省的计划。但是，十月九日武汉革命党人的地下炸弹工厂有一枚炸弹意外爆炸，引起清廷注意。这时蒋还在日本，清廷侦骑查获同盟会会员名册，开始逮捕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十月十日，新军第八镇中的革命党人鸣枪起义。
革命因而爆发。各省新军高级军官纷纷响应，成为实际上的政治领导人或都督。也有少数情况是由帮会头目与军事单位合作抢下控制权。虽然尚未正式得名，中国已迈入“军阀时期”。蒋介石听到武汉新军起义的消息后，与张群等一百二十名中国籍士官学校学生立刻离营，把制服寄回联队，设法尽快回国。
二十四岁的蒋介石，在日本已居留三年，读日文、说日语都不是问题。除了一夜情，他大多在华人圈中生活，并没有结交真正的日本友人，但是日本对他影响很大，加强了性格里与生俱来的一些倾向，他从此保有强烈的军事纪律感、革命热忱与对主义及领袖的忠诚。这些特质加总起来，使他格外坚持政治信念、个人勇气和诚实。他认为武士道至死不渝的精神是日本军事成功的主要原因，但是他也认识到，日本现代化的成功，是与日本生活中从铁路系统、教育和生产制造领域，样样讲究纪律、效率分不开的。终其一生，蒋认为爱国和民族精神——尤其是认同国家高于家庭、个人生命及财产——是恢复中国的尊严及世界地位的关键。问题出在，中国似乎缺乏建立这样一支大军所需的公共意志力以及热切的民族主义。孙中山就慨叹中国犹如“一盘散沙”。
蒋介石、张群等人从长崎搭乘日本货轮，在上海日租界码头上岸。上海市四分之三的地盘是外国租界，但中国人仍占全市人口的九成五。洋商汇集的黄浦江畔江湾，以及商业街道南京路等主要道路，形形色色的中国人熙来攘往：洋买办穿梭其间，留长辫、穿长袍的本地商贾亦出入市井。西方金融家、日本生意人也穿着黑色西装，点缀其中；少数洋人已有了新兴时髦的汽车，和推板车、人力黄包车以及一根竹竿挑起重担的苦力争抢道路。但是，上海的生命线是市区里数以百计的胡同巷弄，午夜以前的任何时候，都有上万名商贩、工人、家庭主妇、工匠、学生、店员和失业者，川流不息地穿梭在一排又一排的水果摊、面摊、云吞摊、作坊、菜市场与茶室之间。店家坐在凳子上和邻人、行人闲扯。蒋、张两人走在人潮中，十分失望，因为这里根本看不到大革命正在进行的丝毫景象。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三）（3）
他们抵达同盟会秘密总部时，陈其美正在计划攻打位于上海华人地界的兵工厂（江南制造局），以及一百四十五公里之外的浙江杭州巡抚衙门。杭州方面，支持革命的官兵已经准备好了。陈其美命蒋率领由奉化县渔民及上海青帮、红帮会众组成的“敢死队”。
这些“秘密会党”是地下、革命、准宗教等事物的歃血兄弟。这些各自独立的会党后来逐步涉入而且控制今天称之为“组织犯罪”的活动，同时往往也经营有合法事业。会党强烈的反满根源促使他们坚守中国的民族主义。会党成员中有知名商人、银行家和其他值得尊敬的公民。孙中山本人即与广东省的会党联系密切。
蒋对于生平第一次作战任务十分兴奋。他一直憧憬这一天的到来，并写了一封信给母亲，声称献身革命，请她原谅不能尽孝。其实，在浙江起义事件中，蒋只是小角色。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四日，起义新军占领了省城各重要建筑物，蒋率领的敢死队虽也加入战团，却没遭遇太大抵抗；清廷巡抚已逃往上海，驻军守将在最后关头也决定加入革命。蒋的表现或许不错，但详载起义规划、执行内容的省城公报，根本没提到他。
攻打杭州的前一天，陈其美率领的部队（包含三千名青帮会众）攻占上海抚衙、警局和江南制造局。革命党的“五色旗”一夕之间挂满上千座屋顶，兴奋的民众挤满街头。不久，即有五十万男子纷纷剪去辫子。
蒋回到上海后，发现大哥陈其美已被拥立为沪军都督。据说，陈曾任命蒋为沪军第五团团长。但是，有那么多日本军校生回国参加起义，比较可能的是，陈交代了蒋设法尽量留住他那支敢死队里的渔民和会众，再招募兵员，试图打造一支有纪律的部队。陈也指示手下指挥官自筹军饷，维持部队。
武汉双十起义时人还在美国的孙中山，终于在湿冷的圣诞节搭船返抵上海，直接前往法租界的住所。各方访客纷纷上门，其中有一名替《纽约先驱报》（NewYorkHerald）担任记者的澳洲青年唐纳德（WilliamHenryDonald），从一九○八年起就是同盟会的顾问。眼光远大、充满理想的孙中山和务实的唐纳德立刻结为好友。数十年后，唐纳德说他的角色是“导引”孙、“像个荷兰大叔对他训话”；但国民党高级官员形容唐纳德主要是参与公关事务，有人甚至怀疑他曾秘密替英国人工作。至少，他是个有趣的目击者，见证了往后二十五年中的许多事件。
十二月二十九日，革命党人在南京召开由同盟会主导的临时国会。光复会首脑陶成章想当浙江都督，但陈其美坚持要由同盟会人士出任。双方争执激烈，陶成章深恐性命危险而退出，躲进一家医院，然而还是被蒋查出其下落。陈派出杀手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二日潜入陶的房间，将他杀害。蒋曾暗示他没有策划暗杀案，但“负起责任，以免牵连陈其美”。当时的报纸没提蒋涉及此一谋杀案，这代表说不定事发时他并不在场。
一月六日，南京临时国会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此时，孙与清廷派任的总理大臣、控制华北的前军事领袖袁世凯之间长期的政治对峙，似乎已不可避免。除了日本之外，列强都希望孙下台。后来事情有了意外的发展，在达成终身之梦、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十六天后，孙中山答应辞职、让位给袁世凯。孙愿意作出痛苦让步，来实现组织联合政府、达成国家团结；这个无私无我的伟大动作反映出他的理想崇高和政治天真。蒋介石和陈其美一样，强烈不赞同孙的辞职决定，但孙中山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权位的风格，令蒋大为佩服；他后来一生中也多次效法。三月十二日，袁世凯正式接任总统，但他也只对半数的清朝军队有明确的指挥调度权威。接着，孙中山又做了一个事后看来乃是大错的决定：同意以北京为国家首都，临时政府应该北迁。
陈其美继续留任沪军都督（最重要的省级位置之一），蒋也继续在上海练兵、筹饷。但是，革命的激情已止，这位年轻军官花了不少时间与陈其美、戴季陶和少数留日同僚讨论政治。蒋的急性子渐渐闹得圈子里人人都知道了。陈其美的家坐落在公共租界跑马场附近的马霍路（MohawkRoad），有一天蒋去探望陈，一名卫兵不让他进门，蒋竟动手殴打卫兵。这件事惹得陈对蒋一顿痛责，“有些人”也劝陈甩掉这个年轻人。但是，陈其美显然认为军事领导人好勇斗狠一点并不是妨碍。蒋本人也知道急性子是个麻烦：他也一再自责对黄包车夫等平常人发脾气。
这段时期蒋的个人生活有几项重要的变化。一天，他在青楼邂逅了非常有魅力的年轻女子姚冶诚，姚出身苏州，那是座以古老运河和美丽女子闻名的城镇。蒋对她一见钟情，带着她在蒋法租界的公寓里同居。大约在此时，蒋结识了陈其美的十八岁的侄儿、助理陈果夫，以及十二岁的陈立夫两兄弟。他俩就在陈其美的家里住，多年之后，陈氏兄弟组成国民党内著名的CC派。通过陈其美，蒋又结识了古董商人张人杰，一个非常支持孙中山的浙江人。张人杰个子瘦小，瘸了一只脚，虽出身富有的丝绸商贾之家，但思想上倾向于无政府主义而非右翼保守派。这个关系使蒋更接近核心圈，但是他仍未得到孙本人的注意。
同时，蒋留日时期学问最好的朋友戴季陶，成了中国革命之后的潘恩（TomPaine），创办《民权报》，成为“中国新共和政治的良心”。孙中山辞职后，戴仍继续批评袁世凯，以及个人与省区利益挂帅、取代国家利益的政治风气。戴的思想左倾，不仅强调经济发展，也反帝国主义和进化的社会主义。蒋天天阅读《民权报》上的文章。
孙中山的同盟会此时与另四个政团合并，组成国民党。曾经参与广州及武汉起义的宋教仁负责国民党党务，在新国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席次。可是八月间，在北京经过四个星期的谈判，孙中山宣布应该让袁世凯做十年的总统，并立刻接受了袁授给他的全国铁路督办一职。
此时，陈其美也辞去沪军都督这个重要权位，偕蒋介石一起东渡日本。两人可能是担心遭暗杀才出国。他们虽然坚决不同意孙与袁合作，但仍然先请示孙且得到同意后才出国。陈、蒋此时已考虑到恐有发动“二次革命”的必要，可是孙、袁的政治协议似乎会持续若干年之久。蒋一度匆匆、秘密回到上海，带着姚冶诚一起匆匆去了日本。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四）（1）
一九一三年三月，国民党在大选中赢得对国会的控制，也因而与袁世凯的关系顿时紧张起来，结果造成干劲十足的代理事长宋教仁遭人暗杀身亡，显然是袁政府的特务所为。脆弱的联合政府立刻瓦解，孙中山遂发动“二次革命”。陈其美、蒋介石潜回上海，号召蒋的旧部（包含青帮会众）组织讨袁军。但是这次青帮被袁方或许也被上海的欧洲人当局收买，不肯参加讨袁革命。帮会毕竟只是反清，并非支持民主，而且清朝不是已被推翻了吗？根据友好的传记家之记载，蒋英勇攻打江南制造局和吴淞要塞失利，差一点被俘，但是他和同伙设法乔装沿江逃出。袁展开搜捕行动，杀了数千名支持国民党的人士，就连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也不放过。他下令国民党全面解散，缉拿陈其美及国民党其他领导人。蒋则名气不够大，还上不了通缉名单。
蒋、陈又逃赴日本，一九一三年八月，曾经满怀乐观壮志的孙中山也狼狈流亡到横滨。他恢复使用原来的日本名字“中山”（孙一生只用“孙文”为名，“中山”是革命期间在日本的用法，同志称他为“中山先生”，他不自称“孙中山”。——编者注），住进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黑龙会”首脑头山满提供的秘密住所。孙立刻召集东渡党员重组秘密组织“中华革命党”。党员必须宣誓效忠孙中山作为党无可争议的总理及革命军总司令。汪精卫等人拒绝接受这个条件，离开日本，但陈其美、蒋介石认同有必要全面效忠，遂宣誓入党。新的党纲采纳孙的原始构想：革命运动取得权力之后，要先经历一段由革命党及军事统治的训政时期，才能过渡到民主宪政。换句话说，中国要经历一段时间不明确的威权、军事统治。
追随孙中山东渡的人士当中有一位即是著名的宋耀如。宋耀如曾在美国念了八年书，得到范德比大学神学学位。回到中国后，他做了几年卫理公会传教士，后来投入《圣经》印制业，最后又从事大量产销面粉的生意，并因此而致富，旋即成为孙中山的重要金主。宋偕家人抵达日本后，其长女霭龄又恢复担任孙的英文秘书；霭龄自佐治亚州梅肯镇卫斯理安学院（WesleyanCollege）毕业后来到上海，在共和政府成立后曾一度担任孙的秘书。
这一年的十二月，孙首次见到蒋，对他的投入印象深刻，旋即派他回国从事一项秘密任务。宋霭龄注意到这位留着小胡子的瘦削军官，额头高、宁波腔极重。她问也刚从卫斯理安学院毕业的妹妹庆龄，有没有兴趣与蒋介石交往。庆龄一口就回绝了。霭龄这时还不知道孙中山已经喜欢上她，有一天孙向宋父吐露心意，想要向霭龄求婚。孙中山和蒋介石一样，早早就娶了一名村姑为妻（卢慕贞），这时正和他一起住在东京。他们育有两个子女，都已成年。对于当时的中国男人而言，离婚休妻易如弹指。但孙和宋家人都是基督徒——宋耀如一听，大吃一惊，当下就拒绝了这门亲事。
几个月后，宋霭龄嫁给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YMCA）总干事孔祥熙。孔祥熙出身山西省一个富商、金融业家族，拿的是美国欧柏林学院和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文凭，是孔子后裔。孔祥熙年轻时即受洗为基督教徒，义和团运动蔓延到山西时，他的家人和很多朋友——华人教民、传教士，都被杀害，孔自己则被亲戚藏起来，才保住性命。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孔并没有从事家族的生意，反而受聘主持一所教会学校。辛亥革命之后，孔成为二十八岁的山西都督阎锡山的顾问。后来，显然不满阎与袁世凯合作，他辞职改就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可见孔在年轻时并不看重金钱与权力。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四）（2）
接替霭龄的秘书工作、服务革命领袖的，是二十一岁的妹妹庆龄，她比姐姐更苗条、美丽；孙立刻又爱上了妹妹。孙中山没向庆龄表露心意，而且既然已知宋耀如的态度，也不用再向他透露。而庆龄对于这位大她二十六岁的长官的感情纯粹是政治、精神上的崇拜敬爱。
此时，宋耀如可能感觉到孙中山又喜欢上他的二女儿，决定全家回上海。庆龄原本不肯走，但违不过父亲的坚持。回国之后，她悄悄寄了一封信给孙；孙回信说，他在东京迫切需要她的协助。一天夜里，在家中女佣人的帮助下，庆龄爬窗、沿扶梯逃出家，旋即搭乘日本船只来到横滨。孙中山在东京迎接她时，已完成简易的离婚手续，并向她求婚。这一年，宋才二十出头，孙已四十八岁。婚后庆龄继续担任他的英文秘书，也开始负责他的秘密电码通讯。因为这件婚事，宋耀如宣布与女儿断绝关系，发誓再也不跟孙中山往来。
一九一四年春天，孙派蒋到上海组织已经星散且士气低落的地下革命党人。蒋的若干部下被捕，他再次间不容发地回到日本。次月，孙又派他到满洲，考察与东北军阀合作的可能性。但名义上已接受袁世凯节制的东北军阀，对蒋发动“三次革命”的提议反应冷淡；蒋只好准备回到日本。在回日本前，蒋写了一封信给孙中山，预测如果欧洲爆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日本就将借机在东亚扩张势力。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东京秘密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其中包括日本实质从经济上控制满洲，把德国在山东和福建的权利让渡给日本；其他一些要求更将使中国实质上沦为日本的半殖民地。消息披露后，海内外中国人群情激昂。袁世凯先是对“二十一条”尽量敷衍，但在日本威胁要发动战争时，袁只好让步，批准了一项纳入大部分二十一条的条约《中日民四条约》。
支持者的相继离去，使革命事业陷入最低潮，孙因此更珍惜那些仍然留在他身边的忠贞部属。
尽管孙的支持者大减，蒋和陈其美不久后又潜回上海，躲在法租界胡同里，酝酿新的革命计划。首先，他们计划暗杀淞沪镇守使郑汝成。十一月十日，两名枪手在外白渡桥拦下郑的座车，将其乱枪打死。接着，陈和蒋率领敢死队攻打警察总局，但不幸失败了，陈、蒋勉强脱身。这项行动普遍被认为失败，孙的声望跌到底点。疲惫使蒋病倒了，王太夫人来到上海陪他，在她的悉心照顾下，蒋终于病愈。
二月间（一九一六年），陈其美和蒋介石带着日本人借给孙中山的七十万美元巨款，在上海法租界青帮老大黄金荣（绰号“黄麻子”）的保护下，再度试图在上海建立中华革命军。71但是，一群可能是北洋军阀收买的杀手，潜入陈的办公室，打死了陈和卫士。两天之后，蒋为这位大哥发丧，在祭文中自许：“继公事业，不渝初衷者，更有何人。”72他还动容地说道，有些人试图“向之趋炎附势，排我斥我毁我诬我者，果何如乎？”但蒋声称不怕谗言的，“不恨生前之中谗，唯愿死后之可告慰耳”。
这篇祭文透露了这个二十八岁革命青年的雄心勃勃，但至少在公开场合他仍努力克制、不轻易表露。蒋很清楚自己的缺陷，在他那从一九一八年起就不曾间断过的日记中，一再列出自己必须克服的一些性格缺点，譬如“暴躁、性急、自负、顽固、狂暴……浪费、嫉妒、吝啬、好色、傲慢、怨恨”，“好炫耀财富”。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四）（3）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凯的突然病故，结束了政治危机。副总统黎元洪重新召集经选举产生、国民党人居多数的国会；孙中山也偕夫人自日本返国，定居上海法租界莫里埃路二十六号。接下来两年，孙中山和他的核心支持者们都居住在法租界里，彼此照应。蒋介石若到上海，有时候会住在张人杰家；现在张取代陈其美，成为他的“老师”。76蒋的爱妾姚冶诚也随他从日本回国，蒋把她安置在宁波。一九一七年九月，蒋向孙提出一份进攻北京、统一全国的军事蓝图——他称之为“北伐计划”。
蒋一连四年为党奔走各方，接二连三忙着一个又一个起事计划，但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的活动却罕为人知。在他始于一九一八年的日记中，曾经略为提到这段期间的事。他曾提到，一九一七年春天奉已经前往广东的孙中山之命，应该是从德国领事馆领取了一百万元德国政府答应借给革命党的钱。
二○○六年蒋氏家人交给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蒋氏日记副本（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年），有一百多页经过编修——有些是家族所编辑，有些则是数十年前经蒋本人或其儿子所修订。鉴于删除的这些记事已时隔九十年，它们极有可能是关系到蒋氏家人觉得尴尬或有所牵连的行为或意见，也因此各方猜测颇多。
我们或许可以相信，蒋在这段时期参与了青帮的一些犯罪活动。一九一四年，上海的英国籍保安处长曾针对蒋发布逮捕令，指他涉及“小沙渡的犯罪”，但并未说明详细犯罪情形。这个指控可能有关此时他和陈其美在上海从事、后来失败的地下工作。一九一七年十月，北洋政府的淞沪护军使向英国公共租界警署提出状子，指控蒋涉及“一九一○年谋害公共租界知名华人”，那是七年前的事。但有可能它指的是一九一三年一月的陶成章被刺事件，却把日期弄错了。一九一○年，蒋只有夏天在上海逗留，又无其他报道指出有类似的犯案。一九一八年七月，同一个护军使又指控蒋“涉及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八日发生在公共租界西华路的武装抢劫案”。英国当局或许认为所控事件是中国各党派斗争的一部分，怀疑这项指控有政治动机，并未逮捕蒋。
二○○八年时，蒋家有位成员断然表示，家人针对蒋氏日记所做的修正，绝对没有涉及青帮、犯罪活动或政治事件，只跟“个人私事”有关，不涉及政治议题。但即使如此，有关前面一类的记载也不无可能是由蒋本人或其儿子经国删除的。
从一九一八年起，蒋每天以文言文至少写下一页日记。这个习惯一直维持到一九七二年，因为健康原因才告终止。蒋的日记中，除了记录一天里发生的大事以及感想之外，还记下每天起床、就寝的时间，温度和天气。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日记中也列举自己的缺点，此举固然反映儒家修身思想对他的影响，也表示蒋承认自己行为的一些不成熟。不过，列举的缺点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正。孙中山对蒋的严重缺陷就看得很清楚，但是他也看到蒋可贵的特质，如坚忍不拔、忠心耿耿、大胆不畏死，接连失败和死里逃生都挫折不了他的斗志。
袁世凯过世后，中国政治陷入一片混乱，北京接二连三上演军阀政变闹剧。一九一八年，国民党籍国会议员逃往广州，和孙中山联手发动“护法运动”，成立临时军政府，推举孙为陆海军大元帅。广东和云南的军事统治者都宣誓效忠，其中就有粤军首脑陈炯明。尽管头衔赫赫，但孙中山即使对广州的新政府——事实上，它派系林立——也并不具有绝对权威。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四）（4）
三月，蒋奉孙中山之命加入陈炯明的援闽粤军司令部，担任作战科主任。可是，因为南方一些军阀要求在新政府中有更大的权力，孙中山在广州脆弱的联合政府很快又动摇起来。孙中山辞职返回上海。陈炯明及其三万兵力仍坚定支持孙；七月，蒋在福建作战，成功攻克一座重要城镇，不久由于脾气不好，与粤军军官处不来，他一度辞职，不过陈炯明仍要他回来，担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手下有一千名士兵。蒋全力以赴练兵，率领他们翻山越岭，深入敌后作战。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件影响到中国及世界的大事发生了，列宁率领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夺取了彼得格勒，并掌控了大部分的俄罗斯。次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由南、北政府合组的中国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要求收回德国以不当手段在中国取得的但现已落到日本手中的一切权利。美国总统威尔逊支持中国的立场，但投票表决时输给欧洲列强，只好妥协，把德国在华半数领土权利正式让渡给日本。当《凡尔赛和约》的内容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传回中国时，学生、知识分子和大多数消息灵通的中国人群情激昂。北京大学首先发生抗议活动，旋即蔓延到其他大学、中学和工厂。蒋在日记中记载：“排日风潮，皆未稍息。此乃中国国民第一次之示威运动，可谓破天荒之壮举。”并认为：“国民气不馁，民心不死，尚有强。”
一九一一年之前，中国革命党人的焦点集中在结束中国的落后与屈辱上，并把形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归咎于当时的清朝统治者。现在，清朝结束了，汉人主导的共和政体建立了，但国家却在分裂，军阀兵戎相见，比起清朝来更加衰弱，不仅内战战火不断，还继续受到列强压榨。面对此种情景，有改革之心的中国人一方面责备列强帝国主义使中国沉沦至此，但另一方面，也开始觉得只有对中国文化和国民性格进行彻底改造，才能使国家重新站起来。戴季陶即是反复申论此一主题的健笔之一。不过最著名的是作家鲁迅，他批判了中国传统中孕育退步、愚昧的文化，以及中国人道德上的怯懦。孙中山也一再呼吁应该有不自私、爱国、英勇的新中国人，一个他认为前所未有的新民族。蒋也同意应该改造国民性，但是他的乐观并没维持太久。他注意到，人民精神固然似乎已有提振，但大部分中国人仍是文盲。他担心，很难在十年之内完成国家性格的大改造。以国民坚毅精神而言，“日本人民之智识普及，过于吾国者，其改革之速，更可知矣”。往后二十六年，蒋在这一点上一直很悲观。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或称新文化运动）固然令孙中山信徒士气为之一振，它也对在中国新生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及其在学术界的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提供了巨大动力。知识界受到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北大教授胡适这一位杜威实证主义派作品的影响，也出现“第三势力”，不过它在政治上一直没有太大影响力。实际上，包括军阀在内的所有的中国人都支持五四运动的目标。问题在于，中国在追求实现重振国势、现代化的共同梦想时，应由哪个党、哪一派或哪个军阀来领导。
虽然孙中山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不符合中国国情，但他仍越来越受俄国革命成功消息的鼓舞，和它的消除阶级差别、全世界终止帝国主义的理想之启发。蒋介石也一样，他开始阅读《俄国革命纪事》。在日记中写着，他会永远敬佩这桩历史大事件、人类史的新时代。日记中一再出现“读俄文”、“习俄文”等字样，他喜欢左派的《新潮》杂志，有时候早上读了下午又读。这一类阅读益发激起蒋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强烈情绪。当莫斯科宣布它将放弃帝俄沙皇取得的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利、取消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时，俄国革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吸引力大增。对于长久受苦受难的中国人而言，这是善意的闪电。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四）（5）
这时候，蒋仍在福建率领粤军作战。他在日记中写下，他不喜欢福建姑娘，但是脑子里赶不走性的念头，“色念，仇恨，嫌恶，诸几未绝，虚灵未足也”。一九一九年三月，他暂时离开前线、回到上海，与他称为“介眉”的新爱人同住。从蒋所表现出的热情来判断，她一定是个美女。由于姚冶诚好赌，俩人感情不睦，现在蒋疯狂爱上介眉。根据他的日记，有一天他已到了码头，准备回到福建前线，但又舍不得分离，因此又多留了几天。他甚至想要娶她，但是根据她写给他的一封信所述，即令她想和他长相厮守，也并不想被一纸正式婚约所捆住。这段时期，尽管感情不睦，蒋仍不时返回宁波去看姚冶诚。
蒋和许多女子发生性关系的一个结果，就是他自认感染了性病、失去生育的能力。也因此，他越来越关心唯一的亲生儿子。在返回福建驻地之前，蒋折回奉化，拜托他的老师顾清廉看看九岁的经国，评估这个孩子的潜力。蒋在写给经国的第一封信中提到，顾老师说孩子“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蒋不久即送儿子到奉化，进他的母校凤麓书院就读。
同一时期，蒋告诉母亲和毛福梅，姚冶诚将带着一个他认养的三岁小童到溪口。蒋介石替他取名“纬国”的这个男孩，是蒋的好友戴季陶和日本情妇所生。姚和纬国住进蒋家，但毛夫人和她处不来；后来由蒋介石的伯父出面安置纬国和他的养母。从蒋写给两个小孩的信来判断，他疼爱养子胜过了亲生儿子。一九二○年春天，蒋陪母亲到城市治病，但不久自己即因伤寒病倒。养病期间，他有更多时间反省，在日记中频频要求自己改进。
受到思想越来越左倾的影响，蒋这段时期的文字也越来越多地批评商人和资本家的“狡猾势利”。他写道：“资本家之不扫除殆尽，则百家无乐利自由之道。”有个地主想骗姚冶诚，他就评论说富人脑筋里想的尽是如何占别人便宜。但是，一九二○年七月一日，新成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由支持国民党的人士为了替党筹募资金而设）正式开业时，蒋立刻买起了股票。蒋和陈果夫四处借钱，成立一家投资公司“炒股”。原始资本三千银元，初期略有亏损，不久就上涨到三万银元；十二月初，张人杰帮他向另一家投资公司买进三千五百银元的股份。可是，股市很快就下跌，到了年底，蒋在日记里坦承，他损失了七八千银元。这笔钱他显然欠着。
蒋没有时间去盯紧股市。一九二○年九月三十日，孙中山派他出任粤军第二军参谋长，这是他前此未有的最高职位。蒋在日记中承诺，为避免别人的怀疑，绝不接受任何（政治）官位，暗示他将恪守军职，不招惹是非，不要因其直言批评人及坏脾气而讨人厌。蒋接任参谋长职务时，孙中山领导的粤军部队，在帮会、河盗和一万名苦力支持下，已经慢慢胜过一九一八年逼孙下台的南方军阀。整个十月，蒋与部队一再进军、“连战告捷”。但是，作战压力使他脾气更大，经常对同僚发作，使得大家给他一个绰号“大炮”。
当年秋天，孙中山写了一封信，责备他的坏脾气：
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唯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尤过之。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然为党负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
蒋也同意，但他似乎依然改不了。有一次，他和戴季陶激烈辩论后，写了一封虽表歉意但仍自我维护的信给他这位“兄”。他说：“有不自爱惜，暴弃傲慢，何面目以对良师畏友？”戴季陶回信时，重申对蒋的友爱和敬意，但形容他是“任性使气，不稍自忍，以此处世，深虑根祸，亦足碍事业之成功”。蒋按捺不住，又回信驳斥老朋友用词尖锐、有偏见、太冲动，但又自承：“弟处世之病，在乎极端，故有生死患难之至友，而无应酬敷衍普通之交好。”蒋的强项——对革命事业坚持专注、自视甚高——也成了他的弱点。
十月底，陈炯明率粤军第二军进入广州，民众夹道欢迎。蒋仍在前线与桂系军阀残部作战，但于十一月十二日赶到上海向孙中山汇报，次日再回浙江老家，探望生病的母亲。次月，孙中山得到海军第一舰队支持，由上海返抵广州；不料，他和陈炯明马上就对广州新政府的未来方向发生意见不合。孙主张要有强势的中央政府，准备及早发动北伐、推翻北洋军阀。陈则希望先专心建设广东为模范省，主张以和平协议方式推动“联省自治”。
蒋从溪口拍发电报给孙，促请尽早以军事行动占领整个广西省，为北伐作好准备。孙要他回到工作岗位，他却轻率地回答：“今莅粤五旬，未闻发一动员令，中是以有待。如果出师期定，当不俟召前来效力也。”一九二一年四月底，桂系军阀得到北京政府支持，再次打进广东。五月十日，蒋终于赶到广州见孙中山。可是，五月二十四日夜里，他梦见“雪深数尺，一片白色”，觉得这是母亲病危之兆，赶紧奔回老家。王太夫人于六月四日去世。
许崇智率领粤军第二军迎战桂军；桂军阵脚大乱，指挥官弃职逃走。粤军有几架双翼飞机，但没有炸弹，就追着溃败的敌军扔木头。许崇智率部打进广西，不久，出人意料地，粤军和广州政府正式控制了广西所有大城市。五月四日，孙中山复任总统，认为发动北伐、统一全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把大本营迁到山水秀丽的广西省会桂林。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五）（1）
南方军事虽然告捷，蒋仍留在溪口，遵守古礼，为母亲守丧。他筹划丧礼，选定墓地。在通往雪窦寺半路的蜿蜒山径边，蒋替自己盖了一座亭子，可坐览山景。他一连多日静坐亭中沉思，不理会孙中山急催他回桂林的函电。此时，蒋能够“更成熟地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缺点”，他经常在日记里详载自己性格和行为上根深蒂固的缺点。虽然经常反省，他还是免不了会吹牛、自以为是和傲慢。他的急性子和严于律人，经常使同侪和部属不痛快。而上司虽然欣赏他意志坚定，但也时不时会被他的桀骜行为激恼。此外，即使已经纳了一房侧室，他仍性好渔色，流连青楼。固然对于一个青年军官而言，这些都算不上不寻常的行为，但也绝不是儒将所应为。
蒋在山间漫步沉思良久，为自己拟订新的人生计划，决心身体力行新儒家的理想——正心诚意、慎思笃行。虽然年仅三十四岁，在孙中山阵营里也只是中级军官，但他对自己的使命已经看得很清楚——他注定将是现代中国的伟人之一。此时或许他已看到自己即将肩负神圣使命，将会领导孙中山麾下的部队北伐、统一全国。他内心里甚至也隐隐想过，在更远的未来，自己可能继承现年五十六岁、身体仍然健康的孙中山的地位。虽然这种可能应该是在更远的未来。为了准备此一领导角色，他必须克制自已，以自省、自律来控制自己莽撞、冲动的坏脾气。
这段期间，蒋和两个儿子感情远比前些年亲近。纬国只有五岁，因此宠溺似属必然，经国已经十一岁，则必须严加管教。不过，蒋每天仍抽出时间和经国相处，他带着经国上雪窦寺、游千丈岩瀑布。蒋认为：“经儿可教，纬儿可爱。”
九月初，蒋终于起程南下到桂林向孙报到。途中他在上海停留，和陈果夫商讨他们的投资在最近大跌的状况。几个月前，蒋还因市场自去年十二月后恢复元气而大为振奋。但是上海的证券号子现在却一家又一家关门，经纪人纷纷破产，有些人（包括蒋的一个朋友、共同投资人）甚至自杀身亡。蒋本人自一九二○年开始投资至一九二二年崩盘为止，大概损失了二十万银元（可能是墨西哥鹰洋）。没多久，蒋的债主开始向他追讨积欠的两千五百银元，孙中山还伸出援手寄给他一部分钱，其余债务则通过友人出面调停而一笔勾销。青帮首脑黄金荣邀请了蒋的“五十多名债主”吃饭，请他们把这位青年军官的欠债记到他（黄）头上。据黄金荣的说法，来宾看在他的面子上，都情愿一笔勾销，因此蒋拜在他门下当“徒弟”。蒋怪自己不留心、没经验，才会赔钱，但又说此事并没什么好气馁的。就像对待军事与政治上的挫败一样，蒋扛住了这次个人财富的重大损失，然后完全置之度外。
这一次商场经验使蒋思想上比往常更加左倾，也更加专注在革命及军事生涯上。不久之后，他试图在溪口开办学校，收容本地儿童，但是根据他的日记，这件事遭到了某位村绅的阻挠。他发誓，除非这个村绅死了，否则他绝不再回老家。他也观察到，要改造中国，必须终止绅、商统治。事实上，在蒋漫长的一生当中，他对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并没太大好感。不过，他一贯相信共产主义无法在中国实行，阶级斗争是个有害的观念；而有钱的精英和富有的仕绅，则和军阀、秘密会党一样，是可以善加利用与交往的现实力量。对于自己的革命前程，蒋现在已觉得是“极广大极光明”。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五）（2）
蒋在上海邂逅了一个年轻女子陈洁如；两年前，她才十三岁，蒋已迷恋上她。陈的父亲是个纸商，一向支持国民党，根据她的说法蒋在她家的一场聚会中认识她，几天后就约她吃午饭。饭后，蒋引诱她到旅馆，但是她机灵地跑掉了。后来蒋又试图说服陈母，让洁如做他的侧室——陈在回忆录中则坚称是要娶她为妻。123陈母尚未给出回复，蒋这时已回去溪口安排母亲王太夫人的丧事了。
母亲过世后，蒋才休了毛福梅。蒋给毛的哥哥毛懋卿写信说：“十年来，闻步声，见人影，即成刺激……高明如兄，谅能为我代谋幸福，免我终身之苦痛。”与毛氏离异后，蒋仍然出钱资助姚冶诚的生活。他虽可以弃她于不顾，但因感念她愿意带养纬国，遂安排她带着纬国住到她老家苏州。同时，陈洁如母亲也答应把女儿托付给蒋。陈洁如声称，他们两人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五日结婚。六年后，蒋已贵为国民党领导人，想娶宋美龄，便公开宣称陈洁如是他的妾，不是正室。
不论他们在何时又是如何结识、相恋的，根据陈洁如的说法，这是一段不寻常的遇合。陈并声称自己在蜜月期间就染上性病，这段经验不像是她编出来的。她说，蒋为示悔改，发誓再也不喝酒、咖啡或茶。从此以后，蒋果真只喝白开水，不再喝酒或茶。蒋新的俭朴生活方式可能就是从这段时期开始的，包括表明忠于陈洁如，每天只吃简单的宁波菜，养成每天早睡早起的习惯，除了仪式需要，通常只穿军便服、不佩勋章，只在胸前挂着潘兴式的背带或单纯一袭中山装或长袍。这些习惯给人强烈却非常好的苦修印象，象征了他的成熟、自律和严肃。这些后来更变成他举止的鲜明特质。
蒋旋即回到粤军第二军参谋长的工作岗位，忙着规划北伐攻打湖南、江西的作战。但在这时，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张，孙宣布免去陈的广东省省长和粤军总司令的职务，广州陈部企图夺权，孙被迫连夜逃出广州，仓皇间乘着炮舰“永丰舰”驶向黄埔。孙又伪装成给蒋的养子纬国拍发电报，通知人在溪口的蒋“事紧急、盼速来”。在这次危机中，孙求助于这位一向忠诚、意志坚定的行动派大将。
蒋匆匆赶到上海，找到后来当上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孙中山的一个长期支持者，借到六万银元（银元类别不明）。带着这笔巨款，蒋搭船到香港，再租一艘小艇沿珠江而上。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蒋登上泊靠黄埔的“永丰舰”，与孙会合。随即蒋接过“永丰舰”的指挥权，命令它驶往下游。往后五个星期，粤军第二军和陈炯明部队激战时，“永丰舰”就停靠在闷热的河港白鹅潭。但是舰上孙部接获报告，陈炯明已击败许崇智以及效忠孙的滇黔盟军。八月九日，英国一艘军舰同意载孙中山一行人到香港，到了香港后他们再转往上海。
蒋登上“永丰舰”和孙中山独处，是蒋一生事业的转折点。很显然，孙自此对他更加铭记在心。蒋在战场指挥官、涉及多单位的参谋长任上，以及都市游击战、秘密作业（涉及两桩暗杀案）和其他地下工作中，都表现得可圈可点。他似乎忠心耿耿，又不怕向最高领袖表达异见。尽管蒋受的教育有限，但好学深思，肯研究世界事务，对俄国新社会情况能侃侃而谈，并且还提出过一份北伐计划；他有胆识且极为诚正；还有一个优点就是，除了富有的张静江，他没有其他靠山，背景清白，又只有戴季陶、张群等少数好友，没有拉帮结派。这样一个人，没有什么会妨碍他全心全意地效忠孙中山和革命事业。这些条件是蒋崛起的一个关键。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五）（3）
孙中山再次遭遇失败，但他仍很乐观——他有了值得期待的新支持者，甚至可说是迄今最为重要的新盟友。前一年（一九二一年），化名马林的共产国际代表和孙会面，建议苏联可与新改组的中国国民党合作，并把这一年稍早时刚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拉过来，和国民党成立统一战线。马林答应孙，苏联可以提供大量的军事武器与补给品来援助国民党，一直苦于没有日本和西方列强这类援助的孙，闻之大喜。
虽然孙不肯和共产党组成统一战线，但他同意让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方面也在共产国际的坚持下修正立场，同意接受统一战线，其成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内的集团”。苏联此一决定，反映出它希望有了孙中山这样具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导人，国民党会接受共产主义的影响。苏联人也觉得他们需要有个强大、统一和友好的中国，作为抵抗英国和日本的前沿堡垒；在中国各派力量中，国民党是较有可能促成实现这一目标的政党。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只有一百二十三名党员，马林还不觉得它是重要的组织。国民党本身虽然只有几千名党员，但是他们涵括了职业军人、作家、教师和学者，还有新兴的爱国商人阶级及金融家。最重要的是，国民党有军队。苏联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可以使居于少数的共产党得到尊重和信赖。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七日，苏联高级外交官越飞（AdolphAJoffe）在上海拜会孙中山，定下了一个详细的合作计划，包括莫斯科要提供的武器、弹药及现金的数量，准许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及国民党依照马列主义路线彻底改组。此时，蒋写了一封长信给孙，陈述他的政治策略观点。他说，在努力于国家统一、争取革命领导权上，国民党“当先求政权而后推行主义”，也就是“不妨先用中国式政治家。如谭、唐、李、孙，专为统一中国之预备不然”。孙同意这个看法，这时又恢复了自己大元帅的头衔而非总统的名号。他认为，军事手段是目前作战的最高优先。
孙委派蒋介石担任许崇智的参谋长，十月间，蒋抵达福建后第一个建议就是派遣更多特务去收买陈炯明部下的高级军官。蒋很早时就参与过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这里正是他重视特务工作的又一例证。但是，担任参谋长不久，孙又派他率领一个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学习其军事及政治制度。有鉴于此时孙对与苏联关系的重视，这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任务。孙致函列宁和托洛茨基，介绍蒋是他的“参谋长和密使”：八月中旬，蒋和另三名代表（其中两人为中共党员）搭乘邮轮前往东北。他们在大连坐上火车，跨越满洲里中苏边境，再转搭横越西伯利亚的火车。
蒋介石和三名同伴在苏联逗留了将近三个月，考察红军单位以及海、空基地。他也参观了苏共（当时名称为联共）各级单位、军事院校等，甚至还包括一家化学武器工厂。然而，蒋此行主要任务是寻求苏联支持他本人设计的、经孙中山认可的一项西北军事策略方案。这项策略希望苏联支持国民党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好让国民党进攻北洋政府。蒋在拜会革命战争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E·M·Sklyansky）及参谋长加密热夫（L·B·Kamenev）时，强调不论采取何种计划，国民党希望尽早发动北伐以铲除军阀、统一中国。但是苏联人并不高兴，他们不希望苏联支持的革命会激怒日本；何况，早日北伐，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时间发展实力。斯克良斯基告诉蒋，在中国，应该作大量政治准备工作后，才可能发动军事作战，否则“此种行动注定会失败的”。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五）（4）
托洛茨基也向蒋说明，“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外，其他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经过这些会谈之后，蒋写下：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工人晓得必须要革命，农人希望有社会主义制度，而其领导人允许国内一百五十个不同民族组织联邦来自治。十一月二十五日，共产国际邀请蒋到其执行委员会演讲。蒋在演讲中暗示，共产主义是下一阶段中国革命可能的目标；但是国民党若公开拥抱共产主义，将会伤害到它当前的主要目标——团结所有的中国人、驱逐帝国主义。起先，这似乎是暗示说，国民党基于战术理由，现阶段不能拥抱共产主义，但随后他直接告诉共产国际执委会：“无产阶级革命并不适合”中国。听完蒋的演讲，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一项有关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决议文，强调无产阶级和农民在革命中的角色。
蒋对于共产国际如此直接抵触他对团结路线的解释，以及孙中山对阶级斗争的排斥，相当失望。他在日记中形容苏联政府“轻信，迟缓，自满”。当他参观彼得格勒时，觉得这座城市“精神颓唐，士气消沉”。他也注意到，国有化造成过度集权，工厂缺乏能力强的管理者。此外，平等分配在社会主义的苏联还很难做到。
向红军团体讲话的请求被获准后，蒋向四百名士兵发表了演说，宣称他和他们一样是革命者，他的目的是来向苏联学习、和苏联联合起来，以便击败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当他演讲时，“声音提高、两手发抖”。十月中旬，蒋率领的代表团向共产国际提出一份有关中国革命的书面报告。报告指出，除非我们（全世界人民）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虽然蒋很喜欢以世界革命来对抗可恶的帝国主义这个理想，但对蒋来讲，这句话大体上也只是说说而已。不过，他还是接受了红军中设置政治工作人员的制度，后来把它纳入国民党部队；他也接受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构想，写道：“（共青团）对于青年竭力培植注重，是其第一优良政策。”
苏联考察之行也在蒋的事业上扮演了关键角色，使他突然间成为国民党成败所系的这个既强大又神秘的北方邻国的头号专家。蒋在十二月十五日搭苏联船只回到上海时，主管国民党财务的大员廖仲恺前去迎接。廖也是孙中山挑选出来负责依照马列主义改造国民党的人员之一。国民党内有些人士深刻关切莫斯科的真正意图，对此，蒋向他们担保：苏联提议援助国民党是真心的。（不过多年后，他痛苦地表示，当年回国时他已对苏联的意图极为警觉；此说分明不确。）蒋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二日终于回到广州，向孙交上一份书面报告。
此时，共产国际新派来的驻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MikhailBorodin）已在广州依照列宁主义路线改组国民党。在孙中山的命令下，国民党党员以“同志”称呼中共及苏联盟友。不过，孙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全代会上宣称，中国并无明显的阶级差异，每个人只是大贫与小贫的分别。这一说法和共产党进行剧烈的社会革命的主张大为不同。军事方面，孙就比较能接受苏联的影响。他晓得，当他指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成员，并主持为训练军官而成立的新军校时，莫斯科一定会很高兴。一九二四年六月，蒋陪孙站上司令台，主持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开办军校的费用靠的是苏联赠送的两百七十万元（中国钱），另外每月补助十万元，才得以成立。孙在开学典礼的演讲中宣称，目标是仿效苏联红军打造一支“新革命军”。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五）（5）
应蒋的要求，苏联派蒋在西伯利亚结识并一见如故的苏联远东部队司令加仑（V·K·Blucher）到广州，担任他的参谋长。莫斯科另外派了几个军官到黄埔军校。154蒋搬出在莫斯科学到的东西，派戴季陶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至于戴之下的副官，则是中共提名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周曾留学日本两年、法国近四年，刚回国不久，时年二十七岁。周也是浙江人，和蒋很谈得来；他长相英俊，有如默片电影明星，风趣幽默、仪表堂堂、谦恭有礼、饱学多闻、自信满满，且温文儒雅。在蒋看来，周是个很真诚的人。国共两党虽历经四十七年的竞争、斗争和激烈交战，两人之间却发展出不寻常的关系，彼此尊重，即使在两党激烈冲突之际，这种感情仍会不时显现出来。
1924年6月，孙中山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合影（国民党党史馆提供）
黄埔军校倡导武士道精神，校训“亲爱精诚”，还有一套威武不屈、誓死不降的荣誉规约。这套价值的极致就是“坚守阵地到最后一兵一卒；不计牺牲、英勇攻敌；不容疑问、奉命唯谨”。它还订立“连坐法”，任何单位只要有一成员失败或犯规，全体接受惩罚。战术课和武器操练只占四分之一的受训时间；大部分的讲课是政治思想课程，即研修三民主义，但也教授马列主义对帝国主义的观点，以及中国沦为分裂、被压迫的半殖民地之历史。尽管上课时间甚长，操练仍十分严格，需要全心全神投入。
中共有权推荐若干人进军校各期受训，但国民党召募来的报名者占大多数——总共有七千人，大多来自中等以上阶级的城市居民或地主乡绅家庭。蒋介石从名单中亲自挑选了约五百人作为头几期的学员。每期三个月的密集训练——长度与美国收大学毕业生的陆军军官预备班相同——一年下来，培训了约两千名新军官。“黄埔系”成为未来二十五年蒋的核心支持者。
前一年，国民党内有十一名元老曾因共产党势力大增（包括在各阶层皆已建立秘密小组），首次向孙中山提出警告。到了一九二四年六月，其中多位大佬又呈请下令清共。这些人拿出中共的秘密文件质问鲍罗廷，文件显示，共产党密谋利用国民党达成其革命目标。但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广州国民党领导人并没在意。蒋认为，“当此关键时刻……（同志）必须紧密合作，国民党员应与共产党携手对抗共同敌人”。蒋在一次演讲中赞扬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人，“为他们国家及平民之福利奋斗，不全为个人利益努力”。同时，一九二四年十月七日，苏联答应给的第一批八千支步枪抵达广州，不久又送来一万五千支步枪，以及若干机关枪和大炮。到了当年年底，莫斯科派到中国工作的军事、政治人员已达一千人左右，并且提供给国民党每月三万五千元（中国钱），外加其他补助。从这段时间起，至一九六○年为止，苏联是在中国最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国家——例外的情况有二，一是作为侵略者及占领者的日本，二是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抗战期间作为中国盟国的美国。
苏联武器源源而来、堆满广州码头之际，广州商团和国民党右翼人士组成了一支九千人的民兵队，在英国人默许下，香港的保守派华人运送一船的武器给这支民兵队。蒋获报后，召集军校学生组成作战队伍开进广州，没收这批武器。商团威胁要展开总罢工，香港的英国人炮舰也升火待发，孙下令交还武器，但民兵队和国民党军队仍爆发冲突。孙终于授权蒋平乱，短短几天里，蒋完成了这一任务。
同时，北洋军阀新的联合政府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的健康情形已经大坏，但觉得这是他和平统一中国的最后机会，仍决定抱病北上。他一到北京即病倒，医生诊断他的癌症已经无法治愈。孙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去世，享年五十有八。直到这一刻，蒋还从来没想过要这么快成为政治领导人，不过他一定考虑过总有这个机会的可能性。两年前，他在日记里曾引述过十九世纪湘军领袖曾国藩的话：“看曾公尺牍，至《复陆立夫书》，有‘事机之转，其始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而其后人亦为之和，天亦为之应’。”后面是他咬文嚼字地说：“信乎，吾可不以迁移默运之人，自任乎。”
孙逝世时，蒋还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党内高层人士中多数也不认为他足堪竞争领导人地位。蒋在军队中也有政敌（这段时期他随身带着手枪）。但是，他强悍的军事指挥官的形象已经英名在外。这个阶段，他在低阶军官及一般党员中的追随者数量，可能已经超过任何其他的国民党政治领袖。在他们心目中，蒋不仅是个战功彪炳的军人，还是孙中山首屈一指的学生，是个坚强又有独立主张的左派分子，不贪腐，且“坚定不移”地追求目标。蒋也被公认是个熟悉苏联的军人，受到苏联的信赖。苏联在中国革命中扮演的新角色，对于蒋在国民党内的蹿升，起了极大作用，而蒋也明白，在未来几年内，苏联的影响将更加重要。
第一部分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1）
一九二五年春天，列强在中国依然横行无忌，但中国人民已越来越不愿容忍这些侮辱。五月间，孙中山逝世之后两个月，上海某日资纺织厂的守卫开枪打死罢工工人；学生爆发示威活动，英国人带领的警察又打死十一名示威者。武汉方面，英国志愿队架起机关枪对付“数千名滋事苦力”；当滋事者焚烧九江的日本、英国领事馆时，英、法陆战队紧急驰援。
警方把上海骚乱归咎于“中国布尔什维克”活动，尤其是“国民党激进派”。《纽约时报》特派记者警告说：“激进党”（国民党）决心废除“所有的外国特殊地位、特权和治外法权”。他又叹息列强对如何处理这一挑战，并无共识，不像当年对义和团事变的反应。记者还警告，就连日本也有可能“和黄种人世界站在同一边，对抗西方”。
由春季迈入夏季，动乱愈演愈烈。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包括童子军和黄埔军校学生在内的一支反帝游行队伍在行经广州沙面外侨居住区时，有人开了一枪，岛上英军开火反击，击毙五十二人，另有上百人受伤。蒋介石闻报有二十名黄埔学生丧生，对英国的仇恨升至新高。他写下：“英贼凶暴……不以华人之性命为事。”他每天在日记中写下一些反英意见，如“汝忌阴番之杀同胞乎”，他也一度提到：“法、美可恨。”蒋介石反帝国主义的心，跟他的爱国精神一样强烈，因为他视两者为共生关系。
七月一日，国民党宣布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推举汪精卫为主席。另两名重要成员是党内大佬中最左倾的廖仲恺，以及高级将领许崇智。蒋氏为强化自己高尚、无私的军官形象，觉得军人不宜参与政府运作，因而婉拒出任政府委员。不过，他还是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在他建议下，所有的军事单位，包括联盟的军阀部队，今后都统称“国民革命军”。此外，他替主张及早发动北伐以统一中国的若干国民党领袖站上最前线，提议建立七个军，在广东建立若干军火库，并将广西纳入革命阵营。最后一个提议的目标，是把新兴的“广西陆军第一军”纳入国民革命军，这支由三十四岁的李宗仁率领的部队在一九二五年底即将征服广西省内大大小小的军阀。经过冗长交涉，李宗仁和他的两大亲信同僚黄绍竑和白崇禧，正式同意加入国民革命军，但是事实上，他们对广西的军队和省政仍保持着有效的控制。
李、黄、白三人不仅是军阀，还是当时少数有能力的军事领袖，强烈认同“让中国统一、强大”的理想。他们率领的桂系军队是当时中国所有部队中领导统御最佳、效率最高的，并且借由对经过广西省的鸦片课税，粮饷也最充裕。桂系对社会或经济改革没有太大兴趣，一向强调维持本身的独立地位。
在准备北伐时，蒋介石提出一个主要目标，即肃清军中的贪腐。他下令：“自某月起，各团饷项，向军需局直接支领，师部军需长，只于发饷时负监督稽核之责任，各部更不得于驻防地自行筹款。”他打算把国民革命军打造成为纪律严格、现代化的组织，像日本的皇军或苏联的红军那样诚实、有效率的部队。这也正是他高度重视政工干部角色，也愿意接受政工干部大部分为共产党员的原因之一；这也表明：早在此时，他已承认中共党员比国民党干部更有纪律、专心致志和诚实。政工干部另外的功能是确保部队指挥官以及其他军官的忠诚和诚实，并且要保证征召来的士卒和平民得到相对人道的待遇。
第一部分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2）
不幸的是，蒋氏手下大多数将领根本拒绝这个集中军中财务的方案——蒋介石不久就发觉，他必须把反贪腐的优先度降低，先着重保持他手下品流复杂的文武官员的团结和忠诚。他别无选择。然而很重要的是，他在一九二五年取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位之后，立刻停止了这一财务改革，这一事实显示出：尽管蒋很了解军队和政府中的贪腐毛病及其可怕后果，但他从未能成功地反贪腐过。这一情形，一直持续到他一九四九年撤退台湾之前。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恺在广州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刚下车即有几个人从暗处跳出来，开枪把他打死。蒋介石获讯后，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此事应系英国人在幕后策划。在鲍罗廷的建议下，国民政府由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此事。蒋氏以后生晚辈之姿突然跃居党内三大要角，而党内领袖当中被公认为最保守的胡汉民则被排除在外。事实上，不久就发现刺杀廖仲恺的一个主嫌竟是胡汉民的堂弟，此人在被传讯之前就逃离广州。
调查也发现，国民党和粤军中有一群保守派阴谋铲除广州的左派分子。中央政治会议下令将许崇智——负责调查工作的三大员之一——手下几名高级军官处以极刑。许崇智本人并未被认为直接涉及廖案，但是不久又冒出另一指控——他涉嫌和陈炯明有秘密接触。九月二十日上午，蒋介石率领少许士兵包围许崇智住处，要求名义上仍是上司的许崇智离开广州三个月。许崇智贪腐人尽皆知，中央政治会议同意他立刻前往上海。汪精卫和蒋介石也在中央政治委员会的通过下，派反共的胡汉民前往莫斯科。挺讽刺的是，胡汉民不久后又被派为国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
决定国民党方向的权力落到了两个人的肩上：汪精卫，政府领导人、革命军首席党代表，也是昔日反清革命党人最知名的人物；蒋则是地位较低的军事领导人，兼黄埔军校校长、广州卫戍司令。两人似乎都坚定地站在国民党的左翼；汪外向、好说大话，蒋则内向、一本正经。根据鲍罗廷的说法，汪善体人意，“能闻一知二”，但若被要求“负起责任，他一向退让不遑”。
汪能言善道，但“重权力、好出名”。鲍罗廷、李宗仁等人认为汪不能信任，也不够坚定。鲍罗廷反而觉得蒋虽才学有限，却“勇于承担责任”。李宗仁和蒋第四度也是最后一次决裂之后多年，说蒋“心胸狭窄、偏执顽固、狡滑、多疑、好妒”，但也承认，“他喜爱作决定”。
事实上一般公认，顽固（或说坚定）和果决是蒋的主要特质。他刻意培养、练习并向外界展现这些特质，可是一生当中，他在和军阀、日本人、中共及美国人谈判当中，也有战术灵活的时候，必要时也会务实地后退、让步。在蒋所处的环境里，狡猾和猜疑往往是成功政治领袖的标记，蒋也有这样的特质且一路精进。尽管如此，他对自己的诚心以及精明之强烈信念，不但让他喜欢被赞扬和奉承，也颇能领受传达尊重、好意，以及让步的举措。本质上，他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
直到许崇智下台之前，蒋一路稳步上升，并无任何拉帮结派的可疑举动，他没有试图打造派系（除了年轻的黄埔学生）以积累政治盟友，也没有争取政治地位。此外，蒋看来是个异常能克制自己野心的权力人物。浙江人的身份是他政治缺陷的其中一项，革命军当中除第一军有许多黄埔学生外，绝大部分的官兵来自广东、广西、云南、湖南。
第一部分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3）
廖仲恺、胡汉民和许崇智等大佬相继退出舞台，加上共产党的持续崛起，国民党内出现裂痕。一九二五年夏天，戴季陶发表两本小册子，指控共产党代表外来的激进主义，“轻蔑中国价值，威胁到中国的社会秩序”。16戴也写了一封长信给蒋，重申他担心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渗透后果将十分可怕。蒋却大怒，慨叹戴和一干老朋友“老朽、跟不上时代”。
蒋大部分的政工已是共产党籍，由周恩来领导，蒋对政工们的动员工作越来越关注，他甚至任命周担任他最忠诚的第一军中第一师的政治部主任。就和当时他的日记内容一样，此一任命表明蒋的思想依然十分左倾，相信与苏联的同志关系，以追求共同利益——打倒全球帝国主义、统一中国，除了不愿让共产国际干预中国国内事务。这个态度还有另一个例证：十月间，他很快就答应十五岁的儿子经国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念书。同一个月，终于敉平陈炯明的势力，他在中苏军官一起出席的庆祝大会上赞扬苏联人的国民精神和共产国际的力量，以及它反帝国主义革命的使命。他说，中国若不与世界上所有的革命派结合，中国的革命必败。
但是，国民党的裂缝日益扩大。十二月间，戴季陶等一干大佬在北京西山召开出席人数不足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表决开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党籍，停聘鲍罗廷，解散中央政治委员会。对此，蒋在一封私人信函中责备中国革命迄今未能成功，就是因为西山会议派的傲慢和腐化的嫉妒。同一个月，他对黄埔学生演讲，“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也”。同时，蒋在中国青年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蒋肩上披着披风出现在代表们面前，很是吸引众人的目光。共产党的领袖张国焘对此的印象是：蒋是在传达一个“重要军事领袖”的感觉，并塑“自成一格”的形象。
国民党“二全大会”有三分之一的党代表是共产党人，蒋首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党工干部中百分之七十为共产党人，国民革命军的八百七十六名政工干部中，有百分之七十五为共产党员。共产国际的档案文件显示，黄埔军校甄选第一期学生时，蒋甚至向苏联顾问建议所有的政工人员都由共产党人担任，而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基层官兵中只占极少数。有位苏联顾问向他的上级提出警告：蒋对中共的偏袒已引起“国民党内各级指挥官的愤慨”，搞不好会有反弹。
同时，苏联顾问团在广州的人数也快速扩张。苏联六艘轮船定期载送石油、武器甚至拆解开的飞机到广州来。苏联派在华南的代表团向北京苏联大使馆报告，说它实际上已承担起国民革命军参谋本部的工作。这份报告说道：“国民党现今的存在是我们创造出来……到目前为止，只要我们提案没有一项不会被政府采纳。”化名季山嘉（Kisanka）的库比雪夫（）将军，十一月间取代加仑出任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两个月后季山嘉呈报给莫斯科一份报告，透露苏联的终极目标：现在还不能“完全控制”住国民革命军。
有位苏联顾问觉得蒋“自负、缄默、野心勃勃”，但是若能“微妙地赞美”他，“以平等地位待他，绝不显示向他夺取一丝一毫权力”，便可从他那里得到许多。即令如此，季山嘉仍然公然鄙视他的中国军方同僚，写下：“他们完全不懂兵法。”冲突遂在所难免。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蒋就记下他对这位新任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及其部属的不满：“我已诚往，彼以诈来。”季山嘉“讪笑”他之后，蒋又抱怨苏联人欺骗、多疑、善妒。
第一部分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4）
很快就导致双方失和的事件之一是，蒋全力规划早日发动北伐，此时国民革命军拥有八万五千名部队官兵、六万支枪；军阀对手虽有十倍之多。但蒋深信，精神、意志力才是胜负关键。可是，斯大林反对提早北伐：他依然担心日本的反应，也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壮大还需要时间。
同时，上海的西山会议派散布谣言，试图扇风点火，挑起广州人士的疑共心理，并传说汪精卫和苏联人有阴谋要铲除蒋。蒋的部属向他报告，广州出现明显出自共产党之手、诋毁蒋的传单。蒋此时也开始在日记中批评起共产党，有一天他写下：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在党内活动不能公开，即不能开诚相见……”不久，他开始觉得自己是“单枪匹马，孤苦伶仃”，政治生活仿佛“绝境”。
就在这时候，汪精卫派他到莫斯科去和苏联人商讨北伐计划，以及他和季山嘉的不和。陈果夫的弟弟陈立夫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出任蒋的机要秘书。陈立夫后来著书说，蒋并不想去莫斯科，但是觉得他必须接受国民党和孙中山的原则，即党（汪精卫）控制军（蒋本身）。照陈立夫的说法，三月十八日午夜过后，中共中央执委会里头有个浙江籍成员传递密告给蒋，表示共产党和苏联人正阴谋要逼他下台。
次日，革命军一艘炮艇“中山舰”（舰长为共产党员）作出令蒋起疑的移动，而且汪精卫当天两度打电话问起蒋的行程。据陈立夫的说法，蒋担心有陷阱，决定搭车前往广州城外效忠他的第一军驻地。途中，他决定要反击共产党冲着他来的威胁。经过和第一军高级将领彻夜讨论后，三月二十日清晨四点钟，蒋宣布广州全市戒严，逮捕中山舰舰长（李之龙）以及周恩来在内的约五十名共产党人。第一军部队解除了广州共产党纠察队的武装，并没收苏联顾问团营区卫兵的武器。下午，廖仲恺遗孀何香凝冲到蒋的总部，追问：“你疯了吗？还是你要向帝国主义投降？”想到总理孙中山一向深信他会接受文人统治，蒋不禁“伏案痛哭，有如小童”。
苏联对此事件的后续报告似乎证实，蒋怀疑汪精卫居心叵测似乎不无道理，但莫斯科方面此阶段根本不可能试图倒蒋。每一个迹象都显示斯大林和鲍罗廷视蒋如雅各宾激进派，近似共产党人，在国际事务上可接受共产国际的权威，但在内政事务上则不，有朝一日说不定可将他争取过来。奉系军阀张作霖一九二七年四月初闯进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在抄出的文件中也找不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苏联有倒蒋的阴谋。苏联内部的报告也下结论，认为苏联顾问躁进，想抓权，却激起公愤，但也暗示汪精卫在“中山舰事件”期间及事后都是反蒋联盟的一员。
尽管有这些不确定，事后蒋也相信中山舰舰长未涉及阴谋，他仍然把握这个机会，不仅确立了国民党在中国有超越苏联顾问的完全权力，制止中共渗透国民党，还确立了他在国民党乃至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可是，他希望避免被看做是借由政变来达成这些目标，因为这会违背孙中山的原则以及他自己诚正的誓言，也会危害到未来苏联的援助。因此他立刻向苏联人保证，一切不变。事件当天下午，他就把部队撤离苏联营区，并表示道歉。他也命令士兵撤离工会，释放周恩来等大部分被扣押的共产党人。汪精卫大怒，以为除了第一军之外，他可以号召所有部队反对蒋，不料各军司令除了一二例外，都强烈反共，乐于见到蒋对中共及苏联人的限制。
第一部分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5）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迅即核准蒋的行动，包括让他接手汪精卫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职位，中执会还提议，“鉴于当前情势，左翼同志应暂时后退”。汪精卫遂以养病为名，立即前往上海，后转赴法国蒋向苏联在广州的高级外交官索罗扶耶夫（Solovyev）担保，他的目的不是阻止国民党联苏容共，他要求加仑回任，以及暂时回去莫斯科的鲍罗廷快点回到广州。索罗扶耶夫同意，并表示他会罢免季山嘉。
蒋也逮捕若干国民党保守派，并向黄埔师生发表公开信表示他和孙中山一样，认为若不容共，革命阵线无从团结起来。这时正好在广州的苏联考察团团长布伯诺夫认为，蒋愿意也有能力“和我们合作”。虽然中共此时已有三万名党员，但短期内夺权的机会不大，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因而同意它应继续维持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
蒋为“三二○”事件向国民党中执会自请处分，不出意外地，中执会不但没惩处他，反而决议把革命大业交付给他。六月五日，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北伐总指挥，一个月之后又接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孙中山一样，西方媒体自此即称他“Generalissimo”（委员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和弟弟陈立夫，以及一向提携蒋的张人杰联手清共，拔掉多数共产党人所担任的各级党务主管工作。陈果夫也开始派出手下秘密小组渗透进工会、农会甚至军中政工干部。
此时蒋早日发动北伐的想法更加坚决了，他预计一开始若能连番告捷，政界、学界和企业界就会团结起来都支持他。他也晓得，虽然苏共、中共都认为他只是“刚刚蹿起的无名小卒”、“自封的拿破仑”，可是他一旦发动北伐，他们别无选择，就只能支持他。蒋有第一、第七和第四三个军的实力，承担了北伐一路激战的主要任务。除了第一军外，其他军都有军阀部队的背景。六月间，反国民党的湖南军阀中，最大一个师的师长唐生智率部倒戈，被授予第八军的番号。
蒋的策略是取湖南，占领往北近五百公里的长江重镇武汉，与左倾的军阀“基督将军”冯玉祥（以水管替官兵施洗，要他们信基督教而闻名）联合，再往北京推进。长沙的美国籍传教士医生菲尔·葛林（PhilGreene）在家书中提到，湖南有许多“小王国”割据，各有军事首脑和成群的游手好闲的士兵。事实上，湖南一省就有二十三个大小军阀，国民革命军北进，他们不是闻风而逃，就是加入革命军行列。蒋的军官宣称“所向无敌”。
七月十一日，国民革命军在一大队青年学生尾随下进入长沙。次月某一天，湘雅医院（YaleinChinaXiangYaHospital）的外科医生葛林接到军方总部传话：“立刻派牙医来照料委员长。”湘雅医院受西式训练的华人牙医早已逃往上海，因此葛林亲自出诊。等了好几个小时后，“进来一名男子，身穿平常白衫、灰裤，中式鞋子”。葛林以为他是传令兵，问起名字，病人只说：“姓蒋。”葛林解释，他虽不是牙医，但可以替他拔牙。蒋说：“那就拔吧。”葛林说，蒋不像一般中国人“东问西问”，很干脆。三天后委员长在湘雅医院对面设立一所全新、设备齐全、两百张病床的军医院，所有的美国人都很佩服。这是可喜的兆头。葛林认为，或许梦想终能成真——中国恢复完全主权，重建自尊，欢迎愿意伸出援手的外国人。
第一部分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6）
蒋命令国民革命军立即进攻湖北。接下来的武汉争夺战，一向不怎么欣赏蒋的李宗仁，赞佩总司令“镇定地”站在前线，“不畏黑暗中擦身而过的子弹”。十月底，革命军已击溃湖北军阀势力，攻占武汉。同时，何应钦率领的第一集团军也绥靖福建，进入浙江。闽、浙两省军阀立刻宣布效忠国民党，蒋也立予收编。后来，蒋一再招降纳叛，来者不拒，后续的政治问题以后再头痛。这是孙中山的旧策略，它日后使蒋吃尽苦头，但是在这一刻，他觉得也别无他计。
北伐途中，蒋率本部参谋随主力部队行进，经常骑马，偶亦坐轿（因为根本没有卡车）。不论身在何方，蒋总是晨起静坐、运动。他每天早晨五点起床，先练拳术，用那种梦幻似的传统姿态慢慢地伸展、紧缩并放松他的肌肉，然后练习吐纳。面对每天的挑战，他总以曾国藩和王阳明为师，并参考古代兵学家孙子，思索他们会怎么做。
蒋面临的挑战极大，他又巨细靡遗、大小皆管。由于他对底下多数将领的能力没有信心，或是未必信赖他们，有时他直接找团长沟通。台北所藏他的军事指令和通信的全集，有七十八卷之多。他经常亲自裁定分配多少弹药和器材给哪个单位，有一次还细微到配给四门臼炮、一百发炮弹、四百枚手榴弹。鉴于当时器材、弹药、军毯、粮食当然还有金钱奇缺，有时候是否配发四门臼炮这种小事都不只是军事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每一次蒋分配稀少的供应品、每一次的部队战术调遣，都会影响到其他单位，引起羡妒。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用的重炮是特别珍贵的罕有资产，有时候这几门炮要怎么调遣都得由蒋亲自裁定。
显然蒋指挥的是一支良莠不齐的杂牌军，各部队的训练、经验、忠诚度、可靠度都天差地别。他经常请教加仑和白崇禧，但又觉得到头来只能相信自己以及少数在日本军校的同学，如何应钦和张群等人。固然共产党籍的政工起先协助他降低军中的贪渎邪风和弄权玩法，在“三二○中山舰事件”之后，他撤销了最信赖的部队第一集团军中的共产党政工干部。（李宗仁的第七集团军则自始即不准他们进入。）
蒋和陈洁如在这段期间的关系也是跌宕起伏、吵吵闹闹。两人一分别，他就想念她，要她到不同地点会合；她若不能准时出现，他就发脾气。他们经常吵架，吵完他又后悔。一九二六年六月，他曾到孔祥熙、宋霭龄寓所去拜会宋氏三姊妹。三天后他又单独上门找美龄。宋家三小姐和陈洁如——更不用提蒋以前的女性同伴——的差异相当大，他开始嫌弃陈洁如没念多少书，不会打理家事。
蒋第一次邂逅宋美龄是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在上海孙中山寓邸的圣诞晚会上，据说他一见宋美龄就惊为天人（毫无疑问，她的家世背景也是一个因素）。尽管不久之前他才把陈洁如迎进门——他问孙中山和宋庆龄，他们是否觉得宋美龄会接受他。据说，他们俩斩钉截铁告诉他，“不可能”。宋美龄本人也回话，她一点兴趣都没有。五年后的一九二六年八月，蒋短暂回广州处理公务，孔祥熙夫妇邀请蒋介石、陈洁如吃晚饭。陈洁如认为，孔氏夫妇此时已经打主意要搓合声望如日中天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事。待男士离开房间，宋家两姊妹问起陈洁如和蒋的生活情形，话题转到他出名的坏脾气。宋美龄说：“可是，男人有坏脾气，总比没脾气要好呀！”蒋追求宋美龄的希望大增，此次会面后，他和美龄开始不时鱼雁往来。当北伐军攻克武汉时，她还发函恭喜他。
第一部分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7）
革命军北上时，往往带走由地方仕绅和地主供饷、掌控的民兵团练，结果是跟在革命军后头，中共创设的农民协会收益更大，许多地方的地方官反而失去权势。照毛泽东的叙述，年轻的中共干部通常把新团体的领导权交给一无所有的村民，如失业者、乞丐、佣兵等。他们领导一伙最穷的农民斗争地主及其他阶级敌人，且对“土豪劣绅”举行群众公审。毛泽东在他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他说：“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期的恐怖现象。”
1926年11月，蒋介石与加仑司令及其他苏联军官在北伐途中休整
基督教会也受到攻击和劫掠。葛林和太太露丝的一些传教士友人在“仅有蔽体衣物”之下逃往长沙。一月二十六日，美国驻长沙领事范宣德（JohnCarterVincent）力劝葛林和四个子女夜里秘密前往一艘拖船，它会带他们往下游去找另一艘英国邮轮。葛林一家人遂在学校医学院学生协助下顺利在午夜逃亡，但誓言一定会回来。
中共中央试图阻止在农村这些太早漏出痕迹的过当行为，却不成功。苏联在湖南的军事顾问对这些贫下农民攻打有土地的乡绅以及革命军，忧心忡忡。许多集团军司令官事实上罢黜共产党籍的政工，换上非共产党籍的政工，弹压贫农暴动及退还没收的土地。
一九二六年底，蒋介石控制了从广西、越南边界起，往西至四川（当地军阀已正式加入革命）、往北到达长江的武汉，往东到闽北这一大片土地。蒋这段时期令人意外大败军阀一直被归因于“民众自发起义，使国民党部队顺势占领”业已夺下的地方。66但当时中国的报纸，不分中外文，都形容民众对革命军的支持是“散乱、随其兴之所至，且不积极的”。北伐之所以能以一当十，主要原因是革命军军纪良好。蒋不久即把军事总部移到南昌。
同时在广州方面，国民党中执会的自由派，包括宋庆龄、宋子文姐弟，担心蒋军功彪炳、声望日升，无可避免会建立军事独裁。让他们忧虑的是，蒋在中山舰事件之后紧接着的动作，如当选为中执会主席，以及继续把中共党员清出国民党各级机关和部门。蒋了解反共的各集团军司令官也忌惮他取得独裁掌控，因此，蒋并没有进一步巩固自己权力的动作。国民党左派再结合中共党员，此刻掌控了中执会；十月间，中执会通过决议案，对蒋在中山舰事件之后进行政治权力的集中，暗暗地表达不满。甚且，十一月间，它又表决将中执会和国民党中央移到武汉，就近掌握北伐情势，而且当地环境也较有利于工会。蒋在日记里起先欢迎国民党党中央北迁，可能是不想扩大间隙。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