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雅各布(Jacob)刚完成的一项对美国大学生价值观的研究中，他总结了他的发现：
高等教育对大学生价值观主要的、总体的影响，就是要让大学生接受美国上流社会普遍接受的关于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和女性的价值标准以及态度体系……大学教育的影响是……使当事人社会化、净化、雅致化，或“塑造”青年人的价值观以便使他能够舒适地进入美国上层社会。(Jacob，1956，p．6)我发现，与这种为了服从而带来的压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如果当事人自由地实践他所希望的生存方式，他们往往会憎恶并质疑社会组织、大学或文化要把他们塑造成型的趋向。我的一个当事人非常激动地说：“长久以来我一直努力按照肘别人来说有意义、而对我来说根本没有道理的标准活着，真的。不知为什么，在某个层面上，我的情感远远超出那些标准。”所以，他开始远离社会对他的固定期望。
不再取悦他人我发现许多个人试图通过取悦他人来形成自我，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得到了自由，他们就会远离这种取悦他人的目标。有一个职业男性，在治疗的结尾时回顾他的经历，他写道：
我终于觉得我真的必须要开始做我想做的事，而不是做我认为应该做的事，不管别人认为我应该做什么。我的整个生活彻底翻了个个儿。我一直感到我必须做一些事情，那是因为别人期望我这样做；更重要的是，我那样做是为了让人家喜欢我。见鬼去吧！我想，从现在开始，我就是我——不管富有还是贫穷，好还是坏，理性还是非理性，合乎逻辑还是不合逻辑，名声好还是不好。所以，非常感谢你帮我重新领悟莎士比亚的那句话——“要做到对你自己真实”。
可以说，当事人用一种有几分消极的方式，在一种自由和安全的理解关系中，通过发现一些他们不希望改变的方向，确定了他们的生活目标，他们的人生目的。他们宁愿不去掩饰自己以及那些来自他们自身的情感，或来自一些重要他人的情感。他们不希望成为他们’．应该”成为的样子，无论那些规则是由父母规定的，还是由文明规定的，无论它得到积极的阐释，还是得到消极的阐释。他们不希望把自己以及自己的行为塑造成一种可能纯粹是为了取悦他人的形式。换言之，他们不选择成为任何矫揉造作的东西，任何被强迫的东西，任何被他人从外面界定的东西。他们认识到，他们并不重视这样的目标或目的，尽管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按照这样的目标度过了他们的大部分生活。
向着自我导向转变但是在这些当事人的经验中确实沙及了什么呢？我要试着去描述我看到的在他们的转变中出现的若于导向。
首先，当事人向着独立自主转变。我借此是说，他逐渐地能够选择他要转向的目标，他变得对自己负责任。他能够决定，什么样的行为表现和方式对自己有意义，什么样的没有意义。我相信这种自我导向的趋势在我所举的例子中已得到了详尽的证明。
我不想给你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就是在这个导向中，当事人是无忧无虑或充满信心地转变着。实在不是这样。自由地成为真实的自我是一种令人恐惧的承担责任的自由，开始对，个体往往是谨慎而胆怯地、几乎是没有信心地朝着这个目标转变。
我也不想让你们觉得，似乎当事人总是可以做出合理的选择。负责任的自我导向意味着个人要做出选择——然后从选择的后果中学习。所以当事人会发现这是一种令人清醒但又令人兴奋的体验。一个当事人说：“我感到害怕，感到很脆弱，失去了支撑，但我在内心也感到一种汹涌澎湃的力量或活力。”在当事人开始掌握他自己生活和行为的导向时，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反应。
向着生成的过程转变第二个命题很难描述，因为我们没有很合适的现成词语。当事人似乎更开放地趋向于成为一个过程、一种流动性、一种变化。他们发现自己一天天地日新月异，对此他们没有丝毫感到不安。对于一种特定的经验或特定的一个人，他们并不总是有着相同的感受，他们并不总是始终如一的。他们处于不断的变动中，而且看起来更加满足于在这种流动的趋势中继续走下去。追求结束或终止的驱动力似乎会减少，甚至消失。
有一个当事人说：“当我在这儿再也不能预测我自己的行为时，事情肯定在变化着，朋友。它是某种以前我能做的事情。现在我不知道下一步我要说什么。老兄，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感！……我甚至惊奇我自己说过这些事情……每次我都能够看到新的东西。这是一种冒险，真的是那样～—对未知的东西的冒险……我现在开始享受这个乐趣，对此我感到快乐，甚至体验那些陈旧消极的东西也让我感到兴趣。”他正在开始把自己当作一个流动的过程来欣赏，起初是在治疗时间内，但以后他会发现在他的实际生活中亦是如此。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克尔凯郭尔对个人真实存在的描述；“一个真实存在的个人不断地处于形成的过程中……并把他所有的思想转化为过程的术语。对于他来说……情形就像是对于一个作家及其写作风格一样；因为个人并没有任何完成的东西，个人只是一种风格；每次开始的时候，他都是‘在语言的潮流中兴风作浪，，这样，最习以为常的表达可以经由一次次的新生，成为他全新的存在。”
(Kierkegaard，1941，p．79)我发现这段话极其优雅地捕捉到了当事人转化的倾向：他转变为一个实现潜能的生存过程，而不是成为某个固定的目标。
转向生存的复杂性这里还涉及一种复杂的生成过程。有一个例子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状态。我们的一个咨询师，他本人曾经得益于心理治疗，最近来找我讨论他与一个非常难以相处的、心理失常的当事人的关系。让我感兴趣的是，他不希望过多地谈论当事人，而是主要想确定在治疗关系中他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身情感的复杂性——他对于当事人的热情，偶尔豹挫败感和厌倦感，以及他对于当事人福祉的共情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他害怕当事人有可能成为一个精神病患者，他担心如果咨询效果不好，别人会怎么想。我意识到，如果对于治疗关系中他自己的复杂性、不断变化甚至相互矛盾盼隋感，他总体的态度能够做到完全的开放和透明，那么，事情就会进展顺利。然而，如果他只是自己情感的一个狭小部分，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人格面具或自我防御，他就会发现治疗关系可能变得很糟糕。我发现，在每时每刻都成为自己的全部——全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于自己毫无掩饰，在自己内心无所畏惧——这是那些在治疗中变化显著的当事人普遍的渴塑。当然我要说，这是一个难度很大而且在绝对意义上说是不太可能实现的目标。但是当事人一个最明显的变化趋势，就是在每一个意义重大的治疗瞬间，当事人能够转变成为一个综合的复杂的自我变化过程。
转向对经验的开放“成为真实的自我”还包括其他因素。也许一个已经不言而喻的要素是：个体开始转向一种对自身经验开放、友好、关系密切的生活。这种情况并不是轻易出现。当事人意识到他自身～些新的经验，机会可能出现，但一开头他是拒绝这个转变的。直到他在一种接纳的氛围中体验到一种自己一直否认的经验时，他才能够尝试着把它作为自身的一部分来接受。一个当事人带着些许震惊，体验到自己身上那种依赖的、孩子气的一面时，他说：“那是一种我从来没有清晰地感受过的情感——我从来不曾体验的一种情感！”他无法忍受他的这种孩子气的体验。但是他逐渐开始把它们作为自我的一部分来接受并包容它，随时接近它们并体验它们。
另一个年轻人，有严重的口吃问题，在治疗将近结束时，他公开了一些长期隐藏的情感。他说：“朋友，那是一场可怕的战斗。我过去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猜可能是因为太令人痛苦，以至于完全不能表达出来。我是说我现在刚刚开始感受到它。噢，这可怕的痛苦……谈论它太可怕了。我是说，我想谈论它，然而我又不想……我现在感到——我想我知道——它是一种常见的紧张——可怕的紧张——压力，对，就是这个词，我感到那么大的压力。在它出现的这些年之后，我现在才刚刚开始感觉到它……太可怕了。我现在几乎喘不过气来，我心里简直完全被堵住了，完全透不过气来……我觉得我要被压垮了。（他开始哭泣起来）我从来没有意识到那个东西，我从来不知道它。” ( Seeman，1957)此时他在向着对他来说显然已不再新鲜的内在情感开放，但是直到这时，他才充分体验到它们。现在他能够允许自己体验它们．他会发现它们不是那么可怕了，他能够更接近自己的经验并真实地体验它。
当事人逐渐认识到经验是一种友好的资源，而不是一个可怕的敌人。因此我想起一个当事人，在治疗将近结束时，他为一个问题迷惑不解，他用手抱着头说：“现在我感受的是什么？我想接近它。我想知道它是什么。”然后他等待着，安静而耐心地等待，直到他能够辨认出现在他身上的那些情感的品味。在治疗中我常常感到当事人正在尝试着倾听自己，尝试着倾听他自己的生理反应所传达的信息和意义。他不再那么害怕他可能会有的发现。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内在的反应和体验，他的感官和五脏六腑的信息，都是十分友好的。他开始想接近他内在的信息资源，而不是避开这些资源。
马斯洛在对他所说的“自我实现的人”做研究时，已经注意到与此同样的特征。在谈及这些人时，他说：“他们能够轻松地洞察现实，他们近似于动物式或孩子式的接纳性和自发性，表明他们对自身的冲动、欲望、见解以及主观反应具有非同寻常的自觉意识。”( Maslow．1954，p．210)这种对内心世界的高度的开放，往往与类似的对外在现实的开放体验相联系。“自我实现的人有一种惊人的能力，他们能够带着敬畏、愉悦、惊奇乃至心醉神迷的狂喜，神清气爽、天真烂漫地一次又一次地欣赏生活的原初的善(basic goods of life)，尽管这些体验对别的人们来说则可能是陈旧乏味的东西。”( Maslow，1954，p．214)马斯洛的这些话非常适合用来谈论我们那些已经对经验开放的当事人。
转向接纳他人一般说来，与这种对内在和外在经验的开放密切相关的，是一种对他人的开放和接纳。正如当事人转向能够接受自己的经验一样，他也转向接纳他人的经验。他珍视并欣赏自己以及他人的经验，只是因为经验本身的真实性。在此，让我引用马斯洛对自我实现者的评价：“他不会因为水是湿的而抱怨水，也不会因为岩石是硬的而抱怨岩石……当孩童睁大自己的眼睛，不加批评地、天真无邪地腺望外面的世界时，他只是聚精会神地观察情形的真相，而不去争论这种情形有什么实质，也不去要求它成为另外一种情彤。自我实现者观看自己身上及他人身上的人性时，亦是抱着这样的孩童心态。”( Maslow，1954，p．207)我发现，这样一种对真实存在的接纳态度在我的当事人身上也不断发展。
转向自我信任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描述我在每一个当事人身上都能看到的这种模式，即他越来越信任并珍视他的作为一个过程的自我。这种观察使我开始更好地3解W些富有创造性的人们。例如，当埃尔·葛雷柯①审视他0 ELGreco (1541-1614)，希腊裔西班牙宗教画画家，作品有《除去外衣的耶稣》
<1579)和《圣母升天》(1577)，其作品以修K的人物、对比鲜明的色铜和幽探的阴影为特色。——泽者注早期的一些作品时，他一定会意识到：“好的艺术家都不会这样作画。”
但不知出于何故，他足够信任自己的生活体验，即他的自我过程，所以他能够继续表现他的独特审美知觉。仿佛他会这么说：“好的艺术家不会这样作茴，但是我这样作画。”让我们转到另一个领域。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肯定知道“好的作家不这样写作”。但是幸运的是，他走向成为海明威，成为他自己，而不是走向成为别人心目中的“好作家”。爱因斯坦似乎常常忘却一个事实，就是好的物理学家不去像他那样思考问题。但他没有因为在物理学上不够充分的学术准备而退却，他只是朝向成为爱因斯坦，致力于思考他自己的问题，尽最大努力真实丽深刻地成为他自己。这不是一种仅仅出现在艺术家和天才人物身上的现象。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当事人更加信任发生在自身的过程时，这些普通人在他们自己的领域内就变成了重要而有创造性的人，敢于感受他们自己的情感，敢于依靠在自我内部所发现的价值来生活，并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总体的导向我已经描述了我在当事人身上见到的这种变化模式以及其中的某些要素；现在让我尝试一下，是否能够简洁她陈述这个总体的导向。似乎可以这么说：詈事人有意识地、接受性地向着成为本质上和实际上真实存在的过程转变。他逐渐远离那个虚假的存在样式，远离成为一个人格面具。他没有不安全感或装腔作势的防御性，在自己的真实存在之外无所增加。他没有内疚感或自我贬低感，在他的真实存在之外无所减少。
他日益听从自己的生理存在和情感存在最深处的声音，并且发现自己带着更大的准确性和深度，越来越愿意成为他最真实的自我。一个当事人在疆谈中开始认识列他采取的变化导向，满腹怀疑和惊奇地问自己；“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真的成为我想要成为的样子，那是完全可以的？”他自己更深层的体验以及许多别的当事人的深层体验，趋向于肯定的回答。如果当事人能够自由地朝向任何一种可能的方向变化，那么，成为他的真实自我，似乎就是他最向往的生活道路。这不仅仅是一种理性的价值选择，而且似乎是对当事人通过探究、尝试、不确定的行为来探索未来生存之道的最好描述。
众多的误解我所着力描述的这样一条生活道路，在许多人看来的确不能令人满意。由于这个问题涉及价值标准的真正差异，所以在这方面我只能尊重这种差异。但我又发现，有时候这样一种态度是由某些误解引起的。我希望我能尽力来澄清这些误锶。
它是否意昧着固定性？
据有些人看来，成为个人的真实自我，就是保持恒定不变的静止状态。他们把这样一种目的或价值看作是固定不动或无变化的同义词。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成为个人的真实自我，就是完全投身一个生存过程。如果个人愿意成为他的真实自我，他会在最大限度内促进自己的变化。确实，前来寻求治疗帮助的，正是那些拒绝自己的情感和反应的人。多年来，当事人一直试图改变自己，但是发现自己被固定在他很讨厌的行为样式之中。只有当他更多地成为他的真实自我，更多地接纳被自己拒斥的真实经验，他才会有希望发生改变。
它是否意味着邪恶？
对我所描述的生活道路还有一个更为普遍的反应：成为一个人的真实自我，意味着他就是坏的，邪恶的，不受任何约束的，具有破坏性的。它意味着要把某种妖魔鬼怪放出来，在我们的世界上兴风作浪，这种看法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陌生，因为我几乎在每一个当事人身上都遇见过。“如果我敢于让这些被压抑在内心的情感流露出来，如果我有机会实际经历那些情感，这将造成一场大灾难。”几乎每一个当事人在体验自己自9那些未知经验时，都会有这样的态度，无论他如实表白或尽力掩藏。但是整个治疗进程的经验会打消这些顾虑。当事人会发现，如果他真实的反应是愤怒，那么他就可以如实体验他的愤怒，但是这种被接受、被转化的愤怒不再具有任何破坏性。他发现他能够实际体验他的恐惧，但是有意识地体验自己的恐惧并不会使他崩溃。他发现他可以做到自我怜悯，而这并不是什么“邪恶”。他能够感受并体验自己的性情感，或者自己的“懒惰”情感，或者对于他人的敌意，而我们这个世界的根基并不会因此而塌陷。这其中的道理似乎是：他越是能够允许他内心的这些情感流露出来并得到体验，它们就越可能在他的情感的总体和谐中占据适当的位置。他会发现，还有与这些情感交融在一起的其他情感，从而找到一种平衡。除了敌意、贪欲、愤怒，他还有关爱、温柔、体贴、合作的情感。除了懒惰或冷漠，他还有兴趣、激情、好奇的情感。
除了恐惧，他还有勇气、冒险的情感。如果他能够以亲密、接纳的态度体验自己的这些复杂的情感，它们会在建设性的和谐之中发挥作用，而不会把他席卷到某种无法无天的邪恶道路上去。
有时人们用这样一种说法来表达自己的忧虑：如果一个人真的要成为他的真实自我，他也许会把自身野蛮的兽性释放出来。对此我感到有些好笑，因为我认为我们可以更切近地观察那些森林中的野兽。狮子经常被人当作是“掠夺性野兽”的象征，但是这种印象和真实的狮子有什么关系？除非它由于和人类接触而被严重扭曲了本性，狮子具有许多我所描述的人的特性。当然，饥饿时狮子肯定会去捕杀，但它不会野蛮杀戮，也不会贪吃无厌。它的形象气度比我们有些人还保持得更好一些。
在它的幼年时期它显得无助和依赖，但它长大后会变得独立自主。它不会一味地被动依赖而不愿长大。在幼年期它是自私和自我中心的，但在成年期，它显示出相当程度的合作性，并且喂哺、照料、保护它们的幼崽。’￡也满足它的性欲，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产生野蛮而贪心的纵欲行为。它内心的各种倾向和强烈欲望显示出一种基本的和谐状态。在某些基本的意义上说，它是动物界( felis leo)的具有生产性和可信赖性的成员。我所提出的基本想法是，当事人如果能够真实而深切地成为人类的具有独特个性的成员，不应该引发大家的恐惧。这种主张意味着当事人充分而开放地体验包罗万象的生存过程，成为一种在地球上发达程度最高，最具敏感性、活泼性、创造性的动物。根据我的经验，充分地实现当事人的独特性不是一个邪恶的过程。更恰当地说，它是一个积极的、建设性的、现实的、可信赣的过程。
社会含义让我先用一点时间，对我刚剐描述的生活道路的若干社会含义做些说明。我的讨论表明，这是一个对当事人来说有着重大意义的导向。对团体或组织来说，它又有或者可能有任何价值或意义吗？它会被工会、教会、公司、大学、国家所选择，来作为一个实用的导向吗？在我看来这是可能的。例如，让我们观察一下我们国家外交事务的指导方针。一般说来．在过去几年间，如果我们听取我们领导人的声明，并阅读他们发布的文件，我们大概会发现：我们的外交手段总是基于高度的道德目的；它总是与我们以前遵循的政策相一致；它不涉及任何自私的欲望；它的判断和选择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错误。可是如果我们听到某一当事人如此这般地讲话，我们会不假思索地确认：这肯定只是一个假面具，这样的口头声明不可能代表发生在他晦心的真实过程。我想各位也会同意我的看法。
现在让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假如，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真能够开放、自觉、接纳地成为我们真实的样子，那么，在外交关系中我们会怎样表现自己？我无法准确地说载们真的是什么样子，但我猜想，如果我们努力真实地表达自己，那么我们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将会包含下列一类要素：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正在慢慢地意识到我们的巨大力量，以及与此力量相对应的权利和责任。
我们正在逐渐接受一个责无旁贷的世界领导者的地位，可是又有些无知和笨拙。
我们犯许多错误，我们经常自相矛盾。
我们绝对不是完美无缺的。
我们深深地害怕共产主义的力量——害怕这种与我们不同的人生观。
我们高度地意识到自己在同共产主义竞争。如果苏联人在任何一个领域超过我们，我们就会感到极大的愤怒和耻辱。
我们有一砦很自私的外交利益，比如在中东的石油方面。
但是我们又不希望统治别的民族。
我们对于一些人民和国家的自由、独立、自治，有着复杂而矛盾的情感：我们希望他们独立自治，并夸耀我们过去对这些趋向给予他们的支持，然而我们又经常担心他们这样做的各种后果。
我们倾向于重视和尊敬每个个人的尊严和价值，然而，当我们自己感到害怕时，我们就会背弃这种价值取向。
假如我们I某种开放和透明的方式，在对外关系中把自己的真实呈现给全世界，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将会努力尝试着接纳我们所有的复杂性乃至矛盾性，坦率地成为我们国家真实的样子。结果将会怎么样呢？在我看来，其结果会和一个当事人更为真实地自我实现时的体验是相似的。让我们看看若干可能的结果：
我们会更加轻松自如，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东理需要掩饰。
我们能把焦点集中在眼前的实际问题上，而不是花费精力去证明我们是道德的，或前后一致的。
我们能够运用我们所有的创造性的想象力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徒劳地进行心理防御。
我们能移开放地推进我们自己的利益，也推进对他人的共情关心，并且让这些相互抵触的愿望找到一种对我们来说可以接受的平衡。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领导者的位置上自由地变化和成长，因为我们不会被那些我们曾经是什么、我们必须是什么、我们应该是什么的僵化观念所束缚。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恐惧会减少；这是因为别人会很少怀疑我们的外表后面豫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
通过我们自己的开放性，我们会使他人产生开放性和现实性。
我们能够面对真正的问题，制定出解决世界性难题的方案，而不是纠缠于在谈判中彼此恐吓、相互较力。
筒而言之，通过这些想象的例子，我是在建议：各个国家和各种组织都会发现，如同当事人已经发现的那样，成为自己内心真实的自我，这是一种回报丰厚的经验。我是在建议：这种视野不仅是在当事人的体验中可以观察到的一种趋势，而且还包含着一种可以适用于所有生活领域的哲学立场。
总结我带着每个个人询问自己的问题开始讨论——什么是我的人生目标，什么是我的人生目的？我已试着给大家讲述了我从当事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他们在免除了威胁而鼓励选择自由的治疗关系中，以自身的体验例证了在他们的生活中一种普遍的导向和目标。
我指出，当事人往往会远离自我隐瞒，远离成为他人的某种期望。
我已说过，对当事人来说，典型的转变是允许他自己自由地成为他的真实自我这样一个变化流动的过程。他也会对于自身的实际经验变得友好而开放——学会敏锐地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这意味着，他的那些复杂的‘隋感和反应越来越和谐一致，而不是执著于僵化自我的整齐划一和清楚明白。这意味着，当他向着接纳他的“实在性”(is-ness)转变时，他就越来越可能以同样的倾听和理解的态度接曼他人。如果他能信任并珍视自身复杂的内部过程，这些就会得到真切的表现。他具有创造性的现实态度，又具有现实的创造性。他发现，成为自身的变化过程，就是加。决自我的变化和成长。他能够永不停顿地发现，在流动的感觉中成为真实自我，并不会使自己变得邪恶或失控。恰恰相反，他为自己成为敏感、开放、现实、内在引导的一个人类成员感到自豪，为自己能够有勇气有想象力不断适应变化的情境而感到自豪。这意味着，他不断地在意识中、在表达中采取行动，来实现与自己的机体反应协调一致的真实存在。用克尔凯郭尔更优美的话来说，存在意味着“成为个人真实的自我”。我相信，我已经说得很明白，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而轻松的行动取向，也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完成的取向。这是一条永无止境的生活之道。
在探索这个概念的应用界限时，我曾经表示，这样一种生活取向并不仅仅局限于心理治疗的当事人，也不仅仅局限于正在苦苦寻求生活目标的那些人。对于一个团体、一个组织甚至一个民族，似乎这都是一条有意义的道路，而且会伴随着相应的回报。
我清楚地知道，我所勾画的这样一条生活道路是这样一种价值抉择，它与我们通常所做的选择和随波逐流的行动会大相径庭。然而，因为这是一些出类拔萃的勇者自由选择的道路，而且在他们身上表现为一种整合一致的趋势，所以我特意提出来，供各位方家斟酌。
泼∥豫疑姥舒砥参考文献Jacob, P. E. Changing VaLues in CoiLege. New Haven: Hazen Foundation.
19 56Kierkegaard, S. Cort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 1941Kierkegaard. S. The Sickness Unto Dea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1Maslow. A H. Motuntio站and Personaiity. Harper and Bros. , 1954Morris, C. W. Varieties o f Human Valu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Seeman, Julius. The Case o f //m. Nashville, Tennessee: Educational TestingBureau, 1957Whwe, W. H. , Jr. The Organization Man. Simon &_ Schuster, 1956
##第九章 一个心理治疗师对美好生活的见解——充分发挥人的机能
大约在1952年或者1953年的冬天，我在南方度假期间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充分发挥机能的人”。在文中我试图详细说明，如果治疗取得最大成功的话，那个重新出现的当事人会是怎样的一种形象。治疗过程合乎逻辑的曲然结果似乎是：那将是一个流动变化的、相对主义的、个人主义的个人；但是这个结论让我感到有些惊恐不安。我感到有两个问题；第一，我的逻辑是正确的吗？第二，如果逻辑是正确的，那么他就是我所推崇的那种人吗？为了让自己有机会更仔细地考虑这些想法，在随后的几年中我把这篇论文复印了几百份，分发给那些有兴趣的探究者。后来我对这篇论文包含的思想变得有了较大的确信，便把它提交给一份重要的心理学期刊。编辑回信说可以发表，但需要用常规o理学的框架重新加工一遍。他还提出了许多根本性的修改意见。这让我觉得G理学家们可能不接受这篇论文的写法，于是我完全打消了发表酌念头。但是各种各样的人士一直对它表现出很大的兴趣，而且海亚卡沃( Hay-akawa)博士还就此概念在语义学杂志《等等》(ETC)上发表了文章。所以，在考虑写作目前这奉书时，我首先想到了那篇论文。
然而重斯阅读那篇论文时，我发现在这几年中，它的许多最核心的主题和想法已被吸收到我收入本书的其他的论文中，而且得到了更好的表达。所以，我有点不情愿地再次把它搁置在一边，并在此处用我的一篇有关美好生活的论文作为替代。这是一篇从“充分发挥机能的人”演化而柬的文章，我相信它以更简洁可读的方式表达了前一篇文章的基本主题。这一章的副标题还保留着原文的痕迹。
我对美好生活的看法大都基于我在心理治疗的非常密切和亲近的关系中与人打交道的经验，因此这些看法有一个经验的或实证的基础，或许这会与某种学术的或哲学的基础形成反差。我观察并参与到那些心理失调或精神困惑的人们为实现美好生活而挣扎的经验之中，从而了解到什么才是美好的生活。
我应该从一开始就说清楚，我所获得的这种体验源于多年来形成的心理治疗的一种特殊的观点取向。很可能所有的心理治疗在根本上是类似的，但是现在我对此却不像以前那么有把握。所以现在我想说明，我的治疗体验只是与在我看来最为有效的、名字叫作“当事人中心的”这种治疗相一致。
我感到，我对美好人生的了解大多来自于变化异常丰富的治疗体验，让我试着对这种治疗的本质做一个非常简洁的描述，并且假定这种治疗在各方面都处于理想的状态。如果这种治疗很成功，有深度又有广度，这将意味着，治疗师进入了与当事人之间的一种高度个人化的主观关系之中；这不是一个研究对象与科学家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个期待诊断和治愈的病人与医生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昀关系。
这意味着，治疗师把当事人看成是一个有着无限的自我价值的个人：不管他的局限性、行为或者他的感受是什么，他都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这意味着，治疗师是真诚的，他不以任何防御性的外表掩饰自己，而是以他在感官上体验到的感受与当事人相遇。这意味着治疗师能够让自己理解这个当事人；意味着没有内在的障碍把他和当事人在关系中的每一瞬间的存在分隔开；意味着他能传达对于当事人的共情理解。这意味着，治疗师已经轻松自如地完全进入这个关系中，尽管在认知上并不了解它将通向何处，但他心满意足地在双方关系中提供一种氛围，允许当事人在最大限度上自由地成为他自己。
对于当事人来说，这种理想的治疗意味着，他将探索自己内心那些越来越奇怪的、未知的以及危险的感受。当事人在逐渐意识到自己被无条件地接受，所以才可能有这种探索。他因此变得对自身体验的各个元素熟悉起来，而这些元素在过去被拒斥于意识之外，因为它们对自我结构具有太大的威胁性、破坏性。他发现自己在关系中正在充分地、完全地体验这些感受，以至于在这一瞬间他就是他的恐惧、他的愤怒、他的脆弱、他的力量。而且当他体验这些千变万化的感受时，他发现，实际上他已经在这些感受的各种各样的强烈程度上体验到了自己，他就是所有的这些感受。他发现自己的行为以建设性的方式发生着变化，从而与他最新体验到的自我相一致。他不再担心自己的体验可能会成为什么样子，而是把它作为变化发展着的自我的一部分来轻松自如地迎接。
这是对当事人中心治疗的理想状态的极为概略的勾画。这里只是把我形成关于美好生活的观点的背景做了一个简洁的描述。
一个否定式命题当我试图以理解的态度体悟当事人的体验时，对于什么是美好生活，我已逐渐得出了一个否定式结论。在我看来美好生活不是任何一种固定的状态。依我的判断，它不是一种美德，或者满足，或者捏檠( nirvana)，或者幸福状态。它不是一种个体在其中得以适应或者得到满足、得以实现的状态。用心理学术语来说，它不是某种内驱力的减少或者紧张状态的化解，也不是某种动态的平衡。
假如说，只要实现了一个或多个这样的状态，人生的目标就实现了——我相信上述所有这些词语，都曾经被人们以隐含这种意思的种种方式使用过。当然，对许多人来说，快乐或适应就等同于美好生活。而且社会科学家们还在不断地大谈这类紧张的消除，动态平衡或均衡的实现，仿佛这些状态就构成了人生过程的最终目标。
所以，我有些惊讶而且忧虑地意识到，我的体验并没有支持上述任何一种对于美好生活的定义。如果我把焦点放在那些个人的经验上，他们在治疗关系中已被证明发生了最大限度的变化，而且在经历这种关系之后的几年中，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体悟已明显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步，那么，在我看来，任何这些有关存在的固定状态的词语根本就不能恰当地描述这些当事人的情形。我相信，如果把他们描述成“适应良好的”，他们会认为自己受到了冒犯；如果把他们描述成“快乐的”或“满足的”，甚至是“实现的”，那他们会认为这纯粹是一种谬误。如果我了解他们，说他们所有的驱力性紧张减少了，或者说他们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状态，我认为是最不准确的。所以我不得不问自己：是否有某些方式能够概括他们的情形？是否我能提出任何一种有关美好生活的定义，而且符合我对当事人的观察得到的事实？我发现要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下面的内容只是一些尝试性的陈述。
肯定式的命题如果我尝试着用几句话去概括我所看到的真实情形，我认为会得出下面这样一些结论：
美好生活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存在的状态。
它是一个取内，雨不是一个目的地。
构成美好生活本质的这种取向是整个机体的选择，它具有心理的自由空间，使当事人可以在任何一个方向上变化流动。
机体选择的这种取向似乎有着某种可以辨认的普遍特性，这种特性在许多独特的仑人身上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可以把这些陈述综合为一个定义，至少可以作为思考和讨论的一个起点。以我个人的经验为依据，我认为，美好生活是人类机体具有内在自由时所自觉选择的一种变化过程的独特取向，而这个取向的一般性质显然有着某种普遍性。
过程的特征现在让我尝试着具体说明，当这个变化过程的那些典型特性在治疗中出现在一个又一个人身上时，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对经验日益增长的开放性首先，这个过程对经验的开放日益增长。这个阶段对我来说越来越有意义。它是防御性的对立面。我曾经把心理防御描述成是有机体对经验的反应，这些经验被认为或被预期为是有威胁性的，是与个体现有的自身形象或者与个体与世界的关系中的自身形象不一致的。这些威胁性的经验通过意识的歪曲或被拒于意识之外丽暂时没有危害。我不能准确地领会我内心的那些体验、感受和反应，它们与我拥有的自身形象有着重大的差异。大部分的治疗过程是当事人不断地发现他正在体验到此前他一直没能意识列的、没能作为自身的一部分所“拥有”的那些情感和态度。
然而，如果当事人能充分地对自己的经验开放，每一个刺激——不管是源于机体内部，还是源于环境——都会通过神经系统自由地被传达出来，而不会受到任何防御机制的歪曲。这时就不需要“阈下知觉”这种机制，因为这种机制的作用是使机体借此得到对自我构成威胁的经验的预警。相反，不管刺激是一种形状、颜色或者周围环境中的声音对知觉神经的冲击，还是一种来自过去的记忆痕迹，或者是一种内心的恐惧感或快乐感或厌恶感，个体都会“体悟”它，让它完全地接近自己的意识，因此，我称之为“美好生活”的这个过程，是逐渐远离自我防御，向着对经验的开放而转变的过程。个体变得越来越能够倾听自己，越来越能够体验发生在他内心的感受。他对自己的恐惧、沮丧以及痛苦的情感更加开放，他也对自己的勇气、软弱以及敬畏的情感更加开放。他能够在主观上自由地体验内心的感受，并能自由地意识到这些感受。他越发能够充分她体悟他的机体经验而不是把它们拒之于意识的大门之外。
日益提升的存在性的生活对我丽盲，美好生活过程的第二个特征是充分生活在存在的每一个瞬间。这样说很容易被人误解，而且在我的头脑中这个想法也许多少有些模糊。让我试着解释一下我的意思。
我相信，很显然，如果充分地向新的经验开放，而且对这些新的经验完全没有防御，那么对这样的个体来说，每一个瞬间都将会是崭新的。内外刺激的复杂组合在此刻是完全新鲜的。因丽这个个体可以意识到“在下一个瞬间我将会是什么，我将要做什么，这来自于那一个瞬间，而不能被我或被别人提前预测”。我们发现，当事人并不能够经常准确地表达这类感受。
这种存在性生活具有流动性，为了表达这种流动的性质，我们可以说自我和人格是从经验中显现出来的，而不应该说将经验翻译或扭曲以适合预先认定的自我结构。这意味着个人变成机体经验的流动、前进过程的参与者和观察者，丽不是对经验加以控制。
这样一种沉浸于瞬间的存在方式意味着没有僵化、没有紧缚的组织框架，没有把结构强加于经验之上。它意味着一种最大限度的适应性，意味着在经验中发现结构，意味着一种流动变化着的自我和人格的结构。
在我看来，正是这种朝向存在性的生活的趋向在那些涉人美好生活过程的人们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可以说，这是它最基本的特性。它涉及在体悟经验的过程中发现经验的结构。另一方面，我们大爹数人对我们的经验都带有一种预先认定的而且永不会放弃的结构和评价，把经验勉强塞入价值框架中，并扭曲经验以使之适合我们f先A之见，而且我们厌恶经验所具有的那些难以驾驭的流动特性，因为流动性使得经验难以符合那些我们小心谨慎地建构起来的经验分类。对发生在此刻的事情敞开你的心灵，去发现那个当前的过程，不管它看来有什么结构——对我而言，当我看见当事人趋近它时，这就是美好、成熟的人生的特点之一。
对机体日益增长的信任体验着美好生活过程的个体还有另一个特征，就是在每个生存环境中，机体作为达到最令人满意的行为工具，个人对它有一种日益增长的信任。让我再次尝试着解释我的意思。
对于在环境中选择采取什么样的行为过程，许多人依赖于一些指导性原则，依赖于由团体或机构规定的一种行为规范，依赖于他人的判断（从妻子到朋友到埃米莉·普斯特①），或者依赖于他们在过去某些类似的情境中行为表现的方式。然而就像我观察到的那样，那些当事人（当事人的经验已经教会了我那么多）能够日益信任他们的有机体对一个新的情境的全部反应，因为他们发现，如果他们对经验开放的程度不断增长，做“感觉正确”的事情，这对真正令人满意的行为来说，可以证明是一种适当的和值得信任的指南。
试着理解其原因时，我发现自己采取了下面这样的思路：充分向经验开放的当事人可以掌握环境中所有可能得到的作为行动依据的信息，可以了解社会的要求，了解自己复杂而且可能相互冲突的种种需要，了解他在相似情境下的记忆，了解他对某个独特情境的知觉，等等。这些信息的确非常复杂。但是他能够允许他全部的机体、他的意识，去参与思考每一个刺激、需要、需求，对它们相对的强度和重要性做出极其复杂的估算和衡量，使他发现能够尽最大可能满足所有需求的行动进程。
一个比较接逅我的描述的类比，是把当事人和大型电子计算机作比较。
既然他对自己的经验开放，那么来自于他感官印象的，来自于他的记忆的，来自于他以前的知识的，来自于他脏腑的和内部状态的所有信息，被不断地放人这个机器。机器吸收了所有这些输入的信息，并且很快计算出在这种生存情境中对必要的满足来说可能是最经济的行为进程。这是我们的假想入的行为。
我们大多数人使这个过程变得不可信赖，那是因为纳入了不属于当前情境的信息，或者是排除了属于当前情境的信息。正是在记忆和以前的知识被不断放人计算程序时，它们被看作就是此刻的真实，丽不再是①Emily Post(1872--1960)，美国札仪专家，著有《礼仪：社会用途蓝皮书b (1922)并且为受欢迎的辛迪加报纸撰写专栏。——译者注记忆和知识，这样就产生了关于行为的错误答案。或者当某些具有威胁性的经验被阻抑在意识之外，并因此被阻止进入计算程序或以一种歪曲的形式被输入，也会产生错误。但如果我们假设的这个人发现，他的机体是完全值得信赖的，因为所有可以得到的信息都可被运用，它就会以准确而不是歪曲的形式呈现出来。因此他的行为就会尽可能地接近于满足他所有的需要——增强自我的力量，丰富与他人的联系，等等。
在这种权衡、估量和计算中，当事人的机体不可能达到绝对的正确无误。它总是对可以得到的信息做出最佳可能的回应，但有时候信息会丢失。然而，由于对经验开放的缘故，任何错误、任何令人不满意的行为会很快得到纠正。计算总是处于自我纠正的过程中，不断地在行为中得到核查。
也许各位不喜欢我用计算机来做比喻。让我回到我所了解的当事入。如果他们变得对所有的经验更加开放，他们就会感到越来越可能信任他们的反应。如果他们“想要”表达愤怒，他们就把愤怒表达出来，而且发现其结果令人满意，因为他们同样注意到他们对情感、亲密关系和与他人的联系等所有其他的渴望。在找寻对复杂而令人烦恼的人际关系的解决办法时，他们惊讶于自身强大的赢觉能力。只有在事后他们才意识到，在严生令人满意的行为过程中，他们内在的反应是多么令人吃惊地值得信赖。
更加充分地发挥机能的过程我希望把这三条描述美好生活过程的线索一并概括进一个更为连贯清晰的图景中。看来，心理上自由的当事人趋向于变成一个更加充分地发挥机能的当事人，趋向于能够充分地体验并接受他的每一个感受和反应。他越来越多地运用他的全部机体感官，尽可能准确地感知内外W生存环境。他利用他的神经系统提供的所有信息，在意识中运用它，但是他承认他整个的机体也许而且常常比他的意识更具有智慧。当他从众多的可能性中进行选择时，他越发能够允许他整个的机体在它所有的复杂性中自由地发挥机能，以至于在当下变化中的行为将非常普遍地和真正地令人满意。他能够把更多的信任赋予这种机能，并非因为它是绝对正确的，而是因为他能完全地向自己每一个行为的后果开放，如果证明它们不够让人满意的话，就对它们加以纠正。
当事人更加能够体验他所有的感受，较少害怕他的任何感受l他就是他自身证据的检察官，而且对各种来源的证据更加开放；他完全沉浸在个人形成的变化过程中，并因此发现他完好而实际地变成了社会性的人；他更加充分地活在生活的当下瞬间，而且认识到这是终生最健全的生活。他正在成为一个更加充分地发挥机能的机体，对于自身的意识自由地在他的经验中流动并穿越他的经验，由此他正在变成一个更加充分地发挥机能的个人。
若干含义什么是美好生活？对这个问题的任何一种看法都具有许多含义，我呈现的观点也是这样。我希望这些含义可以成为思考的素材。对此我做出几点评论。
自由观对决定论：一个新观点这些含义的第一层意思可能不是直接显明的。它与由来已久的“自由意志”的问题有关。让我尽力以一种新的见解详细地说明这个问题。
有一段时间，我对心理治疗领域中自由观与决定论之间鲜明对立的两难困境感l很困惑。在治疗关系中，最引入注目的一些主观体验就是那些最基本的自由选择能力。这种能力使当事人感蚤到他的内心世界。
他是自由的——要么选择成为真实的他自己，要么掩饰在一个面具背后；要么HU:fr要么后退；要么以对自我和他人有破坏作用的方式实现其行为，要么以自我提升的方式行动；在生理学或心理学的意义上，要么十分真实要么麻木漠然。然而当我们带着一些客观的研究方法进入心理治疗这个领域肘，像任何其他的科学家一样，我们受到一种彻底的决定论的束缚。由这种观点出发，当事人的每种想法、感受以及行为都被先于它的那些想法、感受和行为所决定。不可能存在自由之类的东西。我正在试图描述的心理治疗的困境与在其他领域发现的困境没有什么两样——只是这个两难困境被凸显到一个更明晰的焦点上，并显得更难解决。
然而，当我们根据我已表述过的充分发挥机能的个人的定义来思考这个两难困境时，我们就可以用一种清新的视角来理解这个困境。可以说，在治疗的最适宜的条件下，充分发挥机能的个体恰当地体验到最完全和绝对的自由。他自由选择与所有内外刺激相关的最经济的行为进程，因为它最令人满意。但是从另一个观点来看，这个同样的行为过程，也可以说是被生存情境中的那些因素所决定的。让我们把这个人与一个使用防御机制的当事人做一下比较。这个自我防御的当事人自愿选择了一个特定的行为进程，但发现他不能以他选择的方式行动。他被外在环境中的因素限定了，但是这些因素也包括他的自我防御、对有关信息的拒绝或者歪曲。因此他的行为必然不会令人满意。他的行为被限定了，他不能自由地做出一个有效的选择。与此相比，那个充分发挥机能的个人，当他自发地、自由地而且是自愿地选择那个同样被绝对限定的行动进程时，他就不仅仅是在体验、而且是在使用他的绝对的自由。
我还不至于那么夭真，竟然认定这样就可以完全解决主观和客观、自由和必然之间的两难问题。然而，对我来说有意义的是：当事人越是能够过美好的生活，他将越能体验到一种选择的自由，而且他的选择将越能够有效地在他的行为中得到实现。
创造性作为美好生活的一个要素我认为，很显然，有着“美好生活”取向的当事人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人。他对他的经验世界有着敏感的开放性，他相信他有能力与他周围的环境形成新的关系，所以他将产生创造性的成果，过上创造性的生活。他不做出“调攘”以适应他所在f文化。几乎可以肯定他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但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文化里他都可以与他的文化和谐相处，同H}建设性地生活在一种需求均衡的满足之中。在某些文化情境中他可能会以某种方式表现出不快乐，但他会不断趋向于自我的生成，不断给自己最深层的需要提供最大限度的满足，以这种方式来实现自己。
我相信，这样一个人，是那种进化论研究者所认可的最有可能在变化着的环境条件下适应并生存下来的人。他能够创造性地针对新旧环境条件做出适当的调整。他将是一个人类进化的勇健的先行者。
对人性的基本信赖我呈现的观点的另一个含义很明显，就是当自由地发挥机能时，人类的基本特征是建设性的，而且是值得信赖的。这是我从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心理治疗经历中得出的一个必然结论。当我们能够把个体从自我防御中解放出来，使他向自身各种各样的需要以及各种各样环境和社会的需求开放，那么就可以相信他的反应是积极的、向前发展的、建设性的。我们不需要追问谁可以使他社会化，因为他最深层的需要之一就是与他人建立联系和沟通。当他更充分她成为自己时，他也将更现实地成为社会化的人。我们也不需要遗问谁能够控制他的攻击性冲动，因为当他对自己的所有冲动变得更加开放时，他对教他人喜欢的需要和付出情感f倾向将会像他的攻击冲动一样强烈。在那些合理的适当的情境中他也许会有攻击性，但是不会有为了攻击丽失去控制的需要。凡此种种方面，当仇变得对所有的经验更加开放时，他的全部行为将变得更加平稳和现实，更适于一个高度社会化的个人的生存和提升。
有人说，人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如果对他的冲动不加以控制的话，将导致对他人和自我的伤害。我不太赞同这个流行的观点。A的行为是极度理性的，带着微妙而有序的复杂性向着他的机体着力达到的目标前进。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悲剧就在于我们的防御机制抑制了我们对这种理性的意识，结果是我们意识上是在_AI方向上运行，而机体上我们却朝着另一个方向运行。但在那些体验着美好生活过程的人身上，这些障碍性因素的数量是逐渐减少的，他越来越参与列机体的理性中去。惟一可能存在的或证明是必要的对冲动的控制，是不同需要之间的自然的和内在的平衡，以及发现合理的行为方式来尽量满足所有的人类需要。在使用防御机制的人身上非常普遍的经验，是极度满足某种需要（如攻击性或性，等等）以致损害了其他所有需要的满足（如友情、亲情，等等），这种经验方式在充分发挥机能的人那里则大大减少。他会参与到机体极为复杂的自我调节的活动——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平衡控制——之中，从而做到与自己、与他人日益增长的和谐共处。
生活更加丰富我想提及的最后一个含义是，与我们大多数人狭隘的生活相比，美好生活的过程包含一个更宽广的范围，具有更大的丰富性。成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意味着当事人涉入对一种更敏感的生活的体验，他会不断地害怕同时又不断地感到满足，这种生活有着更宽广的范暖、更充分的多样性以及更深厚的丰富性。在我看来，在治疗中发生了显著变化的当事人，不但更密切地与他们的痛苦相处，而且更生动地与他们的心醉神恰相处；他们更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愤怒，更会感受到爱；他们更深地了解恐惧，而且还有勇气体验这种恐惧。他们能这样充分地活在一种更宽广的范围内，原因在于他们有着潜在的信心，认定自己就是迎战生活的值得信赖的工具。
我认为，有一点非常明显，那就是对我而言，用幸福的、满崽的、至乐的、愉悦的以及诸如此类的形容词，来描述我称之为美好生活的这个过程，似乎都不是特别恰当，尽管这个过程中的当事人在适当的时候确实能够体验到这种种感受。但是，似乎更确切的形容词应该是丰富的、激动的、有益的、挑战性的、意义深长的，等等。我深信，这个美好生活的过程，绝不是为怯懦者设计的生活。它涉及当事人潜能的日益拓展和成长。它涉及生存的勇气。它意味着使自己完全投身于生活的洪流。！{当事人获得了内部自由的时候，他会选择这种个人生成变化的过程，作为最美好的一种生活；而这对于人类来说是极其令人振奋的事情。
第五编让事实说话：研究在心理治疗中的位置我一直致力于用现实来检验我的临床经验，不过，究竟哪一种“现实”是确实无疑的？
对此我的确有一些哲学上的困惑。
##第十章要人，还是要科学？
——一个哲学问题这篇文章写得让我非常满意，而且我一直觉得它令人满意地表达了我的观点。我所以喜欢它的理由之一，就是这纯粹是为我自己写的。我没想刘要去发表，或者利用它来达到别的任何目的，只是为了要澄清我内心日益增长的困惑和冲突。
每当我回头细想，我套认识到冲突的起源何在。我的内。冲突在于：我所受的教育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对它我有一种高度的尊重{而主观取向的存在主义思想又植根在我内。深处，因为它似乎与我的治疗体验十分契舍。
我不是存在主义哲学的研究者。我最先熟悉的是克尔凯郭尔和马丁·布伯的著作，我在芝加哥大学时一些研究神学的学生竭力向我推荐这些著作。这些学生确信我套发现这些人的思想与我旨趣相投，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说错。例如，对于克尔凯郭尔的某些思想我并没有多少共鸣，但他许多深刻的洞见和信念完蔓地表达了我所持有但却未能明白说出的观点。虽然克尔凯郭尔是生活在一百年前的古人，我却禁不住要认定他是一个敏锐而极有远见的同道。本文可以表明我十分感激他对我思想的启发，最重要的事实是，阅读他的著作使我能够放开思路，使我更愿意信任并且愿意表达我自己的体验。
在写作本文时另一个有益的因素，是我运离我的工作同事，在台科斯科(Taxco)过冬，并完成了文章的主要部分。一年后，在格棘纳迭的加勒比海的岛上，我写了最后一部分并完稿。
如同本书中的其他论文一样，我曾经复印了这篇文章给我的同事和学生们阅读。几年之后，在别人的建议下，我才把它提交去发表。让我感到惊奇，《美国·心理学家》竟然接受了它。在此我把它收入本书，是因为它似乎比我以往所写的任何东西都更好地表达了我所理解的科学研究的背景，并清楚地表现了我自己的主观与客观“双重生活”的起因。
引 言本文是一篇高度个人他的文献，主要是为我自己写的，目的是为了澄清一个让我越来越感到困惑的问题。他人如果也有这样的问题，这篇文章才会使他们感兴趣。所以在引言中，我将要描述一下这篇论文是如何形成的。
作为一个治疗师，我在令人激动的而且获益匪浅的心理治疗过程中不断获得并更新自己的经验；作为一个科学研究者，我致力于探索一些关于治疗的真理；我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两种角色之间的鸿沟。
我傲治疗师做得越好（我相信事实真相是这样），在自己的功能处于最佳状态时，我就会更加确实地感觉到自己的完全主观性。而当我成为一个更好的研究者，更讲求事实和科学时（我相信事实真相是这样），我对自己作为}学家的严格的客观性，与自己作为一个治疗师的近乎神秘的主观性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感到一种不适感。这篇论文就是我探索的结呆。
我在论文中首先是让我自己作为一个咨询师，去尽量简要地描述，当我面对来访者的时候，我所看到的心理治疗的基本性质。我要强调指出，我的这些叙述具有非常流动和个人化J性质.如果是由另一个人来写，或者是由我在两年前写就的，或者是两年以后再写，在很多方面就会有不同的解释。然后，我让自己作为一个科学家——作为心理学领域里的一个“硬心肠的”事实发掘者——致力于让科学给予心理治疗某种意义。在此之后，我展开在我心中进行的辩论，让争论双方提出自己的观点，向对方提出质问。
我发现，上述努力到此为止只是使我的冲突更为尖锐。两种观点似乎比以往更加不可调和。我曾经在教授和学生的研究班上讨论过这些材料，发现他们的意见对我很有帮助。随后的一年间，我反复地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开始感到自己内心产生了一种要整合这两种观点的想法。
写完手稿第一部分的一年多之后，我才试图用文字表述这种尝试性的或许只是暂时性的整合。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愿意与我同行的读者将会发现，文章完全无意识地采取了一种戏劂化的形式——所有的剧中人都包容在我一身；第一主角，第二主角，冲突，最后是结局。闲话少说，现在让我介绍第一主角，作为治疗师的我，以我的有限口才，尽量清楚地描绘从事心理治疗的体验。
从经验的观点看治疗的本质我把自己投放进一个人际关系中，是因为我有一个假设或者说信仰：我对另一个人内心世界的兴趣、信心、理解将导致一个有意义的人格生成过程。我不是作为一个科学家，不是作为一个能准确诊断和治疗的医生而进A人际关系。如果我只是把当事人看作一个窖体，那么他将倾向于只髂成为一个客体。
我这样做是让自己去冒风险：假如人际关系的深入会导致一种失败，一种退步，一种当事人对我个人以及治疗关系的否定，那么我认为我将会感觉到一种自我丧失，至少是丧失自己的一部分。有时这种危险是非常真实的，而且可以被异常敏锐地体验到。
我让自己进入关系的直接性之中，在那里，我的整个有机体，而不仅仅是我的意识，会感受这个关系并为我定向。我不是用有意识的、预先规划的或分析的方式作出回应，而只是以一种非反恩的方式对另一个人做出反应。我的反应基于（并非有意识的）我的整个有机体对另一个人的敏感性。我实现这个关系的基础即在于此。
心理治疗的某些最深刻部分的本质，似乎在于经验的整体统一性。
当事人能够自由地体验自己的感受，将感受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化”不打斩翻地进行体验，没有理性的抑制或告诫，没有受到对矛盾情感的认知的束缚。我也能够用同样的自由去体验我对当事人这种感受的理解，没有任何有意识的评价；至于这种感受将通向何处，不存有任何忧虑和担心；没有任何进行诊断或者分析的想法；一种彻底的对理解的“解放”没有任何认知或情感上的障碍。一旦治疗关系中出现了这种体验的完全的整体性、合一性、完满性，那么，它就获得了许多治疗师常说的“超越此世的”品质，治疗关系中一种精神入定似的感受，就像在一个小时的治疗之后，我和来访者都仿佛是从一日深井或一条隧道中出来进入光明。在这种时刻，借用马丁·布伯的话，出现了一种真正的“我一你”关系，它是存在于个人和我之间的一种永恒的生命体验。这种现象具有高度的个人主观性，相对于将人（来访者或者我自己）看作客体的观点，它处于截然相反的另一个极端。
我常常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在认知方面，我不知道这种直接性的治疔关系将导向何处。似乎我和当事人一道，常常是心存疑惧地让自己掉进了i尽变化的溪流之中，这个溪流或过程卷带着我们一直向前。治疗师自己先前曾经在这条经验或生命的溪流中漂流，并且发现这种经历富于收获，因J他不再那么害怕跳入水中的冒险。而正是我的这种信心才使得当事人也跟我一步一步地共同去探险。这条经验的溪流时常仿佛引向某些目标。然而，更为真实的陈述可能是：它富于收获的特征就在于这个过程本身，而且它的最主要的回报，是使当事人和我都能够在今后独立地投身变化的过程。
随着治疗的进展，当事人发现他正在大胆地变成自己，虽然他确信，投身这种自我的变化会使所有的可怕后果降落到他的身上。这个自我的变k意味着什么呢？它似乎意味着对有机体的恐惧会减少，意味着当事人原本具有的非反思的反应会更多，意味着当事人对感官或有机体层面上的那些复杂的、各式各样的、丰富的感受和倾向会有逐渐增长的信任乃至热爱。意识，不再是一个看守者，监视着大量无法预测的危险冲动，不允许它们见到亮光；意识变成多元社会中一个轻松自在的居民，与那些丰富的、各式各样的冲动、情感和想法和谐相处，不再使用恐怖或权威的统治，而是让那些情感冲动令人满意地自我管理。
这个自我变化的过程涉及一种对当事人自主选择的深刻体验。当事人意识到他可以选择继续掩藏在一个面具之后，也可以选择冒着风险让自己进入变化的过程；他是一个自由行动者，这个行动者本身具有的能量可以毁灭另一个人或者他自己，也可以促进自己和他人的成跃。面对这个无可逃避的等待抉择的赤裸裸的真实，他会选择自我存在的变化之路。
但是自我存在之路并不能“解决问题”。它只是打开了一条新的生活道路，只是让当事人对他自己的情感有着更深、更高、更宽广、更开阔的体验。他会感受到更多的个人独特性，并因此感到更多的孤独，而且他变得更加真实，以至于他的人际关系去掉了矫揉造作的特点，变得更加深入，更加令人满意，并且把别人的真实更多地吸收到彼此的关系中来。
我们换一种方式来考察这个过程、这种关系，可以说它是当事人（在较低的程度上，悬治疗师）的一种学习，但这是一种类型奇特的学习。这种学习几乎永远不会显示出过高的复杂性，而且就它最深刻的地方来说，这种学习似乎永远不会特别地适合言词符号的表达。这种学习常常采用简单的形式做出表述：“我是与众不同的”，“我的确感到恨他”，“我害怕自己情感上的依赖性”，“我确实很可怜我自己”，“我是自我中心的人”，“我确实有温情和爱心”，“我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人”，等等。尽管看上去简单，但这些学习在某些新颖丽很难定义的方式上具帝极大的启发意义。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思考它。比如说，这是自我欣赏的学习，其基础在于个人的经验，而不是象征符号。就像一个知道“2+2 -4”的小孩儿，有一天正在玩着两个东西和另外两个东西，突然间她在经验中体会到一种全新的学习，一种“原来如此”的体悟。治疗过程的变化与这种儿童的学习性质很相似。
另一种理解这种学习的方式，我们还可以说，是一种试图使情感世界中的意义与象征符号相匹配的延迟的尝试；类似的努力在认知领域早已得到了成功的实现。在理性认知领域，我们谨慎地选择特定的符号，与我们具有的经验意义相互配合。例如，我说某件事“逐渐地”发生了，是因为我已经快速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地）检索了“慢慢地”、“不知不觉地”、“一步一步地”等等词语，并且拒绝使用这些词语，觉得它们在经验的意义上与“逐渐地”一词具有细微的意义差别。
但是，在情感领域，我们从来不曾学会意义准确地把象征符号附加于经验。在安全接纳的治疗关系中，我的某种情感涌现出来了——它是什么？是悲哀吗？是愤怒吗？是遗憾吗？是自我伤感吗？是对机遇丧失而感到愤怒吗？——我心徘徊踌躇，在无数多的符号中苦心筛选一个词语，直到找到一个“匹配的”、“感觉合适的”词，似乎符合有机体的真实经验。在做这类事情的过程中，当事人发现，自己必须从头学习关于感觉和情感的语言，仿佛他就是一个牙牙学语的婴儿；更加糟糕的是，他发现为了学会一种正确的情感语言，他首先必须学会放弃自己已经固定成形的一套虚假的语言。
我侗还可以试着用另一个方式来定义这种学习的类型。这是一种无法进行教学的学习。它的本质是自我发现。说到“知识”，我们习惯的思考方式倾向于认定，只要老师和学生都有足够的动机和能力，完全可以由一个人教给另一个人。但是在治疗中发生的有意义的学习，是不可以进行教学的。在心理治疗中，教育会毁灭学习。因此，我也许可以教育一个当事人，告诉他投身于自我变化是安全的，自由地实现自己的情感并不特另q危险，诸如此类。他对此学得越多，他用有意义的、体证的、自我欣赏的方式进行的学习就越少。克尔凯郭尔把这后一类型的学习看作是真正的主体性，并提出了一个确凿无疑的命题：这种主体式的学习无法直接交流，甚至无法间接谈论。为了促进他人身上出现这种学习，我trJ所能做的，最多是为这种学习成为可能丽创造某些条件。外部的强迫对它是完全无效的。
最后我们尝试着描述这种学习的一种方式是这样的：当事人逐渐学会把一种完整合一的状态，进行象征化的表达，对有机体在经验、感受、认知方面的状态以某种统合整一的方式作出描述。甚至可以说，这种象征不必要表达出来；这样一来情形就显得更加模糊，更加令人不能满意。通常的确会出现这样的表达，因为当事人希望向治疗师至少传达他自己的一部分，但这种表达可能是不妊要的。惟一必不可少的方面，是一种向内的，对完整的、合一的、直接的、当下的有机体状态的自觉意识。举例说，治疗的本质在于，当事人充分地意识到，在当下的瞬间我自己的合一性( oneness)就是“我十分害怕自己可能会变成某种未知样式的人”。对此有了自觉意识的当事人，将会非常肯定地辨认出并意识到他的存在状态的具体样式。他还将可能更加充分地认出并意识到其他一些发生在他身上的生存性感受。因此，他将变得倾向于自己的更加真实的存在状态。他将会以更加完整合一的方式成为他的有机体实际所是的样子：似乎这就是心理治疗的本质。
从科学的观点看治疗的本质现在我将让第二主角——作为科学家的我——出场表演，并提出对这同一个领域的不同看法。
用科学的逻辑和方法接近治疗的复杂现象，目标是努力迭到对现象的理懈。在科学中，理解意味着对于事件以及事件之间的功能关系的客观知识。科学还可以提供预测事件未来走向并对事件进行控制的可能性，但这不是科学研究的必然结果。假如在治疗领域中可以完全实现科学的目标，我们可以推知，治疗中的某些因素与某类结果是相关联的。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预测：治疗关系的一种特定情况会导致某个确定的结果（在某个概率范围内），是因为它包含某些有效因素。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通过对治疗关系中的因素进行操作丽达到对治疗结果的控制。
似乎很清楚，不管我们的科学研究有多么深刻，我们永远不能借助它去发现任何绝对的真理，而只能对出现概率较高的种种关系做出描述。我们也永远不能发现任何关于人、关于关系或者宇宙的背后的真实。我们只能描述可观测事件之间的关系。如果科学在治疗领域也遵循在其他领域的科学路线，那么，（在理论创建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关于真实性的工作模型将日益远离感觉知觉的真实。对治疗和治疗关系的科学描述，将会变得日益不同于我们体验到的现象。
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心理治疗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因此，对它的测量将会非常困难。然而“凡是存在的东西，都可以测量”，而且既然治疗被断定为是一种有意义的关系，有着远远超过它本身的重大意义，那么为了发现人格以及人际关系的规律，克服这些困难的努力将会证明是值得的。
既然在当事人中心治疗中已经有某种粗略的理论（尽管不是一种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的理论），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选择假设的出发点。为了讨论的方便，让我们从这个理论中提取出来一些粗略的假设，并且看看科学的方法将会如何处理它们。我们暂时不把这个理论全部转译成一种可以接受的正式的逻辑，而只是考虑其中一些假设。
首先让我们以粗略的形式提出三点假设：
(1)治疗师对当事人的接纳引起当事人更多的自我接纳。
(2)治疗师越足把当事人感知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客体，那么当事人就越能够变得把自己感知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客体。
(3)在治疗过程中，会出现当事人的一种体验式的、有效的自我学习。
我们怎样着手把这些假设①转化成可操作的术语，怎样检验这些假设？这种检验的大体结果可能会是什么？
这篇论文不能对这些问题提供详细的答案。但是已有的研究可以提供大致的线索。关于第一种假设，可以设计或者选用某些对接纳的测量工具。比如说态度测验、对象性测验或者投射性测验、Q分类或类似的技术。或许同样的测量工具，可以在指示语或者心理定势的准备方面进行具有细微差别的处理，即可能用来测量治疗师对当事人的接纳程度，或者！{事人对自我的接纳程度。在操作上，这种工具上的一个确定的分值表示治疗师的接纳程度。通过前测和后测的比较，可以显示治疗期间当事人的自我接纳是否有变化。通过把治疗组的变化程度与控制组进行比较，或者通过实验组的自我比较（控制期与治疗期的比较），可以测定人格变化与治疗过程的关系。我们最终能够得出结论，在治疗师的接纳和当事人的自我接纳之间是否存在一种操作定义的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相关是多少。
测量第二个和第三个假设有些真正的困难，但没有理由推想它们不能得到客观的研究，因为我们在心理测试方面的精密性已经大大提高了。某些类型的态度测验或者Q分类可能是适于第二种假设的手段，用来测量治疗师对当事人的态度，以及当事人对自我的态度。在这里，研究框架的连续谱会从一个外在客体的客观情况过渡到一种个人的和主琨的体验。既然内心体验式的学习很可能伴随生理上可测量的变化，适于假j发三的测量有可能是生理学上的相应指标。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从学习的有效性推断体验式学习的发生，因此可以测量不同领域内学习的有效性。目前阶段我们的研究方法对于处理假设三可能有很多困难，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些肯定也能够得到可操作的定义和实证的检验。
从这类研究中得到的结果大概具有下列特征。让我们用假设的例证来具体地进行说明。假定我们发现治疗师的接纳导致当事人的自我接纳，而且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大约是0. 70。在假设二中，我们可以发现假设未得到支持，但发现治疗师越是把当事人看作是一个人，当事人的自我接纳就越高。因此我们可能得出结论说，当事人中心的态度是接纳的一个因素，但它与当事人生存态度的转变关系不大。让我们再艘定，在治疗中发生的某些种类的体验式学习rt控制组更多，这种数据就支持了第三个假设。
上面的叙述为我们描述了在治疗领域内科学所能提供的帮助。显然我没有谈到所有可能出现在研究结果中的限制和分歧，也忽略了参考可能突然出现的人格动力中的意想不到的线索（因为这些是很难预先想象的）。对治疗中的事件和发生的变化，科学研究能够给我们一种越来越精确的描述。它能够提出关于人类互动关系的若干尝试性规律。它能提供公共话语的、可以重复验证的陈述，这样我们如果知道某些可操作的定义条件存在于治疗师身上或存在于关系之中，那么就可以用一种既定的概率来预期当事人的某些行为。它大概能像在知觉和学习的领域一样，在治疗和人格变化的领域也做到这样的工作。最终，理论上的系统表述应该把这些不同的领域整合在一起，阐明看起来可以控制人类行为变化盼规律，不管是在知觉的领域、学习豹领域，还是在包括知觉和学习的、更加综合的整体性变化的心理治疗领域。
若干问题的讨论如何看待心理治疗的基本层面，如何在这个领域里开拓煎进，我们现在有两个差异极大的方式，两种非常不同的取向。如同我们在这里看到而且频繁遇到的这种情况，在这两种叙事方式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共同的基础可以彼此衔接。每一种都代表了一种严肃的治疗观；每一种似乎都是遢向富有意义的治疗的真实途径。当这些观点被不同的个体和团体认同时，就会构成尖锐的意见分歧的源泉。假如两种取向对一个人——比如我自己——似乎都显得很真实，那么这个人就会因此感到一种内在的冲突。两种观点的冲突在表面上或许可以得到模糊的处理，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互补的，但据我看来，在很多方面它们具有对抗性。我下面想要讨论这两种观点对我构成的一些根本问题。
科学家的疑问我在此松散地用“科学观”和“体验观”两个词语分别来代表这两???种观点。首先我要提出科学观对于体验观的质疑。硬心肠的科学家提出的问题有以下几个：
(1)首先他问道：“你怎么知道你的解释，或以前或以后可能提出的任何一种解释，是正确的？你如何知道它是否具有任何关于现实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这种内在的以及主观性的体验作为关于人际关系或者关于改变人格的途径的真理来信赖，那么，瑜伽功，基督教科学，据说可以排除有害印象的带尼提疗法①(ciianetics)，以及那些相信自己是耶稣基督的精神病人的幻觉，就都可以是真实的了，就像你的这种解释一样真实。它们每一种都是某个人或群体在内心所理解的真理。如果我们要避免出现这种多重的、互相冲突的真理的困境，日益接近最终的真理，我们就必须求助予我们所知道的惟一的方法，那就是科学的方法。”
(2)其次，体证式的途径将会把我们关在科学进步的大门之外，使治疗师无法改进他的治疗技术，无法在治疗关系中找到不能令人满意的因素。我们知道，现有的解释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治疗关系中现有的经验也不可能处于最有效的水平，因此现有的解释就一定存在一些未知的瑕疵、缺陷、盲点。怎样发现它们并进行纠正？为达到这一目标，体证式的途径所提供的只不过是一个试误的过程，币仅作用缓慢，而且不能提供确实的保证。别人的批评或建议也没什么太大的帮助，因为他人不能进入这种主观体验，因丽对治疗关系本身没有权威性的发言权。但是，科学的方法以及现代逻辑实证的程序，对此可以提供很多解决方案。任何一种可以描述的经验都能用操作性术语来描述，可以系统地表述假设并付诸于检验，这样就可以区分真理与谬误。这似乎是知识进步、自我修正与成长的惟一确凿的途径。
(3)科学家还有第三种议论。“在你们对治疗体验的描述中暗含的似乎是这样的看法，就是在它里面有着无法预测的因素——其中有着某种自发性或者自由意志（对不起，我竟会用这个词）在起作用。你似乎在说，当事人的行为——或者治疗师的行为——不是由什么外在原因引①带尼提疗法(dianetics)是西方流行的一种神秘的精神疗法。 译者注起，不是一连串因果关系中的一个链条。我不想显得像个形丽上学家，但我有一个疑问：这是不是不可知论？既然我们的确能够发现是什么引起大量的行为的原因——你自己也谈到创造某些条件然后就会有行为的结果发生——那么为什么要中断这种努力呢？为什么要放弃致力于揭示所有行为的原因呢？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把自己看作是机器人，而是在说为了探求事实真相，我们不要给自己设置信念的障碍，认为知识的大门对我们已经关闭。”
(4)最终，科学家无论如何都不明白，为什么心理治疗师——体11论者——竟会挑战科学的工具和方法，要知道我们所着重的几乎所有的进步都是科学的结果。“在疾病治疗方面，在预防婴儿死亡方面，在大量的农作物种植方面，在食品保藏方面，在所有使生活更舒适的物品——从书籍到尼龙——的生产制造方面，在对宇宙的理解方蕊，基石是什么？它就是科学的方法，适用于以上所说的每一个方面，也适用于许多其他的问题。当然，科学也改进了战争的方式，既适用于人的建设性目的，也同样适用于人的破坏性目的，但是即便在这个领域，科学的潜在社会实用价值也是很大的。所以，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为什么要怀疑科学方法的价值呢？确实，在这个领域进步的速度比较缀慢，迄今还没有像地心引力定律一样得到证明的基本规律，但是我们会因为心情急躁而放弃这种追求吗？还有什么别的可能的选择能给我们提供同样的希望呢？如果我们一致认为，当前世界上的各种社会问题非常严重，而心理治疗为人类行为中最关键和最具意义的变化提供了有效途径，为了最迅速地探索关于个体行为和态度变化的规律的知识，那么，可以相当确定地说，我们的行动方案就必然是尽可能广泛地以最严格的标准将科学方法应用于心理治疗。”
体证论者的疑问对某些人来说科学家提出的质疑似乎已经使问题得到了答案。但他们的议论却远不能让经历过治疗体验的治疗师满意。关于科学的观点，这个体证论者犹如骨鲠在喉，有话要说。
(1)体证论者指出，首先，“科学总是关涉他者，关涉客体。许多严谨的科学逻辑学者，包括心理学家斯蒂文斯(Stevens)，都曾指明，科学总是指向某个可观察的对象、可观察的他者，这是科学的一个基本要素。即使科学家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他也是把自己视为一个可观察的客体。科学永远不会指向体验之我。目前，科学的这种特性意味着，它必定与心理治疗这样的经验没有关系，对不对？因为治疗在本质上是极其个人的、高度主观的，完全依赖于两个人的关系，而其中每个人都是一个体验之我。科学当然可以研究已经发生的事件，但它总是以一种与正在发生的事件无关的方式进行研究。打一个比方说，科学可以对已经死去的一个治疗事件进尸体解剖，但是出于它的本性使然，它永远无法进入治疗活生生的机体运行过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治疗师们——通常是以直觉的方式——认识到治疗的任何进展，关于治疗的任何新颖l的知识，关于治疗的任何有意义的新假设——必定是来自予治疗师和当事人的体验，而永远不会来自于科学。再使用一个类比，根据对星球运行轨道的科学测量，我们就能预测某些天体的存在。然后天文学家们去寻找这些假设的天体，并发现了它们。但是期望在心理治疗中也会出觋这样的结果，似乎是断然不可能的；因为科学对‘我，在治疗中内在的当事人体验根本无话可说。科学只能说‘他者，之事”。
(2)“因为科学将‘能者’、‘客体’作为自己的领地，这就意味着它所触及的每件事情都会被转换成一个客体。在物理科学中，这从来不成为一个问题。在生物科学中，它已引发了某些难题。许多医学界人士对把人类机体看作一个客体这种日益增长的趋势感到担忧，尽管科学自有其效能，但对病人来说却未必是件幸事。这些人士希望回到将人当作人对待的时代。然而，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个问题变得具有特别的严重性。这个问题就是：社会科学家总是把人作为客体来研究。用这种方式来研究心理治疗，当事人和治疗师都会变成被解剖的客体，而不是与研究者一起进入活生生的关系中的当事人。乍看起来，这似乎并不特别重要。我们或许会说，只有在扮演科学家的角色时，研究者才确实把他人看作是客体。他也许可以从这个角色中脱离出来，再变成一个真正的人。但是如果我们更深一层地考察，我们就会看到，这是一个很肤浅的回答。假如我们把自己投射到对于未来的设想之中，并断亩今天的心理学所研究的问题我们差不多都有了答案，那又会怎样呢？那时，我们会发现自己日益被某种力量所驱使，会把所有的他人乃至我们自己，都当作客体来看待。那时关于人类所有的人际关系的知识体系会变得庞大无比，以至于我们都会仅仅去追求这种知识，而忽略非反恩的人际关系的生活本身。例如我们看到，有些知识广博的家长自认为懂得这样的道理，即爱的情感“对于孩子有益”；而这种态度——无论是否具有爱的情感——背后的知识往往使他们难以自由地、非反思地做人，知识反而成为自我实现的绊脚石。因此，在心理治疗这样的领域中，科学的发展可能与治疗的经验没有任何实质的关联，甚至可能使个人在实际体验和实现人际关系时更为困难。”
(3)体证论者还有一种更深层的担忧。“如同上面所说的，科学把人转换成客体，它这对还会有另一种效果。科学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人为的操纵。这一点在天文学之类的领域中还不是大问题，但在物理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我们关于事件及其关系的知识可以导致对等式关系中某些因素的操纵。这在心理学中无疑是确实的，在心瑾治疗中也会是确实的。如果我们掌握了所有的关于学习的规律性知识，那我们就可以用这种知识去把人当作客体来操纵。我的这个陈述没有对人为操纵作价值评判。有的操纵可以是高度合乎伦理的。运用这种知识，我们甚至可以把我们自己当作客体来操纵。例如，了解到分散复习可以比集中学习能更好地促进外语学习，我可以用这种知识来操纵我学习匿班牙语的时间分配。但是，知识就是力量。当我弄清楚了学习的规律，我可以利用知识来操纵他人，比如说通过广告、宣传，通过对他人的反应的预测，通过对这些反应的控制等等来达到我的目的。社会科学的知识增长本身包含一种强大的社会控制的倾向，即大多数人被一小部分人控制这样一种趋向。这样说并不是言过其实的夸张。另一个与社会控制同样有力的趋向，是对当事人的经验式存在的削弱和毁灭。如果所有的一切都被看成是客体，那么，主观的个性，内在的自我，处于实现过程的当事人，非反思的存在意识，鲜活生命的内在整体，都会被削弱、贬值、毁坏。这一点也许可以通过两本书得到最好的例证。斯金纳的《沃尔登二世》@是心理学家心目中的一幅乐园风景画。如果不是有意地把它写成一个绝好的讽刺作品，斯金纳肯定是对这种景象心向往之。无论如何，它是一个人为操纵的人间乐园；住在里面的人们能够作为人而存在的程度几乎荡然无存，只有决策委员会的几名成员例外。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明明白白是一篇讽刺作品，但是生动地描绘了人的个性丧失的图景，而这与他所看到的心理学和生物学知识的增长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坦率地说，（就像现在我们所认定、所追求的）正在迅速发展的社会科学，似乎正在导致社会专治，导致人的个性的丧失。在这方面，一个世纪前克尔凯郭尔洞察剜的种种危险，不仅没有消失，而且随着知识的增长，现在显得更为真切。”
(4)“最后”，体证论者说：“我们的讨论最终指向一个事实：伦理学比科学更为基本。我并非对科学作为一种工具的价值一窍不通，我十分清楚它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工具。但是，除非它是具有伦理原则的人们手中的工具（不要忽略‘人们’这个术语蕴含的全部意味），科学是否会成为一个扎格纳奥特嘲5样的神魔呢？长久纵来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个问题。物理学花费了几个世纪，到现在终于认识到了伦理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在社会科学领域，伦理问题的出现更快一些，因为它涉及人的因素。两在心理治疗领域，这个问题显现得最急迫，也最深刻。此处我们所涉及的，是最大限度的主观性、内在性、Al A性}是在生活中实际体现的关系，而不是一种被客观审查的关系；是身体力行地自我实现的人，而不是一个客体；是作为感受、选择、相信、行动着的人，而不是一个自动的机器。我们在此处也是在追求科学最终的目标：对生命最主观的方面进行客观的探索；将所有a些被看作是主观、个人、私密的经验还原为一系列假设，最后还国《扶尔登=世》(Walden Two)是斯金纳宣扬理想国式的行为主义社会控制的科学幻想小说。——译者注②Juggemaut，印度教里的讫里什那(Krishna>神，比喻一种操纵、主宰世界的力嚣。——译者注原为一系列定理。因为在这里两个互相冲突的观点如此尖锐地聚焦在一起，我们必须要做出选择，做出一个价值伦理的个人选择。我们可以不提问题、不做选择}那就是一种被动接受的选择。我们或许可以做出一个能够同时保存这两种价值的选择——但是我们必须做选择。而我现在呼吁，如果我们要放弃那些个人的、体验的、生活关系的、存在性变化的价值，放弃作为过程的个人自我、生存瞬间盼个人自我、活生生的内在主体性自我的价值，我们应该深思熟虑，谨慎从事。”
两难处境我们已经见识了两种相反的看法，在当前的心理学思想中，它们有时是清楚表达的，更多的时候是隐含不显的。各位读者所看到的争论是在我内心发生的争论。我们要到何处去？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途径？问题是否已经得到了正确的描述，或者说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我们有什么样的知觉扭曲？如果从根本上它就像我描述的那样，那我们必须要二者选一吗？如果是那样的话，选哪一个？是否还有某种更广阔更包容的提案能够综合这两种观点，从而使双方都皆大欢喜呢？
改变后的科学观在写完上述内容之后的几年中，我时常与学生、同事以及朋友们讨论起这个问题。对于现已植根于我内心的某些思想的形成，其中一些人特别有悫于我。①我已经逐渐地认识到原来的阐述中对科学的描述有根本性tf
挖认为，原来的主要的缺点在于把科学看作是“在外面”的某种东瓣瓣凌西，某种用大写字母“S”来表征的东西，一种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的“知识体系”。和许多心理学家一样，我曾经把科学想象为一种对尝试性验证了的知识的系统化和组织化，并且把科学方法论看作是积聚这种知识体系并继续进行验证的社会公认的手段。它似乎像个大水库，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用水桶从中取出一些水来——而且有99%的纯度保证。
以这种外在的、非当事人的方式去看待科学，那么就自然不会把科学看作是一种发现知识的崇高方式，反而认为它会导致个性的丧失、操纵的趋势、一种对我在治疗中经常体验到的基本的选择自由的否定，等等。
现在，我想从一个不同的、或许更准确的视角来考察这种科学取向。
科学存在于人科学只能存在于人。每一个科学的研究方案都有着它的创造性开端、探究过程以及尝试性的结论，这些都存在于某个人或某些人。所有的知识——包括科学的知识——都必然是人们主观认定可接受的东西。
科学知识只能传达给那些在主观上能够接受这种传达的人。利用科学的人们也必然要追求对他们而言有意义的价值，否则利用的过程就不会发生。这些话筒洁地概括了我希望强调的对科学描述的几个变化。下面我从这个观点出发，完成对科学的几个不同阶段的描述。
创造性阶段科学昀受孕期始于某一个正在追求某种目标、价值、目的的特定的人，这种追求对他来说有着个人的主观的意义。或者好奇心或者兴趣，他“努力想弄清楚”某个领域的某个“事实”。因此，如果他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他就要使自己投身于有关的经验，不管是在物理学实验室、植物的世界、动物的生命过程、医院、心理学实验室、咨询诊所或者任何别的什么地方。这种投身是完全的和主观的，和前面我描述的治疗中治疗师的投身经历类似。他感知到他感兴趣的科学领域，他用自己的生命来实现它。他所做的远远超出纯粹的“思考”——在已知和未知的两个方面，他使自己的机体成为主角，并以此做出反应。关于他的研究领域，他开始感知到更多的东西，觉得难以用言语来表述，并用自己的机体对于当下还不曾意识到的关系做出反应。
这种完全的主观投身性开启了一种创造的形成过程，一种方向感，一种迄今未被认识的、对于关系的模糊的观念。焦点慢慢集中，印象慢慢增强，可以用清晰的术语来阐述，假设——一种对尝试性的、个人的、于是这种创造的过程演变成为一个主观的信念的陈述。运用他所有已知的和未知的经验，科学家在说：“我有一种预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种关系，而且这种现象的存在关涉到我的个人价值。”
我描述的是科学过程的最初阶段，或许是最重要的阶段；而美国科学界，尤其是心理学界一直倾向于低估或完全忽略这个阶段。这个阶段不是完全被正面否认，而是被人们以最快的速度扫到垃圾堆里去了。妖宾塞(Kenneth Spence)曾经说过，科学的这个层面只不过被人们“看成是理所当然的”①。就像许多别的理所当然的经验一样，它也容易被人们所忘记。全部科学，以及每个科学研究项目，都是在直接的个人主观经验中，才有了自己的起源。
现实检验科学家现在已经创造性地形成了他的假设，他的尝试性的信念。但是它的现实检验如何？我们每个人的经验都说明，我们很容易欺骗自己，我们会坚决地相信某种东西，直到后来的经验证明原来是假的。我怎样才能真正知道，我的尝试性信念与观测的事实是否有某种真正的关系？我可能用不止一条、而是许多条证据来验证。我可能用各种预防措施反复核对我对事实的观察，以确保我没有欺骗自己。我可能请教那些也在避免自我欺骗的研究者，并且学会反思自己对于现象观察的曲解，学会以某些有用的方式，随时捕捉自己没有根据的臆测。简而言之，我者对经的察，个系税地这关即潦将件一发地事k一的然明虾一一一一一一接得述，一一直嘴描鲫鞋徽短。是手：
个人为着编逸本认后主瓣纛～应即说发H若黼瓤e接家源”。
直学来质的科验性可能利用科学所积累起来的完备周详的方法。我会发现，用可操作性的定义来表述我的假设，将会避免许多死胡同和错误的结论。我会认识到，控制组能够帮助我避免错误的推论。我会认识到，相关系数、T检验、临界率以及处理数据的各种方法，同样有助于使我推导出合理的结论。
因此，我们对于科学方法的真正功能就有了明确的认识：我和自己的经验材料之间有一种关系，由此形成了我的具有创造性的主观猜测，而科学方法正是一种防止我在这个创造过程中欺骗自己的程序。正是在这种背景中，或许只有在这种背景中，操作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研究设计、显著性检验等等所构成的宏大框架，才有自己的合理位置。它们的存在不是独立自主的，而是作为一个仆人而存在的；它们的主人是具有主观感受、猜测、假设的人，它们的作用是以客观事实来核查那个人的假设。
即使是在使用这种严格的、非个人的方法的全过程中，所有的重要选择还是由科学家在主观上做出的。在众多的假设中我要把时间用于哪一个呢？在一个特定的研究中，哪种控制组最适于避免自我欺骗呢？我会将某种数据分析做到多细呢？我对研究结果的信任程度有多少呢？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都必然是一种主观的个人判断，都在强调科学的宏伟结构扶根本上说依赖于一群当事人对它的主观的使用。科学方法是我们至今能够设计出来的最佳工具，其用途是帮助我们来核查我们人类机体对宇宙大干世界的主观感知。
研究的发现假如，作为科学家，我喜欢我从事研究的方式，假如我向FJr有的证据保持开放的心态，假如我已经明智地选择和使用了我从别人那里吸取来的或我自己设计的所有防备自我欺骗的预防措施，那么，我将尝试性地信任显现出来的研究结果。我将把它们看作是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一块跳板。
在我看来，科学最好的东西，主要是为研究者本人提供一种更加令人满意的、更加可靠的假设、信念、信仰。如果一个科学家致力于向别人证明某个东西-哦自己曾经不止一次地陷入这样的误区——那我就会认为，他是在利用科学这个工具采为一种当事人的不安全感强作支撑，是在阻碍科学为人服务的真正的创造性作用。
关于科学的研究发现，其主观的基础在下列情形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科学家有时会拒绝相信他自己的研究发现。“这个实验确实显示如此这般的结果，但我认为它是错误的。”这样的情况每一个科学家都会不时地体验到。由于一个科学家对自己或别人的研究发现表现出近乎固执的怀疑，最终可能导致真正有创造价值的发现。归根结底，与其相信科学的方法，他可能更多地信任他全部的机体反应。毫无疑问，这可能会导致科学的新发现，也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失误，但是这种情形再次显示出在运用科学的过程中主观性所占有的主导地位。
科学发现的交流早晨我沿着加勒比海的珊瑚礁趟水，我认为—一我看见了一条蓝颜色的大鱼。如果你也独自看见了它，那么，我对自己的观察会感到更加确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主体间验证，在我们对科学的理懈中，它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我带领你——通过谈话、阅读或者行为等等——走过我藿E-项研究中已采取的步骤，而在你看亲，我没有欺骗自己，而且我确实发现了一个与我的价值有关的新的联系，而且有证据表明我对这个联系的尝试性信任有充分的理由，那么，现在我们就有了大写的科学。
在这里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科学知识的体系。实际上报本不存在这样的知识体系。我们所有的只是尝试性的信念，分别存在于某一些人的主观经验之中。假如这种信念不是尝试性的，那么我们拥有的那些东西就是教条，而不是科学。另一方面，如果除了研究者本人，没有人相信这个研究的发现，那么这个研究发现就是人化的东西，离奇古怪的东西，是一个心理病理的案例，不然就是一个罕见的天才发现，是当代人类还没有能力认芬到的真理。这个话题引导我进行评论，究竟谁是可以尝试性地相信某个特定的科学研究发现的人类群体？
与谁交流？
显然，科学的研究结果只能拿来与那些遵循相同研究规则的人交流。
澳大利亚的丛林人对有关细菌感染的科学研究不会有特别深刻的印象。他们确信，疾病是由邪恶的精灵引起的。只有当他们也同意用科学方法作为一种预防自我欺骗的手段时，才可能接受关于细菌的研究结果。
但是，即使那些采纳了科学的基本规则的人，对科学研究的尝试性信任也只有当主观上愿意的时候才会出现。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例子。大多数心理学家都愿意相信，班级授课制能够带来知识的显著增长，而非常不愿相信超感官知觉(extrasensory perception)能力可以让一张看不见的纸牌产生旋转。然而，后者的科学证据比前者更合乎科学程序的要求。同样，我们常说的“艾奥瓦研究”曾经指出，人们的智力可以通过环境条件得到相当大的改变，当它首次公布时，心理学家怀疑甚多，很多人抨击它所用的科学方法不够完善。对于这个研究结果的科学证据，目前并不比当年的艾奥瓦研究好多少，但是心理学家相信这样一个研究结果的主观定势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有一个科学史学家曾经说过，实证论者——如果他们当时已经存在——会是首先怀疑哥白尼的研究结论的人。
似乎可以说，我是否相信其他人酌科学研究发现或者我自己的研究结论，部分地依赖于我是否具有相信这样的研究结果的心理定势。0我们没有清楚意识到这个主观事实的一个理由是，特别是在物理科学中，我们已经逐渐适应了一个非常大的经验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我们愿意相信任何研究结果，只要它显得符合科学游戏的规则。
科学的应用然面，不仅仅是科学的开端、过程、还有结论存在于人们的主观经验中，而且它的应用也是如此。“科学”本身永远不会使人失去个性，对当事人进行操纵或控制。恰恰只有人才能够并实际上去傲这些事情。
的确，这显而易见而且是老生常谈，然丽，领会它的深层含义对我来说仍然有重大意义。这意味着，在人格领域内对科学研究结果的利用，现在是、而且将来仍会是一个主观的个人选择的问题——科学家此处的选择与当事入夜治疗中所做的选择属于同样的性质。如果当事人防御性地将自己的经验场封闭在意识之外，他就有可能在相当的程度上做出具有社会破坏性的选择。如果他向自己的经验的所有层面开放，在相当的程度上我们可以肯定，他就有可能用一种对个人和社会都具建设性的方式应用科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或任何其他的工具或能力）。①所以，实际上，没有什么危险的“科学”实体能够以任何方式影响我们人类的命运。具有危险性的只是人们自己。尽管我们当中有许多人，由于自我防御性的缘故，的确深具威胁性和危险性，而现代的科学知识叉会使得这种社会威胁和危险成倍地增加，但这绝不是事情的全部。我们还应该看到另外两个照著朐因素；(1)有许多人对他们的经验相对开放，因此可以具有社会建设性。(2)心理治疗的主观体验以及有关这个问题的科学研究都显示，当事人具有自我改变的动机，而且能够在别人帮助下改变自己，趋向于对经验更开放，因此在行为上会利于当事人和社会，而不是自我毁坏和威胁社会。
简而言之，科学永远不会对我们造成威胁。只有人能够造成威胁。
个体的确会因为手中掌握科学知识的工具而具有极大的破坏性，ig这只是情形的一个方面。我们已经具备一些主观和客观的知识，知道有一些①对这个观点，我已在另一篇论文《创造性理论初探》中更为详细地解释了其基本愿基本原则可以遵循，从而使人具备与其生命机体过程自然协调的建设性的社会性行为。
新的整合对我而言，这样一个思想路径帮助我实现了一种崭新的整合，这种整合可以消弭“体证论者”与“科学家”之间的冲突。其他人也许并不接受这样一种整合，但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在以上论述中，主要论点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含的，我在此处要尽量明确地加以陈述，并且要顾及对立观点之间的争议。
科学，还有心理治疗，以及生活中所有的其他方面，都植根于一个人宜接的、主观的经验之中，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科学起源于内在的、完整的机体经验，这种经验只能得到部分的不完美的传达。科学是主观经验的一个阶段。
因为我发现了人际关系的价值和回报，我才走进一种治疗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情感和认知汇合成一个整体的经验；经验是生活本身，而不应被看作是被检查的客观材料；经验的意识是非反恩的；我是经验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但是由于我对宇宙和人际关系体现的美妙秩序感到好奇，我就可l丛从经验中抽身退步，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观察它，从而使我自己或者他人成为观察对象。作为一个观察者，我会使用所有来自生活经验中的直觉。作为一个旁观者，为了避免自我欺骗，为了对存在的秩序获得一个更如精确的图景，我会使用Ffr有科学的原则和标准。科学不是某种非人的东西，而仅仅是个人主观生活的另一个阶段而已。对于心理治疗（或任何其他问题）的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可能来自直接经验，或者来自根据科学规则所做的观察，或者来自个人内在的这两类经验之间的交流对话。有关自主选择的主观经验在治疗中具有首要的地位，在个人对科学方法的应用中也具有首要的地位。
我要怎样应用通过科学方法获得的知识一我要用它去理解、提高、丰富，还是用它去控制、操纵、毁坏——这是一个主观选择的问题，取决于我的具有个人意义的价值观。如果，出于恐惧和自我防御，我把范围广大的经验场排斥在我的意识之外一一如果我只能看见那些支持我目前信念的事实，而对所有其他的事实熟视无睹；如果我只能看见生活的客观方面，而不能洞察主观的方面；如果我用任何一种方式把我的知觉范围限制在很狭窄的领域，从而变得闭目塞听；那么，我就有可能具有社会破坏性，不管我使用的是科学知识的工具，还是人际关系的情感力量或权威影响，我都会造成威胁。反过来说，如果我向我的经验开放，并能够允许我的意识接近我的复杂机体的所有感受，那么，我就有可能实际地建设性地来使用我自己，使用我的主观经验，其中包括我的科学知识。
所以，在两种原先被体验为相互冲突的取向之间，我目前所能够达到的整合程度就是这样。它并没有完全解决前面部分所提出的全部问题，但它似乎指明了一个解决冲突的要害。把主观的生存性的个人及其价值观作为治疗关系和科学关系的基础和根源，这样就改写了这个问题，重新看待了这个问题。科学，在它的起源之处，同样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我一你”关系。而只有作为一个主观的个人，我才能进入任何一种这样的关系。
##第十一章心理治疗中的人格变化
下面这篇文章列举了一些从L950年至1954年在芝加哥大学o理咨询中心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研究的要点。这项研究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医学科学部的慷慨支持。应1954年在多伦多召开的第五次国际o理健康大会的邀请，我向套议呈交一篇论文，在论文中我尝试性地描述了有关治疗研究的某些程序。在准备这篇论文的一个月之内，我们的那奉描述治疗研究程序的书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罗萨林·戴菩德(Rosalind Dymond)和我担任主编，同时我也撰写了书中某些章节，其他作者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应该得到同样的荣誉。我这篇论文就从他们的工作中吸取了许多十分鲜明的观点。这些作者是：约翰．M．布特勒(John眦Butler)，迪斯曼德·卡特瑞特(Desmond Cartwright)，托马斯·戈登(Thomas Gordon)，唐纳德．L．格如曼(Donald L．Grummon)，杰勒德.V.哈尔(Gerard V. Haigh)，伊芙- s.约翰(Eve S．John)．埃瑟雷.C.
鲁迪柯失(Esselyn e Rudikoff)，朱刺叶斯·希曼(Julius See-man)，罗兰德．R．陶格斯(Rolland R+Tougas)，曼纽．J．沃伽斯
我把这段介绍加进本书，有一个特殊的理由：它以简洁的形式向我们显示了在对人格的变化不定、模糊不清、板富意义而又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那个方面——自我的测量中，取得的一些令人激动的进步。
我和我的同事们致力于用客观的科学方法测量当事人中心治疗的效果，本文的目的则是呈现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所积累的主要经验。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内容，我将简单地描述一下这项研究工作的背景。
多年来，我与同行心理学家一直工作在心理治疗这个领域。我们试图通过我们的心理治疗的经验来探讨，当那些适应不良或者心理失常的人前来寻求帮助时，是哪些有效因索引起了当事人的人格和行为的建设性变化。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我们逐渐系统阐述了一种可称为非指导性或当事人中心的心理治疗取向。我已经在本书的若干章节（第1、2、5、6、8章）以及许多论文中对这种取向以及它的理论基础作r描述。
使治疗以及治疗效果的动力学服从于严格的科学研究，这一直是我们持久的目标之一。我们深信，无论对当事人还是对治疗师，心理治疗者B是一种主观上与生存有关的深刻体验，它充满了复杂微妙的因素，牵涉到许多人际互动的细微差别。然而我们也相信，如果这种体验是一种意味深长的体验，其中当事人的深刻领悟带来了人格上的改变，那么这些改变就应该经得起研究的检验。
过去的14年来，对这种治疗形式的过程及其效果，我们已经进行了许多这样的研究。（在第5章，特别是第2、4和第7章中．对这个研究体系有一个概括的说明。）过去五年间，在芝加哥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一系列经过协调的研究程序被设计出来，用以阐明这种心理治疗形式的成果，并由此推进了这方面的研究。正是从目前的这个研究程序中，我希望呈现这项研究的某些显著特征。
研究计划的三个方面关于我们的研究，我认为对我们的读者来说意义最大的是以下这三个方面。
(1)在心理治疗研究中，我们所使用的标准与传统的思路有所不同。
(z)在这项研究的设计中，我们已经解决了目前为止妨碍产生明晰结果的某些难题。
(3)我们用客观的方法测量微妙的主观现象，已经取得了进展。
测量人格变化的任何尝试，都可以利用我们研究程序中的这三个因素。所以它们适用于任何形式的心理治疗研究，或适用于那些设计来引发人格或行为改变的任何步骤的研究。
现在让我们按照顺序解释这三个因素。
研究的标准在心理治疗中，研究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我们的计划初期面对的一个最让人困惑的问题。大家普遍认可的一个观点是，这个领域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测量心理治疗“成功”的程度，或者是所达到的“治愈”的程度。虽然我们也难免受到这种看法的影响，不过在经过认真的思考之后，我们摒弃了这些观念，因为“成功”或“治愈”的程度是无法明确规定的，或者在根本上是带有价值判断的，因此不能算作是这个领域中的科学的一部分。至于怎样才算是“成功”——无论是症状的排除，心理冲突的解决，社会性行为的改善，还是一些其他行为类型的改变，对此并没有一个普遍的共识。既然对于大多数心理失调，我们处理的是习得行为，而非一种疾病，所以“治愈”这个概念的提法完全是不适当的。
作为我们的思考的一个结果，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没有问“治疗成功了n萼？疾病治愈了吗？”这样的问题，而是问了一个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宋看更站得住脚的问题，即“伴随治疗两发生变化的是什么?.,为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一个基础，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个我们不断完善的心理治疗理论，而且从中汲取了我们假定在治疗中发生的变化的理论描述。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确定在可以测量的程度上假设的变化是否真的发生。从当事人中心治疗中，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些假设：治疗期间，先前被拒绝察知的那些感受得到了体验，并被吸收进自我观念中；治疗期间，现实的自我观念与理想的自我观念更加一致；治疗期间以及治疗之后，当事人可观察的行为变得更加具有社会性而且更加成熟；治疗期间以及治疗之后，当事人自我接纳的态度提升了，而且这种提升与对他人接纳的提升程度相关。
这是一些我们已经能够进行研究的假设。也许有一点将会很清楚，就是对于我们的研究，我们已经完全摒弃了有一个普遍的标准的观念，而用很多明确规定的变量来代替所谓的标准，每一个变量对于研究中的假设来说都是详细而精确的。这意味着我们有希望在研究中熊够用这样一些形式来陈述我们的结论，比如，当事人中心治疗引起了特征a、b、d还有f的一些可测量的变化，但没有引起变量c和e的变化。有了这类陈述，专业工作者和外行人就可以站在某个立场上，对于导致这些变化的过程是否可以认定为“成功”做出自己的价值评判。然而，这样的价值判断并不会改变我们逐步积累的关于人格改变的有效条件的科学知识中的可靠事实。
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用许多特殊的标准变量代替了一个通常笼统的“成功”标准，每一个变量都来自于我们的治疗理论，并且每一个变量都是可操作定义的。
对标准问题的解决极大地有助于我们明智地选择成套测验中所使用的研究工具。至于什么样的工具可以测量“成功”或“治愈”的程度，我们不问这种无法回答的问题，而是提问那些与每个假设有关的明确问题。什么样昀工具能用来测量当事人的自我观念？什么样的工具可以对行为的成熟度做出令人满意的测量？我们怎样才能测量一个人对他人的接纳程度？诸如此类的问题虽然很难直接回答，但操作上的答案是可以找到的。因此研究标准的选定对于我们解决研究工具的所有问题提供了很多帮助。
研究的设计许多深思熬虑的作者提到，没有客观的证据表明心理治疗能够带来建设性的人格改变。海h (Hebb)说：“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心理治疗是具有价值的”(1949，p．271)。艾森克(Eysenck)在考察了一些现有的研究之后指出，研究资料并“没有证明心理治疗促进了神经病患者的恢复，无论是弗洛伊德式的还是其他类型的心理治疗” ( 1941，p．322)。
注意到这种令人遗憾的状况，我们迫切需要以一种非常严格的方式设计我们的研究，以便对我们的假设的证实或证伪可以确证两点：
(1)在治疗中有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2)如果确实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可归因于治疗，而不是归因于其他一些因素。在心理治疗这样一个复杂的领域，很难做出一个能够实现这些目标的研究设计，但是我们相信，在这个取向上，我们已经取得了真正的进展。
选定了我们想检验的假设，以及最适合于它们的操作化的测量工具，现在我们要为下一步做准备。就像图11-1显示的那样，这一系列挑选出来的客观的研究工具是用来测量一组当事人在治疗前、完成治疗以及六个月到一年之后的追踪阶段的各种各样的特征。所研究的当事人可以代表芝加哥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来访者群体。我们的目的是收集至少25位当事人的资料，包括晤谈的原始记录。我们的选择是对一组规模适中的群体进行深入研究，而不是对大量被试进行肤浅的分析。
治疗组』控制组J我们选择治疗组的一部分成员形成一个自控组。该小组被施于研究工具的成套测验，并要求其度过为期两个月的控制阶段，然后在咨询之前再给子第二次成套测验。这个程序的理论根据是，如果只是由于治疗而促进了当事人发生变化，或者是因为当事人自身具有某种人格结构，那么同样的变化也应该出现在这段控制期。
选择不进行治疗的另一群人作为一个配对控翩组。这个组在年龄和年龄分配上与治疗组相同，而且在社会经济地位、男女性别、学生与非学生的比例上，也大致相同。在相应的时间间隔内，对这个组给予与治疗组同样的测验。为了把他们与自控治疗组进行更精确的比较，给予该组一部分人四次成套测验。设置这个配对控制组的理论根据是，如果当事人身上发生的变化是因为时间推移的结果，或者是由于随机变量的影响，或者是重复施测的人为产物，那么在对该小组的研究结果中，这样的变化应该是明显的。
双重控制设计的逻辑思路是：如果治疗组在治疗期间和治疗之后显示出的变化较自控期或配对控制组发生的变化更为显著，那么就有理由把这些变化归因于治疗的作用。
在这篇简短的报告中，我不能详述在这个研究设计的框架内所实施的各种方案错综复杂的细节，不过读者可以参考一份较为完整的报告(Rogers& Dymond，1954)，它描述了迄今已完成的13项研究计划。
我们已经得到了由16位治疗师对29位当事人所做治疗的全部资料，还有关于一个匹配控制组的完整资料。对这项研兖结果的谨慎评估使我们能够得出某些结论，例如：在治疗期间和治疗之后，当事人的自我知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事人的人格特征和人格结构发生了建设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当事人的人格特征向着良好的机能发展，向着人格整合和自我调节发展；由当事入的朋友们所观察到的当事人的行为变得更加成熟。在上述几种情况中，治疗组的变化都显著大于在控制组或者在自控期的当事人身上发生的变化。只是，关于接纳他人以及民主态度的假设，研究结果显得有些含混不清。
据我们判断，已经完成的研究程序已足以修正像海h和艾森克等人作出的那些陈述。现在，至少在当事人中心的心理治疗中，现在已经有了客观的证据表明，当事人在建设性取向上的人格及行为的积极变化，可以归因于心理治疗。正是由于采纳了多种具体的研究标准，使用了严格控制的研究设计，我们才有可能做出这样一个陈述。
对自我变化的测量由于我只能星现研究结果的一小部分，所以我将选择在方法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研究发现上最具启发价值的领域加以阐述，那就是，对当事人自我知觉的变化的测量，以及自我知觉与其他变量的关系。
为了获得当事人自我知觉的客观指标，我们使用了新近设计的、由斯蒂芬森(Stephenson，1953)加以改进的Q技术。我们从晤谈记录和其他原始资料中抽取了大量自我描述性的陈述。一些典型的陈述是：
“我是一个谦恭的人”；“我不信任我的情感”；“我感觉很轻松，没什么可烦扰我的”；“我害怕性”；“我喜欢凑热闹”；“我有一个魅力人格”；“我害怕别人议论我”。我们把一百句这样的陈述作为一个随机样本用作研究的工具，而且对其进行了编辑，使之更加清晰。这样从理论上讲，现有的这个取样，就可以看作是个人自我知觉方式的一个样本。这上百句陈述，每一句都印在了一张卡片上，交给当事人，要求他给这些卡片分类，以描述自己“现在的样子”，让其根据卡片上的条目是否符合其个性特征，按照由多到少的顺序，把这些卡片分作九组，并告之使每组中的条目达到一定的数量，以便显示条目的一个大致上的常态务布。当事人被要求在治疗前、治疗后、追踪期这几个主要阶段，以及在治疗期间分数次按照这种方式把这些卡片分类。每次他对这些卡片进行分类描绘自己的同时，也要求他把它们分类以描述他希望成为的那个自我，即他的理想自我。
这样我们对当事人在各个测量点上的自我知觉，以及他的理想的自我知觉，就有了详尽而客观的表现。这些不同的分类有着内在相关性，两种分类之间的高相关显示了相似性或缺乏变化，低相关则显示了一种相异性或一种变化的显著程度。
为了说明这种测量工具对某些关于自我的假设的检验，我将呈现对一个当事人的研究结果（Rogers&Dymond，1954，第15章）。我稽信，与呈现从我们对自我知觉的一般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相比，这样做将会更充分地显示那些结果的启发价值，当然我也会顺便提及那些从一般研究中得出的结论。
我抽取其材料的当事人是一位40岁的女性，她的婚姻非常不幸。
她的处于青春期的大女儿患有神经衰弱，对此她感到非常内疚。她是一个有着强烈不安感的人，在诊断性测量中被认为有严重的神经过敏。她不是自控组的成员，所以在接受了第一次成套测验后就直接进入了治疗。当她结束治疗时，在五个半月的时间内她一共前来进行了40次晤谈。后来又对其实施了七个月的追踪测验。那时她决定再接受另外8次晤谈。五个月后对其做了第二次追踪研究。咨询师断定治疗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进展。
图11-2呈现了一些这个当事人正在发生变化的自我知觉的资料。
每一个圆圈代表了一种对理想自我或者现实自我的分类。这些分类是在治疗前、第7次和第25次晤谈后、治疗结束时，以及第一次和第二次追踪阶段后完成的。然后给出许多类别之间的相关系数。
理想自我现实自我记忆中的自时间追踪 追踪图11-2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关系变化注释：图中数字为相关系数，省略了小数点。如72应理解为o.7Z。凰11-3情况与此相同。
现在让我们仔细察看这些我们有兴趣进行检验的其中一个假设的数据，这个假设是：在治疗期间当事人自我知觉的变化要大于非治疗期。
在这个特殊的案例中，治疗期间的变化(r-0, 39)大于任何一个追踪期的变化(r-0. 74，0.70)，也大于整个为期12个月的追踪期变化(r=0. 65)。因此，在这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中我们的假设得到了支持。
大致的研究结果是，治疗期间自我知觉的变化显著大于控制期或追踪期，而且也显著大于控制组的变化。
让我们考虑另一个假设：我们预测，治疗期间和治疗之后当事人的自我知觉会有更积极的评价，例如，自我知觉变得与理想自我或者想象自我更加一致。
当她首次来治疗时，这位当事人在她的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之间显示出相当的不一致(r—0.21)。在治疗期间以及治疗之后这种不一致降低了，在最后的追踪研究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一致程度( r-0. 79)，这就确证了我们的假设。以上所述代表了我们整体的研究结果，整个实验组在治疗期间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之间在一致性程度上有了显著提高。
对图11-2的周密研究将会显示，在我们的研究结束时，当事人的自我知觉已变得非常接近于她初来时的理想自我( rIB．SF：-0. 70)；有一点也应该注意：与她最初的理想自我相比，她最终的理想自我形象变得稍微趋近于她最初的现实自我(rSB．IFz -0. 36)。
让我们简单地思考一下另一个假设：自我知觉的变化不是漫无目标的，而是朝着被内行评定者称之为自我调节的方向变化。
作为我们的研究内容的一部分，Q分类卡片被送给一组没有参与研究的临床心理学家，并请他们以一种“调整良好”的当事人为参照对卡片进行分类。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分类标准，任何一位当事人的自我知觉都可与此进行比较。通过比较而得出的一个简单的评分，被称之为“调整分数”，用以比较当事人的自我知觉与这个“调整良好”的“标准分数”之间的差异程度。较高得分显示出较高的“调整良好”程度。
在这个当事人的案例中，我们一直在思考图11-2显示的六个连续的自我分类（始于治疗之前的自我知觉，到第二个追踪阶段结束时的自我知觉）的得分：35，44，41，52，54，5l。如同操作定义那样，当事人明显朝着改蘅调整的趋势变化。作为整体的小组亦是如此。在治疗期阗调整性分数有了显著提高，追踪期间的得分有极为轻微的回落。控制人群中基本上没有变化。因此，无论从速个特殊的当事人来看，还是从作为整体的实验组来看，我们的假设都得到了支持。
当对不同的自我知觉得分做出了定性的分析詹，研究结果进一步确证了这个假设。把最初的自我描述与那些治疗后的自我描述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在治疗之后，当事人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她感至U她更加自信和自立，对自己有了更好的理解，内心更加平和，与他人相处更加轻松自在。她感到内疚感减少了，怨恨感减少了，强迫感和不安全感减少了，自我隐蔽的需要减少了。这些质的变化与那些在研究中由其他的当事人显示出来的变化相似，并且在总体上与当事人中心治疗的理论相一致。
我还想指出图11-2中显示出的另外一些有趣的发现。
显然，理想自我的表征比现实自我的表征要稳固得多。内在的相关都在0. 70以上，而且当事人理想自我的观念在整个治疗阶段相对来说变化不大。这几乎是我们所有当事人的特点。虽然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没有形成假设，怛是我们曾经预测，一些当事入主要通过他们的价值观的改变，而另外一些人则通过自我的改变来实现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一致。然而到目蘸为止我们的证据显示这是不正确的。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情形，自我观念表现出较大范围的变化。
然而，在我们这个当事入的案例中，理想自我的形象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而且这个轻微变化是朝着一个有趣的方向的。如果我们统计一下先自《描述的这个当事入理想自我的连续表征的“调整得分”，我们发现前三个的平均得分是57，治疗之后三个得分的平均数是51。换言之，理想自我已经变得不再是那么完美地“调整良好”，或者说它变得更容易达到了。在某种程度上，它已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了。在这方面，这个当事人代表了整个实验组所具有的趋向特征。
另一个发现与图11-2中显示的“记忆中的自我”有关。在第二次追踪研究时，要求当事入再次把卡片分类以呈现当她初次进入咨询时自己的状况。结果证实，这个记忆中的自我与她进入咨询时所显示的自我描述非常不同。它与当时显示的自我表征只有0. 44的相关。而且，这是一个相当负面的瑰实自我的描述，与理想自我有很大的差异(r--0. 21)，而且调整得分也很低——最初的自我知觉得分是35，而现在是26。这显示，在这种对记忆自我的分类中，我们对发生在18个月的研究期间的自我防御的减少，得到了一个相当客观的测量数据。当开始进入治疗时她是一个适应不良和深受困扰的人，在与治疗师最后接触时，她能够得出一个相当真实的描述；后面我们将要看到，通过其他的证据可以证实这个描述的准确性。因此在整整一年半的时间内，自我改变的程度也许通过记忆中的自我与治疗结束时的自我之间的-0. 13的相关更好地呈现出来，而不是由最初和最终的自我之间的0. 30的相关呈现出来。
现在让我们思考另外一个假设：在当事人中心治疗中，在治疗关系提供的那种心理上的安全氛围中，当事人能够察知刭他那些平常被压抑、被拒绝察知的感觉和体验。这些先前被拒绝的体验现在被纳入到自我之中。例如，一个压抑了所有敌意感的当事人，在治疗期间．可能会逐渐自如地体验到他的敌意。然后，自我观念得到重新组织，把这种他对别人怀有敌意的觉察包容进来。在这个程度上，他的自我描述变成了一幅更加准确的图式，或者变成他的一个整体经验的表征。
我们致力于把我们的这部分理论转变成一个操作性假设，我们这样表述这个假设：在治疗期和治疗后，当事人对自我的知觉和诊断者对当事人盼知觉之间的一致性将会提高。我们的设想是，对当事人作出心理学诊断的专家，比起当事人，能更多地意识到当事人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经验模式的整体。因此当事人如果把他先前压抑的许多感受和体验融入到他自身有意识的自我描述中，那么该描述应该变得更加接近于诊断者对他的描述。
对这个假设的研究采用的方法是投射测验（主题统觉测验），在治疗的每个阶段对当事人实施测验，而且由一个诊断者分析这四次测验的分数。为了避免主观偏见，不告知该心理学家测验实施的顺序。然后要求他就每一次测试得分通过Q分类来判断当事人当时的诊断学状态。
这个研究程序给了我们一个没有偏见的诊断评估，此评估所用工具和当事人描绘自己的工具相同，因而凭借不同的Q分类的相关，我们有可能进行一个直接而客观的比较。
图11-3显示了对这个特定的当事人的研究结果。图示上面的部分只是图11-2中资料的缩减。最底下的一排显示了由诊断者作出的分类结果，以及能够使我们检验我们的假设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到，在治疗的开始，当事人对她自身的知觉与诊断者对当事人的知觉之间没有什么关系(r-0.00)。即使在治疗结束时情况也没太大的变化(r-0.05)。
但是到第一次追踪（图中没有显示）和第二次追踪测验时，当事人的自我知觉已经变得与诊断者对她的知觉非常接近(第一次追踪r=0. 56;第二次追踪r-0. 55)。因此假设显然得到了支持，当事人的自我知觉与诊断者对当事人的知觉之间的一致性程度有了显著提高。
圈11-3现实自我、理想自我与诊断的关系（数字为相关系数，省略了小数点）从这方面来看，研究还有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我们注意到，在治疗开始时，诊断者感知的当事人与当事人对自己所拥有的理想自我非常不一致(r=-0.42)。到研究结束时，诊断者对当事人的印象是，她的确越来越接近于她的理想自我(r—0.46)，甚至更接近于她刚剐咨询时所持有的理想自我形象(r—0.61)。因此，根据客观证据，我们可以说，在她的自我知觉和整体的人格描述中，这个当事人实质上己变成了她咨询初始时想成为的那个人。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要点是，诊断者对当事人的知觉所发生的变化，比起当事人知觉的自我发生的变化要更明显（r- -0. 33与r—0.30相比）。考虑到一个普遍的专业的看法，即当事人往往过高估计他们已有的变化程度，我们就会觉得上述事实很有趣。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可能性，那就是，一个人既然可以在18个月的时间内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因而与其说在治疗结束时他的人格与治疗开始时相似，倒不如说更不同于开始时的人格。
对图11-3的最后一项说明与“记忆中的自我”有关。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对于记忆的自我的描述与诊断的印象有正相关(：一0. 30)，因而这往往就证实了先前的陈述，即比起开始治疗时当事人能够列举的自找描述，它表达了一个更准确而且心理防御较少的描述。
概括和结论在本文中，我尽力详细地描述了现在芝加哥大学开展的对心理治疗全面研究的一个基本轮廓，提到了此项研究的几个主要特征。
首先是对治疗的研究拒绝采用一个普遍的标准，而采纳一个在操作上可定义的具体的变化标准，这个标准建立在基于心理治疗的动力学理论的一个详细的假设之上。对许多具体标准的应用，使我们能够在确定当事人中心治疗有无产生各类变化的研究方面取得科学的进展。
第二个特征是对迄今为止心理治疗研究中无法解决的控制问题有了一个新的取向。研究设计包括两个控制程序：(1) -个配对控制组，用以说明时间、重复测验以及随机变量的影响；(2) -个自控组，其中处于治疗的每位当事人把自己与非治疗期进行比较，用以说明人格变量和动机的影响。采用这种双重控制设计，就有可能得出结论，即治疗期间无法通过控制变量予以说明的那些变化，是由于治疗本身引起的。
对此研究需加以说明的另一点是，对当事人主观世界的微妙因素进行严格、客观研究的工作已取得了进展。已经有了客观根据的有：当事人自我观念的变化；自我知觉与理想自我的一致性程度；自我知觉的舒适程度和良好调节的程度；当事人的自我知觉变化与诊断者对当事人知觉的一致性程度。对自我观念在心理治疗的动力过程中所处的位置的理论阐述，也得到了这些研究结果的进一步证实。
在结束本章时我想给诸位留下两个结论。第一个，我所描述的研究程序似乎使得下面一点非常清楚，即由心理治疗引起的人格和行为的变化，可以并且已经获得了适于某一种治疗取向的、符合严格的科学研究一般规则的客观根据。这意味着在将来，对于其他心理治疗的结果即人格是否发生变化，也可以获得同样可靠的根据。
我认为第二个结论在我的判断中更有意义。最近几年方法论土取得的进展意味着，治疗过程的许多细微之处现在能够更加充分地向研究开放。我已努力通过对自我观念变化的研究阐明这一点。但是，与此类似的方法同样有可能在客观上研究当事人和治疗师之间的变化的关系、“移情”和“反移情”的态度之间的变化的关系以及当事人价值体系的改变资源，等等。我确信，可以说几乎与人格变化或者心理治疗过程有关的任何一种理论构想，现在都可以通过研究加以检验。
这就为我们敞开了一个科学研究的新前景。对这个新的途径的寻求应该使人格动力学，尤其使人际关系中的人格变化过程，变得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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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关于当事人中心治疗的研究思路”
对于相对来说幂太熟悉美国心理学实证研究传统的欧洲读者，我怎样才能向他们阐明关于当事人中o治疗科学研究的方法、发现及其含义？我曾与马里安·金哲(G. Marian Kinget)博士合著一本关于当事人中t心治疗的书，这本书先后在荷兰和法国出版。当时我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任务。金哲博士介绍了当事人中心治疗的临床原则，我则介绍了这种疗法的主要理论。（几乎与此相同的内容可参见我的英文介绍：《一种关于治疗、人格和人际关系的理论》，载S．Koch主编的《心理学：科学的研究》第3卷，纽约：
McGraw-Hill，1959，184—256页）。我曾希望引用我们所从事的研究，用以确证或反驳我们自己的理论。这一章（为本书而稍作修改）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愿它对美国人、对欧洲人都同样有意义。
有一个小问题我祈求读者的宽恕。此处有三段话讲到关于测量自我知觉的Q分类技术的形成和用途，几乎与第二章中的材料相类似。为了使每一章都可以独立阅读，我在这里没有作删节。
这一章的内容可以追溯到1940年前后我们最早的研究工作；在结尾处描述了几个未能完成的研究计划，这些计划在1961年仍然对我们垒力以赴的研究构成挑战。我们20多年来的研究工作，*本章转译自罗杰斯与金哲：《非指导心理治疗的理论与实践》，第12章，Uitgeverij HetSpectrum，1960。
在这里至少可以略见一斑。
对研究的激励当事人中心治疗取向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它从一开始就激发了科学的研究，而且它一直处于一种科学研究思路的语境之中。已经完成的研究的数量之多和风格的多样化，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3年，希曼和拉斯金在对这种研究取向和方向的批评分析中，描述或讨论了近50项对成人进行的当事人中心治疗的研究，并对这类研究的趋势和指向作了批评分析(Seeman&Raskin，1953)。1957年，卡特瑞特发表了一个关于当事人中心治疗的研究以及理论构想的文献评注，列举了122种必需的参考资料(Cartwright，1957)。他也同样忽略了所有关于个人中心取向的游戏治疗和团体治疗的研究文献。所以，似乎毫无疑问，当事人中心治疗的理论和实践已经激发了数目惊人的客观实证研究。我们应该思考，这后面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原因？
首先，当事人中心治疗的理论从一开始就不是被看作教义或真理，而是被看作一个假设的陈述，作为一个推动我们的知识创新的工具。有人认为，一个理论或一个理论的任何片断，只有可以付诸检验时，它才是有用的。有这样一种信念，相信必须将知识与当事人偏见以及一相情愿的主观想象严格区分开采，而惟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客观的研究，所以对我们提出的假设的每个重要方霹，都有人进行过实证的检验。为了做到客观，这种研究必须注意可重复性，也就是说每个研究者都以同样的方式收集资料，并进行相同的操作，从而发现相同或相似的结果，并且得出同样的结论。简而言之，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相信，通过可以公开交流的、可重复的方法，对所有的假设进行开放而客观的检验，这样可以推动心理治疗领域的发展。
当事人中心取向对研究的激励效应的第二个原因，是这样一种态度定向，虽认为科学研究可以在任何地方——在粗糙与精致这两个维度之间的任何一点——开始；也就是说，它认为科学研究是一个追求的方向，而不是一套程式固定的工具。从这个观点来看，把一次晤谈记录下来在科学工作中就是一个小的开始，因为比起一次晤谈的回忆，它的客观化程度更高；即使是相当粗糙的理论概括，以及测量这些概念时所用的不够精细的工具，也比没有这样的尝试要科学得多。因此，有些研究工作者感到，在他们最感兴趣的那些领域内，他们可以沿着科学的方向开始最初的探索。由于这种动机，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系列越来越精致的分析晤谈记录的工具，在测量自我概念以及治疗关系的心理氛围这类看上去似乎难以捉摸的构想方面，已经有了意义重大的开端。
这使我想到了第三个主要原因，即我们的理论在激励实证研究方露，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功。大部分理论的构想一般来说不会超出自B够赋予操作定义的范围。大致说来，我们的理论中那些可以用操作来定义的构想影响较大。对于研究人格问题的心理学家以及其f&x扎r￡有兴趣的人，这些似乎可以满足一种紧迫的需要，他们面对一大堆概念，例如同一性、自我、当事人之类的术语所涵盖的普遍现象，却无法进行操作式的定义，于是感封寸步难行。如果有人提出一个构想（如同一些理论~们所傲的那样>，这个构想既包括那些意识到的事件，又包括那些不在个体意识中的内在事件，那么在目前，还不可能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法给这个构想得出一个操作性定义。但是通过将自我概念限定于意识的事件，那么，经由Q分类技术、对晤谈记录的分析等方式，就可以赋予这个构想以越来越精确的操作性定义，这样，就开辟了一个实证研究的全新领域。这样做下去，将来的研究有可能对那些不在意识中的事件群，找出操作性的定义方法。
使用可操作定义的构想，还导致另外一种效应。它使得在心理治疗的实证研究中，完全没有必要再使用“成功”和“失败”这两个根本没有科学用处的术语作为研究心理治疗的标准。研究工作者们不需要用这些空洞的、定义不当的术语去思考，丽是能够根据那些在操作上可定义的构想作出具体的预测，而且这些预测能够被确诞或者被推翻。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必争论价值的判断，比如说当事人的某种变化倾向是代表了“成功”还是“失败”。由此，在治疗领域内科学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就被排除了。
这个体系在激发研究方面的有效性，还因为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它的构想具有普遍性。心理治疗是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微观世界，包括人际关系、意义丰富的学习以及知觉和人格的重大变化，因而用于规范心理治疗领域的那些构想，在其他领域也具有高度的渗透力。像自我观念、积极关注的需要或人格改变的条件之类的构想，全都适用于广泛多样的人类活动。因此这样的构想可以用来研究诸如工业或军队的管理、精神病患者的人格变化、家庭或课堂的心理氛围、心理或心理变化的内在关系等这些广泛不同的领域。
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个幸运的情况。与精神分析等不同，当事人中心治疗一直处在大学的环境中。这意味着，研究者具有基本的个人生活保障，因而研究工作具备长期精雕细琢、去伪存真的连续性。它意昧着，就像化学、生物学或遗传学中的新观点一样，它会受到同事们友好的批判性审查。尤其重要的是，它的理论和技术可以对年轻人新的见解、新的研究方法开放。研究生们提出质疑和探究；他们重新表述理论；他们进行实证研究，以证实或证伪各种各样的理论假设。这些对于保持当事人中心取向的开放性、自我批判住（而不会变成教条）作用重大。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当事人中心治疗从一开始就设定了通过研究将变化过程纳入它自身的目标。它已经从最初的一个缺乏实证检验、主要集中于技术的有限视点，发展成为一个关于人格、人际关系以及治疗的具有刨生性的理论，而且它还聚集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可重复实证的知识体系。
研究的早期阶段对心理治疗的客观调查研究，历史并不长。直到1940年，才有一些对治疗晤谈进行录音的尝试，但却没有什么研究来使用这样的材料。
也没有什么人认真尝试运用科学的方法测量被认为是发生在治疗中的变化。所以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一个相对说来仍然处在襁褓中的研究领域。
但是这项工作已经有了一个开端。
1940年的某个时候，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我们一群人成功地记录了一次完整的治疗晤谈。我们当时非常满意，但是很快这种满意感就消逝得无影无踪。当我们听取这次晤谈录音时，它们是那样杂乱无章，那样令人费解，我们几乎感到绝望了。在我们看来，几乎根本不可能把它化简成为能够客观地处理的元素。
然而毕竟取得了进展。研究生们的工作热情和技术，化瓣了资金不足以及缺乏合适的设备之类的困难。通过富有独创性和创造力的思想，治疗的原始材料被转换成对治疗师技巧的粗略分类以及对当事人反应的粗略分类。鲍特尔(Porter)用富有意义的方法分析了治疗师的行为。
施耐德(Snyder)分析了几个案例中当事人的反应，发现了其中的一些基本倾向。其他几个人也同样富有怠0造性。就这样，在这个领域中研究的可能性一点一点地慢慢变成了现实。
这些早期的研究在研究设计上常常是简单的，不完善的，往往是以不够充分的案例作为基础；但作为开辟研究道路的楔子，它们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一些研究的例证为了说明上述稳步发展的研究进展情况，我将详尽具体地描述当时的一些研究，以便使大家了解它们的方法论以及具体的研究发现。我挑选的研究并非因为它们特别出色，而是因为它们代表了当时研究中的不同趋势。我将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讨论它们。
评价源1949年，拉斯金(Raskin，1952)完成了一项与认知的评价源或评价场有关的研究。这项研究开始予一个简单的理论概括，即咨询师的任务不是为当事人考虑，或者对当事人进行揣度，而是与当事人一同思考。前两个视角中，评价观的源头，或者说评价场，显然是属于咨询师一方；在第三个视角中，咨询师尊重当事人自身的评价过程，致力于与当事人一起，在当事人的框架内思考、共情。
拉斯金提出的问题是，当事人的认知评价源在治疗期间是否发生了变化。更明确地说，当事人是否降低了在价值和标准方面对他人判断和期待的依赖程度？他是否提高了基于自身体验进行价值评判的程度？
为r客观地研究这个问题，拉斯金采取了下面几个步骤：
第一步，要求三个评判者分别在几个记录下来的晤谈中，选择出那些与！j事人的价值和评价源头有关的陈述。结果发现三位评判者对这些陈述的选择有80%以上的一致性，显示这项研究所处理的是一个可辨认的构想。
第二步，从这些陈述的条目中选择出22个条目，每个条目处于评价源维度上不同的点。拉斯金把这些条目给了20位评判者，请他们根据研究中使用的连续谱把这些陈述分成四组，使每一组之间的间隔距离看上去相等。最后，选出评价最为一致的12个条目，用来组成一个评价源量表，分值从1．o到4．O。分值l代表完全依赖他人的评价，分值2表示主要关注他人的想法，但对这种依赖状态又觉得不满的态度。分值3表示，当事人表现出对自我评价与他人侨值和期待差不多同样尊重的态度，而且自觉地意识到对自我独立的评价与对他人评价的依赖之间的差异。分值4则是指，明显依赖自己的体验和判断作为基本的评价源。
用一个分值为3的例子可以使我们对这个量表产生生动的理解。下面是一个得到3分的当事人的一段陈述：
于是我就做出了决定，现在我也不清楚这个决定是不是正确。
如果你的哥哥已经上了大学，而家里每个人都对你期望很高，我不知道可否认为自己是什么样子不关别人的事，我无法做到符合大家的期望。我一直在努力迎合别人的想法，可是现在我怀疑是不是应该实事求是地看自己。( Rogers，1954，p．151)第三步，拉斯金用这个量表来评估十个案例的59次晤谈，这十个案例虽然简短但却记录完备，已被用作其他研究的材料。在做完这些评估之后、做出分析之前，他希望测定他的判断的信度。因而，他从59次晤谈中随机选择一个与评价源有关的条目，不管它们来自晤谈初期还是后期，让对条目来源一无所知的另一位评判者对这些条目独立地作出评价。两套评价之间的相关是0. 91，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满意的信度。
第四步，创立了一个组距相等(equal-appearing)的量表，并且在证明它是一个可靠的工具之后，拉斯金准备确定治疗期间评价源是否有任何改变。十个案例中第一次晤谈的平均得分是2. 27，在0.01的水平上差异显著。因此，在这一点上当事人中心治疗的理论得到了支持。这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确认。这十个案例已用其他客观的方法进行了研究，所以哪个案例更成功一些，哪个案例不够成功，对此在其他的研究中也有客观的标准。如果我们选择其中五个被认为更成功的案侧，那么，在这些案例中评价源的改变更为明显。第一次晤谈的平均分是2. 12，最后一次晤谈的平均分是3.34。
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项研究代表了当时一大批研究的特征。以当事人中心理论的一个假设作力出发点，构想在量的方面的各种变化。然后，然后设计一个测量工具来检验这个检验这个测量工具本身以确定它事实上是否能够测量据称它能测量的东西（效度），以及是否能够用它来得到同样的或类似的结果（信度）。然后这个工具就可以以一种能被证明是无偏见的方式应用于治疗的资料。（在拉斯金的案例中，由另一个评判者对59个随机挑选出来的条目所作的检查显示，他的评价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有意还是无意的偏见。）分析用这个工具所得到的数据，就目B够确定它是否支持最初的假设。在这个案例中，假设得到了支持，也就是说验证了那个理论陈述，即：在当事人中心治疗中，当事人依赖他人评价和期待的程度逐渐降低，丽基于自身经验的自我评价的程度提高。
尽管被用来研究的案例数量较少，雨且治疗时间也很短暂（这是那个早期阶段的特征），这项研究并没有其他的重大缺陷。很可能，如果用大量的、时间较长的案例重复研究，仍然会得到相同的结果。这项研究的水平，可以说是介于粗糙的原始研究和近来精心设计的研究之间。
自主机能与治疗赛特福德从事了一项非常独特的研究，也是完成于1949年(Thet-ford，1952)。他的假设超出了当事人中心治疗的理论范围，预测与这个理论相一致但却从来没有得到过阐述的生理方面的结果。
简单说，赛特福德的主要假设是，如果治疗能够使个体对他的生活模式重新定向，并能减少他所感到的有关他个人问题的紧张和焦虑（例如在应激或压力情形下），那么他的自主神经系统的反应应该也能发生改变。本质上他是在假设：如果治疗中当事人在生活模式以及内在张力L发生了变化，这种效应会在没有个人意识控制的身体自主机能的变化上显露出来。实质上他是在问，当事人中心治疗带来的变化究竟有多深刻？这些变化是否深刻到足以影响个体整个的机体功能？
赛特福德的研究程序十分复杂，我们可以简单地描述一下它的基本情况。他招收了一个由19名成员组成的治疗小组，他fn都是前来芝加哥大学咨询中心寻求帮助的当事人。他们被邀请作为志愿者参与一项关于人格的研究。除了少数人因为时间冲突没能接受有关的测验外，其余所有被邀谙的人都参加了实验，所以这是一个治疗中心有代表性的、学生当事人样本。有10个人进入了当事人治疗，3个人既参加当事人治疗也参加团体治疗，6个人进入团体治疗。另外招收-f -个不做治疗的17名成员作为控制组，年龄和教育状况同治疗小组大致相似。
每个人，不管是治疗小组还是控制小组，都要完成相同的实验程序。最重要的操作程序是：用电极把个体和一个示波器连接起来，以记录他手掌的皮肤电反应(GSR)、心率以及呼吸。首先休息一段时间以确立基线，告诉个体通过数字记忆可以很好地测量智力，实验者希望对他进行记忆测验。逐渐增加数字的长度，直到个体明显记不住为止。休息两分钟后，再用另一串数字测验，直到数字长度增加，导致记忆失败。再次休息后，再来一次令人沮丧的失败。这些人全都是学生，测验失败显然会导致切实的自我怀疑和挫折感，因为实验似乎在向他们的智力水平提出了疑问。再有一段时间的休息之后，这些人可以离开了，但告诉他们以后还可能再叫他们回来做实验。当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实验与心理治疗有关系，而且测验与治疗不在同一座大楼里面进行。
在心理治疗结束后，当事人再回来完成同样的实验程序…一三次数字记忆的挫败和随后的休息，然后对他们做出连续的自丰机能的测量。
按照配对式时间间隔，控制组也回来通过同样的程序。
对治疗小组和控制小组的各种生理指标的统计显示，组间仅有的显著差异是，在前测与后测的比较中，从挫折感恢复常态的速度有差异。
大体上说，治疗组后测比前测的恢复快，而控制组的结果正好相反，在经受了第二次一连串的挫折后，他们恢复得较慢。
让我再说得更具体一些。治疗组的皮肤电反应“恢复系数”显示了一种变化，其显著性水平为0. 02，倾向从挫折中更加迅速地恢复。控制组在“恢复系数”上的前后变化在0. 10的水平上差异显著，但是倾向于变得恢复较慢。换句话说，在后测期间，比起在前测期间，他们更不善于对付挫折。另一个皮肤电反应测量数值，“恢复的百分比”，也显示治疗组在后测中恢复得更快，在百分之五的水平上宥显著变化，而控l组贝J没有显示变化。心血管的活动，按平均数计算，治疗组在后测的挫折中，显示出较低的心率变化程度，在百分2五的水平上有显著性变化。控制组没有显示变化。其他的指标说明变化方向与上面提到的相一致，但是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大体上可以说，经历了治疗的个体，在他们一连串的治疗接触中形成了较高的挫折耐受力，能够在挫折之后较快地恢复动态的平衡。与之相比，控制维对于第二次挫折表现出轻微的耐受力下降的趋向，而且动态平衡的恢复变慢了。
简单地说，这项研究的意义似乎是，在治疗之后，个体能够用更多的耐受力来对付情感压力和挫折情境，遇到的障碍较少；即使特定的挫折和压力在治疗中没有给予考虑，这个陈述仍然成立；挫折应付能力的提高不是一个表面现象，而体现在不能被个体有意识控制、甚至个体完全觉察不到豹自主反应之中。
在已有的大量研究中，赛特福德的这项研究具有开拓性和挑战性的特征。它的概括超出了当事人中心治疗的理论，而得到了与这个理论的预测相一致的结论，而且它的蕴含意义甚至超越了当事人中心理论的局限。它预测，如果心理治疗使个体在心理的层面上能够更好地处理压力，那么这种效应在他的自主机能中也应该是显著的。实际的研究是对这个预测的正确性进行检验。毫无疑问，间接的预测的正确性得到了检验，对当事人中心治疗理论的支持效果会更大。
当事人对不同技巧的反应由伯格曼( Bergman，1959)在1950年完成的一项小型研究，是关于将晤谈记录参与到对治疗过程进行微观研究中的一个例子。他希望研究的问题是，咨询师的方法或技巧与当事人的反应之间的关系具有什么性质？
伯格曼在十个案例记录中（由拉斯金及其他人研究过的相同的案例），选择性地研究当事人请求从咨询师那里得到评价的所有条目。在这十个案例中，有246个这样的条目，来访者要求为他的问题提供解决办法，或者对他的自我调节或进步作出评价，或者对他自己的观点做出某种确认，或者对他应该怎样继续生活提出某种建议。这些条目中的每一个都作为一个反应单元被包括到研究乏中。构成当事人全部陈述的反应单元，包括请球、由咨询师作出的直接的即时反应、继咨询师的陈述之后当事人的整体表现。
伯格曼发现，咨询师对这些请求的反应可以用下面的方式进行分类。
(1)～种基于评价的反应。这有可能是一种xt当事人的材料的解释，发表意见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当事人的看法，或者提供建议或信息。
(2) -种“结构性”反应。咨询师可能鹪释他自己在治疗中的作用，或者治疗运作的方式。
(3)请求澄清。咨询师可能指出，他不清楚当事人的请求的意义。
（4j一种对请求的背景的映照。咨询师可能通过试图理解当事人包含着请求的材料来作出反应，但并没有认可请求本身。
(5) -种对请求的映照。咨询师可能试图理解当事人的请求，或者试图换一种感受情景来理解当事人的请求。
对当事人继咨询师反应之后的表达，伯格曼提出了下面的分类：
(1)当事人再次请求评价。这可能是对同一个请求的重复，对它的一些扩展或修正，或者是另外一个请求。
(2)当事人停止自我探索。无论是接受或者拒绝了咨询师的反应，他常常脱离探究自己的态度和问题，而开始谈起另外不太重要的材料。
(3)当事人继续探索他的态度和问题。
(4)当事人叙述对自己的情感之间的关系的理解——表现出某种领悟。
伯格曼考查了对当事人和咨询师的表现进行分类的这个概念性工具的信度，并发现它是令人满意的，然后开始进行资料分析。他试图确定，在机遇水平之上，哪一种类型或者类型联合的出现更为频繁？重要的研究结果是：
从根本上说，当事人最初的请求和随后当事人的反应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有一种机遇关系。当事人最初的请求和咨询师的反应之间也同样没有发现超过机遇水平的联系。也就是说，咨询师的反应和当事人随唇的表达都不是由最初的请求“引起”的。
另一穷面，在咨询师的反应和当事人随后的表达之间，发现有显著的交互作用效应。
(1)远远超出了机遇水平，咨询师对当事人感受的映照会引起当事人持续的自我探索或领悟（在1%的水平上是显著的）。
(2)咨询师反应类型1和类型2（基于评价的解释性反应以及“结构性”反应）会引起当事人对自我探索的放弃（在1%的水平上是显著的）。
(3)咨询师要求当事人澄清自己的表达，这种反应往往导致当事人重复请求，或者是减少自我探索和领悟的出现频率（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是显著的）。
因此，伯格曼的结论是；“情感映照”式反应可以促进积极的自我探索和领悟，而评价性、解释性以及“结构性”反应往往助长了当事人对治疗过程的消极反应。
这项研究清楚地说明了相当数量的研究中采用的程序，它用精巧细致的方式对治疗过程的逐字逐句的记录进行了检验，以便验证当事人中心的治疗理论。在这些研究中，治疗的内在事件得到了客观的考察，以便能够揭示人格变化的过程。
对自我概念的一项研究自我概念在当事人中心治疗和人格理论中是一个核心构想。对当事人自我概念的变化已经做了许多研究。此处简短地报告一下由布特勒和哈尔(Butler&Haigh，1954)所做的一项研究。
对此问题经常运用的一个方法是由斯蒂芬森( Stephenson，1953)首先提出、后来为了对自我进行研究而有所改进的Q分类技术。在讨论布特勒和哈尔的研究结果之前，让我先对Q分类做一个简要的描述。
从一定数量的咨询案例记录中，将大量的涉及自我评价的陈述全部收集起来。从中筛选出100条陈述，并对这些陈述进行编辑，使其含义尽量清楚明白。这样做的目的是在最宽泛的可能性范围内挑选出个体对自己的各种认知方式。例如，这个清单中包括这样的条目：。我常常感到愤怒”；“我很有性的魅力”；“我真的情绪不正常”；“与别人交谈我觉得不舒服”；“我感觉穰放松，没有什么烦心的事”。
在布特勒和哈尔的研究中，每个人要对100个条目的卡片进行分类。首先要求“给这些卡片分类，以描述今天你所看到的自己”（即现实自我），要求他在那些卡片描述中，按照从最不像自己到最像自己这个标准把卡片分成九堆。其中每一堆卡片的数目分别是1，4，11，21，26，21，11，4，l，这是一个硬性的规定，以便接近常态分布。当他完成分类后，要求他再次对这些卡片分类，以“描述你自己内心最想成为的那个人”（即理想自我）。这样，我们可以得到当事人关于每一个陈述条目的自我认知，以及他赋予这个当事人特征的价值评定。
显然，在各种分类之间可以做相关统计。我们可以计算治疗前的自我与治疗后的自我之间的相关，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相关，一个当事人的理想自我与另一当事人的理想自我之间的相关。较高的相关展示较小的反差或变化，较低的相关则正相反。例如，研究在治疗过程中所处位置发生改变的特定条目，可以对人格变化的性质做出一种质的描绘。由于条目数量很大，所以在统计学意义上临床资料就较少发生缺失。一般说来，这种程序使研究者能够把微妙的现象学的认知变成客观而可操作的资料。
让我们讨论一下布特勒和哈尔的研究使用的对自我条目的Q分类方法。研究假设是：(1)当事人中心治疗将会导致当事人所知觉到的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差异减少；(2)在那些被以独立标准断定为在治疗中进展较大的当事人身上，这种差异的减少将会更明显。
作为一个更为全面的整体研究的一部分(Rogers＆Dymond，1954)，对25名当事人做了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的Q分类，共测量三次，分别在治疗开始前、治疗结束时以及在治疗结束之后6～12令月的随访阶段。一个年龄、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相匹配的不接受治疗的控制组，也遵循着同样的测验程序。
研究结果十分有趣。治疗前，当事人组（实验组）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的相关范围从-0. 47（在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之间有非常大的反差）到0. 59（表明目前的现实自我得到相当高的评价）。治疗前的平均相关是一0．Ol，在治疗结束时平均相关是0.31，而在追踪随访期间平均相关是0. 31。这个结果表现出一个意义重大的变化，对研究假设提供了有力支持。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随访期间相关数值只有微不足道的降低。根据治疗师的专家评价和主题统觉测验两个指标所显示的变化程度，在被试中选出17名治疗进展特别突出的当事人。对这些人的统计显示，Q分类的分值变化更加明显：在治疗前平均相关是0. 02，在随访期间是0. 44。
另有15名成员组成了一个“自我比较”组。当他们初次请求帮助的时候，对他们进行了第一次测验，然后要求他们等待60天才开始治疗。在60天的时间结束时对他们进行第二次前测，又在治疗后和追踪时间里进行了第三次和第四次测验。这15个人的第一次测验中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相关是-0. 01，在60天时间结束时也是-0.01。
因此可以推论，发生在治疗期间的变化显然与治疗有关，并不仅仅源于时间的流逝，或者源于要获得帮助的决心。
控制组显示了与治疗组非常不同的情形。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最初的相关是0. 58，在追踪阶段为0.59，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显然这个小组没有感到治疗组所感到的心理压力，对自己评价甚高，而且前后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我们可以合乎情理地从这项研究中得出如下结论：伴随当事人中心治疗出现的一个变化是自我知觉的变化倾向于更高的自我评价。这个变化不是一个暂时的、转瞬即逝的变化，而是在治疗之后能够持续下去。
心理压力的减少非常明显。但是我们也看到即使在治疗结束时，治疗组的自我评价还是稍低于控制组。（换句话说，治疗并没有带来“完美的适应”，或者压力的完全消除。）还有一点也很明显，即我们时论的这种人格变化不会仅仅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出现，也不会由于主动寻求帮助而出现。这种变化肯定与治疗有关系。
与众多研究一样，这项研究揭示了心理治疗与自我知觉的关系。
从其他研究中，例如罗杰斯和戴芒德(Rogers& Dyrnond．1954)，我们知道在治疗中发生变化的主要是现实的自我概念，而不是理想的自我。后者往往有变化，但变化是轻微的，而且它的变化往往倾向于降低自我需求、变得更为现实一些。我们知道，在治疗结束时出现的自我形象，会被治疗师相当客观地评价为适应程度提高；在更大程度上具有内在舒适感、自我理解和自我接纳以及自我责任感。我们知道，治疗后的自我在与他人关系中能得到更大的满足和愉悦。这样，我们能够一点一点地增加关于治疗所带来的当事人自我知觉的变化的客观知识。
心理治疗是否能够带来日常行为的变化？
本章中所描述的研究，以及其他的可以被引用的研究，提供了当事人中心治疗能够带来变化的证据。个体作出了选择并确立了不同的价值观；他能自如地应付挫折，减少了持续的生理的紧张；他的自我知觉和自我评价方式发生了改变。但是所有这些还不够；对于普通大众和社会实际所关切的问题，这些似乎都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人们会闯：“当事人的日常行为改变了吗？这种变化可以被观察到吗？这种变化的性质是积极向上的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在同事们的帮助下，曾就治疗与当事人行为的成长变化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成果于1954年发表( Rogers，1954)。
当事人中心治疗的理论假定，发生在治疗中的内在变化将会引起个体在治疗之后减少防御，具有更多的亲社会性，更多的接纳自己的内在现实和社会环境的现实；而这些行为方式显然体现了一套更加具有社会性的价值。简而言之，当事人将会以更加成熟的方式去行动，而幼稚的行为方式将会减少。我们着手解决的难题在于把它付诸实证的检验，在于是否能够给这样的假设找到一种可操作性定义。
到目前为止，我们找不到多少至少声称能够测量当事人日常行为的性质的研究工具。最适合我们酌目的的工具，是几年前由威勒比(Wil-loughby)开发的情绪成熟度量表(Emotional Maturity Scale)。他构想了许多描述行为的条目，并让100位临床工作者——包括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一一就这些条目所代表的成熟程度进行评价。在专家判断的基础上，他挑选出60条来组成量表。评分范围从1（最不成熟）到9（最成熟）。下面列举几个条目以及它们的评分值，以便给读者简要介绍这个量表的特色。
评分和条目举饲：
（1分）在解决问题时，被试经常恳求别人的帮助(条目9)。
(3分)驾驶汽车时，在平常的情景下被试泰然自若，但是如果别的司机于扰了饱，他就变得非常愤怒（条目12）。
（5分）被试对自己某些方面的缺陷心知胜明，但是他会通过从事自己占有优势的活动来慰藉自己(条目45)。
（7分）在追求他的目标时，被试精心组织和安排，显出其方法和手段有条不紊（条目】7）。
（9分）被试接受正当的性爱表达机会，他对这个主题不感到羞愧、害怕或者过分关注(条目53)。
选定了研究工具以后，我们就能够以可操作的形式来陈述我们的假设：当事人中心的治疗完成之后，由当事人自己和其他非常了解他的人对他的行为进行评价，如果得到情绪成熟度量表的一个较高分僮，即显示其行为更加成熟。
由于对日常行为进行准确和可靠的测量十分困难，因此这个研究的方法必然会很复杂。作为一个大型的研究计划的一部分，本研究包括近30名当事人和一个同等数量的匹配控制组( Rogers＆Dymond，1954)。下面是研究的步骤。
(1)在治疗之前，要求当事人按照情绪成熟度量表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自我评定。
(2)向当事人要两个非常了解他并愿意对他作出评价的朋友的名字。与他的这些朋友通过邮件进行联系。他们用情绪成熟度量表作出的评价将直接寄到大学的咨询中心。
(3)请求每个朋友在他评价当事人的同时．对另一个他非常了解的人作出评价。这样做的目的是确定这位朋友评定的信度。
(4)治疗组的半数被试被指定为自我对照组，当（他们）初次请求咨询帮助时用情绪成熟度量表进行自我评定，60天后，再次作出评定。
当事人的两个朋友对他的评定也是在这两个时间作出。
(5)治疗结束时，当事人和他的两个朋友再次作出评定。
(6)在治疗结束后6～l2个月内，再次从当事人和他的朋友那里得到对他的行为的评定。
(7)配X控制-的成员也根据情绪成熟度量表评定自己的行为，评定的时间与治疗组相同。
这个设计收集了一系列丰富的资料，可以从各个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在这里我只报告主要的研究结果。
不管是作为当事人还是作为观察者（朋友）进行评定，情绪成熟度量表都具有满意的信度。但在不同的评价者之间不是特别一致。
在研究涉及的任何一段时期内，配对控制组的被试的行为都没有显示任何显著的变化。
不管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还是根据他们的朋友作出的评定，自我对照组的成员在60天等待期间，没有显著的行为变化。
在治疗期间以及治疗与追踪相加的期间，旁观者（朋友）对当事人行为的评定值没有显著的变化。这当然与我们的假设是相反的。我们需要弄清楚，不管当事人在治疗中取得明显的进展与否，朋友们是否都会持有这种消极的看法？所以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根据咨询师的评定，将当事人分成了在治疗中进展最大、进展中等、进展最少这样三类人。
结果发现，那些在治疗中显示最大限度进展的人，在行为成熟方面，得到的朋友评分提高了(显著性水平达到5%)；显示中等进展的被试，只有很少的变化；而进展最少的一组，行为变化指向不够成熟的滑极方向。
治疗师对治疗的进展的评分，与朋友们对当事人日常行为的观察之间有明确而显著的相关。这个相关特别右意思，因为治疗师的判断只是以当事人在治疗晤谈时间内的反应为基础的，很少或根本不了解当事人在治疗室外面的行为。而朋友的评分是独立地根据外在的观察作出的，他并不了解在治疗中发生了什么事。
大致说来，这些结果与当事人对自身行为的评分相一致。只有一个有趣的例外。咨询师认为在治疗中显示出进展的当事人也会认为自己行为的成熟性有所提高，这种评价与那些观察者的评价相似。但是有些咨询师认为，不很成功的当事人以及那些观察者认为在行为的成熟性上显示出退步的当事人，也都会给自己打较高的分数，即认为自己在治疗后以及在追踪阶段成熟性明显提高。这似乎是治疗进展不顾利的时候，当事人的一种防御性的自我评价。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当事人中心治疗被认定为显示进步或发展时，当事人的日常行为就有明显可观察到的趋向成熟的变化。在治疗师感觉治疗很少或者没有进展的时候，就可以观察到不成熟的退步行为。这个结论似乎是合乎情理的。这后一个的发现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它第一次证明了，在与当事人中心取向的治疗师的关系中，恳求帮助的努力没有结果与自我整合的失败可能相伴出现。虽然这些消极的结果不是特别重要，但是仍然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这项研究是研究心理治疗的行为结果的各种各样的努力之一。它也反映了在构思严谨的研究设计时面临的许多困难。我们需要确定：
(1)的确发生了行为的实际变化；(2)这种变化是治疗的结果，而不是一些别的因素造成的结果。
以上关于日常行为变化的研究作了宏观的介绍。我们可以说，似乎有可能在实验室中对这个主题进行进一步的擦究。问题解决的行为，适应性行为，对威胁或者挫折的反应行为等等，这些方面的变化都可以在更好的控制条件下进行研究。然而，我上面介绍的研究是一种探索性的开拓，它似乎表明：成功的治疗导致积极的行为改变，不成功的治疗有可能导致行为的消极变化。
与治疗进展有关的治疗美系的性质我希望讨论的最后一项研究，是由巴雷特一列纳德( Barrett-Len-nard，1959)最近完成的。他从我有关治疗中变化之必要条件的理论出发，提出如下假定：在关系中只要存在五个态度性的条件，当事人身上就会出现人格的变化。为了探究这个问题，他开发了一个治疗关系量表(Relationship Inventory)，其中包括当事人量表和治疗师量表两种形式，设计的概念依据是治疗关系的五个维度。到目前为止，他只分析了当事人对治疗关系的认知资料，下面我将讨论有关的研究结果。
为了客观地测量治疗中人格变化的程度，巴雷特一列纳德研究的被试是正在进行治疗的一系列新案例。在第五次晤谈结束后，让每一个当事人完成关系量表的测查。为了清楚描述这个研究的某些细节，我将举例说明关于每个变量的几个条目。
例如，巴雷特一列纳德想要测量当事人对自己得到共情理解的感受程度。他列举了关于治疗师行为的条目，由当事人用六级量表（从非常符合副非常不符合）作出评定。显然这些条目可以表示共情理解的程度。
他能体会我对自己经验的具体感受。
他试图通过我的眼光看世界。
有时他用自己的感受方式来推测我的感受方式。
他从一个超然的、客观的观点理解我所说的话。
他听懂了我的话，但不理解我的感受方式。
巴雷特一列纳德要测量的第二个因素是治疗师对当事人积极关注（关爱）的程度。有关的测量条目有：
他很关心我。
他对我感兴趣。
他对“我的动机是什么”感到好奇，但对我个人并不真正感兴趣。
他对我漠不关心。
他对我有反感。
为了测量关注的无条件性，即治疗师表现的关注是否“无任何附带条件”，下面这类条目可以测量其程度的差别：
不管我表达“好”的感觉还是“坏”的感觉，他对我的关注态度没有什么改变。
他有时（并不总是）会以正面和友好的态度对待我。
他对我的兴趣有赖于我正在对他谈论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