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和我们的军队一起渡河，蒙哥马利表示欢迎。我只带了秘书乔克·科尔维尔和“汤米”于3月23日下午乘坐达科塔式飞机从诺索尔特飞到文洛附近的英军总部。总司令领我到他居住和出发时所用的大篷车内。我发现我是坐在我以前所用过的那个舒适的货车内。我们七点钟吃饭，一小时以后，准时到达蒙哥马利的地图车。这里陈列着由一班精选的军官所绘制的可以表示每一小时的战况的全部地图。看了这些地图，我们对于我们部队的部署和进攻的整个计划一目了然。从莱茵斯贝格到雷斯二十哩长的一条战线上我方将在十个地点强渡莱茵河。
我们要把一切力量都用出来。百万雄师中的八万前卫部队预定先投入战斗。大量的船只和浮桥都已备好待用。隔岸对峙的就是据垒防守、全部配备有现代化火力的有组织的德军。
我在战争中所看到过的，研究过的，或在平常的阅读中的体会，都使我怀疑一条河是否能作为一道好的防线来抵御一支优势的军力。汉姆莱写的《军事行动》一书，我从桑赫斯特①的日子起一直在揣摹着。他曾经说明一条真理，凡是一条河流如果跟进攻的战线平行要比一条笔直横穿战线的河流危险得多。他并且举出1814年拿破仑惊人的战役作为例证。
因此在元帅向我说明他的计划以前，我已经对于这场战争满怀希望。况且，我们现在掌握了无比优势的制空权。总司令特别要我看到的是第二天早晨那两个空降师（共计一万四千人），带着大炮和其它许多进攻性配备，要在敌人战线后面降落的情景。为此我们在10时以前就都睡了。
①英国陆军军校的名字，丘吉尔即从该校毕业。——译者
我打电报给斯大林：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 1945年3月23日
我现在跟蒙哥马利元帅一起在他的总部里。他刚才已经发出命令发动总攻，要在一条以韦塞尔为中心的广阔战线上强渡莱茵河。支援这次作战行动的是大约二千门大炮和一个军的空降部队。
希望在今夜和明天渡河并建立桥头堡，渡河一经完成，一支庞大的后备的装甲部队立即准备过河进一步扩大攻势。
蒙哥马利元帅要我向你致敬。明天我还要打一道电报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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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进攻的光荣落在我们的第五十一师、第十五师及美国的第三十师、第七十九师身上。第五十一师的四个营最先出发，几分钟之后，他们已经抵达对岸。进攻的各师通宵达旦像潮水一般涌将过去，起先很少遇到抵抗，因为河岸本身防御较弱。到天亮的时候，桥头阵地已经牢牢建立起来，虽然深度还显得不够，同时，突击队已在韦塞尔展开肉搏战。
早晨，蒙哥马利已给我安排好在四周起伏不平的低地中的一座小山顶上观看空降部队降落的伟大场面。在机群带着压低了的但仍然很大的隆隆轰鸣声突然出现在我们的上空时，天已经大亮了。在这以后半小时之间，二千架以上的飞机列成队形在我们的头顶上飞过。我观看的地点挑选得很好。
那里的光线清晰，使人能清楚地看到部队在敌方降落的所在。
飞机渐渐从视线内消失，但是差不多立刻又从另一个高度飞回到我们这边来了。至于伞兵就是用最好的望远镜也看不出。
但是现在有着刚来增援的飞机和已经袭击完毕返航的飞机的双重轰鸣声和吼声。不久我们带着悲痛的心情看到三三两两的飞机回航，有的歪斜着，有的冒着烟，或者甚至于已在燃烧之中。也就在这个时候有小小的黑点慢慢飘到地上来。凭着由丰富的经验积累成的想象力可以想象出已发生的残酷而痛苦的故事。但是看起来每二十架飞机中有十九架完成了任务而安然回来。一小时后当我们回到司令部的时候，根据我们所听到的报告，这样的估计得到了证实。
现在全线在发动进攻，他们用汽车送我进行长时间的逐点的巡视。我还视察了各个军司令部。回来的时候已经深夜了。我的私人秘书乔克·科尔维尔因为要替我办事，所以不能和我同车出行。但是他自己有一个安排，实际上那天的早晨他就随着那些渡河的船只渡过了莱茵河，在过河时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但是我军在对岸的立脚点却正遭到敌人炮火的轰击。一颗炮弹就在他和跟他在说话的一位军官的附近爆炸。
站在他们旁边的一个空降师战士受了重伤，乔克浑身浸透了他的血。要不是他刚巧跟蒙哥马利和我同时回到司令部，他当然不会说出这桩意外事情。他那溅满血污的上衣给元帅瞧见了，因此他问出了什么事故。接着他抱怨说一个文职的公务人员竟然可以不经他亲自允许，擅自渡河。我在他的盛怒之下为科尔维尔解了围。并且保证当亲自训斥他一顿。后来我了解了他的经过情形后，向他指出如果他被炸死，会给我的私人办公室的工作带来多少不便，每隔几小时送来的密电有谁来为我翻译并交给我看？接着我用适当的言语责备了他几句。他表示悔恨，我关照他在吃饭的时候，尽可能跟元帅离得远些。他听了我的话就在别处就餐，一切就平静地过去了。他现在已经得到宽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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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整天的情况都很顺利，四个担任进攻的师已安然渡过了河，并且稳稳地驻进五千码纵深的桥头阵地里。最剧烈的战斗是在韦塞尔和雷斯方面。空降师奋勇作战。我们的空中作战也极成功。盟国空军攻势之盛仅次于在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天。它不但包括从不列颠来的战略空军，而且也包括从意大利起飞的重轰炸机，他们深入到德国的国境。
下午八点钟。我们到地图车去。现在我得到一个绝好的机会来看蒙哥马利指挥这样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方法。差不多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有一批大约少校级的青年军官川流不息地前来报告。每一个军官都是从前线的某一地段回来的。他们是直属于总司令的个人代表，他们可以随便到什么地方，随便看什么东西，并且可以向师部或前进部队中的任何司令官随便提出任何问题。回来后他们既要提出报告，又要受他们长官的详细盘问，所以一天中的全部战斗情况都摆出来了。这样使蒙哥马利靠着他所熟识的具有可靠眼力的干练人员而得到战争的全部实况。从各司令部和各司令官那里来的报告，虽然已经过他的参谋长德·甘冈将军加以挑选、衡量，再向蒙哥马利报告，这个做法却提供了对上述的报告一个极有价值的反复核实的机会。利用这种方法他能够形成一个更生动、更直接而且有时更准确的概念。这些军官们冒了很大的危险，在这一夜和接连下去的几夜中，我所听过他们报告的那七八个人当中，就有两个人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阵亡了。我认为这种制度是值得钦佩的，一个现代的总司令要能看到并且读到关于前线各部分的实际情况，这的确是唯一的方法。这样的过程完了以后，蒙哥马利对于德·甘冈发出一系列指示，再由参谋机构立刻把它们变为实际行动。这以后我们就去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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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是3月25日，我们去会见艾森豪威尔。在路上我对蒙哥马利说，他的办法跟马尔巴罗的办法和十八世纪指挥的方式何其相似，当时的总司令是通过副将们来行动的。那时总司令骑在马上，口头指挥五六哩长战线上的一个战役，那个战役在一天里头结束，而且决定了某几个大国在以后若干年或若干代的命运。为贯彻他的意图，他有四五个副将驻在前线各点上。这些人知道他的整个意图，他们的任务就是贯彻他的计划。
这些军官们并不带领部队，只要他们担任最高统帅的分身和代表，在现代，做统帅的必须坐在办公室里指挥作战，战线之长要比从前超过十倍以上，而且每个战役往往延续七天或十天之久。在这些不同的情况下，蒙哥马利派遣个人观察员的方法（这些人当然会得到前线各级司令官们的极端尊重），虽然是昔日遗风的局部恢复，却是很有趣的。
我们在中午以前会见了艾森豪威尔。这里有许多美国将军。经过彼此交谈各种问题以后，我们简单地吃了一顿午餐。
桌上，艾森豪威尔说，在我们这一边的莱茵河距离大约有十哩的地方，有一所房子已由美军用沙袋围护起来。从那里可以很清楚地观察莱茵河及其对岸。他建议我们一同去看看，并且亲自带领我们去。莱茵河——这里约有四百码宽——就在我的脚下流过。在敌人那一边，有一大片平坦的草地。军官们告诉我们，就他们所知，对岸河边并无驻军，于是我们惊奇地瞭望了一会儿。在适当的防卫措施下我们被引到那所房屋里去。最高统帅因另有事情必须离开。蒙哥马利和我正预备跟着要走的时候，我看见一条小轮船靠近我们这里准备停泊。我就对蒙哥马利说，“我们为什么不渡河到对岸去看一下？”他多少出我意料之外回答道，“为什么不可以？”于是他略为查询几句之后，我们就带了三四个美国指挥官和六个武装人员，开始渡河。我们在灿烂的阳光下和十分宁静的气氛中登上了德国人的河岸，在那里走动了半小时左右，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当我们回来的时候，蒙哥马利对轮船上的船长说道，“我们能不能沿河下行向韦塞尔驶去？那边可以看到一些战斗。”
船长回答道，离此半哩，有一条拦河的铁链，用来防止漂浮的水雷干扰我们的作战行动。也许已有几个水雷被挡住了。蒙哥马利催逼他很紧，但是终于承认危险性太大不去了。我们登岸的时候，他对我说，“让我们到韦塞尔的铁路桥去，看看当地的情况如何。”因此我们就跨进了他的车子。陪我们去的还是那几个美国人，他们都为了有东西可看而高兴。我们开往巨大的用铁梁架筑的铁路桥。桥的中间已经损坏，但是它的扭曲的铁架正可充当很好的座位。德国人正在回击我们的炮火，他们的四发一起的排炮炮弹落在离开大约一哩的地方。
不久，炮弹落得更近了。然后有一阵排炮飞过我们的头顶落在我们这一边桥旁的水中。炮弹似乎碰到了河底而爆炸，并且在大约一百码以外激起了巨大的水柱。还有几颗炮弹落在隐蔽在我们后面不远处的汽车之间。于是我们决定应该走了。
我爬下来跟我们喜欢冒险的主人一起坐了两个钟头的汽车回到他的司令部。在我看来，似乎他对于科尔维尔有一种标准而对于他自己却另有一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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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几天中间，我们在莱茵河以东继续有所进展，到了3月28日，美国第九集团军正迫近杜伊斯堡，并已进入格拉德贝克。空降师，在英军一个装甲旅的帮助下，向哈尔滕深入推进。又从那里把战线延伸到博尔肯和博霍尔特。左翼的战事是剧烈的，但是沿着莱茵河岸而下推进的加拿大第三师逐步迫近埃梅里赫，要和岸的这一边的加拿大集团军的其余部分会师。这样，到了月底，我们在莱茵河以东已经有了一个跳板，从那里可以发动深入北德的大攻势。至于成为这场历史性战役主要部分的工程兵的功绩，我只要举出一个例子，就足以类推了。这就是，截到26日晚上止，这条大河上至少已经架好了十二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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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段时间里，南面的美军，虽然没有遇到这样强烈的抵抗，也作了惊人的进展。由于他们的英勇行为而赢得的两个桥头阵地，天天得到加强和扩大，在科布伦茨以南和在沃尔姆斯地方渡河的部队越来越多。3月25日，美国第三集团军到达达姆施塔特，29日到达法兰克福。同一天，美国第七集团军占领了曼海姆，而从雷马根出发的美国第一集团军，已经到了吉森，并向北推进。4月2日，法军也在美国第七集团军的右边渡过莱茵河，而该集团军则越过海德尔贝格向东挺进。卡塞尔被攻陷了。美国第一集团军的左翼跟哈姆以东的美国第九集团军已经接上了。鲁尔和它的三十二万五千名守军已被包围。德国的西线已经崩溃了。
第二十五章 关于波兰的争议
苏联破坏雅尔塔协定——罗斯福的健康日益衰退——3月6日一个苏联所指定的政府被强加给罗马尼亚——盟国抗议的危险和困难——莫洛托夫阻挠关于波兰问题的莫斯科会谈——3月8日我向总统提出的建议——3月10日我发出的电报——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要求还是通过我们的大使们进行谈判？——罗斯福先生建议政治休战——3月16日他的来电和我的复电——3月18日我给总统的私人电报——巴鲁克先生的访问——莫斯科的僵局在继续着——3月27日我的电报——我们同意直接同斯大林打交道——4月1日我的电报——4月7日斯大林的答复——他给我的私人电报——进展的希望。
雅尔塔会议已经开过好几个星期了，情况已经很明显，苏联政府并没有做什么事情来履行协定中关于扩大波兰政府使波兰所有党派和双方都能参加进去的规定。莫洛托夫对我们所提出的波兰人选，断然拒绝表态，甚至不允许他们中的任何人参加圆桌预备会议的讨论。他曾经建议让我们派遣观察员到波兰去，却因为我们接受得那么爽快、迅速而感到狼狈。
当我们的大使们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故意刁难，争辩说，这尤其可能影响到卢布林临时政府的威信。莫斯科的会谈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时间对俄国人和他们的波兰追随者有利，他们不愿意外面观察员看到他们所用的种种残酷手段来加紧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对这些残暴力量来说，越是拖延一天，就越有所得。
所以我向总统呼吁，希望我们能够在最高一级上共同向斯大林提出。接着我们发出了一封长信，概述了英美人所看到的波兰情况。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罗斯福的健康和精力都已经衰退。在我的一些长篇电文之中，我以为我像在这些年来所做的一样，是在跟我所信赖的朋友和同事讲话。可是他已经不再能完全听到我的话了。我不知道他究竟病得多重，否则的话，也许我会觉得再去紧逼他未免太狠心了。总统身边的忠实的幕僚切望他的健康状况只限在一个极小圈子内的人知道，因此文件的答复，都是由许多人共同起草，然后用他的名义发出。罗斯福的身体既已日益不支，对于这些他只能作一般的指示和批准。这是一种鞠躬尽瘁的努力。国务院的意图当然是希望在总统身体这样虚弱的时候，避免让事态发展到尖锐化的地步，而宁可把担子撂在驻莫斯科大使们的身上。哈里·霍普金斯本来可以作些私人的帮忙，但他自己也身罹重病，因此时常缺席或者未被邀约参加。这几个星期对于大家是多么沉重啊！
※ ※ ※
就在我对下院里谈到我们在雅尔塔努力的结果的那天晚上，俄国人在罗马尼亚所干的事情就是在精神和形式上对我们协定的第一次的违犯。根据最近刚刚签订的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我们大家都有责任要在盟军所占领的国家内促使自由选举和建立民主政府二者的实现。2月27日，前一天已经突然出现在布加勒斯特的维辛斯基，他要求谒见米凯尔国王，并且坚持要国王解散各党派联合政府。这个政府早在1944年8月王室政变之后即已成立，并且曾经导致把德国人赶出罗马尼亚以外去。这位年轻的国王在他的外交部长维索亚努的支持下，拒绝了上述要求，坚持到第二天。维辛斯基再度谒见，国王央求至少让他跟各政党的领袖们商量一下，他置之不理，而且用拳头敲打桌子，咆哮着逼迫国王立刻答应，随即砰然一声把门关上走了出去。与此同时，苏联的坦克和部队布满首都的大街上。3月6日，一个由苏联指定的政府执政掌权了。
我为了这个消息而大伤脑筋，因为这预示着日后事态的一种模式。俄国人已经用武力和颠倒是非的手段建立起一个居于少数派的共产党人的统治。我们的抗议受到了约束，因为艾登和我在10月间访问莫斯科时，曾经承认俄国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有大部分的优先发言权，而我们在希腊则居于领先的地位。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对于雅典城里历时六个星期的反对共产党人和人民民族解放军的战斗，虽然感到极不愉快，却始终严格遵守这个谅解。现在和平已经恢复，尽管还有许多困难摆在我们面前，我希望我们将有可能在几个月以内举行——最好是在英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监督之下——自由、不受限制的选举，并且在大选以后能按照希腊人民不容争辩的意愿制定宪法和组成政府。
斯大林这时正在黑海的两个巴尔干国家走着相反的道路，这是同一切民主观念完全背道而驰的。对于雅尔塔的原则，他曾经在纸上签字同意，可是这些原则目前在罗马尼亚正被踩在脚下。然而如果我逼得他太急，他也许会说：“我并没有干涉你们在希腊的行动，为什么你们不给我在罗马尼亚以同样的自由？”这将引起我们彼此各在目的上的比较。任何一方都不能使对方信服。顾虑到我跟斯大林的个人关系，我深信从事这样的争论将是错误的。
除此以外，我充分意识到波兰问题比这重要得多，因此我不想对罗马尼亚干些什么，以免妨碍波兰问题解决的前途。
尽管这样，我觉得我们仍然应该告诉斯大林，我们对于强制建立一个少数派共产党人政府所感到的苦恼，因为这件事跟我们在雅尔塔会议上曾经一致同意的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是相矛盾的。我更特别担心这个政府的出现可能导致不分青红皂白地清洗反共的罗马尼亚人，这些人将被指控犯有法西斯罪行，这就跟在保加利亚所发生的事情很相似。因此，我向罗斯福先生建议，应要求斯大林作出保证：这个新政府不要以雅尔塔宣言曾鼓励他们这样做为理由，而马上来一个对反共分子的清洗。
从莫斯科来的关于波兰的消息，也是极其令人失望。英国政府中的多数派，同存在于各阶级、各党派中反对苏俄独霸波兰的舆论的强有力的暗流完全不相称。工党党人和保守党人、社会主义者和天主教徒，反应都一样强烈。在议会里，我自己曾经基于这样的信念，即雅尔塔宣言形式精神都将会得到贯彻。一旦人们看到我们已经受骗，而人们所熟悉的共产党手法正在由俄国人直接地或者通过他们的卢布林傀儡在关起门来的波兰背地里加以运用的时候，英国舆论就会出现十分严重的局势。正当军事上在欧洲和远东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我们和俄国之间却将会发生公开的破裂，这样一种意见至少在英国绝不限于政府内部，而是深入于人民大众之中的。
经过一段颇有希望的开端以后，莫洛托夫现在是除了他自己极端僵硬和狭隘的解释以外，对克里米亚方案的任何其他解释都拒不接受。他正在企图实际上排斥我们提出参加协商的所有的候选人，采取一味支持贝鲁特及其一伙的观点的方针，并且撤回了让我们派遣观察员到波兰去的诺言。他显然要把跟“非卢布林派”波兰人协商一事变成一出滑稽戏——这意味着波兰的新政府只不过是把现有的政府乔装打扮得使无知的人看起来更体面些而已——并且在举行选举以前，甚至于在新政府就职以前，也不允许我们看到像清算、驱逐出境以及建立一个极权政治制度的种种诡计。如果我们不把事情纠正过来，全世界会很快地认为罗斯福先生和我签署克里米亚议定书的时候，就已经承担了一项骗人的计划书了。
无论如何我曾向议会作过保证，如果不能按照雅尔塔精神来建立一个新的波兰政府，我就要告诉他们。我深信抵制莫洛托夫策略的唯一方法是给斯大林发出一份私人电报，明白指出哪些事情我们非做不可，才能使我避免告诉议会我们已经失败了。其中牵涉的范围要比波兰问题大得多。这是我们跟俄国人之间关于民主、主权、独立、代议政体，以及自由的不受限制的选举这些字眼含义的检验例子。所以我在3月8日向总统强调这些观点并且提出我应该以下列内容给斯大林发出电报，我还希望他也能发出一份包括同样的最低限度要求的电报。
我所希望打给斯大林的电报内容如下：
……我必须告诉你如果在莫斯科的委员会终于不能在下列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我就只好向议会发表我们业已失败的声明：
（1）莫洛托夫先生似乎还在争辩说，克里来亚公报的条款确定了现在的华沙政府取得了在任何事情上应该尽先和它协商的绝对权利。公报中的有关段落的英文文本，原是美国所拟的方案，并不能作这样的解释。因此莫洛托夫的解释不能被接受。
（2）所有由三国政府中任何一国提名的波兰人，除该委员会一致议决予以排除者外，应一律被接受以便参加协商，而且应当作出一切努力尽快将他们的名单提交该委员会。委员会应该保证：被邀请的波兰人有跟他们想要磋商的其他波兰人交往的方便，不论这些人是在波兰国内或在国外，而且有权向该委员会提名应该邀请出席会议的其他波兰人。凡在委员会面前出席会议的波兰人在莫斯科期间当然享有在他们彼此之间的行动和通信的完全自由，并在协商结束以后，可以随意离开到他们所要去的地方。莫洛托夫曾反对邀请米科莱契克，但是他的出席确实是十分重要的。
（3）被邀请参加协商的波兰人，应该由他们自行讨论，以期在组成一个真正能代表波兰人各方面的意见的新政府问题上达成协议，并向委员会提出。讨论也应该包括总统的职权问题。该委员会在讨论时应该以公正仲裁的身份主持会议。
（4）在该委员会的讨论尚未结束以前，苏联政府应竭尽全力防止华沙政府进一步采取任何法律上或行政上的根本性措施以致影响波兰国内的社会的、宪法的、经济的或政治的状况。
（5）苏联政府应按照莫洛托夫在该委员会讨论的早期阶段所主动提出的那样，作出安排使英美观察员能前往波兰进行访问，并对当地情况作出报告。
我们绝不可以让波兰成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分歧和误会的根源。为了这个理由，我深信你会理解我们在雅尔塔决议的基础上尽快取得解决是何等重要，并且正因为我相信你会尽力促其实现，所以我现在打这个电报给你。
两天以后我再一次打电报给罗斯福。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5年3月10日
卢布林派的波兰人很可以利用他们的惯伎反驳说，他们的政府能够单独保证“国内最高度的政治稳定”，他们已经代表“波兰国内大部分的民主势力”，而且他们不能跟流亡的波兰卖国贼或与法西斯合作的通敌分子以及地主等携手。
当前他们不允许我们在波兰国内或通过其他途径取得当地情况的消息。长时间的拖延对于苏联人极为有利，因为这样他们或他们的傀儡可以从容不迫地清洗他们所不喜欢的人。现在如果我们很笼统地根据克里米亚决议的精神和意图提出波兰各党派之间（他们之间有着刻骨的仇恨）政治休战的建议，这会促使这种清洗工作的继续发展，而且还可能意味着放弃我上次给你的电报中所提出的那些明确要求。所以我对于这个政治休战的意见，感到极难同意。
我曾经向你提到这里的反应十分强烈，已有四个部长拒绝参加表决，两个部长也已辞职。所以我请求你对我上次的那份电报给以充分的考虑。
3月11日总统向我保证说，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即阻止卢布林的波兰人迫害他们的政敌和对方对他们的迫害。他说我们之间唯一的不同之点在于策略方面。我想把要求照原样直截了当向苏联政府提出，而他却觉得提出一个总的政治休战对我们会有更多的成功机会。在雅尔塔时，斯大林着重指出伦敦波兰政府的地下军反对红军和卢布林波兰人的恐怖活动。究竟有无其事不是问题的所在，但这正是苏联政府所坚持的。我们如果仅仅要求它迫使卢布林波兰人单独停止迫害他们的政敌，斯大林肯定会拒绝。我们也有可能被指责为蓄意阻挠土地改革，而卢布林波兰人却自命为惟有他们才能保卫农民反对地主。
罗斯福先生同意派遣观察员进去，但是他认为最好等到我们的大使们向莫洛托夫提出呼吁以后，才由我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人亲自去跟斯大林打交道。他在电报中说：“我觉得在促使苏联政府就范的其它一切方法都用尽之前，我们个人最好都暂不出面干预。所以我极其希望你在这个时候不要写信给约大叔，尤其因为我感到你的电稿中的某些部分可能引起同你意愿相反的反应。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保持密切联系。”
据我所知，在莫斯科方面事情已成僵局。我只是勉强地迁就总统的愿望，但是没有美国的帮助，我们不能做什么，而且我们的步调如果不一致，波兰注定要遭遇恶运。雅尔塔会议结束以来，一个月已经过去了，并没有任何进展。时间完全对卢布林方面有利，毫无疑问，他们非常努力地树立他们的权威，使它达到不可动摇的地步。
因此在3月13日，我同意暂且不直接给斯大林写信，但是我要求罗斯福先生让我们的大使们提出我电稿中所列举的各点。我深信除非我们能够说服俄国人同意这些基本的工作程序，我们在雅尔塔的一切工作将是徒劳的。
雅尔塔会议之后，接着在莫斯科开始举行讨论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十分简单的目标，那就是要把波兰国内及其他地方有代表性的波兰人集合在一起来共同协商，并促使成立一个为我们所能承认的，经过改组而又能充分代表整个波兰的新政府。事情有无进展，其检验的例子在于是否邀请米科莱契克和他的两三个朋友，这些人为了必须同俄国达成良好谅解，已向伦敦的波兰政府辞职。
我担心罗斯福先生给他的大使的指令，对这些事情不能起什么促进作用，即使有，也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这些指令唯一的明确建议只不过是波兰各党派之间的政治休战。这样我们双方都将陷入非常不利的地位。俄国人差不多立刻会说，休战正在被反对卢布林派的波兰人所破坏，因此卢布林没有责任。我并不怀疑伦敦波兰政府的某些拥护者，尤其是极右翼的地下部队，即所谓波兰右翼地下军，或许会给俄国人和卢布林方面对于这种争论提供借口。既然不让我们到波兰国内去了解实情，那么只有凭他们随便怎么说了。经过两星期左右关于休战的谈判以后，我们的地位将远不如雅尔塔以前那样，当时总统和我一致认为无论如何应该邀请米科莱契克参加。
我在一份私人电报里说明了这一点，并作出结论如下：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5年3月13日
在雅尔塔我们也已经同意采纳俄国人的对于边界线的意见。波兰已经失去了她的边界，她现在是否还要失去她的自由？在这里的议会里和群众中间，无疑这是必然要斗争到底的问题。我不愿意暴露英美两国政府之间的分歧，但是我当然必须说明我们正面临着大失败，在雅尔塔所商定的事件全部归于破产，不过我们英国人不具备进一步推动这一事件的必要力量，我们可以说已经达到无能为力的地步了。当莫洛托夫看出他在波兰人协商组织新政府的整个过程中已经击败我们的时候，他就知道我们对任何事情都会容忍。另一方面我相信如果我们联合起来施加压力，坚持遵循我们一向采取的方针和我建议打给斯大林的电稿中的建议，我们倒有可能得到成功。
这份电报引起了一份强烈争辩的复电，无疑这是华盛顿收到我3月8日的长电后国务院所拟的答复。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5年3月16日
我对你本月13日来电中所表示的看法，不能不感到关切。我不明白你所说的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关于波兰的谈判存在着分歧指的是什么。从我们这一方面来说，肯定不存在任何政策分歧的迹象。我们一直只是在讨论最有效的策略，而且在我们还没有作出努力去克服莫斯科谈判所发生的障碍以前，我不能同意说我们已面临雅尔塔协议的破产。我也很难理解你所说的在我们给〔大使〕哈里曼的指示中唯一明确的建议只是波兰国内的政治休战。那些指示，你也各有一个抄件，不仅说明我们对于雅尔塔协定的理解，而且明确指出这一点：委员会本身应该同意被邀请参加协商的波兰人选名单，以及在改组的政府所从产生的三个集团中，没有一个集团可以指定其他两个集团中哪些人应该被邀请到莫斯科来。……
我们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在没有作出让步的情况下，促使谈判继续进行，并且要首先解决谈判业已陷于停顿的问题。
我敦促你同意立即给我们的大使们发出指示，以便恢复谈判，这件事的极端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的。……基于这种见解，我已经考虑过你3月8日来电中拟向斯大林提出的各点，并提出意见如下：
我们同意第（1）点中所说的华沙政应不应在一切事情上享有优先协商的绝对权利，这一点已包括在我们给哈里曼的指示中。
我不相信莫洛托夫会同意第（2）点里所包含的建议，即任何波兰人均可以被邀请参加，除非委员会的所有三个成员一致反对，而且我也反对在这个时候提出像这样的建议，因为照我看来，这几乎必然会使我们陷于僵局，反而只会是使卢布林波兰人得到好处。我也认为提出行动和通信自由的要求会在谈判的现阶段中引起不必要的争论。
关于第（3）点，我们同意被邀参加协商的波兰人应该自行讨论政府的组成问题，而由委员会尽可能以公正的仲裁的身份从中主持。哈里曼已经接到这样意旨的指示，但是他觉得，而且我也同意关于第（3）点的要求似乎可以放在后面再来坚持。
你所提的第（4）点〔关于停止在波兰作任何重大的改变〕，我已经把它包括在上一封的电报中，我仍然认为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最好要估计到怎样才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结果。
关于第（5）点〔派遣观察员一事〕，你会记起莫洛托夫曾对此表示同意，但当克拉克·克尔透露你打算派一个人数众多的特派代表团去的时候，他大吃一惊。我愿意把你在第（5）点里所建议的措词包括在给艾夫里尔的指示中。
请你立即告诉我们，根据上述的考虑你是否同意我们的大使们可以按照给他们的指示进行……
我重又答复如下：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5年3月16日
你并不觉得我们之间有什么根本的分歧，这使我深感放心，而且我也同意我们只是在策略上有所不同。我确信像你知道我们的巨大愿望就是跟你保持一致步调，而且我们了解到，如果一旦被人看出我们之间并不完全协调，那么波兰的地位将变成多么没有希望……
3．哈利法克斯将向你详细解释我们对于各点的看法，这些我现在还认为有必要把它们包括进去。我欢迎你对于第（1）点表示同意［即华沙政府不应在一切事情上享有优先协商的权利］。关于第（2）点〔即邀请波兰人参加协商〕如果莫洛托夫否决了我们的每一个建议，那该怎么办？再一层，如果被邀请的人没有行动和通信的自由，那还有什么用处！实际上我们不了解当我们先前向莫洛托夫提出后面这一点的时候，他曾经表示反对；但是米科莱契克却以此作为他前往莫斯科的一个条件，而且我十分怀疑我们是否能说服他离此前往，除非我们能向他传达一些确切的保证。同样地，我们应当对那些我们希望被邀请的反对卢布林派的波兰人作出保证，我很希望跟莫洛托夫对谈判的性质和委员会的仲裁身分达成协议〔我的第（3）点〕。如果你极力反对在现阶段把总统的职权问题提出来，我定当让步，虽然这实际上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不应该不许波兰人进行讨论。至于（4）点〔要求苏联政府阻止华沙政府再在波兰作任何重要的改变〕，我难于同意你所说的政治休战计划会达到所希望的结果。我们怎样能保证俄国人不把在波兰或在这里的波兰政府拥护者所说的一些话或所做的一些事夸大为破坏休战呢？我担心政治休战计划会把我们引到长期拖延和死胡同中去，而且由此而来的责备，至少有一部分很有可能会落到伦敦的波兰政府身上。所以我难于同意你的休战建议，因为我们认为那是会迅速增加危险的。我再一次最诚恳地请求你考虑能不能接受〔一个阻止波兰发生重大变化的经过修改的建议〕。这将使得我们在观察员的工作方面〔第（5）点〕有一些根据，我很高兴得知我们在第（5）点上彼此意见一致。
4．目前我们的代表们要进入波兰是完全被阻挡住了。现场横着一幅穿不透的帷幕。甚至对我们那些旨在帮助领回获救的战俘的英、美联络军官也一律对待。根据我们的情报，已经到达卢布林的官员，不论是美国的或英国的，都同样被要求离境。我心里明白苏联人十分害怕我们看到波兰所发生的事情。也许除了波兰人以外，他们正在十分粗暴地对待德国人。不管什么理由，就是不让我们看。这不是一种我们能够加以辩护的状况。
尽管我对总统的健康状况没有确切的消息，我却有这样的感觉：除了偶而闪现出勇敢和睿智外，他所发给我们的这些电报都不是他的手笔。因此我给他一封带私人语气的电报，使得他感到轻松，不必像处理公事时那样爬山般的费力气。
1945年3月18日
困难和纠缠的事这么多，使我不得不给你拍发相当多的电报，我希望它们不致使你感到厌烦。我们的友谊正是供我们在上面建设未来世界的磐石，只要我仍然是建设者中间的一员。我经常想起那些惊天动地的日子。如你规划租借法案，我们在阿根夏的会见，你得到我衷心的赞同作出向非洲进攻的决定，又如为了安慰我关于托卜鲁克的损失而给我以三百辆“谢尔曼”式坦克（随后在阿拉曼战役中享有盛名）。我记得我们的个人关系在促进世界事业中所起的作用，而目前正在接近这种事业的第一个军事目标。
2．我正在把我的大多数同僚为了这项或那项任务派到华盛顿和旧金出去，因此在这个时候我将留在本国看家。一直盼望着你实现久已答应的访问。克莱美①为红十字会工作，定于下星期动身前往俄国作一次远达乌拉尔地区的旅行。这是约大叔（如果我们可以大胆地这样称呼他的话）的邀请，但她会及时赶回来欢迎你和埃利诺。你们大家无时不在我想念之中。
①作者对他的妻子克莱门丁的爱称。——译者
3．按照我们的条件同德、日两国媾和，并不会使你我（如果我还在负责的话）能有多少休息。正如我上次所评论过的一样，当巨人之战过去后，侏儒之战就开始了。一个疮痍满目和饥寒交迫的世界正需要我们帮助它恢复元气，不知道约大叔和他的继任者对我们两人所主张的做法，又将有什么意见？几天前谈谈政党政治问题〔使我〕觉得轻松愉快。这好像做了炼钢铁的劳动之后再做木工一样。这封电报好在全然不涉及我们的本行业务，除了我曾经跟罗森曼①有益地交谈我们的生计以外。
①塞缪尔·罗森曼法官是罗斯福亲近的私人顾问之一，他曾经帮同起草总统关于雅尔塔会议致国会的报告，这时候他正到伦敦来看我。
祝你一切顺利！
罗斯福总统对于这个电报显然感到很愉快，因为两天后他给我下面一封电报，他知道我也会喜欢他的这封电报：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5年3月20日
如果你感到方便能够尽快接见伯纳德·巴鲁克的话，我将十分感激。我还同样感谢，如果你能打一个电报给他，因为他是把你看作他的最老的朋友之一，并盼望在动身以前最好能先取得你的同意。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5年3月21日
我正在殷切盼望同伯纳德见面，他是我的最老的朋友之一。我正要打电报给他说，对他前来，我将感到十分高兴。我希望知道他哪一天能来。
以往我时常觉得奇怪为什么他未曾更充分地利用巴鲁克所具有的关于美国政治和战时生产的十分渊博的知识和经验。
巴鲁克先生按照计划来了。我们作了长时间的、亲密的谈话，这使我跟总统之间能进一步情投意合地交换意见。我曾希望跟我的这位最重要的同事和战友在通信和交往上能有一种新的联系。谁知，我们永诀的时候竟为期不远了！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5年3月30日
我很高兴地从今天早晨我所收到你的许多来件中获悉你已回到华盛顿，并且精神如此健旺。昨天我已见过伯纳德，今天晚上他还要来和我共度周末。他看起来精神抖擞。正如你知道的，我认为他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怀南特明天会来，克莱美正在飞向莫斯科的途中，她要在俄国各处飞行至少一个月光景，这一切都使我心中悬念着。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5年4月1日
我已收到你的令人十分愉快的电报。
伯纳德是个经验丰富的聪明人，他的努力应当对我们两个人都会大有帮助。
我们希望克莱美在俄国的长期飞行的视察，首先是一路平安，其次是富有成果，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从我们的观点来看，目前的战事似乎进行得十分顺利，我们现在还可以希望，希特勒主义崩溃的日子比我们以前所预期的要来得快。
※ ※ ※
英美的策略和办法最后归于一致。同时，像我们在伦敦所预见到的，莫斯科的僵局在继续着。苏联的政策变得日益明显，他们对波兰施行的不受约束的和看不到的控制也是日益明显。他们要求只能由卢布林政府在旧金山代表波兰。当西方国家不同意这样做的时候，苏联就不让莫洛托夫出席。这样做就使旧金山的一切进展受到威胁，甚至使大会本身都成为不可能。莫洛托夫在对我们大使们一致同意的3月19日的通信和3月23日的讨论所作的答复中，对他所谈到的每一点，都提出了一系列断然的否定意见；对于其他各点，则根本置之不理。他坚持雅尔塔公报只是意味着在充当俄国傀儡的现政府中可另外增加几个波兰人，而且还得首先跟这些傀儡们商量。他坚持他有权否决米科莱契克及我们可能提出的其他波兰人，并且推托说对于我们以前早经提出的人选他没有足够的情况资料。我们建议在波兰人自行讨论的时候，委员会应该以仲裁的身分主持会议一节，他却没有谈到。我们所提出的另一个建议：凡在波兰采取的任何足以影响波兰国家前途的措施，以及可能会扰乱安宁的反对某些个人和团体的行动都应该加以避免，他也没有涉及。莫洛托夫不顾自己所曾提议过的观察员这件事，只是叫我们自己去跟华沙的傀儡们去谈。显而易见，他的策略是把事情拖延下去，而卢布林委员会则得以巩固他们的政权。我们的大使们所进行的谈判没有希望在波兰问题上得到诚意的解决。那些谈判只意味着我们的通牒被搁在一旁，而浪费时间于寻找一些无助于解决重要问题的公式。
到了3月27日，我觉得我们必须重新讨论这个问题。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5年3月27日
……像你所知道的，如果我们对于波兰问题完全不可能得到一个满意的解决办法，而实际上是上了俄国的当，艾登和我保证要把这个事实公开向下议院报告。在下院中我曾经劝告过批评雅尔塔决议的人们要信任斯大林。如果我不得不把事实在下院作公开声明；那么全世界会推断说，这样的劝告是错误的；尤其是我们在波兰的失败，结果又将在那里出现按照罗马尼亚新模型建立的一个组织。换句话说，东欧将显得被排除在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所规定的条件之外，而且你们和我们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点影响，也将被排挤得一干二净。
我们断不可以受人操纵，成为把俄国版的民主强加给波兰——还强加给东欧多少家——的参与者。……除非自认我们完全失败，似乎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坚持我们关于雅尔塔宣言的解释。但是我深信试图再跟莫洛托夫辩论这件事是没有用处的。考虑到这个，现在难道不正是由我们两人出面就波兰问题打一个电报给斯大林的时机吗？在下一封电报中，我将把关于这一问题的大体意见向你提出。我希望你能够同意。
据我看来，没有别的办法能够产生良好的结果。如果我们遭到拒绝，并把俄国人违反雅尔塔精神的其他行动——诸如，莫洛托夫在“纵横字谜”①事件中对我们的说法所提出的粗鲁的质问、对我们释放的德国俘虏的令人不满意的处置、罗马尼亚的政变、俄国人拒绝把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付诸实施，以及俄国人阻碍欧洲咨询委员会取得一切进展，等等——结合起来看，那将是一个很不祥的征兆。
①见第二十六章，《苏联的怀疑》。
你对莫洛托夫退出旧金山会议又有什么看法？这件事给我留下一个很坏的印象。这意味着俄国人要走开呢，还是他们要讹诈我们呢？依照我们两个人的理解即将成为旧金山会议讨论基础的敦巴顿橡树园的方案，就是以大国团结一致的设想为根据的。如果在波兰问题上不存在这种一致，这个问题毕竟是战后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姑且不说刚才所提到的其他事件——那么，我们可以合理地问一下：新的世界组织的成功的前景是些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岂不是十分明显，我们将在沙滩的基础上建立世界未来和平的整个结构？
因此我相信，如果要使旧金山会议得到成功而不致严重受到危害，我们两人现在就必须向斯大林提出关于波兰的尽可能强烈的呼吁，而且如果必要，其他有损克里米亚和谐一致的事情也可以一并提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使世界组织建立在我们各国舆论所赞成的路线上。诚然，我不能肯定我们现在应否向斯大林提出关于莫洛托夫不出席旧金山会议将会造成可悲的印象。
这一天晚些时候，我又加上一个积极的建议。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5年3月27日
我们两人可否告诉他〔斯大林〕，我们感到苦恼，因为波兰委员会的工作由于对雅尔塔决定的解释彼此各执一见而停顿下来。在那些决定中一致同意的目标是，经过卢布林和波兰其他民主人士代表的协商以后，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而且能为我们双方政府所承认的新政府。我们所提名的那些波兰人选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据说是因为缺乏情况了解。我们曾对他提供充分的情况资料。绝不应该由一个国家把全部提名加以否决。我们认为我们所提出的供讨论的人选是本着适合于盟国之间互相信赖的精神才这样做的，当然不存在允许卢布林方面出来阻挡他们的问题。我们将接受他所提出的任何人选，同样相信苏联政府绝不会提出亲纳粹的或反对民主的波兰人。集会在一起的波兰人应该在他们中自行讨论关于新政府的组成问题。委员会应该作为仲裁人主持会议，并监督他们公正行事。莫洛托夫要求首先跟卢布林人协商，公报中并没有作这样的规定。但是我们不反对他先去看他们。我们却不能授权我们的代表这样做，因为我们认为这同公报的精神相违背。还有，使我们感到惊奇和遗憾的是，莫洛托夫在早先一个阶段原曾提议，我们也许乐意派遣观察员到波兰去，而现在却收回了这一建议。的确，他竟装作似乎从来没有提过这样的建议的样子，并且还要我们向现在的华沙政府去提出申请。斯大林一定懂得，雅尔塔决定的整个要点就在于产生一个我们能够承认的波兰政府，因此我们显然不能跟当前的政府打交道。我们深信他会尊重关于派遣观察员的诺言，而且他对他的华沙朋友有这样大的影响，即使他们有不愿意的表示，他也可以不费力地加以克服。
2．此外，斯大林一定会明白，正当三大盟国筹划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新政府的时候，目前的波兰当权者不应该损害其前途。我们已经要求苏联政府对他们在那里暂时掌握政权的朋友们施加影响。我们相信斯大林将会采取以此为目标的步骤。
3．斯大林将要看到，这一切已在3月19日我们〔大使们的〕通牒中使用最合理的措辞予以阐明。他会不会拨冗一看，判断一下究竟我们的建议是否与雅尔塔决定的精神根本不相符合，而且这些建议是否应全部为我们盟国所遵守，使得雅尔塔解决波兰问题的目标——即要建立一个英美两国能够予以承认的代议制政府——可以不再拖延地予以实现。
总统回答说，自从克里米亚会议以后，他也一直“抱着焦虑和关切注视着苏联态度的发展”，他阐述了他的建议以供我们的大使们进一步谈判之用，结尾说：“可是，我同意你的看法，就是现在时机已到，我们应就苏联态度的比较大的方面（特别关于波兰）跟斯大林进行直接交涉，因此我的下一封电报将包括我所建议的去电的全文。我希望你尽快让我知道你的反应如何。”
我当然大为放心，因为我们终于同意跟斯大林直接打交道。我一直深信，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任何实际的结果。我于3月30日打电报给总统说：“我感到高兴，因为你同意时机已到，我们两人应直接向斯大林交涉。你的电报稿是一个严肃而有分量的文件，尽管还不能完全表达我们的意见，我们一定诚恳地表示接受。在发给斯大林的一份相同的电报中，我也将说明我完全表示赞同。”
4月1日我自己拍发电报给斯大林。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 1945年4月1日
我希望你在这个时候已经接到美国总统的电报①，承他的盛意，他在发出这个电报以前曾经给我看过。现在我有责任代表英国政府向你郑重说明，我们战时内阁要求我向你表示：我们衷心地赞同总统的这个电报，我们对这件事具有完全一致的见解。
①参阅附录（3），第63页（原书页码——译者）。
2．有两三点意见我要特别强调一下，首先，我们不认为在莫斯科的讨论中保持着雅尔塔的精神，而且在有些地方的确也没有按照它的文字办事。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经过我们三方面本着如此深厚的善意而指派出来的委员会竟不能迅速和顺利地以互相迁就的精神执行他们的任务。的确我们曾经以为一个“新的”和“改组过”的波兰政府到现在应该已经建立起来，而且为一切联合国所承认。这样才可以向全世界证明，我们具有为世界前途而协作的能力和决心。现在要达到这一目的为时还不太晚。
3．无论如何，在还没有组成这样一个新改组的波兰政府以前，委员会要先同意把波兰国内外有代表性的波兰人召集在一起，他们倒不一定要参加政府，但可以只参加自由和坦率的协商。甚至这个起码的一步，都不能办到，因为对于任何人的邀请，哪怕仅仅只是参加协商，只要苏联或卢布林政府不表同意，就认为有权加以否决。我们绝对不会同意我们三国之间的任何一国有这样的否决权。这种否决权在米科莱契克先生的事例中竟达到了顶点。英美世界普遍地认为他是在国外的波兰人中一个最杰出的人物。
4．我们又惊奇又遗憾地得悉莫洛托夫前此曾自发地提出可以让观察员或代表团进入波兰，现在又已撤回。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几乎每天送来许多极其令人痛心的消息，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却被剥夺了亲自核对这些消息的一切手段。我们不了解为什么在波兰舞台之前，要拉下这么一幅保密的帷幕。
苏联政府如果要派代表团或个人到我们的任何军事占领的地区来访问，我们总是给以最充分的便利。已经有过好几起这种邀请曾被苏联人所接受，而且实际进行过访问，彼此双方都感到满意。我们请求在这些事情上大家应遵守礼尚往来的原则，这样可以有助于建立起我们持久合作关系的良好基础。
5．总统又给我看了他和你之间关于莫洛托夫未能出席旧金山会议的来往电文。我们曾希望三国外长的出席也许可以使在雅尔塔愉快而充满希望的团结气氛之后，在一场风暴中又降落在我们身上的许多困难得以清除，然而我们并不怀疑，使莫洛托夫羁留在俄国的那些公务上的理由的重要性。
6．……如果我们寻求波兰问题达成协议的努力注定归于失败，那么在议会在复活节后复会的时候，我将不得不向议会承认这个事实。没有人曾像我那样热心地和有信心地力图为俄国的事业而辩护过。1941年6月22日，第一个大声疾呼的就是我。自从我向震惊的世界宣布了俄国西部以寇松线为边界线是公正的以后，一年多已经过去了，而且英国议会和美国总统都已接受这条边界线。我是作为俄国的一个真诚的朋友，向你和你的同事们提出个人呼吁，要求你们就波兰问题跟西方民主国家达成一个良好的谅解，而不要打落我们为了指导世界未来而伸出的友谊之手。
一星期以后，斯大林对于我们两人都作了答复。他责备英美大使们把“波兰事件引到一条死胡同里去”。我们在雅尔塔曾经同意利用卢布林政府作为核心加以改造，以便组成一个新的波兰政府。相反地，我们的大使们却想把它取消而建立一个完全崭新的政府。在雅尔塔，我们又曾同意跟波兰国内的五个波兰人和从伦敦来的大约三个波兰人协商。我们的大使们现在却主张莫斯科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从波兰内外邀请无限多的波兰人，苏联政府对于这件事自不能容许。
委员会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决定谁该邀请，而这些被邀请的人必须只限于接受雅尔塔决定的——包括接受寇松线在内——波兰人，而且他们必须是真正切望保持波兰跟苏联之间的友好关系的人。他这样写着：“苏联政府坚持这样主张，这是因为苏联士兵为了解放波兰而流了不少血，并且由于过去的三十年间，敌人曾经两次利用波兰领土来侵犯俄国。”然后斯大林总结出我们走出死胡同应采取的步骤。卢布林政府必须加以改造而不应一笔勾销，需要的只是在现有的部长中，从外面掉换几个新人进去；只应邀请八个波兰人参加协商，其中五个来自波兰本国，三个来自伦敦，所有这些人都必须接受雅尔塔决定，并且对苏联政府是友好的；应该先跟卢布林政府协商，因为它在波兰有“极大的”影响，也因为任何其他办法都可能是对波兰人民的侮辱，使他们认为我们不征询舆论的意见，而把一个政府强加在他们身上。他结束说，“我认为如果能够采纳上面所说的意见，那么波兰问题在一个短时期内就能够达成一致的协议。”
斯大林给我的一个私人电报。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 1945年4月7日
担任莫斯科委员会成员的英美大使们不顾波兰临时政府的意见，不考虑某些波兰人物对克里米亚会议关于波兰的决定和对于苏联的态度，硬要坚持邀请这些人来参加协商。例如他们绝对坚持要把米科莱契克邀请到莫斯科来协商，而且他们用最后通牒的方式来提出。在这种事情上，他们无视事实上米科莱契克已经公然出来反对克里米亚会议关于波兰问题的决定。虽然如此，如果你认为有必要的话，我就准备利用我对于波兰临时政府的影响，使他们撤销对邀请来科莱契克的反对，如果后者愿意公开宣布接受克里米亚会议关于波兰问题的决定，并且拥护在波兰和苏联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的主张的话。
2．你觉得奇怪为什么军事行动中的波兰地区必须包藏在神秘之中，事实上这里没有神秘。你们不理会一个事实，就是如果英国的或其他外国的观察员被派到波兰去，波兰人会认为这是对于他们民族自尊心的一种侮辱，而且他们心中还记住一件事，就是他们认为目前英国政府对于波兰临时政府的态度是不友好的。至于苏联它不得不考虑到临时政府对于派遣外国观察员到波兰去的问题所抱的反对态度。还有，你也知道波兰临时政府并没有阻碍对它持有另一种态度的其它国家的代表到波兰去，而且一点也不加阻挡，例如对于捷克政府、南斯拉夫政府及其他政府的代表就是这样。
3．我跟丘吉尔夫人作了一次畅谈，她使我大为感动。她带给我你所送给我的礼物，让我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些仔细考虑过的文件至少提供一些进展的希望。我立刻开始跟米科莱契克和其他波兰代表作很费周折的讨论，以期征得他们对于雅尔塔决定的无保留的同意。
总统于4月11日来电说，“我们将极其慎重地考虑斯大林态度的含意和我们的下一个步骤是什么，我当然不会不跟你商量就采取什么行动或说什么话，我知道你也会是这样。”
第二十六章 苏联的怀疑
无条件投降与军事性投降——3月8日卡尔·沃尔夫将军在瑞士会见艾伦·杜勒斯先生——3月19日的第二次会见——莫洛托夫的侮辱——艾森豪威尔的愤怒——3月25日我给艾登的备忘录——4月3日斯大林致总统的电报——4月5日罗斯福先生的谴责——4月6日我致斯大林的电报——4月7日他的复电——貌似作个道歉——罗斯福先生4月12日的电报。
就在苏联背弃雅尔塔精神所造成的一切烦恼成为前章所说的长时间通信往来的主题的时候，英美政府和苏联之间发生了远比这个更加尖锐和更为重要的交涉。关于这些问题我们采取分章叙述的方法有其便利之处，但是切莫忘记各章里所叙述的事件是承上接下，有力地相互影响的。
到了2月中旬，纳粹已意识到失败迫在眉睫了。苏军的挺进、亚历山大在意大利的胜利、德军在阿登反攻的失败以及艾森豪威尔向莱茵河的进军等等，除希特勒和他最亲近的党羽外，全都相信投降已是迫在眉睫而且是无可避免的了。问题在于向谁投降？德国已经不能再两面作战了。跟苏联议和显然是不可能的。德国的统治者对极权压迫太熟悉了，绝不会从东方把它请进来。那么只有西方的盟国了。他们争论着有没有可能跟英国和美国进行谈判？要是在西线能够达成个休战协定，他们就可以集中兵力抵抗苏军的前进。只有希特勒一人是顽固的。第三帝国完蛋了，他想和它同归于尽。然而他的党羽中有几个人却试图秘密与操英语的盟国接触。所有这些建议当然都被我们拒绝。我们的要求就是全部战线上作无条件投降。同时，我们对战地指挥官向来就授以全权，可以接受跟他们作战的敌军的纯粹军事性的投降。正当我们还在莱茵河作战的时候，一次打算进行这样安排的尝试，引起了俄国人和总统之间的一场严重的交锋，我是支持总统的。
2月间，驻意大利的纳粹党卫军指挥官卡尔·沃尔夫将军通过意大利的中间人介绍跟美国驻瑞士的情报机关取得了联系。当时决定为了查证有关人员的身份证件，便以“纵横字谜”作为联络的代号。3月8日沃尔夫将军亲自来到苏黎世与美国机构的负责人艾伦·杜勒斯先生会见。杜勒斯当时就直率地告诉沃尔夫，无所谓谈判，如果事情要进行，只有以无条件投降作为基础。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意大利的盟军司令部和美、英、苏的政府。3月15日，英美在卡塞塔的参谋长艾雷将军和兰尼兹尔将军乔装来到瑞士，四天之后，也就是3月19日，他们与沃尔夫将军进行了第二次试探性的会见。
我立刻意识到苏联政府会怀疑在南方会举行单独军事性投降，这将使我军的进军少遇抵抗而直抵维也纳及其更远的地方，甚或直指易北河或柏林。再就是，我们在德国周围的各条战线既然是整个盟军作战的一部分，任何一条战线一发生任何事情，俄国人当然要受到影响。所以如果跟敌人进行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接触，都应及时通知他们。这条规定我们是审慎地遵守着的。因此3月12日驻莫斯科的英国大使就与德国密使挂钩这件事通知了苏联政府，并且申明未得俄国回复之前不会进行谈判。以前任何阶段从未发生过把任何事情隐瞒俄国人的问题。当时在瑞士的盟国代表甚至想尽办法要把一位俄国军官偷带进去参加会见，如果苏联政府同意派人的话。但是，为苏联代表出席在伯尔尼的试探性碰头会的安排最终没有成功。因此3月13日便通知俄国人，说明只要这次接触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会欢迎他们派代表到亚历山大的司令部里来的。三天之后，莫洛托夫先生通知驻莫斯科的英国大使说，苏联政府认为英国政府“不肯提供方便让苏联派代表前往伯尔尼，这种态度是完全无法解释和不可思议的”。对美国大使也递交了一份类似的照会。
3月21日，我们在莫斯科的大使奉命再次通知苏联政府，说明几次会见的唯一目的在于确定德国人是否有权谈判军事投降，并且准备邀请俄国代表前来卡塞塔的盟军司令部。
他这样办了。第二天，莫洛托夫交给他一份书面答复，其中带有以下这样的词句：
以德军指挥部为一方，以英美指挥部为另一方的双方代表，背着对德作战中首当其冲的苏联，在伯尔尼进行谈判已有两星期之久了。
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当然作了解释，说明苏联对这件事发生了误会，而且这些“谈判”只不过是审查一下沃尔夫将军的资格和权力罢了，然而莫洛托夫的评语却是鲁莽无礼的。他在书面答复中写道：“就这件事情来说，苏联政府认为不是一个误会，而是比误会更坏的事情。”他对美国人也同样严厉地进行了抨击。
面临着这样一种惊人的指责，我觉得保持缄默要比竞相辱骂好些，因此，我于3月24日给艾登先生一份节略：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5年3月24日
目前这些谈判已经停止，可能今天在比意大利更为重要的地区重新举行。在那里，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将会纠缠在一起。俄国人可能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恐惧，认为我们在西线搞了一笔买卖，以便把他们远远地阻挡在东线。总的说来，在我们未与华盛顿一起研究之前，最好不必答复〔莫洛托夫〕。
你应该把俄国的来电抄送一份给华盛顿。
※ ※ ※
同时，有必要提醒我们在西线的军事司令官们。因此，我把莫洛托夫的侮辱性信件，交给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两人看，当时我正和他们在一起观看渡过莱茵河的作战行动。
艾森豪威尔将军颇为震动，他认为我们的好心反而受到最不公平最无根据的指责而似乎深为愤慨。他说，作为一个军事司令官，他将在自己的战线上接受任何一个敌军部队的无条件投降，从一个连到整个集团军都可以。他认为这是一个纯属军事性的问题，他负有全权接受这种投降，无须请示任何人的意见。但是，如果发生了政治性问题，他将立即与各国政府商讨。他耽心如果跟俄国人商量像凯塞林部队的投降这类问题，本来他自己一个小时就能解决的事情也许就要拖长三四个星期才能解决，这样就会给我们的部队造成重大损失。他明确地表示，他将坚持要那些投降军官所属的全体部队放下武器，原地不动，静候给他们进一步的命令，这样就没有可能把他们调出德境去抵抗俄国人。同时他还要通过这些投降部队，尽快地向东线推进。
我个人认为，这些事情应该由他自行决定，各国政府只有在发生什么政治问题时，才去过问。如果由于西线敌军大规模投降，我们因而先于斯大林到达易北河或更远的地区，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可以伤心的地方。乔克·科尔维尔提醒我说，那天晚上我曾经告诉过他，“在我对俄国的意图所抱的怀疑消除之前，我很不愿意考虑德国的分割问题。”
3月25日，我交给艾登先生一份备忘录：
我于再三考虑之后，决定我们对莫洛托夫的无礼信件应该不予置答。我料想你已将该信抄件一份送给国务院，并以不带埋怨的口吻指出，正是他们特别不愿意让俄国人到瑞士来，而让亚历山大在纯粹军事的基础上处理这件事。我相信目前正确的办法就是与美国取得绝对一致，这应该是容易办得到的，同时让莫洛托夫和他的主子去等着吧。
我同意你的看法，旧金山会议的整个问题还是悬而未决。
派葛罗米柯来代替莫洛托夫是在故意做作给人看。我料想总统对此一定甚为反感。
我们渡过了莱茵河，共同渡过了一个欢乐的日子。明天我们要到对岸的苏格兰第十五师那里去。我认为西线的整个德军阵线趋于分崩离析绝非不可能的事。目前北线还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这股锐不可当之势似乎又像往常一样，是从我们所组成的左枢纽而来的。
当天接着写下：
……我们务必询问美国，他们打算采取什么态度，他们现在是否同意总统和我打一个电报给斯大林？其次这个电报是否应该像你所说的，包括其他题目，例如，出入波兰的问题，处置我们的俘虏的问题，在伯尔尼问题上我们的好心反而受到诋毁以及罗马尼亚的问题，等等。
莫洛托夫拒绝到旧金山去，无疑是表示苏联的不满。我们务必向罗斯福提出，在这种情况下，去旧金山开会的整个问题已遭到反对，因此，如果要这样一个会议产生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那么当前英美两国有必要十分坚定地站在一起来对付违背雅尔塔谅解的行为。
然而，我必须指明我们在坚持反对俄国的意见上不能超过我们能使美国一起行动的范围以外。最能使他们跟我们站在同一立场的事，莫如旧金山会议的任何意图遭到损害。你能否根据上述意见给我拟一份草稿？我收到以后，明天这个时候可以送还给你一份由我个人出面致总统的电报。另外，对俄国的任何来信务必概不作答，即使时间上的耽延对我们不利，也得如此。一旦我们要回敬他们时，我们两国就要一致行动。这些事情在复活节之前还未成熟，不宜付诸辩论。
我们在这里过了极为愉快的一天，我希望它的影响将是深远的。明天我将应艾森豪威尔的邀请去拜访他。我将莫洛托夫无礼的信件交给蒙哥马利看，因为谈判的地点显然很有可能改在他的战区里。我很了解俄国人的顾虑，他们惟恐我们在西线或南线接受一个军事投降，这样一来我军的前进就会少遭抵抗或不受抵抗地到达易北河，甚至比大熊抢先到达柏林。因此，如果军事谈判发生在这条战线上，而这条战线又不像意大利那样属于次要战线，那么军事局势与政治局势就不可能分割开来。照我看来，应当一开始就让俄国人参加进来，而我们则应当根据我们的职责、我们明显的有利条件和我们的正当权利来行事。他们要求事事都得迁就他们，而他们自己则除了增加军事压力之外什么也不肯帮助人家。就是这个军事压力，也只有在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才肯运用。应该让他们感觉到我们也有自己的观点。按照我的看法，军事方面如果在谈判中发生分歧，就必须在达成任何协议之前向各自的政府请示。
我的妻子此时为了她的“援俄”基金正准备去苏联访问，但由于俄国人对伯尔尼会谈的怀疑如此之深，因此我甚至考虑延缓她的行期。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5年3月25日
紧接我刚发出的一个备忘录。我想克莱美在这种情况下动身是完全可以的。让我听听你的不带成见的看法，是否认为最好推迟几天或几个星期，还是这样做会被视为是一种表示个人的好意。我倾向于让她按原定的计划动身。
其实她还是走了，而且受到了最善意的欢迎。同时我也仔细地注视着谈判的进展，俾使苏联不致遭到不公正的排斥。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5年3月30日
我们不是已经告诉过俄国人下列的事吗？即：在瑞士接触的唯一目的，是安排在意大利我们的司令部里开会的事宜；
如果俄国人愿意，可以派一位代表出席会议共同讨论军事问题；并且任何时候一旦会上涉及政治性问题，那么，整个问题可以向三国政府请示。看来瑞士的对话似乎会超过这个范围，尽管目前事实上还没有超过。我们已经决定对莫洛托夫的无礼来电置之不理。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在任何涉及和平谈判的问题上放弃我们作为盟国的责任。
请对此加以考虑，并告知我是否还要给你多送其他任何情报。
※ ※ ※
4月5日我收到了总统与斯大林往来的电文，内容令人吃惊，电文如下：
斯大林元帅致罗斯福总统：1945年4月3日
我已收到你关于在伯尔尼举行谈判的问题的来电。你说得非常正确，就是：英美指挥官与德军指挥官在伯尔尼某地或其他地方进行谈判一事“已经造成了一种应该令人遗憾的不安和不信任气氛”。
可是你坚持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行过谈判。
或许可以说你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情报，至于我的军事同事们，他们根据自己手头掌握的材料坚信谈判业已进行了，并且谈判结束时跟德国人达成了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德军西线司令官凯塞林元帅已同意开放战线让英美军队向东前进，而英美方面也已答应放宽对德媾和条件作为交换。
我认为我的同事们是接近于事实的。要不然，人们就难以理解英美方面拒绝让苏军司令部派代表到伯尔尼参加对德谈判这个事实了。
我对英国人的沉默也感到不理解，他们既然同意你在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上与我通信，而自己却保持沉默，尽管人们知道，伯尔尼谈判的整个事件，是由英国人发起的。
我明白在伯尔尼或其他地方的单独谈判的结果，对于英美军队是有一定好处的，因为英美军队可以几乎不遇到德方任何抵抗而进入德国腹地。可是这件事有什么必要瞒着俄国人，不让你们的盟友俄国人知道呢？
由于这次谈判的结果，目前在西线上的德军事实上已停止对英美作战，而与此同时，德军对俄国，也就是英美的盟国，却继续作战。不言而喻，这种局面对继续加强我们国家之间的信任是绝无好处的。
我在上次给你的信中已经说过，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再重申一下，就是如果是我个人和我的同事们，当时就绝不会采取这种冒险的步骤，因为我们知道此中纵使有什么一时的便宜，这种便宜如果同保持和加强盟国之间的信任这个主要利益相比，就会显得黯然无光。
这样的谴责使总统大为愤怒。他的体力不容许他亲自起草复信。马歇尔将军草拟了下面的答复，罗斯福同意了。这个答复当然不是没有魄力的。
罗斯福总统致斯大林元帅：1945年4月5日
收到你4月3日来信，我感到惊讶。你宣称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和凯塞林双方在伯尔尼作出安排“让英美军队向东前进，而英美方也已答应放宽对德媾和条件作为交换”。
在我上次给你的电报中，关于试图在伯尔尼安排一个会议来讨论在意大利的德军投降问题时，我已告诉过你：（1）在伯尔尼没有举行过谈判；（2）会议没有包含任何政治方面的内容；（3）在意大利的敌军的任何投降，不得违背我们所商定的无条件投降的原则；（4）欢迎苏联军官参加约定讨论投降事宜的任何会议。
我们对德共同作战的努力目前已大有希望促使德军早日崩溃，为了有利于这种努力，我一定要一如既往，继续假定你对于我的诚实和可信赖有着的高度信任，就像我一向对于你有着同样高度的信任一样。
我也充分重视你的英勇的军队在使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部队可能渡过莱茵河所起的作用，以及你的部队今后在我们联合对德进攻中促使德军的抵抗最后溃败上所起的作用。
我完全信得过艾森豪威尔将军，相信他在与德国人达成任何协议之前一定会先让我知道。他奉命向他战线上可能被击败的敌军提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他一定会这样去办。我们在西线的前进是由于军事行动的结果，其前进的迅速主要应归功于我们空军的猛烈的命中的袭击，致使德军交通遭到摧毁，同时也应归功于艾森豪威尔在德军还在莱茵河西面的时候就能够将他们的主力的大部分加以摧残。
我可以肯定，任何时候在伯尔尼都不曾举行过谈判，因此我觉得你的那种情报一定是从德国方面弄来的，他们竭力在我们之间制造分裂，为的是想在某种程度上逃避自己的战争罪责。如果沃尔夫在伯尔尼的目的就在于此，那么你的来电恰恰证实了他已经取得了几分成功。
由于我相信你对我本人的可靠性和我决心与你共同干到纳粹无条件投降是信得过的，因此令人感到吃惊的是似乎苏联政府已经相信我不先得到你的完全同意就已经和敌人达成了协议。
最后，我想说句话：如果在此胜利在握之际，在我们的生命、物资和财宝都蒙受了巨大损失之后，还要让这样的怀疑，这样的缺乏信任，来损害我们的整个事业，那真会成为历史的一个大悲剧。
·坦·率·地·说·一·句，·我·对·于·你·的·那·些·告·密·者，·不·管·他·们·是·谁，·把·我·的·行·为·或·我·所·信·任·的·僚·属·的·行·为·作·这·样·卑·劣·的·诬·蔑，·不·能·不·感·到·深·恶·痛·绝。
我深受最后这句话的感动，因此我给它加上着重号。我觉得罗斯福先生虽然不曾起草整个电文，但很可能是他亲自写上最后这一笔的。看起来这一笔好像是附加上去的，换句话说是一个小结，而且正像愤怒中的罗斯福。
我立刻写信给总统：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5年4月5日
我对斯大林竟然给你这样一个侮辱美国和不列颠的荣誉的电报而感到惊骇。英国政府诚恳对你的答复表示拥护，战时内阁已责成我对斯大林发去如下电报。……
翌日我亲自向斯大林去信。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1945年4月6日
总统已将他与你的来往函电送来给我，其中说到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参谋部的一名英国军官和一名美国军官跟一个叫作沃尔夫的德国将军在瑞士进行了接触，涉及到北意大利凯塞林的部队可能投降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应当向你确切地综述一下英王陛下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我们一听到这些接触的消息就立即在3月12日通知了苏联政府，而且我们和美国政府一直是忠实地将发生的一切情况告知你。在瑞士，以任何方式谈到的或牵涉到的唯一事情就是要审查那个德国密使的资格，以及试图在亚历山大元帅的司令部或北意大利某一个方便地点安排凯塞林指派的人与亚历山大元帅会面。在瑞士就连凯塞林部队的军事性投降问题也没有举行过谈判。我们更没有想到过像你在给总统的电报中所指责的什么政治军事性阴谋，我们的思想也绝不像你所想象的那么卑鄙。
2．接着立即邀请你的代表来参加我们想在意大利安排的会议。如果当时会议开了，你的代表也来了，他们就能听到会谈中的每一句话。
3．我们认为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具有充分权利来接受在意大利他的战线上和他对阵的二十五个师的德军的投降，并且同受权谈判投降条件的德国密使讨论此类问题。然而这种商谈如果举行的话，我们仍然特别注意邀请你的代表前来他的司令部参加这个纯军事性的会谈。不过事实上在瑞士的接触没有产生任何结果。我们的军官并没有成功地为凯塞林的密使安排在意大利会见的地点就从瑞士回来了。有关这一切，已由陆军元帅亚历山大或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一步步地将全部情况告知了苏联政府，同时也通过美国的渠道转告你们。我再次重申在瑞士没有举行过甚至没有触及到任何谈判，无论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
4．但是，德国将军沃尔夫这次请求谈判的整个事件可能是敌人企图挑拨盟国之间互不信任的阴谋之一。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在3月11日的电报中提出了这点，他在电报中这样写道：“请注意，主要人物中有两个是纳粹的党卫军分子而且是希姆莱的人，这事很使我怀疑。”这份电报于3月12日重复打给莫斯科的英国大使，由他通知苏联政府。如果德国人的意图是要在我们之间挑拨离间，现在他们这样做确实已经取得了成功。
我摘引了莫洛托夫来信中一些格外有侮辱性的词句之后，继续写道：
为了英俄关系的利益，英国政府决定对这种肆意侮辱而又毫无根据的谴责不作任何答复，置之不理。这就是你给总统的电报中所称为“英国人的沉默”的理由。我们认为对莫洛托夫给我们的这样一份来电，与其答复，还不如保持沉默。
但是老实告诉你，我们是为这通来电而感到震惊的，而且也因莫洛托夫竟把这种行为强加于我们而感到受侮辱。然而，这些毫不影响我们指示亚历山大元帅必须把一切情况都通知你们。
6．你对总统说这件事情完全是由英国人发起的，这种说法也与事实不符。实际上，给亚历山大元帅通消息，说德国将军沃尔夫要求在瑞士接触的是一个美国的机构。
7．无论是在伯尔尼或其他地方的任何接触，都与德军在西线的全面崩溃毫无关系。事实上他们的作战十分顽强，从我们的2月攻势开始到3月28日止，他们使我们与美军方面遭受伤亡达八万七千人以上。然而，由于我们地面部队的人数超过敌军，英美空军在空中具有压倒优势，单3月份一个月，英美空军就在德国投下了二十万吨以上的炸弹，因此西线的德军才遭到了决定性的摧毁。他们在西线地面部队的人数之所以远不及我们，这应当归功于苏军的伟大攻势和强大压力。
8．至于你在4月3日给总统的电报中提出的谴责也诽谤了英国政府，我跟我的同僚们都拥护总统的答复中的最后那句话。
4月7日斯大林对总统的谴责作了答复。
斯大林元帅致罗斯福总统：1945年4月7日
4月4日来电收悉。
4月3日我电报中所谈的不是诚实和可信赖的问题。我从未怀疑到你的诚实和可信赖，也从未怀疑到丘吉尔先生。我的意见是，在我们的通信中就可以看出，在对待盟国之间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的问题上，我们是有不同观点的。我们俄国人认为，从当前各条战线上的形势来看，当敌人已不可避免地即将投降的时候，如果任何一个盟国的代表要与德国人会见商谈投降事宜，那么就应该让另一个盟国的代表有参加这种会见的机会。无论如何，如果所说的这个盟国提出这样要求，这是绝对必要的。然而，美国人与英国人的想法不同，认为俄国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因此他们拒绝了俄国人在瑞士参加会见德国人的权利。我已对你们写信提过，我想必须重申一下，要是在相似的情况下，俄国人绝不会不给美国人和英国人参加这种会议的权利。我仍然认为俄国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因为这种观点可以排除互相怀疑的一切可能性，并使敌人在我们之间挑拨离间不能得逞。
2．至于说德国人在西线不抵抗是完全由于他们已被击败，这一点令人难以同意。德国人在东线有一百四十七个师。
他们可以不削弱自己的地位而从东线调出十五个至二十个师去增援他们在西线的部队。然而德国人并没有这样做，现在也不这样做。他们却为了捷克斯洛伐克一个无关紧要的铁路车站曾利恩尼察，而继续同俄国人作疯狂的搏斗。这个车站对他们的作用，有如热敷剂贴在死尸上，一点用处也没有，但是他们对德国中部的重要城市如奥斯纳布吕克、曼海姆和卡塞尔却不加丝毫抵抗就放弃了。我想你会同意德国人的这种行径不仅仅是奇怪和无法理解的。
3．至于我的情报人员，我可以郑重地告诉你，他们是一些极为诚实和谦逊的人，他们自觉地执行自己的职责，并无存心要冒犯任何人。我们常常对这些人进行实际的考验。请你自己判断一下。上次2月间，马歇尔将军送给苏联参谋部的若干重要报告中，他根据他所掌握的材料警告俄国人道，3月份德国人在东线将有两个猛烈的反攻——一个是从波美拉尼亚指向托伦，另一个是从摩拉夫斯卡·奥斯特拉发进攻罗兹。实际上德国人当时正在准备的主要攻击，并非指向上面所说的地方，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区，即布达佩斯西南面的巴拉顿湖附近地带。现在大家都知道德国人在这个地区曾经集中了三十五个师的兵力，其中包括十一个坦克师。这是整个战争中最猛烈的攻击之一，因为使用了这样大量集中的坦克部队参加，多尔布亨元帅之所以能够避免一场灾祸，并在以后给德国人以迎头痛击，除其他原因之外，就是因为我们的情报人员探得了（虽然迟了一点）德国人这个主要进攻的计划，并立即向多尔布亨元帅提出警告。这使得我本人能够再次地坚信苏联的情报人员是何等的谨慎，他们的消息是何等灵通。……
他也把这个电报的副本送一份给我，并随附了下面给我的个人来电：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1945年4月7日
4月7日我致总统的电报，现我也送给你一份。我已答复了你来电中所提出的有关瑞士谈判的全部基本要点。至于你来电中提出的其他问题，我认为有必要作以下说明。
1．我和莫洛托夫都不曾有“污蔑”任何人的任何意图。
这不是一件要“污蔑”任何人的事情，而是我们在对于一个盟国的权利与义务的问题上已形成不同观点的事情。你可以从我致总统的电报中看到俄国人对待这个问题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它可以保证每个盟国的权利，而且不使敌人有任何可能在我们之间进行挑拨离间。
2．我的电报是个人性质的，而且是严格保密的。这样做可使我们开诚布公，畅所欲言。这是秘密通信的好处。不过，如果你把我的每一句直率的话看作冒犯，那么这种通信方式就很难进行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冒犯任何人的意图。
我把这个电报寄给罗斯福，并附了以下的评语：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5年4月11日
我觉得我们所能从他们得到的大概是以此为度了，的确这也是近于他们所能做到的道歉。不过，在考虑英国政府作出任何答复之前，务请示知你对此事的处理意见，以使你我两方保持步调一致。
第二天总统来电答复道，他将给斯大林发去如下电报：
感谢你对苏联在伯尔尼事件上的观点作了坦率的解释，这件事现已似乎成为陈迹，也未曾产生过任何效果。
无论如何，不应该有互相怀疑，今后此类性质的小误会也不宜发生。我深信你我两军会师德国、并肩全力联合进攻之日，将是纳粹军队分崩离析之时。
以后他又发出一封电报：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1945年4月12日
我想把一般性的苏联问题尽量缩小，因为这类问题，不是以这种形式就是以那种形式，几乎天天都在发生，然而大多数都得像伯尔尼会议那样得到解决。
但是我们务必坚定，至今为止我们所走的途径是正确的。
第二十七章 西方在战略上的分歧
战争和政治——一个致命的脱节——苏联的野心——几个现实的问题——艾森豪威尔的战略——他给斯大林的电报——3月31日我给参谋长委员会的备忘录——美国的反驳——3月31日我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报——给总统的电报——艾森豪威尔的答复——再次跟艾森豪威尔通信——拯救荷兰。
当一个联合行动的战争行将结束的时候，政治方面各种问题的重要性就逐渐上升了。特别在华盛顿，高瞻远瞩的看法会占上风的。诚然，在美国人的思想里对于获得领土这一类的事情至少是不感兴趣的。但是当周围有狼的时候，牧羊人就必须保护他的羊群，即使他自己并不喜欢羊肉。在这个时候，所有争论的问题，在美国参谋长们看来似乎都不是极端重要的。群众当然不会觉察到有争论，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不久，胜利的浪潮淹没了一切，事情一时也就被人忘却了。然而，今天不会有人争辩：这些问题在欧洲的命运中起着支配的作用，它们大可以夺去我们大家长期奋斗而努力争取的持久和平。现在我们能够看出在罗斯福总统力量的逐渐衰退和杜鲁门总统对世界大问题的逐步理解掌握的过程之间存在着一段致命的脱节。在这个令人悲伤的真空之中，一个总统不能起作用了，而另一个总统还不能了解情况。军事长官们和国务院都不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指导。前者把他们自己局限于本行的范围以内，后者则领会不到牵涉进去的问题。
不可缺少的政治指导，在最紧要的关头，竟付缺如。处于胜利的舞台上的美国是世界命运的主宰，可是缺乏一个真实的前后一贯的宏图。英国虽然还很强大但不能单独断然行动。我在这个阶段，只能提出警告和呼吁而已。因此，这个显然是广大无涯的胜利达到顶峰的时刻，对我说来，却是一个极不愉快的时候。我往来于欢呼的人群之中，或坐在摆着从大同盟各地区来的祝贺和祝福电文的桌子旁边，而心中却感到沉痛，脑子里充满着不祥的预兆。
德国军事力量的毁灭已经给共产党俄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带来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双方已经失去了共同敌人，那个共同敌人差不多是他们之间的唯一的维系。从此以后，俄罗斯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信条都无需对他们的进展和最后的版图加以限制。这种情况经过了两年多以后，他们才重新遇到一个势均力敌的意志力量来和他们相抗衡。如果我不是当一切还在朦胧状态的时候，当战果辉煌的胜利只是加深人类事务内部黑暗的时候，已经有所知道，已经有所感觉，那么现在当一切都已昭明显著的时候，我也不来谈这件事了。关于这一点，必须由读者自行判断。
本章所要讨论的有关战略和政策的几点有决定性的现实问题如下：
第一，苏俄已经成为自由世界的一种致命的危险；
第二，必须立即建立一条新阵线来阻止她的向前推进；
第三，欧洲这条新阵线应该尽可能深入到东方；
第四，柏林是英美军队首要的和真正的目标；
第五，捷克斯洛伐克的解放和美国部队的进入布拉格有很大的意义；
第六，维也纳及整个奥地利必须受西方大国的管制，他们至少应处于跟苏联平等的地位；
第七，铁托元帅对于意大利的侵略性的要求必须加以管制。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在民主国家的军队解散以前，或者在西方盟国让出它所攻占的或者（正如不久就会谈到的）从极权统治下所解放出来的德国领土的任何部分以前，欧洲的东西方国家之间须对一切主要的问题达成一项解决的办法。
有关希特勒的未来计划的形形色色的谣言非常流行，但在我们所得到的报告中只有一小部分得到证实。我认为，为了慎重起见应对谣言进行仔细的审查，因为我听到艾森豪威尔的总部里面对于这些谣言极为重视。的确，德国行政部门从柏林南迁的行动是看得出来的。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5年3月17日
我希望请情报委员会研究一个问题，就是希特勒在失去柏林和德国北部以后，是否有可能退到德国南部的山区和森林地带以图在那里延长战争。他在布达佩斯的奇怪的抵抗和目前在巴拉顿湖还在进行的抵抗，以及他把凯塞林的军队留在意大利那么长久，似乎都跟这样一种意图是相符合的。但是他既然在任何事情上都是那样愚蠢地固执，也许在这些行动的背后同样没有什么意义，然而这些可能性是应该加以审查的。
虽然事情不能加以肯定，我们参谋长委员会总的结论是：
德国人在山区里进行长期的战争或甚至游击战，其规模大概不会是很可观的。所以我们把这种可能性置之度外，正如事实所证明的也确然如此。在这个基础上，我就询问，照盟军总部的预见，英美军队前进的战略如何，我得到了这个答复：
艾森豪威尔将军致首相：1945年3月30日
等到美军第九和第一两集团军会师，被包围在鲁尔区域里的敌人不能再作进攻的时候，我主张向东推进跟俄国人会师或者达到易北河的整条战线上。只要俄国人同意，卡塞尔-来比锡这一轴线最宜于进攻，因为它可以保证占领那个重要的工业区，即我们相信德国的部长们正在迁入的地区。这样可以把德国军队差不多切成两半。又可以使我们不必渡过易北河。这个计划是要把西方残余敌军的主力分开，并且加以歼灭。
我的主要攻势就将如此，而且除非到了形势十分清楚地说明我们没有必要把全部力量集中在这里的时候，我是准备投入全力来保证其成功的。这个主攻是在布雷德利的作战区域内，他将让第三、第一和第九各集团军来实行这个计划，还有第十五集团军也归他指挥，在后面遇机会肃清残敌。蒙哥马利将带着汉诺威-维滕贝格整条线以北的英国和加拿大各集团军来保护他的左翼，德弗斯将以第七集团军和法国第一集团军保护他的右翼。
主要攻势的成功一旦有把握了，我主张立即采取行动来肃清北方的港口，其中像基尔那样就需要强渡易北河。蒙哥马利将承担这些任务，而且如果为达到目的有此必要的话，我主张增加他的兵力。
此外当上面这些要求已经达到的时候，第六集团军群还应当作好准备沿纽伦堡——雷根斯堡轴线向东南推进以遏止德军可能在南方集中部队，并准备和多瑙河流域的俄军会师。
我相信这个补充情报可以把我当前的计划说明清楚。当然这些计划是灵活的，而且能够随时加以修改以适应事先没有料到的局势。
同时我们听到艾森豪威尔在3月28日把他的策略直接用电报告知斯大林元帅，而事前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副手，特德空军上将，或者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我们大家认为这样做超出了以前双方所理解的欧洲最高统帅跟苏联人商谈的范围。艾森豪威尔将军则认为他这样直接跟俄国首脑通信是做得对的，因为斯大林也是红军的最高统帅。但是他并不跟也是身兼三军统帅的美国总统直接通信，而是跟马歇尔将军直接通信的。
在这份电报里，艾森豪威尔说把鲁尔隔绝之后，他主张把他的主要攻势沿着埃尔富特-来比锡-德累斯顿轴线前进。这样，跟俄军会师以后，可以把残余的德军切为两半。次要的攻势是从雷根斯堡到林茨，在那里他也指望跟俄军会师，以防止“德军在南德的壁垒里加强他们的抵抗力”。斯大林欣然同意。他说这个建议“同苏联最高统帅部的计划正相吻合”。又说，“柏林已经失去了它以前的战略重要性。所以苏联最高统帅部准备把次等的兵力放在柏林那个方向。”这种说法跟后来的事实不符。
英国的参谋长委员会对于新计划的利弊，和对于艾森豪威尔不请示军事上和宪法上的最高当局的越级行为表示担心。他们草拟了一份极长的电报给他们在华盛顿的同僚，这份电报等到发出以后，我才看到它的底稿。这种事情在双方参谋人员商谈时是极普通的。在原则上我完全同意我们的参谋长们的意见。而且我们有同样的想法。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他们的电报中弄进了许多次要的无关的东西，而不是根据最好的理由跟美国参谋长们辩论。为此，我给他们下面这一个备忘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5年3月31日
我已经考虑了你们的电报，我认为把军事的论点提供给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当然是一件好事。然而我希望我们能够认识到在进攻德国的兵力之中，我们只占四分之一，自从1944年6月以来局势就已经这样显著地变化了……
3．照我看来，艾森豪威尔的新计划，其主要的值得批评之处在于它把向柏林作主力进攻的轴线移转到通过来比锡到德累斯顿的方向，这样引起了一个问题，就是第二十一集团军群会不会因这样拉长战线，以致失去它的进攻力量，特别在它被抽走了美国第九集团军以后。我们在北方的部队可能因此降沦为一个几乎静止的角色，这实际上是阻止我们渡过易北河，一直要等到战事达到最后的阶段；而且排除了英国人同美国人一起进入柏林的一切期望。
4．这样的批评是否确当要看敌人抵抗的程度。如果抵抗已经差不多濒于崩溃，那么也没有理由说主力部队和第二十一集团军群不应该在比目前更宽广的战线上推进。在这一点上应该听最高统帅作最后的决定。
5．再看艾森豪威尔将军认为柏林已经大大地失去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性的设想，可能是错误的。即使德国政府的各部已经大部分迁到南方去，柏林的陷落，在德国人的心目中是一个重要性高出一切的事实，不应该加以忽视。把柏林撇在一边而让俄国人到后期去攻取，这种想法在我看来并不正确。只要柏林能够坚持在被围困的废墟中进行抵抗（这样做并不难），德国人的抵抗就将得到鼓舞，而柏林的陷落可能会使几乎所有的德国人丧失希望。
6．如果提出我们希望掉头去收拾丹麦、挪威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局面，我们就削弱了自己要求增强汉诺威-柏林一线与海之间的兵力集中的论点。
7．总之，我认为我们的电文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几点可资争辩的论据，使他们可以抓住它向我们作机敏而得力的反驳。必须记住，艾森豪威尔在他们之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可能自认为已经正确估计到目前敌人的抵抗力量，并且已经通过军事行动做到了：（甲）接近〔即到达〕莱茵河的全线；
（乙）有力量两路并进，而不是把所有的力量全用于北进上……这些事情加上美军的源源增援已使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权力和威望大大增高，而美国人会觉得作为一个胜利的最高统帅，他有权，而且也确有极大的需要，试图探求俄国人关于东西两方最好在哪一个地方会师的意见。
8．最后，但泽的攻克和跟着而来的三个主要德国潜艇基地之一的毁灭是使海军部大大感到宽慰的新事件。德国再要在他们所预言的那种规模上重新发动潜艇战争，现在已明显地不可能了……所以，如果兵力的分散会降低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前进速度和威力，那我就不同意存在着任何紧急状态足以要求我们向左面派兵去肃清波罗的海各个港口。
附笔——上面的话是在我没有看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驳以前，由我口授的。
现在“反驳”已经到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答复的大意是，据他们的看法，艾森豪威尔跟俄国人通信的手续在工作上是有此必要的。而且任何改变只能由他来作，不能由他们来作。至于他计划中所概述的行动路线似乎跟商定的战略和给他的指示是符合的。他们说艾森豪威尔正把他可以使用的最大兵力部署在北方渡越莱茵河。在南方，次要的努力也正在取得一个突出的战果，而且正在补给品供应许可的范围以内，尽量加以扩大中。他们相信按照最高统帅的办法去攻取英国人所指的口岸和其他一切，会比用英国人所强调的计划来得更快，更有把握。
他们说德国的战争已经发展到了应该由战场的指挥官来便宜行事的阶段。有意不去利用敌人的弱点似乎是不妥当的。
唯一的目标是快速而彻底的胜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虽然认识到有些因素同最高统帅并无直接关系，却认为他的战略概念是健全的，应该得到全力支持，而且他应该继续跟苏军的最高统帅畅通消息。
但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主张应该要求艾森豪威尔将军把他给斯大林元帅的电报加以详细说明后送一份给他们，还要他在今后莫斯科再要我们提供新的情报时，暂缓作答，先请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
※ ※ ※
我跟我的军事同僚们意见完全一致，就把我的备忘录中的大意给艾森豪威尔将军重述一遍。
首相致艾森豪威尔将军：1945年3月11日
感谢得很。我个人认为，如果敌人的抵抗并未崩溃，却把前进的主轴大大向南转移，并从第二十一集团军群抽走美国第九集团军，会使蒙哥马利的战线拉得过宽以致会把他的进攻作用逐渐化为乌有。我不懂不渡易北河为什么倒是一个有利之点。如果敌人的抵抗力像你所明显预料地那样削弱下去（这的确大有可能实现的），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渡过易北河而尽可能向东前进？这里面包含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南面的俄国军队似乎一定会进入维也纳，踏遍奥地利；现在再加上我们要把柏林拱手让人（即使它将处于我们掌握之中），那么这种无独有偶的事情可能会使俄国人较前益发自信一切功劳都归于他们了。
2．还有，我本人并不认为柏林已经失去了它的军事意义，当然更没有失去它的政治意义。柏林的陷落对于整个德国各个地方的抵抗将发生重大的心理影响。当柏林坚持下去的时候，大量的德国人觉得他们有义务继续打下去。认为攻占了德累斯顿并在那里和俄国人会师大有好处，我不敢赞同这种见解。德国政府各部所属的机构已经南迁的可以很快地再向南方迁移。但是只要柏林仍在德国的旗帜之下，据我看来，它就不可能不是德国最有决定意义的一个地点。
3．所以我宁愿十分坚持我们渡过莱茵河所根据的计划，就是，美国第九集团军应该和第二十一集团军群一同向易北河前进并越过柏林。这跟你现在由于你军在鲁尔以南得到辉煌的战果而正如此正确地加以发展的伟大的中央突破攻势，毫无冲突。这不过把一个集团军的兵力移到北翼去罢了。
我又把那种局势扼要叙述在致总统的一个电报里。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5年4月1日
你一定已经看到英国参谋长们跟他们的美国同僚之间来往的电报。我想双方都有一些误会，我极希望赶快把它们消除掉。
2．我们十分感激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来文使双方参谋长委员会之间有时间可以合理地交换意见。
3．但是我看到有人竟认为：在艾森豪威尔将军跟俄国战地司令官之间的日趋重要的交往中，我们有诋毁及贬低其声誉的微意。这使我感到难过。艾森豪威尔将军希望对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以前在马耳他商定好的而又经过你我两人批准的计划作几个重大的变更，而我们所要求的不过是用些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对于那种毫不征求英国当局的意见而显然就决定英国陆军（它的人数虽然只有你们的三分之一，但毕竟也达到一百万以上）的命运的做法，自然感到担心。他们也不完全了解究竟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电报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在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得到原谅，因为迪恩将军也同样感到迷惑，并且为了问明背景曾耽搁了二十四小时才把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电报送给斯大林。在这种事例中，我完全同意你们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建议的手续，我们自己却没有想到。我觉得抱歉。
4．说到这里，我愿意明确表示英国政府对于艾森豪威尔将军感到完全信任，我们为我们的军队能在他的指挥之下作战而感到高兴，而且对于他在执行处理一个盟军指挥部的一切困难中所表现出来的伟大和超群的品德和人格，表示钦佩。
还有，我要向你，总统先生表示，像我在战场上已经口头向艾森豪威尔将军表示过的一样，我衷心祝贺美国中路各集团军在最近进军及渡过莱茵河战役中所获得的光辉胜利和进展……
5．在已解决了而且相信也已经消除了历来作为盟军并肩作战的最真诚的朋友和战友之间的这些误会以后，我想就艾森豪威尔将军现在对我们的原定各计划所要作的更改的利弊方面，冒昧地向你提出个人的几点考虑。在我看来，分歧之点是微小的，而且像往常一样，不在原则上而在着重点上。显然，如果能够排除一切障碍和避免一切兵力的分散，北路和中路的盟军现在应该能以最高的速度向易北河进军。到现在为止作战的轴线是指向柏林。艾森豪威尔将军根据他对于敌人抵抗的估计（这一点我最为重视），现在要把轴线略向南移以便通过来比锡，也许甚至远达南面的德累斯顿。他把美国第九集团军从北路的集团军群中抽走，结果把后者的战线向南拉长。如果敌人的抵抗竟然摧毁了英国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进攻的实力和势头，以致他们一旦到达易北河的时候，将在那条河边陷于几乎不能动弹的状态，那我将感到很遗憾。我坦白地说，柏林仍然具有高度的战略重要性。柏林的陷落对于德国一切抵抗力量所发生的一种绝望的心理影响是没有其它事情可以比得上的。对于德国人这将是战败的最高信号。相反的一面，如果让它在废墟之中抵挡住俄国人的围困，那么只要德国旗飘扬在那里，它就会鼓舞一切武装的德国人进行抵抗。
6．还有一点也是你我所应当考虑的。俄国军队无疑将踏遍奥地利全境而进入维也纳。如果他们又拿下了柏林，他们的脑海中会不会形成了一种不正确的印象，以为是他们自己对我们的共同胜利贡献最大；这会不会使他们由此而产生了一种情绪，给将来增添严重而可怕的困难？所以我认为从政治的观点来看，我们应该尽量向东深入德国。柏林如果入于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当然应该把它拿下来。从军事上来看，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7．总之，在艾森豪威尔的新计划和也们所主张的，也就是我们以前所商定的计划之间，可能存在分歧的似乎是下面这一点，就是，究竟重点应该放在指向柏林的轴线上呢，还是放在指向来比锡和德累斯顿的轴线上。像这样的事情，在向俄国人作最后的约定时，当然应该先让双方参谋长委员会之间作一番从容不迫的商议。
8．我几乎不必说明，这虽是我个人给你的电报，而不是给参谋部的通报，我十分希望你能交给马歇尔将军一看。
实际上由于总统的身体已经非常衰弱，正是马歇尔将军在那里处理这些重大的问题。虽然我还没意识到这一点。
艾森豪威尔立即对我的3月31日的电报作复。
艾森豪威尔将军致首相：1945年4月1日
读了你昨天的电报之后，知道你对于我所要做的事情还是有些误会。
第一，我再说明一下，我不曾改变任何计划。我把这支兵力分作几群。我特地把主攻放在北面以孤立鲁尔并分裂、包围、或歼灭守卫那个地区的德军。经过我所批准的这支兵力的战略目标就是这样了。显然，在我们对西面的德军取得这样一个胜利，对他们的工业力量给予这样一个打击之后，必定会产生新的情况，这些情况必然需要研究和分析，然后才能准确地拟订下一次作战的大体方案。
目前正在发展中的形势正是一年多以来我在参谋人员面前所主张的作为我们争取目标的那种形势。就是说我们应该集中兵力从韦塞尔和法兰克福这两条路线渡过莱茵河面大约处于一个其顶点位于卡塞尔地区的大三角形中。从那里再往前去，问题就在于决定采取哪一条的打击方向才能促使残存的德军和德国的抵抗力量发生最大程度的瓦解。我从来没有忽视向最北方的海岸推进的高度重要性，虽然你的电报中倒是向我提出一种新的看法，即早日到达某些目标在政治上的重大意义。你对于这个问题的主张我看得很清楚。你的主张和我的计划之间惟一的不同之点在于时间的安排问题……为了保证我所计划的每一项作战努力得到成功，我首先集中在中路以取得我所需要的阵地。据我现在看来，今后下一个步骤应该让蒙哥马利渡过易北河，必要时由美国部队加以支援，至少要达到包括沿岸的吕贝克湾在内的一条线。如果今后德国的抵抗逐步而确定趋于崩垮，你就会明白获得中路阵地和渡过易北河之间，在时间上即使有区别也是极小的。另一方面，如果抵抗有变为顽强的趋势，我也会意识到十分必要集中力量来逐步完成任务，而不应让所有这些计划同时并举，以免分散我自己的注意力。
十分自然的，如果任何时刻敌人全线突然崩溃，我们就会冲向前去，吕贝克和柏林都会包括在我们的重要目标之内。
我即答复如下：
首相致艾森豪威尔将军：1945年4月2日
再度感谢你非常亲切的来电……由于莫斯科给你的答复中的第三节里说道，“柏林已经失去了它以前的战略重要性。”
使我益发感到进入柏林的重要，而且这城市很可能是向我们开放的。这应该从我所提出的政治的意义方面上去体会。我认为我们和俄国人握手的地方越深入东方越好，这件事情极为重要……
4．收到你的补充情况说明之后，我们参谋人员的顾虑也大大减少了，而且他们已经照这种意思打电报给他们在华盛顿的对手。我相信你一定会体谅到这一点，就是关于这件事，我们在看到你给斯大林的电报以前无论是正式地或从我们的副帅①那里，都绝对没有听到什么，而这个电报使他们认为曾经提出了极大的改变。
①指在艾森豪威尔的总部里的特德空军上将。
5．我认为这一件事情已相当满意地逐渐平息下去，虽然在我们双方参谋长委员会之间，还有一些函电的往返。
6．让我再一次对这伟大的进展致以祝贺。在斯大林总攻势的日子开始以前西方的形势还会发生许多变化。
我觉得有义务来把这种朋友之间的通信作一结束。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5年4月5日
我仍然感到遗憾的就是艾森豪威尔发电给斯大林而没有通知我们的参谋长委员会，或我们的副帅，特德空军上将，或我们的总司令，蒙哥马利元帅。现在看来总计划里的改变比我们起初预料的少得多。我跟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个人关系是最友好不过的。我把这件事情算作结束了，为了证明我的诚意起见，引用了我所学过的仅有的几句拉丁成语之一：Amantiumiroeamorisintegratioest．（情人的争吵，恰是爱情的重生）。
※ ※ ※
当然没有让这些讨论妨害我们的军事进展，而且大约正在这个时候，我们完成了解放欧洲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步骤。我们曾经接到许多关于“要塞荷兰”中荷兰人的悲惨境遇的可怕报告，因而命令加拿大第一集团军援救他们。于是它的第二军就把敌人赶出威廉半岛和荷兰的东北部，而它的第一军则攻占了阿纳姆，并且转而向阿姆斯特丹进军。接着，他们的前进被阻于须德海之南。德军的司令，只要其它地方的德军还在作战，就不肯率军投降。如果我们把这整个地势低洼而部分泛滥的地区变成战场，那么居民的痛苦将增加到不堪忍受的地步。我亲自向总统呼吁：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5年4月10日
被敌人占领的荷兰地区里平民的悲惨境遇陷于绝境。有二三百万人面临饥饿。我们相信每天有大批人濒于死亡，而且德国跟荷兰之间的交通实际上已经断绝，这种局势一定迅速恶化。我恐怕不久我们将面临一个悲剧。
2．艾森豪威尔已作好计划，在荷兰西部解放的时候，对那里的平民予以赈济，我们已经把作此用的物资贮备在附近适当地点。但是如果我们一定要等到荷兰解放，这种援助恐怕就太迟了。必须采取行动立即进行救济，在规模上应该远超过瑞典的救济计划的内容。
3．所以我请求你和我一起通过作为监护国的瑞士政府通知德国政府，其大意如下：德国政府有责任维持目前荷兰境内仍由德国占领的区域内居民的生活。德国政府既然没有履行那个责任，我们准备通过国际红十字会的协助运送食物和药品以便分配给那里的居民。我们准备增加已从瑞典启运的有限物资的数额。如果能交涉办妥必要的通行证我们还准备另由海道或直接从同盟国军事控制的地区内运进供应品。我们要求德国政府给以便利使这件事能够完成。
4．在目前的形势之下，我想德国政府很可能会答应这个要求。如果他们竟然拒绝，我建议我们应该在这时候警告在荷兰的德军司令以及在他指挥之下的一切部队，他们不让我们想法救济这个地区内的居民，就是他们在世人面前标明自己是杀人犯，我们要他们用他们的生命来对荷兰人民所遭遇的命运负责。这个警告将广为宣传以便驻在荷兰境内的一切德国部队全都知晓。
5．如果我们力所能及，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个悲剧。如果我们不能做到，我们至少应该使世人明白谁应负这一责任。
6．对于通过监护国送给德国政府的照会的措词正在起草中，当在明天送给你。当前我希望你能够在原则上表示同意。
这件事情大致已取得同意，就开始跟纳粹的高级长官赛斯·英夸特谈判。经商定我们应该停止西进。在他那方面，他将停止进一步灌水，停止对居民的一切镇压措施，并且帮助运进救济品。我们已经积存了大量的这些救济品，并且用一切手段从陆路、海道及空中把它们迅速地输送去了。这当然是可以办到的最好的安排了。荷兰民族对于我们在他们英勇地忍受患难之后所给他们的，连我们自己也非常引以自豪的帮助，从此极殷勤地以言行表示感谢。
第二十八章 高潮：罗斯福逝世
罗斯福总统在战争最高潮的时刻逝世——全世界哀悼——我在议会中致悼辞——我不克参加葬礼——在圣保罗教堂中开追悼会——跟杜鲁门总统的初次书信联系——哈利法克斯伯爵的颇有助益的来电——4月14日我给斯大林的电报——4月15日和16日艾登由华盛顿来电。
4月12日，星期四，罗斯福总统突然在佐治亚温泉逝世，享年六十三岁。那天下午，正当人家给他画像的时候，他突然病倒，从此不省人事，隔了几个钟头就逝世了。
在前数章中已经指出，即将到来的胜利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在其错综复杂性上可与战争中种种最严重的危险相提并论。的确，罗斯福可以说是在战争的最高潮的时刻，而且正当最需要他的权威来指导美国政策的时候死去的。我于13日，星期五清晨获悉此噩耗时，感到身上仿佛受了一次打击。
我跟这位卓越人物的关系，在我们共同工作的漫长而充满惊涛骇浪的岁月中，曾经起过极其巨大的作用。现在这些关系已经告终，一种深沉而无可挽回的损失之感把我压倒了。我到下议院去，原定十一点钟开会。我只用短短几句话建议：为了悼念我们卓越的朋友，我们应该立即休会。这种因一个外国元首逝世而采取的空前的做法，是符合全体议员一致的愿望的，他们仅开了八分钟的会，便缓缓地鱼贯走出会议室。
一切国家采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悼念罗斯福。一面面镶着黑边的旗帜挂在莫斯科。当最高苏维埃开会的时候，他们起立默哀。日本首相向失去自己领袖的美国人表示“深切的同情”，他把“美国人今天的有利地位”归功于这位领袖。
德国无线电中所说的话却正相反，“罗斯福将在历史中成为这样一个人，就是由于他的煽动才使现在的战争蔓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是终于做到使他的最大的敌手、布尔什维克苏联得势的这样一个总统。”
我在致罗斯福夫人的电报中说道：
请接受我对于你的悲痛的损失的最深切的同情。这也是英国和全世界各地自由事业的损失。我对你们全家深切同情。
对我个人来说，我失去了在战争烈火中锤炼出来的一种亲爱而宝贵的友谊。我相信你会从他的伟大功绩和光荣声望中得到安慰。
哈里·霍布金斯曾经在许多场合中是我的宝贵的联系人，我去电如下：
我知道你的悲痛心情一定是多么的痛切。我和你都感觉到，我们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朋友，一位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奋斗的最英勇的战士。我除了感到把我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公事关系受到损失之外，还感到一种极其沉痛的个人损失。我对佛兰克林怀有一种真挚的感情。
4月17日，星期二，当议会开会的时候，我提议向英王陛下奏明议会深切的哀悼和他们对于罗斯福夫人及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深厚同情。照常例应当由各党领袖发言来支持这样一个提议，但是当时有一种自发的感觉，认为应该由我单独代表下议院发言。我今天找不到比我当时在那个悲痛事件的情感中所说的更为恰当的话。
我说，“我和这位伟人的友谊是在这个战争中开始和成熟起来的。我们今天向他的功绩和名望表示敬意。在上次战争结束以后，我曾经见过他，但只有几分钟。1939年9月，我一进海军部，他就给我发来电报请我就有关海军或其它问题跟他直接通信，只要我觉得有需要，不论何时都行。我得到了首相的许可后，就这样做了。我知道罗斯福总统对海战有浓厚的兴趣，就提供他一连串关于我们海军事务和各种作战行动的消息，尤其是包括普拉特河口的战斗，这次行动照亮了战争中第一个黯淡的冬天。
“当我担任了首相，而战争在极度可怖的激烈状态中爆发的时候，当我们自己的生死存亡还在悬而未决的时候，我已经能够在最亲密和最愉快的交谊之中跟总统互通电报。这一情况在全世界斗争的整个升沉起伏之间，始终继续保持下来，直到上星期四我接到他最后的电报为止。这些电报表明，他在处理疑难复杂的问题上所一贯具有的明确的见解和活力，并没有衰退。我可以指出，这样的通信（在美国参战以后当然大为激增），包括我们之间来往的电报，计达一千七百件以上。其中有许多长篇的电报，大多数是处理那些在其他阶段上得不到正式解决、必须由政府首脑一级来讨论的比较困难的问题。除了这些通信以外，还得加上我们的九个会议——一次在阿根夏，三次在华盛顿，一次在卡萨布兰卡，一次在德黑兰，二次在魁北克和最后一次在雅尔塔。大约共有一百二十天亲密的个人接触，其中有一大部分时间我和他住在白宫里，或在海德公园他的家中，或在他称为香格里拉的蓝山城中他的别墅山庄里。
“我钦佩他是一个政治家、实干家和军事领导人。我极其信赖他的正直、感人的品格和见识，我对他还有一种今天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个人的尊重——我应该称它为情谊。他爱他的祖国，尊重它的宪法，和他判断变化不定的舆论倾向的能力，这些始终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此外还得加上他那颗跳动不已的宽宏大量的心，这颗心经常因见到强国对弱国的侵略和压迫的种种现象而激起愤怒，采取行动。如今这颗心永远停止跳动了，这的确是一个损失，人类一个痛苦的损失。
“罗斯福总统的病痛沉重地压在他身上。他在这许多年的动乱和风暴之中，竟能克服肉体上的病痛，这真是一个奇迹。
像他那样深受病魔折磨而残废的人，千万人中找不到一个会试图投入一种体力和脑力都很紧张，以及艰苦而永无休止的政治论争的生活中去。千万人中没有一个敢于尝试，一代之中没有一个人会得到成功。他不仅进入这个领域，不仅在里边积极活动，而且成为那个场面里不容置辩的主人翁。在这样一种精神战胜肉体、意志战胜生理缺陷的非凡努力之中，他得到了那个高贵的妇女，就是他的忠诚的妻子的鼓舞和支持，她的崇高理想跟他的理想并驾齐驱，今天下议院充分倾泻出对于她的深切而尊敬的同情。
“没有疑问，总统预见到笼罩着战前世界的巨大危险。比起大西洋两岸大多数消息灵通人士来，更具先见之明。他用全力促进美国和平时期舆论可以接受的预防性的军事准备。
当不和睦的现象开始出现的时候，他的同情寄托在哪一边是丝毫不用怀疑的。对于法国的陷落和本岛以外大多数人认为大不列颠行将覆灭一事，使他感到极大的痛苦，虽然他对我们从来没有失去信心。这些事情之所以使他感到痛苦，不仅因为欧洲之故，而且也因为一旦我们被击溃或者在德国奴役下苟延残喘，那时美国本身也将暴露在严重的危险之下。当我们处于孤独的紧急时期，英国所忍受的痛苦使他和他的无数同胞对我国人民充满着最热烈的情感。在1940-1941年那个严峻的冬季中，希特勒下定决心要用猛烈的空军闪电战把我们的城市“夷为平地”，他和他的同胞们正和我们中任何人一样，感同身受，或许还要更强烈些，因为想象中的痛苦时常要比实际的更为厉害。毫无疑问，英国人，尤其是伦敦人，所忍受的痛苦，在美国人的心中所燃起的怒火，比我们所遭受的大火灾更难熄灭。还有，那时，虽然有韦维尔将军的胜仗（确实是由于我国给他派遣援兵之故），但在美国却广泛地存在着一种担忧，认为德国在1941年春季经过充分准备之后，一定会向我们侵犯。在一月里总统派了现已去世的温德尔·威尔基先生到英国来，他虽然是总统的政敌和反对党的候选人，但在许多重要问题上跟他有同样的见解。威尔基先生带来了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亲笔信，信中有朗费罗的几行著名的诗句：
邦国之舟，扬帆前进吧！
扬帆前进，强大的联邦！
忧患中的人类，
正全神贯注地将他们的一切未来希望，
寄托在你的命运之上。
“大约就在那个时候，他想出了一种援助的非常措施，叫作租借法。这种办法是有史以来任何国家中最无私和最慷慨的财政法案。它的效果是大大地增强了英国的战斗力，并且为所有的战争努力服务，使我们好像变得人数多了，力量大了。那年秋天，我在战争期间第一次跟总统会见于纽芬兰的阿根夏，我们共同起草了后来称为大西洋宪章的宣言。我相信它将长久成为我们两国人民和世界上其他各地人民的指南。
“在这整个时间里，日本人埋藏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极端秘密之中，准备着他们的背信弃义和贪婪的勾当。当我们下一次在华盛顿会见的时候，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已经对美国宣战，而我们两国已经在并肩作战了。从那时起，我们虽然经历了千辛万苦与挫折失望，但总是不断扩大战果，在陆上和海上前进。这里我无须多谈在西半球发生的一系列大战，更不必说世界另一边正在进行的另一场大战了。我也无须谈到我们跟我们的伟大盟邦俄国在德黑兰所制定的计划，因为这些计划现在已经完全付诸实施了。
“但是在雅尔塔我注意到总统有病痛。他的动人的微笑，他的愉快而潇洒的风度，并没有消失，可是他的面色异常苍白，形容消瘦，眼神往往有惘然若失之感。我在亚历山大港向他告别的时候，我必须承认，我已经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忧虑之感，觉得他的健康和体力正在衰落下去。但是任何事情也不能改变他那不屈不挠的责任感。直到临终，他面对着他的无数任务毫不畏缩……当死亡突然降临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已经做了他一生应做的那一份工作。就像有句谚语说的，他以身殉职，而且我们可以更恰切地说他就像那些跟我们的战士一起在世界各地并肩战斗、把任务执行到底的他的士兵、水手和航空人员殉身战场一样。他的死真是值得钦佩的！他已经把他的国家从最大的危险和最沉重的苦难中挽救过来。胜利的确定而可靠的光芒已经投射在他的身上。
“在和平的日子里，他曾经扩大和稳定了美国的生活和团结的基础。在战争中，他把伟大的共和国的实力、威力和荣誉提高到历史上任何国家所从未达到的高度。美国用左手来领导得胜的盟军进入德国的心脏，又用右手在地球的另一边，势如破竹地粉碎了日本的力量，而且在这整个期间，一直把船只、军火、补给品和各种食品大规模地援助它的大小盟国……
“但是，如果他不是把一生这么许多的精力用于人类自由和社会正义的事业，使之增添上一层光彩……从而将永久为世人所认识的话，那么，这一切充其量也不过是世俗的权势和威严罢了。他身后留下了一批坚决和能干的人，来处理庞大的美国战争机器中无数互相关连的各个部门。他留下一个继承者，这个人以坚定的步伐和充分的信心出来担当任务，以斯达到预定的目的。我们惟有这样说，在佛兰克林·罗斯福身上我们失去了历来所未有的最伟大的美国朋友，也是把援助和安慰从新世界带到旧世界来的最伟大的自由战士。”
※ ※ ※
虽然罗斯福的死讯传来，令人感到震动和突然，但我前面已经说过，自从雅尔塔会议后我在亚历山大港和他分别的时候起，就一直感到他的体力是在衰弱下去。由于苏联采取对立的态度而在我们的公文来往中所引起的重大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我曾在我的私人电报中力图缓和这方面的紧张，但我没有充分了解总统的健康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我知道他所发出的公事电报，没有自行起草的习惯，所以看不出风格上有什么改变。奥利弗·利特尔顿在3月29日看到他，30日打电报来说，“他的形容使他大吃一惊。”
我开头时情不自禁地想飞去参加葬礼，而且我已经关照准备好一架飞机。哈利法克斯伯爵来电报说，霍普金斯和斯退丁纽斯对于我可能要去的想法，大为感动，并对我认为去了将大有好处的看法，都热烈赞成。后来杜鲁门又请他转告，他个人将如何重视尽可能早日和我见面的机会，他认为如果我有意要去的话，吊丧期间进行访问将是一个自然而方便的机会。杜鲁门先生的意思是在葬礼完毕以后，我可以跟他作两三天的会谈。
但是十分繁忙的公务压在我的身上，使我不能在这个最危急和最困难的时刻离开本国，我只好顺从了朋友的愿望。
我发了下面的电报给总统：
我感到十分遗憾，我现在不可能改变今晨经英王和内阁批准的我的计划，根据这些计划，已经作好了一切安排，准备下星期在议会里进行辩论，包括星期二我向已故总统致悼辞，以及陪同英王在圣保罗大教堂开追悼会等事宜。我竭诚盼望早日跟你会见。同时外交大臣知道我们共同事业的全部情况。
后来我回顾此事时，惋惜当初不曾采纳新总统的建议。我过去没有见过他，我觉得有许多事情要是能跟他面谈那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尤其是，如果能分成几天谈，不匆忙，也不拘束。我觉得奇怪的是，特别是在最后的几个月内罗斯福不曾使他的副总统和可能的继承人充分熟悉事情的全过程，也没有叫他参预正在执行的决议。这显得对于我们的事业有着极大的不利。亲历其境、躬预其事，同事过境迁之后靠阅读卷宗文件去了解情况，两者之间是无法相比的。例如艾登先生是我的同僚，他知道每一件事情，因此任何时刻都能够把我的全部领导工作接过去，尽管目下我的健康很好，精力也极充沛。但是美国的副总统是从原来知道得很少和权力较小的地位，一跃而掌握最高的权力。杜鲁门先生在这个战争的高潮时刻怎样能够了解和估量事关生死存亡的问题呢？从后来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的每一件事情，都说明他是一个刚毅而无所畏惧的人，能够采取最大的决策。但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他的地位是极端困难的，这使他不能充分发挥他的卓越的才能。
※ ※ ※
新总统对我第一次正式的吊唁和致敬的电报，发来了一个极为友好的复电。
我是这样写的：1945年4月13日
我们最杰出的朋友的逝世，使你和美国人民遭到损失，请接受我个人的慰问。我希望我会有权利和你一起重温我们大家共同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中结成的亲密的战友之谊，这种战友之谊是在可怕的岁月里我同总统所享有的。当你在联合国胜利的行列中出而担任最艰巨的重任之际，我谨向你表示尊敬的良好祝愿。
杜鲁门先生向我保证他将尽力促进罗斯福总统为之献身的事业，并维护和增进他同我所缔造的两国之间的亲密牢固的关系。他希望能和我见面，同时答应拍给我一份电报，内容是有关斯大林对波兰问题给他的电报。①
①见第二十五章。
※ ※ ※
几天以后，我收到我们大使的一份颇有助益的电报。
哈利法克斯伯爵致首相：1945年4月16日
安东尼和我今天早晨见到了哈里·霍普金斯。我们都觉得他看起来很虚弱而十分消瘦……他对于总统的死并不十分意外，并且表示幸而他不像威尔逊那样害了中风，一蹶不振。
他注意到总统身体的异常衰弱已经有一些时候了。他一直只能做极少的工作。
他认为总统逝世已经产生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只好一切从头做起了。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今后的政策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出于参议院的一致行动。至于这件事情怎样进行，还不能预言。这多半要看他个人对于他所要周旋的那些人有什么样的判断。
哈里认为，从整个来看，你决定现在不来倒是上策。让杜鲁门有几星期的工夫来独立行动，有很大的好处。同时你可以跟他进行私人通信，使他开始感觉到他对你有所了解。安东尼也认为那样比较好些，特别是将来事势的推移，有可能的话，或者如果杜鲁门要来巡视美国军队，最好让他在中途到伦敦停留一下。根据一般的理由，我们也欢迎他来，而且罗斯福也曾答应过要这样做的。哈里赞成那个主意……
至于杜鲁门本人，他已要求哈里给他有关外交和国际政策的情况摘要，哈里正在进行这一工作，但是他一定不能继续担任现在的职务。杜鲁门也许不要地，而哈里无论如何，不会再干这个工作了。杜鲁门的方法将和罗斯福的方法不大相同：他喜欢自己来处理他的事务。因此哈里的专长将没有用武之地。昨天他们有过一次谈话，曾经提到过将来，但是只不过说等哈里身体好起来的时候，他们一定再谈……
杜鲁门的嗜好是研究战略史，据说这方面的书，他看得很多，这也许是一件有趣的事。有一个晚上，他在这里无疑地表现出他对于汉尼拔战役的惊人的知识。他很器重马歇尔。
※ ※ ※
我给斯大林去信说：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1945年4月14日
我已经收到你4月7日的来电。谢谢你在电报中重申保证的语调，我相信“纵横字谜”的误会现在已经可以认为结束了。①
①第二十六章，第387页及以下。（原著页码——译者）
我对罗斯福总统的逝世，感到极大的痛苦，我和他在最近的五年半里，建立了十分亲密的私人友谊。
经过了这件悲痛的事情，使我格外觉得宝贵的是，由于许多愉快的礼节往来和回忆而把你我两人连结在一起，即使在我们已克服了的一切危险和困难之中，也是如此。
我的妻子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受到你们的殷勤招待，她在俄国旅行的途程中得到的一切照顾，我要借此机会向你和莫洛托夫致谢。因为她做了减轻英勇的红军伤兵的巨大痛苦的工作而得到了劳动红旗勋章，我们认为是极大的光荣。她所募集的钱也许为数不大，但是这一种爱的捐献，不仅出于富人，而主要是穷人的小钱，他们以每周付出小额捐款而自豪。
在我们两国人民大众的友谊中，在两国政府的互相理解中，和在两国军队的互相尊重中，寄托着世界的未来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