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祝贺你们获得新的胜利，特别是在那不勒斯的登陆。那不勒斯的登陆成功和意德两国的分裂，对于希特勒德国无疑是又一次的打击，而且将大大地有利于苏联军队在苏德战场上的战斗。目前苏联军队的攻势正在胜利地展开。我认为，我们在今后的两三个星期内能够获得更多的成功。我们很可能在最近几天内收复诺沃罗西斯克。
乘上“声威”号军舰是令人轻松愉快的。这艘极其壮观的舰只停靠在码头旁边。庞德海军上将已经上船了，他是从华盛顿直接来的。他的举止如常，无论谁看见了他，也绝不会想到他病了。在回国的航程中，我邀他和我们一同吃饭，但是他说，他愿意在他的船室里同他的参谋们一同进餐。上船后半小时，我们就起航了，我们经过六天的曲折航行渡过了大洋。
※ ※ ※
萨勒诺的战斗这几天一直继续未停。电报不断地涌来。由于亚历山大的好意，我获悉了全部的情况，他的那些生动的电报使我看到了战局的全貌。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在海上） 1943年9月16日
我在第五集团军的前线作了一次广泛的视察，刚刚回来。
我会见了两军的军长、所有的师长，以及前线的几个旅。关于战争的形势，虽然我并不完全乐观，可是比二十四小时以前要乐观些，其理由如下：
从13日夜晚以来，德军一直没有展开过一次激烈的进攻。这就使我们获得时间，多少增强了我们的阵地，让极端疲惫的部队得到休息，同时也取得一些人力和物资方面的增援。第八集团军也愈来愈靠近了。我也能对他们进行鼓励，并且发出某些指示，其中最重要的如下：保持我们已经占领的地方；用挖战壕、安设铁丝网以及埋地雷等办法，不惜一切代价地巩固主要阵地。整顿散在各处的、各式各样的部队和编制。编好地方的后备队，以及尽可能强大的机动后备队。通告各部队：第八集团军正迅速地向我们靠近；增援的兵力正日夜不停地到来。现在的弱点是［由于］下述原因。德军在我们组成足够的兵力以保持第一次冲击中所占领的阵地以前，能够更加迅速地集中强大的兵力。德军占领了绝大多数的制高点，他们居高临下地监视着我们，直到海滩。我们的部队已经疲惫不堪。无论在什么地方，纵深的阵地极少；我们暂时失去了主动权。昨天夜晚，我们的空军在敌人战线的后方阿韦利诺地区，空降了一个伞兵营。第八十二师的一千六百名士兵也于昨晚空运前来。我已和海军方面商定，用巡洋舰从菲利普维尔运送一千五百名英国步兵援军到这里来；
这些援军应在四十八小时以内到达。我已催促美国第三师迅速前来，该师将在18日登陆。
第七装甲师的第一批人员将于今晚到达，但是登岸和集结还需要几天的时间。一个步兵旅也将在今晚到达。我们刚建成三处小型机场，“喷火”式战斗机现正从萨勒诺和附近地区起飞作战。
全部空军现正集中在这个作战地区。我们将重新获得主动权，一俟我们获得足够强大的力量，我们就开始攻占重要的据点。愿上帝保佑我们的事业，只要有一点运气，就能保证我们的军队获得成功。
首相（在海上）致亚历山大将军 1943年9月16日
我对“雪崩”战役的心情，可以用福煦的名言“抓紧一切”这句话来表达。海军将他们的重型军舰投入战斗，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战斗。我觉得你正在获得胜利。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 1943年9月17日
我很高兴地感到你已经亲自掌握了“雪崩”战役的形势。
如你所了解的，我对“雪崩”战役兵力组编的速度，曾经感到忧虑。蒙哥马利预期在17日使第八集团军参加战斗，这是一个好消息。
2．鉴于海军力量对比的优势，我们在驶近海岸的分舰队中使用了战列舰，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3．祝你一切顺利。请继续将情况告诉我。我现在大西洋航程的中途，但随时可以完全收到一切电讯。
危急的局势已经三天了，但结局仍然未定。巴蒂帕利亚又失守了，但是第五十六师虽因损失重大而被削弱，却成功地阻止了敌人从那里再一次向海边推进。在美国第六军的战线上，敌人看准该军和英军之间只有薄弱力量防守的空隙，从北面冲了进去，渡过了塞累河，其攻势似乎要达到美军背后的登陆海滩。美军炮队的防守力量非常及时地制止了敌人的前进。盟军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守住了战线。美国第四十五师，原来留在船上作为后备队，现在在第六军的前线上全力作战。增援的军队已开始到达。我们的第七装甲师和美国第八十二空降师，从海上和空中运来了。经过六天的激烈战斗，其间我们虽然遇到了严重的危险时刻，但德军始终未能迫使我们退回海上。15日，凯塞林认识到他不能获胜了。他以位于萨勒诺上面高地的右翼为中心，开始把他的整个战线向后转移。第二天，第五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会师。我们这一仗打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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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在海上） 1943年9月18日
总的形势继续好转，主动权也正在转移到我们手中。英国第十军在北面遭到几次稍微猛烈的袭击，但是所有这些袭击都被击退了。在第六军的前线上，美军采取了攻势，战斗仍在阿耳塔维拉进行。如你所了解的，第五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的前哨部队已经会师。第七装甲师正在顺利地登岸；对第十军增援的一千五百名步兵已于昨晚到达。大约一千六百名的美国援军，在一两天内将要到达。美国第三师将在明晚开始登岸。弹药和供给的储存数量是令人满意的。第八集团军正向阿卢伊塔和波坦察推进，但是直到我写这份报告时，关于它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什么地点，我还没有接到［任何］报告。英国第一空降师，在塔兰托地区积极展开活动，并且已同加拿大部队会师，但是，他们的力量过于薄弱，仅仅能够对德国军队进行骚扰。第七十八步兵师将于9月22日开始在塔兰托登岸，印度第八师将于9月23日在布林迪西登岸。我当前的目的是要组织三个强大的战斗部队：美国第五集团军在萨勒诺地区，第八集团军居中，英国第五军在第八集团军的指挥下在塔兰托地区。我们将从这些坚强的基地向北推进。我已发出如下的命令：第五集团军以萨勒诺西北山地为中心向前进攻，并要占领阿韦利诺附近的高地。第八集团军要占领波坦察地区。下一个目标将是：第五集团军要占领那不勒斯港，第八集团军要攻占福贾地区的飞机场。我不希望以过分乐观的态度使你产生误解，我感到满意的是，我们现在已掌握了局势，并且能够依照计划完成我们未来的军事行动。
当我们到达克莱德湾时，亚历山大传来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消息。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 1943年9月19日
我以充分的信心说，整个形势已变得对我们有利，主动权已转到我们的手中。……
我将于明天回到我在锡拉库扎的主要总部。
9月21日，我致电艾森豪威尔将军表示祝贺，并请他代向克拉克将军致意。
首相致艾森豪威尔将军（在阿尔及尔） 1943年9月21日
我为我军的胜利登陆并向北面扩展阵地，向你表示祝贺。
正如威林顿公爵在谈滑铁卢战争时所说，“这真是势均力敌的一次战斗”，但是你的冒险做法证明是正确的。如果你认为恰当的话，请代我致电克拉克，我从各方面听说，他建立了奇功。我们一起工作的方式，肯定是过去的盟国之间从未见过的。
2．如果你能办到的话，我认为确实非常需要派遣更多的法国部队前往科西嘉岛，和一支实力坚强的英国或美国分遣队前往撒丁岛。我们现在已有可供登岸之用的良好港口，因此他们不必同时载运战斗装备，只要他们到了那里，就会对意大利部队、法国人以及当地爱国人士产生一种鼓励作用。
3．关于同意大利政府合作的事，我们将尽一切力量给你支持；我确信一切将如你所希望的那样进行。
4．史末资陆军元帅将于9月27日（星期一）到达开罗，住在凯西那里；四天以后，他在前来伦敦途中，将路过你的战场。他获得我的充分信任，你可以毫无拘束地和他讨论一切问题。他将在伦敦住几个月，负起他作为英国战时内阁阁员的全部责任。他对此地的公众舆论将有重大的影响。如果你给他最尊敬的接待，我将会非常感谢。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也是我最敬爱的朋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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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早一点知道我的几个儿女所遇到的事情，则我们愉快的六天航程将变得逊色。伦道夫9月初在马耳他岛，为第二特殊空中任务团召募志愿人员。他在那里遇见了莱科克准将，这位准将是他的也是我的好朋友。莱科克知道即将发生的事，说，“突击队将有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你愿意来吗？”
于是，伦道夫就同意跟他去了，并且在整个战役中一直专心致志地工作着。
玛丽经历了另一种不同的危险。当“声威”号军舰正偏航前进，穿过狂涛巨浪时，有一个军官向她提议，到船后甲板上去散步。他应当知道，船在曲折航行时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因为这样的航行使人无法估计波浪会从哪里打上船来。当军舰改变航向时，玛丽和她的同伴正倚靠在船尾栏杆上。“看哪！”她说，“一道可爱的海浪打过来了！”这个军官看到了危险，大声喊道，“抓住栏杆！”刹那间，一股巨浪将他们两人冲倒，把他们卷过甲板，一直冲到右舷的水槽，若不是玛丽被栏杆的柱子挡住，她一定已坠入海中了。舰长从船尾塔楼的后面看到了实况，正要下令投放“抢救落水者”的救生圈时，军舰又折回原来航向，因此使冲到舰上的大部海水又涌向另一侧，玛丽被海水冲回去的时候设法抓住了锚缆。那个可怜的军官也同样被海水冲过来又卷过去。他们最后被救到安全地点，但全身已被海水湿透了。那个军官受到了严厉的申斥。玛丽换了衣服。所有这些情况，在我们登岸前一直瞒着我。
另一件比较令人愉快的事也发生在我的周围。在我们的随行人员中有十几个英国皇家海军妇女队员，其中一个长得非常漂亮。我的私人秘书莱斯利·罗恩，在这几天的海上旅途中追求她，结果成功了。但是对这件事，他们俩一直保守秘密，没有让人知道。现在他们愉快地结婚了。
在我们到达的时候，我接到了下面的电报。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9月20日
你们都已经平安地回国了，我感到很高兴，并且希望你们度过的是一次风平浪静的航程。这里一切都很平静。国会在这里已开会一周了，但仍然平静无事。祝你们三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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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勒诺战役一旦获得胜利后，那不勒斯以及福贾的飞机场便摆在我们的面前了。英国第十军同在它右翼的美国第六军，在维苏威火山附近击退了敌人的后卫部队，继续向前推进，经过庞培和赫鸠娄尼恩的废墟①，进入了那不勒斯。现在需要集中巨大的努力来修复那不勒斯港口，因为它已被富于破坏经验的敌人彻底破坏了。但是，美国人所擅长的这种修复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因此在两星期以内，它每天可以装卸五千吨供应品。该城附近的两个飞机场不久也可以使用了，这对以前在临时的小型机场上起落的我方战斗机中队来说，是值得欢迎的援助。与此同时，在东海岸方面，第一空降师在9月15日已经远到乔亚和巴里执行巡逻任务。第七十八师和一个装甲旅在第一空降师的后面登陆，并和第五军的总部一道，与第八集团军会合了。六个皇家空军中队也同时从乔亚的飞机场开始活动。敌人在9月25日撤出了福贾飞机场。从海上登陆的突击队攻占了特尔莫利，他们在援军的帮助下，坚持抵抗敌人激烈的反攻。
①庞培和赫鸠娄尼恩均是古代罗马城市，于公元63年毁于地震，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时埋于地下，十八世纪时才被发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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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回国几天后，给艾森豪威尔将军发出一封电报，读者在阅读我在秋冬两季所拟的各种函电和备忘录时，应当记住这封电报。这封电报的第二段内容，是想确定用于我们的各项作战计划的兵力比例，特别是在那些力量配备得很不恰当的地方。凡是希望了解本卷后面一章中所叙述的争论的人们，都不应忽视这些比例。战争提出了正确使用现有人力物力的问题，而我们也往往不能将战争归结为“在一个时期内只做一件事”。
首相致艾森豪威尔将军（在阿尔及尔） 1943年9月25日
由于我一直极力要求同时在几个方面采取行动，我感到我应该向你提出，我在心中对于这几个希望实现的目标所拟定的优先措施。
2．我们应把五分之四的力量用于在意大利的军事部署方面。十分之一的力量用于确保攻占科西嘉岛（该岛的战事不久即将结束），以及亚得里亚海战区。其余的十分之一应该集中用于罗得岛。当然，这样的分配比例，只适用于来源有限的那些要素方面。我想这些要素主要是登陆艇和运输突击部队的船舶，以及轻型的海军舰艇。
3．我寄给你的这封电报，只是作为我的思路的大致情况，因为我不愿使你感到，我竭力要求在各个方面同时采取行动，而毫不了解你受到的限制是多么严重。
艾森豪威尔将军致首相 1943年9月26日
我们正在仔细地研究人力与物力方面的资源，以便在这一计划中给中东提供必要的支援，并且确信我们能够满足中东方面的最低要求。
当蒙哥马利能使他的大部兵力向前推进，以援助第五集团军的右翼时，那不勒斯战线上的一切行动就可以更迅速地展开。正如每次联合作战行动的最初阶段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我们无论在战术上和后勤上，都把战线铺得太宽。我们正竭力改进这种局面，你不久就可以获得好消息。
艾森豪威尔的答复，并没有像我所希望的那样，特别提到我认为是我的电文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即为了展开辅助性军事行动所必需的小部分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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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继续同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交换函电。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 1943年9月25日
我十分理解，第八集团军必须集中一下队伍。
2．关于在一条宽阔的战线上向前推进的意见，我很赞赏，因为敌人要阻挡它是很困难的，但是，我想，你也应自行设法用小规模的两栖部队向前推进。
3．你会看到，我在议会已经宣布，意大利战役是“第三战场”。第二战场是在英国，它尚在积蓄力量，引而未发。我们应当坚持这种提法，因为这可以减少俄国人的不快，同时也可避免同他们争辩究竟意大利战役是不是第二战场的问题。
英美第五集团军是于10月1日进入那不勒斯的。
首相致艾森豪威尔将军（在阿尔及尔） 1943年10月2日
我们的地中海战役已取得辉煌的转机，而且，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仅仅作为这次战役的意外收获，也都落到我们的手中，对此，我和你同样感到高兴。祝你前途一切顺利。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在意大利） 1943年10月2日
我认为第八集团军在东翼的推进是有巨大价值的。
我注意到，蒙哥马利不久必须停止前进，以便把供应物资输送上去，但是我相信这并不等于他的侦察部队和轻装部队就不同敌人的后卫部队进行接触。据我们的情报部门所获得的各种消息来看，敌人的目的是要拖延时间，同时在不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下北撤。无论如何，敌人没有力量建立一条战线来抵抗你现在部署的军队。我认为，取得这种有利的地位是由于你的巧妙的袭击，一举攻占了塔兰托及其极好的港口设备。请接受我对这一军事行动的最诚挚的祝贺。
我已研究了由你的军官带回国的计划，并且了解你已完成了该计划的第一和第二两个阶段。我希望，第三阶段将于本月底或稍前稍后几天内完成，那样我们便可在罗马见面。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 1943年10月3日
我衷心感谢来电中的深情厚意，同时也非常珍视你对我的夸奖。……一旦我能够将皇家空军安排就绪，并使我们的行政机构顺利地进行工作，那么一切都将一帆风顺地前进。
现在，我已经把我的总部设于巴里，那里既靠近前线，又便于和我的两个集团军司令以及主要基地进行联系。科宁厄姆空军中将当然和我在一起。
总之，一切都会很顺利。当我们的主力部队达不到德军时，我们将连续不断地使用轻装的机动部队和空军对它进行袭击，而且持续地对它的后卫部队施加压力。
首相致蒙哥马利将军（在意大利） 1943年10月2日
我高兴地看到第八集团军如此出色地大踏步前进。对你所获得的一切成就，我表示热烈的祝贺。我想你也许还记得，在的黎波里的时候，我曾告诉你我们将在什么地方见面。
蒙哥马利将军致首相 1943年10月5日
感谢你充满深情厚意的来电。我们已经向前推进了很长一段路程，而且行军非常迅速。我们必须这样做，以便前去援助第五集团军，但是对于我的后勤机构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必须在作战期间，将它从趾形地区移到踵形地区，而且现在它已扩展到极限了。当我达到特尔莫利——坎波巴索这条横线地带时，我就必须暂时停止我的主力部队的前进，而仅派遣轻装部队越进横线前去作战，另一方面，在这停留期间，我将为我的后勤机构奠定巩固的基础。派遣轻装部队前往容易攻打的地区，可能收到很大的效果，我依靠这种方法来保持主动权和取得进展。暂时休息以后，我将用我的全部实力向佩斯卡拉和安科纳前进。我期待着和你在罗马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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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两个集团军现在都被迫停止前进。第五集团军在那不勒斯北面沃尔土诺河一带，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这需要时间和补给才能克服。第八集团军在意大利趾形地区北进的时候，蒙哥马利将军有意识地冒着后勤方面的一切危险，力求达到萨勒诺战场。他的基地现在必须从趾形地区的勒佐，迁到踵形地区的塔兰托和巴里。在这项工作完成时，第八集团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而且要等占领了福贾，才能开始使重轰炸机使用它的飞机场。这是一项庞大的任务，需要运输成千上万吨的必需物资，而且也只能逐步地完成。在10月中旬，德军在意大利有十九个师，而盟军只有相当于十一个师的兵力。为了保持我们迅速获得的辉煌战果，需要大量的援军，同时也要大力巩固我们的战线。所有这些任务，对于我们的航运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9月确是丰收的月份。英美海陆空三军之间的合作达到了一个创记录的新水平。德军在意大利的第十集团军司令后来说过，我方海陆空三军在一个最高统帅指挥下取得了非常协调的合作，这使德国人感到非常羡慕。意大利的舰队已在我们的控制中；它的空军和陆军，虽然大多数受到德国人的阻挠而不能参加我们这一方，但是也不再与我们对抗了。敌人在对阵作战中已被击败，我们的军队在意大利靴形本土上，已经推进了三百哩。在我军的后方，有我们所占领的机场和港口，它们经过扩建以后，可以充分满足需要。在参谋长委员会的争辩中，有人一直强烈主张袭击撒丁岛，以代替对意大利的进攻，而现在撒丁岛却在9月9日作为一个额外的收获，不费吹灰之力落到我们的手中；科西嘉岛在两周以后，被法国部队占领。关于进攻意大利的计划，我们经过了激烈的斗争以后，才得以将它付诸实施，现在事实已证明这一行动的正确，甚至超过了最热烈和最持久地鼓吹这一计划的人们的希望。
巨大的功勋应归于艾森豪威尔将军，因为他支持了这次短暂的、激烈的战役。尽管具体指挥落在亚历山大的身上，但最高统帅曾经真正采取了英国的战略观点，并且准备承担这一战役的最后责任。他自己手下的军事长官们曾顽固地坚持他们的缅甸作战计划，同时又顽强而严格地优先对待“霸王”作战计划，这些做法，到了更低一级更发展到迂腐的地步，因而毫无必要地加深了意大利战役的风险。毫无疑问，意大利是我们在现阶段所能获得的最大战利品，而且我们本来可以为它提供更充裕的人力与物力，而不致延迟1944年横渡海峡的主要计划。
第九章 忙于国内事务
向议会报告战争局势——对行动迟缓的指责——关于要求开辟第二战场的议论——对意大利政府的行动所作的评价——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德国——需要摧毁的目标是纳粹暴政和普鲁士军国主义——关于无人驾驶飞机可能前来轰炸的警告——需要团结意大利人民——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逝世——约翰·安德森爵士继任他的职务——庞德海军上将逝世——英葡两国1373年的条约以及亚速尔群岛——煤矿工业的现况——下院大厦的重建——有效的下院必须具备的两个特点——关于从战争过渡到和平时期我所提出的备忘录——关于过渡时期的计划——任命伍尔顿勋爵为建设大臣。
我在回国途中，草拟了一篇演说稿，准备回国后在议会中发表。我很了解，我必然会受到什么批评，而且我也知道，战争的节节胜利，只会使下院和新闻界的那些心怀不满的人们，感到可以更加随便地谈出他们的意见。
于是，9月21日，我在登岸后两天，在下院作了一个报告，占用的时间不少于两个半小时。为了避免议员们零零落落地走出去吃午餐，我要求休会一小时，议会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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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指责是，由于和意大利政府进行了徒劳无益的谈判，在对那不勒斯展开攻势时白费了好多时间。对于这一点，我知道我有很好的答复。
我知道有人说，在这些谈判中浪费了四十天的宝贵时间，结果使英美军队的鲜血毫无必要地洒在萨勒诺附近的土地上。这种批评事实上毫无根据，而另一方面又伤害了牺牲者家属的感情。我们在确定对意大利展开的主力进攻的时间时，丝毫没有考虑意大利政府的态度，而这个战役的临时日期，实际上早在同他们举行谈判以前，甚至在墨索里尼垮台以前，就已经决定了。这个日期是以我们从西西里岛南岸的海滩撤回登陆艇所需的时间为转移的。而直到8月的第一周为止，我们在那里实际参加作战的大部分军队，每天需要通过西西里岛南岸的海滩获得供应。这些登陆艇撤回以后，又必须返回非洲。其中一部分损坏了的登陆艇——为数不少——还需要进行修理，然后按极其严格和复杂的程序，重新装备它们的一切军需品等等，只有这样，才能谈得上进行另一次两栖作战行动。
我以为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必须安排得非常周到。
每艘登陆艇或作战舰只，都是尽量根据事先可能作出的估计，按照严格的顺序来装载的，这样，该艇所载部队在登陆时，将会得到已经到岸的供应物资。每辆卡车装载的用品在运到时，恰好是每个部队所需要的。有些卡车涉水驶到船旁，然后又涉水驶回来。它们都严格地按照顺序装运，优先需要的用品放在最上面，这样就尽量避免发生随便装载的情况。而且也只有采用上述办法，才能在少数敌人拥有的强大的现代化炮火面前实行这种特殊的军事行动。登陆艇的具体情况及其准备工作，是唯一的、但却是决定性的限制因素。它与“将时间浪费在谈判方面”的说法，毫不相干，同时与“外交部由于担心这一条款或那一条款等等，而阻挠了将军们的行动”的论调，也毫不相干。在执行军事作战行动的过程中，从来没有片刻的停顿，其他一切工作也都必须与主要的军事运输相适应。
当我听到人们轻松地谈到把现代化部队随意送到岸上各处，仿佛他们是一捆捆的货物，扔到海滩上，就可以不再过问，我实在感到惊讶：人们对于现代化战争的条件，竟然还是这样的无知。……
如果我可以暂时离开正题的话，我要说，我在星期日早晨到达时从报上看到这类批评，我想起了一个水手的简单故事：这个水手曾经跳进一个船坞（我想大概是在普利茅斯），救起了一个溺水的小孩。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有个女人向这个水手打招呼，并且问他，“那天晚上从船坞里救起我孩子的是你吗？”水手谦虚地答道，“是我，太太。”那个女人说，“啊，我正找你哪。我孩子的帽子在哪里？”
※ ※ ※
第二种指责关系到第二战场，共产党分子和其他一些人一直极力要求开辟这个战场。
现在我想向德国最高统帅部以及下院发表我的意见，我想既迷惑前者，又教育后者。
我把我们最初在非洲，接着在西西里岛、现在在意大利开辟的战场，称作第三战场。那个潜在的而且在迅速积聚力量的第二战场，虽还没有展开，但却正在这里严阵以待。谁也不能说——而且我也当然不会暗示——它将在什么时候开辟，然而，第二战场却是存在的，并且，它已经成为敌人的主要心事。它还没有开辟，或者说，还没有发挥作用，但是这个时刻是会来到的。时候一到，这个战场就要开辟，从西方展开的庞大攻势将会开始，与它配合的是从南面展开的进攻。
如果人们不了解集中在英国的美军，或正在这里进行准备的我们自己的强大远征军的具体情况与数量，不了解在各个战场上的敌军的部署，不能估计敌人的后备队和资源，以及敌人通过欧洲的巨大铁道系统，将大批部队从这一战场调到那一战场的能力，不了解我们的舰队和各种类型的登陆舰艇的情况与规模，那么，他们确实不可能对这种作战行动发表有益的意见。
［这时，我们两名共产党议员之一插话说：“这种说法对斯大林元帅也适用吗？”］在这一类的问题上，我们不应当听取英国共产党员的意见，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一直袖手旁观。当我们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刻，他们并不关心我们的命运。我们听取的任何意见，将来自我们的朋友和同盟者，因为他们同我们一道，参与争取胜利的共同事业。下院可以绝对相信，英王陛下的现任政府，在这一类的问题上，绝不会被任何无知的鼓动或压力所动摇，或受到它的压制，不管那种鼓动做得是多么顺理成章，或施加那种压力的意图是多么善良。我们也不会由于压力和劝诱而违背我们自己更好的判断，去发动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以求在政治上取得一致意见，或博得任何方面的喝彩。对于大不列颠和美国来说，这场战争的最残酷的一部分战斗——请大家必须认清这一点——还在前头。下院和政府在这种严重的考验面前，绝不会退缩。为了共同的事业，我们也不惜一切牺牲。
最困难的问题是罗斯福总统和我作出的关于意大利的决定。如读者在前几章中所看到的，我曾竭力主张采取这个决定，其内容是与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元帅进行交涉，承认他们是共同的对德交战国，并给予这样的待遇。这一次，正如一年前关于达尔朗海军上将事件一样，又是那一类人激动起来了。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却有更充足的理由。
我们可以稍稍衡量和鉴定一下意大利政府的所作所为，它的确是受到意大利国民的认可和赞许的。希特勒先生使我们确信，他认为意大利的行为是极其不忠而又卑鄙的——在这种问题上，他是一个高明的裁判。其他人可能认为，当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党徒，为了物质利益而使用专横霸道的权力，袭击摇摇欲坠的法国，从而变为多年以来一直珍视意大利自由事业的英帝国的敌人时，它已经构成了背信弃义和忘恩负义的行为。这确是罪行。尽管这种罪行已无法挽回，尽管那些听任暴君破坏它们的权利与自由的民族，必然要为那些暴君所犯下的罪行受到严惩，然而我却不能不认为，意大利在这个关键时刻的行动是顺乎自然和合乎人情的，但愿这是一系列自行赎罪行动中的最初的行动。
意大利人民已经遭受了巨大的苦难。他们的子弟沦落在非洲和俄国，他们的士兵被遗弃在战场上，他们的财富被浪费掉，他们的帝国已经无可挽回地丧失了。现在，他们自己的美丽家园势必要变成德军后卫部队的战场。更加严重的灾难还在他们的前头。在希特勒的狂怒和报复下，他们还将遭到掠夺和恐怖统治，但是，由于英帝国和美国军队在意大利的进军，意大利人民将从他们的奴役和屈辱地位中得到拯救。
经过一定的时期以后，他们将在现代世界的自由的民主国家中，恢复他们的应有地位。
我谈到意大利的这种情况，不免要受到人们非常恰当的质问，“你这种论点也将适用于德国人民吗？”我说，“情况不同。”在我们的一生中，德国人曾经两次，加上我们的父辈则有三次，把世界投入了他们旨在扩张与侵略的战争。他们极其恶毒地把军人和奴隶的特质结合起来。他们自己不珍视自由，而看到了别人的自由则极其憎恨。他们一旦强大起来，就要寻找牺牲品；他们以铁的纪律追随那个领导他们找寻牺牲品的人物。德国的核心是普鲁士。那里是一再发生瘟疫的策源地，但是，我们不是在同这样的民族作战。我们作战的对象是暴政，我们要保存自己，免于毁灭。我深信，在四分之一世纪中，由于条顿民族的追求霸权，英、美、俄三国人民曾两次遭受不可估量的消耗、危险和生命牺牲，因此他们这一次一定要采取步骤，使普鲁士或整个德国无力再怀着积蓄已久的复仇心理和长期策划的计谋来袭击他们。纳粹暴政和普鲁士军国主义是德国生活中的两大因素，我们必须彻底予以摧毁。如果欧洲和全世界要免于更可怕的第三次战争，那么上述两个因素必须连根铲除。
伯克①曾经说过，“我不知道怎样起草一份控告一个民族的诉状”，关于他的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所引起的争论，在我看来，都是乏味而迂腐的空谈。现在我们需要对两个明显的和具体的目标开火，即纳粹暴政和普鲁士军国主义。让我们把每支枪瞄准它们，动员每个愿意战斗的人去攻打它们。我们不应该毫无必要地增加我们的繁重任务，或加重我们的士兵的负担。对于那些遭受威胁利诱的卫星国家，如果它们能够帮助缩短战争，或许可以让它们将功折罪。但是，必须扑灭使我们遭受一切祸患的孪生根源——纳粹暴政和普鲁士军国主义。除非我们达到了这个目的，否则，不论需要作出多大的牺牲，我们都在所不惜；即便需要赴汤蹈火，我们也在所不辞。我还要再说一句：我现在到了晚年，对国家大事已能产生一些影响，因此我愿意表明，如果没有必要，我一天也不会延长这场战争；而且我希望，当英国人民由于胜利的召唤而要分担规划世界前途的重大责任时，我们将拿出我们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所表现过的那种沉着和镇静的态度。
①埃德蒙·伯克（1729——1797），英国政论家。——译者
我曾考虑在我的演说中，这次应当提出一个严重的、确切的警告，指明无人驾驶的飞机或火箭即将袭击我们。早在事情发生以前提出警告，并将此点记录在公开文件中，这总是一种慎重的作法。特别在这种袭击的规模与严重性是难以估量的时候，则更应如此。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绝不应该让这些有利的趋势削弱我们的努力，或使我们设想危险已成过去，或设想战争将要结束。相反地，我们必须预料到，我们现在正狠狠地打击的那个凶恶的敌人，将作出一切疯狂的努力来进行报复。从希特勒开始，德国的领导人在谈话中，都有这种神秘的暗示，即他们不久将试用新方法和新武器来对付我们。敌人为了鼓励他们的人民，散布这种谣言当然是毫不足怪的，但是它的含意恐怕不限于此。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已经遇到了一种新型的空投炸弹，敌人现在已经开始用它来袭击我们靠近海岸行驶的船舶。这可以说是一种由火箭推动的滑翔炸弹，它从相当高的高度发射，然后显然由母机导向它的目标。德国人现在很可能正在发展其他的新式武器，他们希望用它来伤害我们，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他们每天从我们这里遭受的损失。我只能向下院保证，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上述可能性，已经保持经常的警惕并大力地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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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意大利的政治情况，以及在那个不幸的国家里正在蔓延的内战的残酷现实，我也简略地谈了我的看法。
墨索里尼被伞兵救出后，逃往德国，企图组织一个吉斯林式的政府，并想依靠德国的武力，把法西斯枷锁重新套在意大利人民的脖子上，这当然就要引起意大利的内战问题。为了普遍的利益以及意大利的利益，必须把意大利国家生活中的一切残存力量团结在他们的合法政府的周围，同时也必须使一切自由主义分子和左翼分子支持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元帅，只要这些自由主义分子和左翼分子能够抵抗法西斯党徒与卖国贼的联合，从而创造条件来帮助把这种凶恶的联合逐出意大利的领土，或者更好的办法是把它就地消灭。我们现在正在开始拯救和解放意大利。［一位议员插话说：“你不能使意大利人民在那些变节者的旗帜下起来抗战。”］我想，这位尊敬的议员，可能还没有充分地考虑到减轻我们士兵必须承担的艰巨任务的重要性。……政府确实准备采取这样一种政策，即促使一切可能的力量来抵抗德国人，并将他们逐出意大利。我们不会因为担心在这个问题上或许不能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而不采取行动。英国议会不是以全体一致的原则作为基础的；民主国家的议会并不按照全体一致的原则行事。它们根据多数的表决采取行动。这就是它们办事的方法。
我希望十分明确地表示，我们现在正努力把意大利内部最坚强的力量团结起来，以抵抗德国人及墨索里尼—吉斯林—法西斯党徒三者的结合。
我最后一段话不太礼貌，但却是老实话：
要想获得灵活性，最好的办法是为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准备三四个计划，并详细地拟定所有的细微末节。然后看风使舵，从一个计划转到另一个计划，这就容易多了。
这些论证说服了下院，因此，没有再提出任何有力的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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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发表这个长篇讲话的同一天，财政大臣突然逝世，这是我和我的同僚们遭受的一个极其严重的和出乎意外的损失。我在22日清晨醒来后才听到这一消息。最近几年来，金斯利·伍德已成为我个人的亲密朋友之一。1938年他进入空军部以后，我们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工作。我给他以充分的支持；而他对皇家空军能够作好准备来应付1940年巨大的灾难这一方面，无疑地作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从我奉召出来组织联合政府以来，他一直担任财政大臣的职务，而且政绩卓著。他的第三次国家预算案，数达五十七亿五千万英镑，收支平衡，这符合战时财政的一切最健全的原则。收入的半数来自税收。我们的贷款利率非常低。我们不再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个“抵押加百分之六利息”的口号，而在这次战争的第五年中，以百分之二的平均利率成功地借到了巨额款项。生活费用的上涨，与战前水平相比，没有超过百分之三十。“量入为出”的原则，是金斯利·伍德在逝世前几星期中日夜考虑的问题。就在他逝世的那一天，他还希望在下院就这个问题发表谈话。我在1940年曾要求他为那些在闪电战中个人住宅与商业遭到摧毁的人们提供补偿，他根据他所设想的一种周密的保险计划，以最高的效率实现了我的要求。当天，在下院开会以前，我费了几小时撰写追悼他的诔词，这篇诔词已载入记录中。
我感到当时担任枢密院长、最重要的内阁委员会主席兼我国参加“合金管”①工作的首席代表约翰·安德森爵士，是一个非常合适的继任者。约翰·安德森曾任国内税收大臣，并担任内政大臣达十年之久。但是他所具有的广阔的眼界，不是从任何一个部门所能获得的。在爱尔兰的骚乱中，他虽然不断地冒着生命危险，却处之泰然；当他担任孟加拉总督时，有人企图对他进行谋害，但他仍然镇静如常。他的见解敏锐而有力，他的意志坚定不移，同时对于各种广泛不同的职务又有长期的经验。他的任命在9月24日宣布。
①原子弹的研究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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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归航途中，除了在甲板上攀谈几句话以外，我很少见到达德利·庞德爵士，因为他经常呆在舱房里不出来。在乘火车前往伦敦途中，他给我一封信，正式辞去第一海务大臣的职务；这个繁重的职务，当他在华盛顿病情加剧时，我已经为他解除了。关于他的继任者的问题，需要仔细地考虑。
海军大臣亚历山大先生推荐的海军上将安德鲁·坎宁安爵士是一个明显的人选，因为他在地中海的各次战役中赢得了声誉。另一方面，许多事正在向前发展，而且各个战役正在扩大，在这样的时刻，他能够离开现场吗？当时担任本土舰队总司令的弗雷泽海军上将是一位在海上享有极高威信的将领，而且对于海军部的行政事务和参谋工作，又有长期的经验。我首先请他担任这个职务。弗雷泽海军上将说，毫无疑问，不论将他派往何处，他都会服务，但是他认为安德鲁·坎宁安是最合适的人选。“我相信，我获得了我自己的舰队的信任，”他说，“坎宁安却享有整个海军的信任。”他要我对这件事多作考虑。我回答说，他的态度是非常正确的，于是经过再度的考虑和商洽，我听从了他的意见，并且决定正视更换地中海作战指挥官这一严重问题。因此，安德鲁·坎宁安海军上将被选中了。他的副司令约翰·坎宁安海军上将继任了他的职位。10月4日，当我发表下面这封致达德利·庞德爵士的信时，我向至今还不知道庞德患病的公众和海军界，宣布这项人事更动。这封信内容如下：
你由于健康原因感到必须辞职，因此我们在这次战争中共事四年便告结束，这确实使我感到惋惜。你在海军部和参谋长委员会任期内，对于我们国家的安全和我们军事方面的胜利所作的贡献，只有我最了解它的价值。你对海战方面的各项知识渊博而又精湛，你在忧患与灾难纷至沓来的时期，坚忍刚毅，你在为获取胜利所必须承担的风险中，足智多谋而又从容不迫，所有这些特点结合起来，使你在皇家海军的历史上，成为一个令人怀念的第一海务大臣。
你是在这样的时刻离开我们的：地中海的支配权实际上已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意大利的舰队在马耳他岛港内已向我们投降，更重要的是，潜艇的威胁已被削弱到这次战争中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些成果对于你的国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而你所作出的卓越的贡献，为你的名字增添了光采。
庞德活了仅仅两个星期。由于另一次更严重的中风的发作，他完全瘫痪了。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虽然他的神智和平时一样，可是他已不能说话了，而且他的大部分肢体也不能动弹了。当我握着他的左手向他道别时，他用一种令人十分惊讶的气力紧紧握住我的手。不论在海军部或在参谋长委员会中，他都是我的一个忠实的战友。他在10月21日逝世，这一天正是“特拉法加纪念日”①弗雷泽海军上将回到了他停泊在斯卡帕湾的舰队。在这年年终时，他乘自己的旗舰出海作战，在一次正面遭遇战中，击沉了德国“沙恩霍斯特”号战斗巡洋舰，从而建立了功勋。
这是一个极其光荣而又有重要意义的海军插曲。事后，我在伦敦遇见他时，我使他回忆下列著名的诗句：
①特拉法加角在西班牙西南端，邻近直布罗陀海峡。1805年10月21日，英国舰队在该角附近的海面打败法国舰队。——译者
在我们充满动乱的岛国故事中，
不仅出现一次或两次，
忠于职守的人们，
最后获得了荣誉。
这位海军上将显得更为高兴，因为，据我判断，他以前从未听见过这些诗句。我希望，他会认为这是我有意地即席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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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还没有详细叙述我同美国或葡萄牙来往的冗长函电，我们通过这些函电，就英美小型舰队和空军使用具有极端重要性的亚速尔群岛一事，达成了一项协定。一切问题都令人满意地解决了，因此，我能在10月12日向议会报告我们的最后结果。我说，“我要向下院宣布一件事，这件事起源于我国和葡萄牙在1373年由英王爱德华三世陛下和葡萄牙国王费迪南德暨王后埃莉诺签订的一项条约。”我用平稳的语调说话，并且稍微停顿一下，以便下院议员听清1373年这个日期。当大家认真考虑这个日期时，场内似乎有一种惊讶声。我想，在英国外交的日常事务中，过去一直没有详细说明，而且将来也不会详细说明两国之间有这样延续不断的关系。
“这一条约，”我接着说，又由1386年、1643年、1654年、1660年、1661年、1703年和1815年的各种形式的条约以及1899年的秘密宣言，作了补充。在更接近于现代的时期，这些古老的条约的效力又由1904年和1914年两次同葡萄牙缔结的“仲裁条约”予以承认。1373年条约的第一款如下：
“首先我们决定并且缔结盟约，从今以后，将存在着……
真实的、忠诚的、不变的、相互的、持久的和具有真挚感情的友谊、联合、同盟以及具体行动，同时，作为真实的和忠诚的朋友，我们从今以后，将相互以对方的朋友为朋友和以对方的敌人为敌人，彼此以海军和陆军互相帮助、维持和支援，以对付一切可能活着的或死去的敌人。”
这一条约延续到现在，差不多有六百年了，在世界历史上，这是无可比拟的。现在我要宣布它在最近时期的应用。在这次战争开始时，葡萄牙政府为了防止战争蔓延到伊比利亚半岛，在联合王国的英王陛下政府的完全同意下，采取了中立政策。葡萄牙政府曾经屡次声明——最近一次在4月27日萨拉查博士的演说中——上述政策与英葡同盟条约毫不抵触，而且葡萄牙政府在战争初期，对于同盟条约曾经再度作出了保证。
联合王国英王陛下政府，根据这一古老的同盟条约，现已要求葡萄牙政府在亚速尔群岛向它提供某些便利条件，以便我们为在大西洋航行的商船提供较好的保护。葡萄牙政府已同意我们的要求，而两国政府已经商定了立即生效的各项办法：（1）联合王国英王陛下政府利用上述设备的条件，（2）英国对于葡萄牙的武装部队以及葡萄牙的国民经济，帮助提供必要的物资和供给。关于使用亚速尔群岛的设奋的协定，只是暂时性的，它毫不损害葡萄牙政府对葡萄牙的领土所保持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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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必须就煤矿形势，向下院发表长篇演说，因为对煤炭的急迫需要、战斗部队对人力的要求，以及在各政党之间悬而未决的煤矿国有化问题的潜在威胁，对煤矿形势产生了影响。关于煤矿国有化问题，已有许多争执，而我所关注的只是要保持全国的团结一致。
我认为，如果在这次讨论之初，我提请下院注意我们现在所依据的一般基本原则，这可能是有益的。我们现在有一个全国的联合政府，它同心协力地力求使国家摆脱忧患重重的困境，这种困境是各个政党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的所作所为，或无所作为所造成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处在比较优势的地位，因为我置身事外有十一年了。正在进行的战争使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绝对不会要求任何一个社会党人士或自由党人士或工党人士放弃他的信仰。因为那种要求是不礼貌的和不适当的。外界的事物使我们联合起来，它集中了我们的一切注意力。我们奉行的原则是，“一切为了战争，不论它是否发生争论；凡是战争并不真正需要的事，都不必争论。”
这就是我们的态度。我们也要注意，不要让人们用战争的需要为借口，来使用间接的手段实行影响深远的社会的或政治的改革。以煤矿国有化的问题为例，这些话绝不会把我吓倒。
在上次大战以后，我曾经主张铁路国有化，但是，我不能不说，战后国家管理铁路的经验使我受到了一些影响。在那种管理制度下，公众得不到良好的服务，股东得不到满意的利润，并且引起了一次使我一直关注的最坏的和最危险的罢工。
然而正如我所指出的，假使给予适当的补偿，所有的人都会接受国有化的原则。大家争论的问题不是道德上的是非，而在于实行国有化是否确实比依靠私人经营和竞争，更能为整个国家创造一个更有利的事业。煤矿国有化将引起许多不同的意见，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事务，除非事实能够证明这是我们赢得战争胜利的唯一方法，并使下院和全国信服和负责的大臣满意，否则，我们不经过一次大选，就没有正当的理由来实行国有化的办法。而在目前要举行一次大选则是非常困难的。……
我听说，并且也能很好地理解，在矿工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忧虑，即他们个人和他们的企业在战后将会遇到什么命运。
上次大战后，他们曾有惨痛的经验，这种经验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不断地折磨他们，并且大大地影响了他们认为采矿是一种谋生手段的整个概念。我知道，这种忧虑是存在的。我们每人都可以清醒地躺在床上设想一下，我们在战争结束以后将遭到的那种恶梦似的可怕情景，每个人到那个时候也都有他自己的困难和忧虑。但是，以我为例来说，由于我是一个乐观者，我不认为和平将会像战争那样糟，而且我希望，我们也不会使它那样糟。上次大战以后——我在上次大战的整个期间，处于负责地位——几乎每个人都尽量地使自己的行为不端，而国家也时常陷于几乎无法控制的地步。这次战争以来，我们从上次大战的经验中，已经获益不浅。因为有了过去的经验，我们作战的成绩比过去好得多。我们也要充分吸取上次和平时期发生的事情所带来的惨痛教训。我们用当时的政府以极大的代价换来的经验武装自己以后，将使得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比我们上次所作的更有秩序和更有纪律。
我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并不是在谴责当时的政府。
但是矿工们却在忧虑他们的前途。英王陛下政府向他们保证，现在的管理制度，加上任何可能采取的改革，在战后将继续保持下去，直到议会对这一企业的未来结构作出决定时为止。这意味着，或者由各大政党协商解决，或者举行大选，由人民自由选择政治理论和政治领袖。但是，无论如何，在这一切还没有实现以前，煤矿企业的现行制度不会发生任何决定性的变更，而且也不会取消其中包含的关于继续就业、工资和利润限制的任何保障。我非常渴望我们大家在这方面共同努力。
这个声明缓和了当时存在的紧张情绪，我今天重温这篇演说，感到十分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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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10月28日，还需要考虑重建下院大厦的问题。
一枚炸弹偏巧把我在其中度过了一生大半时光的下院炸成了一片瓦砾。我决心要在我们的斗争所能允许的条件下，尽早地把它重建起来。目前我有权力为事物进行永久性的规划。在绝大多数出身于议会的同僚的支持下，又得到了艾德礼先生的真诚协助，我打算重新确定，英国下院的建筑形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应当遵循的两大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它必须是长方形，而不是半圆形的；第二个原则是该建筑物只能容纳大约三分之二议员的席位。这种主张长期以来使外国人感到惊奇，因此我在这里记述一下。
下院建筑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会获得深思熟虑和经验丰富的议员们的赞同与支持。第一是，它的形状应当是长方形，而不是半圆形的。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这是一个有力的因素。半圆形的议会会场，对政治理论家很有吸引力。它能使每个人或每个集团围绕着中心移动，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采取各种不同程度的态度。我是一个衷心拥护政党制度而不拥护集团制度的人。我曾经见过许多认真的和生气勃勃的议会被集团制度断送了。议会的长方形会场，对于政党制度非常有利。
一个人经过那些不易觉察的各个等级，从左面移到右面是很容易的，但是，要想从这边的席位走到对面的席位，则是一个需要严肃考虑的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一个知情者，因为我曾经历过那个困难的过程，不只一次，而是两次。推理同习惯比较起来，是一种拙劣的指导。许多国家从推理出发，建筑了半圆形的议会会场，每个议员不但有席位可坐，而且往往有桌子可供写字，又有桌面可供敲打，根据我们在议会的故乡与发源地对议会的理解看来，这种推理则是议会政治的一个致命伤。
按照下院的形状所建成的议会会场的第二个特点是：它不应当大得足以同时容纳它的所有议员而不感觉拥挤；而且也不应当为每个议员保留一个单独的席位。造成这个特点的原因，对于不懂内情的局外人，很久以来一直是一个谜，而且也常常激起新议员的好奇心，甚至他们的批评。但是，如果你从实际观点来观察的话，这也不难理解。如果下院大得足以容纳它的所有议员，那么在进行辩论时，十次就有九次，会使人感到仿佛是在一个几乎完全空旷或半空旷的议场那种萧条冷落的气氛中进行的。在下院，一篇好的演说的要素在于谈话式的风格，在于可以让人活泼地和非正式地插话和交谈。在讲坛上发表长篇大论，并不是代替谈话式的风格的一个好办法，而我们的许多事情就是在谈话中解决的。但是谈话式的风格需要一个相当小的空间，同时应当在重要的场合下，有一种拥挤和紧迫的感觉，而且还应当使人们有这种感觉：许多重要的问题在下院谈过了，重大的事情也在那里及时地决定了。
不管怎样，这个问题像我所希望的那样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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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繁忙的日子里，我想到，既然我们的最后胜利现在看来已有把握，我们应当详细研究随着胜利的来临将要同时发生的一些问题。关于这些已隐约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我曾拟了两份备忘录给我的同僚们，现在抄录如下，作为本章的结束。
战争时期——过渡时期——和平时期
首相兼国防大臣的备忘录
1943年10月19日
英王陛下政府应该作好准备，以便处理在战争结束时落在我们身上的任务。紧急的需要是：
（1）制定妥善的复员计划，同时应当考虑到我们无疑地要在敌人的领土内保持相当数量的驻军。
（2）应当为本岛居民提供超过战时定量标准的粮食供应。
（3）应当重新开展出口贸易和恢复我们的商船队。
（4）应当普遍地将工业从战时生产转为平时生产，而且，最重要的是，（5）在过渡期间，应为身体健康、希望就业的人，尤其是退伍军人，提供就业机会。
关于战后数年内粮食和就业这两个最高目标所需要的任何决定，我们现在就必须作出，不论它是否会牵涉到立法手续，而且也不论它是否会引起争论。
2．与这些方面有关的各部和各委员会已经作了许多工作。我们必须注意：不要让这些紧急的实际任务被政党政治搅乱和掩盖起来，或者由于无尽无休地讨论关于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长期计划，而被搁置起来。
3．事实上，存在着三个阶段，即：
（1）战争阶段，
（2）过渡阶段，以及
（3）和平与自由阶段。
本届政府和议会完全有资格为过渡期间作好一切必需的准备；如果发现我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们对此应该严肃负责。在过渡期间（一切准备工作到时将会完成），应当尽早地举行大选，以便选民对于我们战后和过渡时期以后的社会将要采取的形式，表示他们的意愿。
4．我们不知道，这次选举是否将根据现在组成联合政府的各个政党经过协议所提出的一个纲领来进行竞选，还是必须由下院的本届多数党领袖在选民的面前提出他们自己的纲领。不管采用哪种办法，很可能会宣布一个“四年计划”。这个“四年计划”，除了实行过渡时期中所必需的许多重大的行政措施外，同时也包括一系列关于发展和改革的巨大决定。无论从这个或那个角度来看，这些关于发展和改革的决定，将塑造我们战后和过渡时期以后的社会形式，因此，新议会是大有工作可做的。
5．同时，还有一些重要的政策，例如关于教育、社会保险，以及我们遭到毁坏的住宅和城市的重建问题等等，已经取得或将要取得相当广泛的大体上一致的意见。在目前的战争时期，应当对这些措施尽量做好准备工作，而且要通过任何必要的初步的法案，以便在过渡时期的最初阶段就能实行。
6．现在很难预料，在对德战争结束以后，对日战争究竟要持续多长时间。也许比较妥当的办法是，将过渡时期确定为击败德国以后的两年，或从1944年1月1日起以后的四年，以便据此进行工作，不论是哪一个时期先结束。
※ ※ ※
一个月以后，我决定任命一位建设大臣，他的办公地点将成为过渡时期各项计划的中心。伍尔顿勋爵领导粮食部的工作，曾获得人们广泛的满意和普遍的信任。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似乎具备能够协调和推动许多有关部门活动的才干和经验。他于11月12日就职。
第十章 与戴高乐将军的紧张关系
戴高乐运动的高潮——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立——对委员会的承认问题——罗斯福总统对局势的看法——我在7月13日写的备忘录——我企图说服总统给予有限的承认——他另提出一个合作方案——我们在魁北克关于形势的辩论——商定给予有限的承认——戴高乐和吉罗继续争夺权力——自由法国协商会议的组成——戴高乐成为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唯一主席——在叙利亚发生了暴力行动——一年来与“自由法国”的关系令人失望。
在1943年的夏季，英国政府和戴高乐的关系恶化了。我们曾经作出很大的努力，想把在阿尔及尔的各党派的法国人团结起来，我并经常敦促美国人接受戴高乐将军作为我们双方设法促成的那种政治局面中的一个领导人物。在克拉克——达尔朗协定的签订和吉罗的出现以后，法国事务笼罩着一种紧张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戴高乐变得比以前更倔强了。他的地位，在最近的几个星期以来，已经得到了巩固。他在现被盟军控制的突尼斯有许多支持者。从法国首都传来的消息，以及秘密的中央委员会在当地的成立，都表明他享有广泛的威信和戴高乐运动的正在高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吉罗同意和他的对手在北非会见。
5月30日，戴高乐到达了阿尔及尔，双方开始谈判，目的在于成立一个统一的临时委员会，以便管理“战斗法国”的事务，在谈判中，彼此言词尖锐，怒气冲冲。他们的争论围绕着三个主要问题：吉罗要掌握民政和军事方面的最高权力；
戴高乐决心要求正式确认“战斗法国”的主权——这个步骤势必要违反达尔朗和马克·克拉克将军在1942年11月缔结的协定的条文；以及关于现在北非担任重要职位的前维希政府行政官，尤其是诺盖、佩卢东和布瓦松等人的问题。布瓦松是其中的一个特殊目标。戴高乐一直没有原谅他1940年在达喀尔发生的事件。
这些激烈的讨论持续不断，使阿尔及尔的形势越发紧张。
6月3日下午，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并成立了一个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其中包括吉罗和戴高乐、卡特鲁将军和乔治将军，以及从伦敦来的戴高乐委员会的某些成员，这个委员会在戴高乐离开伦敦前来北非时，已经解散了。前维希政府任命的地方长官都不包括在新机构之内，这个新机构现在就成为“战斗法国”及其帝国的中央临时政府，直到战争结束时为止。
※ ※ ※
读者还会记得，当关于法国前途的会谈在进行时，我正和马歇尔将军在北非同艾森豪威尔将军举行会议。就在我离开北非以前，我曾邀请新委员会的委员们午餐。当我回到伦敦后，我接到了罗斯福总统一封忧心忡忡的电报。他在6月5日的电报中说，“我要告诉你我的想法：北非归根结蒂是在英美的军事统治下；根据这个理由，对于艾森豪威尔可以按照你我的意愿来使用。那位新娘显然忘记了，一场战争仍在那里进行着。我们只收听到新娘的宣传。我们英美的新闻机构干什么去啦？衷心祝愿你摆脱掉我们彼此都感到头痛的问题。”
我在给罗斯福总统的复电中说明了我对阿尔及尔的印象：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6月6日
我们在星期五（6月4日）邀请法兰西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午餐，每个人看来都是非常友好的。乔治将军是我在一个月以前设法从法国接来的。他是我的私人朋友，吉罗的一个重要的支持者。如果戴高乐确是粗暴无理，他将处在五对二的少数，也可能完全陷于孤立。因此，该委员会是一个拥有集体权力的机构，据我的意见，我们可以安然地同它一道工作。
2．我认为这个委员会的成立，使我和作为“战斗法国”领袖的戴高乐之间的正式联系已告结束，这种联系是从1940年和他来往的信件，以及后来的某些其他文件开始的。我建议在必要的情况下，把这些联系——财政的和其他方面的——转给整个委员会。虽然我认为委员会是接受武器和供应的一个可靠对象，但我感到，我们应当观察一下，他们怎样处理他们的事务和表现自己，然后再决定应当在什么程度上承认他们代表法国。麦克米伦和墨菲在一道工作，非常融洽，他们将不断地向掌握最高的和最后的权力的艾森豪威尔提出详细的报告。
3．如果布瓦松被解除职务，我将坚决反对。
※ ※ ※
但是，他们激烈的争论并没有停止。戴高乐对于吉罗担任法国部队的最高统帅，不能接受。吉罗渴望保持北非法军的完整，并使他们不受“自由法国”的影响。戴高乐对于军事指挥问题的这种态度，加深了美国对他的厌恶和不信任。
罗斯福总统又打电报给我：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6月10日
我刚从墨菲那里收到下列电报：
“吉罗今天下午告诉我，戴高乐在今天早晨举行的法兰西委员会的会议上，最后公开表示他要担任国防长官，这个职位具有通常内阁机构中陆军部长的职权。他又要求指挥没有积极参加作战的法国部队，这又违背了他和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和我在谈到他的意图时所说的话。吉罗断然拒绝交出法国部队的指挥权。他坚持任命乔治将军为国防长官。卡特鲁提出一个对戴高乐的提议极其有利的妥协方案。吉罗告诉我，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委员会的票数胜过了他，他就坚决引退，并把由于戴高乐的野心而造成的不公正的局面，通告英美政府和法国人民。我已要求吉罗在有机会同委员会的其他几个委员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暂不采取任何这种行动。”
麦克米伦以同样的内容向我作了报告。我只是迫切希望能够达成一个直截了当的协议。
首相致哈罗德·麦克米伦先生
（在阿尔及尔） 1943年6月11日
我们在还不了解我们必须承认的对象的情况以前，根本不考虑我们给予承认的问题。请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六节：“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采摘葡萄，蒺藜里岂能采摘无花果？”真的，全章都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你在等待时机，并让戴高乐能有一切机会来恢复他的理智和认识他周围的力量，这种做法是十分正确的。如果他光明正大地对待我们和法国，我们也就光明正大地对待他。
罗斯福总统却没有这样的耐心。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6月17日
下面的电文是我今天发给艾森豪尔将军一封电报的大意：
“我们政府的立场是，在我们对北非实行军事占领的时期，我们不能容忍法国陆军受到不接受盟军最高统帅指挥的任何机构的控制。我们必须选择我们完全信任的人。我们绝对不会继续武装这样一支部队，如果我们不能完全信任它与我们的军事行动有采取合作的意愿。而且，我们对于任何政府或委员会的成立，也不感到兴趣，假如它竟然自认为在法国人民为他们自己选择一个政府之前，它将在法国实行统治。
当我们将来进入法国时，盟国自有一个与法国主权完全相适应的管理民政的政府计划。最后，必须毫不含糊地指出，我们在北非和西非已实行军事占领，因此如果没有你的完全同意，谁也不能作出任何独立的民事方面的决定。……”
※ ※ ※
罗斯福总统的这些电报，对于戴高乐在阿尔及尔的行动所表示的敌意愈来愈严重，以致我为盟国与“自由法国”的关系的整个前途感到忧虑。美国人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即如果他们认为戴高乐将成为足以影响战后法国前途的主导力量，他们就可能拒绝承认任何临时的行政机构。我觉得有必要在军事问题上消除美国人的疑惧，同时又保存新的临时委员会。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6月18日
……我不赞同现时解散七人委员会或禁止它举行会议。
我认为较好的办法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将你的训令作为他的命令发出，墨菲和麦克米伦则采取他们认为最适宜的各种手段促使它得到贯彻。英王陛下政府将支持这种政策。
因此，该委员会将面临两条道路的选择，或是以多数人的赞同来接受我们的决定，或是明确地反对拯救他们的两个大国。如果他们多数接受我们的决定—看来这是可能的，那就要由戴高乐决定，他和其他反对者究竟是服从还是辞职。如果戴高乐辞职，他将使自己遭到舆论的谴责；同时我们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他制造纠纷。如果他表示服从，我们将来可能还会遇到更多的麻烦，但是这比我们取消一个委员会要好得多，因为盟国以及法国对它寄以很多希望。我们应该为我们军队的安全规定必需的条件，而把责任加在戴高乐身上。无论如何，首先尝试一下这种办法，总是明智的。
※ ※ ※
美国对于北非法国政治局势的态度，部分地受到了军事需要的支配。关于戴高乐而引起的争论，其背景是盟军准备在西西里岛登陆。而戴高乐挑起的关于法国最高统帅部的争执正是发生在这个紧急的时刻。不管英国政府和戴高乐之间过去曾经有过哪些协议，我们不能让它们损害我们同美国的关系。
7月13日，我拟了一个文件给我的同僚们，其中总结了美国对法政策的这些发展。我说：
许久以来，我们的目的一直是要把美国人在西北非所培养的法国人士和伦敦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尤其是吉罗将军和戴高乐将军，联合起来。我认为，我本来可以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作出很好的安排，但是正如我的同僚们所了解的，这项计划被戴高乐将军的荒谬行为破坏了。从那时以来，罗斯福总统在很大的规模上武装了吉罗将军在北非的军队，现在他很关怀这一部分军队的行动和指挥。其间，戴高乐派在伦敦和布拉柴维尔的机关报，连同他们在英美新闻界的支持者，不断地批评美国的政策，毫无疑问，不仅赫尔先生，而且罗斯福总统，都因此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始终希望戴高乐个人应当首先被吸收到伦敦的民族委员会中去，现在，既然这个关键性的步骤已经完成，则他应该同阿尔及尔分子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中结合起来。经过一些危机和波折以后，这个委员会正逐渐地取得一种集体的性质，尤其是因为非军事人员日益增加，并显示出他们的才能。现在不再以吉罗派和戴高乐派来划分明确的界线了。这些健康的趋势应当听其发展，如果在今后的几个月中，事实表明戴高乐及其派别的人士不是解放委员会的主宰者，而他本人在这个队伍里安分守己地实行真诚的合作，这就可能获得罗斯福总统对委员会的某种承认。然而，这种结果不是轻易地或迅速地能够得到的。我们也必须考虑，在此期间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
当解放委员会成立时，我赶快把以前同戴高乐将军商妥的一些约定转给该委员会。这种手续必须继续办理，否则，关于财政、宣传、叙利亚和其他的法国属地，以及对法国武装部队的控制等问题，我们就没有交涉的对象了。外交大臣已向我说明，我们曾通过一项法令，授权戴高乐维持在英国领土上的“自由法国”军队的纪律，毫无疑问，这种权力现在必须授予新的委员会。把作为一个集体的委员会当作事实上的权力机构来对待，这是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在必要的事务上同他们打交道，只会给他们带来好处，如果他们负得起责任，这也会增加他们的力量。
这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对委员会的承认，但是在现阶段强调这一点，或采取任何构成法律上承认的行动，只会造成我们同美国的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应当避免使用“承认”这个词，也要避免造成这样的声势或姿态的任何行动，而同时则按它的实际资格不断地同它打交道。委员会应该重新获得或建立援救法国的两个大国，尤其是与之疏远的美国政府对它的信心，因为这种信心已受到了创伤，这样做不仅是它的责任，而且也符合它的利益。如果我们在这个关键时刻采取任何正式承认委员会的步骤，这将大大地触怒华盛顿。而且，这也会替美国政府招来所有那些企图在明年的选举中赶走罗斯福的人们的敌意批评。战争的全部进程，依靠我们同美国政府和罗斯福总统的真诚关系，而且对于我们在战场上的军队来说，我们有责任不要采取可能严重削弱现时两国非常良好的合作的任何步骤，以免加重他们的任务。即使苏俄由于戴高乐最近向共产党分子献媚而给他以承认，我们明智的做法，仍然是应当按照美国的方针来衡量我们的方针。诚然，在这一事例中，更重要的是，不要使他们感到孤立，同时也不要造成这种表面的印象，即我们和俄国共同来反对他们。……
我曾经屡次说明，如果战后有一个强大的法国，那是符合英国的重大利益的，而且我毫不犹豫地保持这种看法。我担心华盛顿政府的反戴高乐主义，可能逐步地凝成一种明确的反法情绪。可是，如果戴高乐逐渐地被吸收到委员会中而且变得无声无息，另一方面，委员会又采取一种合理的和忠实的办事态度，则美国方面的这种危险倾向，可能转变和缓和下去。
法兰西委员会感到我们愿意使他们改善同美国的关系，这对他们来说是有益无害的。如果我所提到的那些健全而有益的办法能够顺利进行，而且我们在对待这些令人厌烦的事情方面，能够耐心地，尤其是有分寸地采取行动，那么，在盟国的会议上，为法国和法兰西帝国赢得一个被承认的地位，仍然是可能的。
※ ※ ※
我们内阁人士方面的意见，逐步地趋向于给委员会以某种形式的承认。于是我又致电罗斯福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7月21日
我受到了外交部、我的内阁同僚以及环境力量的重大压力，要求我“承认”在阿尔及尔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承认意味着什么？人们可以承认某人是一个皇帝，或是一个杂货商。
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公式，承认是没有意义的。在戴高乐前往西北非和新委员会成立以前，我们都是同他和他的委员会进行我们之间的一切联系。我在6月8日向会议报告说，“这个由集体负责的委员会的成立，替代了1940年我和戴高乐将军往来的信件所造成的局面。我们的来往，不论是财政的和其他方面的，今后将以作为一个整体的委员会对象。”我高兴这样做，因为我宁愿同集体性质的委员会打交道，而不愿单独地同戴高乐往来。事实上，好多个月以来，我一直设法劝诱或强迫戴高乐“承担任务”。由于新的安排，这点看来已经大部分解决了。麦克米伦一再地告诉我们，该委员会正在取得一种集体权威，而戴高乐绝不是它的主宰。他还告诉我们，如果委员会垮台——如果毫无支援的话，它很可能会有那么一天——那么，除了吉罗依靠美国的武装力量在西北非和达喀尔所行使的权力外，戴高乐将再一次地变成能够操纵一切的唯一人物。他极力推荐一种承认方案。他在报告中说，艾森豪威尔和墨菲都同意这一点。……
因此，我将要到达这样一个紧要关头，即就英国和上述的英法两国的利益来说，我很可能必须采取这个步骤。如果我这样做了，俄国一定也会承认〔他们〕，我担心这样会使你感到为难。
所以，我十分希望你能告诉我：（1）你是否赞同我们的办法或类似的措施，或（2）如果英王陛下政府单独采取那种步骤，你是否会介意。按照我的想法，毫无疑问，前一种办法要好得多。委员会中有许多好人，例如卡特鲁、马西格利、莫内、乔治，当然还有吉罗，他在昨天到达了这里。他必然要提出所有这些问题，并且会使事情尖锐化。
但是，事实很明显，美国人不准备承认像现在这样组成的阿尔及尔委员会。吉罗这时正在美国交涉为北非法军提供武器与装备供应的问题。他逗留在美国，但这并没有平息当地的戴高乐派的怒气。
7月22日，我接到了罗斯福总统一封很长而又很重要的电报，它说明了美国政府经过考虑以后对法国问题提出的意见。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7月22日
各个方面继续要求承认——尽管这种压力不大——现已成立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有些人要求承认它是一个代表包括本土在内的所有法国领土上的法国利益的组织。另一些人则要求承认它只代表前法兰西帝国范围内的法国利益。
大多数人，不是全体，愿意在符合英美武装部队的军事需要的条件下，接受该委员会的权威。
我们一贯主张：第一，军事需要同一切民政事务比较起来，无论现在或将来都占有首要的地位；第二，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刚刚开始发生作用，它应该更进一步地和更令人满意地证明它有完全的和真正的团结。这种团结必须消除过去那些旨在助长集团对抗或个人野心的法国政治方面或党派方面的纷争，并且表明它的真正目的在于使它本身团结一致并且团结在它后面的所有法国人，以便支援盟国在进行抗击轴心国的战争中所作的共同努力。同时它应该记住，它的唯一事业就是法国的解放和盟国的成功。
人们设想法兰西委员会是建立在由若干个别的法国人对战争的进行采取集体负责这样一个原则之上的，我们同它的关系应该保持在这种基础上。不言而喻，关于军事性质的事项，我们两国政府将直接同法国军队的法国总司令进行交涉。
法国的政治问题，必须留待法国人民在他们从敌人现在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时候解决。……
我国政府急愿同你们和其他的盟国，沿着有限地接受该委员会的这一方针共同前进，如果这种接受始终服从于军事需要的话。但是我们必须明确表示，法国人应当团结，这个起码条件必须很好地实现。
我认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使用“承认”这个字眼，因为它会被人曲解为有这种含义：我们一登上法国的领土，马上就承认该委员会是法国政府。对于委员会在各个殖民地的地方民政当局，在暂时的基础上予以“接受”，这个词也许比较接近于能表达我的思想。然而，只要符合盟国事业的军事利益，我们就必须保持直接同法国殖民地地方当局打交道的权利，同时继续现行的办法。马提尼克岛的情况就是一个实例。
吉罗到这里来进行访问，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将这次访问保持在纯军事的基础上，我们正利用每次驶往北非的运输船队，直接把额外的装备输送给他的军队。……
罗斯福在电文的结尾。提议采取一种联合方式，这种方式以同法兰西委员会“实行合作”而不是“给予承认”作为基础。
我对罗斯福总统7月22日的电报，答复如下：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8月3日
首先我认为你建议的方式相当令人扫兴，而且也不会平息在我们两国之中人们要求给予承认的激动情绪。另一方面，局势已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当意大利全部问题公诸于世的时候，法兰西委员会就会尖锐地感到它受到了忽视。我认为，戴高乐现在已更深入地被约束在委员会的总机构里了。
关于指挥权的安排问题，也似乎比过去的僵局更令人满意一些。
2．因此，我已要求外交部对于你的方式提出某种变更办法，以便协调我们双方的意见。……如果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还可以再进行讨论。
前面已经叙述过的魁北克会议，这时即将召开。我们现在已处于僵持不下的局面。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8月4日
我诚恳地希望，在我们有机会一同商谈以前，关于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承认问题，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 ※ ※
只是经过了煞费口舌的讨论以后，我才能够说服美国人用一般性的词句发表了一个宣言，来支持已经在北非形成的政治局面。
首相（在魁北克）致麦克米伦先生
（在阿尔及尔） 1943年8月25日
经过煞费苦心的长时间的讨论以后，关于承认问题，我们取得了一系列我相信可以认为是满意的解决办法。我们认为，最好是我们双方都用我们自己的说法来表示各自的看法，而不必坚持采用美国和联合王国共同宣言的形式。
2．按我的看法，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先生为了满足我们的愿望，已经作了很大的努力。你应当告诉我在委员会中的朋友们，我确信他们采取的正确方法是用最恳切的措辞欢迎美国的宣言，而不是就承认的任何方式方面点出容易引起反感的差别。相反地，他们对于美国的宣言愈表示高兴，则对于他们就愈有利。在目前这个时候对美国持友好态度，那就会对法国的利益有特别大的帮助。另一方面，如果报纸或广播妄加评论或责难，效果只是重新激起国务院的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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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发布的关于承认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公告，标志着一个时期的结束。尽管法国的领导人没有被邀请参加对意大利的停战谈判，也没有被邀请参加后来成立的负责处理意大利事务的地中海委员会，可是他们现在却以法国代表的身分与盟国正式来往了。
※ ※ ※
时光一周一周地过去，但戴高乐和吉罗争夺权力的斗争却没有缓和下来，双方在民政人员和军事人员的任何问题上经常发生冲突。过错也不经常在于戴高乐这一方。关于科西嘉岛的解放，也发生了一些不必要的事件，当地的“自由法国”分子曾在9月9日的夜晚占领了阿雅克肖。吉罗在两天后派遣一支远征部队前往该地，他的军事指挥官和当地的戴高乐派领导人发生了不幸的争执，这就使得关系更为恶化。从军事观点来看，该岛的解放过程很慢，但终于获得了成功。
首相致哈罗德·麦克米伦先生
（在阿尔及尔） 1943年10月3日
如果你认为妥当的话，请将我的下列贺词转致吉罗将军和戴高乐将军：
“祝贺你们的军队在科西嘉岛获得了顺利的进展，同时热烈期待这个著名的岛屿不久可以获得解放并归还给法国。”
第二天，法军完成了对该岛的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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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扩大法国政权的基础而召集临时协商会议的计划，在10月间有了进展。吉罗的地位在不断地削弱。他所拥有的唯一支援，来自陆军方面某些重视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的人士，而他作为民族委员会的两主席之一所得到的支援，却很快地消失了。戴高乐证明他无可比拟地是一个更强有力的人物。11月3日，协商会议在阿尔及尔第一次举行。法国的政治生活正在逐渐形成未来的雏形政府。11月8日，恰恰在北非登陆后的一年，吉罗辞去了在民族委员会的职务，但是仍担任法军总司令。我对于这些事件可能引起的后果颇感不安。
在这些意见分歧的分子之间，应当保持某种均势，这对于法国未来的统一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致电罗斯福总统：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1月10日
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发生变化，以致戴高乐成为唯一的主席，我对此很不满意。我们所承认的组织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性质，其最主要的特色是，吉罗和戴高乐共同担任主席的职务。我建议，在我们一同讨论形势以前，我们应该保持一种完全保留的态度。
我希望，在我路过开罗前往德黑兰会议的途中，趁检阅法国的新陆军的机会，把两个互相对立的将军集合在一起。
首相致麦克米伦先生（在阿尔及尔） 1943年11月2日
如果在现在与圣诞节之间，我能够在非洲匀出几天时间，我希望视察一下法国的新陆军。你可以慎重地向戴高乐将军和吉罗将军双方探听一下，他们是否欣然同意。我们可以在一个下午阅兵，晚上在什么地方过夜，第二天早晨再看一些演习。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作为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客人。
我想，他们可能把这件事当作是对他们的一种敬意，这也正是我们的意思。由于许多明显的理由，我在目前还不能确定日期。
※ ※ ※
我的意图，由于在叙利亚的“自由法国政权”所采取的粗暴的和悲剧的举动而没有能够实现。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正式独立，是“自由法国”在1941年年底宣布的。我们已经承认这些共和国，并且在1942年2月委派爱德华·斯皮尔斯爵士前去担任英国公使。然而，在整整一年中，却没有任何进展。两国的内阁都已改组了，但没有举行选举。反法国的敌对情绪增长了。1943年3月，两国都任命了临时政府。7月和8月的选举结果表明，在这两个共和国内，民族主义分子占压倒的多数。多数人要求彻底修改托管宪法。由于“自由法国政权”软弱无能，这就促使当地的政治家采取行动，因为他们对于法国答允在战后给予独立的诺言毫无信心。10月7日，黎巴嫩政府提议取消法国在共和国的地位。一个月以后，在阿尔及尔的“自由法国委员会”，不承认黎巴嫩人有权采取这种片面的行动。卡特鲁将军的代表埃勒先生从阿尔及尔回来以后，下令逮捕黎巴嫩总统和大部分阁员，因此，尤其是在贝鲁特地方，激起了骚乱，最后导致流血惨案。英国内阁对这些事件很为不安。
法国人采取的行动，彻底否定了我们同法国人以及我们同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所缔结的协定。这是与我们所宣布的大西洋宪章以及其他许多宣言相抵触的。看来，在整个中东以及阿拉伯世界，这种局势将会遭到歪曲，而不论在什么地方，人们也难免要说，“这是一个什么法国？它一方面屈服于敌人，而另一方面，却又要使其他国家屈从于它。”
因此，我感到英美两国政府应当共同作出强烈的反应。我们在魁北克会议上，曾经给予承认的那个组织的性质，由于戴高乐掌握了全权，现在已经完全变了。但是，在地中海东部国家中爆发的骚乱，则是另一种性质，并且可以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在全世界舆论的支持下，同戴高乐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被绑架的黎巴嫩总统和内阁阁员们应予释放，并且让他们恢复他们的全部职务，同时一旦法律和秩序有了保障，黎巴嫩议会就应当重行召开会议。如果戴高乐拒绝立即这样做，则我们应当撤销对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承认，并且停止武装北非法国部队。
我不得不指令威尔逊将军作好准备，以便在必要时派遣英国部队去接管黎巴嫩并重新建立秩序，但幸而没有这种必要。卡特鲁将军于11月16日从阿尔及尔前来进行斡旋，法国当局于11月22日释放了被监禁的政治家，同时，为叙利亚和黎巴嫩最后取得独立而进行的长期谈判也开始了。
这些事件，在我们同自由法国委员会以及同戴高乐将军的关系上留下了痕迹。一年来，我们已经作了不少努力，以求在美国、英国和“自由法国”领导人三者之间真正的战斗友谊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联合一致的政策，但其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
第十一章 支离破碎的轴心
1943年秋季
意大利的内战——必须支持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政府——我将这个问题提交罗斯福总统——我们在政策方面取得协议——墨索里尼于9月14日会见希特勒！！希特勒对意大利法西斯领袖的评价——萨洛共和国——在巴尔干半岛和爱琴海的意大利军队的命运——我向斯大林说明形势——巴多格利奥元帅在马耳他岛签署长期的投降协定——罗斯福总统、斯大林和我联名宣布意大利享有共同交战国地位——斯福札伯爵登上政治舞台——关于意大利人力和船舶的使用——意大利于10月13日对德宣战！！一种风雨飘摇的局面。
墨索里尼企图复兴法西斯党，这就使意大利陷入了内战的恐怖之中。在9月停战后的几个星期内，在德军所占领的意大利北部驻防的意大利陆军官兵和城乡爱国人士，开始组织游击队，对德国人以及那些仍然追随墨索里尼的本国人采取了军事行动。他们同罗马南面的盟军和巴多格利奥政府取得了联系。在这几个月中，意大利人处在内讧、暗杀和屠杀的残酷气氛中，为了对付德军的占领而组成的抵抗运动已经遍及全国各地。正如在欧洲其他被占领的地方一样，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起义运动震撼了各阶层的人民。
他们对于在宣布停战时仍被拘禁在意大利北部的盟军战俘，提供了援助与支持，这是他们取得的一个重要成就。盟国战俘约有八万人，他们穿着惹人注目的战斗服装，而且大都不懂意大利语言和地理。此外，由意大利抵抗运动的成员和乡间的纯朴人员冒险领到安全地带的，至少还有一万人，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所穿的便服是由当地居民赠送的。
※ ※ ※
从签订停战协定和意大利舰队忠诚而勇敢地参加盟军时起，我感到我应当同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元帅实行协作，起码在盟军占领罗马和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真正具有广泛基础的意大利政府同我们一道进行战争以前，我应该这样做。我确信，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和巴多格利奥，对于现在已成为我们共同事业的各项活动，一定能够比由意大利流亡者或反法西斯政权分子所组成的任何意大利政府，作出更多的贡献。意大利舰队的投降，就是证明他们的权威的一个可靠的例证。另一方面，反对同那些曾经与墨索里尼一道工作或曾经协助过他的人们发生任何关系的论调，依然存在，因而在罗马六七个左派政党中，立即引起了层出不穷的阴谋，它们想除掉国王和巴多格利奥，而由它们自己来掌握权力。鉴于战争的严重性以及使意大利心悦诚服地同我们并肩作战的头等重要性，我在发现这些动向时就加以抵制。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元帅给我支持，因为他遵守俄国的一句格言，“你在下桥以前，一直可以同魔鬼同行。”
※ ※ ※
在考虑麦克米伦从阿尔及尔送来的提议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建议以后，我致电罗斯福总统，征求他的意见。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9月21日
……我和战时内阁的同僚们已经作出了下述结论：
建立意大利国王的权威以及布林迪西统治机构作为一个政府的权威，同时使他们在意大利全国享有统一指挥的权力，这是极其重要的。……尽管巴多格利奥今晚已经发表了广播讲话，但我们仍认为意大利国王应当在巴里走到麦克风前说几句话，告诉意大利人民他在那里，并且宣布巴多格利奥在他的授权下，继续负责领导意大利的合法政府，这是非常必要的。不但对于意大利的人民来说，而且对于意大利在国外的代表和驻军来说，都是如此。
我们应当告诉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他们必须尽可能地组成一个具有最广泛基础的反法西斯联合政府。一切正派人士，只要他们能够作出一些有益的贡献，都应当在目前的紧急关头，加以联合。国王在广播中应该说明以上几点。如果斯福札伯爵和自称代表六个政党的教授们愿意参加共同的努力，那当然是很有好处的。但是必须清楚地声明，由于战争需要而采取的任何临时措施，将来绝不能妨碍意大利人民自由选择他们衷心希望的那种民主政府形式。
关于给巴多格利奥政府以同盟国资格的问题，还没有列入我们目前的计划中。给予共同交战国的地位已经够好了。根据这种立场，我们应当把意大利逐渐改变为对德作战中的一个有效的国家力量，但是，如同我们已经说过的，它必须自力更生。它在对敌作战中所作出的有益贡献，我们将在停战条件的调整和执行中予以确认。另一方面，我们盼望巴多格利奥在停战协定的基础上，继续为盟国工作。我们的原则将是按结果给予报酬。巴多格利奥有对德宣战的自由，如果他采取这种行动，他将立即成为我们的共同交战者，虽然不是一个同盟者。
我们可以告诉巴多格利奥，我们并不计划到处设立盟国军政府。如果他同我们合作，我们准备把从敌人控制下解放出来的领土立即移交给他的政府。这一提议适用于意大利的历史悠久的本土、西西里岛和撒丁岛。在准许由意大利政府管制的领土范围内，联合国家同它的交往，将通过一个管理委员会来进行。
如果全面的投降文件——即使其中有些变动——现在能够签署，我们将感到一切都远比现在更加容易着手进行。诚然，许多条款不是布林迪西统治机构在它们的现状下所能执行的。但是，当我们向半岛北部推进并把领土交给意大利政府时，这些问题将会变为现实问题。我们不愿使自己处于这种地位，即对于每项要求，我们都必须同意大利政府斤斤计较。关于投降文件的签署问题，我们延宕愈久则困难愈多，因此我希望艾森豪威尔应在外交大臣电报的建议的基础上，尽快地让巴多格利奥签署。
这个计划应当立即提交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首要一点是，意大利国王应按照建议发表公开的宣言。这当然不必一定等待政策最后修订以后才办。
这封电报同罗斯福总统的下列电报是同时发出的：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9月21日
如果你赞同下列电文，我将立即将它送交艾森豪威尔将军：
“鉴于意大利的目前形势，应尽早地采取实际可行的行动，是为至要。
“1．你应暂勿同意长期的停战协定，以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2．在军事需要的基础上，你受权可以随时提出关于减轻军事停战协定条款的建议，以便使意大利人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德作战。
“3．如果意大利现政府对德宣战，我们应当准许它按照下面第四段中的规定，作为意大利政府来执行它的职务，因此在对德战争中，应当把它当作一个共同作战者来对待；这样的关系以下列明确的谅解作为基础，即绝不损害意大利人民在决定他们最后愿意采取的政府形式方面所享有的自由权利，而且在德国人还没有从意大利领土上被逐出以前，不决定意大利政府的最后形式。
“4．盟国军政府以及为停战协定执行委员会所预定的适当的职能，应在实际情况许可的条件下，尽快地并入盟军总司令掌管下的盟国委员会，该委员会有权对巴多格利奥政府在军事、政治和行政事务方面，随时给予指导和发出训命。
“5．你应该采用一切实际可行的办法，并在你的指导下，鼓励积极使用意大利的武装部队对德作战。”
在我看来，这两份指示，除了关于暂不答允长期的投降条款一节外，在任何重要的论点上似乎都没有冲突。关于长期的投降条款这点，我听从了罗斯福总统的意见，因而我们一致同意，把他的电报作为我们两个人的指示送交艾森豪威尔将军。
※ ※ ※
9月14日，墨索里尼在获得“解放”后，第一次会见了希特勒。在以后几天中，他们两人讨论了如何在仍然由德军占领的意大利地区内，延续意大利法西斯寿命的问题。9月15日，意大利法西斯领袖宣称：他已经重新掌握了法西斯党的领导权，而且，一个新的共和—法西斯党在肃清了叛变分子以后，精神振奋，准备在北部重新建立一个忠诚的政府。旧制度现在披上了伪装革命的外衣，看来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似乎可以重新燃起生命的火焰。但是结果却令德国人失望。戈培尔当时所作的评论透露了此中消息。
法西斯领袖没有从意大利的巨变中得出我们元首所期望的合乎道义的结论。他见到了我们的元首，而且重新获得了充分的自由，这当然使他欣喜若狂。但是，我们的元首期望他首先应当做的事，就是要对那些背叛他的人进行充分的报复。然而，他却没有这种表示，这正足以表明他的真正的局限性。他不是一个像我们的元首或斯大林那样的革命家。他拘泥于对本国人民的义务，以致缺乏一个世界革命家和叛逆者的雄心大志。①
①《戈培尔日记》第387页。
但是这也无法挽回了。墨索里尼的半推半就的“百日丑剧”开场了。9月底，他在加尔达湖畔设立了总部。这个可怜的影子政府以“萨洛共和国”闻名于世。这出拙劣的悲剧在这里一直演到终场。二十多年的意大利独裁者和立法者，带着他的情妇，在他的德国主子的控制下生活，秉承他们的意志，同时在经过慎重挑选的德国卫士和医生的监视下，被切断了与外界的接触。
意大利的投降，使它在巴尔干半岛的部队完全出乎意外，因此许多部队陷在当地的游击队和力图报复的德国人之间，处于非常危险的地位。报复行为极为残酷。科孚岛上七千多名意大利驻军，几乎全部被他们从前的同盟者歼灭了。克法利尼亚岛上的意大利军队一直抵抗到9月22日。没有战死的，许多人遭到枪杀，其余的人则被放逐到外地。爱琴海各岛的一些驻军企图分成小批逃往埃及。在阿尔巴尼亚、达尔马提亚海岸和南斯拉夫境内的一些意军分遣队参加了当地游击队。更加频繁发生的情况是，他们被送去参加强制劳动，军官则遭到枪决。在门的内哥罗，意军两个师团的大部分官兵由铁托组成了“加里波第师”，他们在战争快结束时，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在巴尔干半岛和爱琴海地区，意大利军队在9月8日宣布停战以后损失了大约四万人，其中不包括那些在流放营中死去的士兵。
※ ※ ※
我向斯大林说明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政策。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3年9月21日
墨索里尼在德国人的扶植下已成为所谓共和——法西斯政府的首脑，因此迫切需要对这一行动进行反击，其办法是由我们尽一切可能来加强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的权威。
他们已同我们签订了停战协定，其后又尽最大的努力忠实地履行了协定，并且交出了他们的大部分舰队。此外，由于军事原因，我们必须动员和集中意大利国内一切渴望对德国人作战，或至少要对德国人进行阻挠的军队。这些军队已在积极开展活动。
因此，我建议劝告意大利国王在广播中向意大利人民发出呼吁，要求他们团结在巴多格利奥政府的周围，同时声明他准备建立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反法西斯联合政府。不言而喻，他不得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挠意大利人民决定他们在战后将采纳什么形式的民主政府。
而且也应当声明，意大利政府、陆军和人民在对敌作战方面作出的有益贡献，将在停战协定的调整和执行中得到确认；但是，虽然意大利政府可以自由对德宣战，但这种行动不会使意大利成为一个同盟国，而只是一个共同交战国。
同时，我坚决主张签署全面的停战条件（这些条件尚未解决），尽管其中有些条款目前还不能付诸实施。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将通知巴多格利奥，盟国政府准备把意大利历史悠久的本土、西西里岛和撒丁岛，在它们从敌人控制下解放出来以后，交给盟国执行委员会领导下的意大利政府。
我也正向罗斯福总统提出这些建议。我希望你能赞同这些建议。正如你很容易了解的，由于军事原因，事情万分紧急。例如，意大利人已把德国人逐出撒丁岛；德国人现在仍控制着许多岛屿和要害地点，而我们是可以得到这些地方的。
他答复如下：
斯大林总理致丘吉尔首相 1943年9月22日
我接到了你9月21日的电报。
关于意大利国王在广播中向意大利人民呼吁一节，我同意你的建议；但是，我认为有一点是十分必要的，即在意大利国王的呼吁中，应当清楚地说明，意大利已经向英国、美国和苏联投降，而且将同英国、美国和苏联一道对德作战。
2．关于签署全面停战协定的必要性，我也赞同你的建议。
至于你所持的保留意见，即认为某些条款在目前不能执行，据我理解，这种保留的含意只是，这些条款目前在仍然被德国人所占领的地区内不能实行。不论情况如何，在这一点上，我希望从你那里得到证实或必要的说明。
我曾问过罗斯福总统他对这一点有什么想法，并且告诉他，我认为长期的投降条件很可以让我们即将在意大利成立的停战协定委员会负责处理。后来，我给他一份电报，内容如下：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9月24日
麦克米伦现在告诉我，他深信在最近几天内，可以使巴多格利奥在全部条件上签字，并说如果我们耽搁愈久，则争论必然愈多。新的委员会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表示他们的意见。如果我们现在就解决这件事，我本人自当感到更加愉快。这可能使我们免去将来的许多麻烦。
由于艾森豪威尔的建议，我们已经使序言的措辞不像以前那么严厉。我们还规定，9月3日的停战协定仍然有效。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9月25日
约大叔关于赞同支持意大利国王的来电，以及他关于全面条件的意见，我还没有给予答复，因为我不知道你对他将采取什么方针。你当然已经接到了我的电报。麦克米伦报告我说，要使巴多格利奥签字，那是毫无困难的。
罗斯福总统答复说：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9月25日
如果能够迅速签字的话，我同意你对长期条件的意见，我已把这种意见通知了艾森豪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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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发生了其他的政治纠纷。
首相致麦克米伦先生（在阿尔及尔） 1943年9月25日
在巴里电台发出的广播，用的名义是“意大利和阿尔巴尼亚国王及埃塞俄比亚皇帝”，这在这里引起了人们的惊愕。
我无需说，像这样的愚蠢行为，只要重复出现，就会使我们的全部政策在这里失去了信用。难道那位国王喜欢被送回到他的埃塞俄比亚帝国去加冕吗？
……我认为，意大利国王的演说在发表前，我们要审阅一下；如果时间来不及，你无论如何应该过问一下。在演说中提及苏联，这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斯大林对于我们利用意大利政府这种政策的支持，是很有价值的。
9月28日，巴多格利奥元帅乘一触意大利巡洋舰，从布林迪西出发，前往马耳他岛签署长期投降协定。艾森豪威尔将军以及他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戈特勋爵和亚历山大将军，在“纳尔逊”战列舰上，以正式的礼仪接待了他。
巴多格利奥希望删去关于无条件投降的一条，但是盟军司令们坚决认为，这是一个在盟国政府提出的文件上签字的正式集会，因而不能允许有任何讨论的余地。
双方签字以后，巴多格利奥和艾森豪威尔将军就对德宣战问题，进行了简短的讨论，这位意大利元帅是希望对德国宣战的。当天的日程以视察停泊在马耳他港内的意大利舰队而告结束。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9月28日
我们一致商定，长期投降文件在目前应当保密。我完全相信约大叔也会同意，但是如果你代表我们两人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他，那就更好了。
我们认为，讨论要把罗马变为不设防的都市，那将是一个错误，因为这可能妨碍我们的进军，而对于敌人，则丝毫没有任何的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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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驻在意大利的军队，对于新的形势最初感到不知所措。三年多以来，意大利人一直是他们的敌人。由于参加了联合国家一边，意大利人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就获得了一种新地位，其中有些人也就采取了一种新态度。征用军需品，再也不可能了。他们拒绝向英国军队提供住宿条件，而英国军官，如果没有意大利的定量配给证，也得不到食物。当地人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英国军票。曾任北方军政长官的英国高级军官，现在只是以联络官的身分同意大利人打交道。他们所需要的便利条件，只能向意大利人请求而不能再强迫征用。
这样的请求太多，使意大利的新政权日益感到苦恼。最高当局不久进行了纠正，但是有一些意大利平民则趁发生变动的机会大牟其利。罗斯福总统和艾森豪威尔将军感到有必要公开发表宣言，以便对意大利人其实也是对全世界说明“共同交战国”的地位。我对这个意见表示欢迎。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9月30日
我同意我们应当发表一个联合公告，但这是否是把约大叔也拉来参加的好机会？现在很明显，他确实承认意大利人是共同交战者。我们与莫斯科往返联系，固然会损失几天时间，但是这种耽搁，同俄国参加进来这一行动的价值比较起来，似乎是不大重要的。
如果你同意，是否可以请你按我们希望这类公告所采用的形式，将内容通知斯大林；他愿意和我们联合发表这个公告，还是宁愿我们自己发表而不必列入他的名义？当然，我们应当考虑他可能对草稿提出的任何修改意见。
我本人希望有几处改动，在我即将发来的电报中，将包含这些意见。如果你对它们没有异议，而且同意和斯大林进行交涉，那么，可否请你按这种形式把正文提交给他？
我草拟的宣言正文如下：
“英国、美国和苏联三国政府，承认巴多格利奥元帅所声明的意大利王国政府的立场，并且接受意大利国家和武装部队的积极合作，将它们看作在对德战争中的一个共同交战国。
9月8日以来的军事事件，以及德国人对待意大利民众的残暴行为，终于导致了意大利对德国的宣战，事实上，这已经使得意大利成为一个共同交战国。美英苏三国政府，将要在这种基础上，继续同意大利政府一道工作。三国政府承认意大利政府关于把德国人逐出意大利以后，服从意大利人民的意志的诺言。不言而喻，意大利人民通过宪法手段，来决定他们最后所希望的民主形式的政府这一绝对和充分自由的权利，绝不容许遭到任何损害。
“意大利政府和联合国家各国政府之间的共同交战国关系，不能自行影响最近签订的条件，这些条件仍然保持充分的效力，而只能由盟国政府根据意大利政府对于联合国家的事业可能提供的援助，在彼此间取得协议后进行调整。”
这一文告获得了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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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福札伯爵现在登上了意大利的政治舞台。在法西斯党的革命以前，他曾任外交大臣和驻巴黎大使。在墨索里尼执政期间，他是一个流亡者。他在居住在美国的意大利人中间，成为一个杰出的人物。他曾经声称他主张使意大利参加盟国这一方作战，并且在最近写给国务院一个高级官员的信中表示，他愿意同巴多格利奥进行合作。随着局势的紧张，他认为他在意大利获得主要权力的机会到来了，而且深信他有权获得这种权力。他赢得了许多美国人的支持，并且可以影响一部分美籍意大利人的选票。罗斯福总统希望，也许可能在不推翻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的前提下，把他吸收到新的政府机构中来，因为我们关于意大利战役的军事思想，是以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作为基础的。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9月30日
关于你谈到斯福札与其政府合作的电报，在我看来，至少可以说，他的公开演说对于意大利国王是不客气的。然而，我在他9月26日的演说的记录中，发现了下面这段摘要，它表明他对于我们的战争努力或许有用：
“如果意大利的目前领导人认真行事，努力作战，我们大家的责任就是和他们一起战斗并把德国人赶出意大利。
“我这样说，是从我的唯一主要愿望即做一件有助于赢得胜利的事这一点出发的。我们可以团结在任何享有盟国信任的政府的周围，如果该政府在目前证明它能够作战并把德国人赶出意大利的话。
“如果要我明天宣布一个共和国成立，我要说，‘不。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把德国人赶出意大利。这是意大利人的希望；但是，当意大利获得自由时，意大利人会作出决定的。’”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0月1日
我收到了你关于斯福札的电报。他似乎谈到了各种问题，但是许多地方和他信中所写的情况大不相同。他确实应该作出决定，究竟他是要设法帮助巴多格利奥的王国政府呢，还是要损害那个政府的威信。在我们扶植他以前，我们应该弄清我们自己的立场。如果你把他送回意大利，途中经过联合王国，让我们在这里给他进一步的友好劝告，这岂不是好事吗？如果让他返回意大利，只是去破坏艾森豪威尔在意大利人中所能形成的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德国人的任何小规模的战斗，我看这种做法没有多大益处。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10月2日
我收到了你关于斯福札的电报。我听说，他和他的儿子预定在10月3日乘飞机到达普雷斯特威克，转赴马拉喀什。
当他在联合王国停留期间，我希望你能有效地教训他一番。
今天，我发给艾森豪威尔一份电报，内容如下：
“通知巴多格利奥，美国政府认为，格兰迪在目前参加巴多格利奥政府是不能接受的。尽管格兰迪在罢免墨索里尼的行动中，也许是一个主要人物，可是他同法西斯主义有过那么密切的关系，因此，如果现在把他安置在布林迪西政府里，那就会引起许多不利的议论和误解。首先被结合到巴多格利奥政府里的人物，应当是具有明确的自由和民主原则的人物。
只有通过使用这种人来担任负责职位，美国政府才认为有理由支持现在的意大利政府。
“德国对意大利已采取了积极的交战步骤，而巴多格利奥政府的主要力量则在于它宣布决心用武力将德国侵略者逐出意大利。如果意大利要获得一个共同交战国的地位，则意大利政府必须立即对德宣战。”
斯福札伯爵路过伦敦时，我和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我相信，我们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他将忠诚地与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一道工作，直到我们在尽早地克复罗马以后，能够组成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非法西斯主义的政府。于是我便坚持我们的既定方针。我们打算支持君主政权，直到意大利获得解放时为止；在对德斗争中，把意大利政府拉到我们这边来；通过增加具有代表性的和抵抗德国的人物来加强该政府；我们要俄国人参与我们目前关于意大利事务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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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正在交换这些意见的时候，我极力要求充分利用意大利的人力和船舶。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3年9月26日
关于利用意大利战俘和人力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同意大利政府订立一个协定？我们不能听任这样大量的意大利人逍遥纪律与约束之外，随意地留在英国或北非。如要把他们遣送回国，势必造成我们航运的紧张。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他们的人力。我们在非洲的军事行动不能由于看守大量的俘虏而受到妨碍。我们的第一装甲师，由于只用于看守俘虏，实际上已丧失了作用。
从非洲返回联合王国的船舶，往往是空载的。我们应当要求，在同意大利政府缔结新协定以前，运输俘虏前来联合王国的工作应当继续进行。我已作好充分准备，来考虑改变意大利人的地位的问题，如果他们继续做现在这样的工作和严格遵守纪律的话。
首相致海军大臣，海军副参谋长和坎宁安海军上将
1943年10月2日
意大利海军的舰只，无论是停泊在亚历山大港或其他地方，都不能让它们无所事事。我现在想向美国方面提议，将“利特里奥”号军舰开往美国进行装备，以便参加太平洋战争，并拨给他们在那里使用。我还要向罗斯福总统建议，在战争结束后将意大利的这些军舰转让给我们。因为：第一，我们承担了对意战争的主要任务；第二，我们的主力舰方面的损失很严重；第三，我们已经停止建造主力舰，以便促进现在的短期造舰计划。我确信，这些建议将以一种极其友好的精神得到采纳。上述一切，我希望听取你们的意见，当然也望你们将这些舰只的构造情况和价值告知。
2．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巡洋舰和其他舰只。我们不能听任一些重要的舰只闲置在地中海的港口内。应当让最重要的和最现代化的舰只参加服役，而将我们的超龄军舰报废。
较旧的意大利战列舰也可以参加沿海炮轰分舰队以发挥其作用，在1944年，不论在英吉利海峡或印度洋，都确实需要这些分舰队，虽然需要的时间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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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0月4日
既然“约大叔”已经参与我们关于意大利的宣言，那么迫使意大利国王尽快地宣战，看来已成为头等重要的事情。我知道这也正是你的意见。我建议指令艾森豪威尔对意大利国王施加最大的压力。不应当再空谈什么等到克服罗马以后再行宣战。在我们看来，这正是意大利人立功赎罪的良好时机。
如果你同意，请即发出必要的指令，无需再同我们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