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 畜牧业是辽朝契丹的主要生产部门。《辽史·营卫志》说：“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败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辽代契丹仍是随水草放牧，即所谓“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湩音冻dòng）（《辽史·食货志》）。但各部落实行地区性统治后，除战马外，分地以牧，各有多少固定的“分牧”地区。放牧的牲畜以驼、马、牛、羊为主。骆驼用以载运物资，也用来拉车（沈括：《熙宁使虏图抄》）。牛用来载物、拉车（迁徙有毡车，运载有大车，送终拜陵用牛车），兼供乳食。羊主要供取皮毛和肉食。马是主要的牲畜，所谓“其富以马，其强以兵”（《辽史·食货志》）。契丹射猎、放牧、交通、作战都不能离开马匹。《辽史》记载牲畜价格，分驼、马、牛、羊四等。但在牲畜中，马和羊数量最多，也最重要。述律后对辽太宗说“我有西楼羊马之富”。羊和马从来是契丹牲畜财富的代表。早自契丹建国前，历代贵族对北方游牧族作战，总要大量掳掠牲畜。建国后，被征服的各族也要每年把一定数量的牲畜进贡给辽朝。对外掳掠所得，分赐作战将士。因而牲畜的占有有官、私之分。私有数量的多少，又有了贫富之别。辽朝封建制确立后，各部出现的大批贫民，主要当是贫苦的牧民。官有的牲畜拥有极大的数量。据《辽史·道宗纪》：道宗时“牧马著息，多至百万”。辽朝在各地区设有“群牧使司”、“马群司”、“牛群司”等各级官员管领。边地各族历年进贡的牲畜，大概即由驻在当地的群牧官就地管理，因而天祚帝亡前，西北边地仍拥有大批的马群。大石西行时，西北各族进献马、驼、羊等大批牲畜，奠立了辽朝西迁和重建的基础。
二、农 业
辽太祖阿保机采韩延徽策，安置俘掳的汉人在北地从事垦艺。此后，各投下州的汉族人民，也务农耕作。契丹封建制确立后，又出现了租种契丹、奚贵族田地的汉人佃户。九八二年，景宗诏：“诸州有逃户庄田，许番汉人承佃，供给租税”（《宣府镇志》）。宋苏辙使契丹，在中京南见奚人役使汉人佃户，有诗云：“奚君五亩宅，封户一成田，故垒开都邑，遗民杂汉佃”（《栾城集》）。据《契丹国志》记载，辽时中京一带的奚人也已从事耕种。契丹本族人民经营农耕，当始于太宗得燕云之后。《辽史·食货志》记辽朝建国前匀德实已“相地利以教民耕”。这一传说如果包含有可信的成分，当也只是个别地区的原始的耕作。太宗时才有开垦农田的明确记载。九三九年，以乌古居地水草丰美，命五院六院两部的瓯昆、乙习本、斡纳阿刺等三石烈人迁居到这里。次年，又给予海勒水一带地为农田，从事耕作。又诏有司教民播种纺绩。九四六年，诏“敢伤禾稼者，以军法论。”（据《辽史·营卫志》。同书《食货志》记述有误。）圣宗过藁城，见乙室奥隗部妇人种黍已熟，派人帮助收割，可见契丹部落中确已有部分居民参加农耕，但在契丹族的整个的经济生活中，还不如牧业的地位重要。到道宗时，农业耕作才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道宗派耶律店古率部在炉胸河边垦田，收获后即移屯镇州。耶律唐古在镇州连续十四次获得丰收，积粟几十万斛。马人望为中京度支使，到任半年，经营得法，也积粟十五万斛。东京道的咸、信、苏、复等五十多城，都设置了和籴仓；果陈籴新，允许百姓借贷，收息二分，各处所积不下二三十万石。《辽史·食货志》说：“辽之农谷，至是为盛”。
燕云十六州的汉人地区是辽朝农业的基地。辽朝统治者多次下诏募民垦荒，开辟农日。九九五年，准许昌平、怀柔等县百姓开垦荒地。九九六年，募民耕种滦州荒地，免租赋十年。一○八九年，辽道宗赐给山西灵丘一所庙宇山田一百四十多顷。这个事实说明山区也已大批开辟了山田。
辽朝农作物，燕云地区仍以稻、麦为主。九八七年，李仲宣撰《枯唐寺创建讲堂碑记》说，蓟州“地方千里，籍冠百城，红稻青粳，实鱼盐之沃壤。”一○六四年，道宗下令禁止南京百姓决水种植粳稻。天柞帝时，燕京“稻粱之属，靡不毕出”。蓟州三河县北乡有寺庄一所，景宗乾亨（九七九——九八三年）以前，垦田三十顷，其中种麦一千亩，都是上等的好田。
辽朝在农耕方面也有所创造。宋朝派往辽朝的使臣王曾记述他所看到的情形说，自过古北口，居民都住 草房板屋耕种，没有桑拓等树木，因为怕吹沙壅塞田地，种地都在垄上。《辽史·食货志》也说：辽地多半是沙碛，三时多寒，春秋要及时耕种收获，种黍要因地势高下，与中原不同。辽朝在北方风沙地带，因地势高下在坎上作垅田，是劳动人民的一个创造。
稻、麦、粱、黍之外，契丹旧地又多种穄（音记jì，糜子米）。《五代会要》说，奚人种穄，秋收后在山下作窖储存，煮穄作粥。《后汉书·乌桓传》说，乌桓居地宜于种穄。大概自东汉以来，就有种穄的传统。宋朝使臣去辽，辽朝多以乳粥诗客（朱彧《萍洲可谈》，王洙《谈录》）。梅圣俞《送景纯使北》诗：“朝供酪粥冰生碗，夜卧毡庐月照沙”（《宛陵先生集》）。乳粥或酪粥当是用穄制成。宋朝杂变税中有穄米一种。《东京梦华录》记载，宋朝京城开封，中元节时沿街卖穄米饭，用来祭祀祖先。种穄非辽朝所特有，但在契丹、奚的农作物中，穄是较为重要的一种。
汉地所无而辽朝已先有的作物是西瓜。辽太宗灭后晋后，晋同州郃阳县令胡峤随萧翰入辽，七年后逃到后周，撰《陷北记》记述在辽朝的见闻。胡峤说，自上京东行到一处平川，多草木，始吃西瓜。据说是契丹破回鹘得此瓜种，施用牛粪搭棚种植。瓜的大小象中原的冬瓜，但味道很甜。（《契丹国志》胡峤：《陷北记》）在唐人文献中，不见有关西瓜的记载。胡峤的记述也说明，前此汉地并无西瓜。（李时珍《本草纲目》主此说）辽朝自回鹘得瓜种，移植成功，以后传入金、宋，才逐渐为汉族农民普遍种植。西瓜自回鹘传入契丹，又自契丹传给汉族，在我国各族人民的经济交流史上，是一个值得记述的事件。
西辽灭亡后，耶律楚材于一二二二年到河中府，有诗云，“万顷青青麦浪子”，“冲风磨旧麦，悬碓杵新粳。”描写出当地农业稻、麦丰收的繁荣景象。辽朝统治下的契丹族、汉族以及其他各族人民，不仅开发了我国的东北地区，也使西辽统治地区的农业得到了发展。
三、手工业
铁冶 在辽代的手工业中，冶铁占有重要的地位。契丹建国前，已开始有铁。阿保机征服室韦后，又有坑冶。胡峤《陷北记》说：室韦有三族，地多铜铁金银，室韦人制作的铜、铁器很精好（又见《辽史·食货志》）。大抵契丹从室韦人那里学得了坑冶法。阿保机灭渤海后占据广州，本渤海铁利府，改名铁利州。此地原为渤海铁冶地区，多有铁矿，成为辽朝的一个铁冶基地。阿保机又以渤海俘户在上京道饶州置长乐县，内一千户冶铁纳贡。宋朝使臣王曾在柳河馆西北，也见有渤海人就河漉沙石炼铁。渤海在店时即擅长冶铁。《新唐书·渤海传》以渤海“位城之铁”为名贵出产之一。渤海冶铁术传入契丹，推动了辽朝冶铁业的发展。辽朝东京道尚州东平县有铁矿，采炼者三百户，按赋税制度供铁。阿保机南征幽、蓟，在还军路上发现银、铁矿，命置矿冶。冶炼者可能是俘掳来的汉族人民。契丹奴隶采炼的铁矿，有柳湿河、三黜古斯和手山三处。起初冶炼者是诸斡尔朵和大族（皇族）的奴隶，圣宗时置为易术（铁）部。柳湿河和三黜古斯的今地，还不能确指，手山就是今鞍山的首山。首山附近曾发现过深达十八米的辽代矿坑，更加证明：辽朝的奴隶们是鞍山铁矿的最早的开采者。鞍山铁矿，现在经过我国钢铁工人的辛勤开发，已经建设成社会主义的钢铁基地。追本溯源，辽朝奴隶们创始的功绩，是值得纪念的。
辽东一带，自西汉以来即在乎郭设有铁官冶铁。辽阳汉墓曾有大批铁器出土。辽朝的铁冶也多在这一地区，所以在东京设户部司管领。在辽朝的铁冶业中，又以冶炼镇铁最为著称。《金史·太祖纪》说：“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于是国号大金”。金朝依女真完颜部住地按出虎（女真语，义为金）水为国号，辽朝可能也是依辽水建号。《金史》所纪，出于附会，不甚可信。但辽朝号称出产镔铁，却是事实。镔铁是一种精炼的铁，接近于钢，或者即可认作是钢的一种（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有此说）。《隋书·西域传》载波斯产镔铁。宋人乐史《太平寰字记》说罽宾（罽音记jì）也产镔铁。《契丹国志》记大食等国向契丹贡献的物品中有“宾铁兵器”。辽初，大食仅“来贡”一次，《辽史》不载贡品，《国志》所记是否有据，不可知。大食的镔铁可能对辽有所影响，但显然不起决定的作用。沙俄的布勒士奈得在《中世纪研究》中说，镔铁是在十二世纪时由阿拉伯传入中国。他完全忽视了早在十世纪时辽朝以产镔铁著称的事实。王曾去契丹，至打造部落馆见有“番户”百余，锻铁为兵器。辽朝贺宋朝正旦，有镔铁刀作礼物。辽朝拥有丰富的铁矿，经过室韦、渤海、契丹和汉族等各族劳动人民交流冶铁技术，锻炼出质量较高的铁或较低的钢，是可能的。
金银 阿保机俘掳蔚县汉族人民，在泽州立寨“采炼陷河银冶”（《辽史·地理志》），又在征幽蓟还军道上，发现银铁矿，命令开采。灭渤海后，在富州置银冶，改名银州。圣宗时，在演河北阴山及辽河之源各得金银矿，开矿采炼。现存辽代的石刻碑记中也反映出，辽朝境内的银冶存在于许多地区。大抵辽朝的金银矿，以汉族人民为主，与渤海、契丹等各族人民共同冶炼，并共同发展了金、银手工业。近年辽宁、河北各地出土大批辽代鎏金和银制手工艺品，包括鎏金马具、饮食用具、各种首饰和佛教器物，这些金银制品继承了汉族手工业者的传统技艺，又溶合了契丹族的某些特有的风格。
马鞍和车 宋太平老人著《袖中锦》以“契丹鞍”与端砚、蜀锦、定瓷等并列，称“天下第一”。契丹劳动人民制作的马鞍，不仅在辽朝，而且在全中国的各民族中享有盛名，是辽代手工业的又一个成就。辽朝回赐西夏等国贡使物件，有金涂鞍辔马，素鞍辔马，赐给宋朝的礼物中还有涂金银龙凤鞍勒、银鞍，一九五四年，赤峰市大营子发掘辽驸马卫国王墓，出土有银质囊金鞍饰，铸有精细的花草纹。银质鎏金鞍桥饰，铸作双龙戏珠纹，极为精美。契丹以鞍马为家，对马具的制作特为讲求，在当时我国各民族中，确是无与伦比。
辽宁赤峰辽墓出土马具三组
辽宁赤峰辽墓出土车马器
辽朝还有专业的车工，在打造馆造车。沈括说：“契丹之车，皆资于奚。”大约奚族制车，比契丹更为精良。
纺织 辽朝的纺织业，燕云十六州的汉人地区，在唐五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渤海地区，唐时曾以出产布、绵、绸著称。早在阿保机时，即驱掳汉地数州士女到契丹，传播了纺织技术。辽朝建国后，随着各民族的经济交流和农业的发展，在契丹、奚等族的旧地，也有了纺织业生产。胡娇记辽初上京的情况是“交易无钱而用布”。大抵当时布匹（麻布）已普遍生产。辽朝得燕云后，丝织业逐渐发展成颇大的规模。辽都上京有绫锦院诸工作坊，织工主要是汉人。祖州也有绞锦院，有契丹、汉、渤海等族手工业者三百人纺织，供辽朝皇室需用。辽朝以定州的汉人俘户在中京道建宜州，也从事纺织。《辽史》称；宜州“民工织经，多技巧”。灵河（大凌河）沿岸灵、锦、显、霸四川植桑麻，居民无田租，只供蚕织。圣宗时曾以显州交纳的绫锦，赏赐左右贵族。《辽史·礼志》记辽朝贵族的礼服有锦袍、白绫袍、绛纱袍。辽朝对外赠送或赐与的物品中，有绫、罗、绮、锦、纱、縠、缎等多种，可见丝织业的发达。赤峰辽驸马卫国王墓出土有平金的丝织物。近年辽宁翁牛特旗发现辽壁画木槨墓。墓室中死者夫妇卧于尸床上，铺盖丝织的被褥衣裳。墓中出土有各色绞、罗、织锦、刺绣，并有刻丝和印染丝罗，显示出辽朝丝织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制瓷 辽代手工业中另一特出的成就，是著名的辽瓷。瓷器是汉族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的创造。辽代汉族、契丹等各族人民，在唐、五代制瓷技术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创造。近年各地陆续发现大批辽墓和一些遗址，出土有大量辽瓷。分布的地区遍及辽代的南京、上京、东京以及现在的赤峰、建平、沈阳等地。出土瓷器有白瓷、青瓷、三彩以及细胎白黑瓷器、缸胎杂色大型瓷器和翠绿釉瓷等多种，明显地承袭唐和五代的传统，而又有所发展。适应契丹族鞍马毡帐的生活需要，辽瓷还出现一些新形制：如鸡冠壶，鸡腿坛，长颈瓶等。鸡冠壶仿照契丹皮袋的形式，壶上有环梁或穿孔，便于马上携带，更是辽瓷中最有代表性的特产。辽宁一些地区出土的三彩印花方碟和长盘，也是辽瓷所特有。辽瓷中也有不少汉族用品，如杯、盘、瓶、盂等，形制和质地与五代和宋朝的产品大致相同或相似。辽朝境内契丹与汉族居民长期共居，象在经济上政治制度上曾经两者并存一样，反映在文化上以至生活用品上，存在不同的风格，是自然的。辽朝与宋朝在经济上相互交流，也必然要相互发生影响。辽瓷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仿照北宋定州窑烧造的，称为“仿定”。这些瓷器，在造型上受唐代瓷器风格的影响，在工艺上则接近或达到了北宋定瓷的水平。北京门头沟区龙泉瓷窑遗址发现很多“仿定”瓷片，与北京地区辽墓出土瓷器相同。近年出土辽瓷，地区分布甚广，数量甚多，说明辽朝制瓷业甚为发达。有的辽墓葬，随葬品很少，无金银器或铜器，但也有少量瓷器。这也表明：瓷器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用品。
辽朝燕云地区也出现了类似宋朝的“作”的手工业组织。“作”的首领叫做“作头”和“都作头”。一○五七年建造的房山县良乡镇清凉寺千佛像石幢，就是由姓王的“燕京作头”父子雕制的。有些辽朝的石刻还署有“盖阁都作头”、“盖殿宝塔都作头”等名称。
四、商业贸易
辽朝得燕云后，以幽州为南京，在辽阳设东京。承天后、圣宗时又在奚族旧地设中京（大定府）。兴宗改云州为西京（大同府），与上京合称五京。五京是辽朝政治重心，也是商业交通的重心。上京的城邑建制，如幽州制度。南城叫做汉城，是汉人集中的居住区，有楼对峙，下列市肆，经营商业。南门之东有回鹘营，回鹘商贩聚集居住。中京城由燕蓟的汉族良工营建，自朱夏门入，街道东西有廊舍三百间，居民在廊舍下布列店肆（列廛肆庑下）。东京外城称汉城，河北汉人在此聚居，有南、北市。
早晨在南市，午后在北市交易。上京、中京、东京的商业区都在城南。南京依旧制，商市在城北，陆海百货都要聚集在北市买卖。西京大同府主要是军事城镇，商业远不如南京发达。辽朝皇室百官驻在捺钵时，也往往有临时的市场，交易货物。辽朝设“行宫市场巡检使”管理。沈括在宋神宗时去辽朝，见到“小民之为市者，以车从之于山间。”（《熙宁使虏图抄》）各州县则有市集。
隋、唐以来，历史形成的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并没有由于辽朝和五代、宋朝的政权并立而隔绝。五代时，辽和梁通过聘使往来，交易货物。后唐在云州北野固口与契丹互市，成为固定的贸易市场。后晋设回图务管理贸易。辽朝派遣回图使，在开封设邱店，往来贩运。立国江南的吴越、南唐也和辽朝有使臣往来，以纳贡或馈赐的方式交易货物。九四三年，辽太宗曾遣使去南唐，赠送羊、马，并出售马二百匹，买回罗、纨、茶、药等物品（陆游《南唐书》）。
辽和北宋并立，前后一百六十余年，双方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加强着北方和南方的经济联系。这种联系大致通过三个途径进行：（一）朝廷往来聘使。每年新正元旦、帝后生辰，相互遣使祝贺，带去大批珍贵礼物。对方也以大批物品“劳赐使臣”。送礼和回赐有固定的项目和数额，形成朝廷间定期和定量的物品交换。（二）官方设立的椎场（贸易场）。宋初，在镇、易、雄、霸、沧州各设榷场，与辽交易。此后随着宋、辽关系的发展而时有变化。澶渊之盟后，辽朝先后在涿州新城、朔州南和振武军，置榷场与宋贸易。宋朝在雄州、霸州和安肃军置三榷场，后又在广信军置场。榷场是由官方管理的固定的贸易场所，辽、宋都设有专官，监督交易，征取税收。（三）私人交易。在榷场以外，还有大量的私市交易，以规避税收取利。有的商人越界去对方境内贩运谋利，甚至通事（翻译人员）也和使臣私相交易。榷场禁售的货物，也多走私。通过各种走私贸易，种类繁多的大批货物，往来贩运不断。
辽朝卖给宋朝的货物，牲畜中以羊为最多。宋神宗时，河北榷场买契丹羊，每年数万只，运到汴京（开封），多瘦恶耗死，每年费钱四十余万缗。通过各种途径输入宋朝的物品，还有马匹、马具、皮革制品、毛毡、镔铁刀剑、“北珠”等。北珠是来自女真的珍珠，在宣和间，围过寸者价至二三百万，极为名贵（《铁围山丛谈》卷六）。阿保机建国前，在炭山南古汉城有盐池。据说契丹八部都取这里的盐食用。此后开采，规模更大。辽太宗得河间煮海盐，得燕云后更多采海盐。辽盐产量甚大，售价较宋朝低，白海口入界河，经雄、霸入涿、易等地。通过走私活动，辽盐大量售入宋界，宋朝官吏不能禁止。
辽朝自宋朝输入的货物主要有：茶叶、药材、糯米、丝织品、麻布、漆器以及香料、犀角、象牙等奢侈品。
据胡娇所见上京的情形，辽朝初年，大约钱币还不甚流通。燕云地区仍然沿用五代时的旧钱。景宗时置铸钱院，铸乾亨钱。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圣宗、兴宗、道宗各朝屡铸铜钱行用。在辽、宋之间的商业贸易中，辽钱严禁出境，但宋朝的铜钱却大量流入辽朝通用。
（二）文化概况
契丹、汉族在经济方面相互交流，在文化方面也相互吸收。由于汉族的封建文化，比起契丹来，处在较高的阶段，契丹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过程中，逐步接受了汉文化，但仍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契丹和汉族共同创造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
一、契丹文字
辽太祖陵出土的契丹字残石刻
阿保机建国后，由突吕不等创制契丹文字，后来被叫做契丹大字。阿保机弟迭刺又制契丹小字。契丹大、小字长久失传，只有一些零散的存留。一九三○年，在今辽宁白塔子的辽皇陵，出土道宗及宣懿皇后等长篇契丹字哀册刻石，契丹字文献才被人们所注意。近年来，又陆续发现刊有这种契丹字的墓志（如辽宁义县萧相公墓志）和铜镜等文物多种。国内外的研究者曾对这种文字作过不少的探索，取得一些成绩，但还远不能通读。一九五一年，辽宁锦西西孤山出土辽萧元忠墓志，刊有另一种字体较简的契丹文字。一九六六年，考古工作者在辽宁巴林左旗林东辽太祖陵，也发现了刻有同一种字体的契丹字残石。从出上契丹字文物看来，大抵前一种哀册文字当是契丹大字，后一种字体较简的文字是契丹小字（也有相反的说法，待考）。《五代史》附录《契丹传》说阿保机以汉字隶书之半增损，作成契丹文字。契丹大字和小字是依据汉字字体而改作的拼音字。契丹大字是以几个音符叠成契丹语的一个音缀，在形体上仍仿汉字合成一个方块字，狼是繁赘难认。契丹小字，笔划稍简，所以又被叫做“小简字”（《辽文汇·补遗》郑恪墓志）。据说迭刺学习回鹘文后，才造契丹小字。据现存女真字推知，契丹小字大约是以一个方体字代表一个音缀，但不再象大字那样合叠成多音符的方块字，而是参照古回鹘文的办法，自上而下。连续直写，所以说它“数少而该贯”（《辽史·皇子表》）。但由于每个音缀仍是来自汉字的方体，无法联写，这就形成各音缀相互分离，各个多音词之间又不易截断的缺点，行用起来很不方便。契丹大小字大约只是在契丹贵族文人中使用，范围很窄。《辽史》记载精通契丹字的文人，大多兼通汉字。辽文化主要仍是以汉字作工具而得到传播和发展。
二、佛 教
契丹建国前流行原始的巫教，有巫和太巫。建国后，仍作为一种宗教习俗而保存下来。辽朝皇帝举行祭山仪、岁除仪、瑟瑟仪（射柳祈雨）等，都由巫或大巫赞祝行礼。柴册仪（选举联盟长、皇帝即位）拜日，丧葬及岁除拜火。阿保机掳掠汉人，佛教随之传入契丹。汉人在契丹地区为辽朝建设城邑，同时也建造佛寺。太宗得燕云后，佛教进一步传播，但据胡峤所见，上京的僧尼都还是来自燕云一带的汉人。圣宗以后，汉文明随着契丹封建制的确立而广泛发展，佛教也辽宁昭盟巴林右旗发现在辽朝更加流布。
石经 隋僧徒静碗在涿州大房山的白带山开凿石室，刻石板佛经在石室收藏，用石块灌铁作门，准备佛教一旦毁灭后还可保存这些佛经。白带山因此又称石经山。山上有寺，唐时建号云居寺。静琬刻石经三十年，唐贞观十三年（六三九年）死。弟子相传五世，继续刊刻，此后即中断。辽时经几次战争，云居寺毁损，圣宗时重修。辽南京官员韩绍芳（韩延徽孙）打开石室，检对石经，上报辽朝。圣宗命僧徒可玄继续刊刻经板，补缺续新。经兴宗、道宗两朝，至清宁三年（一○五七年）刻完《大般若经》、《大宝积经》共六百块，合原存石经《涅槃经》、《华严经》等经共有二千七百三十块。合称四大部经（赵尊仁：《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此后，仍继续校勘刻石。天祚帝天庆七年（一一一七年），又将道宗时所刻石经大碑一百八十片，寺僧通理大师等校刻石经小碑四千八十片，埋在寺西南的地洞里，上建石塔一座，刻文标记（志才：《涿州涿鹿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从圣宗到天祚帝时的刊刻石经是辽朝对佛经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校勘、整理。
校印佛藏 从兴宗时起，辽朝开始校勘、刊印大藏经，即佛经的总集。唐代佛经，流毒极广，但大批佛经的流布，主要还是少数僧徒传抄，或信仰者作为“功德”摹写。敦煌发现店咸通六年（八六五年）印本《金刚经》，说明印刷术发明后，佛经已在刻印，但也还只限于较通行的少数经卷。九七一年，宋朝在印刷术发达的成都，雕板十八万块，印成最早的大藏经，通称“宋藏”（《开宝藏》）。辽兴宗以来，辽朝也雕印大藏经（汉文），通称“丹藏”（契丹藏经）。据辽燕京的僧徒觉苑说，兴宗命远近搜集的佛经，都付雕印，并要辽代石经寺释迦佛舍利人详勘，觉苑因此参预校勘。
一○五三年（重熙二十二年），辽兴中府建灵岩寺，曾购得藏经一部收藏，以广流通（耶律劲：《灵岩寺碑铭》）。大抵当时丹经已经初步印行。道宗时，继续收罗，校勘入藏。一○六八年（咸雍四年），南京玉河县的地主邓从贵出钱五十万与觉苑募信徒助办，印大藏经五百七十九帐，在阳台山清水院（北京大觉寺）收藏（《辽文汇》卷七志延：《阳台山清水院藏经记》）。一一○三年（乾统三年），易州沫水县金山演教寺，也有本县董某捐造大藏一座，印五百余帙收藏（《辽文汇》卷八《金山演教院千人邑记》）。据大同华严寺金朝的碑记说，辽兴宗时校证的藏经，即有五百七十九帙。佛经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大量印刷流通，只会更便于散播毒素。如果说还有一点作用的话，那只是佛教利用来作为传播工具的某些文化得以留存和在民族间交流。在丹藏雕印的差不多同时，辽朝的邻国高丽也雕印大藏经，通称“丽藏”。辽朝的丹藏传入高丽，很受高丽僧人的重视。高丽藏再次雕印时，取丽藏、宋藏和丹藏对照校勘，印成新雕丽藏。高丽僧宓庵说，丹藏总共不到二百函，不满一千册，“帙简部轻”，“纸薄字密”。宓庵赞叹说：这大概不是人功所能造成，好象是惜助了神力。中国的雕板印刷、造纸，当然不是靠什么“神力”，而是人民群众劳动和智慧的产物。把它用来印造佛教的毒品，自然是极大的浪费。但宓庵所记丹藏情况却足以说明，辽朝劳动人民在造纸术、印刷术和书籍装帧等方面都已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超过了唐、五代时期所达到的水平。
寺院佛塔 辽代在各地建造了大批寺院和佛塔。天津市蓟县现存辽建独乐寺观音阁，是一座雄巍的木构建筑，外观两层，内部三层。阁建于九八四年，中央泥塑将近五丈高的观音像，楼板中留空井，使佛像穿过直立。我国现存最古的木构建筑，五台山唐建佛光寺大殿，是运用传统的木材框架结构法。观音阁的建筑，实际是采用佛光寺大殿的框架法，而又三层重叠，构成一座三层的木楼。山西大同（辽西京）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建于一○三八年（辽重熙七年），梁下仍存辽代题记。大殿虽经后世重修，仍然保存辽代的木建结构和梁仿彩画，殿前满列“教藏”（藏经的书橱）三十余间，是国内现存最古的教藏。
辽代的佛塔遍布于五京所属的许多地区。常见的辽塔是八角十三层的砖塔，烙为实体，不能入内攀登。与唐代的佛培，例如长安大慈恩寺的大雁塔，构造完全不同。辽塔的这种形制后来也为金代所继承，在中国建塔史上，成为具有独特风格的辽、金塔。所谓八角当是据《四分律》，十三层是据《大般涅粱经·后分》：“佛告阿难……起七宝塔，高十三层”。现存北京天宁寺（辽南京天王寺）砖塔和辽宁宁城县大宁（辽中京大定府）故城址的大砖塔，可以作为这种类型的代表。辽宁林西白塔子的白砖塔八角七层，内部中空，可直登，近似唐塔。山西应县一○五六年建造的佛宫寺木塔，层檐用斗拱平托八角六檐，分为五层，附暗层四层，实际上是九层，连塔尖高达二十丈。塔身全用木建，造形瑰丽，有如楼阁，是我国现存的唯一的一座大木塔。这样一座高大的木构建筑，经历九百多年风雨雷电的考验，仍然屹立而不倾塌，确是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观。寺院和佛塔都是佛徒用来毒害人民的工具，但建造者却是被压迫的劳动群众。剥去宗教迷信的外衣，作为古代人民辛勤建造和遗留的一份建筑遗产，还是值得保存和吸取惜鉴的。
三、儒 学
九一八年，阿保机要祭祀一个在汉人中有影响的人物，以巩固他的统治。左右的侍臣以为可祭佛。阿保机说：“佛非中国教”。太子倍说：“孔子是大圣人，万世所尊，应当先祭孔子。”阿保机大悦，即建孔子庙，命皇子借春秋祭奠。佛教来自天竺，但到唐朝已经逐步地中国化。辽朝的佛教实际上已是作为汉文化的一部分而流传。著名的僧人也多是汉人。但比较说来，孔丘的儒学自然更能代表纯粹的汉族封建文化。因之，辽朝统治者更重视儒学，作为统治汉族人民的工具。不过，儒学在辽朝的政治、社会生活中进一步发挥它的统治作用，还是在契丹的封建制确立以后。据说辽圣宗好读《贞观政要》，并由汉臣摘录唐高祖、太宗、玄宗可以取法的事迹进呈。《贞观政要》是以儒家的政治学说为指针，对唐朝和前代的封建统治经验的一个总结。因之，它不象儒家经典的迂阔，而更能切合封建统治者的实际需要。《贞观政要》一书一直受到辽朝的重视。兴宗时，萧韩家奴并把它译为契丹文，给兴宗阅读。萧韩家奴上疏论政事，也援引唐太宗的“轻徭省役”、“使海内安静”的所谓“治盗之方”，即压制农民反抗的儒家统治方术。《辽史·兴宗纪》说：兴宗“好儒术”。道宗时，儒学更盛。一○八六年，曾召翰林学士讲五经大义。一○八八年，又召耶律俨（汉人，本姓李）讲《尚书·洪范》。洪皓《松漠纪闻》说，道宗要汉人讲《论语》，讲到“夷狄之有君……”等句，避嫌疑不敢讲。道宗说，上古时候的熏鬻等族，没有礼法，所以叫“夷”。我们现在已经彬彬有文化，和汉族没有两样，你还避什么嫌？辽朝至道宗时，封建的经济制度已经很发展，汉文化为契丹贵族普遍接受，儒家的封建政治思想也在统治阶级中，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
四、历史学
圣宗时起，辽朝也依仿汉人修史体制，编修实录。九九一年，室昉（音访fang）、邢抱扑等撰实录二十卷。兴宗时，萧韩家奴又与耶律庶成等编录遥辇可汗以来至兴宗重熙时事迹，共二十卷。道宗时，一○八五年，史臣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一一○三年，天祚帝召监修国史耶律俨编纂太祖诸帝实录。俨修成《皇朝实录》七十卷，辽朝西迁后，仍在金、元保存。金、元纂修《辽史》，依据的原始材料，主要就是耶律俨的《实录》。
现存辽王鼎撰《焚椒录》一卷，是仅存的一部有关辽朝史事的私人纪述。王鼎，涿州人，道宗时为翰林学士，为辽朝草拟典章，后升观书殿学士。困事得罪，流放镇州。王鼎得知耶律乙辛诬陷宣懿后案始未，因撰《焚椒录》记述此事。书中收录了有关的文献。元人撰修《辽史·宣懿后传》很可能参据了此书。
五、语言文字学
辽朝还有两部语言文字学著述流传下来。一是圣宗时僧行均（汉人，俗姓于）编撰的《龙龛手镜》（宋刊本“镜”作“鉴”）。《龙龛手镜》是一部通侣的汉字字书，部首字依平、上、去、人四声分为四卷，第一卷九十七部，第二卷六十部，第三卷二十六部，第四卷五十九部（最后一部为杂部）。每部所收字，也依四声次序排列。各字注反切音和简要的字义。全书共收二万六千四百多字，注解共十六万三千多字。自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自“一”至“亥”排列部首，后世字书，相沿不改。行均突破旧例，依据当时实际的读音和通用的字体，另作编排，虽然体例不尽完善，创新的精神，还是可贵的。行均书又多收民间制作的俗字，如不部的歪（wai）、甭（béng）、孬（nāo）等字。清代的考据学者钱大听因此讥讽行均“以意分部”，“文支不分”，收入甭、孬等“里俗之妄谈”，是“污我简编”（《潜研堂文集·跋龙龛手鉴》）。其实，钱大听所攻击的几处，正是行均超越前人的独到处。辽朝书禁甚严，不准出境，但行均此书仍流入宋朝。沈括《梦溪笔谈》称赞它“音韵次序，皆有理法”。宋朝曾在浙西雕板刻印。元苏天爵说，当时辽朝文献，只有耶律楚材家藏的耶律俨《实录》和行均的《龙龛手镜》还保存，其他多亡失（《滋溪文稿·三史质疑》）。《手镜》宋刊本因避讳改为《手鉴》。苏天爵所见，当仍是辽刊本。此书还曾传入朝鲜，有朝鲜古刻本，分为八卷。后来也传到日本。日本元和（一六一六至一六二三年）时，有古活字本印行。
另一部著述是希麟著《续一切经音义》。唐长安西明寺僧慧琳（疏勒人），依《开元释教录》所收佛经，依次音注，写成《一切经音义》一百卷。唐朝亡后，此书在江南地区不再流传。五代未年，高丽曾遣使去吴越寻访不得，但辽朝仍有留存。圣宗时，燕京崇仁寺僧人希麟（汉人），依仿慧琳书例，对《开元释教录》以后的佛经，续加音注，写成《续一切经音义》一书，分为十卷。元代编撰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十及《大藏目录》卷下，都还著录慧琳及希麟书，但明、清时，两书不再在我国流传。辽道宗时，曾送给高丽丹藏一部，希麟书因而传入高丽。一四五八年（明天顺二年）又传人日本。清光绪初，我国学者才又发现了此书的日本翻刻本，开始利用来进行汉语史的研究（一九一二年刊印的《频伽藏》曾据日本刊本影印收入）。中、朝、日三国在历史上有过多方面的文化交流，许多古代典籍因而得以保存和流通。希腆书流传的历史，是其中的又一个事例。
六、文学艺术
唐、五代吟诗成为风气，也影响到辽朝。辽初，皇子倍有“小山压大山”诗流传。圣宗以后，随着汉文化的传布，契丹贵族多学作诗赋。史载圣宗喜吟诗，曾作曲百余首。道宗多作诗赋，并由耶律良编为《清宁集》。道宗宣懿后，天祚帝文妃（渤海人）也都有诗歌流传。经辽朝皇帝的提倡，贵族文人也多作诗编集。如皇族耶律隆先有诗集《阆苑集》。萧柳作诗千篇，编为《岁寒集》。耶律良有《庆会集》等等。这些诗集都不再流传，大抵内容平泛，被淘汰是自然的。元人耶律楚材《湛然居土集》收有《醉义歌》一首，自序说是“辽朝寺公大师”所作，原作为契丹字，楚材在西域遇到西辽前郡王李世昌，学习契丹字，乃译此歌。寺公大师不知何许人，诗中称“病窜”“斥逐”，与南村农丈人饮叙。大约是得罪被黜的契丹官员或失意文人，流寓乡间，以表面的豁达掩盖内心的愤闷。诗中有“村家不弃来相陪”，“黍稷馨香栖畎亩”，“老母自供山果醋”等农村景色，与辽朝帝后的庙堂酬唱，旨趣不同。诗体似乐府歌行，长达一百二十句，是仅存的辽人长篇。《醉义歌》原作不存，现在只有耶律楚材的这一译本。契丹语与汉语语序结构不同。宋人洪迈《夷坚丙志》曾记契丹人学汉诗，如“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读作“月明里，和尚门于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醉义歌》百余句一气呵成，诗中多用汉人史事掌故，全篇依汉语用韵，也颇工整。如开头四句：“晓来雨雾日苍凉，枕帏摇曳西风香，困眠未足正展转，儿童未报今重阳”。耶律楚材称赞为“可与苏（拭）、黄（庭坚）并驱争先”。如果不是经过耶律楚材改作，失传的原作当也是模拟汉诗。
现存辽朝帝后的一些片断诗句，大多不出宫闱享乐或劝谏之类，没有什么文艺价值可说。它只是显示了汉文化对契丹的深刻影响。唐诗中影响最大的是白居易的作品。辽圣宗曾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古今诗话》载圣宗快句“乐天诗集是吾师”，想见白诗在辽朝流传甚广。白居易曾自记：自长安到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旅店、行舟之中，往往题我诗句。元稹也说，元、白诗的手抄本、摹勒本在市上贩卖，用来交换茶酒，处处都有。白诗不仅在汉族，而且也在兄弟民族中得到传播，原因是他的某些诗篇反映了一些人民的呼声，诗句也明白易懂，比李、杜诗更加接近民间的口语。宋朝苏轼的诗也在辽流传。苏辙奉使到辽朝，回来向宋朝报告说，本朝民间开版印行的文字，北方无所不有。我初到燕京，就有人告我：令兄（苏轼）的《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另一使辽的使臣，听说辽燕京书肆自己刻印苏轼诗，叫做《大苏集》（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苏辙使辽，有诗说“谁将家集过燕都，每被行人问大苏”。耶律楚材称赞寺公《醉义歌》，可与苏，黄并驱，也正说明辽诗受到了苏诗的影响。
辽初，耶律倍善绘画、以契丹人物和骑猎为体裁，受到人们的重视。《宣和画谱》著录耶律倍画十五幅，为宋朝所珍藏。元时黄溍还曾见过耶律倍《猎骑图》一幅，写有跋文，但元朝以后，不再见著录。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载，辽兴宗以五幅嫌画千角鹿图赠宋仁宗，宋仁宗曾作飞白书回赠。辽宁巴林左旗林东辽庆陵有壁画保存，画中有契丹服装和汉服的人物，四时山水鸟兽和鹿等写实景色。一九七二年，吉林库伦旗发现道宗时辽墓，墓中门洞及天井有巨幅彩绘壁画。墓道长二十多米，左壁绘出行，右壁绘归来景象，构成一条地下画廊。画中有契丹贵族和汉族官员等人物，也有被奴役的契丹、汉族人民的形象。有山水花鸟，也有车马及日常用具等具有契丹民族特色的多种景物。精美的画面显示出辽代无名画工们的艺术才能，与陕西乾县唐章怀、懿德两太子墓壁画，同为我国绘画史上的杰作。但内容局限于贵族生活范围，境界是狭隘的。
七、医 学
契丹原奉巫教，以巫术治病，无医药。阿保机破吐谷浑，得医人子直鲁古收养。直鲁古长大后，学医，专门从事针灸。辽太宗时，成为皇室的太医，著《脉诀针灸书》一卷，传于世。此书明人陈第编《世善堂藏书目录》中仍有著录，可见明代还有流传。针灸早在战国时已经发明，唐代更有发展。直鲁古大约是从汉人学得针灸，又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写成针灸书流传，对针灸学作出了贡献。
辽朝的医学，在长时期内可能主要是依靠针灸。至兴宗时才又有发展。《辽史·耶律庶成传》说，兴宗时，契丹医人还很少知道切脉审药。耶律庶成译出方脉书通行，人们都能学会。契丹各部落也由此懂得“医事”，即懂得切脉审药。耶律庶成翻译介绍的功绩是不应被抹煞的。
辽代契丹、汉族等各族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辽文化。在我国各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中，辽文化有一定的贡献。
第四章 西夏的兴亡
第一节 夏国的建立和发展
游牧在我国西部地区的羌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的民族。早在商朝时期，现存甲骨卜辞上就已有了有关羌族的记事。羌族与汉族的祖先黄帝族，在远古时期已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交往。东汉时期，羌族以青海为中心对汉地展开掳掠，东汉王朝对羌族残酷地压迫和屠杀。羌族被迫向西南方迁徙。进入西藏地区的发羌，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羌族的另一支党项羌曾一度进入青藏高原，因遭到唐旄羌（女国）的攻击，又退回到松州附近游牧。
西晋时，鲜卑慕容部吐谷浑西迁到枹罕（枹音夫fu），征服这一带的羌族，建立吐谷浑国。唐初，吐谷浑分为两部，东部在青海，西部在鄯善。青海的吐谷浑与党项羌的拓拔部通婚姻。唐朝李靖攻灭吐谷浑，党项羌首领拓拔赤辞降唐，唐朝加号为西戎州都督。
六二九年，弃宗弄赞建立吐著国家。吐蕃古钵教
经典把党项列为吐蕃统治下的“外四族”之一。吐蕃强盛，党项族遭到吐蕃的压迫。八世纪初，吐蕃袭杀党项拓拔首领。党项各部落被迫迁移到今甘肃和陕西北部一带。迁到夏州的部落，被称为平夏部。
唐朝未年，在黄巢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中，唐朝利用沙陀、党项兵去镇压起义的农民。党项平夏部首领拓拔思恭出兵助唐，镇压黄巢，随李克用攻占长安。唐朝以夏州为定难军，加思恭节度使，进爵夏国公，赐姓李氏。从此，党项族便据有银、夏、绥、静、宥等五州地区。
这时的党项族，还处在氏族社会的父权制时期。党项族的居民组成为大小不等的氏族和部落，最大的部落可达四、五千人。各部落散处各地，还没有形成固定的部落间的联盟。接受唐朝封号的拓拔首领在党项族中有着颇大的权威，遇有战事，他可以射箭为号，召集各部落对外作战，但战事过后，即行解散。
唐朝末年以来，一些党项部落进入汉地，入居州城。党项族在不断地发生着分化。
进入州城，与汉族杂居的党项部落，逐渐接受汉族的封建文化制度。某些贵族酋长，也购买田地，剥削汉族农民，甚至经营工商业，广置财产。这些党项部落人户，被汉人称为“熟户”。
散处在广阔山野间的广大党项氏族、部落，继续从事游牧，被称为“生户”。各部落还没有共同的首领，也没有法律和赋税。信奉原始的巫教，有疾病由称作“厮”（音斯sT）的专职的巫送鬼治病。各部落之间相互争夺，互相复仇。无力复仇者，就集合妇女去焚烧仇家的庐舍。仇解后，双方饮鸡、猪、犬血盟誓。杀人者可出命价钱偿命。这些状况说明，党项族中已确立了私有财产制，并力争夺财产和奴隶而展开内部的和对外的争夺。党项的生户部落不断向汉族地区去掳掠“生口”作奴隶。
但是，在唐、五代时期，党项的奴隶制不可能得到迅速的发展。唐朝和吐蕃都是强大的国家。五代时，后梁、后唐仍有足够的力量控制着西北。契丹建国后，国势强大，一直控制到党项的居住区。党项部落的对外掳掠不能不受到极大的限制，也就是奴隶的来源受到限制。宋朝统治时期，党项族才由氏族部落制逐步发展了奴隶占有制，并进而建立了党项奴隶主的国家西夏。
（一）党项族的对外掳掠和奴隶占有制的发展
党项族处在宋、辽和吐蕃之间，它的发展不能不伴随着频繁而错综的对外斗争，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
党项族拓拔思恭的后裔继续继承唐朝定难军节度使的称号，后周时又加号西平王。九六○年，宋朝建国，宋太祖加给定难军节度使李彝兴以太尉的称号，继续承认他的职位。九六二年，彝兴向宋朝进贡马三百匹，对宋臣服。但随着宋朝对党项的压迫和党项对外掳掠的发展，斗争不可免地展开了。
宋朝派张佶（音及jT）守秦州，设置四门寨，侵占党项羌地，又拘留党项人户，扣押在质院作人质，至死不放。在环州一带向党项部落强制推行汉地的剥削制度，“和买”粮草。宋朝统治者对党项进行了残酷的压榨。
党项部落日渐强大，也在不断展开对汉地的掳掠。十余年间，掳去人口、牛羊以万计。掳掠奴隶的增加，又促使党项各部落之间展开了相互的争夺。
一、党项部落的分化与斗争
九八二年，党项贵族内部相互争战。拓拔部首领李继捧率领部落、氏族长二百七十余人，民户五万余帐，投附宋朝，愿留居宋朝的京师东京。宋太宗加封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并派使臣到夏州护送继捧家族全部迁居东京。夏州党项贵族李克文、绥州李克宪也相继投宋。宋太宗派出官兵，占领了夏、银、绥、宥等四州。
党项内部由此引起了急剧的分裂。继捧弟继迁年二十，住在银州，不愿内迁。继迁对弟继冲和亲信张浦（汉人、银州人）等说：“我祖宗在这里已经三百多年了，倘若宗族都入京师，生死被人束缚，我们这一家就完了。”继冲说：“虎不可离山，鱼不可离水。不如乘其不备，杀了宋朝的使臣，占据银、绥，可以得志。”张浦说：“不然。现在各部落都在观望。宋兵屯驻境上，朝发夕至。银州党项羌素不习战，无法抵御。不如走避漠北，安立家室，联络部落贵族，然后卷甲重来，也不算晚。”继迁采纳张浦的建策，率领部落贵族逃人夏州东北三百里的地斤泽，抗宋自立。
继迁联络党项部落，九八三年进攻葭芦川，又进攻夏州三岔口，都被宋兵击败。张浦建策攻打宋兵力薄弱的宥州，继迁率领党项兵两万人攻有州，又被未宥州巡检使李询战败。九八四年，宋知夏州尹宪与都巡检使曹光实乘势出兵反攻，夜袭地斤泽，焚烧党项部落四百余帐。继迁母、妻被俘。继迁败逃至夏州北黄羊平，与当地野利部通婚，招集各部落复仇。继迁拿出祖先李彝兴像，对各部落长说：“李氏（拓拔）世代占有这一带，你们不忘我家，能随我复兴么？”部落长都允诺。原居银州的部落长拓拔遇，这时率领部落散居山谷间，派人对继迁说：“银州地居四塞，你如领兵来，我率部落协助，州城可得。”继迁向众问计。张浦说：“时不再来，机不可失。”建策向曹光实诈降，把他诱出城，乘机消灭。九八五年二月，继迁派人骗曹光实，约在葭芦州会见。曹光实带领百骑赴会。继迁设伏兵杀曹光实，袭据银州。继迁据银州，自称都知蕃落使、权知定难军留后。各部落长折八军、折罗遇、嵬悉咩（音mie）、折遇乜（音mie）等都加号州刺史。
九八五年三月，继迁进攻会州，焚会州城。宋太宗派知秦州田仁朗与李继隆等出兵讨伐继迁。党项部落长折罗遇及弟乞埋战死，折遇乜被宋朝俘虏处死。四月，继迁放弃银州退走。六月，宋兵乘胜进击，党项部落多败破。继迁见部落败溃，宋兵势盛，九八六年，降附辽朝以对抗宋朝。辽圣宗授继迁定难军节度使、都督夏州诸军事，继冲为副，又以宗室女义成公主嫁继迁。九九○年，封继迁为夏国王。继迁得到辽朝的支持，又足以与宋朝争胜负了。
九八七年，继迁再攻夏州。宋太宗见继迁附辽，利用继捧回夏州抵抗继迁。九八八年，宋太宗赐孪继棒姓赵，改名保忠，授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及夏、银、绥、有、静等五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入守夏州。
九八九年四月，继捧出兵击败宥州御泥、布啰树两部。九九○年四月，与继迁战于安庆泽，继迁中流矢败退，十月，继迁派破丑重遇贵至夏州诈降继捧。继迁率领部落攻城，破丑重遇贵在城中接应，继捧大败。九九一年初，继迁再攻夏州，宋朝派兵来援。七月，继迁占领银、绥二州。宋朝被迫授给继迁银州观察使封号，赐姓名赵保吉。
九九二年，继迁与宋朝在陕西通贸易，交换货物。银、夏州以西地区产青白盐。党项各部落以青白盐与宋朝交换谷麦。九九三年，宋太宗采转运副使郑文宝议，禁止青白盐入境，以控制继迁。结果是汉族商人私贩盐不能禁，党项各部落缺粮，便在边地掳掠。宋太宗又只好把盐禁解除。继迁向宋朝索取夏、宥等州，宋太宗不许，继迁又发兵进攻庆州，攻人陕西原州。九九四年初，继迁攻掠灵州，掳掠居民。又至夏州袭击继捧。继捧败逃。四月，宋朝堕毁夏州城。继迁攻夏州不胜，退居沙漠。次年，派张浦到宋朝谈和，宋太宗扣留张浦。
九九六年，继迁在浦洛河邀击宋朝军粮，又先后在灵州、环州、绥州等地与宋军作战。两军互有胜负。九九七年，宋太宗死，真宗即位。宋朝疲于应付，真宗妥协退让，授继迁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看、静等五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继迁夺回五州地数千里。党项族以此为基地，又迅速地向前发展了。
控制部落 继迁在对宋作战的同时，对党项族的某些对立的部落，展开攻击。九九五年，攻灵州睡泥部，俘掳七百余帐。又攻会州熟仓部。继迁控制的部落，自贺兰山西，至黄河以东，陇山内外不下数十万帐，声势大振。继迁进而掠夺宋朝边地的“熟户”，加给“归顺”、“归明”等称号。又在灵、夏二州设市贸易，招诱熟户。
迁居西平 继迁受任夏州刺史后，仍在边地掳掠，不断与宋朝发生局部的战争。一○○一年九月，继迁攻陷宋清远军，乘胜进围灵州。灵州是宋朝边境的要地人如失灵州，沿边各郡都不可保。宋真宗派王超为西面行营都部署领兵六万抵御。宋咸平五年（一○○二年）正月，继迁与宋环庆路部署张凝交战。党项损失二百余帐。三月，继迁聚集各部落，大举攻陷灵州，杀未知州裴济，改灵州为西平府。一○○三年，继迁自夏州迁居西平，作为进一步进取的基地。宋真宗又遣使仪和，把宋定难军地全部割让给继迁。党项的势力更加壮大了。
西凉攻战 继迁对宋作战胜利，又把攻掠的目标转向西部的回鹘和吐蕃部落。回鹘和吐蕃部落依附宋朝以对抗党项。一○○一年四月，吐蕃六谷部长潘罗支接受宋朝的封授，统治西凉，出兵助宋攻继迁。一○○三年，继迁迁居灵州，宋朝又加授潘罗支为朔方节度使。潘罗支出兵攻灵州。继迁出兵攻西凉府。十一月，继迁攻下西凉府，潘罗支伪降。当继迁出行时，潘罗支聚集六谷部和者龙族在途中邀击。继迁大败，中箭逃回。一○○四年（宋景德元年）正月，死在灵州。
二、党项与吐蕃、回鹘的斗争
一○○四年，继迁死，子德明继立，向辽朝报哀。辽朝封德明为西平王。继迁死前，遗嘱德明，向宋朝进表附宋。一○○五年六月，德明派牙将王晏（音民min）到宋朝奉表入朝。宋真宗厚加赏赐。宋朝提出七事要德承允，主要是把灵州归还给宋朝和派子弟人宋宿卫作人质。宋朝开放贸易，许贩青白盐。德明始终不允宋朝的条件，宋朝只好让步。一○○六年，遣使封授德明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宋朝又先后开榷场贸易。夏州天旱歉收，榷场不再禁止夏人买粮。德明时，只是边地部落有过小的冲突，一般说来，和宋朝始终保持着和好关系。德明的劲敌主要是西方的吐蕃部落和回鹘。
一○○四年，吐蕃六谷部潘罗支在击败继迁后，又与宋朝联络，愿率领六谷部及回鹘兵乘胜攻打党项。继迁统属的党项部落迷般嘱部及日逋吉罗丹部投附者龙族。继迁出兵攻者龙，潘罗支领兵援助者龙抵抗。迷般嘱部及日通吉罗丹部乘机杀潘罗支。者龙十三部中，六部归附党项。六谷部落选立潘罗支弟厮铎督为首领附宋，继续与德明为敌。宋朝加号厮铎督为西凉府六谷大首领。
一○○八年十月，德明派夏州万子等四部军主率领党项兵攻打西凉府，见六谷部兵势盛，转而引兵攻打回鹘。回鹘伏兵袭击，万子等败走。一○○九年四月，德明又派张浦率领精兵二万向回鹘复仇，攻打甘州。甘州回鹘夜落纥可汗领兵拒守，乘间出兵袭击，张浦大败而回。一○一一年，德明又派西凉人苏守信袭击凉州样丹部。六谷部厮锋督会集诸部兵迎敌，苏守信败退，据守凉州。一○一六年，甘州回鹘攻占凉州，苏守信子啰麻弃城走（苏守信已死）。回鹘成为德明的一个严重威胁。
一○二○年，德明在灵州怀远镇修建都城，从西乎迁到新城，号为兴州。一○二四年，又在怀远西北省嵬山下建省嵬城，作为兴州的屏障。一○二六年，甘州回鹘叛辽，辽萧惠兵攻甘州，德明出兵助战，不能战胜，随辽朝退兵。一○二八年，德明子元昊领兵攻下甘州，又乘胜攻下西凉府，取得对回鹘作战的重大胜利。德明仿宋朝制度，立元昊为皇太子。一○三○年，瓜州回鹘可汗贤顺也率部投降。德明、元昊战胜回鹘，党项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二）西夏的建国
一○三一年，德明病死。在对外作战中立有大功的太子元昊，继承德明的职位。宋朝封元昊定难军节度使，袭爵西平王。元昊统治时，适应着党项族历史发展的要求，建立了党项族的国家——夏国。
一、夏国的建立
继迁、德明以银、夏等州为基地，不断展开对外掳掠。散处各地的党项部落，也在联合对外作战中，不断掳获外族奴隶。德明时，依附宋朝，转而对回鹘、吐蕃部落展开大规模的攻掠，极大地加强了党项奴隶主贵族的力量，扩展了统治的领域。
元昊继续统率党项部落，向吐蕃、回鹘进攻。一○三三年，元昊战胜吐蕃唤厮罗（唃音谷ｇu）部，攻破犛牛城。一○三六年，又西攻回鹘，攻下瓜州、沙州和肃州，占领了河西走廊。统治的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包括夏、宥、银、会、绥、静、灵、盐、胜、威、定、永和甘、凉、瓜、沙、肃等州的广大区域。
领域的扩展，彼统治的外族分子的大量涌入和俘掠奴隶的急剧增加，原来以兴州为中心的松散的部落联合，显然已经不够了。历史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实行阶级压迫的统治机关，以保护党项奴隶主贵族的利益，统治奴隶和各族人民。建立国家的条件，日益成熟了。
唐末宋初以来，拓拔部和被称为平夏部的夏州部落首领，接受唐、宋封授的官职，并且入居州衙通过贡赐的方式，接受了汉族的物质生活和文化。他们以这种特殊的地位，在对外作战时召集各部落形成暂时的联合。宋朝皇室也通过他们来控制党项各部落的对外掳掠。历史形成的这种特殊的状况，不仅越来越不能适应党项奴隶制发展的要求，而且日益成为发展的障碍。
在党项族这样一个历史转变的时期，党项贵族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主张。早在德明时，以德明和元昊为代表，便对党项的发展道路展开了争论。德明主张继续维持现状，依附宋朝。他说：“我族有三十年不穿皮毛，而能穿着锦绮的衣服，这都是宋朝的好处。”元昊说：“穿皮毛，事畜牧，是我们本来的习俗。英雄应当成霸王之业，何必穿锦绮。”党项贵族接受宋朝的赏赐，部落居民穷困，矛盾也日益尖锐。元吴对德明说：“我们所得傣赐，只归自己。可是，众多的部落都很穷困。我们失掉了部落，还怎么能自守？不如拒绝朝贡，练习兵事，力量小可以去掳掠，力量大还可夺取疆土，上下都能富裕，何必只顾我们自己。”德明死，元昊继立，便按照他自己的主张，摆脱宋朝的控制，按照党项奴隶制发展的道路，建立起夏国。
建国诸措施 元吴建国时，野利部的野利仁荣成为他重要的支持者。野利仁荣通晓党项和汉族的文化。他提出“商鞅峻法而国霸，赵武胡服而兵强”，主张按照党项本民族的状况和风俗，“顺其性而教之功利，因其俗而严以刑赏”。以兵马为务，反对讲礼乐诗韦。依据这个方针，元昊在建国前采取了一系列的新措施。
秃发——元吴继立，首先下令秃发。即推行党项的传统发式，禁止用汉人风俗结发。元昊首先自己秃发，然后下令境年人民三日内必须秃发，不服从命令者杀头。
改姓立号——废除唐朝和宋朝的赐姓李氏和赵氏，改用党项姓“嵬名”。又废去宋朝西平王的封号，用本族语称“吾祖”（兀卒。青天子）。
立年号——德明时用宋朝年号纪年。一○三二年，元吴自立年号显道。一○三四年，改年号开运、广运。一○三六年，又改为大庆。
建都立国——一○三三年，元昊把兴州升为兴庆府，扩建宫城殿宇，作立国的准备。一○三八年，元昊正式建国号大夏，称“始文英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景宗）。改年号为“天授礼法延柞”。
立官制 夏景宗元吴建国后，在他的周围建立起一个统治机构。由于夏国境内存在着汉族和其他各民族，元昊一面采择宋制建立官职，一面又设党项官，两个系统并列。同时也有了司法官，并逐渐出现了法律。
汉制官职——夏国仿宋制，设中书省和枢密院，分掌文武两班。最高长官是中书令和枢密使。设御史台，由御史大夫司监察。中书、枢密以下有三司、翊卫司（翊音奕yi）、官汁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磨勘司、飞龙苑、文恩院等机构。一○三七年，增至十六司，管理政务，官员由著、汉分别担任。野利仁荣、嵬名守全、张涉、张绛、杨廓、徐敏、张文显等分任中书、枢密、侍中等官。一○三九年，又仿宋制，设尚书令，总管十六司事。
党项官职——专授党项人的官职，有宁令、漠宁令、丁卢、丁弩、素赍（音肌ji）、祖儒、吕则、枢铭等。野利仁荣任谟宁令（天大王），在党项官员中，处在极高的地位。
司法——《辽史·西夏外纪》记载，夏有专司曲直的“和断官”。元昊建国前即注意法律，案上常置法律书。后来，还陆续出现了官修的审刑、治狱的专书，夏国的法律和监狱也作为国家的组成部分建立起来了。
定兵制 党项部落住帐幕，一家称一帐，小部数百帐，大部千余帐。男子年过十五成丁。每逢发生战争，各部落出丁作战。元昊建立夏国的军队，各部落每二丁取“正军”一人，配备随军服杂役的“负担”一人，合称一“抄”。原来是以四丁为两抄，同住一帐幕，后来改为三丁同住一帐幕，即二正丁合用一“负担”。正军每人给马、驼各一，如倒毙需赔偿，称为“长生马驼”。
擒生军——元昊又设立十万擒生军，是夏军的精锐，职责是在作战中掳掠生口作奴隶。擒生军有三万正军，七万“负担”，每一正军平均有“负担”两人以上，大概装备特别精良。又有炮手二百人，称“泼喜迭”，立旋风炮于骆驼鞍上，发拳大的石弹攻击敌人。擒生军的设立是夏国兵制中的一大变革，它使夏景宗元昊为首的皇室贵族拥有最强大的兵力，也使夏国拥有众多的国家奴隶，各部落首领无法与之抗衡了。
侍卫军——元昊选拔豪族子弟中善骑射的五千人，号“御国内六班直”，分三番宿卫，每月给米二石，作为给养。这是一支侍卫军，又是一支质子军。它用来保卫夏国奴隶主的统治，又可用以控制各部落豪强。
地方驻军——夏国各地方的军队仍沿用原来的部落组织形式，但各有固定的驻地，对居民实行区域性的统治。夏国发兵，用银牌召部落长面受约束。部落首领统领各部落兵，谓之“一溜”。全国共置左、右厢十二监军司，委任豪右贵族分别统帅部众。每一监军司都仿宋制立有军名，规定驻地。左厢神勇军司驻弥陀洞，祥祐军司驻石州，嘉宁军司驻宥州，静塞军司驻韦州，西寿保泰军司驻柔狼山北，卓啰和南军司驻黄河北岸，右厢朝顺军司骇克夷门，甘州甘肃军司驻甘州，瓜州西平军司驻瓜州，黑水镇燕军司驻兀刺海城，白马强镇军司驻盐州，黑山威福军司驻汉居延故城。每一监军司设都统军、副统军和监军使各一员，由贵族豪右担任；下设指挥使、教练使及左右侍禁官等数十人，由党项人和汉人分任。
兵力部署——西夏的兵力重点，设置在以兴庆府为中心的一个三角线上，以七万人护卫兴庆，五万人镇守东南的西平府，五万人驻守西北的贺兰山。左右两厢和河南北四条线上也配备了军队。其中左厢有州路五万人和河南盐州路五万人防未，河北安北路七万人防辽，右厢甘州路三万人防吐蕃和回鹘。每逢要向西用兵，则从东点集而西，要向东就从西点集而东，在中路就东西都向中集合。
夏国出兵作战，仍保持着若干原始的风俗制度。出兵前各部落首领要刺血盟誓。元吴率领各部首领在出兵前先外出射猎，猎获野兽，环坐而食，共同议论兵事，择善而从。这实际上是一种贵族议事的制度。
造文字 随着夏国阶级统治的建立，文字成为必需了。元吴通汉文，建国后与谟宁令野利仁荣，制成西夏文字十二卷。夏国文书纪事，规定一律用新制的夏国文字。一○三七年，设立国字院和汉字院。汉字只用于和宋朝往来的文书，同时以西夏国字井列。对吐蕃部落、回鹘和张掖、交河等地的各民族，一律用西夏国字，同时附列各民族文字。西夏文是依据汉字改制成的方体字。在夏国统治的近二百年中，一直行用。在夏国亡后，也还长久流传。西夏文字的创制，对夏国统治的确立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文化礼仪 西夏建国前后，宋朝正在大力提倡因循保守的孔孟懦学。它不能不在党项贵族中产生某些影响，阻碍着党项的前进。野利仁荣早就对元吴提出，“斤斤言礼言义”，决没有益处。元昊长子宁明喜学懦、道，元吴对他很是厌恶。一天，元昊问宁明，什么是“养生之道”。宁明答：“不嗜杀人”。又问什么是“冶国之术”。宁明答“莫善于寡欲”。元昊大怒，说“这小子说话不论不类，不是成霸业的材料”。西夏建国，正需要巩固和发展奴隶制度，展开大规模的掳掠和镇压，保守的儒学当然完全不适合新兴的西夏国的需要。元吴和野利仁荣极力消除儒学的影响，顺应本民族的发展需要，也在文化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定仪服——元昊建国称帝，不再采用宋朝的衣冠，改穿白色窄衫，戴红里的毡帽，脑顶后垂红结绶。这是采择了吐蕃赞普和回鹘可汗的服制。文武官员的服式也有规定。文官戴戴幞头（幞音符fú），穿靴执饬，穿紫衣、绯衣，基本还是宋朝的样式。武官按照等级戴镂金、镂银和黑漆冠，穿紫衣，系涂金的银束带。平民穿青绿衣，以分别贵贱等级。
制礼乐——元昊又参用未制，改定朝仪。每六日，官员朝见皇帝，称“常参”。九日朝见，称“起居”（问候皇帝起居）。凡吉凶、嘉宾、宗祀、燕享等，改宋九拜礼为三拜。
德明时，礼乐都照宋制。元昊对野利仁荣说：“本族风俗，以忠实力先，战斗为事。唐宋的缛（音褥rù）节繁音，我很不喜欢。”元吴下令废除宋朝的五音，改为一音。
建蕃学——元昊创制西夏文字后，又命野利仁荣主持建立“蕃学”（党项学）。用西夏文字翻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书，选拔党项和汉族官僚子弟入学学习。学成之后，出题试问。学习精良，书写端正者，酌量授给官职。著学的建立实际上是仿照宋朝的科举授官制，并借以推动夏国文化的发展。元吴反对儒学而又译读《孝经》，显然是为了适应氏族部落制的传统习俗的缘故。
夏景宗元昊采取一系列的建置，完成了建立西夏国家的巨大事业。这是党项族历史发展中的一大事件，也是中华各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夏国的出现，对我国各民族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夏国家的建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的结果，但正如一切新事物的产生总是要伴随着同旧事物的斗争一样，元昊建国前，也遭到了党项族守旧贵族的反抗。一○三四年，元昊母卫慕氏的族人、贵族山喜企图发动叛乱，谋杀元昊。元昊发觉了山喜的阴谋，把山喜全族处死，并毅然杀死母卫慕后，胜利地击败了贵族的反抗。
二、对宋、辽的战争
新建的夏国，处在宋、辽两大王朝之间，这又不能不和宋、辽发生冲突。夏景宗元昊经过了同宋、辽的激烈战斗，才使夏国的统治巩固起来。
夏、宋之战 一○三八年十月，元吴建国称帝，宋朝大为震惊。这年十二月，宋仁宗命知永兴军夏竦（音耸sǒng）兼泾原、秦凤路安抚使，知延州范雍兼鄜延、环庆路安抚使，准备出兵夏州。次年（天授礼法延祚二年）正月，夏景宗向宋朝进表，说明已建国号，称帝改元。但元昊名义上仍向宋称臣，请求宋朝承认夏国，册封帝号，宋朝君臣议论不决。六月问，终于下诏削去元昊的官爵，并在边地揭榜，募人擒捕元昊。又派庞籍为陕西体量安抚使，协同夏竦、范雍备战。十一月，夏军侵宋保安军，被宋部将狄青战败，损失帐二千余。一○四○年初，元昊侵宋延州，范雍惊惧不敢战。元昊派牙校诈降，范雍不再戒备。夏兵乘势攻保安军，袭击金明寨，生擒宋都监李士彬，乘胜取延州。范雍召部将刘平、石元孙来援。元吴伏兵三川口，生俘刘、石二将，进而攻破来塞门寨、安远寨，获得大胜利。
宋朝兵败，贬范雍，任命韩琦、范仲淹经略陕西。九月，夏兵侵三川寨，宋兵又败。天授礼法延祚四年（一○四一年）正月，元吴向渭州进军。韩琦命任福领兵出击。两军战于好水川，宋兵大败，任福战死。夏兵再次获得胜利。
一○四二年闰九月，西夏兵再次出击。宋将葛怀敏屯驻定川寨，夏兵在夜间围城放火，宋将葛怀敏等十四名将官战死。夏军俘掳宋降兵九千四百亲人，获战马六百余匹，乘胜直抵渭州，俘掠大批居民而回。
夏军连续获胜，腐朽的宋朝连遭惨败后，不得不妥协求苟安。复、宋往来交涉。一○四四年十二月定议，宋朝接受元昊建国时提出的条件，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夏对宋仍保持名义上称臣。宋每年，‘赐”给夏国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另在各节日和元昊生日共赐银二万两，银器二千两，绢、帛、衣著等二万三千匹，茶一万斤。宋、夏恢复往来贸易。夏国经过连年的激战，终于获得宋朝的承认。
夏、辽之战 元昊即位前，辽兴宗以兴平公主嫁元昊。元昊与契丹兴平公主不睦。一○三八年，契丹公主死。辽兴宗曾遣使诘问。西夏与辽，以大河相隔，无城堡可守。交界处的党项部落原来处于辽朝统治之下，西夏建国后，多叛辽附夏。一○四四年十月，辽兴宗亲率骑兵十万向西复进攻。皇太弟重元、北院枢密使萧惠、东京留守萧孝友分三路渡河，战于贺兰山北。夏兵败退，拒守贺兰山。元昊向辽上表谢罪。辽将萧惠等以为大兵已集，应该乘胜进击。元昊突围反攻，大败辽兵。俘掳辽将萧胡睹等数十人。辽兴宗败回，与夏谈和。辽朝放回扣留的西夏使臣，元昊放回萧胡睹。西夏在建国前即依附辽朝以抗宋。元昊战胜辽兴宗，显示夏国有足够的力量抗辽自立。由此形成夏与辽、宋相互对峙的鼎立局面。
（三）蕃礼与汉礼、皇族与后族的斗争
西夏建国后，在它的统治区年，存在着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社会制度。党项奴隶主奴役着俘掠的各族奴隶。汉族地主阶级仍然保持着封建的剥削方法。在这样不同的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夏国建立起所谓“蕃官”与“汉宫”两套并行的政治制度，同时也存在着“蕃礼”与“汉礼”两种不同的文化。夏景宗元昊建国时，必须摈弃宋朝强加的节度使制度，提倡本族的习尚，才能适应党项族的历史发展，建立起奴隶主的国家。夏国建立后，蕃礼与汉礼的矛盾，则是反映着奴隶制与封建制的斗争，性质完全不同了。这个矛盾和斗争，反映到统治集团的内部，又和皇族与后族争夺权力的斗争密切地联系到一起。夏国正是在这样复杂的斗争中，逐步地完成了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历史过程。
一、景宗被害，后族没藏氏专权
景宗元昊建立夏国，后族野利氏起了重要的作用。
野利仁荣成为景宗的主要的支持者。一○四二牛七月。野利仁荣病死。景宗大哭说：“我失去了膀臂”。同年（天授礼法延祚五年）十二月，太子宁明病死。景宗另立野利后子宁令哥为太子。野利后从父野利遇乞领兵驻守天都山。后族野利旺荣为宁令（大王）。
一○四三年四月，夏、宋议和，景宗改名曩霄（曩音nǒng）。宋朝派遣间谍从中离间，诬陷野利旺荣、遇乞通宋叛夏。景宗中计，九月，杀野利旺荣及遇乞。一○四五年，野利后向景宗诉说旺荣、遇乞兄弟无罪。景宗知中计，迎遇乞妻没藏氏入宫。景宗与没藏氏私通。野利后出没藏氏居兴州戒坛寺为尼。一○四七年五月，景宗又夺太子宁令哥新妇没峪氏，立为皇后，废野利后，黜居别宫。
没藏氏被黜出宫后，景宗仍常到寺院看视，并偕没藏氏出猎。一○四七年二月，没藏氏随景宗出猎，在行帐生子谅柞。养于没藏氏兄讹庞家。没藏氏是西夏的大族，讹庞是没藏的族长，一○四七年三月，景宗以讹庞为国相，总管政务。野利后被废，讹庞唆使宁令哥作乱。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一○四八年）正月，宁令哥与野利氏族人浪烈等入宫刺杀景宗。景宗受重伤，次日死。景宗建国十七年，结束了他的统治。
野利氏和没藏氏都是夏国有权势的贵族，皇后的废立和夏景宗的被刺，并不只是宫廷间的私事，而是反映着党项奴隶主贵族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景宗死后，讹庞又杀宁令哥及其母野利后。讹庞与夏国领兵的大将诺移赏都等共立谅祚为夏帝，没藏氏为太后。这时谅祚只是两岁的幼儿。夏国的政权落人没藏后和国相没藏讹庞一族的手里。
一○四九年七月，辽兴宗又领兵亲征西夏，以重元、耶律仁先、萧惠力先锋。九月，没藏讹庞领兵袭击萧惠部，辽兵大败。十月，辽、夏又战于贺兰山，夏兵战败。夏景宗后没藏氏及家属被辽兵俘去。次年二月，夏兵攻辽金肃城，战败。三月，在三角川攻辽，夏兵又败。五月，辽兵围攻夏兴庆府，大掠而去。夏兵屡次失败，被迫向辽求降，依旧称臣。
二、毅宗执政，改蕃礼用汉礼
没藏讹庞执政，夏国贵族间争夺权利的斗争仍在继续。代表汉人地主势力的汉臣也在夺取政治权力。一○五六年十月，拥有权势的汉臣李守贵在没藏太后出猎途中，杀没藏太后。讹庞把李守贵全家处死。随后又以已女为谅祚妻，立为皇后，继续通过后族操纵皇室。一○五九年八月，没藏讹庞杀汉臣高怀正、毛惟昌。高、毛原属野利遇乞帐下，讹庞使高、毛妻哺乳谅柞。讹庞杀高、毛，意在削弱谅柞左右的汉人力量。毅宗谅祚年已十二，制止杀高、毛，讹庞不听。
一○六一年，没藏讹庞父子阴谋杀毅宗，夺取皇权。讹庞子妇梁氏（汉人）密告毅宗。毅宗在大将漫咩支持下，擒杀讹庞父子。没藏氏族人在外任官者也都处死。毅宗一举夺回政权，又处死讹庞女没藏后，迎娶梁氏为后，以梁后弟梁乙埋为家相。
毅宗执政，实行了一系列的变革。
改蕃札用汉扎 一○六一年十月，毅宗下令夏国人都不再用党项的蕃礼，改用汉礼，并派遣使臣向宋朝上表陈告。次年，又遣使向宋朝献马五十匹，求换九经及《册府元龟》。宋朝退还马匹，送给使臣九经携回。一○六三年，毅宗又改用汉姓，仍用唐朝的赐姓李氏。
划地界、复榷场 西夏与宋麟州交界地带，有七十里无堡障。地在屈野河西，田土肥沃。没藏讹庞执政时，令夏民逐渐侵耕，收获归讹庞。一○五五年，已侵耕地距屈野河只有二十里。宋朝屡次遣使划界，讹庞不理。一○五七年，讹庞出兵，大败宋麟、府州守将郭恩。一○五九年，讹庞进据屈野河。次年，讹庞拟把屈野河西田二十里退还宋朝定界。宋朝不允。一○六一年讹庞被处死后，毅宗随即派吕宁（官名）拽浪撩礼与宋朝议定，恢复旧界，在边界地带设立寨堡，两方人户都不得再在边地耕作。夏宋连年因边地冲突，停止贸易。地界划定后，一○六三年，又恢复榷场，通互市。
增官职，用汉人 一○六二年，毅宗增设官职，以巩固统治。汉官增设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等官。蕃官增设昂摄、昂星等名号。
毅宗喜与汉人相处，习汉族文化。边地汉人犯罪，多来投附。一○六五年，毅宗在宋秦凤路俘掳汉人苏立，授以汉官。陕西文人景询犯罪逃来夏国，毅宗以景询为学士，参与国事。
夏毅宗采取多种措施，在国内废蕃礼用汉礼，明显地显示出接纳汉文化的趋向。对外则与宋朝停战言和，恢复贸易，以适应夏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夏国的奴隶制仍在党项族中占居主要的地位。毅宗的统治确立后，便又展开了对吐蕃部落和宋朝边地的侵掠。
攻掠吐蕃部落 没藏讹庞执政时，曾在一○五八年进攻吐蕃青唐城，被吐蕃首领唃厮啰战败。唃厮啰领兵进入夏境，大掠而去。毅宗即位后，唃厮啰子董毡杀契丹使者，与辽绝交。毅宗乘隙出兵，进攻青唐城，又被唃厮啰战败，退守占渭州，筑堡防御。一○六三年，西使城吐蕃首领禹藏花麻以西使城及兰州一带地降夏。夏毅宗以族女嫁花麻，封驸马。西使城距古渭州百二十里。毅宗升西使城为保泰军，命花麻领兵驻守。
夏州贵族邈奔，见吐蕃势盛，夏国屡败。一○六四年五月，以西夏陇珠等三城投降唃厮啰。唃厮啰对邈奔不加礼重。邈奔怒，又逃回西夏，请毅宗出兵收复三城。毅宗发骑兵万人出战，不能取胜，只收降丁五百帐而回。
拱化四年（一○六六年）十二月，河州吐著部落首领瞎毡子木怔，以河州降夏。河州与西使城保泰军接近，木征不能自立，与青唐吐蕃部落投附夏国。夏国的统治势力由此伸展到河州了。
对宋朝边地的掳掠 一○六四年，宋仁宗死，英宗即位。夏毅宗遣使臣吴宗入贺，宋引伴使高宜因礼仪事与吴宗争吵。高宜说：当引一百万兵入贺兰山穴。宋朝下诏给夏毅宗指令“精择使人，不令妄举”。吴宗回报，夏毅宗以为这是宋朝有意侮辱夏国。夏毅宗以此为理由，在这年七月，发大兵七万，侵掠泾原。夏兵分攻诸州，掳掠熟户八十余族，杀著族弓箭手数千人，掳去人口、牲畜以万计，一○六五年初，以万人攻庆州王官城。十一月，又派兵攻掠德顺军外同家堡。同家堡原为党项族生户地，元吴时投归宋朝。夏毅宗派兵杀属户数千，掳掠牛羊数万。一○六六年九月，夏毅宗亲自领兵数万，攻打宋朝的庆州，围大顺城三日。宋朝利用降宋的蕃官发强弩射夏军。夏毅宗中流矢退走。
一○六七年十月，夏绥州监军司左厢监军嵬名山被部下的汉人李文喜等胁迫，以绥州降宋。夏毅宗派兵争夺绥州，战于大理河，失败。夏国失经州，加强银州的驻兵以备宋。十二月，夏毅宗病死。
三、后族与惠宗皇室的争斗
一○六八年，夏毅宗子秉常（惠宗）即帝位。秉常年仅八岁。太后梁氏执政，弟梁乙埋为国相。政权为梁氏所掌握。梁氏是著化的汉人，他所代表的不是汉人地主，而是党项奴隶主的势力。梁氏执政，即在次年宣布废汉礼，改用善礼，夏国统治集团内部又一次发生斗争。
梁太后当权，以梁乙埋和大将都罗马尾、贵族罔萌讹组成统治集团，掌握夏国军政。夏景宗弟嵬名浪遇熟知兵事，毅宗时为都统军，参预国政。以浪遇为代表的毅宗一系党项贵族不附梁氏。梁大后免浪遇官，徒居下治。次年，浪遇死在贬所。梁氏对浪遇的压制，反映着后族与皇族的斗争在激烈地展开了。
梁氏执政，对外与宋朝展开激战，对内与皇族势力反复地搏斗。
武胜城之战 一○六九年三月，梁氏向宋朝上表，请以塞门、安远二寨换回绥州。宋朝不许。四月，夏兵攻宋秦州，破刘沟堡，九月，进攻宋庆州，大掠人户而回。十二月，又攻顺安、黑水等寨，围绥德城（宋得绥州，筑城后改名绥德）。次年五月，又攻庆州，大败宋兵。八月，梁乙埋大举攻环、庆，攻大顺城。吐蕃董毡乘机人夏国西境。梁乙埋退兵。
天赐礼盛国庆三年（一○七一年）正月，梁乙埋在无定河畔抚宁故县北崖上筑啰兀城，以扼横山冲要。宋种谔率河东兵来攻，乙埋邀击，宋兵败走。夏国都枢密使哆腊（哆音侈chǐ）守啰兀城，宋兵来袭，哆腊弃城逃走，宋兵入城。三月，粱乙埋领兵夺啰兀城。宋兵不战而退。夏兵夺回啰兀。五月，与宋朝谈和。九月，梁氏又派阿泥（官名）嵬名科荣、吕宁（官名）焦文贵由延州入宋，索取绥州。宋朝仍不许。一○七二年七月，夏、宋议定，以绥德城外二十里为界，各立封喉。
绥州定界后，梁氏又采汉人学士景询的建策，谋夺吐蕃部落占据的武胜城。武胜是夏国入洮河的要路，得武胜便可向西发展。这时，宋朝任命王韶为秦凤路沿边安抚使。王韶也建策夺取武胜，以扼制西夏。一○七二年闰六月，梁乙埋派兵进攻武胜，吐蕃守将瞎药战败。武胜城将破。忽然，王韶率领的宋兵到来。夏兵出乎预料，仓促应战，被宋兵击败。瞎药弃城逃跑。宋王韶兵入据武胜城。宋朝在武胜建镇洮军，又升为熙州。
一○七三年，王韶部又向河州进军。河州原是吐蕃部落首领木征的居地。木征早已降附西夏，被王韶击败后，逃到夏国，请求梁氏派兵收复河州。一○七四年四月，梁乙埋派兵七千人从结河川出援，被王韶击败，夏兵退军。
皇族、后族之争 梁氏连败于宋朝，引起夏国内贵族的不满。一○七六年，惠宗秉常年十六，开始亲政，但梁太后、粱乙埋仍然握有大权。一○八○年，惠宗在皇族支持下又下令废蕃礼，行汉礼。梁太后、乙埋及后族一系的贵族群起反对，惠宗不理。惠宗企图恢复毅宗时行汉礼和与宋朝和好的政策，停止对宋的掳掠。一○八一年三月，汉人将军李清劝惠宗把黄河以南地归还宋朝，夏、宋以黄河为界，与宋议和。梁太后与乙埋、罔萌讹等设计害死李清。随后又把惠宗囚禁到离故宫五里左右的兴州的木寨。梁乙埋、罔萌讹等聚集人马，斩断河梁，使惠宗不能与外界通消息，实际上是后族向皇族再次发动了夺权的政变。
惠宗被囚，各地拥护皇族的将领拥兵自重，不听粱氏的统治。夏国内部出现了分裂。保泰军统军禹藏花麻请求宋朝出兵讨伐梁氏。宋朝得知夏国政变，出兵五路进攻西夏。一○八一年八月，宋李宪部出兵熙河，禹藏花麻以西使城降宋。九月，李宪攻入兰州。十月。宋种谔部攻米脂。夏米脂守将令介讹遇以城降。宋高遵裕部出环州，夏清远军守将鬼名讹降宋。梁乙埋率领的大军也被宋刘昌祚部击败。十一月，宋兵围灵州。
夏兵在各路战败，梁太后向朝臣问计。一个老将献计说，不须拒战，只要坚壁清野，纵敌深入，把精兵聚集在兴、灵。派轻兵抄敌军的后路，断绝粮运，宋军无食，不战自困。梁太后采纳此策，调十二监军司十万精兵驻守兴州要言之地。宋军围灵州，夏兵出截宋军粮运。宋种谔、王中正等部都因无食溃退。宋高遵裕部围灵州十八日。梁太后令夏兵决黄河水灌宋营。宋兵冻溺而死者无数，大败而退。
宋兵进军时，曾攻入银、夏、宥三州，但无力驻守。一○八二年九月，宋神宗又命给事中徐禧在三州界的永乐川下棒筑永乐城，企图困扼兴州。徐禧等急速建造，十九天建成。夏国统军叶悖麻、咩讹埋等领六监军司兵三十万屯泾、原北。宋军建成永乐城后，夏兵发起急攻，宋兵大败，徐禧等将官败死。永乐城被攻陷。宋士兵、民夫损失近二十万。夏国取得重大的胜利。
夏国连年对宋战争，停止贸易，对夏国经济带来了损害，物价上涨，财政困乏。横山一带，农民因战争也不能耕作。梁氏当权，拥护皇族的将领不服，夏国的统治长期不能稳定。一○八三年闰六月，梁太后又和梁乙埋等谋划，让惠宗秉常恢复了皇位。
惠宗复位，随即向宋朝上表谈和，并表请宋朝恢复夏国的旧疆，即把战争中占去的地区退还给夏国。宋朝不许。
一○八四年初，惠宗发兵八十万围攻兰州，不能攻下，只好退兵。四月，都统军叶悻麻、副统军咩讹埋又领兵攻安远寨，兵败战死。十月，监军仁多唆丁进攻泾原，又在静边寨战死。夏国连续进攻不胜，损失甚重。
一○八五年，梁乙埋、梁太后相继病死。乙埋子乙逋（音bū）自任国相，与大将仁多氏分掌兵权。
一○八六年，惠宗秉常死，子乾顺继位。
四、对宋作战的失败和崇宗皇权的确立
一○八六年，夏崇宗乾顺继位，年只三岁。惠宗秉常复位时，梁乙埋女（乙通妹）立为皇后，生乾顺。梁氏一家二后，连续操纵两朝政事。崇宗即位，夏国政权又归于梁乙通和梁太后兄妹。皇族嵬名阿吴和仁多保忠分掌兵权。嵬名、仁多和粱氏形成夏国掌握军政的三大家族，展开相互倾轧的角斗。
梁氏败亡 梁氏执政，继续从西部向宋朝进攻。一○八七年五月，梁乙逋与吐蕃阿里骨部联合，侵宋定西城。阿里骨是董毡的养子。董毡死，阿里骨继为部落首领。梁乙逋与阿里骨相约，作战得胜，以熙、河、岷三州归吐蕃，兰州及定西城归夏国。阿里骨攻破洮州，梁乙逋领兵数万出河州，大肆焚掠。在定西城击败宋军，杀宋都监吴猛。梁乙逋又令仁多保忠率万人攻镇戎军。仁多保忠与梁乙逋不和，出兵一夜即回军。九月，梁乙通又下令仁多保忠率兵十万入泾、原，围攻镇戎军西寨。宋兵困守，不敢出战。宋知庆州范纯粹派兵来援，仁多保忠解围而退。
一○八九年，宋夏议定，宋朝把米脂、葭芦、安疆、浮图等四寨地退给夏国，夏国把永乐城俘获宋朝人口退还宋朝。宋、夏暂时休战。
天祐民安三年（一○九二年）正月，夏国得辽朝援助，梁乙通再次出兵攻绥德城，大掠五十余日而回。三月，夏兵在韦州聚集大兵攻环庆，战败，又遣使向辽求援。十月，梁太后亲自领兵攻打环州，围攻七日，不下。还军至洪德寨，被宋兵打得大败。梁太后弃帷帐，改换衣服逃走。夏兵死伤甚多。
梁乙速在国内专权，贵族间的矛盾日益发展。梁太后亲自出战，不让梁乙通领兵。梁乙通对梁太后逐渐不满，阴谋篡夺。一○九四年十月，夏国大将嵬名阿吴、仁多保忠等率领部众，杀梁乙通，井杀其全家。
梁太后亲自掌握兵权，继续对宋侵掠。一○九六年，梁太后和崇宗乾顺领兵号称五十万，侵入宋鄜延路，攻陷金明寨，献俘给辽国。一○九七年，宋朝在好水川北修筑城防，号平夏城，以扼制夏国。夏兵破坏修城，不成。宋兵在沿边地带相继筑堡。夏人愤怒说：“唱歌作乐地，都被汉家占却，以后该怎么办？”一○九八年十月，梁太后领兵四十万，尽全力攻平夏城，连营百里，造高车运兵填壕而进，又用飞石激火攻城，昼夜不息。攻城十二日，不能破。夏兵粮食渐乏。一天，大风突起，冲车折损，梁太后退兵。
梁太后兵败，十一月再次向辽求援。一○九九年，辽朝派使臣来夏，用药酒害死梁太后（一说病死）。崇宗乾顺在辽朝支持下，开始亲政。
五、崇宗皇权的巩固与“国学”的建立
梁氏败亡，崇宗乾顺和嵬名氏皇室执政，对外采取依附辽朝和对宋和解的方针，对内则全力巩固嵬名氏的皇权统治，消灭统兵的贵族势力。形成弛兵政、重文学的新的局面。
依附辽朝 夏永安二年（一○九九年）正月，崇宗亲政。二月，即接受辽朝的号令，为辽朝出兵攻打反辽的拔思母部。三月，辽朝派使臣萧德崇、李伊去宋朝，为宋、夏和解，十一月，崇宗派遣令能（官名）嵬名济向宋朝上誓表，说夏国“两经母党之擅权，累为奸人之窃命，频生边患，颇亏事大之仪”。今后愿“饬疆吏永绝争端，诫国人恒遵圣化”。宋哲宗赐给银器五百两、衣著五百匹，答诏许和，并恢复作战年代停止了的给夏国的“岁赐”。
一一○○年，夏崇宗向辽朝请婚。一一○二年，派汉官殿前太尉李至忠、秘书监梁世显去辽朝入贡，再次请婚。辽天祚帝问崇宗为人如何。李至忠回答说：“秉性英明，处事谨慎，是守成的好皇帝。”一一○三年，辽天祚帝许婚。一一○五年，辽天柞帝封宗室女南仙为成安公主嫁夏崇宗。夏国更加依附辽朝了。
巩固皇权 夏崇宗初亲政，即陆续消除领兵贵族，以巩固嵬名氏皇族的统治。梁太后当政时，大将嵬保役、陵结讹遇等曾劝梁后对外扩张。崇宗以梁后之死，归罪于二将。一○九九年四月，杀嵬保没、陵结讹遇。这时，大将嵬名阿吴已死。仁多保忠统兵在外。一○九九年闰九月，仁多保忠等领兵十万援助吐蕃部落围攻湟州（邈川），败还。一一○三年，宋朝蔡京令熙河帅王厚招诱仁多保忠。夏崇宗随即解除仁多保忠统军职务，招赴牙帐。仁多氏是与嵬名氏和梁氏相抗衡的大族。梁氏败亡，仁多氏被解除兵权，嵬名氏的统治更为巩固了。
夏崇宗为了进一步巩固皇权的统治，又采用汉人封王的制度，对嵬名氏宗室加封王爵。一一○三年，崇宗弟察哥封为晋王，掌握兵权。察哥勇猛善战，是皇室中有谋略的大将。一一二○年，又封宗室景思子仁忠为濮王，次子仁礼为舒王。景思在惠宗秉常被四时，曾防止了罔萌讹等对惠宗的暗害，是与后族梁氏对立的皇室贵族。这时，景思已死，仁忠、仁礼通蕃、汉字，善文学，成为辅佐皇室的文臣。
建“国学” 西夏建国以来，一直存在着蕃学与汉学，蕃礼与汉礼之争。梁氏当权，废除汉礼，汉学也随之衰落。崇宗亲政，一一○一年，汉官御史中丞薛元礼上疏说：“士人之行，莫大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他指责夏国承平日久，“文教不明，汉学不重”，“民乐贪顽之习，士无砥砺之心”。崇宗下令，在蕃学之外，特建“国学”，教授汉学。国学设置教授，收学生三百人。建立养贤务，供给食用。这时汉族的儒学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保守的政治学说，但对西夏说来，却是接受汉族的封建文化的一大措施。崇宗把汉学定为国学，表明他推行汉文化的决心，比以前的行汉礼，又前进了一步。
夏崇宗大力提倡汉文化，使夏国的风气为之一变。一一一二年六月，御史大夫谋宁克任上疏反对，说：“治法之要，不外兵刑。富国之方，无非食货。”“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今国中养贤重学，兵政日弛”，主张“既隆文治，尤修武备”。谋宁克任看到了夏崇宗重文轻武的流弊，但他的主张实际上是反映了保存西夏旧俗，继续对外掳掠的奴隶主贵族的利益，是和西夏国内封建关系发展的趋势相违背的。夏崇宗不予采纳，仍然继续提倡汉学。
六、依附金朝和疆域的扩展
一一一五年，女真族奴隶主的总首领金太祖阿骨打在黑龙江畔建立了全国。我国的北方从而发生了急剧的变动。新兴的金国展开大规模的对外侵掠，先后消灭了辽朝和北宋。宋王朝逃到江南。在这个剧烈的变动中，地处西北的夏国依附金国，扩展了自己的领域。
一一二○年，金太祖阿骨打攻陷辽上京。金宋约定：金兵迸取辽中京，宋兵攻取燕京。一一二一年，夏崇宗遣使匣去辽，请求先出兵攻取宋地。辽天祚帝不许。一一二二年春，金兵攻陷辽中京，进围西京。夏崇宗派兵五千援辽。夏兵未到，西京已被金攻破。辽天柞帝逃入阴山。五月，夏崇宗派大将李良辅领兵三万援助天祚帝。夏军至天德军遇金兵数万骑，李良辅击败金兵。六月，李良辅进军宜水。金完颜娄室、斡鲁军来战，夏兵大败。一一二三年，夏崇宗再发兵救辽，被金兵阻道，不能前进。辽天祚帝逃往云年。夏崇宗遣使臣迎天祚帝入夏国，金兵陷云内，天祚帝又逃入夹山。
辽朝将亡，金将斡离不写信给夏崇宗，说辽国已亡，如辽天祚帝去西夏，擒送给金，金朝当割地给夏作酬赏。元德六年（一一二四年）正月，夏崇宗奉表降金，金朝把原属辽朝的西北地带，阴山以南吐禄泊以西之地割让给夏国。三月，夏国向金上誓表，愿按事辽的旧例事金。金太祖赐夏誓诏，视如藩国。次年辽亡，辽成安公主在夏国绝食死。
一一二六年三月，夏崇宗依照金朝割地的许诺，进兵攻占天德、云内、武州及河东八馆地带。四月，又攻下宋边地的震威城（距府州三百里），杀宋知州朱昭。
九月，夏国又出兵攻占兰州东北的宋西安州。随后又攻破宋麟州建宁寨，又破平夏城怀德军，并进攻天都、兰州诸堡，掳掠人畜而去。夏国在金兵侵宋的时机，乘虚而入，宋朝在夏国边境设下的城堡陆续被夏国攻破了。
夏国攻下天德，云内等州后不久，又被金完颜宗弼浑占去。夏向金质问。一一二七年三月，金朝又把陕西北部地割给夏国，以河为界，以抵偿天德、云内。金、夏在陕西划定分界，确定了夏国的领域。
一一三六年七月，夏崇宗出兵攻占乐州和西宁州。一一三七年，金朝又接受夏国的请求，把乐州和积石州、廓州等三州地割给夏国。夏国不断扩展自己的领域，疆土的广阔为建国以来所未有。
（四）蕃部起义和封建关系的发展
夏崇宗娶汉人曹氏女，生子仁孝，又娶宋降臣任得敬女立为皇后。一一三丸年六月，夏崇宗乾顺死，子仁孝年十六岁，即皇帝位（仁宗）。任后和母曹妃，并立为太后。仁宗即位，娶党项大族罔氏女为后。罔后好汉礼，是后族中趋向封建化和接受汉文化的代表。
任太后父任得敬原是宋西安州通判。夏崇宗攻破西安州，任得敬出降。任得敬献女给崇宗，擢任静州防御使。任女立为后，任得敬又升任静州都统军。辽朝扈从成安公主来夏的萧合达，在夏国任夏州都统。萧合达见辽天祚帝败亡，成安公主绝食死，一一四○年四月，乘仁宗新立，据夏州起兵，联络阴山和河东契丹人，图谋拥立辽朝皇室后裔，恢复辽朝。六月，合达围攻西平府，夏守将罔存礼战败。七月，合达分兵攻下盐州。八月，任得敬自静州出兵，十月收复夏州，进攻盐州。萧合达败死。任得敬作战有功，威震河南，被擢任为翔庆军都统军，封西平公。任得敬领兵在外，夏国朝中军政仍然掌握在晋王察哥、中书令濮王仁忠等皇室贵族的手里。
一、哆讹等领导的蕃部起义的失败
夏崇宗统治时期，随着皇权统治的巩固和领域的扩展，夏国贵族掠夺到大量的社会财富。他们在日趋封建化和接受汉文化的同时，也象汉族贵族地主那样，过起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而广大的党项部民则遭受着残酷的压榨，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晋王察哥当权，“贿货公行，威福自用”，抢夺民间园宅，建宅第数处。年已七十余，仍是姬妾成群。察哥多方搜刮，蕃、汉人民都极厌苦。贵族世家，也都以奢侈相尚。党项居民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残酷的统治。
一一四二年，夏国发生饥荒，民间一升米要卖百钱。一一四三年三月，国都兴庆府发生强烈地震。余震一月不止。官私庐舍、城壁塌坏，人畜死亡上万。四月，夏州地裂，涌出黑沙，阜高数丈，陷没居民数千人。七月，又出现大规模的饥荒。党项部民没有粮食可吃。遭受残酷压榨的部民，更加无法活下去了。
一一四三年七月，威州大斌部、静州埋庆部、定州竾浪（竾音池chí）、富儿等部同时发动武装起义。较大的队伍上万人，较小的也有五、六千人。起义者攻打州城。州将出兵镇压，都被起义者击败。党项起义队伍胜利进军，为夏国的历史写下了壮丽的一页。
十月间，夏仁宗命任得敬领大兵镇压。任得敬出兵，陆续屠杀和瓦解了各州起义队伍。定州竾浪、富儿两部依险拒守，对夏官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任得敬在夜间发兵，偷袭起义者的营寨，起义领袖哆讹被杀牺牲，起义遭到镇压而失败了。
党项族的起义对夏国奴隶主和封建主贵族的统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起义显示了党项族人民和我国其他各族人民一样，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
二、封建关系的发展
夏国自建立时起，在它的统治区内即存在着奴隶制和封建制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这两种制度并存于同一个社会里，不能不相互斗争又相互渗透，它反映在上层建筑的领域，就又和蕃礼与汉礼之争溶合在一起。随着历史的推移，封建制在斗争中逐渐得到发展，而自夏崇宗到夏仁宗时，更进而在夏国占据了统治的地位。
封建关系的急剧发展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和条件：（一）夏国境内封建制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影响以至取代奴隶制，越来越在社会关系中占居优势。夏崇宗依附金朝确立了自己的领域，更加促进了封建关系的发展。（二）夏崇宗统治时期，依附辽、未，基本上停止了对宋朝边地的大规模掳掠。金朝建立后，夏国依附金朝求自保，更无力对金作战。奴隶制的发展，是以不断开展对外掳掠以补充奴隶的来源为条件的。夏国处在强大的金朝的威胁下，基本上失掉了对外掳掠的条件。夏国断绝了自外界补充奴隶的来源，不能不由奴隶制加速地向封建制转化。（三）夏国统治集团的内部一直存在着发展奴隶制和转向汉族封建制的两种势力的斗争。自毅宗谅柞以来，经过近百年间的反复搏斗，到仁宗仁孝时，奴隶主保守势力已经遭到失败，趋向封建化的力量取得了胜利并且在贵族中巩固了自己的统治。这就使夏国封建关系的急速发展，有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四）夏国党项部民的起义虽然遭到镇压而失败，但它打击了党项贵族的统治，暴露了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从而推动了夏国进一步向着封建制的道路发展。
仁宗仁孝即位时，夏国已经具备了上述的几个条件，此外，还有一个外部的重要条件，即新兴的全国正在全力南下，侵掠南宋。夏国不再有外部的威胁，从而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发展环境。仁宗在位五十五年，是夏国统治时期最长的皇帝。在这期间，夏国的统治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在崇宗时发展了封建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封建制的统治，完成了夏国封建化的过程。
封建土地所有制 夏国建立以来，即存在着封建制的土地占有关系。夏仁宗制定法令，完全确立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皇室占田——早在夏惠宗秉常时，皇室即没有所谓“御庄”、“御仓”。夏惠宗在新占领的兰州龛谷川和鸣沙州都有”御庄”、“御仓”的设置。这可能是来源于西夏士卒的屯田，后来其中一部分即转为皇室所私有。大约在仁宗时制定的西夏文的《新法》中曾记载：“从来就己利用的渠道、土地、水等，永远属于国君和个人所有。”国君成为夏国最大的地主。
贵族地主占田——夏国党项贵族地主的占田，主要来源于两个途径。一是领受国家的赐田。《新法》中规定，夏国所有的居民，诸王、官员和庶民“可以使用国君赏赐的土地。”大约夏国的土地原来在原则上都属于国家所有，国君有权赏赐给奴隶主贵族使用。但长期占用的结果，便事实上属于贵族。《新法》明确规定了永远属于个人所有，土地私有制完全确立了。贵族占田的另一个途径，是依恃权势扩占。如没藏讹庞、梁乙埋等都曾迫使夏民侵耕边地，而把收入归为己有。土地私有制确立后，夏国又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贵族地主也可以通过买田来扩大土地占有。
农民小所有田——仁宗天盛年间（一一四九——一一六九年）修订的《大盛年改新定律令》（即《天盛律令》）规定：生荒地归开垦者所有，他和他的族人可永远占有，并有权出卖，这个规定确立了农民的小所有制。但垦田既可以出卖，就不免被地主所兼并。
地租和赋税——《天盛律令》和《新法》记载有夏国的赐田，每亩田应交地祖的数额。说明封建地租已是普遍的剥削方式。夏国也渐实行赋税制，向土地占有者征收赋税。《天盛律令》详细规定了土地买卖法。土地所有者买卖土地要呈报官府，并在官府的赋税册上勾掉卖主的姓名，改填买主。一一四三年，兴庆府和夏州发生强烈地震时，夏仁宗下令，二州人民遭地震，家中死二人者，免租税三年；死一人者，免租税二年。受伤者，免租税一年。这个命令，反映出夏国征收赋税的制度，已在各地普遍地实行了。
疆域、政治制度、法律 夏仁宗时，夏国确定了辽阔的疆域。在封建的经济关系发展的同时，政治制度和法律也进一步革新和完善起来。
一一四六年金朝再次割地后，夏国直接统治二十二州。黄河之南，领有九州：灵州、洪州、宥州、银州、夏州、石州、盐州、会州、南威州。黄河之西九州：兴州（兴庆府）、定州、怀州、永州、凉州、甘州、肃州、沙州、瓜州。熙、秦河外领有四州：西宁州、乐州。廓州、积石州。此外，夏国还先后领有静州、胜州、龙州、韦州（灵州东南）、伊州，以及崇宗时领有的陕西北部地和仁宗时金朝割给的德威城定边军。领域的扩展，使政治制度需要改革和统一。仁宗时骨勒茂才撰《番汉合时掌中珠》记载这时的地方官制，在备州设置了州主、通判、正听、都案等官职。
夏国中央的官制，原来是蕃、汉两个体系并列，但崇宗、仁宗时，自中书令、御史大夫以下的汉制官员，也多由党项贵族充任。一一六二年，仁宗又把中书省、枢密院移到宫廷内门之外，以备顾问。这些状况说明，在夏国官制中，汉制逐渐代替蕃制，成为主要的政治制度。
《掌中珠》关于刑法的记述，说明夏国的司法也在逐渐完善。如记载诉讼程序，官府接诉状后，把犯人枷在狱里追查证据。如不招供，即严刑拷打，逼使“伏罪入状”。伤人致死，赔偿死者的“命价”。
仁宗时编纂的西夏文《天盛年改新定律令》，依据前代律令增补修改，全书共二十册。卷首列编纂者和汉文译者的姓氏，是参考宋代政书体例而编修的一部政治制度和法令的汇编。以后，又编纂《新法》，续有增补。
科举学校 夏仁宗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项重大的改革，是仿照宋朝的制度，实行科举。一一四七年八月，仁宗正式策试举人，立唱名法。又设立童子科，通过科举策试任用官员，是对拥有政治特权的贵族的一个限制，但广泛任用文人执政，又不能不使夏国统治集团走向文弱了。
实行科举，就必须广设学校培养生员。夏崇宗时设立国学，招收贵族子弟三百人。一一四四年六月，仁宗下令各州县普遍设立学校，增子弟员至三千人。又在皇宫中立小学，设教授，宗室子孙七岁至十五岁都可入学学习。一一四五年七月，建立大学。一一四六年三月，尊孔丘为文宣帝。一一四八年三月，又建内学，仁宗亲选名儒主持讲授。
学校讲授汉学，主要是儒学。科举也以儒学取士。夏仁宗从多方面接受汉文化，模仿宋朝，是封建关系确立后的反映，从这方面说，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任得敬“分国”的失败
仁宗仁孝初立，任得敬先后领兵镇压契丹萧合达和哆讹等领导的党项起义，逐渐扩大了他的军事力量。任得敬以外戚而握重乒，封西平公，成为权势显赫的军阀。一一四六年，任得敬上表请求自西平入朝，企图参预国政。濮王仁忠和御史大夫热辣公济等向仁宗谏告，说：“从古外戚擅权，国无不乱”，“任得敬未必没有异心”。仁宗纳谏，不准任得敬入朝。一一四八年十一月，中书令、濮王仁忠病死。一一四九年，任得敬用金珠向晋王察哥行贿，察哥请仁宗召任得敬为尚书令。一一五○年，又为中书令。一一五六年，晋王察哥死，任得敬进为国相。仁忠、察哥等皇室重臣相继病死，任得敬在朝更加无所顾忌。一一五七年，任得敬以弟任得聪为殿前太尉，任得恭为兴庆府尹。此后，又任族弟任得仁为南院宣徽使，侄任纯忠为枢密副都承旨。夏国党项贵族习尚汉文化，日趋文弱。夏国的军政权逐渐地被汉人军阀任氏所窃夺。
一一六○年，任得敬对仁宗尊崇儒学极为不满，上疏请废学校，说“经国在乎节俭，化俗贵有权衡”，夏国地瘠民贫，士多而滥，廪禄浩繁，供养不起。养士之法，难以行于夏国。这实际上是企图废弃科举取士，以便任氏独揽政权。仁宗不予采纳。这年，任得敬又进爵楚王，出入仪从，几乎同于皇帝。一一六五年，任得敬驻营西平府，征发民夫十万修筑灵州城，以他直接统辖的翔庆军监军司所，建造宫殿。任得敬篡国的阴谋，日益显露了。
天盛三年（一一五一年）造西夏官印
任得敬在朝专横日甚，朝中善、汉大臣和宗室贵族多被排斥或诬陷。只有御史大夫热辣公济等鲠直（鲠音梗gěng）之士，敢于同任得敬抗争。一一六九年二月。热辣公济上疏，直接指斥任得敬身为国亲“擅权宠，作威福”，请予罢斥。任得敬大怒，要借故杀热辣公济。仁宗令热辣公济罢官回乡，得免被害。
任得敬擅权专政，又领兵二十年，握有军权，仁宗受他威胁，不能制驭。一一六九年四月，任太后病死。一一七○年闰五月，任得敬公然胁迫夏仁宗“分国”，分夏国之半归他统治。夏仁宗被迫分西南路及灵州啰庞岭地归任得敬，建号楚国。任得敬又胁迫仁宗派遣左枢密使浪讹进忠等去金朝奏报，求给任得敬封号。金世宗同尚书令李石等商议说：“有国之主，岂肯无故分国与人。此必权臣逼夺，非夏王本意。况夏国称藩岁久，一旦迫于贼臣，朕为四海主，怎能容忍此举？倘若他无力自治，当发兵诛灭。”金世宗下诏给夏仁宗说：“自我国家勘定中原，怀柔西土。始则画疆于乃父，继而赐命于尔躬”，“今兹请命，事颇靡常，未知措意之由来，续当遣使以询”。金世宗退回了夏国的贡物，拒不承认楚国。
任得敬遭到金朝的反对，阴谋附宋自立。夏仁宗得到金朝的支持，策划诛任自保。一一七○年八月，任得敬密通宋朝，宋四川宣抚使虞允文派使者以蜡丸书回报任得敬，约夹攻金朝。宋密使被夏国捕获。夏仁宗拿到这项铁证，先命弟仁友等诱捕任得聪、任得仁等，在八月三十日设计杀任得敬，并杀任党。夏仁宗取得胜利，派遣殿前大尉芭里昌祖等到金朝奏报，并把宋使和蜡丸书一起献给金朝。
夏国斋、汉学教授斡道冲，遭到任得敬的排挤。夏仁宗杀任党，任斡道冲为中书令，又进为国相。朝中文臣多奉斡道冲为师。斡道冲执政，夏国又转危为安了。
任得敬分国阴谋的失败，是西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夏仁宗在金朝支持下诛灭任党，避免了割据分裂，巩固了夏国的封建制统治。但夏仁宗受制于汉人军阀的事实，也暴露了夏国皇室军事权力的削弱。夏崇宗削除贵族的兵权，轻武重文。仁宗时，随着国家的安定和封建关系的发展；党项贵族日益沉俪于腐朽的地主生活，侈靡挥霍，逐渐失掉崇尚骑射的武风。崇尚儒术和科举取士的结果，也使统治集团日趋于文弱。任得敬等军阀的专横，正是反映着夏国统治力量的衰弱和空虚。夏仁宗统治的半个多世纪，是夏国确立了封建制的统治，走向稳定和经济、文化发展的时期，也是日趋汉化，轻武崇文，走向安逸保守，由盛而衰的时期。夏仁宗用文臣领袖斡道冲执政，稳定了夏国的统治，但并没有扭转兵政废弛的局面。
（五）西夏的灭亡
夏国的统治由盛而衰的年代，正是蒙古在漠北兴起的年代。夏国自仁宗仁孝以后，面临着来自蒙古的严重威胁，而皇室内部又一再出现了皇位的篡夺。夏国依附金朝八十年，巩固了它的封建制统治。随着皇位的一再更迭，夏国时而附金抗蒙，时而降蒙侵金，终于和金朝一起，先后被蒙古所灭亡。
一、蒙古南侵和囊宗篡位
夏仁宗皇后罔氏在一一六五年病死。一一六七年，仁宗立汉人罗氏女为后。罗后生子纯祐。一一九三年，仁宗年七十岁病死。子纯祐十六岁，继位作皇帝（桓宗）。仁宗弟仁友，杀除任得敬有功，进封越王。一一九六年十二月，仁友病死，于安全请求承袭王爵，桓宗不许，降封安全为镇夷郡王。安全由此失望而生怨。
这时的蒙古草原，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蒙古李儿只斤·乞颜部长帖木真战胜了泰亦赤兀场、塔塔尔和克烈等部落，克烈部长脱斡邻子亦刺哈桑昆逃入西夏。一二○五年，帖木真在消灭乃蛮部后，统率骑兵向西夏进军，追击亦刺哈桑昆。三月，蒙古军攻破西夏力吉里寨。四月，蒙古军在夏落思城大掠人口、牲畜而回。蒙古军退，夏国度过了一次危机，桓宗纯祐把都城兴庆府改名为中兴府。
一二○六年，帖木真在蒙古斡难河畔建国，称成吉思汗。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奴隶主开始了大规模地对外侵掠的时期。而在这一年，西夏国内也发生了篡夺皇权的政变。
夏天庆十三年（一二○六年）正月，镇夷郡王安全在罗太后支持下，废桓宗纯祐，自立为帝（襄宗）。桓宗被废后，在三月间突然死去，年三十岁。六月，罗太后遣御史大夫罔执中去金朝，上表说：“纯柏不能嗣守，已与大臣议立安全。”请求金朝赐予册封。金朝派使者来夏，询问废立的原因。罗太后再次上表请求册封。七月，金朝派使臣册封安全力夏国王。夏国继续依附金朝，以抗御蒙古。
一二○七年秋，蒙古再次发兵侵掠西夏，攻下兀刺海城，四出掳掠。夏襄宗调集右厢诸路兵抵抗。蒙古兵在西夏攻掠五个月，于一二○八年二月退军。
一二○九年三月，成吉思汗自黑水城（哈刺和托）北兀刺海关口，攻入夏境。夏襄宗派皇子承祯为主帅，大都督府令公高逸为副，领兵五万抵抗。夏兵大败，高逸被俘，不屈被杀。
四月，蒙古兵再攻兀刺海城，西夏守将出降。七月，蒙古进攻克夷门。夏襄宗派嵬名令公领兵五万抗敌。嵬名令公白山垣驰下，击退蒙兵，两军相持两月。九月间，蒙古设伏诱战，夏兵败，嵬名令公被俘。蒙古攻破克夷门，进围夏都中兴府。
中兴府被围，襄宗亲督将士登城守御，蒙古兵不能攻破。九月中，值天大雨，河水暴涨。蒙军引河水灌城，城中居民淹死无数。襄宗向金朝求援兵。金帝卫王允济对群臣说：“敌人相攻，是我国之福”。拒不出兵。十二月，河堤决，城墙将塌陷，河水四溃。蒙古遣讹答入城招降。襄宗献女给成吉思汗求和。蒙古退兵。
嵬名令公在克夷门被俘，成吉思汗数次派人说降。嵬名令公被囚在土室，坚持不屈。襄宗降蒙，蒙古放还嵬名令公。
二、神宗附蒙侵金
一二一一年，西夏再次发生了皇位更迭的事变。
这年七月，皇室齐王遵顼（音频xū）废囊宗安全，继立为帝（神宗）。八月，安全死。现存史料没有留下关于这次皇位更迭过程的纪录，但安全有子承祯不能继立，显然是皇族内部又一次的权位争夺。
齐王遵顼是皇室齐王彦宗子。彦宗在任得敬当权时被排斥在外，贬守凉州。任得敬被杀后，彦宗被召入朝，为马步军太尉，病死，谥齐忠武王。遵顼年少时力学，博通群书。桓宗天庆十年（一二○三年）廷试进土第一（状元），袭封齐王，又升为大都督府主，统领军兵。遵项即帝位，年已四十九，显然已是西夏皇族中一个具有威望的人物。
蒙古围中兴府，金朝拒不出兵，金、夏关系开始破裂。遵项即位，不再向全朝求册封。面对着蒙。金两大势力，夏国由前朝的附金抗蒙转变为附蒙攻金了。
神宗遵顼即位，即派兵万骑攻金，围金东胜城。金派大兵来援，解围。这年冬季，蒙古迸兵围金中都，金朝危急。夏神宗乘机侵入金径州、邢州，又进围平凉府。一二一二年三月，金朝主动派使臣册封遵项为夏国王。直到年底，遵顼才遣使谢封，但仍然继续进攻金朝。一二一三年六月，夏兵攻破金保安州，围庆阳府。八月，破金邠州。十二月，破巩州。一二一四年八月，攻庆、原、延安诸州。一二一五年十月，攻破金临洮府。
一二一六年秋，成吉思汗出兵侵金。西夏出兵配合作战，攻延安、代州，进而破潼关。十一月，夏神宗又乘胜派兵四万余，围攻金定西城，战败而回。十二月，金兵反攻西夏，分兵攻打盐、宥、夏、威、灵等州。夏神宗分道派兵抵御，金兵不能前进。
光定七年（一二一七年）正月，西夏又应蒙古的征调，派兵三万随蒙古乒攻金，大败于宁州。蒙古西侵花刺子模，再次向西夏征兵。西夏不堪蒙古的频繁征调，拒绝出兵。蒙古发兵渡河攻打西夏，十二月，围中兴府。蒙古突然来攻，神宗惊惶逃走，出奔西凉，留太子德任守中兴府。蒙古兵退，神宗才又返回。
夏神宗遵顶按照金朝兴起时西夏附金扩土的经验，企图附蒙侵金。蒙古不断向西夏征兵和侵掠，使西夏蒙受严重的摧残。一二一八年二月，神宗起用主张联金抗蒙的秘书监苏寅孙为枢密都承旨。三月，神宗写信给金保安、绥德、葭州，商请恢复边地互市，与金朝谈和。金宣宗不许。神宗联金不成，又在一二一九年二月，派遣枢密都招讨使宵子宁去四川与宋朝守将联络，企图联宋侵金。这时，金宣宗正在发兵渡淮，分道南侵宋朝。宋朝军民展开了守土抗金的斗争。宋利州路安抚使丁焴（音育yu）写信答复西夏，联兵抗金，但宋兵并未如约出师。一二二○年初，甯子宁再写信向四川质问。五月间，宋四川安抚使安丙正式写信给西夏，定议宋、夏同时出兵，夹攻金军。
夏国得到宋朝的支持，一二二○年八月，发兵万人围攻金会州，攻破会州城，金守将乌古论世显投降。关右大震。金宣宗向夏国请和，夏神宗不许。九月，寗子宁与嵬名公辅领兵二十万攻打金巩州。宋安丙派张威、王仕信等分道进兵，攻下定边城，与夏兵会于巩州城下。夏宋联合作战，约定夏兵野战，宋兵攻城。金行元帅府事赤盏合喜派兵拒守。夏兵攻城不下，只好退军，又遇金朝伏兵邀击，伤亡甚众。十月，宋安丙再约夏兵攻秦州。夏兵不再出战。
夏国联宋侵金不成，仍处在蒙古威胁之中。一二二一年，蒙古木华黎部，由东胜州渡黄河经西夏攻金，再向夏国征兵。神宗派塔哥甘普领兵五万归木华黎指挥，向金葭州、绥德州进军。十月，蒙古兵攻绥德，再向夏征兵。神宗又派大将迷仆领兵会师。一二二二年，蒙古又命夏兵由葭州攻金陕西，夏兵在质孤堡被金兵战败。一二二三年春，蒙古木华黎进兵凤翔，神宗发步骑十万随蒙古军攻城，不下。夏兵见势不利，不告蒙古，先行逃回。
夏国自投附蒙古以来，遭受着沉重的压榨和威胁。夏国每次应征出兵为蒙古作战，都要遭到重大的伤亡，损失惨重。神宗附蒙侵金的政策，越来越引起了人民的不满。统治集团中联蒙与联金两种主张也在展开激烈的争论。一二二三年，神宗派太子德任领兵侵金。德任说，金兵势尚强，不如和他讲和。神宗说，这不是你懂得的事。德任坚持联金，拒不领兵。四月，神宗废掉德任的太子位，把他囚禁在灵州。十月，蒙古兵在夏积石州侵掠而去。神宗仍要聚集兵力侵金。御史中丞梁德懿上疏说：“国家用兵十余年，田野荒芜，民生涂炭。虽妇人女子都知道国势已很危险，可是朝廷大臣还在清歌夜宴。太子毅然陈大计，献忠言，是出于不得已。请召太子还宫复位，就会使臣民悦眼，危者得安”。神宗当面予以责斥，罢去梁德懿的官职。
这年，蒙古木华黎已在山西闻喜病死。子孛鲁继续领兵。成吉思汗已指令李鲁准备领兵灭夏。夏国面临着亡国之祸。夏神宗附蒙侵金的国策彻底失败，眼看无法统治下去了。光定十三年（一二二三年）十二月，神宗在上下反对声中，不得不宣告退位，传帝位给次子德旺（献宗），自称“上皇”。
三、献宗联金抗蒙和夏国的灭亡
献宗即位，改变国策，抗拒蒙古。派遣使者与漠北诸部落联络，企图结为外援，牵制蒙古，以便于西夏拒守。这时蒙古木华黎子孛鲁继为国王，总管华北的探马赤军和乣、汉诸军，得悉西夏“阴结外援，蓄异图”的消息，即于一二二四年，组织大军从东面进攻夏境，宜抵银州。九月，蒙古兵攻破银州，夏兵数万人战死，俘获生口、牛羊数十万，夏将塔海兵败被俘。
夏国经孛鲁这次打击，决汁变侵金为联金。同年十月，采纳右丞相高良惠策，遣使去金朝议和。次年八月，献宗派吏部尚书李仲谔、南院宣徽使罗世昌、尚书省左司郎中李绍膺等去金朝定和议：金、夏为兄弟之国，各用本国年号，双方相互支援。这时的金朝已处在亡国前夕，兵虚财尽，早已无力援夏抗蒙了。罗世昌出使金朝回来，对献宗说：“金朝的援助不足恃”，劝献宗自强。献宗不听，罗世昌被罢官，流寓龙州。
一二二五年，成吉思汗自西域回到漠北，见夏国不屈，秋天再出兵征夏。一二二六年春，成吉思汗亲领大兵自北路侵入夏境。二月，攻破黑水、兀刺海等城。蒙古大将阿答赤率军与畏兀儿亦都护配合，进军沙州，先派遣忽都铁穆尔与昔里铃部前往招抚。夏守将籍辣思义伪降，设伏袭击，阿答赤几乎被擒。蒙军受挫，全力攻城。籍辣思义坚持拒守。蒙古军在夜间挖地穴攻城，籍辣思义在地穴中放火，蒙兵多死。蒙古军经过月余的强攻，才攻下了沙州。
这年五月，蒙古军进侵肃州。夏军坚守不降。城破，夏国军民都被蒙军屠杀。蒙古军进围甘州，派使者招降夏甘州守将曲也怯律。夏国副将阿绰等三十六人杀蒙古使者及曲也怯律一家，率城中军民并力抵抗。甘州城破，阿绰等战败牺牲。七月，蒙古军攻西凉府，夏守臣战败投降。
蒙古兵长驱深入，夏国连失城邑。一二二六年五月，六十四岁的上皇神宗病死。七月，献宗也惊忧而死，年四十六岁。献宗侄晛（音现x1an）被拥立继位。帝晛执政，夏国已处在灭亡的前夜，夏国军民展开了抗蒙救亡的激烈战斗。
成吉思汗自西凉府继续进兵，穿越沙漠，至黄河九渡，取应理等县。十一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围灵州，夏帝观派遣老将嵬名令公来援。成吉思汗渡黄河，指挥蒙军进攻。嵬名令公率夏兵迎战。波斯拉施德《集史》记载说：战斗的激烈，是蒙古人在作战中所少见的。西夏将士英勇抵抗，最后因牺牲惨重败退，灵州被蒙古攻占。
一二二七年春，成吉思汗留兵攻中兴府，自己率师渡河，攻积石州，进入金境。二月，破临洮府。三月，破洮、河、西宁三州。
帝晛被蒙古军围困在中兴府，外援断绝。右丞相高良惠激励将士，日夜拒守，积劳成疾。僚佐劝他自爱。高良惠慨叹说：“我世受国恩，不能消除祸乱，敌人深入到如此地步，我活着有什么用？”高良惠带病指挥抗敌。四月间，高良惠病死。夏国失丞相，更加困难了。闰五月，成吉思汗自隆德州至六盘山避暑，派遣使者察罕去中兴府劝谕帝晛投降，彼帝观拒绝。
中兴府被围半年。城中粮尽，军民患病者众。六月间，又发生地震，宫室都被破坏。夏国粮尽授绝，走投无路了。帝观向蒙古请降，要求宽限一月献城，七月，成吉思汗在军中病死。帝晛出降，被蒙古军杀死。蒙古军人中兴府屠城，西夏抗蒙军民遭到残酷的杀掠。西夏立国一百九十年，最后灭亡了。
第二节 夏国的经济与文化
西夏在我国西北地区统治一百九十年，在它的周邻，先后有宋、辽、金、吐蕃、回鹘。各民族间曾经不断发生过规模大小不等的战争和各种形式的斗争，但在斗争过程中，各民族间也逐渐加强了相互的了解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党项族原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生产，随着同汉族联系的加强和夏国领域的扩展，逐渐发展了农业和手工业，并且在各民族间展开了商业贸易来往。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共同开发了夏国统治的广大地区，丰富了人们的经济生活。夏国在党项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汉族和各民族的文化，形成为具有民族特点的夏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经济概况
一、畜牧业
畜牧业是西夏的主要生产部门。党项人向北移居到今鄂尔多斯和阿拉善地区以后，即主要从事游牧式的畜牧业。十世纪中，党项人居住的夏州只产羊、马。李继迁时，仍过着“逐水草牧畜，无定居”的生活。元昊说：“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宋史·夏国传》）。说明西夏建国时，畜牧业仍是党项人传统的生产部门。
西夏的畜牧业地区主要在银、夏、盐等州及其以北的鄂尔多斯高原、阿拉善和额济纳一带。此外，河西走廊的凉州，有“畜牧甲天下”之称。“瓜、沙诸州，素鲜耕稼，专以畜牧为生。”（《金史·西夏传》）
西夏牧民饲养的牲畜以马、驼、牛、羊为主，还有驴、骡、猪等。马是对宋贸易最主要的项目。阿拉善和额济纳的骆驼之多，在《元朝秘史》和《马可波罗游记》中都称道过。由于成吉思汗从西夏得到过许多骆驼，这种牲畜才在蒙古高原广泛繁殖。
西夏建国以后，兼并了邻境广大的农业区，部分党项人向农业过渡，牧民可以得到粮食和牲畜的冬储饲料，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
狩猎业在西夏的山区、沙漠和半沙漠地区仍很重要。继迁一次向契丹进贡沙狐皮一千张，可见猎获物不在少数。对辽、宋的贡品还有兔、鹘、大、马等。乾顺时，御史大夫谋宁克任还说：“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成吉思汗征西夏时，他们也用“调教好的鹰鹘”作礼物，这都是用来狩猎的。夏景宗元昊每次出兵作战，都要先率领部落长狩猎。狩猎是生产部门，也有练习武事的意义。
二、农 业
农业是西夏另一个重要经济部门。继迁时，党项人多住在夏、盐等州荒僻地区，宋人说那里“地不产五谷”。后来发展到西南的洪、宥州，当地“多土山柏林”，住着自称为“南山野利”的党项野利部人，经营农业，“每岁资粮取足洪、宥”（《宋史·刘平传、宋琪传》）。十一世纪，继迁等占领了灵州、兴州，得到历代在此屯垦的沃野，农耕在西夏经济生活中比重逐渐增大。后来占领河西走廊，又扩充了凉、甘、肃州等地的农业区。
西夏的水利灌溉事业很发达。周春的《西夏书》提到共有六十八条大小渠道灌溉着九万顷土地。兴州是水利灌溉的中心，汉、唐以来就开始在这里兴修水利屯田。汉源渠长达二百五十里。唐梁渠长达三百二十里。其余支渠几十条，可以引黄河水灌溉。在灵州附近，有秦家、汉伯、艾山、七级、特进等五渠同兴州汉源、唐梁两渠相连。夏统治者很重视这些水利设施，役使民工整修了这些渠道，使它们互相沟通。甘、凉之间，也可乘祁连山雪水融化时，筑渠引河水灌溉。西夏文《天盛年改新定律令》载有夏国的灌溉制度，并严格规定了使用水利设施和使用水的办法（据克恰诺夫：《唐古特史纲》）。
西夏领域的扩大，很多是占领了宋朝一些经营农业的州县。继迁扩地至灵州时，就“籍夏、银、宥州民之丁壮者徒于河外”。以后对宋战事不断，凡俘掳的汉人，“勇者为前军”，“脆怯无他技者迁河外耕作”。所以兴、灵州等处居民，多是元昊时掳掠来的汉人。汉人在西夏农业居民中占相当比例，他们同党项劳动人民长期接触，特别是“沿边地区，蕃、汉杂处”，可以直接交流生产经验，使部分党项人逐渐熟悉农耕技术，转牧为农。所以宋人记载说，西夏境内，“耕稼为事，略与汉同”。
夏人使用的农具同宋西北地区大致相同。《番汉合时掌中珠》载有犁、铧、子耧、镰、锄、钁、杴（音谦qiān）、锹，还有碌碡、刻叉、车、碾、碓、硙等。西夏长期使用宋朝颁发的农历，并根据当地的气候确定农时，在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中有汉族农作节令的记载，如八月桃、葡萄熟时，就要收割大麻，烤麻子，榨油。……腊月末，要为来年备耕修好农具等等（引自聂利山：《西夏语文学》）。
夏国人民，包括从事畜牧业的蕃部人民，大多以农产品为主食。兴、灵一带，土地肥沃，水利发达，尤宜稻麦。其余地区，还种植大麦、荞麦、（音迷mí）、粟、豌豆、黑豆、荜豆、青麻子等作物。
西夏境内缺乏己耕的熟地，粮食不能满足食用的需要，因此夏国大力提倡开荒。由于可耕荒地多在宋、夏交界地区，往往要由西夏官方组织人力，在它保护下开垦。如宋麟州屈野河西，“田腴利厚”，元昊时开始插木置小寨三十余所，发动开垦寨旁之田。没藏讹庞执政对，甚至在耕获时派军队保护，发动几万人用耕牛开垦。梁乙埋执政时，夏人又侵耕绥德城生地。元昊以后，夏、未之间的战争常常因侵耕土地而起，原因主要是夏要扩大农田解决食粮问题。
西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党项、汉人外，还有吐蕃、回鹘、鞑靼（塔坦）、交河等族，他们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经济和文化生活各不相同。一部分经过收编、迁徙，同党项族溶合。据刘涣《西行记》记载，贺兰山西北，回鹘么啰王子，邈拏（同拿）王子原来部落甚盛，自被继迁破灭，其地遂成沙漠。甘州、沙州的回鹘，有自己的“可汗”，可以直接向辽、宋两国朝贡，相当于附庸的地位。其他各族，有的比党项族落后，如鞑靼经常掳掠各部，继续向奴隶制发展。有的著部本来是汉族，如“西凉蕃部，多是华人子孙，例会汉言，颇识文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一）此外，长期从宋朝边州掠去的蕃部“熟户”，经济和文化也同汉族十分接近，他们同汉人一样，早已建立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吐蕃以及同吐蕃“风俗相类”的党项人，原是吐蕃王朝时期的奴隶或“奴部”。十世纪以来，吐蕃奴隶主受到奴隶起义的打击，“奴多无主，遂纠合为部落”。党项人迁往银、夏州等地后，在长期与汉族人民接触中，又发展了农业，不再以蓄养奴隶为主，而以剥削劳役地租为主了。
夏统治者经常发动战争，“一有征调，辄妨耕作，所以土瘠野旷，兵后尤甚”。为了事先备荒，夏人有“积粟”的习惯。宋元丰间对夏作战时，宋兵几乎每到一处，都发现他们有充足的”官、私窖谷”和粮草。这无疑只有国库和大地主才能有如此丰富的积储，劳动人民和士兵是没有份的。甚至战争发生时，士兵的粮饷也只是大麦、荜豆、青麻子之类。广大劳动人民遇有灾荒，常年吃不上粮食，要靠采集野生植物充饥，曾巩：《隆平集·西夏传》说：“春食鼓子蔓、碱蓬子，夏食苁蓉（音从容cōng róng）苗、小芜荑，秋食席鸡子、地黄叶、登厢草，冬则畜沙葱、野韭、柜霜、灰在子、白蒿、咸松子以为岁计”。
三、手工业
西夏的手工业以畜产品加工为其特色，如鞣皮、纺毛线、织造氆氇（音pǔlu）、毛褐（音贺hè）、毡、毯等。当时，这些手工业还没有从畜牧经济中分离出来，而是由牧民就地加工自己的畜产品。可是，夏国已有专门剪裁和缝制衣服的“裁缝”，可能也有专业的皮匠、织匠等，甚至在城市里还集中了一批熟练的工匠。元代初年，马可波罗曾途经额里合牙（即宁夏）的阿刺筛城，记载说：“这城里用骆驼毛制造驼毛布，为世界最佳美，白驼毛布是白羊毛做的，极精细，极好看。他们做出这种布很多。”由此也可想见西夏毛织业的水平。
早在十一世纪，西夏毛织品的产量就已可观。据说：“所产羊、马、毡毯，用之不尽，必以其余与他国交易”。成吉思汗初征西夏时，西夏就以特产的毛织品大量贡奉给蒙古人，请求罢兵。
夏国也有专业的木匠、泥匠、瓦匠、石匠、铁匠等，屡见于记载。夏州以东，国家设有铁冶务，以生产兵器为主。据榆林窟壁画，夏国已使用当时比较先进的竖式风箱。战甲经冷锻制成，坚滑光莹，为宋人所赞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
一九七二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宁夏银川市西贺兰山下的西夏王陵进行发掘。已发掘的夏神宗遵顼陵园，出土有各种石雕、金银饰、竹雕、铜器、铁器和瓷器的残片。这些出土遗物和王陵的建筑显示出西夏手工业在各方面的成就。石嘴山西省鬼城遗址和灵武县石坝还先后出土了瓷器和银器。
西夏王陵出土的金带饰
西夏王陵出土的镶绿松石鎏金银饰
盐州有盐池，盛产青白盐，质量甚好，夏国常用来与邻近的蕃、汉民交换米麦，生产规模很大，每年有畦夫数千人。青白盐生产是西夏手工业的重要部门。
西夏的手工业在民间怎样组织生产及生产关系如何，史料中都很少反映。但在国家管理下，的确有一批专业匠人从农、牧民中分离出来，成为国家作坊的官匠。夏景宗元昊时，就先后设置夏州铁冶务、茶山铁冶、酒务等。仁孝时，立通济监专司铸钱。据《天盛律令》记载，官府中还有制金司、织绢院、铁工院、木工院、纸工院、砖瓦院、出车院（造车）等，还有专门刻书的字刻司（见苏联《亚洲各族研究所简报》第六十九期）。这说明有许多手工工匠集中在官营作坊中，分工的专业性强，生产技术也决非不脱离农牧业生产的家庭手工业所可比拟。一九七五年，银川市西夏陵区的正献王墓出土丝织品残片，包括罗、绫、锦等多种。夏国曾经以“变革衣冠之度”为理由，遣使向宋朝求匠人，西夏国内当有不少来自宋朝的汉人丝织工匠。
西夏历朝建筑了许多宫室、佛寺、仓库、驿舍等等。德明定都兴州，即建造门阙、宫殿。元昊又在城内修避暑宫，“逶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胜”。晋王察哥、权臣任得敬，都有自己的园宅或宫殿。十一世纪末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时，碑文形容说，“众匠率职，百工效技，杇者（杇音污wū，泥瓦匠）、缋者（缋音会huì），画匠），是墁（音慢 màn，涂饰）是饰，丹雘（音护hù）具设，金碧相问，辉耀日月，焕然如新，丽矣壮矣，莫能名状”。这些建筑反映了西夏各种手工艺的技术水平。
四、商业贸易
商业贸易在西夏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继迁以前，党项人居住在银、夏之北，千里不毛，只能用池盐与边民交易谷、麦，羊、马及畜产品可供交换的也不多，贸易百货都要靠中原供应。宋太宗淳化四年（九九三年），为了压制继迁，采取“绝其青盐不入汉界，禁其粒食不及蕃夷”的措施。宋执行禁令几个月后，造成了意料不到的被动：一、沿边私市长期互通有无，禁后犯禁者更多；二、党项人得不到粮食，相率在边境掳掠；三、引起内属熟户不满，万余帐叛宋归附继迁；四、关陇汉族人民得不到食盐，也在境上“骚扰”。宋朝又只好解除禁令（《宋史·郑文宝传》）。此后，宋朝依据对夏斗争的需要，又多次实行禁盐和禁市的措施。
盐是宋朝国家垄断的商品，山西解县等地盐池的收入，是陕西财用的重要来源，而鄂尔多斯的“青盐价贱而味甘”，解盐不能同它竞争，所以宋朝最不愿意进口的是盐。德明屡次请求宋朝放行青盐，都遭拒绝。元昊同宋朝言和，首先就要求岁卖青盐十万石，也因为是他“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于青盐”（《包拯集·论杨守素》）。而青盐又“出产无穷”（《宋史·孙甫传》），所以夏最需要出口的也是盐。宋始终不答应西夏销盐的要求，又无法割断沿边熟户与夏人历史的联系，边臣只好“宽其禁以图安辑”，只对汉户犯者处刑，但犯禁者始终不断（《韩魏公集·家传》）。盐的交易在民间通过私市进行。
德明继位，停止对宋作战，派遣使臣商谈同宋朝恢复贸易。一○○六年（真宗景德四年），宋朝正式允许通市，宋朝官方的货品单中，收购的有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等。输出的有缯、帛、罗、绮、香药、瓷器、漆器、姜、桂等。德明每年派人以羊、马在边界与宋人贸易，规定按交易数量为赏罚，有时还杀死贸易不力的使人（《东坡志林》）。
宋朝缺乏战马，需要买进西夏的马。一○四五年，宋仁宗出内藏库绢二十万匹买马于府州、奇岚军。一○五五年，又以银十万两买马于秦州。以后岁以为常。西夏因战争的消耗，有时也要向吐谷浑及其他党项人买马。德明卖马给宋，元昊说：“以马资邻国，已失计矣”。不过并未禁止输出马。
宋朝输出的商品中，粮食是大宗，但主要通过沿边农、牧民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茶也是大宗，大多通过岁赐和交换马的方式输出。西夏很需要宋的金属品（铜、铁、锡、钱币等），但宋朝常加限制。
西夏同宋贸易有多种形式。一种是通过进贡的形式。夏以名义上称臣的方式，向宋进贡马、驼等，换取宋的回赐。一○○六年，宋朝一次赏给德明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茶二万斤。元昊称臣，宋的岁赐达银七万二千两，绢帛等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这实际上是一笔数字巨大的贸易。德明派进奉使赴东京，同时要求购买所需货物，实际上是以进奉为名做买卖。起初，使者出入民间没有限制。元昊时宋规定设馆舍招待，由官方主持贸易。金朝也采取相似的办法，使人入境，可以同富商交易；到了京师，可以留在会同馆互市，甚至金朝的外戚大臣也参与买卖，贸易大为开展。
夏、宋商民的大量贸易是在官方设立的榷场进行。一○○二年，继迁自己在灵、夏二州蕃族屯聚的赤沙川和橐驼口，分别置会（市场）同熟户贸易。一○○七年，宋朝正式在保安军置榷场，除官市者外，其余货物民间可自由交易。一○二六年，并、代部署司也开设了西界和市市场。一○四四年，元昊要求恢复夏、宋通市，宋朝开放保安军和镇戎军的高平寨市场。两年后，迁保安军榷场于顺宁寨。次年，又通河东银星和市。此外，还有绥州界年的抚宁和市场、环州以北的折姜会市场等。一○六○年，宋朝在秦州古渭、永宁寨、原州、德顺军置场买马，由京师每年支银四万两，绸绢七万五千匹充马价，每年买良马达八千匹，仅古渭寨一地每年就用钱十余万缗。宋朝在这些地区购买的马匹主要当来自西夏。每逢西夏发动侵掠和边界纠纷时，宋朝常以封闭市场和禁通贸易相威胁。和好时，夏遭饥馑，宋朝也取消粮食出口的禁令。市场的开闭，常常是为了适应宋对夏政治斗争的需要，经济上并不看重它。夏国依赖和市“如婴儿之望乳”，所以宋朝能以此胁制夏国。宋、夏通好时，双方人民都欢迎开市，出现“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四）的盛况。
另一种是私市。宋、夏关系恶化时，宋就禁绝一切贸易。但法禁稍一松弛，夏人就同边民私下交易，日夕公行，所以西夏即使失去岁赐，靠互市之利还可维持。宋朝的诏书也承认，累戒陕西、河东诸路禁止边民同夏人交市，但“颇闻禁令不行”。甚至边防军官也同夏人贸易，无法断绝。夏人一般是驱牛、马到边境博籴米谷。禁令严格时，就将大段牛、羊肉、青盐包裹，私下换取粮食。德明时，还常派人携带违禁商品从小道到边境私市。麟、府州汉民也有带轻细货物直接去夏州境内所设榷场贸易的。
夏对辽的贸易比对宋规模小得多，市场在西京西北的东胜、天德、云内、银瓮口等处，后来金朝也继续开放这些市场。在关陇地区，金开设了环州、保安军、兰州、绥德等榷场。辽禁止夏国使臣沿路私市铜、铁，后又禁止边民卖铜、铁给夏国，并严禁夹带交易。
夏国在西边同回鹘贸易。回鹘的商品主要是珠、王，还有棉织物、丝毛织品、药材、香料、镔铁刀、乌金银器等。这些货物主要是通过夏国贩往来、辽和金境年，夏国边将和官吏从中取十分之一的过境税，然后又以珠、玉交换中原的丝帛。
五、货 币
西夏起初没有自己的货币，贸易是通过实物交换或使用宋朝的货币。夏景宗元昊时开始铸钱。现在见到最早的钱是天授（一○三八——一○四八年）通宝，此外还有大安（一○七五———○八五年）、贞观（一一○一——一一一三年），大德（一一三五——一一三九年）、乾祐（一一七○——一一九三年）和天庆（一一九四——一二○五年）等。又有番汉字并列的天赐（天赐礼盛国庆，一○六九——一○七四年）和大安宝钱。
夏崇宗乾顺时开始铸造汉字钱，元德（一一一九——一一二六年）通宝。仁宗以后，陆续铸造天盛（一一四九——一一六九年）、乾祐、天庆、皇建（一二一○——二一一年）、光定（一二一一——一二二三年）元宝。一一五八年，仁宗仁孝正式建立铸钱的专门机构通济监，大量铸造天盛元宝钱。天盛钱传世较多，铸钱技术也超过了辽钱。
天盛元宝 乾祐元宝 乾祐宝钱 天庆宝钱
西夏铜钱
撉房畹上反映的西夏货币使用情况
（二）文化概况
一、文 字
西夏建国时，夏景宗元昊和野利仁荣等创制西夏文字，称“国书”。野利仁荣演绎为十二卷，是西夏最早的一部字书。西夏文模仿汉字，字形方整。字体也有草书、隶书、篆书。文字结构有全、左、右、干、头、下等区别。字体的创制，多用汉字六书的会意法。如闪为电傍、霹傍。也有以类相从法，如属于丝织品的字自成一类。西夏文中还有时直接借用汉字，如圣字，字义和读音都作圣。但西夏文字多用左撇，无直钩，这又与汉字不同。西夏文字的创制，是夏国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国家的一个标志，同时也为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西夏国书创制后，公私文书都用国书书写，但汉字仍在夏国通行。夏国给宋朝的文书，多用西夏文和汉文并列书写。夏国铸造的钱币也有国书和汉字两种文字。惠宗秉常时铸造的夭赐宝钱、大安宝钱都是两种字同时并列，以利于在各民族间流通。现存西夏碑刻。
如一○九四年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也是西夏字和汉字同时并列刻石。西夏国内，汉族居民和党项族居民长期共处，两种文字同时通行，也有利于相互学习。骨勒茂才在《番汉合时掌中珠序》中说：“不学番语，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情。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骨勒茂才看到了党项人和汉人互通语言文字的重要，提倡相互学习，以增进彼此的了解。这个见解是极可珍贵的。
二、语文著述
随着西夏文字的广泛应用，西夏学者编纂了多种说明西夏字声韵、字义和结构的书籍。《音同》是按声排列的字汇，仿《切韵》的九音分类编辑，收入六千余字。《五声切韵》编排与《音同》一样，是仿司马光的《切韵指掌图》编纂的西夏字韵表。《文海杂类》也是按声排列的字典，每一字下都有解释，分别说明字体构成、字义、发音。《文海》的内容与《文海杂类》一样，但它是一种仿照《广韵》按韵排列的字典。梁义礼编的《义同一类》属于另一种类型，是一部大型的同义语字典。还有一种按字形和概念分类排列的字汇，如《杂字》、《三才杂字》等，书中分天、地、人三部，以下再分小类，如“地”部分牛、羊、男服、女服、山、河海、宝、丝……等，这类字书收编字数不多，没有解释。元昊曾命人译《尔雅》、《四言杂字》供番学之用。可能这些书是《四言杂字》一类的西夏字识字读本。另有一种字书名《要集》，每字下注有汉义，用西夏字表汉字音，兼有帮助学习汉文的用途。
一一九○年，骨勒茂才编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是一部西夏语汉语字典，也是按天地人“三才”分类，收编常用词，用汉字注“国书”的音、义，又用“国书”注汉义所用字的音。汉字注音难以准确，《掌中珠》采用了反切法，同时旁注“合”（合口）“轻”（轻呼）等字以表示发音部位，说明编者力求审音精确，是一部优良的夏汉字典。
三、汉文经虫的译注和流传
夏国儒学逐渐流行，主要依靠来自宋朝的经书。夏国推行儒学，陆续将汉文经书译成西夏文字。额济纳夏黑水城出土的古书中，有《孝经》、《论语》、《孟子》的西夏文译本。《论语》和《孟子》都有西夏人自己作的注释。还有一种无题书，内容全是《礼记》、《左传》、《周书》、《毛诗》的引文辑录。
斡道冲八岁时以《尚书》考中童子科，年长后通晓五经，曾译《论语注》，又作《解义》二十卷，称《论语小义》。并著有《周易卜筮断》一书（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西夏相斡公画像赞》）。
夏景宗元昊自称是“循拓跋之远裔”，对元魏“为帝图皇”的事业很为景慕。一○五五年，谅祚遣使者向宋购买史传和佛经，宋朝“以史有东晋、元魏间事，不可示夷狄，只与佛书。”赐《大藏经》。一○六二年，又向宋上表求太宗诗草隶书石本及《九经》、《唐史》、《册府元龟》。
宋仁宗准予《九经》。中原的史籍逐渐流入夏国。黑水城发现题名《十二国》的史书，是春秋时十二国历史的西夏文译本，可能译自宋人的《十二国略史》（见戈尔巴捷娃，克恰诺夫：《西夏文抄本和刻本》）。现存的《类林》一书，体制同《太平广记》相近，可能原本是金人编的一种类书。
夏国是在不断的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又很重视中原的兵书，现存的西夏文译本有：《孙子兵法三注》、《六韬》、《黄石公三略》和诸葛亮的《新书》等。唐太宗的“贞观之治”，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楷模，吴兢的《贞观政要》也部分译成西夏文，称为《贞观要文》。
四、律令、实录和天文历法
夏国自仁宗仁孝以后，随着封建经济关系的发展，学术文化也呈现出新的局面，陆续出现了夏国自己编纂的系统的著述。
甘肃武威发现汉文人庆二年（一一四五年）日历残页
前引仁宗时编修的《天盛年改新定律令》，是仿照宋朝政书而编纂的一部二十册的大书，是西夏政令的汇编。此后又编纂有《新法》。夏神宗遵顼光定二年（一二一二年）又编修《光定猪年新法》，大约是仿照宋朝续修编敕的办法，陆续修订。
甘肃武威发现西夏文写本药方残页
夏仁宗时，也参照宋朝编修实录的办法，开始重视国史的修纂。斡道冲一家，即专掌夏国史，成为专门的官职。一一六一年，仁宗设立翰林学士院，以王佥、焦景颜为学士。王佥为夏国历朝实录的总纂。罗世昌罢官后居家，曾为夏国“谱叙世次”。明人钱谦益《牧斋有学集》说：“庆阳李司寇家有西夏实录”。大约资料都来自西夏官修实录。
一一八三年，西夏编印了《圣立义海》一书，全书采取诗注形式，由简短的格言编成。体例也是仿照汉籍的类书。
《掌中珠》列举星象名称甚多。在西夏字中，所谓“十一曜”、“黄道十二宫”、“二十八宿”都有专名。说明天文历法的研究受到重视。《天盛律令》载有“大恒历司”、“史卜院”等专管天文历法的机构。现存的西夏历书残本也有好几种。
谅祚时，西夏从宋朝得到医书。黑水城发现的西夏字医书残本，有用紫苑（音晚Wǎn）制作丸药的描述及其用法，有关于针刺疗法的残页，有治马的药方等等。夏国还没有专管医疗的医人院。
五、佛教的传播与民族文化的交流
骨勒茂才说：“烦恼缠缚，逐物心动，以富为贵，争名逐利”，这是夏国的普遍现象，因而佛教“六趣轮回，苦根无量”的说教，就成为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欺骗的工具。德明“幼晓佛书”，元昊“晓浮图学”。夏国统治地区过去大部分曾受吐蕃王朝管辖，留下不少寺院和僧侣，因此佛教很早就为人们普遍信奉。西夏建国前后，德明、元昊、谅祚、秉常曾多次向宋进马换取《大藏经》。一○四七年，元昊在兴庆府东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和佛塔，俱高数十丈，贮藏宋朝所赠《大藏经》，并译为国书。一○五五年，元昊后没藏氏与谅祚又征发兵、民数万，于兴庆府西建承天寺，贮藏《大藏经》。一○九五年，乾顺大力修复因地震倾颓的凉州护国寺。一一○二年，又在甘州新建卧佛寺。这几所大寺成为夏国佛教的中心。各地也陆续兴建佛寺。《感应塔碑铭》说：“释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磎（音希xī）谷，村落坊聚，佛字遗趾，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在中书、枢密以下的政府“次等司”中，有僧众功德司、出家功德司、护法功德司等高级机构，专管全国的宗教事务。
本来党项语接近吐蕃语，由于“国书”模仿汉字而并非采用藏文字母，两种文字形式上差异很大，但仍能相互沟通。自秉常起，大量译经，既用汉文佛经，也用藏文佛经作底本。夏国境内的吐蕃憎侣因翻译和念诵的需要，以藏文字母替“国书”注音，后来发展为一种以藏文字母拼音的“新国书”，虽未经西夏王朝正式认可，但民间已在流行。现存敦煌写本《嵬名王传》，就是用这种文字书写的党项民间传说。
甘肃武威发现蝴蝶装西夏文写经
吐蕃道是当时的西域通道之一，夏国完全控制了这条交通线，同吐著联系日广。仁孝时曾迎请朵陇地区的著名喇嘛都松钦巴。都松钦巴是元、明盛行的哈立麻教派的初祖，他本人虽未到夏国，但派遣弟子格西藏锁布携经像来到凉州，同夏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后来粗布寺建塔，仁孝献饰塔的金缨络、金幢盖（幢音床chuáng），一直是这个寺院的“镇塔之宝”。此后，吐蕃著名的教派如萨思迦、必力工瓦等都有憎徒住在夏国。成吉思汗灭夏后，很快就同乌思藏憎侣封建主建立联系，并很快就臣服了他们，这也同在西夏境内的吐蕃喇嘛有关。
九八四年，宋太宗派王延德出使高昌，自夏州启程。《宋史》记龟兹地理位置作“东至夏州九十日”，又说回鹘“往来皆经夏国”。可见宋初党项人就同回鹘有密切联系。德明、元昊控制了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区的高昌回鹘、龟兹、于阗、黑韩国就只有通过西夏境才能到达中原。这不仅在过境时给夏国带来经济上的好处，而且文化上也受回鹘等族的影响。甘、肃、瓜、沙等州本是回鹘人统治区，所以回鹘也是夏国内的民族之一。元昊起高台寺，“广延回鹘僧居之”。没藏氏建承天寺，延请回鹘僧登座演经。西夏有《金佛梵觉经》，“系回鹘僧所演，历二十年乃成”。
夏与辽文化也有交流。辽、夏都流传佛教，夏国曾向辽进献回鹘僧《金佛梵觉经》和《贝多叶经》。
六、文学与艺术
夏国文学中，诗歌有乾顺所作《灵芝歌》。宗室仁忠、仁礼都通蕃、汉学，善歌咏。现存的西夏文著作中，有无题的宫庭赞美诗残本。五言诗《新集金碎掌直文》，由一千个不重复的字组成，类似汉族的《千字文》。此外，还有各种体裁的诗，可惜大多充斥了儒家和佛教的道德说教的内容。西夏韵书和表很多，说明写诗的人不少，需要借此参考。夏国的散文比较质朴。遵顼“博通群书”，枢密都承旨苏寅孙“少力学，善属文”，吏部尚书权鼎雄以文学著名。梁德养编《新集锦合辞》，是一种现存的西夏谚语和格言集。宣德郎孪师白两次出使金国，著《奉使日记》三卷，详记金朝民风土俗。
谅祚曾派使臣，向宋朝请要伶官、工匠，又要求买戏剧服装和化装品，可见戏剧已在夏国流传（司马光：《涑水记闻》等）。黑水城曾发现戏剧底本《刘知远诸宫调》，是金平阳刻本，说明金诸宫调已传入夏国。
西夏的乐器有鼓、琵琶、笛、箜篌等。唐信宗时，赐拓拔思恭鼓吹全部。德明臣宋，律度声音，遵依宋制。元昊反对唐、宋的缛节繁音，大概是采用党项本族的音乐。仁孝时，使乐官李元儒采汉族乐书，参照夏国制度，增修新律，赐名“鼎新”。夏政府中还有番、汉乐人院的专门机构。蒙古灭夏后，即征用西夏旧乐。黑水城出土物中有西夏乐器和乐舞形象，说明西夏人民是能歌善舞的。绘画，夏国也有一定成就。元昊善绘画。黑水城曾发现风景画稿，风格与宋院画相同。
西夏在与各族交流中，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吐蕃、回鹘等各族人民，也通过西夏加强了同各兄弟民族的文化联系。在这一时期各民族共同创造历史文化的过程中，夏国的作用是值得重视的。
传人西夏的金刻《刘知远诸宫调》书影
第五章 金朝的建立和封建制的发展
第一节 女真奴隶制的发展和金国的建立
居住在长白山和黑龙江流域的女真族，早在战国时期，即见于历史记载，译名作“肃慎”。《国语·鲁语》记载：肃慎在西周时“贡楛矢石弩”（楛音库kù），大约还处在使用石器的时代。契丹建国后，女真族处在辽朝的统治之下，文献上确立了“女真”的译名。
辽朝统治下的女真族生活在林木众多的山区和江畔，从事狩猎生产，同时也经营农业。人们从小就练习骑马和射箭，长大后都是骑射的能手。他们畜养叫作海东青的大鹰，作为渔猎时的助手。用树皮作哨子，用吹哨的方法把鹿引来捕捉。女真人骑着马在山林里往来，上下崖壁，也能骑马浮渡江河。
女真族的居地天气很冷，夏天和中原地区的初冬差不多。女真人在山谷里用桦村皮和木栅建成小屋，屋内用泥土作成土炕，炕下面可以烧火。人们用狩猎来的兽皮作成衣服。外出打猎都要穿上厚毛的皮衣，否则皮肤就要冻裂。妇女梳辫发盘髻。男子脑后留发，辫子垂在后面。
辽朝统治初期的女真族，仍处在氏族部落制时期，但早已度过了母权制，而进入到父权制。它的特征是：（一）氏族以父系来计算，若干氏族组成一个部落。氏族、部落长都由男子来充担。（二）各部落的成员只能同另一个部落的成员通婚姻。（三）氏族长称谋克，他的副职称蒲里衍（蒲辇）。（四）部落长称孛堇。另有一个军事首长称猛安。（五）各部落各自从事生产和活动，还没有形成部落间的联合。处在氏族部落制的女真族没有文字，用结绳或刻箭的方法来记事。
辽朝建国后，散处在辽阳一带的女真部落，由辽朝官员直接统治，编入辽朝的户籍，称为局苏馆（合苏款）女真或“熟女真”。松花江以北、宁江以东地区的女真族也处在辽朝统治之下，承受着勒索“贡品”等剥削，但不象局苏馆女真那样由辽官直接统辖，也不编入辽籍，因而被称作“生女真”。松花江以北地区的“生女真”，按照氏族部落制的道路在继续向前发展。
（一）部落联盟的发展
随着历史的发展，居住在按出虎水的女真完颜部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完颜部长久保留着一个历史传说：在不能记忆的年代，完颜部的一个六十岁的妇女和外族人函普通婚，生二男一女，子女都为完颜部人。这个传说反映着人们对母系氏族制的模糊的记忆。传说中的函普时代当是由母权制逐渐过渡到父权制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里，在女真族的原始社会中，陆续出现了如下的一些新现象。
铁器的使用 女真族原来没有铁器。完颜部从邻族传入铁器，制造弓箭和甲胄，迅速提高了狩猎生产和作战的能力。完颜部的邻部加古部人学会了锻铁，用铁器和完颜部相交换。铁器的使用，使女真族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
交换的发展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女真人各部落之间以及和邻族之间，加强了物品的交换。女真族以貂皮、马匹等向辽朝和高丽相交换。宋王朝也曾向女真购买马匹。
家庭、私有财产和奴隶 女真族传说，函普立约，杀人者出家人一人和牛、马等给被杀者之家赎罪。《高丽史》记载，高丽靖宗时，女真人仇屯、高刀化二人向他们的部落长开老争夺财物，杀死开老，逃往高丽。高丽按照女真族的本俗，要二人出具家财给开老家赎罪。宋人也记载说，女真族杀人者死，家属要罚作奴婢，但亲戚可用牛马来替他们赎免。《金史·刑志》记录女真旧俗，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这些记载至少可以说明：（一）女真人这时已分化出个体家庭，并且有了牛、马等私有财产。（二）犯罪罚作奴婢的现象已经产生，氏族中出现了本族的奴隶。伴随着这些现象的产生，也就不能不发生贫富家庭的分化和对奴隶、财产的争夺。
《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女真状况说，“居处绝远，不相统属，自相残杀，各争雄长”。完颜部传说，部落长石鲁曾率部众夺取混同江蜀束水人的财产和妇女。又传说石鲁曾要建立“条教”（制度），遭到保守“旧俗”的部落长老们的激烈反对。石鲁被部落人捉住，甚至要将他坑杀（活埋）。石鲁叔父谢里忽射箭驱散部众，石鲁才得救。石鲁率领完颜都去征伐其他部落，直到苏滨水（恤品河）和耶懒水地带。石鲁死在中途。部落间的斗争在激烈地进行。乌林答部石显曾抢走石鲁的尸体，对部众说：“你们以为石鲁有能力当推选他，现在他已被我得到了”。完颜部夺回石鲁尸体。加古部蒲虎也来向完颜部袭击，要夺取石鲁的尸体。这些传说表明：随着私有财产和奴隶制的产生，各部落之间的斗争，以及部落中保存和改革“旧俗”的斗争，都已发展到十分激烈的程度。女真族正是在激烈的斗争中，经过部落联盟制，向着建立奴隶制国家的道路迈进。
乌古迺联盟 女真族处在辽朝的统治之下，他的发展不能不和辽朝有着密切的联系。大约在辽兴宗时，完颜部和白山、耶悔、统门、耶懒、土骨论等部以至五国部等建立了松散的部落联盟。完颜部长乌古迺受部众推选为“诸部长”。五国部的蒲聂部长拔乙门起而反抗辽朝的统治，使辽朝不得勒索海东青鹰。辽朝将发兵镇压，乌古迺设计捕拔乙门，献给辽帝，因而得到辽朝的信任。乌古迺彼召到辽朝，辽朝加给他生女真部族节度使的称号，即承认他的部落联盟长的职位。
乌古迺在辽朝的支持下，从邻族换入大量铁器，制作弓箭器械，完颜部更加强大起来。斡泯水蒲察部、泰神忒保水完颜部、统门水温迪痕部、神隐水完颜部相继加入了乌古迺的联盟。联盟中出现了“国相”的职位，辅佐联盟长处理联盟事务，大约和契丹的“于越”相当。乌古迺时，任国相的是完颜部的雅达。一○六二年（辽道宗咸雍八年。女真的历史，自此始有准确年代）五国没撚部长谢野又起而反抗辽朝，断绝鹰路。乌古迺率部兵讨伐，击败谢野。乌古迺也在作战后死去。
劾里钵联盟 乌古迺死后，子劾里钵继任联盟长，一○七四年，接受辽朝授予的节度使称号。劾里钵把马匹财物送给国相雅达，要他让位给劾里钵弟颇刺淑任国相。女真部落联盟在劾里钵对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各部落之间和完颜部的内部也进一步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与桓（音碾niǎn）、散达等的斗争——在乌古迺联盟中，国相雅达是权位仅次于联盟长的强有力的家族。劾里钵继任联盟长后，弟颇刺淑为国相，引起了雅达之于桓和散达的强烈反对。劾里钵叔父跋黑未能充当联盟长而和劾里钵相对立。劾里钵命跋黑任孛堇（部落长），但不能统率军兵，即不任部落的猛安，以防止他的反乱。跋黑与桓、散达相联络，支持桓、散达兄弟起兵反抗。劾里钵命弟颇刺淑领兵出击，颇刺淑战败。桓乘胜大肆掳掠。劾里钵亲自领兵涉舍很水经贴割水，自后路袭击桓、散达家，焚烧他们的屋舍，杀百亲人。颇刺淑一军失利，劾里钵派人议和。桓、散达索要劾里钵弟盈歌的大赤马和辞不失的紫骝马作为议和的条件。劾里钵不许。西方展开激战。
桓赦集合部众，下令说：“你们准备车辆随行。乌古迺夫妇的宝物财产你们任意运走。遇有不服从的，就把他俘掳来。”桓兵多，劾里钵兵少。劾里钵一马当先，率领部众出战。三扬旗，三击鼓。部众手持长枪突入敌阵，刺杀桓的步兵。劾里钵族弟辞不失领兵从桓阵后奋击，大败桓的骑兵。桓、散达败走，劾里钵乘胜追击，俘获到大批的车、甲、牛、马，按着战功的大小，分配给作战的部众。战后不久，桓、散达率部众来降。
与温都部乌春的斗争——居住在阿跋斯水的温都部，是一个以锻铁为业的部落。乌古迺时，温都部成为联盟的一员。劾里钵任联盟长，跋黑诱桓、散达反抗，温都部长乌春也和他们联合，反对劾里钵联盟。加古部铁工乌不屯以铁甲九十副和劾里钵的完颜都相交换。温都部长乌春责问劾里钵说：“铁甲是我的，为什么拿走？必须立即还给我。”乌春并扣留了完颜部人厮勒，作为要挟。劾里钵被迫交出铁甲。乌春的温都部日渐强大。
桓、散达起兵时，乌春也与之联合，起兵反抗，遇大雨不能前进。桓赦败后，原来是乌古迺联盟成员的斡勒部的盃乃又和乌春联合。劾里钵命颇刺淑和斜列、辞不失等出战。颇刺淑乘大风纵火烧乌春军。乌春大败。劾里钵俘掳了盃乃，把他献给辽朝。
与纥石烈部腊醅（音胚pēi）、麻产等的斗争——住在活刺浑水的纥石烈部的腊醅、麻产兄弟是完颜部联盟的另一个劲敌。腊醅、麻产约集乌古论部的骚腊勃堇和“富者”（部落贵族）挞懒等去掳掠“野居女真”，即女真族中处在更原始的社会阶段、尚未形成都落而散处山野间的居民。劾里钵出兵击败腊醅，夺回了被腊醅俘掠的野居女真居民。腊醅、麻产集合兵力，到来流水掳掠劾里钵弟盈歌的牧马。劾里钵与盈歌分兵迎战。劾里钵率骑兵五、六十，与腊醅军遭遇。腊醅兵多，劾里钵兵少。完颜部欢都出战，战马死十余匹。劾里钵受伤四处，不能指挥。腊醅、麻产又与温都部乌春相联络，乌春派兵士一百多人助腊醅。劾里钵领兵在暮棱水围攻腊醅、麻产。腊醅兵败，被擒，麻产逃走。劾里钵将腊醅献给辽朝。温都部的援兵也多归于完颜部。
劾里钵进而向温都部乌春发动进攻。劾里钵与欢都领兵到阿不塞水，青岭以东各部落都来会集。这时，乌春已死。温都部窝谋罕请求辽朝从中和解，把以前收纳的逃亡奴隶交还完颜部。劾里钵同意和议。窝谋罕又乘机以三百骑来攻，兵败，弃城逃走。劾里钵攻破其城，将所得资产按军功大小分给作战的部众。
劾里钵相继战胜完颜部年的反对派和温都部、纥石烈部的反抗，《金史·世纪》说他“袭位之初，内外溃叛，缔交为寇”。“因败为功，变弱力强。……基业自此大矣。”部落联盟进一步巩固和强大了。
一○九二年（辽道宗大安八年），劾里钵任联盟长十九年后病死。弟国相颇刺淑继任联盟长，继续推进劾里钵未竟的事业。
腊醅败后，麻产逃走，占据直屋铠水，招纳逃亡的奴隶，建造营堡。颇刺淑命乌雅束（劾里钵长子）、阿骨打（劾里钵第二子）等去讨代。乌雅束沿帅水进兵，阿骨打从东路去掳掠麻产的家属财产，把家产全部抢走。阿骨打与欢都等追至直屋铠水，捉住麻产，斩首献给辽朝。阿骨打、辞不失、欢都和讨平腊醅、麻产有功的颇刺淑弟盈歌，都被辽朝加给惕隐的称号。他们日益成为完颜部最有权势的人物。
盈歌联盟 一○九四年（辽大安十年）颇刺淑死。盈歌继任联盟长，称节度使。以兄劾者之子撒改任国相。
乌古迹时，部落联盟长本由各部共同推选。劾里钵以后，虽然还不是父子世袭，但都由劾里钵一家所继承。联盟巩固后，就引起部落显贵的非议。完颜部的习烈、斜钵等说：“众部长和国相，都由你们担任，这怎么能行？”掌握军权的欢都反驳说：“你们如果敢纷争，我就不能不管。”盈歌得到欢都的支持，部众不敢再有异议。联盟长劾里钵、盈歌一家的势力更加发展了。
但是，各部落间的相互掳掠和斗争仍在继续。斡准部互相掳掠，盈歌派遣纥石烈部纳根涅去平治。纳根涅招募苏滨水部民充当兵士，不来，即掳掠其部民。盈歌又派斡赛、冶诃去阻止，纳根涅掳掠而去。斡赛军追及，杀纳根涅。纳根涅子钝恩逃走，与乌古论部联合起兵反抗，乌古论部敌库德等鼓动各部说：“徒单部有十四部联合一起，乌古论部也有十四部，蒲察部有七部，总共三十五部，而完颜部只不过十二部。以三十五部对抗十二部，胜利是必然的。”劾里钵时加入联盟的各部落，也离心离德，联盟面临着动摇、解体的危险。盈歌和撒改、阿骨打等起兵迎战，击败了乌古论等部的反抗。擒放库德、钝恩等，释放回部。各部落不再有反抗。盈歌命阿骨打通告各部，此后不准再自称“都部长”，即不得另行组成部落的联盟。盈歌联盟从此成为女真各部统一的联盟。
各部落原来各有信牌（木牌），盈歌依从阿骨打的建议，禁止各部自置牌号，统一于联盟。《金史·世纪》称“一切治以本部法令”，即以完颜部的“法令”作为联盟各部落的统一法令。联盟的统一进一步巩固，奠定了金朝建国的基础。
一一○二年（辽天祚帝乾统二年），辽朝萧海里叛辽，逃入系案女真（易苏馆女真），派遣斡达刺来与完颜部联络。盈歌把斡达刺捕送给辽朝，辽朝命盈歌捕讨萧海里。盈歌得到辽朝支持，在各部落募集甲兵一千多。女真各部落在此以前只是几十人，至多几百人的军兵互斗，从来没有到过千人。盈歌募兵千人，形成一支强大的队伍。阿骨打勇气倍增，说：“有这样的甲兵，还有什么事做不到啊！”辽兵数千人追击萧海里，不能取胜。盈歌领兵迎战。阿骨打骑马突击。萧海里中箭堕马。阿骨打杀海里，获得大胜，俘获甚多。辽乾统三年（一一○三年）正月，盈歌把萧海里首级献给辽朝。盈歌在混同江畔辽帝捕渔处，朝见天祚帝，大被加赏。经此一战，女真更加强大。辽兵也在女真面前暴露了它的虚弱。
一一○三年，盈歇死。劾里钵长子乌雅束继任联盟长，进而向苏滨水一带求发展。乌雅束派弟斡带征服苏滨水含国部，进兵直到北琴海，攻下泓忒城（堡垒）。完颜部为首的部落联盟在斗争中迅速壮大了。
（二）金朝的建立
一一一三年十月，乌雅束死。劾里钵次子阿骨打继任联盟长，称都勃极烈。阿骨打曾为巩固完颜部联盟，多次作战得胜，接受辽朝惕隐的官称，是完颜部中掌握军事实力的重要人物。阿骨打继任时，女真各部落的联盟已经巩固。以阿骨打为首的奴隶主便把他们侵掠的目标，指向了辽朝。
一一一四年六月，辽天祚帝派使臣授予阿骨打节度使的称号。阿骨打派习古迺等去辽朝，索要逃奔在辽朝的星显水纥石烈部长阿疏，借以探听辽朝内部的虚实。习古迺回报辽天祚帝统治骄肆废弛。阿骨打建城堡、修器械，准备南侵辽朝。
辽天祚帝命统军萧挞不野领契丹、渤海兵八百人进驻宁江州防备。阿骨打调集各部落军兵，决意攻辽。九月间，向宁江州进军。各部落兵在来流水会合，共有二千五百人。阿骨打率领兵士祭告天地，执挺誓师，说：“你们同心尽力，有功者奴婢可以作平民，平民可以作官。原先有官职的，可以按功劳大小进升。倘若违反誓言，身死挺下，家属也不能赦免。”次日，到达辽界，与渤海军相遇。阿骨打射死辽将耶律谢十。辽兵溃败，死者十之七八。十月，女真兵乘胜攻克宁江州城。阿骨打又派人招降辽朝统治下的铁骊部渤海人和系辽籍女真人（编入辽籍的易苏馆女真）。阿骨打俘获大量马匹和财物，胜利回师。
十一月，辽朝都统萧嗣先、副都统萧兀纳率领诸路大军进攻女真，集中于鸭子河北。阿骨打领兵三千七百抵敌。辽兵正准备渡河，女真军迎头击退，乘势波河登岸。两军在出河店相遇。会大风起，尘埃蔽天，女真军乘势进击，大败辽兵，掳获大批车马及兵甲、武器。阿骨打把俘掳的辽兵收编入女真军。女真军发展到一万人。出河店之战是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女真军顺利取胜，势不可当了。
女真军乘胜分路进兵。勃堇斡鲁古斩辽节度使挞不野，攻占宾州。吾睹补、蒲察败辽将赤狗儿、萧乙薛军于祥州东。辽斡忽、急塞两路军投降。斡鲁古又败辽军于咸州西，与完颜娄室一起攻占了咸州。
女真军占领了辽东地区，要对各族人民实行有效的统治，原来的部落联盟组织已经不够了。
自劾里钵以来，女真社会中不断出现一些新的变动，阿骨打侵占辽东后，这些变动更为加剧。
奴隶制的发展 女真族部落氏族成员沦为奴隶和掳掠外族奴隶的现象，在急速发展。奴隶主和奴隶的对立，在逐渐形成。依据片断的历史记载，女真奴隶制的发展，有以下一些情况：（一）债务奴隶。平民负债不能偿还，卖妻子作奴隶抵债。（二）随着贫富的分化，贫民无法生活，“多依附贵族，因为奴隶”。（三）犯罪不能自赎，折身为奴。（四）贵族私自订约，“以人对赎”，过朗即为奴隶。（五）掳掠外族奴隶。对外作战的屡次胜利，俘掳到大批“生口”，按军功分给将士作奴隶。随着对外侵掠战争的发展，俘掳的奴隶越来越多。各级军事首领成为大小不等的奴隶主贵族。
有压迫就会有反抗。乌雅束时，不愿沦为奴隶的贫民曾纷纷起来反抗，“转而为盗”。奴隶主为了保护本阶级的利益，镇压奴隶的反抗，迫切需要组成一个阶级压迫的机关。
外族分子的涌入 对外作战的胜利，不仅使女真部落中加入了大量的外族奴隶，而且不断把降附的外族兵士收编入女真的队伍，即猛安谋克组织。宁江州之战后，阿骨打开始规定，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猛安本来是女真部落的军事首长。谋克是氏族长。大量外族兵士的编入，使原来的部落氏族组织逐渐形成为军事组织。在这个组织中，女真的部落氏族显贵仍居于统治地位。女真部落氏族成员是基本力量。但在数量上，外族兵士甚至越来越超过了女真族人。女真兵原来不满千人，到出何店之战后，发展到上万人。随着作战的胜利，还在不断地发展。
原始的氏族、部落，本来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氏族成员在本氏族中没有阶级的对立。贫富的分化和奴隶制的出现，造成了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大量的越来越多的外族奴隶和外族成员的涌入，使原来的氏族制度无法进行管理，它需要一个新的能够进行统治的机关来代替。
占领区的扩大 女真部落联盟逐步统治了周邻的各部落，并在阿骨打时，进而攻占了辽朝统治下的宁江州、宾州、咸州等广阔地区。在这些地区里，居住着大批的契丹人、汉人和渤海人。正如恩格斯在论述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时所说：“对被征服者的统治，是和氏族制度不相容的。”女真人既不能把征服地区的广大的各族人民统统编入女真的氏族部落，又不能废除这些地区原有的社会、政治制度，而按照氏族部落制度来进行统治。恩格斯又指出：“因此，氏族制度的机关便必须转化为国家机关，并且为时势所迫，这种转化还得非常迅速地进行。”①
女真奴隶制的发展和对外掳掠的扩大，越来越把氏族部落的旧制度推到了历史的尽头。建立一个阶级压迫的机关——国家的条件成熟了。一一一三年，阿骨打出兵得胜，射死辽将耶律谢十后，国相撒改就派他的长子完颜宗翰和欢都子完颜希尹等（乌雅束时，欢都已病死）向阿骨打建言立国称帝。一一一四年，女真军连续攻下宾州、咸州后，阿骨打弟吴乞买和撒改、辞不失等拥戴阿骨打建国。一一一五年夏历正月元旦，阿骨打即皇帝位，建立起奴隶主的国家，国号大金，立年号收国。
金朝的国家是在对辽作战的过程中建立的。它还不可能立即形成完整的国家制度。但在阿骨打（金太祖）在位的几年间，作为阶级压迫机关的军事、政治制度，已经初步地建立起来。主要的有以下几项。
皇权的统冶 金国建立后，废除原来部落联盟长的制度，阿骨打自称皇帝，确立了皇权的统治。阿骨打没有象阿保机建立辽国时那样，模仿汉制立太子，皇位的继承仍然暂时保留着推选的痕迹，但实际上已完全掌握在阿骨打家族手中。
勃极烈制度 在金国的中央，废除都落联盟时的“国相”制，设立勃极烈四人，组成皇帝以下的最高统治机构。吴乞买力谙班（大）勃极烈，原国相撒改为国论（国）忽鲁（诸部统帅）勃极烈，辞不失为国论阿买（第一）勃极烈，阿骨打弟杲（斜也。杲音搞gǎo）为国论昃（音仄zè。第二）勃极烈，后又增阿离合懑（音闷mèn。阿骨打叔）为国论乙室勃极烈，管理对外事务。女真部落制时代，部落长老在山野环坐，指画灰土议事。乌雅束时，有事仍要聚集商议。勃极烈的设置，保留有古老议事制的一些痕迹，但它实际上已是输佐皇帝的统治机构，是全国最高的行政管理的中枢。
军事制度 金国的军兵，仍由猛安、谋克统领。但已经打破了古老的部落、氏族组织，而成为由女真大小奴隶主统帅的军事编制。占领辽东地区后，在辽东设置南路，咸州地区设咸州路，各路设都统或军帅，统领当地军兵，统治各族人民。南路系辽籍女真和东京州县（主要是渤海人），仍按照女真制度，设置猛安谋克。随着对外作战的发展，女真兵在不断增加。全太祖是金军的最高统帅。遇有战争，皇帝直接任命国论忽鲁勃极烈，统帅军队作战。
刑法 《金史·刑志》说：金初法制是“刑、赎并行”。犯罪应没为奴隶者，可以用财物赎免。犯重罪也可以自赎，但要被削去鼻子或耳朵，以示不同于平民。掘地深、广各数丈作为监狱，以囚禁罪人。
金太祖没有制定完整的法律，但在建国前后，陆续颁发了几项法令：（一）贫民负债不能偿还，多卖妻子为奴。金太祖建国前，曾下令三年内不准催督债务，三年以后再议。这个法令，显然旨在保护平民的利益，以减少反抗。（二）一一一六年二月，下令：由平民沦为奴隶者，可用两人（两个奴隶）赎一人作平民。原来约定用一人赎者，仍用一人赎。这个法令的用意仍在保护平民，巩固奴隶制的统治。（三）同年五月，又下令：在东京州县渤海人和南路系辽籍女真人中，“陈辽法，省税赋”，即废除辽朝的某些封建剥削制度，改用女真的制度。
造文字 随着国家的建立，文字成为必需的了。金太祖命欢都子完颜希尹创造女真字，在一一一九年八月正式颁行。在此以前，女真天文字，与邻族交往，都借用契丹字。完颜希尹依据由汉字改制的契丹字，拼写女真语言，制成女真字。女真字的创制，是汉族、契丹族和女真族文化交流的一个明显的事例。女真字颁行后，从此成为金国官方通用的文字。
金国的建立，是奴隶制发展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而当金朝奴隶主国家建立后，政治的和军事的统治得到加强，又必然要反转来巩固和发展奴隶制度。奴隶制度的发展，总是要伴随着对外的掠夺战争，以不断补充奴隶的来源，扩大对奴隶的占有。恩格斯指出：“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①金国建立后，随即展开对辽的大规模的掠夺战争，并终于消灭了辽朝天祚帝的统治。
（三）金太祖攻破辽朝
收国元年（一一一五年）正月，金太祖在建立金国后，立即向辽朝的黄龙府进攻。金太祖亲自领兵进逼达鲁古城，大败辽军，掳掠而回。八月间，又乘辽军不备，向黄龙府进兵。九月，攻占了黄龙府城。黄龙府是辽朝北边的重镇。辽天祚帝得知黄龙府失守，统领契丹、汉军十多万人，大举伐金。金太祖领兵二万迎敌。金、辽两军在护步答冈相遇，辽军大败，死者相属，天祚帝逃跑。金军掳掠到大批兵器、财物、牛马。经此一战，辽军主力败溃，难以立国了。
收国二年（一一一六年）闰正月，渤海人高永昌据东京反辽。天祚帝先后派张琳、耶律淳募乒镇压。高永昌向金求援。金太祖乘机命斡鲁（撒改弟）统领内外诸军，攻讨高永昌。五月，高永昌兵败被杀。东京州县，全为金朝所占据。金太祖加号大圣皇帝，改明年年号为天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