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你给我附来两件关于波兰问题你致总统的电报。我和我的战时内阁同僚们当然对于目前事态发展的趋势感到苦恼。我十分清楚最好的办法是由我们三人在一起会晤，就这一切问题进行讨论，不只是把这些问题看作孤立的问题，而是联系到战争和过渡到和平的整个世界局势来讨论。在这段期间，我们的态度，像你所知道的，还是没有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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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深信再度举行“三方”会议的必要，并且曾花了若干时间来讨论这个会议的安排。通常关于会议地点的辩论也跟着发生。总统说，“如果斯大林不能设法和我们在地中海会晤，我准备到克里米亚去，在雅尔塔开会，此地似乎是黑海上最适宜的地点，岸上既有最好的登陆设施，而且飞行的条件也最有利。我的随行人员和到德黑兰时一样，——约三十五人。我仍然希望军事局势可以促使斯大林元帅愿意和我们妥协。”
我作如下的答复：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12月28日
我送上海军部关于雅尔塔的报告。如果选定这个地点，最好有几条驱逐舰，以便必要时可供我们下榻之用。从卡塞塔的大空军基地和气象中心站启程，在飞行上是不会有困难的。
我自己曾乘着约克机在辛菲罗波尔降落。可是，我预料斯大林会在岸上作好安排。我们的随行人员将尽量压缩到最低限度。我考虑我们应该定在1月底。我一定带着安东尼和莱瑟斯同去。
30日，罗斯福先生来电说，一俟总统就职典礼举行后，他将立即乘战舰到地中海，然后飞往雅尔塔。我对此立即表示同意，并且答应派一客轮到塞瓦斯托波尔以补我们岸上寓所之不足。我自己准备取道卡塞塔直接飞往。12月31日，我去电说：“这次的行动，你给它一个什么名称？如果还没有，我建议用‘阿果诺特’①，这个名称只有地方意义而没有推论上的联想。”
①古希腊传说中，有一帮约五十人的勇士在贾森带领下从塞萨利的约尔库斯乘“阿果号”船驶往科耳奇斯（在高加索和亚美尼亚之间〕去寻找金羊毛。“阿果诺特”即指这些勇士。——译者
但是总统周围的人士主张改从卡塞塔起飞。他的顾问们、医生及其他人认为他不适宜在意大利和雅尔塔之间的山脉上的高空中飞行。海军上将休伊特建议循海道到马耳他，然后再从那里乘飞机前往。我也赞成。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5年1月1日
如果你到马耳他来，我们将感到很高兴。我将在码头上迎接你。你还会看到一年以前你为马耳他写的极好的题词的镌刻。一切均可为你妥善安排。我们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就从马耳他到雅尔塔吧！谁也不要变动了！
我把这意思雕琢成句，以供自娱：
让我们别再改动，动摇或含混。
从马耳他到雅尔塔；又从雅尔塔到马耳他。
或许，我不发出电报，也是一样。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5年1月2日
我们预计2月2日午前早些时候，乘船抵达马耳他，并且希望立即乘飞机前往，不犹豫动摇了。在码头遇见你将使人多么高兴！
对于你所提出的“阿果诺特”的名称殊表欢迎。你我都是直接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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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法克斯勋爵从华盛顿报告说，他在前一天见到总统，他认为总统“看起来气色欠佳”。但是罗斯福先生告诉他说他很好，并且很盼望和我们见面。他说他认为我们在希腊的行动有极大价值；在这次行程中未能访问英国，他感到十分遗憾。对于日本人在太平洋上的自杀飞机，他极为关注，因为这意味着经常要牺牲四五十个美国人才换来一个日本人，他对于随便哪一场的战争的早日结束，并不存多大希望。
这些话和其他的一些考虑使我很想安排一个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在和斯大林会面以前我们两人可以担任会议主席或出席会议。所以我发出下列电报：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5年1月5日
你有没有可能在马耳他住上两三夜，并让参谋人员不引人注目地在一起谈一谈？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也都会在那里。我们认为对于并不影响俄国人的事情作一些商谈是很重要的——例如，关于日本——又如关于意大利军队将来的使用。只要你说一声，我们就能够作好一切安排。
2．我们觉得十分遗憾，你在这次旅程中将不能到我们的岛上来。如果你在到不列颠以前先去访问法国，我们将深感遗憾，并且将造成一种很不愉快的印象；实际上这将被认为对你们最亲密的盟国的轻视。但是据我推测，你将只到地中海和黑海去。如果是这样，那不过是德黑兰之行的重复罢了。
3．帝国总参谋长和我已经在凡尔赛的艾森豪威尔总部那里度过很有趣的两天。碰巧戴高乐也同时到达那里。他是为那件已有电报通知作为政府首脑的你我两人的事情而来的，即关于南部地区〔斯特拉斯堡〕的事情。我们开了一个非正式的会，就他来说，那件事情已经得到满意的调整。艾森豪威尔对他是十分慷慨的。
4．现在我正坐着艾森豪威尔的火车前往探望蒙哥马利，天气不好，不能飞行。全国遍地是雪。我希望星期六回到英国。祝你一切顺利。
起初，总统认为我们没有可能在马耳他开一个预备会议。
他说如果海上天气好，他能够在2月2日到达那里，并且必须当天起飞，继续前进以便不误和斯大林约定的日期。他来电说：“由于这次旅行的时间关系，我引为遗憾，在我们去作‘阿果诺特’之行以前，我们不可能接受你的建议而在马耳他开一个英美参谋长会议。我认为不在马耳他开会也不致在雅尔塔就失去任何时机。我羡慕你能到大前线去视察，我因路途遥远得不到这样的机会。”然而我坚持我的提议。读者当还记得我在12月6日①致总统的电报中曾表示我对于我们在西北欧方面军事行动的忧虑。我现在仍然在为这些问题担心。英美两国的参谋长在我们到达雅尔塔以前，大有商谈的必要，我还希望他们的主要成员可以比我们早两三天到达马耳他，并且一同视察战地。我又希望总统会邀请艾森豪威尔，如果他能够暂时离开战地的话，我要亚历山大也来。看来外长方面也应该有一个相似的会议，这跟这个军事预备会议的用意是相一致的。我不知道总统会不会带着新近任命的斯退丁纽斯同来，也不知道莫洛托夫是否会来，但是我希望在总统和我到达雅尔塔以前的一个星期左右，艾登、斯退丁纽斯和莫洛托夫能在亚历山大港或金字塔地区开一个会。
①第十七章，第234-6页（原书页码——译者）。
所以我在1月8日又发一通电报，在提出这个建议以后，我接着说：
我仍然认为这件事非常重要，就是在我们到达雅尔塔以前，我们的军事人员应该有几天工夫在一起开会。毫无疑问，在我们商讨涉及政治而不需要咨询军事技术专家意见的日子里，他们在塞瓦斯托波尔将有机会在一起会谈。尽管如此，还有大量的问题必须事前研究，就是我们的议事日程的确也应该加以考虑。
我们在雅尔塔应该逗留多久，你的意思怎样？这很可能是一个命运攸关的会议，它是正当大盟国意见如此分歧而战争的阴影在我们面前拉长了的时刻来临的。目前我认为这次战争的结束可能要比上一次更加令人失望得多。
总统回答说，他已经指令马歇尔、金和阿诺德偕同他们的助理人员，及时抵达马耳他，以便在1月30日上午跟英国参谋人员在一起开会，但解释他不能让斯退丁纽斯去开外长预备会议。他本人既需出国远航，他的国务卿就不能同时长久离开本国。他本人则将在马耳他和我们会合，并一起前往参加三国会议。
末了他说：“在雅尔塔逗留多久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不应超过五天或六天。如果可能办到的话，我非常盼望遵守跟约大叔约定的日期。”
这样比没有这个会好些，但是据我看来，恐怕时间不够，所以我坚持我的意见。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5年1月10日
1．关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预备会议一事，我对你表示十分感谢。
2．艾登曾经特地请求我向你建议希望斯退丁纽斯能和美国参谋长们提前四十八小时到马耳他来，以便（艾登）能够事先和他在一起约略商量一下议事日程。即使没有邀请莫洛托夫，我确信这也将有很大的用处。我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在五六天内实现我们关于世界组织的希望。就是全能的上帝也需要用七天工夫。请你宽恕我的顽固。
3．我现在已经仔细阅读了你给国会的咨文，请允许我说那是一个极其高明的文件。
祝你一切顺利。
但是总统回答说斯退丁纽斯因为华盛顿的公务太忙，所以不能在1月31日以前抵达马耳他。可是他答应派哈里·霍普金斯到英国跟艾登和我共同商谈。1月21日，霍普金斯飞到伦敦商量我们在三国会议中可能面临的几个问题，以及我们之间在上月中关于希腊、波兰、意大利所发生的分歧。在这三天里面，我们有过许多极坦率的交谈。霍普金斯在记录中说，我的言论是“很激烈的”，但是这次访问“极为满意”。
据他说，我曾经告诉他，根据我所得到的一切关于雅尔塔的情况的报告，即使我们花上十年工夫去找，也找不到比它更坏的一个会议地点。无论如何，似乎总统的顾问们并不是没有顾虑的，因为在我动身的那一天，我接到下面的一个电报：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5年1月29日
走向“阿果诺特”似乎要比当初所介绍的情况艰难得多。
我将向我的先遣人员征询意见，当我离开马耳他以后，应该怎样走法。
我同意，根据目前的情报，在我们能决定我们的日程时，就应当立即通知约大叔。
罗斯福先生现在已在海上，谁也不能有所作为，但是他的预感不久就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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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我乘了阿诺德将军给我的“空中霸王式”飞机离开诺索尔特。我的女儿萨拉和正式的随行人员以及我的私人秘书马丁先生和罗恩先生，还有海军中校汤普森都跟我一起走。我个人的其余随员和各部一些官员则另外分乘两架飞机。我们在1月30日刚要天亮时抵达马耳他，我在那里得知这两架里头有一架在班泰雷利亚岛附近坠毁。飞机上三个空勤人员和两个乘客保全了生命。这就是命运的不可思议。
在旅途中，我忽发高烧，因此在莫兰勋爵的嘱咐之下，我躺在飞机里的床上直到中午。然后我移住到“猎户星座”军舰上去，在那里我休息了一整天。晚上我觉得好一些，马耳他总督和哈里曼先生和我在一起用膳。
2月2日早晨，总统的一行人员坐了美国军舰“昆西”号驶进瓦莱塔港。那天天气温暖。在无云的天空之下，我在“猎户星座”号的甲板上瞰望着前面的景色。当美国巡洋舰徐徐驶过我们而向码头旁边的停泊处靠拢的时候，我能够看到坐在舰桥上的总统的轮廓，于是我们互相挥手致敬。天空中有“喷火式”战斗机护航，加上礼炮声和港口轮船公司乐队奏着美国国歌，真是一个壮丽的场面。我认为我已经好得多，可以在“昆西”号舰上进餐了，到了那天晚上六点钟，我们在总统的官舱里举行第一次正式的会议。在这里，我们审阅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的报告，以及前三天内在马耳他所进行的军事讨论的汇报。我们的参谋人员做了一种非常好的工作。他们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艾森豪威尔的作战计划，即：
把他的军队推进到莱茵河并且渡过莱茵河。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不同的意见的，当在另一章中加以叙述。①这个机会，当然是要用来检查整个作战的过程，包括对德国潜水艇的作战、将来在东南亚和太平洋的战役、以及地中海的局势。我们勉强同意一旦可以从希腊撤出两个师，便立刻抽调出来。但是我明白地指出非等到希腊政府建立了它自己的军队，我们不能这样做。意大利方面也要撤出三个师以增援西北欧，但是我着重说明，如果把两栖部队大量撤出是不明智的。德国人在意大利的任何地方投降，我们应该紧跟上去，这是极为重要的。我还告诉总统，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占领奥地利，因为“西欧方面，除必要外，被俄国人占领得过多是不适宜的”。在这些军事问题上，我们大部分取得了一致意见，而且这些讨论得到了有用的结果，就是使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跟他们的俄国对手会谈以前，明确了他们各自的立场。
①第二十四章《渡过莱茵河》。
那天晚上，我们都在“昆西”号上聚餐，非正式地讨论前几天艾登和斯退丁纽斯之间所举行的政治问题的会谈，这些问题还应在雅尔塔提出来。那天夜里我们开始动身了。总统原来打算带“三十五”名随员，后来我们双方都增加到十倍之数。运输机每十分钟起飞一次，以便把组成英美两国代表团的大约七百人，经过一千四百哩，送到克里米亚的萨基飞机场。两个月以前英国空军的分遣队已经到了那里驻屯，以便进行技术上的准备工作。吃过晚饭，我登上我的飞机后，便去睡觉。经过一段漫长而寒冷的飞行以后，我们在深雪掩盖着的机场上降落。我的飞机比总统的先到，因此我们站了一会儿等他。当他从“圣牛”号的梯子上被扶下来的时候，他看起来很虚弱和不健康。我们一同检阅仪仗队，总统坐在敞篷汽车里，我在他旁边走着。然后我们的代表团跟着来迎接我们的莫洛托夫和俄国代表团一起进入一个大帐篷去吃点心。
不久，我们乘车从萨基经过一大段路到雅尔塔去。莫兰勋爵、马丁先生和我同车。我们曾小心地带着夹肉面包，但是我们刚吃过以后，便来到一所房子。那里有人告诉我们说，莫洛托夫等候着我们。我们被邀请参加大约为十个人预备的丰盛午餐。总统的一行显然未被发现已开过去了，因此只有莫洛托夫自己和他的两个官员。他非常高兴，把俄国筵席上的一切佳肴都拿来款待客人。我们尽力地不让对方懂得，我们已经吃过饭，所以现在胃口不大了。
我们在途中花了差不多八个小时，路上常有俄国兵排列着，其中有些是妇女，并肩站在村子里的街道上，也有站在主要的桥梁上和山径上，还有分布在其他各点上的一些独立分遣部队。当我们越过山岭，向黑海海滨走下来时，我们突然沐浴在温暖而灿烂的阳光和极为温和的气候之中。
第二十一章 雅尔塔：世界和平计划
沃隆佐夫宫——俄国人的殷勤招待——2月4日斯大林来访——奥得河与阿登——2月5日第一次全体会议——德国的未来——支解与赔偿——罗斯福先生的重要发言——2月6日第二次会议——在德国境内必须有一个法国占领区——关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讨论——斯大林的看法——世界组织与大国一致——莫洛托夫接受新计划——俄国的一些加盟共和国与世界组织——2月8日我致电战时内阁——2月8日第四次会议的协议——在约索波夫宫出席斯大林的宴会——认真而友好的谈话——斯大林谈过去的事。
苏联在雅尔塔的总部设在约索波夫宫内，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以及他们的将军们就在这里处理俄国的政务并指挥他们正在剧烈进行着的广大战线的军事行动。罗斯福总统被安顿在附近一个更为宏丽的利瓦吉亚宫里，为了照顾他的行动不便，我们的全体大会都在这里举行。这样一来就把雅尔塔未受损坏的住房全都占用了。我和英国代表团的主要人员是指定住在约五哩外的一幢很大的别墅里。这幢别墅是在十九世纪初由一个英国建筑师为一个俄国亲王沃隆佐夫建造的，这个亲王曾一度出任过驻圣詹姆斯朝廷的帝国大使。
我的女儿萨拉、艾登先生、卡多根爵士、布鲁克爵士、坎宁安爵士、波特尔爵士、亚历山大元帅、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伊斯梅将军和莫兰勋爵以及另外一些人和我同住。我们代表团的其他人员则安顿在离我们大约二十分钟路程之外的两个招待所内。他们每五六个人睡在一间房间里，高级官员也是这样，但是所有的人似乎对此都不介意。德国人从邻近地区撤退不过才十个月，周围的建筑物都受到严重的破坏。我们曾得到警告说，这个地区的地雷，除了别墅周围的园地之外，还没有完全清除。别墅像往常一样，有俄国卫兵严密巡逻。在我们来到之前，曾有一千多人在这里干活，门窗户扇已经修好，家具和用品都是从莫斯科运来的。
我们住所的环境引人入胜。别墅是半哥特式半摩尔式的，背倚着崛起的积雪山岭，山的顶峰就成为克里米亚的最高峰。
在我们的前面，敞开着黝黑而浩瀚的黑海，在这个季节虽令人感到凛冽，但仍然有着温暖与舒适之感。大门口有几尊白石雕成的狮子守卫着，院子外面有一个美丽的公园，园内种有亚热带植物和松柏之类。餐厅里的壁炉两旁挂着两幅画，我认得出是赫伯特一家在威尔顿的家庭画复本。看起来沃隆佐夫亲王曾经和这一家人的一个女儿结婚，所以把这些画像从英国带了回来。
我们的东道主尽一切努力来使我们住得舒适，甚至我们无意中脱口的每句话都受到亲切的关注。有一次波特尔在欣赏一个长着植物的大玻璃缸，说道就是里边没有鱼。两天以后，便运来了一批金鱼。又有一次有人偶然说到鸡尾酒里没有柠檬片，第二天大厅里就长着一棵果实累累的柠檬树。这一切一定是用飞机从远地运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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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就是我们到达后的次日，下午3点钟，斯大林来看我。我们畅谈了对德战争问题。他是乐观的。德国缺乏面包和煤，而且运输方面也受到严重破坏。我问他如果希特勒向南移动——譬如向德累斯顿移动的话，俄国将怎么办。
“我们追他。”他接着说奥得河已不再是一个障碍了，因为红军在对岸已经有几个桥头堡，而德国人正在用未经过训练的、组织松散和配备不良的人民冲锋队担任防御。他们曾打算从维斯杜拉河撤出经过训练的部队来保卫这条河，但俄国的装甲部队已经绕过了他们。现在他们只有二三十个训练不良的师作为机动的或战略性的后备军。他们有几个精良的师在丹麦、挪威、意大利和西线，但总的情况是，他们的战线已被突破，而他们只在打算堵住这些缺口。
我问斯大林对于龙德施泰特对美国人发动的反攻有什么看法。他把它称为一个愚蠢的调度，已使德国受到损伤，是为了挽回威信才这样干的。德国的军事机体已出了毛病，可是不能用这样的办法来救治。他们最优秀的将领全都完蛋了，只剩下个古德里安，然而他是一个冒险家。如果德国在东普鲁士被切断的那几个师能够及时撤出，或许这些部队就可以用来保卫柏林，但是德国人太愚蠢了。他们还有十一个装甲师在布达佩斯，但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他们已不再是一个世界强国了，已不能到处随意取得兵力了。时候一到他们自会明白，但已为时太晚了。
接着我给他看我的地图室，这里已由皮姆上校完全张挂好了。我在描述我们在西线的阵势之后，就请亚历山大元帅解释意大利的局势。斯大林的看法饶有风趣。德国人是未必会来攻击我们的。我们能不能留几师英军在前线而把其余的部队调到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以便直捣维也纳呢？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这里与红军会师包抄阿尔卑斯以南的德军侧翼。他还说我们可能需要一支相当大的兵力。他当时那么讲讲是轻而易举的，而我也没有责怪他。
我回答：“红军可能不给我们时间来完成这个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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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5点钟，总统、斯大林和我在一起审查军事形势，特别是俄国在东线的攻势。我们听到了关于俄国军队进展的详细情况，同时也为我们各自的参谋长之间下次讨论制定了范围。我说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之一是敌人需要多少时间才能从意大利调动八个师到对俄作战的前线，而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也许我们应从意大利北部调几个师去加强我们在其他地方的攻击力量。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应否试图在亚得里亚海的顶端进攻，通过卢布尔雅那山峡与俄军的左翼会师。
会议的气氛是非常融洽诚恳的。马歇尔将军给我们作了关于英美在西线作战的卓越的简明介绍。斯大林说俄国在1月份发动的攻势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这跟德黑兰所作出的决定没有丝毫关系，这时他还问到他应如何继续提供帮助。我回答说，现在三国参谋人员会集在一起，正是审查盟国之间整个军事协调问题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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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是在2月5日下午4时1刻开始的。我们会聚在利瓦吉亚宫，在一张圆桌旁边就座。连三个译员在内，我们一共有二十三个人。跟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一起的有维辛斯基、麦斯基、俄国驻伦敦大使古谢夫，以及俄国驻华盛顿大使葛罗米柯。巴甫洛夫当译员。美国代表团以罗斯福总统和斯退丁纽斯先生为首，成员有海军上将李海和贝尔纳斯、哈里曼、霍普金斯、国务院欧洲司司长马修斯，还有国务院特别助理兼译员波伦。艾登坐在我身旁，我的代表团包括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和我们的驻莫斯科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
伯尔斯少校当我们的翻译，自从1942年我在莫斯科第一次与斯大林会见以来，他一直是担任翻译的。
讨论一开始就谈到德国的前途。我当然曾经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一个月前就已函告过艾登先生了。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5年1月4日
战后德国的处理。现在要我们决定这些重大问题还为时太早。显然，当德国有组织的抵抗停止之后，第一阶段将是一个严格的军事管制时期。这个时期可能要经历好多个月，如果德国的地下工作还在活动的话，也许要一二年。
2．我们还得解决分割德国的一些实际问题，如鲁尔和萨尔区的工业处理等等。这些问题可能要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讨论，但是我怀疑那时是否能够作出最后的决议。目前谁也无法预见欧洲成为怎样的状态，或者大国之间的关系怎样，或者他们人民的心情怎样。我可以肯定，德国在如此之多的国家里所激起的深仇大恨一定会在这里得到对等的报应。
3．每当“重新扶助苦难德国”的政策引起我从感情深处发表意见时，我处处受到了打击。我很明白关于“欧洲的心脏不能让一个中毒的社会存在”的论据。我主张，尽管目前有这么多的麻烦工作落到我们身上，我们还是不应把将来可能会变成十分严重的讨论和分裂的事，预先说成一定会出现。
我们将有一个新的议会来考虑问题，这个议会的见解我们无法预测。
4．我本人宁愿致力于研究今后二三年内要起作用的一些实际问题，而不去争论德国对于欧洲的长期关系。我记得很清楚，上次战后我由于下院和全体选民的发表粗暴意见而感到震惊，还由于彭加勒派遣法国人进入鲁尔而感到愤慨。然而几年之后议会和公众的心情完全改变过来了。亿万美元的金钱由美国借给了德国。我经历过对德国的实施宽大政策时期，一直到了洛迦诺公约和鲍德温政府的后半期，其理由是德国对我们已经无力为害了，但是这以后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希特勒开始得势了。这以后我再度觉得自己对当时一般人的心情十分不表同情。
5．一个受过摧残而震颤的世界，无论是在斗争刚刚过去之后，或者是在感情兴奋激烈之后紧接着不可避免地又变得冷静的时候，它那百感交集的情绪会是个什么样子，想要在小小的篇幅里全部写出来，那是错误的。这股令人畏惧的感情浪潮会支配着大多数人的头脑，而不随大流的人往往不但会变得孤掌难鸣而且没有用处。在这些世事中我们所得到的启示是一步一步得来的，或者充其量也不过先走一二步而已。
因此明智的办法是，在目前所有那些将变为有效的事实和力量显示出来之前，尽量把个人的决定保留下来。也许我们即将召开的三国会议将对这个问题给予更多的启发。
这时斯大林问起关于怎样肢解德国的问题。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或几个的政府，或者是只要有某种形式的行政机构？如果希特勒无条件投降，我们应当保存他的政府或是拒绝跟它打交道？在德黑兰，罗斯福先生曾经建议把德国分成五个部分，斯大林也表示过同意。而我却反而踌躇不定，只希望把它分为普鲁士和奥地利——巴伐利亚两个部分，而把鲁尔和威斯特伐利亚放在国际共管之下。他说，现在是时候了，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决定。
我说我们大家都同意德国应当肢解，但是实施的办法过于复杂，不能在五六天之内解决。对于历史方面的、人种研究方面的和经济方面的现实状况都需要作一番十分深入的查考，并且需要由一个专门委员会来作长时间复查，该委员会要对各种建议进行研究，然后提出意见。要考虑的事情是很多的。普鲁士该怎样处置？哪些领土应当归于波兰和苏联？莱茵河流域和鲁尔及萨尔大工业区应该由谁来管？这些问题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英国政府也将慎重考虑两个大盟国的态度。
应该立即设立一个机构来研究这些事情，而且在我们作出最后决议之前应该先听取它的报告。
当时我对未来作了一番思索。如果希特勒或希姆莱出来请求无条件投降，十分清楚，我的回答应该是我们不跟任何战犯进行谈判。如果他们是德国人所能推举出来的唯一人选，那么我们只好把战争继续打下去。然而，更大的可能是希特勒和他的同伙被杀掉或失踪，而另外一班子人会出来请求无条件投降。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三大国应当立即进行商讨，决定是否值得与他们打交道。如果值得，那就应该把已经准备好的投降条件摆在他们面前，如果不值得，战争就要继续打下去，而且把全德国置于严格的军事管制之下。
罗斯福先生建议由我们的外长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制定出一个研究这个问题的计划，在一个月之内制定出一个肢解德国的确切计划。事情到此，暂告一段落。
其他问题也予以讨论，但没有得到解决。总统问是否应该让法国人在德国境内有一个占领区。我们都同意应当在英美占领区内划分一部分给他们，并由外长们考虑对这个地区应当如何进行管理。
随后斯大林请麦斯基说明俄国所拟定的关于责成德国赔款和拆除其军火工业的计划。我说上次战争的经验是令人十分失望的，因此我不相信有可能从德国索取像麦斯基建议单独付给俄国的那样大的数目。英国也同样蒙受了重大损失。许多建筑物遭到破坏。我们已经丧失了许多国外投资，并面临着如何大量增加出口以偿付我们所需的粮食进口的问题。我怀疑这些负担能否由德国赔款而得到切实的减轻。其他国家也受到损失，也应当予以考虑。如果德国陷于饥馑，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难道我们可以存心袖手旁观，见危不救，甚至认为这是罪有应得吗？或者我们应当倡议赈济德国人，而如果要这样做，由谁来付款？斯大林说这些问题总是要发生的，我回答说，你要叫马儿跑，就得让马儿吃草。最后我们同意将俄国的提案交给一个专门委员会去审查，该委员会应在莫斯科秘密开会。
之后，我们对下一天的会议作了安排，同时对即将进行讨论的两个主题也作了考虑，就是有关世界安全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计划问题和波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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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第一次会议上，罗斯福先生作了重要发言。他说美国将采取一切明智步骤来保持和平，但不能花很大费用来维持一大批驻在离本国三千哩的欧洲的军队上。因此美国的占领将以两年为限。可怕的问题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了。如果美国人离开欧洲，英国就得单独占领整个西德。这样一个任务是远非我们所能胜任的。
2月6日在我们第二次开会时，我为此而竭力主张法国人帮助挑起这样一个重担。划一个占领区给法国并不等于事情就此了结。德国肯定是要再次复兴的，总有一天美国是要回老家去的，而法国人不得不跟德国人贴邻而居。一个强大的法国不仅对欧洲是重要的，而且对英国也同样重要。只有法国才能取消在它海峡沿岸的火箭发射场，并且建立起一支军队来遏制德国人。
接着，我们把话题转到关于谋求和平的世界工具方面。总统说在美国舆论是起决定作用的。如有可能同意敦巴顿橡树园提议或与之相似的提议，他的国家似乎更有可能为组织全世界的和平而全力以赴，因为对于这样一个世界组织在美国是能够取得广泛支持的。然而，正如前面有一章所说的，敦巴顿会议结束时并没有对安全理事会里十分重要的表决权问题取得完全一致的协议。
1944年12月5日，总统曾向斯大林和我提过新建议。建议内容如下：安理会的每个理事国应各有一票。任何一项决议，须在十一个理事国中取得七个理事国的投票赞同方能付之实行。这在程序细节上是够充分的了。至于一切较大事情，如接纳新会员国进组织或开除出组织，制止和解决争端，限制军备和提供武装力量等，均应取得全体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换句话说，除非“四大国”一致同意，否则安理会是没有实权的。如果美国、苏联、英国或中国不同意，那么就可以拒绝同意和制止安理会采取任何行动。这就是否决权。
罗斯福先生的建议含有另一个精辟独到之处。争端可以采取和平的方法解决。这样的话，也要取得七票，而且常任理事国——就是说，“四大国”——都得同意才行。但是如果安理会的任何一个理事国（包括“四大国”）牵涉在那个争端里面，该理事国只能有讨论权而不能有表决权。这样的计划是斯退丁纽斯先生在2月6日的第二次会议上提出来的。
※ ※ ※
斯大林说他将对这个建议予以研究，看看能否理解，不过目前还没有完全明白。他说他担心的是，虽然三大国今天是同盟国，谁也不会进行侵略，但是十年或不到十年之后，这三个领导人会隐退消失，新的一代要起来掌权，他们没有经历过这场战争，因此会忘记我们所经受过的一切。他又说，“我们大家都愿意保持和平至少五十年之久。最大的危险就是在我们自己之间发生冲突，因为如果我们保持团结，德国的威胁就不致十分严重。为此我们现在就要考虑如何保持我们将来的团结，如何保证三大国（可能中国和法国也在内）能够维持一条统一的战线。必须制定出一种制度来防止主要大国之间的冲突。”
接着，他表示遗憾，因为其它事务使他至今未能对美国的计划予以仔细研究。照他的理解，这个建议可以把一切冲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指那些必须加以制裁的，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或军事的制裁；第二类指那些可以采取和平手段解决的。这两类都应予以充分的讨论。采取制裁手段只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意见一致时方能行使。如果这些理事国之一本身就是争端的一方，那么它既可参加讨论也可参加表决。另一方面，如果争端能够和平解决，那么卷入这个争端的各方不能参加表决。他说，有人指摘俄国人对表决权谈得太多。的确，他们认为那是很重要的，因为一切都得由表决来决定，而他们对表决的结果是很关心的。譬如说，假定中国是安全理事会里的一个常任理事国，它要求收回香港，或者埃及要求收回苏伊士运河，他认为他们不会是孤立无援的，他们在大会里或在安理会里是会有朋友或维护者的。
我说，据我的理解，如果不列颠没有被说服并不表示同意，世界组织的权力就不能用来对付它。
斯大林问是否真是如此，我告诉他确是如此。
艾登先生接着解释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或埃及可以提出控诉，但是没有英国政府的同意，就不得采取含有强制执行的决议。斯退丁纽斯先生也证实说，除非安理会各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否则不得加以制裁。和平解决的步骤——例如通过仲裁——也许还可予以推荐。
斯大林说他耽心关于香港或苏伊士问题的争端可能会破坏三大国的团结。
我回答说，我觉察到这个危险，但是世界组织绝不会破坏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外交关系，不论大国或小国。世界组织是独立存在的，它的各个会员国仍然可以商讨他们之间的事情，如果在世界组织里提出一些可能会破坏大国之间团结的问题，那将是愚蠢的。
斯大林说，“我在莫斯科的同僚们不会忘记1939年12月苏芬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事情，那时候英国人和法国人利用国际联盟来反对我们，并成功地把苏联孤立和开除出国联，他们后来还动员起来反对我们，大谈什么派出十字军来对付俄国。难道我们不该取得不让这类事情再度出现的保证吗？”
艾登先生指出美国的建议将使这个成为不可能。
斯大林问：“我们不能多创造出一些保障来么？”
我说关于大国的一致问题已经有了专门的条款。
他回答说，“我们今天才第一次听到。”
我承认存在着一种煽动反对一个大国的危险性——就说对英国人吧——我只能说与此同时正常的外交还可以不断发挥它的作用。我不认为总统会挑动或支持对于大不列颠的攻击，我肯定他会尽一切努力来阻止这种事情。我也同样深信斯大林元帅不致会不事先与我们打招呼并寻求达到友好解决的办法，就对大英帝国发动一场攻击——当然这里是指口头上的。
他回答说，“我同意。”
罗斯福先生说大国之间将来会有分歧的。人人都会知道这些分歧，而且将在大会上予以讨论。但是把这些分歧提到安理会上加以讨论也不会造成不团结。相反的，这将显示出我们之间的互相信任并相信我们有能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这将加强而不是削弱我们的团结。
斯大林说这是对的，而且答应研究这个计划，明天继续讨论。
※ ※ ※
第二天下午我们再次会谈时，莫洛托夫接受了这个新计划。他解释说，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俄国人曾尽其所能来保持战后三大国之间的团结，他们认为这个会议所提出的计划可以保障所有大小国家之间的合作。他们现在对新的表决程序和三大国必须一致的条款感到满意。只有一件事情还得加以解决。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是否应该成为世界组织的会员国，在大会里也拥有表决权？这个问题曾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讨论过，可是他现在另有一些要求。苏联代表团认为他们的三个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或者至少其中的二个，能够成为创始会员国，这样他们就满意了。这几个加盟共和国都很重要，而且在战争中都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他们是首先遭到侵犯而且经受了极大的苦难。英联邦的自治领已在逐步地、稳妥地取得独立。这对于俄国是一个榜样，因此他们决定作出这种规模狭小得多的提案。他结束他的话说，“我们完全同意总统关于表决权的建议，我们要求三个，或者至少二个我们的加盟共和国应该成为世界组织的创始会员国。”
这使我们大家都大大松了一口气，罗斯福先生立即向莫洛托夫表示祝贺。
总统说，下一步是邀请各国都来开会。什么时候开，请谁来？苏联有许多人民群众由各加盟共和国组织起来；英帝国也有许多大的独立团体彼此相距很远，美国是一个单独的单位，只有一个外长，没有殖民地。此外还有一些国家，如巴西，这个国家的领土比俄国小比美国大，而另一头又有许多很小的国家。我们能否在大会里坚决主张一国一票，或者较大的国家应该有一票以上的表决权？他建议把这一切问题交给三国的外长去研究。
我对斯大林迈开大步来接受总统的表决权方案也表示感谢，并说我们所达成的协议将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安慰与满意。
莫洛托夫的建议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罗斯福总统说得很正确，在表决权这件事情上，美国的地位与英国是不同的。我们有四个自治领，它们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曾在那个在1939年才垮台的国际和平组织中发挥过显著的作用。这四个自治领都曾为了和平与民主的进步出过力。当联合王国在1939年对德宣战时，它们全都奋起参战，尽管它们也知道我们是多么的软弱。我们当时无法强迫它们这样做。他们是自觉自愿地去做这件事的，而关于这件事情只能同他们进行非常有限的磋商。因此我们绝不能同意任何制度把他们从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业已取得的应得地位上排除出去。基于这些理由，我不能不怀着极大的同情来听取苏联政府的提案。我的心集注在强大的俄国上，尽管它的伤口还在淌血，然而它却不断地把自己道路上的暴君一个个地清除掉。我意识到一个拥有一亿八千万人的国家很可能会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英联邦宪法上的安排，因为这个宪法上的安排使我们在大会里取得不止一个的发言权，为此我感到高兴的是罗斯福总统已经作出一个回答，对这个回答绝不能把它看作是对莫洛托夫先生的请求的拒绝。
不过我声明我绝不能超越我个人的权限。我希望有时间同艾登先生商讨莫洛托夫先生的提案，也许还要打个电报给内阁，因此我请求原谅我不能在当天就作出最后的答复。所以我们同意把整个事件交给我们的外长们。罗斯福先生又提议各国应在3月份开会，把世界组织建立起来。我说关于这个问题我是有怀疑的，因为到那时候将是对德作战的高峰，但是目前我不表异议。
※ ※ ※
那天深夜我给艾德礼先生打了电报。
首相致副首相： 1945年2月8日（早晨2点49分）
今天情况好得多了。美国关于敦巴顿橡树园组织的提案已为俄国人所全部接受，他们说主要是因为我们作了解释，他们才觉得应该把这个计划全心全意地接受下来。他们也把他们要求在大会里占有十六个席位的表决权减少到两个，提出的理由是由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受到这么严重的损失，又战斗得那么英勇，因此必须考虑把这两个国家列入新的世界组织的创始会员国之中。总统并没有拒绝这个计划，虽然从美国的立场来看有着明显的困难。他建议这个问题应该提交到联合国的会议上去，这个会议他打算3月份在美国召开。
在我看来，我们的地位似乎有些不同。我们有四个或五个席位，如果连印度在内就有六个，而俄国却只有一个，在这方面她对大会提出的要求是很多的。
鉴于他们已经作了其他重要的让步，而且有些让步还悬而未决，我很想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对俄国作出友好的表示。他们除了主要席位以外还要两席，这不能算要求过多，而据我判断，我们将处于有力的地位，因为在这方面我们将不再是唯一拥有多倍票数的投票国了。
当前我所要求的是内阁应当授权我们向俄国人保证，就是到了决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论是在这里或是3月份在美国召开的会议上，我们将会赞同他们的意见。我相信内阁将给我们这种权力，用与不用这种权力当视情况而定。这个保证应该是君子协定式的，跟我们很久以前保证在寇松线问题上给他们的支持一样。
如果答应或实质上答应给俄国增加代表权，关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整个事务就由一致同意而得到解决，我想无论如何这是会成功的。这件事应当看作是很大的好事，这件好事美国人认为在政治上、优势上和宣传上都有着很大的价值。
它也将成为我们关于世界组织的总计划的一部分。……
尽管有着令人沮丧的警告和预兆，雅尔塔会议至今为止进展得相当好。这里一片浓荫掩映，有点像里维埃拉的淡抹宜人，科尼什式路径四下蜿蜒。一幢幢或多或少未遭损坏的别墅和行宫，都是一些帝政时代的贵族遗物。我们在这些房子里享用着花了很大的力量才从莫斯科弄来的家具。我们的主人不惜代价在几天之内就把水管安装和道路修缮完好，其慷慨程度真是令人难以相信。所有的参谋长们今天都休假去参观巴拉克拉瓦的战场①。这事情在我们跟俄国朋友的交谈中并没有郑重提出来。
①巴拉克拉瓦战场是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的一个战场。战争中英、法、土耳其、撒丁为一方，俄国为另一方。——译者
由于时间短促，除非我们得悉你们有异议，否则我将按此电文的意见行事。
※ ※ ※
余下的细节问题很快就解决了。2月8日下午我们再次集会的时候，一致同意支持俄国人请求让两个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并且同意世界组织的第一次大会于4月25日（星期三）召开。邀请出席的仅限于3月1日以前对共同敌人宣战的国家，或已经在联合国宣言上签字的国家。我同意斯大林的说法，这样做意味着邀请了某些没有积极参战而一直观望着直到看出谁胜谁负之后才参战的国家，然而，这样做大大有助于使德国丧气。
※ ※ ※
那天晚上我们都和斯大林一起参加约索波夫宫里的晚餐会。当时的发言都记了下来，不妨附在这里。除谈到其他一些事情外，我说：
无庸夸张，也无须用格外华丽的辞藻来恭维，我说我们认为斯大林元帅的生命对于我们大家的希望和内心是极为宝贵的。历史上有过不少的胜利者，但是他们当中没有几个是政治家，而且大多数人在随着战争而来的困难中把胜利果实抛弃掉了。我诚挚地祝斯大林元帅健康长寿，和苏联人民在一起，帮助我们大家前进，到达一个比我们最近所经历过的这种痛苦少些的时期。当我发现自己处在和这位伟大人物的友好和亲密的关系之中时，我就有更大的勇气和希望来奔走于这个世界，他的盛名不仅传扬于苏联全国，而且传遍了全世界。
斯大林用恭维的言辞来回答，他说：
我提议为大英帝国的领袖干杯，世界上所有首相中最勇敢的应首推于他。他体现了政治经验与军事领导相结合的典范。当全欧洲准备对希特勒俯首帖耳的时候，他说不列颠即使没有盟国也将巍然屹立，单独对德作战。他说，即便是现在的盟国和将来可能有的盟国全都背弃英国而去，她还是要继续战斗下去。为了这位百年来才出现一个的人物的健康，为了这位勇敢地高举起大不列颠旗帜的战士的健康，大家干杯！
我说出了我所感觉到的话、我的心里话和我所意识到的话。
我接着说了一些更严肃的话：
我必须说，自有这场战争以来，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我也没有像在这个会议里那样感到我的责任是这样的沉重。然而现在根据斯大林元帅所提到的理由，我们明白我们正是登临顶峰，面前展开一片宽阔的远景，然而也切勿低估我们的困难。在过去，许多民族，许多战友，总是在一场五年或十年的战争中疏远分开了。千百万劳苦人民就是这样地在恶性循环中周而复始，开头坠入地狱，随后靠着他们自己的牺牲终于又得以自拔。如今我们已有机会免于重蹈前辈错误，而且致力于建立巩固的和平了。人民为和平与欢乐而欢呼。一个个家庭能重得团圆吗？每个战士能返回家园吗？残破的家屋能重建吗？辛勤的劳动者能看到自己的家庭吗？保卫自己的国家固然光荣，然而更大的征战就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穷苦人们的梦想——就是让他们过着和平生活，用我们战无不胜的力量来保卫他们不受侵略，不罹祸害。我把这样的希望寄托于德高望重的美国总统和斯大林元帅，从他们两人那里我将找到和平的卫护者，他们在打败敌人之后，将引导我们从事于消灭贫穷、混乱、动荡与压迫。这就是我的希望，至于讲到英国，我们将尽量努力，不甘落后。在支持你们努力方面我们也必将尽力而为。元帅谈到了将来，这是一切事情中最为重要的事。不然，血流成河也是枉然的，也是很残忍的。我提议为胜利的和平的阳光普照大地而干杯！
斯大林答了话。我从来没想到他会谈得这样滔滔不绝。他说，“我像一个老头子那样讲话，所以话讲得很多。不过我要为我们的同盟关系而干杯，希望这一同盟保持着亲密无间和坦率发表意见的特点。在外交史上，我从未见过像这样密切的三大国同盟，而且盟国之间有机会这样坦率地交换意见。我知道某些方面的人士会认为这种讲法有点天真。
“在一个同盟之中，盟国不应该彼此欺骗。或许这也算是天真吗？老练的外交家可能会说，‘我欺骗我的盟友有什么不应该？’但是就算我是一个天真的人吧，我认为最好不要欺骗我的盟友，即便他是一个笨蛋。我们的同盟之所以这样牢固，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彼此不相欺骗；或是因为彼此要欺骗也不是那么容易？我提议为我们三大国同盟的巩固干杯！祝它坚强而稳固。希望我们尽量开诚相见。
接着又说：
让咱们为那一群工人们干杯吧！他们只有在战争中才被认识，战争一过，他们的功绩很快地也就被遗忘了。在进行战争的时候，这些人不仅受到与他们同类的人敬爱，也受到女士们的敬爱。战争一过，他们的声望下降，女士们对他们掉转了头，连理睬也不理睬了。
让我向各位军事领导人举杯祝酒吧。
他对我们面前存在的困难不抱幻想。
在这些日子里，欧洲历史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个根本的变化。在战争中一些主要国家结成同盟，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没有这个同盟就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然而，一个对付共同敌人的同盟是显然易于为人所理解的，然而更为复杂得多的是在战争过后为着保持永久和平与胜利果实的同盟。过去我们并肩作战是一件好事，而且也不甚困难；另一方面，在这些日子里，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工作已告完成，保障安全与加强和平的法律基础的确立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这是一个转折点。
我提议为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圆满结束而干杯，祝我们在战争压力之下结成的同盟将在战后巩固与发展，希望我们这些国家不仅致力于自己的事务，而且将铭记除自己的问题以外，还有共同的事业，因此，他们在和平时期也应该像在战争时期一样，以同样的热情来保卫团结一致的事业。
就连莫洛托夫也显得和蔼高兴，他说：
我提议为先于我们投入战争的国家的陆海空三军代表们干杯。他们担负了艰巨的任务，而且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我们必须承认他们已毫无逊色地完成了任务。我祝愿他们赢得胜利，并迅速结束欧洲战争，从而盟国的胜利大军将进入柏林，把他们的旗帜在这个城市的上空升起。我为英国的陆海空三军代表，布鲁克陆军元帅、坎宁安海军中将和波特尔空军中将以及亚历山大陆军元帅干杯！
※ ※ ※
当我们在这样友好的气氛中坐在宴会桌上时，斯大林开始和我谈起过去。他的话有一部分是记录下来的。
他说，“芬兰战争是这样开始的。芬兰的国境线离开列宁格勒〔他常称它为“彼得堡”〕大约有二十公里。俄国人要求芬兰人后移三十公里，而以北部领土作为交换，但是芬兰人拒绝了。后来有几个俄国边防军人被芬兰人开枪打死。边防军支队即向红军部队申诉，红军就对芬兰人开火。他们曾向莫斯科请示，复示中有还击的命令。事情接踵而来，战争就打起来了。俄国人是不愿意对芬兰打仗的。
“如果英国人和法国人在1939年派遣一个代表团到莫斯科，其中有真正要跟俄国达成协议的人，苏联政府就不会跟里宾特洛甫签订条约。
“里宾特洛甫在1939年告诉俄国人说，英国人和美国人只是商人，他们绝不懂得打仗。
“如果我们三大国现在团结在一起，其他强国就动不了我们一根毫毛。”
第二十二章 俄国和波兰：苏联的诺言
卢布林和伦敦——总统看到远景——英国的政策——新边界和自由选举——两个对立的波兰政府——斯大林的讲话——寇松线和西尼斯河——苏联对波兰地下军的指责——冲突的危险——罗斯福先生2月6日给斯大林的信——2月7日莫洛托夫的新建议——居民的迁移——2月8日我给内阁的电报——英美草案——组织一个波兰政府——会议中的决定性要点——同盟国的团结和公众的批评——需要一个新的开端——为了得到充分的情报——又是卢布林对伦敦——波兰对苏联的热情——斯大林允诺举行自由选举——莫洛托夫2月9日提出一个方案——莫斯科会议的计划——相当大的进展——2月10日艾登和我跟斯大林作密谈——雅尔塔宣言的最后草案。
雅尔塔会议的八次全体会议中，至少有七次讨论到波兰，在英国的记录中，关于这个问题在斯大林、罗斯福和我之间交换的意见约有一万八千字。我们的外长们和他们的属员在他们自己的各次会议上也进行了紧张而细致的辩论，我们由于他们的帮助终于拿出一个宣言来，这个宣言既代表我们对于世界的诺言，也代表我们之间关于将来的行动所达成的协议。这个痛苦的故事还没有完，人们也没有完全了解事实的真相。但是这里的记载或许有助于对我们在这最后第二次的战时会议上所作的努力，作出公正的判断。所有的困难和问题是久已存在，为数甚多，而且是无可避免的。受苏联保护的波兰卢布林政府，或像俄国人所喜欢称呼的“华沙”政府，对伦敦的波兰政府十分仇视。自从我们十月的莫斯科会议以来，他们之间的感情只有变坏，没有变好。苏联军队正潮涌那般越过波兰，而波兰的地下军被任意指控为杀害俄国士兵、破坏和袭击他们的后方和交通线。西方大国既无法接触实际情况，也得不到情报。在意大利和西线上有十五万以上的波兰人正在为最后消灭纳粹军队而奋勇作战。他们和欧洲别处的许多波兰人都在热烈地盼望着他们的国家得到解放，从自愿的和光荣的流亡生活中再回到他们的故乡。在美国的为数很大的波兰人迫切地等待着三大国之间有一个解决办法。
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可以归纳如下：
怎样组成一个单一的波兰临时政府。
如何及何时举行自由选举。
怎样解决波兰的东、西边界。
怎样保障前进中的苏军的后方和交通线。
※ ※ ※
读者应该还记得前章所载的总统和斯大林之间（我也参预其事）关于波兰的重要通信。波兰确是举行雅尔塔会议的最迫切的理由，并且将证明是导致大同盟垮台的第一重大原因。
当2月6日我们会见的时候，罗斯福总统在开始讨论时就说道，他从美国来，对波兰问题看到一个远景。在美国共有五六百万波兰人，其中大多数是第二代，大多赞成寇松线。
他们知道他们不得不放弃东波兰。他们希望得到东普鲁士和德国的一部分，无论如何要得到一些东西作为补偿。正像罗斯福在德黑兰所说过的，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作出一些让步，例如以利沃夫和某些产油地区，补偿科尼希斯贝格的损失，他就好办一些。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波兰有一个永久的政府。美国一般舆论是反对承认卢布林政府的，因为它只代表波兰和波兰民族的一小部分。要求有一个民族团结的政府，可能要从五个主要政党中产生出来。
无论是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或卢布林政府的成员他都不认识。当米科莱契克到华盛顿去的时候，他对他的印象很深，觉得他是个诚实人。所以他希望看到建立一个有代表性的、能为大多数波兰人所支持的波兰政府，即使它仅是一个临时政府。组织的方式有好多种，比如先建立一个小型的总统委员会来临时执政，然后再建立一个更具永久性的机构。
我接着说，我有责任来阐述英国政府的立场。我曾在议会和公众场合中反复地声明我决意支持苏联对寇松线（按照苏联政府的解释）的要求，意即把利沃夫划入苏联境内。我曾经为此而大受议会和保守党的批评（外交大臣也受到议会批评）。但是我经常这样想，俄国既然在抗德卫国战争中受到许多苦难，并且在驱逐德寇解放波兰方面建立了伟大的功勋，他们的要求不是建立在武力上而是建立在权利上的。虽然如此，俄国如果对一个比她弱得多的国家表示她的宽宏大量而让出一些领土，就像总统所建议的那样，我们应当对苏联的行为表示敬佩，欢呼。
但是一个强大、自由和独立的波兰要比个别的领土界线问题重要得多。我愿意波兰能够自由并且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过他们的生活。那样的目标是我经常听到斯大林元帅以最坚定的口吻来宣布的。就因为我信任他关于波兰的主权、独立和自由的声明，所以我把边界问题列为次要的问题。这件大事在不列颠民族和不列颠联邦的思想上是很看重的。就是为了波兰应享有自由，拥有主权，我们才对德作战。当1939年我们以劣势的装备而从事作战时，谁都知道我们是冒着多么大的危险。这使我们几乎牺牲了生命——不仅作为一个帝国的生命，而且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命。大不列颠在波兰没有任何物质上的利害关系。我们所以拔剑而起帮助波兰抗击希特勒的野蛮进攻，唯一理由是为了荣誉，因此我们对于不能给她以自由、独立和自主的任何解决办法，永远不能接受。波兰必须自己当家作主，做自己灵魂的主宰。这种自由绝不适用于波兰或任何波兰团体采取可能和德国阴谋勾结以反对俄国的任何敌对计划；而正在建立起来的世界组织绝不会容许这种行为，也不会让苏联去单独对付这种行为。
目前有两个波兰政府，我们对它们的看法是有分歧的。我没有见过目前在伦敦的波兰政府中的任何人。我们承认了他们，但是还没有打算和他们结成伙伴。另一方面，米科莱契克、罗默和格腊布斯基都是极有理智和诚实的人，我们跟他们保持着非正式的但是友好而亲密的关系。目前三大国还有种种重大的任务要着手去做，并具有各种共同的愿望，如果这时容许两个对立的政府在他们之间造成显著的分裂，那么三大国就应该受到批评。我们能否在实现普遍和自由的选举之前，为波兰建立一个大家都能承认的政府或执政机构？有了这样一个政府，就能够为波兰人民做准备工作，以便对他们将来的宪法和政府进行自由投票。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做到，我们就朝中欧将来的和平和繁荣迈进了一大步。我敢断言，目前正在向前推进胜利追击德军的俄军的交通线，是能够得到保护和保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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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短时间的休会之后，斯大林讲话了。他说他理解英国政府感觉到波兰对她是一个荣誉的问题。但对俄国来说，它既是荣誉问题，又是安全问题；是荣誉问题，因为俄国人跟波兰人曾经有过许多冲突，而苏联政府愿意消除造成这些冲突的原因；是安全问题，不仅因为波兰是在俄国的边界上，而且因为俄国的敌人历来总是通过波兰这条走廊来攻击她。在过去三十年中德国人曾经两次取道波兰。他们之所以取道波兰，是因为它软弱。俄国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波兰，能用自己的力量来封闭这条走廊。俄国不能从外面去关闭它，只能由波兰自己从里边把它关闭，就为了这个理由，所以波兰必须自由、独立和强大。对于苏联来说，这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他们的政策跟沙皇政府的大不相同。沙皇要镇压和同化波兰。苏联已经开始采取一种友好的政策，尤其要跟一个独立的波兰友好。这就是苏联态度的整个基础，也就是说，他们愿意看到波兰独立、自由和强大。
接着他又谈论了罗斯福先生和我所提出的一些观点。他说，总统主张寇松线应作某些改动，利沃夫，或许还有其它若干地区应该划归波兰，而我则说过这将是表示慷慨的一种姿态。可是寇松线并不是俄国人发明出来的。它是由寇松、克雷孟梭和美国的代表们在1918年的会议上划定的，俄国人并没有被邀请参加那个会议。寇松线被接受下来，是违背俄国的意志的，它没有人种学资料的根据。列宁不同意这条分界线。他不愿把比亚威斯托克的省市划归波兰。俄国人已经从列宁的立场上后退了，而现在有些人要俄国所得到的比寇松和克雷孟梭所承诺的更少。这对我们来说是可耻的。当乌克兰人到莫斯科来的时候，他们会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作为俄国的保卫者来说还不如寇松或克雷孟梭。倒不如让战争稍为延长一些，虽然俄国会因此多流些血，波兰却可以从德国身上得到补偿。当米科莱契克10月间在俄国的时候，他问起俄国认为波兰的西部边界应在哪里。他听到俄国认为波兰的西部边界应该扩展到尼斯河时感到很高兴。斯大林说，以尼斯命名的河有两条，一条靠近布雷斯劳，另一条还要往西。他所考虑的是西面的那条尼斯河。他请求会议支持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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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斯大林指出，除非得到波兰人自己的同意，我们不能创立一个波兰政府。当我访问莫斯科的时候，米科莱契克和格腊布斯基也来到莫斯科。他们曾经跟卢布林政府碰过头，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协议。米科莱契克回到伦敦去，条件是他必须再回到这里来。但结果并不如此，就因为他赞成跟卢布林政府达成协议，他被他的同僚们解除了职务。伦敦的波兰政府对于卢布林政府这个概念本身是仇视的，把它描绘为一帮土匪和罪犯。卢布林政府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此现在这方面的事情很难办了。
卢布林政府，或者现在应该称为华沙政府，不想跟伦敦政府再打交道了。他们曾经告诉斯大林说，他们愿意接受泽利戈斯基将军和格腊布斯基，但是他们绝不考虑米科莱契克当总理。他实际上说，“如果你们愿意，就跟他们谈谈。”“我可以叫他们在此地或在莫斯科跟你们会见，但是他们正像戴高乐一样的民主，而且他们能够在波兰保持和平，制止内战和对红军的攻击。”伦敦政府就办不到这个。他们的特务曾经杀害二百十二个俄国士兵，他们跟波兰地下抵抗组织有联系，靠抢劫后勤仓库得到军火。他们的无线电台没有得到准许，也没有经过登记就进行活动。卢布林政府的人员曾给我们提供了帮助，而伦敦政府的人员则做了许多坏事。红军需要有安全的后方，这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作为一个军人来说，他只愿意支持一个能够保证他们的后方得到安全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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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时间很晚了，总统提议休会，第二天再开。但是我想应该说明联合王国和苏联政府在波兰有着不同的情报来源，因此所得的事实报告也有所不同。我说，根据我们的情报，愿意支持卢布林政府的波兰人民不会超过三分之一，如果他们有表示他们意见的自由的话。这个估计，当然是根据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情报，不过在一些细节上，也可能会有错误。我告诉斯大林道，我们深怕波兰地下军跟卢布林政府之间会发生冲突。我们恐怕这会导致苦难、流血、逮捕和放逐，这就是我们迫切希望有个共同措施的原因。我们怕这一切对于已经很难解决的波兰问题会发生的影响。我们当然认为对红军进行袭击一事，应该受到惩罚，但是根据我们所知的事实，我不能认为卢布林政府有权说他们代表波兰民族。
总统这时迫切希望停止讨论。他说道，“五百多年来波兰一直是造成麻烦的根源。”我回答道，“因此我们格外应该尽力来根除这些麻烦。”于是我们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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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总统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这封信是跟我们商量并做了修改之后发出的，里面竭力主张应该由卢布林政府的两个代表和从伦敦来的或从波兰国内来的两个代表一起来参加会议，当着我们的面着手协商组成一个我们都能承认的临时政府，来尽快举行自由选举。我赞成这个办法，2月7日我们再开会的时候，我支持了总统的意见。罗斯福先生再度强调他所关切的问题。他说，边界是重要的，但是我们有责任来帮助波兰人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临时政府，或者甚至由我们来建立一个临时政府，直至他们能够通过自由选举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政府时为止。他说，“我们应该做点促进工作，使目前搞得乌烟瘴气的波兰问题得到一阵新鲜的空气。”他接着问斯大林对他前一天所说的话，是否还有什么补充。
斯大林回答道，他仅仅在大约一个半钟头以前才接到总统的信，立刻就关照人去找贝鲁特和奥索布卡-莫腊斯基，以便跟他们通电话。他刚才得知，他们分别在克拉科夫和罗兹，他答应去问他们怎样可以找到敌对阵营里的代表们，因为他不知道他们的地址。万一来不及叫他们到会，莫洛托夫已经经过尽心竭力的研究提出一些建议，有几分是跟总统的建议相符合的。
于是莫洛托夫登场，宣读了下面的提纲：
1．兹经协议，以寇松线作为波兰的东部边界，在某些地区调整五到八公里给波兰。
2．兹经决定，波兰的西部边界应从什切青城（该城应划归波兰）起划，由该处向南沿奥得河及西尼斯河划界。
3．兹经考虑，认为对波兰流亡集团中某些民主领袖应接纳其加入波兰临时政府。
4．兹经考虑，认为扩大的波兰临时政府，应得到各同盟国政府的承认。
5．兹经考虑，认为按第三款扩大的波兰临时政府，应尽速举行波兰人民投票，经过普选建立波兰政府的永久机构。
6．授权莫洛托夫先生、哈里曼先生和克拉克·克尔爵士讨论波兰临时政府的扩大问题，并将他们的建议，提交三个同盟国政府考虑。
罗斯福先生似乎得到了鼓舞，并且宣称我们已取得切实的进展，但是他要跟斯退丁纽斯先生商量。最后他说，“我不喜欢‘流亡者’这个名词。我对那些有关的人，除了米科莱契克以外，一个也不认识，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只需要跟流亡者接触。我们应当在波兰本土也找出几个人来。”斯大林同意暂缓讨论，但是这时我插了进来，下面这段交换意见的话，从以后发生的事情来看，可以认为是有意义的。
我说道，总统不喜欢“流亡者”一词，我也有同感。这个名词的来源是指法国大革命以后被逐出的法国贵族，而且只适用于被本国人民逐出本国的那些人。但是在国外的波兰人是被德国人逐出本国的，所以我建议应该用“国外的波兰人”来代替“流亡者”。斯大林表示同意。关于莫洛托夫提案第二条中所提到的尼斯河，我提醒在场的人们道，在先前的谈话中，我一向谈到波兰边界的西移时，指的是波兰在西面应能自由地扩大她的领土，但是不应超过他们所希望的或有能力妥善管理的范围。如果用德国食物把那只波兰鹅塞得过饱，以致因消化不良而死亡，岂非大为不幸。我知道大不列颠有一大部分的舆论由于听到有几百万人要被强迫迁移而毫不掩饰地感到震动。上次大战以后，成功地解开了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人口纠纷的结子，从此以后，两国的关系相处得很好；但是那时迁移的还不到二三百万人。如果波兰拿下了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直达奥得河，那么单是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把六百万德国人迁回到德国去。要处理这件事有个道义上的问题，我必须先取得我国人民的同意方能解决。
斯大林说道，这些地区没有德国人，因为他们已经逃跑了。
我回答道，问题在于剩下来的德国人是否还有他们容身之地。有六七百万德国人已在战争中死亡，在战争结束以前大概还有一百万（斯大林估计二百万）要被消灭。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有地方来容纳这些移民。可能也需要他们来填补空缺。我对移民问题并无顾虑，只要波兰人管理得了，而德国又容纳得下，一增一减，比例相称就行。但是这件事情，需要研究的倒不是原则问题，而是应该处理的数量问题。
在这一般性的讨论中，没有使用地图，东西尼斯河的区分，也没有按应该做到的，把它很清楚地表现出来。虽然如此，这个问题是不久就得弄清楚的。
※ ※ ※
第二天清早我打电报给艾德礼：
……昨天晚上，总统在跟我们商量并经我们做了修改之后给斯大林发出一封给人印象很深刻的信。信中建议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的波兰政府来代替现在的卢布林政府，包括有国内和国外波兰人的代表。俄国人今天（星期三）提出了一个包括五六个项目的答复。对于总的提法在原则上并没有提出什么异议。我们要求推迟到明天讨论。下面是由外交大臣起草的反建议，现连同苏联的原提案一并都在电报中拍发给你。
这件事情一点也没有解决。我们的计划是竭力争得一个我们和美国所能承认的而且要能吸引一切参加联合国的国家都加以承认的波兰政府。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要求从我们目前有联系的波兰人中物色真正和有力的代表，特别像米科莱契克、格腊布斯基和罗默，还有美国人所提出的仍在波兰本国的一些波兰人，像维托斯、萨皮耶哈等。如果能够安排八个或十个这样的人加入卢布林政府，那么我们立刻承认这个政府，这对我们是有利的。然后我们可以派遣大使和其它使团到波兰去，从而至少可能知道一些那边的情况，并弄清究竟能否为自由、公正和不受限制的选举打下基础。因为只有这样的选举才能赋与波兰政府以生命并保存下去。我们希望在这个困难的问题上你们会给我们采取行动和灵活掌握的充分自由。
在叙述苏联的提案以后，我接着说道：
下面是我们的〔英美的〕关于波兰的修正提案：
（1）兹经协议，以寇松线作为波兰的东部边界，在某些地区调整五至八公里给波兰。
（2）兹经决定，波兰西部的领土应包括但泽自由市，科尼希斯贝格以西和以南的东普鲁士地区，西里西亚的奥珀林行政区，以及波兰所要求的在奥得河线以东的土地。兹经谅解，在上述地区里的德国人应予遣返德国，而所有在德国的波兰人应根据他们的志愿遣返波兰。
（3）鉴于波兰西部现经苏联军队解放，应即设法建立一个有全面代表性的波兰临时政府，以波兰一切民主和反法西斯的力量为基础，并包括国外波兰人的民主领袖。该政府的构成应使三个同盟国的政府都能予以承认。
（4）兹经协议，这样一个临时政府的建立，主要是波兰人民的责任。在有可能举行自由选举之前，担任代表的波兰领袖应共同协商有关该临时政府的组成问题。莫洛托夫先生、哈里曼先生和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被授权去跟这些领袖们接洽并将他们的建议提交同盟国政府考虑。
（5）兹经同意，这样建立起来的波兰临时政府，应尽可能迅速在普选和不记名投票的基础上，举行自由而不受限制的选举。在选举中，一切民主党派应有参加和提出候选人的权利，以便保证这个政府的建立能真正代表波兰人民的意志。
※ ※ ※
2月8日我们再次会见的时候，罗斯福先生宣读了他根据莫洛托夫草案加以修正的提案。他说，“苏联提案中以寇松线为波兰东部边界，在某些地区调整五到八公里给波兰，我们并不反对。”这里至少有一件事情我们大家都能同意，因此我虽然此前曾请俄国人稍作让步，但似乎最好不要增加困难，现有的困难已经够严重的了。但是总统对于西部边界的主张是坚定而毫不含糊的。他同意波兰应该从牺牲德国来取得补偿，“包括科尼希斯贝格线以南的一部分东普鲁士、上西里西亚，直至奥得河线，”他接着说，“·但·如·果·要·一·直·延·长·到·西·尼·斯·河·就·似·乎·没·有·什·么·道·理。”①我的见解也一向如此，因此五个月以后，我们在波茨坦再开会的时候，我就竭力坚持这种主张。
①作者加的着重号。
剩下来的问题是组织一个我们能一致承认而又能被波兰民族接受的波兰政府。罗斯福先生建议由三个波兰领袖组成的一个总统委员会到莫斯科去，组织一个包括华沙、伦敦和波兰本土各方面代表的临时政府，并且尽快地举行自由选举。
经过短暂的体会之后，莫洛托夫声明他不同意。他说，卢布林政府现在是波兰人民的领导。大多数的波兰人都对它表示热诚拥护，它享有很高的权力和威信。从伦敦来的波兰人就谈不上这些了。如果我们试图建立一个新政府，波兰人是绝不会同意的，因此不如把现有的政府加以扩大。它只是一个临时机构，因为我们所有的建议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尽快在波兰举行自由选举。至于如何把它扩大，最好由美国和英国大使以及他本人在莫斯科共同讨论。他说他极希望能达成协议，他接受总统2月6日信中所提出的邀请五个人中的两个的建议。他说，卢布林政府随时都有可能拒绝跟他们之中某些人谈判，像米科莱契克便是其中之一；但是他们如果派三个代表，而其中两个是罗斯福先生提名的，那么，会谈立刻就可以开始。
罗斯福先生问，“那么总统委员会怎样？”
他答道，“最好不要它。那将意味着要跟两个机构打交道而不是一个。”
我说，“这就是会议的关键所在。全世界正在等待着有个解决。如果我们仍然各承认各的不同的波兰政府，全世界将认为我们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其后果将十分可悲，并将标志着我们会议的失败。另一方面，我们对于波兰的基本事实，当然有着不同的看法，或者至少对某些基本事实有不同的看法。根据英国的情报，卢布林政府并没有得到大多数波兰人民的拥护，我们觉得国外波兰人不会认为它代表着他们。如果这个会议把现存的在伦敦的波兰政府撇在一边，而让卢布林政府独负国家重任，那将引起全世界的公开反对。在国外的波兰人将提出一个实际上的联合抗议，这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在我们指挥之下，有一支为数十五万人的波兰军队，他们是从波兰国外把所有能走到一起来的人召集起来的。这支军队过去曾十分勇敢地战斗，现在仍然如此。我不相信它会服从卢布林政府。大不列颠如果转而不承认它从战争开始以来就承认的政府，他们将认为这是一种背叛行为。”
我接着说，“像斯大林元帅和莫洛托夫先生所深知的，我本人对于伦敦波兰政府的行为并不赞同，他们在每个阶段上所做的事情都是愚蠢的。但是如果我们对一向所承认的那些人，掉头置之不理，转而正式承认这个新政府，这将会引起最严厉的批评。人家会说英国政府在东部边界问题上已完全屈服（事实上确已如此）并已接受和支持苏联的观点了。人家也会说，我们已经跟作战五年以来一向承认的波兰合法政府闹翻了，说我们对波兰国内所发生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我们不能进入那个国家。我们不能看到和听到那边的意见。人家会说我们只会接受卢布林政府所宣称的波兰人民的意见，这样，英王陛下政府将在议会中被指摘为已经完全放弃了关于波兰的正义事业。纵使我们能够同意我的朋友莫洛托夫先生的提议，但由此引起的辩论将是令人痛苦的而不利于同盟国的团结的。”
我接着说，“我并不认为这些建议相当完善了。如果我们放弃了伦敦的波兰政府，双方应该在或多或少平等的条件之下，另起炉灶。英国政府在停止承认伦敦政府，转而承认另一政府以前，他们必须能够查明新政府是真正代表波兰民族的。我承认由于我们不能掌握全部事实，所以这只不过是一种看法而已。如果用无记名投票和普选及自由推举候选人的办法，在波兰进行一次自由和不受限制的大选，我们的一切分歧当然就会消除。这件事一旦办到，英国政府将会欢迎新产生的政府而置伦敦的波兰政府于不顾。使我们感到十分不安的，正是选举前这段间隙的时间。”
莫洛托夫说，或许莫斯科的会谈会产生一些有益的结果。
没有波兰人自己参加，这个问题将极难处理，他们必须有权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我对此表示同意，但是我说道，十分重要的是如果会议在协议的任何一点上发生了分歧，我们大家应该耐心地争取达成协议。总统支持我。他说美国人的重大目标是波兰应该早日进行大选。唯一的问题是同时应该怎样治理这个国家，他希望有可能在年底以前进行选举。所以问题只限于时间方面。
斯大林现在又提起了我所埋怨的缺乏情报和无法取得情报一事。
我答道：“我是有一些情报的。”
“跟我的情报不符，”他这样回答之后，又说了一套话，向我们保证卢布林政府实在是极得民心，尤其是贝鲁特、奥索布卡-莫腊斯基和济米耶斯基将军。在德国人占领期间，他们并没有离开本国，而是一直住在华沙，进行地下活动。这在波兰人方面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应该记住在德国人占领下生活过的人的特殊心理。他对于在艰难时期不曾离开本国的一切人们表示同情，他们认为他所提起的三个人就是那一类人。他说他并不认为他们是天才。伦敦的波兰政府里可能有比较聪明的人，但是他们在波兰不受欢迎，因为当人民在希特勒的占领之下吃苦的时候，他们并不在场。这也许是一种朴素的感情，但它的确存在。
他说道，苏联军队解放了波兰，这是波兰的一件大事，这件事把一切都改变了。大家深知波兰人过去不喜欢俄国人，因为他们曾三次参加分割波兰。但是苏联军队的进军和波兰的解放把他们的心情完全改变过来了。过去的仇恨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对俄国人的善意，甚至热情。这是十分自然的。人民愉快地看到德国人逃走，并且感觉到自己获得了解放。斯大林说，他的印象是，波兰人民把赶走德国人当作波兰人生活中一个伟大的爱国节日，他们感到惊奇的是，伦敦的波兰政府完全没有参加这个波兰民族的节日活动。他们在街道上看到临时政府的成员，而问伦敦的波兰人到底在哪里。这使伦敦的波兰政府威信扫地，也说明为什么临时政府虽然没有伟大人物而能深得民心。
斯大林认为，如果我们要了解波兰人民的感情，这些事实就不容忽视。我曾经说过，我怕在达成协议之前，会议会发生分裂。那么，怎么办？各个政府各有不同的情报，因此得出不同的结论。也许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不同阵营的波兰人召集在一起，听听他们有什么话说。
他接着说道，不能令人满意的事是有的，波兰政府不是选举出来的。有一个自由选举出来的政府当然更好，但直到现在由于战争之故不容许这样做。然而有可能举行选举的日子已经临近。在这之前，我们应像对待法国的戴高乐政府那样对待临时政府。需知戴高乐政府也不是选举出来的。他不知道贝鲁特和戴高乐哪一个享有更大的威信，但是，既然有可能跟戴高乐签订条约，为什么不能跟一个扩大的波兰政府同样打交道？它并不比戴高乐政府不民主。对波兰的要求高过对法国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到目前为止，法国政府并没有做出激发法国热情的改革，而波兰政府却已制定了在国内掀起了很大热情的土地改革方案。如果我们对待事情不抱成见，我们应该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的立场。情况不像我所想的那样可悲，而且只要不把次要的事情看得过分重要，而集中精力于主要的方面，问题是能够获得解决的。
总统问：“要多少时间才有可能进行选举？”
斯大林回答：“在一个月以内，除非前线有什么重大的挫折，不过那是未必会有的。”
我说道，这样我们当然放心了，并且能全心全意来支持一个自由选举出来的政府，它将取代其它一切，但是凡是足以妨碍军事行动的事情，我们都不应该提出任何要求。这些是最高的目的。无论如何，如果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或者甚至在两个月以内，把波兰人民的意志弄清楚，形势就会完全改观，谁也不会反对这样的政府了。
因此我们同意让我们的外长们去商讨这件事情。
※ ※ ※
三个外长于是在2月9日中午开会。他们无法取得协议。
但是当天下午四点钟举行全体会议的时候，莫洛托夫提出一些新的，比较更接近于美国草案的建议。卢布林政府应该“在更广泛的民主基础上进行改组，包括波兰国内和国外的民主领袖在内”。他和英美两国的大使应在莫斯科共同商议怎样进行这件事。卢布林政府一旦改组，就要保证尽快举行自由选举，那时我们应当承认由此产生出来的任何政府。斯退丁纽斯曾要求书面保证在华沙的三个大使能够进行观察并汇报选举真是自由而不受限制的，但莫洛托夫反对这样做，因为据他说，这将引起波兰人的反感。除了这一点还有一些小的修改以外，他接受了美国的计划。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进展，我也这样说了，但是我觉得我有责任提出一个一般的警告。这个会议之后，我们只有一次会议了。①
有一种彼此希望达成协议的气氛，但是也有一种踩上马镫急欲离去的愿望。我说道，我们不该为了不愿再花二十四小时，而让这些重要事情的解决草草收场，以致失去会议的成果。重大的收获已在眼前，但作出决定切不可太过匆忙。这很可能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①我们2月11日的会议只通过大会的报告。认真的讨论于2月10日结束。
罗斯福先生说道，我们跟俄国人之间的分歧现在主要是措辞上的问题，但是他跟我都切盼选举真能做到公正而自由。
我告诉斯大林说，我们目下处于一种极为不利的境况之中，因为我们对波兰国内现在的局势了解得太少，却又不得不负起作出重大决定的责任。例如我知道波兰人相互之间存在着很深的恶感，奥索布卡-莫腊斯基就曾用过极其粗暴的语言。还有人告诉我，卢布林政府曾经公开宣布要把波兰国内军队和地下运动的一切人员作为叛徒进行审讯。我说，这引起了我的不安和痛苦。当然我把红军的安全放在首位，但是我请求斯大林考虑我们的困难。英国政府不知道波兰国内的局势，除了用降落伞空投一些勇士以及带出一些地下活动的人员之外，我们没有其它方法，我们并不喜欢用这种方法来得到情报。在不妨碍苏联军队行动的条件之下，试问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呢？能否给予英国人某些方便（当然也给美国人）让他们看到这些波兰人之间的争吵是怎样解决的。铁托曾经说过，当南斯拉夫进行选举的时候，他不会反对俄国、英国和美国的观察员出席，以便把公正执行选举的情况向世界作公开的报道。关于希腊方面，英国政府将十分欢迎美国的、俄国的和英国的观察员，使大家确信选举是按照人民的愿望来进行的。意大利也将发生同样的问题。当意大利北部解放的时候，意大利的政治形势将有一个极大的变化。在可能组成立宪议会或议会之前，必须举行一次选举。在那里，英国的方式是一样的——俄国的、美国的和英国的观察员应该出席，以便向世界报道一切事情都是秉公办理的。我说公正地进行选举的重要性，不可能已经是强调得太过分。例如米科莱契克能不能回到波兰去，并组织他的政党参加选举呢？
斯大林说，“这件事就让大使们和莫洛托夫会见波兰人的时候去考虑吧。”
我回答，“我必须能够告诉下议院说，选举将是自由的，而且将有效地保证在执行中做到自由而公正。”
斯大林指出，米科莱契克属于农民党，它不是一个法西斯党，所以可以参加选举并提出它的候选人。我说，如果农民党在波兰政府中已有代表，这件事就更加明确了。于是斯大林同意那个政府中应该包括他们的一个代表。
我说，我们就谈到这里吧，接着又补充一句道，我希望我所说的话不致见怪，因为我所说的都是心里话。
他答道，“我们必须听听波兰人有什么意见。”我解释道，我所要的是能够使这个东部边界问题在议会里通得过，我认为如果议会对波兰人已能自行决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一事感到满意，这件事情是可以办到的。
他回答，“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很好的。”“他们是优秀的战士，他们出了一些好的科学家和音乐家，但是他们都很爱争吵。”
我回答，“我无非要各方面都有发言的公平机会罢了。”
总统说，“选举一定要做到像恺撒的妻子那样无可批评。我要对世界提供某种保证，而且我希望没有人对于选举的纯洁性能够提出疑问。这与其说是个原则问题倒不如说是个良好的政治问题。”
莫洛托夫说，“如果我们把美国的草案插进去，我恐怕波兰人会感到对他们不信任。我们最好跟他们讨论一下。”
我对此感到不满，决意以后向斯大林提出。第二天机会来了。
※ ※ ※
2月10日在最后给人印象极其深刻的会议刚要开始以前，艾登和我跟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约索波夫宫里作了一次秘密会谈。我再一次说明我们感到多么困难，因为我们在波兰没有代表可以把那里的情况报告给我们。可以选择的解决办法有两个；或者派驻一个大使及其使馆人员；或者派些新闻记者。后者不如前者。我又指出，议会有权问我关于卢布林政府和选举的情况，而我一定要能够说那边的情况我是知道的。
斯大林回答，“新的波兰政府得到承认以后，就会向你们开放，你们就可以派遣个大使到华沙去。”
“他能够在那个国家里自由行动么？”
“就红军来说，不会干涉他的行动，我也保证发出必要的指示，但是你们也应该自己跟波兰政府协商。”
斯大林又指出戴高乐有一个代表在波兰。
于是我们同意把下面的话加到我们的宣言里去：
作为上述的结果，承认之后，即互派大使，各国政府有了大使的报告就可以了解波兰的情况。
这就是我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
※ ※ ※
当四点三刻重行开会的时候，艾登先宣读了三国外长同意的一项声明。我关切地注意到这篇声明中没有提及边界，因此我说全世界将会问起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原则上已经对西部边界取得同意，唯一的问题是那条边界线究竟应该划到什么地方和我们应该作怎样的说明。波兰人应该得到东普鲁士的一部分；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还可以一直伸展到奥得河线上。但是再前进一步，或者这个阶段对这个问题提出什么主张，我们表示十分怀疑。我也在会上说明我们曾从战时内阁收到一封电报，他们竭力反对把边界一直往西扩展到西尼斯河的任何条款，因为移民问题太大，无法办理。
罗斯福先生说道他愿意听听全国统一的波兰新政府对这一方面的意见，建议把一切关于西部界线的条款全部删除。
斯大林说，“我们当然应该提到东部的边界。”
在这一点上我支持了他，虽然我知道这会招来许多批评。
关于西部的边界；我说波兰新政府的愿望到底怎样，应该首先弄清楚，而且边界问题本身应该作为和平解决的一部分来决定。由于按照美国宪法，总统非经参议院许可无权解决这一类问题而使问题变得复杂化起来，经过进一步讨论我们终于在做法上取得一致的意见。在会议结束时发出的公报因此包括了关于波兰的联合宣言，其文如下：
1945年2月11日
我们前来参加克里米亚会议，决心解决在波兰问题上的分歧。我们充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的各方面。我们重申我们的共同愿望是要看到建立起一个强大、自由、独立和民主的波兰。商讨的结果，我们对于一个可以得到三大国承认的全国统一的新波兰临时政府的组成条件，已经意见一致。
我们所达成的协议如下：
由于红军全部解放了波兰，在波兰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势。
这就要求建立一个比波兰西部最近解放以前可能建立的基础更广大的波兰临时政府。因此现今在波兰行使职权的临时政府，应该在更广大的基础上实行改组，以容纳波兰国内外民主领袖。这个新政府因此应该称为波兰全国统一临时政府。
莫洛托夫先生、哈里曼先生和克拉克·克尔爵士受命以一个委员会的资格，首先在莫斯科与现今临时政府的成员并与波兰国内外其他波兰民主领袖进行会商，以便根据上述方针改组现政府。这个全国统一的波兰临时政府应当保证：尽速根据普遍选举与无记名投票方式举行自由的和不受限制的选举。在这些选举中，所有民主的和反纳粹的政党都有权参加，并提出其候选人。
当全国统一的波兰临时政府已经依照上述原则正式成立时，目前和波兰现在临时政府保持外交关系的苏联政府以及联合王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都要和新的波兰全国统一的临时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互派大使，各该政府根据大使的报告，将经常获悉波兰的情形。
三国政府的首脑认为，波兰的东疆应依照寇松线，但在若干区域应作出对波兰有利的自五至八公里的逸出。他们承认：波兰必须在北方和西方获得广大的领土上的让予。他们觉得关于这些领土上的让予的范围，当于适当时机征询新波兰的全国统一的临时政府的意见，关于波兰西疆的最后定界，应待和会解决。
第二十三章 雅尔塔尾声
美国、俄国和远东——一个秘密协定——2月8日——我跟斯大林的秘密谈话——7月5日我给各自治领总理们的电报——2月10日我们在沃隆佐夫别墅的最后一次宴会——斯大林和对英王的祝酒——我向斯大林祝酒——斯大林对英国大选的看法——“约大叔”——会议结束——我们驱车到塞瓦斯托波尔——到巴拉克拉瓦访问——回到萨基——飞到雅典访问——我在宪法广场上的讲话——2月15日我们动身去埃及——跟总统同进家常午餐，作恳挚的话别——我会见了伊本·沙特国王——交换礼物——我在卡塞别墅停留——2月19日我们飞到英国——关于雅尔塔的辩论——关于波兰的深切忧虑。
我们在雅尔塔的正式讨论之中不曾谈到远东。我知道美国人打算向俄国人提出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的问题，我们在德黑兰曾经一般地谈到这件事。在1944年12月斯大林也曾向在莫斯科的哈里曼先生提出关于俄国在战后对这些地区的一些权利要求的若干详细的建议。美国的军事当局估计在德国投降之后还要十八个月才能打败日本。俄国的帮助可以减轻美国的严重伤亡。这时对日本本土的进攻还处于计划的阶段。麦克阿瑟将军在雅尔塔会议的第二日才进入马尼拉。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性爆炸要再等五个月才实现。如果俄国仍旧保持中立，那么在满洲的大量日本军队就能够投入保卫日本本土的作战。
罗斯福总统和哈里曼先生带着这个问题在2月8日跟斯大林讨论俄国在远东的领土要求。除了一个俄国的译员之外，唯一在场的是国务院的查尔斯·E·波伦先生，他也当翻译。
两天以后又继续会谈，俄国的条件作了一些修改之后被接受了。哈里曼先生1951年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曾提到这些为交换的条件。俄国方面则允诺在德国投降后二至三个月内参加对日战争。
当天下午，在跟斯大林的私下谈话中，我问他关于俄国对远东的愿望。他说他们要有一个像旅顺口那样的海军基地。
美国人认为那些港口最好由国际共管。但是俄国人要求他们的利益得到保障。我回答道，我们将欢迎俄国船只出现在太平洋，我们也赞成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损失得到补偿。第二天，2月11日，他们给我看前一天下午由总统和斯大林草拟的协定，我就代表英国政府在上面签了字。这个文件在苏联政府跟中国国民政府之间的谈判完成之前，一直是保密的，斯大林则肯定同意给予中国国民政府以支持。这件事至此告一段落，直到我们在波茨坦重行开会以前不久才又提起。
有关这些谈判的记录，我保存在下面的一个电报的节录里面，电报是我在7月5日打给各自治领总理的。
以绝密的方式，斯大林在克里米亚会议上把苏联政府愿意在德国投降后两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一节告知罗斯福和我本人，其条件如下：
（1）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
（2）恢复俄国在1904年所失去的权益，即：
（一）收回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一切岛屿。
（二）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
（三）对担任通往大连的出路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应设立-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须交与苏联。
2．这些条件体现在罗斯福、斯大林和我三人之间的一个私人协定中。该协定认为这些条件须取得蒋介石的同意，而罗斯福则答应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去取得蒋的同意。我们三人都同意设法使苏联的要求在击败日本之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协定的内容，除了表示俄国为了协助中国摆脱日本的枷锁而准备跟中国订立同盟条约以外，没有别的东西。
我必须说明，我虽然代表大不列颠参加这个协定，但不论我还是艾登都完全不曾参加这个协定的拟订。这被认为是一件美国的事情，当然是与他们的军事行动有巨大利害关系的事情。我们不应该要求去拟定这一协定。总之，事前并没有跟我们商量，只是要我们表示同意。我们也这样做了。对苏联的这些让步，在美国曾有许多谴责。责任是在他们自己的代表身上。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是关系不密切而且是次要的。
除非我们有极充足的理由，否则我们插手进去是错误的。
※ ※ ※
在2月10日最后一次的晚餐会时，轮到我们作主席。在斯大林预定到达的几小时以前，有一个班的俄国兵来到沃隆佐夫别墅。他们把要举行宴会的各会客室两边的门都锁上了。
警卫站了岗，任何人不得进入。接着他们到处搜查，——桌子底下，墙壁背后都搜查到了。我的随员不得不走出这所房屋，以便从他们的办公室到他自己的寓所里去。一切停当之后，元帅到来，态度极为热诚，过了一会儿，总统也来了。
在约索波夫宫的宴会上，斯大林曾举杯祝英王健康，他这种做法虽然意在表示友好和尊敬，对我却不合意。他说他一般总是反对君王的，他是在人民的一边，而不是在君王的一边，但是在这次战争里，他懂得了应尊重英国人民。而英国人民是尊敬他们的君王的，所以他要祝英王健康。对于这样的祝酒我是不满意的，因此我请莫洛托夫说明，以后逢到这种场合，斯大林只要祝“三国元首”健康，他就可以避免尴尬了。我在得到了同意之后，就实行我的新规矩：
我祝英王陛下，美国总统，苏联加里宁主席，三国的三位元首健康。
总统似乎已很疲倦，他回答说：“首相的祝颂引起了我许多的回忆。1933年我的妻子参观了我国的一个学校。在一个教室里她看到一幅地图，上面有一大块空白。她问空白的一块是什么，有人告诉她，他们是不许提到这块地方的，——那就是苏联。这件偶然的事，也是我们为什么写信给加里宁主席要他派一个代表到华盛顿来商谈建立外交关系的理由之一。那是我们承认俄国的经过。”
现在来祝斯大林元帅的健康是我的任务了。我说：
我已经有好几次这样地祝酒了，这一次我比以前会见时更大的热情来举杯，这不是因为他已得到更大的胜利，而是因为俄国军队的伟大胜利和光荣使他变得比在我们所经历过来的艰难时期中更为亲善。我觉得，不管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分歧，但他在不列颠有一个好朋友。我希望看到俄国的前途光明，繁荣和幸福。我愿意尽力相助，我确信总统一定也是如此。有一个时候元帅对我们不是那么亲善，我也记得我曾说了一些关于他的粗鲁的话，但是我们共同的患难和共同的忠诚已经把这一切一扫而空了。战争之火已经把过去的误会烧得一干二净。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个我们信得过的朋友；我希望他也会继续对我们抱此同感。我祈祷上苍，愿他长寿，亲眼看到他所爱的俄罗斯不但在战争中是光荣的，而且在和平中是幸福的。
斯大林致答辞的时候，兴致极好，我感觉到他认为“国家的元首”的说法对于我们的三国会议极为合适。他的原话我没有记录。我们连同译员一共不到十二个人，正式礼节性讲话之后，我们就三三两两地谈起话来。我提到在打败希特勒之后，联合王国将举行一次大选。斯大林认为我的地位是稳固的，“由于人民会了解他们需要一个领袖，而谁能比赢得胜利的人当更好的领袖？”我解释道，在不列颠我们有两个政党，而我只属于其中之一。斯大林深深坚信地说道，“一个政党要好得多。”接着我为了他殷勤招待最近访问俄国的英国议会代表团而向他致谢。斯大林说，殷勤招待是他的本分，他喜欢像洛瓦特勋爵那样的年轻战士。近来他在生活中得到了一种新的兴趣，对军事的兴趣；实际上，这已几乎变成他唯一的兴趣了。
这样引起了总统谈到英国的宪法。他说我经常谈到什么是宪法所许可的，什么是宪法所不许可的，但是实际上英国没有宪法。尽管如此，一个不成文的宪法，要比一个成文的宪法好。正像大西洋宪章一样，并没有文件，然而全世界都知道它。在他的文件中，他曾经找到一份抄件有他本人和我的签名，但是说来奇怪，两个签名都是他自己的笔迹。我回答道大西洋宪章不是一种法律，而是一颗明星。
我们继续谈下去，斯大林谈到他所称为“德皇时代的德国的盲目纪律性”，并且详细讲述了他年轻时在莱比锡遇到一件事。他是同二百个德国共产党员来出席一个国际会议的，他们的火车准时到站，但是车站没有职员收票，于是所有的德国共产党员规规矩矩地等了两个钟点才离开月台。这样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参加他们远道而来出席的会议。
那天晚上就这样轻松愉快地过去了。元帅离开的时候，许多英国代表团员聚集在别墅的客厅里，我号召“为斯大林元帅欢呼三声”，他们热烈地欢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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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雅尔塔时还有一次，事情不是那么顺利。罗斯福先生举行一次午餐会，他说他和我常在密电中称斯大林为“约大叔”。我本建议他私下告诉他，但是他却用诙谐的口吻讲给了在座的人听。这引起了一时的难堪。斯大林生气了。他愤怒地问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离席？”贝尔纳斯先生讲了一句很巧妙的话才把局面挽救过来。他说，“谈到山姆大叔，你毕竟是不介意的，那么约大叔又有什么不好呢？”这样一说，元帅平静下来了，莫洛托夫后来告诉我说他懂得这是开玩笑。
他已经知道国外有很多人叫他“约大叔”，他也体会到这个名称是以友好的口吻叫出来的，表示一种亲密友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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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星期日，2月11日，是我们访问克里米亚的最后一天。像往常一样，在这些会议上还有许多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波兰公报用笼统的措词定下了一个政策，如果能忠诚地加以贯彻，当然可以发生效用，以等待总的和约。关于远东的协定，就是总统及其顾问为了使俄国人参加对日战争而同他们订立的那个协定，是跟我们没有直接关系的。该协定以后在美国成为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总统急于要回去，归途中还要访问埃及，他在那里要跟各方面的实权人物讨论中东的事务。斯大林和我跟他在利瓦吉亚宫中以前沙皇的弹子房共进午餐。用膳时，我们在最后定稿的文件上和正式的公报上签了名。现在一切都看贯彻执行的精神如何而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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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萨拉和我驱车前往塞瓦斯托波尔，“佛兰哥尼亚”号邮船停泊在那里。这只船是取道达达尼尔海峡来的，用作司令舰。即使雅尔塔岸上的设备遭到破坏，它也可以使用。
我们上了船，跟我们在一起的还有艾伦·布鲁克爵士和其他参谋长们。从甲板上望见了实际上已全被德国人破坏的港口，虽然现在又充满了活动，并且夜里废墟上灯光照耀。
我很想看看巴拉克拉瓦战场，因此我请陆军部情报处的皮克准将把战争行动的详细情形查阅一下，准备作我们的响导。2月13日下午，我访问了那个地点。跟我在一起的还有参谋长们和俄国指挥黑海舰队的海军上将，他奉莫斯科之命，我不论什么时候登岸他都要来招待我。对我们的主人，我们略为感到一些局促不安，并且处理得十分圆通，但是不必顾虑。当皮克指点着那个轻装旅当年曾被调上去防守的那条防线时，那个俄国海军上将也指着几乎相同的方向喊道，“德国坦克车就是从那边来袭击我们的。”过了一会，皮克解释当年俄国人的部署情况，并指着他们的步兵曾经据守的山头，俄国海军上将也接着带着显然自豪的神气插话说：“那里就是一个俄国炮兵中队战斗到最后一人的地方。”我认为这个时候应该向他说明，我们是在研究另一个战争，“一个王朝时代的战争而不是人民的战争。”我们的主人对此并没有领会的表示，但是似乎十分满意，所以一切都很愉快地过去了。
我们的前面是一片山谷，那个轻装旅就是从那里下来进攻的，我们能够看到苏格兰高地人曾十分英勇地保卫过的那个山脊。看到前面的一片景象，一个人就能领会大约九十年以前拉格兰勋爵①所面临的那种形势。早上我们去探望过他的坟墓，看到俄国人怎样爱护和尊敬这个坟墓，我们大为感动。
①拉格兰勋爵（1788-1855）为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军统帅，曾战胜过俄国军队，1855年6月死于塞瓦斯托波尔之役。——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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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很想走海道，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到马耳他，但是我觉得我有责任对雅典作一次闪电式旅行，察看经过最近一场纷乱以后的希腊景况。因此2月14日清早，我们乘汽车去萨基，我们的飞机在那儿等着我们。艾登已经先走了。当我们的车子开过曲折的山路时，我们经过一个峡口，德国人曾经在这里抛弃了几十辆机车。在飞机场上，俄国秘密警察部队的一个漂亮的仪仗队排列在那里。我按照我所习惯的方式检阅了他们，直视他们每个人的眼睛。这样就需要一些时间，因为他们至少有二百人，但这样做得到了苏联报纸的好评。在我进飞机以前，我发表了告别讲话。
我们飞到雅典，没有发生意外。在斯基罗斯岛上空绕了一圈飞过鲁珀特·布鲁克的坟墓。到了机场，英国大使利珀先生和斯科比将军前来迎接我们。仅仅在七个星期以前，我离开希腊首都的时候，它正被巷战搞得四分五裂。现在我们坐着敞篷车开进去。上次我来时正在圣诞节边，在那有几百个人死亡的街道上，现在却只有一小列穿短裙的希腊兵在拦着一大群热情呼喊想挤过来的人民。那天晚上大概有五万群众聚集在宪法广场上。晚上的灯光照射在这些古雅的景物上，是十分美妙的。我没有时间来准备演讲。我们的保卫人员认为我们必须在全不受注意的情况下到达。我向他们作了一次简短的热情的演讲。
祝你们有福了，雅典的和希腊的战士和公民们，这是伟大的日子，这是曙光照耀、黑暗消失的日子。伟大的前途展示在你们国家的前面。
世界上有许多地方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有着许多误会和无知，也有对在雅典这里为之展开斗争的问题作了错误的报导，但是这些事件现在已经明朗起来了，对于希腊在世界上起过的作用和将来还要起的作用，已经有所了解。
作为一个英国人此刻在这里发表演讲，我对英国军队在反击暴力和叛乱以保卫这个伟大而不朽的城市中能出一份力量，感到极度的自豪。我们两国久已在友好和忠诚关系中一道在艰难和尘土飞扬的道路上齐步前进。
自由、繁荣和幸福是不列颠联邦和帝国的一切民族所珍惜的。我们已经跟你们联合在一起为希腊的自由作了长期的斗争，还将和你们一同走到黑暗的幽谷的尽头，我们还要和你们一同走到正义与和平的广阔的高地上。
但愿没有一个人对祖国失职，但愿没有一个人背离真理和光荣的大道。在这个伟大的时刻和光辉灿烂的日子里，但愿没有一个人萎靡不振。让希腊民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居首位，在每个男子和妇女的心里居于首位。让希腊的前途在他们的眼中焕发光芒。
我衷心祝愿你们繁荣。我衷心希望希腊在各胜利国家的行列中——在战争中损失惨重的各个国家里——占有适当的地位。让正义抬头。让党派的仇恨消灭。愿你们团结，愿你们友好无间。
祝希腊万古常青！祝希腊全国同舟共济！
那天晚上我在弹痕累累的大使馆里进餐，2月15日清早我们就乘上我的飞机到埃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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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亚历山大港登上了英国军舰“曙光”号。我不曾参加总统和中东三位元首之间的讨论。他们是法鲁克国王、海尔·塞拉西皇帝和伊本·沙特国王，都是被邀请来跟总统会面的。会谈是在停泊于苦湖里的“昆西”号上举行的。就在当天上午，那条美国巡洋舰驶进了亚历山大港。快要到中午的时候，我上船去和总统作一次后来竟成永诀的谈话。后来我们聚在他的舱室里吃了一次家常便饭。当时跟我在一起的有萨拉和伦道夫，罗斯福先生的女儿伯蒂格尔夫人，还有哈里·霍普金斯和怀南特先生。总统似乎沉静而虚弱。我觉得他的寿命已经不长了。我不会再见到他了。我们作了恳挚的告别。当天下午总统一行人员就由海道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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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美国朋友动身以后，我就跟伊本·沙特国王约定会见。他跟总统会谈时，是乘了美国驱逐舰“墨菲”号去的，旅行之中带着东方君主的一切豪华气概，约有随从人员五十人，包括两个儿子、他的首相、他的占星家和预备按穆斯林教仪式宰杀的羊群。2月17日我们在法尤姆绿洲的都拉克饭店里组织了对他的欢迎宴会，那里的居住者都被我们暂时请出去。那时发生了若干社交问题。有人告诉我在国王面前，吸烟和喝含有酒精的饮料都是不许可的。我既然是午宴的主人，我就立刻提出这个问题。我告诉翻译员道，如果国王的宗教不许他吸烟饮酒，我必须指出我的生活规律却规定在吃饭前后，或吃饭中间，或两餐之间，吸雪茄烟和喝含有酒精的饮料是绝对神圣的行为。承国王的好意，接受了我的意见。从麦加来的他的掌饮料官员馈赠我一杯从那里的圣井里取来的水，这是我生平所尝到的最美好的饮料。
事先有人告诉我，在会见之中，应该交换礼物，因此我就照我所认为适当的办了一些东西。“汤米”汤普森为我在开罗用公款一百镑买了一小盒极高贵的香水，我就把它送给对方。我们大家都得到了嵌宝石的和柄上镶钻石的剑，还有其它华贵的礼物。萨拉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旅行皮箱（是沙特国王说送给“你的女眷们”的）。在礼物方面，似乎我们相形见绌得太远了，所以我对国王说，“我们所带来的只是表示点小意思。英国政府已经决定送你一辆世界上最好的汽车，有着一切舒适、安逸和防备敌人袭击的安全设备。”这件事后来是办到了。
沙特国王给人一种深刻的印象。我对他十分钦佩，因为他对于我们忠贞不移。纵使在最黑暗的时刻里他也总是表现得很好。他现在已年过七十，但是还没有失去一点战士的旺盛的精力。他仍旧过着阿拉伯沙漠中族长制的君王生活，现有四十个儿子，七十个女眷，并且在先知所规定的四个正式妻子中已娶了三个，还留下一个空额。
我们从法尤姆回到开罗途中，曾在英国大使馆的沙漠房屋中停下来喝茶。我在卡塞别墅住了几天，并且会见了法鲁克国王和叙利亚总统。我们谈到了中东最近的纠葛，其中有许多依然存在。同时萨拉打开了沙特国王送给她的那个旅行皮箱。里面装着许多华贵美丽的阿拉伯袍子，和几瓶极珍奇而精美的香水。在底层放有六个大小不同的纸板盒子。其中一个装有一颗估价约值一千二百镑的钻石，还有一些其它的宝石和几条红海的珍珠项练。安东尼也有相似的一份礼物，不过装在他盒子里的钻石是合乎他的身份的。后来我把这些事情向内阁汇报时，我们对他们说道，我们当然不应该把这些贵重物品中的任何一件据为己有。实际上收受这礼物的国库，为了我主张送给沙特王国的那辆汽车，已差不多付出相等的代价。
2月19日我飞回英国。诺索尔特被雾所困，因此我们的飞机改在莱纳姆降落。我乘汽车前往伦敦，在雷丁停了一下，等待我的妻子，她是前来接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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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中午，我请求下院批准克里米亚会议的协定。
我说：
我迫切希望所有各党在这个新的文件上能够团结一致，使这些崇高的事务能够像格拉德斯通所说的“超出党派政治的潮汐涨落，滴水不沾”。……克里米亚会议使同盟国不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都比以前团结得更紧密了，让德国深深认识到希望同盟国之间发生分裂是白费心机的，它的彻底失败是无法避免的。继续抵抗只能造成不必要的苦难。同盟国决心要德国彻底解除武装，德国的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必须摧毁，战犯必须迅速受到应得的惩处，一切能供军事生产的德国工业应该加以拆毁或管制，而且德国应该尽其最大的力量对同盟国所受的损失给予物质赔偿。另一方面，同盟国的意图并不是要消灭德国的人民，也不要剥夺他们生存所必需的资料。
我们的政策不是报复，而是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证世界将来的和平和安全。将来有一天会使德国人在国际关系中占有他们的地位，但是必须等到一切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痕迹有效地和彻底地消灭以后才行。
使议院里发生波动的是波兰问题。
三大国一致认为，波兰人接受关于东部边界以及目前所能确定的关于西部边界的条款，是建立一个强大、独立和全国一致的波兰及其将来幸福和安全的主要条件。……但是仅就现在所揭示出来的情况而论，比波兰边界问题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波兰的自由。波兰人的居住范围是确定下来了。他们是不是能当家作主？他们是否能有自由，像我们在不列颠、美国或法国那样地自由？他们的主权和独立是否不受束缚，还是仅是苏联的一种设计的产品，被拥有武力的少数人所强迫，违背自己的意志而采取一种共产主义的或极权的体制？我是直截了当地把事情摆出来的。这是比划定边界线更敏感而且重要得多的试金石。波兰站在哪里？我们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站在哪里？
斯大林元帅和苏联已经极郑重地宣称要维护波兰的独立的自主，大不列颠和美国现在也都参加了这个决定。在这方面，世界组织也将在适当时期负起一定程度的责任。波兰人会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前途，唯一的限制条件是，他们必须和他们的同盟国协同一致，忠实地遵守一个对俄国友好的政策。
那是肯定合理的……
协议规定各方要通过协商行事，目的是在波兰建立一个民族团结的新波兰临时政府，这样三大国就都可以跟它建立外交关系，以免有些国家承认这个波兰政府，而另一些国家承认另一个……英国政府要竭其全力来保证……一切民主党派的有代表性的波兰人能有充分的自由站出来发表他们的意见。
我觉得必须宣布我是相信苏联怀有诚意希望做到这一点的。在这方面，我因斯大林对希腊的做法而受到鼓舞。
我从克里来亚和其他一切接触中带回来的印象是，斯大林元帅和苏联的领袖们愿意跟西方民主国家在光荣的友谊和平等的关系中共处。我也觉得他们说的话有信用。据我所知，没有一个政府能像苏俄政府那样，即使出于无可奈何的情况，也能严格地遵守它的义务。我绝对拒绝在这里发起一次讨论有关俄国的诚意的问题。很显然这些事件牵涉到世界的整个前途。如果西方民主国家和苏联之间发生了可怕的分裂，人类的命运必然会变得黯淡。
我继续说道：
我们正走进一个无法估量的世界，在每个阶段上都要进行反省自问。为未来考虑得太远是错误的。在一个时候只能掌握命运链索的一个环节。
我相信议会会感觉到，由于我们在克里米亚举行会议的结果，希望已大大地增加了。把三大国结合在一起的联系和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都有所增进。美国已经积极地深入到欧洲的生活和救助事业中去。我们三国都已着手于既实际又严肃的远大事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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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中一般的反应，是无条件地支持我们在克里米亚会议中所抱的态度。不过关于我们对波兰人的义务方面存在强烈的道义上的感情，因为波兰人在德国人手中吃了那么大的苦头，而我们为了他们的缘故，最后一着是参加了战争。约有三十人的一群议员对这件事非常激动，以致他们有些人发言反对我的建议。有一种苦恼的感觉，深恐我们会看到一个英勇的民族遭到奴役。艾登先生支持了我。在第二天进行分组表决时，我们得到了压倒的多数，但是有二十五个议员，其中多数是保守党，投票反对政府，而且还有十一个政府成员弃权。城乡计划部的政务次官斯特劳斯先生提出了辞职。
对于那些负责处理战时或危急期间中大事的人们，不容许他们只谈为善良人民所同意的一般大原则。他们必须逐日作出具体的决定。他们必须采取坚定不移的态度，否则怎能维持联合一致的行动呢？在德国人被击败以后，对于曾尽全力鼓舞俄国努力作战并主张和我们受难如此深重的伟大同盟国保持密切接触的人们，加以谴责是容易的。当德国人还有二三百个师在战线上，如果我们跟俄国人发生了争吵，试问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寄予希望的种种设想不久即告落空，然而，这些设想是当时仅可能的设想。
第二十四章 渡过莱茵河
艾森豪威尔将军两路猛攻德国——英国的怀疑——蒙哥马利部队进抵莱茵河——3月10日把敌人从韦塞尔桥头堡赶出去——3月7日占领科隆——第十二集团军群交了好运——德军在西岸的最后据点——渡过莱茵河的计划和准备——3月23日我访问了蒙哥马利的总部——3月24日目击空降部队的降落——韦塞尔和雷斯的激烈战斗——在蒙哥马利的地图车中过一个晚上——3月25日我访问了艾森豪威尔——渡过莱茵河——美国军队的快速前进——德国西线的崩溃。
德国人尽管在阿登吃了败仗，①但仍决定在莱茵河以西作战，而不是撤退过河以求得喘息的机会。艾森豪威尔将军计划分三步行动，首先他要消灭河西的敌人，进迫河边，然后建立桥头阵地，最后长驱直入德国。在最后的阶段中将兵分两路进逼。一路将从杜伊斯堡以下的莱茵河下游开始，绕过鲁尔的北边，这样就把鲁尔包围在当中然后加以攻占，再前进越过北德平原直趋不来梅、汉堡及波罗的海。第二路将从卡尔斯鲁厄到卡塞尔，到了那里以后看形势决定北进，还是东进。
①见十七章第238页及以下。（原书页码——译者）
我们在马耳他研究这个计划时有些担心，怀疑究竟我们是否有足够强的力量来同时发动两大作战行动，并且觉得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北进将比较重要得多。虽然或许只有三十五个师可以参加作战，但是我们主张不管兵力多少，最大的力量应该放在这里。而不应当为了开辟另一路的进攻而把这里的力量削弱。这件事曾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上作过热烈的辩论。布雷德利将军①把所受的压力的大部分归咎于蒙哥马利。这样的评价是不公道的。英国的见解总的来说，是认为首要在于北进，其后果关系到鲁尔，所以是最为重要的。其次我们也曾对这个计划有过疑问。我们迫切希望蒙哥马利尽可能迅速渡过莱茵河，而不应该仅仅因为在河的这一边远处的某个地点上还有德军，就停滞不前。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到马耳他来给我们保证。艾森豪威尔在他的正式报告中说道，“多亏河以西作战的胜利，渡过莱茵河并在对岸配置一支大军的作战计划，跟我们1月份的甚至进攻发起日以前的长期计划中所预拟的方案是基本相同的。基本的要点是向鲁尔以北发动一次总攻击，而另从法兰克福地区的桥头阵地进行一次坚强的辅助性攻击作为支援。随后将从各桥头阵地发动攻势以打击任何余留下来的有组织力量，并把他们彻底消灭。”②
①见奥马尔·布雷德利：《一个战士的故事》。
②艾森豪威尔给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报告，第118页。
按师的数目来说，双方是势均力敌的。在2月初艾森豪威尔和德国人大约各有八十二个师。但是质量上大有不同。同盟军士气旺盛，而德国人情绪十分低落。我们的军队是经过了战争的锻炼的并且满怀信心，而敌人却是把他们最后的后备队都搜罗上了。在1月间希特勒派他的第六装甲集团军的十个师去抢救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油田，以免落入俄国人手里。
我们的轰炸已经严重地摧毁了他的工厂和交通。他的汽油奇缺，他的空军实际上是名存实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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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工作是肃清科耳马尔孤立据点里的敌人。这项工作是在2月初由法国第一集团军，在四个美国师的协助之下完成的。更重要的而且导致了一场长久而艰苦的战役的是，蒙哥马利进军科隆以北的莱茵河行动。克里勒将军的加拿大第一集团军，由英国第三十军和加拿大第二军所组成，在2月8日开始从奈梅亨的突出部分向东南猛力推进，目标在莱茵河和默兹河之间。敌人防御工事很强固，而且防守顽强。地面泥泞不堪，两条河的岸上都已泛滥。第一天的目标是达到了，但是以后的进展慢下来了。困难是极大的。有十一师人抵抗我们，因此我们直到2月21日才占领果克这一据点。敌人还守住克桑滕，这是他们的韦塞尔前沿阵地的中枢。
辛普森将军的美国第九集团军，（在这次作战行动中置于蒙哥马利的指挥之下）原定从鲁尔河向北进攻和英军会师，但是必须占领了上游二十哩处的大堤坝网之后，他们才能渡过鲁尔河。2月10日美国第一集团军夺得了这些大堤坝，但是德国人砸开了闸门，使下游渡河的工作无法进行，直到23日才开始。美国第九集团军当即发动进攻。正面的敌军因支援更北的战斗而力量遭到削弱，因此他们进展得很快。当他们的攻势逐渐增强起来的时候，加拿大集团军重又向克桑膝发动攻击，第三十军则于3月3日跟格尔登的美军会师。至此第九集团军的右翼已经抵达靠近杜塞尔多夫的莱茵河，于是两军联合起来把敌人从他们的韦塞尔前沿阵地赶走。3月10日，十八个德国师全都撤过莱茵河，只剩下五万三千个俘虏和数不清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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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往南，布雷德利将军的第十二集团军群也开始把杜塞尔多夫到科布伦茨之间整整八十哩长的地段上的敌人赶过莱茵河。在左面，霍奇斯的第一集团军的侧翼各军和第九集团军并驾齐驱地向前推进。3月7日他们出人意料地轻易占领了科隆。还有两个军渡过了埃尔夫特河，攻下奥伊斯基尔亨，然后分路向东面及东南进军。巴顿的第三集团军的两个军，取得特里尔之后，一路奋战抵达基尔河，并于3月5日开始他们的大攻势。他们沿着摩泽尔河的北岸进行扫荡，三天之后在莱茵河畔和第一集团军会师。7日那一天他们果敢地抓住了一次好机会。美国第一集团军的第九装甲师发现雷马根的铁路桥虽已局部毁坏，但是还可以使用。他们立刻派他们的前卫部队过河。其它部队迅速跟上，不久就有四个师以上的兵力到达对岸，建立起了一个几哩宽深的桥头阵地。这一个行动根本不在艾森豪威尔计划之中，成为一个很意外的大收获，德军不得不从遥远的北方调来大军以牵制美军。经过了这一个短短的战役，第十二集团军群一跃而越过了莱茵河，并且俘获了四万九千名德军。这群人已经尽了最大的能力作战，但是主要因为缺乏汽油而动弹不得。
我向艾森豪威尔致以应得的祝贺。
首相致陆军上将艾森豪威尔： 1945年3月9日
谨向你最热烈地祝贺在你指挥下的盟军所获得的辉煌胜利。有了这样的胜利，击败或歼灭莱茵河以西的全部德军就可以实现。凡是研究战争的人，看到美国的集团军和集团军群的令人钦佩的行动敏捷和灵活，以及他们的司令官和部下善于适应最大规模现代战争的瞬息万变的情况的能力之后，谁也不会不深受感动。我感到高兴的是，在北部的英国和加拿大军队在你的范围广大而胜利的联合作战中也起了一部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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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莱茵河以西只剩下一大股孤立的德军。他们处于从科布伦茨到特里尔这一段的摩泽尔河，和从特里尔沿着齐格菲防线回到莱茵河这一线所形成的一个大的突出阵地里。
突出部顶端的正面，有美国第三集团军的第二十军，在它的右边有美国第七集团军，在靠近莱茵河那边，有一支法国部队。盟军在3月15日冒着顽强的抵抗进攻。在茨魏布吕肯以西进展很快，但是在其东面的德军却固守着阵地。这对于他们也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巴顿已经到达了科布伦茨以北的莱茵河，并调转五个师向南渡过摩泽尔河的下游。这一行动切断了突出阵地的后路。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所以只遇到微弱的抵抗。到了3月21日这支部队已到达沃尔姆斯，并且跟已经冲过特里尔南面的突出部里的第二十军会师。
那条有名而令人生畏的齐格菲防线的守军就这样被切断，几天以后一切有组织的抵抗都完了。作为次要的战果之一的是，美军第五师在美因茨以南十五哩的地方未经事先准备完成了一次渡莱茵的作战，不久就把阵地扩张成为一个很深的桥头阵地，目标直指法兰克福。
这样结束了德国在西部的最后一次的大规模抵抗。沿着一条二百五十多哩的战线上，经过六个星期的连续战斗把敌人赶过了莱茵河，并使他们在人力物力上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盟国的空军起了一个最重要的作用。战术空军的经常性袭击，加速了敌人的失败和瓦解，并且使我们免受日益削弱的德国空军的侵扰。我们的飞机在敌人新式的喷气推进的战斗机的机场上空作经常性的巡逻，使以往令人感到不安的威胁缩小到最低限度。我们重型轰炸机的不断袭击使德国汽油的产量降低到临界点，他们的许多机场被摧毁，他们的工厂和运输系统受到严重的摧损，几乎达到瘫痪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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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南面的美国人靠近莱茵河的时候，蒙哥马利已经准备渡河。作战的策划和物资的集中在几个月以前就已经开始了。
大量的军需品、水陆两用车辆、突击船只和搭桥材料现在已经搬运到作战地区里来，军队在经常的烟幕的掩护下向我们这一边的莱茵河岸集结。
渡河地点是良好的，鲁尔受到了威胁，代替龙德施泰特当总司令的凯塞林也明白什么地方要受到打击。第一伞兵集团军的七个师是他的剩下的最好部队，在东岸挖掘战壕固守，但是除了韦塞尔和雷斯的边缘防御工事以外，他们的野战工事还比不上盟军所已经攻克的工事，可是他们的炮队还是强大的，而且从鲁尔的强有力的空防部队调来了高射炮。我们能够愈早进攻愈有利，加以荷兰北部（还在德国魔爪之中）的困境使早日进攻显得更加迫切。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5年3月8日
格布兰迪博士寄来的这一封可怕的信和德斯蒙德·莫顿爵士附在那上面的评语应该立即引起你们的注意。
星期一深夜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主动到兰斯我的地方来，提出一个建议，他说他希望渡过莱茵河之后，立刻有可能腾出两师人把荷兰境内的敌人肃清。我懂得他所提的是美军的师。我的意见是现在双方应该商定一个计划以防止即将降临到荷兰人身上的可怕情况，并且尽早把在荷兰的火箭发射据点加以摧毁。我认为如果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我对这点拿不稳），可以考虑推迟向柏林总攻的时间。关于这些做法我准备打一电报给总统，但是我要先征求你们的意见。考虑到水陆两用车及“水牛式”坦克等等过去我们在法国北部的军事行动中所起的推进作用，我想不必过多地去担心水上的问题了。如果在荷兰的德军现在真已陷于几乎完全无所作为、动弹不得的状态，而且一切有力的作战单位已经离开，那么就毋须多去研究作战任务，而把它看得过重。
蒙哥马利加紧他的准备工作，盟国空军也出动了全部力量。在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中，他们开始轰炸从不来梅到科布伦茨一带，使敌人不能取给于鲁尔的兵工厂，并封锁作战区域的交通。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空袭越来越猛烈。在进攻以前的两星期中，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第八、第九大队的重轰炸机投下的炸弹约有五万吨。中型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加上占压倒优势的战斗机队合力把战场的交通线切断，给德国的西部造成混乱和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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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哥马利指挥下，有加拿大第一集团军，英国第二集团军和美国第九集团军。后两个集团军将去夺取韦塞尔南北的桥头阵地，而居中路的英国第一突击旅则将占领韦塞尔。我方将用两千尊大炮作一小时的轰击，然后乘夜渡河，而以加拿大部队掩护左翼，然后加军也随即渡河向北追赶。第二天早晨两个空降师就是英军第六空降师和美军第十七空降师，将在该镇以北的敌后降落，以便从后方破坏敌人的防御工事。
这样的布置促使他们跟曾经在阿纳姆对我们不公正的其它部队早些会师。支援我方作战的有重轰炸机，和在科宁厄姆空军中将指挥下的为数不少于三千架的战斗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