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下乡黑龙江
记者：您下乡的地点在哪里？
何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18团，在兵团建立以前，这个地方的行政区域是黑龙江省友谊县。 记者：我没有下过乡。我不太懂，建设兵团是一种什么组织？ 何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1968年6月经毛泽东批准成立的。 建设兵团是一种军事与农业合一的特殊体制。它的主要成员包括三部分：一是复员和转业军人，二是担任领导的现役军人，三是来自全国各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其中一部分经过严格审 查(出身好、思想纯)的知青成为持有枪械的武装连成员。 这种体制具有准军事组织的特点，对青年人的思想和政治控制非常严。建设兵团的任务，一方面是从事机械化的大农业生产，另一方面是在东北中苏边境上作为一种战略后备力量，防备中苏战争。这就是"屯垦、戌边"。
记者：你们那里的生活条件怎么样？苦不苦？
何新：比起山西、内蒙、云南、甘肃那些更苦的地方，应该说黑龙江是个好地方。农场是机械化作业的大农场，主要作物是大豆和小麦，因此，食油充足，白面是主食。 我去的友谊农场，是"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一个样板农场，基础就更好一些。 记者：在那里你能继续读书吗？ 何新：很困难。我刚去的时候，被分配到农业连队。农忙时一天在田地里艰苦劳动12-14小时，累极了。几乎没有假日。晚上又没有电灯。 但是，在这种条件下，我当时仍然坚持每天晚上下工后读几个小时的书。没有电灯，就点着油灯熬读。 直到第二年，我被调到县城里的团部农机厂当工人，宿舍中才有了电灯。工厂的劳动制度是8小时工作制（实际上工作时间往往长达10小时以上），条件比在乡下时好了很多。 但是，到工厂不久，我就成了反革命，书又读不成了。（笑）
7、当了"反革命"
记者：怎么回事呢?
何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以后不久，1968年夏，毛泽东召见四大红卫兵领袖，废黜了他们，正式终结了红卫兵造反运动。接着各省成立革命委员会。 1969年4月，九大召开，人们本来认为文革可以就此谢幕了。但没想到九大以后还是一个政治运动接连着一个运动。令人厌倦之极。 1970年初，中央发动了一个新的政治运动，叫做"一打三反"。一打就是打击反革命，三反就是反对"516"（"516兵团"，文革时期的一个政治组织，以反对周恩来为纲领。），反贪污、反浪费等。 这个运动波及到农村。由于知青到农村后，在很多地方与当地人发生矛盾，一大批不肯服从当地社会规范和政治权威的知识青年，被当地领导人借政治运动之势作为反革命分子而揪出来。 这批知识青年都很年轻。在我那个团(友谊农场)，有几百名知识青年被认为是"地下复仇军"反动组织的成员，而被当地人揪出来批斗。这些人被关起来，而且挨打，打得很残酷。
记者：你当时也被揪出来了吗?
何新：不。这个运动开始并没有触及到我。虽然我早就被作为一个"三怪"--怪人、怪事、怪现象而被搞运动的积极分子们盯上了。但我是自己跳出来的。 我看到这么多知识青年被抓起来，看到他们挨揍，看到一些严酷的肉刑。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我感到很不平。
记者：为什么?
何新：我当时已经深受俄罗斯和法国文学中人道主义的影响。我认为，一个人，不管其政治信念如何，不管他们是不是反对文化革命，至少应当受到人道的待遇，不能这么残酷地打人、折磨人。毛泽东不是讲要文斗不要武斗吗?为什么那些当地人不执行呢? 因此我就给团领导和一打三反的工作队连续写了几封信，教训他们说，你们应该讲政策，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保护大多数等等。结果是把我也揪出来了。时间我记得大概是在1970年的3月-4月。 当线索开始追查到我的时候，我被人们孤立起来，周围的人们都不理我了。
我感受到一种被排挤和歧视。我们同来的十几个知识青年，本来都住在一个大房子里。我们这些青年本来都是一块儿去吃饭，一块去儿上班、下班，彼此关系很亲密的。但忽然，人家互相招呼，却没人来叫我了。而且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回避和我讲话。原来，工作队给"积极分子"们都打招呼了。 我这时就感觉到我可能要倒霉。出事前半个月就已经感觉到了。我那时每天都有一种灾难随时将要临头的预感，诚惶诚恐。
8、奇特的批斗体验
记者：你在被揪斗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精神准备?
何新：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没有终结的恐怖不如一个恐怖的终结。"（见《路易·波拿巴政变记》。）每天都在等灾难临头，那感受是让人压抑而要发疯。但当事情真的临头，不过如此，反而一切坦然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那年3月的一个早晨。凌晨3点钟，全厂集合在一个大礼堂开会。为什么3点钟开会呢？那时是"抓革命，促生产"。3点钟起床搞"运动"，早上7点钟还要正常上班干活。 当我要进礼堂的时候，人家挡住了我，不让我与班组一起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有人把我领到最后一排。 我想，今天就要出事。那个会场的气氛是很威严的，如临大敌，调了一个持冲锋枪的武装连，戒备森严地持枪守卫会场。那个会议的横标是"踢开绊脚石，彻底闹革命"。 开会后，团运动工作队长给大家讲话。这位工作队长是一名年轻气盛的现役军人，当时他还任我们团的副参谋长。这人讲起话来很有气势，而且有煽动力。我至今仍记得他的一些讲词。他说： "有人指责我们不团结大多数。我们是要团结大多数。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多数必须是好人。你是阶级敌人，你这里是劳改队，你让我怎么团结大多数？你问我为什么揪出来这么多牛鬼蛇神？你这里就有这么多，我不揪行吗？"（这些话他是针对着我那封信讲的。） 这话十分雄辩。他又说： "毛主席在纪念鲁迅的讲话中教导我们，在尖锐的斗争面前，要像鲁迅那样做独立撑持的大树，不要做向两边"坑"（倾）倒的小草！同志们，在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你们究竟是要做独立撑持的大树，还是做向两旁"坑"（倾）倒的小草呢？！" 他讲话中一声大吼"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揪出来!"其中一位正是鄙人。结果，我就与其他一批挨批判的人，被武装连战士从坐位上揪起来，按到会场前面。 然后有人就开始念大批判稿。挨斗的人弯腰低头站在台上。台下是我所在那个"工业营"的全体职工，大约有500多人。这是我第一次挨斗。那是一种很奇特的人生体验。
9、疯狂的幽默感
记者：你挨揍了吗？
何新：皮肉之苦是免不了的。但多数时间，是关在一个小黑屋子里写思想交代材料。 那个关我的房子原是工厂的一间小库房，又潮又黑，日夜点着一盏刺眼的水银灯，没有透光 的窗户，进去几天后你就分不清白天和夜晚。如果神经不够坚强，在里面长期关下去肯定会发疯。
记者：您是怎样熬过来的?
何新：我想出了一种近乎疯狂的幽默感来对付他们。让我写材料我没什么可写的，那个年代流行的是背马、恩、列、斯、毛的语录。我就不断地把脑子里所记得的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还有鲁迅这些圣人的语录，一段一段地默写出来。那时我的记忆力真好。每天都能交出一大篇。(笑) 有趣的是，许多语录工作组的人从来没见过，因此他们就说是我瞎编出来的，指责我所写的都是反对马克思，是歪曲马克思主义。我就告诉他们这些话出自于马克思的哪篇著作，在第几卷第几页。如果不信，就让他们去查。也真有趣，我们团那时有个姓高的军人，是学毛著讲用标兵，当时是我那个团的副团长。读了我写的交待材料，他还真的去查书，去核对。 他对哲学理论有兴趣，曾就哲学问题找我谈过一次话。但整起人来，他并不含糊，表明他深谙斗争哲学之三昧。另一些工农出身的工作队员，就骂我是"假马列"，引用林彪的话说只有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读毛主席语录是捷径。我就和他们辩论。 结果，这种审查与批判往往变成了引经据典的意识形态辩论，我想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中的神学辩论也许就是这样吧。但自此以后，我在我们那个地方被人们认为是理论修养高深，反倒出了名。
10、活不过40岁
记者：对您的审查是到什么时候结束的?
何新：到1970年5月。 由于在被监管中饮食不洁，我患了急性痢疾。一天脓血便十几次。 但是，我是"牛鬼蛇神"。当时药品短缺，又是战备时期，中苏关系紧张（当时由于发生了"珍宝岛事件"，出现了战争危机）。少量药品都被屯积起来用于备战。因此对我们这类监管人员不给医不给药。结果我后来病疴日重，但得不到任何有效治疗。 当时氯霉素、土霉素一类对痢疾有效的抗菌素属于一类战备药品，医院不给我们这种坏分子使用。为了治病，我只能在被监管劳动的间隙，偷偷到田头上寻找一些马齿苋、车前草之类的野草，用开水泡烂后当药吃。这些野草的治疗作用，是我读中医本草时了解到的。 我当时还在自学中国的针灸术。教科书是当时很流行的一本《赤脚医生手册》。我从商店中购买了不锈钢制的细针，以自己的身体作实验，寻找经络和穴位进行针刺。居然有点效果，能够抑制腹痛，也能够缓解和抑制腹泻。 但是针灸难以根治存在严重感染的炎症。尽管效果有限，以我当时的严重病情，又得不到有效医药，我想如果没有这些知识和自救措施的话，我可能那时就送命了。 一两个月后，我患的急性痢疾转变成慢性痢疾。我整个人由于久病而失形，体重由120斤降到不足90斤。
记者：这的确是很惨痛的经历。
何新：更惨痛的还在后来。拖到7、8月间，我日日发低烧，双踝浮肿无法穿鞋，起居行走困难，心率达到每分钟100次以上，有时发生昏厥，显然已有生命危险。 这时监管人员才不得不把我作为危重病人由监管地送进团直属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其间还发生过一次药物中毒，差点真的送命。 发生这次药物中毒后，团医院认为我病情太严重，怕我死在那里面（当时知识青年死的已经不少），就将我转送到佳木斯中心医院。 在这个医院，医生诊断我患了急性风湿性心脏炎。心脏瓣膜已受损害，"左瓣膜狭窄及闭锁不全"，"心尖区可听见三级左右吹风样杂音"。 当时医生认为我会终身丧失劳动能力，很难活过40岁。由于医生认为我已成废人，农场也不派监管人员看守了。但经过两三个月的强化性治疗，每天大剂量注射青链霉素后，我的病情却逐渐有所好转。 这时我找到一个机会，在那一年的国庆节前离开医院，回到北京。
列宁工作室?LENINSTUDIO
八、我的生存目标
1、逃离囚禁
记者：你的病治好了吗?
何新：没有，但已经减轻了许多。我此前有两个关系较密切的女朋友。一个名叫V，和我一同在友谊农场，另一个阿红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我被监管后，V日益与我疏远。后来她听医生讲我患了无望治疗的心脏病，就写信和我分手。
而阿红这时恰好回到北京，知道我生了重病，就写信给我，建议我回京治疗。这一年的国庆节前后，我从佳木斯医院溜出来，坐火车逃回北京。跑时我身边没有多少钱，溜上火车，是躲在火车座位下，行李架上，厕所里，过道上，与查票的乘警和列车员捉着迷藏才回到北京的。回北京后，我一度住在阿红家。因为我的家人这时都已经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我在北京已没有家了。在这位女朋友家住了一段后，奇怪的是，也并没经过什么治疗，原来那么吓人的病竟奇迹般地逐渐好转终至康复了。 (还有一个奇迹是，我近年曾反复体检，除了心脏较常人有所扩大，医生竟看不出我具有过去患过风湿性心脏病的体征和迹象。在被认为是绝症之一的风湿性心脏病患者中，我是极少数的康复者之一。) 这时我就想，我还得继续进行我在兵团没干完的事业。
2、流浪京华
记者：您所说的没作完的事业是指什么?
何新：那就是我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和思考。我当时非常认真执着地把这看作是自身的一种使命、一种职责。 想一想，这其实是十分荒谬的。因为以我当时那种身份，一个遭到放逐的乡下人，一个仅具有初中学历的知青，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却认为自己竟有责任作这样重大的事情，关注以至批判性地思考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你说荒谬不荒谬?
记者：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何新：但是，正是在我回到北京的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气候突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共召开了9届2中全会，这次会议是文革运动由盛而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上揪出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 这一事件是极其具有象征意义的，它表明毛泽东所发动的这个文化革命运动，至此开始遭受重大挫折。 会后，毛泽东发出号召，要人们认真看书学习，识别"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毛泽东这时鼓励人们直接读马列原著，他还亲自开了一个书单，号召人们读一批书。 在此之前，我在兵团的一条罪状就是不读毛著而读马列经典著作。因为林彪讲过，马克思主义里面，只有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只要学毛泽东思想就够了，反对人们读马列原著，认为对马列的书看多了反而会变得糊涂。
记者：其实他说得对，糊涂就是让人产生怀疑嘛。
何新：这个时候，毛泽东说只读他那几本小书不行，号召人们读马列的原著。于是北京图书馆就把马列的书，《马恩全集》，以及与马列有关的黑格尔的书，费尔巴哈的书等等，都拿出来陈列上架，开放给人们读了。 当时北图的制度是，进入阅览室必须要有北京地区的工作证。我的女朋友为我找了一个北京工人的工作证，把相片换了一张。我拿着这个假的工作证，每天到北京图书馆的阅览室去读书。 早上去，晚上回，像上班一样。早上北图一开馆大概9点钟我就到了，中午出来到六部口附近有一个韶山餐馆，现在改成朝鲜冷面馆了，那时还是一个小豆浆馆，花一毛多钱吃顿午饭。6分钱买一个烧饼，8分钱可以买碗豆腐汤。 吃完了下午又回去看书。就这样我在北图读了大半年的书。除了节假日以外，每天坚持去，几乎风雨不误。 这期间还有一些小小插曲，与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有关。他们都曾在我遭遇危难的这一年中帮助过我。
3、恩人与女友
记者：这两位老人是谁?
何新：一位是杨斯德将军，另一位是赵朴初先生。
记者：这位杨将军是谁?
何新：杨将军在文革前的职务是总政联络部长。 他的大儿子与我是中学同学。我那年流浪京华时，曾在他家寄居了三个月。 当时他也正受到严重政治冲击，被免去部长的职务，赋闲在家中养病。我在他家住时，他推荐和介绍我阅读了许多书籍，包括《反杜林论》和《资本论》。那是我第一次读这两部书。正是通过这两本书，使我在哲学和经济学上受到启蒙。那时老将军常和我就书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交谈。 还有一位老人是赵朴初先生。
记者：赵朴初先生?
何新：是的。我在这里要向他老人家公开表示一个歉意。1970年秋，我和我当时的女朋友阿红曾拜访赵朴 初先生(阿红家与赵朴老是世交。)赵老当时闲居少事，在家中读书自娱。主要读有关自然科学史的书，我向他借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浅说》等几册书。 但那一年中我生活颠沛流离，不幸竟将那几部书丢失了，结果不敢再去见赵老。而这几本书是当时赵老非常心爱的书。想起赵老当时的慈祥，至今深感惭愧。
记者：那么这一年您一直都住在这位女朋友家?生活怎样维持呢?
何新：我年轻时感情生活很不稳定。那年春天，阿红离京回云南后，我继续留在北京。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小A。有一段时间，我就住在这位女友家，那时她父母都在干校。但这年春节过后，她父母回来，我就不能在那里住下去了。 此后的一段时间，我经常住在现在北京玉渊潭公园小山后的一排地下防空洞里。那时我经常备着一件帆布雨衣，一个草帘子，夜晚就躲在防空洞里打地铺。 怕被巡逻的民兵抓到，有时一夜得更换几次防空洞，今天钻这个洞，明天钻那个洞，一听有人的脚步声就赶紧躲藏起来。 就这样躲躲闪闪的在地下坚持了几个月。
记者：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何新：是的，但这是真实的。 最难忘的是那些寒冷的春夜和秋夜。 夏天比较好办，难熬的是那些寒夜。睡在防空洞中，夜晚经常被冻醒，浑身哆嗦。你会觉得今夜的黑夜特别漫长。尽管晚上经常冻得睡不着，白天我仍然坚持到北京图书馆读书。 生活嘛，每天小A给我送一顿晚饭。她工资很少，一个月才挣38元钱，但她自己只花18块钱，省出20块钱来，支持我的生活。 中午饭也是在北图附近吃，那时没有什么盒饭快餐，要吃得便宜只有烧饼豆腐汤。晚饭也靠小A，通常是她从工厂食堂买过来带给我。
4、收审与遣送
记者：关于您这个女朋友，能讲讲她的情况吗?
何新：小A的父母都是国家建委的领导干部。她是北京首钢附属的一个电子元件厂的女工。 她当时非常爱我，爱到痴热的程度。但是后来这种信仰发生了崩溃，我们的爱情也就破灭了。 我直到现在对北京玉渊潭公园怀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可惜现在那里已经没有什么防空洞了，后来都拆除了。 但是那个松树林还在。当年我读书的那些林间长椅也还在。有时我仍然会去那里走一走，坐一坐。尽管早已"物故人非事事休"。 当年我常坐在那里的长椅上等待小A。有时是一整天、一整天地坐在那里，一面看书，一面等待。 真的很奇怪，本来在几个月前还是病得要死，在京城那一段流浪的日子每天挨冻受饿的，虽然人很瘦，但居然就是不再生病，也真邪门！
记者：这种流浪式的生活似乎很刺激。
何新：还有一件事是令我难忘的。那一年夏天，我竟然有机会又搞到了一大批想看的书。 离玉渊潭不远，翠微路2号有一个大院，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留守处就在这个院子的一座楼里。这座楼的底层有一个被封存的图书馆。有一天夜里，我设法从窗户上溜了进去，发现有很多都正是我特别想读的书，我就设法把它们搬出来。其中有黑格尔的书、费尔巴哈的书，还有《资治通鉴》。 结果有一天，我的活动被人家发现了，你猜把我举报给派出所的人是谁呢?说来你会吃一惊。这个人后来一度也是大名鼎鼎，就是80年代《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后来在1989事件中颇出过一段风头的著名人物包遵信。他当时是商务/中华留守处的造反派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我被抓到派出所。警察问我为什么偷书，我告诉他我是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个所长就审看了我的读书笔记，看了以后，他竟然跟我神聊起来。由世界历史、马列主义，一直聊到当前的文革。这是当时少见的一个有头脑的好警察。他认为偷点书读也不算什么大事，结果竟然把我给放了。 但是两个多月后，由于我长期在玉渊潭、钓鱼台国宾馆一带出入，行踪诡秘可疑，终于引起警方的注意和跟踪。特别是这一年的9月发生了9·13事件，北京政治形势极度紧张。9月中旬，我在流浪中又一次被捕，这一次是正式被捕，以流浪罪而被市公安局收审。 我先被关在永定门外的一个收容所收容审查一个多月，后来又转到功德林监狱的大牢里关了大概一星期。那是高墙坚壁的真正的国立监狱。关我的是一间只能容留一个人的小号。 但是，除了流浪和偷书，警方实在审查不出我还有别的什么问题，最后警方决定将我遣送回东北兵团。 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我在北京整整一年的流浪读书生涯。
5、输得精光
记者：小A呢?你与她的关系后来如何发展?
何新：完蛋了。我们的爱情关系，在经历这一次暴风雨后彻底破灭。 警方、她所在的工厂当局、她的父母，都找小A谈话，告诉她何新不仅是一个流窜中的反革命嫌疑分子，而且还是一个骗子，一个贼。警方从她家中把我寄放在那里的一部分书籍和笔记本全部抄走。 小A肯定承受到极其巨大的精神和政治压力。她的家人把她隔绝起来，不许她见我。（我在收容所中曾托人带信给她）最终她在精神和感情上都彻底崩溃了。我后来收到她的一封信，在信中，她表示与我划清界限，彻底决绝。 那一年可以说是我青春时代的一次滑铁卢之战。我是被警方铐着手铐，押送着离开京城的。
记者：为什么要这样押送?
何新：在北京站，我与其他几十名知识青年一起被押送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第65/66次列车。那些青年多数是犯了罪的知识青年。有偷东西的，有抢劫的，重犯的手还被铐在车厢里的桌子腿上。 到哈尔滨后警方把我押下车，我被转送到黑龙江省收容所。但在这里，我找到一个机会溜了出来。在哈尔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自己扒车回到了兵团。 这是1971年的11月间。而恰在一年前，我离开佳木斯回北京。到这时，正好是一年。
记者：您那时的体会和心情如何?当时您有所悔吗?
何新：你要知道那时代的我们本来就一无所有。一无所有的人无从失去什么，又会后悔什么呢?
6、无根之爱情
记者：爱情呢?您失去了所爱……
何新：那种爱情是无根的，本来就不属于我。
记者：你和小A最初不是很相爱吗?
何新：但是，文革时代的中国是一个阶级制度极其封闭而严格的社会。在职业和婚姻问题上，家庭出身的限制极其严格。出身不好者被视同贱民。 当时我父亲是反动知识分子，母亲是漏划地主。我出身不好，而我在恋爱时对小A隐瞒了我的这种家庭背景，这在她的家人看来乃是一桩不可饶恕的大罪。小A在给我的绝交信中也说，她一切都可以接受，就是不能原谅在这个问题上我对她的欺骗。 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种门第不相匹配的爱情，只能是一种偶然漂来的奢侈品、寄生物。
记者：这话似乎很冷酷。
何新：是的。但是当时我们所面临的生存现实就是这么冷酷。 当我在北京流浪时，没有户口，没有金钱，没有任何可以支撑生活的立足点。唯一有的是青春，是梦想，是一种对于理想及信念的执着追求。 然而这些在当时又具有什么价值呢?我是谁?最多不过是一个流浪京城的青年冒险家而已! 小A对我的爱是十分天真的。她在当时那样一种近乎无望的境遇中，曾经十分无私地支撑了我，并且给我以感情的慰藉。我为此对她感念终身。但是，虽然她甚至可以接受我曾经是反革命，在现实中是一个流浪汉，但她却无法接受我的出身背景不是来自与她相匹配的高级干部的家庭，出身在当时就是印在人身上的一个"红字"。 冷酷的社会现实最终使她抛弃我。事实上她的处理也是对的，是完全合乎理智的。
至于我自己，回顾这一段往事，我却也无怨、无愧、无悔。在出身问题上我的确欺骗了小A。但在人生的根本目标上，我并没有欺骗她。 我至今所追求的，与在那个流浪的年代中我所矢志追求的目标，是始终如一的! 那时我最爱读的一本小说就是斯汤达的《红与黑》。我觉得自己的情况和感情经历颇有一点像于连·索黑尔。 当时曾深深地打动我的，是于连在法庭上被判处死刑时的最后告白。他说： "先生们，我不向你们祈求任何的恩惠。我毫无幻想，死亡正等待着我，而且它是公正的。我出身微贱，为贫穷所困扼，可是碰上运气，粗受教育，却敢混迹于富贵人所谓的上流社会少年群中。先生们，这便是我的犯罪行为！" 于连呼唤道："我爱真理，但是真理在哪里?到处只有伪善，至少也是欺诈。就连最伟大、最有德性的人也不例外。喂，人绝不可相信人。"这些话当时似乎也正是我的内心之声。
7、我的生存目标
记者：支持你如此奋斗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这也是多年来人们对你始终感到难以理解的一点。在精神和政治上，你究竟要什么、为什么?所追求的究竟是什么?
何新：在精神上我所追求的是明道与济世。所梦想的，是祖国及其文明的复兴! 我当然知道，作为孤独的个人，一个人力量是渺小的。但是回顾往事，我还是非常自豪。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曾行我所志，并且始终如一地志我所行。
记者：你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何新：可以这样说。 在1971那一年中我备受折磨和困窘，可以说已经输得精光!但是意志上倍受磨炼，在精神上收获极大。 当我坐在北京永定门外收容所和功德林监狱的小号中静候审查的那些孤寂时刻，回首以往一年间的往事，我曾写了这样一首"沁园春"： "浪迹云踪，天涯漂泊，四海为家。挥塞外霜雪，燕山云月，瀛海夜渡，岑岛观霞。风雨消磨，艰辛历炼，笑渡青春好年华。凭栏处，看无边碧浪，来去淘沙。 而今整装又发，不吃苦毕竟志难达。逞英雄怀抱，驰骋宇宙，人生百岁，漫作虚花。往事轻弹，无限来者，更向高峰迈步伐。莫等闲，把辞章填过，再作搏杀"。(1971年9月) 当时我形同穷丐，却竟然还有这样一种诗情画意，而且豪气如此。(笑)岂不可笑哉!
8、苦工生涯
记者：您回到兵团后情况怎么样?
何新：当然糟透了。 我已一年多没有工资，身上一文不名。吃饭都要借钱。一年多漂流在外，行李都不见了。眼看就要过冬了，连条棉被都没有。 因为在一年前，我是作为坏分子在未解除监管的情况下，从医院逃走的。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案底，北京市公安局给农场保卫处转来了关于我的收审材料。 但幸运的是，这个时候一打三反运动由于林彪事件的发生而告结束了。
9·13事件后，周恩来发动人们批判极左路线，赢得了对文革运动不满的那些人们的支持。 这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政治体制也发生了变化，现役军人撤走，兵团恢复原来国营农场的建制。重新起用一批原农场的老干部担任领导。这些老干部在文革中倍受迫害，因此与那些粗暴的军人在作风上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上台后比较讲政策。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兵团整死了好多知识青年。整个兵团大概有几百人被整死或者自杀，或者成为精神病。许多受冤者的亲属上访上告中央，国务院派工作组来调查，认为这个运动搞"扩大化"了（参看本书附录赵万龙君的一封信。） 因此当我回到这农场的时候，政治气氛已比较宽松。机械厂让我 回去当翻砂车间的工人。当时工人中有一句话："车钳铣，没法比。要翻砂，就回家。"在工厂的各种工种中，翻砂铸造是最脏最累最苦的活计。 不仅如此，有一段时间还让我到砖场去烧砖，当窑工。当窑工之苦，是你不能想象的。砖窑里烧完砖后仍有40-50度的余热，而烧砖不能在冬天烧，只能在夏天烧。因为在冬天砖的泥坯会被冻裂。夏天外边空气30多度，窑里残热40、50度，而且乌烟瘴气，空气中弥漫着红砖的粉末。 我的工作是从窑里推车往外运砖，那真是苦不堪言。但干这活有一个好处，就是一天只需要干三四个小时。这一点让我特开心，因为有了闲暇时间可以让我用来读书。
记者：你当时还有书读?
何新：我从北京被押回农场的时候，大部分的书都被警方没收了，但我随身的一个小书包，里面还剩下几本书，竟奇迹般地保存下来。 一本是列宁的《哲学笔记》，一本是马、恩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有一本黑格尔著、贺麟翻译的《小逻辑》。 这三本书当时令我入迷，是让我每天冥思苦想的主要精神食粮。这三本书，我一直保存和苦读了许多年。
9、三本书塑造我的人生观
记者：为什么您对这几本书特别地情有独钟呢?
何新：不是情有独钟，而是可以说，这三本书中蕴涵的若干理念，塑造了我一生的基本哲学观念。我从这三部书中悟出了很多道理。
记者：哪些道理?
何新：可以这么说，《哲学笔记》和《小逻辑》教导我掌握了哲学方法。 《德意志意识形态》则塑造了我的社会历史观念。列宁的《哲学笔记》中有1915年列宁在瑞士伯尔尼流亡时研读黑格尔《逻辑学》所作的一些笔记，表明列宁对黑格尔的逻辑思想怀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但是，列宁的研究工作没有作完。 在读这部笔记时，我产生了一种想法，就是试图把列宁这部曾考虑要写，而没完成的书写出来。也就是说，建立一个关于辩证逻辑学的新体系。 这一设想当时颇令我为之着迷。那时我白天干活，晚上就读书，一边读一边不断地思考和写东西。
记者：现在很少有人还读这几本书。您是否可以谈谈您对这三本书的心得?
何新：读书也有时髦。在市场经济时代，流行文化销蚀一切。但是尽管如此，经典仍然是经典。经典是人类优秀文化中最精华的结晶，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起人世沧桑的风吹雨打！ 这三本书就是经典。一本是列宁对西方哲学思想的总结(《哲学笔记》)，一本是黑格尔对方法论的总结(《小逻辑》)，而《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是第一篇），是马克思对西方历史哲学的总结。我的体会是，它们分别代表了19-20世纪欧洲哲学方法论和历史哲学的最高成就。 我个人认为，20世纪西方的各种现代思潮，无论是现象学或语言分析哲学，无论是新历史主义或非决定论或文化史观，在哲学高度上，从来没有超越它们，至今也未能超越它们。
10、投书《文汇报》
记者：在上一次谈话中，您曾谈到，您1972-1973年间在哲学、逻辑学方面的研究被政治问题中断了。为什么?
何新： 9·13事件后，周恩来乘批林之势发动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这实际揭开了一场新的政治斗争的序幕。所谓批极左思潮，针对的是文革路线。批无政府主义，则针对着造反派势力。这是周恩来所代表的老干部势力趁着林彪军事集团的失败，试图扭转文化革命政治方向的一次重要尝试。 然而，此举引起江青一派所代表的文革新兴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击。
1973年春，人民日报、文汇报、红旗杂志等中央报刊开始连续发表批判孔子和儒家的文章。这些文章表面上在批孔、批儒家，实际上在批"周公"，影射着阻碍"新兴法家"进行变革的"复辟势力"。批林批孔运动的这一实质，其政治涵义是十分明显的。 我当时虽然僻处边陲的小镇，但通过报刊也窥察到这场新的政治斗争的动向。 我发现报上那些文章以及当时上面印发下来的一些小册子，以"儒法斗争"为纲重新包装中国历史的种种说法，几乎完全是一派胡言。 我当时已经意识到，这场批儒颂法的运动，其实是文革派反击周恩来(周公)所代表的老干部派的一场政治斗争。批孔子林彪的"克己复礼"是假，批周恩来"克己复礼"，以阻止其恢复和重建被文革所破坏的社会秩序的努力是真。 而就我个人来说，家庭与个人自文革以来深受冲击，内心早已对文革深怀不满，当时我的思想感情非常本能地投注到周恩来代表的老干部派即"复旧派"的身上。 因此，在1974年初，我撰写了一篇长文章，题目是《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与唯物史观》，副标题是"为什么儒法斗争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投寄给上海《文汇报》。
记者：这个副标题很有意思，你的文章内容是什么?
何新：题目虽然很精彩，但内容其实还比较幼稚（笑）。我当时大概是想给《文汇报》的编者们上课(笑)。这篇文章我写的很长，至少有两三万字之多。其实大部分内容是长篇摘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语录。中间连缀以当时流行的政治术语。 当时毛泽东正号召人们"认真看书学习，弄清真假马克思主义"，我也引用这个说法。 我的文章的结论是：《文汇报》所宣扬关于儒法斗争的理论是唯心史观，是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欺人之谈。 这篇文章我抄写了许多份，分别投寄给《文汇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我那时非常幼稚，竟然期待着《文汇报》会把我的文章登出来，哪怕是作为批判的靶子登出来也罢。
11、当时人们认为我是"疯子"
记者：结果呢?
何新：结果当然不会登出来。其他报刊并没有理睬我。但是，《文汇报》把我的文章寄回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而且附有编辑部的一封信。 这封信说："此文观点有严重政治错误，请审查此人政治背景和活动目的。"这样一个评语，在当时等于是对我又一次宣判政治死刑。 当时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掀起新高潮。于是我第二次又被揪出来，成为活靶子，与主张克己复礼搞复辟的千古罪人孔老二、周公一起接受大会小会的批判。 但是形势毕竟与几年前已经不同，这时期的批判已经文明多了，不揪上台，不用低头认罪。只是轮流去厂里的各个车间--当时叫"批林批孔的战场"去现场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听工人们念从报上抄下来的批判稿而已。 在这里我特别想提一句，当时我所在的那个工厂的党委书记刘从占，是一位被打倒后又得到起用的农场老干部。他阻止了当时一些人对我作任何过激处理的动议，暗中给了我许多保护。 最令人感到幽默的是，这位老人居然在党委会上提出：何新懂历史，让他给工人讲一讲儒法是啥回事。我到了会上，给大家大讲了一通"三国演义"，因为曹操、诸葛亮都是法家嘛。讲得工人们兴奋不已。（笑）
后来我被安排监督劳动。厂里给我调换了一个新工作，让我到炼铁炉前当大炉工。给我干的是最重的一件活儿，每天抡22磅的大锤砸铸铁块。每个铸铁锭重百十公斤，要抡圆大锤把它砸成三段，以便熔铸。 一天干六、七小时，砸开的铁块可以堆成一座小山。然后自己一个人用独轮推车把它们推到100米外的炼铁炉前。装满了铁锭的车足有千斤重。 这活儿又苦又累，完全在露天干，风吹日晒。干一天活儿下来，浑身骨头就像散了架，晚上肌肉疼得睡不着觉。但干了一年后，却把我的身体锻炼得铁打似的壮。 许多人看我的外表不像个文人，殊不知就是年轻时在这样的环境中苦炼出来的。 我们工厂有400多工人，我当时举重、掰腕子都在全厂居前三名之列，是公认的大力士之一。而且因为我早年练过武，会几手拳脚，所以尽管我的身份是坏分子一类，厂里的工人们，很多人佩服我，对我却不坏。（参阅本书附录"我对兵团战友何新的印象"。） 那时我还是每天只要找到时间就读书。只要有一点点空闲的时间，全部用来读书。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怪人。身份是屡受批教的坏分子，破衣烂衫，腰上缠着一根烂麻绳，干着最脏最苦的活，但腰带上却别着一本外国哲学名著或马列著作。那时我周围的许多人（特别是女工），都认为我这个人是有"魔症"，就是疯子，精神病。
记者：（笑）在那个年代，你的表现是有点不正常。
何新：1975年邓小平复出，社会政治环境又有所宽松。鲁迅的书、《红楼梦》、《水浒》，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的书在书店里已有得卖了。我当时一个月基本工资是32块钱，吃饭穿衣大概要用20块钱，剩下的钱全用来买书。 我记得，这个时期我系统地通读了当时开始陆续出版的新一版《马恩全集》。工厂的图书室购买了一套。
12、马恩是19世纪最渊博的人物
记者：但是，马恩的书是很难读的，语言和意义都不好懂。
何新：我当时已不感觉很困难。我那时记忆力好，理解力极强，读书的效率非常高。 马克思、恩格斯可以认为是19世纪知识最渊博的人物。也是人类文化史上，可与亚里士多德、达·芬奇、黑格尔相比美的百科全书式人物。读他们的书，如果你真读进去，你就不知不觉地要深入到去了解世界史、哲学史、经济学史、自然科学史甚至数学史。 《马恩全集》的注解也编得不错。包罗万象，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索引。我后来获得的很多学科知识，逻辑学的、历史学的、经济学的、哲学的、哲学史的、美学的、生物学的、地理学的，基础都是在那些年代里通过这种刻苦的研读而获得的。
记者：在这一阶段的读书中，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何新：我最重要的收获是系统地研究并理解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社会理论。从而逐渐地形成了我的世界观和政治历史观。 在《文汇报》的事件以后，由于连连碰壁，屡战屡败，我写东西已比较谨慎了。也不再轻易向报刊投寄稿件。因为我意识到，除了给自己添苦头，这种作法没有任何其他结果。 但是，通过搞通搞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我掌握了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的一些基本方法。 记者：是什么使你在如此的逆境中，一直有动力坚持读书思考呢? 何新：也许你不信，那完全是在追求着一个超越世俗的目标--寻求真理。
记者：今天的年轻人似乎很少有人还会去钻研马克思。马克思死去已经120多年了。他的理论，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呢?
何新：一种伟大的思想体系，正如一种伟大的艺术作品，历久弥新，永不会过时。 老子过时吗?孔子过时吗?释迦牟尼过时吗?《圣经》过时吗?柏拉图过时吗?亚里士多德过时吗?不，永不过时。在艺术和学术上，只有创新，但是没有过时。所有的高峰都是永恒的高峰，永远是后来人的典范。 马克思的思想是人类历史上已经经典化的社会科学思想。对于中国人，它今天不再是至高无上的国教教义。但是，它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分析工具系统。它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对于研究社会问题，我认为至今仍是不可取代的。
13、历史学忽视了农民起义愚昧性的一面
记者：有人说，在文革时代，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政治性宗教。
何新：这话不无道理。文革时的中国，受苏联制度的影响，当时情况似乎是政教合一。 记者：什么叫政教合一？ 何新：所谓政教合一，就是政治与宗教或准宗教的意识形态直接结合。 即以宗教理念作为政治工具管制思想文化和社会，以宗教意识形态作为政治统治的直接工具。文革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承担了准宗教的功能。 政教合一是与法制主义的精神相对立的。西方古代的罗马教社会、中世纪的基督教社会，都是政教合一的体制。今天世界上仍有许多国家是政教合一的。 中国历史传统中没有政教合一。中国历史上有过针对文人的焚书，有过文字狱。但文字狱只是一种政策，而不是制度。中国历史上有过专制制度，但是没有政教合一的制度。 中国历史政治中贯穿着儒家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政治精神。欧洲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才摆脱了政教合一的国家制度，解放了文化、科学和思想。但是斯大林时代苏联又搞起了政教合一。 中国在50年代初期也有人企图搞政教合一。但是没有搞成。毛泽东1956年支持"双百"方针，其实就是为了抑制这种倾向。 但到了1966年的文化革命时代，毛泽东在"5·16通知"中提出在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的一切领域，对资产阶级思想实行所谓"全面专政"，这就意味着彻底放弃了"双百方针"。 在1966年到1976的十年间，政治意识形态、毛泽东语录，被文革派尊奉为规范政治生活、世俗生活的绝对尺度和指针，把政教合一的制度搞到了极端。 其结果，就导致了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绝对专制。完全扼杀了社会文化的生机。 政教合一的制度在中国找不到主流政治传统的支持。倒是在非主流的造反运动中，为了建树与统治集团对抗的新精神偶象，农民由于其精神与文化的愚昧性，而搞过很多政教合一的邪教。 宗教是人类历史上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它一旦与政治运动相结合，就会诱发巨大的破坏力量。如汉末的黄巾、五斗米道、元明的摩尼教、白莲教、明教等，特别是太平天国，都是政教合一的典型。 顺便说一句，我认为，对汉末的黄巾、唐代的黄巢、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清末的太平天国这种农民造反运动，过去的历史学评价得太高。人们往往忽略了它们毁灭文化的极端愚昧性的一面。
14、自由主义是瓦解性的精神工具
记者：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的政治学说，为什么在中国也会产生宗教性的力量？
何新：20世纪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它所面对的内外敌人非常强大。因此，它不得不寻求强大的精神力量。 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术的不同之一，就是它不单纯是书斋中的一种学者学说。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是："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了世界，而问题在于必须改变这个世界。"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宗教有相似点。 宗教与一般社会意识形态的不同就在于，它既具有天国理想的彼岸性，又具有实践救世的现世性。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实践性，现世性，使之成为一种革命性的教义。要知道，只有宗教精神才能使人鄙弃尘俗，现世和自我，而承受自我牺牲以至有代价或无代价的献身。 所以西方自由主义永远不可能在中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革命性意识形态，因为它是现实的、功利的并且是个人主义的。它只是一种瓦解性的精神工具，而不可能是一种组织化的工具。 在20世纪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马克思主义以一种强有力的精神力量，将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传统经济社会秩序崩溃瓦解而游离出来的亿万被侮辱被损害的中国劳苦大众，凝聚成一股无坚不摧的钢铁洪流。 西方资产阶级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聚沙竟可以成塔。这几亿只从来未被他们放在眼中的蓝蚂蚁，最终竟可以聚结成如此强大有力的一种社会力量、政治力量，将17世纪以来西方开拓东方谋求建立的"全球化新秩序"冲了个粉碎！
记者：马克思说，宗教是安慰被压迫者的精神鸦片。
何新：这话流传很广，其实有片面性。这话是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讲的。当时马克思的理论还不成熟。 宗教问题非常复杂。以后我还想专门找个时间与你细聊一聊。但今天我暂时不想深入谈我的看法。
列宁工作室?LENINSTUDIO
四、论存在哲学
1、回顾与反思
记者：通过前几回的访谈，我们对您的个人经历已有较深入的了解，那的确是十分独特。 人们知道，您治学范围非常广泛，视野也十分开阔。但是，人们还会想了解您的治学历程，也就是您的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 您能否只用几句话概括一下您的思想的发展历程？
何新：回顾我的思想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寻求破的时期，第二阶段是寻求立的时期。 破，就是突破传统意识形态的桎梏。这个阶段从1967-1987，约略为20年。 立，就是在面对文化虚无和意识形态真空的废墟上，探索维系、延伸中华文明生存发展的新价值体系，以及新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寻找连通华夏传统思想与现代革命、华夏传统思想与外来文明，使之衔接连续的桥梁。
记者：从您出版的著作看，您的涉猎几乎涉及人文学术的各个学科。 在这些学科中，究竟什么是您治学的主干呢？
何新：我是《伊索寓言》中那个蝙蝠，因此既被动物界也被飞禽界所驱逐。（笑）
我治学的过程，在70年代，主线是研究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西方哲学史、宏观中国史与世界史。1980年进社科院后，我得以接触各种西方现代思潮，一度对存在主义、语言分析，结构主义、符号学、解释学这类新玩意（当时所谓"新方法"）颇为迷醉。同时也特别注意西方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理论。 1982年秋，我曾出席在成都召开的"中国近代科技落后原因"研讨会。在这次会上发表的论文中，我在当时首先提出应当进行"文化反思"的命题。 但是在那前后黎澍先生的一句责骂：你通读过24史吗？你读懂了13经吗？对我乃如醍醐灌顶。 离开黎澍以后，我即试图以新的学术眼光，包括学习西方人类学、语言分析方法，深入读史、读经。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诸神的起源》等著作就是这一研究过程的结果。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和重新认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重新理解和评估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同时我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这一意义重新解读近代中国革命，我日益相信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承担着伟大文化使命的特殊民族，并且决心致力于这个民族的文化复兴。由此而有了我九十年代的两部重要著作《东方的复兴》（1988-1990），《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1996）。 在此之后，我十分鄙视那种主张引进西方价值改造中国文化的所谓"自由主义者"。至于一些人指责我的"保守主义"、"反动倒退复辟"等等，只令我感到自豪。
2、政治启蒙是双刃剑
记者：何先生，我想向您提出一个敏感的问题。您愿意回答就回答，如果不便回答，就不作回答。
何新：（笑）有什么问题，你尽管提。
记者：您现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您是否仍然真诚地信仰这一学说？
何新：（沉思良久）马克思主义，是19-20世纪，对全人类生活和社会变革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我个人一直在研究它。 至于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都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有人说"共产主义是幻想"。但是美国当今向世界传播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自由市场"作为一种主观意识形态，也是欺人之谈和幻想。凡在美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美国自己的社会现实就远不符合这种幻想。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的多数领域，如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直到现在，仍然不是真正客观的科学理论，而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主观的，可以由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和主观价值偏爱去选择和解释的意识形态信仰。 关于信仰与科学的不同，18世纪的康德已经作过非常深刻的思考。他在研究认识论时，指出感性、理智性（知性/悟性）是可以依赖的。但他认为理性是不可依赖的，因为理性具有借助思维符号（概念范畴）和语言符号进行自由构造的功能。因此在理性的推论--即理论意识形态中，总是矛盾歧出，而且难以确切地得到事实的检证。正如黑格尔所说： "人们以某些思想和可能性为依据，作出这样一种推理；人们也同样可以再提出另外一种推理来与它针锋相对。这两种推理，谁也不比谁更高明。"（引自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208页。） 所以康德主张放弃理性，只以感性和理智性作为认知工具。而把理性的领域保留给信仰。 康德是近代一位非常深刻的思想家。他所意识到的问题，即划分知识工具和理性信仰的问题，也就是工具理性和宗教及意识形态的歧异性问题。
记者：那么您今天如何看待启蒙精神？
何新：启蒙即思想解放是两头锐利的双刃剑。 五四激进的启蒙思潮，在反封建的口号下也否定了华夏文化传统的一些基本价值和精神支柱。 《狂人日记》说："翻开5000年史书，只看到两个字'吃人'。"这种彻底否定中国历史传统的看法，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但无疑是非常极端而片面的。 70年代末兴起的"思想解放"（新启蒙）也产生了一些极端和片面的东西。例如，彻底否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存在意义，就是一种片面而幼稚的政治理念。 意识形态不应当随意干预学术自由、文化自由以及世俗生活领域，但这绝不意味着一个国家应该彻底放弃意识形态。
3、意识形态的涵义
记者：人们经常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怎样产生的？
何新：对于"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就我所知，那本身是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是马、恩在1844年所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这个术语的涵义指社会对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自我表述。 例如，我国现在的意识形态，自我表述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美国的自我意识、自我表述则是"民权主义"和"民主主义"。这都只是政治意识形态，是一个象征和虚拟的体系。或者说，是一种主观的社会自我表述。马克思说： "在现实中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说法为依据。同样，在历史中判断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也不能以它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别某人的面具和真相。然而我们的历史学却还未具有这种常识，不论每一时代关于自己说了什么和想了些什么，它都一概相信。"（《德意志意识形态》P.46。） 所谓"社会科学"的多数领域（包括被某些人奉为圭臬的"经济学"理论），也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即属于社会中某些阶层/利益集团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表述。 例如市场经济理论就是市场资本主义的自我意识和自我陈述。所谓"自由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有时是一种极端的个性主义，有时又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反对公共威权/确立自我威权）。 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通常具有极大的价值偏见和排他倾向。它很难中立。 但是，科学这个术语具有中立、客观、以事实（而不是主观意识和某种利益）为根据等等涵义。所以培根将之称为"工具"，后来有人将科学称为工具理性。 科学是科学，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它们各有自己的领域和功能。它们常常被混淆。但是二者实际是非常不同的。 工具理性与意识形态的功能有时很容易被混淆。但如果在政策的施用中，决策者对二者的功能发生混淆，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
4、警惕意识形态的误用
记者：您能否举一个实例？
何新：例如国家统计局是国家的经管部门之一。它本身是一个政策工具部门。但它所发布的国民经济统计数字，既是工具理性，也是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它具有为现行政策提供经济业绩数字，以动员人们支持现行政策的宣传意义。 但对于决策者来说，来自统计局所提供的统计数字，又具有社会经济的"压力表"的仪表作用，为决策者直接提供对于社会经济进程的量化监控。这种监控的可靠性，取决于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及时性、准确性。通过这些数字的及时反馈，决策者才能准确地了解经济和社会运行状态，随时对经济运行状态进行调整。
记者：但是，出自自身"政绩"的考虑，统计局往往"报喜不报忧"。
何新：问题就出在这里。这种有意的误报，实际上是统计部门误解了自身的真正功能，它是统计局，不是宣传局。它的责任只应该是真实地、客观地、尽可能准确地、至少也是不失实地，像计算工具一般地统计和汇报数字。对国家不利的数字，它可以不对外发布。但是它无权，也不应该由它为某种政策目标，直接政治化地处理统计数字。这种利用统计数字进行加工而进行宣传的工作，应当由专业宣教部门、意识形态部门、传媒部门去作。 如果对统计局给予可以自由加工处理、以至歪曲粉饰统计数字的授权，表面看来会有利于当局，实际是遗患无穷。让统计局利用所加工过的数表搞政治宣传，以支持现行经济政策，这就是将统计部门由工具部门变成意识形态部门。对于决策者来说，这意味着为自身制造一种极为危险的信息污染。
记者：为什么？
何新：因为决策者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把虚假的向外宣传当成了真实的现实。自身也被虚假数字和虚假经济情况所误导。 同时这种功能误用也为统计部门提供了机会，提供了行为范例，使它可以随时编造真真假假、半真半假、似真似假的宣传数字，为阿谀和支持现行政策方针而上报当局，以此讨取执政者的欢心。 其结果必将导致决策者对社会经济形势的严重误判。使得需要及时调整不良政策的时机被错过，使得需要纠正的政策失误得不到纠正，最终酿成重大的社会危机。 在共和国历史上，由于决策者被虚假统计所误导，而作出重大错误判断造成经济灾难之最典型的案例，就是1958-1959年的"大跃进"。
5、信仰与理性
记者：宗教与意识形态一样吗？
何新：宗教是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之一。在传统社会中，例如在中世纪欧洲，宗教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但是，意识形态也可以作为哲学、文学、经济学或其他学术而出现。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孔孟之道，即儒教。
记者：宗教与哲学等学术的区别在哪里？
何新：简单说，世俗的宗教不要求理性。对于宗教来说，信仰比理性更为重要。 宗教对其教义，要求人们整体地接受它，拒绝任何分析和批评。而学术研究、科学研究，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理性的本质就是分析和批评。
记者：您可以举个例子吗？
何新：例如对待马克思的著作。如果把它当作宗教，就要整体接受它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神喻或圣喻。不能分析，不能讨论，不能存疑，不能批评，更不能否定。但学术理性则不同。 其实马克思与马克思也不同。毛泽东与毛泽东也不同。他们是人，是思想家，但不是神。他们自己对现实的认识，对事物的看法，在生活中也是不断变化的。
在东北的时候，我当时通过直接研读马恩列斯的原著，已注意到，马克思的理论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不完全相同。而且，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在早期、中期、晚期也有所不同，有所变异，有所发展。 马克思早期是激进的启蒙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中期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晚期，在《 资本论》后期手稿中，马克思对新兴的资本主义科学技术革命和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给予高度评价，并且认识到资本主义可能并不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很短暂的阶段。 这与他早期发表《共产党宣言》时的激进主义立场已有显著的不同。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前也曾激进地主张立即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倾向于"左派共产主义"）。但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面对落后的俄国迫切要发展生产力的现实，他就主张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实行名叫"新经济政策"的让步政策。 不仅马克思列宁如此，毛泽东也如此。毛泽东在50年代初期，曾认为中国应当搞几十年的新民主主义。而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可以容纳资本主义生产力和资产阶级存在的。 但在1954年后，他又主张加速过渡。1958年甚至主张提前结束过渡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试图在中国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消灭三大差别，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斯大林，以及30年代他所培养的一批理论家(如尤金、日丹诺夫等)，将马克思特别是斯大林的思想宗教教义化，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政治信条，变成政治意识形态。以意识形态斗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制造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多次大清洗。发起了许多次整肃科学异端和学术思想异端的运动（如在遗传学、控制论等学科中）。中国在1957年反右斗争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重蹈了这一覆辙。 在文革中，尽管我自己早已成为一名异端分子，但我当时却有决心以一种反迷信的态度去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
记者：您的这种想法在当时是很勇敢的。
何新：如果当时没有这样的勇气，在理论上就不可能进行任何有意义的独立思考。
6、科学精神的特征是理性主义
记者：这么看来，怀疑主义，理性主义，是宗教信仰的敌人。
何新：是的。康德说过，所谓启蒙精神的特征就是以怀疑为先导的理性精神的觉醒。 马克思本人年轻时代写过一篇著名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中也贯穿着一种理性主义的启蒙精神。马克思在这篇论文中讲过一个名言。他说：老实说吧，我憎恨所有的神。又说：那些摒弃世俗所信仰的神灵的人，并非是渎神的。只有那些迷信这种神灵的人，才是亵渎神的。这些话，当时也深深地激动和鼓舞过年轻时代的我。 在70年代中期，除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书外，对我影响较大的书籍还有一些历史书。例如《第三帝国的兴亡》(威廉·夏伊勒)，《法国革命史》(马迪厄)。我这个时期也比较注重对法国18世纪启蒙哲学例如孟德斯鸠、卢梭的著作，以及对休谟、康德哲学的研究。这些书中都贯串着启蒙的精神。
记者：您当时为什么对这些书特别感兴趣呢?
何新：《第三帝国的兴亡》，是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根据二战后美国缴获的希特勒德国档案资料所写的一部纳粹德国史。这本书在1965年第一次出版，文革中后期的1975年出了新版，作为"内部读物"在内部发行。我通过父亲的帮助，搞到了这部书。 在这个时期，几乎一切书不可能自由出版的情况下，官方居然出版这样一本具有极强的政治性色彩的书，似乎是意味深长的。
记者：您认为意味着什么?
何新：《第三帝国》一书记述了希特勒个人崇拜的形成过程和法西斯政治极权体制的形成过程。记述了戈培尔制造纳粹意识形态，实行思想专制，毒化德国社会舆论的过程。书中指出"第三帝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也是以一种"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革命"("褐色革命")的名义而进行的。 这些历史资料，使生活在文革政治气氛中而具有政治敏锐性的人，不可能不产生非常切近和具体的联想。 事实上，法西斯主义，这个字的拉丁语源，就是棍棒与斧头，就是政治暴力。党卫军，就是制度化的"红卫兵"。法西斯蒂的实质就是以暴力和恐怖维持的绝对极权主义，绝对专制主义。而这也正是文革时代以四人帮为核心的新政治体制的特征。 当时出版这部书，我认为这是党内反对文革派作出的一个有意识的文化动作。
7、政治意识形态是一个虚拟的象征体系
记者：这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您反对政教合一，另一方面您又认为一个国家制度不能放弃意识形态。
何新：用康德的话说，就是应该为信仰和理性划定各自的领域。 国家不是一个自由组合的社团，不是所谓"自由契约"（卢梭），也不是一种暴力机器（列宁）。国家是一种制度，一种有机有序带有某种强制性的组织制度。 这种制度中需要有权威，需要有权威的象征符号（如国徽、国旗、国歌、领袖），也需要有支持合法统治的基本原则和政治理念。这种原则和理念就是政治意识形态。 国家意识形态是一种虚拟现实，它是被设定的一种政治理想。它不一定真实。也不必要求它一定是真理。 关于意识形态的虚拟性，马克思讲过一句经典性的话："它（意识形态）不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5页。） 现今的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国家制度，有多种多样的政治意识形态。 在西方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是意识形态，《圣经》是教义。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亚当夏娃的故事以及上帝七天造人的神话是真理呢？美国总统就职前要到教堂中去作礼拜。这不仅是一种宗教仪式，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仪式。 日本国家认为天皇不是人而是神。至今日本国家仍以神道教作为国家的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靖国神社就是其象征之一）。难道天皇真的是神吗？追究统治意识形态的虚拟性问题，常常蕴涵着推翻和否定国家现实政治制度的涵义。 国家意识形态是超越理性的，它是一种政治信仰。它不接受追究，不接受质询，但是它要求每个公民必须承认它，接受它，信奉它。就像国徽、国旗、国歌一样。因为它是国家权威、国家统一的象征体系。
8、启蒙思潮有偏激性
记者：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是我不能理解的。我们在大学读哲学时，教科书告诉我们：唯心主义是反动的、落后的、愚昧的哲学，并且往往是和宗教愚昧结合在一起的。
何新：这是一种偏见。唯心论是一种哲学学说，本身并不具有必然相关的政治属性（所谓"反动"或"不反动"）。 宗教也是唯心论的一种形态。但唯心论并不等于宗教。犹如细菌是生物的一种形态，但生物并不等于细菌。 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和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潮，反对天主教的政治文化，标志着欧洲思想的一次大解放，它直接为1789年的大革命作了意识形态准备。 任何革命往往都具有偏执化的片面性，启蒙思潮也如此。 但是，近代法国的激进思潮后来深刻影响了19、20世纪的俄国革命哲学、以及后来的中国革命哲学。 这种激进的反唯心主义、反宗教思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及发生作用是可以理解的，也具有促进时代精神从天主教统治下解放的进步意义。但在学术上启蒙思潮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却是站不住脚的。
9、关于哲学的政治属性
记者：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过于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最终会阻碍文化进步？
何新：我同意。意识形态是重要的国家政治工具。但是，对治国来说，没有思想自由和没有思想控制都不行。人类的新思想，是社会文化中发生突变的活跃基因。过度地抑制这种变异，就会阻碍文化和社会的进步。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还有一个社会组织的连续生存和稳定性的问题。这是一种精神性的免疫功能。要知道，恶性癌变也是一种基因突变。国家对于某些异端的政治和宗教思想加以控制是有必要的。否则一些意识形态的致癌基因就会发挥毒化社会机体的作用。例如"法轮大法"一类邪教。所以完全实行思想自由，不实施任何控制也不行。 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学读书批注》中曾讲过，在生物的进化中，一个因素是基因的变异，另一个因素是基因的遗传。遗传保持物种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变异、特别是创新机制的突变则提供物种创新的机会，使之达到进化和更高水平的生存适应。 思想的自由创新和社会控制，可以说正是社会组织、文化形态通过矛盾作用而协调互补的两种功能。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社会处在激烈变迁中的大变动时代。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经济改革，导致社会的价值体系陷入持续不断的激烈动荡，一直没有稳定下来。我们当今的时代是价值崩解的时代。道术已为天下裂，学术已不能定于一尊。往日的宗教和学术权威不复存在，学界亦如流行文化界，只有明星（流星），没有恒星。正如康德所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几乎一切传统价值和意识形态都受到了挑战和质疑。
记者：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关于哲学是否具有阶级性的问题。
何新：苏联斯大林时代和中国文革时代，对哲学作阶级性分类，实际是为了对思想意识形态进行政治分类。 这种对意识形态作阶级性的分类必然导致"思想犯罪"。
10、社会意识形态有功利性意涵
记者：那么您认为，哲学，以及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在客观上究竟是否存在？ 何新：这个问题的实质应该是：哲学以及一般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功利性？或者说，人们信仰一种哲学，一种意识形态，以及宣扬它，是否有功利性？还是单纯地为哲学而哲学，为学术而学术，只有纯学术的目的？
记者：我认为有两类人。一种人是有功利性动机的。另一种人热爱学术，以纯学术为目的。
何新：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一切"这两个字，未免过于绝对了。但现在有人们认为，人类社会中根本没有阶级存在，没有社会利益集团的存在，没有利益归属的差异，一切思想没有任何功利性，这也未免太荒谬。 在我们的生活现实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人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坚持什么，后面常常隐藏着自身的或家族的或社群的功利性潜意识。 思想后面隐藏着利益和价值的判断和选择。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判断和选择，所涉及的利益群体范围，远远超越了个人私生活的领域。社会性意识形态，怎么能不涵有利益、功利性的意图呢？否认对于意识形态主张之后的利益归属的分析，不是愚蠢就是骗人。
但是，过去对意识形态阶级性的分析，往往是一种贴标签式的主观判断。对某种异端学说，一概武断和随意地贴上"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标签而给予扼杀。这种教权主义的政策也是不可取的。
11、法制不能取代意识形态
记者：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主张经济学远离政治。（11月1日华军新闻）
何新：（笑）人文科学中，恰恰是经济学最不可能远离政治。 政治是经济利益、集团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集中表现。 马克思说过：政治经济学的利益属性，会把人心底最隐秘、最恶毒的私利欲望召唤出来。
记者：股市分析往往体现着股市操纵者的授意。我们且不谈直接的收买和操纵。难道政治意识形态后面也有操纵之手吗？
何新：意识形态是价值观念，道德伦理观念的基石。意识形态的确可以被某些社会利益集团利用而成为对社会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在历史上，某些利益集团鼓吹、有意炒作、煽动某种意识形态，借以操纵社会舆论和社会行动，以实现其自身的私利，这并不是新闻。 近二十年以来的一个重大偏颇，就是片面强调法制的功能，而对政治意识形态和政党的社会组织功能，则有所忽视。 西方国家表面似乎没有意识形态，但是却有宗教控制人的心灵生活，有基本统一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支配舆论。 我认为，政党组织（在功能上相当于西方国家的政党和教会）、意识形态（包括宗教）以及法律和国家制度，这是维系任何一个国家制度的四大基础支柱。
12、马克思主义是工具理论也是意识形态
记者：您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工具理性（科学）还是意识形态？
何新：这个问题问得好。以我个人对马克思理论的认识，我认为它既是工具理性也是意识形态。 作为前者，它具有作为分析社会的客观方法论的意义，因此是有效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分析工具。作为工具理性，马克思本人曾说过，他反对使科学的客观性从属于外界利益的任何实用主义，他认为这样做是"卑鄙"，是"对科学的犯罪"。 作为后者，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是具有社会整合功能（即凝聚力）、同时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党和国家制度提供法理性和论理性支持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它又具有实用性和功利意义。 方法与意识形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功能。前者对于研究当代社会问题，对于研究历史现象具有重要意义。后者对于维系社会基本制度极其重要。 意识形态首先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意识分裂必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意识形态与现实远相背离也会造成社会危机。我们当前同时面临着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要知道，政治意识形态是任何国家体制和制度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关系到人们的精神信念和社会的基本价值。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看，甚至经济政治崩溃的后果，都不如意识形态的崩溃来得严重。 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一种制度、一系列与这个制度相关的基本价值的法理和逻辑基础。 对于国家来说，意识形态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世界上没有一个明智的国家政权会放弃而不利用这种政治资源。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表明，一个国家绝对不能没有意识形态。马克思说过： "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新版《马恩全集》第30卷第539页。）
13、意识形态问题关系国家命运
记者：在现代国家制度中，难道仍然需要意识形态吗？国家对意识形态问题，难道不能保持中立吗？
何新：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请你指出这些现代国家制度哪一个是没有政治意识形态的？ 当今只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还有俄罗斯这种仍处在演变中未成型的国家，是缺乏整体性政治意识形态的（但是，苏联解体后，国家马上恢复了东正教的信仰权威，表明新统治阶级是懂得怎样利用宗教这一工具的）。而其政治局面也都因此而形同一盘散沙。 90年代初的苏联为什么会在顷刻之间瓦解？你可以从经济、政治、社会方面举出许多原因。但我认为那都不是根本的原因。如果谈经济问题，难道1990年的苏联会比1917-1920年的俄国更落后更困难吗？会比1942年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被围困时期更困难吗？为什么那时苏联没有崩溃？我认为，导致苏联瞬间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其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崩溃，也就是精神崩溃。 导致苏联国家崩溃的原因，一是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一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这两大精神文化运动彻底摧毁了苏联的精神价值体系和苏维埃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80年代中国也有人煽动搞非毛化运动。然而中国制度之所以至今仍未被摧垮，就是由于邓小平当时坚决果断地拒绝了非毛化。 古人说，三军可以夺帅，但三军不可以夺志。志是什么？志就是精神力量，志就是意识形态。
马克思说："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放弃了对意识形态的主导，甚至失去了对有害意识形态的识别和自卫能力，就会患上意识形态的"失语症"。那么，各种精致包装的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类似"法轮功"这样的意识形态自然就会趁虚而入，瓦解社会的精神秩序，填充人们的信仰空间。 要知道，对社会的一般民众来说，正常的人虽然都具有意识，但绝不意味人人都具有鉴别的意识，批判的意识。他们很容易受媒体的左右和欺骗。而且偏见与先入为主的成见极其重要。一旦形成，改变或替换就非常困难。
14、当代的首要问题是意识形态存在危机
记者：当前国家面临着很多问题。你认为这些问题与意识形态有关吗？
何新：当前中国面临若干危机，主要问题在三个方面：
1.由于严重失业问题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2.由于腐败问题造成的政治危机。
3.意识形态危机。
我个人认为，三大危机中最严重的是意识形态危机。 当代中国之所以遭遇严重的意识形态危机，是由于文革和后文革时代（post-C.R.）国家的意识形态政策蹈向两个极端。 文革时代的极端是极端意识形态化，即政教合一。然而物极必反，后文革时代的极端，则是非意识形态化，消解政治意识形态，以"不争论"为方针而回避意识形态领域的尖锐问题，因之国家几乎丧失了对外部敌对意识形态的识别和抵御能力。 （否则，不会有各种邪教的兴起和盛行。这种利用人性中最愚昧的下意识、利用愚夫愚妇的盲从心理和迷幻信仰的邪教，本应当一开始就将其遏制于萌芽状态，不使它形成气候。所谓圣者治于未乱，而非治于已乱。）
我个人认为，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所面临的真正危机，主要不是经济危机，也不是由于腐败导致的政治危机。根本危机是由于意识形态与现实分裂所造成的精神的危机，价值的危机，信仰的危机。 当前有两大问题。一是共产主义公有制意识形态与市场资本主义私有化的现实相矛盾，严重矛盾。导致民众对国家体制及制度合法性、合理性的信心发生动摇。（加上西方意识形态通过一些知识分子极力鼓吹所谓"制度创新"，更增大了这种信心动摇。）第二是社会意识形态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
15、民族复兴的根本在于精神
记者：那么您是不是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面临着必须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任务。
何新：对！对于一个人来说，支持其生存的力量，有物质的因素，有体质的因素。但根本因素是精神力量。一个人可以被重病缠身，在生活中屡遭横逆，但只要其精神力量旺盛而不败，则他就是打不垮打不死的。反过来，即使有锦衣玉食，荣华富贵，如果他的精神世界是空虚的，他没有人生信仰，那么他的生存一定是萎蘼的，其虽生亦犹死。 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如此。一个国家穷也好，面临困难也好，外敌强大也好，如果民族精神是强健的，政治意识形态是统一而有聚合力的，则这个国家制度绝不会垮台。
记者：意识形态是否真的具有这么巨大的力量？
何新：意识形态体现了一个制度赖以存在的核心价值。摧毁一种意识形态，也就意味着推翻一个制度。在列宁《哲学笔记》中摘录了拿破仑的一句名言：大炮摧毁了封建制度，墨水正在摧毁当今的制度。 拿破仑所谓摧毁封建制度的大炮，是指1789年法兰西大革命。黑格尔曾指出，这个大革命之所以会发生，正是因为"墨水"的力量。革命前夜卢梭、伏尔泰、狄德罗及"百科全书派"哲学家用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哲学批判作为社会精神支柱的天主教意识形态与君主制度，摧毁了革命前的意识形态，为血流成河的1789大革命的爆发作了舆论和精神的准备。 作为一个对比，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英国革命。由于英国近代没有激进的反宗教、反王权的革命意识形态，其主流思潮是培根、霍布斯、洛克、休漠、柏克等思想家所体现的政治保守主义思潮，因此英国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比法兰西平和得多、稳健得多，社会变革过程流血较少。维多利亚王朝一直维系到今天。 世界历史、当今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现实则从另一面证明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伊拉克被美国封锁十年，哀鸿遍野，经济危机深重，但为什么至今不垮台？因为它是实施伊斯兰主义伦理政教合一的体制，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使人们团结在一起。 古巴不过是个弹丸小国，但摧不垮、打不烂，就是因为卡斯特罗有强大的意识形态魅力和精神力量。 一旦意识形态分裂，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解体，一个制度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当今的互联网，美国通过文化传媒极力向中国灌输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威胁也就在于此。
16、创造有利民族振兴的新意识形态
记者：某些第三世界的情况，与中国的国情毕竟不完全相同。
何新：当代中国由于处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动中，所以也发生了意识形态的分裂，以及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的分离。这也是一种"异化"。这种异化使当代人遭遇了非常深刻的精神危机、信念危机、信仰危机。 的确，今天中国面临着很多问题和困难。但是，就中国的总体情况看，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和局面，中国人的生活，并不是最坏的。
常有人拿人均数字排在160位之后论说中国落后。但我认为这个数字意义并不大。瑞士人均数字比中国高很多，但瑞士的国力难道可以与中国相比吗？瑞士与中国 比究竟谁是真正的强国？人均数字这个统计在1980年以前世界统计数字中还没有出现。其实那正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制造的一种意识形态陷阱。目的就是丑化和误导中国一类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摧毁他们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心。 中国今天虽然问题重重，但局面和世界地位比印度、比南美、比非洲的多数发展中国家好得多。但是，为什么那些国家的人民并没有朝不保夕的深刻危机感？为什么那些国家中听不到那种激进政治制度改造论的煽动？为什么中国当今却存在着这样一种不安和危机的情绪？根源就在于意识形态危机和信心、信念、信仰的危机。
由于政治是受到国家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指导的，政策是意识形态的派生产物，由此引发出很多决策和政策上的矛盾和信息混乱。这是当今中国问题的根源所在。 面对这一问题，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有道义也有责任面对和正视这种信仰危机。我们必须创造能够增强国家和民族凝聚力、尊严与自信心的新精神价值，这是每一个爱中国的学者当仁不让的精神使命！
列宁工作室?LENINSTUDIO
十、我的哲学思考
1、哲学是什么？
记者：以前一周的交谈，使我对您的早年经历、思想成长历程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但是为了更深入和全面的解读您，以后的谈话，我想换一个方式。
何新：请讲。
记者：我想能不能分成几个专题。比如哲学问题、经济问题、政治改革问题以及历史和文化专题。我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向您提问和请教。这样交谈，可以使问题和您的讨论比较容易集中。而前面几次的谈话，就作为一个导论。
何新：这个想法不错。
记者：在以前的谈话中，您曾经谈过关于逻辑和哲学的一些问题。我获益非浅。今天与您谈，我希望与您就您对哲学问题的看法作更深入的交谈。因此，想请教您对于哲学、自然科学、宇宙问题的系统看法。
何新：在古典希腊时代，哲学是一个广义的关于知识体系的全方位概念(被认为是所谓"智慧之学")。它包括物理学(形而下学)、超物理学(形而上学)、认识论(包括逻辑学、修辞学、美学)、伦理学（这里的哲学分类，是依据伊壁鸠鲁(花园学派)传授的哲学科目。超物理学，旧译为"物理学之后"或"后物理学"(Metaphysica)。）。而在18世纪后，西方古典哲学演化为五部分，本体论(自然哲学)、认识论、逻辑学（方法论）和美学(诗学)、伦理学(道德哲学)（此系根据康德所作的分类。） 20世纪初期，逻辑主义的发展，把逻辑学作为数学(数理逻辑)从哲学中划分出来。在20世纪的社会科学中，美学(作为艺术科学)和伦理学也有独立化的趋势。传统哲学的领域变得日益狭隘，甚至有人提出了取消哲学/形而上学的观点。但在自然科学理论领域中，与这种哲学取消论的趋势相反，却形成了"科学哲学"，在方法论和本体论上趋向于综合哲学。
2、哲学的地位
记者：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学问？你认为，哲学在人类的认识体系中，居于一种什么地位？
何新：19世纪以来，主要是受到英国经验主义的影响，西方思潮中有一种倾向，就是废除哲学。
记者：这怎么可能呢？
何新：牛顿有一句名言："物理学必须警惕形而上学。"此所谓"形而上学"就是指哲学。近代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受培根、休谟、洛克、牛顿所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影响极深，具有一种流行的反哲学倾向。似乎只要有自然科学（所谓经验科学）就够了。这种倾向一直持续到20世纪，包括逻辑实证论，语言分析哲学，也都具有这种哲学取消主义的倾向。 维特根斯坦的名言："对可以言说者言说，对不可言说者沉默"，也是反映这种倾向。
记者：那么您认为哲学是否可以取消？其意义和领域究竟在哪里？
何新：康德关于哲学的意义、地位、功能以及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曾经谈过一系列具有经典意义的观点。由于这些观点历来就受到很多误解和庸俗解释（例如指责所谓"不可知论"），因此可惜后来似乎很少被人知道。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
何新：康德认为： "哲学是哲学知识或来自概念的理性知识体系。就世界概念来说，哲学是关于人类理性的最后目的的科学。哲学是关于智慧--理性的立法者的学说，哲学家不是理性的艺术家，而是立法者。 philodox，实践的哲学家，借助于学说和榜样传授智慧的教师，是真正的哲学家。因为哲学是一种完美智慧的理念，它给我们指出人类理性的最后目的。哲学是理性知识的系统联系，或者说，是理性知识在一种全体理念中的联结。
哲学不但允许这样一种严格的系统联系，而且是唯一在最精确的知性中具有系统联系，并赋予其他一切科学以系统的统一的科学。哲学是关于人类理性的最终目的的一切知识和理性使用的科学，对于作为最高目的的最终目的来说，一切其他目的都是从属的，并且必须在它之中统一起来。"（引自康德《逻辑学原理》。） 康德关于哲学的这种定位，我认为是历来关于哲学最深刻、最本质的一种表述。 康德将哲学提高到这一地位："哲学是关于智慧--理性的立法者的学说。"康德将哲学分为理性的与实践的两种。理性的，即寻找正确的定义（"正义"），philodox（苏格拉底首创这个词），仅仅致力于思辨性知识，以知识为目的，而不考虑知识的目的，不考虑知识为任何目的、任何人所利用。这就是"工具的理性"。 但是，康德认为哲学的最终目的还是指导实践。只有能实践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因此哲学不仅提供知识，而且提供典范，将知识与道德价值相结合，运用知识于理性的崇高目的。
记者：实践这个概念是否康德提出的？
何新：在西方哲学中，最早提出"实践"这个概念的似乎是亚里士多德。但是康德将实践这个概念导入了近代哲学。他认为哲学必须回答以下四大问题： 1）我能知道什么？（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 2）我应当作什么？（价值论） 3）我可以期待什么？（宗教） 4）人是什么？（人类文化学）" 康德认为："形而上学回答第一个问题，伦理学回答第二个问题，宗教回答第三个问题，人类（人性）学回答第四个问题。"
3、我不赞同机械唯物论
记者：在与您前两次的谈话中，我发现似乎存在一个矛盾。这就是，您在历史观上，是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者，但在哲学观上，在本体论问题上，您似乎是一个黑格尔式的理性主义者。是否如此?为什么会有这种矛盾？
何新：在历史观上，我赞成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论。这种决定论认为，人类创造历史，不是自由的，而是只能立足于历史的现实基础去创造。这种现实基础首先是经济基础。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具有某种自由)。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选择并不自由)。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必然)。"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记》，《马恩选集》第1卷，第603页。）这种决定论是一种历史现实主义，实际上，这是黑格尔也会同意的一种历史理念(黑格尔《历史哲学》)。 但是哲学唯物主义，假定存在某种确定的绝对"物质"，认为这种绝对物质是宇宙的元初存在，是宇宙万物的唯一本原，而且这种哲学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并非由于我不认为存在物质或原初物质。而是因为宇宙乃是活生生的宇宙，而物质是死的东西。我们不能想象，从原初的一团死的物质，会形成一个非常有组织、有秩序、有方向、有目的、极其具有合理性的宇宙演化序列。
4、自然秩序就是客观理性
记者：什么叫合理性？
何新：宇宙存在着内在的、预设的和谐与秩序（这就是康德所说的"先验综合系统"的理性意义）。关于这个问题康德讲过一段很深刻的看法： "自然--无论是非生物界还是生物界--中的一切，都是依照规律发生的，虽说这些规律我们并非总能认识到。水位依照重力法则下降，动物依照规律行走。鱼在水中游，鸟在空中飞，都是依照规律进行的。一般说来，整个自然界无非是现象依据规律的联系；什么地方也没有杂乱无章的东西。 我们力量的施展，也是按照我们所依从的某些规律发生的。起初，对于这些规律我们是无知的；通过尝试和较长时间使用我们的力量，我们达到对规律的认识；最后，我们对之如此娴熟，以致花费许多气力在抽象中思考它们。例如，普通语法就是语言的一般形式。人们不懂语法，却也在讲话；不懂语法而讲话的人，事实上也有语法，其讲话也依从规律，但是对于这规律他却没有自觉到。" 万物（作为自然现象）的存在意义都并不在自身中，而是一种过渡，并从属于某种更超越的目的、目标。大自然就整体来说，是一个有机的组织，各个部分相互协调并承担着统一于某种普遍广义秩序的功能。这种现象，就是关于自然过程的理性预设或者说具有目的性。 关于宇宙系统内存在着目的性的自主协调和功能这一哲学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亚氏提出宇宙过程的四种原因，材质、形式（形态）、动力、目的。其中最根本的是"目的因"。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理性从根本上看是两大功能。一是分类，有分类才有名词（概念），而概念则是思维的基石。第二是认识因果性。因果性使人认识事物的规律。 而对于事物的原因，应当区分两种不同质的原因。一种是必然原因（Causae efficientes，致动因），一种是目的原因（Causaefinales，目的因）。例如一座房子，它的理化结构、力学结构，这些"科学"原因，只能构成它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基础。而它的设计目的以及所从属的为人类服务的建造功能，才是这座房子之所以产生的"目的性"原因。 亚里士多德对于因果性的认知，比起近、现代哲学，如休谟、罗素的哲学，以及量子力学哲学对于因果性的不可知论，所谓"因果论佯谬"，要深刻得多。哲学并不一定是进化的。古典哲学所达到的思维深度，未必是后人所能超越的，实际上，亚里士多德这种有机目的论，直到20世纪后期，才在现代科学哲学中重新得到了确认。
5、自然过程的目的性
记者：存在这种确认吗？
何新：现代科学哲学首先在生物学中重新发现了生物设计的"目的性"。法国著名遗传学家雅克·莫诺（Jacgues Monod）说： "一切生物所共有的一个根本特征，那就是：生物是赋有目的或计划的客体，这种目的性或计划性是在它们的结构中显示出来，同时又通过它们的动物（比如，人工客体的制造）而实现。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个观点对生物的定义来说是根本性的，生物正是通过这一特有的属性而区别于宇宙间所有别的结构和别的系统的。这一属性我们就称之为目的性。"（J.Monod,Chance and Necessity,An Essay on the Natural Philosophy of Modern Biology。（1971）） 实际上，自然进程中的"目的性"是一个具普遍性的理念。只有理解这种目的性，才能超越对于自然过程的机械性解释。 这种"目的性"的理解，在希腊自然哲学中有着深刻的认识背景，而在中国哲学中则是缺乏传统的。自然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道家自然观，使古代自然哲学不能达到对于宇宙进程更深刻的理性主义理解。
6、天籁：无声的音乐
记者：人类活动，多数活动是具有目的性的。但是，自然过程的目的性，总是使人难以理解。
何新：人们通常认为，我们周围世界的存在的一切，只是偶然地产生、偶然地存在、也偶然地消失的偶然事件。有一首散文诗中这样写道： "几亿颗星星自己创造了自己，并非出自一只全能的手。 自然自己按一定的路径一成不变地运行，没有什么力量牵制它们。 由于饥饿和伤痛，婴儿学会了啼哭。 为了医治那些懊丧之心，一种小花自己发明了自己，我们于是有了洋地黄制剂。 地球自己安排了白昼黑夜，自己倾斜了身子，我们于是有了四季之轮回。 没有地球磁极，人类不可以在没有标记的天空海洋中航行，但南北磁极仍然自顾自地存在和变化。 胰腺糖分自动调节是怎么回事?为了保证足够的体能，它在血液中维持着一定浓度的糖分。没有这种机能，我们大家都会昏迷而死去。 为什么白雪一直坐在山顶等待，恰恰在山下玉米苗儿口渴的时候被温暖的春日所融化?这只是令人可爱的巧合。 人心搏动七八十年，从不间断。在跳动之间，不知道它怎样获得充分的休整。 肾会过滤血液中的毒物，只把好的东西留下来。谁知道它是如何做到良莠分明的？ 是谁出示了两性相爱的孕育所在，坚持劈开那颗微小的卵子，足日足月之后，一个婴儿便有了准确数目的手指、眼睛、耳朵和头发，而且都安置在准确无误的地方?当强健得足以支撑生命的时候，婴儿便准时降临于这个世界。" 这首哲理诗语言流畅，但它在理念上是自相矛盾的。作者敏锐地观察到大自然中存在着随机性（偶然）与目的性之间的矛盾。即，如果一切都是随机与偶然（非理性）的事件，那么，如何解释特别是生物体构造中那种惊人的合目的性？如何解释生物各种器官的理性功能？ 一方面，作者似乎认为宇宙中的一切都只是偶然和随机发生的无意识现象。另一方面，作者似乎又感受到宇宙万物及事件之间存在一种理性的设计和秩序，存在着某种有目的性和有机的合理性。 英国哲人休谟以怀疑论著称。但他晚年更深入地思考宇宙现象之后则指出：一切事物当中显然都存在有目的、意向和计划。当我们扩张理解力来思索物质世界的最初起源时，我们一定具有极强的信心，想到某种有理性的根源或造物。（梯利《西方哲学史》下册，P397。）
实际上，宇宙进程绝不是无组织、无目的、无理性的。这首诗中叙述的那些事件本身之间的神秘联系，就是某种含目的性的宇宙设计存在的证明。 在貌似无机与偶然（大自然）的事件之后，存在有一张神秘而不可见的秩序之网。在这张网上有目有纲。这个网，这个无形而存在的秩序之网，也就是老子所谓疏而不漏的"天网"，就是庄子所谓"天籁"，就是天道、逻各斯。就是康德所谓"先验理性"，以及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理性"。 记者："天籁"这个词很费解。 何新："籁"古音义与音乐之"乐"相通，天籁即天乐。庄子设想大自然中存在的一种和谐无声的音乐。有趣的是，这种"天籁"的观念，也出现在古希腊哲学中。毕达哥拉斯也认为在宇宙的各星球之间，和谐地振荡着一种"天籁"--宇宙音乐。
7、新物理学突破了旧哲学
记者：那么，您到底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
何新：应该说，两者都不是。有人认为不可能存在第三种哲学。认为除物质与精神外不存在第三种本体的范畴。但辩证理性主义就是第三种哲学。诸如"信息"和"能"的概念，就是超越物质和精神之外的第三类本体范畴。 实际上，列宁晚期在《哲学笔记》中，对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已经作了某种有意义的消解。
记者：但列宁认为自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何新：我认为，列宁的哲学分为前后期。1905年他写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代表他的前期，这是他思想中持绝对论的唯物主义本体论观点的时期。 在《唯批》这部书中，列宁试图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物理学中的反牛顿经典物理学的新哲学思潮作斗争。 旧唯物主义所坚持的绝对物质观、绝对时空观，都是牛顿时代的旧观念。 马赫与爱因斯坦代表了20世纪初叶新物理学中的哲学思潮。这种新物理学的哲学思潮，导致相对论的产生。 它们体现了在19世纪后期自然科学取得新成就后（特别是能量物理学出现后），遭遇重大哲学困惑时代科学家的认识论反思。这种反思吸纳了相对主义，怀疑论以及理性主义的架构。对英国经验主义、法国启蒙哲学中的机械唯物主义作了超越。体现了20世纪以能量分析为基础的新物理学的哲学进展。 但是列宁在他写《唯批》一书时，对物理学中的这种重大哲学变革，却给予了否定和拒绝。《唯批》仍然坚持绝对性和客观的时空观念。
8、现代物理学提示了新的宇宙观念
记者：那么，您如何评论这种新物理学的哲学观呢?
何新：我认为对微观粒子世界的探索，揭示出经典的时空以及物质概念具有局限性，从而有必要对古典哲学的许多基本范畴作根本的修正。 例如，现代物理学关于物质的概念就与经典物理学中有形实体的传统概念完全不同。像空间、时间这类概念也是这样。而这些概念在我们观察周围的世界时带有根本性的意义，它们的彻底改革使我们的整个宇宙观必须发生变化。 关于空间与时间的问题，最早进行哲学思考的并非物理学家，而是一些哲学家。牛顿在物理学中承袭笛卡尔思想，设置了绝对时空的概念。但与他同时并且同是微积分发明人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则否定绝对空间与时间的概念。 "在莱布尼兹的哲学中，动态或能量的观点取代了几何学或静态的自然观。他认为，物体不靠广袤而存在，广袤却靠物体（力）而存在；没有力，没有动态的物体，就没有广袤。 因而空间不是绝对存在的。没有事物不存在于其中的绝对空间，空间是相对于事物的，将随事物而消失。力不依赖于空间，空间却依赖于力。没有空虚的空间存在于事物之间或在事物以外。如果力停止活动，宇宙即归于灭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黑格尔的时空观。黑格尔提出了一种非常富于现代性的相对论时空观。
9、时空的本质
记者：真的吗？
何新：黑格尔说： 有人以为空间"像一个箱子，即使其中一无所有，它也仍然不失为某种独立的特殊东西"。但这是错的。"人们决不能指出任何空间是独立不依地存在的空间，相反地，空间总是充实的空间，决不能和充实于其中的物质分离开。" 空间就是物质的存在。一旦没有物质的存在，或者说在没有物质存在的地方，并不存在抽象的绝对空间。 人们常说，空间具有三维性，即均匀的三维向同性。 但实际上，三维空间只是实物的空间。还有一种虚拟性的空间，即多维空间，它是伴随着作为"无"或"有中之无"的虚拟物质而存在的。
记者：你所谓"虚拟空间"、"虚拟物质"以及多维空间的涵义是什么？
何新：你是否理解"一物多相"？
记者：不大理解。什么是"一物多相"？
何新：喇嘛教中常见的千身菩萨是神话意义上的一物多相。但这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一物多相。 哲学意义的一物多相在柏拉图的对话《巴曼尼德斯》中，曾作过深刻的讨论。 但是柏拉图借希腊哲人巴曼尼德斯（又译巴门尼德）之口，将它神秘化了，叙述得极其神秘。因此这部对话，历来被哲学史家认为是柏拉图关于本体问题最重要、但也是最难理解的一篇讨论。 其实所谓一物多相，我们可以举一个非常浅近的例子来解释。
10、如何理解时空的多维性
记者：请您解释。
何新：例如一只青蛙，它未来将是蝌蚪，本来有尾巴，成为成体后尾巴则会消失，这一系列变态，就是一物多相。又如一条蚕，它本来是茧，后来是虫，最后又成为蚕蛾。这也是一物多相。 世界上所有的事物的存在，实质都是一物多相的。由于多相所以多名，例如蝌蚪、蟾蜍（有尾蛙类）、青蛙（无尾蛙）等等。 老子说："名可名，非常名"，其真义就是指这种一物多相与多名。
记者："名可名，非常名"原来是这个意思。
何新：所谓常，就是恒常，长久。凡是可以命名的，都不是永恒、恒常、长久存在的"名"。因为"一物多相"。物这个概念，在抽象的意义上古代哲学家称之为"有"。一物多相就是一有多相。 一相一空间，一相一存在。而多相就是多空间。多相凝聚在一有之中，也就是多态的三维空间凝聚在一态的三维空间中，虚拟的多相（无），被设定在实存的统一和（有）中。我认为，这就是多维空间的本体基础。
记者：你这样解释，我有所理解了。但过去似乎没有人这样讲过。
何新：我们再来考虑时间的问题。黑格尔的时间观念也极为深刻！他说，有人以为一切事物都是在时间中产生和消逝的，如果抽去一切事物，那还会有一个空洞的时间在流。黑格尔说： "这也是荒谬的。一切事物并不是在时间中产生和消逝的，反之，时间本身就是这种变易，即产生和消逝。就是现实存着的抽象。就是产生一切并摧毁自己的产物的克洛诺斯"（Chronos）。（希腊神话中的时间之神，也是农神和牧神，丰收之神。相当于中国神话中的社稷之神，"年"神。） 黑格尔又说： "时间并不是一个容器。它犹如流泻的江河，一切东西都被置于其中，席卷而去。时间仅仅是这种毁灭活动的抽象。事物之所以消逝，并非因为它们存在于时间中。反之，事物本身就是时间性！正是现实事物本身的历程构成时间。" 所以，正是现实事物本身的历程构成时间。空间与时间从属于运动。 不难看出，黑格尔这种时空观与爱因斯坦用曲面几何学解释引力运动时依据的相对性时空模型非常相近。正像笛卡儿关于运动不灭的哲学理论，是在二百年以后才被自然科学所证实一样，我们同样也可以说，黑格尔关于相对时空的哲学理论是在百年以后才被相对论所确认。 因此黑格尔认为，"运动是真正的世界灵魂的概念。虽然人们已习惯于把运动看作谓语或状态，但运动其实是自我，是作为主体的主语。""既然有运动，那就有某物在运动，而这种持久性的某物就是物质。就像没有无物质的运动一样，也没有无运动的物质。" 这种时空观、物质观，实在太深刻了！
记者：黑格尔的这些话很玄奥。空间这个概念似乎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是时间这个概念、这个东西始终是令人难解的。
何新：我们很难定义什么是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什么不是时间，在什么条件下，时间的概念将会失去意义。 记者：请您解释。 何新：第一，如果空间中的一切存在物停止位置的相对移动。也就是说，水不再流，鸟不再飞，风不再吹……等等。第二，如果一切存在停止自身对自身的变化。就是说，一切植物、动物不再生长，岩石不再衰变，原子不再分裂……等等。试问如果这两种情况发生，也就是说，如果一切运动都被停止、取消，那么时间的概念是否还仍具有意义？如果没有运动，如果没有变化，时间的概念是否还仍然存在？ 记者：当然时空的运动也就停止了。的确，在这种条件下，时间的概念是没有意义的。 何新：对。这就表明，时间与动、与变的过程相统一。实际上，空间是存在物的现时存在的绝对抽象，而时间则是动与变的进程（累积的、递进的）之绝对抽象。
11、时间为何不可逆？
记者：那么时间为什么是不可逆的？
何新：如果动与变的过程是可逆的，那么时间就是可逆的。 在机械运动中，时间进程是可逆的。因为这种运动可逆。狭义相对论考虑了这一点。但在能量的运动中，在生命的运动中，能量消失不可逆，生命消失不可逆，在这种运动中，时间进程就是不可逆的。反之，如果万物能死而复生（不是新生、重生，而是逆转由死亡到生命的自然流程），那么时间进程就是可逆的。 实际上，正是在列宁写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年代，物理学正在经历由19世纪的古典物理学向20世纪的现代物理学发生质变的革命。 这一转变最深刻的意义在于，牛顿时代的宏观物理学通过量子理论深化为微观物理学，通过广义相对论泛化为宇观物理学。由力学机械运动的分析，发展为热力学的能量分析。 而列宁当时在《唯批》一书中，猛烈地予以抨击的奥地利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正是当时高举起物理学革命的旗帜，从哲学上对古典物理学的世界观进行冲击的一位重要人物。
12、现代科学认识论具有思辨性质
记者：列宁在《唯批》中认为马赫是新物理哲学中反动思潮的代表。
何新：我认为这是列宁在哲学上一个判断的失误。但是在后来的《哲学笔记》中，列宁显然对此已有所意识并且准备有所修正。 我读过马赫的著作。爱因斯坦在其《自述》中曾指出，他的相对论思想曾受到马赫哲学的启示。他说： "可以说上一世纪所有的物理学家，都把古典力学看作是全部物理学的、甚至是全部自然科学的牢固的和最终的基础，而且，他们还孜孜不倦地企图把这一时期逐渐取得全面胜利的麦克斯韦(J.C.Maxwell)电磁理论也建立在力学的基础之上，甚至连麦克斯韦和H赫兹，在他们自觉的思考中，也都始终坚信力学是物理学的可靠基础。 动摇了以力学作为一切物理学思想的最终基础这一信念的人，正是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在马赫的《力学史》中冲击了这种教条式的信念。 当我是一个学生的时候，这本书正是在这方面给了我深刻的影响。 但是我认为，马赫的唯心主义还不够彻底。因为他没有正确阐明在思想中，特别是科学思想中本质上是构造的和思辨的性质。因此，正是在理论的构造的--思辨的特征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的那些地方，他却指责了理论，比如在原子动力论中就是这样。" 在这里，爱因斯坦明确地指出现代新物理学理论具有构造和思辨的性质。这一点在认识论上极其重要！也就是说，现代新物理学在方法论上不再是洛克那种呆板机械的经验主义的镜象反映论。在哲学上也不再拒绝依据纯粹逻辑思辨的"形而上学"。 列宁1915年在瑞士流亡生活时注意到现代物理学所发生的革命。他试图重新估价这一革命的哲学意义，为此他重新研究哲学史，研究黑格尔著作而写作了《哲学笔记》。
13、列宁后期重新评价唯心论
记者：1915年以后，难道列宁的哲学观点发生了重大变化吗？
何新：我认为，是的。 《哲学笔记》代表了列宁后期的新哲学思维。此时，他早年（写作《唯批》时）坚持的那种绝对唯物主义的立场，实际已有所动摇。 他在《哲学笔记》中的一个札记中提出了"聪明的唯心论"这个新概念。他说："聪明的唯心论比愚蠢的唯物论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论。聪明的唯心论即辩证的，愚蠢的即绝对的，不发展的。"（《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5页。） 列宁这里所说的"聪明唯心论"，是指黑格尔的唯心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他以辩证法消解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绝对界限，并且不再以唯物论/唯心论的对立作为哲学党性的标志。他又说： "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逻辑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同上P412) 虽然仍然持有对于唯心论的偏见，但若以这些话，与他1905年主张绝对物质观并且认为"唯心论=反动性"的《唯批》比较，可以看出他的观念已发生深刻的变化。 后期的列宁已不再简单化地认为一切"唯心论"都是反动思潮，而承认其是具有深刻的哲学（科学）根源和认识论根源的。他也不再认为一切唯心论都是反动的、愚昧的哲学思潮。可以说，他用"辩证法"的方法，消解了本体论中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
14、唯理主义有认识论根源
记者：那么你认为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是什么呢?
何新："唯心主义"，这个词的翻译应该说是错的，应当放弃。理性主义，这是比较妥当的译法。 理性主义认为宇宙的本体存在，是理性的存在。这种理性，就是体现在自然现象之后的秩序、法则、组织。这种理性不是被人的思维所主观设定的。相反，人类思维乃是以符号系统模拟和把握着宇宙中存在的本体逻辑组织。 理性主义的根源在现实世界本身中。
记者：然而，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宇宙/世界，究竟是"物"的还是理性的？
何新：从直观上去感知，似乎是一个纯物的世界。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物的世界本身乃是虚幻的。 黑格尔曾经很幽默地讲过一句话：他说，"那些坚持认为物的实在是绝对的人，最好不要吃也不要喝。因为在大吃大喝中，他们已经在证明，物的实在是虚幻的。"人吃掉一头猪，表明这头猪作为物的实在是虚幻的，猪在你的吃喝活动中被消解了。 从较大者言，人的死亡，以至我们每个存在者不可避免地死亡，都足以表明物质存在的虚幻性。 从小者言，一支火柴、一棵烟的烧尽，也可以体验到实物存在的虚幻性。更大者言，山崩海啸，沧海桑田，以至星球、星系的生生灭灭，莫不如此。 如果你把存在的存在性定义为"有"，把虚幻性定义为"无"，那么你就可以理解在佛学中，以及如老子一类深刻的哲人为什么认为无/虚无/空幻乃是宇宙和存在的本体、本根。
记者：佛家言空，道家言无，是否是同一性的概念？区别何在？
何新：似乎有一点微妙的差别。空，似乎是一种动态，空了，由有而无。无是一种静态的本体，一无所有。道家认为虚无是本根。 佛陀认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所谓"三法印"）。人生在本质上是空无悲苦的。存在主义认为，人生在根本上难以逃避那种与生俱来的恐惧感/危机感。 这些心理感觉究竟源于何处呢？我认为，就是源于宇宙及人生本体的这种虚幻性（无常性）。
15、绝对之物是什么?
记者：然而，我们的感官所触，还是处处感觉到物的实在。物的实在限制我们，制约我们，给我们以欢乐和痛苦的感受。人生可以说处处受制于物，不能不为种种物欲所困扰。 另一方面，尽管万物生生灭灭，但物灭后必有物生，物又生物，所以具体物虽在变灭中，似乎变灭中仍有"绝对"的物质存在。
何新：问题在于，这种"绝对"的物质究竟是否真的存在?绝对的真相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从希腊时代已经在被探究。 在中国，儒家注重生命的意义，忽视死亡的意义，因此忽略本体和本原问题的讨论。而是道家和中古的佛学，对这个问题作过较深的逻辑探究。但是，总的来说，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是模糊的、混淆的，歧义丛生的，不明确的。西方哲学从希腊以来对本体问题的关注，使得其自然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在概念及方法的意义上都胜于东方哲学。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的逻辑理性主义认为绝对的东西乃是一种理念的存在，或者说"信息"的存在。 这种理念，柏拉图谓之Idea，黑格尔谓之"理念"。例如一支木柴焚灭，必生为碳灰，不会生为黄金或其他。其焚灭依据的是温度，其生成新质遵守的是化学定律，并且遵守特定的数学理式。这些理式与制约其生灭的原则，都是一种实在的宇宙秩序。这种理式就是Idea（类型、形态）。这种秩序是抽象的东西，并不在现实的物理直观之中。万物的生灭，莫不如是。 由此观之，存在的世界，乃是一个二重性的世界（现象/本质），一方面是物象的，似乎是有实在性的世界。另外还有一个深藏在实物之内的信息性的世界，其中有数学规律以及各种逻辑秩序。而且正是抽象的东西制约着具体的东西。 正是这种抽象的东西，这种抽象性的秩序，可以认为是物的灵魂。而实物，则只是载体。这就是唯心、理性主义的深刻的本体论根据。
16、宇宙具有生命的过程
记者：唯心主义认为理念决定存在。这是否是一种"物话论"或"生命哲学"？
何新：是的。不仅是生物，而是宇宙，存在本身是有生命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有两种理性，主动的理性与被动的理性。宇宙是主动的理性，人的理性则是被动的理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认为"知识起源于回忆"，这实际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更确切的说法，是人类的理性模拟宇宙自主的本有的理性。 生物与死物之不同，即在于每一个生物体之内，不仅有抽象的理念，而且这种抽象理念具有 统一的目的性，从而具有一种自主性(人格的统一体)。这就是作为主体。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曾经深刻地指出，他的哲学与旧哲学的不同，就是不把实体单纯地理解为实体，而是理解为主体。 现代科学哲学（普利高津等）对于宇宙的存在、发展进程，也已将其理解为一个自我组织、自我协调的进程。这种自我组织、自我协调的运动，实际也就是将宇宙不仅理解为实体，而且理解为"主体"，即活的有机的而且有逻辑组织和目的性的实体。 记者：您，以及自然科学家所理解的理性主义，实际是指宇宙中的秩序。 何新：古希腊哲学中，唯理主义的代表者是柏拉图（Plato，425-347BC）。"理念"（Idea，ετδοζ，τδεα）希腊文辞根是"观看"，转为名词就是观念。后来亚里士多德所谓"形式"也是其衍生词。它相当于中文的观念，形态，类型。 柏拉图认为，存在物是二重化的，一方面是现象，现象不是实体。实存的是理念。他称之为Idea，范式、范型、模式(Idea of forms)。人类所感知的世界是现象世界。现象世界乃是Idea的拷贝（copy）或影象。Idea才是真实、不动不灭的实体，相当于佛家所谓"真如界"。柏拉图说： "［或人问］：此一世界是否久已固存？既无其始？又非出于创造？我的回答是，此世界由创造而来。 此一世界既可见之，又可触之，故可感而觉之。可感而觉之之事物皆出于创造。'造物之主'（artistic imagination）参照某些理念（模样）造此世界。［或人又问］那些理念是一存不变的、永久如此的吗？或许那些理念也出于创造而来？［我说］：假如这个世界真正是美好的（fair），而造物之主又真是善意的，则造物之主创造此世界所参照之理念必然是永恒不变的。 当此世界混沌毫无秩序时，造物之主赋与每一事物其所能承担尺度与和谐，加以创造。 需知当世界混沌时，除非出于偶然，一切事物无尺度、形状可言。同时也无名称可言。既非火，也非水，更非其他构成的元素。 在此混沌状态中，造物之主赋之以秩序，由此秩序建筑此一世界。（引自《蒂迈欧篇》。）
17、"理念"（Idea）就是"信息"
记者：现代科学能够证实"理念"的实存吗？
何新：理性主义哲学认为 Idea先于现象，设计先于作品。诡辩派安提丰曾为此而嘲笑柏拉图，他说，把一张床埋到土里，任其腐烂，最后得到的不是一个床的Idea，而是腐土上长出另一棵树。 他自以为这个反驳很高明。但是我们可以回答他：这棵树的生长还是服从着某种先在的秩序（"遗传密码"），这种先在的秩序仍然是"Idea"，也就是理念。 究竟什么是柏拉图所谓理念?什么是Idea?其实，Idea就是现在讲的信息，或者遗传学所说的"基因/基因组合"。亚里士多德称之为"nous"（υουσ，理性）。又称之为"隐德来希"（ευτελεχεια，潜动之能），"自己产生自己的东西"。（《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311页。）认为它是"不动的推动者"。 黑格尔曾说：理性（Nous）统治着世界。但自然界不能使它所含蕴的理性得到自觉。只有人才具有双重的性能，人是有自我意识的理性（《小逻辑》）。 理性是一种自组织和自控制的系统。理性是有序化的，是反熵，反死亡的。而熵（"热寂"）就是歌德《浮士德》中那个绝对否定的魔鬼，摩斯菲特菲勒斯。 迄今为止，在哲学上人们还难以对"信息"以及"基因"给予内涵明晰的定义。贝塔朗菲（L.V.Betalanffy）说： "基因组不是独立的或自我的活动的胚基的总和或镶嵌，而是一个产生有机体的整体系统。" 换句话说，在基因组中存在着关于一种有机体整体系统的全部信息。基因有一个物质的基础，即"胚基"，但其本质却不是这种"胚基"，胚基只是生物整体遗传信息的一种载体。
18、普遍性与必然性的客观根源
记者：但是基因是物质的。
何新：物质只是基因载体。基因中的信息不可见。例如一棵树的生长，如果基因只是一种灌木，它就绝不可能长成参天巨木。一棵树可以长高长低。但绝不会超过一定的范围。它的树叶虽然每一片都与另一片不同，但所有的树叶，却都从属于一种基本的形态和类型，这表明确实存在着约束一种树生长发育的内在秩序。这种秩序生物学家有时称之为"遗传密码"，指来自遗传基因中的信息组织。 这种基因信息，就是Idea。人类也是如此。基因是一种Idea(范式)，它复制人的全部遗传特征包括形相。所谓"克隆"就是对Idea的全信息复制。 Idea寄存于物质的结构(基础)，但本身并非物质。物理的世界是被动的世界，它是被一定的秩序和规范组织起来的。这种秩序、规范、组织，就是"道"，就是"理念"(Idea)。 人类历史活动也显示出目的性的存在。人类社会演化的逻辑序列，是一个有组织的序列。无序化（熵化）在这一进程中成为否定现实的手段，成为破坏既有组织，而向更高级组织过渡的阶段。这也就是历史进程中"恶"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记者：对基因及信息的这种理解，使得这两个自然科学概念具有了更深的哲学意义。
何新：正是如此。休谟曾提出一个问题：普遍性与必然性是否具有客观根据？ 基因，基因中存储的遗传信息，就是普遍性与必然性的客观基础。 生物学发现了遗传信息/遗传密码的存在。这种遗传信息证实了生物学历史上的"预成论"假设。在人的第一期受精卵的细胞者中，已经预设了一个人一生的身高、体重、形态、智能，换句话说，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预设了人未来命运。所以，不是"存在先于本质"，而是"本质先于存在"。这就是命运，必然性。而基因的复制，所谓"客隆"，也就是普遍性。 为什么类同的现象、事物可能不断被复制？表明后面有"看不见的手"，这就是遗传信息。所以，羊总是生羊，猪总是生猪。这种普遍性就是必然性。这种普遍与必然，并非人为设定的，而是内在于客观世界自身的。这就是因果律的内在根据。这就是康德所谓"先验统合"，黑格尔的"绝对理性"。这就回答了休谟与康德所提出的问题。
记者：如果认为宇宙具有生命，那么，这是否也就是神灵呢？
何新：从理性主义的观点看，神灵并不是一种具象的人格。所谓"神"就是Idea，就是莱布尼兹所谓"单一质"（"单子"，Monade（Monade/mo nad，旧译单子，晦涩难解。此辞起源于毕达哥拉斯哲学。这个概念是非物质的。））。是信息的创造者、推动者、组织者，是宇宙万象的原因。也就是亚理士多德所说的"目的因。"
19、毛泽东并不赞同绝对物质论
记者：您认为信息是本体范畴，这是一个有原创性的新观点。你对理性主义的这种肯定，在哲学的意义上会导致一个强大的冲击。
何新：也许如此。但我想指出的一点是，与人们通常的印象相反，其实毛泽东的晚期哲学也不主张绝对唯物主义。 我最近读到毛泽东1964年10月读任继愈著的《中国哲学史》时所写的一个批语。任继愈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绝对唯物主义的观点。任继愈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的物质性，物质的运动和发展和它的规律都是绝对的、客观存在的。否认这一真理，必然陷入唯心主义泥坑。而相对主义把物质世界永恒发展和它的规律完全取消了，物质也成了相对的……" 这种表述，是50-70年代中国机械(绝对)唯物主义哲学理论的一种典型表述。直到今日，中国大学中的通行教本还是在讲这一套。 但是，恰恰是毛泽东在中国最早地表示不赞同这种观点。他在读任继愈此书时在这段话边上划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表示他并不相信这种说法。同时毛泽东针对这段话还写了以下一段批语，那是极其耐人寻味的。他批评任氏说： "相对中有绝对。绝对只存在于相对之中，普遍只存在于个别之中，永恒只存在于暂时之中。离开这些来谈什么客观辩证法，前面多次引证列宁的话--这岂非自相矛盾?！"（何新按：请注意这个"？"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06页。） 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物质的存在并不是绝对的，而仅仅是寓于相对之中，永恒只存在于暂时之中。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这一见解与列宁《哲学笔记》中的见解十分相似。 实际上，现代物理学的物质论，已日益远离那种基于绝对物质观的实物微粒论。从物质物理结构的性质看，物质的本质乃是光量子，而光本身就是变动不居、虚无飘渺的能量信息之流。 存在的基础只是光，这一点恰恰显示了存在的虚幻性。人生、宇宙、物质的虚幻性，正是建立在光量子飘渺无常的虚幻性上的。
20、青年马克思的唯心论
记者：但是马克思呢?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
何新：在本体论问题上，青年时代的马克思是热忱的唯心主义者。 唯心主义在历史上形成了复杂的形态。其幼稚的形态是万物有灵论的原始灵魂论，甚至是迷信和巫术。在较高级的信仰形态上是宗教唯心主义。在成熟的哲学理性的形态上是唯理主义、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 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文前写有一篇给他的岳父威斯特华伦的献辞。马克思讲了这样一段激动人心的话： "您深怀着令人坚信不疑的、光明灿烂的唯心主义，唯有唯心主义才知道那能唤起世界上一切英才的真理。……您，我的慈父般的朋友，对于我始终是一个活生生的明显证据，证明唯心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 （新版(1995)《马恩全集》第1卷第9页。） 在这里，马克思所说的唯心主义，不仅是一种理性主义，也是理想主义（我这里使用的是1995年出版的最新译本《马恩全集》。事实上，《马恩全集》的旧译本（1982年版）中，"唯心主义"这个词被译者译为"理想主义"。） 从伦理学的观点看，迷恋物质、沉沦物欲的唯物主义，是缺乏道德和人格基础的。例如希腊时代最著名的唯物主义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就是以享乐和纵欲闻名的享乐主义伦理学派。物质享乐的寻求被这一派哲学认为是生活中至上的价值。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还讲过这样一个观点："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的真理。"（42/167）在这里，马克思试图以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扬弃或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
21、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的哲学原因
记者：但是，您曾说，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二分法，只适于西方哲学，但不适用于中国哲学。为什么?
何新：这是由于： 1、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并非互为映象的，它们是各自独立地发生发展的。在历史上，对中国哲学影响最大的外来思想，是来自印度的佛教。除此之外，直到17世纪以前，我们可以说基本上看不到中国学术与西方思潮的互动。 因此，以西方哲学史的分类方法应用于观察中国哲学史，总是文不对题。
2、在古典希腊哲学中，确实有过唯物论、唯心论的争论。这是由于希腊哲学家首先关注的哲学问题是宇宙本原问题，存在物的构成及性质的问题。 但是，在中国古典哲学中，本原问题远不具有这样一种重要的地位。实相问题的讨论是在佛教哲学兴起以后才逐渐成为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的。 从根本上说，我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两种不同质的文化，发展道路和形态都不相同。哲学思维的发展过程也不相同。
3、中国哲学史与西方哲学史不可比附，因为二者完全走着独立的不同的道路。 希腊时代和先秦百家之间曾有过一个短暂的相似时代。但是，秦汉以后，特别是魏晋以后，以儒家经典为主干的经学成为中国学术的主流。 中国的儒学传统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和人伦主义色彩，对认识论问题、逻辑及语言问题（名相问题）、宇宙本体问题（实相问题），则认为是形而上的问题弃诸高阁，不为精英学者所关注（而只在非主流的佛教哲学中得到较深入的关注和研讨）。而在西方，整个中古时期这三大问题作为基督教神正论的理性基础，却始终是经院哲学的核心问题。西方哲学家的思辨精神及其对于抽象问题理论的深刻研讨，远远超过了中国古代的哲人。 许多人问近代中国科学为何落后于西方，我认为，根源之一是由于自古以来中国哲学的落后。即对认识论、方法论、本体论的思辨落后，导致学术规范难以突破传统经学的藩篱，而出现创新性的学术突变。
22、东西方哲学的比较
记者：那么，在东西方哲学之间有没有可比较的东西呢?
何新：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哲学家们有一个普遍的关注点，研讨焦点。而在不同的阶段，这种焦点是不同的。 大体说来，在希腊哲学早期，哲学家们集中关注的焦点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存在的性质(存在与非存在)，即本体论问题。而在苏格拉底以后，哲学讨论的中心转移到伦理学问题(善、美德及美的本质)。 在智者（诡辩学派）兴起后，由于论难的多元化，不同学派论辩的发展，产生了对语言辩证方法(论辩与思辨方法)的讨论，这种讨论的结果使晚期希腊哲学中产生了关于思维规范(逻辑学、辩证法)及语言规范(演说术、修辞学)的新学术。哲学中心问题可以说由自然哲学而转向人本问题和方法问题，这也成为罗马哲学的主题。 基督教兴起以后，整个中世纪欧洲哲学的主题是围绕基督教本体论(三位一体)和神学定位问题(神正论)的。 文艺复兴以后，人本问题再度成为哲学的根本问题（近代人道主义的兴起），而方法问题，工具理性问题上升为科学的首要问题（培根、洛克、笛卡尔、莱希尼兹、康德、黑格尔）。 到了20世纪的西方哲学，人道主义归结于存在主义，工具问题转变为语言问题，维特根斯坦试图将本体问题和认识论问题用语言哲学加以消解。其最典型的一种说法是："对可以言说者言说，对不可言说者沉默。"（《哲学研究》）
23、西方哲学范式不适用于中国
记者：那么，您认为中国哲学是如何发展的？
何新：中国哲学的历程完全不同。早期中国学术兴起于天文哲学。易学，道家哲学都起源于天文历法的哲学思考。商周春秋士人们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天道与秩序的问题。战国诸子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人伦秩序，例如礼与仁的问题。 这后来成为中国的伦理学中心问题。 西汉哲学的焦点是方法问题，今古文经学争论的核心围绕着语言文字的方法问题。 两晋隋唐时期宇宙的实相问题随佛教哲学的兴起而成为中心。佛教的哲学基础是佛学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与中国的传统学术结合，衍生出了宋明理学。理学当然是理性主义的。其本体范畴是"天理"。 清代方法问题再度随当时的新古典学派（朴学/汉学）而勃兴，语义、语言和语源问题（训诂学）成为学术聚焦的中心问题。 20世纪初西方新思潮及新方法的引入，发生了五四以来的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导致西方科学、哲学和文化思潮与中国传统思想发生激烈冲突、竞争和交融。
总之，中国哲学所走过的路程与方法与西方非常不同。 西方思维发展进程，基本是与中国哲学路线完全无关而且不同。因此，把西方哲学的唯物论、唯心论分类标准引入观察中国哲学，是根本不适用的。这也是以欧洲为中心模式和作为学术规范来研究中国问题的一种幼稚表现。 新一代的中国哲学和学术研究，我认为应该有勇气有魄力突破过去这种幼稚的西方中心规范。否则，不会有哲学思维的进步和发展！
列宁工作室?LENINSTUDIO
十一、论中国古典哲学
1、哲学的科学地位
记者：哲学在本质上究竟是什么？是否像艾思奇所说那样，可以归结为方法论呢?
何新：希腊人认为哲学就是智慧之学，或寻求智慧之学。在汉语中，从语音看，"哲"字与"智"字声部相通，可以通转。从语义看，"哲"与"智"两个辞的语义相通。因此可以认为，哲、智乃是同源字，哲就是智的意思。人们常说的所谓"明哲"，也就是"明智"的同义语。 记者：您这样解释"哲学"这两个字，的确使人豁然开悟。"哲"原来就是"智"的意义，那么哲学的确就是智慧之学了。但是，在字形上这两个字有很大差别，认为它们是同源字，这样讲是否有点牵强? 何新：我讲"哲"就是"智"，认为这两个字辞具有同源性，是根据我在80年代研究汉语语源学时所认识到的一条规律。在研究语辞的语源时，文字字形是不太重要的。语义是实体，而辞形和字形只是符号，是偶态。同一实体可以寄托在不同的偶态中。 在汉语中，凡读音相近，而意义也相近相通的字辞，可以判断都具有语辞辞根上的共同来源。这是清代训诂学者已经发现和阐明的一个重要汉语语言规律。 记者：我想请您谈谈您对中国哲学的理解。 何新：其实哲学并不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本有之学。在近代人中，自从胡适以来，许多人写过所谓《中国哲学史》。殊不知，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本来是没有什么学术名之为"哲学"的。清代的四库全书以四部分类，称作经、史、子、集，即经学、史学、诸子学、以及文人的文集。 经学即上古经典之学。是中国一切传统学术的基础。史学是中国学术中的主体。 清儒章学诚 有"六经皆史"之说。认为儒家经典本来都是古代的文献史料，因此经学起源于远古的史学，其说是有一些道理的。 先秦诸子所创立的学术后人称作子学。至于后世文人的著述则归入文集之部。你看，在这个学术分类体系中既没有理论哲学的位置，也没有理论自然科学的位置。
2、中国科学何以落后于西方
记者：那么，中国古代学术中难道没有哲学和科学的地位吗?
何新：在中国传统学术的经、史、子、集四部中，都有散见的、非系统性的哲学理念和科学理念。 但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确没有形成古希腊学术中那种学科分类体系。例如亚里士多德，把希腊学术划分为物理学、动物学、政治学、天文学、几何学、超物理学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超物理学"，就是近代人所谓的哲学。所谓科学，就是分科之学，有分科方有专门的研究。 由于没有这种分门别类的专业性研究，学术就缺乏专业分工，就难以获得专深、精密、系统化的研究和进步，研究的成果也难以积累起来。
记者：中国人有卓越的智慧，在历史上也发展出一些精深博大的技术（如四大发明）。但是，中国却始终没有形成近代西方（欧洲）那样的科学体系。原因究竟何在？
何新：如果不考虑其他文化、政治和社会的背景因素，只就学术本身的性质来考虑，我认为有三个原因制约了中国学术的发展，使传统学术难以由笼统而无所不包的泛学术（所谓"道"），向精深的专科学术分化发展。
一是由于古代学术体系的分工和专科划分不明，这是限制中国古代学术进步的原因之一。而在希腊，由于欧几里德、亚里士多德一类天才的出现，早在后期希腊时代已经初步形成了这种分门别类的百科学术性分科体系。
二是中国在中古时代的主流学术缺乏对于宇宙本体问题和方法问题作深入思辨性的纯概念分析和研究。 而这种研究，例如关于存在的本体性质的研究，思维及语言的抽象形式的研究，关于宇宙的抽象空间及其数理性质的研究等等，在希腊时代已奠定基础。在经院哲学时代，得到更精深的发展。 三是中国传统学术在方法上注重于语言文字学，注重语言及文字分析，而忽视逻辑和概念的分析。因之思维和思辨难以深入而精密化。 这种纯概念的抽象性研究，在希腊时代已经得到奠基，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传统中得到继承，数学与逻辑学因之得到长足发展。 这三大原因：（1）学术笼统而缺少专科研究，（2）缺乏抽象哲学思维的传统，（3）抽象数学思维、抽象逻辑思维的不发达，就是中国传统学术未能形成类似西方那种系统化的近代科学体系的重要原因。
3、哲学是求智之学
记者：哲学与其他科学究竟有何不同呢？
何新：如果从现代的立场重新定义"哲学"的话，我认为哲学在本质上包括两个部分。第一是寻求宇宙本原/根本原理/本体，即传统所谓本体论。第二是关于寻求本体的方法，思维方法（泛逻辑）与表述方法（泛语法）。 从辞源看，哲学这个词并不是汉语中所本有的词，它是来自日文。是日本人对希腊语philosophy的翻译词。汉语乃是借用了这个日文辞语。但在希腊语中，philosophy恰恰也是寻求智慧的意思。 在西方语言中，哲学，philosophy，可以泛指各种智慧和知识。智者和学者，都可以泛称作"哲人"。 在18世纪以前，西方的自然科学也称作自然哲学。但是，在自然哲学中是有分类的。在亚里士多德的学术分类中，已经形成了近代专科科学分类的原型。
记者：哲这个字，在语源上究竟是什么意思?人们虽然常用这个字，但我翻查辞书，始终没有理解。
何新："哲"的本原字其实是哲和 。这两个字在汉语中，辞根来自折断的折和分析的析，即用心、用口(语言)进行分析解析(释)。哲字又可写作皙，也就是"晰"字的异体。这个辞是清晰和明亮的意思。通过分析而达到明晰，这就是"明哲"。 我刚才讲过，汉语中的哲与智慧的智，在语根上是相通的。所以哲学，也就是智学，是寻求智慧之学，而方法就是运用对概念和语言作分析的方法。 这种对概念语言作分析的方法，在古希腊叫做"求智之术"，又叫作"辩术"，希腊文是dialectic。日本人将这个词译作"辩证法"。
4、中国古典哲学的精髓是理性主义
记者：您刚才谈到老子。我读过老子，十分喜欢他。老子你认为他是唯理主义者吗?
何新：老子书只五千言，古今注疏则百千万言。但真懂他的似乎并不多。 老子认为宇宙的本质是信息--信息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概念，但在《老子》书中已经出现。老子书第21章："幽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这个"信"，是指一种同期性，其实就是今天所谓"信息"。也就是庄子所谓的"天籁"（乐）。 老子所说的道，乃是天道，是一种大周期性。他认为自然和社会中存在着建立在这种周期性基础之上的自然秩序。这个周期性的核心原则就是由正态向相反状态转化--"反者，道之动。"
记者：但是许多《中国哲学史》书中说，中国哲学具有素朴自然的唯物主义传统，例如阴阳五行哲学。
何新：这类说法多数是牵强的比附和 瞎扯。应该说，中国传统哲学，根本不适合装入源于西方希腊哲学的唯物论/唯心论的二元性分类框架中。 西方的唯物主义观念，起源于希腊哲学中几个流派，特别是伊壁鸠鲁一派。后来通过法国启蒙哲学和英国的机械唯物主义哲学而深刻影响了近代思潮。 启蒙哲学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哲学基础，都是牛顿的机械论物理学体系。这种机械物理论，本身是一种十分缺乏活力的体系。是一种无生命意识的哲学。 而中国哲学、东方哲学传统则与此完全不同。因为中国哲学、东方哲学是有生命的哲学。泛生命的哲学。在本质上，中国人心目中的宇宙是有机的，有生命的。中国人深刻地意识到宇宙、物质是一种具生命力、有活力的东西。中国古典哲学天道观的精髓是理性主义。 中国古代哲学在本体论上是理性主义的，是伦理主义（孔子）的和崇尚个人人格主义（孟子）的。中国的阴阳五行理论完全不同于希腊哲学（如伊壁鸠鲁）中的唯物主义。
记者：您能否以最简明的语言，概括一下您对中国哲学思想史进程的观点？
何新：中国学术，起源于天文与人文两大因素。夏商以前的早期宗教自然观为太阳崇拜，在周代转变为北斗崇拜。 而其人文因素一为慎终追远的政典文化（尚书），一为敬祖尚亲的人伦文化（三礼）。 春秋以后百家兴起，至战国秦汉则大统归入道法两家。 孔子试图复兴三代古礼，但长期处于不入官学的非主流地位。直到汉武帝罢黜黄老道法及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上升为官学，才成为主流文化。 魏晋玄学在贵族文化中兴起，以虚无为本体而注重尘世享乐，实际是中国的存在主义。 隋唐宫廷崇佛，士人尊儒，民间尚道教，佛、道、儒三足鼎立。 宋明新儒学勃兴，主张"名教"，核心是三纲五常。晚明及盛清士人倡导经世致用之实学，经学则以考据语言训诂学而复古（新汉学）。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两千年中国传统宗教及学术演变之大体脉络。
5、阴阳观念的实质
记者：我还想请教关于中国哲学的几个概念的问题。
何新：请讲。
记者：阴阳观念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这两个概念似乎从没有被真正讲清楚。关于五行的说法，在现代人那里更是混乱。想知道您的高见。
何新：关于阴阳，过去没有人讲得清。我们首先可以考察一下这两个字的语源。阴的语源是烟，烟在古语言中又有古音读若乌，乌云，乌烟，古人认为是一回事。 乌云笼罩，就是"阴"。所以阴也就是暗(阴、暗古语亦相通)，也就是没有光明。而阳，本义是太阳，就是阳光，就是光明。阴、阳概念的实质，就是黑暗与光明。光明可见，黑暗则不可见。但古人已经知道，光明与黑暗并非两个事物，或两种物质。光明的消失就是黑暗，黑暗中能量的增强就是光明。 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观点来解释的话，阴阳概念的本质就是现代物理学讲的"能量"。能量的熵化，能量的消失，就是"阴"。能量的聚集，能量的增强，就是"阳"。 古人认为，宇宙是光明与黑暗，即阴与阳两种范畴交替运动和循环的产物，这就是所谓"一阴一阳之为道"。 在中国学术中，最早"阴"与"阳"是作为一对天象、天文和历法中的范畴。在《易传》和老子哲学中，发展成宇宙本体论的范畴。这两个范畴都不具有物质实体的涵义，而是抽象的哲学理念。 阳，就是显现，是实在。阴，则是非显现，是潜在的东西。潜在的东西生化为实在的东西，实存的东西内化为潜在的东西，这是阴阳转化的实质。
6、"五行"论的真义
记者：讲得透彻。那么什么是五行呢?
何新：至于五行，行，古音读恒，五行就是五恒，也就是五常。五行或五恒的本义，就是指五种永恒存在者。 印度古代哲学认为宇宙的实体是四大，(地水火风)，后来发展为"五大"(地水火风空)。中国的五行观念是金木水火土，五种永恒存在者。五行与印度的"五大"哲学具有某种对应的关系。地/土，水/水，火/火，这三对范畴类同。不同的是印度的风、空，在中国则是金和木。然而这两种原始本体理论似乎是具有某种共同背景的。 五行的另一种解释是"五运"（见《黄帝经内·素问》"五运"篇。） 运就是运行，运动。静态的五行在五运中变成了动态的概念。 五运就是"金、木、水、火、土"五大元素的运行和相互转化。
记者：您说五行是指五大恒在物，这是不是唯物主义的本体观呢？
何新：中国古典哲学所说的"金、木、水、火、土"五大元素，并不是指五种实有的物质。五行与其说是五种物质的物理元素，不如说是五种象征性的物态符号。如果你把它们理解成有固定属性的物质，你就无法理解为什么由同样物理物质构成的人，会有所谓"火"型人，"木"型人，"水"型人之类的分别。在同一个人身上，中医认为"肝属木，肺属金，胃属土"。这绝不意味着火型人是火作的，木型人是树作的，而人的肝脏中有树木，肺中有金属，胃中有土石等物质实体。晋人张华《博物志》说："石者，金之根甲。石流精则生水，水生木，木生火。"张华所说"石"，即土。他指出五行论所言的物不是实质而只是形态：矿石生金，金化而生水（液体），液体（水）滋润生木（植物、生物、有机物），木燃烧而生火，火燃尽而生灰（土/石）。因此，五行论的实质是存在的五大形态： 金/金属，木/生物，火/等离子，水/液态，土/固态。五行所描述的不是物质，而是五种恒大的物态。 古人认为金、木、水、火、土五大元素存在互相转化的关系，就意味着否定了它们本身是绝对性的物质。所谓变（运）的进程，转化的过程，实质正是一种抽象化的过程。
7、太极一元论
记者：阴阳五行哲学似乎是一种多元论。
何新：不对。 中国哲学中最深刻的本体论观念，源于《易经》中的阴阳理念。 《易经》历代的传注者均认为，阴与阳，黑暗与光明并不是两种物质。黑暗乃是光明的 缺失而不是异于光明的另一物质。所以阴阳理论不是二（或多）元论，而是一元论。朱熹说，不是同时有阴阳两种不同物，而是 说阴去则阳生，阳去则阴生。同一个本体，生化出两种现象：阴和阳。这是一元论，而且是 符合易经哲理的一元论。阴阳统一于"太素"，"太极"。太素就是极小、无限小，而太极就是本原。所以"太素生太极，太极生两仪"(阴/阳)。
记者：为什么太素是极小？
何新：素语根从系，系、细古音通。细即小，太细即太小，所以太素即极小。（太素又即太幽，素从系，从幺音，与幽相通。幽即幼，亦有小意。） 即无限小。宇宙发生于太素，即发生于无限小，这是一种思辨。中国古代人具有深刻的思辨智慧。
记者：阴阳五行概念究竟是什么时候产生？
何新：非常之早。近代"古史辩"一派认为五行是邹衍创始至汉代方士大倡其道。梁启超认为战国以前无阴阳概念，郭沫若《金文丛考》认为金文无五帝五行概念。这些都是片面之说。甲骨文中已有五方、五帝、五风神的记述，阴阳概念亦已见于金文。清代以前一直认为阴阳五行概念来自伏羲。伏羲是传说神王，固不可信。但作为一种宗教哲学，我相信阴阳五行及四象、廿八宿理论的产生不晚于商代，在商周时早已成为正式的国家官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