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我不是那种事后诸葛亮，事情发生之后才说我早有预料。我常常把话说在前面，而且写成文章，印成铅字，甚至发表出来，有案可查。而且多数情况下是人们不相信。
记者：比如说？
何新：请你查阅《自学》杂志1989年第5期何新的文章《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并见于《中国金报》1989年5月19日。），我预言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必将失败，随之东欧集团将解体，苏联也将解体。还有香港《明报月刊》1988年第11期何新的文章《当代中国的社会危机与成因》，我在文中预言中国可能面临动乱，可能将会发生第二次天安门事件以及中国可能陷入分裂局面。这些话在当时都是破天荒的。在我之前没有人讲过。
记者：我读过你的这几篇文章。但是，有没有新近的事例？
何新：1998年12月2日，我根据当时尚不明显的一些国际迹象（当时正是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的前后），预感到日本已形成新的对华战略。写了一篇《警惕日本对华新战略》的研究报告上报中央。1999年5月8日北约轰炸中国使馆以及近两年来亚太形势的演变，可以证明那个报告中对国际形势（我预言可能发生对华战争）的预想得到某种证实。
2000年3月8日，《华声报》记者王涌在两会期间来采访我。我告诉他所谓"新经济"不可信，美国及香港当时呈现的科技股热是一场金融虚火。我还讲，香港近年可能会发生"第二次金融危机"。这个预言发表在4月16日出版的香港《广角镜》杂志上。
4月14日，华尔街道琼斯指数暴跌617点，创造该指数日跌幅的历史最高记录。纳斯达克指数则在1周内连跌1000点，即跌去其高幅的1/3。其跌幅超过1987年10月美国股市大崩盘的跌幅记录。
跌风随之传到香港。4、5月间香港恒指一度由18000点跌至14000点以下。虽然后来由于红筹股和地产股的回升将指数拉回到15000点上下。但9月间，港股在对冲基金操纵抛盘推动下，一周之内再次跌去300点。
过去两年被吹捧为"新经济"的科技股从此一蹶不振。被称为"小超人"的李泽楷和他的"盈科动力"概念也已日薄西山。
5、山雨欲来风满楼
记者：您的意思是否是，第二次亚洲金融危机现在已到来了？
何新：我没有这样讲。但是，事情并没有完。我们当今肯定仍然是处在爆发新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前夜阶段。不仅是香港，而且是全球性的。你看一看，2000年以来，前几年在中国被吹上天的美国三大股神：巴菲特、索罗斯、罗伯逊相继破产或陷入金融困境。美国财爷格林斯潘先则惶惶不可终日，近期以来一直沉默寡语。这是为什么？
欧元生不逢时，两年来汇率一跌再跌。而国际油价则一浪高过一浪。这后面不是看不见的手，而是存在着看得见的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危机频频迭发。1992年的英国金融危机，1995年的南美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2000年的欧元汇率危机，以及近期的石油期货涨跌，危机一再频频发作，一浪催一浪。把这些现象综合在一起观察，这后面究竟预示的是什么？我认为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索罗斯前几年曾写了一本书《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危机》。他有一个观点，认为全球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总体性危机正在向世界日益走近。
记者：这样说，我也有点不信。
何新：那我们可以走着看。近年以来全球股市、汇市一直动荡不已，目前还是风方起于青萍之未。我认为大的风暴在后面。当然，我这种观点一发表肯定又会被批判（笑）。主流学派又会说我是"不懂"（笑）。
我是不懂呵，现在的很多经济现象我都看不懂。2000年3月我讲科技股是泡沫，那时国内各种传媒多么严厉地批判了这种泡沫论呵。
3月底，纳斯达克的总裁跑到北京发狠说："新经济是不是泡沫，走着瞧吧！"（见当时的《北京晚报》）但是，现在全世界都瞧见了，是个泡沫，而且是个大泡沫。只是破得这么快，连我都想不到。
不过，在"新经济"的鼓吹者和主流学派看来，这些危机不是危机，只不过是"正常调整"，形势大好。（笑）永远大好。好不好在人的心境嘛。感觉好，就是好。（笑）
记者：您的意思是，今后仍然可能发生全球性的金融风暴。
何新：是的。近年来股市汇市的激烈动荡表明全球金融体系暗伏着深刻的内在危机。这场危机之所以尚未降临，是因为美国的银行体系尚未被股市、汇率的动荡袭倒。但并不是没有预兆。格林斯潘不断调整利率，根本目的就是保护美国的银行体系。
近十年来，美国经济的高增长"奇迹"并非像一些美国崇拜者鼓吹的那样，是靠什么"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而是：第一得益于美国市场对国际金融过剩资本的吸纳。若没有这种巨额外来资本的支撑，就不会有高新科技及所谓"新经济"的崛起。第二得益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工业国的廉价对美出口。第三得益于苏联东欧解体后美国直接竞争对手（军事及经济）的消失。但是福兮祸之所伏。现在冲击美国市场的外部金融力量愈来愈大，可能失去控制。
在香港，如果不是中资以及"长实"等华资集团不断干预市场，股市崩盘恐怕早就会出现。
现在国际游资（过剩金融资本）像洪水一样冲击着全球金融体制脆弱的堤坝。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灾难归因于亚洲国家金融体制的不良。而现在问题也降到了欧美头上，他们却沉默着。我们往下看吧，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内，我们肯定还会看到一系列连台好戏。
6、理性是进行预测的可靠工具
记者：让我们等待历史的发展吧。请问您对未来进行预测的方法是什么呢？是某种神秘的直觉吗？
何新：不，我运用的是理性主义的工具，就是黑格尔所谓"辩证逻辑"。我有时也有灵机，就是对事件发展趋势和走向的直觉。
但我洞察未来主要是根据理性主义的方法，根据历史预察未来，从现象中寻绎对象演化的内在必然逻辑。
记者：有这种逻辑吗？
何新：黑格尔的逻辑方法就是这种逻辑。我早年对这种逻辑曾作过极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得益非浅！
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其实，实践是动态的。实践不仅是过去的经验。
人类之所以是人类，就因为人类是理性的动物。其他动物也有感知，有感情，有知觉，甚至也有技巧。但是除人类以外，没有任何动物具有系统化的理性能力。这种理性能力虽然极为复杂，但说到底最根本的则是两点。一是对事物分类而形成概念。二是发现因果关系，从而预知行为和过程的结果和未来。
记者：您的生平表明，您确实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我很想了解您的整体思想发展历程，了解您对一些重大问题比较全面和真实的想法。
何新：全面？那肯定是不可能的。我过去几十年的人生经历曲折而又复杂。我不仅是一个问题人物，而且在现实中也确实是一个充满缺陷的人物。在所谓主流思潮的圣坛上，我早已被打得粉碎。（笑）
所谓"传奇性"，可能是有一点，因为我确实经历过一些寻常所难以遭遇的奇特事件。作为老朋友，这次对你，我准备多谈一点。谈，也是为了作一点澄清。
多年来，海外的一些报刊、出版物，刊登过很多关于我的传闻不实之词。例如香港有个政治性的野鸡出版社（什么"前哨出版社"）出过一本书《中南海新智囊》，把我的照片印在封面上。听说那本书还卖了不少。那本书也流入内地，有地下的盗版。那书通篇都是胡说八道。他们一边骂我，一边拿我来骗读者的钱。
7、我年轻时放荡不羁
记者：是不是国内的那本《中国高层智囊》？
何新：不是那本。 香港那本书中关于我的所有的材料，可以说通篇都是胡扯。书中竟然还为我派嫁了一个名叫"方娴"的太太。据说这位女士"在国务院工作，收入不菲"。（笑）我倒是很有兴趣见见这位新太太的面（笑）。
记者：顺便也想问一句，如果你不认为是隐私的话。关于您的个人生活，外面的确有一些不同版本的传闻。
何新：我知道。我年轻时的确放荡不羁，玩世不恭，作风不检点。这也是我不能从政的原因之一。我曾结过两次婚。又离了两次。责任都在我。
记者：您的意思是，您在忏悔吗？
何新：（笑）不，我不忏悔。"我是哲学家狄奥尼孛斯（酒神）的门徒，我宁可做一个登徒子，也不愿作一个圣徒。"（尼采）
但是我负疚。我负疚是由于我曾给她人带来了伤害。我的两位前妻都是出色而优秀的女性。造成离异的错误和责任都是由于我。特别是对于儿子的母亲，我怀有深深的欠疚。我们结缡于文革后期在东北兵团的那个困难的年代。古人说："糟糠之妻不下堂"。我违背了古训。
记者：那么你们为什么要离异呢？
何新：回城以后，种种种种，内因外因，前因后果。根本一点是我抵不住诱惑，特别是美色的诱惑。我犯了男人最容易犯的错。五十而知往事非。对此，我心灵中怀有沉重的负罪感。这也是一种惩罚吧！
记者：这两位女性近况怎么样？
何新：她们两位都是很坚强也很能干的女人。一位是经济学硕士，国家公务员。另一位十几年前即已移居国外，是一位有点名气的画家。
记者：您现在婚姻状态如何？
何新：自1984年第二次离婚后，我后来没有正式再结婚。
记者：为什么？难道这么多年来，您一直没有遇到心爱的人吗？
何新：当然我有我之所爱。我是非常幸运的。在我前半生中曾有幸遭遇过几位极其优秀的女性。有些爱情经历令我刻骨铭心。
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女人要比男人优秀。足以证明这一点的还不仅仅是体育。女人为她们所爱的男人所能作出的牺牲，往往比男人为她们所付出的大得多！男人常常逃避责任，包括我。而女人对于生活，对于爱情及其苦痛的承受力，要比男人坚忍得多！
记者：那么香港那本书关于你婚姻的说法是在造谣。
何新：完全是，而且是莫名其妙。什么《前哨》之流，纯粹都是些政治垃圾刊物。我有时也翻一翻，但总是发现内容肮脏卑劣，毫无真实性可言。这种流氓政治性传媒，像绿豆蝇一样令人恶心。
过去我曾说过要用法律手段追究他们的诽谤。当时把他们吓了一大跳。（笑）但是这需要挤出时间和精力对付他们，还要请大律师，很麻烦。暂时还没有这种闲工夫。
实际上，这些传媒背后大都有某种神秘的政治背景（台湾情报局/CIA或军情六处）。由他们去造谣吧。有人说，人言可畏，积毁销骨。但是，君子坦荡荡，只要你骨头硬，谣言和毁谤杀不死人！
8、我相信命运
记者：请您放心--我会力求准确和真实地写您，写出一个真实的何新。因此，我很想比较全面地了解您的生平。您能对自己的平生作一个简明的概括吗？
何新：谢谢。我也想通过与你们合作的这个机会努力而且真实地剖析一下自己。我一定尽可能坦诚地打开我的内心，力求作到"事无不可对人言"。除非是涉及到你我之外的第三者。
我成年以后的经历可以分成三段。
1968年-1977年，这9年间，我是知识青年。其间由于抵制和怀疑文化革命而受过迫害。
1980-1990年，这10年间，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学者。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及哲学方面。
从1990年到今天，我的职务是一个从事调研工作的专职全国政协委员。我研究和关注的问题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宏观战略性经济、政治和国际问题。二是关于中国古代的历史、思想、语言、文化。
记者：如果由您对自己作评说的话，您如何对自己的社会角色给予一个定位呢？学者--政客，或者介于二者之间？
何新：不，都不恰当。你知道罗丹有一件作品？"the thinker"。那是一个低着头作痛苦状的深思者，思考者。
黑格尔讲过一件轶事，他说：有人为斯宾诺莎的一幅画像作了如下的题辞：Signum reprobationis in vultu gerens［一个忧郁的受谴责者］（《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97页。）我每读到此不禁发笑。
真正的哲人永远会受到世俗的谴责，也经常会是忧郁的，因为他们远远地超越于庸俗。我也是一个忧郁的受谴责者。不过我是经常抬着头，而且睁着眼的。
我认为自己是人生这出戏剧和当代历史的观察者。我想我此生的宿命就是如此，也只愿如此。虽然我也曾作过其他事情，但那多数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记者：您相信命运吗？
何新：是的，我深信宿命的存在！
记者：那么，什么是"命运"？您如何理解"命运"？
何新：从哲学上定义命运，我认为所谓命运，就是一个有目的地进行着，因而是必然性的宇宙进程。我们每个人，无论自我是否意识到，都作为一种角色而生存在这样一个进程中。这就是命运。对于这个进程，自我并非真实的"存在"（Existenz），而只是宇宙进程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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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存在哲学
1、存在哲学是苍蝇的哲学
记者：这是什么意思？是否可以说，在您的命运感中，存在着某种使命感。
何新：的确，那是使命感。这就是说，我认为自己的生存，对社会、对他人、对历史，是承担着某种道义和责任的。虽然我不一定会做好。但是我认为人不应该仅仅为自己而生存。不论环境如何，回报如何，成败如何，我都必须完成我所意识到的宿命。只问耕耘，不计收获！
记者：（笑）如果收支不平衡呢？作为经济学家，您不认为会不经济、不划算吗？
何新：（笑）在人生意义的追求上，我无法作经济学家。
但是我还是相信《圣经》中的这句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凡有耕耘，必有收获。
记者：您刚才谈到了"存在"--Existenz，您是否了解存在哲学？萨特说：他人就是地狱。他认为人只能--也只应该生存于自我之中。
何新：我根本就渺视萨特。"存在主义在本质上不是一种哲学，只是一个标签。"（考夫曼） 我一向蔑视那种所谓存在主义哲学，蔑视当代西方哲学中多数的以卑微的自我主义为单位的所谓现代性及后现代思潮。我认为那种生存哲学是苍蝇的哲学。
记者：为什么是苍蝇？
何新：因为存在哲学认为人生是恶心的（萨特的名著《呕吐》La Nauseè），认为文明是垃圾，社会是厕所，认为人的本质类同苍蝇。我不能说他们绝对无道理（笑）。
但是，人生毕竟还是有终极意义。至少，还是值得追求终极意义。
2、如果没有了上帝
记者：存在主义是否彻底否认人生的意义呢？
何新：是的。存在主义自己都承认：
"严格来说，存在主义并不是思想上的一个学派，也不可以归属于任何一种主义。"（考夫曼）存在主义的特点，就在于它注重的是个人内在极端的主观性，自我的情绪，自我的感觉，全然不顾现实，不顾世界，不顾他人以及他人的感受（所以他们认为他人是地狱）。
存在主义不承认客观真理存在，不承认任何客观价值存在，因此也不承认上帝存在（上帝已死）。
存在主义不仅是原罪的哲学，并且是疯者的哲学。是自我"作贱"的哲学。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那是一部刻意描写疯狂和变态的书（鲁迅的《狂人日记》似乎也是模仿这部作品），它一向被视作近世存在主义的开山作、代表作。
《地下室手记》中塑造了这样一种病态的人格：
"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心怀恶意的人……。我可以庄重地告诉你，曾有许多次我确实想变成一个虫豸，但是连虫豸我也不配。"
尼采说，一旦对上帝的信仰没有了，对基督教道德规范的信仰也就消失了。因为没有上帝，所以一切都可以做。
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里，人只能通过自我选择价值。因此价值在存在主义中成为纯粹的主观性。人仅仅是个别的、随机的，这就是存在主义所谓"自由"，绝对不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的唯自我"存在"（Existenz）。
记者：那么你认为存在主义中就没有任何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吗？
何新：在存在主义的作品中，惟一使我喜爱的是卡缪的《西西弗斯的神话》。因为这篇作品不仅描写了荒谬，而且试图超越荒谬。
3、人类为宇宙赋予意义
记者：意义？究竟是什么意义？这个词如何定义？
何新：意义是指事物的一种内涵。在这一涵义上，意义就是信息。另外， 意义就是价值。我告诉你有趣的一点，在汉语中，"意义"一词与"价值"一词几乎总是可以互换。 例如说人生有意义，就是说人生有价值。
记者：宇宙中一切事物都有意义吗？
何新：当然都有。 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一直受到很多误解。其实所谓"合理"，就是说一切存在的，都是有意义的。虽然许多事物的意义，还有待于人去揭示和发现。 人类与宇宙中其他事物的不同，就在于人是能够发现、能够自觉，而且能够创造意义的动物。
记者："凡是存在的都合理"，这个命题真的是有道理吗？我对这个说法也有点不理解。
何新：过去也有人解释过这句话，但那种解释不令人信服。我的理解是，所谓"合理"，不仅是说其当然或应然，而是说，一切存在者都是有意义的。理解了事物发生与存在的意义，你也就理解了存在的合理性。
记者：那么一个小偷偷钱包，也是合理的吗？一块石头、一片沙漠的存在，也是合理的吗？
何新：小偷偷钱包，那一定是因为这种活动对他自身有某种意义/或价值。这个现象的背后，必有其发生的原因和普遍性含义。自然，理解这种意义并非意味着小偷可以不受惩罚。相反，被惩罚这一现实则提供了与偷窃活动相关连的更深一层意义。而一个窃贼的错误就在于他不理解这些更重要的意义，正是这些更深的意义使他的偷窃活动成为负面的东西。 要知道，存在的意义始终不仅是在个体而且是在总体和群体中设定和实现的。
4、人格的存在超越时空
记者：您身上似乎表现了一种很矛盾的人格。您的经历表明，您本身是极富有个性的。但是在理论上你否定个性。您的个性是极其追求自由的。但是您却否定个性自由，即选择的自由。
何新：（笑）要回答你这个问题简直可以写一整本书。
记者：（笑）您能简单作个回答吗？
何新：让我这样讲吧，任何存在者的存在，其形态确实是作为一种孤立个体而存在的。的确， 自我对存在的感觉、意识又是个别的和孤立的。是封闭着的。因此，作为个体的人，在人生中产生孤独感是难免的。 但是，存在的意义是理性的，人的理性就是对这种存在意义的自觉和把握。 无论其是否有意识，或是否意识到，个人存在的意义也总归不完全在自身中，其意义存在、并且实现于非自我的社会文化的总体中。
记者：如果是一个大人物，一个伟人，如毛泽东、邓小平，自然可以理解他的存在具有社会文化的意义或价值。但是，如果仅是一个卑渺的小人物呢？也许除了对于他的家庭，他周围的少数人，很难说他的存在对于社会文化会产生意义。 何新：所以人应当自觉地即自为地追求个人人格的伟大。这也就是追求自身对于社会、文化以及更多的人的存在意义。 这种意义使个人的人格存在超越人的职业和社会地位、超越时空，超越生命的有限性而升华到永恒。
5、选择并非自由
记者：您关于人生的这种见解，很有启示性。
何新：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有意义，只是许多事物的意义还有待被发现和肯定而已。但是物质虽有意义却不能自觉。只有人能自觉其存在的意义，并且可以自我创造其意义。尽管许多意义常常是暂时的和相对的。
记者：您的说法未免太抽象了。
何新：如果你读过费希特的著作，就会理解我的话。关于自我与非我、自在与自为的关系，在西方哲学家中他是思考得最深刻的。 实际上，存在哲学，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哲学，都是费希特主观主义哲学的夸诞和延伸。
记者：存在主义的一个主要命题是关于存在与选择的问题。
何新：这么说吧，比如你是一块石头，你当然可以说：我就是一块石头，并且愿作一块石头（即选择），我生存的意义就是作为一块石头。这似乎是可以自由地选择的。 但实际上，尽管作为一块石头，它仍然有它的生存环境。比如摆在戈壁滩上，它是戈壁滩中的一个分子。而在宇宙的演化链中，这块石头是作为无机物存在演化的一种过渡形态。它的存在意义是在一个时空的更广阔的存在链上被设定的。 总之，无论从时间空间的意义考虑，这个石头都只是一种暂时的"自我"，是一种过渡形态。这种时空定义就是命运，是这块石头所无法自由选择的。 或者说，无论选择还是不选择，它的存在意义已经被设定。因之它的选择对宇宙的存在之流并无太大意义。自我，个性的卑微性就在于此。
6、存在主义是摇头丸
记者：存在哲学的主题正是要追求个性的解放和自由。
何新：这是误解。在存在主义看来， 所谓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那只是古典哲学的迂腐，是无意义的。 而在西方古典哲学中，对自由及其限制面（即必然）在历史上有过很多讨论。其结论是：自由是与限制（必然）同在。所以卢梭说："人类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网罗之中。" 关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在康德的《理性批判》中被列作理性的四大"二律背反"之一。但是康德的悖论仍是理性主义的。而存在主义的荒谬感则是彻底非理性的。 存在哲学从根本上否认一切人生价值。比如说，你不喜欢红色，你可能会选择另一种颜色，白色或蓝色。那么你就不是存在主义者。 存在主义意味着，不仅否定红色，也否定白色、蓝色，以至否定一切对颜色的感知。只有黑暗，只有黑暗所激发的焦虑、愤恨，以至焦躁，直到疯狂。抒发和渲泄它们，这才是真的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就是那种"摇头丸"。服用它之后，人就拼命地摇头，对一切都摇头，疯狂地摇头，摇头就是对"自我"的疯狂肯定。--这就是存在主义！
7、命运就是理性
记者：那么，您认为人对自身命运能不能抗争和自由选择？
何新：可以抗争，可以选择，但这种自由是相对和有限的。承认这种限制，并且要求认知和理解这种限制，通过限制而获得自由，这就是理性主义。否则就是非理性主义。 存在哲学是非理性主义的。它是绝对疯子的哲学。所以根据这种哲学制作的艺术作品多少都具有疯狂的意味。陀斯妥耶夫斯基、尼采、克尔凯郭尔，都是具疯狂特征的天才。 存在主义否认限制。它认为人可以自由选择一切。选择就是命运。 萨特说人生下来什么也不是，人是什么靠自我的创造，自我的选择，自我的决定。没有先在的意义，人性只是一个括弧。内容是个人通过生活和选择加进去的。 存在主义认为，你把自己创造成什么，你才是什么，你是什么以后，才能对你下定义。这就是"存在先于本质"。萨特说人不能下定义，因为事前没有一个Idea摆在那里。
记者：是不是如此呢？
何新：萨特的哲学在60年代70年代的西方，是作为一种反抗资本主义异化的哲学而流行的。拒绝接受资本主义文化所已经预先赋予的事实，而追求新的自我塑造。包括对命运的自我塑造。自然这比现在那班跪伏在所谓西方"主流文明"之下的新自由主义高明一些。 真正的存在主义是一种绝望的哲学，是一种面对虚无的绝望。面对绝望，挺身抗争，这是加缪。面对绝望，沉浸入疯狂，这就是克尔凯郭尔。 所以存在主义有积极与消极两种类型。但是，抗争尽管抗争，命运仍然是命运。 抗争并不能脱离既定的环境。选择也是有前提的，是有条件的。说不要条件，自由就是一切，这是欺骗人也会害死人的。
8、我不喜欢"新新人类"
记者：您知道"新新人类"吗？新新人类所体现的现代--后现代思潮，哲学基础似乎也是存在主义。
何新：（笑）我的许多观念肯定是缺乏现代性的。对！我不追求现代性。在古典的理性主义思想与存在主义的非理性之间，我选择前者。 现代性是什么呢?不过是"Moden"(摩登)而已。这些年的许多经验告诉我们，实际上，所谓Moden，即时髦，那不过是一些文化或商业的骗子在一个时期中鼓吹起来的一种趣味和偏好（这就叫"流行文化"）。人类所面对的宇宙，存在着两种永恒。一种永恒是过去，一种永恒是未来。而"现在"--所谓"现代性"恰恰是非永恒的。现代性，常常只是一种正在崩溃中的现实。 因此，我不喜欢那种"新新人类"，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哲学，包括他们的艺术。虽然我理解他们所追求的某种疏离感与反叛的精神。
9、什么样的人就选择什么样的哲学
记者：然而您谈到命运，接受命运不也是非理性吗？
何新：不。我认为命运就是理性。
记者：为什么？
何新：理性，就是对于某种必然性的确知。命运不正是必然性吗？
记者：您看，不同的人信仰不同的哲学，这也表明了一种选择。
何新：对。什么样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哲学。而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命运。 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是古典主义者。在伦理学上，我十分钟情于孔子所代表的古典人文主义、人伦主义，孟子所追求的人格主义以及老子所体现的自然主义。 我酷爱中华文明，因此我也热爱在几千年中支撑或者说哺育了这一伟大文明的中华古典哲学。
记者：那么您是否整体地拒绝西方哲学？
何新：不。早在我的青年时代，我对西方哲学史就作过深入的阅读和思考。西方的伟大哲人，从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马克思，都是我的精神导师。但是在价值观上，在人生意义的求索上，我绝不会孤立地追随任何一种西方理念。 "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我要走的是我自己的路。
记者：这也就是选择呵，这不是存在主义吗？
何新：（笑）我所拒绝的只是存在主义对人生意义的判断。但是有没有存在主义，人自己的人生中也总是要面对选择的，尽管这种选择是被环境和历史（必然）所局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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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艰难的起步
1、我只上过三个月大学
记者：在您的个人经历中，有一段经历是重要的，但也使人会感到不解和好奇。您没有读完大学，但是您却成为了大学教师。凭什么？
何新：1977年，我参加大学高考。1977年考试，78年进校门。但是三个月后我就退学了。
记者：当时，对你们这一代老知青来说，在1978年能考上大学应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您为什么要退学呢?
何新：在上大学之前，我在东北友谊农场中是一名"知青"。但对于我个人来说，尽管是处在那样的年代中，我并没有荒度我的青春。我一直在自学各种知识，同时写了很多东西。
记者：这与您退学有什么关系呢?
何新：那时我写的东西中有一篇是关于逻辑学革新问题的。1977年我将这篇文章请人转交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由于此文，我被《哲学研究》杂志邀请作为列席者参加197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逻辑理论研讨会。
记者：这是好事呵。
何新：然而，福兮祸所伏。其结果是我为此而被我所在的大学除名，最终是我不得不从这所大学退学。
2、试图改革传统逻辑
记者：这个事件在您的个人经历中相当重要。您可以更详细谈谈吗?您那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何新：我那篇逻辑论文的中心论题，是认为有必要对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古典形式逻辑体系进行改革。
记者：改革逻辑体系?
何新：是的。你可能知道，约2000年前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建立起古典形式逻辑体系。康德说："逻辑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手里，这是一门已被完成的科学。" 这个体系在后来的很长时期里没有取得发展。直到近代，康德提出所谓"先（经）验逻辑"的存在，发动起对传统逻辑学革新的潮流。
19世纪初黑格尔从根本上打破了亚里士多德的体系，提出了彻底改革传统逻辑的一系列新的逻辑思想。 但是，黑格尔的逻辑思想一直未得到近现代西方哲学界的真正理解。
记者：这是您的论文的主题吗？
何新：是的。在那篇论文中，我提出了对黑格尔逻辑理论的一种全新的解释，并且认为应当据此改革旧的逻辑理论体系。
记者：这是很奇特也很大胆的想法。你的论文是否发表了出来?
何新：在当时当然不可能。事实上，这些论文直到1980年后才陆续发表出来。有一些发表后收入到1987年出版的《何新集》中（《何新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1987。） 这篇文章发表后，我将它们寄给当时正在倡导研究"思维科学"的钱学森先生。钱先生读后似乎颇为赞赏，给我写了回信。并且将我所描述的一种概念系统树（历史概念系统）称作"何新树"。（见《何新批判》第33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但还有大部分研究，直到现在我也还未作整理和发表。
记者：那么，你接到邀请以后，去开会了吗?
何新：收到《哲学研究》的邀请信后，我欣喜若狂。就向学校请假，要求去北京开会。你知道，这种机会对一个大学生是很难得的。 我请求学校批准我去。但学校说，你是刚刚考入大学的学生，任务是学习，不同意我出席这个会。这对我是当头一棒。我坚持要去，校方说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那就请你退学。 这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我思想斗争了一番。最终我想，机会难得，人生总有要拼搏的关头，不管结果如何，这个会我一定要去！
结果，不顾学校的阻挠，我硬是到北京去参加会议。这是1978年初的事，这个会是在北京西郊的中央党校举行的，我记得当时这个会的主持人中有于光远和李宝恒先生。
3、尴尬的列席者
记者：这个会议开得怎么样?
何新：事实上，我在这个会上的处境是非常尴尬的。因为我并不是作为正式的会议代表，而只是一个列席参加者。 在与会之前，我本来是抱有一种能够使我那一套新逻辑理论受到重视的期待的。我期望《哲学研究》杂志将会发表我的论文。我也期望我的研究会得到与会者的重视。但是这些期望都落空了。
记者：为什么？
何新：《哲学研究》编辑部觉得我的逻辑观点虽然新颖，但却难以发表，主要原因是两方面。
第一，因为我的身份太缺少权威性。他们认为我只是一个在校大学生。而且这时学校的电话也追过来了，要求会议动员我回去上学。
第二，是因为哲学所的主流学派是罗素的逻辑斯蒂即逻辑实证主义。这一派学者根本不承认黑格尔的逻辑思想具有学术地位。 在这次会上我有幸结识了一些有盛名的逻辑学界前辈，例如金岳霖、莫绍揆等先生。但是总的来说我的处境是十分难堪的。在会上我没有得到正式作发言的机会，而且人微言轻，就是讲话，当时也不会引起任何重视。 回到学校，因为我自行外出开会被认为是逃学，校方要给我纪律处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跟学校抗争，我只能选择退学。 所以我在大学里实际只呆了三、四个月，而且这三、四个月里有半个月是在北京开会。
记者：退学后您怎么办呢?
何新：退学后我又退回到了友谊农场。从大学退回到农场，这在当时非常糟糕，是很不光彩的事。
记者：那是当然。
何新：但非常幸运的是，这个时候农场知识青年掀起了返城的大潮。我就到医院去搞了一个有病的证明，作为一个被病退(即因病返城)的知识青年而于1978年末回到北京。
4、遭遇伯乐
记者：您回到北京后应该是失业了。您如何谋生呢?
何新：很幸运，我有一位非常爱我的父亲。我在文革期间写过很 多东西，异端的东西。当时这些东西最重要的读者是我的父亲。 我父亲是一位处世待人很柔和，但内心则相当有信念，有原则的正直知识分子。文革期间他读我写的那些东西，不表态，只是警告我不要轻易给别人看。但他有时却把它们送给他自己的一些朋友看。 看过这些东西的人中，其中有一位是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宁可教授。宁可教授在文化革命前就以研究农民战争史而闻名。他是我父亲的朋友。父亲当时曾请托他帮助我介绍一份工作。
就在这个时候恰好出现了一个机会。一所大学，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这本来是一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解散的学校，1978年被国家批准恢复而重新组建。当时师资非常缺乏，这位教授就把我作为一个具备师资条件的人才推荐给中财院。 当时的社会背景是邓小平提倡人们作伯乐去发现人才。社会上开了这个风气，这正是邓小平的改革带来的。他鼓励大家当伯乐，鼓励破格用人。而幸运的是，在这几年里我先后遇到了几位伯乐。
其中另一位是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汉语教研室的领导人闵庚尧先生。宁可先生推荐我后，闵先生看了我的一些文章，对我表示兴趣。他组织几个老师考核了我一下，然后组织人员让我试讲了一次课，人们觉得还可以。于是闵先生说服了学校的人事处，这个学院同意决定破格录用我。 这在当时应该说是非常破例的。因为我的个人档案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仅仅是一个入大学三个月即退学的大学生。而我所面临的新工作，乃是向和我本来同属一届的大学生们授课，讲解古代汉语和古代经济论文。 我在内心中深信自己能够胜任这份工作。因为在此前，在兵团生活的后期，我曾担任过当地一所师范学校的哲学和中文教师，我当时作得很成功。
但是中财院的校方，学校领导层中，对我能否胜任，以及是否有资格做这份工作，却仍具有很大的争议。 当时多亏闵先生为我力争。最后人事处同意暂时办一个招聘临时工的手续，先予试用。结果，就让我担任了古汉语和写作课，还有《古代财经文选》(古代经济史论)这三门课的代课教员。 但我当时的身份仍然只是个临时工，这一年我正好30周岁。
5、绯闻导致调离
记者："三十而立"。你的学生们对您怎么看?
何新：学生们很快就知道了我的来历。不要忘记，我本来是和他们同一届应考和入学的大学生(笑)。 我在大学被退了学，结果反而来到北京作这些新大学生的教师。人生中命运的某些转折真是不可思议! 一些学生，特别是几位年龄和我相仿或比我大几岁的男同学，对我很不服气。 但多数学生们还是接纳我。特别是女孩子们对我比男同学更友善。(笑) 我那时正年轻，风华正茂。许多女同学晚上主动到我的宿舍来聊天。用现在的说法也许是跟我"泡"。(笑) 其中有一个女学生，我在批改她的第一篇作文时，就发现她具有出色的想象和文字表达能力。 那女学生当时学的是会计专业，我劝她改行，建议她尝试写小说。我认为她将可以成为一位好的作家，后来也是我将她的处女作推荐给《北京文学》杂志。当时她对自己似乎还并没有信心。但是后来这位女士真的成了著名的女作家，听说最近已出版了全集。
但是，我与一些女同学的交往，引起了校方的注意。特别是引起了一些男同学的嫉妒。一些流言开始传播。 恰好这个时候，中国社科院同意调我去工作。于是我就请求调动。校方显然也耽心继续留我在这里会发生绯闻。
结果，因祸又得福，在1980年初新的学期开始时，我离开了这所学院，而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从事新的工作。
记者：这也是极其具有戏剧性的。您在这个学校前后一共工作了多久?
何新：从1979年到1980年，大约一年。其中正规教课，大约只是一个学期。
6、文革中的反思
记者：那么，您以什么资格调入中国社科院这个国家社会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
何新：我当时的身份是一名尚未转正的临时工。 但是在那一年当中，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还有《学术月刊》、《学习与探索》等重要报刊上开始发表了一系列东西。 当时大的政治背景是：11届3中全会，特别是理论务虚会后，在中国正在兴起思想解放的浪潮。我在过去的文革年代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反叛思想、异端思想可以说适逢其时，际会风云，于是顷刻喷发而出，一发不可收。 这些东西发表后，我在学术界、在知识界中开始获得了一些知名度。这是我能被破格吸纳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基础。
记者：人们还是会感到有些奇怪。从你的经历看，你并没有受到过系统化的高等教育和训练，你是如何……?
何新：我应当说，上帝对我是十分厚爱的。
在1978-1981年的这几年里，我惊人地幸运。这种幸运甚至使一些厄运也不断转化为幸运和机会。例如我从大学的退学，例如我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机遇。 实际上，如果没有在中财院发生的那些绯闻，那所学校是不会轻易同意让我调走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之所以没有错过这些幸运的机会，又与我此前的多年积累、多年磨练有直接关系。正是过去的长期努力，为后来遭遇的那些转机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记者：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还存在很多禁区。为什么你敢于写出并发表一些大胆的东西?
何新：我之所以能写出这些东西，跟我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学习、思考和个人经历有密切关系。这里有一个很长的思想和政治准备过程。 最重要的是，在70年代中期，即1970-1975年前后，我已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诸方面，对文化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
到70年代中期，我已深信文革出了问题。我当时曾试图与毛泽东对话。那时，我不断给他老人家上书，写信。 当然，毛泽东从来没有看到这些信件。官僚机构封锁着他得到信息的渠道。这些信件最终 往往被退回到它们的出发地，被我那个农场的政治部门拆阅。 由于这些信件，在文革中我两次成为有"反动"思想的"坏分子"。
7、美学的革新
记者：改革开放初期，学术杂志很少。普通的人发表东西很难。你的稿件为什么发表率比较高呢?
何新：当时我的东西之所以能迅速得到发表，并且得到回应，可能是因为我表达的一些新锐观念代表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杂志编者们的心声。
我当时在一些文章中所提出的论点，具有一种先锋性，所以发表以后往往能对思想界产生震动。
记者：您当时在哪些领域的研究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何新：先是在哲学，美学，后来是在政治思想领域。
1980年初，香港《抖擞》杂志发表了我的《试论审美的艺术观》一文。《抖擞》杂志是一个非营利的文化学术性杂志，它的编者主动将它向内地的一些科研文化机构赠阅和散发，当时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能接触到外部信息的高级官员和知识分子们，影响较大。 在这篇论文中，我明确提出艺术美的本质取决于形式，而不取决于与政治主题有关的思想内容。这在当时的美学中是一种非常大胆的挑战性观点。 这个观点很快在国内的艺术界得到回应。著名画家吴冠中看过此文后写信给我说："讲得好，只要是真理，哪怕它铜墙铁壁，哪怕他皇亲国戚！（见《何新批判》，第35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981-1982年前后，中国美协的机关刊物《美术》杂志在栗宪庭君的主持下，先后发表了我有关这个论题的一系列论文。在栗君推动下，《美术》杂志展开了关于形式美问题的讨论。
正是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讨论，推动了后来八十年代中期造型艺术中形式解放的潮流。栗宪庭就是在读了我在《抖擞》杂志发表的那篇文章后，主动来找我约稿的。栗君后来一度主持过《中国美术报》，是八十年代新美术思潮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又例如在80年代初一度成为意识形态焦点的关于"人性异化"的问题，我也是比较早地研究和论述这个问题的人之一。
8、不务正业
记者：你在科研局工作的时候，怎么能写出这么多文章呢？
何新：我刚调进科研局的时候，可能局领导对我的期望很大。他们认为我经过长期实践磨炼，又有理论素养，应该比文革中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强。 当时有很多大学生想调进这个局，局领导不要他们，却接纳了我。但是，我后来的表现不幸让他们大为失望。
记者：为什么？
何新：他们认为我"不务正业"，因为我不能认真对待和完成科研局分配给我的课题和工作。
记者：你当时的工作是什么？
何新：起初我被分配在"哲学片"，负责与哲学、文学、宗教等研究所的学术联络工作。后来我被分配主管和建立一套关于全院科研的学术档案。
记者：这个工作很重要。
何新：但是我根本没有去做。 在上班的时候，我干的主要是自己的事--根据自己所选择的课题，读书、思考和写作。 虽然人每天坐在办公桌前，思想却飞在天上。
记者：科研组织局在中国社科院中是一种什么机构?
何新：科研组织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中枢机构，是直接为社科院院长会议服务的。 在这个机构中工作，有机会直接接触到高层的信息，包括联系某些中央领导。同时它还掌握着全国各省社科院以至国外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学术信息和动态。
正是在这里，我有机会接触到了大量的新信息特别是国外信息，可以直接阅读一些中央秘密文件和机要档案。 这个局有一个总量虽不很大但藏书品类甚丰、品位和质量很高的图书馆(包括订有很多港台报刊)。仅国内外的各种报刊，就有100种以上。我充分地利用了这些资料，每天几乎都沉浸于痴迷地读书和写札记。
9、被三位历史学家看中
记者：那么你自己如何估价你在科研局这一阶段的工作？
何新：我在这里工作的那一年间，对我的思想发展异常重要，不仅我的视野大大地开阔了，而且在精神境界上获得了极大的提高。 当时我在北京还没有正式住所。每天夜晚就睡在办公室里，睡在临时拼起来的办公桌上。这样，除了吃饭和睡觉以外的几乎全部时间，我都在阅读和写作。 当时我的办公室在社科院院部的二楼，那座楼的三楼有一个办公室是"中国社科院写作组"。这个组里有几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其中有一位姑娘容貌清丽，气质不俗。她后来在我多年的事业和生活中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 如果说黑龙江的农场是我的大学，那么实际上我的研究生阶段，是在科研局完成的。 当时科研局的几位领导，资历都比较老，级别也不低（这个局中除了我没有职员，都是处长或局长）。他们对我还算宽容，就是那种前辈对待后生的那种宽容。 他们没有公开责怪我上班只顾干自己的事。一年后局里为我办理了转正和提干手续。同时局长让人事处长通知我，他们认为我不适合继续留在科研局，而建议我自行联系调动工作。 因此，仅仅在科研局工作了一年，我就必须打起背包走路了。
记者：你离开了吗?
何新：这时我又一次受到命运女神的眷顾。三位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学 家，侯外庐、尹达、黎澍，当时都正在寻找学术助手。 尹达想成立一个史学理论（方法）研究室。侯外庐正在重修他的名著《中国思想通史》。黎澍则属意于开拓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这三位老人都派人和我联络，表示有意选我作助手。 最初我想投奔侯外庐先生。但是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很幽默的事。侯老派林英先生(侯外庐过去的助手之一)，当时是新任宗教所所长，到科研局找局长表示想调我协助侯外庐，参加重新编撰中国思想通史的工作。 这位局长竟从座位上跳起身而对他双手拱拜说："谢谢你，你是伯乐。请你快把这匹千里马弄走。"（此事是林英先生后来告诉我的。） 此言一出，使人莫测高深。同时人们也听到一些不利于我的流言，甚至有人说署名"何新"的文章作者不是这个何新。结果侯先生不调我了。最后，是黎澍先生调我去作了他的学术助手。 10、成为黎澍的学术助手
记者：黎澍先生，你作他助手时，他担任什么职位?
何新：黎澍也是一位老资历的中共干部。30年代入党，40年代曾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在国统区作文化工作。文革前他已担任《历史研究》主编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我跟随他时，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和《历史研究》杂志社长兼主编，同时兼任近代史所副所长等多项重要职务，在史学界声望卓著。
记者：这对您应当是一个好机会。
何新：可惜我并没有能善用这个机会(笑)。 黎澍选我为助手，使我遭到许多人的嫉妒。为黎澍作助手，这个位置是当时许多高学历、学术辈份令我望尘莫及的人，想坐而坐不上的。 我至今难忘黎澍先生见我的第一次谈话。他说："很多人想到这里帮助我。我不用，现在用了你。你会招人嫉妒。听说你这个人很狂。有才能的人，都狂，狂一点难免。但是，你会招来'群妒'的。我劝你小心，要谨慎！" 这一番话算得上是苦口婆心。 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我桀骜不驯直言快语的个性，几乎使我把围在他老人家周围的一批人得罪了一个遍。因此不过一年，他老人家就把我轰走了。(笑)
记者：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有幸跟随像黎澍这样一位有身份、有地位的权威学者是难得的机遇。但你才一年就和他老人家搞翻了。请问是为什么呢?
何新：1982年春，中国历史学会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大型学术讨论会，论题是关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会议地点在天津。黎澍没有出席会议，但他派我以他的代表的身份出席。 临行前他叮嘱我说："这个论题在政治上很敏感，自从3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搞得清楚。你去到会上，人家会说你是代表我。你的任何讲话，别人会认为是我的意见。所以，你只带耳朵，不带嘴巴，只听不要说。"
11、亚细亚生产方式
记者：究竟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
何新：为了参加这个会，我事前作了一些准备。我认真地研究了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正是在这部手稿中提出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 我注意到，马克思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马克思发现近东的俄国、印度以及东方的中国、日本古代社会制度，与西方欧洲的古代社会制度和经济组织具有根本的不同。因此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与西方发展道路也具有深刻的不同。 马克思认为，正是这种古代文化和制度的不同，使得东方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未能发育出近代欧洲类型的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组织和社会制度。
记者：这个观点非常重要。
何新：是的。它强调了东方社会，东方文化的特殊性。直到今天，仍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记者：你在会上发表了你的看法?
何新：这个会的气氛给我的感觉是十分沉闷。 到会的学者多数是一批刚刚经历了文革，似乎还未从噩梦中完全醒来的老一代的史学界权威人物。许多人在文革时期几乎一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他们的思想，仍停滞在斯大林《联共党史》中关于社会发展五大阶段的公式上，即： 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 当时的多数与会者都把这个公式当作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必然规律。 深信人类一切社会和文化，必须服从统一的发展道路和样式，最终必须选择同一模式的社会组织、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制度。
记者：我们在上大学时，教科书里也是这样教的。
何新：而我对这个问题当时却已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看法。我意识到，从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对于当时中国正在邓小平、胡耀邦推动下开始发生的经济、政治改革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性意义。 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正面临革新，类似斯大林体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应该打破和改革。当然，还有一点，我当时也很想利用这个会的场合崭露一下头角。 因此，我把行前黎澍对我的叮嘱丢在一边。在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我作了一次 长篇发言。 回想起来就觉得好笑，我记得我那次讲话一开头就说："听了几天会，听各位的发言，仿佛雾里看花，总觉得隔了一层。"这种目空一切的说法自然会把所有的与会者得罪个遍。接着，我讲我的看法是： 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命题的实质，是关于东方社会制度的独特性，特别是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我认为，中国的历史发展与抽象于欧洲历史的五阶段历史公式不一致。我认 为斯大林提出的社会发展五大阶段的公式不适用于中国。 这个论点当时立即语惊四座，震动了到会的各位学者。你要知道，关于中国是否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否具有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独特性的问 题，在当时是一个政治上极其敏感的问题。
12、触及政治的敏感问题
记者：为什么?
何新：问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30年代在苏联共产国际中托洛茨基一派与斯大林一派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争论。 围绕这一争论，国内史学界在３０年代曾发生了以侯外庐、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等为一方以及第三国际中的魏特夫（德国人）、中国的刘仁静为另一方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的争论。 那些主张中国社会形态具有东方特殊性的学者，被郭沫若、吕振羽一派的学者压倒了下去。以至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具有特殊性的观点被认为是反对中国革命，反对走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道路，因而被定性为"托派"的观点。 新中国建国以后，郭沫若、范文澜一派观点的《中国通史》成为中国历史学的正统理论范式和教科书范本。
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讨则成为了一个理论禁区。 在郭、范这一体系的教科书中，中国历史根据"原始公社--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特殊形态的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五大阶段公式而进行塑造。任何背离这一模式的观点都具有政治反动性的嫌疑。 因此，我在这个讨论会上发表主张打破这个公式的观点，自然是十分耸人听闻。 我的这篇发言稿，后来写成了论文，发表在1981年第6期的《晋阳学刊》。（收入《何新集》，第95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又，《读书》1986年第11期何新《古代社会史的重新认识》，收入《危机与反思》，国际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何新认为，当代史学危机，实际是当代史学理论的危机，这种危机首先在于历史公式论提供了一个对认识和解释中国历史毫无效用的理论范式。"见《中国八十年代人文思潮》，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
记者：当时在会上，人们如何评价你的发言？
何新：那天会议的主持人，是郭沫若生前的秘书林甘泉先生（后来曾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会议限定每个人的发言时间以15分钟为限，由林先生按铃，通过铃声向发言者提示计时。 我平生从来没有在这种大型学术会上公开发言的经验，心情非常激动，在讲话时竟忘记了会议规定的时间。林先生试图以按铃制止我的发言。 据说当时林先生按了十多次铃，仍然止不住我的滔滔雄辩。（笑）
记者：会场的反应怎么样？
何新：整个会场对我的发言的整体反应是鸦雀无声，似乎当时人们都被惊呆了。 那天散会后，许多过去不认识我的人纷纷议论这个毛头小子是谁?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发言竟如此狂妄胆大！当他们知道我的来历后纷纷摇头。 于是会后，许多人跑去找黎澍告状，说我在会上发表了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在当时是政治上的一条大罪。
13、被黎澍解除职务
记者：回北京后你被黎澍老人骂了吧？
何新：比挨骂还要惨。 散会后回到北京，黎澍把我找去谈话，严厉地批评我。我记得，当时正是初春，那一天北京大风扬尘，天气非常阴郁。但是，我们谈话的气氛比这天气更加阴郁。 黎澍说，这两天来他这里告状的人，踏破了他家的门。他说，他生平很见过一些狂妄的人，但狂妄到像我这样的程度，还从来没有见过。
他说："你不是一般的狂妄，而是简直狂得没有边际！"他还说："我看你一定要走沈X的那条死路。" 在文革运动以前，黎澍曾有一个被他非常器重的工作助手，姓沈。据说此人非常有才，也有学识。但此人出身不好，又有不良的政治言论，在读大学时就成了右派。毕业后没有工作，也没有人敢用他。他写了一篇研究太平天国的论文，投稿给《历史研究》。当时黎澍是主编，见此文后深为欣赏，顶着不同意见的压力将其发表出来。 后来，黎澍又把此人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作为自己的工作助手。 但是文革降临了。对这个人的任用，被学部的造反派定为黎澍的一条大罪。黎澍为此吃了很多苦头。这个人在运动中也遭批斗，他偷偷地写了很多日记，表达对文革的不满。这些日记被造反派发现，他就被当做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最后此人被专政机关定为思想极端反动分子，而于1970年枪毙了。
我刚到黎澍身边工作的时候，老人就给我讲了关于这个人的故事，言下有告诫之意，暗示要我警惕和谨慎。 记者：这也是好话嘛。 何新：但是，老人当时不知道我心里想的却是，我在前十年里，其实人头也已经好几次临近落地了，无非如此而已。所以尽管黎澍当时讲得很重，我却漫不经心。这种轻慢的态度大大地更加激怒了他。 那天老头子真是动了大怒。他敲着桌子呵问我："你狂，有什么本钱呢？你通读过二十四史吗？你通读过十三经吗？经、史、子、集四部，你究竟读了多少？" 他这些话轰下来，我的感觉倒真是如雷灌耳。我被他说到了痛处。当时对于经学，对于中国的传统学术，我的确所知尚少。24史中我当时还只读过《史记》和《资治通鉴》。对经学则连门还不能入。而我也就是从这时起开始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读通经史，深入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 第二天，我写了一封信，向老人家提出辞职。
记者：黎澍先生同意了?
何新：他没有答复我，但是把这封信转给了近代史所人事处。人事处本来对调我这么一个学历资历均十分浅薄的年轻人给黎老作助手，就有不同意见。 因此，一个姓刘的处长立即把我找去训话，勒令要我自行联系调动工作。三个月内如无单位接收，即予除名。 记者：你惨了。 何新：但是我又遇到了好人。著名的近代史专家丁守和先生、刘志琴女士当时正在组建"近代文化史研究室"。他们也早知道我，认为我仍是可用之材，因此出面向人事处作调停。 而黎澍对此也没有表示反对。这显示了这位老人的厚道和宽容。这样，我的编制就由黎澍设在中央党校的办公室而被转到近代史所的文化史研究室。 直到一年后，发生了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我是近代史所最重要的"污染源"之一，在这个所再也呆不下去了。1984年，温济泽把我调到研究生院任该院学报的编辑，1985年经刘再复帮助，又调到了文学研究所。
1991年，我由文学所调到全国政协担任专职全国政协委员。其间经历各种风风雨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工作了整整十年。
14、我永远感念他们
记者：现在黎澍先生已经故世。你如何评论黎澍?
何新：黎老是个好人。是一位乐于提携后辈，而且思想十分开明的长者。我跟随他作事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我来说，这一段资历在我的履历中仍十分重要。 老人家当年告诫我的一些话，时间愈久，愈令我刻骨铭心。特别是所谓"群妒"，我后来是深尝其滋味。我跟随他时恃才傲物，然而少不更事，涉世太浅，急于求成，未免过于年轻气锐。（笑）
在我的一生中，我会永远感念曾在我遭遇困顿的时期提携扶助过我的那些师长和友人：宁可、闵庚尧、梅益、黎澍、丁守和及刘志琴等等先生。还有待我如谆谆长者的社科院的两位老院长：胡乔木、胡绳。甚至也包括曾帮助过我，但后来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的刘再复。
我虽然并非千里马，但他们的确都是伯乐。当年若没有他们这些人对我的一次次扶助、提携，我绝不可能取得后来的任何成就。
列宁工作室?LENINSTUDIO
六、信仰始终如一
1、异化与人性的疏离
记者：你是因为什么文章而被列为"精神污染"的？是因为"亚细亚"问题的论文吗？
何新：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在"清污"运动中是被列为重点清理的"宣传自由化"的理论异端之一。 除我的那篇文章外，当时还有一本书，在史学理论界引起震动，作者是意大利共产党人翁·梅洛蒂（U.Melotti），书名是《马克思与第三世界》。这本书是前辈学者吴大锟教授组织人翻译的，吴先生为此书写了序。吴先生在书序中说： "本书作者谈到人类社会发展史究竟是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是"单线的"，还是实际上是"多线的"？ 除了西欧的一些国家曾经在奴隶社会的废墟上兴起了封建社会，再由封建社会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而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外，其余五大洲的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都没有在历史上自动地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 摆脱以西欧为中心的历史发展图式的框框，我看是十分必要的。" 他还指出： "中国和俄国比，有更广阔的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必然产生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历史背景，这种专制主义的余毒也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封建法西斯主义"。 这本书以及这些论点，在"清污"时被列为史学界宣扬"自由化"的重要观点。我的那篇论文，由于持有与此相似的观点，也被近代史所列名"清理"。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关于异化的问题。
记者：我知道，异化问题在当时也曾引起轩然大波。
何新：1980年当我入手研究异化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在 国内思想界还没有形成热点。当时关注这个问题的人尚寥寥可数。
记者：异化问题是如何引起你的关注的？
何新：当时有两种与时代相关的契机。
第一是在刚经历过文化革命的巨大创痛之后，知识界特别是文艺界，开始进行对文化革命的反思。
第二是1979年底，《马恩全集》第42卷出版。在这本著作中，第一次以中文全文出版了马克思的名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这一部名著中，论述了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性的异化，以及通过共产主义回归于彻底的人道主义的问题。
我1980-1981年在科研局工作期间认真地研读了马克思这部手稿，同时也接触到东欧与西方理论界关于异化理论的研究资料。我把我的心得写成了一篇论文《论青年马克思的异化与人道主义思想》。这篇文章于1980年初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内刊《未定稿》上，重新引起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话题。此文一年后正式发表在《人文杂志》（1981年第3期）。（收入《何新集》，第72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后来关于这个问题比较有名的论者中，还有高尔太和王若水等人。（《文艺与人的异化问题》，王若水《上海文学》，1980.9。）
记者：这个十分抽象的哲学问题，为什么在当时竟会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呢？
何新：青年马克思的这部《经济学哲学手稿》，在20世纪50-60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曾经是一个倍受关注的研究热点。存在主义的主题，即人类生存的荒谬感，就与人性的异化问题相关。 在50年代后期，存在主义通过卢卡契等人的著作传播到东欧。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东欧马克思主义中形成了一种非主流的新学派（"修正主义"），有人开始以"异化"来描述社会主义体制中官僚主义等级制度对人性的扭曲，以异化理论批判斯大林主义。一些作家、文艺家则提出了向人道主义（人性）的共产主义回归的诉求。 这种诉求在东欧，后来也在苏联60-80年代的文学艺术和知识界中得到了不断增强的回应，成为一种冲击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异端思潮。 正是这种始源于文艺界的异端思潮，形成了苏联东欧社会中寻求体制改革的强烈呼声和舆论压力。
2、共产主义作为最高形态的人道主义
记者：究竟什么是异化？异化理论与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
何新：异化本来是黑格尔哲学中的一个术语，意指自我对于主体的疏离，即自我本质/人格的二重化、变态化。马克思说： "黑格尔从实体的异化出发。"（《马恩全集》第42卷，第158页。） "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外在化看作消灭对象，看作人类本质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 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多次使用"异化"这个术语，以描述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性在金钱和资本的支配下发生扭曲和变态。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赤贫者是资本主义异化的极端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的自我疏离，因此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革命因素。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正是要克服人性的异化，使人回复到人性的自然本质（自然主义）： "正像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性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使人回到真正人的生活这种自然的人性，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因此，共产主义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身中介的人道主义。"（《马恩全集》第42卷，第174页。）
3、文革后涌动的新思潮
记者：这种以人性复归和人道主义为目标的共产主义，与人们通常理解的共产主义，特别是鼓吹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似乎有某种不同。
何新：你说得对。正是这种差别，引发了50-60年代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最初思潮。 1957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发起非斯大林化运动，在秘密报告中尖锐抨击斯大林时代的官僚体制，随之发生匈牙利事件。异化问题，成为东欧哲学家批判苏欧体制的重要话题。东欧一些哲学家如卢卡契用这一话题讽喻官僚主义制度下人性的扭曲和人性变态。而这个话题以及人道主义的话题，在60-70年代的中国，则成为一个极其严重的理论和政治禁区。
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伤痕文学出现，随之出现反思文学。一些知识分子开始从理论上反思和批判文革。人性问题，人道主义问题被引人注目地重新提了出来。 同时西方"战后的废墟文学"，特别是与存在主义有关的"荒诞派"作品等现代派艺术，与存在主义哲学一起渗透进来。 一些作家和艺术家们开始自觉地模仿这些现代派作品（戏剧家中如高行健，小说家中如王蒙、张辛欣及后来的徐星、刘索拉等），接受了并开始传播存在主义思潮。 最近高行健在香港发表演说，主张"文学远离政治"。了解他的人会说他这是欺人之谈。其实，文学作为意识形态，与政治是很难分离的。高某本身的文学创作过程，与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更是紧密相关。没有他的弃国出走，没有他以"异化"主题对中国制度和社会的长期反讽与攻讦，他怎么可能得到西方授予的"文学大奖"呢？（《高行健戏剧集》，群众出版社，1985，7。）
又例如王蒙的《蝴蝶》，使人想起卡夫卡的《变形记》，就是一部以"异化"为主题的中国式现代派作品。还有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描述生与爱的荒谬性，抒写女性的内闭心理与孤独感，也是一个文学存在主义的主题。记得辛欣当时曾对我说过，法国存在主义女作家波伏娃对她的创作影响极大。 在这个时期，我与刘心武、张洁、王蒙、张辛欣等许多作家有过联系，与其中一些人还有比较深密的接触。在思想上互相影响。张辛欣的《疯狂的君子兰》，就是我和她曾深入探讨过的关于异化问题的一个主题，后来被她写成小说。 在这个期间，我不仅写作了一批美学论文，还写了一些小说评论。特别是对王蒙的作品，我是最早指出他具有追求现代主义创作倾向的评论者之一。我将他的《夜的眼》等小说归类于"意识流"小说。（见何新"什么是意识流"？《北京晚报》1980年7月28日。） 我对王蒙小说的这种评论当时在报刊上也引起了不同的声音（这些争论后来被收入王蒙本人编的关于《夜的眼》及其争鸣的文集中）。 我当时的许多文章，发表后得到各种报刊的转载，包括影响很大的《新华文摘》。这些文章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注意，也引起了一些政治家的注意。
4、异化理论引起政治风波
记者：但是，异化问题为什么在政治上会引起轩然大波呢？
何新：到1981-1982年，"异化"问题在理论界引起日益热烈的讨论，在文艺中也成为非常热门的题材。除小说外，电影中也出现了"太阳和人"（导演彭宁），那也是一部表现甚或控诉文革时代人性异化而具哲理性的批判性艺术作品。 与东欧和苏联发生的情况相似，这种讨论很快就越过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代，而深入到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真正本质，以及关于其目标与理想的实质的讨论。 一些具有离异体制倾向的知识分子，不仅以理念的共产主义批判现实的共产主义，而且有人开始以发达国家的现代资本主义的人性方面（表层的政治民主，对个人自由包括自由表达的相对肯定，发达的科技与生产力等），来批判处在物质短缺（"贫穷、个性被制度束缚、极权制度"）阶段的、现实中的"粗陋贫穷的社会主义"（所谓"农业社会主义"）。 而恰在此时，在整个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中，以波兰为先驱，出现了"团结工会"等反体制的政治和社会的改革运动。 国内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中的这种种新现象，引起了高层政治家们（政治局）的关注。由此产生了两种反应。 一方面是一些理论家和政治家，试图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进而维护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本身。 另一方面，这些在哲学、文艺和政治经济思想中涌动的寻求突破旧体制的新锐思潮，则得到另一些政治家的庇护和支持。 1983年，胡乔木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工作班子撰写批判"异化"理论与宣扬非阶级化的"向人道主义回归"论的长篇论文。（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1984年1月27日《人民日报》。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文汇报》1983年1月17日。）不久，中央书记处决定开展在思想和文艺领域中"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但是，实际上这个运动只搞了很短的时间（两、三个月），就自动中止了。
记者：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你当时处于什么立场？
何新：当时我刚被解除作为黎澍助手的职务，正停职待调。我所在的近代史所领导本来就对我很不满意。当清污运动山雨欲来的时候，我前期所发表过的那些文章，立即就被一些人抓住，被上报为"散布精神污染"的重要"污染源"之一。 清污运动开始的来势很猛。当时上面作了部署，对思想理论、文艺中鼓吹"自由化"的东西进行全面清理。中国社会科学院也组织了领导小组和工作班子，对院内人员几年来所发表的论文进行清理。 我的一系列论文和文艺美学评论文章，包括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文、关于异化问题的论文，关于美学形式主义的论文等，都被作为具有较严重"污染"倾向的论文，而被近代史所列入待清理和批判的名单。
记者：你挨整了吗？
何新：没有。事实上这个运动很快就结束了。
5、我所了解的胡乔木、邓力群
记者：您是否认识胡乔木和邓力群呢？
何新：不仅认识，而且很熟悉。他们都是我非常敬重的政治家。
记者：他们是否了解你？
何新：我认为是了解的。胡乔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邓力群曾是副院长，还曾担任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处书记。 早在80年代初，当我在科研局工作的时候，就在会议上见过他们。后来，有人把我介绍给他们。尽管他们也听闻到关于我这个人如何落拓不羁的许多传闻，但是，作为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他们一直比较看重我，认为我有才能。 还有后来担任院长的胡绳先生，对我的成长也给予过非常深厚的关怀和扶助。1988年，当时我还没有找到可以直接向中央、向邓小平、陈云同志进言的管道，胡绳让他的一位秘书为我提供了这种管道。
记者：有一个问题令我感到不解。有人认为，胡乔木、邓力群都是很"左"的正统派领导人。你的政治思想中，特别是你前期发表的那些论点，都具有明显的异端或者说"自由化"倾向。在"清污"的时候，你不是已被列入"搞精神污染"的名单了吗？他们怎么能容忍你？
何新：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这显示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年代中，精神、政治和文化生态的复杂性。人们的思想已不再是统一的、纯一的、清一色的。与文革的时代已不相同，思想和艺术的自由空间已经存在。 还应当指出，关于我在清污时被列入名单，确有其事。但是，这只是近代史所搞的，报上去以后上面并没有回应。甚至从来没有人找我就此谈过话，来指责或批评我写过的那些东西。
记者：您见过胡乔木吗？
何新：见过多次。这位老人给我的印象是十分温和，讲话不多。钱钟书说过，与胡乔木同座，如沐和（春）风，我有同感。 许多人说他"左"，我却常感到他思想深处似乎很"右"。89年事件后，有一次在他家中吃饭。老人问我是否了解李泽厚、刘再复、严家其等人的近况。我讲了些关于他们在国外的传闻。老人沉吟良久，说：这几个人是有才能的，走错了路。 实际上，正是胡乔木主政中国社科院期间，在他的提携下，一批后来急剧向"右"转的知识分子（我熟悉的如赵复三、严加其、苏绍智、刘再复等），都被他委以重用，由文革时代的蹉跎而飞黄腾达，名噪当时，担任了重要的学术领导职务。 钱钟书也是由他提名而由一个普通研究员跃升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
6、钱钟书与"钱学"
记者：你和钱钟书先生不是也很熟悉吗？
何新：我和钱先生从1980年就认识。我在科研局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局里派我去接他老人家来院里开会。那时他还没有搬到南沙沟的部长公寓，家中居住条件很差。 一路上他和我闲谈，由天气谈到古今掌故。我感到这位老人很亲切，很健谈，也很幽默。知识极为广博。 后来我发表了东西，就寄给他请教。老先生有信必回，对我奖掖有加。还邀我到家中作过长谈。 我在研究生院学报作编辑的时候，曾主持发表了钱先生的几篇很有名的论文。我认真研读过他的《管锥编》、《谈艺录》等名著。
平心而论，就学术论，我认为，虽然钱先生博闻强记，学富五车，但自身却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系统的哲学或主义，缺少一个总纲将各种知识加以统贯。所谓"七宝楼台，拆碎只见片断"。他也缺少一套宏观的方法论。所以现在一些人鼓吹的所谓"钱学"，我认为是一种缺乏根基的学术炒作。我想钱先生自已对此也不会感兴趣。 在同属一代的老辈学人中，我认为陈寅恪、王国维、郭沫若、闻一多，更值得推崇。因为他们不仅有学问，而且有理论。古人认为上乘之学要学、才、识兼备，其中"识"是第一位的，"识"就是理论。有识，才能驾御"才"，从而能运用"学"。大匠不仅示人以方圆，而且诲人以规矩。 在80年代，五四以后新文化所养育出的一代学术界耆宿精英中一些人还健在。社科院中仍是群贤毕集，群星灿烂。如夏鼐、顾颉刚、胡厚宣、侯外庐、吕叔湘、唐等等。在这一辈人中，钱先生并不能算是其中最出类拔萃的。他被擢拨为副院长，与胡乔木的个人鼎力推荐有重要的关系。 我想，胡乔木此举除了看重他的学问，也是想倚重他作为清流名士的清望。就我所知，钱先生虽然清高，但对于胡乔木，也是始终非常敬重的。
7、胡乔木亲笔改文章
记者：你认为胡乔木是学者还是政治家？
何新：我个人认为， 胡乔木与其说像一位政治家，不如说更像一位学者。学识渊博，彬彬儒雅。他老人家也给我写过信，还句斟字酌地批改过我的几篇文学和美学论文。用铅笔在清样上写的边注，甚至将我的每一个笔误、错别字一一标示出来，一丝不苟。用心之细密，令人叹服。（胡乔木亲手为我改过的文章是以下两篇：《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刊《读书》，1985年第10期。《先锋艺术与近现代西方文化精神的转移》，刊《文艺研究》1986年第1期。关于胡乔木的信，参看《何新批判》第342-34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我最遗憾的一件事是在他临终前数日。他家人来电约我去医院看望他。但当时我恰好正患很重的流感，怕到医院传染给老人，使他病上加病，就说等过一星期病好后再去。没想到老人两三天后突然去世了。 死生契阔，遗音绝响。令人感慨系之！ 记者：你认识邓力群吗？ 何新：认识。
记者：你对他印象如何？
何新：我钦佩他。我认为他是一位坚定的、罕见的马克思主义者。 有一位领导人曾对我说，据说邓小平讲过一句话，说邓力群这个人骨头很硬。我认为这是知言。 文革后期的1975年，邓小平委托胡乔木、邓力群主持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准备与四人帮进行理论斗争。1976年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在地，胡、邓也再度挨整。胡乔木作了检查，而邓力群则一字不写。 每个人的信仰不同，信念不同，追求不同。但只要始终如一，这种对节操的坚守就令人敬重。我见到的邓力群就是这样一位极其具有内在信念和操守的人。凡是了解他的人，无不对他深怀敬重。
8、我的信仰始终如一
记者：你后来的政治思想转变（转向政治保守主义），是不是与他们对你的影响有关？或者，是不是一种投机呢？
何新：不。我确实发生过转变。但我的转变，是基于我自身的理论和学术研究，与任何人对我的影响无关。我这个人是很固执的。 如果讲政治投机的话，在80年代中后期，我应当投自由派之机，因为它们才是拥有强有力国内外背景和资源的主流。 十几年来，我曾反复自问：我所求索和追求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说到底，无非是四点：祖国、真理、社会公正和正义。祖国存在，真理存在。这两点无庸置疑。但是，社会公正和正义并不总是存在，但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更值得为之而奋斗！ 我从来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但是我始终看重的是国家利益，我是爱国者，我关注社会公正。
在许多年里，我曾经苦苦求索，研求历史上和世界上的各种学派，各种哲学、各种学说。在七十年代末，我曾一度醉心于存在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语言释义学、结构主义、价值相对主义和多元论等形形色色的西方现代思潮。我曾经深感兴趣于胡适的实证主义、顾颉刚的古史辩派，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持一种鄙夷和冷漠。在经济学上，我也曾相信凯恩斯和萨缪尔森，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已经过时。 但是最终，我回归于马克思的学说。因为我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方法，颠扑不破，经得起历史之流的反复销磨和检验。 我认为共产主义理念所体现的社会公正和人类正义的理想，始终是值得追求的，即使它是一种乌托邦也罢。
记者：您认为共产主义真的可以实现吗？
何新：它至少是值得追求的。在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是这样表述共产主义的： "如果抛弃掉狭隘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 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亦即不能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 在这里（共产主义），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自身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革的绝对运动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6页。） 难道这样一种追求人类发展的全面性，追求资源和财富的普遍共享，而不是弱肉强食，被少数人、少数强势利益集团所垄断；从而 使人性--包括个性得到全面地解放和发挥的共产主义，不值得作为一种终极的社会理想而追求吗？ 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的、体现社会公正的终极形态。但正因为它是一种"终极"，是一种"绝对"，正如数学中的"无限"，它究竟是否可能达到呢？ 社会文明是否会有其终极形态？这种终极形态是否必然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似乎是物理学中那种"熵"的概念，即热平衡的状态。）我对此也还在探求和思考中。
9、我是毛泽东的崇拜者
记者：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请问，现在您如何看待毛泽东和他的思想?
何新：虽然我在文革期间成为"反革命分子"，挨过整，但我始终是毛泽东的崇拜者(至今仍是)。永远会是！ 有人说，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我认为，毛泽东所具有的超人魅力，所实现的历史作为，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介书生，两手空空，以短短28年的时间，组织起一个百万人的党，数百万人的军队，在最落后原始的物质条件下，以最粗陋的武器，战胜国内军阀和国际列强，竟所向无敌，纵横天下直到夺取全国政权，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无上领袖。 又以战略指挥和精神力量，运筹帷幄之中，遥控千里之外，竟击败二次大战中曾战胜日本骄横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最终竟迫使美国总统折节就教，来中南海向之顶礼朝拜。这种种作为，不是神迹难道是凡夫俗子之所可为吗？ 毛泽东是现代中国革命之父。毛泽东是平民的英雄，人民的英雄，农民的英雄，穷人的英雄，被压迫者的英雄。毛泽东是一个奇迹，毛泽东不是神国家也应当把他尊作神！法国人的神是拿破仑。美国人的神是华盛顿、林肯。而毛泽东比这一切洋人们的开国英雄都伟大！一个没有值得崇拜的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一个遗忘了他们的伟大英雄的民族也是可悲的！ 历史会有反复，历史会有否定，但还会有否定之否定。水落石出，天开云散，中国人还是会世世代代崇拜毛泽东。
记者：人们会说这种崇拜是帝王崇拜，是封建主义。
何新：许多人指责中国现代政治中有封建性尾巴，主张不断反封建。但是，现代资本主义就没有封建尾巴吗?英国、荷兰、丹麦、瑞典的女皇制度，日本的天皇制度，是不是封建尾巴?难道妨碍这些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了吗?"条条道路通向罗马"。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不是只有一条历史道路，不是只有美国模式的道路。 英国人崇拜女皇，日本人崇拜天皇，毛泽东是现代中国之父，为什么我们不能崇拜毛泽东? 我访问过日本，在某些方面，我不喜欢日本人。我实地见到过日本右翼组织的集会和街头游行。那是很令人恐怖的！我注意到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确实正在某种意义上复活。 但我认为，日本人是令人钦佩的民族。他们令人钦佩之点是他们的坚忍、团结、向心力和向前看的精神。这是一个有耻辱感的民族，因而是一个非常自尊的民族。 二次大战中遭遇失败，遭遇原子弹轰炸。这是日本前政府、日本天皇制度、日本军国主义的黩武政策给日本人带来的空前浩劫，其后果不会小于文化革命对中国的浩劫。 但在日本没有人抱怨天皇，批判日本的政治制度，甚至连辩论也没有。他们不懂得什么"反思"。他们继续接受天皇制度--这个最古老封建皇权政治的象征，仍然以其作为圣物。他们埋头苦干，学习先进的东西，但决不轻易丢弃一切属于自身文化传统中的任何东西、任何象征物。包括封建神社文化和武士道精神。 结果，经历了战后的苦难，40年的时间，这个民族重新站了起来，并且成为全球最强大富有的国家之一。
10、这份遗产不该丢弃
记者：有人议论毛泽东的生活作风…… 何新：（笑）我不相信那些传言。但即使它们不是捕风捉影以至恶意诬蔑之谈，那些屁话也不值一提！ 对那些动则讥评伟人的人，我常会想到《圣经》中的一句话："你们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而看不到你们自己的眼中栽着一柱梁。" 从古以来，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完美无缺的圣人呵？！ 记者：中国人本来崇拜毛泽东，但是文化革命…… 何新：我在70年代已经从政治思想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产生怀疑。但是在今天，我却认为对文化革命，应当作历史的分析。我认为毛泽东60-70年代的思想，特别是在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方面，具有重大的飞跃和发展。这方面至今人们研究得非常不够。 毛泽东是传奇性的历史人物。他在政治上、在文化上给20世纪的中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和极其丰富的战略性遗产。这种遗产在内涵上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超过20世纪中国的任何其他人。可惜现代人几乎遗失了这一伟大的遗产。
列宁工作室?LENINSTUDIO
七、走向新思维之路
1、异端思想从文革中萌芽
记者：在以前的采访中，我们了解了您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生平经历。我想进一步了解您的一些独特思想是从何时开始形成的?
何新：那是在文革时代就已形成的。
记者：在文化革命中，你还能研究和写作吗?
何新：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我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我们那一代人当时都普遍关心政治，毛泽东号召人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嘛。 因此，当时虽然我只是十几岁的孩子，但也经常阅读社会上的各种传单、小报、大字报，密切注意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的动向。 可以说，从1967年开始，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政治方向已开始萌生初发性的怀疑，特别是对指导这个运动的理论基础产生怀疑。 "怀疑会产生哲学"(亚里士多德)。那时我已试图探寻一种新的思考方向--"怀疑一切"。（马克思认为这是他所喜爱的一句拉丁格言。）我认为自己不能无条件地盲目信从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宣传。我决心系统地读书，学哲学，而且要读一切可能找到的禁书。 今天人们谈论文革，往往说那是一次造神运动，宗教迷信运动。但是事物总是相反相成的。文革的另一面是思想的大解放，是一些旧的意识形态迷信的破除。包括对旧的国家机器的迷信。
2、焚书与窃书
记者：您在文革期间能从哪里搞到书读呢?
何新：文化大革命中人们烧了一些书，也封存了很多书。 初期的时候(在1966年8月那个红色疯狂的夏天)，我也参加过烧书的运动。但1966年的政治 寒冬使一些人开始得到清醒。
1967年初，中央发生了"二月逆流"，其后全国在政治上陷入了瘫痪状态。工厂停工，学校停学，机关停止办公。到处都在大造其反，天下大乱。有些地方真枪实弹地搞起了武斗。社会秩序陷入了崩溃的状态。 这个时候想读书，没地方去借。借不到，我们的办法是利用当时风行的"打砸抢"和"偷"。 我们瞄准了学校和一些文化机关的图书馆。那时的图书馆是最冷清的部门，被封了大门，没人管理。在一天夜里，我约了几个同学到学校图书馆，把窗户撬开到里边去找书，连干了一个星期。搞过了我们自己的学校，又去搞别的学校。收获极丰，一书包、一书包搞到了好多中外文学名著，还有哲学的、历史的名著。许多书都是当时正被点名批判、被禁读的书。 正是从这个时期(1967年那个早春)开始，通过阅读这些书籍，可以说我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思想启蒙。 当时我搞了好多红红绿绿的传单纸，那是写大字报用的，学校免费供应。我把它们裁成小页，用线订起来作笔记本。
记者：以你当时的文化基础，阅读那些外国著作，你不感到有困难吗?
何新：当然困难。首先那些洋人的复杂译名就让中国人感到困难。 但我找到了窍门，例如读洋人的名字，我只记住其中最有特征的一两个字，而忽略其全名。 阅读的过程，是一种发现和探索的精神历险，非常有意思。而且愈是去读那种人们不让你读的东西，这种刺激就愈强。当时听到什么"禁书"的书名，就想方设法去找。禁果最好吃。人类就是这种心理。
3、经济基础决定社会存在形态
记者：你从这种阅读中获得了什么?
何新：怀疑。我首先学到的是怀疑。 我最初的一个发现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很多道理和当时文革派的理论是并不一致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马克思认为物质决定精神，但是当时文革派的理论则认为精神决定物质。 林彪说，思想是原子弹，只要掌握了毛泽东思想，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他认为人的精神能量是无限巨大的。 但当我读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后，我对此产生了怀疑。恩格斯说，马克思一生最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人要吃饭是第一位的，首先人要吃饭，要生存。为了吃饭，人类必须进行物质的生产活动。因此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一切，它的改变方造成社会上层建筑的变动。因此经济活动决定着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 恩格斯认为这个道理是马克思在科学上的一项意义最重大的发现。当时我也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一书，这位俄罗斯共产党的创始人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乃是经济史观，即"经济决定论"。 我注意到，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物质的)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列宁全集》38卷第15页引。）我当时所引发的一种联想是，这里所说的"思想"，是否也应包括毛泽东的思想呢?而这种主张物质因素、经济因素居于第一位的马克思主义，与60-70年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即认为精神和政治决定一切，可以说在理论上是根本不同的。
记者：的确矛盾。
何新：很显然。一方面是唯物论，认为物质、经济、吃饭是第一位的。 另一方面是唯心论，主张精神、上层建筑、政治及意识形态活动是第一位的。 究竟哪个道理对呢?我想，既然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那么显然前者是对的。 然而矛盾之点在于，文革派明明是主张唯心主义的，却又声称自己是哲学上的唯物主义。那么这种明显的理论矛盾如何解释呢?
记者：是呵，那么你当时是怎样想的?
何新：当时我们都很穷，也经常挨饿。当然本能地在感情上倾向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也就是说，认为吃饭问题，经济问题应当被摆在第一位。至少我们在欲念上喜欢这种主张。而当时报纸上那种理论，认为为了捍卫毛泽东的思想，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惜，这种道理显然是不对的。 但是我同时也意识到，假如按这个方向进一步思考下去的话，我就会成为一个反革命。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如果你怀疑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就会犯下反革命的政治罪行，很危险。 类似的思想矛盾和问题还有很多。当我意识到这种冲突的时候，我知道自己面临着一种抉择--如果继续思考下去，我相信我早晚一定会成为反革命！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哈姆雷特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我发现自己也要面对这个问题。要么是走向反革命，要么是停止自主思考。（笑）
4、精神的最初洗礼
记者：（笑）那你怎么办？
何新：我懂得首先必须保护自己。 办法只能是，隐瞒自己的真实思想。对我读的东西，我所思考的东西，努力保持沉默，不向任何人讲。 本来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我一度也很活跃。但读书与思考使我走向孤寂。当时另外一个背景就是，到1967年底，我的家人都被揪斗了，我父亲被造反派作为"漏网右派"揪了出来，成了牛鬼蛇神。被隔离起来，当时很多的家庭都如此。 我们楼里住的多数干部不是成了叛徒就是反革命。这种扫荡一切的大背景，必然使得我们这些子女们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抵触，产生怀疑。 1967年初到1968年中，我避开运动的旋涡，在学校(北京24中学)4楼东侧找到一间阁楼角上的小屋子。我住在里面从事了将近一年非常专注的阅读和学习。
记者：您阅读过哪些书呢?
何新：我记得，那时候读过的书有《史记选》、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苏联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两卷集）及通信集，文学著作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以及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斯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俄国19世纪民主主义者的著作，卢梭、伏尔泰、雨果、巴尔扎克、斯汤达、左拉、莫泊桑等法国启蒙学者、人道主义者的著作。 这里有许多书是当时不能读的书，被认为是封、资、修的坏书。但正是这些书，使我在精神和感情上得到了彻底的洗礼和启蒙。
5、宇宙常变常新
记者：当时对您影响最大的是哪些书?
何新：我当时酷爱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我也深深陶醉于这些文学中所描写的那种古典的和浪漫的爱情。 我喜欢托尔斯泰作品的深厚。斯汤达的力量。巴尔扎克的深刻。正是他的《人间喜剧》，使我对人生第一次睁开了眼睛。我开始懂得如何通过私利与情欲的观点去剖析人生。 还有陀斯妥耶夫斯基。他的书（《卡拉马佐夫兄弟》）以一种充满神秘主义的宗教感情，深深地震撼了我。
记者：您这一阶段的读书持续了多久?
何新：到1968年6月中学生被安排上山下乡而告一段落。那时我被学校分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屯垦戌边"。 我走的时候，只带了一个小小的行李卷。但同时还带了两个大木箱，里面装了很多书。除了一部分父亲的书，大部分是在那一年中我通过各种途径搞到的书。其中有许多书是当时的政治性"禁书"。例如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斯特朗夫人的《斯大林时代》、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桑塔亚纳的《赫鲁晓夫主义》等。 那时瞻望前途，可以说头上的天空正是一片黑暗茫茫。但是我内心中却抱持着一种信念，我深信天会变，地会变，时代也会变。这种信念来自我当时已学过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概念。 辩证法认为，宇宙中没有不变的事物，宇宙、自然和社会，常变常新。 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同时我深信思想的光芒，智慧和知识的光芒，必定可以照亮我未来的全部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