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有九子。皇后李氏生子不育。真定人李妃生子元佐、元侃。元佐为长子，封楚王。太宗斥逐廷美，元佐极力申救。廷美死，元佐得狂疾，九八五年被废为庶人。元侃为太宗第三子，原名德昌，改名元休，九八八年封襄王，又改名元侃。九九四年，太宗与左谏议大夫寇准谋议，授元侃开封尹，进封寿王，表明有意传位。次年八月，太宗恢复立太子制，立元侃为皇太子，改名恒，时年二十九岁。太子庙见回宫，沿途居民观望，说“少年天子也。”太宗不悦，对寇准说“人心骤然归属太子，要置我于何地！”。寇准拜贺，说这是社稷之福。
　　九九七年三月，太宗病死，年五十九。参知政事李昌、知制诰胡旦与宦官王继恩谋立元佐。李后命继恩召宰相吕端（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议事。吕端将王继恩锁在书阁，然后入朝。李后说，“皇帝已晏驾，立嗣以长较顺。现在当如何？”吕端说：“先帝立太子，正是为了今天，岂容另有异议”。李后乃命立太子恒（真宗）即帝位。真宗即位尊李后为皇太后。生母李妃已死，进为贤妃，追谥元德太后。
　　幽州人吕端，太宗朝曾知成都府。廷美为开封府尹，召为判官。其后，太宗第二子元禧为开封尹，吕端又为判宫。元禧死，摆拜参知政事，进为宰相。有人对太宗说：“吕端为人糊涂”。太宗说：“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太宗死后，吕端临事镇定，顺利地辅立真宗即位，避免了一场皇位之争。李昌、王继恩都被贬降，胡旦免官流放。
　　太宗曾自称奉太后遗诏，兄弟传承皇位。廷美（光美）被迫害至死，才得传位于真宗。此后父子传袭，北宋皇位转入了太宗子孙一系。
二、仁宗继统与宫廷风波
　　真宗即位前娶潘美之女，病死。又娶郭氏，即位后立为皇后。一○○七年病死，无子。一○一二年，立刘德妃为皇后。真宗曾命刘妃侍女李氏侍寝，一○一○年生子，名受益。刘妃无子，取为己子，与杨淑妃抚养。李氏不敢明言。一○一八年八月，立皇子受益为皇太子。一○二○年夏，真宗得风疾。朝政都由刘后决定。宰相、同平章事寇准密陈传位太子，又言参知政事丁谓好佞，不可以辅少主。真宗在病中默许，事后即遗忘。寇准饮酒，泄露此事。丁谓得知，奏请罢免寇准。寇准被罢相，以参知政事李迪同平章事。丁谓又奏称入内都知宦官周怀政，阴谋奉真宗为太上皇，传位太子，罢皇后预政，并曾密告寇准。周怀政被处死。寇准被斥出朝，知相州。丁谓擅权用事，李迪奏丁谓罔上弄权，愿与丁谓一起罢任，由御史台动正，真宗命李迪出知郓州，丁谓出知河南府。丁谓自陈，仍然留朝中视事，权势日盛。十一月，真宗下诏：“自今军国大事仍旧亲决，余皆委皇太子与宰相、枢密使等参议行之”。（《宋史·真宗纪》） 这时皇太子不满十一岁，实由皇后裁决。乾兴元年（一○二二年）二月，真宗病死，年五十五。遗诏太子受益即位，改名帧（仁宗）。刘后“权（代）处分军国事”。仁宗即位，尊刘后为皇太后，杨淑妃为皇后妃。明年改年号为天圣。
　　刘后执政十一年，一○三三年病死，年六十五。史称她“虽政出宫闺，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习（宦官）亦少所假借，宫掖间未尝改作，内外赐与有节”
　　（《宋史·章献明肃刘皇后传》）。刘后谨慎处事，宋王朝在仁宗年幼时期，仍能以保持政局的稳定，并未出现皇位之争。
　　刘后死前一年，仁宗生母李氏在宫中病死。李氏始终以宫人自处，不敢言太子事。死前才进封为宸妃。刘后欲以宫人礼殡葬。宰相吕夷简进奏说：“倘若还想到刘氏，丧礼就宜从厚”。刘后从吕夷简议，以皇后服入殓，用水银实棺，以一品大礼，殡棺于洪福院。刘后死后，有人对仁宗说：“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因不明”。仁宗大恸，追尊李妃为庄懿皇太后，到洪福院祭告，亲自开棺，见冠服如皇后礼，大为感动。说：岂能听信人言！对刘后家族更加厚侍，又遵刘后遗诏，为杨淑妃奉上皇太后尊号。仁宗自幼，得刘、杨二后抚养，爱护备至。仁宗亲政后，群臣或追论前事，诋毁刘后。右司谏范仲淹上疏说：“太后受先帝遗命，调护陛下十余年，应掩小故，全大德”。仁宗说：“这也正是我不忍听的”。下诏朝内外不准再谈论皇太后事。仁宗处置得宜，一场宫廷风波得以息止。
　　仁宗娶平卢军节度使郭崇之女为妻，立为皇后。仁宗亲政，吕夷简上疏陈奏正朝纲等八事，议罢太后任用的枢密使张耆、副使夏谏、范雍、赵稹、参知政事晏殊等多人。仁宗回宫，告知郭后。郭后说：吕夷简就不附和太后么！只是机巧善变而已。一○三三年四月，仁宗诏下，同时罢免吕夷简相位。八月间，吕夷简复相，自内宦阎文应处得知罢相出于郭后，遂谋报复。十二月，郭后在宫中与尚美人（妃爵）、杨美人忿争。吕夷简请废郭后。仁宗废郭后为净妃，诏称人道。台臣交谏，下听。次年，郭妃出居瑶华宫，尚氏人道，杨氏安置别宅。郭后出宫之后，仁宗仍不时遣人存间。内侍宦宫阎文应曾参予废后谋议，深恐郭后再立。一0三五年十一月，派医者为郭后诊病，郭后突然死去。知开封府范仲淹劾奏阎文应之罪。阎文应被窜逐岭南，死于途中。次年追复郭氏为皇后，以后礼葬。
　　郭后出宫后，一0三四年九月，仁宗娶名臣曹彬之孙女，立为皇后。一0四八年又以张氏为贵妃。一0五0年，张妃伯父尧佐骤升为宣徽使、节度使、景灵宫使、群牧使等四使，为前此所未有。殿中侍御史唐介、知谏院包拯等力谏，罢去宣徽、景灵二使。次年冬，又除张尧佐宣徽使，知河阳。唐介又抗谏，仁宗说，除拟是出中书。唐介于是劾奏中书首相文彦博因交通嫔妃宦官，得致相位。仁宗大怒，贬唐介出知英州。文彦博罢相知许州。唐介因而被称为“真御史”，直声满天下。
　　一○五四年初，张贵妃病死，无子。仁宗曾先后有三子，长子晴，次子听，三子喷，均早亡。张妃死时，仁宗年已四十五岁，仍无于嗣。皇位继承，于是又成为朝野瞩目的议题。
三、英宗嗣立与尊濮之议
　　一○五六年五月，知谏院范镇上疏，奏请建储，建言选拔宗室中的贤者，试以政事。待有子嗣，可仍遣回邸。仁宗不纳。范镇又向仁宗面陈，至于泣下。仁宗说，朕知卿忠。当再等二、三年。范镇连上十九疏侍命。仁宗罢免范镇知谏院，改任纠察在京刑狱。朝野诸臣建言立储的奏章渐多。宰相文彦博、富弼、王尧臣等也劝仁宗早日定计。一○五八年六月，御史中丞包拯上疏说“东宫虚位日久”，请立太子。仁宗说，卿欲立谁？包拯回答说，臣请立太子，是为宗庙万世计。陛下问臣等立谁，是对臣有怀疑。臣年七十，且无子，并不想为自己。仁宗说：“徐当议之”。这年，文彦博罢相，以韩琦同平章事。一○六○年，韩琦向仁宗建言，皇嗣是天下安危所系，请择宗室之贤者。仁宗说，后宫将有人分娩，姑且稍待。七月间，后宫贵人（妃号）董氏分娩，又生一女，为仁宗第十三女。韩琦以《汉书·孔光传》进见，说汉成帝无嗣，立弟之子。又进上知谏院司马光、知江州吕海等人请立太子的奏疏，仁宗对韩琦说：朕有此意多时矣，但未得其人。问“宗室中谁可以”。韩琦说：此非臣下敢议。仁宗说宫中尝养子二人，大者可也。韩琦请示名字，仁宗说是宗实。
　　宗实是大宗第四子元份（原名元俊）之孙。父允让曾由真宗收养宫中，仁宗出生后，送还府第。后封汝南郡王，有子十三人。宗实是第十三子，四岁时，曾被仁宗收养宫中，由苗德妃抚育五年，送还王府。一○五九年，十一月允让病死，年六十五，追封濮王。仁宗有意传位宗实，韩琦极力促成，一○六一年十月，宗实在父丧中被起用为知宗正寺。次年八月，又立为皇子，改名曙。皇子立后半年，一○六三年二月，仁宗病死，年五十四岁。遣诏皇子曙（英宗）即位。
　　英宗于四月间即位，即得病不朝。尊仁宗后曹后为皇太后，诏请权处分军国事，垂帘听政。太后与英宗之间，渐生间隙，两宫不和。一○六四年五月，英宗病愈，宰相韩琦请曹太后还政。曹后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随即撤帘回官。
　　英宗亲政，韩琦有拥戴功，加尚书右仆射。韩琦与枢密使富弼不和。富弼以使相出判扬州。文彦博继为枢密使。
　　英宗生父允让，已封濮王。英宗继位称帝，濮王当如何追尊，在朝臣中引起了争议。一○六五年四月，诏命礼官及待制以上官员集议崇奉濮王典礼。韩琦原请尊礼濮王及王之夫人王氏、韩氏、县君任氏（英宗生母）。天章阁待制司马光奏称：“为人后者为之子，不敢复顾私亲”，“若恭爱之心分施于彼，则不得专一于此”。请依先朝封赠亲属事，王、韩、任三氏改封大国太夫人。起草制诰的翰林学士王珪即以司马光之议为据，又奏称濮王于仁宗为兄，宜称皇伯而不名。中书奏，出继之子于所继、所生父母皆称父母。议称皇伯，于礼无据。参知政事欧阳修上疏反驳司马光、王珪，说改称皇伯，前世皆无典据，进封大国，礼无加爵之道。请下尚书，集三省、御史台详议。朝臣意见不合，议论汹汹。太后切责韩琦，英宗诏令暂且罢议。侍御史知杂事吕诲上疏说：“岂可事有未定，遽罢集议”，重申王珪等皇伯之议。司马光也又上言，赞同王珪。次年正月，吕诲见屡次上奏，不报，乃与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吕大防共同上疏，激切抨击韩琦、欧阳修。奏称：“豺狼当路，击逐宜先，奸邪在朝，弹劾敢后？”“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以在道悦人主’’“宰臣韩琦初不深虑，国欲饰非，傅会其辞，诖误上听”，请将欧阳修、韩琦治罪。数日之后，皇太后手诏：“濮王及太夫人王氏、韩氏、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父、母）。仍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两夫人及县君并称后”。英宗下诏说，面奉皇太后慈旨，“称亲之礼谨遵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即只称父母，不称帝后。又诏以濮王坟茔为园，即园立庙。濮王子宗朴封濮国公，奉祀。时论以为大后手诏尊濮，英宗谦让称亲，均出于中书的谋划安排。一场争议，遂告平息。吕诲等因不见用，请辞御史台职。吕海迁知蕲州，范纯仁通判安州，吕大防知休宁县。
　　英宗在位不满四年。治平四年（一○六七）正月病死，年仅三十六岁。英宗皇后高氏生四子，长子仲鍼，一○四八年生。英宗即位，改名顼，封颖王。治平三年十二月，英宗在病中立顼为皇太子。英宗死，太子顼（神宗）奉遗诏即位。
（二）对辽、夏的妥协
　　真宗以来，逐渐放弃了太宗收复燕云的企图，以妥协退让求得边境的安宁。真宗面对辽兵的进攻，订立澶渊之盟，划定疆界，岁输银绢。仁宗又以增加岁币，换得苟安。党项族的夏国建立后，宋朝边地连遭侵掠，一再败退，最后也是以岁“赐”银绢求得妥协。
一、宋辽澶渊之盟
　　宋太宗对辽急图进取，两次大败后，即转而采取守势。宋朝疏浚、开拓边地河道，西起沉远泊，东至泥沽海口，屈曲九百里。滹沱河（滹音乎hū）、永济河都汇注其中，深十余尺，称“界河”或塘水。塘外筑堤，沿塘设置二十八寨，一西二十五铺（哨所）戍守。戍卒三千余人，乘船西艘往来巡逻。真宗继续采取设险防守的政策，增修水泊。塘淀不及处，依靠林木设防。真宗曾拿出《北面榆柳图》给大臣们看，榆柳数过三百万，说这可以代鹿角（拦拒骑兵的木桩）为防止边地将官拥兵擅权，真宗发给制定的阵图，如辽军南下，即退守边城。
　　宋对辽纯取守势，辽对宋则展开攻势。宋真宗时，辽朝在圣宗统治下，确立了封建制的统治，正处在国力强盛的时期。九九九年九月，辽承天太后、圣宗领兵大举南下。枢密院请真宗亲征。真宗先以禁军马步都虞候、忠武军节度使傅潜为镇、定、高阳关行营都部署，领兵抵御。辽兵至遂城，守将杨延昭（杨业子）坚守，辽兵解去。十二月，真宗和枢密使王显自开封发兵经澶州到大名府。
　　傅潜驻兵定州，边城告急，傅潜领兵八万，闭门自守，不敢出兵。辽兵破狼山寨，进至祁州、赵州，游骑到邢州、洛州，镇、定之间道路不通，百姓惊扰。定州行营都部署范廷召促请出兵，指傅潜说：“公胆怯还不如一个老太婆！”傅潜被迫令范廷召卒骑兵八千、步兵二千去高阳关迎击。咸平三年（一○○○年）正月，辽兵至瀛州，范廷召分兵出战，求援于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康保裔出兵作战，被擒降辽。辽兵自德州、棣州过河，在淄州、齐州掳掠后得胜回师。范廷召出兵追击，在莫州大败辽兵。真宗自大名班师还朝。
　　次年十月，辽兵再次南侵，被宋兵张斌部阻击，至满城而还。一○○三年四月，辽耶律奴瓜、萧挞凛部攻高阳关，宋将王继忠兵败降辽。一○○四年闰九月，辽承天后、圣宗再度领大兵南下，号二十万，经保、定二州，直趋擅州，威胁东京。
　　宋朝廷慌乱无措，以宰相和副相为代表，主战与主和的两种主张，展开了争论。参知政事王钦若（江南人）主张放弃东京逃跑，迁都金陵。参知政事陈尧叟（蜀人）主张迁都成都。新任宰相寇准对真宗说：“主张迁都的人应当斩首。”力请真宗亲自领兵去澶州抗辽。十一月，真宗到韦城。大臣又有人请迁都金陵。真宗犹豫不决，对寇准说：“南巡何如？”寇准说：“群臣怯懦无知，今敌骑迫近，四方危心。陛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也说：“愿陛下亟去澶州，臣等效死，契丹不难破。”真宗不得已勉强领兵前进。
　　辽兵在十月间自定州到达瀛州城下，四面猛攻。知州李延渥率州兵坚守，死伤数万人。辽兵攻瀛州不克，转道进攻天雄军，败天雄宋兵，陷德清军，进攻澶州北城。十一月，辽统军萧挞凛率先锋军攻城，宋威虎军张瓌发弩射敌，萧挞凛中矢死。
　　真宗走到卫南，得到澶州得胜的消息，继续进兵，十一月末，到达澶州北城，宋军士气大振。真宗派曹利用去辽营谈和。十二月，辽派使臣韩杞来，杨言要索还周世宗时收复的关南地。真宗不敢再战，派曹利用再去辽营，密告可给银绢许和。宋辽立誓书，商订和议，宋向辽每年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两朝城池依旧修缮，不得增筑城堡，改移河道。
　　曹利用再度出使前，问真宗许给银绢数。真宗说：“必不得已，虽西万亦可！”寇准召曹利用到营帐说：“虽有旨许百万，若过三十万，我就杀你！”和议成后，内侍误传三百万，真宗大惊，接着说：“姑了事，亦可耳！”曹刊用入奏，许银绢三十万。真宗大喜，特予厚赏。辽兵岁得银绢，胜利回师。
　　宋朝以屈辱妥协暂退敌兵。真宗自作《回銮诗》与群臣唱和，来庆祝所谓“了事”的“胜利”。
　　历史上称作“澶渊之盟”的宋辽和议后，原来主张逃跑的王钦若转而向真宗攻击寇准。说寇准把真宗当作“孤注”一掷，订立“城下之盟”，是大耻辱。真宗因而罢免寇准的相位，出知陕州，改任王旦作相。此后，宋朝即大事裁减边防。罢河北诸路行营，合镇、定两路为一。省减军官二百九十余员，河北戍兵减十分之五，沿边减三分之一，不再作抗辽的准备。
　　仁宗继续实行屈辱求和的政策，不修边防，河北州军城池甚至已经倾塌。塘泊多年不修，可以徒步走过。戍军多是“老弱病急、短小怯懦”，“铁刃不钢（刀钝），筋胶不固（弓坏）”，甚至羽箭射不过三十步就箭杆飞掉或箭头卷折不入甲。宋朝边备空虚，一○四二年，辽兴宗又扬言发兵南下，派刘六符等使宋，以索取关南地为名，诈取岁币。仁宗不敢抵抗，派富弼使辽议和，许每年增绢十万匹、银十万两。辽得增币，刻石纪功。宋朝再以屈辱换取苟安。此后长时间内宋辽之间不再有大的战事。
二、宋夏和战
　　宋太宗时，占据夏州一带的党项族首领李继迁，受辽封号，称夏国王　　①。九八八年，宋赐李继迁名赵保吉，授银州观察使。继迁袭击宋边军，宋朝下令禁止夏州青白盐入境，断绝贸易。九九六年，李继迁领兵万余围攻灵州。宋太宗派兵出战，授以阵图，行军列阵均要请示朝廷，行动迟缓。民夫经沙碛向灵州送运粮饷，沿途饥渴困苦，死十余万人。一○○二年（真宗咸平五年），李继迁攻下灵州。一○○四年，攻占西凉府。李继迁在作战中，中流矢死，子德明继立，德明子元昊攻占甘、凉二州。 一○○六年，宋朝授德明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每年“赐”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宋朝以对辽相似的办法，换取对夏的妥协，并在保安军重开榷场，两方进行货物贸易。
　　一○三八年，元昊建都兴州，建立国家制度，国号大夏（西夏），又开始攻宋。边报传来，宋朝君臣大惊。群臣“聚首相顾，莫肯先开言而定议”。文武大臣，有的唯唯诺诺，有的害怕回避，以求自安。宋朝西边驻守的军队，有三四十万，但分驻在五路二十四州军，几百个寨堡。驻军都直接听命于朝廷，互不联络，不能合力作战。元吴统领的夏兵“每有事于西，则自东点集而西；于东则点集而东，中路则东西皆集。”夏兵集聚而来，宋守兵节节败退。
　　延州之战——一○四○年初，元昊率领西夏兵侵延州，攻下保安军，自土门路进攻金明寨。宋化州刺史金明县都监李士彬战死。西夏兵直抵延州城下。西夏进兵时，宋延州知州兼鄜延、环庆路沿边经略安抚使范雍听说西夏要进攻延州，大为恐惧，急调驻兵庆州的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与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孙合兵救援土门。刘、石兵到，大寨已陷。刘平对部下说：“义士赴人之急，蹈汤火如平地，何况对国事呢？”刘平昼夜领兵前进，赶到延州城下。刘、石部与各路援兵共万余人，与夏兵对阵。宋兵小胜。夏兵以轻骑迫战。鄜延都监黄德和在阵后领兵逃跑。宋军溃乱。刘平、石元孙兵败被擒。夏兵掳掠而去。
　　延州败后，鄜延路钤辖张亢上疏说：“旧制：诸路部署、钤辖、都监各不过两三人。现在每路多至十四五人，少也下下十人。权均势敌，不相统制。有议论又互不赞同。延州之败就是由于诸将自守，互不援助。刘平救延州，前锋军马已陷敌寨，刘平还不知道。”又说：“国家承平日久，兵士失于训练。现在每指挥武艺精者不过西余人，其余都是疲弱不可用。”失败是必然的。
　　好水川之战——延州败后，范雍被降官，知安州。夏竦（音耸sǒng）任陕西部部署兼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兵事。八月，又命范仲淹兼知延州。仁宗曾下诏分边兵，部署领万人，钤辖领五千人，都监三千人。遇见敌人，官小者先出兵作战。范仲淹到延州，说：“不管敌人的多少，按照官位的先后出兵，是致败之道。”范仲淹把州兵分属六将，每将三千人，分部教练。看敌兵的多少，出兵抵御。
　　九月，西夏兵侵三川寨。宋镇戎军西路都巡检杨保吉战死。径州驻泊都监王珪领三千骑来援。王珪奋勇杀敌，中箭而回。夏兵掳掠三日退去。宋军在这次作战中又有五千亲人战死。几天后，任福领兵反击，攻下夏白豹城，获得胜利。任福因而被擢升为鄜延路副部部署。
　　康定二年（一○四一年）正月，宋朝得知元昊领夏兵向渭州进攻。韩琦到镇戎军，召募勇士一万八千人，命任福率领出击，以泾原驻泊都监桑怿（音忆yì）为先锋。钤辖朱观、泾原都监武英、行营都监王珪随同出兵作战。任福在张家堡南斩敌兵数百，与桑怿合兵于好水川。朱观、武英屯兵龙落川，相去五里。西夏兵设计北遁，诱敌深入，任福领兵猛追，人马三日不食，到六盘山下，遇西夏伏兵四出，列阵围攻。桑怿战死。任福自知中计，说：“我作大将，军败，当以死报国。”挺身决斗而死。宋兵大败。
　　韩琦命渭州都监赵津统领骑兵二千二百，与朱观、武英部会合。王珪也以屯兵四千五百来援。西夏兵聚集来攻，宋兵败退。赵津、武英、王珪都英勇战死。朱观以余众千余人守民垣，射退敌乓。
　　好水川一战，宋军惨败，数名大将牺牲。韩琦上章自劾，被贬宫，知秦州。范仲淹也被贬官，知耀州。
　　定川之战——一○四一年八月，元昊统领西夏兵攻陷丰州。知州王余庆战死。夏兵进屯琉璃堡，侵扰麟州、府州。仁宗以鄜延都钤辖张亢为并代部铃辖管勾麟府军马公事。张亢见宋禁军兵无斗志，召募役兵乘夜袭击琉璃堡，斩夏兵二百余，夏兵弃堡遁去。
　　庆历二年（一○四二年）闰九月，西夏再度入侵。泾原副都部署葛怀敏与知镇戎军曹英等，会合泾原各路兵出击。宋兵屯驻定川寨，与西夏兵交战，败退。夜间，夏兵自四面围城放火。葛怀敏等卒部奔镇戎军，路经长城壕，被夏兵包围。葛怀敏、曹英等十六名将官都被害牺牲。宋兵九千四百亲人，马六百多匹，全被夏兵掳去。夏兵乘胜长驱直下，直抵渭州，在周回六百里内，焚烧房舍，杀掠居民而回。宋军损失惨重。
　　刘平败于延州，任福败于镇戎，葛怀敏败于渭州定川。宋军连续损兵折将，处在西夏的严重威胁之中。
　　渭州败后，十月间，御史中丞贾昌朝上疏，指出对夏作战中任将的弊病说：“以经常调换的将官，统率没有训练的兵士，所以战必致败，这是削兵权过甚的流弊。用亲旧恩幸之人任军职，兵谋战法素不知晓，是使庸人致士兵于死地。这是用亲旧恩幸的流弊。”他建议：“守方镇者不要再屡次更换。边将要赶快选人代替。”十一月，仁宗复置陕西四路都部置经略安抚兼沿边招讨使，命韩琦、范仲淹、庞籍分领。次年正月又下诏，凡军期不及奏报者，许韩、范等便宜从事。但仁宗并不真想整军决战，密令知延州庞籍与西夏谈和。
　　宋夏经两年往来交涉，一○四四年十月定议，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夏对宋仍保持名义上称臣。宋每年“赐”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另在各节日和仁宗、元昊生日共“赐”银两万两，银器二千两，绢、帛、衣著等两万三千匹，茶一万斤。宋夏仍许往来贸易。宋朝在对辽增加银绢的同时又用增加银绢的办法换得了对夏的妥协。
（三）统治的腐败与改革的建策
一、儒佛道的提倡
　　后周时，周世宗柴荣北伐辽朝，立志统一，下令限制佛教，废除各地非敕额的寺院，又贬斥儒学，废除孔子后代的免税权。周世宗执政，亲自掌握赏罚大权，整顿政务，为实现统一准备了条件。宋太祖建立宋朝，致力于统一全国，加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在一些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周世宗的政策。太宗任用文臣执政，儒学随之逐渐兴起，佛教也渐流行。但太宗主要还是以执赏罚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太宗起用大臣，乡来自下层官吏，说儒生是，‘迂儒因循之人”，只给傣禄，而不予“差遣”。真宗自称“礼乐并举，儒术化成”，大力提倡儒术，同时又提倡佛教，信奉道教，建立起儒佛道的思想统治。
　　科举崇儒——宋朝建国后不久，孔子的四十四代孙孔宜考进士不中，上书给宋大祖，说他是孔子的后代，乞求给个官做。太祖只赏他做个曲阜县主薄。太宗时，封他做文宣公，并恢复了被周世宗废除的免税权。真宗即位，孔宜子孔延世袭封文宣公（仁宗时，延世子宗愿改封衍圣公），做曲阜县令，成为一县之霸。一○○八年，真宗到泰山祭祀后，又亲自到曲阜孔庙行礼。对孔氏家族大加赏赐，以表示他对孔子的尊崇。真宗又命国子监祭酒（学长）邢昺（音丙bǐng）等校定《周礼》《仪礼》等书的“正义”（注解），完成九经“疏义”，大量印行。一○○五年，真宗到国子监看书，问书有多少。邢昺回答说：“国初不到四千，现在已有十余万部。”邢昺还说：“我年少时学儒，常见学生们不能具备经疏，因为传写不齐。现在大量印板，普通人家都有，真是儒者逢时之幸”。真宗自撰《文宣王赞》，歌颂孔子是“人伦之表”，儒学是“帝道之纲”。又撰写《崇儒术论》，在国子监刻石，说“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一再表明对儒学的崇奉。
　　宋太祖、太宗实行科举取士，但下层官吏实行吏治有成绩，仍可不经科举而被起用。太宗时，科举选官并且考试刑律。真宗即位后，河阳节度判宫张知白奏报说：现在自朝中到朝外，由刑法进用的人甚多。“循良之吏”“改节”去务刑名。进士科考试诗赋策论，也不去探讨“五常”和“六经”的主旨。因此，他建议“正儒术”，明令规定考试依儒家经典，诸子书不合儒学者都不准采用。对于张知白的建议，真宗大为嘉许。科举是官员的来源，考试依据儒学，便利了儒学控制政治。
　　提倡佛教——周世宗坚决反佛，但佛教在吴越、南唐、后蜀等南方割据国仍很流行。宋太祖统一后，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以争取南方地主阶级的支持。河南府进士李蔼作《灭邪集》反佛，太祖说他是“非毁佛教，诳惑西姓”，把他流配沙门岛。太宗进而认为佛教“有裨（有益。裨音必bì）政治”，在五台山、峨帽山、天台山等处修建寺庙，在开封设译经院翻译佛经。太祖开宝年间，开始在益州雕印大藏经，太宗时雕版完成。这是第一部印行的佛经总集。宋朝建国时，各地僧徒不过六万八千多入，太宗时增加到二十四万。真宗更加大力提倡佛教，撰写《崇儒术论》的同时，又作《崇释论》，说佛教与孔孟“迹异而道同”。真宗继续建寺译经，并亲自作佛经注释。全国僧徒增加到近四十万，尼姑六万多。真宗统治时期，成为赵宋一朝僧徒最多，佛学最盛的时期。
　　信奉道教——宋太祖时，道士们进见，劝他“无为无欲”“恬淡寡欲”。太祖不予理睬。太宗召见华山道士陈抟（音团tuán），赐给封号，命南唐降臣徐铉校正道书，又在东京、苏州等地修建道观。道教逐渐得到朝廷的提倡。真宗是道教的狂热的信奉者，对人说：“释道二门，有补世教”，又说：“三教（儒、道、释）之设，其旨一也”。唐朝皇帝信奉道教，自称是道教祖师李耳的后裔。真宗也和道士们编造神话，说玉皇在他梦中传告，赵氏始祖，是轩辕皇帝。真宗尊玉皇为玉皇大天帝，赵氏始祖为圣祖天尊大帝，布告天下。参知政事丁谓等制定礼仪，大事祭祀。东京修建玉清昭应宫，用银五千两铸造玉皇像，金五千两铸造圣祖像，又用金五千两造真宗像，在旁侍立，表明他是道教的忠实信徒。真宗又命宰相王钦若主持续修道藏，搜编道书四千三百多卷。全国各地大修道观。道教得以广泛流行。
二、统治的腐败
　　南宋哲学家叶适曾经评论真宗、仁宗时的状况说：“当时元老大臣以和亲避狄为上策，学士大夫以因循苟简为正论”。真宗、仁宗、英宗时期，在因循苟简的思想统治下，国家军队和官员、皇室都一天天在腐败。
　　庞大腐败的军队 宋太祖时选练禁军，成为作战的精锐，全国有禁军十九万三千。太宗时，增加到三十五万。真宗时增到四十三万二千。仁宗时，对西夏用兵，各路郡县招募兵士补充禁军。禁军激增到八十二万六千人，全国军队总计一百二十五万九千，变得空前的庞大。宋朝用来养兵的费用，竟达到全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
　　太祖、太宗时选练的禁兵多己死去，老弱的又不能裁减。后来的兵士没有听过战鼓，不识战阵。平时缺少训练，“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不得不骄惰。太祖时，禁军领月粮，营在城西者在城东给，营在城东者在城西给，都由自己背负。仁宗时，禁军领粮，甚至要雇人挑。首都东京的禁兵整天在街上嬉游，买卖“伎巧绣画”，衣服举措都不像军兵。陕西路沿边的骑兵，甚至不能披甲上马。从南方调来的禁军，自称不知道作战，见到敌人就怕死。宋对西夏作战屡战屡败。据说，西夏听说来兵多禁军，就举手相贺，以为必胜。禁军由精锐变为腐败虚弱，在对夏作战中完全暴露了。
　　宋初建立的中央集权制，成功地制止了军阀割据，但将帅无权，军队缺乏训练，矛盾逐渐显露。太祖、大宗或亲自领兵作战，或自定阵图，指挥各地战事。他们出身将帅，显得从容而自如。真宗以下的几个皇帝，生长深宫，不懂军事，由皇帝制定阵图，只是束缚将帅，难以临阵指挥。将帅作战多请示朝廷，群臣往往争论不决。主帅要与钤辖、都监等聚议，也是“人人各出意见，议论不一”，往往坐失战机。帅臣的权力受到多方面的限制，西北边地的将帅一年之间换三、五人。“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结果，是士兵平时缺乏训练，作战时“上下不相附，指令不如意”。宋败于西夏，有人上疏说：“诸军将校都不识面，势不得不陷覆。”宋朝军事制度的弱点也在对夏作战中完全暴露了。
　　各地的厢军，到仁宗时也增加到四十三万多人。其中经过训练（教阅）的，多已陆续补充禁军。大量的厢军只是运输官物（纲运）和服杂役。州郡宫经常迁调，每当新官到任，都要用厢兵修建馆舍，甚至有的州官用厢军织毛缎等货物出售谋利。仁宗时，宋祁上疏说：“现在天下的厢军不择瘦弱，全都收配，只图供役，本不知兵，而且朝廷月费粮晌，岁费衣服。士兵数口之家不能自养，于是相继逃亡，成为‘盗贼’。”宋祁的话，暴露了厢军的腐败，也透露了农民士兵因遭受压迫在不断地反抗。
　　宋朝大量的禁兵、厢兵的主要来源是招募。宋朝对西夏作战，广泛募兵。各州官能募兵到一千人者，特升一官，因此兵额大增。遇有灾荒，宋朝为防止农民起义，大批招募“饥民”当兵。如仁宗时，河北路水灾，农民流入京东至三十余万，安抚使富弼选募强壮者充禁军，次者充厢军。关中、川峡各地也都在流民中大批募兵。
　　募兵以外，还有在农民中强迫抽丁的乡兵。宋初，在沿边各地农民中征雇，粮饷器械都由本乡自备，不隶国家兵籍。应征者在手背刺上义勇、弓箭、穹手、土丁等名号。真宗以后，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因对外作战，乡兵不断增加。仁宗、英宗时三路共达四十二万人。来源是在民间强迫抽丁，一般是三丁抽一。乡兵原来只在本土，对夏作战时，陕西路每家出一丁编为禁军，号保毅军和保捷军，到边地作战。梅尧臣《田家语》诗说：“三丁籍一壮，……老吏持鞭扑，搜索稚与艾，唯存踱无目，田闾敢怨嗟，父子各悲哭。”“盲跛不能耕，死亡在迟速。”据诗序说：“主司欲以多媚上，……互搜民口，虽老幼不得免。”所记当近事实。韩琦在陕西大量招兵，自称他的功绩是“一人充军，数口之家，得以全活”。事实恰好相反。大量募兵和大量抽丁的结果，民间丁壮越来越少，农民的生产与生活都发生严重困难，挣扎在死亡线上。
庞大腐败的官僚机构 宋朝统一后，旧官加新官，已经形成为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真宗以后，官员不断增加，机构更加庞大。科举取士越来越多。一○○○年（咸平三年），真宗下诏说：“去岁天下举人数逾万人，考核之际，谬滥居多。”但这年，真宗亲试举人，仍取进士、诸科（包括屡试不中者）共一千八百多人。仁宗一朝，十三次科举，取进士四千多人，诸科五千多人。中举者部陆续加入各级官员的行列。科举以外，还有所谓“恩荫”法。皇族宗室和官僚的子孙、亲属、姻亲甚至门客都可由恩荫授官，数量极大。皇族宗室原来七岁时即授官。仁宗时，甚至出生不久，还在襁褓之中，便有宫做。有的大臣提出建议，改为五岁授官食禄，但遇节日郊祀，还可有例外。一○四七年一年，单是属籍皇族授官的就有一千多人。皇后、皇太后、大皇太后家族也都授官。文武官员中地位高者，家族亲属都恩荫授官，小至郎中、员外郎也可荫子孙一人得官。此外，还有多种授官法。遇有灾荒，地主如肯开仓出粮，按出粮多少授官。韩琦在陕西修城，要地主雇人伕，按出工多少授宫。朝廷甚至公然卖官，如出钱六千贯给予簿尉宫，万贯给殿直官，如此等等。官员越来越多，越来越滥。
　　仁宗时，户部副使包拯上疏说：“真宗时，文武官总九千七百八十五员，现在内外官属总一万七千三百余员，未受差遣的京官、使臣及守选人，还不在数内。较之先朝，才四十余年，已超过了一倍多。”正宫之外，等候官缺的人员，多到“不知其数”，“大约三员守一缺，略计万余人”。宗室吏员受禄者一万五千多人。各级官府还有大批不受禄的吏员，公然允许贪污受贿，数量更多。三班院（供奉宫，左、右殿直，合为三班）的武官，最初不到三百人，真宗时四千二百余人，仁宗时一万一千余人。真宗时十数倍于初，仁宗时又两倍于真宗。外地州县官吏更是多到数不清。仁宗时，宋祁上疏说“今天下有定官，无限员”，官员可以额外增多，因此“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真宗时，一次裁减各路的冗吏，就有十九万五千八百多人。没有裁减的，当然要几倍于此。而且，真宗以后，又在不断增加。当时就有人指出：“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
　　真宗宣扬遵循“祖宗旧法”，一切因循守旧，以老成持重相标榜。官员们遇事唯恐承担责任。田锡上疏说：“枢密院和中书省”“政出吏胥之手，吏胥行遣，只检旧例，无旧例则不行”。结果是，“臣下得优逸，而君上担焦劳”。宋制，三年一次“磨勘”（考核），官员们只要在任内不发生过错，就加升迁。官员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心只伯招人非议，影响宫位。李沆做宰相，接待宾客，很少讲话，弟李维对他说：“外边人议论，大哥是个没嘴葫芦。”章得像以默默无所作为著称，升到宰相。宋朝的御史，许据风闻（无证据）弹劾官员。御史以找寻官员的过失为能事，更加助长了官员的因循。仁宗时，张方平上疏指出：“自将相而下，至于卿大夫，惴惴（音坠zhuì）危恐，一举一动，就说恐招人议。苟且因循，求免谤咎，那里还有功夫用心恩为国呢？”各级官员层层苟且因循，只是坐待升迁。腐朽的官气和暮气笼罩着整个宋朝政府。
　　太祖统一后，据说曾立誓约，不杀大臣。太宗也对臣下极宽，曾对宰相说：“弊病如同鼠穴，如何能堵塞，只要除去其甚者就可以了。”宰相吕蒙正对答说：“小人的情伪，君子岂是不知，以大度宽容，事情就都好办了。”太祖、太宗依据这个“大度宽容”的方针，争取到后周和南方各国的大批官员，成功地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统治。真宗以下的皇帝，继续标榜这个“祖宗旧法”，但逐渐流于对官员的放纵。除叛逆谋反罪外，京朝官犯罪，只是贬黜任地方官，俸禄照旧，罪大者也只是降级到“远恶军州”安置，“过岭”（大庾岭）“过海”（到海南岛）算是最重的处置，但仍然作官食禄。官员们相互庇护，有恃无恐，自宋初即公然贪污行贿。真宗以后，更加放手敲剥人民，生活极其奢靡腐败。宰相吕蒙正每天必吃鸡舌汤，杀鸡的鸡毛堆成了山。丁谓作相，勾结宦官雷允恭，贪污挥霍，密令皇宫后苑工匠制作金酒器，“四方赂遗，不可胜纪”。仁宗时，宋祁点华灯拥歌妓醉饮，宋库（音祥xiáng）在政府，叫人对宋祁说：“听说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还记得某年同在州学内吃虀（咸菜。音激jī）饭时么？”宋祁大笑说：“寄语相公（宋庠），不知某年吃虀饭，是为了什么？”意思是说，当年在州学读书受苦，就是为了做官享福。梁适做相，留大商人郭秉在家作买卖。张掞（音砚yàn）向梁适行贿，得作三司副使，有人在殿上揭露说：“空手冷面，如何得好差遣。”王钦若知贡举，举子任懿托僧人惠秦贿银三百五十两，把银数写在纸上交给王钦若麦李氏。李氏命奴仆把任懿名字写在手臂上，把贿银数密告王钦若。任懿果然得中。历朝的大臣，几乎无不贪污受贿，无不穷极奢侈。
　　宰相以下，朝廷和地方的官员，贪污、腐化成风。州郡文帐送上三司，随帐都有贿赂，各有常数。足数即不发封检核，不足便百端刁难，成为通例。仁宗时，杭、越、苏、秀等州“旱涝连年”，“饿尸横路”，淮南转运使魏兼奉命去处理。魏兼到苏州三天，“穷彻昼夜，歌乐娱游”，把饥民都赶到庙里关起来，三天中饿死甚多。魏兼所到的各州，都遣送妓乐迎候。民间流传歌谣说：“绕梁歌妓唱，动地饥民哭。”蒲宗孟（曾任尚书左丞、知州）每天宴饮要杀猪、羊各十只，燃烛三百。有人请他减少些，蒲宗孟发怒说：“你们要让我在黑房子里挨饿么！”宋朝在各地军政机构设有“公使库”，准许谋利作为官员用度，又有抚养、备边等库，开抵当，卖熟药，无所不为。各州军又有“回易务”，经营商贩，并将货物，抑配人户，强行售卖，甚至贩卖盐酒违禁之物，图规厚利，交结权幸。全国各地大批的吏员，没有规定的俸禄，贪污受贿，成为合法的收入。官员们“以受贿为生，往往致富”。宋朝自上至下的大批官吏，遇事因循苟且，而又贿赂公行，侈靡腐化。庞大的官僚机构日益腐烂了。
　　马克思曾把剥削制度社会的国家政权，比做“寄生赘瘤”。列宁写道：“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躯体上的‘寄生虫’，是腐蚀着这个社会的内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虫，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虫。”　　①马克恩、列宁这一深刻的揭露，对于宋代的封建国家也是完全适用的。宋王朝豢养着的大批的官吏和大批的军队，日益显示出他们是封建社会躯体上的大寄生虫，吸吮着劳动人民的膏血。不断有大臣上疏说，养兵的费用，已占国家岁人的十之六七。官吏的俸禄虽然好象比养兵之费少，但通过多种途径贪污剥夺的财富，却比兵费还要大。用人民血汗养肥了的官吏和军队，又反过来对广大人民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事实说明，只有人民群众起来扫除这些寄生虫，历史才能前进。
　　侈靡腐朽的皇室 宋朝皇室是最大的寄生虫，也是最大的耗费者。澶渊之盟后，真宗与王钦若定计，伪造“天书”，举行“封禅”（祭泰山和泰山南的梁父山），妄想以此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挽回他的“天威”。大中祥符元年（一○○八年）正月，真宗对群臣说：“去冬我梦见神人，说当降天书。”这时，皇城司果然奏报在左承天门南发现黄帛二丈如书卷，育文字。宰相王旦等都跪拜祝贺，说是“天书”降临，拜读后藏于金匮。龙图阁待制孙奭（音式shì）对真宗说：“以臣愚所闻，天下会说话，那里还有书？”真宗只好默然。六月间，王饮若又上言，泰山也发现“天书”。真宗说：“我五月间又梦见神人，说来月当赐书于泰山。”十月，真宗由庞大的仪卫扈从，亲自去泰山行封禅礼。王旦等随行。十一月，回京都，群臣争颂功德，说是帝王盛事。真宗自编自演的这次所谓“东封”，竟耗费八百余万贯。一○一一年，真宗又奉“天书”出潼关，祭祀汾阴，费钱一百二十万贯。一○一三年，又去毫州太情宫祭老子。真宗在京都修建玉清昭应宫（道观），铸造神像，并安放“天书”，命三司使丁谓为修昭应宫使。丁谓制定的计划规模宏大，需修建十五年，勒令工匠夜以继昼，七年修成。宫中房屋凡二千六百一十间，金碧宏丽。修建中，到南方砍伐木材，期限急迫，工徒辛劳至死，还要诬指为逃亡，收捕妻子。全国各地也都因“天书”降临，修建天庆观。当时就有御史上言，“今费造竟起，远近不胜其扰”。伪造“天书”、大修道观成为一大祸害，不知耗费了多少民财，带来了多少灾难！
　　仁宗以大庆殿为明堂，又举行大享明堂礼（祭天地祖宗），用法驾卤簿（仪仗）达一万多人，一次祭享的用度竟耗费一千二百万贯。祭祀如此，生活的侈靡可知。仁宗晚年服丹药，沉溺深宫，不问政事。大臣奏事，只是点头敷衍。谏官王陶上疏说：“现在政事无论大小，都由中书、枢密决定，陛下一无可否，岂是为人主之道。”渑池县（渑音敏mǐn）主簿苏辙在仁宗策问时答卷说：“听说近年以来，官中贵姬有几千人。陛下上朝不听议论，便殿不问政事。不要说好色于内不害外事啊！现在海内穷困，生民怨苦，可是宫中赏赐没有限制，要什么给什么。大臣不敢谏，管财政的官也不敢争。国家内有养宫养兵的费用，外有给契丹、西夏的奉赠，陛下又自做一个大坑来耗费其余。恐怕陛下要因此受诽谤而不得人心。”仁宗整天在宫中宴饮享乐。后宫数千人，赏赐动以万计。国库的红罗，都被消费一空。
　　日益加深的财政危机 皇室的侈靡和大量的冗官冗兵，使宋王朝的消费逐年增加。宋太祖曾对左右说：“军旅（战事）和饥荒要预作准备，不可等临事再向民间征敛。”在国库左藏库之外，另设一内库称封桩库，每年用度的赢余，放到这里封储。但到真宗、仁宗时，消费巨大，不但没有盈余，而且“年年亏短”，不断“支诸宿藏”，以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据《宋史·食货志》记载，一○六五年（英宗治平二年），朝廷的剥削收入，达到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但这年朝廷的支出有一亿二千三十四万，非常支出又有一千一西五十二万多，仍然亏短一千五百多万。这些数字说明了宋朝对广大人民的压榨到了多么残酷的地步，也说明了宋朝的财政日益陷入了危机。
　　宋朝的财政人不敷出，便不断增加对人民的剥夺，但这又和大地主大商人发生了利益冲突。大地主用各种方法逃避赋税。真宗、仁宗时不断有人主张清查田亩，但最多只能在个别地区试行，便遭到大地主和官僚们的反对而停止。大商人垄断商行，左右赋税，冲击专卖，也不断地从各方面向宋朝争夺着剥削人民的权利。宋王朝的财政危机更为加深了。
三、改革的建策
　　从真宗统治时期以来，朝廷中就在议论着各种各样的改革的建策，仁宗朝这种议论更加发展。下面是一些有代表性的、有影响的主张和实施方案。
　　王禹偁的“五事”——真宗初即位，知扬州王禹偁即应诏上疏，建言五事：一是“谨边防，通盟好”（对辽夏）；二是“减冗兵、并冗吏”，从而减少“山泽之利”的税收；三是严格选举，使人官不滥；四是淘汰僧尼；五是“亲大臣远小人（宦官）”，朝廷信用宰相不疑，宰相择用诸司长官。王禹偁的建议，主旨是在减少官兵冗员，他认为这是“国用不足”的主要原因。
　　宋祁的“三冗三费”———○三九年（仁宗宝元二年），天章阁待制、同判礼院宋祁上疏，以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三冗”是：（一）天下育定官无限员，各级官员增加到以前的五倍：（二）厢军几十万人不作战而耗衣食；（三）僧道越来越多，没有定数。没有受戒的，已有五十多万。“三费”：一是道场斋醮（音轿jiào），百司供费不资；二是京师多建寺观，又多设徒卒，添置宫府衣粮；三是大臣罢黜（音触chù），仍带节度使衔，靡费国用。宋祁最后又建议仁宗和后宫应节俭，不得妄费。宋祁的建策，主旨仍在裁减官兵，节省靡费，是沿袭王禹偁而略有发展。
　　范仲淹的“新政”——一○四三年（庆历三年），仁宗任用范仲淹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要他们条列当世急务。九月，范仲淹奉诏条上十事，说：“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下救，祸乱必生，夷狄（指辽夏）骄横，寇盗（指农民起义）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所上十事是：（一）“明黜吵（音治zhì）”。即改变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的磨勘法。官员中有大功“高才异行”者，可特加任用。老病愚昧者另作处理。有罪者按情节轻重处分。（二）“抑侥幸”。改变贵族官员子弟“恩荫”作宫的旧法，严加限制，以减省冗官。（三）“精贡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着重策论和经学。（四）“择官长”。严格选择转运使、提点刑狱及各州县长官。（五）“均公田”。各地官员按等级给以多少不等的。’职田”，用来“责其廉节”，防止贪污。（六）“厚农桑”。每年二月，提倡各地开河渠，修筑堤堰陂塘，以利农业生产。（七）“修武备”。京师招募卫兵五万人，队捍卫朝廷。（八）“减徭役”。裁并州县建置，使徭役相对地减少。（九）“罩恩信”（覃音潭tán）。朝廷有赦令，各地必须执行。（十）“重命令”。各地法令应由朝廷统范仲淹提出的十项建策，除兴修水利属于农业生产的措施，其他各项都在于整顿政权机构，以加强宋朝的统治。范仲淹疏上，仁宗颁行全国，号称“新政”。只是修武备一项未能付诸实行。次年，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抵御西夏，朝中官员对新政多有指责。一○四五年初，仁宗即下诏罢废关于磨勘和恩荫的新法。范仲淹被罢免。富弼因附和改磨勘法，被指为范仲淹朋党，也被罢免。韩崎上书谏罢富、范，不准。韩倚被迫出朝，知扬州。范仲淹提出的所谓新政，前后只一年左右，便因贵族、官员们的反对而失败。一○五二年。范仲淹病死。
　　文彦博的“省兵”——皇祐元年（一○四九年）十二月，宰相文彦博、枢密使庞籍，以国用不足，建议省兵，裁减禁军归农。沿边诸将反对，说是兵士都会弓刀，裁减后必“相聚为盗贼”（起义反抗）。文、庞同奏：公私困竭，只是由于养兵太多；万一“聚为盗贼”，两人愿拚死去镇压。仁宗采文彦博等的建议，下诏陕西保捷兵（禁军）年五十以上和短弱者放归农。共放归三万五千人，存五万人。据说陕西沿边养一兵一年需钱七十贯，省兵后，每年可节省二百四十五万贯。但此后，王德用为枢密使（一○五四——一○五五年），又选厢军补禁军，兵额又增。
　　王安石上万言书——江西临川人王安石在一○四二年（仁宗庆历二年），中进士，年二十二岁。当年签书淮南判官，一○四七年调任鄞县（鄞音银yín）知县。文彦博建议省兵，王安石持异议，在鄞作《省兵》诗说：“有客语省兵，省兵非所先。”他指责宋朝兵制是“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提出“百宫勤俭慈，劳者已息肩，游民慕草野，岁熟不在天。择将付以职，省兵果有年。”一○五三年，王安石通判舒州。在地方州县做官的王安石，不像朝廷士大夫那样只看到了官僚机构庞大的一面，而且看到了社会上的贫富悬殊，大地主、大商人的残酷敲剥，将激起农民的反抗。在舒州作《发凛》诗，指出“贫穷主兼并”，说：“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崎岖山谷间，百室无一盈。”《感事》诗说：“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虽无剽盗（指农民起义）起，万一且不久。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取资官一毫，奸桀已云富。”又作《兼并》诗，直指“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俗吏不知方，掊克（敲剥。捂音pǒu）乃为才”。真宗以“不抑兼并”作为国策，王安石这时已逐步酿成了诛抑兼并的变革思想。一○五七年，王安石调知常州。次年，移任提点江东刑狱，被召人朝，向仁宗上长达万言的奏疏，要求培植人才，改革法度。
　　王安石指出：国家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在于法度不合“先王之政”。如要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又患人才不足，所以人才是当务之急。他建策从教养取任四个方面培植人才，使在位者得其才，然后再审视时势人情，变更天下之弊法。万言书提出了“流俗所不讲”的一些新意，如说官员诚然冗多，但宫俸微不足道。前人理财是“因天下之利以主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理财能得其道，即使官俸增加，也不致有损国家经费。又说当今“法令滋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是所谓“不能裁之以刑”，治之非其道。万言书奠立了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基础，但并没有被仁宗采纳。
　　司马光上三札——陕州夏县人司马光，一○三九年中进土。枢密副使庞籍荐为馆阁校勘。庞籍出知并州，司马光为并州通判，建议筑麟州堡以制西夏，结果宋军大败，庞籍因此得罪，司马光改任开封府推官。一○六一年，司马光任同知谏院，向仁宗上三札子。一是论“君德”，说人君大德有三：仁、明、武。要仁宗“以天性之至仁”，“善无不录，恶无不诛”。二是论“御臣”，任宫信赏心罚，不要只是“累日月以进秩”。三是论“拣军”，“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司马光的三札，重复提出了范仲淹的“明黜陟”和文彦博的“省兵”，强调“君德”“天性至仁”，是宣扬儒学，以别善恶。
　　南宋思想家陈亮曾经指出：“方庆历、嘉枯，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但对改革的方针和途径，官员上大夫中显然有着不同的主张。司马光、文彦博等所主张的，只是局限于财用的节省和官兵的裁减升降，也就是基本上仍然维持现状，不作更大的改革。较为激进的范仲淹，也还是着重于官僚机构的整顿。王安石所提出的，是另一种主张，即从他所说的“大法”上着眼来变革法度。不是单纯地用官员升降的办法，而是以加强法治来整顿吏治；不是单纯地主张节省，而是以“理财”来增加国用；改革的方向也不是仅限于官兵，而且指向了社会上的大地主、大商人那些兼并之家。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和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两种主张的对立在逐渐形成。
（四）农民、士兵的起义
　　宋朝统一后的几十年间，广大农民和工匠以辛勤的劳动，发展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但生产的果实却被地主阶级所剥夺。宋王朝“尽用衰世衷刻（裒音掊póu）之木，取于民以啖之而犹不足”。地主、富商也争相榨取农民和工匠的膏血，劳动群众陷于残酷的地租剥削和赋役压榨之中，被断绝了生路。青年诗人王令作《梦蝗》诗，假借蝗虫的控诉，犀利地揭露了地主和农民的对立：“尝闻尔人中，贵贱等第殊。雍雍村能官，雅雅仁义儒。脱剥虎豹皮，假借尧舜趋，齿牙隐针锥，腹肠包虫蛆。……割剥赤子身，饮血肥皮肤。……贫者无室庐，父子一席居。贱者饿无食，妻子相对吁。……此固人食人，尔责反舍且（音居jū，语助词）？……吾害尚可逃，尔害死不除！”地主阶级的“材能官”、“仁义儒”们打着仁义之道的旗帜喝农民的血，被“割剥”的农民群众只有针锋相对地起来作斗争，才能驱除这些吃人的虎豹。
　　真宗至英宗统治时期，宋王朝在一天天溃烂，农民、士兵的反抗斗争也在一天天兴起。士兵的反抗和农民起义相结合，“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下面是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
益州起义
　　李顺、张余等领导的起义失败后，仅隔四年多，真宗咸平三年（一○○○年）的新正元旦，益州（李顺起义后，宋朝降成都府为益州）戍车在赵延顺等八人领导下，又一次发动了武装起义。当官员们庆贺元旦时，士兵们奋起杀死兵马铃辖符昭寿。知州牛冕在慌乱中缒城逃跑。赵延顺等推举农夫出身的军官都虞侯王均为领袖，建号大蜀国，建元化顺，署置官称，以小校（低级军官）张锴（音凯kǎi）为宰相。王均攻占益州后，又攻下汉州，进取绵州、剑门，不下，还成都。彭州农民准备杀兵马都监响应，事泄，首领被杀。各地农民纷纷加入起义军，起义军逐渐发展到数万人。宋将杨怀忠自蜀州领兵进攻成都。起义军在崔照、鲁麻胡等领导下大败宋兵。二月，杨怀忠集合嘉州、眉州等七州宋军再攻成都。王均派赵延顺进攻宋邛州、蜀州。起义军断绝宋军邛、蜀援路。宋军小胜，进到成都南十五里，不敢攻城，以待宋朝的大军。王均闭城坚守。
　　宋王朝派出雷有终为川峡招安使，卒领禁军，结集川峡各州兵，大举镇压起义。二月十九日，雷军至成都城外，王均开城假作逃遁。雷军进城掳掠民财，部伍混乱。起义军伏兵四起，宋军不能出，大部彼歼灭。雷有终坠城逃跑，败回汉州。三月，雷有终又自汉州进兵，至成都附近。四月，王均自升仙桥分路迎敌，损失千亲人，退守成都。宋军不敢进。五月，宋真宗下诏，对“益州乱军”招降。起义士兵继续坚持拒守。直到九月间，宋军久攻不下，乘起义军不备，夜间挖隧道入城。王均卒起义军二万人突围而走。雷有终入城，积薪点火，捕得魁壮男子，指为受起义军官职，即投火烧死。前后烧死数百人。十月，工均起义军至富顺，夺城据守。雷有终派杨怀忠军追袭。宋军入城，王均坚持不屈，自缢牺牲。起义军六千余人被俘。
王长寿起义
　　一○○五年，逃亡兵士王长寿，聚众百余人起义，至陈留，攻打州县。宋朝派遣专使增兵镇压。起义军在澶州、濮州间，与宫军搏斗，发展到五千余人。起义军攻入胙城。宋磁州知州许均领兵至胙城，王长寿被俘。起义失败。
陈进起义
　　一○○七年，广西宜州士兵在军校陈进领导下起义。宋宜州知州刘永规统治严酷，强迫兵士率领他们的家属上山伐木，修建州署，风雨不停。士兵常遭殴打。六月间，愤怒的士兵，在陈进领导下，杀刘永规，拥立判官卢成均为帅，号南平王，据宜州城起义，宋王朝大为震动。真宗分派曹利用、张煦为广南东、西路安抚使领兵镇压，并调发荆湖南、北等路禁军集结。自京师至宜州增置马递铺传达军情，又诏谕广州设备，防御起义军东下。起义军自宜州攻宋怀远军，围攻数日，不下，进取柳州。宋柳州知州王星（音玉yù）逃跑。起义军占据柳州城。又分兵攻打象州。围攻四十日，不下。象州农民向起义军赠送食物，热烈支援。九月，曹利用以大军救象州，与起义军遇于武仙县李练铺。陈进领兵拒敌，败退至城下。卢成均叛变降宋。陈进及起义军领袖六十余人被捕牺牲。
王伦起义
　　一○四三年（仁宗庆历三年）五月，京东路驻军一百多人在士兵王伦领导下奋起杀死沂州巡检使朱进，占据沂州起义。起义士兵南下攻打泗州，渡过淮水，转战楚州、真州、扬州、泰州、滁州，直抵和州。义军所到之处，宋官军望凤而降。谏官欧阳修上疏说：“王伦所过楚、泰等州，连骑扬旗，如人无人之境。”各地巡检、县尉相继投降，衣甲器械均归义军。起义不断胜利发展，王伦着黄衣，立年号，置官职，声势大振。七月间，宋朝集合各路兵镇压起义，起义军在扬州山光寺南战败。王伦在和州历阳兵败，至采石矶，被杀牺牲。
张海等农民起义
　　王伦起义失败后，欧阳修上疏说：“殊不知前贼（起义者）虽灭，后贼更多。今建昌军一火四百余人，桂阳监一火七十人，……其余池州、解州、邓州、南京等处各有强‘贼’不少，皆建旗鸣鼓，白日入城。”一○四三年九月间，金州起义军人州城，夺取府库兵仗，分散钱帛给贫民，日暮出城而去。各地义军打入州城者，约三、四十州。农民和士兵的起义，到处兴起，遍满天下。规模较大的是陕西商山张海等领导的起义。
　　一○四三年夏，陕西大旱，饥民达二三百万人。八月间，商州农民千余人发动了起义。起义领袖有张海、郭邈山、党君子、范三、李宗等人。起义军环绕虢州（虢音国guó）、卢氏以东，洛阳、长水以西结集。京西路各地农民起而响应，威胁京都开封。宋朝派出左班殿直曹元喆（同哲）等统领禁兵镇压。起义军长驱南下，直抵襄、邓、均、郢（音影yǐng）各州。自陕南经豫西到鄂北的千余里地带，到处燃起了起义的烈火。宋枢密副使富弼向朝廷奏报说：“秦末、隋末、唐末诸寇（起义军）……观其初起，莫不甚微，尚不得如张海、郭邈山辈如此强盛。”起义军进至光化军界。宋兵士五百亲人，以邵兴为首起兵，与起义农民相结合，发展到千余人。至商於，杀宋“提举捉贼”将官上宫珙。官军败溃，藏匿山谷间，邵兴揭榜号召宋铸钱监士兵响应。邵兴军至兴元府，大败宋军。宋军校赵明率众向邵兴投降。宋朝以重兵残酷镇压起义者，十一月，邵兴在兴、洋界壻水战败被杀。十二月，张海等在战场上牺牲。
保州士兵起义
　　一○四四年八月，驻守保州边界地带的禁兵数千人，因受官员虐待，愤而起义。保州通判石待举、走马承受宦宫刘宗言上城顽抗，被起义士兵杀死，知州刘继宗逃跑溺死。保州地接契丹，宋王朝大为震恐，命宣抚使富弼统帅各路兵镇压。宋军持诏书招降，部分兵士被骗诱开城门投降。宋军人城，将发动起义者四百二十九人，全部坑杀。起义遭到失败。
王则起义
　　三年之后，贝州又爆发了士兵和农民的起义。起义领导者王则，本是涿州的农民，逃荒到贝州，给地主放羊，后来应募到宋军中当兵，起义前是宣毅军的小校。贝、冀等州本来有弥勒教在民间秘密流传。传说“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王则利用弥勒教的传说，传布着变革世道的舆论，并利用弥勒教和德州、齐州的士兵、农民取得了联系。起义事先作了部署。吸取益州士兵起义的经验，准备在庆历八年（一○四八年）新正元旦，乘官吏们庆贺新年时，各地同时起兵，攻取河北。由于这个计划事前被泄露，王则不得不在庆历七年（一○四七年）十一月冬至节，提前发动起义。当州官们去天庆观拜谒时，王则率领起义士兵打开兵库，夺得武器；打开监狱，释放囚犯，随即逮捕了宋朝的知州张得一。王则占领贝州后，建国号安阳，称东平郡王。以州吏张峦为宰相，卜吉为枢密使。城内起义的居民，在面部刺上“义军破赵得胜”六字，表示推翻宋王朝统治的坚决意志。
　　起义极大地震动了宋王朝。仁宗慨叹说：“大臣无一人为国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参知政事文彦博请往镇压。庆历八年正月，仁宗派文彦博为河北宜抚使，以明镐（音号hào）为副，领大军围攻贝州。宋军攻城。久不能下。最后在北城急攻，乘义军不备，在南城挖通地道，潜入城内。起义军突围而出，王则、张峦、卜吉等被俘。起义士兵仍依村舍作战，直到最后被焚牺牲。宋朝统治者把王则、张峦、卜吉等押解到开封，残暴地处死。起义领袖们英勇地牺牲了。
　　王则起义，从发动到失败，不过六十五天，但给予宋王朝的打击，是沉重的。起义利用宗教传播舆论，事前已有计划部署，发动后建置官属，有步骤地行动。比起前此的士兵起义来，显然又前进了一步。
第四节 变法派和保守派的论争
　　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宋代封建社会中的主要矛盾。而在这个主要矛盾中，一小撮占据大片田地，残酷剥削农民的大地主，又是地主阶级中最主要的势力，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主要的障碍。地主阶级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群众不断地举行起义，预示着一个更大的风暴就要到来。“山雨欲来风满楼”。腐败的宋王朝处在了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中。
　　作为地主阶级封建国家的宋王朝，和大地主、大商人相互依存，而又存在着争夺剥削农民的权利的利益冲突。大地主、大商人通过各种途径，夺取宋王朝的赋税、专卖等部分收入。庞大的国家机器和皇室的侈靡挥霍，又使宋王朝的消费急剧增加。消费巨大的宋王朝日益陷入了难于摆脱的财政危机。官僚们和大地主、大商人相勾结，军事、政治日益腐败，更使宋王朝“兵虚财匾”，难以继续维持它的腐朽统治。
　　面对着这样的形势，是继续因循苟简，还是作出某些改革，在宋王朝内部形成了保守与改革两个派别长期而尖锐的论争。围绕着宋神宗、王安石的变法，斗争达到了高潮。
　　神宗、王安石改变了真宗以来因循苟且的政策，向着大地主、大商人势力展开了斗争。变法虽然还是从维护宋王朝的统治利益出发，但对大地主、大商人的打击，却是多少符合于人民群众的愿望和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客观要求，因而变法曾经取得了不少成就，并且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神宗、王安石作为地主阶级的国家的代表，仍然把防止和镇压农民的反抗作为他们变法的目的之一，而同广大人民群众处在相敌对的地位，这就又决定了变法失败的命运。
（一）王安石变法
　　一○六七年，宋英宗病死，子赵顼（音须 xū）继位（神宗），任王安石知江宁府。一○六八年四月，王安石到开封，受命为翰林学士。八月，宰相曾公亮等上言“河朔灾伤，国用不足，乞今岁亲郊（皇帝郊祀），两府（政府、枢府）不赐金帛”，送学士院取旨。翰林学士司马光认为，救灾节用，应自贵近（贵官近臣）始，可听两府辞赐。王安石提出反对，说：“国用不足，非当今之急务”。司马光说：“国用不足真急务，安石的话不对。”王安石说：“所以不足，是由于没有善理财的人。”司马光说：“善理财的人，不过是聚敛以尽民财，民穷为‘盗’（起义），不是好事！”王安石说：“不然。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反驳说：“天地所生财货万物，只有此数，不在民，便在宫。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这场激烈的争论，揭开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论争的序幕，也开了王安石变法的端绪。变法派的基本主张，即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一方面下去再加重国家赋税剥削，预防农民起义的兴起，一方面以所谓“善理财”来增加宋王朝的“国用”，办法是发展农业生产，并把大地主、大商人、官僚的部分剥削收入收归朝廷。这当然不能不引起大地主、大商人和官僚们的激烈反抗。伴随着斗争的发展，王安石的变法活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均输、青苗法的推行与论争
　　宋神宗做太子时，喜读《韩非子》，曾亲自抄录，命僚属校勘。即位后，对枢密使文彦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神宗二十岁做皇帝，很想有所作为，变法理财的意图是和王安石的意向相接近的。一○六九年（熙宁二年）二月，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了变法。
　　久已有志于改革的王安石，受命执政，生气勃勃，但朝廷上却是暮气沉沉。宰相曾公亮年过七十，遇事依违两可，是所谓“老成持重”的官僚典型。宰相富弼（一○六九年二月复相），因循保守，见行新法，便称病求退。另外两个参知政事唐介、赵扑（音卞biàn）都是变法的反对者。唐介在四月间死去。赵林难以阻挠变法，便自叫苦。当时人讽刺说：五个执政者王、曾、富、唐、赵是生、老、病、死、苦。神宗、王安石要依靠这些旧官员实行新法，显然是不可能的。王安石执政后，随即建立起一个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即皇帝特命设置的制定三司（户部、度支、盐铁）条例的专门机构。神宗任命知枢密院事陈开之与王安石同领其事，实际上都是由王安石主持。在这个机构中，任用了一批新人。原真州推官吕惠卿成为王安石的主要助手。大名推官苏辙上疏指贡朝廷害财之事在于冗官、冗兵、冗费。吕惠卿、苏辙都被任命为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检详文字”官，参与草拟新法。
　　条例司在二月下旬建立，三月间神宗即催问条例，急于实行。四月，王安石派人到各路察看农田水利和赋役利弊。在这一年间，先后制定了均输、青苗两项新法。
　　均输法——一○六九年（熙宁二年）七月十七日，在淮、浙、江、湖六路，颁行均输法。条例司上疏，指出当时税收制度的流弊，大意说：“今天下财用窘急，官员拘于弊法，内外不相知，盈虚不相补。各路上供，岁有定额，丰年不敢多取，歉年不敢不足。三司、发运使按簿书征收，无所增损。遇到军国郊祀的大费，又遣使去刬刷（搜括。刬音产chǎn），几乎没有余藏。各路藏匿财富不实说，又以‘支移’‘折变’的名目加倍收税。朝廷需用的物品，多不按照产地和时令，富商大贾得以乘公私之急，从中擅轻重敛散的权”，财政官员上下内外不相知，只是照帐本办事，因循守旧，不顾年岁的丰歉，产地的远近，结果是民间纳税加多，朝廷还是财用窘急，富商大贾却得以从中取利。条例司提出的均输法，要点是：设发运使宫，总管东南六路赋人，有权周知六路财赋情况。凡籴买、税敛、上供物品，都可“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发运使并有权了解京都库藏支存定数，需要供办的物品，可以“从便变易蓄买”，存储备用。说这样就会“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做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匾”。神宗随即批准均输法，以薛向为发运使主管其事，朝廷给内藏钱五百万贯、米三百万石充用。
　　均输法显然是从增加宋王朝的“国用”出发，改革也是很有限的。但它多少改变了因循的旧制，适当扩大了财政官员的权力，并且明显地侵犯了“富商大贾”轻重敛散的利益。均输法出，一些朝官，从大商贾利益出发，纷起反对。御史刘琦、钱（音蚁yǐ）等上疏说：“薛向小人，假以货钱，任其变易，纵有所人，不免夺商贾之利。”知谏院范纯仁（范仲淹子）奏请罢均输法，说均输“将笼诸路杂货，渔夺商人毫未之利”。条例司内部也出现了反对派。检详文字苏辙说：“均输法起源于汉代桑弘羊。虽说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足，然而法术不正。现在此论复兴，众口纷然。朝廷破坏规矩，唯利是嗜，害处说不完。”不久之后，苏辙即辞宫而去。反对派提出的均输的“害处”，主要都是对商贾不利，代表大商人说话的立场恨鲜明，反对的理由却很薄弱。神宗当然不为所动，继续用薛向推行新法。
　　青苗法——九月初，条例司继续发布了青苗法。仁宗时，权知庆州李参，要当地农民自己估计麦粟产量的赢余，先向官府借钱，谷熟后还宫，称“青苗钱”。王安石、吕惠卿等据此经验，制定青苗法。大略是：各地常平、广惠仓以现有约一千五百万以上贯、石的储存，遇粮价贵，即较市价减低出粜（卖粮。音跳tiào）存粮；遇贱，较市价增贵收籴。以所积现钱作本，依陕西青苗钱法，在夏秋未熟以前，借钱给居民，主要是农民。贷钱以酌中粮价折合，收成后加息十分之二还粮或还钱，每年夏秋两次随两税还纳。
　　条例司奏呈青苗法时说，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困乏，“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贷者常苦于不得”。据说，青苗法可“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是“散惠兴利”之急。“兼井之家”即各地的大地主们放高利贷，以百分之百的加倍利息，残酷地敲剥农民，相对地说，青苗法收利较少，但仍是对农民的严重盘剥。为防止借户逃亡，青苗法实施时，又由五户或十户以上结成一保，由第三等以上户（地主或富裕农民），充作“甲头”。客户借钱，更须主人作保。借钱有限额，也按户等定多少。一等户十五贯文，二等户十贯，三等六贯，四等三贯，五等只一贯五百文。按此规定，实际是越贫困的农户，借额越少，而地主富户反而较多。因而又育所谓“散俵”（散发）“抑配”的办法，即规定强迫借贷交息。显然，青苗法的主要用意，还是在于为朝廷兴利，一是迫使富户出息，一是从地主富户手里部分地夺取高利贷剥削的利益。总的目标，仍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青苗法制定后，神宗立即批准，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实施，随即推行于诸路。
　　农田利害条约——与司马光的“天地所生，只有此数”的论点相反，王安石早在万言书中就已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主张依靠人力，发展生产，增加封建王朝的财富。一○六九年十一月，条例司颁布《农田利害条约》与青苗法同时并行。“条约”鼓励各地开垦废田，兴修水利，建立堤防，修贴圩垾（音旱hàn），以利农业生产。如工程浩大，民力不足，可依青苗法，由官府借钱，许延期作两限或三限送纳（一限半年）。官府借钱不足，并许州县富人出钱借贷，依例出息，由宫府置簿催还。青苗法与农田利害条约，相互为用，朝廷由此又可剥削取利，但为农田兴利，对推动生产的发展还是有益的。
　　青苗法其实不过是朝廷按当时一般的利率来放高利贷，但由于它部分地夺取了“富人之利”即大地主放高利贷的利益，因而比“夺商贾之利”的均输法遭到保守派官僚更为强烈的反对。九月间，青苗法刚一颁布，宰相富弼即称病辞职，出判毫州。陈升之为相。接着，司马光公开出来反对青苗法。司马光和吕惠卿在神宗面前辩论。司马光说：朝廷散青苗钱，此事不便。今阎里富民借钱给贫民收利息，还能蚕食下户，至于饥寒流离，何况县官靠法令威逼？吕惠卿反驳说：此事富室为之害民，县官为之可利民。青苗钱民愿取者给与，不愿者并不强借。司马光说：非独县宫不强借，富民也不是强借。神宗说：陕西行之久矣，民不以为病。司马光回答说：臣是陕西人，只见其病，不见其利。权开封府推官苏轼上七千余言的长篇奏疏，激烈反对变法。指责“无故又创一司，号日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恐”。又说均输法“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使豪商大贾都怀疑而不敢活动，以为不会不与商贾争利；青苗法“亏官害民”，所谓不许抑配，也是空文：访寻水利是“徒劳”，“烦扰”。“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翰林学士范镇指青苗是“唐衰乱之世所为”，并借口近日“天鸣地裂”，建议神宗“观天地之变，罢青苗之举”。右正言（谏官）李常、孙觉也上言“乞明诏有司勿以强民（借青苗钱）”。青苗法陷于官员们的围攻之中。
　　青苗法颁布时本为自愿请领，但实行中，出现“抑配”“散傣”的办法，即按户等规定，强迫领借。地主富户因此要比贫户领较多的青苗钱出息。保守派反对青苗法，这是一个主要的口实。熙宁三年（一○七○年）正月，神宗采王安石意，下沼禁止青苗钱抑配，同时也禁止“阻遏愿请者”（阻挠自愿借钱），这实际上是放弃了强迫富户出息，青苗法只是夺取富户放债剥削的部分利益。
　　但是，变法派的退让并没有换得保守派官员的支持，反而遭到猛烈进攻。旧相韩琦出判大名府，二月间上疏，罗列青苗法实施办法，全面驳斥。韩请的指责主要是：（一）青苗法自一等户以下都规定借钱数目。乡村上三等人户和坊郭有物业人户，乃从来兼并之家，现在让他们多借钱出息，是官放息钱。（二）贫下户见官中散钱，无不愿请借。请借甚易，纳还甚难，将来必有行刑督索及强迫户长同保人等均赔之患。（三）乡村每保须要有物力人（地主）为甲头。虽说不得抑勒，上等之户难免差充甲头，以备代赔。（四）青苗钱夏秋随税送纳。若连两科灾伤，必然官无本钱接续支给，官本渐有失陷。韩琦的奏疏，明显地是为上等户即地主富户的利益着想，但论到宫本失陷却使神宗疑虑动摇。神宗对执政大臣们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渭（青苗）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曾公亮、陈升之等也都附和指责青苗。王安石勃然进前驳辩，最后说：“臣论此事已十数万言，陛下尚不能无疑，天下还有何事可为？”次日，即称病不出，奏请罢职。
　　王安石请退，司马光上疏，说：“青苗法行之才数月，中外鼎沸，皆以为不便。如不肯变更，十年之后，富室既尽，常平已坏，帑藏（帑音倘tǎng）又空。请罢制置三司条例司，追还诸路提举勾当常平使者”。在王安石和司马光双方各坚持已见的争论中，神宗一度动摇后，仍不能不倚用王安石，以贯彻他变法的主张。几天后，神宗召见王安石说：“青苗法，朕诚为众论所惑。寒食假中，静思此事，一无所害。极不过少失陷钱物，亦何足恤？”王安石说：“但力行之，不叫小人故意坏法，必无失钱物之理。”神宗转变过来，王安石继续执政，更加坚决地推行新法。在变法派和保守派第一个回台的论争中，王安石胜利了。
　　熙宁二年至三年春，变法派和保守派的争论，不仅在于新法触及地主商人的经济利益方面，而且还在于政治、思想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后一方面的争论，更为尖锐，也更为曲折。
　　程颢曾说，当代学人中，只有司马光和邵（雍）、张（载）三人，学术“不杂”。苏辙说王安石“法术不正”。南宋失熹也说玉安石‘’学术不是”。从儒学观点来看，所谓的“不杂”和“不正”、“不是”，正是反映了司马光和王安石，保守派和变法派思想上的分歧。王安石出身官僚儒者家庭，叔祖王贯之，父王益都是进士。王安石也从科举的途径中进士作官，所学仍以儒家的经学为主。但在《答曾子固书》中，自称“某自盲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显然，王安石的学术截然不同于所谓“不杂”的纯儒或俗儒。王安石《兼并》诗说：“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又曾指责司马光实际主张“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王安石要实行变法，就不能不在事实上背离保守的儒学，汲取管仲商鞅的变法思想。均输法出，侍御史刘述及刘琦、钱觊等上疏，指斥“安石操管（仲）商（鞅）权诈之术，规以取媚”。范纯仁上疏，弹劾王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旧学，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霸富国强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反对派的这一攻击，反映了王安石这时的思想趋向。
　　对于保守派从思想、学术上的围攻，王安石从以下的两方面作了回答。
　　一个方面是对儒家经典作出新解，说明变法有据主要是依托《周礼》。王安石请置条例司，即引据《周礼》有泉府之宫“榷制兼并”，说“今欲理财，则当修泉府之法”。均输可溯源于《周礼》。青苗收息，说也是“周公遗法”。后来陆续颁行的市易、免没等新法，也称“出于周官”。保守派以“孔子罕言利，孟轲亦日何必日利”
　　的孔孟之道，来反对变法理财。王安石回答说：“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对待孔、孟，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曾有所论述，但立论各自不同。王安石在中进士的一年，曾著文称“时乎杨墨，己不然者孟柯氏而已。时乎释老，己不然者韩愈氏而已。如孟韩者可谓术素修而志素定也”。这里称孟韩，并不在于推重儒学的道统，而在于所谓“变时而之道”，即变易时论（杨墨，佛老），不“屈己以从时”的趋向。文章的主旨和王安石有志于变法、不恤人言的精神，是相通的。司马光以纯儒自命，著有《疑孟》一篇，表面看似乎是在反孟，其实文中全依孔子立言，疑孟旨在尊孔。王安石也依孔子立言，如《原性》篇，在人性说上反驳孟、苟、扬（雄）、韩（愈）四家，说“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其实却是独立提出了“性不可以善恶言”、“以习而言性”的重要论点。又释“夫子贤于尧舜”，提出“因变制法”的论点，说：“至孔子之时天下之变备矣，故圣人之法亦自是而后备也”。“岂特孔子一人之力哉，盖所谓圣人者莫不预有力也”。这是告诉人们：古代“圣人”很多，不只孔子一人。孔子和儒家所祖述的“圣人”，就是制礼作乐的周公。《周礼》一书大约是战国学者依周制汇编增补成书，但来人一般仍相信是周公所作。王安石以《周礼》作为变法的论据，抬出比孔孟地位更高的周公来，俗儒难以驳辩了。
　　对于保守派的围攻，王安石作出的又一回答，是公然申明承袭商鞅。早在仁宗时，王安石上万言书，就已主张“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刑”，指责法令“滋而不行”，“治之非其道”。不“加小罪以大刑”，“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苏轼依据儒家任德不任刑的观点，上疏攻击商鞅“见刑而不见德”，借以攻击变法。王安石作《三不欺》篇，提出任德、任察、任刑，三者兼用。商鞅《悦民篇》说：“刑生力，力生强。”《弱民篇》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强则物来，弱则物去。故国致物者强，去物者弱。”王安石变法的基本出发点，在于抑兼并来“富国”，和商鞅的思想是相近的。宰相曾公亮、赵扑指责“安石平居之间，笔舌丘、旦，育为之际，身心管、商”。即口头上讲孔丘、周公，思想行为是管仲、商鞅。王安石作《商鞅》诗说：“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君书·画策篇》：“圣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以后行保甲法，在给神宗《上五事书》中更直接提出，保甲之法起源于管仲、子产、商鞅。保守派把“操管、商之术”“崇尚商鞅”，作为王安石变法的一大罪状，王安石理直气壮地公开举起管商的旗帜，保守派无可奈何了。
　　保守派从学术思想上围攻的同时，又从政治上向变法派进攻，最主要的一条是不守“祖宗法度”。宋朝建国初期，太祖、太宗所制定的法令制度，经过真宗以来的七十年间，早已向着消极方面演变。所谓“遵守祖宗法度”，不过是因循保守的一个借口。王安石开始执政，就对神宗说：“变风俗，立法度，今之所急”。御史吕诲劾奏王安石“惟务改作，立异于人”，“大奸似忠，大诈似信”，甚至说是“罪不容诛”。刘述等劾奏王安石：“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欲事事更张，废而不用。”范纯仁上疏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
　　司马光上疏给神宗，指责王安石“不能辅陛下修祖宗之令典，乃更变乱先王之正刑”。王安石继续执政后，司马光又直接写信给王安石本人，严厉指斥：“今介甫（安石字）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变更祖宗旧法，必然要冲破袭故守常、因循苟简的积习，因此，保守派提出的另一攻击是新法实行，“天下汹汹”，“人皆以为不便”，“士大夫在朝廷及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其实非议主要是来自士大夫中的保守派。秀州军事判宫李定来京师，说秀州实行青苗法，“民便之，无不喜者”。司马光大怒，借故大骂李定“不服母丧，禽兽之不如”。事实很清楚，所谓天下汹汹，不过是保守派用来反对变法而制造的又一个口实。
　　王安石曾作《众人》诗一首，说：“众人纷纷何足竟，是非吾喜非吾病。颂声交作莽（王莽）岂贤？四国流言旦（周公）犹圣。”他早在知常州时，就已提出：“吾之所存，固无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又说“谤与誉非君子所恤”。战国时代商鞅变法时，秦孝公说：“我要变法，伯天下人议论我。”商鞅回答说：“君赶快确定变法，不要顾虑天下人的议论。”甘龙说：“不然，现在要变法，不循秦国之旧，天下人要议论君主，还得考虑。”商鞅反驳说：“你所说的是世俗之言。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不必再怀疑！”王安石在变法时与司马光的争论，很像商鞅与甘龙的争论。要变法就要遭到保守派的议论和反对，王安石早已从历史经验中，有所休认。司马光写信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变法是“侵宫、生事、征利、拒谏”，致使“天下怨谤”。王安石写了《答司马谏议书》，逐条批驳司马光加给的四大罪状，并进一步明确指出：“至于怨诽之多，早在事前我就知道会如此。人们习于苟且不是一天了，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于流俗，自媚于众算好。皇帝要想改变这些，我就不管敌手的多少，要出力来抵抗，世格之众哪能不气势汹汹地毁谤呢？”变革祖宗旧法，置士大夫的反对于不顾，实际上已是王安石长期形成的基本思想。
　　一○七○年三月，神宗对王安石说：“你听到三不足之说么？”安石说：“没有。”神宗说：“外边人说，现在朝廷以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这是什么道理？”王安石回答说：“陛下自己管理政事，没有流连享乐，这就是惧天变。陛下征询、采纳人们的意见，岂是不恤人言？然而人言固有不足恤者，如果合于义理，人言又何足恤？以人言为不足恤，并不是错误。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本来就应当如此。仁宗在位四十年，数次修敕（宋朝新定的法令）。如果法一定，子孙就当世世遵守，祖宗为什么还屡次变改？”保守派想以“三不足”说中伤王安石，和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三不足”说却正好概括了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和气魄。王安石因势乘便，直接申明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有力地反驳了保守派的攻击。三不足说的驳辩，为这一段保守派和变法派的论争作了个小结。王安石又胜利了。
二、变法的高潮
　　王安石战胜保守派的围攻，变法进入一个新阶段，达到了高潮。熙宁三年（一○七○年）十二月，王安石与韩绛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原条例司已在五月罢归中书，由司农寺制定条例。此后，王安石以实任的宰相，掌握了政府的大权。被击败的保守派官僚，相继离开朝廷。司马光也在九月间出知永兴军，次年，又辞官回洛阳，声言“绝口不论事（政事）”。王安石相继荐用曾布、章惇（音敦dūn），以及吕嘉问、沈括等新人，自一○七○至一○七四年间，陆续推行了一系列的新法。
　　神宗开始变法，即以所谓“富国强兵”为目标。在这一阶段，王安石一面仍遵循“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方针，继续为宋王朝增加国用，一面强化国家军队和地主武装，同时也对教育、科举作了改革。
　　免役法——早在仁宗时，一些地方官员，如两浙路转运使李复圭（音规guī）、越州通判张诜（音深shēn）等都曾在局部地区，对职役法有所改革。由当役者出钱，雇人代充。一○六七年，当时任三司使的韩绛上言“害农之弊，无甚差役之法”，要求改革。一○六九年三月，神宗命条例司讲求衙前差役的利害，制定法令。同年十二月，条例司上言“使民出钱雇役”最便。原来乡户承担职役者，“计产赋钱，募民代役”。一○七○年将此办法发到各路议论。开封府官员赵子几奏上开封府界各县实施办法，经判司农寺邓缩（音晚wǎn）、曾布等复议。熙宁四年（一○七一年）正月，曾布拟就“免役法”，先在开封府界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免役法的主要之点是：（一）原来衙前等各种职役，民户不再自己服役，改为向官府交钱，由官府雇人充役。上户分五等，中户分三等，下户分二等，上四等户按户等定役钱，随夏秋两税交纳，称免役钱。乡村四等以下户不纳。城市中六等以下户不纳。（二）各路、州、县依当地吏役事务繁简，自定额数，供当地费用。定额之外另加十分之二收缴，称“免役宽剩钱”，由各地存留备用。（三）原来不负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户等，也要按定额的半数交纳役钱，称“助役钱”。
　　免役法使官府职役依旧有人充当，收缴的各种役钱却超过了实际雇募的需用，官府又由此增加了一批收入。
　　市易法——一○七二年三月，颁行市易法。原来同管勾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官名）王韶在本路陇州古渭城设置市易司，管理商货，借官钱为本，每年获利一、二十万贯。一○七二年，有草泽人（不在官）魏继宗上书说，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富人大姓得以操纵取利。他建议设置常平市易司，管理市场，物价贱则增价收购，贵则减价出售。说可以使“商旅以通”，“国用以足”。中书据以制定市易法，在京师设立市易务，以内藏库钱一百万贯和京东市钱八十七万贯作本，控制商业贸易。主要是：（一）依据市场情况，由市易务评定价格，向商人收购或出售货物。（二）商人向市易务贷款，以产业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纳年息二分。商人向市易务赊购货物，也取年息二分。两项办法原来都是由大商人操纵取利。市易法把这两项大利从大商人手里收归朝廷，和青苗法收夺大地主的利益相似。市易法颁布后，由吕嘉问提举市易司，先在京师开封实行，以后又推行于各地。
　　方田均税条约——大地主无止境地兼并土地，隐瞒田产、人口，乡村中、下户卖掉土地，仍负担赋税。田产不实，赋税不均，一直是个严重的问题。一○七二年八月，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颁行。每年九月由县官丈量田地，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一方。依据方庄帐籍，检验土地质色肥瘠，分等第定税额纳税。“诡名挟佃，合并改正”。丈量后立方帐、庄帐、甲帖、户帖。典卖割移，都以现在丈量的方田为准。条约颁布后，以济州巨野尉王曼为指教官，先在京东路实行，以后再推行到各路。到一○八五年，先后在开封府界、京东、陕西、河北、河东五路，丈量出大量隐漏的田产，为宋王朝增加了大批的税收。
　　免役、市易、方田等新法的中心，仍在于剥夺大地主、大商人的部分利益，来满足宋王朝的“国用”。王安石在实行这些“富国”法的同时，也还推行了如下的“强兵”法。
　　兵制的改革——真宗以来，兵员急速增长，兵费庞大，兵将脱离，作战不力。强迫招募的士兵不断地起来反抗压迫。神宗、王安石参照仁宗时的一些改革主张，又加以发展，从两个方面对宋朝的兵制作了改革。
　　（一）减兵并营。办法是裁减五十岁以上的老弱兵士；确定禁军军营兵额，马军三百人，步军四百人；又合并各地马步军营，由五百四十五营省并为三百五十五营。原来聚集在京师的禁军大部分拨到各路。自一○六九年即开始减并，至一○七五年，禁军兵额减到五十六万八千余人。各地多用来服杂役的厢兵，也在熙宁四年（一○七一年）十二月，按禁军办法裁减。各州并为若干指挥，每指挥定额为五百人。全国共八百四十指挥，兵额减到二十二万七千多人（开封府界及诸司因事募兵不在内）。全国禁兵、厢兵裁减后，总额不到八十万，比英宗时减少三十六万，约减三分之一。减并后使队伍精干整齐，也为宋朝节省了大批兵费。神宗大喜，对王安石说，裁并军营，“不惟胜敌，兼可省财”。这显然也是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一个途径。
　　（二）置将练兵。仁宗时，范仲淹为陕西招讨使，开始变革兵将不相知的旧制，检阅延州兵一万八千人，分置六将教练。一○七三年六月，神宗下诏：京东武卫等六十二指挥的禁军，分隶诸路，差主兵官分部训练。一○七四年，曾任泾原路经略使的枢密副使蔡挺进而请在各路置将教练。九月，神宗下诏：除河东、秦凤、永兴等路都总管司现管军马外，开封府界、河北、京东、京西路分置三十七将和副将，选经过战阵的使臣充任，专掌训练。十二月，在陕西的环庆、鄜延、泾原、秦凤、熙河等五路各地设置四十二将，统领当地的就粮、屯泊、驻泊等军。一○八一年，又在东南的淮东、淮西、浙东、浙西等路设置十三将。此后，“将”成为军队编制的基本单位；各地设置的将官，都可以自专军政，州县不准干预。这在兵制上，显然是对宋朝“祖宗法度”的又一个重大的变革。
　　保甲法——在裁并国家军队的同时，神宗、王安石又加强了地主武装，以镇压农民的反抗。王安石早在向仁宗上万言书时，就曾举出汉代张角、唐代黄巢的起义，官吏不能及时镇压，作为宋朝的鉴戒。一○七○年七月，神宗与王安石谈到“民兵”（地主武装）。王安石建言，罢军职所得官十之二三，“鼓舞百姓豪杰（大地主），使趋为民兵，则事甚易成”。同年，开封府官员赵子几上书说，他往来畿内诸县乡村，近年以来“寇盗”（指起义农民）充斥，当地敌不过。纵然有的捕捉到官，余党互相帮助，起来报仇，非常厉害。因此，他建议实行从前有过的保甲，归官府指挥“专于觉察奸伪，止绝寇盗”，即镇压农民的反抗斗争。十二月，司农寺据此建议，制定保甲法颁行。办法是：乡村民户以十户组成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由主户中“物力最高”和所谓“有村干心力者”即最大的地主富户充当保长、大保长和都副保正。主客户有两丁以上者都要抽一人作保丁，训练武艺。每一大保逐夜轮差五人巡警，遇有“盗贼”报大保长追捕。同保内有犯“强窃盗、杀人、谋杀、放火”等案，知而不告，连坐治罪。保内如有“强盗”三人以上居住三天，同保邻人员不知情也要治罪。保甲法颁布后，一○七一年先在开封府畿内各县实施，然后在各路逐步推行。《宋会要稿》载一○七六年各路“义勇、保甲民兵”数字，总数多至七百一十八万，其中民兵保甲有六百九十三万余，形成一个庞大的地主武装。
　　赵子几上书，已经明白指出，组成保甲，就可以使地主安居，不再担心农民反抗（“如此，则富者逸居而不虞寇盗”）。保甲法旨在保护地主利益，镇压农民群众的反抗斗争，目的性是很明显的。如果说，王安石的理财诸法，虽然旨在增加宋朝的国用，但在打击大地主、大商人这一点上，符合于人民群众的愿望，那末，实行起源于商鞅的保甲法，就充分说明变法派站在地主阶级立场，和广大农民处在了相敌对的地位。
　　保马法——宋朝由牧监养马，侵占大量田地，每年消费甚大。原来群牧使李中师曾建言“省国费而养马于民”。一○七二年，神宗下诏许开封府界各县保甲养马，由提点司给配马匹。一○七三年，由曾布制定保马法颁行。保马法具体规定养马条例：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义勇保甲愿养马者，每户可给一匹，家产多者可给两匹。府县不超过三千匹，五路不超过五千匹。马匹可用来“袭逐盗贼”，即镇压农民。养马者三等以上户十户为一保，四、五等户十户为一社。马死病，保甲马由保主独为赔偿，社马由社赔一半。此后保马法推行到其他各路。
　　练兵、保甲等法，暴露出变法派对农民起义的敌视，但同时也表明，王安石对待辽朝和西夏，是反对屈辱妥协，坚持抗战自卫的。北方边地的保甲，可以利用来守土抗敌；减兵并营、置将练兵等措施，对于提高宋朝军队特别是边防部队的战斗力，更收到显著的效果，一度扭转了真宗、仁宗朝的被动局面。王安石任用王韶为秦凤路沿边安抚使，采纳王韶《平戎策》断西夏右 臂的战略方案，发兵抗御西夏。一○七二年八月，王韶战败吐蕃部落，在武胜建镇洮军，又升为熙州。置熙河路。次年二月，王韶再次出兵占领河州，进据洮州、岷州、宕州、亹州（亹音门 mén），行军五十四日，共得五州，幅员二千里地，取得了北宋王朝对外作战的胜利。神宗把自己佩带的玉带赐王安石，来奖赏他的成功。王韶进为左谏议大夫、端明殿学士。这次熙河之役，是变法派的一个胜利，是对保守派的一次有力打击。正因为如此，熙河之役的胜利，更加激起了保守派官僚们的忌恨。
　　在实行“富国强兵”法的同时，王安石还着手对教育、科举进行改革，目的是培育和选拔变法所需要的人才，为政治上的改革服务。早在仁宗时，王安石就在万言书中强调“陶冶人才”的重要性，指出当时学中所教都是章句之学、课试之文，完全不合“天下国家之用”，学生们“博诵强学”，“白首干庠序”，一旦从政，“茫然不知其方”。王安石执政后，愈加感到如不改革教育、科举制度，政治上的变法就难以实行。经过两年的准备，破除阻力，实行了新的贡举法，整顿了京师及州县学校。
　　科举的改革——宋朝大批文武官员都来自科举。科举以进士科为主，考试诗赋，以声病对偶定优劣，完全着眼于文字形式方面。明经科考试贴经、墨义，死背词句。如出题引《论语》孔子的话“作者七人矣”，考试七人的名字答卷。出题写某经的上句，答写下句。或出经书一句，答写这句的注疏。一○六九年，王安石执政之初，就建议改变这种科举法，废除诗赋、明经各科，专以经义、论、策取士。保守派激烈反对。苏轼说：“贡举之法，行之百年”，不必改变。并说：“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不以诗赋取士反而“无规矩准绳”，“无声病对偶”，“学之易成”，“考之难精”，弊病更大。神宗也被苏轼说得动摇。王安石坚持“贡举法不可不变”的主张，向神宗指出：旧的贡举法是使士人困于无补之学，闭门学作诗赋，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神宗又转而支持王安石。一○七一年二月，中书省颁布对科举的改革：废除明经科，废除考试诗赋和贴经、墨义。进士科的考生在《诗》、《书》、《易》、《周礼》、《礼记》中选治一经，兼治《论语》、《孟子》。考试时，主要考这些经书的“大义”和殿试策（时论）。新的科举考试法比起雕琢文字、记诵词句的旧法，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改进。但王安石把改革科举标榜为“使学者得以专意经术”，仍然以经学作为学术的正统。
　　学校的整顿——颁布新科举法八个月后，王安石着手整顿学校。首先改组太学。旧太学为保守派官僚、俗儒所把持，是反对变法的舆论阵地。国子监直讲颜复，以“王莽变法”为题考学生，影射攻击王安石变法。变法派把颜复等学官尽行撤职，委任陆佃、沈季长等变法派作学官。保守派讥诮陆佃等晚上在王安石处受口义，白天到太学照样宣讲，“无一语出己”。这种指责只能证明太学是按照王安石“一道德”（统一思想）的主张行事，成为变法派造舆论、育人才的场所。太学内部规章也做了一些整顿，学生名额增至一千人，分外舍、内舍、上舍三级。上舍生成绩优异的，不经省试和殿试，直接授官。
　　整顿太学后，又相继在京师设武学、律学、医学。以重视实际应用的精神，建立这些分科学校，是教育方面很有意义的革新。建立专学法律的律学，更体现出崇尚法治的精神。变法派还陆续整顿了州县之学，规定学官由朝廷委派，定期考核。
　　科举和教育方面的这些改革，使王安石的革新思想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直到北宋末年，王安石的学说仍在太学中留有相当大的影响。
　　王安石执政期间，也还采取措施，促进了农田水利的发展。变法派广泛听取发展生产的建议。社会地位低下的胥吏、小商贩、农民、仆隶以至犯过罪的人，只要能讲求水利和理财，都可直接来东京，到司农寺或中书省献策。兴修水利有成绩，还要授官嘉奖。如金州西城县葛德修筑长乐堰，引水灌田，授予本州司士参军。潭州湘阴县李度修筑两乡塘堤，补为本州官吏。在王安石的大力提倡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自一○七○年以后的六年间，京畿及各路兴修水利一万七百九十三处，溉田三十六万一千多顷。其中两浙路修水利最多，共达一千九百八十处，溉田十万四千多顷。蜀州修筑新堰，也可溉田三万九千多亩。
　　熙宁年间，各地还开发了大量的淤田。汴河两岸作闸，引河水在京东西路淤田，又引黄河、滹沱河、漳河水在河北路淤田。仅滹沱河两岸就得田一万顷。据王安石估计，开封府界京畿一带的淤田，每年可增产粮食几百万石。王安石又派平民李复、王谌（音辰chén）到川峡招募农民来京畿种稻，传播经验。京畿和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等路修水田一千五百多处，辟为稻田。变法派贯彻执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的方针，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三、保守派反攻，变法派败退
　　自从一○七○年以来，王安石战胜保守派，变法形成高潮。但保守派的进攻并没有停止。进攻集中在侵犯大地主、大商人利益的免役和市易两法。他们在朝廷上的代表，是枢密使文彦博。和司马光一样，文彦博也以“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为理由，反对变法。一○七二年，华州山崩。文彦博又攻击市易司不当差官自卖果实，致使华州山崩。王安石反驳说：“华州山崩，不知天意为何。天意不可知。人们所为，也不必合天意。”王安石的这个驳辩，实际上是对“天变不足惧”的进一步发挥。次年正月，文彦博再次攻击市易司遣官监卖果实，“有损国体”，是“堂堂大国，皇皇求利”，“聚敛小臣，希进妄作”。文彦博这些陈词迂论并不能动摇神宗变法。保守派的大举反攻是集中在市易务实行“免行钱”的措施上。
　　京师开封原来由各商行为官府供给百货。官司上下勒索，至少在例额十倍以上。倘不如意，即恃权惩治。如三司副使因买来的靴皮不良，即处治行人二十人。商行因官司需索，赔累甚多。小商贩多因此失业。一○七三年四月，开封肉行徐中正等请求不再向各处供肉，仿照免役钱法，交纳免行役钱。神宗诏令市易务与开封府司录司详定诸行利害。八月，市易务制定“免行条贯”在开封商行中实行。各行按照收利多少交纳免行钱，免除行户对官府的供应。禁中（皇宫）卖买货物，也要下杂卖场、杂买务，由市易司估定物价高低。免行钱的收入，部分用来作为官员的俸禄。
　　免行钱又为朝廷增加一批收入，对商人也较为有利；打击的对象，是恣意勒索和从中渔利的上下官司，以至禁中的皇族、后族及左右的宦官。免行钱实行，这些人群起反对。一○七四年三、四月间，更与保守派官僚相配合，掀起了对变法派的围攻。
　　这次围攻的主要力量是来自宦官和外戚，并且得到仁宗的曹后（太皇太后）、英宗的高后（皇太后）和神宗的向后的支持。三月间，神宗开始动摇，问王安石免行钱事：“何故士大夫言不便者甚众？”王安石直接揭 露宦官，说：“士大夫不满朝廷政事，与近习宦官相勾结。陛下只看朝廷大小官不避宦官的能有几人，就知道宦官的害政了。”王安石还说：“市易司若不是吕嘉问，谁敢守法不避左右宦官；不是我，谁敢为吕嘉问辩明，不怕得罪宦官？”几天之后，神宗又对王安石说：“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又说：“近臣（宦官）以至后族，没有不说不便的。两宫（太皇太后、皇太后）乃至泣下。”王安石愤而揭露后族说：“如后父向经从来就‘影占行人’、因推行免行新法，依条例收入。向经曾来文交涉，没有被理睬。又如曹佾（曹后弟。佾音逸yì）赊买人家树木不给钱，反而由内臣用假姓名告状，诬告市易司。陛下试看此两事，后族怎么会不反对呢？”王安石揭露后族，直指曹后和向后，勇气是足够的。但变法派遇到宫廷内这个拥有权势的新对手，处境日益困难了。神宗在后族反对声中，命韩维、孙永检查行人利害。这年又正值天旱不雨，神宗命韩维代草诏书罪己。诏书中暗指变法派是“阿谀壅蔽以成其私”，使“忠言”不能上达。神宗更加动摇了。
　　文彦博以外，参知政事冯京（富弼婿）成为变法派的劲敌。成都准备设立市易务，冯京举出“王小波之乱”因榷买货物而起，来反对市易，加重了神宗的动摇。冯京甚至多次制造谣言，破坏免行钱的实施。退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这时也上长篇奏疏，说读到诏书，高兴得掉下了眼泪。司马光列举“朝政阙失”六条：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三是置市易司，与民争利；四是“侵扰四夷”（指熙河之役），得少失多；五是保甲扰民；六是兴水利劳民费财。司马光的奏疏，几乎涉及到王安石所有的措置，对变法发动了全面的攻击。
　　连年大旱不雨，受灾地区的农民被迫流亡。保守派以此为借口，纷纷指责变法触动了天怒。王安石反驳说：“水旱是常事，尧、汤所不免。应当更修人事，以应付天灾。”但是王安石的这一“天变不足惧”的论点，却遭到神宗的驳斥，说“这不是小事，所以这样恐惧，正是为人事未修。”光州司法参军、监安上门（东京城门）郑侠在冯京支持下，绘流民图送呈神宗，并上疏说：“去年大蝗，秋冬大旱，今春不雨，都是大臣辅佐不以道所致。”他建议将“有司掊克不道之政”（指新法）一切罢去，如果再有十天不雨，他情愿斩首。知青州膝甫上书说：只要陛下下一手诏，宣布“熙宁二年以来所行新法，有不便悉罢”，就会“民气和，天意解”。一时之间，自宫廷至朝野形成了对新法的围攻。
　　形势变化，变法派内部也开始分裂。三月间，三司使曾布见神宗对王安石有所责问，变法动摇，竟联合市易的倡议人魏继宗反对市易法，攻击推行免行法的市易务和吕嘉问。曾布甚至对神宗说，他“召问行人，往往涕咽”，陛下“垂意于此，足以致雨”。神宗命曾布与吕惠卿根究（彻底检查）市易务不便事。吕惠卿坚持新法，与曾布议不合，曾布又向神宗攻击吕惠卿。曾布、魏继宗从变法派内部反对变法，王安石更为被动了。
　　后族大力攻击新法，神宗动摇，保守派反攻，变法派分裂，王安石陷于空前困难的境地。四月初，中书改定新法。在京免行钱，在贫下行人名下，特减一万贯。免在京市例钱二十以下者。在京诸门小贩税钱不满三十者，暂免交税。开封府界及诸路受旱灾到五分者，暂停催交欠负官物。又“劝诱积蓄之家赊贷钱谷”，有利息，由官府督交。流民给钱粮兴工役。诸条中，减免小贩税钱，是一个改进，但减免行钱是“依旧支应”，鼓励地主乘灾荒放债收息，更显然是对大地主的退让。与此同时，神宗又下诏受灾诸路编排保甲、方田造簿，都暂时停止。宫廷中后族继续进攻。曹后要神宗罢青苗、助役，令王安石出朝廷。曹后与高后又流涕对神宗指斥新法不便，说“王安石变乱天下”。王安石在围攻中无法继续执政，上章求去。四月中，神宗下诏：王安石出知江宁府，“安心休息”。王安石罢相，变法遭到严重挫折！
　　王安石罢相前，向神宗推荐吕惠卿。神宗以韩绛代王安石，以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保守派讽刺说，韩绛是“传法沙门”，吕惠卿是“护法善神”，新法仍继续推行。王安石去后，风浪暂平。章惇、曾孝宽受命继续根究市易司事，查对市易务及曾布奏文。八月间结案，曾布以“不觉察吏人教令行户添饰词理，不应奏而奏”，及“奏事诈不实”罪，免职出知饶州。魏继宗追官停职。都提举市易司吕嘉问也以“不觉察杂买务多纳月息钱”罪免职，出知常州。御史张琥（音虎hǔ）弹劾韩维、孙永查究免行钱事不当。韩维落端明殿学士职，孙永罢知开封府官。郑侠上书攻击，“惠卿朋党奸邪”，“请黜惠卿，用（冯）京为相”。神宗大怒，免郑侠官，编管汀州。吕惠卿进而追究郑侠攻击免行钱事。张琥与知制诰邓润甫受命办案，查出郑侠幕后的支持者冯京和王安国（安石弟，反对变法）等人。熙宁八年（一○七五年）正月，御史中丞邓绾与邓润甫上疏，定郑侠等罪。郑侠编管英州。冯京罢参知政事。王安国免官，放归田里。免行钱案定结，韩绛请求神宗召王安石复相。二月间，神宗派使臣持诏书去江宁府，召王安石回京师，恢复了相位。
　　免行钱案，变法派终于获胜，但保守派仍据育强大势力。王安石再度入相，朝廷上依然是密布阴云。四月间，神宗因辽朝求割地，向旧臣问对策。久已罢相在外的韩琦，指责置将练兵、编保甲，是“所以致契丹之疑”，青苗、免役、市易是使“邦本困摇，众心离怨”。保守派又攻击说，河北、河东上户保下户借钱谷，下户缺食逃散，上户怕赔偿也一律逃避。对王安石最大的诬陷是赵世居狱。秀州团练使宗室赵世居被告发谋反，宋朝兴起大狱，牵连多人。与王安石相识的术士李士宁曾在十七八年前赠诗给赵世居母。查究此案的知谏查案的御史徐禧上疏，说士宁赠诗，不能定罪；揭露范百禄意在陷害王安石。五月间，神宗命曾孝宽、张琥查究徐、范曲直。原来李士宁所赠诗只是抄录了仁宗赐给大臣的两句挽词。李士宁得免死，以杖罪送湖南编管，范百禄也因此得罪。王安石渡过了这一险流，但仍困处在保守派的明枪暗箭之中。
　　在保守派的围攻中，王安石对神宗慨叹说：“天下事象煮汤，下一把火，又接着泼一勺水，哪还有熟的时候啊？”在王安石复相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变法派仍然处境艰苦，难以继续前进。
　　修订三经新义——王安石改革科举、整顿学校后，设置经义局，与吕惠卿、吕升卿（惠卿弟）、安石子王雱（音乓pāng）及诸门人撰述经义，作为学校的读本。王安石复相后，重又主持此事。六月间，撰成《诗义》、《书义》、《周礼义》进呈神宗，颁于学官。科举考试，以此为准。《诗义》、《书义》多出于王雱和吕氏兄弟。《周礼义》全由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序》说，“以所观乎今，考所学乎古”，“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撰《周礼义》，显然是想系统地说明变法的依据。撰三经新义是想“使学者归一”（神宗语）。王安石在《书洪范传后》中曾慨叹学者“蔽于传注之学”，既不能提问又不会思索。新义打破“先儒传注”，依托儒家经典来宣传变法革新的思想，一时号为“新学”。新学包含着变法思想的内容，但依然根据儒 家经典讲述礼法名分，维护伦常。这又说明王安石并未能超越儒家思想的樊篱。　　①
　　变法派分裂——王安石复相前，韩绛与吕惠卿遇事多不合。王安石因任用提举市易司官员等事，又与韩异议。韩绛坚请辞相，八月间出知许州。吕嘉问在免行钱案查结后，又被任用。王安石荐吕嘉问重领市易司事。吕惠卿对吕嘉问多有不满。王安石不循资历进用新人，也与吕惠卿时有不合。三经新义颁行后，王安石因《诗义》经吕惠卿兄弟修改，不合己意。九月间，将新旧本一起进呈神宗。上疏说明，当时没有坚持己见，颁行后学者认为多有不妥，请将《诗序》用吕升卿的解释，《诗义》仍用旧本。吕惠卿上疏自辩，说所有修改处都曾送给王安石详定，安石何至忘记？新本已刊印千本，现在安石又请用旧本，不知何意。吕惠卿以为中间必有人故意离间，请求夺官。王、吕之间，日益破裂。御史中丞邓绾，据王雱意，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钱置田，由县吏收租，“交结贪浊”。吕惠卿上章自辩，并罗列与王安石议论不合诸事，然后罢政。十月，出知陈州。邓绾又奏三司使章惇与吕惠卿“协力为奸”，章惇出知湖州。王安石复相后，变法派反而陷入了更深的分裂！
　　对辽割地——一○七四年，辽道宗派萧禧使宋，要求割地划界。宋辽往来交涉，迁延不决。一○七五年 三月，萧禧又来索取河东黄嵬山地，要求重新划界。韩琦等保守派借此攻击新法招致辽疑。王安石对神宗说：不应满足萧禧的要求，“示弱太甚，召兵之道”。吕惠卿也说：“让萧禧得地受赏，以后辽人谁还不想再来侵侮。”六月，神宗派沈括出使辽朝，沈括依据旧日文书查明原议疆地书是以古长城为界，黄嵬山相去三十余里，不应允辽议。沈括出使，沿途绘图记事，回朝报命。七月间，萧禧又来索地。神宗说：“看来不能和他争，虽然更不讲理，也还得应付。”王安石提出异议，神宗不理。神宗派韩缜使辽，接受以黄嵬山为界，割去河东地东西七百里。在对辽交涉中，神宗和王安石也有了分歧。
　　新法逆转——王安石复相之初，四月间，曾对神宗说：“近来京师大姓多停开质库，市易打击兼并的效果，似已可见到。应当再修法制，驱使平理。”神宗说，“均无贫固然好，但此事很难啊！”王安石得不到神宗的支持，市易法无法再向前推进。免役法甚至出现倒退。八月间，因司农寺议，官户所输助役钱，减免一半。九月间又补充规定，官户产钱占全县十分之一者，只减役钱一分，但仍是对官僚们的妥协。司农寺又在八月间修订保甲法，诸路主客户五家相近者为一小保，五小保为一大保，对农民的统治更加严密。开封府界五路，客户被排除，只选主户有二丁者入正保。原来一保有至数十家，距离甚远，也改为按诸路办法编排。对大商人的 限制不能再进一步，对官僚地主妥协，对农民群众加强镇压，新法逐渐逆转了。
　　变法派退让，保守派加紧进攻。十月间，天空出现彗星，又成为攻击新法的一个借口。曹后和高后又出来反对，神宗也下诏说，天变不敢不惧，要群臣直言朝政缺失。王安石申辩说：“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不止，上下傅会，岂能没有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王安石的这个申辩，继承荀子《天论》、柳宗元《天说》的论点，从根本上否定了天变和人事的关系，“不足信”是“不足惧”说的一个发展。神宗诏下，旧相富弼和前御史吕公著、张方平等相继上疏，说“法既未协，事须必改”，“如救焚溺，势不可缓”。要神宗立即改变新法，说否则将有更大的“天变”。王安石向神宗力争，主张对不附新法者治罪，说“不然，法不行”。但王安石的这个积极的主张，却遭到神宗的拒绝。神宗回答说：“听说民间也颇苦新法。”王安石说：“如天寒下雨，还有人埋怨，这岂足恤！”神宗说：“如果连这些埋怨都没有，岂不更好！”王安石的主张无法贯彻，只得称病家居，不出来管事。神宗派宦官去慰问，从早到晚去十七次，给假十余日，又迫使王安石再出来执政。但新法依然难得推进。熙宁九年（一○七六年）正月，司农寺奏，畿内去年灾伤，民间已经欠青苗钱者许再借赁一次，神宗不准。中书又奏请常平钱岁给有余时，民间缺钱许以物产抵押借贷，神宗又不准，并下诏今后仓库常留一半，其余才给散支借。青苗法本意在夺取大地主放高利贷的利益，神宗砍去一半，对保守派是个重大的退让。青苗法也逆转了。
　　吕惠卿罢政前，曾对神宗说：“王安石这次回来，常常称病不管事，与以前大不相同。”一度罢相后，王安石再陷于困难的处境，多少削弱了变法初期一往无前的锐气。保守派势盛，变法派削弱，神宗更加动摇，王安石已无法独力扭转政局了。一○七六年春天，王安石即上章请求罢相归田，连上四五次，至十月间获准罢相，出判江宁府。此后，再没有回朝。王安石再次罢相，昭示了新法失败的前途。
（二）神宗“改制”
　　王安石罢相，神宗用枢密使吴充代王安石，吴充是王安石的姻亲（吴充子是安石婿），但并不赞助新法，实际上也是个保守派。神宗以他为“中立无与”，用为宰相，又起用冯京知枢密院事。这表明神宗已无意再推行新法了。一○七七年，司马光写信给吴充，要求尽罢新法。此后，吴充多次说新法不便，因判司农寺蔡确（一○七九年为参知政事）力争，只将方田法罢废，其他新法还得以维持。但此后的十年间，神宗不再去推进理财诸法，而只是着意于改革官制和强化军兵保甲。以抑兼并为中心的新法转变为加强宋王朝国家机器和地主武装的所谓“改制”了。
　　官制的改革——神宗元丰年间（一○七八——一○八五年）对官员众多、名实不符的旧官制，作了如下的一些改革：（一）三省仿《唐六典》制度，中书省取旨，门下省审复，尚书省执行。三省分班奏事，权归中书。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称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副相参知政事改称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以下官名也有改易。（二）尚书省六部和所属机构的官员都实际任事。凡是徒有虚名的官称，一概撤消，采用旧文散官的名称重斩编制成二十五个官阶。官员按规定的官阶领取傣禄，又称寄禄官。（三）省并机构。如三司使并入户部，审刑院并入刑部，审官院并入吏部，礼仪院并入礼部等等。
　　强化军兵保甲——改革官制时，有人建议，把军事机构枢密院也并归兵部。神宗驳斥说：“祖宗不愿兵权归执政官，所以专设官统领，以互相节制，怎么可以废除！”改制后，枢密院仍保持独立的军事系统，并不断加强了军队。王安石变法时禁军裁并到五十六万多，元丰时又增加到六十一万多人。各地厢军增加更多。新法中组织地主武装的保甲法也又有了进一步的强化：（一）各路保甲原归主持新法的司农寺管辖，一○七五年九月，改隶尚书省兵部，后又在各地设提举官统领。（二）开封府界、西北三路、广南东西路等地保甲，教练武艺，由大保长充教头。以后又推行到其他各路，设置神宗元丰时改定官制表教场，教练战法。骑丁习马枪，步丁习弓弩、步枪。（三）保甲养马。一○八三年，河东路提举保甲官请令保甲买马，以教骑战，得马近七千匹。此后，保甲都由官府给钱买马。次年又诏京东西路保甲每一都保养马五十匹，免教阅，养户马者免保马。实际上是户马变成为保马。（四）开封府界五路地主武装“义勇”一律改为保甲。部分地区并用义勇保甲轮番代替禁兵。保甲法的推进使地主武装更为加强了。保甲法原规定以四等以上的主户出丁，实际上保长以上的各级头目都完全是地主豪强，一般保丁多由五等户以下的贫下户充役。保长、保正对贫下户保丁任意压榨虐待，婚姻丧葬要贫下户送礼，秋收夏熟要敲诈丝麻谷麦，到城市要供应酒食。稍不如意，就要鞭打。贫下户隔几天就要停止耕作，接受教练。习练不好，又要遭受县里差派的监教官和保正、保长的毒打。定州新乐县一教场，保丁五十人，有四十九人受“臀杖”（打屁股）。先打一边，留一边下次再打。贫下户保丁遭受无穷的剥削勒索，又遭受残酷的压迫，往往逃跑外乡，甚至有的贫下户自己弄瞎眼睛，切断手指，变成残废来逃避充役。这种情形发展到一○八四年间，到处爆发了保丁的武装反抗。河北保甲，百十个人为一群，起义反抗，州县不敢奏报。澶州、魏州一带的保甲发动起义，与起义农民相结合，惊动一路。澶州、滑州之间，有单安、王乞驴、张谢留等为首的保丁起义，往来二州之间，夺取地主的财物，焚烧房舍，杀官吏，进入卫州界。获鹿县的保丁愤起砍射教练的官员提勾孙文、巡检张宗师。陕西军士王冲在商、虢州界起义，聚众数千人，乘保马到各处杀伤官吏，冲击保甲团教场。司马光奏报说：“置保马本来要逐‘盗’，现在反而是‘盗’的工具了。”宋王朝用来镇压农民起义的保甲、保马，激起了农民群众的强烈反抗，保甲、保马的反动性也就更加明显了。
　　面对农民和保丁的反抗，神宗又加强了镇压。一○八四年，神宗下诏，知情雇用、藏隐逃亡保甲之家，比逃亡保甲减三等治罪，罚出赏钱给告发人。又下诏立重法。原来开封府各县，对“盗贼”立重法，“劫盗罪情重者斩，余皆配远恶处”，并没收家财，“妻子编置千里”。神宗将重法推广到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州县，并规定：杀官吏及累杀三人，烧房百间，或群行于州县，在江海中劫船等，虽然不是重法之地，也以重法论罪。
　　神宗在改革官制，加强地主武装的同时，还曾对西夏发动了两次进攻，遭到惨重的失败。
　　熙河之役后，宋朝形成对西夏的包围。一○八一年，西夏皇室内乱，梁太后囚禁夏帝秉常。神宗以为有机可乘，以熙河经制使李宪领大兵出熙河，种谔出鄜延，高遵裕出环庆，刘昌祚出泾原，王中正出河东，分兵五路围攻西夏。刘昌祚军先至灵州城下。高遵裕也领兵赶到。围城十八天，不能攻下。夏军决黄河水灌宋营，断绝粮道，宋兵冻溺死者无数，大败而回。其他各路进取古兰州、葭芦（葭音佳jiā）、吴堡、义合、米脂第地，夏军诱敌深入，坚壁清野，断绝宋军后路。宋军粮饷不继，无功而返。灵州之战，宋军先后损失至四十万人。
　　一○八二年，神宗用给事中徐禧议，在银、夏、宥三州界中筑永乐城，企图困住兴州夏军。城小兵多，又无水源。西夏发三十万大兵围攻，宋兵多饥渴致死。永乐城陷，徐禧等败死。宋军前后死亡将校二百余人，士兵、民夫又损失二十余万。
　　宋军两次惨败，损失极重。永乐城败报传来，神宗临朝大哭，只好仍维持原来对西夏的和议，“岁赐”仍旧。这时王安石早已罢相家居，但保守派官员却说这两次惨败是因熙河之役而起，又为攻击变法派制造出一个口实。一○八三年，富弼病死。他在死前，写好遗章，提出“天地至仁，宁与羌夷校曲直胜负”的理论，借着对西夏战争的失败，攻击新法。
　　一○八五年三月，神宗病死。王安石在江宁作诗哭悼说：“聪明初四达，俊义（音义yì）尽旁求，一变前无古，三登岁有秋。”又说：“老臣他日泪，湖海想遗衣。”王安石的哭悼不仅是出自个人间的情感，而且因为他一生的变法事业和神宗紧密地联在一起。王安石初变法，以理财为先，打击的矛头指向大地主、大商人，但变法派站在同人民群众相敌对的地位，而把新法实行的希望主要寄托于神宗。王安石罢相，神宗病死，新法继续推行的希望渺茫了。
　　在王安石罢相、神宗改制的这段时间里，保守派却在积极地进行着向变法派发动反攻的准备。司马光退居洛阳十五年，表面上优游闲散，实际上从未停止活动。文彦博、富弼、吕公著以及程颢等人，也都长期定居在洛阳。退朝的司马光竟被人们叫做“真宰相”，其实是组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在野集团。他们以所谓“真率会”、“耆老会”等等为名，相互联络，从政治方面和学术理论方面，策划对变法派的反攻。程颢和弟程颐，在洛阳宣讲《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等篇，号称“洛学”，或程学。　　①程学与王安石新学的对立，由此成为学术思想领域里的主要分歧。
　　保守派有了长时期的政治上、理论上的准备，斗争不可免了。
（三）变法派保守派互斗
　　神宗死后，变法派和保守派分别在皇族和后族的支持下，形成互相敌视的两大势力，继续展开激烈的搏斗。
一、保守派执政
　　神宗死，十岁的幼子赵煦（音旭xù）继皇帝位（哲宗）。英宗的高后称太皇太后（曹后己死于一○七九年），处理军国大事，建年号元祐。一贯反对变法的高太后刚一执政，便派宦官去问司马光，当以何事为先。五月，以司马光为门下侍郎，次年又升为尚书左仆射，即左宰相。吕公著也被召入朝为尚书左丞，次年为右仆射。保守派再度掌握政权，在高太后支持下立即对变法派展开攻击。
　　罢新法——司马光五月间入朝执政，即上章攻击变法派多以己意变革旧章，谓之新法，请求革去。有人以为神宗刚死，不宜骤改。司马光力争说：“王安石、吕惠卿所建，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改之当如救火拯溺。何况太皇太后是以母改子？”高太后、司马光等首先罢废保甲教练和保马：接着，罢市易，废青苗，停止助役钱；最后，罢免役法，恢复旧的差役法。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王安石所实行的各项新法，几乎全部被罢废了。
　　司马光对变法派嫉恨如仇，甚至不顾宋朝的利害，凡是王安石实行的新法，都必求罢废而后快。元祐元年（一○八六年）正月，司马光在病中说：“四患未除，我死不瞑目！”（四患指青苗、免役、置将和对夏作战）青苗法罢后，司马光的好友范纯仁因国用不足，建言再立散钱出息之法。司马光具奏说，先朝散青苗，本为利民，现在禁抑配，就没有什么害处。几天之后，又觉得不妥，带病入朝，对高太后说：“是什么奸邪，劝陛下再行此事！”高太后只好下诏“青苗钱更不支表（散发）”。司马光欲废免役（雇役），恢复差役旧法。变法派章惇争辩说：“保甲、保马一日不罢，有一日之害，至于役法，如以差代雇，须详议熟讲，或者才可行。”苏轼对司马光说：“差役、免役，各有利害。要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怕不容易。”范纯仁也劝说“差役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司马光一概不听。一○八六年三月，终于恢复了差役法。王安石在江宁，听说罢新法，默不作声，直到传来罢雇役复差役的消息，才惊愕地说：“也罢到这个么！虽然如此，此法还是不可罢的。创立此法，我曾和先帝商讨两年之久，已经设想的很完善了。”四月初，王安石忧病而死。在对夏政策上，司马光也完全改变了王安石的抵抗主张。西夏统治者在哲宗继位后，派使臣勒索兰州、米脂等五寨。司马光一口应允，并指责不赞成的大臣，是“见小忘大，守近遗远”，说是“惜无用之地”，会造成“兵连不解”的后患。司马光甚至主动提出要把熙河一带也一并奉送给西夏，由于遭到反对，未能实行。禁新学——司马光刚一执政，就要任用程颢，但程颢恰在这时病死，于是破格起用“河南府处士”程颐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又擢任为崇政殿说书，为哲宗讲授儒学。起用的诏令说：“孔子说举逸民，所以起用你，为洛阳人作个样式。”吕公著执政，遇有疑难，也向程颐请问。程颐特别强调从思想上对王安石的“新学”进行清除，说“介甫之学”是大于“浮图之术”（佛教）的大患，并且说：“今天新法之害事处，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没事；其学化革了人心，为害最甚。”新法罢废后，司马光又改科举考试法，立九经，依照旧注讲说，不准用王安石的经义。元祐二年（一○八七年）正月，高太后又采吕公著议，下诏：科举考试只许用“古今诸儒之说，不准引用申（不害）韩（非）”。这些活动，从反面说明了王安石经义的革新倾向，也再一次表明，程学与王学的对立。
　　排挤变法派——一○八五年三月神宗死时，王珪（左仆射。珪音规guī），蔡确（右仆射）为相，章惇为门下侍郎，共同扶立哲宗。神宗死后两月，王珪病死。蔡确为左相（首相），知枢密院事韩缜（音诊zhěn）为右相，章惇改任枢密院事，军政权都还在变法派手里。司马光人为门下侍郎，即荐用刘挚、范纯仁、范祖禹、吕大防、李常、孙觉、梁焘、王岩叟、苏轼、苏辙、朱光庭等一批官员。又说文彦博、吕公著、冯京都是国之老成，可以倚信，也叫他们各举所知。七月，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司马光等人随即着手排挤变法派。蔡确当时受命为“山陵使”治理神宗丧葬事。章惇对司马光废新法用旧人多次争论。保守派借此并力弹劾蔡、章。十月间，御史刘挚上言，神宗皇帝灵驾进发前，蔡确没有入宿守灵，“慢废典礼，有不恭之心”。朱光庭弹劾蔡确“为臣不恭，莫大于此”，章惇“欺罔肆辩”，韩缜“挟邪冒宠”。王岩叟说，章惇争辩用人，“是不欲威权在人主”，应当罢免。十二月，刘挚进而指责蔡确与章惇固结朋党，说“确与惇不罢，则善良无由立”。朱光庭直接奏呈“蔡确、章惇、韩缜宜令解机务。司马光、范纯仁宜进之宰辅”。这年无雪天旱。元祐元年（一○八六年）正月，王岩叟又以天旱为理由，直指大害莫如青苗、免役，大奸莫如蔡确、章惇。在保守派合力围攻中，蔡确在闰二月罢相，司马光以门下侍郎进为左相，章惇也被罢免，以范纯仁知枢密院事。四月，韩缜罢相。五月，吕公著进为右相。司马光又请召老臣文彦博还朝。文彦博年已八十一，由儿子扶掖上殿，特授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变法派的主要官员相继被排挤出朝，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在高太后支持下，掌握了全部的军政权。
　　保守派得势，对变法派打击不遗余力。有人写信给司马光说：“王安石居相位，中外没有不是他的人，所以新法才能实行。现在只起用二三旧臣，六七君子，如何可为！”在朝外的变法派重要人物，首先是吕惠卿。吕惠卿被动赃罪，出知延州，长期不能查实结案。一○八二年又加大学士，知太原府。司马光任相后，苏辙、王岩叟、朱光庭等连续上章，说吕惠卿是王安石的“心腹”，青苗、助役都出其手，兴大狱，威胁郑侠、王安国，又与王安石相攻击，连猪狗都不如。应当明正典刑，追削官职。一○八六年六月吕惠卿降四官，落一职，分司南京（商丘）。苏辙、王岩叟等又上疏说：“虽然在常人处罚已算不轻，但吕惠卿如同鲁国的少正卯，不应如常人用常法治。”高太后又责授吕惠卿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朝臣中尚书左丞李清臣因反对罢废新法，在一○八七年四月罢职出朝。保守派进而指王安石、蔡确为奸党。梁焘开列蔡确亲党蔡京、蔡卞等四十七人；王安石亲党章惇、吕惠卿、曾布、沈括、张商英等三十人。列为奸党，当然就不能继续在朝。保守派在废新法的同时，又企图把变法派一网打尽！
　　保守派分化——一○八六年九月，司马光病死，文彦博继任左相。保守派取得权势后，开始分化为若干小集团。程颐因司马光的推荐，进为崇政殿说书，为十一岁的哲宗皇帝讲经学。程颐进札，要皇帝左右的宫人、内臣都选四十五岁以上厚重小心之人，伺候起居。皇帝动静都要让讲经的官员知道。程颐以老师自居，对哲宗正色训诫，又主张一切用古礼。中书舍人苏轼讥讽他不近人情。程、苏日渐对立。程颐门人谏官贾易与朱光庭等结为朋党，以程颐为首，号洛党。苏轼与御史吕陶等结为蜀党。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御史台官员结为朔党（河北人）。几个小集团互相攻击。一○八七年，洛党贾易、朱光庭劾奏苏轼考试策问出题是讥讽仁宗和神宗。吕陶反攻贾、朱等身为台谏官，不应假借事权报私仇。洛党贾易又劾奏吕陶与苏轼兄弟结党，并涉及文彦博、吕公著。高太后大怒，罢贾易谏官，出知怀州。御史胡宗愈、谏官孔文仲等劾奏程颐“汗下险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八月，程颐罢崇政殿说书，出管西京国子监。
　　一○八九年，因贬蔡确，又起纷争。蔡确在安州赋诗十章，被保守派指为讥讽高太后。高太后大怒，重罪贬谪新州。左相范纯仁向高太后建言，“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暖昧不明之过，窜诛大臣”。蔡确贬后，吕大防以为蔡确党盛，不可不治。谏官刘安世、吴安诗等因奏范纯仁也是蔡确一党，罢相出知颍昌。一○九○年，文彦博年老告退。吕大防为左相，朔党刘挚为门下侍郎，次年进为右相。吕、刘又不和。御史杨畏依附吕大防，劾奏刘挚，刘挚被罢相，知郑州。朱光庭为刘挚辩解，也罢给事中，出知毫州。保守派官员结为朋党，相互攻击，陷入一片混斗之中。
　　高太后执政前后共九年，一○九三年九月病死，哲宗亲政，变法派再次与保守派展开斗争。
二、变法派再起
　　一○九三年十月，十九岁的哲宗开始亲政。在此以前，保守派的老臣遇事情奏高太后，不以哲宗为意。皇族与后族日益矛盾。高太后死，苏轼见形势有变，请求出朝，知定州。范祖禹、苏辙等上疏要哲宗“深拒奸说”（指变法派）。十二月，礼部侍郎杨畏上疏，请哲宗继述神宗法制，并称赞王安石的成就，请召回章惇、吕惠卿、安焘、邓润甫、李清臣等执政。一○九四年二月，哲宗起用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润甫为尚书右丞。三月，考试进士策问，李清臣出题，指责罢废新法。苏辙上疏攻击，哲宗大怒，罢苏辙门下侍郎，出知汝州。进士由杨畏覆考，考卷赞同熙宁、元丰新法者，都得前列。从此，继述神宗新法的舆论传播开了。
　　哲宗在三月间罢免了左相吕大防，使出知永兴军。四月，起用曾布为翰林学士承旨，张商英为右正言。张商英请恢复神宗政事，并请改年号。哲宗下诏，改元祐九年（一○九四年）为绍圣元年，表示决心继承神宗。随即任命章惇为首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范祖禹因反对用章惇，被罢免翰林学士职。右相范纯仁辞官出知颍昌。章惇为相，蔡卞、蔡京、林希、黄履、来之劭等都人朝任要职。吕惠卿知大名府，又转知延安府备西夏。变法派在哲宗支持下，再度掌握政权，展开对保守派的反击，逐步恢复新法。
　　反击保守派——一○九四年七月，御史中丞黄履、张商英、来之劭等上疏，论司马光变更先朝之法，叛道逆理。哲宗追夺司马光、吕公著死后所赠谥号，毁所立碑。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等贬官。哲宗下诏：“大臣朋党司马光以下，各以轻重议罪，布告天下。”章惇籍文彦博以下三十人，揭榜朝堂。次年八月，又下诏：吕大防等永远不得引用及恩赦。范纯仁上疏，请将吕大防等原放。范纯仁因此落职，徙知随州。一○九七年，再次追贬司马光、吕公著及王岩叟等已死诸人官。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范纯仁等流放到岭南。文彦博由太师贬为太子少保。被贬官者共三十余人。
　　元祐时史官范祖禹、黄庭坚等修神宗实录，有意篡改事实，诋毁新法。哲宗命蔡卞（王安石婿）重修。依据王安石的《日录》和有关纪录核对，查出篡改诬陷事迹。范祖禹、黄庭坚因此降官，遣外州安置。
　　复新法——以章惇为首的变法派再度执政，逐步恢复新法。一○九四年四月，依据神宗元丰八年条例，复免役法，改定免役宽剩钱不得过一分（元丰时限二分）。一○九五年，复青苗法。董遵等建言，青苗禁抑配，只收一分息。一○九七年，复置市易务。用现钱交易，收息不过二分，不许赊请。同时复行保甲法。一○九八年，章惇主持编定常平免役敕令成书，颁行全国。大抵在此几年间，新法只是恢复到王安石罢相后元丰时的状况。变法派再起，并没有能够朝着打击大地主、大商人的方向，再向前进。免役法恢复时，规定各地豪强地主大户出免役钱在一百贯以上者，每一百贯减三分。像这样的变动，竟是对大地主有利了。
　　变法派再分裂——哲宗统治时期，前后不过六年。在此期间，变法派再度出现分裂。章惇原议文彦博以下三十人，都流放到岭外，中书侍郎李清臣持异议，以为流窜累朝元老，将使舆论震动。哲宗采清臣议，重罪数人，其余不再问罪。章、李由是不和。一○九七年，李清臣被弹劾，出知河南府。张商英与来之劭不和，开封府官说张商英曾派人谋害来之劭。张商英因此贬官外出。杨畏在元丰时是变法派，元祐时曾一度附吕大防，高太后死，最先主张复新法。右正言孙谔说杨畏是“杨三变”，杨畏因此落职。孙谔论免役法，主张兼采元丰、元祐。蔡京说孙谔欲申元祐之奸，孙谔又因此罢职。曾布在王安石初次罢相时，即上疏攻击市易，与吕惠卿、章惇分裂。一○九四年六月，曾布被任为同知枢密院事，向哲宗攻击吕惠卿，说吕不能在朝。吕惠卿因此始终任外官。曾布又攻击章惇引用小人，“专恣弄权，日甚一日”，并攻击章惇任用吕升卿、周秩、林希等变法派。一○九九年，曾布更进而指责章惇、蔡卞对元祐党人处理过分，是“报私怨”。曾布在变法派中反复无常，恶意攻讦，所起的破坏作用，是严重的。变法派再起，势力本来薄弱，内部分裂，更加削弱了。
三、向太后当权，变法派被逐
　　元符三年（一一○○年）正月哲宗死，无子，异母弟端王佶（音吉jí）即位作皇帝（徽宗）。神宗皇后向氏以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和高太后一样，向太后也从来就是新法的反对者。向后当权，变法派再次遭到沉重的打击。向太后以章惇为哲宗山陵使治丧。二月，起用韩琦子韩忠彦为门下侍郎。韩忠彦于元祐时曾被擢任知枢密院事，哲宗亲政，与曾布同领枢府。哲宗绍述神宗法制，韩忠彦反对，出知真定，又改知大名。向太后立赵佶为帝时，章惇曾认为赵估“轻优”，“不可以君天下”，持有异议。曾布当面呵斥说：“章惇！听太后处分！”曾布因此得到向后的信用，与韩忠彦合力打击章惇为首的变法派。
　　三月间，韩、曾首先荐用陈瓘（反对章惇复新法。（瓘音贯guàn）和邹浩（哲宗时因弹劾章惇被罢职出朝）为左、右正言，龚夬（音怪guài）为殿中侍御史，控制了御史台的言路。同时，排挤中书舍人张商英出朝为河北路转运使。四月，罢黜御史中丞安惇出知潭州，韩忠彦进为右相。又恢复范纯仁官职，范以年老失明，请准归乡养老。五月，进而追复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三十三人原官。
　　五月间，龚夬等弹劾蔡卞在哲宗朝助章惇陷害“故老元辅”。蔡卞罢尚书右丞，分司池州。有关官员也被指为“卞党”贬官。九月，章惇又以山陵使“奉使无状的罪名被弹劾罢相。安惇、蹇序辰（蹇音剪jiǎn）免官除名，放归田里。蔡京被指为与弟蔡卞同恶，罢翰林学士承旨，出知永兴军。林希落职，知扬州。章惇为首的变法派几乎全部被罢黜出朝。韩忠彦进为左相，曾布以知枢密院事进为右相，韩、曾由此掌握了全部政权。
　　王安石初变法，荐用曾布。但在以后变法派与保守派的论争中，曾布几次看风转舵。拜相后，写信给弟曾肇说：“我从熙宁时立朝，以至今日，时事屡变。我不曾雷同熙、丰，所以得免元祐的贬斥。我不附会元祐　　，所以又得免绍圣时的中伤！坐看两党之人，反复受祸，而我独泰然自若”。曾布以追随变法派起家，但早已是一个投机家。向太后还政给徽宗，曾布又向徽宗秘密建言绍述父兄（继承神宗、哲宗）。徽宗则以消除朋党为名，来稳定宋朝的统治，一一○一年改元“建中靖国”。这年正月，向太后病死，宋朝在徽宗统治时，进入了更加黑暗、腐朽的阶段。
（四）徽宗、蔡京的腐朽统治
　　徽宗想要清除朝廷内部的争论，曾布又主张“调和元祐、绍圣之人”，两者并用。但遭到反对，无法实行。权给事中任伯雨上疏说：“人才固不当分党与，但君子小人不能并用。”邓绾子邓洵武对徽宗说：“韩忠彦是韩琦的儿子，反对新法，是继承父志。陛下是神宗的儿子，为什么反而不能绍述神宗呢？”徽宗“调和”不成，又决意再度“绍述”。一一○二年又改元“崇宁”，意为崇法熙宁。在这年先后罢免韩忠彦、曾布的相位出朝，起用蔡京入相。
　　蔡京早年曾追随变法派，元祐初年，司马光废免役复差役。蔡京知开封府，依司马光的限令，五天之内在开封府各县全部废复完毕。司马光大喜，说：“假使人人都象你这样，还有什么不可行呢？”绍圣时，章惇复新法，蔡京又转而依附章惇。以后贬居杭州，与徽宗宠幸的大宦官童贯结识。童贯去杭州，搜访书画奇巧，蔡京以所画屏风、扇子等进献。童贯向徽宗荐蔡京可相。道士徐知常也在宫中活动，推荐蔡京。蔡京依靠宦官道士们的支持而被起用，与童贯等结成小集团，以“绍述”为名，把新法篡改为对广大群众的恣意搜括。在徽宗统治的二十多年间，蔡京曾因遭到反对，前后三次短暂罢相，但在长时期里，与童贯等掌握着全部军政大权。在徽宗、蔡京的统治下，宋王朝日益黑暗、腐朽。
　　打击异已——蔡京执政，定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韩忠彦、苏轼、苏辙、范祖禹、龚夬、任伯雨等一百二十人为元祐奸党，由徽宗书写刻石，称党人碑，立于朝廷端礼门。已死者削官，生者贬窜。又将元符末向后执政时，主张维持新法和恢复旧法的臣僚，分为正邪两类，再各分上、中、下三等。邪类五西余人，都加降责。后又将元祐、元符党人合为一籍，共三百零九人，刻石朝堂。打击的对象，也包括章惇等变法派。指章惇、黄履等十余人为“党人”，“为臣不忠”，也和元祐党人一样对待，予以贬逐。张商英曾被徽宗起用为尚书左丞，与蔡京议论不合，蔡京指张商英写过《嘉禾颂》是“议论反覆”，列入元祐党籍，落职出朝。李清臣也被列为元祐奸党。蔡卞被起用为知枢密院事，坚持主张遵循王安石，与蔡京不合，又被排挤出朝。
　　尊儒崇道——徽宗、蔡京举行尊儒活动，以粉饰升平。徽宗到国子监，为祭祀孔子的大殿定名“大成殿”，并且亲自题写大成殿匾额。蔡京子蔡攸要朝中官员都去“瞻仰”。官员众多，分作两日，大造声势。曲阜孔庙也重修大成殿。徽宗又规定孔子像用十二旒王冕，执镇圭，“并用王者之制”，把孔子抬高到帝王的地位。孔子后裔，仁宗时期封衍圣公。哲宗时改封奉圣公，不得任官职。徽宗又恢复封衍圣公的制度，世代袭封。孔子用王制祭祀，建大成殿，以及封衍圣公等制度，宋以后历代相沿不改。创始者是宋徽宗。宋朝以前，孟子不单独祭祀。仁宗时，孔子后裔孔道辅知兖州，在邹县东北建立孟庙，祭祀孟子。孙复还为孟庙撰写了碑文。徽宗时，由朝廷赐钱三百万重修孟庙，并设举事官一员管理孟庙孟林，全仿孔庙制度。一一二二年，又用钱二百万在邹县南门外，新建孟庙。孟庙规模仅次于孔庙。孟子的地位也被提高到仅次于孔子。
　　徽宗、蔡京又迷信道士，大建道观。徐知常推举温州道士林灵素入朝。林灵素对徽宗胡诌大话，说：“天有九霄，最高是神霄。神霄玉清王者是上帝长子，号长生大帝君。陛下就是长生大帝君下凡。蔡京是仙官左元仙伯。”徽宗大喜。在徽宗出生地福宁殿东建玉清神霄宫，铸神霄九鼎。又在皇宫附近建上清宝箓宫（箓音陆lù）。林灵素在宫中聚道士讲道，徽宗在旁设帐听讲。道士们上徽宗称号为教主道君皇帝。徽宗又据蔡京的建议，汇集古今道教事，编为道史。依科举制设立道学，道士考试作道官。全国各地都修建道观。道士领取俸禄。每一道观给田地上千顷，纵令道士剥削农民，坐食百姓。
　　搜括勒索——蔡京入相，依仿三司条例司旧例，设置“讲议司”制定法令制度，由他亲自提举。除方田法在部分地区恢复外，原来抑兼并的法令都变质为对人民群众的敲剥。免役法的恢复，起初只是依据哲宗绍圣时的法令，后来不断增加各种名目的雇役钱，任意勒索。如巩州的役钱，由元丰时每年的四百贯增加到近三万贯。各地“支移”加征“地里脚费”，一斗收脚钱五十六文，与元丰时的正税相当。脚钱又反复折算，增加数倍。据《文献通考》说，“农民至鬻牛易产，犹不能给”。王安石变法时，从大地主、大商人夺取到部分剥削利益，为宋朝增加了大批财富。据说熙宁、元丰时内外府库充衍，各路积存的钱谷，可支用二十年，小邑的积存也不下二十万。至徽宗时，各地仓库，还有余存。东南六路的粮米，自江浙到淮甸，沿途设置七个仓库，经常有六百万石的积储。用来作本，按岁时丰歉平抑粮价。蔡京用姻亲胡师文为发运使，将江淮、荆浙等路本钱几西万贯全部搜光，上贡给朝廷挥霍。胡师文人朝为户部侍郎。其他各路也相继按此法办理，各地仓储钱谷全被搜空。各路规定每年向朝廷的上供额，比原额增加到十几倍。
　　一一○二年，蔡京先恢复旧时的榷茶法，禁止私贩茶，设官场专卖。一一○四年又罢官场，许商人向园户买茶贩卖，由官府“抽盘”（抽税）后批给“茶引”。朝廷一年的茶税收入，增加到四百余万贯（仁宗时为三十三万余）。每年以一百万贯供皇帝“御用”。普遍增收茶税，实际上只是加重对园户的剥削。又改钞盐法，由商人先向朝廷出钱买盐钞，凭盐钞去产地领盐贩卖。盐钞屡次变易，朝廷获利，大小商人均受亏损，最后还是转嫁给人民。当时就有人指出“下民疾苦”中“惟茶盐法为最苦”。一切刻剥之法用尽后，徽宗又用宦宫李彦设立“西城括田所”在各地“括公田”，即把民间田地强占归朝廷，课收“公田钱”。这样强占的田地竟达到三万多顷。
　　一一○二年，杭州设置明金局，由童贯主管。每天要役使几千名工匠，为皇室造作牙角金玉竹藤织绣筹各种奢侈品。所需物料，全向当地民间征敛。一一一○年，又设苏杭应奉局，蔡京命朱勔（音免miǎn）管领，搜罗各种花石树木运到京师，供徽宗赏玩。朱勔等凭借权势到处横行。凡民家有一石一木被看中，就带领兵士抢走，甚至拆墙拆屋搬运。如有违抗，即指为对皇帝“大不恭”来治罪。深山中的奇石，江湖中的异物，也都迫使工役去开采。朱勔等又借此大肆贪污勒索。
　　中等人家多被弄得破产，下等户甚至要卖儿女来供他们需索。抢占的花石树木用大量船只运送，称“花石纲”。有的船只使用的役夫甚至到数千人。一块石头所需的费用，民间至用三十万贯钱。两浙、两广、福建、四川等处的官员也仿照苏、杭，运送奇花异竹各种果木等到京师，沿途甚至毁桥梁、凿城郭。江河中船只不断，陆地上用递卒快运，使花果到达京师色香不变。沿途州县都因此大量靡费，积存的钱谷，为之一空。后来曾有人指出，“蔡京用事，举天下之财而尽用”，“非祖宗熙丰之法”。蔡京号称‘绍述，实际上是对广大人民刻剥压榨，完全不是熙宁、元丰时的新法了。
　　侈靡腐朽——徽宗、蔡京大肆搜括民财，尽情侈靡、挥霍。设置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等专供皇室消费享乐。神宗元丰时，朝廷的左藏库每月支费三十六万贯，徽宗时增加到一百二十万贯。徽宗、蔡京又依据《周礼》的记载，兴建“明堂”（祭祀的堂殿），说是复三代之制。以蔡京为明堂使，京子蔡攸讨论指画制度。明堂建筑规模宏大。各路搜索坚实完整的大木料纲运到京师。修建中，每天役使工匠上万人。又用铜二十二万斤铸造九鼎，饰以黄金，建造九座大殿安放，称九成宫。九鼎铸成，徽宗作《九鼎记》，演奏新制的乐曲祝贺。花石纲运来大批花石树木，蔡京又建言在皇宫北修建延福宫，由童贯、杨骰（音剪jiǎn）等宦宫五人分领工役，修建延福五位（区）。五人争以侈丽高广相夸，彼此不沿袭。中间修建殿阁亭台，凿池修泉，满布嘉花名木，怪石岩壑，文禽奇兽。修成之后，徽宗又作文章纪胜。稍后又修延福第六位。在城外修濠建桥，名景龙江，夹江植奇花珍木。在景龙江以南，仿余杭凤凰山式样，用人工筑大土山，名万岁山（后更名昆岳山）。最高一峰高九十尺，山周围十余里，用山石以万计，都虫各地限期运来。山上建造亭馆楼台，穷极奢丽。徽宗擅长书画乐舞，整天在宫中玩乐。每年各种节日，都要聚集百官，大摆酒宴，表演各种乐舞、百戏、杂剧，享乐的办法层出不穷。
　　蔡京变乱新法，大肆搜括挥霍，和王安石形成鲜明的对照。王安石执政，对衣食都不留意。做知制诰（中书舍人）时，有人来送信，竟误认王安石是个“院子”（家仆）。左右说，这就是舍人。送信人走出，连称“好舍人，好舍人！”王安石妻买得一妾，王安石即令送回，与她丈夫完聚。晚年居金陵钟山，只有几间简朴的小房。出行乘一匹小驴，有客来访，在道旁相遇，即下驴坐杭子（小凳）交谈。保守派虽然对王安石多有指责，也承认王安石“质朴俭素”，生活简约。和王安石完全相反，蔡京入相，搜括民财，贪污侵私，以千万计。大小官员，都要行贿赂。蔡京生日，全国各地宫府还要“贡献”大宗礼物，称“生辰纲”。徽宗时，常对大臣赐给宅第。一所雄丽的宅第，用费至百万贯。蔡京赐第最为宏敞，园内树木如云，又在宅西毁民屋数西间建西园，居民被迫起离，悲愁泪下。人们说：“东园如云，西园如雨（泪下如雨）。”宋朝人已指出蔡京“享用侈靡”。做一碗羹要杀鹑数百只，家中大量养鹑。一次留讲议司官员吃饭，单是蟹黄馒头一项，就用钱一千三百多贯。有客在蔡京家饮酒，蔡京叫库吏取出江西官员送来的黄雀肫（音谆zhǔn）十瓶，尚存有八十余瓶。蔡京家蓄养姬妾成群，家中厨房甚至有专管切葱丝的婢女。蔡京子攸、修（音条tiáo）、修（音滔tāo）都官至大学士。蔡修徽宗女茂德帝姬（公主），家人侍从也都作大官。徽宗前后七次坐小车到蔡京家饮酒作乐。蔡攸和妻宋氏也经常出入皇宫。蔡攸和翰林学士王黼（音甫fǔ）在宫中着短衫、窄裤，涂抹青红，和艺人一起戏笑取乐。蔡攸对徽宗说：“所谓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娱乐。岁月几何，岂能徒自劳苦！”徽宗听了，深以为然。徽宗、蔡京等统治者，醉生梦死，挥霍享乐，越来越腐朽了。
　　蔡京集团多是腐朽的官僚。宦宫童贯，在蔡京支持下，掌握军仅：和蔡京并列相位。童贯和蔡京一样的贪污侈靡，家中金币宝玉，堆积如山，据说“私家所藏，多于府库”。蔡京集团的朱勔占有甲第名园，遍布吴郡。田产跨连郡邑，每年收租十余万石。朱勔死时，有田至三十万亩。蔡京、童贯也都占有大量田地，残酷敲剥农民。蔡童集团掌握军政大权，实行黑暗的统治。民间流传歌谣说：“打破简（童），泼了菜（蔡），便是人间好世界。”歌谣反映出广大群众对统治集团的深刻仇恨。不甘忍受黑暗统治的农民群众就要起来打破这个统治，创造自己的好世界了。
　　宣和二年（一一二○年），蔡京以太师鲁国公退相位，王黼为太宰（左相）。王黼设应奉局，自兼提领，搜括四方水土珍奇物品，天下财力多被用来挥霍。王黼公然定价受贿卖官。人们说：“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极度黑暗的宋朝统治变得更加黑暗，农民战争爆发的时机成熟了。
第五节 方腊筹领导的农民战争
　　宋徽宗时，在腐朽的统治集团残酷地压榨农民的同时，大地主们也在加紧地兼并土地。有的地方原来几十户的乡村，田地都被大地主们霸占去，只剩下三五户还有一点田，大地主就再去兼并旁村。人们说，大地主兼并土地，像是一把刚刚点着的火，还在继续燃烧不止。日益众多的农民破家荡产。农业生产力急剧地衰落下去，广大农村呈现出一片凄凉的图景。一一○二至一一○五年，开封府界、京东、河北、淮南等路连年大蝗，形成严重的灾荒。一一一七年，黄河又在河间、沧州决口，一百多万人被淹死。次年，江、淮、荆、浙等路也都发生大水灾。农民被淹死和被迫流移逃难看，不计其数。受到连年灾荒的地区，农民只能吃野菜和榆树皮。野莱和树皮吃光，最后甚至人相食。农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宋朝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
　　宋朝统治集团内改革和保守的各种主张，都没有能够挽救它的统治危机。王安石变法企图依靠宋朝皇帝的力量去打击大地主、大商人，结果在大地主、大商人和保守派官僚们的进攻中遭到失败。广大农民走上另一条道路，即依靠自己的力量，拿起武器，向地主阶级展开拚死的斗争，去推翻宋朝的腐朽统治。
　　下面是徽宗统治时期，一些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
（一）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
　　一一二○年（宣和二年），睦州的青溪县爆发了方腊领导下的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
　　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爆发在两浙一带，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一）东南地区，自唐朝到宋朝，一直是全国范围内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的地区。宋朝大量的财赋剥削收入，主要是来自东南。正如仁宗时富弼所说，“朝廷用度，如军食、币帛、茶盐、泉货、金铜铅银以至羽毛胶漆，尽出（东南）九道”。东南地区尤以江浙一带，号为“膏腴千里”，但“二浙之俗”“豪者如虎”，大地主像老虎吃人一样，凶恶地剥削农民。（二）蔡京、童贯、朱勔等在苏杭设应奉、造作局对广大农民大肆搜括奴役。花石纲又勒索民间漆椿竹木等副业产品，“豪夺渔取，毛发不偿”。东南地区的民众，比起其他地区来，遭受着更为残酷的压榨。（三）这一带有着农民起义的传统，并有农民的秘密反方腊起义遗迹——息坑抗组织摩尼教分布各地。五代时，农民群众曾利用摩尼教组织起义。宋朝严禁流传，但民间却更为发展。起义农民改造摩尼教的某些旧教义，加进新内容，尊奉汉代黄中起义的领袖张角为教祖。利用摩尼教的“二宗”（明、暗）“三际”（过去、现在、未来）说，号召推翻黑暗的现世，创造光明的未来。利用摩尼教拜日月，不信神佛祖先，以反抗统治者所提倡的佛道和儒学。入教者男女平等，不吃荤酒，死后裸葬，平时分财互助。史书上说他们“吃菜事魔”，“夜聚晓散”，从事秘密活动。唐未，摩尼教即在南方各地流行。北宋时摩尼教遍布于淮西、江东西、两浙、福建等地，为农民起义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在方腊领导的农民战争中，摩尼教农民成为一支重要的骨干力量。
　　方腊（方十三），原籍在歙州，后来到睦州青溪万年乡，在地主方有常家里作佣工。方有常是万年乡头等的大地主，又充当里正（即保正），称霸一方。花石纲搜罗竹木奇石，使这里深山穷谷中的居民，都不得安居，遭受繁重的刻剥。距方家半里山谷幽深处有帮源峒，广深约四十余里，方腊和这一带的贫苦农民经常在这里聚会，宋代官方文件诬指方腊为“妖贼”，“以左道惑众”。有的记载则明确说是“吃菜事魔”。方腊假托“得天符牒”，约定某时举兵起义，组织农民互相传告。地主方有常得到消息，方有常子方庚将方腊关闭在仓库里。早上关闭，晚间方腊即在群众帮助下逃出。地主们以为方腊是得到神助，又向青溪县知县告密。十月初九日，方腊率领农民，奋起杀方有常一家，举起了义旗！
　　方腊以帮源峒为据点，聚集贫苦农民，号召起义。方腊在誓师时，不是单纯凭借摩尼教的明、暗二宗说，而是尖锐地揭露了现实生活中残酷的阶级压迫。方腊愤怒地控诉说：“天下国家本同一理。如今我们老百姓整年劳苦耕织，得到一点粟帛，却被皇帝官老爷们全部拿去浪费掉。而且稍不如意，就要鞭打，甚至随便处死。这还能甘心忍受么？”大家齐声说：“不能！’”‘哪有这个理！”
　　方腊进一步揭露说：“如今赋税繁重，官吏侵渔，我们单靠农桑不够过日子，就只好依靠漆楮竹木，可又被他们抢走，一点不给留。皇帝和官老爷们声色、狗马、土木、祭祀、花石等等靡费之外，每年还要拿给西北两敌（辽、夏）银绢几百万。这也都是我们东南老百姓的膏血啊！朝廷屈辱纳币不止，宰相们还说这是安边的上策。可唯独我们整年勤劳，老婆孩子还是受冻挨饿，吃不到一天饱饭。我们大家该怎么办呢？”
　　方腊发出起义的号召说：“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近年花石的骚扰尤其不堪。诸君若能仗义而起，四方必然闻风响应。旬日之间，万众可集。我们一鼓攻下江南各郡，划江而守，轻徭薄税，十年之间，就能统一！”
　　在方腊的号召下，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爆发了。方腊对宋朝地主阶级黑暗统治的控诉，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心声。事实正如方腊的预料，起义发动后，青溪远近的农民闻风响应，旬日之间就发展到上万人。十一月初，方腊组织起义军，建国自立，自称“圣公”，立年号永乐，建置将帅分为六等，头扎红巾等各色头巾作标志。起义者初起，缺少武器，但人数众多，斗志旺盛。《宋会要稿》记载：没有弓矢甲胃的起义者数万人，举起拳头，就困住了各执武器的宋军。宋军久不作战，听见起义军的战鼓声，就吓得投降。起义者杀死宋朝的官吏和土豪，焚烧他们的宅院，夺取他们的金帛财物。农民军所向无前，锐不可当。“苦于剥削久矣”的劳苦大众，迎来了自己的节日！
　　十一月二十二日，农民军在青溪县息坑，歼灭宋军五千，斩宋两浙路兵马都监蔡遵、颜坦。二十九日，一举攻下了青溪县，知县陈光逃跑。农民军乘胜前进。十二月二日，以两万人攻下睦州，占领寿昌、分水、桐庐、遂安等县。二十日，攻下漱州，斩宋将郭师中。婺源、绩溪、祁门、黔县等县官员都惊慌逃跑。农民军进而攻下富阳、新城。起义发动时，就“指斥乘舆”，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宋徽宗，又进而提出“杀朱勔”的口号，进军的目标直指杭州。农民军自桐庐、富阳攻取杭州，与宋军激战。别部自山路乘虚而下，二十九日到达杭州城下。宋知州赵霆逃跑。制置使陈建、廉访使赵约败死。方腊率领农民军迸驻杭州城，迅速取得了重大胜利。
　　杭州是造作局所在地，也是花石纲的一个指挥中心。这里聚集着残酷刻剥农民的官吏、地主等大批吸血鬼。农民军人杭州，严厉惩处了这些剥削者，使人心大快。宋朝的官员也不得不承认：“盖贪污嗜利之人，倚法侵牟”，“积有不平之气结于民心，一旦乘势如此”。东南各地建有众多的佛寺，是人民的又一个大害。起义前，摩尼教农民即僧恶佛教，打破对佛教的迷信，指责佛经（《金刚经》）上所说“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当解作“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对现实社会的不平等和佛教维护封建统治的欺骗的本质，作了极其深刻、犀利的揭露。方腊起义时，农民即相互传告：“逢庙即烧”。农民军所到之处，烧寺庙，毁佛像，打翻了佛教的神权。史书上攻击摩尼教起义者“不事祖先”，“男女杂处”，又说明起义者冲击了族权、夫权的统治。方腊发动起义时，即有不少妇女参加，方腊妻邵氏也参加了起义军的活动。起义者对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士怀着深刻的仇恨，经过之处曾火烧“学宫”，并杀死一些作恶的“士人”。农民军借助于改造了的摩尼教义表达自己的反抗意志，对地主阶级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以及维护这些权力的儒士发起猛烈的冲击，对黑暗的旧世界作了大扫荡，大冲洗。
　　起义军的行动，立即获得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戴。这一带本来分布着大小不等的农民起义队伍和摩尼教秘密起义组织，此时也都纷纷树起方腊的旗帜，响应起义。婺州（婺音悟wù）兰溪县灵山洞的朱言、吴邦，永康县方岩山的陈十四，湖州归安县的陆行儿，处州缙云县的霍成富、陈箍桶，苏州的石生等领导的农民军，都相继拥戴方腊作领袖，参加起义。越州判县（剡音扇shàn）裘日新（仇道人）和台州仙居县吕师囊领导的摩尼教起义军在当地起兵响应。常州、明州、秀州、温州等地农民，也“结集徒众”准备攻打州县。各地农民望见方腊起义军的旗帜，听见鼓声，就跑来迎接。参加农民军起义的更是“项背相望”。方腊军攻下杭州后，已形成为近巨万人的大军，震动了整个东南！
　　徽宗、童贯等急忙下令撤销苏杭造作局和停运花石纲，罢黜朱励父子兄弟的官职。由童贯亲自出马，称“江淮荆浙宣抚使”，率领京师的禁军并秦晋著汉兵十五万，去镇压起义。宣和三年（一一二一年）正月，童贯受命出发，先派宫军驻守江宁和镇江，扼住长江。然后乒分两路，分别由王禀、刘镇等率领，向杭州和歙州开来，企图在睦州会合。
　　这时，农民战争仍在胜利发展。正月，方腊率领主力军转向南方进取，相继攻占婺州和衢州。二月，起义军别部攻下处州，夺取大户的财物，散发给民众。
　　农民军兴以来，队伍迅速壮大，先后攻下了六州五十二县的广大地区。但起义军没有深入农村去建立据点，而把作战目标集中在夺取州县城市。对于宋王朝这个腐朽而又凶恶的敌人的反扑，也缺少足够的警惕。当方腊率领主力队伍南进时，派出农民军将领方七佛率领一支七万人的队伍去夺取杭州东北的秀州。这时，正值宋军王真部进攻杭州的一路自北而来，方七佛军迎战，不胜，退守杭州。九千人在作战中牺牲。王禀部陆续结集，进攻杭州。二月十八日，起义军退出杭州，睦州被围。形势发生了急剧的转折。
　　面对着强大敌军的到来，起义军没有去部署防御。各部依然分散作战，各自攻打州县。二月间，裘日新部攻下剡县，又攻下新昌、上虞。三月，吕师囊部攻下仙居、天台、黄岩诸县，又攻台州，不能胜。方七佛部反攻杭州城，战败。以“佛母”为号的起义军将领又率部去攻打越州。起义军分散作战，战线更长了。
　　宋军聚集兵力分两路进兵，刘镇等率领的一路三月间进至歙州。起义军守备力量薄弱，歙州失陷。宋军另派刘光世去攻打衢、婺两州。四月二日，衢州失守。农民军将领郑魔王（当是摩尼教称号）被俘。十七日，婺州也失陷于宋军。王禀一路宋军自杭州攻陷睦州，又在四月十九日攻陷青溪县。方腊率领农民军主力退回帮源峒据守。宋军王禀、刘镇等各路会合，围攻帮源。
　　方腊此时领导的农民军还有二十万之众，背腹受敌，坚持与官军战斗，万余人战死。方腊率部人帮源峒，据岩壁坚守，宋军不知路径，久攻不下。方腊起义时杀地主方有常一家，方庚越墙逃跑。这时方庚出来为官军引路。宋军从小径攻入峒中，方腊及妻邵氏、子毫（二太子）、起义领袖方肥（农民军的丞相）等三十余人被俘。方腊等被押解到开封，同年八月英勇就义。民间曾传说，方腊“不知所终”，“就擒者非腊”。这显然是和李顺牺牲后，传说他还没有死一样，表示了人民群众对起义领袖的长久的怀念。
　　宋军疯狂地屠杀起义者。据守帮源峒的农民军继续坚持反抗，七万人壮烈牺牲。童贯下令军中，斩首者受赏（杀一人赏绢七匹）。大批青溪居民甚至来往行人都遭到杀害。《青溪寇轨》记载说，宋军杀起义军百余万，屠杀平民不下二百万。
　　童贯官军的血腥屠杀，激起更剧烈更坚决的反抗。方腊失败被俘后，分散在各地的农民军继续与宋军搏斗。童贯派出郭仲荀、刘光世、姚平仲分路镇压。五月间，仙居县起义农民由俞道安率领，攻占乐清。义乌县起义农民据天仙洞与宋姚平仲军展开战斗，天仙洞失陷。婺州兰溪县灵山洞农民牟与宋刘光世军激战，起义领袖胡将、祝将等一千六百余人战死。宋军攻陷剡县、新昌。裘日新起义军与姚平仲战，裘日新在桃源战败牺牲。郭仲荀部至三界镇，新昌、剡县的起义军并力夹攻宋军。六月，吕师囊部转移至黄岩，宋军折可存、杨震部自三界镇追击。起义军依山险拒守，下巨石击宋军。宋军连日受挫，无法前进，最后以轻兵从山背小路绕道而上。起义军纵火与宋军战，起义领袖三十人牺牲。俞道安起义军发展到十余万人，七月间攻打温州，不下，转入处州。十月，俞道安在永康山谷中被宋军包围，英勇战死。此后，方腊主力军中方七佛和方五相公率领的队伍多次与宋军搏斗，仍在各地转战。被宋朝指为方腊“余党”的各地起义军与宋朝展开殊死的战斗，又延续了近一年之久。直到一一二二年（宣和四年）三月，方腊领导的农民战争才最后结束。起义军前仆后继，英勇反抗的战斗精神，又一次显示了中国农民的光荣传统。
（二）梁山泊农民起义
　　方腊领导两浙一带农民进行革命战争的约略同时，京东地区爆发了有名的梁山泊农民起义。
　　梁山泊位于郸州寿张县。县南三十五里有梁山。泊在梁山之南，周方数西里。附近州县的农民在这里经营蒲、鱼等副业。《宋史·蒲宗孟传》记载说：“郓（州）介梁山泊，素多盗。”这里有山泊可守，历来是起义农民的一个据点。早在神宗统治时期，郓州知州蒲宗孟对梁山泊的起义农民就残酷镇压。即使“小偷微罪”，也加以断足筋的酷刑。杀人之多，更是不计其数。甚至宋朝的御史也弹动蒲宗盂的“惨酷”。这不仅说明了宋朝地主阶级统治的黑暗，同时也说明：这里的广大农民从来就在不屈不挠地向着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展开英勇、激烈的搏斗。
　　徽宗时“括公田”，梁山泊也被括归朝廷所有。农民打鱼采蒲苇，都要按船计算，向朝廷交租。一县在常赋之外，增加租钱到十几万贯。大致在宣和初年，郓州等地不甘忍受黑暗统治的农民，便以宋江等三十六人为首，点燃了起义的烈火。
　　现有史料，没有留下关于宋江领导的起义过程的完整记载。依据仅有的片断记事，依然可见：起义军的活动是声势浩大的。《皇宋十朝纲要》载：宣和元年（一一一九年）十二月，宋徽宗曾下诏京东东、西两路提点刑狱带兵督捕“京东贼”宋江，不久又命“招抚”。这从反面表明，宋江领导的起义军已给予宋朝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震动了朝廷。次年，起义军从京东西路进至东路。知毫州侯蒙上书，说起义军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没有人敢抵抗。他建议宋朝招降宋江去镇压方腊。徽宗任侯蒙知东平府去招降。这又说明，起义军仍在郓州的梁山一带活动。侯蒙未到任即病死。起义军继续在模、单、齐、青等州进军。十二月，宋朝调派知歙州曾孝蕴知青州，镇压起义。大约此后不久，起义军即从青州一带南下到沂州，曾和知沂州蒋园统领的宋军激战。一一二一年初，起义军自京东驾船渡海，进至沐阳县，与县尉王师心率领的宋兵作战。史书上称宋江为“淮南盗”。二月间，起义军进攻淮阳军，进而向海州、楚州界进发。《宋史·张叔夜传》说，这时起义军已经：“转掠十郡，宫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海州）”。起义约两年来的活动说明：他们不是集中力量去攻打州县城镇，而是在京东东、西路至淮南各州的广大农村流动作战，声威日盛。
　　一一二一年二月，宋徽宗命令海州知州张叔夜镇压和“招降”宋江领导的起义军。据《宋史·张叔夜传》记载：张叔夜派出间谍侦察起义军动向，得知起义军夺得大船十余只，装载货物。张叔夜预设埋伏乓，诱起义军在海边作战，乘机焚烧船只。起义军被伏兵围困，副将被擒，宋江投降了宋朝。北宋未曾任济南府教授的李若水，撰《捕盗偶成》诗说：“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剪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描述了宋江从起义到接受招安的概略。《东部事略》、《十朝纲要》等书也都有宋江投降的记事。《宋会要稿》并载有宣和三年五月三日的徽宗诏书，说张叔夜等“能责所部斩捕贼徒，声绩著闻”，进官一等。依据这些记载，宋江确已接受“招安”，叛卖了起义农民。
　　但是，梁山泊的农民起义军，在宋江降宋后，仍然继续战斗。一一二一年，主持“括公田”的大宦宫杨戬死，宦官李彦继任其事。李彦将梁山泊租税收归西城所，又对蒲、鱼、荷、荧等行业“日计月课”榨取重税，致使“泊旁之人。无所衣食”。当地农民纷纷参加起义反抗。一一二四年蔡居厚知郓州，曾诱杀梁山泊起义农民五百人，说明农民军的战斗仍在激烈的进行。渔民张荣领导的起义军，聚集梁山泊，形成一支有船数百只的水军，坚持战斗，到金朝南侵时，又向女真奴隶主发动攻击。金朝统治河北后，梁山泊仍然是起义农民的据点。
（三）汹涌澎湃的起义浪潮
　　方腊及梁山泊农民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起义军已在两浙、京东、河北、淮南的广大地区，播下了种子。各地农民群众纷纷举行起义，继续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浪潮。
　　一一二三年，河北、京东等路的农民相继起义，反抗宋朝的黑暗统治。起义军少者数百人、数千人，多者发展到数万人、数十万人。河北路洺州张迪“聚众数十万，陷州县”，曾围攻濬州五日。宋朝派刘光世率军前往濬州镇压，起义军战败，张迪牺牲。河北路高托山在望仙山起义，自称有众三十万人。起义军转战河北及京东路青州、徐州、密州、沂州一带，一一二五年，被宋朝杨惟忠、辛兴宗军战败，高托山降宋。京东路张仙（又称张先、张万仙）号“敢炽”，率领起义军十万人。一一二五年，在沂州礧鼓山（礧音雷léi），与宋军作战，失败。张仙受“招安”降宋。济南府孙列率领当地农民十万，占据铧子山，一一二六年，宋朝派遣内侍梁方平前往镇压，起义军战败。相州陶俊、贾进起义军早在一一二二年即攻打县镇，杀死官吏地主，与官军战屡次获胜。后遭宋军岳飞部镇压。一一二五年三月，贾进等率领的京东起义军十万人，进至海州界，贾进又被宋海州知州钱伯言招降。临沂的武胡（一作武鬍），大名的杨天王，郓州的李太（又称李太子），沂州的徐进、莒州的徐大郎、水鼓山的刘大郎等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也都在万人以上。这些起义队伍所到之处，杀地主、官僚，攻打州县，或则保聚山谷之间，以崇山峻岭为据点，树起起义的旗帜。宋朝宫府“巡尉不敢抗，县镇不敢守”，陷于农民起义军的围攻之中。
　　汹涌澎湃的农民起义浪潮，一浪又一浪地冲击着宋朝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腐朽的北宋王朝，灭亡的日子临近了。
第二章 宋朝中央集权制封建统治的加强和政权的南迁（下）
第六节 宋王朝的南迁和人民抗金斗争
　　农民起义不断打击下的北宋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正在这时，辽朝统治下的女真族进入了它的奴隶制时代。一一一五年，女真贵族的首领阿骨打（完颜旻）在混同江边建立起女真奴隶主的国家，国号金。金国建立后，随即南下，展开大规模的侵掠。一一二五年，辽天祚帝被金兵俘虏。辽朝贵族西迁到楚河流域，建立起西辽。一一二七年，金兵俘虏了宋徽宗和钦宗，宣告了北宋的灭亡。宋朝皇室南迁到东南，史称南宋。此后的三十多年间，金兵不断地南下侵掠，广大汉族人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金斗争。
　　女真族进入奴隶制社会，建立起国家机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比起原先的氏族部落制时代来，这是一个进步。金朝奴隶主，在当时是一个新生的、生气勃勃的阶级。但是，奴隶制的发展又必然要向外掳掠奴隶和财富，以扩大和补充奴隶的来源，增加财产的占有。 侵掠成了奴隶主们的职业和目的。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汉族地区，自然成了他们的主要侵掠对象。一方是新生的强有力的女真奴隶主的无止境的掠夺，一方是不愿忍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广大汉族人民的坚决反抗，斗争激烈地展开了。
　　在这个主要矛盾的影响下，宋朝内部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呈现出复杂的变化。当着宋朝地主阶级的官员抵抗金朝的侵掠时，广大人民群众就联合和拥戴他们去进行抗金斗争，农民和地主的这个基本矛盾因之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但当着宋朝向金投降，共同掠夺人民时，人民大众，主要是农民群众，就要举行起义以反抗宋朝的黑暗统治。历史从不同的方面，反复地证明，人民群众是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主要力量。
　　北宋未到南宋初约四十年间，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形成为错综复杂的发展过程。
（一）金朝南馒和北宋的覆亡
　　北宋王朝在镇压了方腊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后，就又恢复了故态，继续实行它的腐朽统治。一一二一年闰五月，徽宗又恢复应奉造作局，由宰相王黼和宦官梁师成统领，朱勔再次被起用，恢复花石纲的掠夺。这年杨戬病死，宦官李彦继承杨戬当政。王黼、李彦相勾结，继续括取民田，有人控诉，就严刑惩治，成千上万的人因而致死。王黼又借口军用，括境内丁夫，计了出钱，搜括数千万贯。徽宗、王黼的这些措施，暴露了北宋王朝在农民战争中罢废造作局、花石纲和罢免朱勔等等措施的欺骗和虚伪。农民战争后，徽宗、王黼统治集团变本加厉地压榨农民，继续挥霍享乐，醉生梦死，加速着他们自己的灭亡。
一、对辽战争和全军南侵
　　一一一五年，女真奴隶主的首领阿骨打（金太相）建立金国后，随即向辽朝进攻，辽兵屡败。西夏支持辽朝抗金。徽宗和蔡京、童贯密谋，联金灭辽，乘机收取燕云。一一一八年，宋朝派武义大夫马政以买马为名，从海上去金朝探听虚实。此后宋金使者往来联络。一一二○年，宋金商定，金兵攻取辽中京大定府（辽宁昭乌达盟宁城县境），宋兵攻取燕京忻津府。辽朝灭后，宋朝将原来贡献给辽朝的“岁币”，全部献给金朝。宋、金的第一个所谓协议，宋朝就确认了贡纳岁币的屈辱条件。徽宗君臣一心只想依赖金朝，乘机取利，根本没有积极作战的认真打算。一一二二年，金兵攻占辽中京、西京（山西大同）。辽朝的天祚帝逃入夹山。燕京留守耶律淳被辽臣拥立称帝。徽宗、王黼任童贯作统帅，只懂得“太平娱乐”的蔡攸作副统帅，领兵伐辽。这时的辽朝，已处在灭亡的前夕，但童贯、蔡攸统领的宋军仍然不堪辽兵的一击。宋军种师道、辛兴宗部，分东西两路进兵，被辽耶律大石兵战败，退守雄州，辽兵进至雄州城下。徽宗得报大惊，赶忙下诏班师。几天后，宋朝得知耶律淳病死。王黼又命童贯、蔡攸出兵，以刘延 庆为都统制，宋兵号称二十万。辽涿州守将郭药师降宋。童贯命刘延庆领兵十万取燕京，郭药师为向导。刘延庆到良乡，被辽萧干军截住。郭药师率兵五千偷渡芦沟，袭入燕京。刘光世（延庆子）率领的援军违约不到，郭药师被辽兵打得大败。刘延庆军在良乡，凌晨见辽军中火起，以为辽兵来攻，自行烧营逃跑。辽兵追击，直到啄水。宋兵一路上，死伤甚多。据说，自神宗、王安石变法以来积存的军需，经此一战，几乎全部折损。
　　宋兵败退到雄州。童贯为逃避兵败的罪责，密遣使者到金营，要求金军攻打燕京。十二月，金太祖亲白领兵一举攻下燕京，责备宋朝何以不出兵夹攻。金太祖提出，燕京交宋，宋朝需将燕京租税一百万贯献给金朝。徽宗、王黼全部应允照办。宋朝每年除向金贡献原来献辽的岁币五十万外，又增加一百万贯，称“燕京代租钱”。一一二三年四月，金兵退走时，在燕京城内大肆抢掠财物，又把城内男女掳去作奴隶。燕京被搜括一空，据说“城市丘墟，狐狸穴处”。童贯、蔡攸等接收的只是这样一座残破不堪的空城！
　　攻燕之战把宋朝的腐朽虚弱，暴露无遗，徽宗、王黼、童贯等却自称是“不世之功”，大肆庆贺。童贯上“复燕奏”，把一系列败仗说成是胜仗，吹嘘“凯旋还师”。王黼、童贯、蔡攸等都加官进爵。百官纷纷上表祝贺，又立“复燕云碑”纪功。北宋王朝亡国在即，徽宗君臣 却欺人自欺地陶醉在所谓“复燕云”的“胜利”之中。
　　徽宗为首的腐朽的统治集团内，也还在相互倾轧。王黼以“复燕功”权势日盛，与太子桓不和，阴谋策划立郓王楷作太子。右相（少宰）李邦彦和蔡攸勾结，排斥王黼。御史中丞何栗弹劾王黼“好邪专横”，王黼罢相。朱勔力劝徽宗再用蔡京。蔡京年已八十，目盲不能写字，称太师，总领政事，政务都由儿子蔡絛把持。白时中、李邦彦为相（太宰、少宰），一切奉行蔡京父子的意旨。一一二五年四月，童贯、蔡攸又与白时中、李邦彦等排斥蔡絛。蔡京再度免官，童贯封郡王，蔡攸加太保。北宋王朝在互相争夺中，坐待灭亡。
　　金兵退后，用主力去追击逃跑的辽天祚斋。金太祖在一一二三年病死，弟吴乞买（完颜晨，金太宗。晟音胜（shèng）即位。一一二五年二月；天 祚在应州被金兵俘虏。耶律大石等辽贵族西迁。金太宗在消灭辽朝后，就又把侵掠的目标转向了宋朝。一一二五年十月，金太宗两路发兵，大规模南侵。一路由完颜宗翰（粘罕）率领，进取太原。一路由完颜宗望（斡离不）率领进取燕京。两路金兵计划在宋朝的国都东京会合。宗翰向太原进军，童贯慌忙从太原逃回东京。金兵直抵太原城下。宗望军到燕京，宋守将郭药师投降。金兵以郭药师为向导，长驱南下，势如破竹，直向东京进军。
　　徽宗满以为收取燕京，向金朝屈辱纳币，从此又可“太平娱乐”了。金兵南下，徽宗惊慌不知所措，又赶忙罢除花石纲和内外制造局，想再以此欺骗民众。宋军参议官字文虚中曾上书亟言朝廷失策，主帅非人，“将有纳侮自焚之祸”，多次建策防边，王黼不理。这时，徽宗问计于宇文虚中。宇文虚中说，今天只有先下诏罪已，改革弊政，来挽回人心。徽宗要宇文虚中代他起草诏书悔过，号召各地驻军“勤王”，入援京师。罪己诏说：“多作无益，侈靡成风。利源酤榷已尽，而牟利者尚肆诛求。诸军衣粮不时，而冗食者坐享富贵。”“追惟己愆，悔之何及。”又说：“望四海勤王之师，宣三边御敌之略。”“岂无四方忠义之人，来徇国家一日之急。”诏书下后，又召防御西夏的熙河经略使姚古、秦凤经略使种师中领兵入援。
　　金兵侵入中山府，距东京只有十日路程，情势更加紧迫。徽宗又想弃国南逃。给事中吴敏去见徽宗，竭力反对逃跑，主张任用有威望的官员，坚持固守。吴敏荐用太常少卿李纲。李纲奏上“御戎”五策。又说，“非传位太子，不足以招徕天下豪杰”，要徽宗宣布退位，“收将士心”。徽宗任吴敏为门下侍郎，辅佐太子。
　　金兵越来越逼近。徽宗惊慌懊恼，拉着蔡攸的手说：“没想到金人会这样！”说着气塞昏迷，跌倒在床前。群臣赶忙灌药急救。徽宗苏醒后，索要纸笔，写道：“皇太子可即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处龙德宫。”
　　十二月，太子桓（钦宗）即位，改明年年号为靖康。
　　徽宗退位，号教主道君皇帝，称“太上皇”。次年正月初三日，徽宗、蔡京、童贯等人听说金兵已经渡过黄河，决定连夜向南逃窜。徽宗仅带蔡攸及内侍数人，以“烧香”为名，匆匆逃出东京，跑到毫州，又从毫州逃到镇江去避祸。童贯和殿前都指挥使高怵率领胜捷军和禁卫，在泅州境追上徽宗。蔡京也以“扈从”为名带领家人逃到拱州。
　　长期以来作恶多端的徽宗、蔡京、童贯集团，一旦溃逃，长久压抑在人们心中的愤怒和仇恨，一起迸发了。朝野官民纷纷揭露蔡京、童贯集团的罪恶。太学生陈东等上书，指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为六贼，说“六贼异名同罪”，请把他们处死，“传首四方，以谢天下”，钦宗被迫罢免王黼。吴敏、李纲请斩王黼，开封府尹聂昌（聂山）派武士斩王黼首级献上。李彦、梁师成赐死。蔡京、童贯在毫州被贬官流放。蔡京在流放途中死于潭州。朝中继续揭发童贯罪恶，钦宗又只好派监察御史斩童贯。九月，朱勔和蔡攸、蔡翛（音消xiāo）三人都被流放。此后，朝官纷纷议论，说三人罪不容诛，三人也都在流窜地处斩。蔡絛也被流放，病死。残酷地压榨人民、屠杀人民的民贼们，恶贯满盈。除灭民贼，使人心振奋，濒于灭亡的北宋，又显出了一线转机。
二、保卫东京的斗争
　　钦宗在军民愤激的形势下即位，不得不在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年）正月初三日立即下诏亲征，命门下侍郎吴敏为亲征行营副使，许便宜从事，以显谟阁直学士、开封府尹聂昌，兵部侍郎李纲为行营使司参谋官，团结兵马于殿前司。钦宗迫于形势，作此部署，但并不真想抗敌。宰相白时中、李邦彦等投降派也还在朝中有相当大的势力。投降派和抗战派的斗争展开了。四日，白、李等建议钦宗弃城逃跑，出奔襄、邓避敌。李纲得知，请求上殿面议，说“今日之计，莫如整厉士马，声言出战，固结民心，相与坚守，以侍勤工之师。”钦宗问：“谁能将兵？”李纲说：“这是白时中、李邦彦的职责。”白时中厉声说：“李纲莫非能领兵出战吗？”李纲说：“倘使治军，愿以死报。”钦宗随即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东京留守，以同知枢密院李棁（音卓zhuō）为副，聂昌为随军转运使，领兵守城。李纲受命后，次日早晨入朝，忽见皇帝乘舆都已陈列，禁卫、六宫准备出发。原来钦宗夜间又改变主意，仍然准备逃跑。李纲厉声对军士们说：“你们是愿意死守，还是愿意扈从出巡（逃跑）？”将士齐声说：“愿以死守！”李纲人见钦宗，说“六军父母妻子都在城中，岂肯舍去。万一中道散归，谁还能保卫陛下？而且敌军已经逼近，他们知道乘舆还没有走远，如以快马急追，如何抵御？”钦宗听说，不敢再走。李纲传旨说：“上意已定，敢复有言去者斩！”兵士们都高呼万岁。钦宗又登上宣德门，吴敏、李纲向门楼前的百宫将士们宣布，决策固守，各令勉励。将士们感激流涕，决心保卫东京。
　　钦宗罢免白时中，用李邦彦、张邦昌为相，同知枢密院事蔡懋为尚书左丞。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主管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曹曚为副使，急速设备防守。京城四壁，用百步法分兵备御，每壁用正兵一万二千人，编马步军前后左右中四万人，每军八千人，分置将官统领，派前军守护东水门外的粮仓，后军守护东门外樊家冈。又装备各种防守的武器、工具。四日之内，战守设施粗备。这时，金完颜宗望兵已到达东京城下。一支金兵用火船数十沿河而下，进攻宣泽门。李纲以敢死士二千人，布列城下，用长钩搭敌船，投石攻打。又在中流排置杈木，搬运蔡京家中的山石，堵塞门道。宋军在水中斩杀金兵百余人，金兵退去。
　　金军兵临城下，派使臣来宋，要亲王、宰相去军前议和。李纲请求前去，钦宗不许，说“卿性刚，不可以往”，另派李悦为使臣，郑望之为副。李纲退朝，钦宗密告李棁、郑望之，可许增岁币三五百万两，犒军银三五西万两议和，又命带去黄金一万两和酒果等，送给宗望。宗望见宋使，提出：索要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等各万匹、绢帛百万匹；宋朝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并以亲王、宰相作人质，才许议和。李棁、郑望之等回奏。李邦彦、张邦昌等宰臣，主张全部接受。李纲力争，说：“金币太多，虽竭尽天下之财还不足，何况都城，太原、河间、中山三镇是国家的屏障，割去如何立国？至于遣使，宰相当往，亲王不当往。”他建议，拖延时日，等待大兵四集，然后再议。宰臣等不许。钦宗弟康王赵构在京师，请求使金，对钦宗说：“敌人必定要亲王出质，臣为宗社计，岂能辞避！”钦宗派康王构为军前计议使，宰相张邦昌为副，出使金营。
　　这时，各地勤王兵，陆续来援东京。河北、河东路制置使种师道，得到勤王诏，立即率领径原、秦凤兵启程，武安军承宣使姚平仲随行。种师道兵至洛阳，有人告诉他金兵已到东京城下，劝他暂驻记水。种师道说：“都城人知道我军来，士气自振，何必忧敌！”种师道沿途揭榜，自称“种少保领西兵百万来”，直进东京。其他各处勤王兵，每天也都有几万人到达。种师道和各地到来的援兵，实际有二十余万，金兵不过六万。宗望见宋军日众，将军营北撤，不敢轻动。
　　钦宗召李纲、李邦彦、吴敏、种师道、姚平仲等商议军事。李纲主张，以重兵临敌营，坚壁不战，等敌军粮尽力疲北撤时，中途邀击，是必胜之计。种师道也主张：“三镇不可弃，城下不可战”，迁延半月，等敌军粮尽北还，在过河时追击，可以得胜。议定在二月初六日出击。但二月初一，姚平仲建议夜间去劫金营，生擒宗望，迎回康王。姚议得到钦宗的支持。钦宗希望徽幸取胜，半夜命李纲出兵应援。但姚军未出，消息已经泄露，金营早有准备，姚平仲劫营不成，落荒而逃。天明，李纲会集行营司左、右、中军将士，出景阳门，与金兵鏖战，杀敌甚多。金兵攻中军，又被李纲亲率将士射退。
　　姚平仲劫营，完颜宗望责问宋朝的人质。康王构不答，张邦昌吓得涕位，金军又派使臣到宋朝责问，并提出改换人质。宰相李邦彦回答说：“这部是李纲、姚平仲的主意，不是朝廷的本意。”钦宗、李邦彦在忙又派使臣去金营解释劫营非朝廷意，送上三镇地图求和，并即日罢免李纲和种师道，来向金军谢罪。
　　钦宗、李邦彦的荒谬举动，又使军民沸腾了。二月五日，太学生陈东等在宣德向前上书说：“李纲奋勇不顾身，是社稷之臣。李邦彦、张邦昌等只为自己打算，不顾国家，是社稷之贼。李邦彦等惟恐李纲成功，设法破坏，不为国家打算，只是想着要割地。”请求罢免李邦彦，再用李纲，城外军事交种师道。城中军民听说太学生上书，自动赶来声援。一时之间，聚集了几万人，填塞驰道、街衢，呼声震天。这时，百官正好退朝来到宫前，民众当面指出李邦彦的罪行，痛加责骂，并用瓦片投打。李邦彦吓得溜走。吴敏传旨，要群众退主，群众不肯。群起击碎登闻鼓，又打死宦宫二十多人。钦宗怕出变故，被迫宣布再用李纲为尚书右丞、京城四壁守御使，督促李纲立即登上西城。军民群众又要求见种师道，种师道乘车来见，民众才退走。
　　宋使到金营，金军提出，必须宋帝亲自书定三镇，才可退军。钦宗立即下诏，割三镇地给金朝，并按照金军的要求，送肃王赵枢去作人质，换回赵构和张邦昌。
　　李纲复职，即日下令能杀敌者厚赏，军士奋跃。二月初十，金宗望军已得三镇，又见宋备战，勤王军不断来援，便乘势退军。宋朝军民群众的一再斗争，终于挫败了投降派弃城逃跑的图谋，宋朝首都东京保全了。
三、全军第二次南侵，北宋灭亡
　　金宗望军刚刚北返，进攻太原的金宗翰军又进乓南侵。一一二六年二月中，宗翰分兵攻下忻州、代州，宋折可求、刘光世军大败。金军又入南北关，进攻隆德府。城中无备，宗翰劝诱知府张确投降，张确拒绝，说：“确守土臣，当以死报国，头可断，腰不可屈。”张确固守，奋战而死。通判赵伯臻、司录张彦遹等都在作战中牺牲。金兵破隆德府，进至高平。
　　金兵迅速撕毁和约，再度南侵。这对朝中投降派是个迎头的打击。金军到高平，朝中震动。二月十四日，钦宗又被迫罢免李邦彦、张邦昌等，用吴敏和反对割三镇的中书侍郎徐处仁作宰相，李纲知枢密院事，许翰同知枢密院事，准备迎战。朝官中，门下侍郎耿南仲、中书侍郎唐烙（音却què）、尚书右丞何栗等是投降派的代表。战降两派仍在继续斗争。
　　金兵自东京退走时，种师道曾请领兵追击，钦宗不许，并罢去他的帅任。金兵南下，钦宗又再度起用种师道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驻滑州迎敌。姚古部勤王兵在金兵退后到达，任姚古为制置使，领兵往援太原。以种师中为制置副使，增援中山、河间等地。钦宗又札付三镇统帅，抵抗金兵，不再割让。
　　金宗望还军途中，去占领中山、河间，两镇固守抗金，金兵久攻不下。三月间，种师中领兵逼近，宗望只好北还。宗翰领兵回西京大同府，留别部围攻太原。姚古部顺利收复隆德府。五月，种师中部进抵平定军，乘胜收复寿阳、榆次等县，辎重、犒赏之物都留真定。许翰催促师中进兵。师中至寿阳石坑，遇金兵，五战三胜，回师榆次。金军以重兵围攻，师中率部下窿战，身被四创，力战而死。金兵乘胜攻姚古部，姚古兵败，退守隆德。钦宗贬姚古官，安置广州。
　　李纲奉命去商丘，迎接徽宗回东京。姚、种兵败，耿南仲等又请放弃三镇地，李纲力说不可。种师道以老病请辞，耿南仲乘机荐李纲代种师道为宣抚使，借以排挤他出朝。李纲说，“臣书生，不知兵”，“今使为大帅，恐误国事”。上章十多次请辞，钦宗不准。有人对他说：“这次派你去，不是为边事，要借此赶你出去，人们没有话说。你不去，事情不可测。”六月，李纲受命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往援太原，朝廷只给兵一万二千人。李纲请领军需银绢钱各百万，只给二十万。李纲出兵，七月抵孟州，留十余日，招来当地士卒训练，修整器甲。朝廷下诏，解散招来的士卒，催促李纲去太原。八月初，再任种师道为宣抚使。九月初，罢免李纲兵 权，改除观文殿学士、知扬州。
　　八月间，金太宗再度发大兵南侵。以宗翰为左副元帅，宗望为右副元帅，仍分东西两路进兵。
　　种、姚兵败，金军大举南侵。唐格、耿南仲等乘机排挤抗战派。钦宗罢免吴敏、徐处仁、许翰等出朝，任用唐恪作相，又罢去种师道帅任。抗战派被排斥几尽。投降派控制朝政，一心等待金军到来后求和。
　　金宗翰军猛攻太原。太原被围已八个多月，城中粮绝，军民先食牛马，后食草根、树皮、弓弦，坚持抵抗。九月初城破，太原军民在副都总管王禀率领下进行巷战。王禀兵败，投水自尽。通判方发（音级jí）等三十六人被杀。知府张孝纯被俘降金。
　　金军攻破太原后，宗翰、宗望于九月下旬合兵。十月初，攻下真定府，继续南下。
　　钦宗惊慌失措，召集百官商议三镇事。唐恪、耿南仲等坚主割让，谏议大夫范宗尹甚至伏地流涕，请“割地以纾祸”。兵部尚书吕好问请结集勤王军保卫东京，唐恪、耿南仲不许。诸路勤王军自动集来，唐恪命令停止勿前，诸路军只好反旗而去。种师道听说太原、真定城破，急召西南两道兵赴东京。唐恪、耿南仲令两道兵不得妄动，兵士散走。种师道病死，钦宗派康王赵构作使臣，王云为副使，到宗望军求和。十一月中旬，赵构等走到磁州。磁州知州宗泽，正在修筑城防，加强战备，准备抗金。城中百姓抗敌情绪高涨，骂王云是卖国奸细，愤怒地把他杀死。百姓又告诉赵构，金军已经渡河，劝他不要再往前走，赵构留在相州。
　　金军渡过黄河后，宗翰派使臣到宋朝，不再提三镇，要挟划黄河为界，河东、河北地全部归金。钦宗写信给金军，说是“一一听命”，立即派耿南仲到宗望军割河东地，豪昌到宗翰军割河北地。钦宗下诏书给河北河东军民，无耻地说：“民虽居大金，苟乐其生，犹吾民也，其勿怀顾望之意。应黄河现今流行以北州府，并仰斤城门，归于大金。”河北、河东人民立即掀起反投降反割地的怒潮。聂昌走到绛州，下令割地，绎州人民拒绝诏书，把聂昌杀死。耿南仲伴同金使走到卫州，卫州民兵谋捕金使，金使逃走，耿南仲逃到相州，不敢再提割地事，诈称奉帝命促赵构起河北兵入卫京师，自己在募兵榜上署名，才得不死。宋朝各地军民这样痛恨割地求和，抗金热情高涨，钦宗、唐恪等却仍然一意投降。
　　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军先头部队到达东京。闰十一月初，金军攻城，抗战派官员吴革请求领兵出战，太学生丁特起上书请用兵，钦宗、唐恪一概不理。唐恪随钦宗巡城，军民愤怒，要殴打他，唐恪辞官。钦宗用何栗为相。金军乘大雪攻城，京师城破，宋百宫、军队乱成一团。钦宗赶忙派何栗到金营求和，何栗胆战心惊，吓得连马都上不去。何栗到金营后，宗翰、宗望对他说：“我们不想灭宋，叫赵佶（徽宗）来商议割地，我们就退兵。”何栗唯唯听命，回报钦宗。钦宗决定自己到金营投降。
　　闰十一月三十日，钦宗出京城，到金营见宗翰、宗望。宗翰、宗望索取降表，钦宗叫何栗等起草。降表写道：“既烦汗马之劳，敢缓牵羊之请。”“上皇（徽宗）负罪以播迁，微臣（钦宗）捐躯而听命。”跪倒在金军的面前。宗翰并对钦宗说：“两国既和，恐四方闻京城陷而生变，请遣使晓喻。”钦宗满口答应照办。十二月初二日，金军放钦宗回城。接着，金官员入城，检视府库，拘收文籍，把九十二个内藏库中一百七十年来积攒的金银锦绮宝货全部查封，又索取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帛一千万匹犒军。钦宗完全按照金军旨意，一面下令大括民间金银，一面分遣朝臣到河北、河东，命令各州县开城降金。各州县人民坚守乡园，不肯出降。凭着钦宗的命令，金军仅仅得到石州一处。
　　靖康二年（一一二七年）正月，金军又要钦宗再到金营，说是等金银交足后再放回。钦宗被拘留，只好下诏增派大员二十四人，进行根括（彻底搜括），发掘宗室、国戚、内侍（宦官）、僧道、技术（医卜等人）、娼优家藏金。搜括八天，得金二十万八千两、银六百万两、帛一百万匹。金军仍然不满，命令开封府再来一次根括，又搜擂十八天，得金七万两、银一百十四万两、帛四万匹。宗翰、宗望认为数量太少，杀根括宫梅执礼等四人，余官各鞭背五十。东京人民不堪勒索和杀戮，自动组织起来，“以防护为名，于炉头打造兵器”，准备武装反抗。开封府官员急忙出榜禁止，又捕斩百姓十七人示众。
　　金军索取金银绢帛之外，又要去皇帝宝玺、仪仗、天下州府图、乐器、祭器，以及各种珍宝古器，掳走百工、技艺、妇女、内侍、僧道、医卜、娼优和后妃、亲王等贵族。徽宗也被押送金营。金朝下令废掉徽、钦二帝，随军掳走当奴隶，宣告了北宋的灭亡。
　　一一二七年三月，金兵退走前，册立宋朝原宰相张邦昌为楚帝，统治黄河以南地区。四月，金兵大肆掳掠后，还军。
　　在东京的宋朝皇室全被掳走，只有康王赵构这时领兵在济州，还有兵士八万人。金军先头部队到达东京时，钦宗曾任命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知磁州宗泽为副帅，起兵勤王。宗泽自大名至开德，与金兵大战十二次，连续获胜，又以孤军进到卫南，连败金兵。宗泽在卫，听说金兵俘掳徽、钦二帝北去，即领兵到滑州，转至大名，计划抢渡黄河，断金兵归路，截回二帝。宗泽传檄邻近各地宋兵来会，共同行动。各地宋兵到期不来。宗泽计划不能实现，于是上书赵构，劝他作皇帝。金兵退后，张邦昌遭到唾弃，在东京无法立足。吕好问等官员也劝张邦昌拥立赵构。五月，赵构到南京（商丘）称皇帝（高宗），重建起赵宋王朝（南宋），改年号为建炎。张邦昌到南京来朝贺称臣，高宗封他为太保。
（二）中原人民的抗金斗争和南宋统治的确立
　　宋王朝在南京重建后，面临的首要问题依然是：对待南侵的金朝，是战，是守，还是投降，高宗即位后，不能不标榜“中兴”，因之起用抗战派中声望最高的李纲作宰相，令副元帅宗泽知开封府兼东京留守，领兵进驻东京。李、宗成为抗战派的主要代表。高宗又起用副元帅黄潜善为中书侍郎，参预政务，汪伯彦同知枢密院事，执掌军权（不设枢密使）。黄、汪成为投降派的代表人物。李纲任相命下，投降派官员即起而反对。御史中丞颜岐说：“李纲为金人所恶，不宜为相。”右谏议大夫范宗尹说：“李纲名过其实，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六月，李纲奉召入朝，提出十条抗金建国的建议，反和主战，请严惩张邦昌等汉奸，破格任用抗战将士。投降派以“二圣北狩”为借口，主张“割地厚赂以讲和”。李纲提出反驳，说即使“割天下之山河，竭天下之财用”，也绝不可能满足敌人的无穷欲望。要求高宗学习汉高祖刘邦不顾太公被俘勇猛作战的态度，下决心罢一切和议。李纲又提出改革军制、整顿纪律、重新部署防御力量、募兵买马等一系列建策。高宗并不实行。
　　北宋亡后，河东、河北地区人民纷纷自动组织抗金武装，英勇杀敌。李纲荐用在两河人民中素有声望的抗战派将领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使，招募义兵，组织人民抗金。两河人民踊跃响应，士气大振。
　　 当时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是还都东京抗金，还是放弃中原继续南逃？高宗采纳黄、汪的意见，准备逃往东南。李纲极力反对，说天下精兵健马都在西北，主张暂迁襄、邓，等两河部署就绪，即回东京。宗泽到东京，整顿城市，稳定秩序，“物价市肆，渐同平时”，又上书请高宗“勿听奸邪”，决策回汴。投降派官员纷纷主张南逃，说“汴都蹂践之余，不可复处”，“东南财力富盛，足以待敌”。黄、汪等极力促请高宗南逃。李纲对人说：“天下大计，在此一举。国之存亡，于是焉分。吾当以去就力争。”面见高宗，说君子小人不可并立。高宗一面安慰李纲，一面升任黄潜善为右相，与李纲并列相位，作用黄罢李的准备。
　　抗战派和投降派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待中原人民的抗金武装。
　　黄、汪等投降派对待两河人民抗金武装，完全采取敌视的态度，称他们是“盗贼”。高宗刚一即位，黄、汪等即建议“罢诸盗及民兵之为统制者”，选择精锐编入官军。实际上就是解散民兵，改编为镇压人民的官军，不准他们抗敌。李纲采取完全相反的政策，依靠民兵抗金。黄、汪等蓄谋破坏，指使知大名府张益谦上奏：招抚使设立后，河北“盗贼”更多，应速罢废。李纲争辩说：“张所尚未出发，张益谦何以知道其骚扰？”又说：“朝廷因河北民众无人统率，才设置招抚使，借民力保国家，并不是设招抚使以后才有盗贼。”傅亮才出发十几天，黄潜善、汪伯彦又捐责他逗留不进。李纲再为傅亮辩解，高宗不听，罢免张所、傅亮，废除招抚、经制两司。高宗、黄、汪等又指使朱胜非起草诏书，说李纲“狂诞刚愎”，“兹遣防秋，实为渡河之扰”，“设心谓何，专制若此！”李纲罢相。太学生陈东、进士欧阳澈上书，说李纲不可罢，黄、汪不可用，并请高宗还都，亲征，迎回徽钦二斋。高宗竟将陈东、欧阳澈押赴市上斩首。李纲当了七十五天宰相，所有抗金措施，在他罢相后四、五天内，全被废除。高宗和黄、汪全部控制了军政大权，作放弃中原逃往东南的准备。
一、中原人民的抗全斗争
　　北宋灭亡后，中原各地人民纷纷组织武装抗金，拿起刀枪，顽强战斗，写下了雄伟的篇章。
　　抗金义军，主要是由农民组成，也有士兵、下级军官、小商人和僧徒参加；原来起义反对封建压迫的农民武装，这时也加入了抗金的行列；一部分被宋王朝责令解散的勤王兵，不肯散去，也在继续进行抗金活动。由这些力量汇集成的抗金义军，活跃于大河南北、太行东西，成为反抗金兵侵掠的重要力量。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以下几支。
　　八字军——河内人王彦，曾被张所任命为河北招抚司都统制。张所被罢免后，王彦率领部分义军坚持战斗，转入太行山区。战士都在面部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以表示斗争的决心。因此，号称八字军。八字军将士一心，英勇杀敌，得到两河人民的响应。民兵首领傅选、盂德、刘泽、焦文通等，率领十九寨十几万人归附，绵亘数百里，锣鼓之声相闻。并、汾、怀、泽等地的抗金群众，也接受王彦领导。八字军与金军大小数十西战，斩获敌人无数，并夺回大量河南被掳人口，威震燕代，牵制了金军南侵的活动。
　　红巾军——起初在晋城、长治一带活动，后来扩大到河北、陕西等地。声势浩大，组织严密。他们的器械虽不如金兵，但了解敌情，而且“略无所惧”，所以能屡败敌人。有一次，红巾军袭击金军大寨，金左副元帅宗翰几乎被擒。金军痛恨红巾军，逐捕最急，往往妄杀平民以泄愤，但不能获得真红巾军。红巾军的队伍反而日益扩大。
　　五马山义军——五马山在庆源，五马山寨首领是武翼大夫赵邦杰和保州路廉访使马扩。后来他们访知一个自称信王赵棒（高宗兄弟）的人，便迎请他为主将，加强号召力。五马山寨义军，发展到十余万人，在河北、山西等地区发生了很大影响。
　　梁山泊水军——梁山泊起义农民，遭到宋军镇压后，继续以梁山泊为据点，坚持战斗。金军南侵，中原沦陷，以张荣为首的水军，形成为一支强劲的抗金队伍。
　　处于敌后的幽燕地区人民，也配合中原人民的抗金，纷纷起义。原巡检使杨浩与僧人智和禅师一起，在玉田县山中，集结抗金壮士万余人，准备扩大力量，反抗金朝的统治。易州十八岁的青年刘里忙占据山区，结集南北少壮兵士邀击金军，也发展到万余人。
　　以上几支外，黄河南北各地遍布着人民抗全队伍，依山靠水结寨，总计约有六、七十万人，斗志昂扬，声势 浩大。知开封府宗泽，不顾高宗、黄、汪一伙对民兵的敌视，积极联络两河和陕西的人民抗金队伍，依山河筑垒防守。许多人民武装自愿拥戴宗泽，听他的号令。宗泽依靠民众的支持，驻守东京。金兵不敢来犯。
　　高宗在八月间罢去李纲，十月间即实现南逃的计划，南宋小朝廷全部逃到扬州。这个逃跑的行动等于向敌人表示：南宋王朝已决意放弃中原。
　　金朝得到高宗南逃的消息，在这年十二月再次发动南侵，向中原大举进兵。中原地区人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金战斗。
　　金兵分道南侵。由宗辅、宗弼（兀朮。朮音烛zhú）率领的金东路军，在建炎二年（一一二八年）正月攻陷山东青州、潍州，至千乘县被人民义军击败，放弃青、潍两州退走。活动于梁山泊一带的张荣水上义军，出动船只万艘作战，给金军以沉重打击。
　　由宗翰率领的中路军，在建炎元年（一一二七年）十二月攻入西京洛阳。次年正月，西京统制官翟进和兄翟兴败金军于伊川皂矾岭，又败之于驴道堰，三月再败之于福昌、龙门，把金军赶到河北，收复西京。翟进死，翟兴与接近两京的河东、河北诸路义军密切联系，配合作战，虽三面受敌而屹立不动，对金军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由娄室率领的金西路军，建炎二年（一一二八年）正月攻陷长安，二月又连陷华、岐、陇、秦诸州。鄜延经 略使王庶召募河南北义兵抗敌，十天内，得孟迪、种潜、张勉、张渐、白保、李进、李彦仙等部，各有兵万人，远近响应。巩州人李彦仙领导的义兵多次和金军交战，一月中破敌五十余垒，三月间收复陕州，又过黄河收复绛、解等县。邵兴（后改名邵隆，人呼邵大伯）率义兵归李彦仙，李彦仙命他领兵渡河收复平陆县所属四镇。另一义兵首领刘希亮收复凤翔，张宗谔收复长安。金兵至咸阳，看到渭河南岸义兵满布平野，不敢再战，仓皇退去。
　　人民的抗金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再一次造成抗战的有利形势。南逃的高宗小朝廷不但不予支持，反而在建炎二年正月下诏，诬指义军“遂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勒令解散。宗泽接到此诏后，立即上疏反对，要高宗收回成命，“黜代言之臣，降罪己之诏，订还阙之期”，“以大慰元元激切之意”。高宗不理。
　　宗泽又部署诸军，想乘势大举渡河，拟出全面反攻的计划奏报朝廷。黄、汪等说宗泽发了狂，拒不允准。七十多岁的老臣宗泽，既想依靠中原人民抗战，又要忠于决心投降的宋王朝，陷于无法解脱的矛盾中，忧愤成疾，背上发疽（音居jū）而死。临死前，对部下诸将说：“诸君能为我歼灭强敌，我死也不恨了！”诸将流涕回答：“愿尽死力！”宗泽长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又连呼三声“过河”，念念于未竟的壮志。
　　宗泽死后，高宗任命投降派杜充继任东京留守。杜充一意打击宗泽部下抗战将士和人民义军，许多受宗泽号令的抗金义军都被迫散去。八字军领袖王彦亲自到杨州见高宗，力陈两河地带民兵的抗敌热情，请高宗派官军北伐。高宗和黄、汪等竟下令夺去王彦的兵权，要他把八字军交给投降派范琼统领。坚持抗金的人民武装力量，接连不断地遭到了南宋王朝的打击。
二、金军再度南侵，南宋小朝廷继续逃窜
　　高宗一意求和，中原人民抗金力量受挫。一一二八年秋，金兵再次南侵，目标直指杨州。
　　金兵南下，攻陷五马山寨，抗金义军战败。宗翰军出云中，陷濮州、澶渊，入山东境。建炎三年（一一二九年）正月，宗翰军先后攻下徐州、淮阳、泗州，并派遣拔离速率兵奔袭扬州。二月初三日，高宗在扬州听到拔离速部攻陷天长军的消息，惊慌失措，带领御营都统制王渊和亲信宦官康履，匆忙逃跑。渡过长江到达镇江后，百官才陆续赶到。金军进入扬州，大肆掳掠后，焚城而回。
　　高宗从镇江逃到杭州。朝野激愤，揭露黄、汪。高宗被迫罢免黄、汪，改任朱胜非为相，王渊签书枢密院事。三月间，统制官苗傅、刘正彦以“为民除害”的名义，发动兵变，杀死王渊和康履，逼迫高宗退位，让位给三岁的儿子赵旉（音夫fū）。江东制置使吕颐浩、尚书礼部侍郎张浚，约集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起兵镇压，苗、刘出走，高宗又恢复了帝位。吕颐浩任宰相，张浚知枢密院事。
　　一一二九年五月，高宗由杭州北上，进驻江宁，改名建康府，派洪皓为大金通问使向宗翰求和。金朝不许，扣留宋使。八月，高宗又派杜时亮为“奉使大金军前使”求和，求和书无耻地说：“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此所以朝夕諰諰（战战兢兢。諰音喜xǐ） 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也”。“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劳师远涉而后为快哉！”金朝不理高宗的摇尾乞怜，再次出兵，南下侵掠。
　　闰八月末，高宗在建康听到金宗拐军南下的消息，急忙从建康跑到镇江。九月初，听说金军攻陷山东登、莱、密等州，又从镇江逃到常州。十月，又逃到杭州。金军打到长江沿岸，宋军沿江防线很快崩溃。金兵进至黄州，荆湖沿江措置副使王羲叔领兵逃走，金兵过江。江东宣抚使刘光世在江州，守御长江，每天只是与部属宴饮，金兵从黄州过江还不知道，直到金兵离江州几十里地，他才仓皇逃走。金兵顺利地攻入江西、湖南。守御江淮、镇守建康府的杜充（自东京逃来守建康），听说金兵来到，藏在城中不敢出来，金兵过江，他便领着三千军马跑到真州去向金朝投降了。十二月，宗弼向杭州进军，如入无人之境，连续攻下杭州、越州、明州、定海。
　　高宗小朝廷，从杭州逃到越州，从越州逃到明州，从明州逃到定海。金兵逼近定海，高宗又采纳宰相吕颐浩的建议乘船入海，漂泊到温州避难。金军乘船追袭，遇到大风雨，被和州防御使张公裕率领的大船冲散。金军退回明州，放火烧城，掳掠大批财富。一一三○年二月，金军又在杭州大肆掳掠后北还。
　　金军北撤，一路烧杀抢掠。一些抗战派将领指挥的队伍，奋起阻击了金军。
　　镇江之战——浙西制置使韩世忠，守镇江。一一三○年三月，韩世忠在镇江与宗弼军会战，世忠妻梁氏亲自击鼓助战。宋军大败金兵。金兵不能渡江，便向韩世忠行贿，表示愿尽归所掠，赠以名马，被韩世忠严正拒绝。金军被堵截在黄天荡四十八天不得出，后来利用老鹳河故道凿成一条连接江口的大渠，才得以逃往建康。这次战役，宋军虽然未获全胜，但韩世忠以八千人的队伍，打得号称十万的金军狼狈而逃，扭转了南宋一味逃窜的颓势，意义是重大的。
　　建康之战——金宗弼军退回建康，掳掠大批居民和大批财物，集中到六合。从瓜步口到六合，无数载运的船只连绵不断。金军在城内放起大火后，退出建康城，准备从静安镇渡江北返。到静安后，却意外地遭到了宋岳飞军的沉重打击。
　　相州汤阴人岳飞，出身于贫苦农家。北宋联金攻辽时，岳飞曾应募从军。一一二六年，金军围攻东京。赵构在相州召募兵士，岳飞再次应募。此后，曾在张所部下作统制。张所被罢免，岳飞投入王彦军抗金，又转到宗泽部下。杜充代宗泽后，岳飞受杜充统辖。一一二九年建康失陷，杜充叛变降金。岳飞集合余部继续抵抗，转移到宜兴县境，归张俊节制。二十七岁的青年将官岳飞，在战场上转战四年，始终坚持抗敌。岳飞统领的部众，锻炼成一支斗志旺盛的坚强队伍。
　　金兵焚掠建康时，岳飞军正驻扎在距建康不远的前线。岳飞得知金兵到静安镇，不等张俊的命令，主动向敌军发动出其不意的猛攻。权建康通判钱需，在建康失陷后拒不降敌，在静安镇附近联合抗金乡兵，坚持抵抗。岳军来攻，乡兵从敌后杀出，主动配合。两军夹攻，金兵大败。十数里内，金兵尸横遍野。金兵大小军官一百七十多人被杀。宋军缴获金兵马甲近二百副，弓箭刀旗金鼓等三千五百多件。金兵败退，岳飞、钱需进驻建康城，胜利地收复了建康。
　　富平之战——金军宗弼部侵掠东南时，西路娄室部攻打陕州，李彦仙领兵固守，坚持两年，大小二百余战，使金军不能前进。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命都统制曲端去援救，曲端按兵不动，最后陕州粮尽城破，李彦仙壮烈殉难。金军长驱入关。宋军中只有曲端的副将吴玠（音介jiè）率兵抗击，先后在青溪岭、彭原店战败了金军。
　　一一三○年九月，金朝又派皇子、右副元帅宗辅到陕西，会合北上的宗弼军和在陕西的娄室军，打算深入陕川，然后从长江东下，侵掠东南。张浚召集刘锡、吴玠、刘锜、孙渥、赵哲等秦川五路人马，共约三十万，以刘锡为都统制，发檄文向金兵问罪，展开大规模的反攻。九月下旬，刘锡率五路大军与金军在富平激战，赵哲畏敌先逃，宋军溃败。富平之战是金军南侵以来宋军第一次大规模抵抗。宋军战败退兵，金军侵入关陇。
　　和尚原之战——富平战败，张浚退守兴州，都统制吴玠招集散卒，扼守秦岭北麓大散关附近的和尚原。一一三一年十月，金宗弼军进攻和尚原，吴玠和弟吴璘（音林 lín）选劲兵强弩分番轮射，连战三日，大破金兵，俘虏金兵以千计。宗弼身中流矢，逃回燕山。金军南侵以来，还没有打过这样大的败仗。金军自陕川进军的计划被粉碎了。
　　金军这次南下侵掠，直抵海边，但和攻掠东京或扬州时不同，在掳掠北返的途中，一再遭到南宋抗战将士的沉重打击。金军败走，政治形势由此发生了新变化。
　　这时的金朝，仍然建都在会宁府。奴隶主贵族一再发动的南下侵掠战争，主要目的在于掳掠财富和掳掠人民作奴隶，还不想直接统治中原地区。金兵南侵，掳去大批汉人，锁上铁链，在耳部刺字，标价出卖，或者赶到西夏去换马，或者卖给蒙古、室韦等邻族。女真贵族夏天北还，秋天南侵，不在中原久居。
　　高宗南逃，决意放弃中原。金太宗告谕宗望，应当再立一个象张邦昌那样的“藩辅”。宋济南府知府刘豫在一一二八年金军南侵时，杀掉济南守将关胜，叛变降金。刘豫向金将完颜昌（达赖）行贿，请求立他作傀儡皇帝。金军南侵途中，连续攻下大名、归德，并在杜充弃职逃跑后，在一一三○年二月，攻占了东京。这年九月，金朝便立刘豫在大名作“大齐皇帝”，以降金的原太原知府张孝纯作宰相。两年后，刘豫又迁到东京。金朝把齐国作属邦，把中原和陕西地区交给刘豫等去统治。
　　高宗在一一三○年四月从海上回到越州，绍兴二年（一一三二年）正月，又返回杭州。早在一一二九年七月，高宗已把杭州升为临安府，作建都的打算。金兵退走后，东起淮水、西至秦岭的战线，逐渐稳定下来。南宋王朝在临安建立起它的统治，控制着半壁江山。
三、南宋统治的确立
　　高宗建都临安，只图苟安江南，对外继续屈辱妥协，对内加强对人民群众的镇压，以维护它的统治。
　　妥协苟安——金兵退走，高宗回到临安，不能不标榜“恢复”“中兴”，但随即大兴土木，修建明堂、太庙，明显地表示出苟安江南的企图。御史张致远说：“创建太庙，深失复兴大计。”殿中侍御史张洵更明白地指出：“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庙，是将以临安为久居之地，不复有意中原。”金朝立刘豫后，高宗更加放弃了还都东 京的打算。黄潜善、汪伯彦等放弃中原、苟安东南的主张，被高宗实现了。
　　一一三○年十一月，前御史中丞秦桧从金朝来到临安。秦桧在金兵攻下东京时，随徽、钦二帝和大臣们被掳走。何栗等在进入金界途中自杀。秦桧却一直跟到金朝，屈膝投降，又为金军南侵作参谋。秦桧自称从金军逃回，其实是金朝放他回来作内奸。这时，吕颐浩已出为建康府路安抚大使，范宗尹作右相。秦桧由范宗尹引荐，得见高宗。范宗尹进上秦桧代高宗拟好的一封向完颜昌议和的国书。高宗看后，说“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遂命刘光世向完颜昌通书致意。高宗任秦桧为礼部尚书，三个月后，又升任参知政事。秦桧自称，他有两策可以耸动天下。一一三一年七月，范宗尹罢相。八月，秦桧受命作右相兼知枢密院事。一一三二年五月，秦桧网罗南宋投降派官员，设置修政局，准备修改南宋的政治、军事体制，以适应降金的需要。七月，左相吕颐浩回朝，与秦桧不和。秦桧抛出他的两策：“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即不但放弃中原，而且把抗金投宋的河北人、中原人全部交还给金朝和刘豫。八月，御史黄龟年弹劾秦桧“专主和议，沮止国家恢复远图”，“植党专权”。吕颐浩也向高宗竭力揭露秦桧。高宗说：“秦桧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我是北人，该归到哪里？”命兵部侍郎綦崈礼（綦音奇qí，崈同崇）起草制书，谴责秦桧，罢免相位，并告谕朝廷永不再用。秦桧为相一年，遭到朝臣反对而罢相，但放弃中原，偏安江南，仍然是高宗既定的国策。
　　镇压农民——金兵南侵、高宗逃窜的过程中，宋朝的溃军乘机四处劫掠，城市乡村都遭到严重的破坏。舒蕲光黄镇抚使李成、蕲黄镇抚使孔彦舟等各领兵数万人，占据州郡，到处杀掠，变成残害人民的盗匪，最后又去投降金朝或刘豫，往来窜扰。御史韩璜描述当时的情况说：“自江西至湖南，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残破，十室九空。询其所以，皆缘金人未到而溃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袭逐之师继至。官兵盗贼，劫掠一同，城市乡村，搜索殆遍。盗贼既退，疮痍未苏，官吏不务安集而更加刻剥，兵将所过纵暴而唯事诛求，嗷嗷之声，比比皆是，民心散叛，不绝如丝。”南宋王朝暴露了投降逃跑的面目，官吏、兵将和盗匪一样地劫掠刻剥。在此情况下，各地农民纷纷举行了武装起义。
　　高宗小朝廷把起义群众看作是比金朝更危险的敌人。反对秦桧的吕颐浩也主张“先平内寇，然后可以御外侮”。金兵退后，高宗随即把几个领兵的大将张浚、韩世忠、刘光世、张俊以及张俊统卒下的岳飞等部，都从前线调离，大力平定“内寇”。几年之内，他们屠杀的农民，竟达几十万人。对待金朝的“外侮”一意屈辱妥协的高宗小朝廷，就这样在农民的血泊中，建立起黑暗统治。
　　诋毁王安石——北宋末，钦宗即位，就下诏说：“今日政令，唯尊奉上皇诏书，修复祖宗故事。群臣庶士。亦当讲孔孟之正道，察（王）安石旧说之不当者，羽翼朕志，以济中兴。”随即起用程颐最得意的门生、程学的继承人杨时，作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国子祭酒。杨时立即上书攻击王安石，说“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安石挟管、商之术，饰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请钦宗“毁去（王安石）配享（孔庙）之像，使邪说淫词不为学者之惑”。钦宗下诏罢去王安石孔庙配享，改为从祀。当时太学生多崇信王安石的学说，纷纷起来反驳杨时。御史中丞陈过庭等也上疏对杨时进行弹劾。杨时终于在反对声中被罢免。
　　高宗刚一建立南宋小朝廷，就又起用杨时为工部侍郎兼内殿侍讲。一一三一年八月，秦桧拜相的第二天，追赠程颐直龙图阁。高宗在制书中称赞程颐是“老师大儒”，“自得于正心诚意之妙”，“高明自得之学，可信不疑”，又攻击王安石等变法派是“曲学阿世”：说褒显程颐，是为了表明“上之所与，在此而不在彼”。范宗尹为相，高宗对他说：“人欲明道见礼，非学问不可”，“正心诚意，率由于此”。范宗尹说：“人主尤以此为先务”。吕颐浩、秦桧作相，高宗又对他们说：“人主之德，莫大于仁。”吕、秦说：“圣学高明，以诚、仁二者治心，修身、正家、齐天下有余裕矣。”高宗大力提倡“正心诚意”的程学，崇信程学的儒生都得到任用。士大夫想作官得利禄，便“托其说（程学）以自售”。一时程学大兴，成为作官的捷径。
　　在高宗和范宗尹、秦桧等倡导下，程颐的门徒，展开了对王安石的围攻。宋朝以科举取士，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在太学生和青年文士中有着广泛的影响。钦宗时杨时曾奏请销毁“三经新义”，这时又写出《三经义辨》，从学术上向王安石进攻。一一三五年，杨时病死。高宗特诏褒杨《三经义辨》，又赐其家属银二百两、帛二百匹，作为对杨时反王安石的酬赏。攻击王安石的另一个办法，是篡改历史。高宗任命范冲（范祖禹子）重修《神宗实录》，杨时也著《熙宁日录辨》，对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事实肆意篡改。再一个办法，是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代表作就是邵伯温（邵雍子）的《邵氏闻见录》。邵伯温假托苏洵的名义，伪造《辨奸论》，说邵雍听到杜鹃的叫声，就预测到王安石作相“天下将乱”。邵伯温还编造说：王安石平日不梳头，不洗脸，前生是个獾（音欢huān），儿子王雱死后下了地狱等等。以荒唐的谩骂，对王安石肆意诋毁。
　　高宗、杨时等加给王安石的最大罪状是：徽宗、蔡京的亡国和宋朝的南逃，都是由熙宁变法造成的。这当然是自欺欺人。明代的陈汝锜曾反驳说：今史牒具在，凡蔡京所逢迎，“蠹国害民非一政，然何者为熙宁之政？”凡蔡京所交结，如童贯、李彦、梁师成、朱勔、王黼、白时中、李邦彦等等，“何者为熙宁之人？”高宗集团把徽宗、蔡京的亡国，归罪于王安石变法，显然是想借以掩盖投降逃跑的罪责，继续苟且偷安。
　　控制将帅——高宗狼狈逃窜过程中，不得不允许抗金将帅“便宜从事”。将权日重，就又引起高宗的疑忌。一一三○年五月，崇奉程学的御史中丞赵鼎奏说二“祖宗于兵政最为留意”，“太祖和赵普讲明利害，著为令典，万世守之不可失。今诸将各总重兵，不隶三衙，则民政已坏”。“是祖宗之法，废于陛下之手”。高宗会意，下侣限制将帅转移财用和任免官员的权力。六月，又以宰相范宗尹兼知枢密院事，废除南逃时设立的御营司。北宋以来，政治和军事分立两府。仁宗以后，宰相不兼枢密。高宗用宰相兼领军事，说是为了“收兵柄，一赏罚，节财用”。中书舍人季陵又上奏说：“张浚在川陕，区处军事，安置从臣。偏于太专”。一一三一年二月，翰林学士汪藻上“驭将三说”，大意说：“诸将过失，不可不治”；将领只能听命，不应参预谋划，议论政事；“自古以兵权属人久，未有不为患者”，“不早图之，后悔无及”：他建议“渐销诸将之权”，能驭将才能“弭盗’”‘遏敌”。高宗既要依靠诸将镇压人民起义和抗御金兵，又担心将领功高权大威胁他的统治，陷于难以解决的矛盾当中。北宋建国之初，太祖收兵权，意在防止割据，反映了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之争。南宋建国之初，主降的文臣力求控制主战的将帅，意在防止将帅专权抗敌，实质上是反映了投降派和抗战派的斗争，和北宋初的收兵权，性质完全不同。高宗对金朝“且守且和”，对将帅且用且疑，处在重重矛盾之中。
（三）钟相、杨太等领导的农民起义
　　南宋小朝廷自重建以来，面对金兵的南侵，从河南逃到江南，从江南逃入大海，不惜对金朝屈辱妥协，只求荀安江南，压迫人民大众。广大农民陷入金兵掳掠，官军抢夺，官府、地主加紧压榨的重重迫害之中。一一三一后，江西安抚大使未胜非描述他所看到的情形说：“来自桂岭，陆行一千七百余里至临江军，所见道上居民及近路村落：自入衡州界，有屋无人；入潭州界，有屋无壁；入袁州界，则人屋俱无。”遭受残酷掠夺的广大农民，不断举行起义，以反抗南宋的黑暗统治。
钟相、杨太起义
　　一一三○年春，洞庭湖畔的鼎州爆发了钟相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
　　鼎州武陵人钟相领导的起义军原来曾是一支人民抗金队伍。一一二七年春，高宗在南京（商丘）号召各地军兵“勤王”。钟相组织义兵三百人，由钟相子钟昂率领，赶到南京，拥戴高宗反抗金兵的南侵。高宗决策南逃，便又下令将各地前来“勤王”的义兵遣散，要他们“归元来去处，各著生业”。钟昂率领的义兵亲眼看到高宗小朝廷妥胁求降的面目，归来的途中更看到各地官军、盗军的劫掠情景。钟相并没有按照高宗的意旨解散回乡的队伍，而是继续结集，结寨自保，并设置旗 帜器甲，作起义的准备。荆南一带不断遭到宫军和盗军的蹂躏。一一三○年初，金兵攻陷潭州，大事掳掠后，屠城而去。孔彦舟乘机收集溃兵，占据荆南和鼎、澧诸州，并利用钟相在民间的威信，诈称是“钟相民兵”，四处窜扰。在这样的形势下，钟相毅然举起武装起义的旗帜，号召抗拒孔彦舟的盗军。鼎、澧、荆南各地的人民纷纷响应，农民起义的烈火点燃了。
　　早在起义的二十多年前，钟相就在武陵一带利用宗教作工具，联络组织农民，宣传反抗思想。史书记载，钟相利用的宗教是不同于佛、道的“左道”。很有可能，这就是方腊起义时利用过的摩尼教。方腊起义失败后，摩尼教仍在各地农民群众间秘密流传，成为他们相互联络、准备起义的工具。宋朝统治者不断下令禁止，对。“事魔”的农民严厉镇压。起居舍人王居正向高宗报告说：“方腊以前，法禁尚宽，而事魔之俗，犹未至于甚炽。方腊之后，法禁愈严，而事魔之俗愈不可胜禁。”“自方腊之平，至今十余年间不幸而死者，不知几千万人矣。”宋朝统治者们，在向金兵屈膝求降的同时，不惜大规模地屠杀“事魔”的农民，宋朝杀人越多，反抗的力量越大。自温州、台州、衢州、徽州、严州、信州以至河南的信阳军、河北的沧州、清州，南到两广、福建，到处都有摩尼教的秘密起义组织。钟相发动起义的荆湖一带，早在唐代宗时，荆州就建有大云光明寺，是摩尼教的一个传布中心。
　　长期形成的钟相农民军是一支有组织、有训练的队伍。钟相自称“有神灵与天通，能救人疾患”。向农民宣传说：“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早在五代时，南唐诸佑利用“左道”组织农民起义，就曾提出“吾能使富者贪，贫者富”的口号。钟相继承诸祐和王小波的口号，更加明确地提出“等贵 贱，均贫富”的平等、平均思想以反抗官僚、地主的封建统治。“人法”（人教）的民众，分财互助，团结一致，又有自己的武装，有效地抵制了官军和盗军的骚扰。洞庭湖周围各县的广大农民，自备干粮，络绎不绝地到武陵投拜“人法”，尊称钟相为“老爷”或“天大圣”。一些士大夫也到这里来避乱。
　　但是，一一三○年二月钟相发动武装起义后，并没有停留在宗教组织的范围。钟相立即建立国号大 楚，钟相称楚王，钟昂为太子，立年号天战（一作“天载”），建置将相官属。起义军宣布宋朝的国法是“邪法”。焚烧官府、寺观、庙宇和“豪右之家”，镇压官吏、僧侣、道士、巫医、卜祝以及跟广大农民结有仇隙的地主富豪。夺取官僚地主的财产还给农民，称为“均平”。起义军的行动，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说这是“天理当然”。
　　钟相在武陵发动起义后，鼎州武陵、桃源、龙阳、沅江，澧州澧阳、安乡、石门、慈利，荆南枝江、松滋、公安、石首，潭州益阳、宁乡、湘阴、安化，峡州宜都，岳州华容，辰州沅陵，各地农民群众纷起响应。起义的烈火燃遍了十九个县的广大地区。钟相派出一支农民军攻打桃源县城。知县钱景持率领保甲兵丁来镇压起义，农民军杀钱景持，大败宋兵。两日后，钟相军又攻克澧州，杀宋守臣黄琮，胜利进入州城。
　　来势迅猛的钟相起义，震撼了南宋王朝。孔彦舟叛军勾结鼎州的地主豪绅，占据鼎州。南宋小朝廷便任命孔彦舟为荆湖南北路捉杀使，让他去镇压钟相起义军。南宋驻守鄂州的宣抚司访察使李允文，派遣统领宫安和统步兵入益阳，统制官张崇领战舰入洞庭湖，张奇统水军入澧口，分道镇压起义。
　　孔彦舟看到不能以战取胜，便另生诡计，向起义军散布说：“爷（农民军称钟相为“爷”）若休时我也休，依旧乘舟向东流”，假装无意决战。一面又派人到钟相处，请求“人法”，做打入起义军内部的奸细。钟相没有识破诡计，农民军中混入了内奸。一一三○年三月，孔彦舟军大举进攻，奸细作内应，起义军兵败。钟相、钟昂父子在山谷中被当地一个地主捉住。孔彦舟将钟相父子押送朝廷处死。钟相发动起义仅仅一个多月，便英勇牺牲了。
　　南宋王朝处死了钟相，却无法扑灭已被钟相点燃的起义烈火。洞庭湖畔各地的起义农民，在青年领袖杨太领导下，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持久的战斗。
　　杨太是随钟相“入法”起义的一位青年农民。当地称兄弟中最小者为“么”，因此又亲切地叫他“杨么”或“幺郎”。钟相牺牲后，杨太和农民军首领杨广、夏诚等领导一支农民军占据龙阳县继续战斗。农民军沿洞庭湖分立寨栅，组成了八千人的队伍。
　　一一三○年六月，宋朝调任知荆南府程昌寓（音宇yǔ）去鼎州，任鼎澧路镇抚使，镇压起义。程昌寓途经龙阳县境，随从官吏和仆从们上岸掠夺民间财物。杨大部下的水寨首领谢保义，立即指挥起义军出击，缴获了他们在各地搜擂的金银财帛等赃物，程昌禽只身逃回公安县，改由陆路绕道到鼎州。程昌寓到任后，指挥官军进攻起义军，并对起义军展开诱降活动。起义军的一个首领杨华叛变，到鼎州投降。程昌寓又命杨华派亲信到杨太军中劝诱诸首领降宋。杨太“极口骂杨华不是丈夫汉”，痛加斥贡。接着，便率领水军，到鼎州诚下向宋军发动进攻。程昌寓龟缩城内，不敢出战。杨太起义军以洞庭湖为基地，采集木料，打造战船，训练水军，声势大振。绍兴元年（一一三一年）正月，夏诚指挥的起义军大败程昌寓新组成的水军，获得大批战船。此后起义军又打造了多种样式的车船。每船可载兵干人，用人踏车，可进可退，船上役拍竿长十余丈，上置大石，下作辖护，遇敌军船近，即用拍竿发石击碎。车船的制造，始于唐代李皋。起义农民在都料匠高宣的指导下，以宋军的车船为样式，进一步提高了打造车船的技术。起义军用车船作战，宫船不能接近。起义军水寨数十处，车船数十只，布满洞庭湖边，雄壮非常。继承钟相事业的杨太，不再以攻取州县作为作战目标，而是继承并发展了梁山泊农民起义的传统，在洞庭湖建立了起义据点，形成可攻可守的指挥中心。农民军不断发展壮大。
　　宋王朝看到程昌寓不是农民军的对手，又在一一三二年十一月，起用李纲作湖广宣抚使，来镇压起义。李纲立即派将官招降溃散的官兵，作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准备。朝中一些投降派官僚，担心李纲“剿寇”立功，再被重用，于是纷纷上章攻击李纲是“藩镇跋扈之渐，若久任之，将使军民独知有纲，不知有陛下，知有宣抚司，不知有朝廷”。高宗又把李纲撤职，改派龙图阁直学土折彦质为湖南安抚使，督率潭、鼎、荆南兵，镇压起义。
　　这时，杨大起义军以洞庭湖水寨为据点，已经发展到二十万人。占领的地区北到公安，西到鼎、澧，东到岳阳，南到长沙。洞庭湖沿岸各州县的广大农村几乎都已为起义军所占有。宋官军所盘据的，只是处在农民起义军包围中的几座州县孤城。一一三三年四月，杨太拥立钟相少子钟义作太子，自号大圣天王，下设三衙等机构。起义军占领地区的农民，在杨太领导下努力发展生产，实现了钟相“田蚕兴旺，生理丰富”的理想，境内人民安乐，物产丰盛。起义军春夏耕耘，秋冬战斗，不断袭击宋军。折彦质部难以前进。
　　一一三三年六月，宋王朝又增派王（音泄xiè）为荆南制置使，领兵六万，会同析彦质等镇压杨太起义军。王水军攻进杨太大寨，却是一座空寨。原来杨太早已转移到鼎口港地泊驻，伏军待战。十月，王军赶到鼎口，杨太发动车船迎战。农民起义军车船高数丈，用坚木二尺余，削尖两端作投掷武器，与矢石俱发，叫做“木老鸦”。官军大败。王本人也被流矢、木老鸦打中，逃回鼎州，留下统制崔增、吴全据守洞庭湖下游。
　　崔、吴军守下游，企图与上游程昌寓部官军夹击起义军。杨太军得知后，顺江放下三只大船，船上不树旗枪，也不见人，沉寂无声，交横而下。崔、吴军见了，以为起义军为上游官军杀败，流来空船，于是发动全队舟船，乱次争先，纷纷而上，到了水面宽广处，农民军车船突然擂鼓呐喊，踏车回旋，发动猛攻，迅速地把官军大小数百只战船全部击沉。沙滩上的官军步兵也被起义军消灭。一日之间全歼崔、吴军一万人，获得弓矢甲胄不计其数。起义军获得重大胜利。
　　这时，王还在下沚江口营帐，不知道宋水军全军覆没的消息。农民军百余人穿着新衣，打着鼓板，吹着笛子，弄着气球，到宋军大营，用竹竿挑着一卷文书，喊宋军来取。宋军满以为这是“受招安”的文书，打开一看，原来是农民军缴获的宋朝的官告。农民军使者在旁哈哈大笑说：“崔家水军一万来人，前日晚被我们杀了，一个不存。衣甲、枪刀、旗号、钱粮，一齐属我了也！”农民们在欢笑声中吹笛打鼓扬长而去。当晚，起义军又乘车船相继而来，全装铁甲，各执雁翎长刀，光彩射目。向宋军高喊：“崔增、吴全是天下有名水军，一万来人，只消我三支车船，尽底杀了。你们消得甚的杀也！”二更时，起义军的大小车船无数，大举追袭宋军。宋船两边都被打空，满身中箭。宋军士头破额裂，狼狈逃走。王带领残兵败回鄂州。农民军再次取得辉煌的胜利。
　　起义军乘胜前进。一一三四年七月，进攻鼎州社木寨，又大败宋军，继续获胜。
　　一一三四年二月间，张浚自西北被召入朝时，路过潭州，曾派枢密院计议官去和折彦质共同策划“招安”农民军，遭到杨太拒绝。这时，刘豫的齐国看到农民起义军胜利发展，也想以“联军灭宋，分地而王”，招诱农民起义军。齐“太尉”李成差密使来杨太大寨，送来金帛文书，说愿与水寨首领会合，水陆并进，取宋沿江州县，得县的做知县，得州的做知州。起义军严正拒绝，把来人打发回去。一月后，李成又派三十五人来，带着官诰、金束带、锦战袍、羊羓（音巴bā）等物，劝诱起义军配合金、齐大军灭宋。农民起义军将这三十五人全部处死，投入江中。高宗得知后，下诏向杨太等诱降，说可以给他个知州的官做，也被杨太拒绝。杨太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复杂环境中，坚持反对宋朝的统治，又坚持抗拒金、齐，始终如一，大义凛然。
　　和杨太的正义行为相反，一贯对金屈服的南宋，把农民军看做是比金、齐更为危险的敌人。江西一个地主向高宗上书说：“方今之大患有三：曰金虏，曰伪齐，曰杨幺。然金虏伪齐，皆在他境，而杨幺正在腹内，不 可不深虑之，若久不平灭，必滋蔓难图。”侍御史张致远也在一一三五年二月上奏说：“金朝侵侮，不过是皮肤病，如果善用药石，就很容易去掉。庶民作乱，是心腹蓄毒，若养而不治，实在难好。洞庭被占据这多年，招安之人屡遣，而大半不还，水陆之师每进，而无敢深入”。这时已掌握军政大权的右相张浚也说：“杨幺据洞庭湖，实占上流，不先去之，为腹心害，将无以立国。”对待金朝，宋朝官员中存在着抗战派与投降派的对立，但在镇压农民起义时，他们又完全一致起来。高宗派张浚亲临督战，又下令把精锐的岳飞军从淮西的前线调往洞庭湖。一场血腥的镇压开始了。
　　宋军这次镇压杨太起义军，按照张浚的主意，改变了历来冬季出师的惯例，选在农忙季节进军，想趁起义军忙于生产，发动突然袭击，同时还想以毁坏田亩禾稼为手段来进行威胁。一一三五年五月，张浚、岳飞领兵到达洞庭湖地区，施展所谓“剿抚并行”的策略，大力开展诱降活动，释放俘虏，重用叛徒，分化瓦解农民起义军。起义军中的黄佐、杨钦，先后叛变，投降岳飞军。六月，杨太大寨由于杨钦等叛变而陷于孤立，被岳飞军攻破。杨太拒不降宋，和钟义泅水突围，被宋军俘虏。杨太被押送到岳飞面前，英勇就义。杨太就义前，仍然高呼钟相称号（老爷），至死不屈，表现了中国农民不甘屈服于黑暗统治的顽强反抗精神。
　　杨太就义后，夏诚仍然据水寨固守，继续战斗。岳飞军以巨浅塞置港汉中，用腐木烂草填入行船通道，使起义军车船无法行驶。起义军水寨被攻破。夏诚被俘，也壮烈牺牲。
　　钟相、杨太领导的洞庭湖农民起义，前后持续六年之久，给南宋王朝以沉重打击。农民起义军依据江湖港汉建立据点，春夏耕耘，秋冬作战，为历史上农民战争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钟相、杨太起义的同时和起义失败后，江西、湖南、福建等地的农民群众相继举行起义，不断打击着南宋王朝的统治。
信州王宗石（王念经）起义
　　一一三○年四月，在钟相发动起义的同时，信州贵溪县农民在王宗石（王念经）领导下，举行起义。王宗石是当地摩尼教的一位首领，长期以来利用摩尼教组织农民，具有广泛的影响。起义发动后，农民军迅速攻下贵溪、弋阳两县。信州和饶州一带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起义队伍，农民军很快发展到几万人。高宗派辛企宗军去镇压。一月之间，农民军连续战败官军，取得胜利。高宗又调派张浚和刘光世部的王德军，对农民军四面围剿。农民军激烈战斗，王宗石等二十六名领袖战败被俘，被押送到越州的高宗小朝廷，英勇就义。起义发动不到两月，即遭到南宋官军的镇压而失败。起义失败后，刘光世部王德残酷屠杀贵溪、弋阳两县的人民近二十万人。
建州农民起义
　　一一二九年，苗傅、刘正彦发动政变失败，领兵退走建州。宋朝各路官军进入建州追击，沿途向百姓勒索军需，烧杀劫掠，农民群众被迫迁徙流亡。宋兵擒捕刘、苗去后，建州一带出现严重的灾荒。一一三○年，建州瓯宁县农民在回源峒发动起义，私盐贩范汝为被推为领袖。八月间，范汝为领导起义军攻入建阳县。宋神武副军都统制李捧率宫军三千迎击，被起义军击溃，李捧逃走。农民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
　　十月间，南宋小朝廷派朝请郎谢向持金字牌到范汝为军中“招安”。十一月，又派神武副军都统制辛企宗率大兵镇压。辛企宗进驻邵武军，距回源峒二百多里。在宋朝的威胁利诱下，范汝为受“招安”，接受宋朝赐给他的从义郎、福建民兵都统领的官职，受辛企宗节制。范汝为以下的一些首领也接受了宋朝的官职。起义军由于首领叛降而被出卖了。
　　范汝为投降后，农民军仍在建阳城外驻扎、耕田。当地地主也要向农民军交纳租税。一一三一年二月，高宗诏令辛企宗将农民军“放散”“归农”。农民军拒不解散。
　　建阳农民继续展开斗争。农民丁朝佐领导另一支农民军发动起义。范汝为部下、降宋后称保义郎的熊志宁又率领部分农民军离去，与丁朝佐会合。九月间，了、熊军进到建州浦城、崇安等县。南宋得报，派江东统制官阎皋统领部下全军镇压丁、熊，又派监察御史胡世将到福建“督捕”。十月九日，胡世将奏报说：“汝为自就招安，心怀反侧，仍前剽掠”。高宗立即下诏捕杀范汝为。诏书说：“官军杀获范汝为，与补汝为现带官职”。十月十九日，范汝为率领农民军向建州转移，宋建州守臣逃跑。范汝为入据州城。范汝为部下叶谅等向邵武军进攻。
　　十一月，御史弹劾辛企宗长期不能“放散”农民军，“拥兵逗留”，请另遣将。高宗贬辛企宗，降三官。另派韩世忠领兵入福建镇压。绍兴二年（一一三二年）正月，韩世忠军围攻建州，攻城六日，农民军三万余人战死。范汝为逃回回源峒自杀。宋军到邵武军，叶谅败死。熊志宁接受阎皋的“招安”，充当宋军的“前军统领”。
　　建州起义发动以来，起义农民前后有十余万人，声势是浩大的。但由于农民军领导者的动摇投降，终于遭到宋朝的血腥镇压而失败。广大起义农民作出了重大的牺牲。
　　但是，起义农民仍在继续战斗。农民军千余人在范忠领导下，转向建州松溪县进攻，杀县尉吴某，又进而打到浙东。十一月，范忠军转战龙泉县，进攻处州，震动了宋朝。十二月，高宗命令神武前军左部统领申世景领兵二千镇压，下诏说：“如不即扑灭”，“并重置典宪”。宋军到处州，不能得逞。高宗又增派精兵二千会合。范忠农民军寡不敌众，遭到镇压牺牲。
　　范忠领导的农民军，在范汝为死后，转战闽浙，坚持斗争达一年之久，又一次体现了农民群众反对“招安”、坚持斗争的光荣传统，是值得赞颂的。
吉州彭友起义
　　一一三○年，吉州一带的农民也在彭友（一称彭大或彭铁大）、李满（号称“李动天”或“李洞天”）、王彦和廖八姑三姐妹的领导下举行起义。起义农民推举彭友等十人作领袖，称为“十大王”。起义军攻占江西、湖南八个县城，起义队伍达几万人。起义军在各地区往来活动，声势越来越大。到一一三三年初，广东、江西等路官吏纷纷向宋朝上奏章，要求调派岳飞军前往镇压。四月，宋朝派岳飞军到吉州。这时彭友已率领农民军转移到雩都（雩音于yú），联合永新县尹花八等两支农民军三千多人，严阵以侍。岳飞军赶到雩都，派出两名“辩士”找彭友劝降，彭友义正辞严地说：“吾宁败，不肯降，毋以虚声恐我！”岳飞指挥官军猛攻山寨，起义军战败，彭友被俘。李满等率领农民军退到固石洞拒守。固石洞山高而险，易守难攻，岳飞驻兵山下，再次派说客到山上劝降，企图动摇农民军的斗志。农民军义愤填膺，表示“虽死无憾”，坚决斗争到底。岳飞见诱降不成，又调动骑兵，围住固石山，派步兵强行攻山。起义军腹背受敌，经过激烈战斗，主力大部牺牲，终于失败了。
虔州陈颙起义
　　一一三一年七月，陈颙（音拥yóng）领导虔州农民几千人起义，攻打零都、信丰等县。一一三二年四月，起义军进攻循州，克龙川县。十一月，克武平县，又围梅州。绍兴三年（一一三三年）正月，起义军围攻潮州，不能下，撤回江西。虔州各县农民纷纷起来响应，罗闲十、蓝细禾、钟超等“四百余党，自为头首，各成寨栅”，共有十多万人。各支队伍“结为表里”，建立联盟，共同反抗官军，依靠山区的险要形势，建寨五百多座，活动于广东循、梅、潮、惠、英、韶、广、南雄等州，江西虔州、南安军、建昌军，以及福建汀州、邵武军等广大地区。这年四月，岳飞在镇压吉州农民军以后，又进兵虔州。农民军在兴国县，与官军摆开阵势，英勇战斗。但由于各支农民军队伍缺少统一的指挥，最后被岳飞军各个击破。陈颙、罗闲十、蓝细禾等被俘。陈颙等农民领袖同吉州农民领袖彭友、李满等一起，都被岳飞杀害了。
严州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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