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指挥部门易长之后的几星期中，在开罗及前线一直没有中断制订计划和训练的工作。第八集团军已有了空前的增强。第五十一师和四十四师已由英国到达中东，并且已成为“习惯于沙漠作战的部队”。我方装甲部队已增加到七个旅，配备一千多辆坦克，其中几乎半数是来自美国的“格兰特”式和“谢尔曼”式坦克；我军在数量上占有二比一的优势，在质量上至少是不相上下。在西部沙漠已集结了空前强大而训练精良的炮兵，来支援即将发动的攻势。
根据1941年10月7日的指令，中东空军在作战方针和任务方面都由总司令指挥，但是，在特德空军中将的统率下，根本无需任何严格的规定。空军司令部与新就任的陆军将领们之间的关系是融洽无间的。科宁厄姆空军中将所率领的西部沙漠空军现在已具有五百五十架飞机的战斗力。除了以马耳他岛为基地的飞机以外，另外还有两支空军队伍，这两支空军共有六百五十架飞机，其任务为骚扰敌方港口和地中海上及沙漠中的敌方补给线。再加上一百架美国战斗机和中型轰炸机，我们的实力总计约有一千二百架可以作战的飞机。
在这一切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时，我有必要尽早了解亚历山大将军的意图。因此，我于9月17日发出如下电报：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 1942年9月17日
我正在急切地等待着你来电说明你的意图。我原和你商定，在9月的第四个星期发动进攻。以后你曾声称，由于最近的那次战役——这次战役已使敌军受到很大削弱——重新集结兵力等等工作需要多花一点时间。我并不想知道你的计划或准确的日期，但我必须知道定在哪一个星期，否则我就无法对整个战局作出必要的判断。
亚历山大将军在几封电报里告诉我们说，已定于10月24日左右发动“捷足”，“捷足”是这次战役的代号。他说，“由于没有开阔的侧翼，战役只能分阶段进行，以便在敌军的防线上突破一个缺口。”构成装甲部队主力的第十军是这次攻击的先锋，将在白天通过这个突破口向前推进。该军要到10月1日才能领到全部武器和装备。然后还要训练几近一个月才能担当起这个任务。“我认为，最初的突破进攻必须要在月圆的时候进行。这将是一场主要作战行动，它要花费一些时间，并且，如果要使我军的装甲部队能有一整天的时间来解决战斗的话，就必须在敌人的战线上打开一个足够大的突破口。我的整个计划实际上是与月圆不可分的。我已仔细地考虑过如何使这次战役发动的时间与‘火炬’战役配合的问题，我得出的结论是我军发动进攻最好的日期是在‘火炬’战役发动前十三天。”（“火炬”战役当时已定于11月4日发动）。
首相致中东总司令 1942年9月23日
事情都托付给你了。只要能打胜这一仗，拖延些时日当然还是值得的。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将作你的后盾，支持到底。
我谨向你提出一点，就是关于敌军在此期间将要构筑的防御工事问题。你是否想过会遇到一条密布着爆破而成的岩洞、隐蔽的炮位和机枪阵地构成的纵深达二十五哩的防御工事，而不是一夕之间就可攻破的薄薄的一层防线？坦克本来就是为了顶住机枪的火力为步兵开路而发明的，现在却是步兵得为坦克开路了。依我看来，既然火力已大为加强，步兵的这个任务就将是极为艰巨的。你现在一定也在考虑这些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以及如何扩大你的进攻面，从而发挥你的兵力上的优势。
※ ※ ※
又过了将近一个月，进攻的日子已经临近了。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 1942年10月20日
无论是北非，还是维希法国的事态发展，均对我方有利。
“火炬”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正在顺利地如期地进行中，但我们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和蒙哥马利即将进行的战役上。
这场战役很可能对未来有重大影响。请代我向蒙哥马利和科宁厄姆致热烈的问候。当你开始进攻的时候，请用“齐普”一字通知我。
这时空军早已开始战斗，他们袭击敌人的部队，机场和交通线。空军对敌军的运输船队特别注意。在9月里，向北非运输给养的轴心国船只有百分之三十被击沉，大部分是空军的战果。到10月，这个数目上升到百分之四十。敌军的汽油损失达百分之六十六。在秋季的四个月里，轴心国的船只损失达二十万吨以上。这对隆美尔的军队说来，乃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我所等待的那个字终于传来了。
中东总司令致首相及帝国总参谋长 1942年10月23日
“齐普！”
我立即电告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0月23日
埃及战役于伦敦时间今晚八时开始。陆军全部兵力将投入此次战役。我将随时向你报告战况。在埃及打一次胜仗对我们的主要事业将极为有利。你在托卜鲁克那个黑暗的早晨给我的那些“谢尔曼”式坦克和自动推进炮，均将在这次战役中大显身手。
※ ※ ※
当时共有三十装甲师和相当于七个步兵师的兵力可供蒙哥马利将军随时调遣。集中这么大的兵力，必需采取若干欺骗敌人的巧妙措施和预防办法。特别重要的是，绝不能让敌机俯瞰到我方的准备工作。这一切都极成功地做到了，因此这次进攻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
10月23日夜晚，皓月当空，近一千门大炮对敌人的炮兵阵地开火，一直轰击了二十多分钟，然后又轰击敌人的步兵阵地。在这种集中炮火的掩护下，再加上空中轰炸的支援，第三十军（军长利斯将军）和第十三军（军长霍罗克斯将军）发动了进攻。第三十军所进攻的敌军防线系由四十师的兵力防守，该军全体部队力图在敌人的防御工事中打开两条通路。在该军后面紧跟着第十军（军长拉姆斯登将军）的两个装甲师，以便扩大战果。他们冒着猛烈的炮火奋力挺进，到拂晓时已深深楔入敌人战线。工兵部队已经把先头部队后面的地雷扫除了。但我军仍未突破敌人布雷阵地的纵深地带，我军装甲部队也并无很快即可突破敌人阵线的希望。更往南一点，第一南非师奋战前进，以便保护突出部的南翼，第四印度师由鲁威塞特山脊发起进攻，与此同时，第十三军所属第七装甲师和第四十四步兵师也突破了他们面前的敌军防线。这样，这支部队就完成了它的任务：当主要战斗在北面展开之际，诱使敌军在这一部分战线的后方将两个装甲师保持三天之久。
截至此时为止，我军一直未能在敌军很深的布雷地带和防线上突破任何缺口。25日凌晨，蒙哥马利和他的高级将领举行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命令装甲部队按照他原来的指令，在拂晓前再度向前猛攻。在这一天里，经过激烈的战斗以后，的确获得了一些进展；但是那块通称为腰子岭的有特点的地方却成为我军和敌军第十五装甲师和阿里雅特装甲师激战的焦点，他们接连不断地猛烈反扑。第十三军在它的战线上没有继续推进，为的是保存第七装甲师的实力，以便在高潮时使用。
在敌军司令部里曾经发生过严重的混乱。隆美尔在9月底回德国治病去了，接替他的是施登姆将军。战役开始后还不到二十四小时，施登姆便死于心脏病猝发。隆美尔应希特勒的要求，出了医院，在25日傍晚重新担任指挥官。
26日那天，在这个目前已深深楔入敌人防线的突出部分的整个战线上敌我双方继续激战，这一次仍然是以腰子岭打得最厉害。在前两天一直销声匿迹的敌方空军，此刻也毫不示弱地向我们的空中优势挑战了。空战多次，结果多半是我方占上风。第十三军的奋战，虽然推迟了敌军的行动，但并未能阻止德军将其装甲部队调到他们现在已经知道是他们防线的要害地区去，但是，这一调动受到我方空军的痛击。
此时，在莫斯黑德将军指挥下的第九澳大利亚师发动了一次新攻势，大有所获。该师由突出地带向北朝海边方向攻击。蒙哥马利抓紧时机，扩大这次出色的胜利。他命令新西兰师停止西进，并命令澳大利亚部队继续向北挺进。这一行动威胁了在北翼的德国步兵师一部分人员的退路。这时，他感到我军在密布地雷和强大的防坦克炮阵地中趑趄不前，锐势已有所衰退。于是，他重新集结部队和后备力量，以便为再度猛攻作好准备。
在27日和28日两天里，为了争夺腰子岭，我军和德国第十五装甲师和第二十一装甲师进行了整整两天的激烈战斗。这两个师是新近由南部地区调来的，他们反复向腰子岭的进攻，均被击退。亚历山大将军描述这场战斗如下：①
①摘自他11月9日给我的电报，战役结束后才发来给我。
在10月27日，敌军进行一次旧式的装甲部队的大规模反击。他们使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德国和意大利的坦克，进攻达五次之多，结果寸土未得，损失惨重，而且更糟糕的是，因为我方坦克采取守势，损失较轻，他们的损失比我们重多了。10月28日，〔敌军〕重来，〔经过〕一上午的长时间与仔细的侦察，以求找到我方的薄弱部分和防坦克炮的位置，随即在下午，背着落日的余辉，集中兵力发动猛烈的攻势。敌方的侦察已不如往日有效，因为我方的坦克与防坦克炮均能在较远的距离同他们作战。正在敌人企图集结兵力发动最后攻势之时，英国皇家空军以摧毁一切之势，再度加入战斗。在两个半小时内，出击的轰炸机在三哩宽二哩长的敌军部队集结地区共投下八十吨炸弹，甚至敌人在尚未整队以前，其进攻即已被击溃。此次为敌军最后一次企图掌握主动权。
就在10月26日与28日这两天中，三艘极端重要的敌方油船被我空军击沉，这样，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中的空中作战得到了最大的报酬，空中作战就是陆上作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嘛。
※ ※ ※
虽然这时胜负尚未揭晓，我认为已经可以把战况告知各位自治领总理了。
首相致加拿大、新西兰及澳大利亚总理 1942年10月28日
埃及的大战开始极为顺利，虽然现在尚不能预料结果如何。敌军缺乏弹药与燃料，加之我军在不久前击沉了一艘他们一定还在翘首期待着的极端重要的油船。我军在空军方面、装甲方面（包括最优良的装甲在内）、以及在人数方面，均大大超过敌军，此外还有一条十分方便的交通线。隆美尔身患重病，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调他回来的。亚历山大与蒙哥马利将军决心战斗到底。如果他们成功了的话，敌军由于缺乏交通工具及燃料，将很难顺利撤退。因此对我军说来，就地解决战斗远较在西面地区解决战斗有利。
致弗雷泽先生：
你将怀着骄傲和兴奋的心情看到你们新西兰战士的全部英勇事迹，和他们在这个很可能流芳百世的事件中立下的功勋。
致柯廷先生：
你将以骄傲和愉快的心情了解到第九澳大利亚师在这次不愧为最重大的事件中立下的功勋。
我也给亚历山大将军发了下列电报：
你和蒙哥马利将军坚决地、成功地发动了目前这次决战，战时内阁国防委员会特此向你们致贺。国防委员会认为，总的局势已经证明，不顾一切危险和牺牲来进行这次残酷的战斗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向你保证，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支持你为彻底击溃隆美尔部队和战斗到底所采取的一切行动。
2．空军在击沉敌军所极需的油船方面所获得的辉煌战果，以及敌军前线后方的万分焦虑与紧张的情况，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坚信最后胜利必属于你。希望你能将你的报告中尚未提到的当前意图扼要见告。
3．与此同时，“火炬”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一直在极端机密的情况下顺利进行，我们将按时发动进攻。
4．·下·列·情·况·只·供·你·和·蒙·哥·马·利·二·人·了·解。克拉克已访问了“火炬”地区，与对我方友好的一些法国将领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我们有理由相信，届时不仅遇不到抵抗，而且还会得到有力的援助。因此事态的发展也许会较快，说不定比原定的要快得很多。预计法国方面很可能会作出具有决定意义的反应；西班牙方面至今尚未发生任何险象。就我们所知，敌人并不知道攻击即将临头，而且对它的规模之大与迫在眉睫也毫无所知。向你和蒙哥马利致以最良好的祝愿。你们的战斗如能取得完全胜利将为人们永志不忘。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及帝国总参谋长 1942年10月30日
蒙哥马利和我完全同意，必须保持我们攻势的高度压力。
敌军的布雷区和防坦克炮造成了不少困难和迟滞。但我们即将以步兵和坦克大举进攻，以便为第十军杀出一条血路。此次攻势如能获得成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相致特德空军上将 1942年10月30日
你从空中、地面和海上进击敌人，获得了辉煌的战果，为此特向你致以热烈的祝贺。请代向科宁厄姆以及曾在利比亚沙漠中热情欢迎过我的皇家空军官兵致意。那时我就确信伟大的日子已经不远。这些日子终于到来了，你们在这些日子里正作出光荣的贡献。
特德空军上将致首相 1942年10月31日
我谨代表这里的全体空军官兵对你的那封嘉奖备至、激励军心的贺电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我们正在乘胜追击，决心战斗到底。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 1942年10月31日
谢谢你来电嘉奖。敌军正在拼死挣扎，但我军正在不断地予以无情的痛击。敌人最近很有可能崩溃。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及帝国总参谋长 1942年11月1日
迄至10月31日晨六时止，我军损失最高估计为：阵亡、负伤及失踪的军官六百九十五名，士兵九千四百三十五名。
伤亡最重的部队为第五十一高地师及第九澳大利亚师，各损失二千人左右。第十装甲师损失一千三百五十人。
损坏的坦克正在顺利修复中。在最初六天中，共修理二百一十三辆坦克，其中只有十六辆是肯定无法修复的。
※ ※ ※
蒙哥马利这时已订好计划，作好部署，准备进行具有决定意义的突破（“增压”作战计划）。他把第二新西兰师和英国第一装甲师从前线撤下来，后者在腰子岭击退德军装甲部队的战斗中获得赫赫战果以后，特别需要进行整顿。英国第七装甲师和第五十一师以及第四十四师的一个旅合并，编为新的后备部队。此次突破将由第二新西兰师，英国第一百五十一和一百五十二步兵旅及第九装甲师打头阵。
在此期间，用亚历山大的话来说，在10月28夜和10月30日，澳大利亚部队向北朝海岸猛攻，终于将留在该地的四个〔德国〕营包围在袋形阵地中。
敌军似乎坚信我军是打算攻击公路和铁路，因此极力抵抗我军的进攻。敌方调来了原在我军突出部西面的第二十一装甲师，再加上原来防守着我军突出部北翼的第九十轻装师，用这两支部队发动猛攻，企图解救被围部队。敌军以的里雅斯特师——它的最后一支尚未使用的后备部队——接防第二十一装甲师原来的阵地。在敌军为了想解救一团人，大大分散兵力，并动用了它的最后的一支尚未参加战斗的后备部队之际，我军就得以从容不迫地重整兵力，以便执行“增压”作战计划。
澳大利亚健儿在经过一系列苦战后，长驱直入，战果辉煌，这使整个战局对我十分有利。11月2日清晨一时，“增压”开始。在三百门大炮的掩护下，第二新西兰师下属的几个英国旅突破了敌人的防区，英国第九装甲旅一马当先，直捣敌人阵地。但是他们发现，沿着通往拉曼的道路上，有一条配备了强大的防坦克武器的新防线阻挡了他们的去路。经过长时期的战斗后，该旅损失惨重，但却为后续部队打通了一条走廊，英国第一装甲师便通过这条走廊向前挺进。接着就发生了这次战役中最新的一次坦克会战。敌军以所有残存的坦克猛攻我军突出部两翼，均被击退。这是一场决战；但到次日，即3日，当空军报告敌军已开始撤退时，在通往拉曼道路上的敌军掩护撤退的后卫部队，却依然缠着我军装甲部队的主力，使之无法前进。希特勒下令不准再后退一步，但是这个问题的决定权已不在德国人手中了。现在仅需在敌人的防线上再打开一个缺口，大功即告完成。11月4日清晨，第五印度旅在特勒阿格及尔以南五哩的地方发动了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猛攻，十分成功。我军至此已大获全胜，我装甲部队终于打通了横越广漠无垠的沙漠追击敌军的道路。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 1942年11月4日
经过十二天浴血苦战后，第八集团军已使隆美尔统率下的德军和意军一败涂地。敌军阵线已被突破，大批英国装甲部队已通过突破口，现正在敌军后方作战。一部分能够脱身的敌军正在全面撤退，并不断受到我装甲部队、机动部队及空军的袭扰。其余的敌军各师依然顽守阵地，力图苟延残喘，这些部队很可能被包围，无路可走。
皇家空军自始至终一直在出色地支援陆上战斗，并不断轰炸敌人撤退的纵队。
战斗仍在进行中。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 1942年11月4日
第八集团军在你的杰出的副手蒙哥马利的指挥下，在埃及战役中建立了殊勋，特此向你致以衷心的祝贺。虽然这次战役的效果要在若干天甚至若干星期后才能显示出来，但无疑已经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它将影响到这次世界大战的整个未来进程。
如果你在电报中所说的那些合理的希望成为事实，而且眼看敌军即将整批就俘和全面溃退的话，我打算以全国鸣钟来表示庆祝，自战争爆发以来，这还是破天荒头一次。希望你在最近几天里能使我如愿以偿。俘虏至少要达二万名。你将会看到，这样的一种示威，对即将到来的“火炬”战役来说是及时的，因为它既可以鼓励我们在“火炬”战役地区的那些朋友们，又可以转移敌人的视线，使他们不注意他们即将遭到的另一次进攻。
“火炬”的调动工作正在按计划准确进行中，保密情况一直良好，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用不了多久，我们对整个形势就要刮目相看了。
※ ※ ※
隆美尔现在正在全线撤退中，但是他的运输工具和汽油只能用来撤退一部分军队，因此，德国人虽然在作战时表现很英勇，现在却丢下意大利人，自己先乘上汽车了。六个意大利师的成千上万名士兵被丢在沙漠里，无法逃走，他们缺粮缺水，除了束手就擒以外，别无出路。战场上遍布被击毁了的或丢弃的坦克、大炮和车辆。根据德方的记载，在战事初起之际，德国的装甲师团共有二百四十辆可作战的坦克，到11月5日，只剩下三十八辆。德国空军在占优势的我方空军面前，干脆放弃了毫无希望的战斗，因此我方空军现在几乎如入无人之境，用全力来攻击狼狈西撤的大批敌军和车辆。隆美尔本人也曾对皇家空军的伟大功勋予以高度的评价。①他的军队已被彻底击溃；他的助手冯·托马将军和九名意大利将领都已成为我军的俘虏了。
①见德斯蒙德·扬：《隆美尔》，第258页。
看来很有希望使敌军的惨败变成全军覆灭。第二新西兰师奉命向富卡追击，但是等到它在11月5日到达该地时，敌人已过去了。本来还有一个机会，即在马特鲁港截住敌军的退路，英国第一及第七装甲师已向该港挺进。到6日傍晚，他们距目的地已经不远，此时敌军依然力图逃出我军日渐缩紧的包围圈。但是下雨了，而且缺少进军的汽油。7日全天，我军未能继续追击。这个二十四小时的停顿使我军未能完成包围圈。但尽管如此，四个德国师和八个意大利师已经溃不成军。我军俘获了三万名俘虏和堆积如山的各种物资。根据记载，隆美尔对我国炮兵在打败德军方面所起的作用有如下看法：“英国炮兵再度发挥了它那闻名的长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炮兵的高度机动性和进攻部队必备的迅速反应能力。”①
①同上第279页。
关于德军此次战败的经过，我们可以引用亚历山大将军于11月9日所发出的电报中的一段话来结束；
这场战役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是集结我方部队以便进行战斗并设法迷惑敌人，这就使我们能够进行奇袭，而奇袭乃是致胜的要素。第二是突破——即大量集中各兵种的力量，在敌军的防线上深深打开一个缺口，然后突破部队一分为二，形成两个侧翼，以便使我军有扩大战果的更多机会。第三是东攻一下，西进一下，以吸引敌人的兵力，并使他们将所有的后备兵力都用于堵塞突破口和反复进行反攻上。最后是猛攻，粉碎敌人的最后一道防线。打开一条通道，我军的装甲及机动部队随即便源源不绝地通过这条通道。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 1942年11月6日
鸣钟吧！据估计俘虏人数目前已达二万名，俘获坦克三百五十辆，大炮四百门，军用物资数千吨。我军先头机动部队已抵马特鲁港以南的地方。第八集团军正在乘胜前进。
但是，这时我却想起1917年在康布雷战役①结束后所发生的情况，因此在三思之下，决定还是等到即将发动的“火炬”作战计划开始得胜时再鸣钟祝贺为好。但我希望在一星期内即能如愿以偿，于是，我便把这个意见通知了亚历山大将军。
①康布雷为法国北部一城市，1917年11月，英军第一次大量使用坦克进攻德军设于该地的兴登堡防线，大获全胜，但德军旋于12月大举反攻，英军转胜为败。——译者
※ ※ ※
阿拉曼战役与以前在沙漠所发生的历次战斗均有不同。
因为战线狭窄、工事极为巩固，并且有重兵固守。没有侧翼可以包抄。只有较强的并且敢于采取攻势的一方才能突破。谈到这些情况，不禁使我们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西线所进行的那些战斗。我们在埃及又看到1917年底曾在康布雷出现过、后来又在1918年的许多战役中出现过的实力较量，就是说，攻击者握有短近而优良的交通线，尽力集中使用炮兵，用猛烈炮火组成火网，然后用大批坦克蜂拥向前推进。
蒙哥马利将军和他的上司亚历山大都是经验丰富、研究有素并且肯动脑子的人，所以深谙此道。蒙哥马利是一位伟大的炮兵专家。他相信大炮可以杀人，正如萧伯纳说拿破仑也相信这一点一样。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他力图使三四百门大炮在统一的指挥下参加战斗，而不是用分散的炮兵中队来进行小规模的炮轰；在过去，这种小规模的炮轰总是与坦克在宽广的沙漠地带的袭击一起进行的。自然，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论，阿拉曼战役的规模都远不及在法国和佛兰德所进行的那些战役。在阿拉曼，我们在十二天中损失一万三千五百人，而在松姆地区我们头一天就损失了近六万人。就另一方面而言，自第一次大战以来，防御火力已大为增强，而且在那次大战中，人们一直认为，不仅在炮火上，而且在士兵的人数上，必须是二或三对一之比，才能突破一条工事巩固的防线。
在阿拉曼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优势。敌军的阵线不仅包括连绵不断的前沿据点和机枪阵地，而且这样的防御体系遍布整个纵深区域。此外，在这样的一个阵地前面，还有大片布雷区，形成强有力的屏障，其所布的地雷质量之高数量之大，都是空前的。因此从上述种种情况看来，阿拉曼战役将永远成为英国战史上光辉的一页。
它将永垂青史，还有一个原因。它实际上标志着“命运的关键”。我们可以说，“在阿拉曼战役以前我们是战无不败；在阿拉曼战役以后，我们是战无不胜。”
第三十四章 火炬点燃起来了
戴高乐将军的处境——“要人”吉罗将军抵达直布罗陀——舰队驶近目的地——罗斯福总统致贝当等人的函件——艾森豪威尔于11月5日飞往直布罗陀——战时的直布罗陀岩壁——吉罗将军的幻想——战斗打响了！——一件怪事的干扰——达尔朗海军上将在阿尔及尔——墨菲先生和朱安将军向他发出呼吁——他的艰难处境——英美军队开始登陆——美军于11月8日进攻奥兰——在奥兰及阿尔及尔两地法军停止抵抗——在摩洛哥登陆的全部是美军——贝图阿尔将军效忠盟国——诺盖总督重新控制局面——他下令进行抵抗——“西方特种部队”开始登陆——法国舰只与美国舰队激战——诺盖于11月11日投降——吉罗将军与克拉克将军飞往阿尔及尔——吉罗遭到法军将领的冷遇——德军侵入法国未占领地区——达尔朗下令北非全境全面“停火”——赖伐尔接到了消息——他左右着贝当元帅——他被召往贝希特斯加登——达尔朗海军上将终于被克拉克将军争取过来——安德森将军接管阿尔及利亚的军事指挥权——迅速东进——德国人空运增援突尼斯——在土伦的法国舰队的命运。
罗斯福总统曾和我决定，不把有关“火炬”作战计划的各种情况告诉自由法国人士，这是因为他对戴高乐抱有成见，他通过李海海军上将与维希保持着关系以及我们对两年前在达喀尔问题上泄密一事记忆犹新之故。我对此并无异议。但我仍然不能忘怀英国和戴高乐之间的关系，并意识到，他因为我们故意将他排斥在这个计划之外必然会感到受到莫大的侮辱。因此我打算在进攻开始前不久将此事告诉他，我还准备把马达加斯加岛委托他管理，以便减轻他和他所领导的那个运动所受的这种侮辱。在“火炬”战役的准备阶段里，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事实，和以后我们所获悉的一切情况，都证明了：倘若当时让戴高乐参与此事的话，会引起北非法国人士的极度反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1月5日
我必须在进攻前一天（如果确知次日气候良好的话），将“火炬”计划告诉戴高乐。你谅必记得，我在1940年曾和他郑重地交换过信件，承认他是自由法国人的领袖。我深信他是有军人气节的。
2．我将对他解释，我之所以没有把“火炬”计划告诉他，乃是因为这是美国的计划和秘密，并对他解释，不让他和他的同伴参预“火炬”计划，并非是因为我们对他和他所领导的那个运动缺乏好意，而是因为“火炬”地区的情况复杂，和需要尽可能避免战斗之故。我预备让他在星期五某个时间宣布任命勒·让蒂奥姆将军为马达加斯加总督。我们一直把此事作为对他的一种慰劳品。它将证明我们并不想抛弃自由法国人士。至于他和吉罗的关系，我个人认为他们会在政治上携手合作，但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合作，我就不可得而知了。
希望你能同意我所提出的方针。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2年11月5日
任何使戴高乐参与“火炬”计划之举，均将对我们努力争取在非洲的大部分法军归附我方远征军这一大有希望的工作产生不良影响，我对此深感忧虑。
因此我认为你在登陆成功以前，还是不把有关“火炬”计划的任何情况告知戴高乐为宜。登陆成功后，你可告诉他说，经我同意，美国远征军的美国司令官坚持将此事严守秘密，作为一种必要的安全措施。
戴高乐于星期五宣布马达加斯加总督人选一事，对“火炬”计划毫无裨益，目前仅需在他的追随者中间维持他的威信即可。
李海海军上将完全同意上述意见。
物色一位有威望的法国人显然是很有必要，而在英国和美国人的心目中，再也没有谁比吉罗将军更合适了。这位斗志坚强的高级将领在德国惊险而大胆的越狱事迹已经传为美谈。我在1937年参观马奇诺防线时曾在梅斯见过吉罗一面，当时他负责指挥马奇诺防线的主要部分。关于这次会晤，我在本书中已经叙述过了。当时他就曾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越狱后在德军阵线后方的惊险事迹告诉过我。由于我也越过狱，这就使我们两人有了共同的经历。如今，在他当上了集团军司令官以后，他又重演他青年时代的英勇事迹，这事迹甚至更为轰动。奇怪的是，早在4月间，当总统的“秘密的战争婴儿”“火炬”作战计划尚未诞生时，我就曾给总统发去下列电报：
1942年4月29日
我对吉罗将军越狱到达维希一事极感兴趣。此人在实现你所寄予厚望的事情上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请将你所知道的情况见告。
现在，在六个月之后，所有这一切就变得极为重要了。美国人已和吉罗将军举行了秘密会谈，并拟定了计划，在决定性的时刻把他从里维埃拉送到直布罗陀。我们对“要人”寄予很大的希望，“要人”是吉罗的代号。我在11月3日致电总统说：
“要人”来电说，他已决定立即前来，并要求派一架飞机将他送往直布罗陀。艾森豪威尔已复电劝他乘坐一艘在美国艇长指挥下的英国潜艇，该艇已在海岸附近等待。
在海上饱尝虚惊后，吉罗和他的两个儿子安全地被送到直布罗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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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我们的庞大舰队已驶近目的地。我们决计不惜任何代价保证它们的通行。由英国港口开出的护航队大部分都必须驶过比斯开湾，穿过所有德国潜艇横行之地，因此需要有强大的护航舰队。我们还必须做到，不仅使从10月初起就开始集结在克莱德湾和其他英国西方港口的大批船只，而且使护航队的实际出航时间都瞒过敌人的耳目。我们作得非常成功。德国人根据他们自己的情报，误以为我们的目标又是达喀尔。到10月底，已有约四十艘德国和意大利的潜艇布防在亚速尔群岛以南和以东的地方。它们使一支由塞拉利昂驶回英国本土的庞大的运输船队蒙受重创，共有十三艘船只被击沉。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损失是算不了什么的。第一批“火炬”运输船队于10月22日驶离克莱德湾。到26日，所有快速的运兵船只均已出航，美国部队也由美国直接驶向卡萨布兰卡。这支由六百五十多艘舰只组成的远征军现在全部出动了。它们悄悄地渡过比斯开湾或大西洋，无论是德国的潜艇或空军都没有发现它们。
我们的一切力量现在全部都用上了。在遥远的北方，我们的巡洋舰在监视着丹麦海峡和北海的出口，以防敌人海上舰只的干扰。其他的巡洋舰则防卫着亚速尔群岛附近的美国人必经之地，而英美的轰炸机队则对法国大西洋沿岸的德国潜艇基地进行袭击。尽管德国潜艇显然已向直布罗陀海峡集中，但我们的先锋舰只在11月5日至6日的晚间驶进地中海时，却依然未被发觉。直到7日，当驶向阿尔及尔的运输船队距离目的地还不到二十四小时的航程时，它才被发见，但即使如此，也只有一艘船受到攻击。
这时已到该发表总统的声明的时候了。我对他送给我的声明初稿有点不放心，因为在那篇稿子里，他称贝当为“我亲爱的老朋友”，并且重提未免有点过时的1916年凡尔登的辉煌战绩。我认为这对于戴高乐分子说来，无异是断绝往来。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1月3日
我不知可否指出，你给贝当的那封信稿似乎太客气了一点。他的威望目前想必已一落千丈。他曾以他的威望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了莫大的损害。请你考虑这封函件对戴高乐分子所起的影响；我们对他们负有重大的义务，而且他们被排斥在“火炬”计划之外，必然感到极为痛苦。有人对我说，这封函件在其他地方也将产生不良反应。当然，给他一封友好的函件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否请你考虑把调子放低一点。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2年11月4日
我同意致贝当函件的调子应当放低一点，我已重写了这封信。我深信重写的这封信不至于触怒法国朋友们。
总统所作的修改是令人满意的，读者不妨参阅已发表的霍普金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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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艾森豪威尔冒险飞抵直布罗陀。我把这个要塞置于他的指挥之下，作为这次英美首次大规模作战统帅的临时司令部的所在地。
直布罗陀在战时的高潮时刻已经到来了。当然，自1939年9月以来，我们就已采取了军事防御措施，以防受到围困。
面对着西班牙边界，我们逐渐建立起来一个强大的防御体系，在其上边就是直布罗陀岩壁，岩壁上已爆破出许多坑道，以便安放控制地峡的大炮。另外还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以防备来自空中、海上和空降部队的进攻。这里最需要的是水，到1940年年中时，在坚固的岩石中已筑成了几座蒸馏水工厂，从而提供了足够的供应和储备。这是一桩浩大的工程。
直布罗陀对战争的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它的新飞机场的发展和使用。它最初仅是跑马场的一个小型降落场，从1942年起，不断扩建，最后成为一条一哩多长的宽阔跑道。它的西端一直伸到直布罗陀海湾，是用开凿坑道时开出的碎石筑成的。“火炬”计划所用的大批飞机就集中在这里。整个地峡挤满了飞机，共有十四个战斗机中队集中在那里待命出击。这一切活动不得不在德国监视人面前公然进行，我们但愿他们认为这些飞机是支援马耳他岛的。我们竭力给他们以这种印象。显然他们也信以为真。
艾森豪威尔将军说得好，“倘若没有英属直布罗陀，就不可能进攻西北非。”
艾森豪威尔将军致首相 1942年11月7日
昨日平安抵此。
我认为有希望在〔我们登陆〕以前将“要人”接来北非。
但此事需视天气好坏而定，如天气好，即可把他由潜艇转送到飞机上。以后我将正式报告此事。
你在过去数月中对我的不断支持和鼓励，谨此再次表示衷心的谢意。我们的士气昂扬，坚信今后一切会顺利进行。
吉罗及时到达约定地点，为了使事情进行顺利起见，我给他发去这样一封电报：
作为一个有同样越狱经历的人，我很高兴能和你一同共事。我们在梅斯的谈话对我记忆犹新。三十五年来，我一直对法国抱有信心，我为我们两国和美国即将为收复阿尔萨斯—洛林而首次联合大举进攻感到高兴。
艾森豪威尔将军致首相 1942年11月8日
“要人”接到你的电报后显然很高兴，他托我向你转致下列复电：
“承蒙惠电，谢谢。我们在梅斯的畅谈我也铭记心中。我和你一样，虽然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但对最后胜利必属于我这一信念从未动摇过。我如今坚信，经过大家的努力，阿尔萨斯和洛林终将属于法国。”
吉罗此番前来，本以为他会被任命为北非最高司令官，还以为美英两国的军队将归他指挥，而他以前并不知道联军的力量究竟有多大。他本人竭力主张在法国登陆，不要在北非登陆，或在北非登陆以外再在法国登陆，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为这是切实可行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他进行了四十八小时的辩论，才终于使这位勇敢的法国人最后认识到什么是当务之急。我们大家对“要人”都寄予过分的期望，但是，他对法国在北非的省长、将领特别是对军官团究竟有多大影响，他自己比谁都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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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终于打响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生动地叙述了他在11月7日到8日那一晚上和以后那几天中的焦急不安的情形。他一向是极能经受得住这样的紧张的。这场战斗所下的赌注之大，天气之变幻无常（可能由于天气的变化而前功尽弃），所获消息之零碎，法国人态度之极端复杂以及来自西班牙之危险——所有这一切（且不说实际战斗之激烈了），对这位司令官说来，无疑是一场极端严酷的考验，他所负的责任是既重大又直接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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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时，我们又遇到一件怪事的干扰，不过其结果倒是对我们极为有利。达尔朗海军上将在巡视北非后回到法国去了。他的儿子突然得了小儿麻痹症，在阿尔及尔住了医院。
他的病况危急的消息，促使这位海军上将于11月5日飞回北非。因此，正当英美即将大举进攻之际，他恰巧在阿尔及尔。
这是一个奇怪而麻烦的巧合。罗伯特·墨菲先生（美国在北非的政治代表）希望他能在我军登陆前离开。可是达尔朗由于关怀他儿子的病，在阿尔及尔逗留了一天，住在一位法国官员费纳尔海军上将的别墅里。
近几个星期以来，我们在阿尔及尔的主要希望寄托在法国军事长官朱安将军身上。他与墨菲先生的关系一向很密切，但是并没有告诉他具体的登陆日期。11月7日午夜稍过，墨菲访问了朱安，告诉他登陆的时刻已经来临了。一支强大的英美联军，在占绝对优势的海空军的支持下，即将开到北非，几小时之内即可登陆。虽然朱安将军深知此事内幕，并且忠心耿耿，他却不由大吃一惊。他原以为他可以控制阿尔及尔的全局。但是他知道由于达尔朗在此，他的职权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他手下只有几百名热情奔放的法国青年。他知道得很清楚，军政府的一切领导大权都已转到这位身为维希政府副元首的海军上将手中。现在人们绝不会再听从他的命令了。他质问道，为什么不早一点把登陆的时间通知他。其实，理由也很显然，而且告诉不告诉他登陆的日期，也与他的职权毫无关系。因为只要达尔朗在阿尔及尔，一切效忠维希的法国人就都听命于达尔朗。墨菲与朱安决定打电话给达尔朗，请他马上到他们这里来。在清晨还不到两点钟的时候，朱安将军打电话唤醒了达尔朗，声称有要事需要面商，达尔朗便来了。当他听到了联军即将登陆的消息后，他气得满脸胀红，他说，“我早就知道英国人是愚蠢的，但是我一直认为美国人要比英国人聪明一点。现在我开始认为你们美国人所犯的错误之多也不下于英国人。”
达尔朗对英国的反感是人所皆知的，长时期以来，他一直投靠轴心国。1941年5月，他不但同意把达喀尔供德国人使用，而且同意德国人假道突尼斯向隆美尔的军队运送给养。
魏刚将军当时制止了这一叛逆行为，因为魏刚将军当时是北非的最高负责人，他说服贝当拒绝了德方的要求。希特勒由于当时正在全神贯注于即将进行的俄国战役，所以尽管他的海军参谋人员对此提出反对，他在这个问题上却没有强求。同年11月，魏刚由于被德国人视为不可靠，所以被免职了。虽然以后并没有听说轴心国计划利用达喀尔来对付我们，但是后来突尼斯各港口却对轴心国船只开放，并在1942年夏季起了对隆美尔的军队运送给养的作用。现在事过境迁，达尔朗的态度也有所改变，但是不管他究竟准备怎样帮助英美占领西北非，他依然是彻头彻尾地效忠于贝当的。他知道，如果他投奔盟国这方面，德国必然会侵占尚未被德国占领的法国地区，他个人对此事要负责任。因此，尽管墨菲和朱安百般说服，他只答应发电报请求贝当允许他自由行事。一连串无情的事件，使他陷于极端困难的处境，在这种处境中，他除了这样做以外，也别无他法。
在此期间，原定的计划在逐步执行中。成群的持枪的反维希的法国青年包围了这座别墅，他们决心要弄清楚，屋子里的人态度如何。拂晓前，警察当局照例派了五十名机动警察来到别墅，驱散了这一小群违法的人。他们取代那些法国青年来监视屋里的人，并逮捕了朱安、墨菲还有和墨菲在一起的他的助手美国驻马拉喀什副领事肯尼思·彭达先生。他们静待达尔朗发布下一步指示。他授权彭达先生把他致贝当的电报送到阿尔及尔的法国海军司令部去。在那里值班的一位法国海军高级将领经核实这封电报是真的以后，便把它发了出去，但拘留了这个信使。这时，登陆的时刻已经到了，盟军开始在阿尔及尔和奥兰登陆。天亮以后，消息接踵而至，达尔朗和朱安两人便一路上互存戒心地到达了设在帝王堡内的阿尔及尔法军总部，留下墨菲先生仍然被警察软禁在别墅里。
达尔朗于上午七点四十分又给贝当发去这样一封电报：
上午七时三十分的情况如下：搭乘英国舰只的美军已于阿尔及尔及其邻近地区实行登陆。守军在几处地点，特别是在港口及海军司令部两地，击退了进攻。在其他地点，由于采取突然袭击，登陆获得成功。局势在日益恶化，守军不久即将无法支持。各方向报告表明，大规模登陆正在酝酿中。
11月8日凌晨一时后不久，在皇家海军巴勒海军少将指挥下的英美军队开始在阿尔及尔东西两方许多地点登陆。为了引导登陆艇在选定的海滩上登陆，曾进行极为仔细的准备工作。在西面，英国第十一旅的先头部队完全取得成功，但在其东面，载运美军的舰船和登陆艇，被意外的浪潮冲到离开计划登陆地点好几哩的地方去了，因此在黑暗之中造成了一些混乱和耽搁。幸而我们在沿海一带所受到的袭击和抵抗都不怎么严重。天明以后，增援到达，我们立刻又掌握了局势。海军航空兵部队的一架飞机发现地面上有友好的信号，就在卜利达机场降落，并且在当地法国指挥官的协助之下，占领该机场，一直等到海滩盟军赶来援助。
战斗最激烈的地点是阿尔及尔港本身。英国的两艘驱逐舰“布罗克”号和“马尔科姆”号在该处企图强行驶进该港，使美国突击队在防波堤上登陆，以便占领港口和炮兵阵地，并防止法国人凿沉舰只。这一大胆的行动使得这两艘英国军舰受到了进行抵抗的大炮的直接平射，结果甚为不幸。“马尔科姆”号不久即被击伤，但“布罗克”号于三度失败后，终于成功地驶进该港，使部队登陆。该舰后来由于在撤退时受了重伤，终于沉没。很多士兵在岸上被包围，不得不投降。
上午十一时三十分，达尔朗又给他的上级去了一封电报说，“阿尔及尔可能于今晚失守。”下午五时，他又发出一封电报说，“我军虽尽力阻挡，美军业已进入市区，我已命当地驻军司令朱安将军就阿尔及尔城投降一事进行谈判。”彭达先生已被释放，法国人给了他一张通行证，让他去见美军司令。
下午七时，阿尔及尔投降了。由这时起，达尔朗海军上将就落到美国人的手里，朱安将军在盟军的领导下重掌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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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兰，进攻的部队是美军“中央特种部队”，这支部队是在英国受训和登船的。在英国海军支援下的主攻，是于11月8日凌晨一时左右在该城以东的阿尔泽湾发动的，与此同时，对奥兰西面的两处地方也发动了较小规模的进攻。法军在这一带的抵抗较在阿尔及尔为猛烈。在叙利亚与英军作过战的许多法国正规部队，以及对英军在1940年进攻米尔斯克比尔怀恨在心的法国海军部队都进行了抵抗。正是由于这些往事，所以美国人也预料到这里的抵抗会比任何其他地方为大，但登陆还是按计划执行。这时，两个辅助性的作战行动遭到了挫折。首先受挫的是以占领奥兰后方的飞机场为目的的一次大胆的空降作战。一营美军空降步兵由英国起飞，来进行这次大胆的进攻，但是由于暴风雨，飞机的编队在西班牙上空被搞散了。先头的飞机坚持航行，然而由于航行方向发生错误，他们降落在离机场数哩的地方。后来，他们与已经登陆的战友会师，在占领塔法洛伊机场一役中立下了功勋。
第二个遭到不幸的，便是企图使一支美军部队在奥兰港登陆的那两艘英勇的英国小型军舰。正如同在阿尔及尔一样，他们的任务是夺取这个港口的设施，以免法国人破坏，并防止法国人凿沉舰只。因此，在这支登陆队伍中有很多熟练的技术人员。这次作战的重要性在于必须使奥兰港尽早成为盟军的基地。在主要登陆开始后不久，“华尔纳”号在皇家海军上校彼得斯的率领之下，驶进了奥兰港，跟着驶进的是“哈特兰”号。这两艘军舰原都是美国的缉私舰，是根据租借法案转交给我们的。它们遭到了近距离炮火的猛轰，两艘军舰均被击毁，舰上的人员多半牺牲了。彼得斯海军上校死里逃生，幸免于难，但是几天以后他就因飞机失事而蒙难。他牺牲后，英美两国政府分别追授他以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和美国的殊勋十字勋章。
到拂晓时，法国的驱逐舰和潜艇在奥兰湾开始活跃起来，但是由于我军占压倒的优势，它们不是被击沉便是被驱散了。
海岸炮兵对登陆部队依旧顽抗，但是它们遭到拥有“罗德尼”号战舰的皇家海军的炮击和轰炸。战事一直进行到10日上午，这时登陆的美军对该城发动最后总攻。到了中午，法军投降。
这时在奥兰和阿尔及尔的法军虽已终止抵抗，但北非沿海一带德军的抵抗却在迅速增强。大批德国潜艇很快就使我方所赖以生存的海上供应线受到了威胁。它们获得了一些成功，包括击沉三艘自登陆滩头返航的大型空船在内；但是我方也采取了强有力的反潜艇措施，到11月底时，在这一带的海域共有九艘德国潜艇被击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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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摩洛哥的登陆任务全部由美国部队担负，在这方面是有希望得到当地的积极支持的。驻卡萨布兰卡的法国师长贝图阿尔将军曾在纳尔维克作过战。他对德国人恨之入骨。摩洛哥沿海的地面防务大部归他指挥。我们到很晚才告诉他这个秘密，他愿意接受吉罗作法军最高统帅。他希望届时法国驻摩洛哥总督诺盖和米歇勒海军上将会幡然起义。盟军代表劝他不要冒险，还是把那位总督逮捕起来为妙。贝图阿尔不愿这样做。他不愿被人指责他取他的上级而代之。11月7日夜十一时，他把那些参与这个秘密计划的军官召集到他的司令部。他告诉他们说，“美军将在明天早上五时登陆。”这些人在午夜分乘三辆汽车离开了卡萨布兰卡，两小时以后，他们占领了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的法军司令部以及参谋部的电话交换所和邮局。不幸，他们忽略了诺盖将军的秘密电话线，因而在以后的几个小时里，这位总督得以自由地同散布在摩洛哥各地的各主要基地的司令官通话。
贝图阿尔在抵达拉巴特后，便派他的副官带着关于吉罗与墨菲之间的商谈的详细记录，和有关即将来临的盟军登陆的详细记录去见诺盖。一连殖民地步兵奉贝图阿尔之命，包围了诺盖的住宅。诺盖勃然大怒。他逮捕了这位副官——他的亲侄子，并且立即打电话给在卡萨布兰卡海军基地的米歇勒海军上将。米歇勒告诉他并无盟军逼近海岸的迹象。这个否定的回答促使诺盖采取行动。他命令米歇勒立即“警戒”，并叫他接管现在正在拉巴特的贝图阿尔的职权。实际上，一支拥有一百多艘舰只的美国舰队载着巴顿将军的登陆部队当时距摩洛哥已只有三十哩的航程了；可是诺盖不仅对此事毫无所知，甚至连盟军已开始在阿尔及利亚登陆一事也毫无所知。在这种紧张万分的情况下，贝图阿尔将军当然十分焦急。
因为只有他一人直接知道登陆即将来临，但是他所领导的一小伙支持者在拉巴特所发动的军事政变反而使全摩洛哥在诺盖的命令下处于警戒状态。
早晨五时，美国驻拉巴特副领事将罗斯福总统的一封私人信件交给诺盖，总统在信中请他援助盟军。两小时后——那时登陆已经开始了，诺盖通知在阿尔及尔的达尔朗说，他已拒绝了美国的最后通牒。贝图阿尔和他的为数不多的支持者被包围了。诺盖亲自打电话来，扬言他要枪毙参与此事的殖民地步兵团的军官们。这些人随即被全部逮捕。两天以后，贝图阿尔受到了军事审判，直到11月17日才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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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拟定作战计划时，我们对于进攻摩洛哥的靠大西洋沿海一带的行动比进攻地中海内的沿海一带的行动更为担忧。
因为不仅要把整个远征军直接由美国的港口横渡北大西洋准时送到他们的登陆滩头，而且我们还极为担心，到预定登陆那天，摩洛哥的大西洋沿海地区的气候，会使盟军无法登陆，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即将消逝之际，气候条件更差。11月7日那天，休伊特海军上将的旗舰由伦敦和华盛顿两地所接到的气象预报都预示气候不佳，因此海军上将必须当机立断，是按原计划不变呢，还是采取另一个计划，那就是率领整个舰队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让巴顿将军在奈穆尔附近，靠近西属摩洛哥的一片不大出名的海滩上登陆。除了其他问题以外，这个计划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那就是这将严重地耽误登陆的时间，这可能会引起致命的影响。幸好休伊特海军上将的参谋人员预料当地的天气将暂时好转，他也大胆地支持了他们的判断，结果证明，他这样做是对的。一经作出决定，这支舰队在天黑以前便分头驶向自己的目的地。
这支“西方特种部队”在11月8日拂晓前抵达摩洛哥海岸。由于在夜间行驶，并且航程较远，所以选定的登陆时间比在阿尔及尔一带的登陆时间晚三小时。对这一点巴顿将军事先曾提出批评，因为他认为总统的告北非法国人书预定在该日凌晨一时，即在阿尔及尔登陆的同时广播，它就只会使摩洛哥的守军有了戒备。他这种见解也不无理由。结果证明，这次广播对摩洛哥并不重要，不过，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守军却的确得到了“警报”。这次作战行动计分三处登陆。主攻是在中央，登陆地点是卡萨布兰卡附近的费达拉。侧攻在两翼，登陆地点是卡萨布兰卡以北的利奥特港和以南的萨菲。那天早上天气良好，但是多雾，海滨的波浪也不如预料的那样大。后来波浪变得汹涌起来，但是那时登陆部队已在所有地区获得了巩固的立足点。在有些地点，首批登陆部队并未遇到抵抗，但是抵抗很快就加强了，战斗一度相当激烈，特别是在利奥特港附近。
在海上也发生了激战。那艘尚未竣工的新战列舰“让·巴尔”号正停泊在卡萨布兰卡，它虽然还不能行驶，但却能发射它那四门十五吋口径的大炮。它不久就与美国战列舰“马萨诸塞”号展开了一场炮战，与此同时，法国舰队在巡洋舰“普里马格”号的掩护下也出海阻止我方登陆。它们正好碰上了整个美国舰队，等到战斗结束后，七艘法国军舰和三艘法国潜艇被击毁，法军伤亡约一千人。“让·巴尔”号内部起火烧毁，搁浅在沙滩上。
在9日那天，美军一方面巩固自己的据点，一方面向内地挺进。直到11月11月上午，诺盖才奉达尔朗之命投降。他报告说，经过三天激战，我方全部作战舰只与飞机均告损失。
“普里马格”号的舰长默西埃，虽然渴望着盟军获胜，但是由于服从命令，终于战死在该舰的舰桥上。默西埃海军上校所遇到的这种可悲的难题和他的那种相互矛盾的忠诚，使我方士兵牺牲了生命，倘若不发生这样的事，我们是该多么感谢上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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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在直布罗陀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司令部开始接到战斗情况和法方正式抵抗盟军登陆的片段消息。这位盟军最高统帅现在面临着一个严重的政治局面。他原已同意了吉罗所提出的意见，即由吉罗出任那些可能会效忠盟国的法国部队的司令官。可是现在却突然而且偶然地出现了一个人，实际上只要他说一句话，北非的全部法军就会有组织地参加我方。本来估计吉罗可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但这个估计尚未得到证实，而就登陆地带的初步反应而言，却未可乐观。因此，吉罗将军便于11月9日晨飞往阿尔及尔，与当地的法国当局磋商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事宜，克拉克将军紧接着也作为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私人代表为同样的目的飞往该地。
当地的法军高级将领对待吉罗极为冷淡。由美英两国的特工人员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苦心组织起来的当地的抵抗组织业已垮台。当晚，在克拉克主持下，达尔朗和吉罗举行了首次会谈，但未能达成协议。显然，任何身居要职的法国人都不肯承认吉罗是法军最高司令官。11月10日上午，克拉克将军又与这位海军上将安排了第二次会议。他以无线电通知艾森豪威尔说，唯一解决办法是同达尔朗达成交易。同伦敦与华盛顿进行电报磋商，是没有时间了。吉罗并未出席这次会议。达尔朗因为未从维希处得到指示，有些犹疑不决。克拉克给他半小时的时间让他下决心。这位海军上将终于同意下令在北非普遍“停火”。他“以贝当元帅的名义”，掌握法属北非领土的全部权力，并命令所有官员各守原职。
当天晚些时候，又传来重要的消息，那就是德军这时已开始侵入法国未沦陷区。这样一来便使达尔朗的处境简单化了。他现在可以声称，贝当元帅已经是个失去自由的人，而当地的文武官员是会相信他的话的。德国人的这种举动也触动了达尔朗的心弦。德军先头部队很快即将进入设在土伦的著名法国海军基地。正如在1940年一样，法国舰队的命运又处于危急状态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达尔朗享有足够的威望，能使法国的战舰驶出土伦。在11月11日下午，他采取决然行动，打电报到法国本土说，土伦舰队在遭到有立即被德军俘获的危险时，即驶往海上。盟军已布置了海空军，以便在这种情况下，保护法国舰只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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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证明，德国最高统帅部差不多直到最后才知道浩浩荡荡地驶往北非的盟军船队究竟驶向何地。在德国潜艇的广大巡逻圈中，许多地点已被切断了。但是当主力舰队一旦穿过了直布罗陀海峡，它们的目的地就比较明显了。然而即使到这时，德国人似乎还以为盟军这支远征队可能是想在意大利登陆或是增援马耳他岛。意大利的总参谋长卡瓦洛罗元帅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了戈林与凯塞林在电话里的如下一段对话，这段对话是他偶然听到的。
戈林：根据我们的估计，这支船队在未来四十到五十小时内将驶入我们空军的航程之内，因此必须作好一切准备。
凯塞林：元帅先生，如果有一支船队企图在非洲登陆呢？
戈林：我看它们不是企图在科西嘉岛或撒丁岛登陆，就是企图在德尔纳或的黎波里登陆。
凯塞林：恐怕在北非一个港口登陆的可能性要更大一点。
戈林：不错，不过不会在法属的港口登陆。
凯塞林：只要这支船队穿过西西里海峡，我就有时间对付它了。
戈林：如果它不开往撒丁岛，它就必然会穿过西西里海峡，因为意大利人没有在那里的海面布下水雷，应当对意大利人指出这一点。
直至11月7日午夜，德国当局和维希之间才有了正式接触。设在威斯巴登的德国停战委员会的负责人于该晚召见了驻在该委员会的一名法国军官，通知他说，目前已驶入地中海的庞大的盟军船队的目的地很可能是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德国人对维希方面表示愿意提供军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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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凌晨，关于盟军逼近北非的报告不断传到维希。德国驻维希的政治代表打电话给住在维希附近的赖伐尔，将他从梦中唤醒，再次向他表示，如果盟军在北非大举登陆，德国愿意提供军事援助。赖伐尔慌忙赶到内阁。早晨四时，美国临时代办平克尼·塔克先生带着总统的那封信件到达了贝当元帅的办公室。赖伐尔已控制了一切。他召集了他的亲信，拟好了一封拒绝而充满敌意的复信，以便贝当在上午签字。一小时以后，维希海军部通知在阿尔及尔的达尔朗说，德国人愿意提供空军援助来抵抗盟军的登陆。达尔朗在答复中建议从西西里和撒丁岛起飞的德国空军轰炸盟军运输船只。
直到早晨七时，他们才唤醒了贝当元帅，告诉他这个消息。他对赖伐尔所拟的致美国总统的复信毫无表示，甚至是毫无兴趣。他一面嘴里吹着一支打猎的曲子，一面毫无异议地在信稿上签了字。他在九时接见了平克尼·塔克先生，把复信交给了他。关于这次会见的情景，其说不一。据说贝当在把那封信交给塔克的时候，他意味深长地轻轻拍了拍这位美国人的肩膀。这位年迈的元帅在那些日子里就好像是在做梦一样。
虽然，维希政府依然妄想在盟国和德国人之间玩弄两面的手法，以便从中取利，但是这种幻想很快就破灭了。纳粹加强了压力，因此在同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维希政府便接受了德国人所提出的、从西西里和撒丁岛提供空军援助的建议。这种卑鄙的决定使得德国人得以迅速而断然地占领突尼斯各飞机场，这一行动使我们在战役中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在同日稍晚一些时候，维希政府又举行了一次内阁会议，通过了与美国正式断绝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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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晚上，希特勒召赖伐尔去贝希特斯加登。赖伐尔于次日晨乘汽车出发，但是由于遇到大雾，直到10日晨才到达慕尼黑。因此，正当达尔朗在阿尔及尔和盟国谈判的时候，正当这个谈判的消息给在维希的那些仍然希望贝当元帅站到盟国这边来的为数很少的人带来一线希望的时候，赖伐尔正在途中。魏刚特意到维希来劝说贝当元帅不要向德国人屈服，海军部长奥凡海军上将也竭力劝阻贝当。他们甚至作到了使贝当同意，拟好一封致达尔朗的电报，同意达尔朗的行动。赖伐尔在慕尼黑获悉了在阿尔及尔和维希所采取的这些行动以后，勃然大怒，他以辞职为要挟，迫使贝当元帅收回了那封给达尔朗的电报。
这天下午，赖伐尔谒见了希特勒。德国元首以对历史进行夸张的手法，对这位法国人追本溯源地大谈法德过去的关系。他还交给赖伐尔一份德意两国联合照会，要求法国同意轴心国部队在突尼斯登陆。当时齐亚诺也在场，据他说赖伐尔其状甚为可怜。他的话大概是可信的。11月11日清晨，阿贝茨唤醒了赖伐尔，通知他说德国元首已命令德军占领法国的自由区。同日，意军占领了尼斯和科西嘉。维希政府就此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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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截获了达尔朗致维希政府的电报后，便对赖伐尔施加压力，要他逼迫贝当打电报到阿尔及尔，否定达尔朗所采取的行动。克拉克将军在发现达尔朗显然准备收回成命时，便逮捕了这个海军上将。但是贝当用海军专用密码发来的一封密电和德军继续开入法国的未沦陷区的消息，使得阿尔及尔局势恢复正常，也使该地有关人士心情好转。第二天，即11月11日，双方一致同意达尔朗应发出明确的指令，命令土伦舰队出海，并致电给法国驻突尼斯总督埃斯特瓦海军上将，要求他参加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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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特瓦海军上将是维希政府一名忠心耿耿的走卒。随着事态的急转直下，他的惶恐不安也与日俱增。由于他距离西西里和他东部边境上的敌军较近，因此他的处境比达尔朗或诺盖的处境还要糟。他的高级幕僚的优柔寡断也不下于他。
11月9日，德国空军部队就已占领在阿维纳的一处重要的飞机场。同日，德意部队开到突尼斯。当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轴心部队由东方开进突尼斯，而且，盟军部队也由西方直奔突尼斯的时候，埃斯特瓦心情沉重，举棋不定，但在形式上依然表示效忠维希政府。另一位法国将军巴雷最初对面临的问题——亲爱的读者，像这样的问题你们还没有碰到过——也是莫知所措，最后他带着大部分守军往西投奔吉罗将军去了。但是，在比塞大港却有三艘鱼雷艇和九艘潜艇向轴心国军投降了。
有一支法国舰队自1940年以来就一直被冻结在亚历山大港，在该地曾举行过谈判，但没有结果。该舰队的司令戈德弗鲁瓦海军上将对维希政府忠贞不渝，不承认达尔朗海军上将的权力。他认为盟军只有先征服突尼斯，然后才有资格宣称他们有能力解放法国。因此在我方占领突尼斯以前，他的舰只一直就在那里闲置着。
在达喀尔，维希总督布瓦松接受了达尔朗在11月23日所发布的停止抵抗的命令，但是驻在该地的法国海军部队却拒绝参加盟军。直到我军征服整个北非后，“黎歇留”号战列舰，还有和它在一起的三艘巡洋舰，才参加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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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将军在阿尔及尔登陆成功后，便立即根据原计划，接管了美国赖德将军的指挥权。他派第三十六步兵旅由海路攻打布日伊，该旅于11月11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该城；有一营人并于次日进抵季杰利机场。11月12日，两连英国伞兵在来自海上的突击队支援之下，在布奈降落。16日，其他伞兵降落在苏克阿尔巴机场，他们由该地向贝雅挺进，再向前便遇到了德军的阵地。第三十六旅由公路急速向前，进入突尼斯境内，于11月17日在阿比奥德山与德军遭遇。同时，美军伞兵在15日也降落于尤克斯盐沼，在两天后抵达加弗沙。
我军通过这些神速的、如入无人之境的行动，占领了阿尔及利亚东部各处机场。这些机场是支援地面部队所必须的，因为直布罗陀这时已远在八百哩外，再也无法掩护我们的地面部队了。进展如此神速，说明了我军的英勇大胆，但现在既已与敌军遭遇，进展就不得不缓慢下来。德军已迅速采取了对策。他们的首批部队于11月9日飞抵该地，原来准备用以增援隆美尔的两团伞兵和四营援军不久也力图阻止我军前进。继这些部队之后，敌军又投入了德军第十装甲师的先头部队、意军的两个贝萨格利里营和意军苏配尔加步兵师的六个营。到了月底，在突尼斯的轴心国部队已达一万五千名，并拥有一百辆坦克、六十门野战炮和三十门防坦克炮。以突尼斯的良好机场为基地的轴心国俯冲轰炸机也开始进行骚扰活动。不过，我们业已减轻了俄军的负担。在11月一个月中，德军自东线撤走了四百架作战飞机，其中多半是远程轰炸机，以供地中海战区使用。德方在后一战区，现在所部署的空军兵力，占它的全部空军的四分之一，而在十八个月以前，只占十二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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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联军在北非登陆，在法国立即产生了后果。德国人早在1940年即已拟定了占领法国自由区的详细计划。这个计划的密码代号是“阿提拉”。关于这项计划的指令是希特勒于那年12月10日发出的。其目的原为对付魏刚在北非的任何敌对行动。每当法德之间的关系一紧张，便提出了执行“阿提拉”作战计划的问题。这一计划的主要目标在于完整无损地夺取停泊在土伦的法国舰队的主力。但是希特勒和雷德尔一直力求与维希合作，他们希望避免承担占领全部法国本土以后所必须承担的义务。
但是盟军在北非的登陆，却使形势彻底改观。赖伐尔在贝希特斯加登对德国人所介绍的有关达尔朗在阿尔及尔和盟国谈判的情况，大概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艾森豪威尔将军也和德国人一样，急于夺取法国舰队。其实和达尔朗谈判的主要原因也就是因为维希的海陆军将领听命于他。德国人显然绝不甘心白白奉送，因此，当达尔朗致电维希和土伦，催促法国舰队出海驶向盟军控制下的港口时，德军也在兼程赶往地中海海岸。
维希海军部长奥凡海军上将原想助达尔朗一臂之力，但是鉴于赖伐尔的淫威和土伦的法国海军将领的态度，他爱莫能助。拉博德海军上将，是个对英国人恨之入骨的人。当他听到盟军登陆的消息时，他想出海攻击盟军的运输船队。他拒绝了达尔朗的号召起义的呼吁，当德军赶抵法国海军的这个基地的外围的时候，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在该港周围设立一自由区，由法军守卫。奥凡勉强同意了这项协议，并尽力在该港加强防御措施。但是德方在11月18日却要求法军全部自该区撤退，而该区又只能由海军来守卫，因此奥凡便于次日辞职。
德方这时计划对法国舰队进行突然袭击。11月27日开始突然行动。靠着少数几名军官——包括最后终于起义的拉博德——的勇敢和机智，全部法国舰队才得以自己凿沉。在港口沉没的七十三艘军舰中，包括一艘战列舰、两艘战列巡洋舰、七艘巡洋舰、二十九艘驱逐舰和鱼雷艇，还有十六艘潜艇。
※ ※ ※
“火炬”战役进攻阶段战果辉煌，实在是一次出色的作战行动。我方以不大的代价，攻占了阿尔及尔和卡萨布兰卡，这和达尔朗海军上将的干预有些关系。但我方未能大获全胜，这和突尼斯的法军将领犹疑不决有关。坎宁安海军上将在他的关于这些事件的报告中说：“我引为终身遗憾的是，在最初进攻布奈时未能采取更大胆的战略。敌方当时惊惶失措。我方却未能一鼓作气，力争全胜。”
第三十五章 达尔朗插曲
戴高乐将军的地位和自由法国——我于11月11日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他于11月12日的复电——艾森豪威尔飞往阿尔及尔——北非和西非的法国人听从达尔朗的命令——英国国内的普遍不安——我于11月17日提醒总统——他的公开声明——史末资元帅从当地表示的观点——英国国内民情激昂——“达尔朗事件”——下院于12月10日举行的秘密会议——法国军人和文职官员的心理状态——“以贝当元帅的名义”——下院被说服了——达尔朗于12月24日被刺——悲惨的一生。
上章所述的一些事实，仅是简略地说明了在中东所发生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的前后次序。虽然这些事件都是政治性的，它们却完全和部队或舰只的行动一样，都是这次战役的一部分。克拉克将军在和达尔朗打交道时，采取了唯一符合于这次战役主旨的办法，那就是尽力争取法国人的支持，避免在法军和盟军间发生流血冲突。他表现了大胆、机智和果断。艾森豪威尔身上则负有接受和支持克拉克所做事情的责任。这两位美国军官在一年前还都只是准将，他们行事时表现了高度的果敢和明智。尽管如此，他们的行动却引起了一些问题，就其道义上和感情上的性质而言，这些问题对美英两国人民说来，是极为重要的。他们的行动也在各盟国之间引起了反响。由于我一向自信我了解法兰西的灵魂，因此我当时对总统的那种对戴高乐和他所领导的运动极端敌视的态度自然引以为忧。因为戴高乐和他所领导的运动毕竟还是法国抗战的核心和法国的荣誉所发出的光焰。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1月11日
尽一切努力来团结所有仇恨德国的法国人士，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希特勒侵入法国非沦陷区对于这种团结将是一个机会。我深信你会认识到，英王陛下政府对戴高乐和他所领导的运动负有极其明确而神圣的义务。我们必须使他们得到公平的待遇。我认为你我都应尽一切努力避免在你或我的赞助下，分别成立两个唱对台戏的流亡政府。我们必须努力团结所有反对德国的法国党派，成立一个联合政府。这也许需要时日，而且任何事情都不能妨碍军事行动；但我们应当使各方明了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以及我们是为了什么而工作的。
在此期间，我们显然已在阿拉曼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2年11月12日
接到你们在埃及获得辉煌战果以及我们两国在西非和北非联合登陆的最近消息，至感欢欣。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及时考虑一旦地中海南岸的敌军被肃清，并处于我方控制之下时所应采取的下一步行动。最好你和你的参谋长委员会在伦敦，我和我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此间能就这些可能性进行研究，包括进军撒丁岛、西西里岛、意大利、希腊以及巴尔干的其他地区，并争取土耳其方面的帮助，以便通过黑海方面进攻德国侧翼这一可能性在内。
关于戴高乐，迄今为止我对把他交给你一事感到很放心。
显然现在我也遇到了一个同样的难题，那就是吉罗老弟。我完全同意，我们绝不能让法国各流亡党派闹对立，我也不反对戴高乐派一名使者去阿尔及尔会见吉罗。切莫忘了，在吉罗和达尔朗两人之间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争吵，这两个人都自称有权指挥北非和西非的全部法军部队。
主要要使这三位主角认清这样一件事，即目前局势纯粹是属于军事范畴的，不论是他们之间的任何一个人所作的决定也好，或三个人共同作出来的决定也好，均需经过艾森豪威尔的审核和批准。
我还认为，最好在戴高乐的使者启程前往非洲以前，弄清他究竟发了些什么指示。
11月13日，艾森豪威尔将军由直布罗陀飞抵阿尔及尔，担当起克拉克刚和达尔朗谈妥的那件事的责任，并承担直接指挥。当地的盟国将领和官员们一致认为达尔朗是唯一能将西北非洲争取到盟国这方面来的法国人。关于吉罗能使法国人效忠于他的神话这时已被揭破，因此他在听到德国侵入法国未沦陷区后，便表示愿意和达尔朗合作。达尔朗的权力已为奥兰、摩洛哥和全阿尔及利亚都服从他的“停火”令一事所证明。因此在这一天，达尔朗和艾森豪威尔便签订了一份最后的正式协议。在伦敦，我认为艾森豪威尔的行动在军事上是有充分理由的。11月14日，我在给他发出的电报中说：
“军事第一，但以后一定要解决政治问题。”
我给总统发出了下面这封电报：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1月15日
我们认为，所提出的方案并未能消除我们的种种怀疑和忧虑，而且这种解决方案也并不是永久性的或是健全的。尽管如此，考虑到迅速进军的头等重要意义，同时考虑到这位盟军最高司令的意见很有力量，他又善于表达，因此在场的我方将领包括坎宁安海军上将在内，都表示赞成。我们认为除了接受艾森豪威尔将军所提出的方案，以便维持该地的暂时安定，并获得突尼斯的各要地外，别无他法。
2．深信你将本着始终采取联合所有愿意对希特勒作战的法国人士这一方针，和我们磋商制定长远的措施。
※ ※ ※
当达尔朗协定的实情公诸于世后，在英国国内引起了普遍的不安。我当时也感到了我周围的舆论日益激昂。我的许多好友也都认为，这是一桩卑鄙龌龊的勾当，而其对象乃是一位我们与之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仇人，因而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们这次规模空前的战役的胜利，还有阿拉曼战役的胜利，已因此黯然失色；当我发现这一点时，我十分难过。我认为他们的态度是不近情理的，而且对战争的残酷和士兵的生命也有欠考虑之处。当他们的批评愈来愈尖锐时，我也愈来愈愤怒，并且对他们的这种鼠目寸光的看法有点蔑视。但是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愤怒，并且我自己也有同感。在美国的反应虽然不像在英国那样强烈，但也有不少人感到十分激动。我认为罗斯福总统对这种群情激动并不怎样在意，尤其是英国人的激动就更不必提了。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1月17日
我应该让你知道，与达尔朗所签的协定引起了强烈的愤怒。我越考虑这个问题，就越相信它只能是一种仅仅由于战事紧急迫不得已才采取的权宜之计。人们会以为我们愿意和当地的吉斯林之流妥协，这种看法不仅在法国而且会在全欧洲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不良的政治影响，我们对此绝不能忽视。达尔朗声名狼藉。正是他，提拔他的下属来指挥法国海军，从而使法国的海军对我们怀有恶意。正是他，派法国海军到卡萨布兰卡附近的海面与你的舰队作战，才使这些法国海员送了命。此事恍如昨日，如今为了权位，达尔朗又倒向我们这边了。和达尔朗签订一个永久性的协定，或在法属北非成立一个达尔朗政府，将是无法为千百万普通百姓所理解的，而他们的一片至诚之心就是我们的力量。
2．我个人认为，我们首先应当继续作战，把谈判放在第二位；听到了艾森豪威尔将军预计在今后数日内即可令我第一集团军先头部队进攻突尼斯及比塞大的德军这一消息，我们极为高兴。
总统复电如下：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2年11月18日
我也遇到了对达尔朗的强烈的怒潮。我认为我应当及早采取行动，因此我已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一项声明，希望你对这项声明感到满意，我希望人们不至怀疑这篇声明的诚意。
他把这份公开声明①用电报发给了我。在读了这份声明后我放了心：
①摘录。
我同意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北非和西非所作的临时性政治安排。在美国、英国以及所有其他同盟国中，有人认为鉴于过去两年的历史，不应与达尔朗海军上将签订任何永久性的协定，我完全理解并赞同这种看法。各同盟国的人民也同样绝不会理解，为何要承认在法国或任何法国领土上的一个改头换面的维希政府。我们一直反对那些支持希特勒和轴心国家的法国人。
在我国陆军中，不论何人均无权讨论法国或法兰西帝国的未来政府。未来的法国政府绝不能由法国本土或海外的任何个人来成立，它只能在法国人民被同盟国的胜利所解放后，由法国人民自己来成立。目前在北非和西非所作的安排，仅是由于战事紧迫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
他的声明接着又说：
我们的首要军事目的，在于既要挽救美军和英军的生命，也要挽救法军的生命。第二便是争取时间这一重要因素。……
目前的战事每拖延一天，便使德军和意军多赢得一天时间，来准备进行顽抗，挖好战壕以便死守，从而使我方必须进行一次大规模作战才能获胜。这又一次表明了，目前的迅速攻势要比我们被迫拖延一个多月能挽救更多的生命。……我所接到的报告表明，北非的法国人士以成立一条对付共同敌人的共同阵线为重，而把一切政治问题都放在次要地位。
这篇公开声明既和我的看法一致，也使公众感到满意。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1月19日
你的关于达尔朗的公开声明，可说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但是，我也和你与艾森豪威尔抱有同感，急于希望我们在即将进行的作战中，由于有法国人的合作，就会得到最大的益处。我还充分认识到，如果达尔朗和他那班人马在作战中真正很尽力的话，自然就要记他们的功。我深信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顺致问候。
※ ※ ※
在这个时期，史末资将军正在国内和我们在一起，我和他的看法极为接近，这实在使我感到安慰。他在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之后，此时已在乘飞机回南非战场的途中，在阿尔及尔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后，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表示了如下的意见：
史末资陆军元帅致首相 1942年11月20日
我于早晨抵达此间后，便与艾森豪威尔和坎宁安进行了长谈，兹将这次长谈的结果扼要奉告如下。关于将在下星期日或星期一进行的作战的问题，安德森是否强大得足以攻克比塞大，尚成问题，但攻克突尼斯却似乎把握较大。无论如何，将尽一切力量把敌军压缩到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地区或桥头阵地，以便以空中或其他方式的进攻来消灭它。再由此往南，我军将力图肃清敌军在斯法克斯及其他地点的小股孤立的敌人，但目前对的黎波里方面将不准备使用大量兵力。海上损失迄今为止已得到补偿。我方所损失的运兵船已由所获得的数目相等的法国船舰所补偿，而我方每损失一艘商船，就有一艘潜艇被击沉。
关于达尔朗，已经发表的一些宣言已使该地法国领袖们大为不安，那种做法如再过分一点就有危险了，诺盖已扬言要辞职，由于他控制着摩洛哥居民，他如果采取这一着，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从争取法方的合作和稳定局势的观点看来，最糟糕的是给法国人以这样一种印象，即我们仅仅是在利用这些领袖们来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而在一旦达到了我们的目的时，就会把他们一脚踢开。在这场战争中，达尔朗和他的伙伴们已经破釜沉舟，在尽全力与轴心国作战并团结法国人来支持我们，这是毫无疑问的。法军正在非战斗性的任务上，甚至在小规模的作战上与我方合作，但是由于缺乏正规的武器，他们目前战斗力不高，达尔朗并非是由艾森豪威尔，而是由其他的法国领袖们所选定的，其中有些人还是他的仇人，是竭力支持我们的人；他们一致认为，由他来领导合作，对我方的作战说来乃是必要的。如果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即他很快会被一脚踢开，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军事局势可能要求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保留他，在此期间不应公开给人以一种与此相反的印象。
我对艾森豪威尔解释说，我认为不会再重申已经发表的声明甚至发表更过分的声明了，因为那项声明的用意仅在于扭转这一印象，即我们已和维希分子在政治上妥协。将来的政治安排应由有关各国政府和法国人民的一致意向来决定。
我想最好你能把我这种强烈的印象转致罗斯福总统：再发表更多的反对达尔朗的声明可能对我们的事业有害，而且实际上也是不必要的。我们将于今日傍晚启程，我将在开罗再次来电。昨天有幸得以和你作一夕畅谈，受惠不浅。特此致谢。
总统也不断把他的心情告诉我。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2年11月20日
昨天我私下对报界讲了一个流传在巴尔干的古老的希腊教会的格言，因为它似乎适用于我们目前的达尔朗——戴高乐问题，这句格言是：“我的孩子们，在大难临头之际，你们可与魔鬼同行，直到你们下桥为止。”
关于北非以及其他未来可能增加的地区，我认为你我可以考虑任命一位英国人和一名美国人，他们无权过问民政事务，但对法国行政官员有否决权，并在极少的情况下命令他们贯彻执行某些方针。例如，我已通知艾森豪威尔，必须释放北非和西非的一切政治犯。如果达尔朗不执行这个命令的话，艾森豪威尔就必须立即执行他的最高统帅的职权，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单独行动。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12月5日打电报给我说：
……我再次向你保证，我们并没有参加打算要把达尔朗立为首脑（当地的机构除外）的阴谋。他在此间是必不可少的人物，因为我们所获得的一切实际帮助都是通过他一个人得来的。只要你仔细想一下由此处通过山区一直伸延到突尼斯的长达五百哩的交通线，你就会发现，该地的法国人原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使我们蒙受重创，从而迫使我们迅速撤回到能从海上取得给养的那些港口去。吉罗很快就放弃了想给我们一些帮助的企图；多亏达尔朗之助，我们现在才得以在突尼斯，而不是在布奈附近甚至比布奈更往西的地方与德国鬼子作战。我们认为，布瓦松和达尔朗已经是无可挽回地效忠盟国了。……
总统所提到的“权宜之计”，使达尔朗深为苦恼，他开始感到自己已处于日益孤立的境地。他在这时给克拉克将军去了如下这封信：
将军阁下：
由各处获得的消息，都证实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我“仅是一只被美国人挤干后将要扔掉的柠檬”。
我并不计较个人的地位，否则我又何必在对事态不加过问、听其自然发展原是轻而易举之际，在对我个人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本着一个法国人的纯粹爱国心而采取这样的行动呢。
我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因为美国政府曾庄严地允诺，它将把法国主权的完整恢复到像1939年时那样；是因为轴心国家和法兰西所签的停战协定已因法国本土被全部占领而撕毁——贝当元帅对此已提出郑重的抗议。
我之所以这样做，并非是出于骄傲、野心或有什么打算，而是因为我在我的国家中忝居要职，我有责任这样做。
我一生都忠贞为国，我决意在法兰西的主权完整成为既成事实时——我希望这在最短期间即可实现——退职隐居，度此余生。
※ ※ ※
这位海军上将之所以继续任职，仅是因为他认为当时北非的盟军统帅部没有他就不行，而且他是掌握权要的人。11月22日，所谓克拉克—达尔朗协定签定，成立了一个管理这一地区的临时机构。两天以后，在达尔朗代表的游说下，布瓦松总督率领法属西非和达喀尔这一重要基地起义，归附盟国。
但是与达尔朗达成的协议在英国激起了公愤。我的一些友人义愤填膺，这些人曾对慕尼黑协定极为愤慨，在战前的那些紧急关头，我就是在他们的这种愤愤不平之情的激励下采取行动的。“原来我们打仗就是为了这个吗？”他们问道。许多和我最志同道合的人感到极为苦恼。那个戴高乐委员会和组织也在我们中间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报纸充分反应了这种情绪。这肯定是可以大作文章的好机会嘛。不仅是议会，就是全国同胞也很难相信“戴高乐遭到排斥，达尔朗受到扶植”这件事。但是，既不能公开说明事实，又不能公开辩论。
在我的思想里，我从未丝毫怀疑过（且不论这是对还是错），支持艾森豪威尔将军和拯救献身于这场战事的士兵们的生命乃是我的职责，但我对反面的论点却极为敏感，并且，尽管我藐视这种已被我放弃了的相反的信念，我却可以理解这种信念。
※ ※ ※
12月9日，我把我的不安告知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2月9日
最近几天，从北非方面接到的有关法属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局势的报告使我感到不安。这些来自各个不同的可靠来源的报告中所描述的，由于我们未能在目前情况下就内部行政管理问题对该地法国当局加以适当的控制而产生的后果，都是一致的。我深信，你一定已经充分了解这种情况，但我认为我有责任让你知道，我们自己所接到的报告中所显示的局势。
2这些报告表明，退伍军人团〔维希的一个退伍军人组织〕和与此类似的法西斯组织依然在为非作歹，迫害从前同情我们的法国人，其中有些人至今尚未从监狱中释放出来。这些组织对盟军登陆的头一个反应就是感到害怕，这是当然的，但是现在似乎他们已鼓起勇气，重新纠集起来，继续他们的活动。那些被撵走的出名的德国同情者现在又恢复原职。这样一来，不但助长了我们的敌人的威风，也使我们的朋友感到手足无措，意气沮丧。已经发生了若干法国士兵以逃亡罪而受处分的事，原因是他们在我们登陆时企图支持盟军。……
次日，即12月10日，在登陆一个月以后，我由于感到来自各界的压力愈来愈大，便企图以下院的秘密会议来摆脱困境。我当时发表那篇演说的唯一用意，便是要扭转在当时占上风的那种舆论，我小心翼翼地选择了我所要提出的论点。
我一开始便说了一些严厉而谨慎的话。
我们向我们自己提出的问题，不应是我们喜不喜欢正在发生的事件、而是我们打算怎样对待它的问题。在战时，一切事情的发展不可能总是完全称心如意的。在与盟国的合作上，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看法。自从1776年以来，我们就已再也不能决定美国的政策了。这是一场美国人的远征，因为在这次远征中，他们的地面部队最后将是我们的两倍或三倍，他们的空军最后将是我们的三倍。
这在当时说来是个实情，但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情况不久就被种种事实驳倒了。
在海上，我军所占的比重无疑远较美军为大，而且当然我们在各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并进行协助。尽管如此，美国依然认为这次远征是在美国总统主要指挥下的一次美国军队的远征，美国认为西北非是由他们照看的战区，正如我们把东地中海当作是由我们负责的战场一样。我们由一开始起就承认了这种情况，而且现在也正在他们的指挥下作战。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很大的发言权，而且，我当然与总统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军事上或政治上直接控制着事态的发展。由于就美国的政策或英美关系进行公开辩论是极为有害的，因此英王陛下政府才请求下院召开这次秘密会议。只有在秘密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才不至于得罪我们伟大的盟邦，也不致使我们与法国人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因为，不论这些法国人的既往如何，他们现在正在向德国人开火嘛。
我决非在为达尔朗海军上将辩护。和我一样，他也是希特勒先生和赖伐尔先生诽谤的对象。除此以外，我和他毫无共同之处。但是下院必须认识到，美国政府以及大部分美国人民对达尔朗的看法与我们并不相同。他没有出卖过他们。他没有撕毁过与他们签订的任何条约。他没有中伤过他们。他没有虐待过他们的任何公民。他们并不十分重视他，但是他们也并不像我们英国人这样憎恨他和藐视他。他们之间有许多人认为他们士兵的生命要比法国政治人物过去的履历重要。此外，美国人直到最后关头还和维希维持着一种极为密切的关系，而我认为这种关系对我们的整个利益说来是有好处的。无论如何，美国人在维希的地位，至少使我们有了一扇可以窥探那个院子动静的窗户，而这扇窗户原来是并不存在的。……
直到不久以前，李海海军上将还一直担任驻维希大使。他和贝当元帅过从甚密。他一直在运用他的影响，不让维希法国成为德国的盟国，或者，在我们不得不向驻在奥兰或达喀尔，在叙利亚或马达加斯加的维希部队开火的时候，不让维希政府向我们宣战。在上面谈到的这些场合，我都认为，法国不会向我们宣战，并且事先就说出了我这种看法，这是有案可查的；但是使我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之一，便是美国人对全体法国人的巨大影响，而在美国参战后，这种影响自然就变得更为巨大了。李海海军上将是罗斯福总统的密友，最近被任命为总统的私人参谋长。必须要从这样一个情况出发，来看待美国总统和国务院对维希和它的一切所作所为所抱的态度。……
我现在要详细地谈一谈法国人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其实是国破家亡的大多数法国人所共有的。我绝不是在替法国人的这种心理状态作辩护，更不是在赞扬它。但是如果不想了解别人心里所想的是什么，或是不想了解使他们所以作出反应的秘密动机，那将是极为愚蠢的。大智大慧的全能的上帝认为，绝不能把法国人捏成和英国人一个模样。
在法国这个经历过许多巨大变迁——君主制、国民议会制、督政制、执政制、帝国制、君主制、帝国制，最后是共和制——的国家里，已经产生了一种以法治（droitadministratif）为基础的原则，许多法国军官和官员在革命和变革时期所采取的行动，无疑都是遵循着这项原则的。它是一种极端守法的思想习惯，它是从民族自卫，以免陷于绝对无政府状态的危险这样一种潜在的意识产生出来的。例如，任何军官，只要他是服从他的合法上司或他认为是他的合法上司的命令而行事的，他以后就绝不会因此而受到处分。因此，在法国军官们的思想里，问题主要是看是否有一个直接的、不间断的合法的指挥体系，有许多法国人把这看得比道义、国家或国际关系等方面需要考虑的问题还要重要。因此，有许多法国人虽然钦佩戴高乐将军并且羡慕他目前的地位，但依然认为他是对法兰西国家政权进行反叛的人；而这些战败的人们却认为，代表这个国家的就是他们的那位凡尔登的英雄和法兰西唯一的希望，那位英名远扬、年高德重的贝当元帅——一个老朽的失败主义者。
不错，在我们看来这一切也许都很滑稽。但是在这件事上有一点对我们说来是很重要，那就是，正是遵照贝当元帅所发布的或者据称是他所发布的命令和指示，驻在西北非的法军才不再继续对英军和美军射击，而调转枪口向德军和意军开枪。我很抱歉，不得不提到这点，但是对一个士兵说来，一个人是对他还是对他的敌人开枪，却是非同小可；就连这位士兵的妻子或父亲想必也抱有同感。……
这一切都是以这位元帅的神圣的名义来做的，当这位元帅在电话里有气无力地发布与此相反的命令或者褫夺达尔朗的国籍时，那位海军上将却心安理得地认为——且不论这是事实还是虚构——这位元帅是在入侵的德国鬼子的压力下才这样做的，而他，达尔朗，依然是在实现这位元帅的真正意愿。说实话，要是达尔朗海军上将不得不枪毙贝当元帅的话，他一定也是以贝当元帅的名义来枪毙他的。……
但是，我不得不说，我个人认为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将军所做的是正确的；即使他所做的并不十分正确的话，我也极不愿在有那么多生命和那么重大的问题取决于此的时候，去阻挡或制止他。我绝不用美国人或任何人来作我的挡箭牌。
我所感受的压力，使我在演说的最后说了几句愤愤不平的话。
说实话，我认为，如果有人在非洲这么大的事件里（不论是西非的还是东非的），除了艾森豪威尔将军与达尔朗海军上将所达成的协议以外，竟找不到任何其他能引起他的兴趣的事情的话，那么此人就是一个具有偏见和不知该对谁效忠才好的可怜虫。争夺突尼斯顶端地带的战事现在已进入了高潮，大战即将来临。在昔兰尼加边境上，不久也将要有另一次较量。这两回战事差不多都将完全由我国的士兵来进行。英国的第一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将全力以赴。我念念不忘这些将士们和他们的胜负，我希望下院也和我抱有同感。……
我要求下院给予那些怀有恶意、力图散播这种既可耻又没有根据的怀疑的少数的心怀叵测的好事之徒以应有的斥责，从而使我们大家团结一心，坚决而顺利地克服困难。
我生平作过好几百次演说，但从没有像这次演说这样，感到听众的意见转变得这么明显了。这回演说并非是为了博得掌声，而仅是为了要获得结果。下院被说服了，在这次秘密会议以后议会再也不反对了，因而使得敌对的报纸哑口无言，也使全国放了心。同时，因为在充满了失望或失败的好几个月以后打了一次胜仗，所以也使人们越发感到欢欣鼓舞。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他战后所写的那本书中，从他本人的角度，实事求是地以军人的风度证实了我前面所说的情况：
法国陆军的军官们为什么不喜欢戴高乐，这原是可理解的。当法国在1940年投降的时候，法国陆军的在职军官接受了法国政府的意见和命令，放下了武器。在他们看来，倘若戴高乐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话，那么所有服从法国政府命令的军官们就都是贪生怕死之徒了。倘若戴高乐算是一个忠贞的法国人的话，那他们就必然得自认为懦夫。这些军官们自然不愿意自认是懦夫；与此相反，他们自认为是执行一个文官政府所发出命令的忠贞的法国人，因此他们必然要公开和私下里把戴高乐看成是一个逃兵。
※ ※ ※
1942年底，北非政局迅速恶化，不仅在达尔朗、诺盖、布瓦松以及其他这些最近起义的人们中间，为了反对吉罗和争权夺势以及博得青睐而产生了剧烈的倾轧，而且在那些在11月8日协助盟军登陆的人们中间，还有那群人数不多但却十分活跃的热烈拥护戴高乐的人们中间，不满情绪也溢于言表。
此外，还有人提倡把此刻隐居在丹吉尔的巴黎伯爵抬出来，让他出任一个与维希对立的北非临时战时政府的首脑。达尔朗之得以成为民政首脑和吉罗之得以成为驻北非的法国武装部队司令，是根据那份拼凑而成的协议，现在这份协议已摇摇欲坠了。
12月19日，戴高乐的第一名使者，弗朗索瓦·达斯蒂埃·德拉维热里将军以私人身份抵达阿尔及尔，为他的领袖来了解情况。他是在11月8日阿尔及尔起义中是个首要人物的亨利的兄弟，亨利这时已参与了企图使巴黎伯爵执政的保皇党阴谋。这位戴高乐分子的访问是试探性的。他在12月20日和21日这两天与吉罗和艾森豪威尔进行了会谈，他正式向他们提出，自由法国部队愿意和他们进行军事上的合作，但并未作出任何决定。达斯蒂埃·德拉维热里将军的访问实际上只起了促使戴高乐分子更加反对达尔朗的作用。就在这些会谈进行期间，在阿尔及尔的保皇党分子决定迫使达尔朗退位，并把政权交给一个清一色由保皇党人组成的政府。直到如今，我们还不清楚他们当时究竟得到多少人的支持。
12月24日下午，达尔朗由他的别墅驱车前往设在夏宫的办公室。他在办公室门口遭到了一个名叫博尼埃·德拉夏佩尔的年方二十的青年的狙击。这位海军上将不到一小时便死在附近一家医院的手术台上。据某些传说，这个年轻的刺客与亨利·达斯蒂埃有关系，经人百般怂恿，他才立下雄心大志，决意要从万恶不赦的领导手中把法兰西拯救出来。除了拥护达斯蒂埃的一小伙他的密友以外，在阿尔及尔没有任何人公开支持这一行动。根据吉罗将军的命令，他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而且，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在12月26日拂晓后不久就被行刑队枪决了。
在听到达尔朗被刺的消息之后，艾森豪威尔将军立即由突尼斯前线赶回阿尔及尔。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任命吉罗将军来补缺以外别无他法。我们绝不能让后方的民政发生混乱，因此美方当局间接但断然地施加了压力，以便使吉罗得以被任命为北非政权最高的但是是暂时的首脑。
不论达尔朗被暗杀这件事是多么罪大恶极，它却使盟国不必再因为与他合作而感到为难，同时，它又使盟国得以坐享在盟军登陆的紧要关头他所能给他们的所有方便。他的职权顺利地转交给在11和12两月里按照美方当局的意向所成立的那个组织。吉罗补了达尔朗的缺。这样一来，障碍便告扫除，使当时集结在北非和西北非的法军，和戴高乐所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得以携手合作，从而使不在德国统治下的世界各地的所有法国人得告团结一致。戴高乐在接获达尔朗被刺的消息后，便首先主动提出这样的建议。当这消息传到伦敦时，他正要启程前往华盛顿，与总统进行拖延已久的首次会晤。他当时立即起草了一封电报，通过盟国转致吉罗。我认为，推迟访问华盛顿，以期能团结法国的抗战力量，乃是明智之举。因此我便打电报给总统，说明情况，并将戴高乐致吉罗的原电副本附上。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2月27日
我已请求驻伦敦的美军总部将戴高乐所乘的飞机推迟四十八小时起飞，以便静观“火炬”作战计划地区形势发展如何，这事我已告诉过哈里了。我认为我们首先应当力图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组织某种坚强而团结的法国核心，以便能与之合作。我今天将和戴高乐会晤，余情容再电告。
2．我深信不能因为“象征”计划［我们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之故而暂不解决北非问题。我们获悉，该地的法国知名人士已一致推选“要人”为高级专员兼总司令。我已告知艾森豪威尔说，我方完全赞同这一解决方案。
3．战时内阁对任命麦克米伦和他到达〔阿尔及尔〕极为重视。我们深以在该地没有我们的代表为苦，但是该地又与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而且我们正尽力为你们的事业作出实际贡献，墨菲的任命既已宣布，我希望你也能同意我发表麦克米伦的任命。我深信他将会发挥作用。他充满了对美国最友好的感情，而他母亲是肯塔基州人。
电文后附有戴高乐通过伦敦美国大使馆转致吉罗的电报：
1942年12月27日
在阿尔及尔所发生的暗杀是一种标志和警告：它标志着法兰西的悲剧使法国人的思想和灵魂慷慨激昂到何种程度；
它警告由于在我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国难中，缺少一个全国性的当局所必然产生的种种后果。建立这样一个当局乃是当务之急。亲爱的将军，我谨建议你和我应当尽快在法国领土上相晤，或是在阿尔及利亚，或是在乍得，以便探讨将国内外和法国所有领土上一切能为解放和拯救法兰西而斗争的力量团结在一个临时中央当局下的途径。
※ ※ ※
像达尔朗海军上将那样，由于判断错误和性格上的缺点而付出了那么惨重代价的人诚属不多。他是一个职业军人，个性坚强。他一生致力于重建法国海军的工作，从而使法国海军的地位提高到法国历代王朝以来从未有过的地位。不仅是海军的军官团，而且全体海军官兵都矢忠于他。在1940年，他原应按照他所再三允诺过的那样，命令法国舰队驶到英国、美国或非洲的港口去，不论何处，只要是德国人鞭长莫及的地方即可。除了他自愿作出的保证以外，没有任何条约或义务迫使他这样做。但是，等到他在1940年6月20日这个不吉利的日子，从贝当元帅手里接受了海军部长的职位时，他的这种决心就改变了。从那时候起，大概是由于身为部长之故，他便失忠于贝当元帅的政府。由于从一个海军军人摇身一变成为政治家，他便由一门他对之有着渊博知识的业务转而从事另一门工作，在这门工作里，指导他行动的主要就是他的反英偏见，我已经说过了，这种偏见始自特拉法加之役，因为他的曾祖父便是在那次战役中阵亡的。
在这种新情况下，他表现得既有魄力而又果断，但并不完全了解他所做的大部分事情的道义上的意义。野心促使他犯了种种错误。在他当海军上将时，他的眼界只局限在他的海军上，而在他当海军部长时，他的眼界也只局限在当前的局部或个人利益上。一年半以来，他一直是支离破碎的法国的强有力的人物。当我们在北非登陆的时候，他无疑是那位年事已高的元帅的继承者。就在此时，他遇到了一连串的惊人的事件。由于他儿子生病的偶然机会使他来到了阿尔及尔，因而他就成为英美权力支配下的人物了。
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他所经受的种种痛苦。整个法属北非和西非都寄望于他。希特勒侵占维希法国一事，使他有权作出新的抉择，也许这种权力是无可厚非的。他为英美盟军带来了一种正是他们所求之不得的东西，那就是，一个能使全体法国官兵在这个目前陷入战火之中的辽阔的战场上听从召唤的法国声音。他为我们尽了他最后的努力，因此，由于他投奔我方而获益非浅的人不应在他死后辱骂他。一位严酷而公正的法官也许会说，他原应拒绝和他曾经中伤过的盟国谈判，而藐视它们的严厉惩罚。我们也许都愿意他另作选择。这种抉择使他丧了命，但是即使他不死，他的生命也没有多大意义了。显然，他在1940年6月没有把法国舰队驶到盟国或中立国的港口去是错误的；但是他的第二次的惊人的抉择却是正确的。恐怕他最引以为憾的便是他未能把土伦舰队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因为他始终宣称绝不让它落到德国人手里。在这件事情上他并没有失败，历史可作他的见证人。愿他安眠，愿我们大家都感谢上苍，我们从来没有必要面临使他身败名裂的那种种考验。
第三十六章 胜利带来的种种问题
参谋人员计划扩大“火炬”作战计划的战果——我在1942年11月9日所写的备忘录——我于同年11月8日所写的备忘录——我依然希望能在1943年横渡英吉利海峡作战——来自华盛顿的一封令人不知所措的电报——我于11月24日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误会的消释——总统于11月26日给我的电报——我于11月25日致参谋长委员会的备忘录——主张先进攻西西里岛——我于12月3日致参谋长委员会的另一份备忘录——俄国的无比出色的抗战——它对西战场的影响——重新全面考虑的必要——我依然希望在1943年进行“围歼”计划。
美国军界人士，不仅只是最高级人士，都认为既经决定进行“火炬”作战计划，就绝不可能在1943年进行大规模的横渡英吉利海峡直捣法国沦陷区的战役。我还不能同意这种看法。我仍旧希望在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战斗后，我们就能占领法属西北非，包括突尼斯顶端地带在内。那样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在1943年7月或8月，从英国大举进攻法国沦陷区。因此我很想在进行“火炬”作战计划期间，在我方船舶许可的条件下，着手在英国建立一支空前强大的美军部队。既可以用我们的右手打击敌人，又可以用我们的左手打击敌人这种办法，和敌人必须准备两边挨揍这件事，似乎是最合乎战争的节约原则的。至于我们是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还是在地中海趁胜猛攻甚或两者同时并进，则需视事态的发展而定。对整个战局，特别是对援助俄国来说，英美联军在来年从西方或从东方攻入欧洲，似乎是极为必要的。
但是当时却存在一种危险，那就是可能这两件事我们哪一件也不做。即使我们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所进行的战役迅速胜利结束，我们也可能以占领撒丁岛或西西里岛甚或同时占领这两个岛为满足，而把横渡英吉利海峡一事推到1944年再进行。对西方盟国说来，这将意味着虚度一年，其结果固然不至于危及我们的存亡，但却可能使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化为泡影。我们每月要损失五六十万吨船舶，不能让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德国人最求之不得的正是双方相持不下。
当我们还没有知道阿拉曼战役或“火炬”作战计划的结局，以及高加索的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胜负尚未见分晓的时候，英国的参谋长委员会正在考虑这些问题。在他们领导下的作战计划委员会也在忙碌着。我认为他们的报告过分消极，因此在11月9日，当北非登陆尚在进行之际，我对三军参谋长们表示了我对这些报告的意见。
如果在1943年，在“火炬”作战计划和阿拉曼战役胜利结束后，我们只乘胜占领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话，那未免太可惜了。我们已经与美方约定，在1943年进行“围歼”作战计划，这是一次最大规模的作战行动。绝不能以目前插入“火炬”作战计划一事作为借口，在1943年仅仅满足于进攻西西里岛和撒丁岛或一些像迪埃普（它实在不足效法）之类的零星作战，而无所作为。1943年的作战努力显然应是不断准备进攻欧洲大陆，以便用强大兵力将敌人牵制在法国北部和低地国家，并且断然进攻意大利，如能进攻法国南部则更好，再进行一些不致损失过多船只的军事行动和施加其他形式的压力，以便使土耳其和我们并肩作战，从而使我们能和俄国人一起由陆路攻入巴尔干。
如果用法属北非作为借口，而将强大的兵力按住不动，采取守势，并且称此为“义务”的话，当初还不如不进攻这块地方。当希特勒正在准备在1943年对俄国人发动第三次攻势时，难道我们以为俄国人会满足于我们在这年一直按兵不动吗？我们必须力图在1943年踏上欧洲大陆与敌人作战，不论这种前景有多么骇人。
在18日，我又表示意见如下：
……根据我方与马歇尔将军所达成的有关“围歼”和“波利乐”计划的协议，到1943年4月1日，我们将共有二十七个美国师和二十一个英国师，还有所有必需的登陆艇等等，作好了进攻欧洲大陆的战斗准备。这一工作已在正式进行中，并且已经完成了很大一部分。……后来现们就进行“火炬”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这一作战计划现在正在进行中。
但是“火炬”作战计划一共只使用了十三个师兵力，而我们原来是准备在1943年使用四十八个师来进攻敌人的。因此我们就把原定用于进攻敌人的兵力减至三十五个师。诚然，由此间到“火炬”作战计划中的战场的距离要比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距离要长，这点应当考虑在内。但是我们已经对斯大林说过，我们将在1943年对欧洲大陆大举进攻，而我们现在是以三十五个师为基础来进行工作的，这个数目较原定用在4月至7月这一期间的数目为少，换句话说，少四分之一多一点。
不顾这种情况，或者以为这个矛盾不会被人发觉，是不行的。我个人认为，我们和马歇尔将军当时对我方能力的估计，如船舶运输力以及美军特种登陆艇的准备速度等等，无疑是过高了的。但是，参谋长委员会在1942年夏天原认为在1943年的战役中可以办到的，与现在他们所说的我们在这次作战中所能办到的，两者之间，差异惊人。我并非在作任何指责，因为我个人对此要负全责。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特别彻底地来研究这个问题。恐怕我不得不在最近到美国去一趟。
我们在今年夏天显然给1943年的计划打得太多了一点，可是我们现在又显然打得太少了一点。我必须再次强调，“火炬”作战计划绝不能代替“围歼”作战计划，我们还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原来是计划一面进行“围歼”作战计划，一面在中东打下去的，现在既然隆美尔已经全军覆灭，我们在中东已可高枕无忧。实际上，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调子降低到几乎无可再低的程度了。我不知道当俄国人发觉这一点时，他们会说些什么，会做些什么。我个人所持的态度是，我依然主张进行“围歼”作战计划，但延至8月再进行。除非有人能列举大量的事实和数字，证明这是实际上不可能的，否则我便绝不放弃这一主张。然而，万一这些数字证明这的确是办不到的话，我们和美国人在今年夏天所立下的雄心大志和所作判断就全部化为泡影。……
我从来没要英美联军在北非按兵不动。北非是块跳板，而不是一张沙发。……
也许我们得以在6月底结束地中海的战事，以便在8月进行“围歼”作战计划。在最高一级人士就这一问题作出抉择以前，我们自己必须取得一致的意见。
这样一来，在大西洋两岸的这两个国家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双重的僵局。英国的参谋人员赞成在地中海发动攻势，进攻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以意大利为目标。美国的专家则放弃了在1943年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一切希望，但又竭力避免不让地中海把他们缠住，使他们无法在1944年进行他们宏伟的计划。我当时曾写道：“似乎英国方面所担心的一切又使美国方面的担心有所增加，而这些担心都是各自的军方忠实地提出来的。”
※ ※ ※
美国的参谋人员，由于过分喜爱合乎逻辑的、明确的决定——且不论这些决定是多么可取，关于这一点在前几章中我已不揣冒昧地提过了——事实上在一经决定进行“火炬”作战计划以后便已断然放慢了在英国的“波利乐”计划准备工作。11月下旬，我们从美国政府方面接到了一份书面通知，这份通知使大家大吃一惊。当时在美国有许多流言蜚语，说什么我竭力反对关于在1943年大规模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计划，苏联在战后也声称，我故意用“火炬”作战计划战役来阻挠“在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我致总统的下列电报理应附带地，我希望也是永远地将所有这些无稽之谈一扫而光。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1月24日
我们接获哈特尔将军来函，据称，奉美国陆军部指令，“凡超过四十二万七千人以上的任何编成工作都需由你方以自己的人力、物力进行”，“对此类情况概不提供租借法案物资”。这使我们极为不安，这种不安并非是因为租借法案之故，而是基于全盘战略之故。我方一直在根据“波利乐”计划为一百一十万名士兵进行准备，这是我们所接到的第一份提到此目标即将放弃的通知。在此以前，我方并不知道你方已经决定根本放弃“围歼”作战计划，而且，我方一切准备工作都遵照“波利乐”计划在全面进行中。
2．我认为，如果决定放弃“围歼”作战计划的话，那将令人不胜惋惜。“火炬”作战计划绝不能代替“围歼”作战计划，而且只动用了十三个师的兵力，而“围歼”作战计划则原定动用四十八个师的兵力。我当着艾夫里尔的面同斯大林所说的那番话，固然都是以一个延期进行的“围歼”作战计划为基础的，但是我却从未暗示过我们不应在1943年，甚至在1944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3．总统先生，对这个问题必须给予极慎重的考虑。马歇尔将军曾论证说，只有进行“围歼”作战计划，才能将主力部队投入法国和低地国家，而只有在这个地区，英国本土空军和美国海外空军的主力才能加入战斗；他的论证给我以极深刻的印象。我们用来反对“痛击”作战计划的论据之一，是它会在1942年把1943年的规模远远较它为庞大的“围歼”作战计划所需要的本钱消耗殆尽。诚然，我们双方对我们的船舶运输力量都估计过高，但这个错误可以用时间来补救。只有在满足对船舶的其他迫切需要的条件下，尽快地、不断地在此间建立一支“围歼”大军，我们才算掌握了与敌军主力决一死战和解放欧洲各国的实力。但是尽管我们百般努力，到1943年我们的力量也很可能达不到所要求的水平。然而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更有必要保证在1944年达到这个水平。
4．甚至在1943年也可能会有一个好机会。如果斯大林如愿以偿，攻到了顿河岸边的罗斯托夫，德军的南线部队就要遭到极大灾难。我们继“火炬”作战计划之后在地中海作战，也可能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德军的士气也可能会普遍低落，因此我们必须作好准备，以便随时能利用任何出现的机会。
5．总统先生，请你务必告诉我原因究竟何在。这个消息和它传达到我方的方式使我们目前极感困惑。我认为绝对有必要让马歇尔将军与金海军上将随同哈里到此间来，或是我带着我的幕僚到你那里去一趟。
总统立即纠正了这一由于下级人员所引起的误解。
总统致首相 1942年11月26日
我们当然无意放弃“围歼”作战计划。目前尚没有任何人可以预知我们在1943年是否能有机会横渡英吉利海峡大举进攻，显然，只要有此机会，我们就绝不会错过。但是决定1943年的“波利乐”计划究竟需要多大的兵力，这是一个需要由我们双方共同考虑的战略问题。我目前认为，我们应当在目前尚在进行中的军事行动许可的条件下，尽快地在联合王国建立一支日益强大的攻击力量，以便一旦德国崩溃时可随时使用，或者，如果德国届时依然完整无损并采取守势的话，随后再建立一支庞大的兵力。
去年夏天在伦敦举行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所得出的结论表明，为了“火炬”作战计划的上马，不得不暂停在联合王国集结所需部队的工作。我们的研究表明，由于我们发动和继续进行“火炬”作战计划的需要，在目前运往联合王国的部队和物资不能超过哈特尔将军所提出的数目。在我们对北非所提供的兵力和物资尚不足以应付来自西属摩洛哥的可能的反应以前，在突尼斯的战局尚未见分晓时，北非当然享有优先权。我们在西南太平洋所投入的兵力和物资，远远出乎我在数月前的预料。尽管如此，我们还将在我方的船舶运输力及其他力量容许范围内，尽速地继续进行“波利乐”计划。……
※ ※ ※
这时我就试图通盘审视一下地中海的战局
国防大臣提出的备忘录 1942年11月25日
在这样一个范围广阔的战局中作抉择时，努力将自己所担负的某一主要军事行动坚决进行到底，而把其余的事情放在从属地位，有时要比把全世界战局的所有材料杂乱无章地罗列在一起为好。在尽量满足这个主要军事行动的要求以后，战局其他方面的地位自然就会摆得恰当了。此外，也只有不断加强主要军事行动，才可使敌人听从我方的意志，从而夺回主动权。
2．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首先便是占领地中海的非洲沿岸一带，并在该地设立起为打开一条有效的军事通道所必需的海空军设施；其次便是利用非洲沿岸的基地在最短期内有力地打击轴心国的下腹部①。
①即意大利。——译者
3．因此，可分为两个阶段——巩固阶段和发展阶段。先讲巩固阶段。我们可以期望，亚历山大将军在本月内将占领整个昔兰尼加，并进逼防守阿盖拉阵地的甚或是锡尔特的敌军。我们也可以假定，如果英军和美军以目前这种不可阻挡的锐势向前挺进的话，在同一时期，或者以后不久，英美军队将成为包括突尼斯在内的整个法属北非的主人。
4．必须在我方控制下的非洲沿海一带，按照适当的间隔，建立航空站，尤其是在突尼斯顶端地带，更是迫不及待。供美方轰炸机使用的最大的机场，应当建立在此间，这样，由美国派往北非去的远程轰炸机便可配合已在中东设有基地的美方轰炸机，轰炸在意大利的诸目标。美国式的白昼轰炸在地中海的较好的气候下将会发挥最大的威力。
5．只要天气对轰炸意大利比轰炸德国更为有利，就应使意大利饱尝英国夜间轰炸的滋味。
6．攻打卡塔尼亚和卡利亚里两地的机场，使敌人在我方巩固时期间无法袭击突尼斯，无疑也是必要的。
7．一俟我们在法属北非，尤其是在突尼斯站住了脚并得到了巩固，就应随即进行两个相连接的军事行动。第一个是向的黎波里推进。亚历山大将军也许能从东边夺取这块要地，我已征询他对此事的意见，并问他认为需要多长的时间；但是我们还必须估计到，还可能从西边迅速进军。假使美军和效忠盟国的法军能够守住突尼斯的话，用安德森将军所指挥的两个英国师够不够？请将所需时间的最乐观的估计见告为盼。
8．第二个当前的目标显然是撒丁岛或是西西里岛。占领这两个岛屿中的任何一个和南方的那些机场，就会形成一个空中三角地带，我们应当夺取并保持这块地带上的制空权。此外，无论由其中的任何一个岛屿对那不勒斯、罗马以及意大利的舰队基地不断进行近距离的猛烈的袭击，会使得对意大利的战事变得极为猛烈。请立即就此拟出报告，以便作出抉择。不论作出何种抉择，应当尽量趁轴心国缺少飞机之际，尽先进行夺取中地中海制空权这场空中大战。……注意，进攻撒丁岛的准备时间可能与进攻西西里岛的准备时间一样长，而西西里却无疑远较撒丁岛为重要。
这份备忘录的其余部分是论述争取土耳其参战的必要性。这些论证在本书以后的部分中自当提及。
※ ※ ※
这时我就又回过头来研究在1943年横渡英伦海峡这一最重要的计划。
国防大臣提出的备忘录 1942年12月3日
去年4月，马歇尔将军曾将后来被称为“围歼”的作战计划告诉我们，“波利乐”就是这个计划的后勤部分。一个强有力的论据是，只有“围歼”作战计划才能使大量的美军与英军直接和敌人交锋，并使英国本土空军和美国海外空军发挥它们最高的威力。美国军界人士的意见一致赞成这个军事行动，自那时起，就一直按照“波利乐”计划不断进行准备，仅因进行“火炬”作战计划之故才暂时中断。在7月间又提出了“痛击”作战计划作为对“围歼”作战计划的补充。英美联合参谋部一致同意，应当进行“火炬”作战计划而不应进行“痛击”作战计划。与此同时，继续进行“波利乐”计划，并为延期的或伺机进行的“围歼”作战计划进行准备。
2．但是，美方的参谋人员却认为放弃“痛击”作战计划而采纳“火炬”作战计划，实际上已使“围歼”作战计划即使延期也不可能实现。其理由之一便是到1943年俄国可能会被严重削弱，希特勒便得以从东线调回大量的部队，从而使在该年进行“围歼”作战计划用的兵力变得不足。他们另一个论据便是，由于分出船舶给“火炬”作战计划使用，将会大大拖延集结“围歼”作战计划要用的兵力所需的时日，以致到1943年的进攻季节时，即使敌军的兵力较弱，我们也无力在欧洲大陆登陆。因此，美方军事参谋人员预料，他们的部队将在联合王国无事可做，而这种情况正是总统与马歇尔将军所极欲避免的。
3．除了上述的情况外，船舶紧张的现像也显然变得严重了。建造登陆艇和训练船员的工作虽然大部分还没有停顿下来，但速度却放慢了。“火炬”作战计划正在全力进行中，而它是需要大量船只的，何况我们还可以想见，将来势将进行各式各样的“硫黄”作战计划〔撒丁岛〕，这些军事行动虽属次要，但规模却不小。
4．反过来说，我们曾答应过俄国人说，我们将在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我当着美国代表哈里曼先生的面，向俄国人说明了“围歼”作战计划。在莫斯科所进行的这些谈话，都已及时向总统报告了。如果我们在1943年对德国和意大利的陆上攻势由原来告诉斯大林的几近五十个师一下减少到约十三个师，我认为斯大林总理有极其正当的理由抱怨。此外，除了对俄国方面所负的一切义务以外，我认为拿英美的人力物力相比，我们的1943年攻势作战计划的规模实在太小了。
5．最近发生的极为重要的事件，已经改变了并且正在改变着迄今为止一直为大西洋两岸的人们思路根据的论据。俄国人在1942年的战事中并没有一败涂地或一蹶不振。与此正相反，一败涂地的倒是希特勒，死伤惨重的倒是德国军队。据冯·托马将军①说，在俄国前线的一百八十个德国师中，有许多师的人数还不到一个旅。在东线的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的军队军心显然已经涣散。芬兰军队除了少数的山地部队以外，已经停止作战了。
①于阿拉曼被俘
6．目前正在斯大林格勒和他国前线中央部分进行中的几场大战，胜负尚未见分晓。俄方的攻势很可能对德国的实力产生深刻的影响。倘若目前在斯大林格勒阵前被围的德国第六集团军被歼灭的话，俄军的南方攻势可能攻抵它的目的地顿河岸边的罗斯托夫。在这种情况下，留在北高加索的已经遭受俄军猛攻的三个德国集团军的地位就不但岌岌可危，而且甚至可能全军覆灭，这样一来，其后果也是无法估计的。俄军在中央部分所采取的攻势，和他们在整个战线上许多地点所发动的反攻，可能使德军阵线缩至冬季阵地。冬季将使原已精疲力尽的德军备尝艰苦，虽然他们目前拥有较好的铁路系统。在1942年年底以前，也许我们至少能有把握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1943年，·德·方·不·可·能·把·大·量·部·队·由·东·战·场·调·到·西·战·场。这将是一桩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新事实。……
9．在法国所发生的事情，已迫使德国人由原驻在英国对岸的法国和低地国家的四十个师中撤走十一个师，以便防守法国的南部海岸。他们维持法国内部治安的任务已变得更为繁重了。他们也许不得不再找四个师甚至六个师的人力来对付“火炬”作战计划的威胁，保卫并压制意大利；以及防守西西里岛，也许还要防守撒丁岛。南斯拉夫的抗战运动仍在进行中，轴心国在巴尔干半岛各处都得不到喘息之机，正相反，由于要照顾整个战局同时又由于土耳其可能参战——我们将为此而努力——他们将不得不增援希腊、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当7月间举行的伦敦会议在研究“围歼”和“痛击”作战计划时，这些事都尚未出现。
10．因此，我认为必须重新全面研究整个情况，以便探索使美军与英军能够直接进攻欧洲大陆的办法。为此目的，应以上述各段所提的假设为根据。除此而外，还应以下列情况为前提，即北非海岸配有充分的空军，同时到3月底地中海的军运可畅通无阻，从而大大减轻船只紧张现象；所有类似登陆撒丁岛的军事行动均应在6月初结束；“围歼”作战计划所需的一切登陆艇等等应于6月底返回英国；在7月间进行准备和演习；应以8月，或如果届时天气不佳的话，可以9月为发动进攻之期。
我不断通过迪尔把详细情况告诉马歇尔将军，当我获悉马歇尔将军赞同我的论点时，我至感欣慰。
陆军元帅迪尔致首相 1942年12月14日
我与马歇尔作了一次私人谈话，当他知道你的思路与他的思路一致时，他极为高兴。但他明确向我表示，在北非的战事未见分晓和尚未征询艾森豪威尔的意见时，他对我们未来战略的意见不能肯定。
2．但是，他越来越相信，如果我们一俟北非的轴心国部队被肃清，就立即把美军部队源源运往英国，而不把他们送到非洲去扩大“火炬”作战计划成果的话，我们就可以在〔1943年〕夏季以前进行一个修改过的“围歼”作战计划。他认为，这样的一次军事行动将远较“硫黄”作战计划或“哈斯基”的作战计划为有效，在船舶运输上也比较经济，而且较能令俄国满意，并能牵制更多的德国空军，同时也是防止德国人通过西班牙进攻的最有效的办法。
3．马歇尔自然乐意与你和三军参谋长讨论这些问题，但是鉴于美英双方的意见是如此接近，因此他认为就不太需要进行这样的面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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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已将我在1942年底我对战局的看法告诉读者了。当然，事态的发展证明我当时对西北非的战局前途过于乐观，同时也证明了，美方参谋人员认为我们在7月间所作的有关“火炬”作战计划的决定，将使我们不可能在1943年进行“围歼”作战计划的意见是对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当时谁也不可能预料到，希特勒竟会不顾惨重的牺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海空两路运了几达十万名精锐部队到突尼斯顶端地带进行增援。他这样做乃是严重战略错误。这样一来，的确使我们在非洲拖延了好几个月才获得胜利。但是如果他不动用这些在5月间被俘或被歼的部队的话，他原可以用来增援他在俄国的节节后退的阵线，或者在诺曼底集结足够的兵力，使我们即使是如此坚决，也无法在1943年进行“围歼”作战计划。现在几乎没有任何人怀疑等到1944年再进行“围歼”计划的决定是明智的了。我并没有欺骗斯大林，我问心无愧。我已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就另一方面而言，只要我们在下次战役中能由地中海进攻欧洲大陆，同时英美联军能和敌军全面交战，我对命运和事实迫使我们所作的抉择就不会感到有何不满。
第三十七章 我们需要会晤
我军在突尼斯受挫——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圣诞节前夕所作的决定——第八集团军的迅速推进——举行最高级会议的必要——我于11月26日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他于12月3日的复电——12月3日，我反对举行纯军事性的会谈，尤其是在莫斯科举行这样的会谈——斯大林无法离开俄国——我再次致电总统——举行英美会议刻不容缓——总统于12月14日所写的信件——他建议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一切准备就绪——“Q海军上将”——英美在战略上的分歧意见——我们并非是空手前往卡萨布兰卡的——亚历山大关于蒙哥马利继续推进的报告——希望能攻克的黎波里。
在北非的攻势这时显然受到挫折。虽然我们掌握着主动并且出奇制胜，但我们兵力的加强却很慢，这也是无可奈何的。船舶本来就很少，敌机对阿尔及尔和布奈两地的空袭又影响了卸船工作。陆路运输工具也缺乏。那条长达五百哩的单线海岸铁路情况很糟，它的几百座桥梁和涵洞中任何一个都可能遭到破坏。随着大量德军乘飞机到达突尼斯，一场出色的、顽强而猛烈的抵抗开始了。在那时参加我方的法军已有十万多人。大多数都是素质良好的当地部队，但依然是装备欠佳，组织不好。艾森豪威尔将军把他所有的美军部队都交给安得森指挥。我们投入了所有的力量。一个英国步兵旅和美国第一装甲师的一部分，进攻并占领了迈杰兹，到11月28日那天，他们几乎攻到距突尼斯只有十二哩之遥的吉地达。至此，冬季作战已达顶点。
接着，雨季来临了。大雨倾盆。我军临时建成的机场变成了烂泥塘。德国空军虽然在数量上不及我们，但是可以从良好的风雨无阻的机场上起飞。他们在12月1日进行反扑，破坏了我们原定的进攻计划，过了几天，这个英国旅便被迫退回迈杰兹。前沿部队只能从海上获得少量的给养。这点给养实际仅仅刚够他们充饥，更不用说储存起来了。直到12月22日夜间，我军才能重新发动攻击。在一开始时还获得小胜，但是由次日拂晓起，接连下了三天倾盆大雨。我方的机场无法再使用了，我方的车辆只能在恶劣的道路上行驶。
在圣诞节前夕所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将军决定放弃原定立即攻占突尼斯的计划，转而固守已占有的阵线上的前进机场。德军虽在海上损失惨重，他们在突尼斯的兵力却在不断增加。至12月底，他们的人数几达五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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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这些战事进行之际，第八集团军也获得巨大的进展。
隆美尔终于把他的残部从阿拉曼撤至阿盖拉。早已隐蔽在阿盖拉的远程沙漠空军大队的一支巡逻队一直在注视着，对沿途一切动向都作了计算并作了报告。他的后卫部队受到我方的猛烈追击，但是，把他们阻挡在班加西以南的企图却失败了。在蒙哥马利经长途进军之后正在克服他的前任因此遭受失败的运输和供应上困难之际，隆美尔在阿盖拉停留了一下。
12月13日，第二新西兰师以一次大迂回行动，把他赶出阿盖拉，还几乎切断了他的退路。他损失惨重，沙漠空军使他在海岸公路上的车辆蒙受重创。蒙哥马利最初只能以轻装部队追击。自从阿拉曼战役以来，第八集团军推进了一千二百哩。
在圣诞节那一天占领锡尔特及其机场之后，我军在年底又进击隆美尔在比拉特附近的第二个主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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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在11月26日给我的电报，其中一部分我已在前一章引用过了；他在这封电报中还提议举行一次三国参谋部代表会议。
我认为一俟我们把德国人赶出突尼斯后，应立即举行英国、俄国和美国三国军事战略会议。我希望我们在非洲的军事情况能发展得使我们能够在一个月或六个星期内举行这样一次会议。我相信，我们两国的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们将在数日内提出有关以后应采取何种步骤的建议，但我深感我们必须和俄国人坐在一起开个会。我的意见是在开罗或莫斯科举行一次会议，你我各派少数代表参加，举行秘密会议。会议作出的结论自然需经我们三人批准。我也许要派马歇尔为我们代表团的团长，但我想三军均应派代表出席。我认为我们每个国家所派出的代表最好不超过三人。
希望你能尽早将你对我这项建议的意见告知为盼。
我当天复电总统，说我认为召开专家会议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幅总统 1942年11月26日
我原则上完全同意，应当与俄国人举行会议。但是我非常怀疑，由军官举行一次有关全面战略问题的会议，除了能解决某些专门问题以外，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如果俄国人派一个代表团去开罗的话（我认为这是不大可能的），他们的职权将是受到很大的限制，以至在所有的重大问题上都需请示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如果会议在莫斯科举行的话，就不至于有所拖延了，但我希望英美两国的代表团在去莫斯科之前至少要有一个彼此一致同意的共同看法，以便作为会谈的基础。
如果你派马歇尔将军前往的话，我还希望他不要过我国的国门而不入。
我想我能事先告诉你苏联人会有什么意见。他们会问我们两国，“你们在1943年夏季将要和多少师德军作战？你们在1942年已经和多少师德军作过战？”他们一定会要求我们在1943年开辟一个强大的第二战场，从西方或东方，或者从东西方同时大举进攻欧洲大陆。这种论点我在莫斯科时听得多了，这些问题需要由负责人或海军和主管船舶运输的负责人士来答复，因此他们也非出席不可。在目前，很难使我们所有的参谋长们抽出这么长的时间来。
斯大林在莫斯科曾这样对我说过，他愿意在今年冬天于某一地点和你我会晤，他提出了冰岛。我当时指出英国并不比冰岛远，而且还更方便。他当时既没有接受也没有拒绝这个意见。同时，除了天气以外，在冰岛举行一次新的三国大西洋会议还有许多其他问题。我们的舰只在哈尔夫峡湾也许要停泊在一起，我们还得找一艘合适的军舰供斯大林使用，这艘军舰暂时还得挂苏联国旗。他当时曾热情地谈到他愿意乘飞机去并且他对俄国飞机很放心。只有在最高级人员的会议上，才能获得真正的结果。如果建议在1月举行的话，你认为如何？到那时非洲的敌军理应已告肃清，而俄国南部的大战胜负也将见分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