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通过北角占领这些极重要的地区，根本就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同战争的目前规模相比，我们也可以花费很少的代价重新取得这些地区。我个人赞成“火炬”作战计划；如果我能够完全按我自己的意思行事，我也要在1942年试一试“丘比特”作战计划。
在我看来，在瑟堡建立桥头堡比较困难，比较不受人欢迎，在时间上来说也不能马上起帮助作用，而且最后也不会获得什么效果。最好还是把我们的右手放在法属北非，而把我们的左手放在北角，等待一年，不要冒险硬攻德国在英伦海峡对岸的设防阵线。
上述都是我当时的看法，对于这些看法我始终就没有后悔过。但是，我非常愿意让计划委员会讨论讨论“痛击”作战计划——攻击瑟堡的军事行动的名称——以及其他的方案。我几乎可以肯定，对这个计划讨论得愈彻底，它就愈不会受欢迎。如果我有发布命令的权力，我必然会选择“火炬”和“丘比特”两项作战计划，在秋季适当地同时执行这两项计划，而让“痛击”作战计划通过谣传和虚张声势的准备中泄露出去作为牵制行动。但是为了同我们可贵的盟国取得一致而和谐的行动，我不得不通过政治影响和外交进行工作。没有我们盟国的帮助，世界就只有面临毁灭一条路了。由于这个缘故，我并没有在14日的会议上提出这些代替方案中的任何一个。
在最重大的问题上，我们以放心而愉快的心情欢迎美国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建议，将以英国为跳板，尽快地向德国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下文我们将要看到，我们很可能极其容易地同那些把帮助中国和打垮日本放在优先地位的美国计划发生冲突。但是从珍珠港事件以后我们建立同盟开始起，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将军顺应舆论的强大潮流，看出希特勒是主要的敌人。就我个人来说，我渴望看到英国和美国的军队在欧洲并肩作战。但是我自己又很少怀疑，对细节——登陆艇以及其他等等——的研究和对战争主要战略的考虑，必然会推翻“痛击”作战计划。结果，大西洋两岸的军事当局——海陆空三军的军事当局——都发觉没有能力准备这项计划，或者是说——就我所知——双方的军事当局都不愿意承担执行这项计划的责任。共同的愿望和善良的意志并不能克服无情的事实。
总之，我始终主张我在1941年12月致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中所提出的理论，这就是说，（1）英美的解放军队应该在1943年在欧洲登陆。除了从英国的南部进行登陆以外，他们怎么能够把全部力量运往欧洲呢？任何足以妨碍实现这一行动的事情，决不能去做；而任何足以推进这一行动的事情，就必须去做。
（2）与此同时，当俄国人以巨大的规模同德国陆军的主力一直在进行战斗的时候，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必须同敌人交手。这种决心也同罗斯福总统的思想根本相同。但是，在发动横渡英伦海峡的巨大攻势以前的一年或十五个月中，我们又应该作些什么工作呢？事情很明显，占领法属北非的计划本身就是可能的、正确的，而且符合总的战略计划的。我希望上述作战计划能够同登陆挪威的战斗配合起来，我仍然相信，同时进行上述两项计划是可能的。但是在紧张地讨论这些无法加以衡量的事情的时候，往往有丧失目的的简单性和唯一性的巨大危险。尽管我希望同时执行“火炬”和“丘比特”两项作战计划，但是我绝没有意思让“丘比特”破坏“火炬”的计划。把两个强大国家的全部力量集中和配合在一个激烈的攻势中，是存在着种种困难的，我们决不能让含混不清的词句来使情况更加紊乱。
（3）因此，在英美两国军队能够在1943年在欧洲同德国人交手以前，填补空缺的唯一方式，是以英美军队强行占领法属北非，同时与越过沙漠从西边向的黎波里与突尼斯前进的英国军队取得配合。
到了最后，当所有其他计划和论点都消失的时候，上述计划就成了西方盟国的共同决议。
第十九章 莫洛托夫的访问
苏联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要求——美国的否定——我缓和了反对意见——3月7日致罗斯福总统电——英俄关系中一段较亲善的时期——英国声明希特勒如对俄国使用毒气，德国将遭到毒气报复——与斯大林的通信——关于莫洛托夫访问伦敦和华盛顿的建议——他在5月20日到达伦敦——5月22日的会谈——关于1942年横渡海峡作战问题——缺乏登陆艇——莫洛托夫征询我对俄国前景之意见——我保证无论发生任何情况，我们必定战斗下去——艾登建议以一项英俄同盟条约代替一项领土协定——谈判好转——我们在契克斯的俄国客人——与斯大林融洽地交换意见——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莫洛托夫回到伦敦——6月11日关于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问题的公报——我以一项备忘录捍卫了我们的立场——“我们无法许下任何诺言”——俄国战场上主要战斗的进展情况——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
1941年12月，当艾登先生访问莫斯科时，碰到俄国政府向他提出承认苏联当时西部边界现状的特殊要求。俄国人特别渴望在一项一般性同盟条约的范围内，明确承认俄国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新的俄国与芬兰的边界。艾登先生拒绝在这一问题上承担任何义务，除其他理由外，他着重指出，我们曾向美国政府保证，在大战进行期间，不为领土变动问题缔结任何秘密协定。
在这次会谈结束时，双方同意，艾登先生应将苏联的要求转达英国内阁和美国，并且，在将来为正式缔结英苏条约而举行谈判时予以考虑。美国政府关于这一切均已接到通知。
他们对俄国提议的态度是鲜明而否定的。在美国人看来，接受这样一种要求就是直接违背大西洋宪章的原则。
我在美国参战后的第二天到达华盛顿时，听见艾登先生报告说，苏联政府想并吞波罗的海国家时，正如在前一卷中刊出的电报所表明的那样，我曾经表示不予支持。但是现在，事经三个月以后，在事态的压力之下，我认为这种道义立场实际上已不能维持下去。在一场殊死的斗争中，不应该让那些为伟大事业而斗争的人们肩负起他们所不能承担的负担。
我对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态度，以往和现在都没有改变，但是，我认为此时已不能再拖下去了。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3月7日
如果怀南特在你处，想必他已向你说明我国外交部对俄国的看法。战争日益加剧的严重性使我感到，不应对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作那样的理解，以致否认在德国进攻俄国的时候俄国所拥有的边界。俄国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参加大西洋宪章的，而且，我料想，俄国人在战争开始时期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以后，必然已采取严厉的手段来清除这些地区内的敌对分子。因此，我希望你能让我自由行动，早日同斯大林签订他所希望缔结的条约。一切都预示着，德国将在春季大举向俄国进攻，而我们对于同德军激战的唯一国家又无力相助。
不过，总统与国务院仍坚持他们的立场，但是，如下文将会见到的，我们终于取得较好的结论。
※ ※ ※
在英俄关系中，这时出现了一段较为亲善的时期。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2年3月9日
1．我已打电报给罗斯福总统，催促他同意我们在战争结束时与你签订有关俄国边界的条约。
2．我已发出明确的指示，我们所许诺的供应不得中断或延误。
3．现在气候既然好转，我们就恢复了日夜对德国的强大空中攻势。我们也在继续研究其他措施，以便减轻你方的某些负担。
4．俄军的节节进展和敌军那些人所共知的惨重损失，自然是我们在这一困苦的时期取得极大鼓舞的源泉。
斯大林总理致首相 1942年3月15日
我对你3月12日寄到古比雪夫的来电，表示非常感激。
我向你表示，苏联政府对你那封关于采取措施保证对苏联的物资供应，并且加强对德国空袭的来电，表示感谢。
我深信，尽管一时失利，我们军队的联合行动最后必将击败我们共同的敌人。在反对希特勒纳粹主义的战场上，1942年将是事态转变的决定性的一年。
关于你来电的第一点，即关于苏联的边界问题，我认为，倘若缔约双方愿意接受协定并签字的话，仍需就适合于各方的协定的条文交换一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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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普遍希望在德国即将发动的攻势中设法给苏军以援助，而且，由于担心德国会对他们使用毒气，可能是芥子气，我已征得内阁的同意，准备发表公开声明：如果德国人对俄国使用毒气，我们也将用毒气攻击德国，作为报复。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1942年3月20日
1．你15日对我最近的电报的答复，不胜感谢。比弗布鲁克已前往华盛顿，他将按照我们之间以及我们政府之间的来往函电，促进同总统解决有关条约的问题。
2．上星期，麦斯基大使曾经同我共进午餐，他提到一些证据，说明德国人会在他们企图举行的春季攻势中，对你们使用毒气。经与我的同僚和三军参谋长商讨之后，我愿向你保证，英王陛下政府将把对俄国使用毒气武器一事，看作如同对我们自身使用的一样。我已储存大量毒气炸弹，以供飞机投放；而且，在你国军队和人民一遭到此种进攻时，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对德国西部的一切适当目标使用此种毒气弹。
3．至于是否应当在适当时机，提出公开警告，说明这就是我们的决定。这个问题请予以考虑，因为这种警告可能阻止德国人在对世界作出种种恐怖行为之外，又增加这种新的恐怖。请将你对此事的看法告诉我，同时，从德国准备的情况看来，你是否认为此种警告是正当的。
4．目前并不急迫。在我采取会使我国城市遭受这种新式攻击的措施之前，我当然需要有充分的时间，使我国的防毒气的各种预防措施，准备完善。
5．我相信，你会给我国新任大使亲自递交本函的机会，并且，得到亲自与你商谈的便利。他去你国之前，正如你所了解的，曾经同蒋介石将军在过去四年期间保持着密切的私人接触。我想，他曾得到这位将军极大的尊敬和信任；我希望，并且相信，他同样也会得到你的器重与信任。他和我是多年深交的老友。
斯大林总理致首相 1942年3月30日
1．我对于最近由克拉克·克尔爵士转给我的来函十分感谢。我同克拉克·克尔爵士进行了一次长谈，我深信我们的共同工作将会在一种相互彻底信任的气氛中进行。
2．我愿向你表示，苏联政府对于英国政府保证把德国人对苏联使用毒气一事看作如同对英国使用这种武器一样，〔而且〕英国空军将立即对德国适当的目标使用英国所储存的大量毒气弹，十分感激。
※ ※ ※
这时，总统也同苏联人保持着愉快的关系，我们在上一章已经看到，他曾提到莫洛托夫访问华盛顿一事。他宁愿这位使节先到美国去，但是斯大林却另有打算。
斯大林总理致首相 1942年4月23日
最近，苏联政府从艾登先生处收到两份苏英协定草案，草案同艾登先生在莫斯科时所讨论的协定条文在某些具体事实方面有出入。鉴于这些草案反映了新的意见分歧，而且这种分歧又非通信所能解决，苏联政府决定不顾一切障碍，派莫洛托夫先生到伦敦，以便通过亲自商讨，解决一切阻碍签订协定的问题。由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这是由美国总统在最后给我的信中提出的，他在信中邀请莫洛托夫先生前往华盛顿讨论这一问题）需要我们两国政府代表初步交换意见，这样做就更加有必要了。
请接受我的祝贺，并且希望你在抵抗英国敌人的战斗中得到胜利。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4月24日
关于你来电中谈到莫洛托夫的行程一事，我已接到斯大林来信，他说他正要派莫洛托夫到这里，讨论我们协定条文中的某些分歧，因为他希望尽早加以解决。他甚至可能已在途中。你一定明白，我现在已经不能建议他改变访问的日程了。因此，一旦莫洛托夫突然光临的时候，我打算同意就我们的草案进行讨论，并且希望立即消除主要障碍。但是我将向他建议，在最后签字之前，他应先到华盛顿去见你。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2年4月24日
我感谢你4月23日的来电。我们当然欢迎莫洛托夫先生，我相信我们同他必能作出一番有益的工作。我因为你能批准此次访问而高兴，因为我相信这次访问是极有价值的。
※ ※ ※
莫洛托夫直到5月20日才到达，次日上午便进行了正式讨论。在这一天和相继的两次会议上，俄国人坚持他们原来的立场，甚至特别提出了要求同意俄国占领波兰东部的问题。
这一点遭到了拒绝，因为这是与1939年8月签订的英波协定不相容的。莫洛托夫又提出要在一项秘密协定中承认俄国对罗马尼亚的要求。这也是同我们与美国的谅解背道而驰的。因此，在外交部内艾登先生主持的会谈，尽管极为友好，却走向了僵局。
除条约问题以外，莫洛托夫前来伦敦，也是为了试探我们对开辟第二战场的态度，因此在5月22日上午，我同他进行了一次正式会谈。
莫洛托夫开始便说，他是被苏联政府派来伦敦商讨建立第二战场问题的。这并不是什么新问题。早在约十个月以前就已开始提出，而现在，特别是最近，又由罗斯福总统加以推动；他曾建议斯大林先生派他（莫洛托夫）到美国商讨这一问题。虽然发起目前这次讨论的是美国，但是苏联政府认为，他应经由伦敦前往美国，因为组织第二战场的主要任务首先将落在英国身上。在今后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内，俄国战场的情况如何将对苏联及其盟国产生严重的后果。对英、美两国所提供的物质援助，苏联政府非常重视和感激。然而，最迫切的问题却在于开辟第二战场。他访问的目的是要知道英国政府对于在1942年至少要使四十个德国师从苏联撤走的这一前景，究竟看法如何，因为目前在苏联战场上武装力量的对比方面，德国似乎占有优势。上述事项，盟国能办到吗？
在答复中，我向莫洛托夫提纲挈领地说明了我们对于将来在大陆上作战的共同看法。在以前历次战争中，操有制海权的国家享有巨大的优势，它可以随意在敌人沿海登陆，因为敌人不可能在每一据点都作好迎击海上进攻的准备。自从空军出现以后，整个局面就不同了。举例来说，在法国和低地国家，敌人在几小时以内便能把空军调到沿海一带任何受到威胁的据点；而且，惨痛的经验也说明，不顾敌人空军的抵抗，强行登陆是一种不妥当的军事策略。其必然的结果是，大陆大部分海岸将不能作为我们登陆的场所。因此，我们只能在我们占优势的、战斗机能取得制空权的那一带海岸考虑我们的行动。事实上，我们的选择已局限在加来海峡、瑟堡的顶端以及布雷斯特的部分地区。关于今年在这些地区的一处或多处登陆的问题，已经过研究，而且也作好了准备。我们的计划是以这样的假定作为基础的：由接连不断的几批进攻部队登陆，必定引起空战，这种空战如果继续一个星期或十天，实际上就会使敌人在大陆上的空军崩溃。这一点一旦实现，空军的抵抗一旦消除，我们便能在我们占优势的海军掩护之下，从其他地点登陆。在制订计划和进行准备方面，关键的问题在于有没有为在敌人重兵防守的海岸上先行登陆所必需的特殊登陆艇。不幸，我们在这种特殊艇方面的力量，极其有限。我早在去年8月举行大西洋会议的时候，就提出过这一点；我并且使罗斯福总统深深感到，美国有尽量建造坦克登陆艇及其他进攻舰艇的迫切需要。后来，在今年1月，总统也同意，美国必须为建造这种舰艇而作出更大的努力。在我们方面，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在为损失严重的海军和商船建造必需的船只情况下，还尽量生产了大批进攻舰艇。
不过，有两点必须记住。第一，尽管有良好的愿望，也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在1942年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即使获得成功，也不可能让敌人把大量地面部队调离东线。不过，在空中，形势就不同了。在各个战区中，我们在战斗机方面，已经拥有德国实力的二分之一，在轰炸机方面，我们也有其三分之一。如果我们在大陆上迫使空战发生的计划证明是成功的，那么，德国人就只能在下面的两条道路中加以选择：不是坐视其战斗机实力在西线战斗中被摧毁，就是从东线撤出他们的空军力量。
第二点涉从到莫洛托夫的建议。我们的目的在于使德国人从俄国调走（包括那些现在已在西线的）不少于四十个师的兵力。必须注意，目前我们在利比亚正对抗着轴心国的十一个师，其中有三个是德国师；在挪威，对抗着相当于八个德国师的兵力；在法国和低地国家，对抗着二十五个德国师。
这样，共计就有四十四个德国师了。
但是，我们并不满足于此。为了在今年之内减轻俄国的负担，如果能进一步作出任何努力和计划，只要是正确而明智的，我们就毫不犹豫地付诸实施。很明显，如果为了采取行动而不惜任何代价，我们的某些行动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且，会让敌人乘我们挫败之机大肆宣扬自己，那么，不仅对俄国的事业，而且，对盟国的整个事业都没有好处。
莫洛托夫先生说，他相信英国真诚地希望苏军在今年夏季的对德作战中获得胜利。在英国政府看来，苏联胜利的前景究竟如何呢？不论英国政府的看法如何，他都愿意听到坦率的意见——好的意见或者是坏的意见。
我说，在对双方的资源和后备力量没有详细了解之前，很难在这个问题上作出确实的判断。去年，军事专家们包括德国专家在内，都认为苏军会被压倒而挫败，他们事实上是十分错误的。结果，苏联军队不仅击败了希特勒，而且使他的军队濒于崩溃。因此，俄国的盟国对苏军的实力和战斗力，莫不满怀信心。英国政府所获得的情报并未指出德军在东线任何特殊地点进行大量集结。此外，扬言要在5月进行的大规模进攻，现在看来，在6月以前未必能够开始。无论如何，希特勒今年的进攻，似乎不能像1941年那样来势凶猛，或具有那样的威胁性。
然后，莫洛托夫先生问道，如果苏军在1942年不能坚持下去，英国政府将采取什么立场和态度呢？
我说，如果苏联的军事力量由于德国的猛攻而大大削弱，希特勒很可能会把地面部队和空军尽量撤回西线，以便侵犯英国。他也可能经由巴库而直下高加索和波斯。这后一种推进将使我们遭受严重的危险，而且，我们绝不会因为有足够的兵力来抵挡住而感到心满意足。因此，我们的命运是与苏军的抵抗休戚相关的。但是，假如事与愿违，他们一旦失败，而且，在情况无可再坏的时候，我们仍将继续战斗下去，希望在美国的帮助之下，能够在空军方面建立压倒的优势，那么，我们在今后的十八个月或两年之内，便有能力对德国的城市和工业进行摧毁性的空袭。此外，我们还要对大陆上日益减弱的敌对力量继续进行封锁，发动登陆战。英国和美国最后必然获胜。不应当忽略的是，在法国陷落以后，英国曾经以很少装备不良的军队与希特勒为数众多而常胜的军队单独作战了整整一年。但是，这种战争的延长，对人类说来是多么大的悲剧；对俄国的胜利，我们的希望又是如何地殷切；我们应当竭尽所能来打败万恶的敌人的愿望又是多么强烈啊！
我们会谈结束时，我要求莫洛托夫先生不要忘记越海进攻的困难。在法国战败之后，我们英国几乎是无防御之力的——少数装备不良的师，不到一百辆坦克和不满二百门的大炮。然而，希特勒并没有企图入侵，原因是他不能取得制空权。目前我们所面临的，也是同样的困难。
※ ※ ※
5月23日，艾登先生建议以一项为期二十年的一般性的公开同盟条约来代替领土协定，完全不提及边界问题。当天晚上，俄国人显示了让步的迹象。他们对他们所面临的英美政府的意见一致，有深刻的印象。第二天上午，莫洛托夫先生就以艾登先生草案为基础进行谈判一事，获得斯大林的批准。莫斯科方面提出一些次要的修正，主要强调了拟议中联盟的长期性质。这项没有对领土作任何规定的条约，便在5月26日签订了。这给我很大的安慰，远比我所敢于想象的结果好多了。艾登及时提出这一新建议，表现得很高明。
在这一重大问题解决之后，莫洛托夫动身前往华盛顿，去同总统及其顾问们就开辟第二战场问题进行一般性军事谈判。业经商定，莫洛托夫在听取美国意见之后，应在回到莫斯科之前，返回伦敦，以对此项问题作最后的商讨。
※ ※ ※
我们的俄国客人表示，他们在逗留期内希望住在伦敦郊外，因此，我就把契克斯①交付他们使用。在此期间，我则留在斯托里门的新楼。不过，有两个晚上，我曾前往契克斯。在那里，我有机会同莫洛托夫和麦斯基大使进行私人间的长谈。麦斯基是个极好的译员，不仅可以迅速而从容地进行翻译，而且，博学多闻。借助于完善的地图，我试图解释我们正在从事的工作，并且，解释了一个岛国在战争能力上的限制和特征。我又详细地说明了两栖作战的技术，并且，描述了在遭到潜艇攻击的情况下，维持我们横跨大西洋的生命线的危险与困难。我认为莫洛托夫已被这些话所打动，也认识到我们的问题与一个幅员辽阔的大陆国家极为不同。无论如何，我们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密切了。
①契克斯，为英国首相在伦敦的郊外官邸。——译者
俄国人对待外国人的那种根深蒂固的疑心，从莫洛托夫留在契克斯期间的一些惊人的事件中可以看出来。他们一到，马上索取所有寝室的钥匙。经过一些周折，满足他们的要求之后，我们的客人老是锁住房门。当我们在契克斯的管理人员能进去铺床的时候，他们不安地发现，枕头下藏有手枪。使团的三位主要成员，不仅有他们自己的警卫人员照料，还有两位妇女照顾衣物，收拾房间。当苏联使节们前往伦敦的时候，这些妇女经常守卫着主人的房间，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轮流下楼来。不过，我们可以说，她们不久便和蔼起来了，甚至用拙劣的法语和手势同官邸管理人员交谈。
为莫洛托夫个人的安全，已采取了特殊的戒备措施。他住的房间，曾经他的警卫人员彻底检查，每一个柜橱，每一件家具，全部的墙壁和地板，均经熟练的目光，小心翼翼地检查过。床铺是特别注意的对象；褥垫均经探查，以防定时炸弹；床单及毛毯均由俄国人重新铺过，在床铺中央留出一些空处，以便卧者马上可以跳出，而不致被裹住。夜间，在他的睡衣和公文包旁边，放一支左轮手枪。提防危险，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一向是正确的，但是，所作的努力一定要与现实情况相符。最简单的检验，就是问问自己，对方是否有兴趣杀害有关人员。在我自己说来，我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是完全相信俄国人的款待的。
※ ※ ※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2年5月23日
我们能在伦敦接待莫洛托夫先生，极感愉快。我们在军事与政治事务上都同他进行了有益的会谈。我们将我们的计划与资源等情况，对他作了全面而真实的说明。关于此项条约，他将会对你解释其中的困难，主要就是我们不能对波兰违约，也必须考虑到我方与美国的意见。
我相信，如果莫洛托夫先生能从美国返回此间，将对共同事业大有益处。那时我们可继续商谈，而且，我希望，通过这种商谈，将建立我们三个国家间的密切合作。此外，我那时还可将我方军事计划最近发展情况向他说明。
斯大林马上同意。
斯大林总理致丘吉尔先生 1942年5月24日
莫洛托夫和我本人均认为，他应在从美国归来的途中，在伦敦逗留，以便同英国政府的代表，就我们两国关心的问题，完成此项谈判。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2年5月27日
1．我们对于你在条约签订过程中所做的一切，照顾到我们的困难，深为感激。我确信，美国方面所给予的报答必定是很大的，我们三个大国，今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必将携手并进。有机会见到莫洛托夫先生，不胜荣幸；我们已经尽力使我们两国间的障碍大大消除。我为他将回到此间，特别高兴，因为还有许多有益的工作尚待我们去完成。
2．直到目前为止，运输船队进行顺利，但是，目前却又处于最危险的阶段。对于你为支援运输船队而采取的措施，我十分感激。
3．既然我们已在今后二十年中结为联盟和朋友，我借此机会向你表示真诚的祝愿，并请你相信，我深信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 ※ ※
我及时向总统作了报告。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5月27日
我们在本星期和上星期，曾同莫洛托夫作出了十分有益的工作，而且我们完全改变了条约的原来建议，这一点怀南特想必已经告诉你了。现在各项建议，在我看来，已经消除了我们共同反对的各点，并且完全符合我们的大西洋宪章。该项条约已于昨日下午在双方非常友好的气氛下签订。莫洛托夫是一位政治家，他有着一种非常不同于我们在李维诺夫身上看到的行动自由。我相信你能同他达成很好的谅解。请将你的印象告我。
截至目前为止，北方运输船队一切顺利，但是今后两天内的危险必将严重。……
蒙巴顿和利特尔顿将相偕前往美国，但是前者由于正主持着我们共同的工作，访问时间必定很短。
我完全了解，你目前正全力注意太平洋的情况，如果你认为必须立即调回“华盛顿”号〔战列舰〕，我们当能谅解。
但到7月中，我们在印度洋集结“沃斯派特”号、“英勇”号、“纳尔逊”号以及“罗德尼”号的工作必须完成，这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在“英王乔治五世”号于6月底重新装备完毕前，我们能保持“华盛顿”号，则此项工作当能够完成。
在基韦斯特和汉普顿间行驶护航船队一事，显然已经产生了我们预期的良好作用，但是，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仍然是令人头痛的地方。金和庞德海军上将已就此事进行联系，我希望他们认为，即使要在其他地方冒险，也有可能提供足够的护航舰只，来应付这些地区的需要。
我必须对你分派七十艘油船供联合王国储备石油之用，表示感激。如果没有这种帮助，我国的石油储备量到年底就要降低到危险的水平了。考虑到最近美国油船的惨重损失，而且在调出这些船只后所作出的牺牲，这种行动就更为慷慨了。
※ ※ ※
这时，苏联使节正在前赴华盛顿的飞机中。
罗斯福总统致前海军人员 1942年5月27日
预计客人今晚到达，但在星期四以前不会讨论“波利乐”计划。希望很快得到有关你和莫洛托夫讨论“波利乐”的简略综述。这将有助于我的理解。
总统所谓的“波利乐”计划就是指1942年的“痛击”作战计划。这是我们充分了解的。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5月28日
1．我将在随后的报告中，寄上有关“波利乐”、“痛击”和“超围歼”各项作战计划的正式谈话内容。
其他私人交谈也有助于改善气氛，但并未变更实质。我们在亲善和诚意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
2．我们正同你们的官员埋头苦干，一切准备工作正继续大规模地进行着。迪基〔蒙巴顿〕到达后，将对你说明1942年的困难。我已着令参谋长们研究在挪威北部登陆的计划，因为要保证明年我们对俄国的供应，占领此地似乎很有必要。我已经告诉莫洛托夫，在他回到此地时，我们将在这个问题上，为他准备好一些讨论的材料，然而我们并没有深入研究。如果可以制出妥善的计划，我个人对之极为关注。
3．截至目前为止，我们的北方运输船队正在打开他们的通路。在三十五艘船只中，已经损失五艘，有的沉没，有的折回。明天，我们应已到达俄国空军保护伞之下，如果业已准备了任何保护伞的话。否则，危险还将继续两天。
4．奥金莱克今晚的消息说明，利比亚的战争已经开始。
这可能是我们空前未有的一次大会战。
5．我们绝不能忽略“体育家”作战计划〔在法属北非登陆〕。如有必要，一切其他准备都会对此项计划给予帮助。
※ ※ ※
斯大林几乎高兴得要叫起来。
斯大林总理致丘吉尔首相 1942年5月28日
我对你在签订这项新条约时所表示的友好感情和善良的愿望，非常感激。我相信，这项条约对于今后加强苏联和英国之间，以及我们两国同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会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而且，在战争胜利结束后，也会促进我们这几个国家的密切合作。同时，我还希望，你在莫洛托夫从美国回来时，同他进行的会谈，将会为了了结尚待完成的工作提供一个机会。
至于运输船队的保护措施，你可以完全相信，我们在目前和以后都会为此尽我们一切的努力。
请接受我真挚的祝愿，以及我对我们共同获得彻底胜利的信心
※ ※ ※
当莫洛托夫访美之后回到伦敦时，他当然对在1942年用横渡海峡作战的方式来开辟第二战场一事有很多的计划。我们仍在同美国的参谋长们一道积极研究这个问题，然而除困难以外，别无所见。一项公开声明当然于事无损，但也可使德国人有所畏惧，从而尽可能将其军队留在西线。我们因此同莫洛托夫商妥，发表一项公报。该项公报于6月11日发表，其中包括如下的一节：“在会谈的过程中，对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迫切任务，已达成充分的谅解。”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这番旨在把敌人引入歧途的努力，不应将我们的盟邦引入歧途。因此，在草拟公报时，我在内阁大厅内，当着几个同僚的面，将一份备忘录递给莫洛托夫，说明我们虽然尽力拟订计划，但是，我们没有承担采取行动的义务，也不能许下任何诺言。当后来苏联政府指责我们的时候，当斯大林亲自向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拿出这份备忘录，并指出“我们因此无法许下任何诺言”这句话。
备忘录
我们正在为1942年8月或9月在大陆登陆一事进行准备。如以前业已说明的，登陆部队的多少主要取决于有无特殊的登陆艇。很明显，如果为了采取行动而不惜任何代价，我们的某种行动会有灾难性的后果，而且，会让敌人乘我们挫败之机而大肆宣扬自己，那么，不仅对俄国的事业，而且，对盟国的整个事业都没有好处。因为，在事前很难说，到时候是否会出现进行这种行动的形势。·我·们·因·此·无·法·许·下·任·何·诺·言，但是，在看来是完善而明智的条件下，我们当毫不犹豫地将我们的计划付诸实现。
莫洛托夫在冒着相当危险飞回国的时候，似乎对他这次出使的结果非常满意。我们之间肯定已造成了一种友好的气氛。他对华盛顿之行似乎很感兴趣。为期二十年的英俄条约已经签订，当时大家莫不寄予很高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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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会谈正在进行的期间里，东线的战火已经点燃。在这一年最初的几个月中，俄国人已用无情的压力，迫使敌军从战线上许多据点后撤。德国人对这一冬季战役的猛烈势头并无准备，因此吃了很大的苦头，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当春季来临时，希特勒在4月5日发出一项指示。该指示的一段前文如下：
在俄国的冬季战役已近尾声。我军在东线的那种杰出的勇敢和自我牺牲的努力，已经在防守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敌人在人力和物力方面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俄国还力图乘最初的胜势，在冬季期间扩大她的后备兵力，以供将来作战之用。
一俟天气与地形有利之时，优越的德国指挥官和德国军队，必将再度采取主动，迫使敌人照我们的命令行事。
目的在于消灭苏联人全部残余的防御潜力，并尽量切断他们的主要供应来源。
“为要达到这一目的”，他接着说，我们的意图是守住中线，在北线则要攻陷列宁格勒。……
而在陆军的南翼前线，则强行突破，直捣高加索。……在开始的时候，现有的一切军队都要联合起来，以供南部地区主要作战行动之用，目的是在顿河前面歼灭敌人，以便获得高加索地区的产油区域，并跨越高加索山脉。……我们必须设法打到列宁格勒，至少要使这座城市在我们重型武器袭击之下，达到无法再成为军需和交通运输中心的地步。
作为这些主要作战行动的准备，应由曼施泰因的第十一集团军占领塞瓦斯托波尔，并将俄国人从克里米亚赶出去。在陆军元帅博克率领下的南方集团军群，为执行此项任务，已获得大批部队。共有一百个师，分别编成五个集团军，其中有将近六十个德国师，包括八个装甲师，其余则为罗马尼亚、意大利或匈牙利人的部队。在东线的二千七百五十架德国飞机中，有一千五百架已被派去支援南方作战。
这一场大战役原来打算大约在5月底开始，但是，俄国人竟然先行出击了。5月12日，提莫申科在哈尔科夫以南发动了一次猛攻，深深切进德国战线。但是，他的南翼是脆弱的，德国的一系列进攻迫使他放弃了已经占领的一切地方。这次“破坏性”的进攻，虽然使俄国人伤亡惨重，但是，却使德国人的计划推迟一个月之久；如果真是这样，所争取的时间对后来是非常宝贵的。
当这场战役还在进行的时候，德国第十一集团军已开始攻击塞瓦斯托波尔。经过一个月的围困和苦战，这个要塞终于陷落了。
第二十章 战略的自然选择
“痛击”作战计划由于本身的弱点而作罢——突击敌人而急速撤退：“大将军”作战计划的问题——我反对这个计划——我的代替计划：“丘比特”作战计划——5月1日及6月13日的备忘录——敌对的空中防务并不是一定有决定性的——关于挪威计划的进一步争论——1943年我所想象的横跨海峡攻击——6月15日有关“围歼”作战计划的备忘录——关于所需的作战规模与精神的设想——1942年的法属北非计划被保留了。
莫洛托夫离开之后的数周中，专业人员的意见热烈地提出来了。我把全部精力集中于“痛击”作战计划问题上，并且要求继续不断的报告。过了不久，这个问题的困难就具体化了。由海上登陆的军队向瑟堡进行强袭，在德国兵力上可能占有优势而且有坚固的防御工事的抵抗之下，这将是危险的作战。假设袭击成功，同盟国军队将被困于瑟堡及科汤坦半岛的尖端，这样，他们将不得不处在连续不断的轰击与攻击之下，在这块狭小的炸弹与炮弹的陷阱中要自行支持近一年。他们只能由瑟堡港口给予补给，而这个港口必须在整个冬季与春季中加以防守，以便抵抗可能持续不断的或者有时发生的压倒优势的空中袭击。这个任务势将大量地使用我方船舶和空军的力量，因而有损于其他方面的作战。假如我方在突破由任何德国军队防守的一连串防御线成功之后，我们势必要在夏天从科汤坦半岛沿着它狭窄的腰部前进。尽管如此，那里只有一条铁路可供我军前进使用，不过，肯定这条铁路也会被破坏。此外，也看不出这个没有把握的企图会对俄国有什么帮助。德国在法国境内保留有二十五个机动师，我方到8月参加“痛击”作战计划的部队将不会超过九个师，而其中七个师必须是英国部队。如此，德国根本不必从俄国前线抽调部队。
由于这些情况以及更多的一些情况，以一种不愉快的方式呈现于军事参谋人员的面前，不仅在英国人，而且在我们美国战友之中，都不由得表现了一定程度的缺乏信心和热忱。
我无需去反对“痛击”作战计划。这个计划由于它本身的弱点而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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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又提出了一种大规模突击敌人而急速撤退的代替性的计划。它被称为“大将军”作战计划。我为这个计划写道：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6月8日
1．“大将军”作战计划我只看到过大纲；计划中拟用一个师和一些装甲部队在大陆登陆，在两三天内尽可能地进行有效的袭击，然后尽可能地将剩余部队撤出。这将是我方对俄国遭到不幸事件而从心里所发出呐喊的响应。倘若我们发动这样的攻击，肯定将无助于俄国，只会在几天后遭到重大损失而撤出，这也毫无疑问地无助于对世界的宣传。我们将要损失宝贵的人员及器材，并且使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作战能力遭到全世界的嘲笑。俄国人是不会对这样恶化整个局势的作法表示感激的。法国的起来协助我们的那些爱国者，他们的家属也会因而受到德国兵的报复；这将会广为传播，作为对进行大规模作战行动时类似的冒失举动的警告。现在正在鼓励我们这样做的人中许多将会首先指出这种危险。这样的做法将是用感情代替政策而不是由专业顾问们冷静的决心和常识来支配行动的另一例证。
2．为了达到这个结果，我们必须做到两件最困难的战斗行动：第一，面临严阵以待的敌人，在狭小的地区从海上登陆；第二，在两三天后将登陆部队的残部从海道撤出。前面也许提到过，在预定地点的附近，这支部队必定会遭到德国优势装甲部队及精锐步兵的抵抗，而且，他们会被这些部队深深地诱入内地去。从过去我们在利比亚打得不分胜负的情况中可以了解到，如果我们与德国装甲部队也打得不分高低，那么，我们必须顾虑到留在岸上的登陆部队是非常危险的，而且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撤退伤员的安排就会引起一连串的难题，除非把他们弃置在那里无人照料。
3．不过，全部这些事情将被视为“饵子”，引诱德国战斗机与优势的英国战斗机交战。这种想法是假定德国战斗机队宁愿面临毁灭也不愿让英国装甲部队进至利尔或者亚眠的。他们这种牺牲是明智之举吗？与我们建议使用的军队相比较，德国是拥有占压倒优势的装甲部队与地面部队的，他们使登陆军队深入法境越远，就肯定能更严密而深深地拖住这支登陆队伍。这样，他们将能很有节制地使用空军，避免战斗，从而使他们认为我们的主要目的落空了。
4．当然，如果这是同时发生的一打左右类似性质的作战行动之一，就会有迥然不同的论点了。这样就会建立大批部队，而在法国势必引起骚乱，从而使敌人面临重大的危险，迫使动用全部空军力量，甚至于从东方调回许多空军中队。不过，一个此类单独袭击的行动将不会引起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注意。即使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而我们停留在那里只有几天的工夫，就根本没有时间进行任何调动。事实上，在第四日的结果，当我们的残部以敦刻尔克的方式回到不列颠时，不问朋友与敌人，都会夸张地谈论着在敌人海岸登陆的困难。这将会使我方产生出一整套的障碍，不利于1943年的真正作战。
5．我将要求三军参谋长考虑下列两项原则：
（1）除非我们打算留在那里，不在法国大举登陆；而且，（2）除非德国人在与俄国作战中再次失利，因而士气不振时，不在法国大举登陆。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不应该因为“大将军”作战计划而推迟或妨碍“痛击”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其次，除非德国因对俄国作战失利而士气低落，我方不应企图实行“痛击”作战计划；第三，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俄国陷入严重的窘迫境地，我方的自行其是而招致的严重失败将对他们无所帮助。
6．“痛击”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应该尽可能大规模地按照预定日期进行，这样才似乎是明智的。但是，执行“痛击”作战计划的条件不在于俄国人的失败，而在于俄国人的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德国在西线的士气低落。
从此之后，我们再没有听到过“大将军”作战计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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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再提到我自己的建设性计划。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5月1日
“丘比特”作战计划
1．这必须当作是替代今年中型“痛击”作战计划的一种作战计划。
2．必须对这个计划赋以高度的战略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性。这些也许是我们必须向俄国提供的全部计划。计划人员在研究的时候，无须考虑到下面这一类的问题，如（1）俄国人是否宁愿使用船舶载运更多的军火？或者（2）他们是否不愿让我们执行“痛击”作战计划？让我们来看看它的优点。
3．大约有七十架德国轰炸机和一百架战斗机，在大约一万至一万二千名战斗力强大的军队保护下，驻扎在挪威北部仅有的两个飞机场上，阻止我方进入挪威的所有人口，并且，重创我方的运输船队。假如我们能够将这两个机场拿下来，并驻屯相等的力量，那么不仅保持通往俄国的北面海道可以畅通，同时可以建立一个小规模的第二战场，他们要把我们从这里赶走可就极不容易了。如果发展顺利，我们将能逐步向南推进，从上端卷起纳粹的欧洲地图。所有必须做的只是将敌人从飞机场赶走，并且消灭他们的守军。
4．奇袭是容易成功的。因为敌人非到最后时刻不能判断它究竟是一支海上的普通护航队，还是一支远征队。
5．虽然俄国人在知道任何形式的“痛击”作战计划已经废除之前，肯定不会给以支援；但是，必须假定俄国会支援这项行动。对瑞典和芬兰所产生的影响，也同样是重要的。
6．在这项作战计划中，必须注意不要过多使用舰队或者反潜艇舰只。为了这个目的，远征队必须是独立自足的。部队必须以载运他们前去的船舶为根据地，从船上取得补给；在冬季，他们大多数还将住在这些船上。我们必须考虑到敌人可能前来摧毁他们所建造的临时营房。此外，在海军护送远征队登陆之后，德国潜艇将会出来切断交通线。倘若远征队携带了三四个月的补给，那么，潜艇将会因等待得太久而感到厌烦，这样运送另一批供应品的运输船队将能安全通过。不过，我们事前应该知道它们是否等在那里。
7．第一步是在摩尔曼斯克进驻六个战斗机中队，以及两三个轰炸机中队。这样只不过是将我们给予俄国前线北翼尖端的援助的规模加大一些，敌人也就不会对它特别注意了。
8．第二步是在比特萨摩地区登陆相当于一个师的突击队。这项行动是冒险与激烈的作战，但是与我们所谈及的“痛击”作战计划相比较，就微不足道了。与上述行动同时在波尔散格尔峡湾南端的机场必须由相当于一个旅的部队控制。
9．从摩尔曼斯克起飞的英国飞机然后将进驻这些机场，需要解决的问题乃是怎样把他们从那里赶出去。我们无疑地将要求俄国在芬兰北部施加重大压力，同时我方军事行动也将与之配合。
10．计划的执行必须分为两批：第一批，战斗部队；第二批，一个星期之后的补给。此后远征队将要独立生活至少三个月。冬季的来临对我方处境有何影响？冬季是否使敌人攻击我们更为容易，还是更为困难？诸如此类的问题应该耐心地思考，取得答案。在冬季，应该把新式的雪地坦克派到战场去。至于是否应该向南面前进攻击特罗姆瑟，除非为了配合重要的战局以外，是无须作出决定的。
在往后的六个星期中，我为这项北方计划进行了激烈的奋斗。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6月13日
下列有关“丘比特”的笔记应当与我以前有关这个计划的文件一同交与计划委员会阅读。计划人员应当克服许多困难作出肯定的计划。他们不必关心到计划是否值得执行等等，那是必须由较高的当局来决定的。
俄国的部队可能用来跟随在一支英国第一流的登陆军队的后面。
我必须在下星期二得到一份初步的报告。
以后我对这个计划写出最后的意见，不管发生什么事件，我对这个计划依然具有信心。
“丘比特”作战计划
1．在“大将军”及“丘比特”作战计划之间存在着两个重要的不同处。第一，在“丘比特”中我方肯定能够使用优势兵力进逼攻击地点，以及整个被攻击的地区；第二，假如获得成功，我方将在大陆获得一个永久的立足点；这对我方运输船队的持续通行，极有价值，而且，还可以使我们能够无限制地向南面发展。实际上，我们能够开始把希特勒的欧洲地图从顶上卷下来。当我们日益增强的空军力量进驻这两个主要机场之后，在空军的掩护之下，用伞兵部队及其他方法，我们就能够攻击南方的机场，从而使我们成为这个北方地区的主人，这样一来，到1943年春季，就可以完成其他的登陆行动，在海岸基地飞机的掩护之下，进行登陆战，占领特罗姆瑟与纳尔维克，然后再占领博多及摩城。除非对恶劣的交通加以异乎寻常的努力，就无法将大量敌军调来抵抗他们。在我们向前推进的时候，也只有在我们向前推进的时候，当地的居民才会起来协助我们。所有这一切，将是“围歼”作战计划顺利的前奏和随之而产生的行动。这对敌人的调动所造成的混乱，远远超过我们使用自己的力量所造成的结果。对瑞典和芬兰所产生的反应，也将是极其有益的。如果我们判断在法国境内的德军士气尚未低落到足使我们进行攻击的程度时，这将是今年秋季代替“痛击”作战计划的最好的行动方式了。
2．如果没有空中优势，就不能在任何地方敌前登陆，包括尽管是敌人空军的有限抵抗，这已经像公理一般地被我们接受了。这是一句不容怀疑的格言，它使我们的一切海军力量只能对有我国内基地战斗机掩护的极小一段法国海岸上使用，因而也只能限于对那些敌方精锐部队集结严阵以待的海岸据点使用海军力量。对于应该拥有空军优势和战斗机掩护的问题是没有争论的，但是，应该提出一个问题，即：如果攻占的目标有足够大的价值，而又没有别的办法，那么，是否非有这种优势和掩护呢。1940年春季挪威战役的教训，不应该过分强调；因为我们几乎没有高射炮部队，我们一点防空的力量也没有，让我们许多舰只处于敌人空袭之下达一月之久。那时我们只有十二门高射炮能供岸上使用。我方曾在纳姆索斯和昂达耳斯内斯登陆两万余人，而将他们撤出时并未受到过大的损失。由于敌人不仅陆军力量而且空军力量也强大，我们不能在那里久留。我并不打算更多地争论这个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就是商船在配备了强力的“欧力根”式自动高射炮或者其他类型的高射炮之后，也能够暂时或由于适当的需要而执行战斗任务，不至于全军覆没。上次的俄国运输船队遭到持续不断的攻击达四五天之久，损失约为百分之二十。因此，问题乃是在没有战斗机掩护之下，在敌方装甲兵及步兵均极为薄弱的据点登陆，或者在有战斗机掩护之下，在敌人驻有强力的装甲兵及地面部队的据点登陆，这两种方法，哪一种较好呢？这是一个有关进攻重点和力量的比数问题。
3．近来，中东司令部供给我们预计可能发生的出击数字的详细估计材料〔在他们的战区之内〕。这种估计也许是正确的，也许是错误的；不过无论如何，总是观察这些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必须从细节看，而不应当屈从于一般的戒律。让我们以9月与10月为例，考察一下在摩尔曼斯克与比特萨摩德国空军可能袭击一个远征队的次数。这个远征队包括护航舰只在内，大约共有四十艘船只正在靠近海岸。这支舰队可能在攻击的前一天拂晓被发现，因此最后逼近必须在当天夜间，在拂晓以前开始进攻。这支舰队白天航行将由四五艘辅助航空母舰保护，每艘舰只的甲板上皆备有六七门“欧力根”式自动高射炮或另外类型的高射炮。在登陆的时候和舰只下锚或者冲上沙滩的时候，保护责任将由六七艘海滩防卫舰的浮动高射炮火担任。它们在逼近时也将参加保卫。同样的，运输舰上的高射炮在抵达时将用来保护它们自己。从上述的情况看来，运输船只与掩护军舰的损失将不会超过五分之一或者六分之一。一个军事攻击不能仅仅由于五分之一的士兵在途中被打死就宣告失败，只要其余的人到达目的地并完成任务，就不算是失败。
4．自然，在逼近的时候，英国与俄国在摩尔曼斯克的空军力量，将共同或者各自对在飞行航程之内的任何敌人机场予以重大打击，这样会使舰队损失更加减小。
5．登陆、攻击、占领飞机场，以及攻占其他重要据点等等都是有关联合作战部的事情，此外无须提及。
6．目前我们希望运输舰只在装运部队的时候，也应当装载大部分的补给，在岸上不能找到合适的地方之前，这些舰只也应当作为部队的营房和基地。主要的是，远征队应当自给自足三个月，从而使海军不担负必须的护航任务。请让我知道以下的预计数字：所需军队的数量，比方说，两万五千名精良的军队；载运这些军队所需船只的数目；这些船只最适宜的吨位；它们必须携带的足敷三个月之用的补给品数量。
此外，究竟是将他们一起由一支舰队运送较好，还是等待第一批登陆之后，再开行第二批。
7．一当飞机场被我方掌握之时，我方来自摩尔曼斯克的飞机应尽快地占领这些机场。甚至在我们高射炮进入阵地之前，就应开始这种行动。在空中，以及在岸上，我们都必须打出一条道路来。但是，作出特殊安排，以便尽早地把轻便高射炮运到机场是必须的。每一个飞机场应该需要有三个机动的或者轻便的“博福斯”式双筒自动高射炮中队，它们应该在占领之后两天内进入阵地。较重的高射炮也应尽可能快地运到。由于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只有两处飞机场可以使用，因此，应当使它们周围布满密密重重的大炮。
8．一俟这些飞机场完成配备高射炮与战斗机的保护任务之后，重型轰炸机将从苏格兰飞来，使用这些机场去袭击南面敌人的空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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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试图为1943年夏季从美国和英国大规模地进攻法国构思出一个计划。自从美国参战以后，这个计划一直就是我的目标。1941年12月18日在给总统的第三件报告中，我就概括地述及此事。我特别焦虑的是如此巨大的作战行动需要在开始时就熟习，并且作出适当的计划。我把全部精力贯注其中。我希望能规定这个冒险计划的性质和规模，以及在这项行动中所必须具备的精神。无论这项计划的细节如何，付出最大的努力总是必须的。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2年6月15日
1．附件应由三军参谋长加以考虑。我希望很快地见到他们对该文件的看法。该文件也可交计划委员会一阅。
2．“痛击”与“围歼”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应与本土舰队总司令的工作分开，因为在其他方面他还有许多事要办。请告诉我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围歼”作战计划
1．对于这样的军事行动，广泛性、同时性与猛烈性均为必需。敌人不能戒备所有的地方。第一批必须企图至少在六处大举登陆。同时，在至少不下于六处进行佯攻，以使敌人更加混乱。如果进行顺利，佯攻可以继续发展。这样敌人有限的而且在数量上占劣势的空军必将分散力量，甚至全部出动。当战斗在一两处激烈进行时，其他地点可能收轻易击败敌人之效。
2．第二批加强已登陆部队的力量并在顺利处继续推进。
从海上流动性的攻击，可以使第二批能够广泛地选择攻击点。
3．还希望到那个时候“丘比特”作战计划已经在执行着了。登陆或者佯攻应该计划在丹麦、荷兰、比利时、加来海峡——将要发生主要空战的地方、科汤坦半岛、布雷斯特、圣纳泽尔以及纪龙德河口。
4．第一个目标是大量部队登陆。至少十个装甲旅应该随第一批上岸。这些旅必须甘冒极大的危险向内陆推进，唤起民众，切断敌方交通线，并尽量使战区扩大。
5．在这些进攻造成混乱和不稳定情况之后，第二批将随之前来。其目的在于使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在经过仔细选定的战略地点集结。倘若在事前就选定了四五处这样中意的地点，也许可能有三处完成集中，并且建立相互间的联系，战斗计划就可以具体化了。
6．如果使用了如上所述数量的军队，敌人将遭到极大的扰乱，除了局部反击外，他们至少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去组织反击。在这个星期中，一队优势的空军战斗机队必须进驻被占领的机场，因而，迄今一直在争取的加来海峡上空的制空权，必然就将成为普遍的制空权。作为胜利的主要因素，皇家空军必须研究迅速占领这些机场，并且充分利用之。这些机场在最初只能当作加油站，而最主要的目的是及早升空作战，整个说来，在第一阶段，免不了有些不正常的消耗。尽快将高射炮运来并且装置起来是极其重要的，每个机场应对此自行加以研究。
7．当战斗在被攻击国家内地进行的时候，必须至少攻占四个重要的港口。为达到这项目的，至少须使用部分配备脚踏车，而且全部经过巷战特种训练的步兵十个旅。此处也必须估计到人员和装备的损失可能很大。
8．为保证上述作战行动的成功，应该在登陆发动日以后的一个星期中，同时或者陆续地登陆不少于四十万人的部队，还要使他们积极参加战斗行动。
9．一当任何港口攻占并开放使用之时，第三批攻击应当立即开始。这项行动将由从我们的西部港口出发的大型船只担任。这些船只运载至少三十万步兵、他们的大炮以及一部分早先登陆部队的装备。第一批及第二批皆为主要的攻击部队；在第三批到达之前他们不应按照军、师编制指挥。如果在登陆后两星期内能有七十万人上岸，如果获得制空权，如果敌人已经显得极为混乱，如果我们至少已获得四个可以使用的港口，这样，我们将可操必胜之券。
10．不管损失如何，在突然猛攻阶段之后，战役的进一步发展可以按照通常习惯的编制和补给方法进行。那时就是增援与协同行动的问题了。前线将有所扩展，有秩序的推进也将是可能的了。除非我们已有所准备，在前三批向敌对的海岸使用的巨大兵力中肯定许多次攻击将会遭到失败，而且，如果失败，就会全盘皆输，我们就不应该试图在现代条件下进行如此不寻常的作战行动。
11．上述意见的目的在于大致说明可以保证具有很大成功希望的规模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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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谋长们继续不断的讨论一直进行到夏季。他们一致同意废除“痛击”作战计划。也再没有人提到过“大将军”作战计划了。另一方面，我的“丘比特”作战计划也未曾得到过多的积极支持。不过，我们都同意在1943年进行主要的跨越海峡的进攻。但是，一个问题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应做些什么呢？除了在沙漠战斗以外，美国和英国不可能在全部时期内只是袖手旁观而不参加战斗。总统决心在1942年里尽可能大规模地与德国人交战。那么，在什么地方才能实现这个计划呢？自然只有在法属北非了，总统在谈到这个地区时总是微笑着的。在许多计划中只有最适宜的才能存在。
我安心地等待着答复。
第二十一章 隆美尔的进攻
我们的防御阵地——布雷区和“哨所”——5月26日德国攻击开始——奥金莱克的公报——5月30日我们千架轰炸机空袭科隆——在桥头堡和比尔哈凯姆的激战——我们的机动战略后备队——我在6月9日给奥金莱克的电报——奥金莱克对伤亡的估计——一个令人不安的特征——6月12日和13日阿德姆和“骑士桥”之间的坦克战——6月14日国务大臣的电报——奥金莱克与里奇：令人不满意的折衷办法——托卜鲁克在危险中——6月15日战时内阁的电报——6月16日奥金莱克的复电——这个堡垒的重要性——我决定不取消对华盛顿的访问。
虽然奥金莱克将军认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夺取主动权的地步，但是，他颇有信心地等待着敌人的进攻。指挥第八集团军的里奇将军，在他的上司监督之下，精心部署了一条防御阵地，从海岸上由南非师防守的加柴拉起一直延伸到沙漠正南四十五哩的比尔哈凯姆。那儿是由柯尼希将军指挥下的自由法国第一旅防守着。为了守住防线而采取的防御体系是一系列称之为“哨所”的设防据点，这些据点由一旅或更多的兵力固守着；全部战线又由大片布雷区掩护着。在这后面，还有我们全部的装甲部队和第三十军作为后备。
沙漠上所有的战役，除阿拉曼战役以外，都是以沙漠侧翼上的装甲部队进行迅速的大包抄开始的。隆美尔乘5月26日至27日夜间的月光开始进攻，并且用他全部的装甲部队绕过比尔哈凯姆，向前扫荡，打算同英国的装甲部队交战，并且将它消灭；然后在28日傍晚占领从阿德姆到西迪雷泽格的阵地，从而从背后袭击英国久已部署的阵地。他打垮了一个印度摩托旅，并且，在一开始就以高速度向前挺进。他遭到英国装甲部队和所有的为应付他所发动的这种攻击而列阵以待的部队的顽强抵抗。经过几天激烈的苦战之后，他发现自己无法取得进展，而且，由于要远远绕过比尔哈凯姆运输供应物资以及这次无尽无休的战斗所需要的弹药，而感到障碍重重。因此，他要找一条较短的交通线，他的工兵便从英国的布雷区中开辟出两条捷径。在这些不断扩展的道路的两侧，便是第五十（诺森伯兰）师的第一百五十旅忠心固守的“哨所”。到了31日，他终于能够把大量装甲部队和运输车辆撤进这两条窄路。他又朝我们的方向建立了一个所谓“桥头堡”，把第一百五十旅的“哨所”包围在里面了。这种包围，即不恰当地称之为“大锅”的地方，就成为我们空军的主要目标了。
隆美尔原来的那个大胆的计划肯定是失败了；但是，他一旦撤进我们的布雷区之后，这些地区就成为他的防御中有效的一个组成部分了。他在这儿重整队伍，待机作另一次反扑。
关于这场灾难性激战的开始阶段，在奥金莱克将军6月1日的公报中有详细的说明，因此，我第二天在下议院几乎逐字逐句地读了出来。
奥金莱克将军与特德空军中将致首相 1942年6月1日
5月26日晚间，隆美尔将军出动了德国非洲军团进行攻击。他在当日给他手下的所有德国和意大利军队发布的命令中，极力解释，在这次大规模战斗行动的期间，他们将对我们在利比亚的军队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攻击，而且，为此目的，他已准备装配一支在数量上占优势，而且装备完善，还有强大空军支援的部队。在命令的结尾，他为意大利国王兼埃塞俄比亚皇帝陛下、罗马帝国的领袖和大德意志帝国的元首欢呼。我们已经预料到这次攻击，而且已严阵以待。从缴获的文件看来，隆美尔的目的显然是要击败我们的装甲部队，并且夺取托卜鲁克。
27日对我方在加柴拉以南的主要阵地北线的进攻几乎一无所获。一次通过加柴拉入口处突破我方在海岸道路一带防线的企图，也轻而易举地被遏止了。在5月28日、29日与30日这几天里，我方的装甲师和步兵旅，一直同在意大利机动军团支援下的德国非洲军团进行着非常激烈而持续不断的战斗。战事在从北边的阿克鲁马到四十哩以南的比尔哈凯姆，以及在从阿德姆至三十哩以西的我方布雷区之间的广阔地区中，往复进退。敌人发现自己的供应品和用水行将告罄，不得不在我方布雷区中打开通路，一条沿着卡普措小道的总战线，另一条则在十哩以南的地方。……对于在这些攻击下，我方击毁、击伤车辆和坦克的数字尚难切实估计，但是已有充分证据说明，战果是巨大的。与此同时，我方夜间轰炸机队每夜都在袭击敌人的前沿飞机场和交通线。
5月31日，敌人成功地将许多坦克和运输车辆撤至这一条或那一条通路上，然后他又部署他们配备完善的防坦克炮进入阵地，以保护这些车辆，防止从东边来的攻击。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坦克和运输车辆仍在这道屏障的外面，因此，在我方空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的有力协助之下，这些坦克和车辆仍在不断地遭到我方的打击、毁坏。
我军在比尔哈凯姆以东的地区进行了扫荡，摧毁了这一地区里面的许多坦克和车辆，并且占领了两个大工厂。激烈的战斗仍在进行中，战事并未结束。进一步的激战已在预料之中，不过，无论结果如何，毫无疑问，隆美尔初次攻势的计划已经完全打乱了，而且，他的失败已使他在人力和物力上付出极高的代价。里奇将军和他的军指挥官诺里中将和戈特中将，在这整个坚持艰苦战斗的一个星期中所显示的才干、决心和顽强的精神，已经达到极高的境地。
我对下述评论感到满意：“从上述的一切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对于战事截至目前为止的进展，有理由感到满意，甚至极其满意；而且，我们也应当认真注意战事的进一步发展。”
我然后谈到5月30日——31日对科隆进行的大规模的空袭；这次有不下一千一百三十架由英国人驾驶的飞机飞过了大海。我又报告说：“昨夜，有一千零三十六架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再度飞临大陆的上空。这些飞机几乎全部在埃森地区进行活动。在这第二次大规模的空袭中，我方有三十五架轰炸机失踪。这两次大规模夜间空袭标志着英国空军对德攻势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阶段；当美国空军不久与我们联合起来的时候，空袭的规模还要显著地扩大。”
当我对战事开辟的局势感到满意时，我又对马耳他岛极其担心。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和特德空军中将 1942年6月2日
关于我们的运输船队安抵马耳他岛的极端重要性，无须我再加以强调；而且，我相信，你们双方都会采取措施，使我们的空中护航飞机，特别是“勇士”式战斗机能从尽可能西边的降落场起飞为宜。我希望你们已经拟订计划，以便我们在占领马尔图巴之后立即利用它作为一个前进加油基地，计划中还应包括警卫的安排，高射炮的防御，在可能情况下供我们战斗机作战使用的航空汽油、机油和弹药等的空运问题。即使是两次加油，其结果显然大不相同。其他各点，你们二位无疑均已想到。一切安排妥善后，请尽早通知我。
※ ※ ※
我们现在知道，隆美尔希望在进攻的次日占领托卜鲁克，而且，奥金莱克将军相信隆美尔原来的计划至少在这一方面已经失败的想法也是正确的。隆美尔为了重整旗鼓，以图再进，就必须穿过我方布雷区，守住并发展那个桥头堡。只要比尔哈凯姆能在自由法国第一旅对付来自陆地和空中的不断攻击之下大力固守住，那么，他只有从这里才能可靠地运输物资。
在6月的第一个星期里，战事的焦点集中在两个地方：比尔哈凯姆和桥头堡。在那个桥头堡内，有顽强的第一百五十诺森伯兰旅。隆美尔迫切需要物资和水的供应。如果不让这场战事全盘皆输，他就必须消灭这个旅，从而使他的车运队可以通过。这一点已经决定了，而且，在6月1日消灭了这个旅。下面是隆美尔自己叙述的一段话：
在英国人的那种可以想象得到的顽强抵抗之下，德意军队一码一码地挣扎前进着。英国人指挥这次防守，颇有技巧。
他们和往常一样，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发子弹。①
①德斯蒙德·扬：《隆美尔》，267页。
对我们说来，目前的关键在于突破这个桥头堡；因为，尽管对敌人的交通线进行了猛烈的空袭，但是，敌人经过充分恢复再从那里突击的行动，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在我们考虑其他可采取的计划时，几天不觉已过去了，所以直到6月4日才作了一次努力。这是一次代价高昂的失败，一个印度步兵旅和四个野战炮团都因为缺乏支援和处置不当而败北。奥金莱克将军把它称为“整个战役的转折点”，这很正确。我们失去了良机，隆美尔重新取得了主动权，得心应手地打击了里奇的军队。
不久以后，敌人的装甲部队从桥头堡突围而出，再举进攻。自由法国军队经过一度出色的防守后，撤出了比尔哈凯姆。这是另一次沉重的打击，战役的第二阶段开始时，情况比第一阶段更坏；即使有皇家空军的全力战斗，也不能防止后来的崩溃。
※ ※ ※
我们手边要保持一支在海上具有机动性的战略后备队，这个办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我极其重视的办法之一。
1941年夏天，尽管美国尚未参战，但是我已经说服了罗斯福总统，让他将美国的运输舰借给我们，以便把两个师运往好望角。这些运输舰能使我们在日本参战之后，增援印度。1942年3月4日，我又请求总统，让我们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机，利用美国船只，把另外两个师再运往好望角，而目的地却没有说定。这一支可观的兵力，现在正在海上，使我们有任意选择目的地的自由。看来，他们显然应该前往埃及去支援沙漠战役。当然，如果俄国在里海—高加索地区的防线被突破，从而使我们面临更大的危险，或者，如果印度或澳大利亚果真遭到日本的侵犯——这一点，从最低限度说，也是极不可能的——也还有一个月的时期，可供另行选择。
我赶忙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奥金莱克将军。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6月9日
我一直在不断地惦念着你们的大战役，也想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支持你的军队，使它可以打出一个胜利的结局。有一些好消息相告。
第八装甲师目前正在好望角，第四十四师也即将来到弗里敦。至于这几个师的最终目的地，我故意保留了选择的自由，直到我们能更好地看清我们的方向为止。不久以前，我曾答应澳大利亚政府，如果澳大利亚遭到重大的入侵，我们就马上把这两师调去援助他们。直到今天为止，澳大利亚并没有遭到重大的入侵，同时鉴于日本海军在珊瑚海和中途岛附近的战役中已遭到损失，我们认为，在最近将来的大举入侵是极不可能的。我们虽然从未答应韦维尔，但是，如果看上去日本有侵犯印度之意，我们也准备把这两个师调去印度。
目前看来，这也是极不可能的，况且印度已经获得了英国第二、第五和第七十师。
因此，除非在最近几天内澳大利亚遭到重大入侵的威胁，我们决定将第八装甲师和第四十四师调给你。因此，你可以假定第八装甲师将在6月底，第四十四师将在7月中到达苏伊士的情况下，拟定你的战斗计划。
在这以后，你应准备将你的一个印度师和第二百五十二印度装甲旅派往印度，当然，这也当视整个局势如何而定。请将你的建议告知，以便通知韦维尔将军。
关于第八装甲师的确实情况、它的坦克技术准备状况以及各船上的确切装载量和它们的到达日期，已另行通知你们。
这样，你就可以就登岸、编组及以最少耽搁而最有效的方式投入战斗等等作出最妥善的计划。我们认为，你既然有了即将到达的后备军，就可以在运用你现有力量方面，获得更大的自由。顺致良好的祝愿。
奥金莱克将军致首相 1942年6月10日
你的良好祝愿给我很大的鼓舞。我希望能让你从上两个星期进行的激烈而艰苦的战斗中看到一些收获。知道我们可以在这个战区中得到第四十四装甲师和第八装甲师，极为高兴；虽然，我估计这个决定还会更改，但是我还是要立刻制订计划，以便最有效地使用他们。第八装甲师司令官现在正在开罗。
我注意到，以后可能命令我将一个印度步兵师和一个印度装甲旅派往印度。你知道，我既没有足够的军队来对付德国从安纳托利亚那里进行的攻击，也没有力量保卫波斯；但是，尽管我知道这些威胁可能不会实现，我也必须为应付这些威胁而制订计划。我知道，对印度的威胁会比对我的北线和东北线的威胁来得更快一些，性质也会更为严重；既然，最重要的战略问题是成败所关，只有你才能调拨军队，以应付这种万一发生的情况。我之所以提到在叙利亚、伊位克和波斯的任务，仅仅是为了提醒你，除非我们能在德国尚未入侵过深以前能有充分的增援，要想以我们目前的力量在这个战区的防御上获得成功，希望不大。
正如你所说的，知道有这两个精锐强大的师前来增援我们，会使我在指挥目前已有军队的行动中，获得更大的自由。
你大概已经知道，为了加强第八集团军，我已从伊拉克调大批部队来到利比亚。
我们全体都对你十分感激。
※ ※ ※
10日，奥金莱克将军寄来一份截至6月7日为止双方伤亡人数估计表。“在战事仍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在过去和现在，都极难就军队在人员和装备方面的损失情况得出详尽的数字。我们的损失估计在一万名左右，其中八千名可能被俘，但第五印度师伤亡数字尚未确切知道。”我们俘虏四千人，其中一千六百六十名是德国人。敌人损失坦克四百辆，其中有二百一十一辆“保证确实”。我方的损失，包括可能修复的在内，共三百五十辆。这样，我们在6月9日的战斗中，宜于作战的装甲力量就剩下巡逻坦克二百五十四辆，步兵坦克六十七辆。我们已经摧毁敌人大炮一百二十门，而我们自己损失了中型大炮十门，野战炮一百四十门，六磅弹炮四十二门，两磅弹炮一百五十三门。
我们由于各种原因而损失的飞机达一百七十六架，打死、失踪或受伤的飞行员共七十名。估计敌人在飞机方面的损失是：击毁击伤的飞机约一百六十五架，其中四分之三是德国飞机。
与此同时，第三印度摩托旅（可惜已经溃败）、第十印度师、一个装甲旅和几个其他部队都已前来支援第八集团军，而且，第五印度步兵旅也在整装待发。从战斗开始以来，第八集团军已获得了二万五千名士兵，七十八门野战炮，二百二十门防坦克炮，还有三百五十三辆坦克。①
①这个数字中包括第三印度摩托旅。它在战事一开始就在那里。
关于坦克、大炮和飞机的数字是令人满意的，而且也是正确的。我看到下述声明不免大吃一惊：“我方在人员方面的损失，估计在一万名左右，其中八千名可能被俘，但第五印度师伤亡数字尚未确切知道。”以伤亡为一方，而以俘虏为另一方，这种悬殊的比例说明，某种令人不快的事情必已发生；
同时也说明，开罗司令部没有从一些重要的方面来衡量这件事。我在回信中并没有提到这一点。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6月11日
谢谢你的情况和数字，在我看来，都是有用的。虽然人们当然总是希望用策略或反攻取胜，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害怕一种持久的消耗战的局面出现。因为我们在交通运输上占优势，这必定会使隆美尔的消耗比里奇更甚。从那批以最快的航行速度调运给你的增援来看，这更加可靠了。修复工作极令人鼓舞，从这上面也可看出一切有关人员的功绩。请代我向里奇致意，并且，告诉他说，他那种顽强而又坚决的战斗，已博得广大群众的赞扬。他们每天都在注视着每一行动。
奥金莱克将军复信说：
奥金莱克将军致首相 1942年6月11日
我对你6月11日那封振奋人心而且体贴谅解的来电，非常感激。
我们的损失是严重的，而且，我担心在下一次大战中能不能避免再这样，不过正如你所说，我们的资源比他丰富，而他的处境是并非令人羡慕的。
我已将你的问候转达里奇将军。我知道，他会因此而深为感激的。
※ ※ ※
由于有足够的增援，也由于占领比尔哈凯姆而获得新的行动自由，隆美尔现在用装甲部队突破“大锅”，从南方向我们攻击。我们的侧翼已经转移，在战线北端，依然固守在原来阵地上的第一南非师和第五十师的其余各旅，均有被切断的危险。
在6月12日和13日，为争夺在阿德姆与“骑士桥”之间的山脊而进行的一场激战，一直继续着。这是坦克战的顶峰；在战斗结束时，敌人已成为战场上的主人，而我们的装甲部队则大大削弱了。作为这一带交通中心的“骑士桥”，由警卫旅在皇家骑兵师第二团的支援之下进行一番顽强抵抗之后，不得不撤退。仅仅由于撤退及时，第一南非师和第五十师才免于毁灭；由于有皇家空军很大程度上的支援，他们的撤退才能成功。
到14日，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场战争已急转直下。国务大臣凯西先生给我来了一封电报，着重在军务方面的情报。
国务大臣致首相 1942年6月14日
你知道西部沙漠的战斗已经达到如何严重的程度。奥金莱克与里奇一同度过了二十四小时，昨日，13日，很晚方才回来。经商定，阿克鲁马—阿德姆〔分别距托卜鲁克以西和以南十六哩〕一线，应当固守；奥金莱克已就此点对里奇发布了命令。第一南非师和第五十师正从加柴拉阵地上撤退。我已同总司令保持密切的联系，并对战区的战事消长的情况和已派去的以及正在派去的增援情况，予以密切的注意。
至于奥金莱克本人，我对他的领导和他利用现有兵力指挥战事的方法，抱着一切可能的信任。我唯一的希望是，他能同时分身两地，既在这个蜘蛛网的中心，又亲临前线指挥第八集团军作战。我最近几天有时甚至这样想，他最好到前线亲自指挥战事，而让他的参谋长暂时留在这里负责；但是，他不以为然，我也不想强迫他这样做。这是奥金莱克指挥的战役，而关于他下属的领导问题，应由他自行决定。
特德率领下的皇家空军打得很好，而且，我认为可以正确地说，我们在这个战区已有了空中优势。前往马耳他岛的两支运输船队，成败取决于今明两天。从空军的观点看来，西部沙漠无疑地有助于西行的运输船队。西行运输船队明天将要遭到更大的危险，可能是来自意大利舰队的水面舰只的。
凯西先生关于奥金莱克亲自指挥沙漠战役是有利的这一说法正合我的意思，而我早在一个月以前就已经向这位将军表示过了。中东总司令因为职责过多而捆住了手脚。尽管他全部工作取决于这次战役，而他却只把这次战役看作是他职责的一部分。来自北方的危险始终是存在着的，他认为有责任予以重视；而我们这些在国内的人，处于能更好地作出判断的地位，对这一点却不能同意。
他所作的安排只是折衷的。他把这场决定性战役的战斗任务交给了里奇将军；不过，里奇将军最近以来已不再担任他的副参谋长了。与此同时，他又对这位军官严格地加以监督，不断地发出指令。直到灾难发生之后，他才有所醒悟，决定去做他从一开始便应该做的事情，亲自掌握战事上的直接指挥权，而且，这还是国务大臣再三劝告的结果。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才把他个人的失败归咎于某些错误，而这些错误无疑应由我和我的同僚负责的；因为，我们在一年以前，曾给这位中东地区司令分配了不适当的庞大任务。然而，我们曾经尽我最大的努力，通过明确、及时而一再变换的建议来减轻他这些不适当的负担，但是，他拒绝了。在我个人看来，我相信，他如果从一开始就担任指挥，而且，他如果行使充分的权利把一位助手留在开罗，照顾北方，并料理他所主持的这个庞大战区的许多杂务，那么，他就很有可能赢得这场战争；的确，当后来他亲临指挥，也就挽救了残余的力量。
读者不久就可以看出，这种种印象如何使我深感痛苦，以致我在8月10日给亚历山大将军的指示中，把他的主要职责十分清楚地明确下来。一个人正是活到老学到老。
我此时发电报给奥金莱克说：
1942年6月14日
你要战斗到底的决定得到我最诚挚的赞同。无论结果如何，我们将给你支持。退却将是致命的。这是一件不仅与武器有关，而且与毅力有关的事情。愿上帝保佑你们全体。
※ ※ ※
我们立刻面临了托卜鲁克的问题；正如去年一样，我们肯定应当不惜一切代价来守住它。经过一个月不必要的耽搁以后，现在奥金莱克将军又从叙利亚调来了新西兰师，但是，它未能及时赶上参加托卜鲁克的战役。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6月14日
1．里奇将军打算把加柴拉的军队撤到何处？要设想，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决不能放弃托卜鲁克。只要守住托卜鲁克，敌人要想认真向埃及进攻是不可能的。我们在1941年4月间已经经历过这一切情况。不知道你所谓撤到“老边界”是指什么。
2．我很高兴，你能把新西兰师调到西部沙漠。请告知该师可以展开的时间和地点。
3．帝国总参谋长同意这一切。请让我始终了解情况。
奥金莱克将军致首相 1942年6月15日
1．已命令里奇将军不让敌人越过阿克鲁马—阿德姆—比尔古比这条总战线。这并不意味着该线能够作为，或应当作为一个连续不断的设防战线来固守住，而是不允许敌人在该线以东立足。来自加柴拉阵地的两个师当能有助于此。我虽不打算让第八集团军被围困在托卜鲁克，但也绝无意放弃托卜鲁克。我给里奇将军的命令是：
（1）不准敌人越过阿克鲁马—阿德姆—比尔古比这条总战线；
（2）不准许他的军队在托卜鲁克受到包围；
（3）一有时机就攻击并困扰敌人。
与此同时，我建议在塞卢姆—马达累纳堡地区组织可能最强大的后备队，以便尽早发动反攻。
2．已在开拔途中的新西兰师应在十天或十二天左右全部集中，但是如有必要，先头部队自当早日到达。
我们对于发给里奇将军的命令不满意，因为，这道命令没有肯定要他守卫托卜鲁克。为了弄明真相，我发出了下述电报：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6月15日
我们听到你不打算放弃托卜鲁克的保证，非常高兴。战时内阁把你的电报解释为，如遇有必要情况发生，里奇将军将根据需要，把足够的军队留在该地，以确保托卜鲁克。
回电很肯定。
奥金莱克将军致首相 1942年6月16日
战时内阁对电文的解释是正确的。里奇将军正将他认为适当的兵力留在该地，即使在托卜鲁克暂时被切断的情况之下，仍足以固守。基本驻军是四个旅，并有足够的弹药、粮秣及用水储备。第八集团军在最近将来的基本动向是，保住阿德姆设防地区为活动中心，并且，利用一切现有的机动部队来防止敌人在阿德姆或托卜鲁克以东地区立足。关于这一点，已对里奇将军发出非常明确的命令，而且，我相信他能付诸实现。
形势与去年大不相同，因为，目前在边境上占有设防阵地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而且，即使我们暂时还不能使用甘布特的着陆场，我们也可以在托卜鲁克的上空使用战斗机。
在我看来，敌人要想包围托卜鲁克，并且，要挡住我方在边境阵地上军队的火力，就需要有比我们的情报所说明的数量更多的军队。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能够防止边境和托卜鲁克之间的地区落入敌人之手。
我已经同国务大臣和其他总司令商讨过这个问题，他们同意所建议的办法。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6月16日
关于你在新战线上成功地密切联系增援部队重新部署第八集团军的消息，特别令人欢迎；而且，内阁在知道你打算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托卜鲁克的消息时，也很高兴。
目前，我们当然不能从这里判断战争的战术，但是看来，如果我们全部军队能同时在一起作战，而且你又能夺回主动权的话，那么，肯定是有利的。也许随着新局面的出现，这一机会将会来到；而且，由于敌人已显然受到压迫，如果能不让敌人得到喘息的机会，则更是如此了。因为，装甲战争允许逐步铺开的策略，而这种战术于采取攻势有利；而采取守势一方，尽管在上次战争中非常有力，却仍然必须不断屈从于进攻者的计划。我们大家都向你致以良好的祝愿。
※ ※ ※
根据前一次战争的经验，我们对此满怀信心。不仅如此，我们的处境，正如奥金莱克将军所指出的，在理论上比1941年大有好转。我们有一个集团军的兵力已在托卜鲁克邻近的一条设防的战线上展开，还有一条新近修建的宽轨铁路在支援着。我们已经不再局限于那个主要依靠海洋交通的侧翼来部署兵力了；而是根据战争的正统原则，从我们前线的中心点，沿着一个直角，回到我们的主要基地。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虽然曾为已经发生的事情担忧过，但是，从双方所有的兵力和隆美尔在供应上的巨大困难来考察，我仍然认为，一切将会好转。
不过，我们还不知道托卜鲁克现在的情况。考虑到奥金莱克的计划是等待进攻，又考虑到几个月已经过去了，难以想象在托卜鲁克的那些久经考验的工事，是否仍然保持着最有效的状态，是否切实加强了。对于他已决定的防御战来说，托卜鲁克的工事和出击口，都是一种无法估价的因素。
最后，应用于托卜鲁克防守上的“暂时”一词，还具有一种为伦敦所没有意识到的意义。我们的意图，我们以为总司令也完全同意的那种意图是，即使主要战事不利于我方，托卜鲁克也应再一次作为一个孤立的堡垒而守住，而第八集团军则应沿着它的主要交通线，撤到马特鲁港的阵地。这样，就会使托卜鲁克仍然留在隆美尔的侧翼，而他必然会加以包围或者监视，于是他自己的交通线就日益加长，并且越发处于紧张的境地。由于新西兰师已近在咫尺，又有强大的增援部队将从海上来到，我本人认为，双方以可能最大的实力来进行苦战的局面，从长远来看，并不会对我们有害。我因此没有打消既定的再次访问华盛顿的计划，因为，我需要在那里处理一些对战争的整个战略说来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在这件事上，我得到了我同僚的支持。
第二十二章 第二次访问华盛顿
需要为1942年和1943年制订一致行动的计划——“合金管”：原子弹——我在6月16日给国王的信——飞往华盛顿——在海德公园的一次颠簸的降落——与总统同车出游时所思考的重大问题——原子裂变的早期历史——6月20日与罗斯福总统和霍普金斯的会谈——“重水”和一无所成的危险——美国制造原子弹的决定——我对于总战略计划的笔记——托卜鲁克的陷落——患难之交——关于未来战略的一次会谈——同艾森豪威尔与克拉克的初次会见——我把横渡海峡进攻的文件交给他们——又举行了几次晚间会谈——6月22日报纸上的醒目标题——6月24日参观杰克逊炮台——对美国陆军组织工作的赞颂——奥金莱克的来电——我对他的再度保证——6月25日又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平安飞回国内。
我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是为1942—1943年的作战行动达成最后的决定。一般的美国当局，特别是史汀生先生和马歇尔将军都急于立刻在某些计划上作出决定，从而使美国能在1942年同德国在地面上、在空中大举进行交战。做不到这一点，美国三军参谋长就有认真对“德国第一”的战略考虑进行根本修改的可能。另一问题也使我惴惴不安，那就是“合金管”问题。“合金管”是后来称之为原子弹的密码代号。
我们的研究和试验现在已经达到必须同美国订立明确协定的地步；人们认为，只有我亲自同总统商讨，事情才能成功。战时内阁竟在沙漠大战方酣之际，决定我应当在帝国总参谋长和伊斯梅将军的陪同下离开祖国和伦敦，这一事实足以说明我们对于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一些严重的战略问题是如何重视。
在这些极其困难的日子里，事态紧急，危机四伏，我于是决定由空中而不是由海道前往。这意味着我们只有二十四小时得不到充分的情报。为了使消息能从埃及立即转来，为了使所有的报告及时发出，迅速译出，我们已经作了各种有效的安排，以免在预计或事实上要采取决定时，发生有害的贻误。
在习惯上，首相往往不向国王正式提出自己的继承人，除非他被要求这样做。因为，这是战争时期，为了回答国王在最后一次每周例行的谒见中所提出的要求，我向他发出下列的信件：
唐宁街十号，白厅 1942年6月16日
陛下：
我假若在即将开始的旅程中遭到不幸，请求陛下恩准我的建议，将组织新政府一事委托给现任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先生。在我看来，他是下议院最大政党和我所荣幸主持的联合政府中一位杰出的大臣。我深信，他能以当前这危险时期所需要的果断、干练、才智来处理陛下的事务。
你的忠实的臣仆
温斯顿·丘吉尔
我虽然在此时已了解到1月间从百慕大飞回时曾冒了危险，但我对正驾驶员凯利·罗杰斯和他的波音水上飞机非常信任，因此，我特地要求他来负责这次空中旅行。我的一行人中还有：陆军部计划局局长斯图尔特准将（他后来从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飞返国内时遇难）、查尔斯·威尔逊爵士、马丁先生和汤普森海军中校。我们在6月17日午夜前不久离开斯特兰拉尔。当时圆月当空，天气良好。我坐在副驾驶员座位上两小时有余，欣赏着光耀的海洋，思索着我的那些问题，也考虑到令人担心的战役。我在这个“新房”中酣然入睡，一直睡到天光大亮我们到达甘德的时候。我们原本要在此处加油，但是，由于无需加油，就向机场打了招呼后，继续前进了。在阳光之下飞行，日子显得很长。我们在相隔六小时的时间里，吃了两次午餐，并打算在到达目的地后再吃晚餐。
最后两小时是在陆地上空飞行的；大约在美国时间七点时，我们飞近了华盛顿。当我们向波托马克河逐渐降落时，我注意到华盛顿纪念碑的顶端，它有五百五十多呎高，同我们的飞行高度大致相等。我提醒凯利·罗杰斯上尉说，假如我们在世界上所有目标中竟然撞上了这个纪念碑顶，从而结束了我们的故事，那真是不幸中的特大不幸了。他向我保证，他当特别小心，注意避开它。这样，我们在经过了二十七小时的飞行之后，终于安全而平稳地降落在波托马克河上了。哈里法克斯勋爵、马歇尔将军和美国几名高级官员在这里欢迎我们。我到英国大使馆去进晚餐。那时天已太晚，来不及飞往海德公园去了。我们读了所有最近的电报——并没有什么重要的——然后，愉快地在露天进了晚餐。英国大使馆建立在高地上，那是华盛顿最凉爽的地方之一；在这一点上，同白宫比较起来是令人非常喜爱的。
第二天，19日的清晨，我飞往海德公园去。总统已经在当地的飞机场上，看着我们在我所经历的颠簸最厉害的情况中着陆。他极其热忱地欢迎我，并亲自驾驶汽车，把我送过赫德森河，到巍峨的断崖绝壁之处，他在海德公园的家庭住宅就在那儿。总统为了让我观看海德公园的优美景色，驱车同我驶遍公园各处。在这次驱车出游中，我有许多时刻陷于沉思之中。罗斯福先生素患残疾，不能用脚使用车闸、离合器或加速器，但是，他的臂腕却特别强而有力，能敏捷地应付一切情况。他要我试试他的膂力，说一位著名的优胜拳击师也对之非常羡慕。这是使人放心的；但是，我承认，有几回汽车在赫德森河那一边的悬崖处，在草地边缘调动车身或倒车的时候，我真希望汽车的机械或车闸不会出毛病。我们一直在谈论公务；虽然我注意不使他在驾车时分心，但我们在谈话中所取得的进展，也许比正式会谈的收获更大。
总统听说我偕同帝国总参谋长前来，非常高兴。他回想起青年时代，总是兴趣倍浓。总统的父亲曾经在海德公园款待过布鲁克将军的父亲。罗斯福先生因此对这位已经达到这样高地位的父辈友人之子会见，显出热切的兴趣。两天后会面时，他以最大的热忱来接待他，而布鲁克将军的人格和风度也对他形成了一种几乎亲密的情谊，这对事务的进行大有帮助。
※ ※ ※
我曾将我所要达成决议的种种要点告诉哈里·霍普金斯，由他转告总统，以便先行准备，使总统对各个问题心中有数。在这些问题中，“合金管”是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并且，如后来所表明的，也是绝对重要的问题。
我最好引用我在1945年8月6日广岛中了一枚原子弹而成为废墟之后所发表的声明来说明当时的情况：
到1939年这一年，由原子裂变而放射出能的可能性已为各国科学家广泛地承认了。不过，在这种可能性变为实际的成就之前，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形形色色并且是大量的，而且，几乎没有科学家在当时敢于预言：到1945年时会有一枚原子弹制造成功，可供使用。虽然如此，这个计划的潜力是这样大，以致英王陛下政府正确地认为，尽管对于我们科学界的人材有着许多不同的要求，研究工作还应当继续进行。在这一阶段，研究工作大部分是在我们的大学里进行的，主要的大学是牛津、剑桥、伦敦（帝国学院）、利物浦和伯明翰等。
在联合政府成立之时，由飞机生产部负责工作的联系和推进，而由乔治·汤姆森爵士所主持的，由主要科学家们所组成的委员会作为顾问。
同时，根据当时普遍的协议，大学进行科学情报的搜集，在联合王国和美国进行此项工作的科学家之间，也充分交换了意见。
到1941年夏季，已经达到这样的进展：乔治·汤姆森委员会已能够报告说，在他们看来，在大战结束以前制造出一枚原子弹，已经完全有可能。在1941年8月底，负责使我不断掌握所有这些和其他技术发展情况的彻韦尔勋爵报告说，我们正获得巨大的进展。当时的枢密院长约翰·安德森爵士全面负责各个技术委员会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也考虑到我们最近已准备充足的普通高级炸药的效果），我在1941年8月30日以如下的备忘录向参谋长委员会提到这项问题：
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我个人虽然对现有的炸药感到十分满意，但我觉得我们不应阻碍这方面的改进，因此，我认为，应该依照彻韦尔勋爵所建议的方式采取行动；而且，负责此事的内阁大臣当是约翰·安德森爵士。
我愿知道参谋长委员的意见。
三军参谋长建议，在极其优先照顾的条件下，立即采取行动。我们因此在科学和工业部门设立专门机构来指导这项工作，而卜内门公司也同意调出W．A．艾克斯先生来负责这个我们为保密的原故而称之为“合金管局”的工作。约翰·安德森爵士在不担任枢密院长之后，转任财政大臣，我要求他继续主管这项工作，因为，他对此项工作特别能胜任。在他的主席职位之下，还设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作为他的顾问。
1941年10月11日，罗斯福总统写信给我，建议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应当联合进行。因此，英美双方所有的工作都联合起来了，而且，一些有关的英国科学家到美国去了。到1942年夏季，这个扩大了的研究计划也以更确切、更广泛的基础肯定了早一年的各种大有前途的预言，而且，已经到了必须作出是否着手建设大规模生产工厂的决定的时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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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和总统在海德公园相会时，我们已接触到这一问题。
我随身携带有文件，但是，由于总统还需要从华盛顿获得更多的情报，讨论还是得延迟到次日，即20日举行。午餐后，在楼下一间突出的小小的房间里，我们举行了会谈。这房间阳光照不到，非常阴暗。罗斯福先生安坐在像房间那么大的书桌旁边。哈里在其背后坐着，或者立着。我的这两个美国朋友似乎不介意这种酷热的气候。
我对总统大致说明了我们已经取得的巨大进展的情况，而且，我们的科学家现在肯定地确信，在这次大战结束之前就可以产生出成果来。他说，他们这方面的人们也有进展，但是，在全面进行试验以前，无人能说是否会碰到什么实际的问题。我们两人都深深感到会有一事无成的危险。我们知道，德国人在以怎样的努力来获得“重水”的供应——“重水”是一个可怕的、罪恶的而又不寻常的名词，它已不知不觉地开始在我们的秘密情报中出现了。假如敌人先于我们获得一枚原子弹，将是怎样的情况呢？无论人们对于科学家的断言如何怀疑，这些断言在科学家们之间也争议纷纷，而且用外行人所难于理解的行话术语表达出来，但是我们在这个令人可怕的活动范围之内，总不能冒落在别人后面这个致命的危险。
我竭力主张，我们应当立刻搜集所有情报，在平等条件下共同工作，如果获得任何结果，要平等地分享。于是，关于研究工厂应建在何处的问题又产生了。我们已经知道必须担负的巨大费用，以及随之必须从战时工作其他系统方面大量地调拨资源和人才。鉴于英国正遭受频繁的轰炸和敌机的不断侦察，似乎不可能在英伦三岛上建立所需要的巨大而引人注目的工厂。我们认为，我们自己至少也和我们伟大的盟邦同样地先进，而且，当然工厂也可建设在加拿大。加拿大通过自己积极采集的铀的供应，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一个在大西洋两岸的科学家都不能保证成功的计划，既要花费数百万英镑，更要占用宝贵的作战能力，真是难于作出决定。
尽管如此，如果美国人不愿从事冒险，我们当然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加拿大继续前进；如果加拿大政府持有异议，那么就可以在大英帝国的其他部分设立工厂。不过，当总统说出他认为美国决心要建设工厂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于是共同作出了决定，达成了协定的基础。我将在后一卷中继续叙述这件事。但是，与此同时，我深信不疑，正是我们把我们在英国所取得的进展和我们科学家对最后成功的信念告诉了总统，使他作出了重大而决定命运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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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我将下列关于我们面临的迫切的战略决定的照会提交给总统：
·秘·密 1942年6月20日
1．海上船只接连不断地大量沉没，已成为我们最大的、最迫切的危险。为了减少除实际战斗中必然会遭受的损失以外的船只沉没事件，现在有什么进一步措施可以采取？护航制度何时开始在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实行？有无应当减少的不需要的货运？我们是否应当减少商船吨数来建造更多的护航舰只？如果如此，要减少到何种程度？
2．我们必须坚持准备“波利乐”作战计划，如果可能，可在1942年执行，但肯定要在1943年执行。这项计划的全部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们正在进行安排，准备在9月初以六个或八个师的兵力在法国北部海岸登陆。不过，英国政府不赞成肯定会引起灾难的军事行动，因为，不管俄国人处于何种境地，这对他们都没有帮助，而且会连累到法国人，使他们遭到德国人的报复；加之，还会严重地推迟1943年的主要战役。我们坚决认为，除非我们将在法国呆下去，今年在法国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登陆。
3．除非德军完全丧失士气（这一点还没有可能），迄今为止，没有一个负责的英国军事当局能够制定出有成功希望的1942年9月作战计划。美国参谋长们有什么计划吗？他们将对哪些地方进行攻击？什么样的登陆艇和舰只可供使用？谁是准备指挥这场军事行动的军官？需要英国出什么军队，给什么样的援助？假如能够找到一种适当的而有成功希望的计划，英王陛下政府将热诚地欢迎它，并当充分地分担美国战友的危险和牺牲。这始终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一致的政策。
4．但是，如果制订不出任何负责当局均有极大信心的计划，因而1942年9月在法国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战斗，那么，我们还应当干些什么呢？难道我们能在1942年期间听任大西洋战场无战事吗？是否我们应当在“波利乐”计划的总体制之内准备某些其他的军事行动，以取得某些有利的阵地，而且，也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减轻俄国人的负担？正是在这种环境和背景之下，应当对法属西北非的军事行动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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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深夜，总统的专车把我们送回华盛顿；我们于第二天早晨八时左右到达华盛顿。我们在严密的护卫之下，到达白宫。我又被安置在览敞的有空气调节设备的房间里，那里的温度约30°，比白宫其他大多数房间的温度均低；我在那里舒适地居住着。我用一小时的时间阅读报纸和电报，然后进早餐，在过道里找到哈里，然后到总统的书房里去看望他。伊斯梅将军与我同来。不一会儿，一封电报送到总统的手中。他一语不发地把电报交给了我。电报上写着：“托卜鲁克投降，二万五千人被俘。”这是令人惊异的，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会是真的。我于是让伊斯梅打电话到伦敦去询问。几分钟内，他将在亚历山大港的哈伍德海军上将的下列来电带来了：①
①5月31日，哈伍德海军上将继坎宁安海军上将任地中海舰队司令。
托卜鲁克已经陷落，情况恶化，亚历山大港可能即将遭到严重的空袭；鉴于月圆的时期即将来临，我正调遣所有东方舰队到运河以南，以防万一。我希望英王陛下军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在本周末能够驶出船坞。①
①哈伍德海军上将因为亚历山大港此时会遭到在战斗机掩护下的俯冲轰炸机的袭击，才作出这种决定。
这是我在大战期间所能回忆起来的最大打击之一。它不仅在军事上的影响是严重的，而且，它还影响到英国军队的声誉。在新加坡，八万五千人对数量处于劣势的日军投降了。
现在在托卜鲁克，二万五千名（实际上是三万三千名）久经风霜的士兵向为数也许只有他们的一半的敌人缴了枪。如果这是沙漠军队士气的典型，那么，非洲东北部所面临的灾难将更无法应付了。我并未企图对总统掩饰我所受到的震惊。这是痛苦的时刻。失败是一回事；耻辱则是另一回事了。没有什么比我这两位美国朋友的同情心和侠义之情更可珍贵的了。他们没有责备，也没有说出什么不逊之言。罗斯福说：
“我们将做些什么来帮助你呢？”我立刻回答道：“尽可能地将你们能够拨出的‘谢尔曼’式坦克给我们，尽快地把它们运到中东去。”总统派人去请马歇尔将军来。几分钟之内马歇尔将军来了，总统就将我的要求告诉他。马歇尔回答道：“总统先生，谢尔曼式坦克只是刚投入生产。第一批几百辆已经分拨给我们的装甲师了，在此之前他们只好安于陈旧的装备。要从士兵的手中拿走武器，那是非常为难的事。尽管如此，假如英国急于需要，我们自当设法；此外，我们还可以给他们一百门105厘米口径的自行火炮。”
为了把这件事说完全，我必须做这样的声明，美国人的行动是胜过言辞的。发动机还没有安装好的三百辆“谢尔曼”式坦克和一百门自行火炮装上六艘美国最快的船只，开往苏伊士运河去了。一艘装有所有坦克发动机的船只，在百慕大附近为潜艇击沉。不用我们说一个字，总统和马歇尔将军把另一批发动机装在另一艘快船上，并让他们去赶上运输船队。“患难之交才是真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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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不久，布鲁克将军和哈里·霍普金斯与我们一道开会，商讨未来的战略问题。伊斯梅将军关于军事上的结论保存了一份记录。
1．关于1943年“波利乐”作战行动的计划和准备工作的规模愈大愈好，要极迅速地全力推进。不过，主要的是美国和英国应当准备在1942年采取攻势。
2．1942年在法国或低地国家的作战行动如能成功，会比任何其他战场的作战行动产生更大的战略上与政治上的收获。关于这一战场的各种计划和准备方案，应当以各种可能的速度、力量和机智来推进。还必须以最坚决的努力来克服这种行动中显著的危险和困难。如果可能订出健全而明智的计划，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付诸实施。反之，如果经过详尽的检查表明，即使竭尽全力，胜利也未必可能，我们必须准备另一个计划。
3．关于法属北非（“体育家”作战计划）战役的可能性，将要仔细地、有意识地进行审查，而且，各种计划应尽可能早日具体完成。用于“体育家”作战计划中的军队主要可以从尚未离开美国的参加“波利乐”作战计划的军队中物色。在1942年秋季和冬季在挪威和伊比利亚半岛的战斗行动的可能性，也应由联合参谋部仔细加以考虑。
4．计划“波利乐”作战行动一事仍集中于伦敦。计划“体育家”作战行动则集中于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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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当我们在午餐后闲坐无事时，哈里对我说：
“总统很希望你会见两位美国军官，因为他们在陆军中、在马歇尔和总统本人那儿都极受重视。”于是，在五点钟，艾森豪威尔少将和克拉克少将被带到我的有冷气的房间里来了。我立刻对这两位杰出的但以前一直不认识的人士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两人都从总统那儿来。他们都是初次会见总统。我们谈论的几乎完全是1943年横渡海峡进攻欧洲大陆的事。这件事当时被称之为“围歼”作战计划，而他们的思想显然集中在这一方面。我们很愉快地谈论了一个多小时。为了使他们相信我个人关心这个计划，我把我在出发前两天，即6月15日写给三军参谋长的一份文件的副本交给他们；在这份文件中，我提出了我对于这样一种战斗行动的方法和规模的初步想法。无论如何，他们对这份文件的精神感到很满意。当时，我认为1943年春季或夏季是攻击的时期。我认定，这两位军官将要在这次战斗中起重要的作用，而这正是他们所以被介绍和我相识的理由。因此，我们之间开始了一种友谊；这种友谊历经战争的成败，我极其满意地一直保持到今天。
一个月以后，在英国，艾森豪威尔将军显然急于考验我的热忱，问我是否愿意把我那个文件送一份副本给马歇尔将军。我照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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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间九时三十分，我们在总统室内举行另一次会谈。美国三军参谋长都参加了这次会谈。讨论了有关海军形势和在美国东海岸附近德国潜艇击沉船只的惊人消息。我极力主张，金海军上将应当立刻把护航制度扩展到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他完全同意，但认为最好等到他有了可供使用的适宜的护航船只的时候。
夜晚十一时三十分，我又和总统举行了一次会谈。马歇尔、金、阿诺德、迪尔、布鲁克和伊斯梅都参加了。会谈集中地围绕着中东局势的恶化上，以及继派遣受过沙漠战争特殊训练的第二装甲师之后，再派遣大批美国军队到那个战场去的可能性问题。一致同意关于这种可能性要特别结合航运形势加以仔细的研究，而且，与此同时，经过总统的完全同意，我当通知奥金莱克将军，他在8月间可望得到一个受过高度训练的、有“谢尔曼”式和“李”式坦克装备的美国装甲师的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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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托卜鲁克的投降在全世界引起了反响。22日，我和霍普金斯在总统房间里与他共进午餐。不一会儿，战时情报局局长埃尔默·戴维斯挟了一束纽约报纸来了。这些报纸刊载着令人注目的标题，什么“英国一片愤怒”，“托卜鲁克的陷落可能导致政府改组”，“丘吉尔将遭到不信任投票”，等等。马歇尔将军已邀请我去参观南卡罗来纳的一个美军兵营。我们将在6月23日晚上和他以及史汀生先生同乘火车出发。戴维斯先生严肃地问我，鉴于国内的政治局势，我是否还认为应该履行原先经过精细安排的访问日程。当非洲和伦敦都发生了如此有重大影响的事情时，我如果在美国检阅军队，是否会引起误会？我回答说，我肯定要进行计划中的检阅，而且，我怀疑我是否能够激怒二十几位议员到议会来在信任问题上反对政府。事实上，这正是对政府不满的人们最后终于凑集的大致数字。
于是，我在第二天晚上乘火车到南卡罗来纳去了。下一天早晨，我们到达杰克逊炮台。火车停在空旷的平原上，而不是停在车站上。这一天天气酷热，我们下车后直向检阅场走去，这使我回想起炎热气候下的印度平原。我们先走到一个凉篷下，去检阅美国装甲兵和步兵的分列式。然后，我们观看跳伞演习。他们很令人感动，也叫人信服。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千人同时在空中跳伞。他们给我一个“报话机”让我背着。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样一种方便的工具。下午，我们观看大批美国师进行实弹野战演习。结束时我对伊斯梅说（关于这一件事的叙述，我当向他致谢）：“你有什么感想？”他回答说：“用这些军队来对付德国军队，真是叫他们去送死。”
对此我回答说：“你错了。他们是特殊的材料，很快就能学会的。”不过，对于我的美国主人，我始终强调说，培养一个兵需要两年或更多的时间。我们在南卡罗来纳所看到的那些军队，两年以后，他们的举止肯定会同老兵一样。
我必须在此处记述一下我在战后1946年所说的话。那时我以一个在野的私人身分受到正在华盛顿五角大楼开会的美国三军长官们的接待。
我对美国军队的组建方式极为钦佩。我认为这是组织工作的奇迹，即兴之作的奇迹。一个强大的国家愿意筹建大批军队，由于有金钱、时间、纪律和忠诚，能够建成大批军队的事例是很多的。但是，战前不久美军只有几十万人，在这样一支规模不大的军队的基础上，建成一支几百万人强大的军队，这种速度在军事史上是一个奇迹。
两三年以前，我来到美国，曾经同马歇尔将军参观在南卡罗来纳训练的美国陆军军团，在那里我们看到你们也许会称之为“大量生产”的各个师的情景。它们在大规模而迅速地轮训中组成，并且进一步向完善的阶段前进。我见到这支强大军队的建成——从原有人数很少的基础之上，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建成这支强大的军队，他们在各个战场对敌作战中总是战无不胜。这是每个国家的军人都应当永远怀着钦佩而羡慕的心情来学习的一种成就。
但是，那还不是全部经历，甚至还不是其经历的最大部分。建立大批军队是一回事；领导和管理他们则是另一回事。
在我看来，还有一个尚无法解释的奥秘，那就是，美国在平时只保持着很少的军事工作人员，怎么能够不但建立各种陆军和空军部队，而且能够选出领导人和大批工作人员，凭这些人员就能管理大批军队，还能把他们调到比战前这些军队到过的更远的地方，调动得非常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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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下午，我们飞回华盛顿。在那儿，我收到各种报告。
有一封是奥金莱克将军的来信：
奥金莱克将军致首相 1942年6月24日
在这样危急的时期，由于我所指挥的军队遭到严重的溃败，使你受到沉重的打击，对此我负疚实深。除了敌人现在已占领托卜鲁克之外，我恐怕现在的情势和我在一年前接任司令时相同；而托卜鲁克对敌人说来是非常有用的，这不仅是从供应方面来说，而且也由于敌人无须再派军队去牵制这个地方了。……
在解释他的部署之后，他又说道：
对于你和美国总统，我们深为感激；因为你向他建议给我们以慷慨的援助，而且，你还正在安排把它们尽快地送给我们。正如同“格兰特”式坦克和“李”式坦克将从印度调出那样，美国第二装甲师的确是受欢迎的援军。你保证印度步兵师和印度装甲旅现在无须调回印度，这大大减轻了我在伊拉克和波斯方面，特别是在产油地区治安问题方面的困难。
特德空军中将通知我说，调拨飞机到这个战场，将无限地增强我们的力量。
我个人衷心地感激你在去年给我的帮助和支援，并且，对上月所遭受的失败和挫折深表遗憾。我对此应负全部责任。
在我离开华盛顿之前，我使奥金莱克确信我对他完全信任。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6月25日
我通知你，美国总统曾建议将美国第二装甲师拨给你，而且，该师将于7月5日左右调往苏伊士运河区。我们觉得在下个月内运送这个师，存在着极大的困难。马歇尔将军于是提出了一项建议，而帝国总参谋长认为，从你方面考虑，这项建议更为有利，因为，你将得到大量最现代化的装备，同时，你从英国所得的增援也不受影响。我们因此接受了下列的建议。
美国人将运送三百辆“谢尔曼”式（M4）坦克和一百门105厘米口径的自行榴弹炮到中东，作为一种紧急的行动。这些装备将在7月10日左右用从哈瓦那运糖船队中拨出的两支海上辎重船队运往苏伊士运河区；其航行速度分别为每小时十五海里和十三海里，而且尽可能加速开行。少量的美国必需人员将护送这些坦克和大炮。……
切勿对国内事务的发展稍存顾虑。不管我在战争是怎么打的、或者是否应当更早一些打等问题上有些什么看法，你都获有我充分的信任，我也充分分担你的责任。……
请告诉哈伍德，我对于亚历山大港方面过分的沮丧和惊慌的气氛，以及海军急于撤往红海等报告，颇为不安。虽然可以采取各种预防措施，虽然“伊丽莎白女王”号应该尽早出坞，但我相信应该保持一种坚定而有信心的态度。总统从罗马得到的情报说，预料隆美尔在可能猛攻马特鲁阵地之前，可能要拖延三四周之久。我想，拖延的时间或许要更长一些。
我希望这次危机将会促使在尼罗河三角洲所有的军事人员和一切可以作战的忠诚的人力鼓起最大的战斗精神。你在中东领军饷的人已超过七十万。凡能作战的男丁都应培养成为不怕死的、为胜利而战的战士。没有理由不派几千名军官和后勤人员去增强各营与各工作部门的实力，以使防守马特鲁阵地的各个部队得到增援。你现在的处境正如我们在万一英伦三岛遭到侵犯时的处境一样，而且，应当充满着同样紧张而果断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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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我会见我们自治领和印度的代表们，并且出席了太平洋作战委员会的会议。那天晚上，我到巴尔的摩去，我的水上飞机停泊在那儿。总统在白宫热情地和我告别，哈里·霍普金斯和艾夫里尔·哈里曼则来送行。那条狭长的而且有遮盖的通到河里的临时跳板，由美国武装警察严密地护卫着。似乎有一种紧张的气氛，警官们神态严肃。在我们起飞之前，有人告诉我说，一个值班的便衣人员被逮捕了；这个人手指摸弄着手枪，口中喃喃地说他要“干掉”我，还说了些其他不好听的话。警察向他猛扑过去，将他逮捕了。后来，发现他是个疯子。疯子在公职人员看来特别危险，因为，疯子对叫“走开，走开”是不理会的。
第二天早晨，我们到巴特伍德降落加油，在饱餐一顿新鲜的龙虾之后又起飞了。此后，我在想吃的时候——那就是，在正常两餐之间的时间里——吃了点东西，而且，什么时候能睡就睡。在飞过北爱尔兰之后，黎明时临近克莱德河，那时我就坐在副驾驶员的座位上。飞机安全地降落了。我的火车在等着。我的私人秘书之一，佩克也在那儿；还有一大堆箱子和四五天的报纸。一小时内，我们又出发到南部去了。由于在莫尔顿选举中的彻底失败，我们丧失了一个补缺选举的席位。这是托卜鲁克的副产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