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在起义过程中，依元制建立统军元帅府，后改大都督府。军兵的建制也参据元朝旧制，分为万户、千户、百户。尔后兼并诸军，称号混杂。一三六四年始建营伍法。下令说：“诸将有称枢密、平章、元帅、总管、万户者，名不称实，甚无谓。其核诸将所部，有兵五千者为指挥，满千者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明太祖实录》卷十四）一三七四年左右，立卫所制，设置内外卫所。一卫统五千户，一千户统十百户，百户领总旗二，总旗领小旗五，小旗领军十。在千户之上原有领五千人的指挥，现定五千六百人为一卫，长官为指挥使。改为五千六百人，是因为各级都增加了军官人数。正规的卫所制是：卫（五千六百人）由五个千户所组成（每个千户所为一千一百二十人），千户所下分为十个百户所（每个百户所为一百一十二人），百户所下辖两个总旗，每个总旗下辖五个小旗，每个小旗有十名军士。元代于民户之外，另立军户。卫所军兵也单独立“军籍”，家属为军户。在卫的军士为正军，于弟称为余丁或军余，正军出缺，由军户子弟补充，是世袭兵制，也是职业兵制。军队的武器装备、军装及军粮由官府供给，军户家小的生活则靠军士屯田生产来维持，按月发米，称为月粮。明初规定，每个军士授田五十亩为一份，官给耕牛农具，实行屯田。边地守军十分之三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卫所军是一种常备军，明太祖曾说“攘外者所以安内，练兵者所以卫民。凡中国之民安于畎亩衣食，而无外侮之忧者，有兵以为之卫也”。（《明太祖实录》卷八五）据一三九二年统计，全国共有卫所军一百二十万人，（《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 ）如据次年所建都司、卫所应有军士数推算，应有一百八十余万人。
卫所军制是在改革元朝旧制的基础上建立的新的军事制度。它适应防御北边稳定秩序的需要，对巩固明朝的统治，起着重要的作用。
六、学校与科举
明太祖在建国前即设立国子学，作为培养人才之所。明朝建立后仍依元制在京师设国子监作为高等学府，设祭酒、司业及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籍、掌馔、典簿等官。祭酒、司业、监丞主持国子监事。博士、助教司教育，其余为管理教务、庶务的官员。学生来源有贵族、官员子弟及各地送考的优秀学生，还有少数的来自琉球、日本、暹罗等国的留学生。学生通称监生，由国子监负担费用，已婚者并可携带家口就学。监生分为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六堂（班），每半个月有假一日。学习内容有《大诰》、《大明律令》、四书、五经、刘向《说苑》等书。学制两年到三年，初入学在正义、崇志、广业三堂（班），然后升入修道、诚心二堂，学习满六百天，经史成绩优秀者升入率性堂，如在一年内考试满八分者即可授任官职。（《南雍志》卷一）
国子监立有严格的校规，对监生的思想行为、学习生活管束极严。一三九三年的统计，国子监的学生达到八千一百二十四名。（《南雍志》卷十五），是当时世界上规模宏大的国立大学。
一三六九年十月，令各府州县都设立学校，“育人材、正风俗”（傅维鳞《明书》卷六二）。曾选派监生中年长学优者三百六十多人到各地方学校担任教职。地方学校不仅设立在府州县所在地，也在边远卫所及少数民族地区开设。学习内容“自九经四书三史通鉴，旁及庄老韬略。侵晨学经史学律，饭后学书学礼学乐学算。晡后学射。”（《鲒崎亭集外编》卷二二）各地乡里也都开塾立师，以普及教育，据说“天下穷乡僻壤，咸有学有社。”（傅维鳞《明书》卷六二，学校志）“乡里则凡三十五家，皆置一学，愿读书者，尽得预焉。”（《鲒埼亭集外编》卷二二）府、州、县学都设有教育官员，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人。又设训导，府四、州三、县二。生员额数是京府六十人，府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生员可免差摇二丁。正额外增收，叫作增广生员。学校师生有月廪食米，每人六斗，另给鱼肉。初入学者为附学生，经过考试，为秀才，或称诸生，取得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
官府对学校管理十分严格，并规定各级学校学生对军国政事不许建言，作为禁例。国子监到府州县学都置有刻有禁例的“卧碑”。（谭希思《明大政纂要》卷六）
府县学校只是培育人才。生员入仕的途径，主要还是通过科举考试。一三七○年明朝始行科举考试。在京师（南京）及各省开乡试。考试分三场，初场试五经义二道及四书义一道。第二场试“论”一道。第三场试“策”一道。中式后十日举行复试，科目是骑、射、书、算、律五科。乡试各有限额。京师直隶府州百人，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广各四十人，广东、广西各二十五人。一三六一年各地举人在京师举行会试，取中进士一百二十人。以后的科举，大体上都按此程序进行。府州县学先举行县考，中式者为秀才。每三年举行一次省试，即乡试，中式者为举人。第一名为解元。举人可参加京师举行的会试第一名称会元。会试中式者才有资格参加皇帝主持的最高考试，称作 “廷试”或“殿试”，考中者为“进士”。进士分三甲（等），一甲只取三名，一甲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资格是“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为“赐同进士出身”。取得“进士”资格者，便可被任用力官员。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甲考选庶吉士者皆充翰林官，其余授给事中或御史，或六部的主事，内阁中书，行人、太常、国子监博士，或任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明史》卷七十）
明初科举考试的程序和办法，大体上都是沿袭元代科举的旧制。元代的“御试”改称“廷试”。元代的举人，原是各地推举应试的考生的泛称，明代才逐渐成为省试中式而取得的专称。考试内容以四书、五经朱熹、蔡沉等注本为依据以及考试经义、策等体制，也都是承袭元朝。元仁宗行科举后，为便于考生特别是蒙古、色目考生撰写合格的文卷，有所谓“八比”的文章格式（制义矜式）。明初称为“八股”。应试的文章，分为起、中、后、末四个段落，各有二股即二比。文句排偶比对。比与比之间用文句相联。最后以末比（又称束比）收结。各场应试文卷，均有限定的字数。元制限三百字至五百字以上。以经书为内容，以八股为格式的应试文章，自然不能不极大地束缚人们的才思和文思，流为应考求官的陈词滥调。
元代科举，蒙古、色目与汉人、南人分别考试，分榜录取。明初取消此制，除法律规定的“贱民”外，一般平民和农民不分族别和贫富都可应考。依此制度，明王朝可以从社会上广泛吸收人才，补充官吏，但仅凭应考的八股文章并不能选取经世人才。一三七三年二月，明太祖下诏说：“朕设科举以求天下贤才，务得经明行修、文质相称之士，以资任用”，“朕以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朕，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也”（《明太祖实录》卷七九）。诏令暂停科举，改由地方官员荐举各种人才。荐举科目有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科目。实行荐举后，出现更多的弊病。一三八四年又诏令恢复科举，并颁布科举成式，以为定制。科举成式基本上仍是原来实行的考试程序和考试内容。依元朝旧制，增加了考拟判语和诏诰章表等文体。四书义增为三道，经义增为四道，但各许减一道。经史时务策增为五道，许减二道。每道题目的答卷字数，减为二百字至三百字以上。科举定制后，历朝沿袭，影响是深远的。
（四）赋税与屯垦
明朝建国前后，面临着社会经济残破，人口流失，田土荒芜，经济制度紊乱，财政桔据等严重困难。明太祖在位时期，为订立赋役制度和商业货币制度，恢复农业生产，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从而建立起新王朝的社会经济秩序。
一、粮长与里甲
明太祖出身于农民，对农村基层状况最为熟悉。在迁徙江南豪富的同时，又建立粮长制与里甲制，以便形成农村基层的新秩序。
粮长制——一三七一年，明太祖命户部通令各地，核查民间耕地，以税粮万石为一征粮单位，一县分若干区。每县选正副粮长二名，以田土最多的大户为粮长，督收税粮，解送官府。时称“民收民解”。元末地方官吏，横征暴敛，侵扰百姓，是贫苦农民的最大的祸害，也是农民起义的基本原因。明太祖以为实行粮长制是“以良民治良民，必无侵渔之患矣”（《明太祖实录》卷六八）。以田上最多因而也纳税最多的大户为粮长，也可使税粮的交纳，得有保障。明朝的税粮一半以上来自浙江、江苏（直隶）、江西、湖广等地，粮长制首先在这些地区实行，而并未普设于全国各地。粮长制实行初期，大户慑于明太祖的猛政，曾取得一定的效果。一三八一年，浙江、江西粮长一千三百余人，输送税粮到京师，明太祖亲自召见嘉勉。但行之既久，粮长不免成为实际上的基层官吏，依然可以恃势侵渔舞弊。
里甲制——里甲制是基层居民组织。元代农村每五十户结为一社，推选通晓农事、家有兼丁者为社长，督劝农事，也兼管究举游民、调解纠纷，协同赈济及传布禁令等事。城坊也有社长，各社户数不一。乡都（乡的下级）人户及城坊另设有里正、主首催督差税。社长、里正等都是一种差役，由富户轮流充任。一三八一年，明太祖改设里甲。元代的都合并为里。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其中十户为里长，推选丁粮多者十人充任。里以下每十户为一甲，设甲首一人。里长也是一种差役，轮流充当。服役期间，所有追征钱粮、勾摄公事、祭祀鬼神、接应宾旅以及官府征求、民间争斗等等都在职责之内。乡村里长也还要经常督课农事。里中年高望重者，被推力“老人”。“老人”职在导民向善，平息民间各种纠纷，剖决是非。里中建有旌善亭，张榜公布民间善事，申明亭张榜公布恶行，以示奖惩。里正与老人有政绩者，可被皇帝召见。老人甚至可以会同村众逮解不法官吏。里甲制的设置，旨在减少官吏欺压，使村民编组自治，以维护基层的社会秩序。
二、户籍与田籍
明太祖由农民成为皇帝，并不能改变原有的土地占有制度，新建的明王朝依然建立在地主占有制的基础上。明初田地分为“官田”与“民田”两类。“官田”是专门为皇室宗族供给农产品的皇庄田土，牧放官马的草场，园陵坟地，公共占地，皇帝赐给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的庄田，以及职田，学田，边境军官的养廉田，军、民屯田等等。“民田”是民自有之田，包括地碉阶主占有的土地和农民自有的少量土地，可以买卖。民人佃种官田，只有耕种权而无土地所有权。贵族官员由皇帝赏赐的赐田，官吏的职田，也无所有权，皇帝和朝廷可以随时收回。屯田禁止私人占有。
明初，在某些战乱较多的地区，官田的数量甚至超过民田。“官田”可用以直接向劳动者征收租税，也可以用来进行军、民屯田，以奖励垦荒，恢复生产。
明王朝依据各地官田民田占有的多少征收田赋。依据户口人丁征派差役。战乱之后，人口流徙，田土占有也多变动。明太祖命户部对各地户口和田土普遍核查，编成户籍册和田土册，存于官府。两种册籍的编制，是明太祖整顿赋税制度的一大建树。
户籍册——明太祖曾说“夫有户口而后田野辟，田野辟而后赋税增。”（《昭代经济言》卷一），一三七○年发布圣旨，派遣户部官员去各州县普查户口。先颁发“户帖”，要求民户据实填写，作为编制户籍册的根据。又派出军兵，随同办理。百姓如有隐瞒，治罪充军。明王朝在掌握了普填的户帖后，于一三八一年，下令府、州、县编制户籍册，称为“赋役黄册”。每“里”各编一册，里中每户详列男女年龄（男成丁、不成丁。女大口、小口）、田土房屋等本户状况。册首为“总图”，册尾登记鳏寡孤独等不服役的人口，称为“畸零带管”。规定每十年重编一次，以记载变动情况。将表格发给里长，令各户填报。官府比对先年的册籍，死者除名，生者添注，田产买卖者记录其税粮的过割情况。（傅维鳞《明书》卷六八，赋役志）户籍册编成后呈交户部一份，用黄绢封皮，故称“黄册”。省、府、县各留一份，用白色封皮，通称“白册”。户籍是征发赋役的主要依据，故又称赋役黄册。
明初的徭役，分为“里甲正役”与“杂泛”。里甲役即轮流充当里长、甲首，上级官府派征的各项物料及费用，里长出十分之三，甲首人户出十分之七。杂泛是临时性的各种差役，如修路、筑城、修仓、修河等劳役，由里长、甲首根据各户丁粮多寡按甲签发。明初江南地区还曾有过一种按田土多少签发的工夫役。田一顷出丁夫一人，称为“均工夫”。应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饶州、南康三府曾编制“均工夫图册”。赋役黄册编成后，这种均工夫役便行废止。
田土册——大约一三六八年建国时，明太祖就曾对一些地区的田上进行过丈量，为编制田籍作准备。一三八○年派国子监生武淳等到各地监督绘制土地册籍。土地丈量的重点是江南地区和北方各省，因为这两个地区的土地册籍，散失最甚，土地占有情况也变动最多。各地田土册的编制，至一三九三年才全部完成。
新编田土册，又称鱼鳞册，分为总图和分图两种。分图以里为单位，相邻田土按顺序编号绘图并记录各号田土的名称、类别、面积和四至，以及田主或管业人的籍贯姓名。总图以乡为单位，把分图合并绘图，置于分图之前，使阅者一目了然。然后再把一乡之图，合成一县之图。田土图形相接，有如鱼鳞，故称“鱼鳞图册”。图册编成后，官府可据以掌握土地占有及粮户情况，征收田赋。各地的田土所有权也由此得到合法的确认，有据可查。现存明初鱼鳞图册以小块田土居多，反映着农民战争诛除大户和明太祖迁徙豪富所带来的变化。
明初征收税粮按田亩计算。开垦荒地可以免税。夏税征麦，秋税征米。南北方粮产不同，可各以其地产供纳。以粮交纳者，为“本色”，以丝绢或钞交纳者，为“折色”。田赋率，大抵是“官田亩税五升三合，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明史》卷七八），这是历史上很轻的田税。明太祖实行轻税，一是因为建国之初农业生产尚不发展，一是因为有意体恤农民疾苦，以稳定秩序。江南如苏松嘉湖等经济发达地区的税率高于其他地区。亩税可加重到二、三石。洪武初，浙西地方，因其民富实，一亩田税相当二亩，征税加倍。江西某些地区的田赋也高于邻省。苏州府一年交纳的田赋曾达到二百八十万九千余石，有人说：“苏州之田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赋约居天下十分之一弱。”（《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三、屯田
明太祖在战争时期，已开始建立军事屯田。建国之后，为垦荒就业，恢复生产，在民间推行屯田，以后又发展为商屯。明初屯田，因而形成军屯、民屯和商屯三种类型。
军屯——又称卫所屯田，可分为边屯和营屯两种。边屯设在边境，守军进行屯田，谓之“且耕且守”，就地生产粮食，以供军需。营屯是内地卫所军的屯田，生产粮食，作为军粮。军屯制规定，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各地田土及生产条件不同，屯军受田数额不一，以五十亩为中制。军屯产粮，洪武初年一度免征粮税，一三八七年开始，征收屯粮，亩税一斗。洪武末改定税则：“每军屯一分，正粮十二石，给本卫官军俸粮。”（《明会典》卷十八）每军屯实际交粮二十四石，较洪武初年的亩税一斗，增加一倍半左右。军屯是以军事管理为特点的屯田，屯军全家生计主要依靠屯粮收入，生活十分艰苦。明初原额军屯田土曾达到八十九万二千余顷。（《春明梦余录》卷三六）
民屯——明初，官府掌握了大量无主荒地，需要移民垦荒或募民屯种，因而实行民屯。屯户的来源是：一、强制迁移民户，二、召募的人户，三、犯罪迁徙户。
明初移民包括南北各地，人多田少地区的多余人户及流动人口迁移到人少田多的宽乡，湖、杭等地的无田人户到濠州屯种，由官府资助牛具种子，免征三年。同时又移江南民十四万户于凤阳。一三七六年徙山西及真定民无田产者于凤阳屯田。一三八八年徙山西泽、潞二州民无田者去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等处宽乡，设屯。一三八九年移两浙民，去淮河以南的滁、和等州屯种。移山西的贫民往大名、广平、东昌三府，分给田地达二万六千七十二顷之多。这一年曾有山西沁州民张从整等一百一十六户，自动申请屯田，被分给田地，赏赐财物，并受命回沁州召募居民，应募屯种。（《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七）元大都蒙古遗民三万余户，曾被安置在北平府管内屯田，历年官民罪犯都集中在凤阳屯田，多达一万余人。
民屯田上实属官田，各地根据屯户的丁力，分给田土，北方地区每人可分田十五亩，菜地二亩。在管理上，以屯分里甲，纳入府县行政系统。民屯赋税，大致上按官田税额征收。
商屯——是商人经营的屯田。明初为加强边防，常在边境地区设立军储仓，由内地召募商人运粮，输仓。官给粮价及运费。一三七○年山西行省商人向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人米一石三斗，发给淮盐引票一引（二百斤），商人凭引贩盐获利，以偿粮费。一三七一年“开中法”在各地实行。商人为多获盐引，依民屯办法在边地募民屯田，以获粮食，就近输仓，形成商屯。商屯地为官田，且多为新垦荒田。商人出资召募边地无田农民或流民耕种，供给牛具种子。此制推行后，内地盐商多来边地经营商屯。
四、商税
明太祖为重建社会经济秩序，对商业采取低税政策。明朝建国前对商人征收“官店钱”，税率是十五税一。建国后放宽到二十分取一。不久又放宽到三十税一。对于民间生产工具、生活资料、文化用品以及嫁娶丧祭物品等的贩卖，并予免税。
明初商税分为两种，一为营业税，即三十税一的商税；一为通过税，即商品通过关津渡口时的关税。一般是按比例抽取实物。县设税课局，府设税课司征收商税。统由京师税课司管理。
商人赴各地经商要取得官府验发的“商引”，商引载明贩卖货物的种类、数量，及贩运道里远近。无“商引”者，被视为“游民”治罪。京师城内由兵马指挥司管理市场，每日校准市场度量衡器，检查商人活动及物价情况，京师及其他大城市设有官办货栈，称为“塌房”。商人在塌房存放货物，就地征税。
五、大明宝钞的发行
元代开始广泛发行纸币，称为“宝钞”。元顺帝时，宝钞无限制地大量发行，造成货币贬值，物价暴涨，带来社会经济的崩溃。明朝建国后，大量铸造铜币“洪武通宝”钱，民间贸易都采用为价值标准，币价相当稳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三七四年，设立宝钞提举司，又开始印造纸币。名为“大明通行宝钞”，次年由中书省正式发行。“宝钞”以桑树皮造纸印制，高一尺，宽六寸，质地青色。面值分一百文、二百文、
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和一贯六种。每钞一贯准铜钱千文、白银一两，四贯主钞准黄金一两，（《明太祖实录》卷九八）民间交易百文以上用钞，百文以下用铜钱。商税钱钞兼收。官员禄米也发给宝钞。
大明宝钞发行后，由于不设钞本，宝钞不能兑换金银，而且发行量过大，所以发行不久，即逐渐贬值，重蹈了元末的覆辙。洪武未年，两浙民间钞一贯只折铜钱二百五十文，尔后又下降到一百六十文，加以伪造宝钞充斥市场，钞值难于稳定。不少地方的商品，不得不以金银定价。宝钞只是在颁赏、俸禄或估产计赃等官方活动中使用，在社会经济中则被视为“劣币”而被排斥。
第二节 疆域的奠立与国都迁徒
（一）惠宗削藩与燕王夺位
一、惠宗的统治
洪武三十一年（一三九八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病逝。临终前颁遗诏说：“今年七十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惧，惟恐不终。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国榷》卷十）
明太祖建国称帝时，立长子标为皇太子。一三九二年四月，太子标病死。九月，立朱标次子允炆为皇太孙。明太祖死后，允炆（南明追谥惠宗）奉遗诏即帝位，年二十二岁。改次年年号为建文。兵部侍郎齐泰受太祖顾命辅政，进为尚书。东宫伴读、太常寺卿黄子澄兼翰林院学士，同参国政。
明惠宗生长深宫，幼读诗书，并无执政和作战的实际经历。明太祖定制，军政大权集中于皇帝和朝廷，新即位的年轻皇帝不得不肩负起不堪承受的重担。惠宗即位时朝野状况是：（一）经过明太祖三十年的猛政，开国名臣，相继死去。朝中文官武将，声威与才干都远逊于前朝，中枢渐趋虚弱。（二）明太祖分封诸子为王，以辅翼王室。诸王权势日盛。为防御蒙古，北边藩王，得拥军兵，权势尤重。明惠宗与诸王，国中为君臣，族内为侄叔。诸叔王分据各地，是新王朝难以控驭的威胁。（三）江南地区经济发达，是朝廷财赋的重要来源。江南地主在农民战争中遭到严厉的打击。明太祖迁徒豪富，重赋东南，更招致了江南地主的嗟怨。
明惠宗即位后，企图从两个方面建立起他的统治。一是宣告实行宽猛得宜的维新之政，以争取朝野的支持，一是削夺藩王权势，以减除朝廷的威胁。
维新之政——惠宗在即位诏中即宣告：“永惟宽猛之宜，诞布维新之政”（《国榷》卷十一）。所谓“宽猛之宜”，实际上是以宽矫猛。所谓宽，主要是宽刑与宽赋。
当年七月间下诏行宽政，赦免罪犯，捐免逋（欠）租。十二月，又下诏说：“朕即位以来，小大之狱，务从宽减，独赋税未平，农民受困，其赐明岁天下田租之半”（《国榷》
卷十一）。此后，一四○○年二月，又诏均江浙田赋。太祖时江浙赋税独重，悉与减免，每亩纳税不过一斗。同时废除江西、浙江、苏州、松江等地人不准在户部任职的规定，仍得在户部为官。
惠宗维新之政的另一内容，即所谓“更定官制”。惠宗即位后任名儒宋赚之弟子汉中府教授方孝孺为翰林院侍讲，参据《周礼》更定官制。此事自建文元年正月起陆续进行，至四月大体告竣。所谓更定官制，其实只是某些官员品级的改定、机构的调整和官职名号的更易，并非制度上的实际改革。如六部尚书由正二品改为正一品。工部增设照磨司，兵部裁革典牧所。都察院改为御史府，设御史大夫。通政司改名通政寺。大理寺改名大理司。官员职名六部侍郎改称恃中，原通政使改称通政卿，大理寺卿改称大理卿。他如太常寺卿改称太常卿，光禄寺卿改称光禄卿等等，大体类此。地方官制主要是改左、右布政使制，只设布政使一人。提刑按察司改为肃政按察司。此次匆促进行的所谓改制，旨在表明新朝的维新，对实际实行的官制，并没有什么重大意义。
削夺藩王——惠宗即位前，早已感到诸藩叔王的威胁，曾与东宫伴读黄子澄议论其事。诸藩中，防守北边的晋王、宁王和燕王备拥重兵，尤以燕王朱棣权势最为显赫。燕王驻守元朝；日都北平，元室亡后，曾多次与边地蒙古军作战获胜，受命节制诸军，声名大振。在诸王中也最年长。燕王的兄长太子标、秦王樉、晋王，在太祖在位时已先后病死，由王子袭封。藩封开封的周王橚是燕王的同母弟，又同为太祖马皇后收养。燕、周二王关系最密。惠宗与黄子澄等聚议，欲削燕王，当先除周王。
太祖病死后，惠宗诏令诸王在藩国听朝廷节制，不准来京师奔丧会葬。燕王行至淮安，被迫返回北平。惠宗即位后月余，即派遣曹国公李景隆（李文忠之子，袭父封）领兵去开封，围周王府擒捕朱橚审讯，坐实谋反罪。一三九八年七月初，惠宗将周王橚贬为庶人（平民），革去王封，迁置云南蒙化。
代王桂（太祖十三子）封藩大同，受晋王节制。一三九九年初，以贪虐罪，削王封，贬为庶人，幽禁大同。
岷王楩（太祖十八子）原封岷州，后改镇云南。因西平侯沐晟（沐英子）奏其过失，废为庶人，徒置漳州。
湘王柏（太祖十二子），封藩荆州。好读书，尤喜道家，自号紫虚子。惠宗以王府擅杀人等罪，遣使拘捕。湘王惧祸，在王府自杀。
齐王榑（太祖七子）封藩青州。曾从燕王北征，出塞作战，以军事自负。惠宗将各王召至京师，以有人告变为由，废为庶人。一三九九年春四月以前，惠宗先后贬废数王，削藩之势已成，诸王均不自安。诸王中燕王年辈最长、权势最大、军功最高。太子标死后，太祖传孙而不传子，燕王早已心怀不满。惠宗削藩更使燕王惴惴不安。太祖时曾命僧人道衍入侍燕王府诵经，主持北平庆寿寺，与燕王过从甚密。燕王与道衍在王府后苑铸造军器、训练士卒，密谋起事。户部侍郎卓敬密奏惠宗，请将燕王徙封南昌。惠宗不听。一三九九年二月，燕王奉召入京师朝觐，四月返回北平，称病家居。惠宗得密告，逮捕燕王府训练士卒的官校于谅、周锋处死。燕王伪装疯颠避祸。早在一三九八年十一月，惠宗以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左布政使、谢贵为都指挥使，驻北平，密察燕王动静。一三九九年六月，惠宗密诏张昺、谢贵擒燕王，北平都指挥使张信奉命往王府逮捕。张信投附燕王，告以密谋。燕王以护卫壮士八百人入卫。七月间，诱骗张昺、谢贵入府饮宴，在席问杀张、谢，起兵反。明太祖病逝刚过一年，原来用以夹辅王室的燕王，成为谋夺皇权的主将。明朝宗室间的一场争夺皇位的内战开始了。
二、燕王夺位
燕王起兵誓师，发布文告，以除奸臣齐泰、黄子澄为名，说是效法周公辅成王，并引据明太祖制定的《皇明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之恶。”《祖训》规定清君侧需有天子密诏，又上书惠宗，说是待命入诛奸恶。燕王起兵时，宣告废除建文年号。也就是否认惠宗的皇位。上书待命，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师出更加有名。惠宗得报，削去燕王属籍，起用六十五岁的开国老将长兴侯耿炳文（于璇娶太子标之女江都公主）为大将军，驸马都尉李坚（娶太祖女大名公主）为左副将军，领大兵号称三十万伐燕。
燕王起兵前，惠宗以备边为名，已在北边各重镇部署兵力，形成对北平的包围。燕王誓师后，先攻蓟州，擒斩都督指挥马宣，进取遵化，遵化卫投降。转攻怀来，擒斩都督宋忠。燕王府精锐兵士原已划归宋忠指挥，临阵倒戈归燕。山后诸州，自开平至云中相继降附燕王。八月，耿炳文领大军至真定，燕王领兵至涿州，先后攻取耿军先锋军驻在的莫州、雄县，进至真定城下。耿炳文出战，大败，李坚被擒，械送北平，死于途中。耿炳文退兵城内，坚守不出。燕王领兵回北平。惠宗得到败报，召耿炳文回京，改任李景隆为大将军。
九月，李景隆至德州.收集溃散士卒，调集各路军马五十万，进驻河间。燕王留世子高炽坚守北平，亲自率军趋水平，败明军，十月，转向大宁。大宁为宁王封地，所属朵颜诸卫，蒙古骑兵，骁勇善战。惠宗削夺宁王府三护卫。燕王致书宁王联络，至大宁城下，败明守军，只身入城，与宁下相见，拥宁王赴北平，尽收朵颜三卫军队。
李景隆听说燕王去大宁，帅师度芦沟桥，直抵北平 城下。几次攻城，不下，屯兵城郊郑村坝。十一月，燕王回师至北平郊外，进逼李景隆军营，城内燕军出击，内外夹攻，景隆不能支，乘夜逃跑。士兵溃散，败逃到德州。
李景隆军败的消息传到南京，惠宗问黄子澄，“外间近传军不利，果何如？”黄子澄隐瞒战败实情，谎称：“闻交战数胜，但天寒，士卒不堪，今暂回德州，待来春更进。”黄子澄并派人密告李景隆隐瞒兵败事，勿奏。一三九九年四月，李景隆会武定侯郭英及安陆侯吴杰等军六十万，号百万，进抵白沟河，以都督平安率精兵万骑为前锋。燕王使张玉将中军，朱能将左军，陈亨将右军，为先锋，丘福将步骑，马步军共十余万。双方激战于白沟河，燕兵数败，陈亨败走。燕王坐骑，三次被创。明军虽多于燕军数倍，但将帅不专，政令不一。平安部被燕军朱能战败，军阵大崩。燕兵乘风纵火，烧其营垒，郭英等西溃，李景隆南奔，委弃器械辎重山积，死者十余万。李景隆单骑走德州。燕军跟踪追至，五月，李景隆自德州逃到济南。燕军追及，败李景隆所率残部十余万入，围攻济南城。都督盛庸与参政铁铉死守，燕军围城三月不下，屡遭袭击，被迫撤回北平。惠宗以盛庸代李景隆为大将军，耀铁铉为兵部尚书，赞理大将军军事。
九月，惠宗命大将军盛庸总率诸军北伐，副将军吴杰进兵定州，都督徐凯等屯沧州。十月，燕军破沧州，俘徐凯。十二月，燕军进入山东，至临清、馆陶、大名、汶上、济宁。盛庸与铁铰于东昌誓师励众，检阅精锐，准备背城一战。燕军屡胜轻敌，进至东昌，鼓噪前进，被盛庸军打得大败，张玉战死，燕王被围。朱能援军接应燕王突围，返回北平。盛庸军追击，杀伤燕兵甚众。惠宗出兵伐燕，屡次告诫诸将“勿使朕有杀叔父之名。”燕王数次处于危境，明军不敢置死，因而得以逃脱。
一四○一年二月，燕王再次率军出击，先后于滹沱河、夹河、真定等地败盛庸、吴杰、平安军。惠宗下沼窜逐齐泰、黄子澄等，以平息燕军。三月至四月间，燕军继续南下顺德、广平、大名等地，河北郡县多降。七月，盛庸联络大同守将，进兵保定。燕王闻报，自大名率师返回北平。建文四年（一四○二年）正月，燕军入山东，铁铉驻守济南，燕军绕过济南，攻破东阿、汶上、邹县，直至沛县、徐州。惠宗命中军都督府魏国公徐辉祖（徐达子）率京师卫军往援山东。四月，燕军进抵宿州。平安率军跟踪至肥河，袭击燕军。总兵何福率军列阵十余里，沿河向东挺进、徐辉祖率军来援，与燕军大战于齐眉山。燕军损失甚重，骁将王真、陈文、李斌，都指挥韩贵等战死。时值暑雨连绵，道路泥泞，燕军北方士兵多不习惯，又染疾疫，多想北归。两军在肥河相持。惠宗纳廷臣议，以为京师不可无良将，命徐辉祖率军撤回南京。何福军孤立失援，粮运为燕军所阻。燕军乘势全力进攻何福军，破灵璧，何福单骑败走，平安等军将三十七人被燕军俘掳。灵壁战后，燕军士气大振。燕王率军直趋扬州，攻下高邮、通州、泰州等地，六月初三日，自瓜州渡江，盛庸沿江列兵抵御，被燕军冲溃。盛庸单骑逃走。燕军于十三日进抵京师金川门，守卫金川门的李景隆和谷王榑开门迎降。徐辉祖率兵抵御战败。惠宗与诸妃在宫中纵火自杀（一说出逃为僧，无确据）。
惠宗自焚之日，朝中诸臣拒不降燕，战死及自杀者甚多。佥都御史程本立、翰林院修撰王艮、编修陈忠、刑科给事中叶福、户科都给事中龚泰、监察御史魏冕、大理寺丞邹瑾、工部郎中张安国等先后自杀。弃官逃走者四百六十余人。六月，燕军渡江，燕王进入南京，张布奸臣榜，列黄子澄、齐泰、方孝孺、徐辉祖以及六部官员数十人。燕王（明成祖）在南京即皇帝位，以天子礼葬惠宗，不加庙号，私溢孝愍。直到一六四四年，南明福王才追上庙号惠宗，其后，清乾隆帝又追赠谥号惠帝。
明成祖夺得皇位，又有朝野名臣礼部右侍郎（侍中）状元出身的黄观、翰林院修撰黄岩、王叔英、浙江按察使王良等多人自杀拒降。明成祖依奸臣榜诛杀惠宗群臣。齐泰、黄子澄被捕处死，族诛全家。名士方孝孺在惠宗死后，穿孝服痛哭。成祖要他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掷笔痛骂。成祖说我能杀你九族。方说，你就要死了，怎么能杀我九族，成祖大怒，割去方的舌头，以磔（剐）刑寸割处死，年四十六。方孝孺九族及其门生，号为十族，八百七十三人被处死。流放治罪者，尤众。礼部尚书陈迪，当面指斥成祖，与其子六人都被处磔刑，宗戚一百八十人被流放。户部左侍郎卓敬曾建策改封燕王，全族处死。左副都御史练子宁坚持不屈，被族诛，姻亲处死一百五十余，流放数百人。大理寺少卿胡闰被召不屈，被剥皮处死，全族诛灭。被牵连而死者至数千人。户科给事中陈继之，曾指斥燕事，被责问不屈，磔死，诛夷三族。黄子澄曾藏匿于袁州知府杨任家，杨任被处磔刑，族诛九十三人。其他如刑部尚书暴昭、吏部左侍郎毛泰、户部侍郎郭任、兵部侍郎卢植、监察御史（左拾遗）戴德彝、高翔等多人均不屈处死，籍没家产，妻女给配为奴。魏国公徐辉祖被捕下狱，坚持不屈，举出明太祖允诺不杀徐达子孙的铁券文书作答。明成祖无法，只好赦免。兵部尚书铁铉，在成祖进南京后，拥兵淮南，企图兴复。十月间被逮不屈，直立阙下。明成祖命划开膝骨，割去耳鼻，以磔刑寸割处死，年仅三十七岁。继明太祖诛杀群臣之后，明成祖又一次残酷屠杀惠宗群臣，在血泊中登上了皇位。
一四○二年七月朔日，明成祖祭告天地，在奉天殿正式登极，接受朝贺，诏告天下。改明年年号为永乐。明成祖初起兵时，以清君侧、辅成王为号召，夺得皇位后则说是奉天靖难。随从起兵的有功军将丘福、朱能等晋封国公，加号奉天靖难功臣。群臣论功，以僧道衍为第一。一四○四年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恢复俗姓姚，赐名广孝。
惠宗朝降燕诸将中，盛庸曾奉命镇守淮安。一四○三年，致仕，被劾自杀。平安降燕，被派驻北平，为北平都指挥使，一四○九年，成祖北巡，被迫自杀。李景隆开门迎降有功，加太子太师，一四○四年被劾下狱。削去勋号，回乡。
（二）皇权的巩固与边疆统治的建立
明成祖在南京即位后，将原封地北平改为北京，设顺天府。又在北京设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掌管军事。设行部国子监，招纳生员。北京成为明朝的第二京城，陪都。明成祖长子高炽仍守北京。一四○四年召回南京，封为皇太子。
一、巩固皇权诸措施
明成祖即位后，即宣布废除惠宗时改建的官制，恢复太祖时的旧制。旧制中存在的种种积弊却依然有待清除，不得不有所改易。明成祖在恢复旧制的名义下，采取多种措施，以巩固皇权的统治。
削夺藩王卫军 明太祖末年，边地藩王权势日盛，渐成皇室的威胁。惠宗削藩失败，带来成祖夺位的成功。成祖即位后，仍然面临着如何处置藩王的严重课题。边地藩王通称“塞王”，有权指挥边军。塞王的护卫军可多至二十万人以上。明成祖起兵，指责削藩是出自君侧的奸逆，即位后不得不为被削夺的周王、岷王、代王、齐王、湘王等恢复王封。当皇位确立后，明成祖密切监视诸王行动，在较长的时间里，逐个地削夺塞王护卫，收取军权。永乐元年（一四○三年）正月代王桂复封归藩后，十一月间，明成祖敕列代王纵戮取财等三十二罪，革去三护卫军及官属。齐王榑复封后，以护卫兵据守青州城。一四○六年，成祖召齐王来京，面斥其过。齐王反驳说，奸臣们喋喋不休，又要学建文时么？当尽斩此辈。成祖大怒，将齐王拘留京师，削去王封，废为庶人。岷王楩复封云南后，一四○八年，成祖指其杀戮吏民等罪，削去护卫及官属。辽王植（太祖十五子）封藩广宁，防守北边，屡建军功。成祖起兵，辽王渡海至南京，改封荆州。一四一二年，成祖削夺辽王护卫军，只留供役使的军校厨役。谷王穗（太祖十九子）原封宣府。成祖进兵南京时，在南京城中开门迎降。改封长沙。一四一七年，被告发谋为不轨，削去王封，废为庶人。周王棣复封开封，一四二一年成祖召他进京，说有人告他谋反。周王顿首谢罪，被迫献还三护卫军。明成祖吸取惠宗的教训，有步骤地分别削夺诸藩，收取军兵，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太祖制定的分封制度并没有改变。成祖立长子为皇太子，次子高煦封汉王，藩国云南。高煦不肯就藩，留居南京，请增两护卫，得有三护卫军。从成祖北征，有功。一四一五年改封青州，私募兵士劫掠。次年召回南京，削去两护卫。一四一七年，徙封乐安州。明成祖由抵制削藩而一再削藩。皇室诸王，恃权不法，仍然是他在位期间始终困扰的难题。
倚任阁臣 明太祖在胡惟庸案后，废除丞相，六部直属于皇帝。由此高度集中了政权，也增加了日理万机的负担。曾有人统计，八天内的内外诸司奏札，即多达一千六百六十件，涉及三千三百九十一事。（《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五）一三八○年九月，明太祖依仿古制，设四辅官，称春、夏、秋、冬官。依时序辅佐皇帝阅处章奏。春官夏官各选老儒三人。每月三旬轮流任事。秋官冬官不专设，由春官夏官兼理。此制实行约两年余。一三八二年又改为依仿宋朝制度、设立殿阁大学士。以礼部尚书刘仲质为华盖殿大学士、翰林学士宋纳为文渊阁大学士。翰林院检讨吴伯宗为武英殿大学士，典籍吴沉为东阁大学士。刘仲质随后即降职为监察御史，大学士是皇帝的侍从文臣，兼备咨询，由文官兼任。明成祖即位后，参据此制，简选翰林院文臣入值文渊阁。建于皇宫之内的文渊阁原为皇帝与文臣研读之所。入阁侍读的文臣由此得以备咨议，拟制诰。惠宗朝降燕的翰林待诏解缙、修撰胡广、编修杨士奇、编修杨荣被简选入阁。一四○四年立太子后，解缙进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春坊属詹事府，辅导太子。杨荣进侍讲，杨士奇进侍读。又简选中书舍人，进士黄淮，授翰林院编修。户科给事中，进士金幼孜授翰林院检讨，通晓天文的举人、原桐城知县胡俨，因解缙推荐，授翰林院检讨。三人也同时入阁。入值文渊阁的七人，本职仍是翰林院官员，不另置官属，但受到皇帝的礼重，在皇帝左右，参议朝廷政务，成为争帝的参谋。为与外朝的六部大臣相区别，殿阁文臣泛称为阁臣。阁臣无行政权，不得直接管理六部诸司事务，诸司奏事也不得通告阁臣。明成祖的这一措置，为明朝的内阁制奠定了基础。
信用宦官 宦官又称内官或内臣，是历史形成的一种恶制。元朝，不任宦官。元末，顺帝娶高丽女奇氏为后，信用宦者朴不花（高丽人），后被处死。明太祖即位.力斥宦官。说宦官“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所以只可供洒扫使令。明太祖定制，内官不许读书识字，诸司不得与内监文移往来，“内臣不得干预政事”（《明史》卷七四及卷三百四）。洪武末年，设置内官监、司、库、局等机构，制定内官品级，但仍属于内廷服役，不预外朝。
明太祖以农民即帝位，时刻疑虑臣僚军将的不忠和不服。明成祖依兵力夺取皇位，更不能不疑虑臣下的不服和不忠。明太祖防范宦官而信赖皇室诸王。明成祖为防范诸王和臣下而又倚用宦官。为侦察臣民的行动，成祖除加强原有的锦衣卫外，又设置东办事厂，简称东厂，任用宦官掌管，秘密侦察朝内外官员动静。阁臣的日常行动，也由宦官秘密陈报。锦衣卫加东厂，使朝廷侦察工作日益严密，宦官也由此得以上下其手。为防范驻防军将专权，成祖派宦官赴外地监军，甚至委派宦官出任军职统军镇守。出使外国也虑臣僚不忠而任用宦官。《明史·宦官传序》说：从永乐年间开始，宦官得有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宦官成为皇帝的耳目和心腹，明朝的心腹之病不可免了。如果说，内阁的设置，开始了阁臣执政的端绪，宦官的倚用又开创了内臣干政的恶例，影响是深远的。
建三大营 明成祖由掌握军权而夺得皇权，深知军兵的重要。尤其是京师的军兵，更是皇权的重要支柱。明太祖时，京师设有京军，是最精锐的兵力。一三七一年统计，共有二十万七千八百余人。但其中精锐，据说只有七、八万人（《典故纪闻》卷十七）。京军分编四十八卫，由五军都督府统领教练。明成祖为加强京军，在京师组建三大营。一是“五军营”，即原由五军都督府教练的军兵，分为步兵与骑兵两个兵种。包括京师卫所军和各地抽调来京的班军。二是“三千营”，由边境少数民族即所谓“边外降丁”组成，主要是骑兵。原来只作为仪仗，后来主要用于巡哨。三是“神机营”，用火器装备起来的步兵军团。据说当时采用安南神机枪的制造方法，制成神机枪和神机炮两种火器，炮利于守，枪利于战。神机营成为作战力较强的机械兵种。
三大营都设有“提督内臣（宦官）”或“坐营内臣”，另有武臣及坐营官、司官、把总。神机营还设有“监枪内臣”。京军三大营兵多用于朝廷的重大军事行动，平时捍卫京师。
二、出征蒙古与北部边疆的统治
明成祖即位前，因防守北边，而壮大了兵威。即位后曾先后领兵亲征鞑靼与瓦刺，并在广阔的北部边境，建立起了统治机构。
朵颜三卫 明太祖在大宁地区设北平行都司，封十七子朱权为宁王镇守。蓝玉平纳哈出后，当地蒙古诸部皆降。一三八九年设置三卫：自大宁前抵喜峰，近宣府，为朵颜卫；自锦、义历广宁，渡辽河至白云山，为泰宁卫；自黄泥窪逾沈阳、铁岭至开原，为福余卫。明成祖起兵，合并宁王军众，挟宁王南下（后徙封南昌），以三卫蒙古首领脱儿火察为都督佥事，哈儿兀歹为都指挥同知，掌朵颜卫事；安出及土不申俱为都指挥佥事，掌福余卫事；忽刺班胡为都指挥佥事，掌泰宁卫事，三卫三百五十七个头领，各授指挥、千户、百户等官。成祖与三卫约定，脱离宁王而自为藩部，每年发给耕牛、农具、种子等从事农耕，在广宁等地互市。成祖弃大宁，旨在使三卫为北边屏障，解除南下夺位的后顾之忧。三卫由此成为半独立的藩部，处于明朝与鞑靼之间，有明一代时叛时服。三卫中以朵颜卫为最强，原为元代朵颜山兀良哈千户所蒙古兀良哈部人住地。明人不明诸部情势，将三卫各部都泛称为兀良哈。
北征鞑靼 蒙古阿里不哥后裔也速迭儿杀死元帝脱古思帖木儿后，不再沿用忽必烈所建立的元朝国号，在和林自立为蒙占卓里克图汗。死后，子恩克汗继位。其后汗位转入额勒伯克汗，被瓦刺袭杀，另立坤帖木儿汗，他大约也是阿里不哥一系。成祖即位时，蒙古汗位已为鬼力赤所篡夺，曾出兵侵犯辽东。一四○三年和一四○六年，成祖曾先后两次遣使持玺书招谕。明人记载鬼力赤非元裔。蒙古史籍不见此名。波斯史籍中与他相当的汗，名乌鲁特穆尔（Uruk Timur），说是窝阔台系的后裔。明人沿袭汉人的旧称，称和林蒙古为鞑靼鬼力赤为蒙古枢密知院阿鲁台所杀，阿鲁台等迎立忽必烈系的本雅失里（一作完者都）为汗。本雅失里在元亡后曾逃入中亚的帖木儿帝国（见下节），其后至别失八里，被迎入和林。一四○八年春，成祖得报，致书招谕。说到“太祖高皇帝于元氏子孙，加意抚恤”，又说：“元氏宗挑，不绝如线”，可见明廷已确认本雅失里是元朝宗室的后裔。次年四月，成祖又遣都督指挥金塔卜歹、给事中郭骥持书去和林，并赐阿鲁台等采币。郭骥至和林，被蒙古汗廷杀死。成祖大怒，决意发兵出征。
一四○九年七月，成祖任淇国公丘福为大将军，武城侯王聪为左副将军，同安侯火真为右副将军，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远为左右参将，五将军领兵十万北征。八月，丘福率先锋军至胪朐河（克鲁伦河），蒙古诱敌深入。丘福等五将军皆战死，明军全军覆没。成祖得报，选将练兵，储备粮饷，准备来春大举亲征。永乐八年（一四一○年）正月，成祖自北京发兵五十万，亲自率领出塞。四月，经阔栾海（呼伦湖）西进，五月至斡难河，大败本雅失里军。本雅失里随七骑逃走。回师大败阿鲁台军，追奔百余里。成祖亲征，获得大胜利。七月，经开平，返回北京。
本雅失里败后，于一四一二年被瓦刺马哈木杀死。马哈木另立家世不明的答里巴为汗（一说，出自阿里不哥后裔）。一四一三年七月，阿鲁台奉表纳贡，请为故主复仇。成祖封阿鲁台为和宁王。
北征瓦刺 瓦刺即元代蒙古外刺部，又译斡亦刺。元末已发展到四万户，住地扩展到谦河流域，南至金山（阿勒泰山），与阿里不哥后王的封地为邻。元初皇位争夺中，曾支持阿里不哥，反对忽必烈。明初，又支持阿里不哥后裔也速迭儿除灭元帝，夺取汗位。一四○九年五月，瓦刺三首领应明朝的招谕来朝。明成祖封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马哈木杀本雅失里后，阿鲁台请求明成祖为主复仇，讨马哈木。马哈木则奏请论功行赏，给予军器，并请早诛阿鲁台。明成祖封阿鲁台王位，马哈木更为不满，拘留明朝来使。明成祖以为瓦刺骄纵，遣宦官海童前往切责。马哈木扬言出兵攻阿鲁台，成祖大怒。一四一四年二月，亲证瓦刺。四月出塞，六月至土刺河畔忽兰忽失温，答里巴、马哈木等率三万骑来战，被明军战败。明军也损失相当。《明实录》记此役“杀其王子十余人”，答里巴大约在作战中败死。马哈木脱身逃走。次年冬，马哈木遣使入明，贡马谢罪，陈说虑阿鲁台将为己害。一四一六年三月，阿鲁台击败马哈木，向明遣使献俘。九月，瓦刺马哈木与太平也来明朝贡。次年，马哈木死。子脱欢袭封顺宁王。蒙古瓦刺部在元代隶岭北行省，地处西北，接近西部蒙古诸王，与忽必烈系及东部诸王，历来属于不同的集团。明朝灭元，瓦刺三王接受明朝招谕，只求互市，无意南侵。明成祖亲征鞑靼，起于明使被杀，防范元裔再起，总算师出有名。出兵瓦刺，双方受损，只是由于明成祖不明蒙古内情，措置失宜，征战并非不可避免。明成祖有意压抑瓦刺，左袒阿鲁台，由此失去瓦刺的信任，阿鲁台则更加猖獗了。
设哈密卫 明太祖追击逃往甘肃的元兵，招抚当地各族首领，曾先后在河州、西宁、洮州等地设卫，又在甘肃西境撒里畏兀儿安定王领地设置安定、曲先、阿端等卫，在嘉峪关西北置罕东卫。沙州蒙古部众降明，永乐初置沙州卫。哈密，是元哈梅里王兀纳失里据地，西与东察合台汗国为邻，北接鞑靼，地处明朝通往西域的要道。一三九一年，明太祖曾命左军都督佥事宋晟领兵攻占哈密城，次年，兀纳失里遣使向明朝进贡。成祖即位，兀纳失里弟安克帖木儿袭王位入贡。次年，受明封忠顺王。随后即被鞑靼鬼力赤害死。一四○五年，成祖扶立安克帖木儿之侄脱脱，袭忠顺王爵。次年，在其地设置哈密卫，封授当地畏兀儿、哈刺灰等族首领为指挥、千户、百户等职。又派遣汉人官员为王府长史、纪善（官名，王府辅导），协同理事。明朝在哈密设卫，确立了西部边陲的统治，意义是重大的。
建奴儿干部司 明太祖时，元辽阳行中书省平章刘益奉辽东地图降明。后在其地设辽东都指挥使司，领有二十五卫，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至旅顺口，北至开原的三万卫，北部辖区包有辽河。明太祖降纳哈出后，明军曾出开原，进据松花江南北两岸。成祖即位，亟待确立东北边境。一四○三年遣使臣往奴儿干（今特林）招谕黑龙江下游吉烈迷（金元时代的吉里迷）等渔猎部落。十一月，女真部落首领阿哈出等入朝，明廷沿用金恤品路建州之名，在其地设建州卫（黑龙江东宁县境），以阿哈出为指挥使。十二月，忽刺温（呼兰）女真部首领西阳哈、锁失哈等来朝，在其地设兀者卫（呼兰河中下游），以西阳哈为指挥使，锁失哈为同知。次年二月，奴儿干女真首领把刺答哈来朝，在其地建奴儿干卫。明廷对乌苏里江、黑龙江流域从事渔猎的各少数民族，都泛称女真或女直。成祖即位后的六年间，被称为女直的诸部落与吉烈迷部落相继来朝，明廷先后设置一百三十二卫。
一四○九年初，奴儿干官员忽刺佟奴来朝，奏请在奴儿干设立元帅府。明廷于闰四月定议在其地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任命东宁卫指挥康旺为都指挥同知，千户王肇舟等为都指挥佥事。六月，又置奴儿干都司经历司，设经历一员。一四一一年春，明成祖特遣内官亦失哈等率军官一千余人，巨船二十五艘，护送康旺等顺黑龙江而下，至亨滚河口对岸特林的奴儿干地就任，奴儿干都司作为明廷在东北边境的统治机构，正式建立。
一四一二年明成祖命内官亦失哈巡视自海西至奴儿干各地居民以及苦夷（库页岛）诸部落。十月，在苦夷岛北部的囊阿里设囊哈儿卫，颁发囊哈儿指挥使官印。康旺等在奴儿干城元代征东元帅府地设立治所，又在治所附近建造永宁寺，供奉观音。一四一三年，建立《敕修永宁寺记》碑石，铭刻汉文碑记，并以蒙古字、女真字摘译，刊于碑阴。碑文中还记述了奴儿干都司的建立及苦夷岛诸民来附的事迹。
奴儿干都司建立后，辖境东至鲸海（日本海），西至朵颜三卫，南至鸭绿江，北至北山（外兴安岭）。辖境各族居民向明朝进贡狩猎土产。首领被授任各级官职，进京纳贡获得回赐。明成祖成功地争取到各族部落首领附明，确立了东北边疆的统治。
三、乌斯藏及西南地区建置
明太祖立国后，随即遣使往元代的吐蕃地区招谕，并在该地区建立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和朵甘行都指挥使司等机构。明成祖封授各地藏族政教首领，确立了藏族地区的统治秩序。云南平后，成祖又开设贵州建置，以巩固西南地区的统治。
乌斯藏、朵甘都司 元世祖尊奉吐蕃萨迦喇嘛八思巴为帝师，封大宝法王，统领十三万户。元朝历代帝师，都由萨迦寺喇嘛袭封。必力工（止贡，在拉萨东北）和帕木竹（在拉萨东南）等地信奉噶举（口授）派喇嘛教的贵族，相继起兵，与萨迦派争夺领地。元朝衰亡时，吐蕃地区也已陷于混乱。明太祖即位后，一三六九年即遣使去吐蕃地区告谕明朝建国，又派遣陕西行省官员前往各部落。招谕元朝旧封官员来朝授职。一三七三年，萨迦派摄（代）帝师喃加巴藏卜来京，封授“炽盛佛宝国师”，所举乌斯藏及朵甘思地带官员六十人，分别授予指挥同知、佥事、宣慰使，同知、副使、元帅、招讨等职。乌斯藏指以拉萨为中心的前后藏地区。朵甘包括乌斯藏以东至陕西、四川邻界的藏族居地，元代曾设朵甘思都元帅府。明廷在其地推行卫所制，分设乌斯藏卫指挥使司及朵甘卫指挥使司。次年，在河州设西安行都指挥使司，总管河州、乌斯藏及朵甘。原设乌斯藏卫及朵甘卫指挥使司也升为行都指挥使司，又任命各级官员五十六人。洪武八年（一三七五年）正月，在纳里（阿里）地区设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两都司指挥使以下各级官员及元帅府元帅，均由明廷任命藏族贵族首领担任，依明朝制度建立起军政统治秩序。
封授诸王 元末吐蕃萨迦派逐渐衰落，噶举派、格鲁派等教派相继兴起。明成祖即位后，不再沿袭元代独尊萨迦的旧制度，对各地宗教首领分别封王。僧王也各自向明朝进贡，接受封敕。帕木竹巴喇嘛章阳沙加监藏曾受元封灌顶国师。明初袭封。明太祖曾遣内地僧人智光（武定人）两次入藏区招谕。成祖即位后，再遣智光往帕木竹巴地招谕。一四○六年二月，帕木竹巴袭封灌顶国师的吉刺思巴监藏巴里藏卜遣使人贡。三月，明成祖遣使封授为灌顶国师阐化王，颁赐玉印并白金五百两及绮绢茶等。智光又到朵甘思地区的馆觉（贡觉）及灵藏招谕，命当地喇嘛为灌顶国师。两地分别遣使入贡，一四○七年三月，明廷封授馆觉灌顶国师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为护教王，赐金印。封授灵藏灌顶国师着思巴儿坚藏为赞善王，亦赐金印。一四一三年五月，明廷又分别封授萨迦派思达藏的喇嘛南谒烈思巴为思达藏辅教王，噶举派必力工瓦喇嘛领真巴儿吉监藏为必力工阐教王。明成祖先后封授五王。帕木竹已一直受到明廷的优礼，最先封王。朵甘两王因地近陕蜀，特赐金印崇礼。后二王则明著地区性王号。五王为宗教领袖但各有分地，为一方之长，每三年向明廷朝贡一次。
明成祖还先后封授三位纯属宗教领袖但地位更高的“法王”。乌斯藏卒尔普寺（楚布寺）寺主是噶举派的噶玛系。此派早在南宋时即已创立，奉行活佛转世制，分黑帽、红帽两支。明初，黑帽寺主哈立麻（哈尔麻）为转世活佛。一四○六年，明成祖先后派遣云南沐昕及宦官侯显往乌斯藏迎请。当年十二月，哈立麻来京师，受到明成祖的礼遇和厚赐。次年正月，封授“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
萨迦派领袖、主持萨迦寺的喇嘛昆泽思巴由明廷宦官迎请，一四一三年二月，到达京师南京。明成祖封授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领天下释教。次年正月；由宦官护送回藏。
格鲁派是明初新创的教派。创始人是罗桑扎巴（善慧称吉祥），因出生于宗喀（青海湟中一带），故称宗喀巴（人）大师。早年入藏学习各派佛法，兼通显密二宗。鉴于当时各派僧官兼为领主，戒律废弛，沉溺享乐，因创新派，弘扬戒律，严禁娶妻，整饬寺院。入教喇嘛戴黄帽，以示持律，俗称黄教。明使入藏招谕，宗喀巴曾于一四○八年上书明成祖答谢。一四○九年，得帕木竹巴阐化王之助，格鲁派在拉萨举行祈愿法会，获得僧众的拥戴，成为一大教派。一四一四年十二月，宗喀巴弟子释迦也失（又名绛钦却杰），来明京师朝见。次年，明成祖封授为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其后明宣宗时加封大慈法王），一四一六年五月自京师启程回藏。
明成祖于三教派，均加招谕，分别封授。授两法王“领天下释教”，实即统领本教派僧众，与元代帝师的统领天下释教，含义不同。明朝历代相承，三教派分别遣使向明朝进贡，明廷各有回赐。
开设贵州 元朝在湖广行省与云南邻界地区设立八番顺元宣慰司统治。在贵州（今贵阳）设顺元宣抚司。其北播州、思州等地各设宣抚司，以统治当地各族居民。明太祖设置贵州宣慰使司。又在思州分设思州与思南两宣慰使司。又设部指挥使司镇守贵州等地。成祖即位，在云南与湖广邻境的元普安路，设普安安抚司，隶属于四川。元末，水西彝族暖翠为贵州宣慰使，明军平云南后，降明。明太祖仍命为宣慰使。暖翠死，妻奢香继任，进京向明太祖陈告，明都指挥使司的都督马烨在当地苛虐，明太祖斩马烨。彝部感服。思州和思南两宣慰使，由田氏兄弟分任。永乐初，思州田琛与思南田宗鼎争地。明成祖遣使臣蒋廷瓒前往勘查。田琛及田宗鼎被密捕来京斩首。明成沮将内地各省的建置推行于贵州，于一四一三年二月，设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任蒋廷瓒为左布政使。原湖广西境贵州、思州地均划归贵州市政使统辖，下设思州、新化、黎平、石阡、思南、镇远、铜仁、乌罗等八府。一四一六年，又设贵州提刑按察司。贵州由此成与云南平等的省区，只是科举乡贡附于云南。明成祖开设贵州建置后，全国的布政使司，也由十二增为十三。
（三）周邻诸国的交往
元代蒙古诸汗国横跨欧亚，因而与域外诸国有着极其广泛的联系。元代称为色目的西域南海商民，定居中国，也增强了域外的来往。明初皇室诸臣，起于阡陌，
对海外形势，似不甚了了。明太祖在位期间，全力巩固明朝内部的统治和防御蒙元的再起，无心也无力向海外开拓，因而与域外诸国的联系，多处于被动地位。明成祖初即位，即遣使告谕周邻诸国，以增强明王朝及皇帝本人的地位。在位期间，以所谓“怀柔远人”的方针，力求与周邻诸国和睦相处，避免战祸，并进而通过来使朝贡和遣使封赏等形式建立起经济的和政治的联系，取得很大的成功。
一、西域诸国的交往
明朝西邻的蒙古察合台汗国（兀鲁思）在元朝统治时期合并了窝阔台后王的封地和畏兀儿亦都护领地，其后又逐渐形成为相互对立的两大地区。西部地区以河中地带（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布哈拉、撒马尔罕为中心，以农业经济为基础，接受突厥文化，信奉伊斯兰教，自称为察合台人。东部以别失八里为中心，主要从事牧业，保持蒙古的传统文化，自称为蒙兀儿人（又译莫卧儿人。蒙古的音转）。蒙古诸王贵族之间频繁争夺汗位，陷入长期的纷争。元朝末年，出生于突厥巴鲁刺思部的驸马帖木儿在河中地区被拥立为沙（王），又称古儿汗。冒称察合台也花不花后裔的秃黑鲁帖木儿在东部阿克苏被立为汗。秃黑鲁帖木儿曾进兵攻占河中地区，留其子亦里牙思火者驻守。不久之后，帖木儿又起兵击败亦里牙思火者，占有西部广大地区，成为中亚盛国，被称为帖木儿王国。秃黑鲁帖木儿死于一三六三年，此后诸部混战。亦里牙思火者败归后，被杀。明初，帖木儿王国曾先后五次向东部进兵。一三八三年，秃黑鲁帖木儿之子黑的儿火者在阿力麻里被立为汗，后迁都别失八里。因而被称为别失八里国，又称东察合台汗国。
明太祖在位期间，两国即曾遣使来贡。明成祖先后亲征鞑靼、瓦刺，但对帖木儿王国遣使修好，使臣和商旅往来不绝。
帖本儿王国 帖木儿在位初期，对东方的明朝纳贡修好。一三八七年（洪武二十年）九月，帖木儿首次遣使到明朝，贡马十五、驼二，自此后频年贡马驼。一三九四年八月，帖木儿遣使到明朝贡马二百，并携带表文，说“臣帖木儿僻在万里外，恭闻圣德宽大，……今又特蒙施恩远国，凡商贾之来中国者，使观览城池都邑，富贵雄壮。……又承敕书恩抚劳问，使站驿相通，道路无壅，远国之人咸得其济。”（《明史·撒马儿罕传》）帖木儿王国输入中国的主要是马匹，其次是骆驼、玉石及刀剑等物。中国与之交换的货物主要是丝绸、瓷器等。除了官方的朝贡贸易外，民间贸易也得以恢复，中亚商人曾请求到凉州卖马，明太祖命到京师货卖。
一三九五年，明朝派遣给事中傅安、郭骥等率将士一千五百余人，赴撒马儿罕。帖木儿扣留使臣，领兵东征，大败东察合台汗国的黑的儿火者，进而攻入阿力麻里，焚毁其城。黑的儿火者辗转迁往别失八里。一四○二年，帖木儿在西方战败奥斯曼帝国，俘掳奥斯曼的苏丹（国王），名震中亚。一四○四年末，帖木儿领兵八十万东进，扬言要征服明朝。次年春初，行在中途病死。大军返回。
帖木儿死后，贵族间又掀起争夺王位的内战。其孙哈里承袭王位，占据呼罗珊的哈烈（赫拉特）地区的帖木儿第四子沙哈鲁起兵夺位。一四○五年和一四○六年，叔侄间曾两度激战。一四○七年六月，哈里遣使臣虎歹达等送明使傅安归还明朝。傅安被帖木儿扣留十三年，备尝艰苦，同行御史姚臣、太监刘惟都已病死，随行官军千五百人，生还者只十七人。北平按察使陈德文在洪武末年出使，也在这年返回。
一四○八年，明成祖派遣傅安再为使臣，赴哈烈通好。沙哈鲁遣使随傅安来明朝贡，于一四○九年到达南京。一四一○年，沙哈鲁再遣使入明朝进贡。明成祖遣都指挥白阿儿忻台随使臣去哈烈，持书劝谕沙哈鲁与哈里和好。说：“比闻尔与从子哈里构兵相仇，朕为恻然。一家之亲，恩爱相厚，足制外侮。亲者尚尔乖戾，疏者安得协和。自今宜休兵息民，保全骨肉，共享太平之福。”（《明史·撤马尔罕传》）。沙哈鲁又遣使随白阿儿忻台入贡。
在此期间，沙哈鲁已废除哈里的王位，成为帖木儿王国的君主，依突厥的传统，称算端。以哈烈为中心，不断向外扩展，在中亚以至西亚地区，建立起幅员广阔的大国。境内诸城邦，经济富庶，各自对外通商。一四一四年，明成祖特命宦官李达与吏部员外郎陈诚、户部主事李暹等随同帖木儿王国使臣出使西域，向沿途所经各城邦首领，分别赠送货物，建立联系。李达、陈诚等于次年返国。一四一六年六月，陈诚与宦官鲁安再次随哈烈来使出使，返国时沙哈鲁又派遣使臣陪同来明朝，并致书明成祖，劝告信奉伊斯兰教。明成祖复书说：“愿自是以后，两国国交，日臻亲睦，信使商旅，可以往来无阻。”（原载拉柴克《沙哈鲁史》，译文引自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第二七三页）一四一九年，沙哈鲁派出五百余人的使团和商团，经肃州、甘州，到达北京。向明成祖进献马匹。一四二二年，再次遣使来贡。
陈诚等两次出使帖木儿王国，哈烈、撒马尔罕以外，又先后经过南部的八答里商（巴达哈伤）、迭里迷（忒耳迷），西至卜花儿（不花刺）、俺都谁（安德胡伊），北经忽章河畔的阿鹿海牙至达失干、赛蓝（赛兰）。明使所到之处，受到各城邦的接待，并都派遣使臣随明使朝贡、贸易。明成祖在帖木儿逝世后，一再遣使西域，与帖木儿王国修好，从而稳定了西部边陲。元代西域色目商人来内地经商的道路也重又开通。明王朝与西域诸国建立起广泛的联系。使臣与商旅往来频繁，意义是重大的。
东察合台汗国 东察合台汗黑的儿火者迁住别失八里后，被迫向帖木儿臣服。一四○三年，黑的儿火者死，子沙迷查干嗣位。一四○四年，遣使明朝，进贡玉石、马匹。明廷宴赉使者。此后连年遣使入贡，明廷也遣使随赴其国回赐。沙迷查干曾在边地先后与鞑靼、瓦刺作战，获胜。一四○七年六月，遣贡使来明，并陈说撒马尔罕乃是祖先旧地，将出兵收复。明成祖遣宦官把太、李达与鸿胪寺丞刘帖木儿持敕书及币帛随使者往其国，劝谕慎勿轻动。把太等至，沙迷查干已病死。弟马哈麻嗣位。
东察合台汗国，自秃黑鲁帖木儿开始信奉伊斯兰教。但国内居民，特别是蒙古部众并未真实信奉。马哈麻在位时，在境内各地，大力推行伊斯兰教，强迫居民入教为穆斯林。这时，汗国辖境北与瓦刺邻接，南至于阗，东接哈密。伊斯兰教逐渐成为这一广漠地带最为流行的宗教。明朝去撒马尔罕的使臣，多经其境。马哈麻厚待使者，明廷遣使赐以彩币。一四一一年，马哈麻遣使贡名马、文豹。明成祖遣傅安随使臣往其国，赐以金织文绮。明廷自瓦刺处得报，马哈麻将进攻瓦刺，命傅安告谕马哈麻与瓦刺和好，保境安民。一四一三年，明成祖又敕告甘肃总兵官，厚待马哈麻来往的贡使，并听任在沿途贸易。明成祖对西境蒙古诸国劝谕和好，不以其相互争战为己利，又广开商业通道，准许贡使贸易，对于稳定西陲，取得了成效。
一四一五年，陈诚等奉使西行，曾途经哈密、于阗、吐鲁番、盐泽、柳城、火州等地及别失八里。沿途各地，均颁赐明朝的彩帛等物品。这年，马哈麻病死，从子纳黑失只罕嗣位。一四一六年，明成祖命傅安及宦官李达前往吊祭，封赏新王，赠以文绮、弓、刀、甲胄等厚礼。次年，因新王送嫁公主于撒马尔罕，又赐给绮、帛各五百匹。一四一八年，纳黑失只罕被从弟歪思杀死。歪思夺取王位，西迁至伊犁河的亦力巴里，即元阿里麻里行省的亦刺八里。此后，明人即以亦力把里称其国。明成祖遣宦官杨忠赐歪思弓刀甲胄及文绮彩币，各部首领也各有赏赐。歪思连年向明朝入贡，始终修好。
二、南海西洋的交往
明太祖在位时期，南海地区的琉球、暹罗、占城、爪哇诸国王先后遣使入贡。明成祖即位，多次派遣宦官，出使亚、非诸国，招徕各国使巨入贡，开拓贡使贸易。宦官郑和几次出使，扬威海外，尤为一时的盛举。
南海与西洋 成祖即位后，即在一四○二年九月，派遣使臣到安南、暹罗、爪哇、琉球及苏门答刺、占城等国通告即位。次年，建元永乐，又遣使去这些国家颁赏国王。同年九月，爪哇国西王（时有东、西二王）都马板遣使入贡。明成祖随即派遣宦官马彬出使爪哇，赐给都马板敕书及王印，并往谕苏门答刺等部，带去文绮纱罗等织品。又遣宦官李兴等待敕书往暹罗，见暹罗国王。宦官尹庆等往满刺加（马六甲）、柯枝（柯钦）等国。一四○五年六月，派遣宦官郑和、王景弘等率领船队，开始了规模浩大的出使。
云南昆阳州人郑和，世奉伊斯兰教，父马合只曾往天方（默伽）朝圣，尊号哈只（朝圣者），在元代称为色目或回回。一三八一年明军平云南，郑和被俘，在燕王府服役，随燕王作战有功，擢升为内官监长官太监（正四品），赐姓郑，称三保太监。一四○五年，郑和奉使出洋时，年约三十五岁。据说他幼习孔孟，又通晓伊斯兰教诸国的文化习俗，知兵习战，能武能文，而且是明成祖即位前就已宠信的宦官，自是恰当的入选。《明史·郑和传》说，郑和首次出使，率领土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修造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大船六十二艘。郑和携带成祖诏谕诸国的敕书，去各国开读，并持有颁赐各国王的敕诰和王印。又携带大量金银、铜钱、运载大批货物作为赏赐。他既是明朝奉敕的使臣，又是船队军兵的统帅。
元代海上交通发达，东起琉球，西至非洲东岸，都已有商船来往。造船技术及航海技术也相应发展，取得很大的进步。江苏太仓刘家港是元代海运和海外交通的繁华港口。郑和的船队即从刘家港出发，经福建五虎门出海，到达占城（今越南中部）。占城、暹罗、爪哇等国在东南海中，习称南海诸国或东南诸国。南洋海域，自宋元以来，大体上以昆仑岛为界，以东称东洋，以西称两洋。郑和经南海入西洋，途经苏门答刺、阿鲁（亚鲁）、旧港（三佛齐国）、满刺加（麻六甲）、小葛兰（奎隆），一四○七年到达印度半岛西海岸的古里国回航。一四○三年宦官尹庆出使柯枝时，曾到达古里。古里王遣使者随尹庆入贡，一四○五年至京师。郑和到古里后，颁赐诰、印，赏给冠服，并在古里立碑，称“刻石于兹，永垂万世”。一四○七年九月，郑和返回京师。郑和此次出使途经旧港时，广东商人陈祖义据地从事海盗活动，劫夺贡使。郑和擒陈祖义回朝，由明成祖处死。
郑和出使的两年间，南海诸国继续遣使入贡。一四○五年，明成祖曾封授满刺加国王，并为王撰写镇国碑铭。浡泥（文莱）国王麻那惹加那乃遣使入贡，明成祖赐予国王印诰。爪哇东、西二王分别遣使入贡，而又相互攻战。当明朝的使团到达东王城时，正值西王攻灭东王，明军卒七百余人在战乱中被杀。西王向明朝请罪，明成祖命他输纳黄金六万两自赎。（后献一万两，免除其余）当郑和回京时，苏门答刺、古里、满刺加、小葛兰、阿鲁等使臣也随船同来，到京师入贡。
郑和首次远航归国的次年，淳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为感谢明朝的封授和厚赠，也为了观览明京盛况，率领妻子弟妹等家属及亲戚、陪臣等共一百五十余人来明朝京师，奉表朝贡，于一四○八年八月到达京师南京。明成祖在奉天殿召见，亲与交谈，在华盖殿和奉天门，接连设宴款待，并命大臣一人在馆舍陪侍。锡予仪仗及金银丝绢等器，甚为丰厚。域外国王来朝，是明朝前所未有的大事，举朝欢庆，传为盛举。麻那惹加那乃不幸于十月间病死于南京，葬于南京安德门西，建陵树碑，谥恭顺王。子遐旺继承王位。
福建长乐县现存郑和等立《天妃之神灵应记》碑石，记载永乐五年（一四○七年）郑和舟师曾再次出使爪哇等国，可能只是送贡使回国，现存文献并未留下较详的记载。一四○八年九月，明成祖命郑和与宦官王贵通等率领官兵二万七千余人，海船四十八艘再次出使南海西洋，以锦绮等颁赏诸国。郑和等仍循旧路，自福建五虎门出海经占城、爪哇、满刺加，于次年年初到达锡兰。锡兰是佛教圣地。郑和、王贵通等向锡兰山佛寺布施金银钱币及丝绢、铜器，在二月朔日刻石存记。由锡兰西行，北至印度半岛西岸的小葛兰、柯枝、古里等国。在各国开读明成祖的敕谕，主要是劝告各国“循理安分”“庶几共享太平之福”，倘若来朝，皆予赏赐。郑和船队返回时，再经锡兰。其王亚烈苦奈几发兵五万人，堵塞道路，劫掠郑和货船。郑和以三千人乘夜攻入王城。亚烈苦奈几及妻子等家属被擒，押解到南京。一四一一年七月九日郑和至京。明成祖得报大喜，封赏下西洋官军锡兰山战功，又将亚烈苦奈儿及妻子开释遣回，另立新王，从而提高了明朝的声威。明成祖对此次战役极为得意，两年后，在颁给乌斯藏大宝法王的诏书中还曾历述其事，并说在锡兰得到佛牙。
郑和于一四○九年途经满刺加时，曾颁成祖诏书，封授满刺加国王，赐以银印。满刺加原来为暹罗所控制，向暹罗纳税。得明封授，遂得自立。一四一一年，国王拜里迷苏刺率领妻子陪臣等五百四十余人，来南京朝见谢封。明成祖在奉天殿设宴会见、赐给黄金、锦绮等甚厚。
南海西洋诸国相继来朝，贡使贸易频繁。郑和等不辱使命，明成祖对南海西洋诸国的共享太平之策获得了成功。
西洋与西域 郑和等三次出使，完成了预定的使命。但明朝的船队到达西洋最远之国，大概只是印度半岛西岸的古里。一四一二年冬，明成祖再命郑和率领船队作更远的航行。《明史·外国传·忽鲁谟斯传》说，因为西洋近国已航海入贡，“远者犹未宾服”，乃命郑和持玺书前往诸国。所谓远国，主要是指忽鲁谟斯。忽鲁谟斯《元史》作忽里模子，原在波斯湾忽里模子海峡北岸建城，元代城毁，在海峡岛上立国（今伊朗霍木兹岛）。此国是伊斯兰教的盛国，也是伊斯兰世界与海外通商的要地。元代泛称穆斯林为回回，或西域人，因而也泛称忽鲁谟斯等阿拉伯海以西诸回教国为西域。（《天妃之神灵应记》《通番事迹记》）
一四一二年冬，宦官少监杨敏率一支船队往榜葛刺（孟加拉）国，吊唁其国王之丧，封授新王。一四一三年春，郑和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于次年到达。赐给国王及诸臣锦绮彩帛等物。忽鲁谟斯于当年至京师奉表贡马。一四一五年，郑和归国途中，经苏门答刺。苏门答刺国王宰奴里阿比丁向明朝申诉，部落贵族苏斡刺领兵作乱。郑和领兵擒苏斡刺，押解回京师。明成祖将苏斡刺处死。
郑和此次西行，似自古里西航，约一月达忽鲁谟斯。一四一五年七月，返回京师。一四一六年十一月，非洲东南海岸的木骨都束、卜刺哇（今索马里境）及著名回教国西域贸易中心阿丹（也门业丁）等国随忽鲁谟斯朝贡。十二月，明成祖命郑和为钦差总兵太监率舟师随使臣往其国回赐，并去柯枝颁赐国王印诰及封镇国山的碑文。一四一七年五月，郑和在福建泉州回教徒墓进香祝祷，出海。郑和在前引两碑记中都称此行是“往西域”。大约自苏门答刺、锡兰，经回教国之溜山（今马尔代夫群岛）径西航向木骨都束等国，再北航至阿丹、忽鲁谟斯，然后东返古里、柯枝，再循旧路经苏门答刺回国。一四一九年七月，郑和回到京师。随同前来进贡的忽鲁谟斯、阿丹、木骨都束、卜刺哇、古里、爪哇等国使臣，贡献了稀见的狮子、金钱豹等珍奇动物。明成祖命群臣在奉天门观赏。文臣纷纷作诗祝贺。明成祖厚赏自西域归来的官兵。
永乐十九年（一四二一年）正月，明成祖迁都北京（详见下节）。自苏门答刺以西至忽鲁谟斯，共有十六国使臣在京朝贡祝贺。其中包括一四一九年来朝未归的使者。阿丹以北，阿拉伯半岛东南岸的回教国祖法儿则是第一次随阿丹使臣来明。明成祖命郑和等率领舟师护送十六国使臣回国。此次护送，并无其他使命。郑和到达南海一带，似未再西行。一四二○年八月即返回北京。各国使臣由舟师分队分头护送。太监李克率领的舟师送阿丹国使臣至苏门答刺后，命宦官周某率船三艘送至其国。
明成祖在位时期，先后六次派遣郑和率舟师出使南海西洋以至西域诸国，远至今西亚与东非，见于记载的所经国度，多至三十余地，在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史和航海史上都是罕见的壮举。以郑和为首的官兵数万人，远航海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使团随行人员马欢著《瀛涯胜览》、费信著《星槎胜览》，分别纪录了航行诸国的见闻。
三、与朝鲜、日本的交往
朝鲜 元代高丽国王接受元朝封号，用元朝年号纪年。明太祖初即位，即遣使高丽告即位。次年，高丽国王颛即停用元朝至正年号，遣使入明请封。一三七○年，明太祖遣使持金印文诰，封王颛为高丽国王。高丽始用洪武年号，对辽东元朝来使称北元。一三七四年，高丽权相李仁任杀王颛，拥立权臣辛肫之子辛禑为王，遣使来明入贡，明太祖却而不受。直到一三八五年，明太祖才加给辛禑高丽国王封号，并追谥王颛为恭愍王。一三八八年高丽东北面都指挥使李成桂除李仁任，囚禁辛禑，辛禑让位于子昌。次年李成桂废辛昌而立王颛之后王瑶，杀辛禑。一三九二年七月，王瑶（恭让王）让位于李成桂。李成桂（李朝太祖）即位，改国号为朝鲜，次年，改名李旦，遣使来明，贡马九千八百余匹。明太祖回赐纻丝棉布等近二万匹。一三九八年九月，朝鲜太祖以年老，逊位于次子芳果（定宗），一四○○年十一月，芳果因病让位于太祖第五子芳远（太宗）。
明成祖即位，朝鲜太宗遣使朝贡。一四○七年，朝鲜十四岁的世子提得明朝允准，作为进表使率领各级官员五十余人，随从三十余人自北平府路至明京师南京，贺正。十二月，世子禔至辽东，明成祖特派官员赴辽东迎接。次年正月，朝鲜世子禔在南京进贡马匹金银器物。明成祖数次召见。厚加赏赐。世子禔告归，明成祖赋诗一篇赐世子，并赐白金千两及《大学衍义》等书籍、笔、墨、丝、罗等物品多项。四月间，世子禔回到朝鲜京城，群臣郊迎，街巷结彩，朝鲜太宗设宴慰劳使臣，说明朝“圣恩重大、报谢无由”。（朝鲜《李朝太宗实录》）
一四一八年，朝鲜太宗芳远以年老逊位，废世子禔，传位于第三子祹。明成祖不加干预，诏谕“听王所择”。八月，李祹（世宗）在朝鲜即位，明成祖遣使赴朝，封为朝鲜国王。
朝鲜建国后，与明朝聘使往来，关系是和睦的。
日本元世祖发舟师东侵日本，覆没海中。终元一代，日本与中国不再通使。明太祖建国后，于一三六九年，派遣行人杨载出使日本。次年又派莱州府同知赵秩去日本，见日本国王良怀，告以大明天子，非蒙古比，劝谕修好。日本国王遣僧人祖来奉表贡马，并送还在明州台州掠去的中国人口七十余人，于一三七一年十月抵明都南京。明太祖宴赏使臣，并命僧人祖阐等八人送日本使者回国，回赐良怀文绮纱罗。胡惟庸案后，明太祖疑胡惟庸欲借日本为助，不再向日本遣使。一四○三年，明成祖即位后，即派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偕僧道成出使日本。将行，日本使臣已至宁波，十月到达南京。明朝优礼相待，对使臣所带货物，包括违禁的兵器之类，均准按时价出售，并遣使随日本来使回访，赠日本国王源道义冠服及龟纽金章。此后，两国又恢复了贡使往来。
明初，在宁波设市舶司，日本商人须持明朝发给的“勘合”即凭证贸易。成祖永乐初，定议每十年贸易一次，人限止二百，船限二艘。但实际上日本来中国贸易的船舶和人数以入贡为名，远远超过上述规定，也不受十年一次的限制，贡物以外的走私货物超过贡物十倍。日本运来的货物主要是刀、扇、硫磺、铜、苏木、漆器等。自中国带回的是银、钱、绸缎、布帛、陶瓷等。日本折扇自宋代输入中国，行用不广。成祖时，日本作为贡品输入，明成祖赏赐群臣，折扇在明朝官员和文士中逐渐流行。
倭寇 明初，日本一些在国内失意的土豪与浪人，在中国沿海地区，武装走私，抢掠商民。当时称为“倭寇”。从辽东、山东到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倭寇不时出没，甚至登岸剽掠。一三六九年，明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率领卫所士兵力剿倭寇，生擒数百人，但倭寇仍时出剽掠，明朝大力加强海防，增置卫所，添造战船。明太祖一朝，先后在辽东到广东沿海设置五十余卫，计有士兵二十余万。每百户设一战船，干户所十船。一卫五所，有船五十，每船旗军五十名。
明成祖与日本修好，仍继续加强沿海防御。永乐九年（一四一一年）正月，命丰城侯李彬、平江侯陈瑄等率浙江、福建舟师剿捕海寇。一四一六年，命都督同知蔡福率兵万人，在山东沿海巡捕倭寇。一四一九年，总兵刘荣（刘江）领导军民在辽东望海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抗倭战役。望海埚，位于金州卫金线岛西北，距金州城七十余里，是辽东沿海的要塞，地势高广，可驻兵千余。刘荣任辽东总兵后，筑石堡，置烟墩了望。一日，二千余倭寇乘船前来。刘荣自烟墩得报，命都指挥徐刚伏兵山下，百户江隆率壮士潜绕贼船，截其归路。倭寇到埚下，刘荣举旗鸣炮，伏兵奋勇杀敌。倭寇大败，死者枕藉。逃脱者被江隆部擒拿。望海埚之役明军生擒倭寇数百，斩首千余。大获全胜，成祖一朝，倭寇不再敢来侵扰。
四、对安南的战事
安南国王陈氏受元朝封授，世为国王。明初，国相黎季杀逐陈氏，立子黎苍为皇帝，自称太上皇，改姓胡氏。黎苍改名胡。明成祖即位，黎苍遣使来求封号，诈称陈氏宗嗣已绝。明成祖不明安南内情，于一四○三年闰十一月封黎苍为安南国王。次年，前安南国王之孙陈天平来朝，陈诉黎氏篡逐真相，请讨黎氏。一四○五年，明成祖遣使往安南查问。黎苍遣使谢罪，并诈请陈天平归国。明成祖再次受骗，派使臣聂聪送陈天平回安南，并命征南副将军黄中、吕毅、大理卿薛嵓领兵五千护送。一四○六年三月，黄中等行至安南境内的芹站，黎苍伏兵山中，杀陈天平，聂聪、薛嵓均被杀。黄中，吕毅败退。成祖得报大怒，发大兵征安南。
一四○六年七月，明成祖命成国公朱能为征夷大将军，镇守云南的西平侯沐晟及新城侯张辅为左右副将军，调兵八十万，大举出征。京畿及荆、湖、闽、浙、广西兵出广西凭祥，巴蜀、建昌、云南、贵州兵出云南蒙自，两路并进。十月，朱能病死，张辅受命代朱能领兵。安南全线布兵堵截，号称二百万。张辅等攻下多邦城，进克东都。一四○七年三月，张辅、沐晟追击黎氏父子于富良江中，斩首数万，夺船三百艘。黎季、黎苍先后被俘，九月，缚献京师，囚禁。
明成祖败黎氏后，在安南依内地各省建置，设置交趾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按察司，分其地为十五府，下设州县。以原北京行部尚书督安南军饷黄福为布政使兼掌按察司。安南战事，缘起于安南权臣谋位。成祖不明真相，一再失误，终致出动大兵远征，劳军费饷。安南军民死伤数万，也遭受沉重的损失。战争之后，明成祖不立新王，而据地设官，直接统治，更是违背安南人民的意愿，于明朝无益而有损。
一四○八年八月，安南陈氏旧官简定起兵反明，称日南王，建年号兴庆。明成祖得报，再命张辅领兵二十万出征。一四○九年，简定称上皇，立陈氏后裔陈季扩为大越皇帝，改元重光。张辅兵至安定，简定兵败被擒，押解至京师处死。一四一○年十二月，陈季扩遣使请降，明成祖不复王封，而以陈季扩为交趾布政使，季扩拒不受命。一四一一年，张辅、沐晟再出兵征安南，安南继续抵抗。战争延续三年，至一四一二年，陈季扩被擒处死。张辅受命镇守交趾。
一四一六年冬，张辅在安南已逾十年，奉召还京。次年正月，交趾清化府土官黎利再起兵反。此后连年作战，直到明成祖病死。明朝军兵始终陷于安南军民的抗击之中，难以自拔了。
（四）迁都北京与北征蒙古
一、国都的迁徒
明成祖以燕王封地北平为基地，起兵夺得皇位。即位后即将北平改名为北京，作为明朝的陪都，建顺天府。一四○九年，明成祖来北京，依朝廷建制，在北京建立五府六部等官署，称为行在。北京由此成为名符其实的第二国都。明成祖削弱诸藩，并奠立了边疆的统治后，于一四一七年春，开始营建北京都城，作迁都的准备。永乐十九年（一四二一年）正月元旦，宣告国都自南京迁至北京，称北京为京师。奠都北京是明成祖晚年完成的一件大事。北京从此成为明、清两代的国都，影响是深远的。
自明太祖建国以来，国都所在地的选择，曾经过几度变易。一三六八年三月，明军攻下开封，朱元璋亲往察看。军中谋士多建策定都中原。同年八月，明太祖宣布以金陵为南京，开封为北京，两京并立。次年，明太祖在南京召集群臣，商议建都事。群臣议论不一，明太祖亲自定议，以南京为国都，另在临濠府（濠州）建中都，理由是中都建在淮水以南，足以控制中原。濠州是明太祖的故乡，群臣自无异议。一三七○年，明太祖设“行工部”，营建中都，命李善长总理其事。中都城规模宏大，周回五十里，内外城垣三重，内建宫殿、官署、宅第，施用五彩琉璃，极为豪丽。中都城建于明太祖的祖陵凤凰山下。一三七四年，改名凤阳府，治凤阳。中都之建历时五年，每年用工上百万，先后耗资至万万，尚未竣工。一三七五年四月，明太祖曾亲临中都，祭祀祖陵。随后以营建过于劳费，下诏停止役作。九月，改建南京宫殿，务求俭朴。一三七七年十月，南京宫殿建成。次年正月，明太祖诏定南京为京师。废北京，仍为开封府。
徐达军攻入元大都时，大都城阙宫室多在战乱中被毁，幸存的太液池畔的隆福宫，成为燕王的府第。明成祖建顺天府后，曾发流罪以下刑人开垦北京农田，又迁徙直隶苏州等十郡和浙江等九省商民来北京。一四○四年又迁山西居民一万户来京。明成祖迁徙商户，旨在充实北京的财富，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与明太祖的打击豪富，用意不同。一四○六年夏，北京大雨，旧城墙塌坏五千三百余丈。此后，连年修浚北京通惠河等河道并疏浚大运河，以通漕运。一四一七年，命平江伯陈瑄充总兵官，督办漕运，南方各省木材由运河运至北京。寿宁侯都督佥事陈瑄督工建造京城宫殿，工部尚书吴中与中官阮安等主持营建。一四二一年，京师建成，正式迁都，大运河的修浚也同时完工。
北京城营建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东、西城垣依大都旧城包砌。北城墙南移约五里，南城墙南移约二里。因而东西距离与元大都相同，南北略有缩短，周回约五十五里。城中偏南十八里为皇城。皇城之内建造周回六里的宫城，又称紫禁城。元大都的太液池括于皇城之内、宫城之西。皇帝宫殿与后妃、太子诸宫集中于宫城之内。宫城正南门称承天门，门外左侧建太庙，右侧建社稷坛。皇城的正南门为大明门，门外两侧建置中枢官署，左文右武。都城的正南门称正阳门，左为崇文门，右为宣武门。都城的东、西、北三垣，各有二城门，全城合共九门。明初的北京城略小于元大都。但宫殿、祭坛、官署等设置更为集中，布局也更为严密了。
明成祖定都北京后，南京中枢各官署仍在当地继续理事，依然实行两京并立的制度。
二、北征蒙古
明成祖定都北京，显然是由于北京是燕王的基地，同时也还为了便于北征蒙古。
蒙古族鞑靼与瓦刺两大势力互斗，明成祖处置失宜，左袒鞑靼阿鲁台，远征瓦刺。瓦刺败后，阿鲁台得势，转而在明朝边境骚扰劫掠。明成祖大怒，决意再征鞑靼。定都北京后，当年十一月即召集群臣，集议亲征。户部尚书夏原吉、兵部尚书方宾、刑部尚书吴中等都以为连年北征，军储已消耗十之八九。车驾亲征，劳师费饷，建议兵不当出。明成祖固执己见，力排众议，将夏原吉、吴中罢职下狱。方宾畏罪自杀。明成祖命各地征发民夫，赶造粮车，明春运送军粮北上。
一四二○年春，阿鲁台来攻兴和城，杀明都指挥使王焕。明成祖随即率领大兵十万亲征，随军运粮的民夫多至二十余万。明军出发，阿鲁台得讯逃遁。明军进退两难，沿途阅兵演武，缓行待命。六月初，行至开平附近，鞑靼军围攻万全，以为牵掣。明成祖不理，继续前进。七月间进至呼伦湖，确知阿鲁台已率众远走。明军劳师无功，难以回师。明成祖命兵众转而袭击支持阿鲁台的兀良哈三卫。三卫军无备，败溃。明成祖下诏班师。九月间，返回北京，庆祝这次出征的所谓胜利。
次年夏季，边将奏报从鞑靼降人中得知，阿鲁台可能又要南犯。明成祖不甘于前次的出师无功，决意再度北征。对臣下说：他（阿鲁台）一定以为我不会再出兵，我当领兵先到塞外等他，可以成功。七月，明成祖亲自领兵出宣府北进。命宁阳侯陈懋为前锋，统领陕西、甘肃、宁夏三镇兵、自西路包剿。九月，明成祖进军到万全西阳河，从鞑靼降官得知，阿鲁台已被瓦刺脱欢击败，部落溃散北逃，并无南犯之事。边将原奏失实。明军出不遇敌，再次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同月，陈懋前锋军进至贺兰山后，蒙古贵族也先土干率部众降明。（《国朝献徵录》卷七《陈懋神道碑》，卷九《毛忠传》）十月初，陈懋遣人驰奏万全。陷于困境的明成祖此时驻在万全以北的上庄堡，得报大喜，诏令陈懋对也先土干的部落资财，不可侵损，并诏谕也先随陈懋来见。《明宣宗实录》说也先土干是元太保不花六世孙。也先不花出于克烈部，先世降蒙，世居高位。不花在世祖朝曾为太子真金的师傅，文宗朝追赠太傅、恒阳王。不花子亦怜真赠太傅武昌王，秃鲁太师广阳王，按滩太保、赵国公。也先一家是元代望族。元亡后，也先土干在鞑靼、瓦刺之间，自成势力。《明太宗实录》说他“在虏中以黠桀自豪”，直到一四二三年七月，明成祖出兵前，仍然遣使来明朝见，与明朝之间从无战事。明人李贤撰《陈懋神道碑》，以也先之降为陈懋的战功，不免有所夸张。《明史》及《明实录》称他为蒙古王子或迤北鞑靼王子。他与阿鲁台的鞑靼，并非统属。称王子也只是因为他是元代诸王的后裔，并非鞑靼的汗或太子。但是，也先土干的来降，却足以使明成祖摆脱困境，有理由称无功为有功了。十月下旬也先土干与陈懋来见。明成祖亲加抚慰，封也先土干为忠勇王，赐姓名为金忠。次日，即下诏班师。明成祖车驾自万全出发，与金忠并马偕行。十一月初，经居庸关返回北京。文武群臣跪在道旁迎驾，欢呼万岁。北征鞑靼又算是取得了胜利。
明成祖晚年多病，为蒙古边事所困扰。阿鲁台降而复叛，使他耿耿于怀，必欲擒灭而后快。两次出师无功，表面的祝捷并不能掩盖内心的羞愤。回京后刚满两月，永乐二十二年（一四二四年）正月，大同、开平又奏报阿鲁台部众来袭。降明的金忠力请出兵，愿为先锋作战。金忠原遭阿鲁台胁迫，力请出兵也借以表明对明室的忠贞。明成祖征发山东、山西、河南、陕西、辽东五都司军兵，以陈懋、金忠为前锋，四月初，再次发兵亲征，英国公张辅与内阁大学土杨荣、金幼孜等文武大臣随行。兵出独石口，至隰宁，得知阿鲁台已率领骑兵，北移至哈刺哈河支流的答兰纳木儿河一带。五月初，明军到开平，稍停。随即北进，经原应昌路，于六月中到达答兰纳木儿河附近。陈懋、金忠回报，前锋军已到河畔，并无阿鲁台踪影。明成祖命英国公张辅等领兵搜山。张辅回报，搜索山谷周回三百余里，不见一人一骑。张辅请给一月粮深入搜索。明成祖见广漠之地，难望必得。六月二十一日，下诏班师。
明大军分东西两路回师，预期在开平会合。明成祖亲率东路军由近路返回，七月七日途经清水源，命大学士杨荣、金幼孜等撰文纪行，在数十丈摩崖上刻石，说是“使后世知朕曾亲征过此”。十七日，到达距开平尚有十一日路程的榆木川。明成祖自定都北京以来的三年间，三次出征，徒劳往返，劳瘁愤恼，病体日益不支，惭悔不听夏原吉等的忠言。对左右说“夏原吉爱我！”。次日，在榆木川中病死，年六十五岁。死前向英国公张辅传遗诏：传位皇太子。皇太子高炽（仁宗）即位后，上谥号为太宗。其后明世宗时改谥成祖。
明成祖即位前，以抗御蒙古有功，权势日重，进而夺得皇位。即位后，对鞑靼作战获胜。纳降阿鲁台，转而进攻瓦刺。阿鲁台得势复叛。明成祖自知失策，在愤恼中一意孤行，一再举行不明敌情也并非必要的亲征，终至身死军中，为天下笑。明成祖在北征中结束了他的一生，明王朝也由此结束了对蒙古的北征。
（五）皇位之争与宣德诸政
一、仁宗的短暂统治
明成祖病死，随行的文武臣僚集议，秘不发丧，护送遗体至开平。由大学士杨荣驰赴京师向皇太子奏报。
八月，太子高炽命皇孙瞻基去开平奉迎，在军中发丧。太子高炽（仁宗）在京师迎成祖遗体棺殓，奉遗诏即皇帝位。改明年年号为洪熙。
明仁宗是成祖的长子，太祖时册封为燕世子。成祖起兵夺位，奉命驻守北平。成祖即位后，一四（四年召至南京，立为皇太子。成祖几次出征，均奉命监国。成祖次子汉王高煦随军北征有功，多次谗构高炽，太子詹事蹇义和辅导太子的黄淮、杨溥等东宫官属先后被罪系狱。成祖病死，仁宗随即释放夏原吉，即位后恢复夏原吉原职，倚为重臣，咨议朝政。因谏阻北征系狱的刑部尚书吴中和黄淮、杨溥等都自狱中释放。仁宗为稳定统治，锐意擢用东宫旧臣和阁臣。恢复成祖时罢废的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少师、少傅、少保）等尊职，以公侯伯尚书兼领。武臣中英国公张辅掌中军都督府加太师。文臣中蹇义在成祖末年得释，进为少傅兼吏部尚书，杨荣原曾在东宫为谕德，加太子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进为太常寺卿，又擢为工部尚书。阁臣杨士奇曾任太子左谕德，成祖时也因太子被谗入狱，不久获释，进为少保兼华盖殿大学士，擢礼部侍郎，又进为尚书。原右谕德金幼孜加太子少保仍兼文渊阁大学士，任户部右侍郎。黄淮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又进为少保户部尚书。他们大都是仁宗东宫旧臣，兼尚书衔后，仍是皇帝左右的辅臣，但禄位提高，职任也加重了。
明成祖在位二十二年，继承太祖的基业，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但一些过猛的弊政也不免积怨臣下，愤抑难平。一是即位之初，对惠宗朝的旧臣广加诛杀，以至株连亲族，处置过于严酷。一是晚年一意北征，严惩谏臣，劳师费饷，招致边境不宁。仁宗力求缓解积怨，诏令礼部将建文诸臣家属因获罪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等处为奴者，一律释免为民。建文诸臣外戚全家获罪流放戍边者，只留一人，其余全部放还。以前因言事失当而充军者也予赦免。谏阻北征获罪的臣僚，已相继释免起用。阿鲁台于仁宗即位三月后，遣使臣贡马。仁宗给予回赐并派中官持诏书往谕阿鲁台，有其前过，令通使往来如故。又遣使招谕兀良哈官民，仍前朝贡，听往来生理。
明成祖迁都北京，群臣多持异议。迁都后三月，皇宫奉天殿等三大殿起火焚毁。群臣应诏上疏，多称迁都不便。主事萧仪激切陈言，竟被处死。言官数人被贬官或下狱。一四二五年三月，仁宗诏令北京诸司复称行在。四月，命皇太子瞻基去南京居守，作还都南京的准备。五月，仁宗病死，年仅四十八岁。死前命召皇太子回北京，传遗诏即位。
仁宗在位不满十月，曾力图矫除积弊，有所作为，鸿图未展而早逝。在位期间，起用文臣，组成了中枢统治机构，为明王朝此后的施政，奠立了基础。
二、皇位之争
皇太子瞻基奉召回京。六月初抵芦沟桥。户部尚书夏原吉、礼部尚书吕震与太监杨瑛奉仁宗遗诏来迎。六月十二日在北京即皇帝位。改明年年号为宣德。瞻基（宣宗）早在一四一一年即由成祖立为皇太孙，曾随成祖三次北征，深得成祖喜爱。辅导仁宗的阁臣黄淮、杨荣、杨士奇、金幼孜等都曾受命辅导皇太孙，讲授经史。老臣夏原吉也屡侍太孙，往来两京。仁宗即位，皇太孙立为皇太子，朝野视为当然。仁宗崩逝，宣宗由皇太子即帝位，也自然得到东宫旧臣的拥戴。但即位不久，汉王高煦即起兵夺位，明王朝又出现了皇位之争。
汉王高煦谋夺皇位，由来已久。成祖起兵夺位，留世子居守。高煦随成祖转战南北，屡立战功。成祖立太子前，淇国公丘福曾数劝立高煦。解缙、杨士奇等文臣则称高炽仁孝。成祖不喜高炽，但极爱太孙瞻基，终于立高炽父子为太子、太孙。高煦封汉王，藩国云南。高煦不肯就藩，仍留南京，乘成祖北征，与近臣屡次谗陷太子高炽。又奏言解缙乘成祖北征，私觐太子，成祖将解缙下狱处死，株连朝臣多人。一四一五年，高煦改封青州，仍拒不就藩，受到成祖的斥责。成祖渐闻高煦有意夺嫡，私募军士。一四一七年三月徙封乐安（山东广饶），责令即日就藩。仁宗即位，曾召高煦来京朝见，仁宗病死，朝中传言汉王将起兵犯京，卫军整兵以待。宣宗来京，悉令撤去。宣宗自信有文武大臣的支持，不以高煦为意。
一四二六年八月初一日，高煦在乐安起兵夺位。立五军：指挥王斌领前军，韦达左军，高煦自率中军，世子瞻坦居守。又遣亲信枚青潜至京师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张辅当夜缚枚青奏闻。乐安人御史李浚，父丧家居，也赶到京师，向宣宗奏报高煦乱谋。宣宗遣中官侯泰持玺书往乐安见高煦，信中说：“昨枚青来言，叔督过朝廷，予诚不信”。又说：“且传播惊疑，或有乘间窃发者，不得不备”（《国榷》卷十九），高煦遣百户陈刚上章，指责仁宗违旧制封文臣，又请诛奸臣夏原吉等。宣宗知高煦已反，拟遣阳武侯薛禄率军往讨。杨荣、夏原吉劝宣宗亲征，说：“兵贵神速，一鼓可平”。八月初十日宣宗亲统大营五军将士出征，蹇义、杨士奇、夏原吉、杨荣等扈从。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为先锋。十九日前锋至乐安，次日宣宗率大军至乐安城外。高煦原约山东都指挥靳荣等于济南起兵接应，被山东布政使与按察使阻止不得发。大军至，高煦护卫军不敢出，固守乐安城。宣宗大军发火炮（神机铳箭）攻城，声震如雷，城中战栗。宣宗以敕书谕降，射入城内。军心瓦解。二十一日，宣宗擒高煦，解回京师，禁锢于皇城内的囚室，名曰逍遥城，其后处死，因此案处死及充军者，二千余人。
宣宗出兵十日，迅速平定高煦，避免了一场争夺皇位的战乱。宣宗的统治稳固了。
三、宣德诸政
宣宗二十七岁即帝位，依靠曾经入值东宫的阁臣，继述仁宗稳定政局的大计，建立起明朝的统治。在位十年间，先后实行了几件大事。
控制藩王 汉王高煦之乱，曾经涉及成祖第三子赵王高燧。群臣上章劾汉王与赵王通谋事。宣宗将奏章送与高燧阅看。高燧惧，奏请交还常山中护卫。此后，楚庄王孟烷、蜀靖王友堉、肃康王瞻焰相继交还一至二护卫。诸王护卫军被削，此后不再增设。藩王失去军力，难以再谋反乱。宣宗进而颁布禁令，对诸王权力多方限制。
藩王不得如前干预地方行政，王府官员不得兼任地方官职。
藩王不得与朝内勋戚贵族联姻，嫁娶要选自民间，以防干预朝政。
藩王不得自行来京朝觐奏事。藩王及其宗亲族人如私自来京或越关奏事，要受到严厉惩治，直至废为庶人。
诸藩王之间不得会见。藩王在封地驻守，不得随意出城。清明祭祖须奏报朝廷允准。子女婚嫁也须奏经朝廷。
分封宗室是太祖定制，势难变改。诸王经多方控制，失去军政权力，或寄情诗文，优游自处，或广置田产，货殖经商。诸王子孙繁衍，多成豪富。明王朝每年还要给与宗禄和赏赐，也是朝廷财政的极大负担。
阁臣与巡抚 仁宗时，文渊阁之外，另建弘文阁，选儒士五人入值，侍论经籍，并铸弘文阁印，许以此印封白民事，翰林学士杨溥受命掌阁事。宣宗即位，罢弘文阁，命儒士四人仍还原任。杨溥与杨士奇等同值文渊阁。文渊阁建于皇宫之内，又称内阁，以别于外廷。宣德元年（一四二六年）入值文渊阁的阁臣六人，杨士奇、杨溥、杨荣、黄淮、金幼孜等五旧臣，又新增原东宫左谕德张瑛为礼部侍郎、华盖殿大学士。次年二月，原东宫侍读陈山晋为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入阁，合共七 人，与成祖时阁臣人数相当。杨士奇历事三朝，受顾命辅立宣宗，在七人中最有声威，也最得宣宗的倚重。一四二七年，黄淮以老病辞官。张瑛在阁中少所建白。一四二九年，调任南京礼部尚书。陈山因少学术也被解除阁职，专授小内史（宦官）习书。一四三一年金幼孜病死，年六十四岁。阁臣只余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世称“三杨”。
成祖时，入值文渊阁的文臣，逐渐参议国政，又多受命辅导太子。仁宗、宣宗时，前朝的阁臣既是东宫师保，又是受命辅立的重臣。权位更加崇隆，也更加受到新君的倚任。阁臣的职责，仁、宣两朝尚无明确规定，在侍论经史、草拟制诰之外，已从多方面参预军国重事。史籍所载以下事例，足以说明阁臣地位日益隆重。
咨议——阁臣原只备顾问。但仁宗传位太子，宣宗出平汉王、曲赦赵王、调免陈山以至举任官员、捐免租税等重大国事，均曾向杨士奇等阁臣咨议，然后决策实行。
建言——阁臣近在皇帝左右，便于上章建言。仁宗朝曾特许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密封言事。仁、宣两朝，杨士奇等曾多次上章建策。阁臣直接向皇帝建言，从而参预国事。
纠弹——纠弹原是谏官的职责。仁宗朝特赐阁臣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绳愆纠缪”银章，说：“朕所行，未善，当尽言。”宣宗朝杨士奇奏称“前诏减官田租，户部征如故”（《明史·杨士奇传》），是弹劾户部的一例。
决狱——洪武时定制，三法司审理重囚须奏报皇帝遣宫往决。仁宗曾亲谕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三法司决审多滥。诏命三法司“今后审决重囚，必会同三学士同审”（《仁宗实录》卷三）
军务——成祖时已命阁臣参预军务。宣宗朝出兵作战，均由阁臣参决。进士出身的杨荣，成祖朝即受命经办军务，与金幼孜扈从北征。进为文渊阁大学士后，随从成祖出塞，成祖将军务悉委杨荣。宣宗朝，杨荣首先建策亲征高煦，并随军出战。其后又随宣宗北巡，并曾将兵出击。
边事——仁、宣两朝的边事，北有蒙古，南有安南。或战或和，是军国重计，也由阁臣参预决策。
以上一些事例表明，仁、宣时期的阁臣，事实上已经通过不同形式，参预朝廷行政、监察、司法、军务以至对外事务等军国重事。由原来的侍读学士逐渐成为皇帝的辅佐。老臣户部尚书夏原吉、吏部尚书蹇义，于一四二八年十月特命停辍政务，仍原职禄，专备咨议。宣宗诏谕蹇、夏与杨士奇、杨荣：“可辍所务，朝夕在朕左右，共宁邦家”（《宣宗实录》卷四十七）。蹇义、夏原吉与杨士奇等阁臣由是组成为皇帝左右最高的决策核心。
仁、宣两朝都标榜遵守太祖旧制。太祖定制的显著特点是：朝中撤消丞相，皇帝亲掌六部。朝外分封宗室诸王以屏藩皇室。但自成祖以来，这一旧制即在默默地演变。宣宗时，诸王经过几次削弱和控制，在军事政治上已不再有力量。朝廷中则在皇帝以下六部以上出现了主要由阁臣组成的辅佐皇帝的决策核心。这一政治格局的变动在宣宗朝已基本形成，为此后历代皇帝所继承和发展，对有明一代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宣宗时在地方政体上的建置，是始设巡抚。
明太祖废行中书省，藩王分驻要地，各省设三司使，不相统属，以削地方之权。成祖遣御史巡行天下，渐成定制，但只司监察，不理政事。一四二一年，派遣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十三人巡行各地，称为“巡抚”，义为巡视地方，安抚军民。官无定员，事毕回朝。仁宗时，命广西布政使周干巡视浙江。宣宗即位，周干还奏浙江土豪肆虐。一四二五年八月，宣宗命广西按察使胡概（原姓熊。《明史》作熊概）为大理寺卿，与四川参政叶春巡抚直隶及浙江诸郡（《宣宗实录》卷八）。次年，胡概捕送地方府县不能制驭的松江土豪、无赖、奸吏等至京，由都察院审理。一四三○年，宣宗因各地税粮隐漏，弊病甚多，命大臣举荐一批官员擢升侍郎衔，分别巡抚各地，总督税粮。（《国榷》卷二十一）吏部右侍郎赵新去江西，户部右侍郎赵伦去浙江，礼部右侍郎吴政去湖广，兵部右侍郎于谦去河南、山西，刑部右侍郎曹弘去北直隶及山东，工部右侍郎周忱去南直隶苏、松诸府。宣宗颁给敕谕，说：“敢有阻粮事者，皆具实奏闻。但有便民事理，亦宜具奏”。（《宣宗实录》卷七十）巡抚有权处理诉讼，审问奸猾，成为皇帝特命的专职重臣。
安南复封 明成祖以重兵攻占安南，依明朝内地建置，设交趾布政使司与按察使司，以尚书黄福领二司事。安南反明武装，不断兴起。战事连年不止。一四一七年，清化府黎利起兵反明，声势日盛。仁宗即位，召还黄福复任工部尚书。命兵部尚书陈冾总领交趾二司，参赞军务。宣宗即位后，一四二六年总兵陈智与黎利作战兵败，改命成山侯王通为总兵官进讨。宣宗因安南连年用兵，与群臣议，拟复封安南，如太祖时自为一国，岁奉常贡。蹇义、夏原吉等以为二十年之功，不应弃于一旦。杨士奇、杨荣等附和宣宗。一四二六年冬，黎利拥兵数十万攻交趾，陈洽战死，王通败走。工部尚书黄福再掌交趾二司事。次年正月，宣宗再召杨士奇、杨荣议交趾事，说蹇义、夏原吉拘牵常见，欲为安南陈氏立后复国，使中国之人皆安于无事。杨士奇、杨荣盛赞宣宗“兴灭继绝”，说“三代之圣，不过如此”。（《宣宗实录》卷二四）宣宗命黄福访求陈氏后人。逃居老挝的陈暠，自称安南国王陈日煃之后，上表请封。十一月，宣宗遣使去安南，宣诏赦黎利，封陈暠为安南国王，命王通军及三司官全部撤退还朝。诏命未至，王通已败走广西。次年，黎利遣使入明，奉表称谢，但陈暠已死，请立黎氏。宣宗命再访陈氏后裔。一四二八年，黎氏仍称陈氏无后，奏请封立。次年，又遣使来明贡纳金银器，请摄国政。一四三○年，宣宗遣礼部右侍郎章敞持敕印，往封黎利权署安南国事。黎利建年号顺天，建东都交州，西都清华府。全国分为十三道，各设布政司统治。宣宗结束了对安南的长期战事。安南重新立国，向明朝进贡。
再下西洋 仁宗即位，采夏原吉议，诏令停罢西洋取宝船。宣宗即位，政局稳定后，南海西域诸国又相继来明朝贡、贸易。安南战事停止后，一四三○年宣宗命郑和率领船队，再经占城出使南海西域诸国，开读诏谕。五月间，敕命守备太监准备大小船只六十一只以及颁赏诸国彩币、交易物品、航海应用的物件（巩珍《西洋番国志》）。六月，正式颁诏遣郑和、王景弘等诏谕忽鲁谟斯等二十国即位改元并颁赐彩币（《宣宗实录》卷六七）。此次航行，郑和、王景弘为正使，副使太监李兴、朱良、周满、洪保、杨真、张达、吴忠等七人。船队人员共二万七千五百五十人。
当年闰十二月，郑和的船队，自南京龙江宝船厂开船，经龙江关，入长江口。一四三一年春二月到达福建长乐港，在当地等候朔风出海。十一月间，曾在长乐南山寺刻石纪事。据祝允明《前闻记》所录记事，十一月自长乐启航，十二月到占城。次年正月开船，二月到爪哇，七月到满刺加，八月到苏门答刺，十一月到锡兰山、古里，十二月到达忽鲁谟斯。一四三三年二月，大船回洋，六月到江苏太仓。七月初返回南京。这个纪录大约只是反映了郑和亲自率领的大船队的行程。宣宗诏书中列入的东非诸国卜刺哇、木骨都束、阿丹、祖法儿、竹步等地，可能是由副使率领的分前往。副使洪保率领的分在古里国遇到天方国（默伽国）的使臣，遂命通事七人随同前往天方，购得麒麟等珍贵动物。天方国也派使臣随船队来明朝进贡。天方国是伊斯兰教的圣地，原不在宣宗诏谕的二十国之内。作为回教徒的郑和虽然未能亲往默伽（麦加）朝圣，但由此建立了明朝与天方的联系。
郑和的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远航，恢复了明朝与亚非诸国的往来。随同来明朝贡的还有苏门答刺、古里、何枝、锡兰、祖法儿、阿丹、甘巴里（坎贝）、忽鲁谟斯等国的使臣。宣德八年（一四三三年）闰八月朔日，宣宗在京城奉天门接受使臣们的贡物，重又建立起与诸国的政治联系与贸易关系。
豪古边务 宣宗即位后，蒙古鞑靼阿鲁台与瓦刺脱欢连年遣使入贡，边境无大战事。兀良哈三卫蒙古自成祖以来渐被阿鲁台控制。兀良哈人或到滦河一带放牧。宣宗谕令禁止。一四二八年八月，宣宗率领众臣巡视北边，蹇义、夏原吉、杨荣等扈从。九月初至蓟州，得到谍报，有兀良哈蒙古兵民经会州来宽河。宣宗留诸臣于遵化，自将三千骑兵，由熟悉北边军务的杨荣随从，出喜峰口至宽河。骑兵以神机铳（大炮）轰击兀良哈兵民，俘获甚众，追击至会州。宣宗此举，显然仅在炫耀兵威，无意大举北征，遂自会州班师回京。次年春，三卫兀良哈首领完者帖木儿来京朝贡谢罪。宣宗放还俘掳家属，升任完者帖木儿为都指挥同知。其余首领也各有赏赐。
明初，在元上都设开平卫，驻军屯饷。成祖设兀良哈三卫后，开平孤立北边，时遭部属不明的蒙古部众的劫掠。一四二九年夏，开平又遭扰掠，镇抚张信被杀。宣宗命阳武侯薛禄为镇朔大将军总兵官护饷开平。次年四月，薛禄奉命修筑宣府镇北的独石堡、云州堡、赤城堡、鹗堡，加强边防。宣宗乃放弃开平，将开平卫南迁三百里，移守独石，为开平前屯卫。六月又在宣府镇设万全卫都指挥使司，统辖十六卫。独石以北之地由此入于蒙古。十月，宣宗与内阁诸臣及蹇义等（夏原吉已卒）同至宣府，巡视边防。杨溥、杨荣、吴中等扈从宣宗至洗马林视师，劳问将士。
瓦刺脱欢与鞑靼阿鲁台的争战，仍在继续。阿鲁台立鬼力赤之子阿台王子为汗（《突厥系谱》）。一四三一年初，被瓦刺战败，五月率二千骑屯驻张家口外集宁海子。兀良哈三卫首领见阿鲁台失败，转而依附明廷。六月，宣宗遣使臣持敕书往告福余、朵颜、泰宁三卫都指挥使，准其来朝，往来市易，但须严饬部属，勿再侵犯边境。次年正月，泰宁卫脱火赤奏请明朝颁赐新印。秋初，明廷又分别赏赐三卫兀良哈首领。兀良哈三卫得明朝支持，八月间，出兵攻掠阿鲁台，被阿鲁台打得大败，逃奔海西，阿鲁台势力侵入辽东女真地界。
阿鲁台声势复振，又西向与瓦刺争战。一四三三年秋，瓦刺脱欢遣使臣来明朝贡，又遣使来陈奏蒙古事，明廷令其遣还以前扣留的明使。阿鲁台一支部属西行至凉州永昌，曾被甘肃明军擒斩百余人。额勒伯克汗家族的后裔脱脱不花曾于永乐时在甘肃镇降明。这时，又叛明西去，投依瓦刺，被脱欢拥立为汗（《蒙古源流》作岱总汗）。脱欢自为丞相。一四三四年初，脱脱不花与脱欢军在兀刺海（《国榷》作兀良哈海，即元兀刺海路）袭击阿鲁台部。阿鲁台部大败，溃散。四月间，阿鲁台遣部下头目向明朝奏报，被瓦刺击败，溃逃。宣宗遣锦衣卫百户马亮持敕书前往慰问，赐予彩币，但不参预战事。七月，明廷自来降的阿鲁台部众得报，阿鲁台子失捏干及部将朵儿只伯等将往凉州掳掠，敕告甘肃总兵严加戒备。事实是，这时朵儿只伯部与阿鲁台所立阿台王子已自兀刺海北逃至亦集乃路，仍遭瓦刺脱脱不花军围困。阿鲁台、失捏干父子则率领轻兵东逃到母纳山地（今乌拉特前旗）。瓦刺脱欢率重兵追袭至母纳山，斩阿鲁台父子，获得大胜利。八月，瓦刺脱欢遣使臣昂克来明朝奏报杀阿鲁台事，向明廷进贡马匹并奉献所获元朝玉玺。宣宗给予敕书说：“王（明封脱欢袭顺宁王）克绍尔先王之志，来朝进贡，具见勤诚”（《国榷》卷二十二），玉玺可以自留。九月，宣宗命蹇义、杨士奇、杨荣等扈从巡边，至万全卫洗马林，历阅各城堡。十月初，返回北京。次年正月病死。
宣宗一朝，对北边以防御为主，甚至不惜弃地移防，以求边境的安宁。在蒙古瓦刺与鞑靼之争中，虽然双方均望求得明朝的支持，明廷仍两俱安抚，不予介入。宣宗在位十年间，蒙古诸部争战频仍，明朝边境仍能始终保持稳定，对明朝的统治还是有利的。但鞑靼败后，瓦刺势力日益强大，又使明王朝面临着新的威胁。
第三节 经济的发展与各地的农民起义
明初自太祖至宣宗约七十年间，政局渐趋稳定，社会经济也逐渐恢复和发展。明太祖移民垦荒，迁徒豪富。战乱破坏的一些地区，重新建立起社会秩序。社会安定，农业恢复后，户口与垦田逐渐增多，粮食产量与官府的赋税收入也随之增加。官营和民营的手工业各部门，陆续恢复生产，商业城市相继复苏。以南京和北京为中心，形成沟通南北的商路。西北商道受阻后，以东南沿海诸港为基地，开拓了与海外诸国的贸易往来。
元末农民战争不曾扫荡的南方一些省区，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在继续激化。明朝建立初期，各地农民相继举行了武装起义。湖广、川陕边地和山东地区的农民，因不堪租税与徭役的压榨，也先后展开了反抗明朝统治的斗争。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后，农民群众的武装斗争，渐趋停息。
（一）户口与农业
明初农业经济在元末残破的基础上得到恢复与发展。元末连年动乱之后，明初社会出现了几十年的相对稳定时期，是经济恢复的必要条件。战争破坏了元代的大土地占有关系，无数农民在斗争中获得了一定数量的田地，垦复荒田，开发新田，加速了农业生产的恢复。明初实行恢复农业政策，承认战后农民既得土地的占有权、耕种权。开垦荒地归垦者所有。新开垦的田地“永不起科”。赋役制度的改革也在某些方面有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一、户口增殖
经过元末战争，全国户口锐减。各地居民除在战争中死亡者外，更多的是流亡外地，成为流民，形成官府的户籍人口大减，各地人口疏密不均。江南、江西、山东人口多于其他地区，而北方诸省和淮北、西北地区的人口显见稀少。官府户籍人口减少，不利于政府的赋税征收，各地人口过分集中或过分稀少的状态，也不利于农业的恢复与发展。明初迁移窄乡农民往宽乡，实行移民屯垦政策，取得了成效，加快了农业的恢复，也刺激了人口的增殖。
据明初编制黄册时的统计，一三八一年全国户口数是一千○六十五万四千三百六十二户，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三千三百○五口（《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一三九三年全国有一千六百○五万二千八百六十户，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口（《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两个统计数字，相距十二年，户增加五百三十九万八千四百九十八，口增加六十七万二千五百○七。
户的增加额高于口的增殖额，是因为建立黄册户籍制后，户内人口减少而独立户加增。但人口的增殖，仍然是显著的。如果以一三九三年全国户口数与元世祖末年元朝最高的户口数一千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二百八十一户，五千三百六十五万四千三百三十七口（《元史》卷九三）相比较，增加四百四十一万九千五百七十九户，六百八十九万一千四百七十五口，也就是说，从元世祖末年到明太祖末年约一个世纪左右的时期内，全国人口有了显著的增长。两个时期的统计，当然都并不完全反映实际状况，也都不包括蒙古、西藏等边境诸族在内，但显示出人口增长的趋势，是可以肯定的。
二、农田的垦辟
经过明初几十年的稳定时期，随着农业经济的恢复，农田面积在不断增加。各地因战争而抛荒的农田，逐渐垦复，同时也有大量原非农田的荒地被开垦成耕地。从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到十六年（一三八三年）的十五年中，除洪武五、十一、十五年缺乏统计数字外，其余十二年都记录有“增辟耕地”的数字。最高数字是洪武七年（一三七四年），共增辟耕地九十二万多顷，最低的年分也增辟八、九百顷，表明当时增辟耕地的速度是相当快的。增辟的耕地，应该包括战争中抛荒的原有垦熟的耕地和新开辟的荒地，也就是明初才开垦出来的新耕地。这些耕地数量大约占当时全国耕地的三分之一。
明太祖洪武时期全国田地面积的统计，有两个系统，一是纪录在《明太祖实录》各年之末的户部统计数字，以洪武二十四年（一三九一年）为例，是三百八十七万四千七百四十八顷。另一系统是黄册所载数字，洪武二十四年为八百八十万四千六百二十三顷，《明会典》所载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年）数字是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这两个系统的统计数字，相差甚大，可能是由于户部的统计只是根据两税征收定额而规定的田土限数，而黄册或会典的纪录数字则是军民田土以及山荡荒地的总和。北宋初六十年间，垦田数由二百九十五万多顷，增长到五百二十四万多顷，到北宋末年尚保持在四百六十一万多顷。元代的诸王公主功臣寺院赐田及屯军屯田数，共约二百一十九万多顷。而元文宗天历元年（一三二八年）河南、江西、江浙等省的官民荒熟田数，就有二百六十五万多顷。明洪武时全国田数八百五十多万顷的统计，可能也如元代天历时的统计方法，将征税与不征税的荒熟田综合计算，所以不同于户部。户部的田土统计只是表明农田税收，它的增长速度与前朝约略相仿。至宣宗宣德九年（一四三四年）约近四百二十万顷。洪武朝荒熟田的综合统计，数字容有不实，但至少表明明初的田土开发，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三、粮食产量与生产技术
明初随着农田的垦辟，全国粮食的总产量不断增长。全国本色税粮，一三八五年为二千○八十八万九千六百一十七石，（《太祖实录》卷一七六）一三九三年是三千二百七十八万九千八百石。（《太祖实录》卷二三○）增加约三分之一。与《元史·食货志》所载元文宗时岁入税粮一千二百十一万四千七百○八石相比，增加了两千万石，约一点六倍。
一三九二年山西移民到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七府垦耕，共五百九十八户。当年收获谷粟麦三百余万石，棉花一千一百八十万三千余斤（《太祖实录》卷二二三）。平均每户生产粮食五千多石，棉花一万九千多斤。这可能是一个突出的事例，呈报数字也可能不实，但也反映出粮棉产量的增长。这五百九十八户移民耕地一万三千一百八十余顷，平均每户二十二顷。如所有耕地均为粮田，每顷产量可达二百到三百石左右，亩产在二石到三石之间。即使低于此数，在当时北方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也还是相当高的水平。
明初对边疆的开发，也是全国税粮增加的重要因素。洪武时，沐英奉命镇守云南，垦田一百多万亩，子沐春继守云南，七年就开辟田地三十万五千多亩，增产粮食四十三万五千八百多石。（明李元阳《云南通志》卷九）平均每亩产量在一石五斗左右。这个亩产量在边疆地区，也是相当高的。
粮食产量的提高还表现在地方官仓存贮粮食的增多。各地官府除征发上交朝廷的税粮运缴京师外，还存留一部分粮食，作为储备。洪武时，山东济南府的官仓蓄积的粮食达七十五万七千石之多，以致年久红腐（《太祖实录》卷二四一）。永乐时，陕西官仓积存贮粮一千九十八万四千多石，可支陕西官军俸粮十年（《太宗实录》卷七七）。宣德时福建汀州府官仓所积粮食，据说可支官军百多年的俸粮（《宣宗实录》卷六七）。
明廷为充实粮食储存以备灾年，曾派遣各地的里甲“老人”携带宝钞赴湖广、江西、山东、福建、南直隶等地民间籴粮。自洪武二十三年（一三九○年）闰四月到次年八月之间，购粮用费多达三百八十一万两千余锭。
可见粮食增产后，各地民间也有较多的储存。
明初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在前代基础上有所提高。元王桢《农书》对当时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应用，曾有系统的记录。明初农业生产工具，仍是王桢《农书》中所描绘的犁、铧、镰、耙、镢、镈、櫌、龙骨水车和开荒用的钢刀等，但农业作物耕作制度、栽培方法、防止虫害、施肥、果树嫁接、农业授时等方面，却有明显的改进。某些地方已实行农业作物的套种增产措施，如桑树与蔬菜的套种。浙闽地区还出现水稻田的套种法，早晚稻苗间种，可获一年二熟。麦田大都施行精耕细作。各种农作物，按品种的不同，耕耘时间各有规定。江浙地区的稻作，注意优良品种的选育。有的农作物实行以虫治虫，以防止虫害。按土地的酸碱度施用不同的肥料。果树的嫁接方法也有提高，如枣树与李树嫁接，获得成功。洪武时俞宗本著《种树书》，记录了当时农业技术的水平。生产技术的改进，需要长期的积累，但在明初几十年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才得以显现出应有的效益。
四、植棉的推广
大约从元代开始，棉花织物与原有的蚕丝织物的发展并驾齐驱，且有取代之势。棉纺织材料，成本低于蚕丝，种植范围广泛，加工工艺简单。棉纺品除不如丝织品华丽美观外，更便于广大民众穿着。早在明朝建国之年，明太祖即命令各地推广棉花种植，规定民田五亩至十亩者，种植桑、麻、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加倍，以解决民间的穿衣问题。棉花的种植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蚕丝业不发达地区，得到推广。江南地区在元代就已经出现棉布纺织业，松江地区的棉布每年可供给军衣用料几十万匹之多。河南、河北地区移民屯垦也多种棉。一三九二年彰德、东昌等七府的棉花丰收，产量高达一千一百八十万三千余斤（《太祖实录》卷二二三）。军需所用棉花、棉布常常多达数十万斤或数十万匹。明初民间推广植棉，对此后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手工业
明初的手工业，仍同于前代，存在两个系统，一是皇家消费和军需服务的官工业，一是民间为供应生活资料服务的民间手工业。官府征发匠籍工匠，无偿地为皇家修筑宫室，织造服饰龙衣及其他贵族需用品，同时也制造各种军器。产品不进入市场交换，只求精美，不计成本，不具有商品的性质。官工业征集全国最好的工匠进行生产，工艺技术水平也比较高。民间手工业，仍然与农业结合在一起。但自宋元以来，一些手工业部门逐渐趋向与农业分离，独立发展，出现以商品生产为主的民间手工业。在明代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明初官工业中的劳动者仍是前代匠籍制度下的工匠。人身依附关系很强，除口粮外，别无报酬，行动不自由，社会地位低下，形似工奴，子孙承业，不得脱籍改业。一三八六年明廷改定工匠制，“议定工匠验其丁力，定以三年为班，更番赴京，输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轮班匠。……量地远近，以为班次，且置籍为勘合付之，至期，赍至工部听拔。”（明何孟春《余冬叙录摘抄内外篇》卷四）按照这种新的规定，虽然工匠仍需为官工业作无偿劳动，但是除服役三个月外，其余时间可以自行从事手工业劳动，较元代的无限期服役，有较大的改善，削弱了工匠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轮班匠被称作民匠，多在工部所属的手工业工场服役。
成祖时，轮班工匠外，又有住坐匠。住坐匠不同于轮班服役的工匠，就地服役。每月为官府服役十天。服役期虽比轮班匠为长，但是外地住作匠不必长途跋涉来京，每月服役十天后，还有二十天可以由自己生产手工业品出售。轮班匠和住坐匠在自由时间内生产的手工业产品，投入社会的商品流通中，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
明初民间手工业，还并不发达。广大农村的手工业，仍只是农村的副业。但在某些城镇，已出现一定规模的手工业作坊。如杭州的丝织作坊，景德镇的民窑，手工业生产已脱离农业，劳动者成为独立的手工业工人。
一、纺织业
官工业中纺织业是重要部门。南京设有织染局，拥有织机三百张，每年生产各色绢布五千匹（《明会典》卷二○一）。现存的“明锦”，织造工艺精湛。
民间的丝织业，也很发达。元末明初，浙江钱塘相安里，有“饶于财者”雇工十数人设手工工场，纺织丝绸。这种民营的丝织工场，已具一定规模（徐一夔《始丰稿》卷一）。
官工业主要是丝织业，官府需用的棉布，主要从民间棉纺业取得。一三六九年一次赐给北征军士的木棉战袄，就达十一万件。一三七一年发给在京军士棉布，每名二匹，共十九万一千四百余名，用棉布三十八万二千八百匹。一三七九年发给陕西军士十九万六千七百余人的棉布五十四万余匹，棉花十万三千三百余斤。北平都司卫所士卒十万五千六百余人，用布二十七万八千余匹，棉花五万四千六百余斤。一三八○年给辽东诸卫士卒十万二千一百二十人，棉布四十三万四百余匹，棉花十七万斤。一三八三年给四川卫所士卒五十二万四千余人，棉布九十六万一千四百余匹，棉花三十六万七千余斤。上举一三七一年以来的四个年度，共发军需棉布二百五十九万六千匹，棉花六十九万四千九百斤（俱见《太祖实录》）。可见，明初棉布的生产量，相当巨大。这些棉布主要是从民间棉纺业以“折色”税收形式征收而来，民间棉纺业的棉布产量当然远远超过这个数量。
丝织业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仍然沿用元代以来的提花机、绸机、缎机。其中花机需要二人操作，是较高级丝织工具，只有官工业和民间手工工场才能用以纺织贡品或高级锦缎。一般手工业作坊或农民家庭使用的丝织工具，要比花机简陋得多。
棉纺业所使用的工具，包括去除棉籽的搅车，弹松棉花的弹弓，整理棉条的卷筵，纺制棉纱的纺车以及织棉布的织机等工具，虽仍沿用元代棉纺业的旧工具，但渐有改进。搅轧去除木棉籽的辗轴，由木制改为铁制。小型织布机已普遍使用，明初松江等地，几乎家家有织布机。
二、制瓷业
明初制瓷业中，江西景德镇仍然是生产的中心，生产规模大，技术工匠多，工艺水平和瓷器产量都居全国的前列。景德镇的窑场，分官窑、民窑。官窑属于官工业，专门烧造皇家瓷器，宣德时官窑增至五十八座，工匠三百余人，分为二十三作。官窑的产品，工艺高超，所生产的半胎薄釉瓷器、勃青瓷器、三彩瓷器，成为名重一时的艺术品。一四三三年一年烧造的瓷器，就有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明会典》卷一九四）。景德镇官窑之外，还有河南钧窑、河北磁州窑、真定曲阳窑。宣德时，光禄寺每年需用缸坛五万一千多个，主要由这三个官窑制造。
景德镇的民窑主要生产民用瓷器，部分产品行销南洋各地，有时也承担官窑的生产任务。
三、冶炼业
冶炼业主要是冶炼铁、铜、银等金属的行业，以冶铁业最为重要。铁用以制造武器和农具，宋元以来即是官工业的重要部门。明初的冶铁工业，规模较大。一三七三年全国设置十三个铁冶所，计有江西的进贤、新喻、分宜，湖广的兴国、黄梅，山东的莱芜，广东的阳山，陕西的巩昌，山西的太原、泽、潞。每地设一铁冶所，吉州地区设铁冶所二个。以后又增设河南、四川及湖广茶陵铁冶所。每年向官府输铁共一千八百四十七万五千零二十六斤（《明史》卷八一、《明会典》卷一九四）。铁冶所的生产或停产，常根据官府库存铁量的多少来决定。官营铁矿的采炼工人由民间征调服役。洪武二十八年（一三九五年）曾因内库贮铁达到三千七百四十三万斤，遂命罢各处铁冶所，允许民间自行采炼，岁输课程（实物税），每三十分取其二。一四一四年铁课为三十八万九千六百零五斤。一四三四年增至五十五万五千二百六十七斤。如以铁课率每三十分取二来计算，这年的铁产量当为八百三十二万九千余斤。
永乐时建立的遵化铁厂，规模大，技术高。炼铁炉深一丈二尺，前宽二尺五寸，后宽二尺七寸。矿石入炉后，“用炭火置二扇之，得铁日可四次”（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六）。铁厂有住坐工匠二百名，民夫一千三百六十六名，军匠七十名，军夫九百二十四名，此外还有轮班匠及罪囚，共有二千余名匠役（《明会典》卷一九四）。
铜、铅是铸造铜币的原料，官府控制较严。明初在江西德兴、铅山置有铜场。宣宗时二县铜场每年可获浸铜五十余万斤（《明宣宗实录》卷四七）。铅矿于洪武时在山东设场，采铅达三十二万三千四百余斤（《续文献通考》卷二三）。
银是贵金属，具有货币价值，官府对银矿的开采和冶炼，控制极严。一三八六年在福建龙溪县银屏山开设银场局，立炉冶四十二座。在浙江的温、处二州，丽水、平阳等县，也设有场局。洪武时福建银场的银课，仅有两干六百余两，宣德时增至四万余两。浙江银场，洪武时银课，只有二千八百余两，宣德时突增到八万七千余两。两地的银产量都以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的速度增长。由于官府对银矿开采垄断甚严，所以民间私自开采，形成所谓“盗矿”风潮，一些农民或流民深入闽浙银矿地区，隐蔽开采，官府严厉禁止，常常激起武装反抗。
四、军器制造
明初有一百多万人的常备军，军队的武装装备需要许多部门的生产。军器制造是一种特殊的官工业。军器包括盔甲、弓箭弦条、弩弓、刀枪、火器的制造。工部下属的军器局，专门制造京营所用的常规军器和军装。军器局下辖有盔甲厂和王恭厂（火药厂）。二厂工匠定额九千二百余人，分两班全年生产。火器由工部奏行兵仗局铸造。兵仗局不属工部，由内府监局统领，有太监一员，原生产“御用兵器”，后来专门制造各样火器。
一三八七年规定全国都司卫所都要置局制造军器。军队中不堪作战的士兵，可以学军器制造手艺，充当“军匠”，生产军器。一三七一年曾把一种叫作“脚蹬弩”的武器发给边地将士使用，并将式样发给全国卫所如式制造（《明会典》卷一九二）。民间手工业原来也要受命制造弓箭。一三八○年因在民间制造弓箭扰民，改为征发各地“轮班工匠”来京制造。
成祖时设立京军三大营，其中“神机营”就是用火器装备起来的特种兵团。所谓“神机”包括手把火铳、碗口炮之类的火器。永乐时从安南获得“神机枪炮法”，改进了火器制造技术。“神机营”使用这种改进型的火器，由官工业制造。军器、兵仗二局制造的火器有神机炮、碗口炮、流星枪、手把铜铁铳及其他军用火器等几十种（《明史》卷九二）。火枪制造已用铁代铜，常选用福建的建铁为原料。
五、造船业
明初造船业十分发达。民间造船业主要生产小型的民运船只，大规模的造船业都属于官工业。南直隶设有龙江船厂、福建福州设有五虎门船厂，广东新会设有东莞船厂，其他如太仓、临清、直沽、辽东吉林等地也都设有造船厂。造船的种类有海上远航用的大型海船，海上或江河作战用的战船，运粮的浅船，航行在江河的快船等等。
明初官营造船业规模最大的南京的龙江船厂。厂地广阔，船造成后，直接在长江下水。厂内分工很细，除船主体工厂外，附设细木、油漆、铁件、艌作、蓬作、索作、缆作等作坊。还设有龙江宝船厂，专门为郑和下西洋制造大型高级海船。这个厂的工匠都是闽、粤、江、浙等地征调来的技术高超工人，共有四百多户。（《龙江船厂志》卷四）
福建福州船厂是生产防倭船只的专业厂，生产“大福船”。《明史·食货志》说它“能容百人，底尖上阔，昂首尾高，舵楼三重，帆桅二，傍护以板，上设木女墙及砣床。中为四层，最下实土石，次寝息所，次左右六门，中置水柜，扬帆炊爨皆在是。最上如露台，穴梯而登，傍设翼板，可凭以战，矢石火器皆俯发，可顺风行”。广东新会东莞船厂制造的“横江船”“乌槽船”，也是海上战船，名为“广船”。船体的灵活性和坚固性超过“福船”。
各地造船厂生产最多的是运输船只。永乐时迁都北京，漕运粮食的漕船用量大增。漕粮北运，用近海海船，海运到京，用河船经过运河北运。运粮船分两种，一为遮洋船，一为浅船。前者用于海运，后者用于河运。明初粮船最多时达到一万零八百五十五只，其中遮洋船三百四十六只，浅船一万零五百零九只。（《明会典》卷二百）
明初造船业的制造技术和船只生产量，都居于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是发展水平较高的手工业部门。
六、制盐业
制盐业也是重要的官工业。盐价和盐税收入是与田赋收入同等重要的官府财源。
明初的盐业生产、行销、征税统由户部管理。洪武时设有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福建、河东六个都转运盐使司。另设有广东、海北、四川、云南黑盐井、白盐井、安宁盐井、五井等七个盐课提举司及陕西灵州盐课司。转运司、提举司、盐课司都设在盐业生产地，就近管理。各盐场生产的盐按行盐区销盐，严禁私贩或越区贩盐行销。
明初盐业生产形式都是煎盐，盐业的生产者称为灶户。灶户和军户、匠户一样，属于灶籍，不许脱籍，子孙世代煎盐。由官府拨给一定的荡地或山场，收获柴草供煎盐之用，并发给煎盐工具如铁锅、牢盘等。有时也发给按产盐引数规定的工本米或工本钞，以维持灶户一家的口粮供给。
洪武年间，全国各运司灶户每年定额的盐课总数为一百一十四万九千八百六十八大引（四百斤为一引），即二百二十九万九千七百三十六小引（二百斤为一小引）（《明会典》卷三二），灶户每年生产的原盐，定额之内名“正盐”，此外多生产的部分，名“余盐”，也归官府发卖，不许灶户私卖。洪武时规定：灶户除正盐外，将余盐夹带出场及货卖的处绞刑。余盐送交运司，每一小引，给官米一石。（《明会典》卷三四）
（三）商业
明初承战乱之后，城市残破，市场萧条，商业衰落。明太祖重在恢复农业，对民间经济活动，多加限制。一三八六年曾规定：“各处民，凡成丁者务各守本业，出入邻里，必欲互知。其有游民及称商贾，虽有（路）引，若钱不盈万文，钞不及十贯，俱送所在官司迁发化外。”（《明会典》卷十九）明太祖着意打击江南豪富，富商多被迫迁徒或遭抄没，使商业活动更加难以发达。太祖至宣宗七十年间，随着社会的稳定和农业的恢复，商业贸易才逐渐得到发展。
一、南北两京和商业城市
南京自一三六九年开始建设新城，一三七三年间告成，周回九十六里。一三九○年扩建外城，周回一百八十里，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京城所在地应天府，领八县，据一三九三年的户口调查，应天府及所属上元等八县共有编户十六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口一百十九万三千六百二十（《明史》卷四十）。南京地处长江三角洲西端，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有重要地位，是六朝以来古都。明朝建都后，城中聚集了大批官员和新贵，也不能不出现为消费生活服务的工商业人口。城中匠户多达四万五千多户，担任运输工作的“仓脚夫”两万多户，从南方各省强制迁来的富户也有一万四千多户。南京城区人口，多至四十七万三千多人，是当时全国人口最多的都市。原来金陵的旧城区，仍是繁荣的商业区，居民的生活几乎都要依赖市场的商品供应。
北京原是元代的大都，是非生产性的消费城市。元顺帝撤离大都时，曾胁迫大都居民随行，城市经济秩序遭到战争破坏，人口锐减，经济凋敝。一三六九年整个北平府所辖各县的户口总数，只有一万四千九百七十四户，四万八千九百七十二口。（《顺天府志》卷八）北平城区所属的大兴、宛平两县，人户均不足三千，人口不足一万。一三七二年明廷为增加北平府的人口，曾把山后之民三万五千多户，十九万七千余口移置北平各州县卫所，籍为军户或民户，给田耕作。另有所谓“沙漠遗民”（指蒙古族人）三万二千余户在北平府管内置屯，开垦荒地。大兴县立四十九屯，共安置五千七百多户，宛平县立四十一屯，安置六千一百多户（《太祖实录》卷六六）。其后又多次移民，充实北平。成祖迁都前，又由南方迁徒富户，以实京师。北京人口逐渐增多。迁都北京后，北京城区居民绝大多数是外来移民，户口数迄无准确统计。北直隶共辖八府、二直隶州、七属州、一百一十六县。一三九三年统计共有三十三万四千七百九十二户，一百九十二万六千五百九十五口（《明史》卷四十）。作为北京所在地的顺天府人口，据一四九一年的统计，所领五州，二十二县，共有十万零五百一十八户，六十六万九千零三十三口。这六十多万人口，大多数属于大兴、宛平二县。北京城市居民当少于两县人口的总和。
南北两京商业的发展，有相当的差异。南京地处江南经济发达地区，城市手工业、商业有着长久的传统和优越的发展条件，商品经济的水平历来高于北方城市。而北京地处内地农业区的北境，明朝建国后，与北边的蒙古连年作战，西北的商业通道也被阻塞，只有南方一条经济孔道与内地各省往来，依靠大运河输送粮食及其他物资。
南北两京的体制，以南京控制南方财赋，以北京控制北方边防，这不仅有其政治上的意义，也在经济上会构成一条联结南北的连锁轴线。这是和当时全国商业市场结构相符的。南北纵向的商业贸易联系成为明朝商业的特征。
南北两京外，宋元以来形成的一些商业城市，也随着农业经济的恢复而逐渐复兴。如杭州、苏州、扬州等地已恢复为纺织业及其交易中心。济南、开封、松江、常州、荆州、南昌、成都等地，成为粮食交易或商品的集散地。南北大运河开通后，沿运河城市如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都形成活跃的商业城市。沿边城市大同、开原、洮州、河州、大理等城市与边境民族进行茶马互市或土产贸易。沿海的福州、泉州、广州、宁波等城市仍然是对外贸易的港口。（《宣宗实录》卷五十）
二、商业交通
明朝建国之初，曾对元代原有的驿站进行整顿，设立水马站、递送所、急递铺，以加快文书传送和物资转运。每站相距六十或八十里，修有驿路大道（《太祖实录》卷二五）。这种官设的驿路大道同时也是商业往来的商路。运河既是南粮北运的漕河，又是商品运输的水路。
全国重要商业城市之间都有历史形成的传统商路，构成商业交通网络。北京南经河间、保定的商路是商贾往来的通衢大道，直抵河南开封。自开封东沿汴、泗转向江、汉，达于四方，商贾聚集。陕西的西安，西入甘肃、四川，东至齐、鲁，是东西向商路的交汇点。四川的成都，东下荆楚，以至长江下游各地。山东济南，是粮、布贸易的集聚地。北至德州、临清，南至济宁，为运河通道，漕船往来，贩运百货。登州、莱州三面临海，与辽东各地通商。武昌上通秦陕，下临吴越，乃至巴蜀、云、贵。杭州南通福建，西接三吴，物产丰富，商业繁荣。南昌为吴楚、闽、越的商业交汇点，瓷器生产行销全国。广州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与福州、宁波同为海外商人的聚地。
宣宗时，全国商业城市约有三十多座（《宣宗实录》卷五十）。各城市之间，由商路连接，形成商业市场的网络。商品运输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车船。永乐时边境用兵，使用大型的马拉运输工具“武纲车”运粮。民间有四轮大马车，用来进行长途运输。陆路运输有小型马、牛车，人力独轮车。船是南方重要的运输工具。漕船是平底浅船，“载米可近二千石”（《天工开物》卷中）。明初沿用元代的“遮洋浅船”或“钻风船”在近海航行，运粮辽东。
三、对外贸易
明太祖曾宣布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刺、爪哇、湓亨、白花、三佛齐、渤泥等国为不征国（《皇明祖训·箴戒篇》）。所谓“不征国”就是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和平相处，互不侵犯。周边国家传统的贸易活动，仍采用朝贡贸易形式。民间的对外贸易则严厉禁止，以防海上的武装骚扰，甚至规定“片板不许入海。”（《明史》卷二○五）
明朝建国前夕，就在江苏太仓黄渡设立市舶提举司。建国后，在广州、泉州、宁波各设市舶提举司，并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明史》卷八一）明廷对朝贡国颁发“勘合”一扇作为贸易许可证。来朝贡贸易时，与市舶司所存另一扇勘合相符，方许贸易。各国朝贡的船只、人数都有详细的规定。对贡品实行“给价收买”的办法。除各国王贡品以“赏赐”名义给予报酬外，番使人等附搭的商品，由官府给价收购，其他番货也允许在限期内于指定地点与民间交易。
明成祖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取消对外商的限制，宣布“自今诸番国人愿入中国者听。”（《成祖实录》卷二三）并多次派遣中官出使东南亚各地，招徕各国朝贡贸易。成祖至宣宗时郑和、王景弘等率领舰队远航，除政治目的外，也是为了拓展海外贸易。郑和舰队给海外诸国带去了纻丝、青花瓷器、铜铁器、印花布、缎绢、水银、雨伞、玻璃制品、中国麝香等商品，带回各种香料，宝石珍珠及其他土产品，有时也进口中国缺少的贵重药材，如血竭、没药、安息香（《西洋番国志》）。明朝的铜钱成为当时南洋等贸易活动中主要货币，郑和舰队带回的商品，罕见的珍宝进贡皇室，其他一般的珠宝、香料、药材等外国产品，则由官府开“库市”，许商人“博买”，交纳商税，领取执照，转卖于民间。官府与商人均可由此获得厚利。（《殊域周咨录》卷九）
（四）各地农民起义
明太祖率领农民军推翻元朝，进而削平割据的群雄，建立起明朝的统治。未经农民起义扫荡的地区，地主豪强与广大农民的尖锐矛盾并没有因为明朝的建国而得到缓解，反而由于战乱对经济的破坏而更加激化。明太祖鼓励农民免税垦荒，田地垦辟后，富民兼并土地的现象，也随之发展。一三九七年，户部奏报浙江等九布政司和直隶府州占田七顷以上的富民，有一万四千余家。官员之家，得免摇役。豪富占田可逃重税。失去土地的农民却仍然要负担烦重的赋税与差役。明太祖倚信的儒臣解绪奏报说：“且多贫下之家，不免抛荒之咎。今日之土地，无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征聚，有前日之税粮。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赔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轻重无别。膏腴而税反轻，瘠卤而税反重。”（《明史·解缙传》）遭受严酷压榨，走投无路的农民不断举行武装起义。
南京应天府和北京顺天府所属州府地界，对豪强的打击较厉，对居民的统治也较严，不见有农民起义发生。大规模的起义主要爆发在两广、福建、江西、湖广、川、陕、浙江等豪强势力较强、土地兼并较重的地区，并且是在明初至一四二○年的半个世纪之间，此后社会经济遂渐发展，农民得到较多的谋生之路，起义的风暴逐渐趋息止。
下面叙述明太祖、成祖时期一些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
一、广东、广西的农民起义
广东地区元代属江西行省及湖广行省统辖。广西地区原属湖广行省，元末始置广西行省。明太祖即位金陵时，两地区都为元朝地方官军所统治，一三六八年初，明军进军广东、广西，元朝各地守将先后败降。七月间，明军平两广。两广各地区的农民在明太祖统治时期，先后举行了反抗明朝统治的起义。
一三七二年，广东潮州民千余人首先起义，占领了揭阳、潮阳两县，被潮阳卫明军镇压。一三七九年，潮州海阳县民朱得原又聚众起义。朱得原被明军杀死。一三八一年，海阳县民千余人又起义反抗。直到一三八八年，海阳县民还在曾水荫等率领下，攻打州县。
广州地区在一三八一年冬爆发了大规模起义。广州人曹真、苏文卿等在海上起兵，联合山区单志道、李子文等起义民众占领番禺、鹿步、清远大罗山等处，据险立寨，有众数万人，战船一千八百余艘，攻打东莞、南海及肇庆、翁源诸县，声势浩大。明南雄侯赵庸率步骑、舟师一万五千余人，分道进剿，多遭陷没。广东参政阎钝、千户张惠率军来援，起义舟师战败，诸寨相继被攻破。起义军二万余人，家属八千余人被擒，五千余人被杀。第二年，广东人民再次起义，首领号“铲平王”，起义群众多至数万人。明赵庸军又镇压了这次起义。起义军被杀八千八百余人，被俘一万七千余人，家属被俘者一万三千余人。
广西地区早在一三七○年，即有阳山县十万山寨人民聚众起义，被南宁卫明军镇压。一三七二年南宁卫指挥佥事左君弼强征民人为军，又激起三千多人的反抗。被明廷称为“蛮”的大藤峡地区各族人民在一三七五年起义反抗，被柳州卫明军镇压。一三九五年当地各族人民又聚集数万人，以更吾、莲花、大藤等寨为据点，向附近的都康、向武、上林等地发展。明征南将军杨文等驻师奉议州东南，与广西都指挥使韩观军，共同镇压起义。起义者一万八千三百六十余人和军家属八千二百八十余人被杀，起义军首领黄世铁也被杀牺牲。
二、福建的农民起义
明太祖建国后，平陈友定，始得福建。一三七○年，泉州惠安县民陈同率众起义，进攻永安、德化和安溪三县，曾击败泉州卫军。后被附马都尉王恭军镇压。一三七二年同安县民吴毛狄聚众起义，占据县治。一三七七年，泉州民任钧显起义，攻占安溪县。一三七九年，漳州府龙岩县民江志贤聚众数千人起义，据雷公、狮子岭、天柱等寨。一三八一年，福安县民聚众八千余人起义。同年漳州府龙岩县民起义，自立官属，进攻龙溪县。这些起义先后被镇压，但都打击了当地的地主豪强，冲击着明朝的统治。
三、江西、湖广地区的农民起义
江西袁州（今宜春县）是元末红巾军组织者彭莹玉的故乡，湖广罗田县是蕲黄红巾军领导人徐寿辉的故乡。在元末农民战争时期，江西与湖广是徐寿辉、陈友谅管辖的地区。弥勒教在民间有深远的影响。洪武六年（一三七三年）正月，蕲州民王玉二聚众烧香，密煤起义。同年六月，罗田县人王佛儿，自称弥勒降生，传写佛号，鼓动群众起义。一三八七年，袁州府宜春县民李某自称弥勒佛，发九十九等纸号，用“龙凤”印信，置日月袍、绿罗掌扇令旗等，准备起义。第二年，袁州府萍乡县民又有弥勒教宣传群众。一三八六年，福建将乐僧彭玉琳，至新淦，自号弥勒佛祖师，烧香聚众作白莲会。新淦县民杨文、曾尚敬等与彭玉琳同谋起义。彭玉琳称晋王，置官属，建元天定。这些起义，发动后不久，即先后被明军镇压。
江西、湖广地区还发生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
江西“顺天王”和夏三的起义——一三八三年广东瑶族人民起义，影响及于江西。永新、龙泉人民也聚众起义，起义领袖自称顺天王，曾打败江西都指挥同知戴宗仁率领的明军。明廷特派申国公邓镇为征南副将军前去镇压，次年三月，起义失败。
一三九○年赣州农民在夏三领导下举行起义，聚众数万人，并与湖广地区的起义农民相联络，声势浩大。明袁州卫指挥蒋旺不敢出兵，驱赶民丁三百人去抵挡起义军。起义军迅速发展，明廷特派东川侯胡海充总兵官，普定侯陈桓为左副将军，靖宁侯叶昇为右副将军，率湖广各卫军士三万三千五百人前去镇压。明廷用三侯为将，出动大军，说明起义的威胁是严重的。起义遭到镇压，起义者被杀三千七百多人，被捕一万六千余人。
湖广“铲平王”吴儿起义——一三七八年六月，湖广五开（贵州黎平县）民吴儿聚众起义，明靖州卫指挥金事过兴率三百士兵前去镇压，被起义军打得大败，过兴父子被杀。十一月，起义军遭到辰州卫指挥杨仲名所率明军的镇压，吴儿在人民的掩护下逃脱了明军的追捕，继续在其家乡附近秘密活动，积聚力量。一三八五年七月再次起兵，称划平王。古州十二长官司农民响应，号称有众二十万人。明廷震动，急派信国公汤和为征蛮将军，江夏侯周德兴、都督同知汤醴为副，会合楚王护卫，号称二十万大军，镇压起义。起义失败后，明军滥捕当地各族人民四万余人。吴儿与广东的起义领袖都以“铲平王”为号，表明起义农民对社会上种种不公平现象的反抗。
湖广湘潭李法良起义——江西、湖广地区的农民为反抗苛重的徭役和赋税，相继起义。一三九六年会同县人民因不堪明朝官府的剥夺各立寨栅，置标枪刀弩，拒命不供赋役。起义都被谪戍到三万卫。明成祖在北京修建皇宫，历时十四年，工作之夫上百万，终年供役，不耕作。又为绘饰梁柱，强令各地居民供纳并非土产的大青（颜料），民众被迫到他处购买交纳，每斤价至万六千贯。所用木料，多采自南方各省。一四○六年，吏部侍郎师逵在湖南役使十万民工入山采木，许多人死在山里，官吏又强迫孤儿寡妇来应役。农民出差役，耽误了农业生产，还要照常交纳田赋。一四○九年，湖南湘潭爆发了李法良领导的起义，应役伐木的民工纷纷参加起义军，转战至江西安福县，遭到明军的镇压，李法良再转至吉水，兵败被俘牺牲。
四、四川、陕西的农民起义
一三七九年四月，四川眉县人民在彭普贵领导下起义，杀眉县知县颜师圣。起义军势振，先后占领十四州县。四川都指挥普亮督军来战，连续败北。明太祖敕责普亮等，调遣在四川威茂的平羌将军丁玉，率军镇压。七月间，起义失败。彭普贵这次起义，《明史》和《国榷》没有提到与白莲教的关系，《明实录》说“嘉定忠州土民为妖人所惑，乘隙作乱”。元末徐寿辉部起义军将多依白莲教的规定，以普字命名。被指为“妖人”的彭普贵可能也是白莲教徒。《明实录》又记一三八一年，四川广安州（渠江）有人以弥勒佛惑众，被捕斩。
明初以来，陕西和四川交界地区，即有一些民众，潜入山谷间，抗拒征徭。一三九七年沔县人高福兴、田九成等结集山中居民起义，并与沔县西部金刚奴领导的起义部众相结合，聚众至于余人。高福兴自称弥勒佛下世，田九成称汉明皇帝，建年号龙凤，金刚奴号四天王。起义军攻破屯寨，杀死官军，迅速发展。在沔县西北阳平关打败汉中卫明军，攻入略阳，杀知县吕昌，又攻入徽州（甘肃徽县）、文县。明廷派长兴侯耿炳文、武走侯郭英统领四川和陕西都司明军数万人前去镇压。九月，起义军的主力部队失败，高福兴被捕牺牲。余众在金刚奴与仇占儿等领导下，退回到沔县西部地区继续战斗，直到一四○九年才遭明军镇压而失败。此次起义前后延续十余年，扩展到广大的地区，给予明朝的打击是沉重的。
五、山东的农民超义
早在一三七○年，山东青州（益都）农民孙古朴即聚众起义，自号“黄巾”，袭击莒州（山东宫县），杀同知牟鲁。起义不久，即被青州卫明军镇压。
一四二○年二月，青州地区又爆发了唐赛儿领导的农民起义。山东水旱连年，农民剥树皮掘草根作食物。老幼流移，颠路道路，以至卖妻鬻子以求存活。官府征求赋役，仍然不止。走投无路的农民群众，被迫参加了规模浩大的武装起义。
唐赛儿是蒲台县农民林三的妻子，夫死，削发为尼，通法术，习剑术，自称佛母，在益都、诸州、安州、莒州、即墨、寿光诸县传习法术，组织群众至数万人。唐赛儿在二月间率众起义后，随即占领了益都卸石棚寨。打死前来镇压的明青州卫指挥高凤。莒州人董彦杲率众二千人来附。各地农民也纷起响应。三月，山东三司向明廷告急。成祖即派安远侯柳升、都指挥刘忠率领京军前来镇压，围攻卸石棚寨，唐赛儿率领起义军于夜间突围，射死刘忠。起义军别部宾鸿军攻下莒县、即墨，率万余人围攻安丘。在山东沿海防备倭寇的卫青率骑兵来战，宾鸿败走，起义军二千余人被杀。明鳌山卫指挥王贵在诸城获胜，起义军被杀甚众。
山东数万农民的起义，不到一月即遭镇压而失败。明廷则因未能擒捕唐赛儿，仍然惊恐不安。明成祖竟下令尽逮北京、山东境内尼及道姑来京审讯，既而又尽逮天下出家妇女，先后有几万人。传说唐赛儿后被拘捕，临刑不屈，刀刃不入，在狱中施展法术逃脱。这一传说虽然未必是事实，但说明唐赛儿受到人们的景仰，起义的影响是深远的。
第四节 抗御蒙古与皇位更迭
（一）瓦刺南侵英宗被俘
一、英宗嗣位与边境战事
明宣宗在位不满十年而病逝，年仅三十八岁。遗诏传位九岁的太子祁镇，国家重务奏白皇太后（仁宗后张氏）。祁镇（英宗）奉诏即位，改明年年号为正统，尊祖母张太后为太皇太后，母孙后为皇太后。群臣请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张后不许，说勿坏我祖宗家法。张后将朝政委付内阁诸臣。召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及礼部（兼掌户部）尚书、太子詹事胡濙等人至前，对英宗说：此五人是先朝留给皇帝的大臣，有事必须与他们商议，非五人赞成不可行。司礼太监王振侍太子东宫，英宗呼为“先生”。张后恐太监干政，欲除王振，英宗请留。张后赦王振，但明白指出，皇帝年少，不可要他干预国事。张后又致书母家二兄长，彭城伯张、左都督张升，说：现在长孙皇帝幼冲，保持辅翼，实系于我。你们要循礼度，修恭俭、率领子侄家人谨慎守法，不可预闻政事！
张后委信老臣，限制宦官外戚干政，小皇帝嗣位后的政局，得以继续保持稳定。但南北边境又相继发生了战事。
麓川之战 明太祖平云南，在元代设置的麓川路与平缅路，设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以当地的百夷（傣族）部长思伦发为宣慰使。英宗即位，思任发继任宣慰使，自称为“发”（王），南侵缅甸。一四三八年，进而侵掠云南腾冲、孟养等地反明。次年正月，云南总兵官沐晟受命与左都督方政、右都督沐昂，领兵镇压。方政不听节制，渡江深入，沐晟按兵不援。方政遇伏兵，败死。沐晟惊惧，死于军中。五月，明廷以沐昂为征南将军，继续进讨。一四四○年二月，沐昂在麓川战败，还师。七月，思任发遣使入贡。英宗交付廷议。阁臣杨士奇、刑部侍郎何文渊等力主宽赦，不再出兵。英国公张辅以为，不诛灭思任发，是向边境诸族示弱。遂命定西伯蒋贵为征蛮将军，发南京、湖广、川、贵兵十五万征麓川，兵部尚书王骥提督军务，太监曹吉祥监军。大军于一四四一年春分路赴云南。十一月，思任发率三万兵来战，明兵分三路进攻，思任发败走。十二月，王骥等直进麓川，思任发逃往缅甸。王骥班师。
明军班师，思任发返回云南。一四四二年冬，英宗再命蒋贵、王骥等征麓川。次年春，思任发败走缅甸。一四四四年春，王骥合木邦路诸部兵进攻缅甸，索还思任发。缅人以割边为条件，不还思任发，王骥捣毁思任发子思机发营寨，奉诏还京。一四四五年冬，云南千户王政奉敕书及赠币往谕缅甸，缅甸将思任发及家属交付王政带回云南。思任发在途中绝食死。
征防之议 宣宗末，瓦刺脱欢袭杀鞑靼阿鲁台后，阿鲁台所立王子阿台汗与朵儿只伯等仍在亦集乃路屯驻。英宗即位后，明廷即悬赏擒拿阿台及朵儿只伯。一四三六年，甘肃总兵官陈懋领兵击败朵儿只伯，追杀至苏武山。一四三七年以都督任礼为总兵官，蒋贵、赵安为副，兵部尚书王骥督师征讨。次年夏，再次战败朵儿只伯及阿台军。不久之后，阿台与朵儿只伯被脱脱不花杀死。原属阿鲁台的部众都归干瓦刺。一四三九年，瓦刺脱欢死，子也先承嗣其位，称太师淮王中书右丞相。瓦刺军政大权均由也先执掌，不听脱脱不花号令。脱脱不花与也先各自遣使来明朝贡。明廷也都予以接纳，分别赏赐。
明廷诸臣对待蒙古边事，历来存在争议。英宗即位后，南征麓川与北防蒙古，形成两种不同的主张。杨士奇、何文渊与翰林侍讲刘球等力主宽待麓川，防御蒙古。张辅、王骥等则主张集中兵力征讨麓川。一四四二年，太皇太后张后病死，明廷政局也因之渐有变动。杨荣已于一四四○年告老，死于归乡途中。杨士奇此时已年近八十，因子杨稷得罪告老不出。一四四四年病死。胡濙因两次丢失礼部官印，曾被劾下狱。杨溥年近七十，素性恭谨（死于一四四六年）。只有张辅仍参议军国重事。英宗成年，仍然礼信东宫太监王振。张后死后，王振日益干预朝政，权势渐盛，以侄王山为锦衣卫指挥同知，控制卫事。对边境军务，王振也力主南征。翰林侍讲刘球曾在一四四一年上疏，建言罢征麓川，加强北边防务。一四四三年，再次上疏陈奏十事，内有：别贤否以清正士，选礼臣以隆祀典，息兵威以重民命，修武备以防外患，并指出“迤北贡使日增，包藏祸心，诚为难测”（《明史·刘球传》）。王振以为此疏是有意对他诋毁，逮刘球下锦衣卫狱。又命锦衣卫指挥马顺在狱中将刘球秘密处死，肢解。明太祖曾建铁碑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立于宫门。明朝宦官干预朝政，始于王振。宦官操纵锦衣卫，杀害文臣，也始于王振。英宗倚信的重臣张辅，军将王骥，宦官王振都主南征，明廷北边的防务，日渐虚弱了。
瓦刺也先在遣使向明朝贡的同时，在逐渐扩张势力。一四四五年，结集沙州、罕东及赤斤蒙古兵进攻哈密卫，明廷得报不救，敕令修好。瓦刺从而控制了哈密。兵部尚书邝埜建言增兵大同，巡视西北边务。明廷不采。一四四六年，也先移兵东向攻入兀良哈三卫。遣使者到大同，请见大同守备太监郭敬乞粮。明廷只令郭敬“勿见，勿予粮”，对也先的东侵，不加防范。瓦刺的势力自哈密向辽东扩展，日益形成对明朝的威胁。明朝北边的祸乱已在眼前，英宗君臣仍视而不见，又集合兵力发动了对麓川的南征。
再征麓川 麓川思任发死后，明廷敕令其子思机发入朝。一四四七年四月云南总兵官沐斌奏称思机发拒不来朝，又在缅甸掠夺牛马财物，请准出兵征讨。十月，沐斌领兵进攻，思机发遣使入贡。明廷仍命沐斌促思机发亲自入朝，说是“勿贻后患。”一四四八年二月思机发惧罪，逃入孟养不出。沐斌领兵进逼，并请朝廷增援，明廷再命王骥总督军务，以都督同知宫聚为平蛮将军总兵官率领南京、云南、湖广、四川、贵州等地调集的官军与当地各族土军共十三万人往讨，敕令云南各地助供兵饷。十月，王骥师至云南，渡金沙江，进至孟养，杀掠诸寨。思机发不知所在，传说已死于乱兵之中。王骥与思任发子思禄约定，仍许统率诸部落居孟养如故，立石以金沙江为界，不得渡越。一四四九年二月班师回京。
二、土木堡之战
明军南下作战刚刚结束，迤北的瓦刺发动了对明朝的大举进攻。
一四四九年二月，瓦刺也先遣使二千余人向明朝进贡马，诈称三千人，向明廷多邀回赐。王振告礼部依实有人数给赏，并减给马价五分之四。也先大怒，借口明使曾许嫁公主，贡马是致送聘礼，明廷无意许亲，是失信于瓦刺。七月，脱脱不花与也先统率大军，分四路侵入明境。东路军由脱脱不花率领，协合兀良哈部众攻掠辽东，西路军进攻甘州。中路军分两路南下，一路由知院阿刺率领，进攻宣府，围赤城。另一路由也先率领，直逼大同。
大同明守军战败，参将吴浩战死、大同败报传到北京，太监王振劝英宗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疏说：士马之用未充，兵凶战危。英宗采王振议，下诏亲征。命大监金英辅佐皇弟郕王朱祁钰留守京师，兵部侍郎于谦留京代理部务。太监王振与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及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文武官员随军出征。命在京五军、神机、三千等营官军操练者，人赐银一两，胖袄裤各一件，鞋两双。行粮一月，作炒麦三斗。兵器八十余万。又每三人给驴一头，为负辎重。把总、都指挥，人加赐钞五百贯。（《英宗实录》卷一八○）宣府、大同等地仓储缺乏，户部急令山西布政司及顺天保定等七府原定口外交纳的夏麦秋粮，抵斗收豆，赴大同、宣府等处交纳。又令太原府所属近北州县各起民五百名采刈秋青草。军需不及充分准备。诏下两日后，英宗统率的大军便匆匆出京了。
七月十六日，英宗率领五十余万大军从北京出发，十九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二十八日至大同东北的阳和（山西阳高县）。大军出京前，大同总督西宁侯宋瑛、总兵官武进伯朱冕及都督石亨，曾于十五日在阳和迎战也先军。明军大败，全军覆灭。宋瑛、朱冕战死，石亨单骑逃回，监军太监郭敬伏草丛中逃脱。英宗大军到阳和，仍见伏尸遍野，军心涣散。
八月初一日，明军进到大同。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见形势不利，力请回师。王振不听。也先主动北撤，诱明军深入。王振坚持北进。初二日，太监郭敬密告王振，如继续北进，正中虏计，决不可行。次日下令班师。初十日，退至宣府。瓦刺军追袭而来，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断后拒敌，均战死。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三万骑前去救援。朱勇冒险进军至鹞儿岭，陷入瓦刺包围，朱勇、薛绶战死，三万骑兵几乎全部损失。十三日，英宗军逃到离怀来城二十里的土木堡，随从的文武官员主张入保怀来，王振因辎重干余辆未至，主张留待。邝埜上章请英宗车驾速入居庸关，被王振遏止不报。邝埜又到行殿力请，王振怒斥说：“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邝埜回答说：“我为社稷生灵，何得以死惧我！”王振喝令卫士将邝埜扶出。第二天英宗想继续行进，但瓦刺军已紧逼明军，无法移动。土木堡之南十五里处有河，被瓦刺军占据，明军人马两天不得饮水。也先从土木堡旁的麻谷口进攻，明都指挥郭懋拒战一夜。十五日，也先佯退，派使者到明军讲和，英宗命曹鼐起草诏书，派通事二人随来使去也先军营。王振见瓦刺使者来议和，下令兵士移营就水，军士跳越壕堑，行伍纷乱。瓦刺军乘势四面围攻，明军争先逃窜，死伤甚众。英宗与亲兵乘马突围，不得出，下马盘膝而坐，被瓦刺士兵俘送也先之弟赛刊王营，成为瓦刺的俘虏。
两军混战中，明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 铭、王永和等五十余人战死。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等数人侥幸逃出。护卫将军樊忠用捶捶死王振，说：“吾为天下诛此贼！”明军骡马二十余万，并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明军五十万，死伤过半。
土木堡之战，明军仓促出师，进退失据，京军精锐，毁于一旦，勇将重臣多人战死。英宗皇帝被俘更使朝野震动。明王朝遭遇到建国以来所未曾有的严重危机。
（二）守卫京师与英宗复位
一、景帝即位
英宗被俘后由赛刊王押解见也先，也先大喜，说：“我常告天，求大元一统天下，今果有此胜”。将英宗送到伯颜帖木儿营里管押，由被俘的明校尉袁彬伴宿。
英宗命袁彬写信给明廷，告知被俘情况，要皇室以珍宝金银去赎他。原在瓦刺军营的明使者千户梁贵将信送到怀来，当夜转送京师。皇太后孙后和皇后钱后立即装运宫中金宝文绮，于十七日午派太监送到居庸关外瓦刺军营。这时，明英宗已被也先由宣府押解到大同。
明廷无主，孙太后命英宗异母弟郕王朱祁钰监国，召集群臣商议战守之策。翰林侍讲徐珵倡言南迁避难。兵部侍郎于谦等人坚决反对，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明史·于谦传》）。太监金英将徐珵叱出。复职的礼部尚书老臣胡濙与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均附和于谦，坚主战守，孙太后与郕王委付于谦备战、抗御瓦刺。
明京师劲甲精骑多已陷没，所余兵卒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于谦于受命的次日（八月十九日）即奏请调南北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以及宁阳侯陈懋所率的浙兵亟赴京师守卫。同日又命移通州仓粮入京师。各地军兵陆续到来，京师人心渐趋安定。八月二十一日于谦升任为兵部尚书。
八月二十三日，郕王登临午门理政，右都御史陈镒等奏请族诛王振家属以安人心。群臣悲愤，哭声震殿陛。王振党羽锦衣卫指挥马顺叱骂，喝逐群臣，给事中王竑奋起抓住马顺的头发，说：“若曹奸党，罪当诛”群臣一哄而上，将马顺打死，又索要王振党宦官毛贵、王长随二人。太监金英见事紧急，将毛、王从宫门推出，也被群臣打死。又有人将王振侄王山捆缚，人争唾骂，朝班大乱。郕王想退避回宫，于谦排众向前，请郕王宣告：“顺等罪当死”，殴击马顺等的官员皆不论罪，又把王山缚至刑场，凌迟处死。王振家族无少长皆斩，抄没其家产。于谦当机立断，处理得宜，使混乱的局面迅速得到平息。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说：“国家正赖公耳，”于谦荐陈镒安抚畿内军民。王振党徒宦官郭敬、彭德清从大同逃归京师，也被抄家下狱。王振一党干政误国，早已为群臣所痛恨，于谦清除王党以稳定政局，激励群臣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朝野为之一振。
土木败后，宣府成为一座孤城，人情汹惧，官吏军民纷然争出，巡抚罗亨信仗剑坐城下，下令说：“出城者斩”。又与总兵杨洪等诸将盟誓，为朝廷死守宣府。也先三次率军进攻宣府，挟持明英宗，要胁开城，都被罗亨信等拒绝。也先只得退去。于谦奏请奖谕罗亨信，晋封杨洪为昌平伯，以伸张抗敌的正气。
也先自宣府引兵改道南下，进逼京师。保卫京师的大战，迫在眼前。于谦破格选调将官，加强防御。升任广东东莞县河泊所闸官罗通为兵部郎中，守居庸关。派遣四川按察使曹泰守紫荆关，抚恤军民。在阳和败退后被贬降的原都督石亨熟知边情军事，智勇善战，于谦奏请起用总掌京兵五军大营，进为右都督。
郕王受命监国后，孙太后又立英宗子见濬为皇太子，年仅三岁。九月一日，群臣合请皇太后立，郕王即帝位以安人心。孙太后准议，郕王却惊让再三，避归王宅。于谦对郕王正色说：“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郕王由群臣拥戴于九月六日即皇帝位（明宪宗成化时追谥景皇帝。南明上庙号代宗），尊英宗为太上皇，改明年年号为景泰。景帝即位，以稳定动荡的明廷政局。于谦等主战诸臣更得以全力奋战。
二、守卫京师之战
景帝即位后，倚信于谦等，积极筹划抗御瓦刺。
九月初七日，于谦推荐辽东都指挥范广为副总兵，协助石亨佐理京营。大同总兵刘安擅离职守，进京求封赏，被群臣弹劾禁锢。
十五日，景帝依于谦荐，任命固守大同的副总兵都督同知郭登佩征西将军印为总兵官，镇守大同。随后，又依于谦议，命监察御史白圭、李宾等十五人，往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各府县招募民壮，就卫所操练，听调策应。
十月初一日，也先和脱脱不花率领瓦刺军挟明英宗至大同，被郭登拒绝。也先绕过大同南进。前哨精骑二万于初三日抵紫荆关北口，另一路瓦刺军从古北口南进，过洪州堡进攻居庸关，转攻白羊口（居庸关西南）。初八日攻破白羊口，明守将谢泽战死。
明廷接到郭登的战报，京师戒严。初五日诏诸王派兵入卫。初八日，命于谦提督各营军马，将士皆受节制，刘安协守京师。分遣诸将率军二十二万列阵于京师九门外：总兵官石亨副总兵范广、武兴列阵于德胜门，都督陶瑾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干东直门，武进伯朱瑛于朝阳门，都督刘聚于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于阜成门，都指挥李端于正阳门，都督刘德新于崇文门，都指挥杨节于宣武门，皆受石亨节制。于谦亲至德胜门石亨军营，抵御瓦刺的主攻部队。初九日下令“有盔甲军士但今日不出城者斩”（《英宗实录》卷一八四）。各军至城外部署完毕后，即关闭城门，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又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明史·于谦传》）。于谦躬擐甲胄，率先士卒，以忠义谕三军，人人感奋。
初九日，也先抵紫荆关，督促瓦刺军攻关。投降瓦刺军的明宦官喜宁引瓦刺军由山间小路越过山岭，腹背夹攻关城，守备都御史孙祥、都指挥韩清战死，紫荆关被攻破。瓦刺军由紫荆关和白羊口两路进逼北京。十月十一日，抵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将明英宗幽禁在德胜门外空房内以为要挟（袁彬《北征事迹》）。都督高礼、毛福寿袭击瓦刺军于彰义门北，杀敌数百人，夺还所掠干余人。喜宁向也先建策，要明臣出迎英宗。明廷以通政使参议王复、中书舍人赵荣到也先营见英宗。也先对王复等说：“尔小官，可令胡濙、于谦、王直、石亨、杨善等来”。
瓦刺军散骑到德胜门窥探明军阵势。于谦知瓦刺军将攻德胜门，命石亨伏兵于道路两侧空房中。瓦刺军来攻，明军佯为败退，瓦刺万余骑追来，明军神机营的火炮、火铳齐发，石亨伏兵突起夹攻。副总兵范广，跃马陷阵，部下奋勇作战。瓦刺军大败，也先弟平章孛罗卯那孩，被火炮击毙。瓦刺军转至西直门进攻，明守将都督孙镗率军迎战，斩瓦刺军前锋数人，瓦刺军北退，孙镗率军追击，瓦刺军增兵合围，孙镗退到城边。给事中程信在城上发炮轰击瓦刺军，高礼、毛福寿率兵来助战，石亨也派兵来援，瓦刺军三面受敌，被迫退去。
瓦刺军自德胜门和西直门退走后，又在彰义门进攻。于谦命副总兵武兴、都督王敬、都指挥王勇率军迎战。以神铳列于前，弓矢短兵次之，挫败了瓦刺军的前锋。明后军阵乱，瓦刺军乘势反击，武兴中流矢死。瓦刺军追到土城，当地居民登屋号呼，投砖石阻遏瓦刺军。王竑、毛福寿军赶来支援，瓦刺军撤退。
明军抗御瓦刺，屡获胜利，士气旺盛。进攻居庸关的五万瓦刺军，也被守将罗通击退，罗通三次出关追击，斩获甚众。也先得知各地援军将集，于十五日夜拔营北撤。于谦命石亨等举火发火炮轰其营，瓦刺军死者万余人。也先自良乡西退，沿途大掠，在昌平焚毁皇陵寝殿。十七日，也先拥明英宗由紫荆关北退。昌平伯杨洪自宣府率兵二万入援京师，受命与孙镗、范广军追击瓦刺。二十四日杨洪追至霸州，败瓦刺军，俘掳敌军四十八人，夺还被掳人口万余。二十五日，孙镗、范广追败瓦刺军于固安。到十一月初八日，瓦刺军全部退至塞外，京师解严。景帝、于谦领导的守御京师之战取得了胜利。
三、瓦刺议和
瓦刺兵退后，景帝封赏诸臣，加于谦少保，总督军务，石亨为武清侯，杨洪为昌平侯。依翰林学士陈循议，留杨洪守京师。于谦上言，宣府居庸宜加防守，命左都督朱谦镇守宣府，令都御史王竑守居庸关。
瓦刺汗脱脱不花在辽东，闻也先兵败，即遣使向明朝贡马。也先仍图再举。宦官喜宁向也先建策，西攻宁夏，进取江南，立英宗于南京，以与北京对峙。一四五○年春，也先率军三万攻掠宁夏，继而转攻大同。大同总兵官郭登率军士八百人奋勇迎击，破也先军数千，斩首二百余，俘获甚众，追击四十余里。郭登以功进封定襄伯。也先败后，命喜宁充使者，伪称奉明英宗命，入野狐岭探听明廷内情，被明军擒获，押解北京。群臣上章，斥喜宁投敌，罪不容诛。景帝将喜宁凌迟处死。
一四五○年六月，也先派遣使臣来京师议和，声言愿送明英宗还京。景帝命群臣聚议，王直、于谦都主张遣使回报。景帝升任礼科都给事中李实为礼部右侍郎，持敕书出使瓦刺，见英宗。也先见敕书中只说议和，不说迎驾。要李实回告明廷，遣太监一、二人，老臣三、五人前来迎接英宗。又另派使臣到京师陈述此意。景帝依群臣议，遣右都御史杨善等于七月间到也先营地议和，敕书仍未明言迎驾。也先要杨善迎回英宗，派头目七十人护送，取道宣府进京。八月十五日，英宗到达北京。景帝即位诏中原有“上大兄皇帝尊号为太上皇帝，徐图迎复”等语。英宗回京，以太上皇居处南宫，不见群臣。
也先送还英宗后，恢复与明朝的互市贸易，依旧例派遣贡使。
四、英宗复位
景帝迎回英宗后，无意让位，对南宫严加防范，不准与廷臣交往，英宗也以丧师辱国，身为敌虏，无颜复辟。景帝即位前，英宗子见濬已立为太子。一四五二年景帝将太子废为沂王，另立王子见济为太子，以图巩固景帝一系的皇权。次年，太子见济病死。无兄弟。再建皇储，又成为朝臣关注的大事。一四五四年五月，御史钟同、礼部郎中章纶先后上疏，请复立沂王见濬。景帝将钟、章二人交锦衣卫，严刑榜掠，逼问是否与南宫交通。钟同被打死。章纶下锦衣卫狱。此后，景帝对身居南宫的太上皇，更为防范，严加监视。
景帝倚信于谦等重臣，击退也先军，挽救了危难中的明朝。在位八年，整饬军政，大体上保持着稳定的政局，但始终为皇位的承袭所困扰，不能做出妥善的处置。景泰八年（一四五七年）正月，景帝病危，群臣上章请择立继承人。景帝仍一味拖延，苦无良策。
统领京营兵权的武清侯石亨见景帝垂危，与都督张、太监曹吉祥等密议，与其复立十岁的见濬为太子，不如请太上皇英宗复位，可得功赏。乃与左副都御史徐有贞（徐理改名有贞）共谋废立，向英宗密陈。正月十六日夜，石、徐策划，由张率领兵士千人在四更时进入皇城，直抵南宫。扶拥英宗入东华门，至奉天殿升座。十七日黎明，钟鼓齐鸣，宣告太上皇复位。二十一日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病中的景帝，于二月朔日被废为郕王，迁居西宫，十余日后病死。
明英宗由臣僚太监仓促拥出，夺取皇位，时称“夺门”。复位后，拥立诸臣诛杀景帝近臣，又相互争夺权利，相继被诛除。明王朝再陷于动荡之中。
杀于谦——英宗复位，随即逮捕于谦、陈循等下狱治罪。徐有贞以本官兼翰林学士，入值内阁，掌机务，又晋职为兵部尚书。晋封石亨为忠国公、张为太平侯，杨善为兴济伯，袁彬为锦衣卫指挥佥事。于谦被诬陷以谋立藩王罪立即处斩。定狱时，英宗说“于谦曾有功”，徐有贞即向前说：“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无名”。于谦处死后，又进而诛除“于谦党”。都督范广得于谦倚任，石亨奏斩范广。大同总兵郭登被夺去伯爵，遣为南京都佥事。石亨从子石彪因参与拥立，封定远伯，为大同副总兵。于谦有功无罪，只是因为皇室夺门而被诬处死，天下人都知为冤枉。死后，由其婿朱骥收遗骸，葬于于氏故乡杭州。于氏墓与西湖相望，受到历代志士仁人的凭吊。
除徐有贞——徐有贞原名徐珵，在瓦刺来侵时曾力主南迁，为朝野所不齿。拥英宗复位，得掌朝政，杀于谦后，又于三月间晋为武功伯，华盖殿大学士，掌文渊阁，势倾朝野。石亨与曹吉祥等擅权纳贿，强占民田，被御史弹劾。徐有贞赞和弹章。石、曹等遂密谋除徐。锦衣卫宦官门达构陷徐有贞排陷石亨，图擅威权，六月间逮徐下锦衣卫狱审讯，不得罪证。乃指斥徐有贞在草拟诰词中，自诩“缵禹神功”，无人臣礼，罪当死。七月，赦为平民，谪戍云南金齿。
除石亨——石亨、曹吉祥除徐有贞后，恃功要赏，权势日盛。曹吉祥养子曹钦以随从夺门之功，封昭武伯。门下冒功得官者近千人。石亨弟侄家人亲故冒功得功者多至数千人。曹、石公然纳贿卖官，在朝专权跋扈。英宗也渐感难制，对入值内阁的吏部尚书李贤说：此辈干政，四方奏事者先至其门，为之奈何？李贤对答说：陛下惟独断，则趋附自息（《明史·李贤传》、李贤《天顺实录》）。石亨自掌京营兵权，侄石彪镇守大同，内外呼应，对京师是很大的威胁。一四五九年七月，英宗召石彪还京，石彪拒不从命。千户杨斌等入京保奏。英宗拷问杨斌，得知是石彪指使，更加疑虑。八月，敕令石彪疾驰入京，下锦衣卫狱。朝臣纷纷劾奏石亨“招权纳贿，肆行无忌”。原来依附石亨、曹吉祥的锦衣卫指挥逯杲，见石、曹将失势，密奏石亨与从孙石俊造妖言，专伺朝廷动静，谋反行迹显著。英宗逮石亨下狱，次年二月死于狱中。石彪、石俊均被处死。石亨门下冒功得官者被罢黜四千余人。
诛曹吉祥——石亨败后，太监曹吉祥自知难以保全，侄曹钦也遭弹劾，乃结纳俘降的蒙古士兵，策划再次起兵夺门。密约天顺五年（一四六一年）七月初二日黎明前举事，曹钦领兵入宫废英宗，立太子，曹吉祥领禁兵内应。起事前与士卒五百余人夜饮待旦。都指挥马亮（完者秃亮）离席去朝房向值所的恭顺侯吴瑾告密。是夜，怀宁伯孙镗奉命领京兵出征甘州、凉州瓦刺孛来部，兵部尚书马昂监军。孙镗夜宿于朝房待黎明陛辞。闻报即上书告曹钦反，自宫门门隙投入。英宗随即逮捕曹吉祥，紧闭皇城及京师九门。曹钦与弟曹铉、曹、曹锋等领兵至长安门，不得入，即令兵士去逯杲家杀死逯杲，又杀死弹劾曹钦的都御史寇深，在朝房砍伤李贤。孙镗聚集征西京军二千人，工部尚书赵荣在街市上收集从者数百人，合击曹军。兵部尚书马昂领兵殿后。曹钦兵败，逃至家中，投井自杀，曹铉、曹铎、曹铉等败死。英宗亲登午门，诏下曹吉祥狱，次日，以磔刑处死。吴瑾在与曹军作战中战死，追封凉国公。孙镗进封怀宁侯。马昂、李贤加太子少保。
门达构陷——英宗诛曹、石后，曾问李贤夺门之事。李贤回答说；迎驾则可，夺门岂可示后？当时幸而成功，万一事机泄露，不知置陛下于何地？又说：如果郕王死后，由群臣表请陛下复位，何用扰攘？这些人又何得升赏，擅权纳贿？老成耆旧，依然在职，何至有杀戮降黜之事？英宗开始察觉徐有贞、石、曹等拥他复位，乃是邀功揽权的阴谋。夺门不可提倡。诏令此后不准再用“夺门”一词，只称复位。英宗复位后，老成耆旧于谦等被杀，王直、胡濙等也随即告老致仕。依信的朝臣首推李贤，倚信的内官则是告发徐有贞的门达。门达任镇抚司都指挥金事，令官校四出侦察官员的隐事，胁迫索贿。内官迫害文臣之风再起，朝野侧目。门达得势，又谋构陷锦衣卫指挥佥事袁彬。一四六三年冬，袁彬被逼诬伏。髹工杨埙为袁彬讼冤。门达拘捕杨埙，又逼令诬告李贤。杨埙假意允诺，在廷上揭露门达指使他诬陷，李贤得以免祸。英宗释袁彬，调任南京锦衣卫，带俸闲住。但对门达并未治罪。
天顺八年（一四六四年）正月，英宗病死，年三十八岁。
五、宪宗嗣立
英宗复位后，复立子见濬为皇太子，改名见深。英宗死前，召李贤及太子见深至，面谕传位。见深（宪宗）奉诏即皇帝位，年十八岁。
英宗晚年，已自悔“夺门”之不当。宪宗即位后，阁臣李贤等受命辅政，于夺门以来的诸政，重加厘正，以争取朝野的支持。（一）诛门达。英宗倚用门达，朝野侧目。英宗病危之际，门达结纳太子东宫内侍王纶。王纶与翰林侍读学士钱溥密谋，太子即位后，钱溥代李贤辅政。臣下揭发其事，宪宗怒斩王纶，贬谪钱溥去广东顺德，门达贬谪贵州。言官劾奏门达，罪不止此，交付都察院会同九卿廷讯。二月，右都御史李宾等奏上门达罪状，“素恃恩宠，不畏法度”。“许其意者，过求细故，必加陷害。屡兴大狱，巧于锻练。别置狱舍，以鞠罪囚”，“又纵令子弟为奸利事，交通外人，多纳贿赂”。（《宪宗实录》卷二）宪宗命将门达处斩（后遇赦，遣戍广西南丹卫）。锦衣卫指挥张山也以同谋杀人罪处斩。其余党羽多被谪戍或降调。（二）复任官员。宪宗即位，对在“夺门”事件中获罪或遭石亨、门达等人构陷贬谪的官员，相继复官，任以要职。李贤进为少保、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原锦衣卫都指挥金事袁彬被召回京复职，仍掌锦衣卫事。英宗复位后，以翰林院修撰入值内阁的岳正，曾遭曹、石构陷下狱，远戍肃州。宪宗复岳正原官，入值经筵，纂修《英宗实录》（次年得罪，出为兴化知府）。原御史杨瑄、张鹏等因劾奏曹吉祥、石亨而被诬得罪，免官谪戍。宪宗恢复杨瑄、张鹏等原官，又任杨瑄为浙江按察副史，张鹏为福建按察使。宪宗在复任前朝遭陷官员的同时，又对因“夺门”得功的官员及袭爵的子嗣，予以革罢。孙太后（宣宗后）兄孙继宗原袭父孙忠会昌伯爵，以夺门功进封会昌侯，掌后军都督府。宪宗即位，因是外戚亲臣，封侯如故，并命提督十二团营兼督五军营，与李贤同知经筵事，监修英宗实录，参预朝议。宪宗鉴于营军夺门之变，故任外戚独掌兵权，为前朝所未有。（三）昭雪于谦。成化元年（一四六五年）二月，监察御史赵敔（音语yǔ）上疏，请为于谦一家雪冤，“死者赠官遣祭，存者复官”。宪宗说，朕在青宫，就听说于谦冤枉。于谦实有社稷之功，而滥受无辜之惨。准依御史言施行。于谦子冕原被造成龙门，赦免还家。次年，恢复官职为府军前卫副千户。宪宗又遣使臣马璇谕祭于谦墓，翰林院代撰祭文，说：“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才，历事先朝，茂著劳绩。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而自恃，为权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在，而朕心实怜其忠。复卿子官，遣人谕祭。呜呼，哀其死而表其生，一顺乎天理，厄于前而伸于后，允惬乎人心。（下略）”（《宪宗实录》卷三三）宪宗的祭文，在民间广泛传诵，民怨稍平。
宪宗倚靠李贤等顾命旧臣，为夺门之变厘定是非，扶正驱邪，顺乎人心，稳定了新朝的统治。但年轻的宪宗依然倚重宦官，处理政务。即位后二月，即由中官传旨封授文思院副使，由此形成皇帝内批授官、中官传旨的先例，称为传奉官。中官既参预授官，求官者遂向中官请托，以冀升擢。宦官权势更大了。
宪宗即位后，朝政多依李贤。成化二年（一四六六年），李贤病死，年五十九。李贤死后，宪宗倚靠的亲信，是宫中的万贵妃。万氏，山东诸城人。父为县吏得罪遣滴，万氏四岁时即被献入宫廷服役。及长，为孙皇后（宣宗后）宫女。宪宗为太子时，孙太后赐万氏侍太子东宫，深得宠幸。宪宗时年十六岁，万氏已三十五岁。宪宗十八岁即位，纳为才人（较低等级的嫔妃）。成化二年，生皇长子，进为贵妃。宪宗出游，万贵妃戎装男服，佩剑侍从。宫中诸事，亦多由万贵妃操持。（一）控驭宦官。宪宗倚用宦官，甚于前朝。《明史·万贵妃传》说：“中官用事者，一忤（万妃）意，立见斥逐”。万贵妃主宫内事，控驭宦官，时加斥逐，宦官的权势因而受到限制。（二）操纵锦衣卫。万贵妃晋封后，父万贵、兄万喜均为锦衣卫指挥使。数年后，万贵病死。万喜进为都指挥同知。弟万通任指挥使、万达为指挥金事。锦衣卫侦察百官、统领诏狱。万贵妃命父兄任职锦衣卫，从而控制了朝官。（三）结纳阁臣。李贤死后，原在内阁的陈文，素以缄默自恃。大学士彭时，被誉为“端谨和介”（《国榷》语）。曾遭石亨陷害的旧臣商辂在李贤死后，再入内阁，为人“平粹简重，宽厚有容”（《明史·商辂传》语）。翰林学士四川眉州人万安，于成化五年（一四六九年）入内阁，参机务。万安经由内侍宦官与万贵妃叙族谱，自称侄。万贵妃乐为结纳。万安妾王氏为万贵妃弟万通之妻妹。万通妻出入宫掖与万安家，宫内与内阁得以时通声气。万贵妃也因而得知阁臣行止。宪宗即位数年，即怠于政事、耽于享乐。万贵妃内控中宦，外结阁臣，又有父兄操掌锦衣卫，从而助宪宗控制了朝廷政局。
（三）南方各族人民的起义与北边鞑靼的复兴
早在英宗正统年间，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即先后爆发了农民群众的武装起义。景泰七年以来广西大藤峡地区瑶族、僮（壮）族人民的起义，连年不断，宪宗初即位，即面对着广西的大规模起义，进行了镇压。荆襄地区的各地流民也在宪宗即位不久，举行武装起义，打击着明朝的统治。
明朝北界的劲敌瓦刺蒙古由于内部的纷争而渐趋衰落。被瓦刺击溃的鞑靼蒙古又在明宪宗时得到复兴。鞑靼的达延汗雄据大漠，成为明朝北边新兴的强邻。
一、南方各族人民起义
浙江矿工起义——明初货币，行用钱钞，禁止用银。英宗时始解除用银之禁。大宗交换，均用银计值。银矿的开采，为官府所垄断。一四三八年，英宗诏令：“福建、浙江等处军民私煎银矿者，正犯处以极刑，家口迁化外，如有逃遁不服追问者，量调附近官军剿捕”（《明会典》卷三七）。两年后，又重申前令，严禁私采，并划定封禁山区，驻兵防守。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地区的仙霞岭，是当时封禁的矿区。官矿的矿工，遭受官府的残酷剥削，须按时提交定额的“矿课”，即使矿脉微竭也仍需照原额交纳，矿工被逼，往往典卖妻子来赔补。被迫逃亡的矿工就进入封禁山区进行“盗采”。农村的破产农民，也常聚集五六百人，执兵器冒禁盗矿。官府派兵剿捕，严厉镇压，终于激起矿工的武装反抗。
一四四二年，矿工叶宗留（浙江庆元人）与王能、郑祥四、苍大头等聚众千人，进入仙霞岭山区开采银矿，遭到官府的禁止，遂于一四四五年举行起义，进攻江西永丰。明廷调南昌前卫，广、铅二所官军及六县民壮前去镇压，被起义矿工打得大败。永丰知县邓容入山招抚，王能等三十五人投降，充作“快手”，助官军镇压起义者，诱杀了郑祥四、苍大头等三百余人。叶宗留率余众逃出，转移到浙江处州、云和、福建政和等地，继续开采银矿，聚众至数百人。一四四七年再次起义，攻政和县城，还庆元，召得千余人，复入福建浦城、建阳、建宁。又分兵进占江西铅山的车盘岭，控制了闽、浙、赣三省交界地区的交通。
一四四八年四月明廷命都御史张楷监军，以都督刘得新、陈荣任总兵、副总兵分别率兵经江西、浙江去福建镇压福建农民起义（详见下文），十一月，张楷、陈荣军至广信，与叶宗留起义军相遇，展开激战。叶宗留身先士卒，中流矢死。部众由叶希八率领，继续与明军作战，起义军伏兵玉山（江西今县）十二都，大败明军，明都督陈荣、指挥戴礼败死，起义军声势大振。张楷得知刘得新已率江西兵到福建建宁，遂领兵趋福建。浙江起义军发展到数万人。一四四九年由陈鉴胡领导的一支起义军，曾攻破浙江的松阳、龙泉，自号太平国王。但不久之后，陈鉴胡受官府诱降，被押解到京师处死。叶希八所率的起义军入据云和山中，出兵围攻处州。分兵攻江西广信、永丰等地，杀永丰知县邓颙。明张楷军镇压福建起义后，由闽入浙，张楷以老母家属为誓招降起义军，叶希八与陶得二等首领降明，张楷纳降，令归乡复业。陶得二回山后于一四五○年再次聚众进攻武义。张楷再遣使招降。陶得二出降，起义军众解散复业。张楷班师。
福建农民起义——一四四八年四月，福建爆发了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邓茂七原为江西建昌人，佃农出身，初名邓云，后至福建宁化，依豪民陈正景，改名茂七。一四四七年，明廷命御史柳华到福建捕“矿盗”，乡村各置望高楼，将各乡编组，设置总甲、小甲统领。茂七与弟茂八被任为总甲。邓茂七号召农民拒不交纳地主勒索的鸡鸭等“冬牲”，又不向地主运送租谷，要地主自来收受。地主向知县告状，巡检来捕，邓茂七杀弓兵数人拒捕。知县率三百名军兵前来镇压，邓茂七聚众杀了知县及官军，与陈正景等盟誓起义。附近农民持金鼓器械前来参加起义，几天之内，即聚众至数万人。起义者进攻上杭、汀州、光泽，顺流下邵武、顺昌，攻占了二十余县。陈正景在汀州被擒处死。尤溪炉主蒋福成号召“炉丁”及村落贫民起义，有众万余人，攻占了尤溪县城，来与邓茂七起义军会合，占领沙县。邓茂七自号“铲平王”。
明廷命御史丁瑄前去招讨。丁瑄遣使者到起义军中去劝降，被邓茂七杀死。御史张海至延平，命都指挥张某率军四千进剿，起义军士二十余人埋伏于延平双溪隘口两旁，待明军过后，用木栅塞道，伏兵突起，杀都指挥张某及其从兵数十人。明军溃逃。邓茂七乘胜进攻延平，在延平城外大败明军，杀都指挥范真、指挥彭玺。明廷遣都御史张楷领大兵来闽，被浙江起义军堵截受阻。邓茂七乘机分遣别将由德化、永春、安溪进攻泉州，自己率部进攻建宁。
正统十四年（一四四九年）正月，明廷增派宁阳侯陈懋为征南将军，保定伯梁瑶、平阳伯陈豫为左右副总兵，刑部尚书金濂总督军务，太监曹吉祥监军，率京营及江西、浙江诸处大军前来镇压。张楷由浙入闽，招降了起义军首领罗汝先、张繇孙及黄琴等人。二月，张繇孙、罗汝先诱农民军进攻延平，张楷先于四面布置重兵，而以福建军出城诱战。农民军中计，乘浮桥竞进。明军突起合击，农民军遭到挫败，邓茂七中箭战死。余部在邓茂七的侄儿邓伯孙及其妻廖氏带领下继续坚持战斗。陈懋所率明军抵达福建，农民军退守山砦。三月，邓伯孙和廖氏战败被杀，起义失败。
广东各族人民起义——在叶宗留、邓茂七起义的同时，广东发生了黄萧养领导的各族人民起义。广东沿海和山区人民不时起来反抗地主的压榨，官府把他们概称为“山海盗”。广州府南海县冲鹤堡农民黄萧养与数百名“山海盗”一起被官府以“盗贼”的罪名关押在广州狱中。黄萧养等贿赂狱吏得与狱外的同伴相联络，把刀斧等武器偷偷运进监狱。一四四八年九月，黄萧养持械越狱，攻入兵械局夺得兵器，举行起义。当地各族人民纷纷前来参加，一月之间起义群众就发展到一万多人。次年六月，起义军分水陆两路进攻广州城：水路，在珠江上列舟数百艘进攻广州的南门；陆路则从城西方向进攻广州，制云梯、吕公车冲城。明朝镇守广东的安乡伯张安率领水军前来镇压，起义军迎击于贼船澳，官军败退至沙角尾，起义军紧迫不放，大败明军，安乡伯张安落水死。都指挥王清自高州率舟师赴援，至广州沙角尾，水浅胶舟。起义军装扮成逃难的平民，乘着小舟，载着柴薪及鱼盐等物，迎面划去。王清问他们萧养所在，伏兵出薪中，跳上王清的坐船，尽杀明军，活捉王清。广州城里明军不敢出战，据说登城见起义军“刃矢森发”，“相顾涕泣而已”（《羊城古钞》卷四）。起义军迅速发展至十余万人。黄萧养自称东阳王，据五羊驿为行宫，起义军中授官百余人。
起义军发展如此迅速，不是偶然的。广东富饶，而地处边远，地方官员多贪污勒索，人民不堪其扰。沿海的地主豪民敲剥农民，也无所不用其极。失去土地的农民往往被迫去开垦滨海地区冲积而成的浮生土地沙田，以规避租税。豪强地主雇用“巨猾”（大流氓）为“沙头”，去强占农民已经垦熟的沙田，称为“占沙”（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顺德、香山、新会等地的豪强，还在沙田的农民收割时，统率打手，执兵器，驾大船前往抢夺，称为“抢割”。广大沿海农民遭受欺压，走投无路，黄萧养发动起义后，便纷纷前来参加起义。
广东水乡的疍（但）族居民也纷纷参加了起义。被明人称为疍家或疍民的疍族是一个古老的水上民族。居民终年住在船上以捕鱼采珠为生。明朝视他们为“贱民”。课以重税，多方压迫。黄萧养起义后，疍族渔民驾船参加起义，进攻广州城。在黄萧养起义军中形成一支强劲的水军。
居住在山区的苗、瑶等族人民也参加了黄萧养发动的起义。一四四八年十二月，瑶族人赵音旺自称“天贤将军”率领民众张旗鸣鼓，进攻泷水、电白等县。与汉民吴大甑等在高要聚众万余人，响应黄萧养。一四五○年初，明廷任命右佥都御史杨信民巡抚广东。杨信民到广州后，打开城门，收纳逃亡地主，又开仓赈济贫民，派人到农民军中去招降。又在各地散发押印公据数万张，“有此据者悉免罪，愿入城者听”（《羊城古钞》卷四）。起义军被分化，不少人散归家乡。连黄萧养自己也已动摇了，准备接受招抚。与此同时，明朝政府又派都督同知董兴率江西、两广军至广州镇压起义。大洲一战，黄萧养中箭死，起义军被屠杀万余人。起义军余部屯聚三山及大良堡等处，三山尚有战船六百余艘，大良还有起义军万余人，船八百余艘，依山濒海，立栅拒守，也先后被董兴所率的明军镇压。明军镇压起义后，在南海及新会起义发动地区设置顺德县，以加强统治。
广西大藤峡瑶僮族人民起义——广西桂平县西北六十里，峡中大藤如斗，延亘两岸，称为大藤峡。明代泛称的大藤峡地区包括温州、柳州两府之间及武宣、象州、平南、桂平、贵县、藤县等周围几百里的山区。浔江流经其间，夹江诸山，悬崖绝壁，形势十分险要。瑶族和僮（壮）族人民聚居山岭中，官府向他们加倍征收钱粮，官吏也时来勒索，遭受着沉重的压迫。明朝初年以来，即不断起而反抗。英宗至宪宗时期，又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早在明成祖永乐三年（一四○五年），浔州、桂州、柳州三府瑶民曾举行起义，被明征南将军韩观率军镇压。宣宗宣德时，浔、柳、平乐、桂林、宜山、思恩等地瑶、僮人民不断起义，明总兵官山云前往镇压，先后屠杀瑶、僮族人民一万二千二百六十人，在大藤峡地区筑城堡十三，铺舍五百，加强统治。
明廷又在广西增设卫所和土司衙门，并派军队包围瑶族、壮族人民的聚居地区。还利用田州士兵于近山屯种，分界耕守，把瑶族、壮族人民分割围困在荒山之中。
一四五六年，大藤峡瑶人首领侯大苟率领瑶、僮族人民万余人起义，修仁、荔浦、力山、平乐等地的各族贫民纷起响应。攻打郡县，出没山谷。到英宗天顺年间，起义势力发展到广东高、廉、雷诸州。一四六三年，大藤峡起义军七百余人，乘夜攻入梧州城，明总兵官泰宁侯陈径率兵数千人驻城中，不敢出兵。起义军劫库放囚，活捉巡按副使周，杀死致仕布政使宋钦。次日黎明，起义军声言，官军若动，则杀周副使。英宗得报，大怒，命兵部将总兵官议处。
宪宗初即位，即面对着大藤峡各族人民的起义。成化元年（一四六五年）急派右金都御史韩雍率军十六万，前往广西镇压。明军至修仁、力山，残杀起义人民七千余人。继而又分两路进军，一路从北面象州、武宣方向分五道进攻，另一路从南面桂平、平南分八道进攻。明军对瑶、僮族人民进行血腥的屠杀，抓到起义群众，立即全部处死。十二月，韩雍率军断诸山口，围攻大藤峡起义军山寨，起义军三千二百余人战死，侯大苟等七百八十余人被俘。韩雍斩断峡藤，改名大藤峡为“断藤峡”，刻石记功还军。明廷设武靖州，属浔州府。
韩雍还军，大藤峡瑶、僮人民再次起义。一四六六年，大藤峡起义军七百余人，在侯郑昂率领下乘夜攻人浔州府城及洛容、北流两县。明廷又命韩雍继续镇压。思恩、浸州、柳州、宾州等地人民起而响应，四处袭击明军，并发展到广东的钦州和化州。起义一直延续到一四七二年，才遭到镇压而失败。
荆襄地区流民起义——湖广行省荆州府、襄阳府地区，聚集着众多的流民。宪宗成化元年（一四六五年）荆襄地区的流民举行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明初对户口的管理，极为严格。无路引私渡关津，要从严治罪。但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和赋税的繁重，无地少食的农民被迫逃流外乡，寻求生路，被称为“流民”或“逃户”。英宗时，流民已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正统时，“山东、陕西流民就食河南者二十余万”（《明史·于谦传》）。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八年（一四四三年）监察御史彭，勗在凤阳、颖川一带，见逃民，“动以万计，扶老携幼，风栖露宿，询其所自，皆真定、保定、山东诸处之民”。山西代州繁峙县编民二千一百六十六户，正统三年逃亡者二分之一。南直隶池州府所属六县，“自宣德以来，户口止存三之一”。浙江金华府七县，台州四县，“自宣德迄今（正统）户口，金华已耗五之二，台州止存三之一”。正统十年（一四四五年）陕西高陵，渭南、富平等县居民俱闭门塞户，逃窜趁食。
为了加强对流民的管理，英宗正统元年（一四三六年）曾令各地编造“逃户周知册”，登记逃民乡里、姓名、男妇口数，以及逃民遗下税粮有无着落等项，送报巡抚，督令流民回籍复业，或在当地耕种土地纳税服役。次年又发布“挨勘流民令”，登记流民男妇大小丁口，门墙刷上标记，十家编为一甲，互相识保，由所在里长带管。如果不服招抚者，正犯处死，户下编发边卫充军。正统四年（一四三九年），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布政司所属并顺天等府州，添设抚治流民之官。景泰二年（一四五一年）又申“隐丁换户之禁”，令原来隐瞒丁口及改换户籍者自首改正入籍。这些管理和限制流民的法令，都并不能阻止各地流民的继续繁衍。
荆襄一带是流民聚集最多的地区。成化时，这里的流民已达一百五十万人以上。郧阳地区，在湖广、河南、陕西、四川四省交界处，延蔓数千里，山深地广，有大量空闲荒地，外地流民多来这里屯聚开垦，官府难以禁止。成化元年（一四六五年）荆襄流民在刘通（又名刘千斤）、石龙（又名石和尚）领导下举行起义，以反抗明朝的统治。刘通，河南西华人，正统中流亡到湖广郧阳府房县，与石龙、冯子龙等人在房县大石厂立黄旗聚众，据梅溪寺，称汉王，年号德胜，任命将军、元帅等官职。附近流民纷纷参加起义，众至四万人。刘通在房县、豆沙河诸处万山之中，分作七屯，且耕且战。明廷派工部尚书白圭、湖广总兵李震前去镇压。在梅溪附近，起义军大败李震所部湖广军，杀都指挥以下军官三十八人。白圭所率明军从南漳、远安、房县、毅城四路向梅溪进逼。刘通转至寿阳，于古口山与明军血战二日，与起义军将领苗龙等四十余人被俘，解至京师处死。明军残酷地杀害起义群众及家属，多至万余人。石龙一路起义军转至四川，攻下巫山、大昌，杀夔州通判王祯。石龙部下刘长子叛变，缚石龙投降明军，石龙不屈被杀。刘长子也被明廷处死。
刘通、石龙所领导的流民起义失败后，流民仍源源不断地进入荆襄山区。成化六年（一四七○年）又在李原和小王洪领导下举起反抗的大旗。李原，又称李胡子，河南新郑人，与小王洪原来都是刘通的部下。李原起义后，称太平王，活动于湖广南漳、河南内乡、陕西渭南交界地区，随从起义的流民达百万人。明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与湖广总兵官李震前往镇压。项忠到襄阳后，又增调永顺、保靖士兵，合共二十五万人，分八路进攻起义军。又遣人入山诱流民出山夏业。流民多半是赤手空拳参加李原起义，没有严密的组织，在项忠诱骗下，有几十万人出山，成化七年（一四七一年）李原在竹山遭到明军的袭击，战败被俘。小王洪率众五百转至均州，也被明军俘获。项忠对起义军和流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死者忱藉山谷。被解往湖广、贵州充军的起义军和被骗出山强迫还乡的流民，也多在途中因瘟疫和饥渴而丧命。
明廷镇压流民起义后，为防止再有流民进入山区。申明榜谕：“若复有流入前禁山场者，执付巡按三司，枷号一目，于山口示众，全家滴戍边卫”（《宪宗实录》卷九八）。又在十二个通行要路筑立营堡，分兵驻守，每堡二百人，两个营堡委指挥一员，并在八个要口，立巡检司。但各地饥寒交迫的农民入山就食，仍然势不可止。到成化十二年（一四七六年），荆襄地区的流民又集聚到几十万人。祭酒周洪谟著《流民说》，借鉴东晋时侨置郡县处置荆襄流民的历史经验，说：“若今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吏，编里甲，宽摇役，使安生业，则流民皆齐民矣”（《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八）。这一建策被明廷采纳，都御史原杰奉命经略郧阳，宣抚流民。一万六千余户返回故里，九万六千多户流民得以在当地附籍为民，垦田为业。明廷在郧阳设郧阳府，下设六县统治。荆襄流民起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争得了著籍垦田的合法权利。周洪漠的建策，也是值得称许的。
二、鞑靼的复兴
蒙古瓦刺也先于一四五○年送回明英宗，脱脱不花在辽东依兀良哈三卫，与明修好，也先与脱脱不花形成对立。一四五一年，也先领兵东进，脱脱不花败逃入兀良哈界，被姻家沙不丹（《蒙古源流》记为脱脱不花出离妻之父）杀死，年三十一岁，一四五二年春，明廷得报，知蒙古内乱，于谦请乘机出兵，景帝不许。脱脱不花弟阿噶巴尔济（清译《蒙古源流》译名）曾依也先谋汗位。脱脱不花死后，也先伪称立他为汗，随后又设计将他杀死。其子哈尔固楚克（清译名）也在逃走途中被害。一四五三年，也先自称可汗，号大元田盛（天圣）大可汗，建年号添元。十月，遣使入明贡马并报即汗位。明廷复书，只称他为瓦刺可汗。
蒙古大汗历来只能由成吉思汗的后裔承袭。所以，也先权势虽盛，仍不能不在名义上奉脱脱不花为汗。也先杀脱脱不花弟，自称大元可汗，而不称蒙古大汗，以摆脱蒙古立汗制度的束缚，但自立为汗便根本背离了蒙古族的历史传统，为蒙古诸王贵族所不容。依汉法重建大元国号与年号，也为草原贵族所不取。一四五四年，瓦刺知院阿刺率诸贵族起兵讨伐也先。也先兵败被杀。瓦刺无汗，逐渐离析。明人称为鞑靼的东蒙古诸部贵族相继兴起。
脱脱不花死后，鞑靶哈刺嗔（清译哈刺沁）部长孛来自称太师，称雄诸部。孛来起兵，西攻瓦刺，获胜。脱脱不花王子马可古儿吉思（《英宗实录》作王子麻儿可儿）曾随其母萨睦尔合敦西攻瓦刺，为父复仇。一四五五年五月，遣使向明廷贡马，并请给粮米弓箭。明廷依旧例赏给彩缎等物，不给甲胄弓箭粮米，并敕谕说：“往者也先逆天背道，扰我中国，又自杀故主，僭称名号，曾不几时，遂致灭亡。尔等能敬顺天道，尊事朝廷，痛改也先前非，遣人贡马，虽曰暂时穷困，然能归顺朝廷，即是敬顺天道，天将赐以福善”。（《英宗实录》卷二五三附录）八月间，明廷又得泰宁卫使臣奏报，鞑靼首领毛里孩（卯里孩）立脱脱不花王幼子为王，毛里孩为太师。领人马来兀良哈三卫掳掠。此王子明译名为脱谷思。蒙古史籍又称他为摩伦汗。
孛来与毛里孩分率部兵，追击阿刺知院。一四五六年，阿刺知院被部下杀死，明英宗复位后的天顺年间，幸来与毛里孩往来于西起宁夏东至兀良哈三卫的广阔地带，相互攻杀。明廷鉴于也先南侵的教训，增兵边境，严密防守，与鞑靼两部屡有小规模的战事。孛来仍不时向明朝遣使，并扶立穷困中的王子马可古儿吉思为可汗，与毛里孩争雄。明廷给孛来的敕谕，沿用也先的封号，称他为太师淮王，称马可古儿吉思为迤北可汗，分别奖谕。宪宗即位后，天顺八年（一四六四年）正月，马可古儿吉思与字来遣使千人来明朝贡贸易，贡马三千，宪宗给予厚赐。次年，（成化元年乙酉）正月，马可古儿吉思与孛来又遣使二千一百九十四名来朝。明廷再次奖谕。大约在此后不久，明廷得到了李来杀死王子马可古儿吉思的边报。学来权势渐重，又重蹈也先杀汗自立的覆辙，因而失去支持。毛里孩乘机进攻，杀丰来。成化二年（一四六六年）明廷在颁给朵顾卫的敕书中，曾谈及此事。说：“尔等今后应以也先、字来等作歹，自取灭亡为戒”（《宪宗实录》卷三十四）。
毛里孩杀孛来后，势力扩大。一四六六年五月，明镇守延绥庆阳都指挥同知奏报：擒获鞑靼俘虏，说“毛里孩、小王子、阿罗出三酋部落，共八九万骑，而毛里孩欲候麦熟之际，复来剽掠”（《宪宗实录》卷三十）。事实上，这时毛里孩与所立小王子即摩伦汗脱谷思及部将阿罗出（斡罗出）又在相互攻杀。次年正月，毛里孩遣使来明，求通贡市，称说：“有斡罗出少师者，与毛里孩相仇杀。毛里孩又杀死新立可汗，逐斡罗出。今国内无事，欲求通好”（《宪宗实录》卷三十八）。此被杀的可汗，当即摩伦汗脱谷思。一四六六年为丙戌年，《蒙古黄金史纲》说他死于狗年，与《实录》合（清译《蒙古源流》作甲戌，误）。阿罗出被逐后，领兵离去，自成势力。此后十余年间，鞑靼诸部并列，各自称雄，相互攻杀，又陷入纷乱的局面。
毛里孩——《明实录》曾称毛里孩为毛里孩王。《蒙古源流》说他是成吉思汗弟别里古台大王的后裔。清人汉译本作“摩里郭特（翁牛特）之摩里海王”。原驻地当在兀良哈三卫附近，在与孛来的争夺中，西据河套地区。杀孛来后，领兵东进，接近大同。成化三年（一四六七年）正月遣使向明修好，求通贡市。明廷因毛里孩与孛来频年相攻，不来朝贡，今忽通好，恐其有诈，命大同镇守总兵官，加强戒备。毛里孩连续三次上书，请求入贡。二月，明廷颁敕奖谕准其人贡，并说“敕至，尔即率领部落退处边外，戒令守法，安静住牧。所遣朝贡使臣无得过三百人”（《宪宗实录》卷三十九）。三月己丑，明《宪宗实录》记“迤北齐王孛鲁乃黄苓（翁牛特）王毛里孩遣使臣咩勒平章等二百八十一人来朝”。明廷颁给赏赐。四月，幸鲁乃与毛里孩又奏请明廷遣使回报，明廷不准。此后毛里孩久不朝贡，东进至兀良哈三卫，夺取三卫印信。明廷得报，以为毛里孩与朵颜三卫结纳。次年十月，又得报，朵颜卫正与毛里孩相互攻杀。约在成化五年夏秋之间，毛里孩在作战中败死。《蒙古源流》记毛里孩是被成吉思汗弟哈撒儿的后裔锡古苏特之子博罗特（《蒙古世系谱》记锡古苏特之子名博罗乃）杀死。前与毛里孩共同遣使的孛鲁乃，《明实录》称齐王。齐王乃元朝加给哈撒儿后王月鲁帖木儿的封号，子孙世袭。杀死毛里孩者当即丰鲁乃。哈撒儿后王封地在呼伦贝尔一带，地近三卫，大约毛里孩杀字来后东进，曾一度与孛鲁乃联合，遂共同遣使入明朝贡。其后因谋夺三卫，遂与学鲁乃相互攻杀，终致败亡。
毛里孩死后，明《宪宗实录》成化五年（一四六九年）十一月乙未条记，“孛罗（学鲁乃）部落自相仇杀，分而为三”。孛罗人马往骡驹河（克鲁伦河），故毛里孩子火赤儿往西路。
阿（斡）罗出——阿罗出自一四六六年离毛里孩而去。毛里孩败后，阿罗出又乘势进据河套，并与孛鲁乃相联络，互为声援。成化五年冬，在延安府、怀庆府边地侵扰（《宪宗实录》卷七十七）。明廷命抚宁侯朱永佩平虏将军印充总兵官，都督刘玉、刘聚充左右副总兵，太监傅恭、顾恒监军，右副都御史王越参赞军务，去延绥防御。一四七○年五月，明延得福余卫报告字鲁乃（孛罗乃）率兵东行，阿罗出率万骑在西。命大同、宣府一带官兵，整饬防守。六月，阿罗出等自陕西延绥镇北之双山堡分五路南侵。朱永指挥明军截击。六月至九月，先后数战，明军获得大胜。阿罗出中流矢败逃。随后遣人向明朝求入贡，并请遣还俘掳的人马。明廷准其入贡，以礼遣还。十一月，孛鲁乃又率兵渡河与阿罗出合兵。成化七年（一四七一年）正月至三月间，在陕西边地侵扰。明军分路出击，阿罗出军败退。四月朱永回驻山西朔州。阿罗出败后，率部依附于癿（音伯）加思兰。
癿加思兰与满都鲁——癿加思兰原属乜克力部，在土鲁番地带驻牧，所统部落仅三、四百人。天顺年间，侵掠哈密。宪宗即位遣使入贡。成化初，乘鞑靼诸部相攻进驻河套地区，兵势渐盛。奉孛儿只斤氏后裔孝罗忽为主，以扩展其势力。孛罗忽原名伯颜猛可，是哈尔固楚克死后其妻阿勒坦（也先之女）所生遗腹子，曾寄养于兀良哈部。后依附于叔祖满都鲁（脱脱不花异母弟），称孛罗忽济农（亲王）。明廷称他为丰罗忽太子。一四七一年六月，朱永奏报乱加思兰与孛罗忽太子共遣使臣三百三十人自大同入贡马匹。明廷准三十人来京，给予回赐。七月，孛罗忽又上书明廷，请遣还俘掳的族属。十二月，明兵部报称，李罗忽与癿加思兰，欲东西分行渡河。一四七二年五月，明廷命武靖侯赵辅佩平虏将军印充总兵官，统制诸路兵马与总督军务王越赴延绥等处攻剿。六月，孛罗忽乘明军未集，深入固原、安定、会宁、怀庆等处。八月，赵辅王越等至延绥，九月奏称癿加思兰已出境，日夜东行。明军芻粮不继，不宜久驻，奏请还师，明廷不许。十一月，明廷命宁晋伯刘聚佩平虏将军印赴延绥代赵辅为总兵官。癿加思兰东行，与满都鲁联合，传说癿加思兰以女嫁满都鲁为妃。满都鲁亦进驻河套地区。一四七三年秋，满都鲁、孛罗忽、癿加思兰自河套出兵西行。王越乘机自榆林出兵，昼夜兼行，至红盐池袭击鞑靼老小营庐帐畜产，斩获甚多。十月，满都鲁、孛罗忽、癿加思兰等至韦州掳掠。王越已还宁夏，聚集诸将与总兵官刘聚分兵夹击，大获全胜，夺回男女二千人，牲畜十余万。次年秋，宣府大同等处奏报，癿加思兰领兵接近边境。明廷命赵胜为总兵官领兵一万防守，赵胜奏鞑靼已远遁，北边无警。
鞑靼蒙古此时的形势是：满都鲁、孛罗忽与癿加思兰部联为一体。阿罗出部已并入癿加思兰。齐王孛罗乃杀毛里孩后也依附于满都鲁麾下。原来分立的各部逐渐形成联合，据说有六万户之众。满都鲁系出蒙古字儿只斤氏，年辈最长，一四七五年被拥立为可汗。蒙古汗位久虚，重立可汗，便为诸部的再统一，奠立了基础。癿加思兰自为太师，仍掌领兵马大权。孛罗忽被逼出走，被癿加思兰统领的永邵卜（永谢布）部人杀害。
满都鲁称汗后，于一四七五年六月派遣一千七百五十余人的男女使臣队，向明廷进贡马匹。自大同进京，明廷准许五百人来京，以彩缎酬给马价，又对满都鲁及使臣各给赏赐。一四七七年二月，满都鲁、癿加思兰再次遣使来京城贡马，明廷酬给马值，从厚赏赐。汗廷设于东蒙古，地近辽东。一四七八年，明廷得报满都鲁部兵接近边地，命各地加意防守。满都鲁在汗位五年，安辑各部，与明廷修好。边境并无战事。一四六九年五月，福余卫奏报，癿加思兰恃权调度部众，部下不服，被同族人亦思马因杀死。亦思马因继为太师。七月，三卫又奏报满都鲁死。
满都海与达延汗——满都鲁之死，蒙汉文史料均无特殊记事，当是因病致死。《蒙古源流》说他卒年四十二岁。满都鲁的正妻为癿加思兰之女。癿加思兰败亡后，随之失势，也不再能号令诸部。满都鲁的次妻、出身吐默特部的满都海夫人，年三十三岁。依据蒙古的传统，可汗死后，由其哈敦（夫人）驻守宫帐，主持汗位的继承。齐王孛鲁乃向她求婚，谋袭汗位。满都海说他是哈撒儿后裔，拒不允婚，而下嫁给成吉思汗的后裔孛罗忽之子巴图猛可。孛罗忽被害后，其妻锡尔吉夫人（兀良哈部人）被亦思马因收娶。巴图猛可被收养在满都鲁部内。满都海夫人下嫁后，扶立他承袭汗位，以继承满都鲁的未竟之业，因而建号达延汗，即全蒙古的汗。明廷仍称他为小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