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索额图一六九○年至一六九七年间，康熙帝两次亲征准噶尔部，留太子胤礽在京师执政。一六九七年九月，康熙帝返回京师，认为太子改变素行，将内务府总管海喇孙及膳房人花喇拿问处死。所谓改变素行，据康熙后来所说，主要是指皇太子所用诸物俱用黄色，所定一切仪制，都与皇帝相同。康熙帝这时实际上已怀疑是出于索额图指使。对太子胤礽和索额图日益疑虑。
　　一七○二年九月，康熙帝巡视河南，阅视河工。十月，皇太子至德州称病不行，康熙帝召索额图前来视疾。十六天后，康熙帝下谕回銮，阅视河工改在来年。留胤礽在德州调理疾病。十一月十六日，皇太子胤礽病愈回京。一七○三年春，康熙帝再次南巡，至杭州。三月，返抵京师。五月间，据索额图家人的告发，下谕斥责索额图“背后怨尤，议论国事”，说“伊之党类，朕皆访知”。举出阿朱达、麻尔图、额库礼等多人，指斥“伊等结党，议论国事，威吓众人”。并说：“至索额图之党，汉官亦多。朕若尽指出，俱至灭族”。命索党“与索额图绝交，将所行之事举出”，否则“必被索额图连累致死”（《圣祖实录》卷二一二）。随后又谕刑部将索党麻尔图、额库礼等锁禁。阿朱达因是年老旧臣，得到宽恕。又传谕索额图说：“尔家人告尔之事，留内三年，朕有宽尔之意，尔并无退悔之意，背后仍怨尤，议论国事，结党妄行。尔背后之言，不可宣说，尔心内甚明。”又说：“朕将尔行事指出一端，就可在此正法。尚念尔原系大臣，朕心不忍”，着交宗人府拘禁（同上书）。索额图之子并家内要人俱交拘禁。索额图死于狱中。后来康熙帝曾称因索额图助太子“潜谋大事”，“将索额图处死”。索额图出身满族贵族，两代俱为辅臣，朝臣中党羽甚众。索额图被处死，朝野震动。
　　废太子康熙帝诛索额图后，依然疑虑重重，常常举措失度。五年之后，一七○八年五月间，率领太子胤礽与长子胤禔、十三子、十四子、十五子、十六子、十七子、十八子等，巡视塞外。八月，至鄂尔多斯。十八子胤祄重病。九月初，行至蒙古布尔哈苏台地方。初四日，康熙帝命太子胤礽跪见。诸王大臣齐集行宫之前，斥责胤礽对胤祄患病“毫无友爱之意。因朕加责让，伊反忿然发怒。”决意废太子。宣谕说：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朕包容二十年矣。乃其恶愈张，僇辱在廷诸王贝勒大臣官员，专擅威权，鸠聚党羽，窥伺朕躬，起居动作，无不探听”，“有将朕诸子不遗噍类之势”。并说：“从前索额图助伊潜谋大事，朕悉知其情”，“令胤礽欲为索额图复仇，结成党羽。令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似此之人，岂可付以祖宗弘业”。宣布将胤礽废斥拘禁。康熙帝废太子，显然是出于对索额图党的疑虑。同时又宣布，将索额图两子及胤礽的亲随四人正法。是日，胤祄病死。
　　康熙废胤礽后，仍然疑虑重重，惴惴不安。九月十一口，对满族大臣说，“今皇太子所行若此，朕实不胜愤懑。至今六日，未尝安寝”。两天后，又宣谕内大臣等：“近观胤礽行事，与人大有不同。……语言颠倒，竟类狂易之疾，似有鬼物凭之者”。回京后，将胤礽幽禁在上驷院旁的毡帐之内，特命皇长子胤禔和皇四子胤禛（雍正帝）看守。康熙又对诸皇子及领侍卫内大臣、满族大学士、尚书等宣布：“今胤礽事已完结。诸阿哥（皇子）中，倘有借此邀结人心，树党相倾者，朕断不能姑容也”。但是，胤礽废后，太子虚位，围绕太子废立的党争，更加不可遏止。
（二）理学的提倡与西学的传入
一、理学的提倡
　　康熙帝面对着清朝内部的重重矛盾，在他的晚年越来越着意研究程朱理学（道学），从中寻求维护封建统治的权术。
　　康熙帝自幼即学习汉文化，研读经史。亲政后任用儒臣，实行汉制，目的仍在于争取汉人地主阶级的支持，以巩固清朝的统治，并未把汉儒的理学作为执政的指导思想。“三藩”反清战争时，儒臣魏象枢谏阻用兵，力主招抚，康熙帝弃而不用。台湾郑氏降服后，理学名臣李光地建策弃地不守，康熙帝仍采施琅策统治台湾。噶尔丹之乱，李光地谏奏，依《易》经卜卦，出兵不利。康熙帝平乱后，说：“汝辈汉人说予向征噶尔旦（丹）时，不必如此穷黩。”“噶尔旦边衅一动，兵疲于奔命，民穷于转饷，欲休养生息，得乎？所以予不惮亲征，去此大害。今而后庶可言休养生息四字”（《榕村语录续集》卷十八）。噶尔丹败亡后，各地战事大体平定，康熙帝转而整饬内政，日益倡用程朱理学。
　　一六九七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向法皇路易十四报告说：“康熙皇帝是儒教的教主，这个资格加强了这位皇帝的权威。”（《康熙皇帝》）一七一一年时，康熙帝曾自称：“朕御极五十年，听政之暇，勤览书籍。凡四书、五经、通鉴、性理等书，俱经研究。”康熙帝在一七○一年以后的二十年间，更加致力于理学的研讨。一七一三年，康熙帝命熊赐履、李光地等编辑《朱子全书》，并亲自撰序言，说“非先王之法不可用，非先生（指朱熹）之道不可为。反之身心，求之经史，手不释卷。数十年来，方得宋儒之实据。”又说：“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李光地曾说：“朱子之意与皇上同，皇上近来大信朱子之言。”（《榕村语录续集》卷七）一七一七年，康熙帝并为新编《性理精义》一书撰序。康熙帝非常自觉地以程朱理学作为治天下的统治思想，依用熊赐履、李光地、张伯行等儒臣，极力提倡理学，以稳定清王朝的统治秩序。
　　标榜“仁政”康熙帝亲政后的三、四十年间，不断严惩贪污，奖励廉吏清官，以维护其统治。康熙帝曾说：“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又说：“朕恨贪污之吏，更过于噶尔丹。此后澄清吏治，如图平噶尔丹，则善矣。”（《圣祖实录》卷一八三）康熙帝亲政初期，确曾出现过一些著名的清官，但以后的官场逐渐腐败，贪墨风行。康熙帝力言“澄清吏治”，也正证明吏治之不清。平噶尔丹后，康熙帝标榜仁心仁政，变惩贪为宽政，以图稳定政局。张鹏翮以清廉著称，对下甚严。康熙帝对他说：“从来大儒持身接物当如光风霁月。尔平日亦讲理学，乃一味苛刻严厉，岂所谓光风霁月乎？况大臣受朝廷委任，必需为国为民，事事皆有实济。若徒饮食菲薄，自表廉洁，于国事何济耶？”康熙帝甚至公然允许官吏贪取。一七○九年九月，对河南巡抚鹿佑说：“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如州县官只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称好官。其实系贪黩无忌者，自当参处。若一概从苛纠摘，则属吏不胜参矣。”（《圣祖实录》卷二三九）康熙帝晚年标榜仁政，放纵官吏贪剥，其实是对不胜参的官吏们的妥协。提倡宽政的结果，吏治更加败坏了。
　　控驭臣下程朱理学把封建的政治学说哲学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不仅论述统治的理，并且还论述被统治的理，告诫人们自觉地去接受统治。自称“得宋儒之实据”的康熙帝，确已理解到这个奥秘，并着意加以利用。他曾对进讲的儒臣说：“向来进讲，但切君身。
　　此后当兼寓训勉臣下之意，庶使诸臣皆有所警省。”（《圣祖实录》卷一一一）又说：“使果系道学之人，惟当以忠诚为本。岂有在人主之前作一等语，退后又别作一等语者乎？”（《圣祖实录》卷一六三）他告诫那些自称信奉理学的汉大臣说：“大凡人臣事君之道，公而忘私乃为正理，且理学诸书中，亦不过辨别公私二字。事君者果能以公胜私，于治天下何难？若挟其私心，则天下必不能治。”（《圣祖实录》卷二五六）汉人大臣力图以程朱理学影响康熙帝，以维护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康熙帝则以理学为武器，要求汉人臣僚对皇帝无私地忠诚。
　　统治社会程朱理学的社会、政治学说以封建纲常为主要内容。君臣、父子、夫妇称为三纲。不仅把政权家族化，也还把每个家族政权化，在血缘关系上建立起统治与被统治的准则，从而维护整个的社会秩序。康熙帝遵从理学的准则，一再下诏褒扬各地的孝子节妇，标榜“以孝治天下”。一七一三年，康熙帝诏谕大学士宣扬孝弟，说“倘天下皆知孝弟为重，此诚移风易俗之本，礼乐道德之根。”（《圣祖实录》卷二五四）一七一八年，又对臣下说：“朕临御天下垂六十年，仰惟祖宗付托之重，知天子以又安海内为孝。”“夫人皆知孝行之为先，则臣节必砥，此即经学之本也。”（《圣祖实录》卷二七八）皇帝行孝即要统治海内。臣民行孝，即要服从皇帝的统治，在家孝父，在朝忠君。这就是所谓的“以孝治天下”。一七○六年颁布的圣谕十六条（见前）是康熙帝实行理学政治的纲领，也是“教化”臣民的条规。十六条通行晓谕满洲八旗并直隶各省督抚，转行府州县乡村广大居民。每月朔望日，各地村庄都要向村民讲解十六条，以推行“教化”。清朝此后的历代皇帝，奉康熙圣谕十六条为祖宗之法，影响极大。
　　宋代理学至朱熹而渐完备，宋理宗时始被尊为官方学说，但南宋不久即告灭亡。元仁宗、文宗曾先后提倡理学，举行科举考试，表彰孝子节妇。但元朝的统治随即衰落，理学并未能在政治思想上占据统治地位。明初再度倡行理学，万历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的兴起，理学在社会上已不再能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言行。康熙帝倡行理学用以指导政治，并在社会上大力宣扬，深入到各地农村。理学的伦常说教，经康熙帝提倡而普及于全国，影响是深远的。　　
二、西学的传入与传教士的禁逐
　　康熙帝自即位以来，不仅随汉人儒臣学习儒家经书，也还从西方传教士学习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知识。这在历代皇帝中是极为罕见的。但是，西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又不能不和理学的倡用形成严重的矛盾。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等来到中国，带来西方著述和工艺品。利玛窦留居北京，曾得到明神宗的赏识。据统计，明万历至清顺治时，翻译出版的西方宗教和科学技术书籍，多达一百五十余种。晚明士大夫研习西学，一时成为风气。明礼部侍郎徐光启与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等依西法改订历法，编成《祟祯历书》，未及颁行而明朝复亡。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年）五月，汤若望上书多尔衮，请用新历，称天主教“以劝人忠君孝亲贞廉守法为务。”次年清朝正式废明大统历，改用汤若望等编制的时宪历。汤若望得到清廷的信用，一六五三年为通政使，加号“通玄教师”。江南徽州官生杨光先自称“素以理学自信”、著《辟邪论》，又上“正国体疏”，指责天主教是“无父无君”、“五伦俱废”的邪教，西洋之学是“左道之学”，并控告汤若望“暗窃正朔，惑众谋反。”顺治帝不予审理。一六六四年（康熙三年），杨光先再次上疏，指控汤若望“邀结天下人心，叛形已成”。辅政大臣逮汤若望入狱，废时宪历，复用明大统历。次年，命杨光先为钦天监正，杨的好友吴明烜为监副。杨光先又著书，题为《不得已》，攻击西学，称“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汤若望出狱后病死。
　　康熙帝亲政后，康熙六年（一六六八年）十二月，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上疏，指责吴明烜所制康熙八年历种种差误。康熙帝传谕：“历法关系重大”，“应以合天象为主。”命大臣图海、李霨、索额图、明珠等二十八人同住观象台测验。一六六九年二月，在观象台观测星象测量日影以校定历法。杨光先托放不行，由吴明烜 与南怀仁应对。观测结果，“南怀仁所言逐款皆符，吴明恒所言逐款皆错。”（《圣祖实录》卷二八）康熙帝决定复用时宪历，任南怀仁为钦天监副（一六七三年升为监正）。杨光先从宽免死。
　　历法的考辨促使年轻的康熙帝发愤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他后来自称：“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庭训格言》）康熙帝在经筵学习儒学的同时，延聘南怀仁和葡萄牙人徐日升，意大利人闵完我等轮番进讲自然科学。每天约二、三小时，先后持续十余年之久。据说，他曾先后学习天文、数学、地理、医药、音乐、绘画以及欧洲哲学、拉丁语文等知识，都能粗通大意。南怀仁在一六七四年制成大型天文仪器，置于观象台，被授任太常寺卿。
　　康熙帝对西方天主教传教士日益信用，南怀仁请求罗马教廷增派传教士来华。一六八七年，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等五人来到北京。一六九○年，清朝派出使团去尼布楚与俄国举行谈判。张诚、徐日升等曾被任为使团译员，在谈判中奔走于双方之间。西方传教士进而参予了清朝的外交活动。一六九三年，白晋受命为清朝皇帝的钦差，去欧洲延聘人才。一六九八年白晋返回北京，随同前来者有巴多明等十余人。
　　西方传教士得到清朝皇帝的信用，天主教也随之在清朝各地日益广泛的传播。一六六九年任用南怀仁时，原曾晓谕直隶各省禁止立堂入教。但事实上各地天主教势力在不断发展。一六九一年，浙江巡抚张鹏翮曾重申康熙八年上谕，禁止浙江各地传习天主教。传教士通过信教的大臣佟国纲等向康熙帝请求弛禁。一六九二年，康熙帝传谕“各处天主堂仍照旧存国。凡进香供奉之人，不必禁止。”（《奉教正褒》）康熙帝取消禁令，天主教迅速发展，遍及十五省。据一七一○年统计，全国教徒多达三十余万人。
　　天主教的教义和理学的伦常说教尖锐对立。明末，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传教，援引天主教义傅会理学的伦常，允许教徒祭天、祭祖和祭孔。利玛窦身着中国儒士冠服，被称为“西儒”。清初，汤若望、南怀仁、白晋等传教也都遵从利玛窦的方式，称为“利玛窦规矩”。一六九二年弛禁后，天主教势力日益强大。以西班牙传教士为主的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的多明我会，联合圣方济会，坚持宣传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唯一主宰，攻击耶稣会允许中国教徒祭天、祭祖、祭孔，是对教义的背弃。双方都上书罗马教皇，相互指责，被称为“礼仪之争”。一七○四年，新任教皇克罗门十世决断：中国教徒祭天、祭祖、祭孔，实属异端，应予禁止。铎罗携带禁止异端的谕令前来中国。康熙帝传谕：“慎无扰乱中国”；来华的西人必须“谨守法度”，劝铎罗返回。铎罗行抵南京，竟然擅自公布教皇谕令，要求传教士和中国教徒“一体遵照勿违”。康熙帝怒其抗旨，将铎罗押送澳门。
　　教皇的禁令也自然要在汉人臣僚中引起强烈的反应。一七○六年，康熙帝对理学名臣李光地、熊赐履等说：“汝等知西洋人渐渐作怪乎？将孔夫子亦骂了。予所以好待他者，不过是用其技艺耳。历算之学果然好。你们通是读书人，见外面地方官与知道理者，可俱道朕意。”（《榕村语录续集》卷六）次年三月，康熙帝断然传谕各国传教士：“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康熙帝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康熙时期，欧洲各国已先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向外殖民。各国传教士来华，以传教为主要任务，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只是辅助的手段，同时也不能不在政治上为本国政府的殖民利益服务。康熙帝企图使传教士服膺于理学的封建伦常，而单纯地“用其技艺”，这当然不能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与教廷发生严重的冲突。一七一八年，罗马教皇克罗门十一世正式公布了禁止异端的禁令。一七二二年，罗马教廷派遣教士嘉乐携带“禁约”来中国见康熙帝。“禁约”规定，在中国之西洋人和中国天主教徒，不许用“天”字，不许祭孔子、祭祖宗，不许依中国规矩留牌位在家，如不遵守，依天主教规处罚。康熙帝接见嘉乐，驳斥说：“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只可禁得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王所可禁也。”并明确宣布此后禁止天主教在中国流行，传教之人除会技艺之人留用外，其余均回西洋。嘉乐被斥离去。康熙帝随令广东等地禁止天主教。传教士陆续离华返国。理学战胜天主教，更加巩固了其思想统治的地位。
（三）吏治败坏与人民的反抗
一、吏治的败坏
　　康熙帝提倡理学，标榜仁政，对官吏的贪风由宽容演为妥协，吏治日益败坏。
　　康熙帝曾公然提出，廉吏并非一文不取，火耗取一分即是好官，实际上是公开准许官吏加派火耗营私。所谓“火耗”即税户向官府交纳税银，额外加成，归州县官吏私有，并向上司馈送。加火耗既属合法，其他各种名目的加派也层出不穷。一六八四年山西地方加派的火耗，一两即加至三、四钱（《圣祖实录》卷一二二）。一六九七年，御史荆元实奏报说：“盖言州县居官一月不派费，则不能安其位，犹之京官赁房一月不出租，则不能安其居也”。（《皇清奏议》卷二十三）一七○一年，御史李发甲详细地陈奏说：“一官入省，省费有派，夫马有派，贽见有派，中伙长随跟役有派。上官一饭，封赍四两、六两不等。上官一席，封赏十二至二十四两不等。而又捏为公务，押令某府州县捐银若干，或百金或三、四百金，或一、二千金。又且上官之父母生辰有公祝之礼，生子生孙有三朝满月之礼。至于平日之生辰礼节，定为常规，无足论矣。”“每岁民间正项钱粮一两，有派至三两、四两、五、六两以至十两”，“而于朝廷正供之外，辄加至三倍、四倍、五、六倍，以至十倍不止。”（《皇清奏议》卷二十三）大官对小官，小官对小民，层层刻剥，最后都加到广大农民的身上。一七○二年，湖南巡抚赵申乔奏报湖南地方情形说：“计每岁科派有较正供额赋增至数倍者”，“百姓穷蹙不支，多致流离转徙”（《圣祖实录》卷二一一）。
　　康熙帝晚年实行宽政，甚至对于证据确凿的重大贪污案件，也任意宽纵，与早期严惩贪污，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七一○年，御史参劾户部堂官希福纳等侵贪户部内仓银六十四万余两，参予贪污的官吏多达一百数十人。康熙帝说“朕反复思之，终夜不寐，若将伊等审问，获罪之人甚多矣”（《圣祖实录》卷二四二）。经九卿复议，只将希福纳革职，其余官员勒限赔完，免其议处。次年三月，康熙帝对大学士等大臣说，“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夫官之清廉，只可论其大者。今张鹏翮居官甚清，在山东充州为官时，亦曾受人规例。张伯行居官亦清，但其刻书甚多。刻一部书，非千金不得，此皆从何处来者？此等处亦不必究。两淮盐差官员送人礼物，朕非不知，亦不追求”（《圣祖实录》卷二四五）。
　　康熙帝宽纵官吏贪剥，虽然得以使各级官员上下相安，与广大人民间的矛盾，却日益激化了。　　
二、人民的反抗
　　清朝在大规模战争过后，封建经济逐渐恢复，农民群众遭受地主阶级的压榨也日益深重，出现大批的破产流民。官吏的肆意加派，更使广大农民饥寒交迫，不断举行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
　　杭州反加派斗争��一七○七年六月间，浙江巡抚加派公费，下属州县，拟每亩加三。这年又值大旱，歉收，百姓数千人到巡抚门前抗议，督抚被迫出告示安民（《文献丛编·王鸿绪密缮小折》）。十一月间，太仓州北门外永乐庵地方，有大批群众，头裹红布，竖立旗帜聚集。官兵出动镇压，群众散走（《李煦奏折》）。
　　江浙抢米斗争��杭州的斗争，影响到江浙两省。一七○八年，户部尚书王鸿绪奏报江浙情形说：“近因官法废弛，又有不轨之徒在内煽惑，遂有市井奸民，倡率饥民吵闹官府，打劫富家，一呼而集遂致数百人，官府一时无法”。江宁因祟卖官米刻剥居民，群众聚集抢米铺三四十家。王鸿绪说：“其余江浙之各府州县在在有之。至各府州县之村镇奸民，聚众以米贵为名，抄抢富家者，尤不可胜数。”（《文献丛编·王鸿绪密缮小折》）。
　　泉州抢米斗争��一七一一年时，福建泉州府永春、德化两县联界地带贫民以陈五显等四人为首，聚集至二千余人抢夺富户米粮，抗拒官兵。陈五显等在各处张示揭帖说：屡次捐免钱粮，地方官员不曾施及百性，“故我等穷民窘于衣食，不得已而为此。若各处富户不将屯积米石祟卖，我等必抢夺。”康熙帝得报，也不能不承认：“伊等原非盗贼，因年岁歉收乏食，不得已行之耳”（《圣祖实录》卷二四六）。官兵大举出动，对抢米的贫民残酷镇压，斩杀八十余名，逮捕一百四十五名。负伤逃走者甚众。
　　零都抗租赋斗争��一七一三年，江西零都县佃户丘兰秀、陈万余、丁介卿等率众要求“除赋捐租”，围攻地主赵唐伯的田庄。当地广东人马天祥等在各处响应，聚众千人。地主赵唐伯向县衙报告。官兵逮捕四十余人入狱监禁。陈万余等率众据守禾丰。十一月间，官兵前来镇压，陈万余率众作战，失败被擒，被斩首牺牲。次年，官府又将狱中三十余人处死。
　　兴国抗租斗争��一七一三年时，江西兴国县也暴发了佃户抗租的斗争。兴国县衣锦乡佃户李鼎三率领当地佃户和闽、广迁来的农民，共约数千人，向县官要求“田骨田皮许退不许批”，并勒石为例（同治《兴国县志》）。斗争获得胜利，反抗的佃户即组织“会馆”，进行长期的抗租斗争。每年秋收，倡议“七收、八收”，即将二成或三成交租。田主如按原来高额收租，佃户即聚集起来，夺回多收地租收入会馆。当地农民以“会馆”为斗争的组织和基地，坚持抗租达十三年之久。至雍正时才被官府勒令将会馆焚拆。
　　宜阳反加派斗争��一七一六年，河南宜阳县的农民群众进行了反加派的斗争。河南巡抚李锡传令八府所属州县加派田赋，每亩地私派银四厘，又借故科派马捐。群众二千余人在亢珽等率领下起而反抗，将宜阳知县擒捕。官兵前来镇压，抢回知县。亢珽等声言：“皇上因李锡居官甚劣，已取进京。若李锡伏诛，我等情愿引颈受刑。”康熙帝谕：“李锡居官固属不堪，但此贼不尽拿获，断乎不可。”即派刑部尚书等乘驿急往当地，“严加查获详审，一面于彼处正法，一面奏闻。”（《圣祖实录》卷二七三）亢珽抗拒官兵失败，自缢死。其他领导者十五人被清朝处斩，十五人处绞。二十四人流放到三姓等地做奴隶。
　　无锡人民斗争��康熙末年（具体年代不详），江苏无锡县人民因县令李牧残酷成性，草菅人命，村民数百人啸聚山中反抗。村民刘三公布李牧残酷杀人数十事。李牧派捕役下乡擒拿，刘三率兵抵抗，逃匿后被捕。黄印《锡金识小录》记载说：“刘自知必死，讯时辞色侃侃，历数其恶（指李牧）。备受极刑，终不委靡乞哀，下于狱，瘐死狱中。”
　　如上所举，一七○七年以来，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虽然这些斗争都还限于局部地区，规模也很小，但它不断地冲击着清朝的统治，显示着康熙末年社会矛盾在日趋激化。　　
三、禁矿与禁海
　　康熙帝面对着各地农民的斗争，同时注意到对游民、手工业者的防范。一七一二年，告谕臣下说：“朕前谕各省督抚，查拿越省游行者，另有深意。盖调奸恶之徒，有为僧道而行者，亦有为市药卖卦而行者。……明代李自成即其验也。不予为之计可乎？”（《圣祖实录》卷二五○）一七一四年，京师城内的游民即达数十万人。康熙帝认为：这些人原来都是来京师贸易佣工者，因贸易无资，“栖泊京师，入于匪类者甚多。”（《康熙起居注》）京师如此，各省区更为严重。
　　明末矿工和沿海工商游民曾不断举行反官府的斗争。康熙帝以“安民防乱”为名，一再实行“禁矿”、“禁海”，以防止手工业工人、海上商贩和各类游民的反抗。
　　禁矿��矿业的开采是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必要的条件。康熙帝亲政初年，曾开放矿禁，工商业因而得到发展。一七○四年，康熙帝传谕：“开矿事情，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俱著不准行。”（雍正《会典》卷五十三）这还只是不准再开新矿，已有之矿业尚未禁止。所谓“无益于地方”即不利于统治。次年，御史景月畛上疏请禁闭广东海阳县矿，说是“聚众几至十余万，强梁争兢，时时有之。”（《圣祖实录》卷二二一）广东巡抚随即上疏，说广东商民何锡已开矿六十四处，在厂之人约二万有余，请予封禁，得到康熙帝的允准。何锡在商民中，开矿规模最大，因而首遭封禁。由此开始了对各地矿厂的封禁。
　　一六一三年，四川提督奏称：“蜀省一碗水地方聚集万人开矿，随逐随聚。”康熙帝命大学士与九卿会议矿事。议复后决定：（一）除云南督抚雇本地人开矿和皇商王纲明等在湖广、山西雇本地人开矿以外，其他各省未经开采之矿，仍行禁止。（二）本地贫民已开采的小矿，姑免禁止。由地方官查明姓名造册。（三）外省人不许开采，并严禁本处豪强富户设厂。这几项规定，即不准开新矿、开大矿，不准外省人游移，只许当地贫民小规模开采。但在实行中，逐渐扩大封禁范围，陆续停止整个地区的矿采。在此以前，一七一一年时已封禁湖南铅矿。此后，一七一四年，停止郴州银矿和河南全省的矿采。一七一五年，严行封禁广州所属矿场。一七一八年又停止四川全省各厂。事实上，广东、四川和河南的矿采，已全遭封禁。
　　云南的矿业，尤其是铜矿的开采，自元代已称发达。历代相传，清初仍是全国最发达的矿业。一七○五年，云南总督贝和诺，废除原来由商民开矿，官府抽税二分，余铜听民自售的旧制，改为官收余铜，不准私卖。商民矿业受到打击，日渐衰落。一七一○年，云南徵江府属路南州之开太厂、羊脚迹厂被封禁。一七一五年，云南官员请求准开银矿。康熙帝与大学士等论议。李光地奏对：“今议开矿以苏民困，清著令禁止。土 著贫民无产业职事者，许人持一铫而越境者有诛，则奸民不致聚徒山泽以生事端矣。”（方苞：《安溪李相逸事》）康熙帝采此议，以防民变。李光地记述说，“盖明季矿徒之祸，上所素念故也。于是特旨不准行。”（《李光地年谱》）一七一九年又封禁云南运一厂、狮子厂、华祝箐厂。云南境内其他厂矿，也半开半闭，矿采日益萧条。云南铜矿年产曾达四百万斤，课税八万余两。康熙末年下降到一百万斤，课税仅二万余两。
　　禁海��康熙帝在禁矿之后又在一七一六年实行海禁，对海外贸易规定禁条，严加限制。
　　清朝初年，南明和郑成功家族据东南沿海反抗清朝。清朝统治台湾后，康熙帝实行“开海”，海上贸易逐渐发达，促进了东南各省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使清朝增加了关税收入。直到一七○八年，都察院以江浙米外运过多致使米价腾贵为由，请禁商船出洋，康熙帝仍不允准。一七一一年，康熙帝又驳回了吏部因海上发生盗劫案请禁海上贸易的奏疏。一七一六年，康熙帝之所以要禁止南洋贸易和限制出海，主要是由于防范东南沿海人民与海外联系，据地抗清。康熙帝在实行海禁前，曾说：“朕访问海外有吕宋、噶刺巴两处地方，噶刺巴乃红毛国泊船之所，吕宋乃西洋泊船之所，彼处藏匿盗贼甚多。内地之民希图获利，往往于船上载米带去，并卖船而回。甚至有留在彼处之人，不可不像为措置也。”又说“海外有吕宋、噶刺巴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台湾之人时与吕宋地方人互相往来，亦须豫为措置。”（《圣祖实录》卷二七○）江苏巡抚张伯行奏请禁海，兵部与广东、闽浙官员拟定禁海办法，奏准实行。主要是：（一）吕宋、噶刺巴等处，不许商船前往贸易。东洋（日本）贸易照旧。（二）严禁出卖船只到海外。违者，知情同去之人皆立斩。禁止贩卖粮食出口。出洋船只，每日每人只准带食米一升、余米一升。如果超额，严拿治罪。（三）限制百姓外出谋生，禁止留居海外。有人留在外国，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月。留下之人，行文国外，解回立斩。
　　一七一六年实行海禁后，极大地限制了海外贸易和沿海各省工商业的发展。对日本贸易，虽未做新的规定，但日本这时已实行“锁国”政策，限制中国去日商船，由每年八十艘减为三十艘，并规定了贸易限额和多种限制手续。中日贸易因而大减。东南亚诸地，自晚明至清初，沿海各省大批居民前往留住垦荒或经营工商。海上来往频繁。一七一六年禁海后，海上一片荒凉。西方国家的贸易商船，清朝“听其自来，不许往贩。”每年来华商船不过几艘，影响远不能与东南亚相比。
　　康熙帝禁海，旨在防范沿海人民反抗，但实行的结果却又增加了沿海人民生计的困难，激化了矛盾，广东普宁知县蓝鼎元著《论南洋事宜书》，论述闽广形势说，“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内地贱菲无足轻重之物，载至番境皆同珍贝，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黹，皆于洋船行销。岁收诸岛银钱货物，百十万人我中土，所关为不细矣。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既禁之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又说：“一船之敝，废中入数百家之产，其惨目伤心，可胜道邪？沿海居民萧索岑寂，穷困不聊之状，皆因海禁。”他最后认为：“今禁南海，有害无利，但能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鹿州初集》卷三）海禁之后，沿海工商被迫失业。蓝鼎元的记述，大体上是符合实情的。　　
四、台湾农民起义
　　台湾远在海疆，清朝设府统治，官吏的贪污刻剥，较陆上更加横暴。康熙帝实行禁海后，为防范台湾人民与吕宋往来，统治极为严厉。一七二一年，台湾农民在朱一贵等领导下，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一七二一年春，台湾知府王珍在凤山县征收粮税，肆意刻剥，并逮捕入山伐竹的农民二三百人进行勒索。出钱者释放，不出钱者重责四十大板，驱逐过海，赶回原籍。王珍又监禁因地震过后唱戏谢神的百姓四十多人，指为“无故拜把”治罪。台湾农民群情激愤，起义爆发了。
　　四月十九日，农民朱一贵、黄殿、李勇、吴外等五十二人在罗汉山焚表结拜，发动武装起义。朱一贵原是福建漳州长泰人，一七一三年来到台湾。曾充当辕役，被革，以券鸭为生。康熙时期，东南地区民间一直流传着明室后裔朱三太子的传说。康熙帝禁海，民间流传南洋有所谓“前明苗裔”也是原因之一。台湾起义者适应民间的传闻，称朱一贵为明朝皇室后人，推为领袖。起义群众聚集一千余人，以山竹制成尖枪作武器，占据冈山，树立起义大旗，上写“激变良民，大明重兴，大元帅朱。”
　　驻台湾府城的清朝总兵欧阳凯得知起义的消息，急派右营游击周应龙率领清兵四百及新港、目加留湾、萧垅、麻豆四社的高山族兵丁前去镇压。冈山离府城仅三十里，周应龙进兵，第一天走了五里即驻军，第二天走了十五里又止营。起义军夜出，缴获清军鸟枪、藤牌等军械甚多，周应龙隔溪相望，不敢出救。台湾各县人民纷纷起义响应。南路起义军由杜君英领导，在淡水槟榔林招集粤东种地佣工客民数百人起义，与陈福寿、刘国基等商议夺取台湾府库，并派兵百余人与朱一贵等联络。郭国正、翁义在草潭起义；戴穆、江国论在下埤头起义；林曹、林赛、林琏在新园起义；王忠在小琉球起义，都愿与朱一贵、杜君英合作，共同进攻台湾府城。二十六日，朱一贵，杜君英在赤山两路夹攻清军，击毙千总陈元，活捉把总周应遂，周应龙怆惶逃入府城。朱一贵军乘胜追击；杜君英率领陈福寿、刘国基等军进攻凤山县南路营，杀死把总林富。清守备冯定国自杀，参将苗景龙逃匿万丹港渔寮，被起义军搜获处死。清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台湾府城，文武官员各遣家属连夜逃命，纷纷争舟抢渡鹿耳门。
　　二十八日，总兵官欧阳凯、游击刘得紫率兵千余人，台湾协标水师副将许云率兵一千五百人，扎营春牛埔。中夜自相惊扰，镇兵四故，二十九日黎明清军稍集。五月一日，朱一贵率领数万起义军来攻。刘得紫领兵在中路口堵截；欧阳凯、许云率兵在春牛埔迎击。朱一贵、杜君英合兵奋力冲杀，清军把总杨泰为内应，刺欧阳凯坠马。起义军杀欧阳凯，击毙副将许云、游击游崇功，生擒游击刘得紫、守备张成。台协水师中营游击张彦贤，左营游击王鼎等率领残兵败卒，逃往澎湖；右营游击周应龙等附商船逃归内陆；台厦道梁文宣、知府王珍、同知王礼等尽驱港年商船渔艇出鹿耳门渡海。朱一贵率领起义军占领台湾府城，开府库，取金银。又开红毛楼（即荷兰人所筑之赤嵌楼），获得贮存的原属郑成功的军器，火药、大炮、刀枪、弹药无数。义军北路赖池、张岳、郑维晃、赖元改等也攻陷了诸罗，击杀北路营参将罗万仓。旬日之间，便摧毁了清朝在台湾的统治，取得了重大胜利。
　　五月三日，起义军拥戴朱一贵称中兴王，建元水和，布告中外，申述反清复明的宗旨，号召全国人民推翻清朝。起义军建立官职，有国师、太师、国公、将军等称号。派骁将郑定瑞、苏天威领兵三千，镇守鹿耳门。
　　从台湾逃出的清朝文武官员，五月二，三日麇集澎湖。澎湖协标将弁，不知所措，家属杂沓登舟，将渡厦门，被守备林亮制止。清水师提督施世骠见到逃往厦门的船只，才知道台湾爆发了农民起义，急忙调乒渡海。浙闽总督满保也赶到厦门，调南澳镇总兵蓝廷珍率领水陆军镇压台湾起义军。先后调遣到台湾的清兵共有一万二千多人，大小船只六百余艘，舵工水手六千余名。
　　清朝调兵反攻之际，起义军内部已发生分裂。朱一贵军纪严明，禁止淫掠。国公戴穆强娶民间妇女，被朱一贵处死。太师洪阵私卖起义军信札，被朱一贵正法。杜君英原要立自己的儿子社会三为王，遭到反对。杜军不服从命令，掳掠妇女财物。被掳人口中有国公吴外的戚属，吴外请求释放，杜君英不理。朱一贵派杨来、林琏去劝他放回，柱君英将杨来、林琏捆绑。朱一贵与国公李勇、郭国正等整兵讨伐杜君英。杜君英战败，挟持数万人北走虎尾溪，至猫儿干屯札。起义军战士分裂成两支，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机会。
　　清淡水营守备陈策，率淡水侯观德、李直三等地主武装，乘隙袭击朱一贵。诸罗县地主陈徽也率兵攻陷县治。陈策派人赴澎、厦请求援兵，满保、施世骠先后发兵一千七百人往援。各地地主武装更加猖狂镇压农民起义军。
　　六月十三日，施世骠等从澎湖出发，十六日抵鹿耳门外。起义军一支由苏天威率领据守险要，发炮抵抗，战斗十分激烈。清军入鹿耳门，起义军退守安平镇，被清军攻陷。朱一贵派杨来、颜子京、张阿山、翁飞虎率八千义军反攻安平。十九日又派李勇、吴外等率数万人再攻安乎，遭到清军夹击。义军丧失了主动地位，退保府治，沿岸列炮固守。
　　六月二十日夜，西港仔地主带领清守备林亮官兵一千三百名，在西港仔登岸。二十一日晚，清南澳总兵蓝廷珍自率水师五千五百余人到西港仔与林亮等会合。次日分兵八路，向起义军进攻。黄殿率领起义军迎敌，遭到伏击。起义军当夜袭击清营，又中埋伏，受到了严重挫折。
　　六月二十三日，蓝廷珍进至骂松溪，直逼府城。朱一贵率数万义军退走，清兵分为南北二路追击。被起义军俘虏的游击刘得紫乘隙逃走，组织地主武装，向起义军进攻。陈策也率地主武装与清兵会合。朱一贵率领千余人退至沟尾庄。庄主杨石、杨旭、杨雄等已接受蓝廷珍给与的守备、千总衔札，合谋诱捕朱一贵。闰六月初五日夜，杨旭齐集六庄的丁壮，以守护为名，将义军所携火炮用水灌湿，夜半大举攻击。起义军从梦中惊醒，仓促反抗。朱一贵被杨旭的伏兵擒捉，吴外、陈印等突围。蓝廷珍审讯朱一贵，他昂然屹立，辱骂敌人，腿骨被打断仍英勇不屈。后被押解到北京处死。杜君英父子被兰廷珍招降，随后也被解送北京处死。
　　朱一贵被捕后，起义军余部仍在王忠等领导下坚持斗争，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四月上忠在凤山境内被俘，起义军全部失败。
（四）太子的废立与诸王纷争
　　自一七○八年九月太子胤礽被废至康熙帝病死的十多年间，围绕着太子的废立形成长期的纷争。　　
一、胤禩谋立的失败　
　　康熙帝废胤礽后，未立新储。诸皇子及党附诸臣密谋争立。
　　康熙帝共有三十五子，其中十五子早殇，一子出继，实有十九子。长子胤禔系惠妃纳喇氏所生，故不得立为太子。二子胤扔出于康熙帝第一位皇后��大臣索尼之孙女赫舍里后。后生胤礽而卒。三子胤祉封郡王，四子胤禛、五子胤祺、七子胤祐、八子胤禩均封贝勒（六子胤祚早卒）。诸子各自结交权臣，招纳门客，植党互斗。胤禔不得立而心忌胤礽，康熙帝曾说他“党羽甚多”，“闻各处俱有大阿哥之人”（《圣祖实录》卷二三七）。胤禔并蓄养“飞贼”刺客，暗害异己。胤礽废后，胤之下立即向康熙帝陈奏，请立八子胤禩。胤禩为良妃王氏所生，亦不出于正后。胤禩陈奏说：“相面人张明德曾相胤禩必大贵。”并说：“今欲诛胤礽，不必出于皇父之手。”（《圣祖实录》卷二三四）康熙帝大怒，斥他“凶顽愚昧”。皇三子胤祉乘机揭发胤禔曾用喇嘛魔术谋害胤礽。康熙帝将胤禔革爵幽禁，张明德等凌迟处死。康熙帝传谕：“如有人誉胤禩，必杀无赦。”胤禩被革去贝勒，为闲散宗室。　　
二、胤礽的再立
　　康熙帝废胤礽时，曾说他“似有鬼物凭之者”。胤禔魇咒事揭发后，康熙帝曾召胤礽入见，释禁居宫。说：“今胤礽之疾，渐已清爽，亦自知其罪”，并说胤礽以前的悖乱行事，俱由于索额图父子（《圣祖实录》卷二三五）。一七○八年十一月，康熙帝命满汉大臣议立太子事。左副都御史劳之辨等，见康熙帝已释胤礽，希图迎合康熙帝的意旨，密奏复立胤礽为太子，说“乞速涣新纶，收回成诏，敕部择吉早正东宫”。康熙帝见奏，不悦，斥劳之辨行为好诡，革职回籍。拥胤禩的满汉大臣又乘机推举胤禩。满大臣阿灵阿（遏必隆之子）、鄂伦岱（佟国纲之子）、揆叙（明珠之子）等贵族及汉人尚书王鸿绪等私下计议，举胤禩。奏称：“皇上办事精明，天下无人不知晓，断无错误之处”，已废太子决不可改易，请立胤禩为太子。康熙帝不允，说胤禩“未尝更事，近又罹罪，且其母家亦甚微贱”（《圣祖实录》卷二三五）。
　　康熙四十八年（一七○九年）正月，康熙帝决意复立太子胤礽，因而又怀疑推举胤禩的大臣，有人操纵，传谕追查，说：“此事必舅舅佟国维，大学士马齐以当举胤禩默喻于众，众乃畏惧伊等，依阿立议耳。”（《圣祖实录》卷二三六）佟国维是康熙帝生母孝康章皇后之弟，又是康熙帝第三位皇后佟佳氏之父，故称为舅舅。佟佳后己死，无子。佟国维原属汉军旗，康熙初改隶满洲镶黄旗，曾仕内大臣、议政大臣。一七○四年以年老致仕。康熙帝予以宽免，不加深责，要他以后“不于诸王阿哥中结为党羽”，“不有所依附而陷害其余”（《圣祖实录》卷二三六）。随后，将大学士马齐（满洲镶黄旗人）拘禁追究。
　　一七○九年三月，康熙帝举行立太子的大典，宣告复立胤礽为太子。康熙帝同时也对其他皇子加封晋爵，以图稳定局势，八子胤禩已在胤礽被释后即恢复了贝勒爵位，三子胤祉、四子胤禛、五子胤祺这时都由郡工晋封为亲王。七子胤祐由贝勒晋封郡王。十子胤封郡王。九予胤禟、十二予胤祹、十四子胤禵封贝子。
　　太子胤礽复位，诸皇子晋封，上距一七○八年九月废太子，前后不满半年。在这半年中，诸王大臣多陷入诸子纷争之中，康熙帝反复失措，朝廷更加动荡。朝鲜使臣闵镇厚向朝鲜肃宗报告说：“胡人持皇帝阴事告外人无所隐。如乍废太子，旋复其位；殴曳马齐，仍官其子。处事已极颠倒”（朝鲜《李朝肃宗实录》三）。　　
三、胤礽再废与纷争再起
　　康熙帝复立太子胤礽，多方扶植，作继承皇位的准备。康熙帝曾说：“伊（指胤礽）所奏欲责之人，朕无不责。欲处之人，朕无不处。欲逐之人，朕无不逐。惟所奏欲诛之人，朕不曾诛。”“凡事如所欲，以感悦其心，冀其迁善也。”（《圣祖实录》卷二五一）康熙帝去热河行宫或到江南塞北巡视，太子胤礽即留居京师。一些满汉大臣见太子胤礽继承皇位的大势已定，便纷纷依附到太子周围。胤礽也结纳臣僚门客，四处索取货贿和美女，骄纵日甚。
　　一七一一年夏，康熙帝去热河行宫（避暑山庄）。得密告，太子胤礽处有满大臣多人聚饮，结为朋党。康熙帝严查此事。十月间回京，即锁拿都统鄂缮、兵部尚书耿额、刑部尚书齐世武、副都统悟礼等多人，斥责为依皇太子结党。并指斥耿额乃索额图之家奴，依太子结党是要为索额图复仇。康熙帝将此案交宗人府审理，并与贪污受贿案一并追查。审讯长达七个月之久，牵连臣僚多人。一七一二年四月定案，耿额、齐世武、託合齐等以受贿罪绞死。其他官员分别议处。康熙帝说“此等事俱因太子胤礽所致”，说他“不仁不孝，难于掩盖。徒以言语货财，买嘱此等贪浊馅媚之人潜通信息，尤属无耻之甚矣。”定案后，康熙帝随即奉皇太后去热河避暑，命太子胤礽随行。刑部在京结案行刑。九月底，康熙帝返京，即传谕诸皇子拘执胤礽。十月，将胤礽“废黜禁锢。”（《圣祖实录》卷二五一）
　　太子胤礽自再立至再废，不满三年，此时已年近四十。康熙帝决意再废太子，显然是在怀疑太子党形成，将会谋夺皇位。康熙帝传谕说：“今之人善者少而恶者多。胤礽秉性凶残，与恶劣小人结党。胤礽因朕为父，虽无异心，但小人辈惧日后被诛，倘于朕躬有不测之事，则关系朕一世声名。”（《圣祖实录》卷二五一）康熙帝认定臣下善者少恶者多，对太子和臣僚疑虑重重。朝中臣僚也在太子废立之争中进退维谷，朝夕惴惴，至有“两处总是一死”的流言。朝鲜使者向本国报告说。“皇帝心甚不快，频有乖常之事，大小臣僚如在针毡。”（朝鲜《李朝肃宗实录》三）。
　　康熙帝对太子胤礽，两立两废。废后又希冀再立。一七一三年，户部尚书赵申乔疏请再立太子，康熙帝不准。一七一五年，拘禁中的胤礽借治病的机会，以矾水写密信给宗室普奇，要普奇保举他为大将军，亲信数人为将军，托太医传递。事被揭发，康熙帝将普奇治罪。一七一七年，汉人大学士王淡、御史陈嘉猷等相继上疏，请复立胤礽。康熙帝怒加申斥，指为“植党希荣”，充军西北（王掞以子奕清代戍）。一七一八年翰林院检讨朱天保（满人）奏称“储位重大，未可移置如棋”，力言胤礽仁孝，请复立为太子。床熙帝斥责说：“尔云二阿哥仁孝，尔何由知之？”竟将朱天保处斩。朱天保父朱都纳，曾任兵部尚书，年老致仕，因助天保上奏，也被枷示幽禁。朱都纳婿戴保也因参预此事，被处死。
　　八皇子胤禩原来谋立不成。胤礽被废后，胤禩又谋继立，被康熙帝察觉。一七一四年十一月，康熙帝出巡塞外，驻跸遥亭。胤禩往祭亡母，遣太监赴遥亭向康熙帝请安。康熙帝大怒，指为“藐视朕躬”，在帷帐前将所遣太监夹讯，追查胤禩党羽事。随即传谕诸皇子，指斥胤禩原曾谋杀胤礽，并说：“胤禩仍望遂其初念，与乱臣贼子等结成党羽，密行险奸，谓朕年已老迈，岁月无多，及至不讳，伊曾为人所保，谁敢争执，遂自谓可保无虞矣。”‘朕恐后日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仰赖其恩，为之兴兵构难，逼朕逊位而立胤禩者。”（《圣祖实录》卷二六一）康熙帝时刻担心皇子发动政变，指胤禩为“大奸大邪”，严加监视。
　　十四皇子胤禵在一七一八年受命为抚远大将军。进讨准噶尔部。出师前，康熙帝亲自授印，并命用正黄旗纛。朝中因而传言，允禵已“默承储眷”。皇位继承迁延未决，朝臣议论纷坛。　　
四、胤禛继位
　　在皇子争夺储位的斗争中，图谋继立的皇四子胤禛在康熙帝面前亟表恭顺，不露形迹，暗中结纳朝臣，多方活动。
　　胤禛母乌雅氏，护军参领威武之女，并非出身显贵，在妃嫔中地位低微。一六七八年十月生胤禛，次年，始为德嫔，一六八一年进为德妃。一六九八年，胤禛二十一岁，封贝勒。一七○八年十月，康熙帝向诸王大臣论及诸皇子优劣，说：“惟四阿哥，朕亲抚育，幼年时微觉喜怒不定，至其能体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可谓诚孝。”胤禛随即上奏，称“顷者复降褒纶，实切感愧。”并说“喜怒不定四字，关系臣之生平”，请求谕旨内“恩免记载”。康熙帝再传谕，说是“偶然谕及，无非益加勉励之意。此语不必记载。”十一月，康熙帝已决意复立胤礽，传谕诸皇子及诸王大臣说：“前拘禁胤礽时，并无一人为之陈奏。惟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在朕前为胤礽保奏。似此居心行事，洵是伟人。”胤禛知胤礽废立不定，急忙陈奏否认，说：“臣奉皇父谕旨，谓臣屡为皇太子胤礽保奏，臣实无其事。皇父褒嘉之旨，臣不放仰承”（《圣祖实录》卷二三五）。次年春，康熙帝复立胤礽为太子，并加封诸皇子，胤禛晋封为雍亲王。
　　胤禛为雍亲王时，已年逾三十。倚信满人戴铎为之谋画。戴铎劝他“戒急用忍”，说“我主子（指胤禛）天性仁孝，皇上前毫无所疵。其诸王阿哥之中，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胤禛不仅招纳门客、结交权臣，也力求与兄弟诸王和睦相处，不露谋位的迹象。一七一三年，康熙帝再次废胤礽后，戴铎写密信给胤禛，说“当此紧要之时，诚不容一刻放松也。
　　否则稍为懈怠，倘有高才捷足者先主子而得之，我主子之才智德学，素俱高人万倍，人之妒念一起，毒念即生，至势难中立之秋，悔无及矣。”（《文献丛编》第三辑）胤禛与戴铎加紧暗中活动。理学名臣李光地在太子废立中超逸避祸。康熙帝几次问他，他只是说建储大事“惟宜听天心独断，臣何敢遽赞一词。”康熙帝再废太子后，更加倚信李光地，说“大臣中每事为我计万世者，惟此一老臣耳。”（《李光地年谱》）一七一六年，李光地告假回福建故乡。康熙帝特召晋京，商议建储大事。戴铎得知消息，急去李光地处密谋立胤禛共享富贵。事后，他向胤禛密报，说，“奴才闻知惊心，特于彼处（指李光地）相探。彼云目下诸王，八王最贤等语。奴才密向彼云：八王柔懦无为，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大人如肯相助，将来富贵共之。彼亦首肯”（《文献丛编》第三辑）。
　　一七一七年十一月，康熙帝召集诸皇子及满汉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人宫，传长篇口谕。康熙帝说他年将七旬，在位已五十余年。“自康熙四十六年大病之后，过伤心神，渐不及往时。”他历叙梁武帝为候景所逼，隋文帝不能预知炀帝之恶以至宋太祖烛影之类的疑案，然后说：“死生常理，朕所不讳。惟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十年以来，朕将所行之事，所存之心。俱书写封固，仍未告竣。立储大事，朕岂忘耶？”最后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圣祖实录》卷二七五）康熙帝在此谕中暗示他已定计立储，告诫皇子诸王大臣勿谋废立，只是并未将继承者言明。
　　一七二二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六十九岁的康熙帝在寝宫病死，死后，宫中传出遗诏，内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圣祖实录》卷三百）雍亲王胤禛（清世宗）奉诏即位，改明年年号为雍正。李光地已在康熙五十七年病死。雍正帝即位后，追封为“太子太傅”。
第五节 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加强
　　雍正帝（世宗）四十五岁即皇帝位，五十八岁病死。前后在位仅十三年。在这十三年中，康熙时期建立起来的封建统治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雍正帝采取一系列的强硬措施力矫康熙帝晚年的种种积弊。积重难返的清朝政局，一时颇有振作的气象。清朝皇帝对臣下的统治，却由此更加严厉和专制。清王朝的赋税制度和某些社会经济制度也在这一时期，有所改革。雍正帝还加强了对西南和西北边疆地区的统治，为乾隆时期兴盛之局奠定了基础。
（一）专制统治的加强和政局的整顿
　　雍正帝在诸皇于的长期争夺中继承皇位，即位后立即采取措施，以稳定局势。（一）雍正帝即位之日，即命胤禩、胤祥与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总理国家事务。臣下启奏和谕旨传出均经四大臣。并晋封胤禩、胤祥为亲王。胤祥原是雍正帝的支持者。胤禩长期谋位，在朝中结党甚众，封任胤禩显然是为了暂时稳定局势，以便进而清除其同党。（二）雍正帝即位之日，即召康熙帝十四子胤禵来京奔丧。胤禔为雍正帝同母弟。自一七一八年受命为抚远大将军，讨准噶尔。一七二一年五月，率师驻甘州，进至吐鲁番。十月，曾奉召回京。次年三月还军。康熙帝病死时，胤禵领重兵在外。雍正帝召胤禵回京守陵。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五月，下谕说：“胤禵无知狂悻，气傲心高，朕望其改悔，以便加恩。今又恐其不能改，不及恩施，特进为郡王（原为贝子），慰我皇批皇太后之心”。胤禵禔被解除兵权，留居京师。（三）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年）十二月，雍正帝依宗人府奏，命兄弟同辈诸王的名字“胤”字均改为“允”，以有别于皇帝名讳。（四）雍正帝为消除康熙以来建储结党的积弊，一七二三年八月宣谕，亲自书写皇位继承人，密封匣内，放在乾清宫正中匾额之后。皇帝死后再取视继立，称为“密封建储”。此后，不再立太于，以消弭朋党。
　　雍正帝皇位稳定后，逐步强化专制统治。　
一诛除允禩党
　　康熙时，允禩谋立结党，允禟（康熙第九子，宜妃所生）、允（康熙第十子，温德贵妃所生）均依附允禩。雍正帝晋封允禩，调回允禵，随命允禟出驻西宁，命允往蒙古祭奠哲布尊丹巴（雍正元年死于京师，灵龛送还喀尔喀），允中途称病不行，还居张家口。一七二四年四月，雍正帝将允革职逮捕，拘禁京师。允禟在西宁，被劾违法买草、踏勘牧地。雍正帝暂予宽免。
　　一七二四年七月，雍正帝自著《朋党论》指责诸王大巨结为朋党，“徒自逆天悖义，以陷于诛绝之罪。“（《世宗实录》卷二十二）十二月，废太子允礽在囚禁中病死。雍正帝兄弟中的政敌主要是允禩一党。一七二五年二月，诏谕诸工大臣，撤销四大臣总理事务，斥责允禩“自委任以来，诸事推倭，无一实心出力之处，无一有裨政治之言，且怀挟私心，遇事簸弄，希冀摇动众志”，“有罪无功，不应议叙。”（《世宗实录》卷二十九）随后，又传谕说：“朕弟兄中如允禔、允禩、允禟、允、允禵等，在皇考时结党妄行，以致皇考圣心忧愤，日夜不宁”。允禔早被拘禁。雍正帝历举允禵、允、允禟等事君不敬事例，说“嗣后大小臣工，若有估恶不悛，暗附其党者，朕必明正其罪，置之重辟，使伊等党援解散，无附会济恶之人”（同上）。随将允禩党首鄂伦岱（佟国纲子）发往奉天。
　　雍正帝派遣都统楚宗捧旨去西宁查处允禟被劾事，允禟拒不奉旨。山西巡抚伊都立又参劾允禟指使护卫殴打生员。一七二五年七月，雍正帝革去允禟贝子封爵，撤除其属下佐领，在西宁幽禁。十一月，因议裁内务府佐领披甲，内务府属下聚众喧闹。雍正帝指允禩为此事的祸首，命领侍卫内大臣与宗人府会审具奏。宗人府议奏：“允稷心怀好恶，其悻逆结党之罪，屡蒙皇上宽免”，“激令内务府人等嚷闹，明系市恩惑众，毫无畏惧，好恶已极”。请革退亲王，撤出属下佐领。雍正帝谕“俱从宽免”（《世宗实录》卷三十八）。不久，又查出允禩曾私毁康熙帝御批事。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正月，雍正帝将当年康熙帝责斥允禩谋害允扔谕旨公开发出，内称“朕与允禩父子之恩绝矣”。雍正帝据此处治允禩，说“今其作为至此，断不可留于宗室之内，以为我朝之玷。”（《世宗实录》卷四十）遂将允禩革去黄带子，即削去皇室宗籍，禁锢高墙。允禟及允禩党苏努、吴尔占等宗室也被削籍离宗。允禩被削去宗籍后，不能再用皇族旧名，三月，改名为阿其那（满语，詈词）。五月，允禟自西宁押至保定监禁，改名塞思黑（满语，詈词）。允、允禵也被监禁。八、九月间，允禩与允禟相继死于狱中。依附允禩的鄂伦岱及内大臣阿尔阿松（遏必隆子）在戍所处死。雍正帝一举消除允禩等诸弟党，击溃了政敌。
　　康熙帝第三子允祉，在雍正帝即位后，受命守护景陵（康熙帝陵）。康熙时拥戴允祉的汉族文士陈梦雷被逮，发遣关外。一七二八年，降封允祉为郡王。一七三○年二月，复为亲王。五月又被夺爵，禁锢于景山永安亭。子弘晟禁宗人府。允祉一系势力也被消除了。　　
二、削弱八旗贵族
　　康熙以来，诸皇子争立，满洲八旗王公贵族分别依附诸皇子，自成势力，形成朋党。雍正帝剪除诸弟，又从制度上削弱八旗贵族，以杜绝祸源。
　　停止诸王兼理旗务��康熙时，曾由皇予诸王数人分管八旗事务，一七二八年十月诏谕说，“向因宗室诸王等闲居无职掌之事，……是以谕令数人管理旗下之事。今观诸王之办旗下事者，与该旗大臣不甚相安。似此，则于诸王无益，而于公事亦未免耽误矣。”雍正帝还在诏谕中指责诸王所办之事有饵错，若照例处分，于心不忍，不若仍令闲居。诏谕规定：“除宗人府外，其余兼掌之处，俱著停止。”（《世宗实录》卷七十四）王公护军归隶营伍��清初定制，上三旗守卫禁廷，下五旗护军各守王公府第。王公所辖旗下每佐领有护军（大巴牙喇）十七名。雍正帝即位后，重申康熙时旧制：“凡上三旗大臣侍卫官员人等，俱不许在诸王门下行走。”（《世宗实录》卷三）一七三○年，将八旗护军均隶禁卫，一律改为禁卫军，王公只留满洲、蒙古佐领下二名亲军（《八旗通志初集》卷六十七）。
　　改革主仆关系��满洲八旗王公对属下人等，仍沿袭奴隶制遗留的主仆关系，存在许多特权。雍正帝即位后，一七二八年七月，即将八旗都统（固山额真，旗主人）改称为固山昂邦（旗长官），改铸印文。这实际上即是取消了八旗王公都统的主人地位。八旗旗主原可对属下审刑治罪。雍正帝定制：“旗分人员，不许擅行治罪，必奏闻交部。”（《八旗通志初集》卷一）又定制：八旗补用王府官职，任使旗下人员，或需用多人供差役事，都必须列名请旨，极大地限制了八旗王公的权力。八旗各派满洲御史二员，稽察八旗一切事务。
　　出旗为民��满洲王公贵族拥有大批的奴仆和壮丁，视如奴隶。一七二四年，雍正诏谕刑部说：“向来八旗官军人等，侍家人过严，微小之失，甚至殴责毙命。奴仆虽贱，彼亦人子”。定议：“其官员违法责打奴仆致 死，及持刃杀死者，分三等，定以罚俸、降革、鞭责。平入犯者，分三等鞭责枷号。至官员平人有致死族中家仆者，各从重拟。八旗官员画一道行。”（《世宗实录》卷二十一）但旗人奴仆违犯教令，家主依法决罚致死及过失杀者，仍照旧例不论罪。可见，这还只是对主奴关系给予更多的限制。
　　皇庄和王庄中，庄头役使壮丁，也与奴仆相似。一七二四年规定：“嗣后如肆行凌虐者，许壮丁即行控告，所告果实，止一二人，则另拨与别处屯庄；至四、五人，即将庄头革退治罪。”（《世宗实录》卷二十）次年规定：八旗家奴，如果主人情愿令其赎身为民，档案可查，以后不得借端控告。一七二七年又规定：八旗继养“民人之子及仆人之于，俱著为民。”（《世宗实录》卷六十四）雍正帝连年颁发的一系列诏谕，使八旗贵族役使的奴仆、庄丁，得以经由各种途径有条件地出为民户。雍正帝旨在限制满洲贵族势力，残余的满洲奴隶制因而更为削弱了。　　
三、镇压满汉大臣与文士
　　雍正帝在位期间也加强了对满汉大臣与文士的控制和镇压。
　　诛年羹尧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迁内阁学士。一七○九年，出任四川巡抚，一七一八年擢任四川总督，一七二一年升任川陕总督，成为镇守一方的大员。雍正帝即位后，召允禵还京师，今年羹尧总理大将军事务。一七二三年；特授抚远大将军，驻师西宁，进兵青海，击败和硕特蒙古（见下节）。次年晋爵一等公。
　　年羹尧主持西北军务多年，战功日著，权势日盛。在西北行营时，任用官员，不经奏请，但咨吏部，谓之“年选”，与当年吴三桂之“西选”并称。一七二四年十月还京陛见，公卿跪接广安门外。但雍正帝因查知他曾与允禟有书信来往，已加疑忌，曾说：“近日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福、擅权势光景，朕若不防微杜渐，此二臣将来必致不能保全。”（《东华录》卷二十六）次年正月，被年羹尧参劾的四川巡抚蔡珽来京，被召见。蔡珽奏被诬陷，并奏年羹尧贪残诸事。三月，雍正帝借故责斥年羹尧，指责他的奏疏，“字画潦草，且将朝乾夕惕，写作夕阳朝乾”，诏谕问罪说：“观此，则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其谬悮之处，断非无心”，将本发还，“令其明白回奏”（《世宗实录》卷三十）。年羹尧曾举荐西安布政使胡期恒，又在西安劾罢驿道金南瑛。胡期恒擢任甘肃巡抚奉召来京。雍正帝说他奏对荒谬，革职。四月间传谕，年羹尧妄举妄劾，不可复任总督，改授杭州将军。年羹尧疏报：“臣不敢久居陕西，亦不敢遽赴浙江，今于仪征（江南省）水陆交通之处候旨”。雍正帝益怒。七月，命革将军职，授闲散章京，速赴杭州效力。年羹尧疏称：“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下 这一个犬马，慢慢的给主子效力”。内阁九卿科道合词劾奏年羹尧“贪婪成性，骄横居心，颠倒官常，草菅民命。”请正典刑。雍正帝因年羹尧在西北立有战功，恐处死后人心不服，命各省将军督抚提镇，“各秉忠心，各抒己见”（《世宗实录》卷三十四）。各省督抚提镇连续劾年羹尧之罪。十月，雍正帝令将年羹尧逮送京师。十二月，议政王大臣等议奏年羹尧与道人“谋为不轨”等罪九十二款。雍正帝诏谕年羹尧在狱中自裁，子年富与宾客邹鲁等处斩。父年遐龄（曾任湖广巡抚，致休，授尚书衔）、兄年希尧（广东巡抚）夺职免死。
　　囚隆科多隆科多是佟国维之子，康熙帝孝懿仁皇后之弟，雍正帝称舅舅。康熙帝病死，隆科多传遗诏雍正帝继位，为雍正帝所倚重，曾任为总理事务大臣，兼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衔。一七二五年，王大臣议年羹尧之罪“罢任留爵”，雍正帝大为恼怒，疑隆科多有意徇庇，削太保衔，以示警告。并诏谕说：“朕御极之初，隆科多、年羹尧皆寄以心膂”，“伊竟有二心，朕予以宠荣，伊幸为邀结，招权纳贿，擅作威福”。“隆科多、年羹尧若不知恐惧，痛改前非，欲如明珠等之故习，则万不能也。殊典不可再邀，覆辙不可屡陷，各宜警惧，无得自干诛灭。”（《东华录》卷二十六）隆科多被撤销总理事务大臣。一七二六年，又因家仆牛伦挟势贪脏，刑部议斩隆科多。雍正帝命斩牛伦，罢隆科多尚书之职，发往阿尔泰料理边务。一七二七年六月，因私藏玉牒，被召回京师。王大臣等议隆科多罪四十一款，当斩。雍正帝免其正法，于畅春园外造屋三极，“永远禁锢”。次年，死于禁所。
　　之士三狱雍正帝处治年羹尧、隆科多案，涉及曾经依附于他们的一些汉人文士。雍正帝罗织他们文字之罪，指为讥谤朝政，严加惩治。其中汪景琪、钱名世、查嗣庭三案，成为文士中震动一时的大狱。
　　浙江钱塘文士汪景琪，曾为年羹尧记室。一七二五年搜查年羹尧家文书，内有汪景琪所写《西征随笔》。雍正帝指责其中记事文字是讥讪康熙，低诽雍正年号，所撰“功臣不可为论”尤为大逆不道，将汪景琪处斩，枭首示众，妻子发黑龙江为奴。
　　江苏武进人翰林院侍讲钱名世，曾作诗颂扬年羹尧，雍正帝指为“以文词馅媚奸恶”，“行止不端，立身卑污”，革职发回原籍。雍正帝并亲书“名教罪人”四字匾额，令地方官悬挂钱氏宅门。又谕令在京现任官员，山举人进士出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各撰诗文，纪钱名世的劣迹迸呈。雍正帝阅后，支付钱名世刊印（《世宗实录》卷四十二）。翰林院侍读吴孝登、陈邦彦等，作“刺恶”诗不合雍正帝意。吴孝登被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陈邦彦落职（《永宪录》卷四）。
　　礼部侍郎浙江海宁人查嗣庭，曾由隆科多荐引。一七二六年出任江西考官，以“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命题考试（见《槐厅载笔》）。一说出题“维民听止”，被指为“雍正”二字去首（见《掌故拾零》卷二）.雍。正帝指责他心怀怨望，有意谤讪君上，又在其寓所搜出日记二本，被指为有讥谤用人行政之语。雍正帝将查嗣庭革职囚禁，瘦死狱中。其于坐死，家属流放。查嗣庭兄、翰林院编修查慎行，曾在康熙时入值南书房，是一代名士，也因嗣庭罪被逮，放回原籍。弟查嗣，也为翰林院编修，因嗣庭罪被逮，谪遣关西。一七三四年死于戍所。
　　康熙时期，曾经极力争取江南名士，以稳定清王朝的统治。雍正帝严惩江、钱、查等之狱，说是为了“做戒士人”，特别是江南士人。雍正帝对大臣们说：“狂妄无忌惮之徒，往往腹诽朝政。甚至笔之于书，肆其诬谤。如汪景淇、查嗣庭，岂能逃于天谴乎！”（《世宗实录》卷四十九）汪、查都是浙江文士，狱后并停止浙江乡、会试，以压制江南士人。
　　谢济世与曾静案 三狱之后不久，雍正帝又处冶了广西谢济世狱和湖南曾静狱。
　　广西全州人谢济世，康熙五十一年进士，一七二六年（雍正四年）考选浙江道御史，劾奏河南巡抚田文镜营私贪虐等十罪。田文镜汉军正黄旗人，曾受到雍正帝的嘉许。雍正帝说谢济世劾状“显与朕之明旨相悖”，夺官审讯。广西巡抚李级赴任直隶总督，晋京陛见，亦劾奏田文镜贪虐。雍正帝说“济世言与绂奏一一吻合”，“是其受人指使，情弊显见”，革谢济世官，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谢济世在军中撰《古本大学注》，被劾“毁谤程朱”。雍正帝见其中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等语，指谢济世“意不止毁谤程朱”，而是“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世宗实录》卷八十二），下九卿议罪。
　　广西举人陆生楠选授江南吴县知县，晋京陛见。雍正帝说他态度傲慢，必是谢济世一党，命夺官发往军前，与谢济世同效力。一七二九年，陆生楠撰《通鉴论》十七篇，内中论及建储和隋炀帝事，被劾为“非议时政”，并下九卿议罪。谢济世与陆生楠均议军前正法。雍正帝斩陆生楠，赦谢济世，在军中服役赎罪。
　　湖南靖州人曾静案，是雍正朝震动朝野的大案。清初，浙江文士吕留良（号晚村）隐居山林，著书宣扬夷夏之防，传播反满思想。康熙时吕留良病死，弟子严鸿逢继续传播吕留良学说。曾静应试落第，在吕留良子吕毅中家中，得吕留良所著书，与严鸿逵门人沈在宽等联络，密谋反清。一七二九年四月，曾静弟子张熙被派在川陕总督岳钟琪处，携带密函劝岳钟琪起兵反清。信中罗列雍正帝罪状，称岳钟琪为岳飞后人。岳钟琪将张熙拘留审讯，奏报雍正帝。雍正帝差刑部恃郎杭奕禄等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拘讯曾静，解押来京。浙江总督李卫在吕留良、严鸿逢家中搜出家藏书籍日记等。雍正帝命九卿会审，将吕留良、严鸿逢（已死）剖棺戮尸，枭首示众。斩吕毅中、沈在宽等。曾静服罪，说“自悔从前执迷不悟，万死莫赎。今乃如梦初觉。”（《世宗实录》卷八十一）雍正帝赦曾静、张熙死罪，命他们到·江浙各地去宣讲悔悟原委，以消除汉人的反满思想。
　　一七二九年九月，雍正帝亲自撰著长篇谕示，引据经史和清朝建国事实，对吕留良等反满之论，逐条批驳，并颁布各府州县，以至远乡僻壤，说是“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帝批驳的诏谕之后，附曾静、张熙等人名为《归仁录》的服罪悔过文状和吕毅中、沈在宽等人的供词，合称为《大义觉迷录》颁行。所谓“大义”指“君臣之义”，“迷”是指“华夷之说”。雍正帝在镇压汉人文士后，又对汉人臣民加强了思想统治。　　
四、吏治的整顿
　　雍正帝即位后，一七二三年五月即发布上谕十一道，历举官场种种积弊，各级官吏贪贿无能，华而不实，一再告谕澄清吏治。康熙末，吏治败坏已成为危及清朝统治的严重问题。雍正帝即位后的几年间，以雷厉风行之势，大力整顿吏治。
　　清除冗劣雍正帝首先罢斥各省巡抚中贪默和庸懦不胜任的官员，亲自降旨先后革除江西巡抚王企清、湖广巡抚张连登、直隶巡抚赵之垣、山西巡抚苏克济、河道总督赵世显等多人。随令各省督抚整饬属下官吏。贪酷者参处，庸碌者裁汰。各督抚不敢不遵，力行整饬。浙闽总督满保奏称，“浙闽属吏已劾多员，若再题 参，恐至无人办事”。湖南巡抚魏廷珍奏称：“属员参劾过半，容再查奏”。一七二五年四月，雍正帝诏谕督抚等，说“乃有庸懦无能之督抚，间有参劾，每向人云，我若不参，恐非上意，又恐他人参劾，于我不便。以此等语解释于众，似觉参劾为迎合朕意”。他训诫说：“凡事秉公据理，不可稍存迎合之见。”（《世宗实录》卷三十一）一七二六年十一月，对朝中各部官吏进行裁简。雍正帝传谕说：“各部汉司官实能办事者不过一、二人，其余庸碌无能之人偷惰安闲，实属冗滥”。“著各部堂官将所属司官，详加甄别。凡有才具平常，目前不能办事，将来不堪升用者，尽行举出，与应留办事人员，一同带来请旨”。（《世宗实录》卷四十九）各部院遵旨甄别官吏，分为留任、改除（调任）、休致（退休）三类，裁减了大批冗员。
　　清理钱粮各级地方政府经管钱粮，历任官员侵贪肥私，已是代代相因的公开的积弊。地方呈报积贮钱粮数字，多有虚额亏空。亏空的缘由是经管官吏贪污，上司勒索。前任官员将亏空移交下任，下任再加侵贪，积年累月，越亏越多。上下欺蒙，互为掩饰，成为官场腐败的积习，也使地方财政日益虚溃。
　　雍正帝即位后，即下谕指斥地方官员亏空钱粮的种种弊端，限三年之内，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三年之内，如数补足。不得苛派民间， 不得借端掩饰，如限满不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
　　各地方清查钱粮中出现苛派掩饰诸弊，雍正帝随时予以禁止和驳斥。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闰四月，直隶州县官与当地绅衿通同作弊，奏呈百姓愿代赔州县亏空，名为“乐捐”，实际上是勒索百姓。雍正帝严谕禁止。浙闽总督满保奏称前任总督任内，亏空银六万两，系康熙帝南巡时积欠相沿。雍正帝严加驳斥，说当年皇考南巡，屡降谕旨，丝毫不取给于地方。命满保具奏南巡时有何费用，亏空至二十年之久，不能消结。满保不能对。山西、河南两省奏称亏空系应办军需所致。雍正帝驳斥说，军需皆有正项钱粮，不曾累及地方。亏空乃下吏侵渔，上司需索所致。一七二六年七月，户部尚书徐元梦，接受亏空官员的馈送，代为掩饰。雍正帝即将徐元梦革职。
　　一七二六年八月，雍正帝因三年期限己满，各省均未奏报清理就绪，再展限三年，如到期仍不能补完，即将督抚从重治罪。实有难于补足之处，可奏闻请旨。
　　一些地方在限内奏报补完，雍正帝详加查核，严惩虚报。江西巡抚裴伸度奏报江西仓谷俱已补足。一七二六年十一月，雍正帝派遣吏部侍郎迈柱（满洲镶黄旗人）前往查核。迈柱查出江西虚报贮存，又虚报民间借领，多方掩饰。雍正帝将裴度及布政使等革职，命他们以家产买谷还仓。亏空之州县官解任，留在本处赔补。福建巡抚毛文铨掩饰亏空，虚报实贮在仓。雍正帝派员查得，福建所属仓谷、钱粮虚悬甚多，实贮在仓者只有十之三、四。一七二七年六月，任命常赉（满洲镶白旗人）为福建巡抚，前往清查。只查出亏欠银四十四万余两。江苏省是生产发达，赋税收入最多的省份。一七二九年二月，雍正帝命王璣署江苏巡抚，兼管清查钱粮。苏松等处即查出历年积欠一千六百余万两。雍正帝将康熙五十年以前的积欠豁免，五十一年以后者严加清理。侵贪钱粮的官吏，准自行出首，毫无隐匿者，从宽免罪。
　　亏欠钱粮，是康熙时期以来长期形成的积弊。侵渔钱粮，也久已在官场上下相习成风。要使各级官吏彻底补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山西巡抚诺岷（满洲正蓝旗人），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在当地清查，成绩较著，但也不可能全部补完。一七三○年二月，雍正帝诏谕内阁大臣说：“近观各省吏治，虽未必能彻底澄清，而公然贪赃犯法及侵盗钱粮者亦觉甚少。”（《世宗实录》卷九十一）命将各省官员名下应追赃银及侵欺、挪移、流抵、分赔、代赔银两，凡在雍正三年以前发觉者，酌情免追。四年以后犯罪之案及贪污军务钱粮，不准宽免。雍正帝在六年多的时间里，在全国各地清查钱粮，虽然不能补完积欠，但对官场侵贪的积习，给予沉重的打击。在整顿吏治中，成效还是显著的。
　　火耗养廉 清初沿袭明制，各地征收钱粮，加收“火耗”（碎银加火铸成银锭时的折耗，亦称耗羡）。实行中，官员任意加派，一两可加至数钱。因不在上交正额之内，官员从中任意侵贪，成为官场公行的陋习。康熙帝曾说，清官也取火耗。康熙末年，各地官员以火耗为名，肆意横征中饱，已无法限止。雍正帝清理钱粮时，山西巡抚诺眠与布政使高成龄在雍正二年奏请将该省各地加派的火耗，提解布政使司库，以二十万两补完该省亏空，除公用外，分发给地方官员，称为“养廉”。雍正帝指出，历来火耗皆州县征收而加派横征，侵蚀国帑不下数百万。原因是各州县征收火耗分送上司，种种馈送，名目繁多，州县肆意贪污，上司曲为容隐，这是从来的积弊，应当消除。他采纳山西官员的建策，说“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世宗实录》卷二十二）州县养上司是公开的非法贿赂。上司拨州县便成为合法的“养廉”，即官俸的补贴。山西实行后，各省相继仿效，以火耗补完亏空的钱粮，并分拨州县养廉。一七二七年，又命各省督抚，就该省情形酌议具奏，着为定额。这一改革形成制度，称为“养廉”，又称“耗羡归公”，即由上级官府依定额发给官员。
　　清沿明制，官员俸禄低微。定额的“养廉”超过俸银数倍，各省下一。督抚为正二品或从一品，俸银不过一百五十五两至一百八十两（另有俸米一百数十斛）。养廉银最少的省份，如浙、闽、四川有一万三千两，多者如陕、甘、云、贵，有二万两。七品知县年俸银不过四十五两，米四十五斛。养廉银可多至二千两，至少也有五、六百两。火耗养廉制度实行后，虽然民间负担的加耗仍然繁重，但对限制横征加派，改变官场上下公开贪污的积弊，还是有作用的。
　　讲求实政 康熙晚年提倡理学，要臣僚对上忠顺，对下宽仁。忠顺流为逢迎，宽仁流为隐庇，官场中从而形成因循苟且不负责任的颓风。雍正帝即位前深知这些积弊，即位后在理财惩贪的同时，力图矫正官风。他在元年元旦的上谕中即指责：“今或以逢迎意指为能，以沽名市誉为贤，甚至暗通贿赂，私受请托，不肖官吏，滥列荐章，而朴素无华、敦尚实治者，反抑而不伸，是岂风励属员之道乎！”（《世宗实录》卷三）他力矫臣下逢迎之弊，以防欺隐，说“一涉欺隐，即开巧伪之端，何弊不因此而渐滋耶。”（《朱批谕旨》钟保四年一月十二日折）一七二九年十一月的一个朱批说得更明白：“封疆大吏于是非真伪必有确见，将一派忠诚对朕方是。若一味迎合揣度，以为敬慎，则大错矣。”（《朱批谕旨》赵弘恩七年十一月七日折）一些官员标榜“宽仁”沽名，放纵豪绅贪吏触法而不究治，政务废弛却博得颂声。遭到罢斥，也有人为之申吁。雍正帝称这些人为“巧宦”，说“巧宦沽名之贻误国家，较贪劣者为尤甚”（《朱批谕旨》石云倬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折）雍正帝针对逢迎欺隐、因循巧伪的积弊，提出“实心实政”，以整顿吏治。
　　雍正在裁汰庸劣官吏的同时，极力奖谕实心任事的官员。山西巡抚诺岷到任半年，即将钱粮料理清楚，雍正帝称他“实为天下抚臣之第一者也”。满洲贵族鄂尔泰（镶黄旗人）康熙未年任内务府员外郎，雍正帝为皇子时曾向他违例需索，遭到拒绝。雍正帝即位后，对他说：“汝为郎官拒皇子，其执法甚严”。擢任为江苏布政使，以矫逢迎之弊。一七二五年升任力云南巡抚，一七二八年为云贵、广西总督，勤劳任事。雍正帝称他为“满汉文武大臣中第一人”。一七三二年，升任大学士、兵部尚书。一七二三年山西灾荒，巡抚德音隐瞒不报。内阁侍读田文镜路经山西，如实陈报灾情，受到雍正帝的嘉奖，任为山西布政使。次年，改任河南布政使，擢为巡抚、总督。一七二八年，任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极力整顿吏治，遭到非议。河南学政王国栋奏报说：“怨望田文镜者，或言其催科太迫，或言其御下太严，不留余地。……臣下封印后回省，目击其办事甚勤，大小属员一到即见，家人吏役约束甚严，门包小费一概谢绝。居官如此，可谓难得”。雍正帝朱批：“甚属公当”（《朱批谕旨》王国栋摺）。云南布政使李卫，因整顿盐政，揭露官吏贪污，被巡抚借端裁抑。雍正帝擢任他为浙江巡抚，又任为浙江总督管巡抚事。雍正帝授任各地方官员，有意矫枉，以倡导实政，消弭积习。
　　清朗中枢也拣选“实心任事”的满汉大臣，以加强统治机构。雍正帝翦除谋立诸弟，赞誉十三皇弟允祥“未尝图利干预一事，纠党邀结一人”，加封为怡亲王，管领户部。十七弟允礼“实心为国，操守清廉”，封为果郡王，管理理藩院与工部事。中枢大臣、满人大学士白潢、马齐、汉人大学士张鹏翮、礼部尚书张廷玉、刑部尚书励廷仪、吏部尚书朱轼、礼部右侍郎蒋廷锡等都以勤慎廉能得到擢用，形成雍正帝的统治核心。
　　雍正帝为加强对各级官员的控制和深入了解下情，特定密折言事之制。康熙时满汉大臣与督抚提镇许密折言事。雍正帝进而命朝中科道诸臣每日每人上密折，一折只言一事，无论大小，据实敷陈。地方官员布政使、按察使至道员、知府，军中总兵、副将、参将也都可以密折陈奏。一切地方利弊，通省吏治之勤惰，上司孰公孰私，属员某优某劣，营伍是否整饬，以至水旱天时，百姓生计等等都可密奏。“凡有骇人听闻之事，不必待真知灼见，悉可风闻入告”（《朱批谕旨》鄂昌七年六月十八日折）。密折不准谋于他人，不准泄露，须官员亲自书写，直送京师。督抚密折呈交官内奏事处。以下满汉官员密折，分别由怡亲王允祥和汉人大臣张廷玉、蒋廷锡转呈雍正帝阅看批旨。雍正帝从密折察知各地政情，又设缇骑（侦探）秘密侦查官员言行，虽生活细事也随时密报。甚至有的官员，身边仆役即是雍正帝派遣的缇骑。官员们心怀畏惧，不敢妄为了。
（二）军机处的设立与赋税制度的改革
　　雍正帝统治时期，对中枢统治制度和赋税制度，相继作了重要的改革，成为此后情王朝历代相承的定制。　　
一、军机处的设立
　　清朝初年，沿袭满洲贵族议事的旧制，设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军国大事。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满洲、蒙古都统俱为议政大臣。六部满人尚书也参与会议。议政王大臣会议较前扩大。康熙帝亲政后，加强皇权，会议权限逐渐削弱。民政事务由内阁大学士或六部会议具奏。议政王大臣只议国家典章制度及军事要务。设南书房后，始由汉人翰林参预撰拟诏旨。一六八五年，罢满蒙都统议政，只参预议论军事。雍正帝削弱八旗王公权势，议政王大臣会议又被进一步削弱。
　　一七二五年（雍正三年），撤消总理事务王大臣制。次年，雍正帝下密旨，在内廷设立军需房，筹办西北用兵的军需。西北准备出兵，是当时的军事机密，朝内外均不得知。一七三○年，在内廷设军机房。由怡亲王允祥和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雍正六年拜大学士兼领户部）等，参予军机要务。随后改称军机处。一七三二年，铸造“办理军机印信”，成为正式的常设机构。
　　军机处选派大学士、尚书、侍郎数人入值，名为“在军机处行走”或“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后来又保选内阁中书舍人数名，缮写文书、保管文件，名为军机章京。军机处只有值庐，没有官署，官员称“内廷差使”。部院大臣不得擅入，军机大臣也不得接交外吏。皇帝每天寅丑二时（上午五至八点）召见军机大臣，口授谕旨，或是把章疏交下审议。军机大臣“承旨书谕”，经办一切。军机处虽名为军机，实际上是作为皇帝左右的助手，处理所有军政要务。据王昶《军机处题名记》所记：内而六部各卿寺及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之敬事房，外则十八省及边疆将军、办事大臣，迄于属国，有事无不综汇。凡巡幸、谒陵、经筵、蠲赈与朝内侍郎以上，外省知府、总兵以上，黜陟调补，以及晓谕中外谕旨，称为“明发”；告诫臣工，指授方略，查核政事，纠正处理不当的刑狱，称为“寄信”（廷寄）。“明发”交内阁，转发部科；“寄信”密封交兵部驿马递送，注明日行三百里或四、五、六百里，以至八百里。内阁、翰林院撰拟不当，下军机处审定。军机大臣还被派往各处调查，处理各种重要事件。军机处承旨出政，把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阁票拟合而为一。内阁只办例行题本，也成为处理政事的机关，军政大事均在军机处决定。
　　军机大臣满汉并用，但大学士、军机大臣的领班需由满大臣担任。他们能文能武，出将入相，既能熟悉部院事务，了解地方情况，又能指挥作战，具有军事经历。鄂尔泰出身进士，先后任佐领、广西巡抚、云贵广西三 省总督，一七三二年授任保和殿大学士、兵部尚书，进为军机大臣。军机处的汉大臣参与机要，草拟谕旨。雍正帝曾说：“自张廷玉为大学士，听朕谕旨，悉能记忆，缮录呈览，与朕言相符。”（《世宗实录》卷八十七）他们都是翰林出身，经由内阁学士、六部侍郎、尚书以至大学士，进而充任军机大臣的。
　　雍正帝每天与军机大臣在一起，处理各地呈送的各种文书，迅速批交内外官员办理。使手续简化，行事快捷，加强了王朝的统治效能。议政王大臣会议渐成虚设，被军机处取代。　　
二、赋税制的改革
　　明朝赋税，自万历时实行一条鞭法，合并各种税目，但仍是田亩征税，人丁服役，二者并行。明末“加派”赋税，漫无限止，激起农民的广泛反抗。清初，削减加派，但地丁税役仍沿明制。康熙五十一年起，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法，以限制赋税的增加。但行之既久，各地人口生死迁徙，原定税额与实际不符，出现许多流弊。雍正时，将人丁税与田亩税合一，依地亩多少统一征收赋役，号为：“摊丁入亩”。在我国封建社会的赋税史上，这是一次重大的改革。
　　清初编审户口，分军、民、匠、灶四种户籍，十六岁以上成年男子称“丁”，女子及未成年的男子称“口”，六十岁以上除籍。三年（后改五年）编审一次。凡编审在册的成年男子，都须缴纳丁银（又称丁徭银或徭里银），各地额数多寡不一。康熙时编审户口，已是沿袭旧簿，老不除籍，壮不加丁，亡故者仍在籍不减。征收丁银都转加到在籍男丁身上。农民被迫逃亡，应纳丁银也由在籍人丁负担。康熙时，丁银的征收已是统治者面临的严重问题。
　　早在顺治时，陕西南郑、浙江嵊县等地就曾试行过“丁随粮行”和“摊丁入亩”的办法。有的地方将逃亡故绝的人丁的丁银摊入田亩中征收，以田补丁。康熙时，河南太康、四川芦山、湖北沔阳、山东黄县等地也分别试行过“丁随地派”，“按亩均丁”，“丁随粮派”和“丁银摊地”等办法，将丁银与田赋结合起来征收。一七一四年（康熙五十二年）御史董之燧即奏情“统计丁粮，按亩均派”（《养吉斋余录》卷一），未获允准。一七一六年户部议准，“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四川省实行“丁随地起”，“田载丁而输纳，丁随田而买卖”（《熙朝纪政》卷三《纪丁额》、《纪丁随地起》）。
　　雍正帝即位后，一七二三年六月，山东巡抚黄炳曾疏请“摊丁入亩”，未准。七月，直隶巡抚李维钧疏言：“顺天、保定、河间、水平、宣化五州（府），地多旗圈，丁银留为民累，请自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始，摊入通省地亩内，按地输丁。”（《清史列传》卷十三）雍正帝命户部议复。九月，户部议准，清于雍正二年为始，造册征收。每田赋一两，摊入丁银二钱二厘。李维钧在直隶实行“摊丁入亩”后，福建巡抚黄国材亦奏准自雍正二年实行“摊丁入亩”，田赋一两，摊丁银五分二厘七毫至三钱一分三厘不等，只有台湾府缓行（《熙朝纪政》卷三《纪丁随地起》）。山东、河南、云南、陕西、浙江、甘肃、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湖北等十二省和广东、四川未“摊丁入亩”的州县，也在雍正五年至七年间先后实行“摊丁入亩”，将丁银摊入田赋内征收。摊入科则各地不同，有的全省通筹均摊，有的是各州县分别均摊，甘肃则分河东、河西各自均派。山西省在雍正二年即由布政使高成龄奏请“照直隶新例，将丁银并入地粮”（《世宗实录》卷二十四），但遭到各州县官的反对，迟迟不能实行。盛京、吉林因大量八旗丁壮和家属迁进关内，又有大批汉人移居关外，户籍无定，仍照旧制地税丁银分征。
　　明代的军户清初改称屯户，军丁改称屯丁，与民丁分别编征。实行“摊丁入亩”后，有的省区不分民丁、屯丁和民地、屯地，一律把丁银摊入田赋中征收。也有的地区则将屯丁银摊入屯地银征比，与民丁、民地分开计算。另一种办法是，归入所在州县内均摊。清初曾一度废止明代的匠籍，将匠户编入民籍一体征银，后又恢复匠籍，单独完纳，称为“匠班银”。实行“摊丁入亩”后，匠班银也与丁银一起摊入地粮。从事盐业生产的人丁属于灶籍，称灶户，人丁称灶丁。灶丁除缴纳盐课外，还需缴纳丁银。“摊丁入亩”后，灶丁的丁银也摊入灶地（制盐场地）内征收。
　　雍正帝改革税制，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推行摊丁入亩制，实际是统一依据占田多少增加赋税。占田多的地主须多纳田赋和附加的地丁银。少地和无地的农民则可少交或不交赋税。贫苦农民的负担因而减轻，作用还是积极的。对清王朝说来，由此较易于保证赋税征收，加强统治。摊丁入亩后，逃隐的人丁减少，入籍的户口显著增多了。　　
三、“除贱为良”
　　清代统治的人户中，满洲贵族役使的奴隶之外，还有各种贱民，分布各地，在明代或更早的时期即已形成，历代相沿不改。这些贱民并非奴隶，但地位低于平民，不列于民户的户籍。雍正帝在削除满洲奴隶制和改革丁税制的同时，陆续将各地的各类贱民，除籍为良民，编入户籍。
　　山陕乐户乐户原为教坊乐人。明代将罪犯罚为乐户，逼勒为娼，不入民户户籍。山西、陕西一带有大批乐户。据《熙朝纪政》卷三《除贱为良》条载，他们是明初不附靖难的兵民，“编为乐籍，令世世不得自拔为良”。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四月，浙江道监察御史年熙（年羹尧子）条奏说：“山陕乐户沉沦丑秽，无由自新”。（《永宪录》卷二）议政王大臣会议认为，压良为4S0贱，是前朝弊政，亟宜革除。雍正帝采此议，命除山西、陕西教坊乐籍，改业为良民（《世宗实录》卷六）。
　　浙江惰民浙江一带有所谓“惰民”，不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不入民籍，甚至不能穿着四民的服装。男子捕蛙，卖饼为业，妇女或说媒，或伴良家娶嫁，为人髻冠梳发、穿珠花。或走市巷，成为私娼。一七二三年八月，两浙巡盐监察御史噶尔泰奏请除绍兴惰民籍，说当地惰民称为“丐户”，“丑秽不堪，与乐户无二。请照山陕乐籍，一例削除”。雍正帝于当年九月，诏“除绍兴府惰民丐籍”（《世宗实录》卷十一）。惰民改业，同于平民。
　　安徽伴当、世仆明末以来，江南徽州府有“伴当”，宁国府有“世仆”，当地称为“细民”。伴当、世仆户需为主户服役，甚至遭受主户鞭打。主仆之分承袭前代，茫然无考。雍正帝认为，这是相沿之恶习，并无上下之分，应开豁为良，命当地督抚查明具奏。安徽巡抚魏廷珍奏请：“嗣后绅衿之家典买奴仆，有文契可考未经赎身者，本身及其子孙俱应听从伊主役使；即已赎身，其本身及在主家所生子孙，仍应存主仆名分；其不在主家所生者，应照旗人开户之例，豁免为良；至年代久远，文契无存，不受主家豢养者，概不得以世仆名之，永行禁止”。雍正帝准其议，一批细民被除为良民（《世宗实录》卷五十六）。
　　广东疍户广东滨海，有疍（音旦）户籍。疍户以船为家，捕鱼为业。疍户地位卑贱，不准登岸居住。疍户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跼蹐舟中，终身漂泊。雍正帝认为，疍户本属良民，无可轻贱摈弃之处。且输纳鱼课，与齐民一体，不应因地方积习强为区别。饬令督抚晓谕地方，“凡无力之疍户，听其在船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栖身者，准其在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以便稽查。势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驱逐，并令有司劝谕疍户开垦荒地，播种力田，共为务本之人”（《世宗实录》卷八十一）。
　　江苏丐户七三○年五月，江苏巡抚尹继善奏称，苏州府属之常熟、昭文二县，有从旧沿袭下来的丐户，不得列于四民。请照乐籍、惰民之例，除其丐籍，列于编氓。得到雍正帝的允准实行（《世宗实录》卷九十四）。
　　雍正时，各地大批不在籍的贱民除为良民，编入户籍的民户人口也因而大为增加。
（三）边疆地区的统治
　　雍正帝统治时期，继承康熙帝的事业，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先后击败青海和硕特蒙古和准噶尔部贵族的反抗，与俄国订立恰克图条约，划定清朝在喀尔喀蒙古地区的领域，并进一步加强了东北的边防。西藏地方平息了贵族间的战乱，巩固了统治。在西南各民族地区，废除土司，订立统一的官制。雍正帝对边疆地区统治的加强，为乾隆时期清朝疆域的确定，奠立了基础。　　
一、对青海蒙古的统治
　　一六九七年，青海和硕特蒙古八台吉晋见康熙帝，顾实汗子达什巴图被封为和硕亲王，诸台吉分别封为贝勒、贝子和公爵。达什巴图死后，子罗布藏丹津承袭王爵。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夏季，罗布藏丹津招诱诸部到察罕托罗海盟会，要诸台吉放弃清朝封授的贝勒、贝子、公等名号，恢复旧称，并自号为达赖浑台吉。八月，罗布藏丹津出兵攻击拒不从命的亲王察罕丹津（顾实汗曾孙，封亲王），并联络青海大喇嘛察罕诺们汗，率领和硕特蒙古及藏族人丁、喇嘛等共二十万人起兵。十月，雍正帝任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岳钟琪为奋威将军平乱。罗布藏丹津率部进攻西宁。年羹尧军封锁青海通往西藏和天山的道路，大举进攻。十二月，被胁迫的诸台吉和部众十余万人，先后降清。次年正月，岳钟琪在郭隆寺（西宁东北）重创和硕特蒙古军，二月，又率精兵五千人，远袭柴达木敌营，罗布藏丹津率领二百人化装逃走，投依准噶尔。一七二五年，雍正帝将青海和硕特蒙古分编为二十旗，置佐领，设扎萨克统治。　　
二、北疆的划界与边防的加强
　　恰克四条约 康熙时，准噶尔部噶尔丹拥乓反清，曾多次与俄国联络，企求援助。噶尔丹败死后，喀尔喀蒙古诸部返回故地。清朝即向俄国提出，划定北段即喀尔喀蒙古地区的边界，以确定北部边疆。雍正帝即位，曾向俄国重申此议。一七二五年，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第一即位，派遣萨瓦为全权大使，来北京庆贺雍正帝登基，并商谈缔结商约、划定边界、引渡逃犯和在中国传教诸事。一七二六年十月，萨瓦到达北京，与清吏部尚书查弼纳、理藩院尚书特古成、兵部侍郎图理深会谈。经过三十多次会议，到次年三月初十日基本上达成协议。五月十六日，隆科多（六月被雍正帝撤回北京）、郡王策凌、年大臣四格、兵部侍郎图理深与俄国代表萨瓦、科留赤夫、郎克、格拉儒诺夫，在布尔河岸举行会议，勘察、划定两国边界。七月十三日（公历九月一日），两国代表签订边界条约，即《布连斯奇条约》。双方又根据在北京达成的协议原则，以及会勘的边境界图，于九月初七日（公历十一月一日）签订《恰克图条约》。条约共十一条，其主要之点是：（一）划定中俄北段边界。由沙毕纳依岭至额尔古纳河之间，依据山川形势和设立鄂博的原则，确立自楚库河以西，沿布尔古特依山，至沙毕纳依岭，为两国边界（即今蒙苏边界）。乌第何等处，暂置为两边公中地方，均不得侵占居住。（二）商定贸易管理事项。俄国商人限在二百人以内，每三年来北京一次。两国交界地带的日常零星贸易，指定尼布楚和恰克图两地，准免税建造房屋，但沿途需经正道。如有绕道或赴他处贸易者，将贸易货物入官。（三）规定俄罗斯馆留居人员。准许北京俄罗斯人居住俄罗斯馆，并在馆内建造东正教教堂。俄国学生由国子监满汉助教各一人，住馆教习满汉语文。
　　恰克图条约划定的边界，大体上依据当时的实际控制状况，贝加尔湖地带，原为蒙古土谢图汗领属的布里亚特蒙古故地，从此归于俄国。清王朝则确立了对喀尔喀蒙古地区的领域，加强了对蒙古的统治。
　　修筑城驿 康熙时，曾在漠北地区建成五路驿站，以加强京师与蒙古诸部的联络。一七一八年（康熙五十七年），在漠北科布多、乌兰古木等处，筑城驻兵，护卫喀尔喀。自杀虎口至科布多、乌兰古木地方，均设驿站。雍正时，又在漠北和西北相继建成科布多城（周围十二里）、巴尔库尔城（周围八里）、察罕瘦尔城和乌里雅苏台城，驻兵屯粮。一七三二年，设定边左副将军，驻扎乌里雅苏台，统率喀尔喀四部的蒙古军队，兼理扎萨克图和赛音诺颜两部事务。清军并在西北地区实行屯田。同时还规定：“嗣后将应发黑龙江等处人犯，遣往北路军营附近可耕之地，令其开垦效力。”（《世宗实录》卷一二○）次年，巴尔库尔、哈密等处屯田，收获青稞、大小麦等多达六万一千三百石。修筑城驿和实行屯田，加强了北方和西北的边防。
　　呼伦贝尔驻防 呼伦贝尔草原，处于漠北与东北之间，并与俄国交界，原为蒙古牧地。一七三二年，采黑龙江将军库尔海的建策，在呼伦贝尔筑城驻防。拣选索伦、达斡儿、巴尔虎、鄂伦春之兵三千名，迁移其地，编为八旗，左翼自修城处至俄国交界处游牧，右翼在喀尔喀河游牧，共编为五十佐领。各给牛羊，以立产业。在呼伦贝尔城设总管（后改统领），归黑龙江将军统辖。　　
三、对南方诸民族的统治
　　云南、贵州、湖南、广西等省境年居住着彝、傣、苗、瑶、壮（僮）等少数民族。他们分别实行与汉族不同的封建农奴制、奴隶制甚至保留着氏族部落制的残存。明朝统治时期，各民族的统治者和各级首领，接受明朝授子的宣慰使司、宣抚使司、招讨使司等司官以及知府、知州、知县等地方官职称号。但各民族仍各依照自己的传统制度进行首领的承袭与更替，报请明朝认可，因而被称为“土司”、“土官”。明朝末年，大西农民军和南明军据西南地区抗清，当地一些土司曾率领本族武装参加抗清战争。吴三桂据云贵时，清准土司世袭，又有一些土司参与吴三桂发动的反清战争。雍正时期，改变南方诸省的土司制度，由朝廷直接任命满汉官员统治，任免迁调，权归朝廷，号为“流官”。这当然不能不引起各族统治者的反抗。雍正帝镇压了这些反抗，在南方各民族区改革了统治制度，号为“改土归流”。
　　云南 一七二六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上奏说：“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他认为：土司之所以难治，是由于地分数省，事权不一，即如东川、乌蒙、镇雄，皆四川土府。东川与滇一岭之隔，至滇省城四百余里，而距四川成都千有八百里。去冬乌蒙土府攻掠东川，滇兵击退，而川省令箭方至。雍正帝采鄂尔泰议，把四川的乌蒙、镇雄、东川改隶云南，铸发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印，统一事权，委派鄂尔泰全权办理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事。鄂尔泰到任后，先从改隶云南的东川入手。东川于康熙三十一年已经改流，但仍为土目占据。鄂尔泰革除了东川土目。乌蒙土知府禄万钟、镇雄土知府陇庆侯均年少，兵权操在两人的叔父禄鼎坤和陇联星手中。鄂尔泰令总兵刘起元屯乒东川，招抚禄鼎坤。禄万钟在汉人刘建隆等的挟持下，约镇雄土兵三千，袭击屯住鲁甸的禄鼎坤。鄂尔泰派游击哈元生参战，击败禄万钟。又邀集与乌蒙相仇的阿底士兵共捣乌豪，连破关隘，禄万钟逃往镇雄。十二月，陇联星被鄂尔泰招降。陇庆候与禄万钟抵抗失败，逃往四川，不久也降。清朝设立乌蒙府，镇雄州，派总兵刘起元坐镇，控制乌蒙、镇雄、东川三属。时东川法戛土目禄天祐、乌蒙米贴土目禄永孝仍割据一方。鄂尔泰派兵收服，擒禄天祐。禄永孝败逃四川，复纠凉山等地士兵回袭清军。清军大败禄永孝，并趁势击败雷波、阿卢等未附土司。乌蒙事平后，清朝改设流官，任禄鼎坤为守备，升调河南参将。禄鼎坤不满，派其子禄万福回鲁甸联络旧部反清。一七三○年禄万福乘刘起元不备，攻陷乌蒙、东川、镇雄，联络凉山的旧土官、土目、头人等数万人相继起兵反。鄂尔泰调遣官兵万人（其中一半是少数民族土兵），分三路进攻。哈元生直扑乌蒙，连夺大关、伐乌关、豆沙关，逼近鲁甸。禄万福等逃往东川巧家营，被清军俘获。反抗失败。
　　云南境内，西起永昌东至元江一线以南，全属各民族土司统治区域。以北为府州县区，但每府也都有土职。鄂尔泰先后把镇沅知府刁瀚、霑益知州安于藩以及赭乐长官司、威远府、广南府等土目革职，委派同知刘洪度权知镇沉府。刘洪度派人清丈土地，刁氏族舍土目不肯交还民田，联络威远彝人反清，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年）正月杀刘洪度。鄂尔泰出兵镇压，把已革土司、土目迁移到外省安置。次年，鄂尔泰又出兵进攻孟养、茶山未附的土司，深入数千里。澜沧江内土司全部改为流官，设立普洱府，调元江绿旗兵驻守，并派兵到思茅、橄榄坝扼守通往蒙（今泰国西部）、缅、老挝的门户。江外车里等处仍保留土司制度。
　　贵州 明朗在贵州设立布政使司，管辖境内八府、四州和七十五个长官司。一六六四年（康熙三年），水西宣慰使安坤反清；次年，郎岱土目陇安藩亦反，被吴三桂镇压，设立黔西、平远、大定、威宁四府州。雍正时，贵州还有以古州为中心的三千里苗疆，计有一千三 百多处苗寨，十万余人。这里土地肥饶，出产桐油、白腊、棉、桅木、毛竹等，但长期与外界隔绝，时有清朝罪犯来此逃避。
　　一七二六年（雍正四年），鄂尔泰派兵进攻广顺州之长寨。副将刘业浚焚毁布依族土寨，遭到反击，被迫撒退。鄂尔泰又令总兵石礼哈继续进攻，连破三十六寨，收降二十一寨，招抚苗人、布依人三千余口。清朝在长寨设参将营，派兵扼守险要，迫令当地各族人民剃发易服，设保甲，编户籍。广顺、定番、镇宁等处的六百八十个苗寨，永宁、永丰、安顺的一千三百九十八个苗寨，先后降清。清军进而向黔东苗岭山脉和清水江、都江流域推进。一七二八年夏，清军建立八寨城，命贵州按察使张广泗（汉军镶红旗人）分兵进攻大小丹江，焚毁鸡讲五寨。一七三一年，清军沿九股河而下，进抵清水江，潜居九股苗族中的汉人曾文登向苗人献策说：改流升科，赋税倍增。此地江深崖险，清兵不能攻入。清军开到，以农忙为借口乞降，再伺机袭击清军。张广泗侦知后，一面佯为受降，一面布署军队，发动突然进攻。苗人战败，缚曾文登献清军。清水江、丹江一带俱为清军控制。清军从湖南买来盐布粮货交易，当地苗民大喜。但古州及其所属的来牛、定旦、溶峒等地的苗人仍然据险抗拒。张广泗攻其不备，一举占领古州及其属地。清廷在苗岭山脉及清水江、都江流域，建立起古州（榕江）、台拱（台江）、清江（剑河）、都江、丹江（雷山）、八寨（丹寨）六城，设营驻兵镇守。
　　广西 广西是壮族聚居区，瑶族壮族多于汉人十倍。除桂林、平乐、浔州、梧州未设土官外，全省各处都有土官，共计一百五十余人。雍正初年，泗城土知府岑映宸势力最强，派兵四千在红水江北立营。一七二七年夏，鄂尔泰部署清兵进攻泗城，岑映宸被迫缴出敕印。鄂尔泰迁岑映宸于浙江，派流官管理泗城府，并把红水江北地方划归贵州，设永丰州。思明知府土官黄观珠，因为各寨头人不服管束，主动请求将洞郎等五十村寨改为流官管辖。柳州、思恩、庆远等地的土目，鱼肉壮民，积案如山。壮民听到“改土归流”的消息，争相备粮请兵。一七二八年，清军进攻思陵州八达寨，壮民斩土目颜光色以献。八月，清军攻克思明府邓横寨，远近土目缴出军器二万余件降清。清廷废除当地的土司制，降清的土官大都被任为流官。
　　湖南 湖南土司紧邻内地，多役使汉人垦田纳粮。土司剥削苗汉农民，并在城市之内置有房产，经营生理。雍正时，桑植、保靖土司内有近十万土民，声称土司凌虐难堪，愿入籍为民。清朝乘势迫令永顺、桑植、保靖、容美四大士司“缴印纳土”，设立永顺府，永顺、龙山、桑植、保靖等县和鹤峰州。其他土司也因无力弹压上民的反抗，不得不先后请求归流，缴印纳土。清廷授予降服的土司官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千总、把总等职衔，以流官补用。愿迁移置产者，准予迁移。
　　自雍正四年至九年间，伴随着清军的镇压，南方诸民族区大部分实现了“改土归流”。继续保留土司制度的一些地区，领地和土兵都很少，并要受清朝的种种限制，不得扩张。清王朝在改设流官的地区，加强了对各族人民的统治和民族压迫，但各民族内部更为落后的统治制度则由此多少受到限制。　　
四、西藏战乱的平定
　　康熙末年，击败准噶尔部对西藏的侵扰后，七世达赖格桑嘉错自青海入藏。清廷命拉藏汗旧臣康济鼐辅达赖管理前藏事务。颇罗鼎管理后藏事务。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六月，西藏噶伦阿尔布巴等谋杀了康济鼎，企图夺取政权，并向后藏进兵。颇罗鼐率领后藏及阿里兵几千人击败阿尔布巴军，奏报清廷请求发兵进藏平乱。次年五月，颇罗鼐领兵至拉萨，围困布达拉宫。阿尔布巴被擒。清廷驻藏钦差马喇、曾格等在战乱中保护了七世达赖的安全。颇罗鼐在清军到来之前，即出兵削平了阿尔布巴之乱，得到清廷的嘉奖。办理西藏事务吏部尚书查郎阿依据颇罗鼐的保选，奏请以色朱特色布腾及策凌旺扎尔二人补授噶伦。由颇罗鼐兼管前后藏事务。雍正帝准其议，巩固了对西藏的统治。　　
五、对准噶尔部的战争
　　准噶尔部策旺阿拉布坦，在康熙末年派兵侵扰西危31藏失败，一七二七年病死。子噶尔丹策零继位，继续与清朝为敌。一七三一年六月，噶尔丹策零派大小策零敦多布二人，率兵三万，越过阿尔泰山向东进攻。清靖边大将军傅尔丹领兵三万人，从科布多出发迎击，在和通泊（科布多西二百里）大战。清军溃败，副将军巴寨等战死，生还科布多者仅二千人。九月，大小策零敦多布乘胜进攻喀尔喀蒙古，清郡王额驸策凌与亲王丹津多尔济，率领喀尔喀蒙古兵，在鄂登楚勒河大败准噶尔兵。一七三二年七月噶尔丹策零又亲自领兵，越过杭爱山，劫掠哲卜尊丹巴胡图克图地方。八月，袭击塔密河的策凌帐幕，掠夺子女牲畜。策凌回师追击，在喀喇森齐泊大战，准噶尔兵溃败。策凌追至光显寺，又击毙 敌军万人，噶尔丹策零败逃，向清朝求和。一七三四年，清廷撤回征准噶尔兵将。一七三五年三月，清廷定议：准噶尔游牧，不准过阿尔泰山；喀尔喀游牧，不准过扎卜堪。阿尔泰山以东由清军巡逻，以西由准噶尔部巡逻，暂息争端。
　　雍正帝在位的十三年间，在整饬内政的同时，逐步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准噶尔事定后不久，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八月，雍正帝病死，年五十八。死前，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捧读雍正帝亲书密旨，命皇四子弘历继帝位。次年，改年号为乾隆。
第五章 乾嘉时期的清朝
　　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八月，清雍正帝（世宗）在北京病死，遗诏皇四子弘历即皇帝位。次年，改年号为乾隆。
　　清王朝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经营，到乾隆帝即位时，已形成为国力富盛的大国。（一）康熙帝战胜了汉族军阀的所谓“三藩之乱”后，不再有大规模的反清战争。康熙、雍正两朝逐步建成适合于汉地封建社会特点的统治制度，确立了对广大汉族人民的统治。雍正时期，汉族民众的反清和反满斗争虽然仍在继续，但总的说来，清王朝在汉地建立的封建统治秩序已经逐渐巩固。（二）康、雍两朝也逐步建立了对边疆各民族地区的统治。漠北喀尔喀蒙古诸部归附于清朝。天山南北路在准噶尔部噶尔丹败死后，也已归入清朝的统治范围。西南地区，加强了对西藏和云南各民族的统治。东南沿海，台湾郑氏降附后，归于福建省统辖，海疆的统治也渐趋稳固。乾隆帝即位时，虽然准噶尔部仍然对清朝的统治有所抵抗，但整个说来，清王朝已经基本上奠立了它的统治领域。（三）清王朝经康、雍两朝建立起统治秩序后，经过长期战乱而衰敝的社会经济又得到恢复和发展。城市商品经济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清王朝的赋税收入不断增长，逐渐成为财力充裕的富国。
　　与清初几代创业之君即位时的情形不同，乾隆帝承袭了乃父乃祖的遗业，在统治巩固、国力富盛的局面下开始了他的长期统治。
第一节 乾隆帝统治的确立　
　　乾隆帝弘历，是雍正帝第四子。一七一一年（康熙五十年）八月生。母钮祜禄氏，雍正帝封熹贵妃。弘历六岁时，由康熙帝收养宫中，亲授书课，深得宠爱。雍正帝即位后，为防止日后的皇位纠纷，秘密书写继承者的名字，封存于乾清宫匾额之上。密书名即是弘历。雍正帝在位时，弘历深居读书，尤好汉诗文，虽曾参与军事谘议，受封为和硕宝亲王，但基本上是生长深官，如他自己所说：“于外事总未经历”（《高宗实录》卷一），与乃父即位前迥然不同。
　　乾隆帝即位时，由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札和大学士张廷玉、原任大学士鄂尔泰等开读密封，拥帝即位，受命辅政。乾隆帝服丧期间，由允禄等总理事务王大臣执政，撤销雍正时设立的军机处，另设总理事务处办事。在此期间，乾隆帝仍不时过问政事。一七三七年（乾隆二年）十一月，乾隆帝服丧期满，亲自执政，总理事务王大臣解任，总理事务处也随之撤销。复设军机处，草拟诏旨，处理章奏，以鄂尔泰、张廷玉等为军机大臣。乾隆帝由此组成满汉大臣集团，建立起他的统治。
（一）乾隆初政诸措施
　　乾隆帝依“密封建储”制，顺利地继承了帝位，避免了皇位争夺和朋党纠纷，但也正由于此，他在即位前并未能建立起足够的威望，在他的周围也未能聚集一批可以信赖的臣佐。他在清王朝已臻富盛时即位，原只能做个守成的君主，但他又并不甘于守成，而渴望有所作为，以树立自己的声威，巩固皇室的统治。雍正帝因力矫康熙末年的积弊，施政不免严猛。乾隆帝在即位的次年即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二月的诏谕中说：“大抵皇祖圣祖仁皇帝时，久道化成，与民休息，而臣下奉行不善，多有宽纵之弊。皇考世宗宪皇帝整顿积习，仁育而兼义正，臣下奉行不善，又多有严峻之弊。朕缵承统绪，继述谟烈，惟日孜孜，正欲明作有功，以几惇大成裕之治。”（《高宗实录》卷十二）乾隆帝这段话表明：他力图矫正前朝或宽或严之弊，从而以所谓“宽严相济”作为施政的方针。乾隆帝即位之初的十多年间，依此方针，实行如下的一些重大措施。　　
一、宽赦与严惩
　　乾隆帝初即位，即下诏说：“凡皇考办理未竟之事，皆朕今日所当敬谨继述者。”（《高宗实录》卷一）但依据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对前朝已经处置的重大案件，又重新做了处理。
　　雍正帝严惩宗室兄弟，翦除政敌允禩、允禟一党，令其削籍离宗，赐名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禟相继死于狱中。宗室多人也被株连。乾隆帝即位后，于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九月，诏宗人府依圣祖康熙帝处置宗室例，将宗室、觉罗中有因罪革退名号，并其子孙除去玉牒，不准载入者逐一查明，分赐红带、紫带，附载玉牒。十月，谕将雍正帝拘禁的允、允禵宽宥。已死的允祉收入谱牒。又命廷臣重议允禩、允禟子孙事。十一月，诏依圣祖处置莽古尔泰等例，将允禩、允禟之子孙，给与红带，收入玉牒，即重新承认他们的宗籍，仍为皇族。乾隆帝此举，旨在争取皇族宗室的支持，用意是明显的。雍正帝处置年羹尧案，徙及依附他的汉人文士汪景祺、查嗣庭，家属子孙均被流放。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三月，下谕说，“汪景祺狂乱悖逆……，其兄弟族属南北远隔，皆不知情。今事已十载有余，著将伊兄弟及兄弟之子……开恩赦回。”（同上，卷十四）族人牵连革禁者，也予宽有。查嗣庭子姪拘系配所者，也从宽赦回。
　　乾隆帝在宽赦前朝满汉罪臣族属的同时，又严厉处置了曾静、张熙。湖南靖州人曾静及弟子张熙，因雍正时传播吕留良反满思想，劝说岳钟琪反清案被拘。雍正帝赦其死罪，命往江浙各地宣讲，自陈悔悟。乾隆帝即位后，随即加重处置，说：“在皇考当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断难曲宥。”（同上，卷九）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乾隆帝初即位，即处置曾、张，旨在镇压汉人的反抗，用意也是明显的。　　
二、减免赋税
　　清王朝建立起封建制的统治后，征收赋税是对广大农民的主要的剥削方式，也是向地主索取钱粮的主要手段。因而减免赋税便成为朝廷争取各阶级民众的最便当的方法。乾隆帝即位时，前朝建树的富盛的国力，为他准备了减免赋税的物质条件。父祖因减免赋税而博得赞誉的事实，又为他提供了借鉴。乾隆帝初即位下诏颁布合行事宜，恩赏各级官员，即令查明“各省民欠钱粮，系十年以上者”，“候旨豁免。”（《高宗实录》卷二）甘肃省因连年负担军需，雍正帝在世时已有旨，将本年地丁钱粮全行捐免。此后十年间，乾隆帝不断减免各地赋税。全省通免及一次减十州县以上者，屡见于清《高宗实录》及乾隆《会典》。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二月，在豁免甘肃应征钱粮的同时，又谕“陕西只征一半，以昭格外之恩。”（同上，卷十二）又免贵州通省钱粮一年。二年，免顺天直隶额赋，免山东正项钱粮一百万两。三年，免江南松江府额赋。四年，免陕西榆林等十一州县逋（欠）赋。六年，免福建台湾逋赋，江苏苏州等府属逋赋。七年，免直隶、江苏、安徽、福建、甘肃、广东等省雍正十三年通赋，并免江南、浙江未完雍正十三年漕项。十年六月，又命普免全国次年钱粮，下诏说：“朕临御天下……，躬行节俭，薄赋轻徭。……是以左藏尚有余积。数年以来，直省偶有水旱，朕加恩赈济，多在常格之外。如前年江南被水，抚绥安插，计费帑金千余万两。”“朕思海宇乂安，民气和乐，持盈保泰，莫先于足民”，“将丙寅年（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年）直省应征钱粮，通行豁免。”（同上，卷二四二）廷议三年之内轮免一周。乾隆十年下诏普免钱粮，一时颂为盛事，也说明当时确是财力充裕，左藏有余。乾隆帝即位后的十多年间，如他自己所说，各地遇有水旱雹灾地震等害，也都加赈济和减免额赋，并一再废止各地的多项杂税，史不绝书。乾隆帝以减少税收的办法，安定人心，防止动乱，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三、汉人文士的选用
　　清王朝经过康、雍两朝采用汉制统治广大汉人地区，汉人文臣已在统治集团中逐渐占有重要地位。乾隆帝即位后，在处置曾、张以镇压汉人反抗思想的同时，又以多种方式，选擢文士，开拓仕途，以争取汉人文士的臣服。康熙时曾于科举定例之外，特设博学鸿儒科，擢选文士。一七三三年（雍正十一年），曾诏举博学鸿词。一六三五年（雍正十三年）八月乾隆帝即位后，随即于十一月下诏说：“皇考乐育群材，特降谕旨，令直省及在朝大臣，各保举博学鸿词之士，以备制馆之选。乃直省奉诏已及二年，而所举人数寥寥。……朕因再为申谕，凡在内大臣及各直省督抚，务宜悉心延访，速行保荐，定于一年之内，齐集京师。”（《高宗实录》卷六）次年二月，各省所举文士即有一百余人到京。九月，在保和殿御试一百七十六人，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及吏部侍郎邵基阅卷。考取一等五名，二等十名。乾隆帝亲自召见，授一等刘纶、潘安礼、诸锦、于振、杭世骏为翰林院编修。二等中由科甲出身的陈兆仑、刘玉麟、夏之蓉、周长发、程恂授为翰林院检讨，未经中举的杨度汪、沈廷芳、汪士锽、陈士璠、齐召南授为翰林院庶吉士。一七三七年（乾隆二年）七月，张廷玉等又考取续到博学鸿词之士一等万松龄、张汉为翰林院检讨，二等朱荃、洪世泽为翰林院庶吉士。博学鸿词科是皇帝特设的制科，考取者即可入官翰林院，一时被士林视为殊荣，贵于例行的科举。
　　一七三七年（乾隆二年）五月，举行定例的科举，考取于敏中等三百二十四人。赐进士及第三人，进士出身八十人，同进士出身三百四十一人。殿试进士，原由主考官阅卷。乾隆帝亲自阅定前十名，诏谕主考官说：“卿等所拟第四卷，策语字画俱佳，可置第一。所拟第一卷改置第二。所拟第七卷亦佳，可置第三。所拟第二卷改置第四，……。”乾隆帝亲自阅卷，决定名次，掌握了 科举取士的权柄。同年，又亲自考试翰林、詹事等官，说：“非朕亲加考试，无以鼓励其读书向学之心。”（《高宗实录》卷四十）阅卷后，依文字优劣，定为四等，分别予以升降，以至休致。乾隆帝由此加强了对文士的选擢和控制。康熙以来，国子监生和知县官缺，可输钱米捐纳，是一项弊政。乾隆帝即位后宣布停止捐纳，也有利于科举取士制的实行。
　　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六月，乾隆帝命内阁学士方苞主持选颁四书文，将明朝及清初的科举应试文章，选集数百篇颁布，以为举业指南。六年正月，又谕各省督抚学政，采访近世研究经学的著述，不拘刻本抄本，随时进呈。十四年十一月，因翰林以文学侍从，多致力于同章，诏谕各省公举潜心经学之士，不拘进士、举人、诸生以及退休闲废人员，以应精选。由此访得顾栋高等名儒四人，于十六年并授国子监司业。乾隆帝通过多种途径察访文士儒生，也从而加强了对文化思想的统治。　　
四、统治核心的整顿
　　乾隆帝初即位，由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与鄂尔泰、张廷玉受命辅政，组成最高的统治核心。乾隆帝亲政后的十多年间，对这个核心势力，逐步整顿，使权力更加集中于皇帝。
　　允禄、允礼是雍正帝的兄弟，也是宗室中最有威望的亲王。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三月，乾隆帝因祭堂子（祭天）时，允礼托病不到，削去亲王双傣和护卫。一七三八年（乾隆三年），允礼病死，允禄受命总理事务并任理藩院尚书。乾隆帝察知他与允扔于弘皙、允棋子弘异、允样子弘昌等来往，指为“私相交结，往来诡密”，于一七三九年（乾隆四年）十月交宗人府审处。弘皙革去亲王，弘异永远圈禁，弘昌革去贝勒。允禄从宽兔革亲王，仍管内务府事，革退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等职及亲王双傣。十二月，弘皙又被告发听信巫术，向妖人询问国事，指为“大逆不道”，永远禁锢。允禄也被罚俸五年，“以示惩儆”（《高宗实录》卷一○六）。辅政两亲王先后失去权势，宗室子孙不敢“私相结纳”了。
　　乾隆帝即位亲政，复设军机处后，鄂尔泰与张廷玉分任满、汉军机大臣，总理朝廷大政。鄂尔泰历仕三朝，能文能武，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七月，因办理贵州苗疆事务获罪，解大学士任，削去一等伯爵。乾隆帝即位，受命为总理事务大臣，授一等子爵。次年，为军机大臣，三等伯。一七三八年（乾隆三年）兼议政大臣。安徽桐城人张廷玉，康熙时曾以翰林院检讨入直南书房。雍正时，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会典总裁，晋为大学士，草拟皇帝谕旨，深得雍正帝倚信。乾隆帝即位，受命辅政为总理事务大臣。元年，复为大学士、军机大臣。二年，与鄂尔泰同进三等伯。汉人文臣爵至侯伯，为前此所未有。张廷玉以进士出身，得三朝倚任，在朝连膺重任，并一再充会试考官，成为汉人文臣和文坛的领袖。
　　乾隆帝即位，倚用鄂、张二老臣辅政，并将雍正帝生前的渝旨入于遗诏，说：“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朕万年之后，二臣著配享太庙。”朝臣配享太庙，前此如费英东、额亦都等，都是满洲元勋。汉人文臣配享，是历来所不曾有。清朝一代，也只有张廷玉一人。鄂尔泰、张廷玉主持军机处后，权势尤盛。乾隆帝为防范满、汉朝臣结党，屡次申谕饬戒。一七四○年（乾隆五年）四月，在一个谕旨中说：“而无知之辈，妄行揣摩，如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与朕久用之好大臣，众人当成全之，使之完名令节，永受国恩。”“二臣当更仰体朕心，益加敬谨，以成我君臣际遇之美。”（同上，卷一一四）昭梿《啸亭杂录》说：“上习知其弊，故屡降明谕，引宪皇帝（雍正帝）朋党论戒之。”乾隆帝亲自处理朝政，大权独揽，又多次告诫臣工，预防朋党。
　　鄂尔泰是著名武将，又主持文坛为翰林院掌院学士，主考会试，门下满、汉臣僚甚众。受命辅政，位至尊显。子鄂容安也在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授任翰林院编修、南书房行走。后转侍读，擢升詹事府詹事。鄂氏一门在朝中权势甚盛。左都御史仲永檀乾隆元年进士，是鄂尔泰主考的门生。乾隆七年十二月被揭发与鄂容安结党营私，将密奏留中事泄露（昭梿《啸亭杂录》以此事为刑部侍郎张照诬谮）。乾隆帝说他，“依附师门，将密奏密参之事无不预先商酌，暗结党援，排挤不睦之人，情罪甚属重大。”（《清史列传》）审理此案的王大臣请将鄂尔泰革职拿问，乾隆帝特予宽容，“交部议处，以示薄罚”，仍留原任。鄂容安革职。仲永檀死于狱中。乾隆十年（一七四五年）正月，鄂尔泰因病请解任，有旨慰留。四月病死。
　　自鄂尔泰获罪后，张廷玉主持军机处，权势益重。早在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左都御史刘统勋即上奏说：“外间舆论，动曰桐城张、姚两姓，占却半部绪绅。”“今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振等十三人。”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乾隆帝因廷玉年老，命其次子张若澄入直南书房，以便扶掖入朝。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张廷玉以老病乞休，乾隆帝不准。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冬，再次乞休。乾隆帝不悦，乃许致仕。次日，张廷玉未入朝，只命若澄入谢。乾隆帝大怒，命发旨诘责。张廷玉随即于次日晨入朝谢恩。乾隆帝又怀疑草拟诏旨的汪由敦泄露内情，将汪由敦革职，削去张廷玉伯爵，命以大学士衔休致留京。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张廷玉疏请南还，乾隆帝更怒，严加斥责。张廷玉疏请治罪。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四月病死，年八十。仍命配享太庙。
　　张廷玉在乾隆朝，执政十余年。作为汉人文臣的领袖和代表，权位至于极盛。乾隆帝倚用汉人文臣而又时加控制，并一再宣告“满汉均为朕之臣工”，不得相互歧视。乾隆帝即位后约二十年间，满汉大臣之间并未出现严重的朋党纷争。
（二）边疆战事的发动
　　乾隆帝即位的二十年间，主要在稳定政局，巩固他的统治，并未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但初年曾出兵镇压贵州苗族的反抗，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又开始了对四川西部大小金川的征剿。　
一、苗疆战事
　　雍正帝时，张广泗等攻占贵州古州苗人地区，鄂尔泰在古州设镇，为总兵驻地。又在苗岭山脉及清水江、都江流域的清江（清水江）、丹江、八寨等城设立协营驻。兵。后改清江为镇，与古州分辖。鄂尔泰因而晋封伯爵，入为武英殿大学士。一七三二年（雍正十年），清军在台拱驻兵，引起苗民反抗。次年，清军攻占台拱。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春，各地苗人因反抗征粮起义，接连攻陷数城。六月，雍正帝诏发云南、四川、湖北、广东等六省兵会剿，特授云南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湖广提督董芳为副将军，领兵作战。七月，又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总领其事。张照至苗疆，认为强行“改土归流”并非良策，与哈元生不和。清兵数月无功，苗人起义更加迅速发展。鄂尔泰也因此被兔去大学士职。
　　乾隆帝即位后，十月间逮捕张照，治罪，命张广泗为七省经略，节制诸军。张广泗至军，劾哈元生徒事招抚。免官逮入京师论斩。乾隆帝命免死赴西路军效力。张广泗又劾董芳师集数月，剿抚无端。免官逮至京师，以副将发云南。张广泗调集贵州兵，集中于镇远府。分三路进攻苗寨。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春，又增加兵力，分八路进军。四、五月间，对起义苗民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六月间战事结束，共毁苗寨一千二百二十四所，斩杀一万七千余人，俘掳二万五千余。乾隆帝不借发动大军大肆屠杀，为苗民带来惨重的灾祸。但迫于苗民的坚决反抗，战事过后，仍不得不宣诏免除苗疆的钱粮，永不征收。苗人之间的诉讼，也仍依苗人习俗处理，不拘清朝的律例。　　
二、对瞻对土司的镇压
　　四川打箭炉西北，有瞻对土司，居雅龙江畔岸山中，称为上瞻对、下瞻对。各有首领（土目），居民是土著的藏族。有人恃险劫货，掠及清台站士兵。官府捕治时，土司隐匿不交。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川陕总督庆复借四川巡抚纪山、提督李质粹奏请发兵进剿。庆复、李质粹分兵数路围剿上瞻对，上瞻对土目四朗降。清兵合力进攻下瞻对诸寨，下瞻对首领班滚力战，不敌，请降。庆复不许，上疏报捷。乾隆帝授庆复文华殿大学士。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春，庆复以明正土司汪结为向导，继续进军。四月，庆复、李质粹领兵进攻丫鲁地方，烧毁碉楼四十余座。碉内所居男妇老幼，俱被火烧。李质粹咨报班滚已自焚死。六月，庆复据以奏报朝廷。乾隆帝以为可疑，说：“惟班滚渠魁，断不可容其漏网。”传谕庆复继续查访，“留心踪迹，毋留遗孽。”（《高宗实录》卷二六八）清军暂且收兵。　　
三、第一次大小金川之战
　　四川西部金沙江上游，有两水，因山中产金，俗称为大小金川。藏族部落居两川附近地区，称大金川为促浸水，小金川为作儹纳水。大金川首领嘉勒塔尔巴于一六六六年（康熙五年）由清廷授予嘉勒巴演化禅师印，统领部众。其庶孙莎罗奔曾随岳钟琅部进军西藏，有功于清廷。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授予金川安抚使的封号。莎罗奔依靠清廷的支持，雄据一方，声势渐盛。又以己女阿扣嫁小金川首领泽旺，以图控制。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莎罗奔曾将泽旺捉拿，被清大学士管川陕总督事庆复制止。庆复在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奏报说：“大金川土司色勒奔细（即莎罗奔）性更凶顽……，更欺压小金川。去年竟有将小金川土司拿去之信。经臣差弁严查……，方遣土目具禀军前，当即严加申饬。”（《高宗实录》卷二八三）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年）正月，四川巡抚纪山奏报说，莎罗奔侵占邻近的革布什咱土司地方，彼此仇杀，并诱夺泽旺印信。乾隆帝认为是土司之间的“小小攻杀”，诏谕“即当任其自行消释，不必遽兴问罪之师”，“令其畏惮奉法，恩抚感怀，各得其道，先事所筹，无致轻有举动。”（同上，卷二八四）随后，庆复又奏报莎罗奔“近攻革布什咱之正地寨，又攻明正土司所属之鲁察景谷，番民望风畏避。坐汛把总李进廷抵敌不住，退保吕利。”乾隆帝得报大怒，说“看此情形，则贼首恃其巢穴险阻，侵蚀诸番，张大其势，并敌扰我汛地，猖獗太甚。”三月，调任镇压苗民有功的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川陕总督，会同庆复相机进剿（同上，卷二八六）。
　　张广泗领兵三万进攻金川。六月，小金川土司泽旺及弟良尔吉来降。张广泗即驻兵于泽旺的美诺寨，命良尔吉从征。庆复被召回京。张广泗分兵两路攻打大金川。莎罗奔阻山为石垒，清军无法前进。十月，纪山及张广泗先后奏报莎罗奔乞降。乾隆帝谕军机大臣等：“此番官兵云集……，断无以纳款受降，草草了局之理。著传谕张广泗，务将莎罗奔擒获。”（同上，卷三○一）十一月，张广泗又奏报莎罗奔遣使乞降，“臣复面加晓谕……，此番用兵，务期剿除凶逆，不灭不已。”乾隆帝旨复：“甚是！甚是！是慰朕怀。”又批：“好！明告之，甚是。”（同上，卷三○五）年底，清军仍不能前进。
　　在此期间，张广泗察知下瞻对首领班滚隐藏未死，庆复奏报班滚自焚事不实。乾隆帝命他继续查访核实，将庆夏免官，与李质粹同下刑部狱。审讯，以贻误军机论斩。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年）正月，张广泗又奏请增兵一万进攻，但至三月，仍无进展。四月，乾隆帝命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讷亲为经略大臣，到四川督师，并起用削职的岳钟琪以总兵衔到军中听用，起用董芳为四川重庆总兵从征。大金川以勒乌围与噶尔厓两寨为主要据点。莎罗奔自驻勒乌围，其侄郎卡驻噶尔厓。六月间，讷亲至军，急于求功，限令三日攻下噶尔厓。清军发起猛攻，总兵任举、参将买国良战死，无功而退。张广泗蔑视讷亲，临阵推诿困扰。讷、张不和，军心瓦解。讷亲上疏劾奏张广泗“糜饷老师”。岳钟琪至军，升为四川提督。雍正时，岳钟滇遭张广泗弹劾罢官。这时，他也密奏张广泗玩兵养寇，信用良尔吉，泄露军机。九月，乾隆帝将张广泗革职，交刑部治罪。十二月逮捕入京处死。讷亲也被召回京，以贻误军机革职治罪。次年正月，被处死。
　　乾隆帝召回讷亲、张广泗后，九月间，晋升协办大学士傅恒（满洲镶黄旗人）为保和殿大学士，暂管川陕总督，经略军务。十月，傅恒奉旨出发，十二月入川。傅恒至军，在卡撒驻营。察知张广泗信用的良尔吉，与莎罗奔女阿扣私通，向莎罗奔密报军情。随即将良尔吉、阿扣及引荐良尔吉的汉人王秋斩首，军中震动。傅恒奏报作战方略、当地险要形势及期以四月间取胜，井称“此番必期成功，若不能珍灭丑类，臣实无颜以见众人。”乾隆帝得报“深不以为然。”这时，边疆战事已经并非必要地拖延经年，损兵折将，虚耗资财。乾隆帝已渐有悔悟，谕军机大臣传谕傅恒，说他“辗转思之，竟至夜不成寐。”‘现在酌拨帮项千万有奇，至动及各省留备银两，已属拈据。”“乘此机会，因而抚纳，亦足以振军威而全国体。”（同上，卷三三一）几天后，又以“恭奉皇太后懿旨”名义，传谕傅恒，限令四月初旬以前结束战事。次年正月，乾隆帝决意撤兵，诏谕说：“朕思用兵一事，总系从前不知其难，错误办理。今已洞悉实在形势，定计撤兵。另有谕旨寄发，召经略大学士傅恒还朝。”（同上，卷三三二）傅恒接谕后，交还原旨，请求继续攻打噶尔厓。说：“攻克贼巢，旦夕可必。一篑之亏，诚为可惜。”（《清史列传·傅恒传》）乾隆帝得报，不允。再次下谕，召傅恒还朝，并赐诗三章，有句云：“武岂黩兵应戒彼，绩惟和众孰同斯；功成万骨枯何益，壮志无须效贰师。”（同上）傅恒得旨，适莎罗奔遣使来降。傅恒谕令莎罗奔、郎卡亲到清营来降，当赦免不杀。为取信于莎罗奔，提督岳钟琪只率十三骑亲自到勒乌围开谕。莎罗奔率领郎卡随岳钟琪到清军大营投降，誓遵六事：不侵犯邻封、归土司侵地、献出凶手、资送内地人、纳军械、供徭役。傅恒宣诏赦免莎罗奔，领兵还朝。乾隆帝褒赏傅恒，后封岳钟琪三等公，赐号威信。董芳赴镇料理善后，以功加左都督。
　　乾隆帝先后发动对瞻对和大小金川的征剿，战事经年，为当地居民带来极大的灾祸，清廷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战争的发动，并非由于藏族居民反抗清廷，而只是因为边地出现的某些纠纷。这些纠纷本来并不是不可以妥善处理。乾隆帝轻率出动大兵，又一再拒不接受当地土司首领的投降，务期“尽灭”以维护所谓的军威国体，实际上也就是树立乾隆帝的声威。乾隆帝的横暴的镇压，遭到边地居民的顽强抵抗。清廷先后处死大学士、总督等满汉重臣三人，将官多员战死，伤亡兵士数千。战争耗费军需银七百七十五万两（实销六百五十八万，移驳一百十七万。见赵翼《檐曝杂记》卷二），以致不得不动用各地的后备，使“财用枯窘”。清廷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仍然不得不收兵纳降，继续承认当地土司的统治。军事上的表面的胜利，并不能掩盖事实上的失败。不必要的连年战争冲击了乾隆初年保持的承平局面，也为此后的默武邀功开了端绪。
（三）帝后巡游与究治朋党
　　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乾隆帝在捐免直省赋税的诏谕中曾自称：“朕临御天下，十年于兹，抚育蒸黎，民依切念。躬行节俭，薄赋轻摇。”“今寰宇敉宁，既鲜靡费之端，亦无兵役之耗。”（《高宗实录》卷二四二）如果说，大小金川之役是开始了并非不可避免的“兵役之耗”，那么帝后的巡游和皇室的豪侈，又开了“靡费之端”。　
一、帝后巡游
　　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在承德府修建行宫，称避暑山庄。夏秋间皇帝在木兰狩猎，称为“秋狝”。驻跸避暑山庄听政。秋狝驻跸实际上是继承了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纳缽制的传统，以保持骑射的武风。但山庄的修建，模仿江南园林，日益豪侈。乾隆帝于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开始举行秋狝，奉母钮祜禄氏皇太后（嘉庆时谥孝圣宪皇后）同行，驻山庄避暑。此后隔年一至。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以后，每年夏秋必至，均奉皇太后同行。乾隆帝上效康熙帝，又连年巡游南北各省，号为东巡、西巡和南巡。康熙帝的出巡，旨在考察形势、巩固统治和视察黄河的治理。乾隆帝的巡游，主要以游乐为目的，上下虚耗，所经之处竞尚侈丽，带来巨大的靡费。
　　谒陵与东巡 乾隆帝生长京师，不知满洲故乡风土。一七四三年（乾隆八年）八月，奉皇太后自北京启行，前往盛京祭谒祖陵。临行前下谕说：“朕奉皇太后前往盛京，恭谒祖陵，所有经过州县，不令丝毫扰累。但安营除道，未免有资民力”，将各地本年应征钱粮捐免。所谓“不令丝毫扰累”，自是空文。“有资民力”，则是事实。启行之前，各地即忙于修筑桥梁道路，铺设驻跸宫幄等所谓“应办差使”。孝圣太后与乾隆帝途中驻跸避暑山庄，在木兰行围。蒙古王公台吉随行。行围后赐宴并颁赏腰刀缎正，随行兵士亦各有赏银。行经召乌达盟，盟长贡献牛羊驼马。乾隆帝以经过地方“蒙古人等修理桥道，备办一切用项，俱属整齐妥协”，下谕褒奖，对各级官员、兵丁颁赏大批缎布等物。九月，至盛京，先赏赐盛京将军银五千两、副都统银二千五百两。随即举行大宴，盛京文武官员、三陵官员及自京随来的王公大臣、官员、蒙古王公、额驸等均入宴，规模盛大。皇太后与乾隆帝先祭谒永陵（景祖觉昌安、显祖塔克世陵。原称东京陵，顺治十六年尊称永陵），然后祭福陵（太祖陵）及昭陵（太宗陵）。三陵祭仪，均依康熙时定例。祭后又盛宴诸王及文武大臣，庆贺礼成。乾隆帝受贺并亲制《盛京延宴世德舞辞》，以汉高帝过沛而歌大风自比。随即以礼成颁诏全国，赏赐文武大臣及奉天旗民。乾隆帝此次东巡谒陵，朝廷耗费了大批的赏赐，盛京及所经各地为接送帝后，更耗费了无数的人力与财力。
　　一七四五年（乾隆十九年）七月，乾隆帝再次奉皇太后谒陵。八月，途经吉林，驻跸，渡松花江，游龙潭。因“途次迎銮者，踊跃趋事”，奖谕吉林将军、副都统以下各级执事官员、兵丁，赏给缎正、银两。抵盛京谒陵礼成，又依例颁赏盛京官兵，较一七四三年（乾隆八年）更为丰厚。盛京礼部侍郎世臣，因备办祭典“并不竭尽诚敬，草草办理”，被革职发往黑龙江。乾隆帝赏罚分明，更加助长了地方官员迎銮的靡侈。
　　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二月，乾隆帝奉皇太后去曲阜谒孔子陵庙，游泰山，是为东巡。沿途迎銮竞尚侈丽，过于盛京谒陵。乾隆帝在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的一个诏书中说：“自十三年东巡，该抚等于省会城市，稍从观美，后乃踵事增华。虽谓巷舞衢歌，舆情共乐，而以旬日经营，仅供逐次一览，实觉过于劳费。且耳目之娱，徒增喧聒，朕心深所不取”。事过之后，乾隆帝以“深所不取”为言，以求限止。当年的奢费，不难想见。
　　西巡五台 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乾隆帝又奉皇太后往易州谒祭泰陵，然后西游五台山，号为西巡。自顺治帝定都北京后，顺治、康熙两帝都葬在遵化。雍正帝生前，即把自己的葬地定在易州泰宁山下，并修建了陵园。一七三七年（乾隆二年），葬雍正帝于此，称为泰陵。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九月，乾隆帝与皇太后到泰陵行祭礼，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员随行。谒泰陵后，自易州去山西五台游赏。乾隆帝下谕说，他“临幸五台，观风问俗”，是为了“周知闾阎疾苦”。事实上，主要是巡游览胜。去五台前，借口山西巡抚阿里袞患病，特命兵部尚书班第署理山西巡抚，即日前往，办理巡幸五台之事。帝后抵五台后，赐宴随从王大臣。因“安营除道，未免有资民力”，免五台县明年额赋十分之三。乾隆帝在五台行围。留驻五日后启程。十月，经滹沱河，驻正定府，查阅堤工。经石家庄，驻保定府，游莲池书院，在太平庄行围，由涿州回京。
　　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乾隆帝再次奉皇太后西巡。二月自京师出发，由王公大臣扈从，经涿州、保定府至五台，在菩萨顶驻跸三日后，循原道回銮。临行，在五台下谕说：“朕巡幸五台，所有各处道路，该抚多已预备。其中朕所未到之处，向例不准开销。……赏银一万两，交该抚阿里袞通融办理，以补前项诸费之用。”（《高宗实录》卷二五八）山西境内，乾隆帝未到之处，赏银一万两补用，实际筹办费用，当不止此数。直隶境内及山西已到各处，虚耗费用，当然还要超出数倍至数十倍。据说，一九○○年慈禧太后逃到太原，见到乾隆帝巡幸五台时所供用的物品，叹为宫中所未有。其豪侈奢靡，可想而知。
　　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秋八月，乾隆帝又奉皇太后巡幸中岳嵩山。一切供顿，俱由正项开销。依西巡之例，也与赏银一万两交督抚通融筹酌。八月初七日自京启程，先向京东遵化祭谒孝陵、景陵，然后西行去易州谒泰陵。经正定府、彰德府、孟县、洛阳县，十月初至嵩山。祭中岳庙，赐扈从王公大臣及河南巡抚等官宴，在嵩山两日回銮。经中牟县至开封府，留住四日，赐宴阅兵。经卫辉府北返，十一月初回京。下谕将河南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以前积欠钱粮三十五万两捐免。
　　南巡江南 乾隆帝连年奉皇太后东西巡游，王公大臣随从，转辗各地，贡献赏赐，耗费是巨大的。但最大的靡费还是南巡江南。江浙一带历来是生产最为发展的地区，也是景物繁盛，商业贸易最为发达的地区。康熙帝曾六次南巡，以巩固对汉地的统治，乾隆帝自称效法皇祖，也先后六次到江南巡游。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乾隆帝奉皇太后还京。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正月，又奉皇太后启銮初次南巡。大学士博恒等王公大臣随行，规模浩大。启程一年前，经行各地即已在忙于准备御舟，修筑道路，布设行营行宫，筹备迎驾。乾隆帝出发前下谕说：“朕巡行江浙，问俗省方，广沛恩膏，聿昭庆典”，将江苏自乾隆元年至十三年（一七三六至一七四八年）积欠地丁银二百二十八万余两、安徽积欠三十万五千余两捐免。浙江无积欠，将来年应征地丁钱粮三十万两捐免。随从人等各有帮银路费傣饷，但因沿途诸物昂贵，另加恩赏，傅恒赏银六百两，以次各有赏银。二月间，经山东泰安入江苏，渡黄河至直隶厂，阅洪泽湖高家堰堤工。过淮安，经扬州乎山党高旻寺渡江至金山寺，经镇江府，由水路至苏州府驻跸二日。三月初，经嘉兴至杭州。月中自杭州回苏州驻跸。往江宁府，祭明太祖陵。四月，经泰安府，游泰山。五月初回京（《高宗实录》，参《南巡盛典·程途》）。
　　乾隆帝奉皇太后驻跸的城邑，对当地各级官员以致兵丁，屡有赏赐。二月初，在途中下谕说：“朕问俗观风，南巡江浙，清跸所至，广沛恩膏。更念三吴两浙为人文所萃，皇祖圣祖仁皇帝屡经巡幸，素悉膠庠，试额频加，覃敷教泽。朕法祖省方，銮舆所莅，式循式典，用示渥恩。”（《高宗实录》卷三八二）江苏、安徽、浙江三省，本年岁试文童，府学及州县大学增取五名，中学增取四名，小学增取三名。乾隆帝到杭州后，又颁赐江浙各书院新刊武英殿版十三经、二十二史各一部，又召试呈献诗诸生，谢墉、陈鸿宝、王又曾等三人特赐举人。在江宁，也准此例，特赐蒋雍植、钱大昕等五人举人。
　　乾隆帝巡游之地，当地设备接送，竞尚豪华。据说每处供设，所费不只二、三十万两，超过康熙帝南巡时十倍。帝后的大量赏赐和地方的豪华供设，耗费巨大。所谓“动用正项”和减免额赋，自然远不足用。乾隆帝在山西和山东巡游时，曾准当地商人捐输。游嵩山时，河南巡抚鄂容安奏称：“恭遇驾幸河南，通省绅民咸沐皇仁，无由仰报，情愿捐输，共输银五十八万七千余两，以充公用。”（《高宗实录》卷三七四）乾隆帝饬令给还绅民。南巡江南时，因费用浩大，深虑“办理拮据”，明谕嘉奖“两淮商人，踊跃急公，捐输报效。地方官一应公务，于此取给。”（同上，卷三八二）两淮商人中，以盐商为最富。乾隆帝将两淮纲盐、食盐于定额外，每引赏加十斤，“不在原定成束之内，俾得永远沾受实惠。”（同上）乾隆帝用赏加盐引的办法，换取盐商捐输，以供巡游。盐商自炫富有，官员互竞豪华，侈靡之习，愈演愈烈。袁枚记扬州情形说：“自辛未岁（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大子南巡，官吏因商民子来之意，赋工属役，增荣饰观，奢而张之。水则洋洋然回渊九折矣，山则峨峨然隥约横斜矣，树则焚槎发等，桃梅铺纷矣，苑落则鳞罗布列、閛然阴闭而霅然阳开矣。”（《扬州画舫录·序》）乾隆帝游苏州时，曾说这里“纷华靡丽之意多，而朴茂之风，转有未逮”，“凡兹士庶，更宜力敦本业，力戒浮华。”（《高宗实录》卷三八三）游杭州后也说：“闾阎趋尚，较吴稍朴。但浮竞之习，举所不免。”（同上，卷三八四）乾隆帝指苏、杭二府趋尚浮华，其实他的南巡，就正是在倡导浮华的风气。
　　康熙帝南巡时，视察黄河河工是主要目的之一。乾隆帝后来自称：“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而辛未（一七五一年）、丁丑（一七五七年）两度，不过敕河臣慎守修防，无多指示。”（《南巡记》）乾隆帝初次南巡，本不以视察河工为目的，“无多指示”是必然的。不过，他经淮南时，曾往视高家堰。自江宁往祭禹陵途中，也至蒋家坝阅视堤工。并曾诏谕河臣尽心修治洪泽湖水坝，对黄河的治理，也还多少有所推动。乾隆帝在巡游各地时，仍在各地批阅奏章，处理军国大政，与荒废政事的单纯的游玩，也还有所不同。不过，南巡的目的，既在于“观风问俗”，游赏胜景，沿途的靡费，不仅耗费了前代积聚的大量资财，也助长了地方官员竞尚华侈，贪贿敲索的颓风，影响是巨大的。
二、宫廷的侈靡
　　乾隆帝即位日久，宫廷生活也日益侈靡，任情挥霍。典型的事例，是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冬，为孝圣皇太后举行六十寿辰的庆典。康熙帝曾为孝惠皇太后祝贺六十寿辰，贡献各色珍贵礼物，备极豪侈。但孝惠太后仍令停止筵宴，以为限止。乾隆帝效法乃祖，也为生母皇太后祝寿，但其豪华远远超过康熙时的庆典。
　　京师城西有圆明园，原为雍正帝即位前藩邸赐园。圆明园之南，有畅春园。康熙时，以明人别墅改建。乾隆时，孝圣太后常居此园。十一月二十五日为皇太后生日。十九日，皇太后自畅春园去万寿山游幸。次日，自畅春园启銮，入城，入居皇城的寿康富（在慈宁宫西，后改名寿安宫）受贺。
　　皇太后的庆寿活动虽在京师举行，但成为全国各省都要鼎力筹办的大事。早在本年春初，即由在京王大臣奏准，于万寿山至京一路，“分段预备，公祝圣寿。”乾隆帝诏谕各省督抚，先期遣人进京，按分派地段，预备经坛、戏台之类，“以展臣子祝嘏之诚，而玉辂经过，亦可仰承圣母欢心。”（《高宗实录》卷三八四）各省督抚自然竞相贡献，争奇斗艳。城外自万寿山至西直门，城内自西直门至皇宫西华门，沿路十余里遍设万寿彩棚、戏台、灯彩楼阁之类。城内道路两旁房屋均被遮挡不见。广东省搭设的“翡翠亭”，宽约两、三丈，亭瓦全用孔雀尾翎毛，不下万眼。湖北省搭建“黄鹤楼”，重檐三层，用玻璃作墙壁，高七、八尺。浙江省献“出湖镜”，在广榭中用大圆镜嵌入藻井，小镜数万堆砌四旁，构成镜壁。人入其中，即可照影千百。各省搭设的祝寿棚，互竞豪侈，剪彩为花，铺锦为屋。每数十步，设一戏台。南北戏曲及四方乐舞，在台上演出祝寿。不仅在京王公大臣及各省督抚各自搭设华侈的坛台，博取“圣母欢心”。在京及各省非现任职官的在籍人员，也有一百八十五员设立经坛庆祝，因而获得晋级和赏给职衔的“恩施”。十一月初，西直门一路祝寿彩棚就已铺设，并特派步兵昼夜看守。大约自初十日起，即开始乐舞庆祝。许居民观赏，以示“普天同庆”。史学家赵翼当时正在京师，说他曾到长街游览两次，“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此等胜会，千百年不可一遇。”（《檐曝杂记》卷一）不仅各省督抚以下的各级官员，都来京祝寿，地方绅民也相继来京，因人数过多而被制止。但直隶和湖广的老民老妇，因起程较早而陆续到京，受到恩赏。皇太后启銮回宫之日，在京文武官员、大臣命妇、八旗男妇、京师士女及各省来京官民，都端服盛妆，跪伏在道路两旁，为太后祝嘏。二十二日（乙酉），乾隆帝为皇太后加上徽号，举行庆典。二十五日，举行祝寿大典，乾隆帝亲制《慈圣万寿九如颂》九章，书在屏风上进献。随后颁诏天下，说：“盛典特隆，洪恩用溥”，王妃、公主、满汉大臣命妇、外藩王妃以下，俱加恩赐。在京满汉文武大小官员，俱晋一级。内外官员，俱加封赠。太监，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兵丁，均给赏银。
　　乾隆帝为皇太后祝寿之年，虽然国库仍尚充裕，但连年水旱，各省已多有灾荒。十一月初，两江总督尹继善就奏报说：“上下江节年偏灾，赈贷平祟，动用不货。统计缺额米，上江五十余万石，下江一百余万石。”（《高宗实录》卷四○二）两江是最为高产的地区，这时也受灾缺粮。但这年春夏，帝后巡游江南，冬季又大办祝寿庆典。各地的负担是沉重的。督抚向帝后的贡献，自是来自州县，州县又攫括于民间。皇室奢靡，上行下效，不仅助长了浮华之风，也促使官吏的贪贿勒索，随之日益加剧，难以遏止。
三、究治朋党
　　乾隆帝即位后，倚用老臣鄂尔泰、张廷玉掌管朝政。鄂氏与张氏家族，多居官位。外姓臣僚也争相依附。乾隆帝曾一再告诫，防止朋党的形成。鄂尔泰于一七四二年（乾隆七年）获罪，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病死。张廷玉也于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遭到乾隆帝贬斥后休致。但朝臣中相互攻讦和相互援依之风已渐形成。乾隆帝也对满汉臣僚渐多疑忌，时加防范。鄂尔泰死后次年，其侄鄂昌任广西巡抚，奏请将鄂尔泰列为广西名宦入祀，遭到乾隆帝的驳斥。一七四七年（乾隆十二年），乾隆帝令督抚大臣举贤自代。鄂昌举荐广西布政使李锡泰，说他“堪膺封疆之寄”。乾隆帝说，他曾召见过李锡泰。李锡泰痛贬前任广西巡抚托庸的坏处，极力称赞鄂昌居官的好处。现在鄂昌又来举荐李锡泰，这怎能避免党同朋比之嫌？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初，乾隆帝还在诏谕中说起，张廷玉当年乞休时，曾奏称史贻直曾说他不宜配享太庙，请求保证。史贻直是在单独奏对时说过这样话的。张廷玉怎么会知道？这能说没有揣摩朋党之风么！又说，南巡时准令兵部尚书梁诗正解职归乡，奉养老父，就有人怀疑，说是因汪由敦排挤而去。倘使汪由敦能在朕前排挤梁诗正，何以不能救护张廷玉？这不是很明白么！又下谕说：“徇情曲庇，即是党援门户之渐。昔皇考洞悉此等陋习，大加振刷。如查嗣庭、吕留良诸案，实足以挽颓风而励名教”。“倘以日久渐弛，复萌故智，将来如有似查嗣庭、吕留良不法之案，朕亦非不能执国宪以警奸顽者。诸臣其苦均之。”（《高宗实录》卷四八一）乾隆帝此谕，向诸臣发出警告，表明他也将惩治查嗣庭案一类的事件。果然，这年二月，便有胡中藻、鄂昌狱兴起。
　　江西新建人胡中藻，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殿试考取进士，鄂尔泰为会试正考官，因而自称为鄂尔泰门人，入为内阁学士。得到鄂尔泰的赏识，被视为“昌黎（韩愈）再世”（《履园丛活》一）。他在诗中也说是“记出西林（鄂氏出西林觉罗氏）第一门”。鄂尔泰死后，胡中藻出为陕西学政。一七四八年至一七四九年（乾隆十三年至十四年），出为广西学政。奉调回京，后解任归江西。鄂昌于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调任江西巡抚，旋调四川巡抚、甘肃巡抚。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署陕甘总督，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调江西巡抚。一七五二年（乾隆十六年）冬，因申奏不实，被解任。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再授甘肃巡抚。胡中藻平居吟诗，与鄂昌相唱和。汇集所作诗稿题为《坚磨生诗钞》，礼部侍郎张泰开曾为作序刊刻。乾隆帝因而怀疑鄂昌与胡中藻等结党怨望。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二月，密谕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唱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察出速奏。”（《清代文字狱档》）卫哲治查出胡中藻曾出试题及唱和诗三十六首与在陕西时诗文一本奏呈。三月初二日，乾隆帝又密谕协办陕甘总督刘统勋，乘鄂昌去安西之际，亲往兰州鄂昌抚署，“将其与胡中藻往来应酬之诗文、书信，严行搜查，并其与别人往来字迹中有涉讥刺嘱托者，一并搜查封固，差妥人驰驿送来”，并严示“不可预露风声”。三月十三日，乾隆帝召谕大学士九卿等朝臣，痛斥胡中藻“诋讪怨望”，“非人类中所应有”。指斥胡中藻集内诗句“又降一世夏秋冬”，是隐喻清朝传三世以后至乾隆时“又降一世”。“一把心肠论浊清”，是“加浊字于国号之上”。呈南巡诗有“三才生后生今日”，是署骂乾隆帝在三才（天、地、人）之后。又所出经义试题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等等。乾隆帝还说：“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乾隆帝认定：“胡中藻之诗，措词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谤及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鄂昌身为满洲世仆，历任巡抚，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最后说：“朕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凤，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清代文字狱档·军机处档》）随即将鄂昌、胡中藻拿解来京审讯，并将张泰开革职。
　　江西巡抚胡宝瑔奉谕，多次查抄胡中藻家中文稿书信，送呈审查。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奏称：“胡中藻违天逆道，覆载不容，合依大逆，凌迟处死。”乾隆帝谕“免其凌迟，著即行处斩，为天下后世炯戒”，而将此案追究到鄂尔泰。说：“胡中藻系鄂尔泰门生，文辞险怪，人所共知，而鄂尔泰独加赞赏，以致肆无忌惮，悖慢涛张。且与其侄鄂昌叙门谊，论杯酒，则鄂尔泰从前标榜之私，适以酿成恶逆耳。”又说：“胡中藻依附师门，甘为鹰犬，其诗中谗舌青蝇，据供实指张廷玉、张照二人。可见其门户之见，牢不可破。”著将鄂尔泰祭牌从贤良祠撤出。鄂昌被押来京后，经大学士九卿严审，“低首无辞，惟称万死”。乾隆帝“从宽赐令自尽。”（《高宗实录》卷四八六）
　　乾隆帝亲自铸成此案，旨在打击权势显赫的鄂尔泰家族，消除大臣间的朋党积习，用意是明显的。但以胡中藻狱为引线，任意指斥诗句为诽谤，则又继承了前栩以语言文字之过处置大臣的恶例。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的胡中藻狱以后，乾隆帝加强了对满汉臣僚的控制，朝臣间的相互攻陷也愈加频繁了。
第二节 边疆战事的发展与思想统治的加强
　　乾隆帝即位之初，曾标榜“既鲜靡费之端，亦无兵役之耗”，在朝臣中则力倡消除呛域，以巩固其统治。但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后的三十年间，逐渐向相反的方面转化，边疆战事频繁兴起，皇室贵族奢靡无度，在夸耀武功，竞尚浮华的背后，日益消耗着前朝积聚的国力。清王朝走上由盛而衰，外盛内衰的历程。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控制也随之日益强化了。
（一）西北和西南的战事
一、准噶尔部战争的继续
　　雍正帝击败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定界游牧，十年间不再有大的战事。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噶尔丹策零死，次子多尔济那木扎尔继承汗位。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彼众台吉攻杀。大策零敦多布之孙达瓦齐、小策零敦多布之子达什达瓦和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策划拥立那木扎尔弟策妄达什为汗。其兄刺麻达尔扎乘机夺取汗位，将策妄达什与达什达瓦除灭。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逃往哈萨克，刺麻达尔扎派兵三万人，跟踪追捕。阿睦尔撒纳潜回故地，组织精兵一千五百人，从闼勒奇山路突入伊犁，袭杀刺麻达尔扎，推戴达瓦奇为汗。阿睦尔撒纳原在雅尔（塔尔巴哈台）游牧，娶杜尔伯特台吉达什女，后杀害达什，控制了达什子纳默库所属的杜尔伯特部，并移居额尔齐斯河。在库什乌苏游牧的和硕特台吉班珠尔是他的同母兄，与他联为一体。阿睦尔撤纳调动辉特、杜尔伯特、和硕特等三部兵力，威胁伊犁。达瓦齐亲自率兵三万进攻额尔齐斯河，并派勇将玛木特率乌梁海兵八千，东西夹击。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交攻经年。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阿睦尔撒纳兵败，遂与纳默库、班珠尔率所部二万人降清朝，在扎卜堪游牧。乾隆帝在热河行宫召见阿睦尔撒纳，封为亲王，纳默库、班珠尔为郡王。在此之前，准噶尔部宰桑萨赖尔（台吉达什达瓦部属）、杜尔伯特部台吉策凌也各率所部先后降清。达瓦齐汗的大将玛木特，见诸台吉相继降清，也脱身来投。
　　阿睦尔撒纳、玛木特向清廷建策进攻达瓦齐，说：到秋天，我军马肥，敌人（指达瓦奇）马也肥。不如在春天，乘敌人没有防备，不能远遁，可一战成功，永除后患。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二月，清朝分兵两路向伊犁进军：命班第为定北将军，统北路军，阿睦尔撒纳为副将军，玛木特为参赞，从乌里雅苏台出发；又命永常为定西将军，统西路军，萨赖尔为副将军，班珠尔为参赞，从巴里坤出发。两路军约定在博洛塔拉河会师。清军所到之处，额鲁特各部大者数千户、小者数百户，相继降清。准噶尔部大台吉噶尔藏多尔济和维吾尔族的和卓，也先后迎降。清兵不战而进军数千里。五月五日，两路清军到达伊犁，达瓦齐率领万人，退守伊犁西北一百八十里的格登山。清侍卫阿玉锡率骑兵二十二人，乘夜直捣大营，准噶尔兵溃散，黎明收降七千余人。达瓦齐率二千人南逃，沿途兵丁逃散，到乌什城时仅有百余人，被维吾尔族的阿奇木伯克霍吉斯擒献清军。清朝顺利地控制了天山南北两路。
　　清朝释放了被准噶尔拘留在伊犁的维吾尔族的大和卓波罗泥都，让他返回天山南路统辖旧部；又示意额鲁特各部台吉，将分封四汗统辖四卫拉特。阿睦尔撒 纳企图专制西域，做四部之汗，不穿戴清朝赏给他的袍褂顶翎，不用清朝颁发的定北副将军印，仍用准噶尔旧传小红铃记调兵，扬言：“不立阿睦尔撒纳为汗，终不得宁帖。”清廷命阿睦尔撒纳入朝，拟封他为辉特汗。八月十九日，阿睦尔撒纳从伊犁行至乌隆古何，诡称回扎卜堪旧游牧地治装，策划起兵。这时，清军已撤，只留班第、鄂容安率兵五百人，处理善后事宜。阿睦尔撤纳袭杀班第、鄂容安。永常率兵数千，从乌鲁木齐退回巴里坤，天山北路又被阿睦尔撒纳军攻占。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正月，清军反攻，二月至伊犁，阿睦尔撒纳逃往哈萨克。六月，蒙古喀尔喀郡王青滚杂布也起兵反清，尽撤北路军台。西路军中清朝册封的绰罗斯（准噶尔）部汗噶尔藏多尔济、辉特部汗巴雅尔等，也参加战乱。驻防伊犁的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率兵一千五百人，由济尔哈朗河转战而南，几次冲破包围，退回巴里坤。准噶尔贵族扎那噶尔布袭杀噶尔藏多尔济，尼玛又图谋杀害扎那噶尔布，准噶尔贵族之间争夺汗位的斗争非常激烈。阿睦尔撤纳从哈萨克回到博罗塔拉河，大会诸部，欲自立为汗，闻清军将至，慌忙逃走。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三月，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出北路，兆惠出西路，夹击准噶尔部。当时额鲁特各部正在痘疫流行，已无抵抗能力，巴雅尔等被俘，扎那噶尔布病死。六月，兆惠、富德进军哈萨克，追击阿睦尔撒纳。哈萨克汗阿布资布署逮捕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逃往俄罗斯界内，不久病死。
　　次年，兆惠、富德分兵数路，搜捕山谷间的准噶尔残部。连年进兵，对准噶尔部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二、对回部霍集占的镇压与天山南北路的统治
　　对霍集占的镇压 聚居在天山南路的维吾尔族，清廷沿袭古译，称为回部。回部伊斯兰教长者尊称为和卓。准噶尔部噶尔丹攻占天山南路，回部和卓阿布都什特被拘于伊犁。噶尔丹败后，阿布都什特降清。康熙帝命他返回叶尔羌故地。阿布都什特子玛罕木特和卓，又被准部噶尔丹策零俘掳，囚禁在伊犁病死。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清军攻占伊犁，命玛罕木特子波罗泥都（布拉呢敦）回叶尔羌，统领旧部，被尊称为大和卓木（意为我的大和卓）。波罗泥都弟霍集占仍留伊犁，被称为小和卓木（我的小和卓）。阿睦尔撒纳起兵反清时，霍集占逃回叶尔羌。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五月，杀清副都统阿敏道，唆使其兄乘机起兵。
　　一七五八年（乾隆二十三年）正月，清廷调任兆惠部下的雅尔哈善率领索伦兵一千，绿旗兵五千往征和卓，加号靖逆将军。雅尔哈善自吐鲁番进军库车，七月，在库车击败霍集占军。雅尔哈善失误战机，致使霍集占兄弟突围逃走。清廷命兆惠领兵南下追击。两和卓逃至阿克苏，阿克苏城的伯克（管城官）霍集斯已降清受封，闭城不纳。小和卓霍集占逃往乌什，又被拒绝，遂逃回叶尔羌。大和卓波罗泥都逃往喀什噶尔。十月，兆惠率先行的步骑四千至叶尔羌，命霍集斯随行。兆惠的先行军在叶尔羌城外的黑水河畔驻营，以待南下的大军。霍集占有步、骑兵万余，屡出兵攻击。兆惠军被围困三月，伤亡日众。
　　天山北路的富德军奉命南援兆惠。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正月进至黑水。驻巴里坤大臣阿里衮也奉命领兵来援。二月，霍集占兵败，退守叶尔羌城。清廷斩雅尔哈善，晋封富德一等伯。兆惠、富德两军会师后，返回阿克苏，命霍集斯驻和闻，断霍集占退路。六月，兆惠进兵喀什噶尔，富德进兵叶尔羌，分道追击两和卓，闰六月，霍集占弃叶尔羌城逃跑，并通告大和卓波罗泥都弃喀什噶尔，同往巴达克山（今阿富汗境）。七月，兆惠军由乌什进驻喀什噶尔城，富德军由和阗进驻叶尔羌城。两路各有兵一万五千余人。八月，富德部明瑞率军追击霍集占，至阿勒楚尔，大败其军。回部一万二千余人投降，霍集占兄弟逃入巴达克山。霍集占受伤身死，波罗泥都被当地部落首领素勒但沙擒捕。素勒坦沙奉乾隆帝谕，将霍集占首级呈献，由兆惠送至清廷，在京师示众（《高宗实录》卷五九八——五九九）。三年后，波罗泥都的尸首也被寻获（《圣武记·平定回疆记》）。天山南路诸城的回部伯克和部众相继降清，西布鲁特十五部（柯尔克孜人）也致书兆惠，归附于清朝。
　　对天山南北路的统治乾隆帝在战胜阿睦尔撒纳和霍集占后，先后攻战了准噶尔部和回部地区，在天山南北路建立起清朝的军事统治。南路回部西有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和阗，称西四城；东有乌什、阿克苏、库车、拜城，称东四城。天山东路哈密城回部早在康熙帝时降清，依蒙古旗制编旗。吐鲁番城回部曾受准噶尔部侵迫东迁，准噶尔败后，又返回吐鲁番。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依哈密旗制编旗。此外，哈刺沙尔城也为回部驻地。南路与东路合共十一城。各城又分领若干大小城堡。管城长官称伯克。管领数城的大城长官称阿奇木怕克。回部旧制，例由贵族世袭。乾隆帝镇压大小和卓木后，改革旧制，各城阿奇木伯克均由清廷任免，废除世袭，依清官制，分定为三品至六品的品级。吐鲁番、哈密和较早降清并在对大小和卓木作战中立有军功的回部伯克，多被任为阿齐木伯克。
　　清廷在各大城也直接派驻官员，统辖地方事务，称为办事大臣或领队大臣。南路在喀什噶尔城设参赞大臣统领诸臣，北路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两城各设参赞大臣统领。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六年），在伊犁设总管伊犁等处将军，统管天山南北路军兵。参赞大臣受其节制。下设都统一人，驻乌鲁木齐，统辖乌鲁木齐至巴里坤等地军兵。乾隆帝又在伊犁北、东建固勒札、乌哈尔里克两城，赐名绥定、宁远。乌鲁木齐城赐名迪化。
　　清廷在连年作战中，先后调满、蒙、索伦、达呼尔、锡伯及绿营等各族兵士一万六千余人，分驻天山北路各地，此后即长期在当地驻扎，受伊犁将军调遣。南路各族兵约五、六千人，每隔三至五年换防一次，成为定制。
　　蒙古四卫拉特的迁徒 在清廷对准噶尔部的长期作战中，原被称为四卫拉特的蒙古诸部，屡经迁徙，部众分散各地。清廷即分别在各地编旗统治，不相统属。
　　杜尔伯特部——杜尔伯特部台吉车稄在达瓦齐称汗时，率部众万余人降清。一六五四年（乾隆十九年），设盟编旗。左翼盟十一旗，右翼盟六旗。在科布多北境游牧，由科布多参赞大臣统辖。
　　辉特部——迁往青海的部众，一七二五年（雍正三年）独立设旗，由西宁办事大臣统辖。迁往外蒙古的部众，于一六五五年（乾隆二十年）降清编为一旗。另有二旗依附杜尔伯特部，在伊犁降清编旗，也由科布多参赞大臣统辖。
　　准噶尔部——在长期战乱中，四处逃散，不再沿用准噶尔部名。逃往青海者称绰罗斯部，编为二旗，分别在青海东南岸和西北岸游牧，由西宁办事大臣统辖。迁往外蒙古二旗，称为额鲁特。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清廷指定在乌兰乌苏游牧。移驻伊犁三旗，称额鲁特上三旗。逃往哈萨克，布鲁特又迁回伊犁的五旗，称额鲁特下五旗。共八旗编为二十佐领，由伊犁将军统辖。
　　土尔扈特部——康熙时（一七○四年）降清的部众，被安置在色尔腾游牧，编为额济纳旗，由陕甘总督节制。迁在青海的部众，曾依附于青海和硕特部。雍正时（一七二五年），清廷编为四旗，由西宁办事大臣统辖。早在清太宗皇太极时，土尔扈特部曾有五万余帐西越乌拉尔山，迁徙到伏尔加河下游游牧，自成部落，首领称汗。此后，仍不时向清廷遣使进贡。康熙帝曾派遣内阁侍读图理琛前往该部驻地探问，受到上尔扈特部阿玉奇汗的款待。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土尔扈特部渥巴锡汗（阿玉奇后裔）遣使者来京朝见。乾隆帝在承德和北京，先后接见了使臣。在这一时期里，俄国沙皇政府日益加强了对土尔扈特部的控制，多方限制汗的权力，并不断向土尔扈特部征调兵役。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春，渥巴锡汗率领所部三万三千余户十六万九千余人脱离俄国，返回天山。沿途不断抗击俄军的追击，沿巴勒喀什湖南下，六月到达天山北路本原。清伊犁将军伊勒图在伊犁会见漫巴锡汗，并奏报乾隆帝。乾隆帝命土尔扈特部众暂驻博罗博拉，渥巴锡汗来避暑山庄朝见。九月，乾隆帝在热河接见渥巴锡，封他为旧土尔扈特部卓哩克图汗。以下贵族首领加封亲王、郡王，各有赏赐。土尔扈特部众被分别安置在天山南北游牧，北路在塔尔巴哈台附近，编为三旗；南路在珠勒都斯河一带，编为四旗。另外安置在东路库尔哈刺乌苏一带游牧的部众，编为两旗。西路精河一带另编一旗。四路共十旗，均归伊犁将军统辖。随同渥巴锡汗回归的和硕特部众，也被安置在珠勒都斯河游牧，编为三旗，由伊犁将军节制。同归的台吉舍楞部众，被称为新土尔扈特部，编为二旗，在阿尔泰游牧。舍楞加封为新土尔扈特部弼哩克图郡王，所部由科布多参赞大臣兼辖。乾隆帝亲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在承德刻石纪功。　
三、第二次大小金川之战
　　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乾隆帝在作战经年后，结束了大小金川的战事。藏族土司之间的争斗并未因而终止。大金川首领莎罗奔老病，侄郎卡主持土司事务。小金川首领泽旺也因年老不理事，子僧格桑主事。郎卡不断侵掠小金川及革布什咱土司。一七六六年（乾隆三十一年），四川总督阿尔泰从中调解。郎卡以女嫁僧格桑。大小金川结姻后，又联合向邻近土司攻掠。郎卡病死，子索诺木于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诱杀革布什扎土官。僧格桑也于同年进攻鄂克什、明正两土司，清朝派兵救援，遂与小金川开战。阿尔泰进军延缓，乾隆帝以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温福赴四川，另任桂林为四川总督会同进兵。冬十二月，清军分兵攻打大小金川。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六年）二月，泽旺代子请罪，索诺木请求交还僧格桑侵地。乾隆帝不准。四月，温福、桂林进攻小金川，兵败。五月，乾隆帝罢桂林，仍以阿尔泰署四川总督。六月，又罢阿尔泰（以贪赃罪，于次年赐死），以陕甘总督文缓为四川总督。大小金川各寨坚持抵抗，清军连克数寨。原云贵总督阿桂署四川提督，随军效力，以皮船夜渡河，攻小金川。十二月，乾隆帝以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丰升额为副将军，福康安为领队大臣，分路进攻，夺取小金川的根据地美诺寨，俘泽旺。僧格桑逃往大金川。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正月，清朝命令大金川索诺木献出僧格桑，索诺木不听，清兵进攻大金川。温福仍采用张广泗、纳亲的战法，以碉逼碉，以卡逼卡，致使两万官兵，分散四处。六月，索诺木派遣小金川诸首领收集部众，攻陷提督董天弼营，劫夺粮台，攻袭木果木温福大营。温福战死，清军大败，伤亡将官多人，兵士三千人，军营被劫银五万六千余两。金川军乘势夺回美诺，乾隆帝急谕阿桂、丰升额等退师。八月，以阿桂为定西将军，增派健锐营、火器营、索伦以及各省兵数千人，再次出兵。九月，索诺木与憎格桑返回大金川。十月，阿桂乘机进军，攻占小金川的美诺，随即进攻大金川。大金川增垒设险，比小金川严密十倍，据点在勒乌围与噶尔崖两地。清军分路进攻，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七月攻克萨斯甲岭，围攻勒乌围外的逊克尔宗垒。索诺木部下毒死僧格桑，献尸清军。清军继续进攻，索诺木率部死守。清军分道攻下附近诸寨。至一七六五年（乾隆四十年）八月，清军攻克勒乌围，莎罗奔及其亲属事先逃走。十二月，清军直进噶尔崖，用大炮轰击。索诺木之母及姑、姐、妹等与部众二千余人出降。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正月，索诺木与其祖莎罗奔等被迫出降。四月，阿桂押解索诺木、莎罗奔等及僧格桑尸首，回京献于朝廷。乾隆帝亲审俘囚，将索诺木等以碟刑处死，并悬僧格桑首示众。
　　乾隆帝再次镇压大小金川之战，仍由当地土司间的相互攻掠而引起。战争先后延续五年之久，调动兵士数万人，损失温福等将官多人，耗费军带银至七千万两（与准部、回部作战，耗银三千万余两）。清廷付出的兵力、财力是巨大的。清军连年扫荡各寨堡，大小金川部落流散，人民遭到惨重的伤亡。战争之后，部落统治不能继续，清廷实行所谓“改上归流”，在大金川设阿尔古厅，小金川设美诺厅，依内地制度，设官统治。
（二）侵缅战争的失败
　　缅甸原与明朝为邻。清顺治时，李定国转战滇缅边境抗清，南明桂王（永历帝）逃入缅甸。一六六一年（顺治十八年），清军攻入缅甸境内，追索桂王。缅甸国王莽白将桂王献给清军。吴三桂在昆明杀桂王。吴三桂据守云南，随后又掀起所谓“三藩之乱”。在此期间，缅甸与清廷不曾有更多的联系。直到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由于云南茂隆银场商人吴尚贤的联络，曾有缅甸使者来北京贡献商品。
　　缅甸在莽白后王的统治时期，各地的小邦相继叛离。下缅甸的孟族攻占了国都阿瓦。上缅甸木疏村首领雍籍牙联合各村寨，击败孟族，于一七五三年攻占了阿瓦。雍籍牙进而南下追击，于次年攻占大光（今仰光）。一七五六年，攻下孟族都城白古，从而占领了整个下缅甸。但是，上缅甸北部的木邦和桂家人都并不服从雍籍牙的统治。桂家是随从桂王入缅的云贵军兵和家属。他们在缅甸各地掳掠为生，后被安置在者梗（实阶）地区。桂王被杀后，仍留居缅甸，被称为桂家，即桂族。一七六四年，桂家首领宫里雁（一作古利宴）被雍籍牙兵打败，逃入云南界内，被云贵总督吴达善诱骗处死。木邦首领也兵败逃亡。官里雁妻囊占喉使缅甸孟良（今景栋）首领攻打车里，清兵屡次战败。雍籍牙军也进入云南境内，追索木邦首领。乾隆帝调吴达善为湖广总督，另命刘藻代为总督。一七六六年（乾隆三十一年）正月，以刘藻无功，调为湖广总督。又降为湖北巡抚，褫职，留滇效力。刘藻畏罪自杀。大学士、陕甘总督杨应瑶调任为云贵总督，领绿营兵进剿。
　　杨应琚二月至军，恢复车里，进占孟艮等地，遣人至缅甸北境各部招降。杨应瑶见进军顺利，企图侥幸邀功，亲自带兵三千移驻永昌，向缅甸发布檄文，虚称领兵五十万，大炮千门大举进讨。杨部腾越副将赵宏榜领兵五百出铁壁关，乘隙占领缅甸边境的互市地新街。缅军大举反攻，赵宏榜退回铁壁关，缅军入境追击。九月，杨应据至永昌，木邦等地也又被雍籍牙军占领。杨应琚见势不利，十一月急向乾隆帝奏报各部首领已相继被招降。奏胜不奏败。又奏原有心神惊悸风痰流注之疾，“今因自省前赴永昌，旧疾复作”，“仰恳简员来滇接买”。（《高宗实录》卷七七二）乾隆帝命两广总督杨廷璋前往永昌接办，传谕“若该督至永昌而杨应琚已痊愈能办事，则该督即行回粤。”（同上）并遣侍卫福灵安带领御医赴滇。十二月，杨应瑶命云南提督李时升调乓一万四千，总兵乌尔登额率领攻取木邦，总兵朱崙出铁壁关取新街。缅甸军绕道入云南境，围攻永昌。朱崙由铜壁关退军。缅军乘间攻云南猛卯城，不胜。乌尔登额不来策应。缅军退走。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正月，两广总督杨廷漳至云南，见局势混乱，奏称杨应琚已病愈办事，随即返回广东。杨应琚谎报得胜，奏称“若欲直捣巢穴，恐旷日持久，得不偿失”，“似即可宥其前愆，酌与自新之路。”（《高宗实录》卷七七六）乾隆帝览奏，怀疑“所报剿杀克捷之处，俱未尽可信”，命福灵安“就近驰往军前，详悉体察。”（同上）福灵安查实奏报赵宏榜、朱崙失地退军等情。三月，乾隆帝将赵宏榜、朱崙、李时升、乌尔登额等逮治处死。斥责杨应琚“前后所奏，种种乖谬”，“执迷不悟”，“病债无能”，命其罢任回京，随即赐死（勒令自尽）。乾隆帝在谕中说：“且我国家正当全盛之时，准夷、回部悉皆底定，何有此区区缅甸而不加翦灭乎？”（《高宗实录》卷七八○）调任伊犁将军明瑞为云贵总督，接办军务，再次发动对缅甸的战争。
　　三月间，明瑞到永昌，陆续调集满兵三千人、云贵和四川绿旗兵二万余人，于九月间分兵两路进攻。明瑞统率清军主力，出宛顶，经木邦，向缅甸首都阿瓦（今曼德勒附近）进军；命参赞大臣额尔登额率兵趋蛮莫（今八莫），沿伊洛瓦底江而下，在阿瓦会师。额尔登额在老官屯顿兵坚城之下，贻误战机。十二月，明瑞军攻破蛮结，屡遭缅军袭击，供应困难，却向朝廷报捷。次年正月，乾隆帝封授明瑞一等诚嘉义勇公，赏给黄带子。明瑞军转向勐笼就食，以待额尔登额军。缅军跟踪追击，明瑞率领清军取道大山土司、木邦土司回师，在木邦被缅军围困。额尔登额拥兵不救。云南巡抚鄂宁奏闻，乾隆帝命将额尔登额押解来京，并传渝明瑞突围退兵。明瑞在蛮化设伏击败缅甸军，间道出波竜铜厂，急向云南境内撤退。缅甸军不断增援，二月初十日在小勐育结集四、五万人，包围清军。明瑞命诸将在夜间带兵突围，自领亲兵数百名断后。两军激战，清领队大臣扎拉丰阿阵亡，领队大臣观音保自刎，明瑞身负重伤，在军中自缢死。清军损失惨重。
　　乾隆帝任命大学士傅恒为经略，阿桂、阿里衰为副将军，增调索伦、吉林兵四千人，健锐、火器营兵一千人，荆州、成都驻防八旗兵五千人，以及各省绿旗兵数万人去云南，又在云南赶造船只枪炮，准备再次进军。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清军分三路进兵：傅恒率主力部队渡戞鸠江（又名槟榔江，即大盈江）西行，经孟拱、孟养土司地方，由陆路攻阿瓦；阿桂率兵万人出虎踞关，进取孟密，到阿瓦会师；提督哈国兴率兵三千及湖广造船工匠，出铜壁关，在蛮莫造船，编成水师，作为策应。十月，清军合为一路，在依洛瓦底江口打败缅军主力，进而攻打老官屯。缅军防守严密，清军用炮击，用火攻，埋火药轰，都不能攻破。
　　十一月，阿里衰死于军中。傅恒患病，退居铜壁关。奏报老官屯久不下，本年瘴疠过甚，领队大臣也多患病。乾隆帝得报，谕令傅恒撤兵。傅恒派提督哈国兴去缅甸军营，与缅甸将领眇旺模议和。商定：缅匈交还侵占的云南土司地，双方交还俘虏。十二月，清军焚毁舟船大炮，退出缅甸。傅恒奉旨回京，不久病死。
　　清廷自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发动对缅战争，前后将近五年。调兵数万人，损失总督以下将领多人，耗费饷银一千三百万两。此次战争原来只是由于边界土司的纠纷而引起，乾隆帝以所谓“张国威”为名，连年兴兵。清军两度侵入缅甸， 最后仍不得不撤回，实际上是以失败而告终。此后，两国之间不再有战事。英国殖民势力日益侵入缅甸。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缅甸国王孟云（雍籍牙子）遣使与清朝通商，并交还俘虏杨重英（杨应琚子）。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遣使为乾隆帝祝寿。乾隆帝敕封他为缅甸国王，每十年入贡一次。
（三）巡游的继续与皇家园囿的修建
　　自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来的三十年间，乾隆帝在频繁发动战争，消耗国力的同时，仍然连年去各地巡游，玩赏山水，并在京师和承德等地不断扩建国体，以供帝后游赏消闲。朝廷有限的财赋，日益虚溃。　
一、巡游的继续
　　乾隆帝在连年的战争中，从未亲临战场，却依然每年去各地游玩。其中耗费最大的，是几次“南巡”。
　　乾隆帝自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奉皇太后去江南巡游，耽乐于苏杭山水。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又连续三次奉皇太后南巡。所谓南巡，只是在苏州、杭州和江宁府一带留连观赏，并未远涉南方的广大地区。一七七七年（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孝圣皇太后崩。一六八○年（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年届七十，又举行第五次南巡。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最后一次即第六次南巡。为观赏江南春色，孝圣后与乾隆帝的每次南巡，大都于正月间自京师出发，四、五月间返回。南巡之年，前后约有五个月的时间在外地游玩，兼理公务。
　　帝后南巡途中，曾视察高家堰堤工和海宁石塘的改筑，并曾在江宁阅兵，但这些都只是便道举行，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主要目的还在于游赏春景。沿途官商接驾，布置繁盛即得到奖掖，接驾不周，便受到惩处。各地争奇斗巧，以博取帝后的欢心。巡游的规模和耗费越来越大。沿途所经之地，一处供设即耗银二、三十万两，超过康熙帝南巡时的十倍。苏州、杭州、江宁和扬州等地是游赏的胜地，陈设更为侈靡。帝后所到之处，必先铺修道路，码头铺棕毯，御道用文砖，水路特制龙舟，彩绘雕镂，陆路两旁结彩棚，搭戏台，布列花石，陈设文玩。帝后所居的行营营帐，备设各种豪侈的家具用品。游览的寺观，也即为修饰，以供瞻仰。沿途官民商贾还要供献各种珍宝、器物、文玩、字画等等，不一而足。乾隆帝有《驻晔姑苏》诗云：“牙樯春日驻姑苏，为问民风岂自娱？艳歌新舞翻觉闹，老扶幼挚喜相趋。周谘岁计云秋有，旋察官方通弊无。入耳信疑还各半，可诚万众庆恬愉。”（《南巡盛典》卷八）乾隆帝幼居深宫，南巡经行各地，得与官民接触，自可略知世情。但六次南巡，均在苏杭山水之间，“为问民风”显然不足以为“自娱”作辩解。他所体察的民情，也只是“有秋无弊”一类的谀词。乾隆帝为粉饰的升平而陶醉，而自炫，直到晚年退位后才多少有所醒悟，说他在位六十年，“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清史稿·吴熊光传》）为“南巡”作出了恰当的评语。
　　江南赋税是清朝廷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乾隆帝先后六次南巡，都不得不减免江浙以及经行的山东等地的赋税，以至逋赋。这种减免使朝廷的收入大为减少，江南百姓的负担却并未因而减轻。相反，每次南巡都使沿途人民增加了繁重的劳役和各种额外加派的负担。各地铺治道路、搬运花石、修建行宫殿字以及一切供设，均征用大批民夫眼役。朝廷使臣报道说：“治道则编茅筛土、转硝磨坚，数百里内工夫裹粮赴役，最为民弊。”又说，南巡时“供亿浩繁，州县调弊，农民举未息肩，商船或不通津。虽值丰登，无异歉荒。”（朝鲜《李朝正宗实录》一）朝鲜使臣的客观报道，比起那些为迎合乾隆帝夸耀的心理而极力讴歌“盛典”的记述，当更为接近实际。南巡中的大量耗费，均由地方官员承办。各级官府又向民间征索。乾隆帝初次南巡，已要各地盐商供给需费。此后五次南巡，也多取自盐商。盐商不足，又向其他商人富户征取。正赋以外，于是又添出多种名目的“加派”（参见下节）。加之官吏从中侵渔中泡，以迎驾为名多方敲榨勒索。巨大的耗费，最后都还是落到了广大民众的肩上。六次南巡，为江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多方面的损害。
　　南巡而外，乾隆帝还曾先后五次游幸五台山，四次东巡谒陵。至于热河避暑、木兰行围，更是每年的常例。乾隆帝在位之年，几乎每年都有数月时间在外游幸，可称为历史上最能游乐的皇帝。隋炀帝以游乐而致亡国，乾隆帝在连年欢庆“盛典”的一片颂声中，使清朝的国力日益虚耗了。　
二、皇家园囿的修建
　　乾隆帝几次南巡，对江南的楼阁园林，爱羡不止。经行之处，赋诗刻石，以志其盛。巡游不足，又在避暑山庄和京城内外，广建园囿。南巡时所见苏杭等地的楼台景物，依样重建于园中，以便及时游赏。乾隆帝有诗云：“因教规写阊城趣，为便寻常御苑临。”自乾隆帝初次南巡以来，京城内外园圃的修建，连年不断。其规模之大与持续时间之久，为历史上所罕见。乾隆帝是历史上最善游乐的皇帝，也是修建园圃最多最频的一位皇帝。把江南景观移建于北方，自然有助于园林建筑艺术的交流，但也和南巡一样，不能不严重地“劳民伤财”。
　　避署山庄的扩建 历史上的北方民族，如契丹、女真、蒙古等族，在建立国家后，为保持骑射的传统，皇帝和大臣例于不同季节，在不同地点从事骑射渔猎等活动，并在当地处理政事。驻地称为纳缽（参见本书第五册）。清康熙帝于夏秋间去木兰行围，在热河驻夏，处理政务，正是继承了北方民族的这一传统。一七○三年（康熙四十二年）在热河驻地，依仿汉族建筑，营造宫室，一七○九年（康熙四十八年）称热河行宫。一七一一年（康熙五十年），改名为避暑山庄，使传统的满汉文化得到白然的融合。乾隆帝即位，历年奉皇太后在避暑山庄驻夏、木兰行围。又依仿江南园林山水，对山庄多次扩建，形成为一座瑰丽的行宫离苑。
　　一七四三年（乾隆八年），在湖中造大型御舟青花舫。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修筑了松鹤斋，接着又翻修了正宫，新建了东宫。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后，乾隆帝连年南巡，又在避暑山庄的平原区修建春好轩；湖区建筑烟雨楼、文园、文津阁、戒得堂、继德堂；在山区增建绿云楼等十三处景区。这些建筑和园林，多依仿江浙景观。如金山岛仿镇江的金山寺，千尺雪和笠云亭仿苏州寒山寺的千尺雪与笠云亭，文园狮子林和沧浪屿仿苏州狮子林和沧浪亭，一片云仿杭州万松岭上的一片云，文津阁仿宁波范氏天一阁，烟雨楼仿嘉兴南湖鸳鸯岛上的烟雨楼，永佑寺舍利塔仿杭州六和塔与江宁报恩寺塔。此外，广元宫仿泰山碧霞元君柯，清音阁仿北京皇宫内的畅音阁。避暑山庄经过历年的陆续扩建，到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六年）才最后完工。山庄占地八千四百余亩，宫墙周长近二十华里。墙内由宫殿区与苑景区两大区域组成。苑景区山水园林辉映，构成七十二景，各有名目（康熙时有三十六景）。满族传统的骑射理政的纳钵行宫布满了江南风貌的楼阁园林，显示着满族皇帝已是多么沉溺于汉族的文明。
　　乾隆帝在避暑山庄驻夏理政，也在这里接见蒙古和西藏的官员。蒙古杜尔伯特部策凌、辉特部阿睦尔撒纳、准噶尔部达瓦齐、土尔扈特部渥巴锡和喀尔喀蒙占喇嘛教领袖哲布尊丹巴三世、西藏班禅六世，都曾来这里朝觐。乾隆帝在山庄宫墙外的山林中，依仿西藏的桑鸢寺、布达拉宫和札什伦布寺，先后建造了普宁寺、音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以便蒙藏喇嘛教僧俗前来朝拜并接待来觐的贵族、首领。乾隆帝曾自认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在山庄外又依仿五台山殊象寺的摸式，建殊象寺，以暗示他在佛教中的地位的尊崇。又建普乐寺、安远庙、溥仁寺、傅善寺。称外八庙。如果说，山庄内楼阁园林的建造，主要是为了游赏，那么，喇嘛效寺庙的修建，则显示了对蒙藏民族和乐教信仰的尊重。对于维护各民族问的联系和巩固清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起过积极的作用。
　　圆明园的扩建 一七○九年（康熙四十八年），康熙帝将圆明园赐给皇子胤禛（雍正帝）。雍正帝即位后，在圆明园内建立殿署，接见臣僚，处理政务。据称园内“或辟田庐，或营蔬圃”，“校文于墀，观射于圃。”（《世宗宪皇帝御制圆明园记》）乾隆帝也说当时是“不尚其华而尚其朴，不称其高而称其幽。”（乾隆帝《御制圆明园后记》）乾隆帝即位后，自一七四○年（乾隆五年）即开始在园中建筑楼阁园林，陆续建成四十景（雍正时有二十八景）。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孝圣皇太后六十寿辰时，在圆明园旁建长春园，作为附园。一六七○年（乾隆三十五年），乾隆帝六十寿辰，又建成附园绩春园（后名万春园）。合称圆明三园。圆明园内的楼阁和园林风景，多至三百余处。宫殿十九座。占地五千余亩，周回二十里。成为京郊最大的一座皇家园圃。
　　圆明园中布列的楼阁和小型园林，也多依江南景物仿建。乾隆帝几次南巡，都到苏州狮子林游赏，赋诗纪盛。在圆明园的长春园中，依狮于林图仿建，仍名狮子林。清满园中仿无锡惠山的寄畅园建惠山园，仿海宁陈氏安澜园建安澜园。杭州的西湖苏堤风景和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楼，也在园中依样仿建。仿建的楼台风景，不能不依傍当地形势，又不能不融入北方的建筑技巧和风格，使再建的江南园林，各具特色，布满圆明园及其附园，号为“万园之园”。乾隆帝又命来华的意大利画家郎世宁与法国建筑师蒋友仁、王致诚等，依仿西方建筑，设计楼台群，名为西洋楼，在园中别具特色。
　　雍正帝时，即在圆明园内建置官署理政。乾隆时，各类官署更为齐备。据《日下旧闻考·园圃》记载，圆明园南门大宫门内，东西两厢，宗人府、内阁、南书房、军机处、六部以至都察院、理藩院、翰林院、内务府等朝中机构，均在此建有房署。入贤良门内为正大光明殿，东为勤政殿。在园内形成为一个小朝廷。乾隆帝每年夏季去避暑山庄，春秋二季在南苑、西郊行围，在圆明园与大臣理政。圆明园实际上成为园林化的春纳钵与秋纳钵。
　　京师园囿 乾隆帝在京城内外，还陆续修建多处园囿，蔚为大观。京城内的皇宫西苑，包括南海、中海、北海等处，增建楼阁寺院和各种景物。南海建宝月搂，中海建紫光阁，北海建阅古楼、阐福寺。城南二十里的南苑，为顺治以来的围猎之所，旧有行宫，附近有德寿寺。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毁于火，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重修，规模更加宏伟。城西三十里有瓮山，山前有湖，原称西海。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引玉泉山水疏浚，赐名昆明湖。次年皇太后六十寿辰，赐瓮山名万寿山，山前建延寿寺。寺西有罗汉堂，塑五西罗汉。王泉山下有湖名西湖，山下修建十六景，称静明园。西郊香山旧有香山寺，为金世宗时所建。乾隆时修建楼阁景物，成二十八景，赐名静宜园。自香山静宜园至圆明园十余里间，三山五园相联，形成为浩大的园囿区，为前代所未有。
　　乾隆帝连年修建园囿，以资“游目赏心”，虽然客观上促进了园林建造艺术的发展，但财力物力的耗费也是巨大的。臣僚中不断有人对此提出诤谏。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乾隆帝在避暑山庄自撰《知过论》，说他在京师和热河修建园囿、行宫、寺庙等等，“是皆弗用正帑，惟以关税盈余及内帑节省者，物给价、工给值，更弗兴摇役、加赋税。”又说：他不敢因“游目赏心”的小事荒废“敬天勤民”的大事。但也不得不承认，各处行宫争奇较胜，“究其致如此者，过应归于予。谓之无过，实自欺也。”乾隆帝引过自咎，以掂塞臣下，但园圃的修建，此后仍在继续，直到他退位时，迄未终止。　
三、皇室庆典的靡费
　　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乾隆帝为皇太后庆祝六十寿辰，举国上下，造成极大的靡费。由此开端，此后几十年间，皇室各种喜庆典礼，竞尚豪侈，愈演愈烈。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后七十寿辰；一六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八十寿辰，部举行盛大的庆祝。《清史稿·后妃列传》描述说：“庆典以次加隆。先期，日进寿礼九九。先以亲制诗文、书画，次则如意、佛像、冠服、簪饰、金玉、犀象、玛瑙、水晶、玻璃、珐琅、彝鼎、瓷器、书画、绮绣、币帛、花果，诸外国珍品，靡不具备。”皇太后自西直门去畅春园，途经万寿寺，为明万历时所建。皇太后六十寿辰时，曾加修茸，乾隆帝撰有碑记。皇太后七十寿辰时，重加修建，在此颂经祝寿。寺外并建苏州街，以供太后游赏。昭梿《啸亭杂录·苏州街》条说是因皇太后“素喜江南风景，以年迈不宜远行，因于万寿寺旁造屋，仿江南式样。市廛坊巷，无不毕具，长至数里，以奉銮舆往来游行。”庆祝活动的靡费，难以计数。
　　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在避暑山庄度过他自己的七十岁生日，庆典更为隆盛。朝鲜使节朴趾源记载当时各地向乾隆帝祝寿进贡的情况说：“余从使者出长城，昼夜兼行，道见四方贡献，车可万辆，又人担、驼负、轿架而上，势如风雨。其杠而担者，物之尤精软云。每车引骡马六、七头，轿或联杠驾四骡。上插小黄旗，皆书‘进贡’二字。进贡物皆外裹猩猩毡、诸色氆氇。……日既黄昏，益见车乘争道催赶，簧灯相照，铃铎动地，鞭声震野。”（朝鲜朴趾源《燕岩集》卷十四，《山庄杂记》）朝鲜使臣亲见“有进贡复黄帕架子，盛以金佛一座，入阙中，闻是户部尚书和坤所献。”（朝鲜《李朝正宗实录》二）另据记载，王公大臣等仅造佛像一项，就用银三十二万一千多两（《庆典章程》）。金银、玉器、古玩和人参、珍珠等山珍海宝，不计其数。
　　八月十三日庆祝寿辰时，乾隆帝先在避暑山庄内的澹泊敬诚殿接受满、蒙、汉、藏、回（维吾尔族）等族贵族的朝贺，然后在东西配殿举行宴会，宴后看戏。剧场除清音阁外，“另立戏台于行宫东。楼阁皆重檐，高可达五丈许，广可容数万人。设、撤之际不相挂碍。台左右木假山高与阁齐，而琼树瑶林，蒙络其上，剪彩为花，缀珠为果。”（《燕岩集》卷十三，《热河日记》，千余人提灯表演名为“万年春”的歌舞祝嘏。
　　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帝过八十岁生日，庆典由热河避暑山庄延续到北京。参加祝寿的除亲王、郡王、各部院大臣和各省督抚、将军外，还有蒙古、维吾尔等少数民族首领及安南国王阮光平与朝鲜、南掌、缅甸等国使臣。阮光平的臣僚傔从，凡一百八十四人（柳得恭《滦阳录》卷一），庆典规模之大，可想而知。内务府原拟经费一百七十一万八千两，嗣减定一百十四万四千二百九十七两五钱（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十一）。“各省督抚献结彩银屡钜万两，……两淮商贾献银二百万两”（《滦阳录》卷一）。自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起，从皇宫到圆明园，都加修饰。自京城至西山四十里，复道亭台寺刹，也都重茸。经大学士阿桂、和坤等奏请，令户部计其容人之数，多至一百四十万两（朝鲜《李朝正宗实录》二）。自热河至京城四百里，处处结彩。自西华门至圆明园三十里，左右排比起假楼，覆黄琉璃瓦。由各省、各部以至举人，立牌分掌。又立牌书某戏、某曲，自某处起到某处止。八月十二日乾隆帝自圆明园入京城，左右彩楼中，一齐唱曲。内而军机处、内务府大臣，外而各省督抚、将军，竞献珍玩。据说，玉如意最多，陈列殿陛，触目琳琅。小金佛一辇数十，覆黄帕舁入宫门，络绎不绝，无虑万躯。官员们的奉献，自然都是搜括百姓得来。
　　皇室侈靡之风日炽，皇子、公主自幼即习于豪侈，婚嫁尤为奢费。妃汪氏所生和孝公主，一周岁时，乾隆帝即赏给她汉玉撇口钟、汉玉娃娃戏狮、青玉匙、红白玛瑙仙鹤、油珀圆盒、玉扇器等珍宝。六岁时，指配和珅子丰绅殷德；十三岁，封“固伦和孝公主”，赐乘金顶轿。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二记载，乾隆帝携和孝公主游买卖街（圆明园中仿民间交易而设的商业街），见有大红夹衣一领，即让和珅“以二十八金买而进之”。一衣之费如此，其它用度可以想见。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下嫁时，乾隆帝依亲王例赏给大量土地和奴仆，并赏赐数量惊人的妆奁。现存妆奁清单档分头饰、朝珠、皮衣、衣料、各种用具、梳妆用品、陈设品等七大类。头饰及各类用品多用金银珠宝装嵌。碎小正朝珠一盘，即有珍珠一百零八颗。珊瑚佛头塔、银镶珠背云等，均极华贵。另赐帑银三十万两。此外，礼部还要备办珍贵礼品，各级官员也要送上大宗贺礼。这些礼品，据说价值数百万两。和孝公主婚礼的奢靡，是一个典型事例。宗室王公生活的豪华挥霍，也于此可见一斑。
（四）满洲贵族与八旗兵丁
　　自顺治帝建都北京以来的一百多年间，满族在政治上巩固了统治地位，在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等方面也在不断的演变。乾隆时期，更加速了演变的过程。康熙、雍正、乾隆诸帝，都酷嗜汉文化，亲自撰写诗文。乾隆帝“御制诗集”多达四百三十四卷，收入诗作四万一千八百首。巡游各地，题字刻石，更是到处可见。在皇帝提倡下，满族贵族子弟自幼习读汉文诗书，甚至已不再通习满语、满文。乾隆帝炫耀盛业，帝后皇室侈靡逾度，上行下效，王公贵族也竞尚浮华。任职的官员贪贿公行。不任职的王公贵族依然享有优厚的殊遇，终日嬉游享乐，日趋腐惰。八旗兵丁享有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殊的优遇，不事生产，闲散嬉游，日益丧失骑射善战的武风。广大八旗人户则由于生计无着，日益陷于贫困。所谓“八旗生计”，已成为乾隆朝难以解决的严重问题。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在“渐染汉化”的同时，又在加剧分化。　　
一、王公贵族的游惰
　　乾隆帝以生长深宫的太子继承帝位。乾隆时期的王公贵族，也大都依父祖的世职承袭爵位。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并不像他们的父祖那样，为建立清国而驰骋沙场，而是以“天潢贵胄”深居府第，惯于优游。
　　清初定宗室封爵为十等。亲王一子封亲王，余子为郡王；郡王一子封郡王，余子为贝勒；贝勒之子封贝子，贝子之子封镇国公，镇国公之子封辅国公，辅国公之子授三等镇国将军，镇国将军之子授三等辅国将军，辅国将军之子授三等奉国将军，奉国将军之子授奉恩将军。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增定为十二等，即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十二个等次，其中镇国、辅国、奉国、奉恩将军又分一二三等，并有兼与不兼云骑尉之分。亲王的世子（候袭亲王）和郡王的长子（候袭郡王）也受封食禄（《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四六）。
　　宗室王公中的礼（初封代善）、郑（济尔哈朗）、睿（多尔袞）、豫（多铎）、肃（豪格）、庄（硕塞，初封承泽亲王，其子博果锋袭封时，改号庄亲王）六亲王和克勤（岳托）、顺承（勒克德浑）二郡王世袭罔替，号称“铁帽王”。雍正年间又封怡亲王允祥亦世袭罔替。
　　受封食禄的八旗王公，在朝中任职者多位居显要。由于清初几代皇帝不断采取措施削弱诸王的权力，他们的子弟中也有相当多的人不再任职，但仍享受种种优厚的特殊待遇。不仅占有大量庄园人丁，而且仍领有数量可观的俸银。亲王岁给一万两，世子六千两；郡王五千两，长子三千两；贝物二千五百两；贝子一千三百两。各级公爵、将军，也都以次领有多少不等的俸银（参《清朝文献通考》卷四十一，《国用·作饷》）。
　　清初功臣、外戚，也多封有世爵。世爵分公、侯、伯、子（精奇尼哈番）、男（阿思哈尼哈番）、轻车都尉（阿达哈哈番）、骑都尉（拜他喇布勒哈番）、云骑尉（拖沙喇哈番）、恩骑尉九等，又有实任与闲散之分。其中公、侯、伯为“超品”，即在正一品之上，各分为二等。子爵为正一品，男爵为正二品，轻车都尉为止三品，也都分一二三等。骑都尉为正四品，云骑尉为正五品，恩骑尉为正六品，不分等。他们的俸禄是公一等七百两，二等六百八十五两，三等六百六十两，闲散二百五十五两。侯一等兼云骑尉者六百三十五两，不兼者六百一十两，二等五百八十五两，三等五百六十两，闲散二百三十两。以下递减。
　　受有封爵的王公和功臣的后裔，俸银之外还有禄米，每银一两，给米一斛。遇有婚嫁丧葬，另由皇帝给予赏赐。《中枢政考》载有赏银的规定数额。但事实上，往往由皇帝任意颁赏，赏银可超过定额的数十倍以至百倍。
　　王公既为世袭，他们的子孙往往在幼小时即可袭封，为王为公。如敬谨亲王尼堪第二子尼思哈袭封亲王时只有三岁，十岁时便病死。肃亲王豪格之子富绶袭封亲王时，也只有九岁。乾隆时袭封多罗顺承郡王的恒昌（勒克德浑六世孙），四岁时封上，二十六岁病死。世袭的王公自幼即高爵厚禄，养尊处优，日以游乐为事。雍正帝曾在一个敕谕中对八旗贵族子弟指斥说：“平居积习，尤以奢侈相尚。居家器闲、衣服饮馔，无不备极纷华，争夸靡丽。甚至沉湎梨园，邀游博肆，饮酒赌博于歌场戏馆。……不念从前积累之维艰，不顾向后日用之难继，任意靡费，取乐目前，彼此效尤。”（《八旗通志》卷首九，敕谕）雍正帝指出的这些现象，到乾隆时更加发展。
　　乾隆帝连年广建园圃，京师王公竞相效尤，营建豪侈的宅第和江南式的园林。简亲王德沛（费扬武曾孙）用银数万两建造别墅，据称“亭榭轩然”，在诸王邸中为最优（《啸亭杂录》卷六）。定亲王绵恩（乾隆帝孙）令护卫“点缀园庭”，“任其通下吏苞苴（贿赂），动辄巨万。”（《啸亭续录》卷五）两江总督尹继善说他曾到忠勇公、大学土傅恒的府第，“不是前途频指引，回廊曲槛路常迷。参差画栋接飞霞，翠阁凝香护绛纱”，有如蓬莱岛境（《尹文端公诗集》）。大学士和珅以聚敛著称，据说“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清史列传·和珅传》）以廉明著称的宗室长麟，出任江苏巡抚时，置私宅数千厦，毗连街巷，说是为了“使此巷人知有长制府之名。”（《啸亭续录》卷三）宗室王公大臣，纷纷营建宅第园圃，说明满洲贵族的崇尚浮华，已成为风气。大量的花费，自然是来自下吏的苞苴。
　　八旗王公及其子弟，平居优闲无事，耽于游乐。标榜高雅者，或赏玩花鸟珍奇，或唱曲演戏。等而下者，聚赌宿娟，无所不为。乾隆帝第八于永漩“沉湎酒色”，“做事颠倒”（朝鲜《李朝正宗实录》二）。十七子永璘”不甚读书，喜音乐，好游嬉。少时尝微服出游，间为狭巷之乐（嫖妓）。”（《啸亭续录》卷五）京师东城某寺院中，经常聚集王公贵族和富室子弟，设局赌博，又私蓄女伎，日夜淫纵（前引书卷八）。乾隆朝领兵作战的名将福康安（傅恒子），享用豪奢，又喜唱曲，军中往往通宵弹奏。据说：“虽前敌开仗，血肉交飞，而袅袅之声犹未绝。”（《清稗类钞》第七册）金德纯《旗军志》说：“八旗将佐居家，皆弹筝击筑，衣文绣，策肥（马），日从宾客子弟饮。”从家居的八旗贵族子弟到外出领兵的将佐，都日益沉溺于豪奢游乐之中。
　　八旗贵族依仗权势，恣为不法。昭梿《啸亭续录·宗室积习》说：“近日宗室蕃衍，入仕者少，饱食终日，毫无所事。……每有淫佚干上之事，有司以其天潢，故为屈法。市井之良善者又多畏其权势，不敢与抗，适足以长其凶焰，其俗日渐卑恶也。”这种情形，在乾隆朝已经习见。《啸亭杂录·权贵之淫虐》记：“乾隆中，某驸马家巨富，尝淫其婢不从，命裸置雪中僵死。其家挞死女婢无算，皆自墙穴弃尸出。”朝廷的大臣，如大学士和珅、福长安等“擅弄威福，大开贿门，豪奢富丽，拟于王室。”（朝鲜《李朝正宗实录》二）外省的官员，“奉差收税，即不守本分，恣意花消，亏竭国帑。”（《八旗通志》卷首十一敕谕）领兵的将军“凡有征讨，军饷一边用，一边奏，十万尅减五万。”（柳得恭《燕台再游录》）从京师到外省，从相臣到将军，耽于享乐，贪贿不法，满族贵族统治集团日益腐败了。
　　满洲贵族原以骑射善战而建立起统治，百余年间，久居汉地，在沉溺游乐的同时，也逐渐废弃了习练弓马的旧俗，满洲贵族要统治广大汉族人民，就不能不通晓汉族的语文和文化。王公子弟幼读汉文诗书，以应科举考试，甚至逐渐不习满文满语。这在乾隆时已成为普遍的现象。乾隆帝曾有诗一首，概括他说明了当时的情景：“八旗读书人，假藉词林授。然以染汉习，率多忘世旧。问以弓马事，曰我读书秀。及至问文章，曰我旗人胄。两歧失进退，故鲜大成就。”（乾隆《御制诗四集》卷五十九）早自清太宗皇太极以来，历代皇帝都已提出过保持满洲文化传统的告诫。乾隆帝更提出“骑射国语”的口号，说是“满洲之根本”。乾隆帝每年在避暑山庄驻夏，在木兰行围，象征着纳缽骑射的传统。但京师宗室多不善射猎，盛京地区甚至还不如京师。乾隆帝酷嗜汉文化，每年都要亲自撰写诗文。宗室王公大臣也多习作诗词，与汉族文人相唱和，甚至不能用满文奏对。乾隆帝虽然一再把提倡“骑射国语”作为根本大计，但并不能改变满洲贵族“渐染汉习”的趋势，以至在他晚年，不得不下谕允准满族地方官员的某些章奏，可用汉文缮写，不再用满文。满族在统治汉地后不能不采用汉族的制度、文化，以至汉族的语文。这是由客观的历史条件而决定的。从某些方面说，也是历史的进步。但满族王公贵族子弟依恃特权，弃武习文，优游享乐，则不能不日益削弱。震钧《天咫偶闻》评论说：“习于汉人者，多得其流弊而非其精华。所存旧俗，又多失其精华而存其流弊。”八旗贵族在“渐染汉习”的同时，渐趋腐化。作为统治民族的统治集团，日益削弱了它的统治能力和作战能力。　
二、满洲军兵的衰落
　　满洲自建立八旗制度以来，各旗兵丁地位高于平民。初期作战获胜，俘掠生口财物，即可上升到贵族行列。在北京立国后，八旗成员也通过各种途径，成为大小官员。旗丁除服兵役外，不再有汉人平民所有的各种赋役负担，并享有各种特权。旗人犯法，不由地方官审理，统归步军统领衙门或慎刑司减等量刑。八旗人丁依旧制，每丁拨给田地五垧（三十亩）。旗兵依职位不同，每月分别发给一至四两的饷银，三至四斜的粮米。较高的粮饷约略相当一个七品县令的俸禄。外出作战，另有“行粮”。
　　八旗兵丁多常驻京师，驻防外地者不到总额的一半。属于京旗的兵丁，只准在京居住。分授给他们的旗地，也在近京五百里内各县。这些旗地原系圈占汉人民众的耕地。“虽将民地圈给旗人，但仍系民人输租自种。民人自种其地，旗人坐取其租。”（《清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五，《八旗公产疏》）旗兵占有民地，并不是“亦兵亦农”，而是坐取地租和粮饷，不战不耕。京师八旗兵丁久居城中，疏于训练，甚至不能骑射。乾隆帝曾率领他们行围，学习技勇，给予赏赐，但兵丁希图安逸，并不乐从。乾隆帝曾慨叹说：“不肖之徒，不识朕教养满洲之志，反以行因为劳众，不无怨望。”（《八旗通志》卷首十一，敕谕）又曾说：“升平日久，八旗子弟如鹰居笼；日饱肉，不能奋击。”（柳得恭《滦阳录》卷一）乾隆帝把八旗子弟比喻做不能奋击的鹰，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八旗兵坐享优厚的待遇，在京城中四处流荡。或三五成群，臂鹰架雀，在街上闲游。或结帮聚伙，在茶坊酒馆里消磨日子。或斗鹌鹑、斗蟋蟀。乃至嫖妓聚赌，变卖房地挥霍。震钩《天咫偶闻》评论说：“后生小子，既不知征役之劳，又不习击刺之法，下至束伍安营，全忘旧制，更安望其杀敌致果乎？”八旗兵丁逐渐变成浮荡子弟，骁勇善战的满洲传统日益丢失了。
　　驻防外地的八旗兵也是养尊处优，久不操练。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御史和其衷上疏，劾奏驻防旅顺口和天津的八旗兵海防水师营说：“该管各员，既不勤加操练，兵丁巡哨，不过掩饰虚文。即军营器械，半皆朽坏。似此怠玩成风，何以固疆圉而资弹压！”（《清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五，和其衷《根本四计疏》）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乾隆帝南巡至镇江（京口），较射而有弓筋落地者。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乾隆帝至杭州阅兵，八旗兵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当时人以为笑谈（《清仁宗实录》卷三十八）。盛京八旗兵丁在行围演武猎兽时，上缴的鹿多于吉林、黑龙江兵丁，但并非自行射猎，而是从汉民那里买来。乾隆帝大怒，训斥说：“盛京为我朝根本之地，兵丁技艺宜较各处加优，乃至不能杀兽，由汉人买取交纳，满洲旧习竟至荒废，伊等岂不可耻！……传谕福康安留心训练骑射，行围时将军亲自督率射猎，务令技艺精强，以复满洲旧习。”（《清高宗圣训》卷三○○）事实上，旗兵长期不事生产，荒废骑射，“恢复满洲旧习”，是不可能的。
　　八旗兵丁，如此荒嬉。各级军官，更加腐败。他们平日克扣军饷，优游享乐。遇有战事，沿途勒索，乘机中饱。作战时则拥兵自卫，不敢向前。不仅下级军官如此，朝廷钦命的领兵将军，也很少知兵善战者。大金川之战，经略大臣讷亲（清初名将额亦都后人），临战躲在帐内指挥，传为笑柄。三千兵士攻碉，遇敌即作鸟兽散。大学士温福领兵出征大小金川，只知在军中置酒高会，挞辱士卒。同行的四川提督马铨讥笑他是“空摇羽扇，无计请缨。”乾隆朝官至领侍卫内大臣的索伦人海兰察曾说：“近日大臣中知兵者，惟阿公（阿桂）一人而已，某安敢不为其下？其余皆畏懦之夫，使其登坛秉钺，适足为殃民耳。某安能为其送死也。”（《啸亭杂录》卷九）
　　满洲贵族将领多不知兵，八旗兵丁多不能战。乾隆帝在连年发动的边疆战事中，不能不调遣绿营兵和索伦、锡伯、达斡尔等各族兵，组成作战的中坚力量。清朝发展到乾隆时期，绿营兵额经常在六十万左右。据魏源《圣武记》统计，中外禁旅即驻防的八旗兵，共有二十万余人，其中一半在京师。八旗兵包括满洲、蒙古、汉军在内，按照乾隆朝编制的比例，八旗满洲兵不过十二万左右。满洲兵虽仍保持着优越的地位，但已基本上丧失了战斗能力。汉人组成的绿营兵，这时已逐渐代替八旗兵，成为国家军队中的事实上的主力军。　　
三、八旗生计问题
　　满洲八旗兵丁不加训练，又不事生产，如此世代相传，不仅无力作战，而且家口生活也日益困窘。于是出现了所谓“八旗生计”问题，京帅尤为严重。
　　乾隆一朝对这一问题的产生，曾有过种种议论。归纳起来，主要是源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不事生产，收入减少。八旗兵丁久居京城，不事耕种，按照清朝规定，又不得经营工商，只靠朝廷发给粮饷和出租旗地为生。如果擅自外出谋生，即被视为“逃旗”，从重治罪。旗人长期游惰，靡费无节，粮饷不足即向佐领等官员借债（放印子）。再不足，便变卖朝廷地产和住房抵用。借贷放印子钱，钱粮即被扣还。土地变卖后不能再收取地租。房产卖后还要再出银租房。这样下去，收入越来越少。一年不如一年，一代不如一代，不能不陷于困窘。
　　另一方面是满洲八旗人口不断增加。满洲八旗只有旗兵本人领取粮饷，旗丁分授耕地。百余年来，旗人生活安闲，家口不断增殖，生活负担也不能不随之增长。户部尚书梁诗正在奏疏中说：“而百年休养，户口众多，无农工商贾之业可执，类皆仰食于官”，是旗人穷乏的原因。（《清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五）御史赫泰说，顺治初年到京的一人，现在已成为一族，“以彼时所给之房地，养现今之人口，是一分之产而养数倍之人。”（《皇清名臣奏议汇编》初集卷一四五）
　　满洲八旗人户生齿日繁，收入日绌，在乾隆朝已成为急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乾隆帝的处置办法是：（一）增发赏银。以恩赏名义，发给贫困户赏银，以为赈济。又动用国帑，赎回旗人典卖给汉人的旗地，由宫府收租，将租金分赏给八旗兵丁。据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清查，赎回旗地一万四千余顷，岁征租银三十一万五千余两（《石渠余记》卷四）。这些赏银，对于贫困的旗户，虽然可缓解一时，并不能解决长久的生计。（二）增加养育兵额，“出旗为民”。雍正时设养育兵额四千八百人，乾隆帝扩大到二万五千人。八旗兵原有满洲、蒙古、汉军之分，乾隆帝准令八旗汉军“出旗为民”，即脱离八旗兵籍，另谋生理。由此空出的兵额，改由满洲旗丁补充。如广州、杭州驻防汉军和福州水师汉军，各出旗一千余人，由京师满洲旗丁往补。驻防福州的八旗汉军步兵改设为绿营兵，另派京师八旗满洲兵丁二千余人驻防。
　　此外，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乾隆帝还曾迁移京师满洲八旗三千户去东北拉林等地开垦荒地，建房屯种。说是“但念现在京中满洲，生齿日繁，额缺有定，恃一人钱粮，供赡多口，终恐拮据”。“欲我满洲世仆，仍归故土，生计充裕。”前往人等，每户赏给治装银两，沿途给与车辆草束，到达后又赏给立产银并官房田地、牛犋籽种，每户约需银百余两。乾隆帝告诫说：“伊等至彼，各宜感戴朕恩，撙节用度，以垦屯为务。稍有余暇，勤习骑射技勇。”（《高宗实录》卷五○四）但是满洲“故土”的旗人，也并非“生计充裕”，典卖旗地，生计困乏的现象也在发展。据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宁古塔将军鄂弥达的奏报，吉林乌拉满洲兵丁三千，其中可称富户者仅二十一户。贫户一千一百八十五户，八千九百三十五口。赤贫户六百七十八户，两千八百九十四口。两者合计一千八百六十三户，一万一千八百二十九口。其余为中户，共八百四十八户，八千八百二十九口（《军机处满文月折档》，乾隆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这个典型材料反映出，当地八旗满洲兵丁中，可以温饱的中户还不足半数，绝大多数是贫困户以至赤贫户。乾隆帝迁往拉林的三千满洲户，实际上只有二千户前去。其中老幼约十分之一，壮年而不会耕作者有十之六、七，能耕作者不过十之二、三。因此，去拉林等地不久，便又相继逃回京师。留在拉林等地者，也多雇用关内流民代耕。所领旗地又通过典卖，渐归汉民所有。
　　广大八旗满洲人户从不耕不战到难以存活，显示着满族的统治危机，也表明满洲贵族与旗户的分化，日益加剧了。
（五）思想统治的加强
　　乾隆时期的清王朝，已经经过了一百多年的统治。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渐染汉习，渐趋腐化，也日益加深着本民族内部的分化。表面的繁华掩盖不了统治集团的腐朽，武功的炫耀也不能掩盖八旗兵力的衰弱。满洲民族和清王朝一样，经历着由盛而衰的过程。
　　大抵一个王朝，越是处在强盛的时期，在政治上越能包容大度，具有较强的自信心。相反，一个王朝处在日趋衰朽的时刻，越是难以自保，越加偏狭疑忌，强化暴力统治。乾隆帝初即位，继承父祖盛业，力矫前期严政，宣示宽仁，标榜满汉一体，显示出有信心建立功业。大约自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后，满族上下日趋衰弱，对汉人的疑虑也日益加深。由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对汉人的统治。　　
一、文字狱的迭起
　　康熙朝曾严厉镇压反清复明思想的传播，雍正朝先后兴起汪景祺、钱名世、查嗣庭等大狱及吕留良、曾静案，指责语言文字之过，以镇压汉人反满思想，被称为“文字狱”。乾隆帝初即位，力图消除满汉朋党畛域，曾收到一定的成效。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处置胡中藻狱，又恢复了以文字之过惩治大臣的恶例。
　　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后的二十余年间，文字狱连年兴起，形成严厉的思想统治。与前朝不同，镇压的对象，既不是“复明”的志士，也不是结党的权臣，而是一般的汉人文士。见于记载的约七十余起文字狱中，六十六狱都是惩治举人、贡生以下的生员以至塾师、术士。兴起这些案狱，目的不在限制臣僚的结党擅权，而在于控制民间的反满思想，用意是明显的。下面是一些影响较大的文字狱的概况。
　　彭家屏案 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乾隆帝南巡。曾任江苏布政使的河南夏邑乡绅彭家屏在迎驾时面奏，去年河南数处被灾，河南巡抚图尔炳阿匿而不报。乾隆帝查询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得知夏邑被灾甚重。二月，命图尔炳阿亲往查勘，并下谕申斥他“玩视民瘼”，“存心回护”。四月间，乾隆帝南巡回京途中，又先后有夏邑居民张钦、刘元德陈诉，被灾散赈不实。乾隆帝以为“有刁徒从中主使”，刘元德供出生员段昌绪曾商同具词。图尔炳阿命夏邑知县孙默查拿段昌绪，在段家卧室中搜出吴三桂反乱檄文一纸，“浓圈密点，加评赞赏”。乾隆帝命图尔炳阿继续搜查，并召彭家屏至京师面询。彭家屏奏称并未见过吴檄，只是家中藏明末野史，未尝检阅。乾隆帝命侍卫三泰去夏邑彭家，搜出记载李自成事的刻本《豫变纪略》一书（彭家屏有序）。图尔炳阿又奏称彭氏族谱题署“大彭统纪”，“甚属狂妄”，查取进呈。乾隆帝指责彭氏族谱称彭氏得姓本于黄帝，是“自居帝王苗裔”。又指责谱中万历年号“历”字不避讳缺笔（乾隆帝名弘历），“足见目无君上，为人类中所不容。”（俱见《高宗实录》卷五三七至五四二）赐彭家屏自尽，将段昌绪斩决，彭家屏子传笏斩监候，没收家产入官。图尔炳阿和孙默查办此案“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俱免革职，仍留原任。此案源起于河南百姓被灾，满官匿而不报，经查核属实。乾隆帝虽然不得不下谕斥责，却又以文字之罪转而严惩了揭发此事的乡绅和文士。讳言疾患，粉饰升平，乃是乾隆朝习见的现象。但乡民控告封疆大吏，却被乾隆帝认为是“此风不可长”。乾隆帝亲自处置此案，意在回护满洲大员，镇压汉人士民的反抗，目的十分清楚。
　　蔡显案 江苏华亭举人蔡显，字景真，号闲渔，乎生所作诗文，自编为《闲渔闲闲录》，刊印行世。书中对邑绅及知府、御史等官员，多有指责。乡绅因而嫉恨，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指书中引古人咏紫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是对清朝“怨望讪谤”，向松江府检举。蔡显已七十一岁，自信无罪，向松江府出首。松江知府钟光豫呈报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检阅《闲渔闲闲录》及蔡显的其它著述，指为“语含诽谤，意多悖逆”，逐条粘签标出，进呈乾隆帝。乾隆帝亲自查阅蔡书，指书中称“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钱名世以年案得罪”及“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等诗句，是“甘与恶逆之人为伍，实为该犯罪案所系。”乾隆帝并且严厉斥责督抚于此等处“转不签出”，“签出各条，多属侘傺无聊”，所拟有关案犯治罪等节，是“意存姑息”，“苟且完事”。（《高宗实录》卷七八六）传谕严加惩处。蔡显斩决，十七岁的儿子蔡必照发往黑龙江为奴。为《闲渔闲闲录》作序的闻人倬及蔡显门人刘朝栋等二十四人被株连，遣戍伊犁等处。
　　蔡显所称戴、钱得罪事，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只是因为隐含同情语气，便被指为“甘与恶逆之人为伍”，铸成此狱，罪及家属门生，在江南文士中引起极大的震动。
　　齐周华案 浙江天台县生员齐周华，早在雍正帝时，曾撰拟“独抒己见疏”为吕留良案申辩，赴刑部具呈，被解押回浙江，永远监禁。乾隆帝即位，遇赦出狱，游历各省，卒居湖广武当山道观。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其子齐式听接他回籍。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浙江巡抚熊学鹏至天台巡查，齐周华将已刊及未刊的历年所撰文稿《名山藏初集》等书奉呈，请求熊学鹏作序，并将当年的“独抒己见疏”稿附呈。熊学鹏将齐周华押解至杭州，与闽浙总督苏昌会同审讯，随即向乾隆帝奏报说，书中《祭吕留良》一文，“将逆贼吕留良极力推崇，……希图煽惑人心，其存心党逆，牢不可破”。“其已刻、未刻诸书，牢骚狂悖之言，不一而足；庙讳御名，公然不避。”（《清代文字狱档》）经乾隆帝钦准，将齐周华依大逆律，凌迟处死。子孙四人从宽斩监候，秋后处决。齐周华堂兄齐召南，原任礼部侍郎，为当代名儒。齐周华书中《天台山游记》一文，有齐召南跋。熊学鹏召齐召南至省讯问，供称雍正二年曾“为跋数语”，“今所刻者，系齐周华自行添改。”乾隆帝命召齐召南进京候审。军机大臣会同刑部拟处杖流。乾隆帝谕令宽免，递回原籍，传谕他“闭户安分”。浙江巡抚觉罗永德将齐召南交原籍地方官，向乾隆帝奏报说：“奴才仍随时查察，如再不知感恩警惕，稍有掉弄笔头怨诽情事，即行严参，从重治罪。”（同上书）齐召南四月回籍，五月间即病死。此案因涉及名士齐召南而轰动士林。
　　王锡侯案 江西新昌人王锡侯，三十八岁才考中举人，会试落第，仕途无望，便在家编书，刻印发卖谋利。所编书如《国朝试帖详解》、《唐人试帖详解》等，都只是供考试举子参阅，并没有什么政治见解可言。另编有《字贯》一书，是就《康熙字典》摘编，使散字联贯，以便检索。一七七七年（乾隆四十二年），他的仇家王泷南乘文字狱迭起的时机，告发他删改《康熙字典》，“与叛逆无异”。江西巡抚海成（满人）亲理此案，查阅《字贯》序中有议论《康熙字典》“穿贯之难”，“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等语，指为“虽无悖逆之词，隐寓轩轾之意，实力狂妄不法”，请旨革去举人，并将《字贯》粘签进呈。乾隆帝亲阅《字贯》，在书前凡例中发现康熙、雍正及乾隆三帝的名字，开列不讳，大为震怒。说：“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高宗实录》卷一○四三）并严厉申斥海成“茫然不见”，“漫不经意”，命海成亲往王锡侯家继续搜查并将王锡侯领押来京。十一月，海成查出王锡侯编纂书十种进呈，并奏称“检阅各书，俱有悖谬不法之处。”乾隆帝又申斥海成“身为巡抚，乃于初次条奏王锡侯《字贯》时，并不将伊书内大逆不法之处据实核出，转称尚无悖逆之词。实属昧尽天良，罔知大义，不可不重加惩处。”（同上书，卷一○四四）随将海成革职，交刑部治罪。命两江总督高晋前往，暂管巡抚事，继续收缴江宁等地流传的《字贯》等书。王锡侯斩决，子、孙五人斩监候，所著书概行销毁。
　　王锡侯原是科场失意、编书求活的乡曲文士，在政治上、学术上并无建树，对清廷也未必有谤言。乾隆帝由此兴起大狱，株连甚广。《字贯》另本前有工部待郎李友棠题诗一首，乾隆帝斥责李友棠“身为卿贰，乃见此等悖逆之书，尚敢作诗赞美，实属天良已昧。”李友棠即著革职。江西布政使赣南道周克开、按察使冯廷丞因未能检出《字贯》“悖逆重情”，俱被革职，交刑部治罪。大学士管两江总督高晋以“失察妄著书籍”，降一级留任。江西吉安、南昌二处历仟知县、知府，从宽免于治罪，交部分别议处。乾隆帝严惩王锡侯，旨在表明不准许汉人文士对满族皇帝有任何不忠不敬；严惩地方官员，则在激励所属，加强统治。他传谕说：“各省地方官当共加感惕，务须时刻留心查察，倘所属内或有不法书籍刊布流传，即行禀报督抚，严拿重治”，倘若“漫不知儆”，“嗣后别经发觉，必当从重办理。”（《高宗实录》卷一○四九）此案之后，各省先后设立“书局”，专门负责查缴不法违碍书籍，对诗文著述的控制，大为加强了。
　　徐述夔案 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春，江苏东台县民徐食田与蔡嘉树发生田亩纠纷。东台县出示收缴违碍书籍，蔡嘉树即指控徐食田祖父徐述夔（已故）所著《一柱楼诗》中多有违碍。徐食田将已刻书及书板向知县涂跃龙呈交。涂跃龙将田亩纠纷事结案，见徐述夔所著书中有引吕留良语句，送呈江宁书局查处。书局局员因原书未粘签指出违碍，退还东台县。蔡嘉树又径赴江宁布政使衙门控告，并将《一柱楼诗》中“明朝期振融，一举去清都”每句粘签摘出。布政使陶易命幕友陆炎批交扬州府，批语中有“若有违碍，俱应收解奏缴；若只字句失检，将举首之人以所诬反坐”等语。扬州知府谢启昆签出“悖逆”诗句，送呈督抚。署两江总督萨载、江苏巡抚杨魁将书稿及有关案卷解京。这时，江苏学政刘墉也得到民间告发，将《一柱楼诗》及原礼部侍郎沈德潜（已故）所撰《徐述夔传》呈送乾隆帝。徐述筵先世世代为官。一七三八年（乾隆三年）考中举人。进京会试时，勘磨官指他试卷中有“不敬”字句，停止考试，永不叙用。徐述夔家居吟诗，不无怨望。一七六三年（乾隆二十八年）病死；一七六八年（乾隆三十三年），子徐怀祖将其遗作《一柱楼诗》、《和陶诗》等诗集刻板流传。一七七七年（乾隆四十二年），徐怀祖病死。乾隆帝审阅送呈诗集，传谕说：“《一柱楼诗》各种妄肆诋讥，狂诞悖逆。”“伊子徐怀祖并敢将伊父逆词公然刊刻，均属罪大恶极。”“沈德潜敢为逆犯徐述夔作传，……实为丧尽天良，负恩无耻。”（《高宗实录》卷一○六八）将此案交军机大臣等议处。军机大臣阿桂等遵谕锁拿徐食田等人，会同刑部严加审讯，奏称徐述夔引据逆犯吕留良邪说，是“悖逆不法”；《一柱楼诗》“犴肆谬妄”；“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是“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用上、到等字而用去清都，显寓欲复兴明朝之意，大逆不道至此已极。”徐怀祖刊刻流传，是“父子相继为逆”，“照大逆凌迟律剉碎其尸，枭首示众。”（《掌故丛编》第九辑）布政使陶易以“故纵大逆”之罪处斩，扬州知府、东台知县也以惩治迟延不力，分处流刑和徒刑。徐食田及弟食书，参与校刻的徐首发、沈成濯及陶易幕僚陆炎等俱从宽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已故沈德潜曾为徐述夔作传，内有“品行文章皆可法”等语，廷臣请旨将官爵谥典尽行革去，御赐祭葬碑文一并扑毁。碑不移置他处。长洲人沈德潜自乾隆初年以进士入为翰林院编修，以诗名一时，在上书房行走，与乾隆帝作诗唱和。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以礼部侍郎休致归籍。曾进呈所著《归愚集》，乾隆帝亲为作序。乾隆帝历次南巡，沈德潜均被召见。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加礼部尚书衔。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入朝祝皇太后七十寿辰。入朝赐仗，为致仕九老之首。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在常州迎驾，加太子太傅。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在家死去，年九十七。赠太子太师，谥文悫。沈德潜晚年入仕，备受乾隆帝眷遇，为一代名士。死后遭此恶谴，使士林再次震动了。
　　尹嘉铨案 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乾隆帝西巡五台，三月中回銮至保定。原大理寺卿，在博野县休致家居的尹嘉铨，连上两折，命其子尹绍淳至保定奏呈。一折请求乾隆帝对其故父尹会一赐予谥法，一折请将清初汉人大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诸人从祀孔庙。尹会一曾任巡抚，休致时，请返籍终养老母，乾隆帝曾赐诗褒奖孝行。尹嘉铨在奏折中说：“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乾隆帝览奏甚怒，在第一折批：“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要他“安分家居”。第二折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命将尹嘉铨革去顶戴，交刑部治罪。又命直隶总督袁守侗查抄尹氏在博野的家产，大学士英廉查抄尹嘉铨在京的房舍。谕令“至伊家如果有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等件，务必留心搜检。”（《清代文字狱档》）英廉与大学士三宝详查搜获的书册，有尹嘉铨编《近思录》书稿，将汤斌、陆陇其、张伯行与尹会一合称为“孔门四子”。又所著《随五草》，内有《朋党说》，与雍正帝所著《朋党论》相背。又编有《本朝名臣言行录》，列入高士奇、张廷玉、鄂尔泰等多人。廷臣会审，尹嘉栓不得不自认“狂悖糊涂，罪应万死。”乾隆帝览奏，指斥尹嘉铨文中“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等语，是“反以朋党为是，颠倒是非，显悖圣制，诚不知是何肺肠？”又指斥所编《本朝名臣言行录》是“以本朝之人，标榜当代人物”，“将来伊等子孙恩怨即从此起”，关系“朝常世教”，其他狂悖诞妄，不一而足。命将尹嘉铨以绞刑处死，立决。
　　乾隆帝处死尹嘉铨后，特发布“明辟尹嘉铨标榜之罪谕”。说：“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乾隆帝提出的这个新论点，是说清朝的统治，一切决定于皇帝，如果“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国家之福。”皇帝英明，就不需仰赖“名臣”，也不会容纳“奸臣”。臣下都不过是效忠于他的奴仆。尹嘉铨要求崇列这些奴仆，自是乾隆帝所不能容许的。
　　以上文字狱，是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至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二十余年间几桩影响较大的案件。其中大多数是乡里文士的语言文字的疏失被加以悖逆不法的罪名，并非确有反满的思想和行动。尹嘉铨身列九卿而遭显戮，也只是由于请求表彰他的父祖和名臣，更没有什么反清思想可言。但崇显名臣，却触犯了乾隆帝的忌讳。乾隆帝不断处置文字狱，是要以暴力镇压的手段，强制汉人臣民文士对满洲皇帝绝对效忠和安分，而绝不容许任何不忠或不敬。但文字狱兴起，却又带来了难以预料的后果：（一）仇家告讦。乾隆帝严治文字之罪，不逞之徒因而摘引文字告讦仇冤之家，借以报复私仇，夺取私利。随着文字狱的迭兴，社会上到处出现了诬告之风。（二）官员严处。乾隆帝查处文字狱，经办的各级官员往往以失察得罪，遭到严厉的处治，轻者革职，重者流放或处死。官员们畏罪，不得自安，遇有告讦，即从重审理，以求免祸。此类冤案从而更为泛滥。（三）师友株连。文字狱起，例需查抄家藏书稿、诗文、书信。一人在案，曾为撰写序跋、碑传、唱和诗词以至书信往来的师友，往往横被株连，祸从天降。文字狱迭起，广大文士惴惴不能自保，造成社会上人心动荡。以上这些现象日益严重，势将反转来摇撼清朝的统治。面对这一形势，乾隆帝不得不多方收敛，以稳定人心。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福建海成县人周铿声挟嫌诬告在籍知县叶廷推纂辑县志“载入碑传诗句，词语狂悖。”巡抚杨魁上奏。乾隆帝查阅，认为“俱系剿用腐烂旧句，原无悖逆之处”，命依诬告律，将周铿声“严示惩创”。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湖南龙阳县监生高治清刊行《沧浪乡志》，被告“语句狂悖”。署巡抚李世杰奏请究治。乾隆帝传谕：乡志“不过无识乡愚杂凑成编”，“若俱如此吹毛求疵，谬加指摘，将使人何所措手足耶？”同年，安徽巡抚谭尚忠奏报已故贡生方芬诗集中有“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句，请将其孙依大逆律治罪。乾隆帝认为，诗句“虽隐跃其词，有厌清思明之意”，但还不是“公然毁谤本朝”，“若必一一吹求，绳以法律，则诗以言志，反使人人自危。”谕令“毋庸办理”。（以上俱见《清代文字狱档》）乾隆帝亲自连驳数案，使官员严处、仇家告讦之风有所遏止。风靡一时的文字狱，渐趋平息。但就在此前后，又兴起了禁毁书籍的浪潮。　　
二、禁毁书籍的浪潮
　　乾隆朝在迭兴文字狱的同时，又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查禁时人著述与藏书，先后延续了十余年之久。
　　早在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乾隆帝阅钱谦益所著《初学集》、《有学集》等书后，说“其中低谤本朝之处不一而足”，传谕各督抚在各地查缴销毁。钱谦益是明末清初文坛巨擘。叛明降清后，因病乞归，死于家中。所著文集在各地流传甚广。乾隆帝怒斥他“大节有亏”，“不足齿于人类”，令各地不得再遗留片简。销毁钱书，是焚毁书籍的开始。大规模禁毁书籍，大体上是和《四库全书》的编纂同时进行。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乾隆帝即曾传谕直省督抚学政，广泛搜访民间书籍，汇送京师。“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其有未经镌刻只系钞本存留者，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高宗实录》卷九○○）次年初，安徽学政朱筠上疏，请将《永乐大典》中分在各卷的佚书，分别辑录校阅。乾隆帝诏谕依经、史、子、集四库分类辑出，流传已少者先撮要旨进呈。随即开设四库全书馆，以大学士刘统勋、于敏中等人为总裁官，在全国范围内，搜采遗书，编纂以四库分类的图书总集《四库全书》（参见另章）。乾隆帝诏谕各地督抚，以半年之限，采进民间藏书，若因循搪塞，惟该督抚是问。又诏谕两江总督与江、浙巡抚，就江浙著名藏书家和坊间书贾中搜访进呈。私人进献藏书，将来仍与发还并给予奖励。进书五百种以上者，赏内府所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百种以上者赏给内府刊印《佩文韵府》一部。各地进呈私献书籍不下万余种。
　　乾隆帝广泛征求已刻未刻书籍，包含着查检“违碍”的目的，即所谓“寓禁于征”。但文字狱迭起，各地官民多有顾虑，不敢将稍涉违碍者进呈。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乾隆帝降旨明确规定收缴禁毁。传谕各地督抚，“其或文字触碍者，亦当分别查出奏明，或封固进呈，请旨销毁；或在外焚弃，将书名奏闻。”明末野史“必有诋毁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稗官私载、诗文专集，有诋毁者，也不准隐匿流传。各省已经进到之书，交四库全书处检查，有关碍者，撤出销毁。并令派员传谕藏书家，如有不应存留之书，即速交出。此后若再有存留、有心藏匿，罪在不赦。（《高宗实录》卷九六四）同年十一月，再次降旨，收缴销毁“明末国初悻谬之书”。禁毁书籍，逐渐形成浪潮。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乾隆帝一再谕令严厉查缴“违碍”书籍，查禁的范围也越来越扩大。
　　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帝渝令四库全书馆拟定“查办违碍书籍条款”颁布，规定了查禁的范围和处理办法。
　　全毁——全部销毁的书籍，称为全毁。所谓“诋毁本朝”、“语涉狂悖”的清人著作、文集，原在全毁之列。条款规定的销毁范围，还扩大到前代的著述。明万历以前各书，涉及辽东、女真，语有违碍者，销毁。明代各书载及西北边外部落，语涉偏谬者，销毁。为了扼制汉人反满思想，甚至对宋人关于辽、金，明人关于元代的记述，“议论偏谬尤甚者”，也拟销毁。书籍内容并无违碍，但作者在清朝得罪者，如钱谦益、吕留良、金堡、屈大均等人的著作，也一律销毁。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乾隆帝在上谕中说：“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自应逐细查明，概行毁弃。”历朝文字狱之起，是因诗文著述中有狂悖字句而罪及其人，又因其人得罪。而焚毁其所有的文字著述。因书罪人，因人毁书，加以彼此株累，禁毁数量极大。
　　抽毁——即抽出违碍字句，部分销毁。门各为目，人各为传的著述，将其中有违碍的门、传抽毁。选编的奏议、科举对策之类，如明经世文编、明状元策等书，将其中有违碍者抽毁。钱谦益、吕留良等获罪者的诗文被录入他书或被人援引者，摘出抽毁，从原版内铲除。如此等等。历年被列入抽毁之书，多达四百余种。
　　删改———在上引乾隆帝历年谕旨和“条款”中，还有对原作删改的规定。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的上谕中提到明人所刻类书边塞、兵防等门，可删去数卷或数篇，或改定字句。“他若南宋人书之斥金，明初人书之斥元，且悖于义理者，自当从删；涉于诋署者，自当从改。”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颁布的“条款”中，也提到“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之于元，其书内记载语句乖戾者，酌量改正。”（《办理四库全书档案》）删改的范围也极广泛，甚至被认为“非斯文正轨”、“词意媟”、“有乖雅正”以及所谓“乖触字句”等，都可酌改。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又经过删改的书籍，不计其数。往往面目全非，与原义乖违。
　　除以上这些专制而愚蠢的规定外，乾隆帝还先后实行了两项虐政。
　　改译古史——和乾隆帝下谕搜访遗书约略同时，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乾隆帝又命改译辽、金、元三史中的音译专名。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改译完成。乾隆帝亲自作序，说：“辽、金、元三国之译汉文，则出于秦越人视肥瘠者之手，性情各别，语言不通，而又有谬寓嗤斥之意存焉。”三朝“汉人之为臣仆者，心意终未浃洽”，所以“必当及此时而改译其讹误者。”（乾隆帝《御制文集》二集卷十七）所谓“改译”，即将三史中契丹语、女真语和蒙古语的人名、地名、部名、制度专名等，都依照清代满语汉译的方法，修改译字，换成新的译名。结果造成极大的混乱。乾隆帝却认为这是他的一大功绩，在序中说：“是则吾于辽、金、元三代，实厚有造而慰焉。”查禁书籍和编修《四库全书》时，又将改译的办法加以推广。大抵自宋人以至明清人著述中有关契丹、女真、蒙古的译名，也都按三史的办法予以改译。改译中又因断句错误、缺少知识和漫无准则，而错上加错，给读者带来极大的干扰。如果说乾隆帝删改“违碍”字句是为了箝制反满思想，用满语译名改译其他民族的古史，则全属无知且愚昧了。
　　查禁戏曲——乾隆帝在大规模查禁史籍、诗文等书籍后，又进而对民间戏曲予以查禁，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谕旨中说：“因思演戏曲本内，亦未必无违碍之处。如明季国初之事，有关涉本朝字句，自当一体饬查。至南宋与金朝关涉词曲，外间剧本往往有扮演过当，以致失实者。……亦当一体饬查。”（《高宗实录》卷一一一八）乾隆帝因苏州、扬州为戏曲盛行之地，传谕当地官员将“应删改及抽撤者，务为斟酌妥办，并将查出原本暨删改、抽撤之篇，一并粘签，解京呈览。”苏、扬等地以昆腔（昆山腔）最为流行。苏、扬查禁后，又传谕江苏、广东、福建、浙江、四川、云南、贵州备省督巡，对当地流行的石牌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也分别饬查。地方戏曲是民间的文艺创作。乾隆帝为压制民间反满思想，对关涉本朝以至宋金间事的曲文，也严加饬查，删改、抽撤，这自然又是极端专制的暴行。
　　乾隆帝自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下谕搜访民间书籍，结合编纂《四库全书》实行了大规模的查禁。《四库全书》完成后，直到一七八五年（乾隆五十年）仍在严渝江西、江苏、浙江等省继续查禁民间书籍。据近人考证，先后被销毁的书籍约三千种，七万卷以上，与《四库全书》所收三千五百余种，七万九千余卷，数目大体相近。（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自序》）收入《四库全书》的书籍中，经抽毁者四百余种，删改者不计其数。乾隆帝编纂《四库全书》，保存了大量文化典籍，又由于广泛禁毁书籍，造成了一次文化浩劫。有人认为这是秦始皇焚书后的又一次焚书劫难，并非苛论。不过，遭到禁毁的某些有价值的著述，此后仍然长期在民间秘密流传。这又再一次证明，应用严刑峻法的暴力手段去加强文化思想的统治，虽可震动于一时，并不能阻止文化著述的传播。　　
三、《贰臣传》的编修
　　乾隆帝大批焚毁“讪谤”书籍，以加强所谓“奖忠惩逆”的思想统治。但在处置明清之际的某些著述和人物时，却遇到了难以解决的矛盾。明朝末年，特别是南明时期，不少忠臣义士坚持抗清斗争，也有不少文臣武将叛明降清。如果以清朝本位判忠奸，明朝的忠臣将是清朝的奸逆，降清的叛臣，反而成为忠臣。这将使大批明末文献难于处置，而且从根本上违背了乾隆帝所倡导的“忠君”的思想原则和道德标准。
　　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乾隆帝在一道谕旨中，正式提出承认南明王统和褒奖抗清死难的南明忠臣。浙江巡抚因见朱璘之所著《明纪辑略》一书附记南明福王、唐王、桂王事，奏请销毁。乾隆帝在这道谕旨中指为“不宜在概禁之例”，并指示四库馆臣在编纂《通鉴辑览》时，应载入南明三王事迹，因福王承继江山半壁，唐王、桂王也是“明室宗支”，不应称“伪”。当时“各为其主，始终不屈”而死节者，与宋末之文天祥、陆秀夫“实相仿佛”，虽然清初“不得不行抗命之诛”，但他们“有死无二，洵无愧人臣忠于所事之义。”对这些“仗义死节之人”的事迹，也都应该写入《通鉴辑览》，说是“崇奖忠贞，亦足以为世道人心之劝。”十一月，又发出谕旨，重申“崇奖忠贞”，“风励臣节”。谕中说世祖（顺治帝）时，曾对崇祯末年殉难的明朝大学士范景文等二十人“特恩赐溢”。至于史可法“支撑残局”，刘宗周、黄道周“临危授命”，都足为一代完人。其他死守城池、战死行阵或被俘后视死如归者，无愧于“疾风劲草”。舍生取义，忠于所事者，也“一体旌谥”。萨尔游之战时的明将刘娗、杜松“冒镝撄锋，竭忠效命”；孙承宗、卢象昇等“抵拒王师，身膏原野”。凡明季尽节诸臣，为国尽忠，都应优奖。慷慨轻生的诸生韦布，由乡里供祭。（《高宗实录》卷九九五至九九六）次年，在扬州为史可法建立祠堂，乾隆帝亲自为史可法札稿题诗说：“经文已识一篇笃，予谥仍留两字芳（谥忠正）；凡此无非励臣节，监兹可不慎君纲！”（同上，卷一○三五）乾隆帝表彰明末死难臣民，旨在倡导“忠君”，诗句说得很清楚。
　　乾隆帝在连年文字狱后，陆续发出这些谕旨，实际上是把“忠君”视为超乎本朝或本族狭隘范围的最高道德标准，这不能不在汉人臣僚文士中引起震动。一些汉臣称颂说：“圣人至公无我之思，教孝教忠，万世瞻仰。”（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下）其实，乾隆帝并非是“无我”，恰恰是把“我”即皇帝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告诫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绝对向皇帝效忠。但这一原则确立后，如何处置清初归降的汉人和他们的著述，又使乾隆帝面临另一个难题。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乾隆帝提出了编写《贰臣传》的办法，把历事两朝的臣僚称为“贰臣”。这年，江苏呈缴拟毁书籍中有《明末诸臣奏疏》、《同时尚论录》等书。乾隆帝阅后传谕说，刘宗周、黄道周等人的奏疏，只需修改“不当”字句，原奏保存。王永吉、龚鼎孳、吴伟业等人，“在明已登仕版，又复身仕本朝”，其人不足齿，作品也不应保存。在这道渝旨中，乾隆帝进一步指出，洪承畴因兵败被俘归顺，祖大寿因惧祸投诚，冯铨、王铎等人在明朗是显宦，在本朝又“忝为阁臣”。左梦庚等人是在清朝大军到后，才解甲乞降。当时，对这些人不得不加录用，以安人心。事后平情而论，他们都是遭逢时难，畏死倖生。“至于既降复叛，或又暗中诋毁者，更不能比之人类”。乾隆帝指令把这些“大节有亏之人”，在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据实直书，送呈裁定。
　　乾隆帝力倡忠君，不惜奖谥明末忠臣，贬抑降清的贰臣。但据此实行，忠于明者得到表彰，降清后忠于清者又遭到贬斥。而且降清者或忠或叛，不加区别，一律对待，也显然难以服人。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帝又下谕说，列入《贰臣传》的诸人，事迹不同，邪正各异，不可不分。洪承畴、李永芳等屡立战功，“虽不克终于胜国（明），实能效忠于本朝。”钱谦益等降清后又在诗文中对朝廷诋毁，“进退无据，非复人类。”命国史馆考核各人行事，分编为甲、乙二编，以示区别。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馆臣将乙编进呈，乾隆帝又命将行为卑劣者从中撤出，不予立传。吴三桂、李建泰等降清后又行叛逆者，也从《贰臣传》撤出，另编《逆臣传》。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最后编定的《贰臣传》，甲、乙两编共收一百二十五人。又依其行事之不同，在甲、乙编各分为上中下三等。
　　乾隆帝褒奖明末忠臣，又将历仕两朝的汉臣分别列等编传，可谓用心良苦。他自称这是出于“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子孙植纲常”。实际目的，还是要控制广大汉人臣僚效忠于满洲皇帝，以巩固清朝的统治。他的这些举动，虽然在汉人官员中不无成效，但并不能弧止广大人民的反抗。
（六）人民的反抗斗争
　　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至一七八五年（乾隆五十年）这三十年间，清王朝沿着由盛而衰，外盛内衰的道路演变。社会各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广大农民、手工业工人、商人陆续掀起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清王朝不断受到多方面的冲击。　　
一、佃农抗租斗争
　　乾隆初，江西、福建的佃农，即不断发动抗租斗争，抵抗地主收租，声势浩大。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上杭罗日光曾领导佃农千人抗租，殴打地主，抗拒官兵。江西、福建佃农中有佃长、长关令、会馆等，逐渐形成自己的斗争组织，提出均田（佃）、永佃、田骨田皮等口号，以争取耕种田地的权利。
　　江苏佃农，往往联合抗租。吴县人黄中坚说：“今乡曲细民，无不醵金演戏，诅盟歃结，以抗田主者。虽屡蒙各宪晓谕，而略不知惧。间有一二良佃愿输租者，则众且群起攻之，甚至沉其舟，散其米，毁其屋，盖比比然。”（《蓄斋集》卷四）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靖江县徐永祥等 率领佃农进城报荒，要求免租；崇明佃户，“捏灾为名，结党鼓众，不许还租”，并聚集在一起，要求该县县丞出示减租。（《高宗实录》卷一五一、一五三）一七五八年（乾隆二十三年），崇明佃农再次抗租，烧毁草房，殴伤差役兵丁，围攻县丞、守备。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浙江永嘉胡挺三领导佃农抗租，殴打典史，并把他拘留。
　　直隶省经管旗地的满族地主、庄头以及州县官吏，对壮丁、佃户的剥削和压迫非常严重，农民的反抗斗争也十分激烈。一七四○年（乾隆五年），丰润县庄头蔡怀碧承领十五顷多庄地，王公显等串连佃户拒不交租。蔡怀碧要收地自种，遭到佃农群众的坚决抵制。王公显等率领佃农二百余人，打伤蔡怀碧“壮丁”二人，“并将农具犁铧打碎，凶猛异常。”（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六年内务府来文》）从这一年起，清朝禁止增租夺佃。可是佃农的“抗租霸佃”斗争，仍在继续发展。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直隶总督英廉统计，全省经理旗地的共七十七州县，积欠旗租的有四十二州县，达二十年之久，数至二十四万余两之多。其中一部分是被官侵吏蚀，大部分是佃农抗欠。
　　清王朝要求各地官府对佃户抗租严厉镇压。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礼部侍郎秦惠田说：“顽佃抗租，欺慢田主，有司听其刁脱”，应依法严惩。（《高宗实录》卷二四八）现存《昆山县奉宪永禁顽佃积弊碑》中记述说：“乃日见城厢内外之以抗租枷示者，相望于途。”
　　地主向佃户勒索租米。佃户迫于饥谨，往往抢米求生，是斗争的另一形式。一七四四年（乾隆九年），左副都御史范灿说：“查乾隆七年之冬，八年之春，湖广、江西、江南等处抢米之案，俱未能免；而江西尤甚，一邑中竟有抢至百案者。”（《高宗实录》卷二三○）此后，浙江、福建、直隶、陕甘等地都发生过饥民抢米斗争。　　
二、农民反封禁斗争
　　清初，八旗满洲人户大批进关，关外呈现出一片荒凉景象。一六六一年（顺治十八年），奉天府尹张尚贤报告说：“合河东、河西腹里以观之，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圣祖实录》卷二）康熙时，直隶、山东无地农民多逃往奉天耕垦。一六八○年（康熙十九年），清朝划定旗民开垦界限，民界地亩约等于旗界地亩的五分之一。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帝明确地指出：“奉天田土旗民疆界，早已丈量明白。以旗下余地付之庄头，俟满洲蓄衍之时，渐次给与耕种。”（《圣祖实录》卷一四一）这是保护满族地主占有土地，限制汉族人民开垦的政策。但直隶、山东农民继续出关求活，并未因而终止。一七四○年（乾隆五年），乾隆帝又规定，奉天流民要取保入籍，否则必须在十年之内返回原籍。此后，在山海关严厉查禁携眷农民出关，并在山东登、莱、青和奉天复、海、盖、宁等处海口，查禁运载流民的船只，对东北地区严格封禁。但出关流民依然有增无减。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查明，从一七四○年（乾隆五年）以后，出关人数续添四万七千余口。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在宁古塔和船厂的工商佣作人等，不下三、四万人。清朝又于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制定《宁古塔禁止流民例》，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宣布吉林是“永禁流民，毋许入境”。实际上，流民出关的洪流已无法制止。据《盛京通志》记载的数字统计，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在东北的汉族人口有十六万五千四百九十五户，九十六万一千三百二十八人，民赋田有三百七十九万八千零六十亩，比一六五七年（顺治十四年）增加了六十二倍，占当时全部垦田四百二十六万九千七百一十八日（二千五百六十一万八千三百零八亩）的百分之十四点八。
　　清初，蒙古地方不准汉人居住，户部发票八百张，许汉人领票春去秋回。一七○七年（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帝巡行边外，“见各处皆有山东人，或行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人之多。”（《圣祖实录》卷二三○）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发现喀喇沁等旗种地汉人已达数万，清朝认为蒙古人“渐将地亩贱价出典，因而游牧地窄，至失本业”。遂规定喀喇沁、土默特、敖汉、翁牛特以及察哈尔八旗，“嗣后将容留民人居住，增垦地亩者，严行禁止。”（《高宗实录》卷三四八）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更制定一项律例：“口内居住旗民人等，不准出边在蒙古地方开垦地亩，违者照例治罪。”（《理藩院则例》卷十）这如同奉天的封禁政策一样，并不能阻止流民出边。一七六○年（乾隆二十五年），在古北口外蒙古地方种地的汉人，即不下数十万户。
　　汉族农民反封禁的斗争，是在中原地区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贫困无告的情况下进行的。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山东人民“南走江淮，北出口外。揆其所由，实缘有身家者，不能赡养佃户，以致众生无策，动辄流移。”（《高宗实录》卷三○九）遇到荒年，清朝也不得不暂弛关禁，放流民出口觅食。过后虽然仍劝流民回籍，并重申禁令，但是关口一开，再想封闭就更加困难了。满族地主、蒙古王公都招佃收租，“巧为庇护”。在这种情况下，封禁政策更成为具文。
　　清廷在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设立台湾府后，只准闽、粤人民春去秋回，不准携眷居住。从一七三二年（雍正十年）起，这项禁令几次暂停执行，又几次恢复。人们有时冒着生命危险偷渡，有时贿赂官兵私渡，据一八一一年（嘉庆十六年）统计，台湾汉族人口己达二百万零三千八百六十一人，比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增加了将近十倍。　　
三、手工业工人和商民的反抗
　　清初，手工业工人就进行有组织的罢工斗争。据苏州现存石刻（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辑》）记载：一六七○年（康熙九年）踹匠窦桂甫，“倡言年荒米贵，传单约会众匠停踹。”处罚了不参加罢工的王明浩，所有工匠都停止工作。一六九三年（康熙三十二年），端匠罗贵又齐行增价，“聚众殴抢，复毁官示”。一七○○年（康熙三十九年），刘如珍等凑钱演戏，号召工匠参加反抗斗争。一七一五年（康熙五十四年），王德等倡议创立踹匠会馆，正式成立自己的组织。布商非常恐慌，说“倘会馆一成，则无籍之徒，结党群来，害将叵测。”因此，屡次请求地方官查拿“流棍”，管束工匠。一七二○年（康熙五十九年）建立的《长吴二县踹匠条约碑》规定八条，就是要把踹匠置于包头、坊长、巡役的严密控制下，制止罢工斗争。这表明工匠的罢工斗争，已经十分激烈。乾隆时，斗争在继续发展。
　　苏州的机户，多数雇用织工。织工常因机户无故解雇，或要求增加工资，发动罢工斗争。据一七三四年（雍正十二年）建立的碑文记载：“倡为帮行各色，挟众叫歇，勒加银口，使机户停织。”一七三九年（乾隆四年），王言享等反对布商扣克工价罢工。一七七九年（乾隆四十四年），李宏林等要求增加工价罢工。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又有蔡士谨领导的罢工斗争。
　　江西景德镇官民窑户，每窑一座，需工数十人。“一有所拂，辄然停工。”（《道光浮梁县志》卷二）他们罢工也是知会同行共同行动，“甚至合党成群，恣行抄殴。”（凌：《西江视臬纪事》卷四）。
　　北京户部宝泉局在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发放工价时，铸钱工匠声称不敷应用，四厂同时罢工。经署侍郎三和出面“晓谕”，在童光荣领导下，东厂工匠仍然拒不开工。
　　陕西周至县南山木工，在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聚众殴差，反抗县官。
　　贵州威宁州妈姑铅厂，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因厂官殴打厂丁，遂聚众拥入官房，拴殴厂官。
　　各地手工业工人的各种形式的斗争，此伏彼起，汇成巨大的力量。
　　商人罢市，清初已见记载。一六六○年（顺治十七年），潞安织绸机户不堪官府勒派，焚机罢市。一六八一年（康熙二十年），芜湖钞关额外征税，芜湖商民罢市三天。乾隆时，各地时有罢市斗争。一七四七年（乾隆十二年），乾隆帝指出：“近据各省奏报奸民聚众之案，如江南宿迁、山东兰山皆因求赈，浙江临海则因求雨，福建上杭则因抗租，山西安邑、万泉则因丁粮豁免，遂至聚众多人，抗官塞署，放火罢市，肆为不法。”（《高宗实录》卷二八九）事件发生的原因各有不同，参加斗争的民众也不只是商人。　　
四、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
　　一六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爆发了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
　　王伦，山东寿张人，于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从张既成学道，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开始收徒传教。运气治病，学习拳棒，名为清水教，实是白莲教的一支。
　　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山东年岁歉收，地方官额外加征，农民无法生活。大路上常有饥民围住行旅乞食，车辆不能通行。王伦在民众中传布：“八月之后，有四十五天大劫，从我都可得免。于二十五日，差孟灿到王经隆处，传人起事。”（《剿扑临清逆匪纪略》卷十四）党家庄有数百人参加，张四孤庄有五、六百人参加。二十八日夜，攻破寿张县城，捕杀官吏，大开监狱，释放犯人。九月初四日，连克堂邑、阳谷，都弃城不守，奔袭东昌、临清。初七日，占领临清旧城，并控制了三十里以内的地区，起义军发展到五、六千人。清军在堂邑和柳林两次被起义军打败，巡抚徐绩在临清的梁家浅被起义军包围。据徐绩说：“初七日领兵交战时，见其领众之人，两手持刀，疾走如飞，宛如猕猴；其余亦俱愍不畏死，不避枪炮。”（同上书，卷二）王伦在临清旧城宣布拥立明朝后裔朱兆龙（实无其人）为帝，加封王朴为王，又封国公、元帅多人。于初七日、十三日、十九日三次进攻临清新城，招集南下的粮船短纤参战。但是，兵临坚城之下，未能扩大战果。
　　请廷命大学士舒赫德佩钦差大臣关防，赶赴山东督师；派额驸那旺多尔济、左都御史阿思哈率领健锐营、火器营兵千人，以及吉林、索伦射手五十人，赴山东增援；并命令直隶总督周元理防守广平、大名一带，河道总督姚立德防守东昌。二十三日，舒赫德率领清军进攻临清旧城，起义军出兵千人北去，牵制敌军；挑选精锐部队五、六百人，在东门迎击清军。舒赫德亲自指挥清军攻击东门，二十九日突入城内，巷战甚为激烈。起义军中的“无生娘”（即入教妇女）数十人，参加战斗，都壮烈牺牲。王伦登楼自焚死，王朴、孟灿、王经隆等被俘，临清旧城落入清军手中。北去起义军千人，在塔湾与清军作战失败。总计起义军阵亡一、二千人，被俘近二千人。
　　这次起义虽然由白莲教徒秘密组织，主要还是由农民饥馑无告而被迫反抗。御史李漱芳在奏报中也不得不承认：“虽曰奸民，其实大半皆无告之饥民，激而成之也。”（《剿扑临清逆匪纪略》卷四）。
第三节 对外战争的继续与吏治的腐败
　　乾隆帝在位六十年，是康熙帝以后统治时期最长的皇帝。在他退位以前的二十多年间，统治机构由腐败而渐趋于腐朽，清王朝逐渐进入了衰败时期。
　　以武功自诩的乾隆帝，在侵缅战争失败后，又在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发兵侵入安南，镇压安南人民的起义。清军遭到失败，损失惨重。由于西藏内部的纠纷，又招致了清朝与廓尔喀的战争。乾隆帝在战胜廓尔喀后，在西藏地区确立了各项制度，使这一边境地区得以安谧，是他退位前对清王朝的最后一个贡献。
　　乾隆帝统治时期，清皇室挥霍无度，早已成为最大的贪婪集团。乾隆帝晚年信用大学士和珅秉政，形成了以和坤为首的官员贪污网。自朝臣至地方官员，竟相搜括，以贪贿为能事。各地自督抚以下的贪污大案不断发生。乾隆帝虽然陆续处置了大批触法的官吏，却无法遏止普遍形成的贪风。自省县至乡里，吏治腐败，贪赂公行，清政府自上而下，日益腐烂了。
　　不堪忍受严酷盘剥的各地民众，酝酿着推翻清王朝的斗争，甘肃和台湾相继爆发了人民起义，预示着更大的风暴就要来临。
（一）对邻国的战争与英国使团的来使
一、对安南的战争
　　一四二八年，安南黎利建立黎氏王朝。一五二七年，权臣莫登庸篡位。一五九二年，贵族郑松从清化出兵攻占异龙（今河内），立黎维潭为王，政权掌握在郑氏手中。郑氏派往镇守顺化的阮潢，逐步控制了南方，与郑氏对峙，形成了南北分裂割据的局面。从一六二七年至一六七二年，郑氏与阮氏先后进行了七次大战，在安南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一六六六年，郑氏用黎维禧的名义，把南明永历王朝颁发的敕印送缴清朝。次年，康熙帝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一七七一年，阮文岳、阮文吕、阮文惠三兄弟在归仁府西山村领导农民起义，推翻了当地政权。一七八五年打退了暹罗侵略军，消灭了南方统治者阮福映的军队，控制了安南南方地区。一七八六年挥军北上，直捣昇龙。国王黎维祁于一七八七年潜逃。黎维祁母、妻及宗族二百人，逃往广西太平府龙州边界。清两广总督报告朝廷。乾隆帝认为，百余年来，黎氏王朝朝贡不绝，清朝有“兴灭继绝”的义务。遂派两广总督孙士毅率兵一万二千人，云南提督乌大经率兵八千人，并纠集黎氏王朝残余势力镇压安南农民起义。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十月末，孙士毅和提督许世亨的部队出广西镇南关，直奔北宁，渡过富良江（即红河），于十一月十九日占领昇龙，黎氏族人出迎。黎维祁也在夜半求见清军统帅，孙士毅传乾隆帝谕，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
　　在清军侵入北宁时，安南农民起义军吴文楚部转移到宁平和清化交界的三迭山。十一月二十五日，阮文惠率领部队北上，反攻入侵清军。沿途农民纷纷参军，到义安时，已经组成一支十万人的大军，配备大象一百头。阮文惠到达三迭山与吴文楚研究敌情后，断言：“他们（清军）来到这里是自寻死路而已。这次我亲临指挥，攻守之计已定，不消十天功夫，就可以打退清军。”阮文惠部署军队，准备一举歼灭清军。孙士毅在异龙毫无戒备，正在策划侵略南方，俘获阮文惠，向乾隆帝报功。清军官兵都忙着筹办筵席，饮酒作乐，欢度春节。除夕之夜，农民起义军秘密运动到昇龙前线，清军并未察觉。当阮文惠指挥军队突然进攻时，英勇的农民起义军战士冲锋陷阵，大象载炮投入战斗。清军惊慌失措，自相践踏。在混乱中，黎维祁首先携带家属逃窜。孙士毅在亲兵掩护下，慌忙撤退，渡过富良江后，便拆断浮桥逃命。在南岸的提督许世亨、总兵张朝龙等官兵夫役万余人，或被农民起义军击毙，或是落水淹死。孙士毅在镇南关，收容逃回的官兵，不到清军总额的一半，大量的粮械火药丢失殆尽。从云南开化厅马白关出兵，侵入安南宣化镇的乌大经部，遭到农民起义军反击后，也仓慌逃回国内。清朝侵略军损兵折将，狼狈不堪，受到了安南农民的惩罚。
　　阮文惠领导安南农民打退了清朝侵略军，保卫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和国家主权。但他并不愿继续与清朝为敌，因而派侄阮光显“赍表入贡”。阮文惠改名阮光平，于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亲自到北京祝贺乾隆帝的八十寿辰，乾隆帝封他为安南国玉。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阮文惠病死。一八○二年（嘉庆七年），安南南方贵族阮福映攻陷昇龙，受清封为越南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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