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国威强盛、经济繁荣，在中国封建时代是空前的、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仅有的。在这个基础上，承袭六朝并突破六朝的唐文化，博大清新、辉煌灿烂，蔚成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中的高峰。
大抵一个朝代，每当国内混乱、统治动摇的时候，对内越是惴惴不得自保，对于外来文化越是顽固地排斥拒绝，不敢有所触发。天宝之乱以前的唐朝，处在强固稳定的时期，在政治上有自信心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在文化上也有足够的自信心，并蓄兼收，群花同放。因为唐代的中国文化已经发展到昌盛成熟的阶段，任何外域文化传入中国，都没有可能消溶唐文化，而只能作为一种新养料注入唐文化的整体内。盾代外域文化在中国流行，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封建文化已然衰老没落，相反，是因为它正在高度繁荣，具有充分的吸收力和消化力。唐文化依据本身发展的需要，对于外来的新成分，有抉择地损益取舍，经过汲取发扬，愈益显得丰富多彩。唐文化远播到东西方各国，各国也依据自己的文化传统，斟酌吸收，使本国文化得以获取助益，加速发展。唐代确实是中外文化交流极盛的时代。
唐朝境内的文化交流活动，遍及于广州、扬州、洛阳等主要都会，而以长安最为集中、最为繁盛。这是因为长安具备如下的一些特具条件：（一）长安是唐朝的国都，全国的政治中心。各国使者宾客都需要到长安来进行政治活动。出国使者或外来使人，从这里输出唐朝的文化典籍和器物，同时也传外国文化到长安。（二）长安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武德三年，太宗在秦王府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即位后又置弘文学馆，精选天下文儒。《旧唐书》说：“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弘文殿聚集群书，多至二十余万卷，是全国藏书最富的中心图书馆。太宗以后，历代在唐朝廷供职或不供职的文儒多在长安来往或居住，一直保持着“四方儒士，云会京师”的盛况。由于朝廷的提倡，每逢节日，朝士词人，游宴吟咏，佳句美篇，不久即传入宫禁，流布远近。长安有左右两教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外域传来新声曲，一经教坊摹演，全城艺人，遂相仿效。音乐歌舞在唐代极为发达，而长安又是乐舞的胜地。唐代重要仕途之一是以经学为手段的明经科。唐太宗诏颜师古定五经，孔颖达撰正义，长安成为经学的中心。史学也是一门卓有成就的学问，自长安设史馆后，开官修前代史的新风。每有外国使者来到，鸿胪询问土地风俗，道里远近，报送史馆。长安又是全国的教育中心，国子监总设七学馆（国学、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各置博士。经唐太宗倡导，国子监添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增收中外生员多至八千余人。外国贵族子弟来中国，多入国学留学。“国学之盛，近古未有”。此外佛教的传布，对文化交流影响不小。自玄奘回国，在慈恩寺译经。长安成为全国佛教的重地。（三）长安是东西方交通的枢纽。西汉以来，东西方的交通主要是经由陆海两条路。一条是海路，南海联接东南亚诸国以至天竺，东海可通日本与新罗。南海路以广州为出入的要冲。广州北与洛阳、长安相联，交通稳便。另一条是通西域的陆路。隋时西域诸国在张掖互市。出玉门关有三条大道。北道自伊吾经突厥汗庭远达拂菻。中道起高昌、龟兹、疏勒、逾葱岭，经康、曹、安等昭武九姓国，至波斯。南道起鄯善、于阗，经吐火罗，至北天竺。三道入玉门关，经兰州，归于长安。所以，柳宗元说“凡万国之会，四夷之来，天下之道涂，毕出于邦畿之内”。西域诸国来唐必须经由长安，东亚和南亚诸国经唐朝陆路与西域交通，也必须经由长安，并且往往在长安停留。长安是文化繁荣的都市，也是交通频繁、宾客辐凑的都市。由于这三个独具的优越条件，使唐代长安不能不超越其他都会，成为东西方各国文化交流的集中点。
长安城是一座规模宏伟的大城。据近年考古工作者对遗址的实测，城南北长八千四百七十米，东西长九千五百五十米，周长约三十五公里有余，大于现在的北京旧城，相当现在明建西安旧城的五倍。隋朝定都于此，开皇间开始兴建，店朝又屡加修筑，城内景物，更臻完美。全城布局严整可观，显然是事先经过周密的设计。皇族居住的宫城位于全城最北部的中央，东西五里余，南北二里余，城高三丈五尺。城南正门名承天门。凡元正冬至，陈乐设宴或接见外国宾客，都在这里举行。官城之南联接皇城（又名子城），东西同于宫城，南北长五里许。城内布列宗庙社稷，百官廨署，不使杂人居住。皇城正南门名朱雀门，北与承天门相对，南望外廓城的正南门明德门。两门之间一条长九里宽百步的朱雀门大街纵贯南北，把全城分为东西两半。东部设万年县，西部设长安县，分辖两地的居民。东西两部各有周遭六百步的大商市，称东市和西市。全城的居住区共建一百零六坊，各坊间形成东西大街十四条，南北大街十一条。街道宽阔，道旁植树成荫。坊呈长方形，结构划一，布列匀整。宋敏求《长安志》说：“棋布栉比，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是符合实情的描述。
像长安这样精心规划、气象宏伟的大部城，在隋唐以前的中国不曾有，在当时的世界上也不曾有。日本模拟长安的建制，先后兴建平城京和平安京。中亚伊斯兰诸教国以至拂菻、天竺，也都流传着长安的盛名。随着唐朝国威的远播，长安扬名于世界，强烈地吸引着各国人来观光。
下面叙述侨居长安和往来长安的各类外国人士。
一、来往使臣我国境内的某些少数族，在唐代曾一度自立邦国，但和唐朝廷保有密切的联系。如西南的吐蕃、南诏，西北的回鹘、高昌，东北的契丹，历代前来长安的使者，络绎不绝，加强着各民族间的文化流通。至于亚洲、非洲诸国，远至欧洲的拂菻，也都不断有使臣来往，长安城内外国使者之多，为前代所未有。
西方诸国——建国中亚的昭武九姓国：康国、史国、曹国、支国、石国等自唐初至开元间，屡有使者来长安。唐太宗时康国献金桃银桃、植于苑囿。开元时，康国、史国又遣使献纳胡旋舞女。大食遣使来唐，进马匹方物。使者谒见，立而不拜。唐太宗以“大食殊俗”，特予准许。波斯国也在贞观间与唐通使，“献活褥虵（同蛇）”，能入穴取鼠。开元天宝间，前后遣使者来唐十余次，带来波斯的方物。当时沟通东西方商业来往的东罗马（拜占庭），唐代史书上称为拂菻。据《旧唐书》记，自贞观至开元，拂菻国前后五次遣使来唐。此外，《册府元龟》还有景云二年拂菻国“献方物”的记事。
东亚诸国——唐朝初年，天竺戒日王建立大帝国、贞观十五年，遣使来唐，建立友好关系，唐太宗答书慰问，此后不断有使者来到长安。开元间，南天竺、北天竺和中天竺也各遣使来唐“朝献”。泥婆罗国贞观二十一年遣使来唐，带来菠绫菜、浑提葱。立国于东南亚的骠国、真腊、扶南、林邑、瞻博（占婆）、室利佛逝、师子、盘盘、单单（今吉兰丹）诸国，也屡有使者来到唐的国都，并且带来本国的物产和文化。高丽、新罗、百济三国，唐初即有使臣来长安。新罗统一半岛后，派遣来唐的使者，络绎不绝。北海之北有流鬼国，距长安万五千里。贞观十四年（六四○年）遣使者余志来长安，唐太宗以佘志为骑都尉。流鬼国当是与唐通使的亚洲国家中最北方的一国。
日本的“遣唐使”——六○七年，日本遣大礼小野妹子使隋。隋朝统治期间，日本前后遣使三次。日本的使臣来隋，偕有留学生同来，使臣回国后，留学生仍留中国。唐代，日本继续派使臣来中国。据日本史书所载，前后任命“遣唐使”共有十九次之多。其中六次为迎接日本遣唐使回国或送还唐朝去日本的使臣，称“迎入唐使”或“送客唐使”。送客唐使不必送还长安，例如天智天皇六年，伊吉博德等送还司马法聪，只达百济而返。除此而外，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自六三○年至八九四年前后凡十三次。唐中宗至唐玄宗时代，日本四次遣使，规模浩大，号为最盛。
日本的遣唐使不同于一般单纯基于政治目的的遣使，而是有意识地前来观摩摄取唐朝的中国文化。遣唐使官一般是选择文艺优秀通达经史的文臣，使团人员中包括医师、阴阳师、画师、音乐长，并有众多的学问僧和国学生同行。一次来长安的遣唐使，多到几百人。唐中宗到唐玄宗时代的几次，都达到五百人左右。天宝乱后，唐朝对入京人数加以限制。每次得入长安者，限八十五人（一说六十五人）。日本遣唐使归国后，多位列公卿，参与国政，唐代的文化制度随之介绍到日本。
天宝之乱以前，各国使臣来往频仍。东起日本，西至拂菻，北有流鬼，南达室利佛逝，大批的使臣队前后会集在长安。他们在肩负政治使命的同时，对东西文化的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流寓长安的外国王侯唐太宗贞观四年，擒获突厥颉利可汗送至长安。《通鉴》说：“其余酋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长安城中迁来这样多的突厥王侯和居民，不能不加强着突厥文化与汉文化的交融。史称太子承乾“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承乾被斥为失行，但正说明突厥文化在发生着影响。唐高宗时，波斯萨珊王朝破败后，王子卑路斯携残部逃来长安求庇护。卑路斯在长安客死，子泥俚师又在长安谋复国。泥俚师回国图恢复不果，景龙间再来中国，后来也在长安客死。韦述《两京新记》说，卑路斯曾奏请在长安建波斯寺。泥俚师自长安统率回国的残部有数千人，想见随从波斯王族迁来长安的波斯人，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三、在长安供职的外国官员唐朝廷广泛吸收各族人员充当文武官，为唐朝统治者服务。不仅当时立国的各少数族，如契丹、回鹘、吐蕃等族，每有在长安供职的官员，而且亚洲许多国家的个别人员，例如大食、波斯、突厥、安国、康国、天竺、高丽、新罗、百济、日本各国人，也有不少旅居长安，接受唐朝的职事。其中一些人世代国住长安，与士人相往还，在文化交流中作出了贡献。大食人中，李彦升在唐及第进士，想见对汉文化造诣颇深。波斯首领穆诺沙在开元间两度来唐，授折冲，留宿卫。七三七年，日本遣唐使中臣名代等归国，仕于唐朝的波斯人李密翳随往日本。大竺人迦叶济，贞元间仕唐为“泾原大将试太常卿”。又有罗（罗当是婆罗门的简称）好心也仕于唐。《贞元新定释教目录》载其官称是“右神策军十将奉天定难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詹事上柱国新平郡王”。《通鉴·唐纪》说，唐德宗避朱泚乱后，诏“诸军诸道应赴奉天及近收京城将士，皆赐名奉天定难功臣”。罗好心可能是其中的一员。西突厥特勤史大奈，随处罗可汗入隋，曾从唐高袒平长安，赐姓史氏。处罗可汗子阿史那社尔，贞观间内属，尚衡阳长公主，授驸马都尉。酋长阿失思力，授左领军将军，尚九江公主。始毕可汗孙阿史那忠，也娶唐宗室女，封薛国公，擢右骁卫大将军，在长安值宿卫达四十八年。昭武九姓国中，寓居长安的知名人物，唐肃宗时有鸿胪卿康谦。唐玄宗时康植平六胡州，有军功，唐玄宗曾在长安召见。安国人李抱玉李抱真兄弟，以武勇称“有唐之良将”，“群从兄弟，或徙居京华，习文儒，与士人通婚者，稍染士风”。新罗、高丽、百济三国仕唐的武将，如百济的黑齿常之，高丽的泉男生兄弟，王思礼、高仙芝，新罗的张保举，多是著名的武将。依照唐制度，新罗士子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有姓名可考的有金可纪、金云卿、崔匡裕、崔彦、崔致远等多人。新罗人朴球在唐为棋待诏，张乔送朴球归新罗诗说：“海东谁敌手，归去道应孤，阙下传新势，船中复旧图。”朴球当是新罗仕于唐的棋艺名家。日本供职唐朝的最著名人物是阿部仲麻吕（汉名朝衡或晁衡）。朝衡于开元间随日本遣唐使来长安留学，学成仕于唐朝，为左补阙，在长安约五十余年，后擢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天宝十二载再入长安，随日本使臣归国。日本船中道漂流至安南，朝衡复返中国，仕于唐，大历五年卒于长安。朝衡在长安期间，多与中国士人友善。天宝年间归国时，王维、赵骅、包佶都有诗送行。赵骅说他“来称郯子学，归是越人吟”。王维诗说：“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友情是深挚的。朝衡归船中道遇险漂流，当时曾讹传他的死讯。李白作诗哭悼说，“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远蓬壶。明月不归沈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朝衡溺死是误传，但由此引来李白的悼诗却是洋溢着真实的情谊。朝衡在长安任职，同李白等大诗人有如此深厚的友情，在中日文化关系史上确是一个值得珍视的纪录。
四、长安城内的外国留学生日本历次遣唐使来唐，都有留学生随同前来，回国时，也每每偕同学成的留学生同返。可以说，遣送和迎还留学生即是遣唐使的一个重要的职责。每次随遣唐使来中国的留学生少则一二十人，多则二、三十人，都在长安国学肄业。在长安的日本留学生，至少留住数年，多者到二十余年、三十余年。他们的生活起居渐染唐风，回国后也就传播于日本。留学生本来担负着传植文化的任务，在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作用十分明显。隋末来中国，唐初归日本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僧旻（一作日文）、南渊清安（一作请安）等人，把唐朝的律令制度，介绍回国，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化革新，显然与此有密切的关系。革新的中心人物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南渊。高向和僧曼任国博士，直接担负着革新的任务。移植唐文化的留学生，对大化革新的作用，是重大的。唐德宗时（日本桓武天皇延历时），自中国学法律归国的大和长岗与著名的归国留学生吉备真备，依唐制删定日本律令，矫正差误。大和长岗成为当时日本最负盛名的法令家。至于中日两国学术文化方面的相互传流，留学生更是重要的媒介（详后）。在长安的外国留学生，日本而外，最多的是新罗。新罗没有流传象日本那样详细的历史记录，但据《旧唐书》记，开成五年一次归国的新罗留学生，即有一百五人之多。《唐会要》记贞观时，高丽、百济、新罗遣子弟入国学。大抵自唐太宗时起，新罗等国即不断有留学生来到长安。开元时，唐遣邢畴去新罗吊祭，唐玄宗对邢畴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使充此。”新罗在当时是文化很高的国家，以至当时的日本也往往派留学生去新罗留学。往来长安的新罗学生，不仅加强着新罗和唐文化的相互吸收，而且也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起着桥梁的作用。渤海国数遣诸生来长安太学学习，唐朝的制度文化也随之传到了渤海。
五、学问僧和求法僧长安是唐朝的文化中心，也是全国的宗教中心。唐初，即陆续有外国僧侣前来长安。玄奘回国后，在长安广译经典，佛学达到极盛境界，更加吸引着外国僧人，其中主要是天竺和日本的僧人。唐初来长安的僧侣中，较著名的是中天竺的波颇（光智）。波颇曾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学法，后来到突厥传教。庙高祖武德九年（六二六年），唐使去突厥，随唐使同来长安，住兴善寺翻译《大庄严论》等佛典。唐高宗永徽元年（六五二年），阿地瞿多（无极高）自西天竺携梵经来长安。永徽三年（六五五年）中天竺僧人布如乌伐耶（福生）到长安，令在慈恩寺安置。福生先曾游师子国和南海诸国，搜罗大小乘经律论一千五百余部带来中国。次年，唐朝命往南海诸国采取异药，六六三年重返长安。福生解无相，与玄奘所宗法相不合。是年，往真腊国采药，不再回长安。南天竺僧跋日罗菩提（金刚智），游师子、佛誓（室利佛逝）等国，泛海至广州。唐朝廷敕迎就长安慈恩寺译经。中天竺僧戍婆揭罗僧诃（净师子）经迦湿弥罗至突厥，又经吐蕃来长安。著名的北天竺婆罗门僧阿目佉跋折罗（不空金刚），幼年随叔父来长安，师事金刚智。开元二十年（七三二年）经诃陵、师子国，游五天竺，广求密藏，天宝五载还长安，携回经论五百余部并师子国王表。唐玄宗召见，许翻译所赍梵经，密宗经典由此传布开来。此外，久居长安的天竺僧人，如高宗时慧智父子世代居唐。慧智生于长安并在长安出家，善天竺语和唐言，成为译经的能手。那烂陀寺僧牟尼宝利（寂默）唐德宗时住长安慈恩寺译经，八○六年，死在慈恩寺。
在长安的外国僧人中，日本僧侣为数最多。每次遣唐使，都有求法僧或学问僧同来。留中国时间久者，往往长达二十余年，甚至达四十年。遣唐使人员入京，需经唐朝许可，同来僧人并非全入长安，但据日本现存史籍所载，确实到达长安或留住长安的知名日本僧人，至少已有四十余人。其中影响较大者，如唐高宗时智通、智达随遣唐使来长安，从玄奘学法相，归国后为日本法相宗创始人。道慈于武则天时来长安学三论、法相，后为日本三论宗创始人。荣叡、普照在开元时随遣唐使来中国，先后在洛阳，长安学法。荣叡和普照对日本佛学的影响不大，但他们邀请扬州龙兴寺僧鉴真去日本，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荣叡普照几次渡海失败，鉴真却终于在七五四年到达日本。鉴真带去天台宗经典和密宗佛像，在日本讲授戒律，并与随从僧人一起，依唐寺院法式，建唐招提寺。中国的建筑、雕塑术和汉文学、药物学，都因鉴真之东行，而传播于日本。荣叡普照的功绩，也就不容忽视了。荣叡而后，影响较大的日本僧人是空海。空海在唐宪宗时来长安，在青龙寺从惠果和尚学密宗。归国时带回大批中国新译经和梵字经疏。日本密宗自空海始大显扬。在日本显扬天台宗的大师最澄，与空海约略同时来唐，在天台山学法后归国，唐朝末年来中国求法的日本僧侣中，最著名的是最澄的弟子圆仁，圆仁随遣唐使来中国后，先住扬州，后游佛教圣地五台山。到长安后，从元政、义真学密宗，又从在长安的南天竺僧宝月习悉昙（梵文）。归国时带回经典八百余部及佛像多种，成为日本天台宗第五代座主。圆仁先后在中国十年，游历诸地，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是一部珍贵的历史纪录。
六、乐工与舞士长安城内会集有大批的外国乐舞人和画师，他们经由不同的途径来到中国，传播着各自的民族艺术。北朝时代，西域乐舞已陆续传入中国，唐代更为广泛传播。但唐代传入长安的域外艺术，已远不限于西域一隅，而且包括了南亚和东亚的许多国家。
拂菻的杂技幻术自汉代已传入中国，唐代更多有弄幻术的艺人来到长安。天竺国的杂技也在东汉安帝时就已传来。《旧唐书·乐志》说：“大抵散乐杂献多幻术，幻术皆出西域，天竺尤甚”。唐高宗时以其惊俗，曾一度禁止。唐睿宗时，婆罗门又献乐舞人（杂技人）。中亚昭武九姓国的音乐歌舞家，在长安城内，为数最多。安国的安辔新，被称为“舞胡”，曾以斥李茂贞而著名。唐高祖拜安叱奴为散骑常侍，李纲上疏说：“今新造天下，……高才犹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鸣玉曳组”。考证家以为，安叱奴当是安国出生来长安的乐舞人。康国开元间献胡旋女子。唐朝十部乐中有安国乐、康国乐，想见在长安的两国乐舞人，必然不少。曹国人曹保一家，以弹琵琶著名。曹保子善才、孙纲都是蜚声艺林的琵琶名手。白居易《听曹刚（即纲）琵琶兼示重莲》诗说：“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语两玲珑，谁能截得曹刚手，插向重莲衣袖中。”又李绅悲悼曹善才的诗说：“紫髯供奉前屈膝，尽弹妙曲当春日”。白居易《琵琶行》也称长安倡女曾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曹氏一家当是长安弹琵琶的泰斗。《太平广记》引卢言《卢氏杂说》称“歌曲之妙，其来久矣。元和中，国乐有米嘉荣”。据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歌者米嘉荣乃西域米国人。米嘉荣曾为唐朝廷供奉，是歌曲名家。刘禹锡曾有诗相赠：“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米嘉荣子米和也是歌舞能手，为时所称。太和初，教坊中有善弄婆罗门，即作霓裳羽衣舞的米禾稼、米万槌，可能也是来自米国。开元间，史国遣使献胡旋女子。刘言史有《王武俊宅观石国胡儿舞胡腾》诗，史国石国的乐舞人当也有不少旅居长安。
南亚东亚诸国中，骠国曾在贞元时派遣国王雍羌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率乐工三十五人，带来十二（一作二十二）种乐曲，到长安演奏。所用舞乐器二十二种，皆与中国不同。白居易《骠国乐》说：“德宗立仗御紫庭，黈纩（音tǒu kuàng）不塞为尔听，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一击文身踊。”骠国乐舞受到德宗的重视，长安城轰动了。扶南国在隋代即有乐工来长安。《新唐书·音乐志》记“扶南乐，舞者二人，以朝霞为衣，赤皮鞋”。诃陵的乐舞人也在咸通时来到中国。日本遣唐使有乐师画师随行，使臣中也每有音乐名家。如日本仁明朝之使臣准判官良岑长松善弹琴，藤原贞敏是琵琶名手，来长安后并从中国刘二郎学弹琵琶。东西方诸国的大批乐舞人才先后聚集在长安，对交流各国的民族艺术，贡献是巨大的。
七、西域商贾长安城中留居着大批的西域商人。《通鉴·德宗纪》说，“九姓胡冒回约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新唐书·回鹘传》也说“昭武九姓国与回鹘同来，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货殖产甚厚。”除由回纥而来的一路外，在长安的西域商人，也还有经由海道一路而来，其中多半是大食、波斯人。他们先自南海到广州、由广州经洪州（江西南昌）、扬州、洛阳而到达长安。长安城中的西域商人，盛时总数达数千，组成为一个极富有的集团。《太平广记》引温庭筠《乾子》记一个故事说，长安的西域商人米亮曾劝说窦义买宅。米亮告窦义说，我劝你买下这宅子，是因为看到宅中有块奇石，是真正的于阗宝石。窦义找玉工来看，果然是奇货，可作三十副玉銙（音垮 kuǎ），每副值三千贯钱。米亮助窦义致富，居于长安崇贤里。这个米亮当是米国的珠宝商。段成式《西阳杂俎》也记有西域商人辨识珠宝的故事。长安平康坊菩萨寺僧为人设斋，斋毕，得一物，如朽钉，长数寸。寺僧到长安西市找西域商人。商人大惊说，哪里来得此物！一定买下，不还价。寺僧要卖百千，西域商大笑。僧要价到五百千，西域商竟付与一千万，说这是宝骨。故事是否真实不可知，西域商善识珍宝，并且操纵着珍宝业，却是事实。对不识货的寺僧如实付价，因缘取利的西域商未必如此忠实，但正说明他们完全可以上下其手，获取暴利，致富是很容易的。西域商经营珍宝致富，为数最多，同时也“举质取利”，即兼营高利贷敲剥。长安城内贵族子弟商人百姓贷西域商本钱，岁月稍深，西域商征索不得，每多向官府告讼，纠葛不决。唐穆宗时，朝廷不得不下诏，禁止“与蕃客钱物交关”，并“委御史台及京兆府切加捉搦（音诺nuò）”。近年西安近郊唐墓出土波斯银币，当是来自波斯商人。长安西市有波斯邱，又多“胡店”。李商隐《杂纂·不相称》条有“穷波斯、病医人”。穷与波斯不相称，可知波斯商人多是富人。西域官商麕聚于长安，是一个庞大的剥削集团，但同时也就把西域的风习带来了长安。富商在东西方往来货殖，同时也往来传播着文化的种子。
唐代长安聚集着如此众多的各行各业的各国人，盛况确实是空前的。对唐人说来，外域传来的文化，都是开发耳目的新事物。对到达长安的各国人说来，唐文化也是启迪心智的新见闻。长安是国内国外各色人聚居的城市，汉族居民而外，当时自立邦国的少数族，如南诏、吐蕃、回纥、龟兹、于阗、疏勒等等，也多有官方人员或才士艺人长期留住，甚至世代安居。以长安为中心，中国各民族之间，中国与当时世界各国之间演出了交流文化的大场面。
大抵世界上的民族，不论人口的多少，民族的小大，只要本民族的文化得以生成和发展，都必然有它自己的特长，也都必然对世界文化可以作出不同程度的贡献。由于社会发展水准和经济条件的不同，在一个时期里，某些民族文化可能显得高一些，另一些民族显得低一些。或者甲民族在这一方面较高另一方面较差，乙民族这一方面较差另一方面较高。各民族一经接触，各取人之所长补己之所短，影响总是相互的，贡献也是相互的。唐文化是当时世界上一个较高的文化，但也有它的不足处。传入长安的域外文化高低不同，但各有其优越处。唐文化摄取外域的新成分，丰富了自己，又以自己的新成就输送给别人，贡献于世界。长安正就是这样一个各民族相互影响，各种文化相互流通的中心点。封建的旧史家，从大民族主义观点出发，妄自夸矜，说“四夷八蛮，翕然向化”；近世资产阶级学人，适应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需要，片面渲染“西域文明”：都不过是些别有用心的谬说，并不符合于历史的实情。
唐代长安的文化交流表现在许多方面。由于唐文化各个方面有长有短，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域外文化的诸方面发展程度也不相同，表现在中外文化交流上，或摄取多于输出，或输出多于摄取，各方面也就显得参差而异样。下面叙述的只是几个最主要的方面。
一 宗教
宗教是剥削阶级的骗术，麻痹人民的毒品，严格说来，它本身并不能算作文化，而只能算作愚想妄说。但是宗教要起到害人的作用，就必须同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条件相结合，构成传教的工具。因此，宗教的传播又往往同时伴随着文化的流通。
唐代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宗教是佛教。佛教自天竺传入中国，为了适应中国统治阶级的需要，在原来的怪僻面目上，逐渐添增中国的色彩，最后变为带有中国特色或者说是中国化的佛教。中国佛教各宗派又同中国文化一起，向域外流传。唐代中国成为佛教的转运站，长安是其中最大的一个站。关于佛教各宗派在中国的传布状况已有专节论述，这里只说一说唐代佛教的对外影响。
有唐一代，中国佛教对外影响最大的是日本。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 中国佛教各宗派的传播
三论宗自后秦时鸠摩罗什传入中国，隋末唐初，吉藏在长安延兴寺传法，弟子高丽僧慧瓘于六二六年（庸武德九年，日本推古三十三年）去日本。三论宗开始在日本传布。日本三论宗的第二代传人智藏虽然不曾到过长安，但先来中国南方学法，归国后著《三藏要义》，成为慧瓘的继承人。智藏而后，第三代传人是著名的道慈。道慈曾随遣唐使来长安，学三论、法相，在长安达十七年之久，归国后为三论宗的名僧。可以说，日本的三论宗完全是来自中国。日本法相宗的第一代传人道昭，曾来长安求法，直接从玄奘学法。第二代传人智通智达也先来长安，就玄奘门下为弟子，归国后始传法相。第三代传人智凤、智鸾、智雄，第四代传人玄昉，都曾来中国，为濮阳智周的弟子。鉴真去日本，带去新译《华严经》八十卷，七四○年（日本天平十二年）经新罗僧审详讲授，日本开始有华严宗传入。日本天武天皇时，道光来唐朝学习戒律，依道宣之南山宗，著《四分律抄撰录文》一卷，律宗始传入日本。鉴真东渡后，日本天皇诏“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和尚”。鉴真在唐招提寺传戒，律宗遂得正式建成。中国特色最为浓厚的禅宗，也在唐朝传到日本。唐高宗时，日本僧道昭随遣唐使来长安，从玄奘学法，后至相州（河南安阳）隆化寺从慧满（禅宗二祖慧可弟子）习禅，道昭在日本建禅院传法，为日本传禅宗的始祖。道昭逝后，唐朝僧人道璿去日本，为日本禅宗第二代传人。道璿在唐师事普寂，为神秀的再传弟子。从此，禅宗的北宗在日本作为一个宗派而存在。此外，空海之传密宗，最澄、圆仁之传天台，凡是中国所有的宗派，日本僧人全部接受了，只有禅宗南宗，在唐时未被日僧接受，因之南宗对佛教的破坏力，在日本不曾显现，等到南宗失去破坏力，才传到日本，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不在唐与日本文化交流的范围内了。
二 中国新译经典的流传
佛教是天竺传来的宗教。佛教的流传必须依靠经典的翻译。中国佛经翻译早在东汉时已开始，唐代进入了一个繁盛的新时期。由于唐朝廷的提倡，前代僧侣的私译转变为朝廷敕设译场的公业。宋《高僧传》记唐译场制度，职司多至九职，一译主、二笔受、三度语（译语）、四证梵本、五润文、六证义、七梵呗（开译时宣呗）、八校勘、九监护大使（钦命大臣监阅）。其中如润文、证义又例由多人分担。这样，每译一经，合众人才智，经几度勘修，译事确是更为完善了。西域南海僧人陆续来长安求法，参与译事，共证梵言，也大有助于译文准确性的提高。此外，唐代译经还有一个重要的新特点，即玄奘以来历代僧人西行求法，自天竺、于阗等处，带回大量的梵经原本（玄奘带回的多至六百五十七部），西域南海僧也往往搜罗梵典，携来长安，借以提高自己的声名。隋以前译经多凭来中国的天竺僧口授，辗转相传，每失原旨。唐代有条件取证原本，披析文义，所谓“唐朝后译，不屑古人”（《续高僧传》语），旧译本无法与之比高低了。自玄奘经义净至金刚智、不空，主译名僧前后数十人，或译出中国前此未有的新经典，或舍旧译本，重出新译文，使唐代译经事业达到超越前代的新境地。唐高宗时道宣撰《大唐内典录》，其中《皇朝传译佛经录》说，“自贞观迄于龙朔之年，所出经论记传行法等合一百余部，一千五百余卷”。唐玄宗时，智升撰《大唐开元释教录》，编入藏经，自汉魏以来，凡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开元以后，历代续有增添。《贞元续开元录》载新译经论及念诵法，凡一百九十三卷。唐宪宗元和七年（八一二年）李肇撰《东林寺藏经碑铭》说：“开元庚午之后，洎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之季年，相继新译，大凡七目，四千九百余卷（包括注疏）。”东林寺经藏“合开元崇福四录，总一万卷”。此经藏一万卷总括中国译经及注疏在内，白居易称“一切经典，尽在于是”（《东林寺经藏西廊记》）。当去事实不远。唐代寺院藏经，以庐山东林寺与长安西明寺为最富。西明寺经藏，不知其卷数，但不会比东林寺过少。唐代中国有如此丰富的译经又聚集有如此丰富的藏经，通过日本僧人来唐，大量的佛典从中国流入日本。《续日本纪》说日本遣唐僧玄防于天平六年（七三四年）回国，次年进呈经论五千余卷。《正仓院文书》中天平十一年《写经司启》说：“合依开元目录，应写一切经五千四十八卷”。《开元释教录》撰成于开元十八年（七三○年），在玄防回国前三年。如果日本史籍所载属实，很可能开元大藏经全部传入了日本。日本平安朝来唐的名僧，在求法的同时，也继续求访经论携归本国。如最澄携回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空海携回二百十六部四百六十一卷，圆仁在扬州求得一百二十八部一百九十八卷，在长安求得四百二十三部五百五十九卷。日本僧求访带回的佛典，其中包含有少数梵本（如空海所携经中有梵字真言赞等四十四卷，圆仁在长安求得梵字经典八十余卷），但绝大部分都是汉译的佛典。唐代日本佛教的传布主要是依据这些汉译本，特别是唐人的新译本。
三 中国佛学著述传入日本
唐代僧侣把中国传统的经学、历史学、目录学等治学方法应用于佛典的整理研究，出现至为丰富的佛学著述。隋以前的著述，据《法苑珠林杂事部》说“寻访长安，减向千卷”。唐代著述总在千卷以上，超过了长安所存的旧著。著述门类繁多，举其要者，可别为三类：
一是佛经目录。佛经翻译由私业变为公业，佛经目录也由私修演为官修。所谓钦定、敕撰的佛经目录，始自梁武帝敕僧绍编撰的《华林殿众经目录》。唐代由朝廷敕修的目录有，唐高宗时静泰撰《大唐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武周时明佺等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玄宗时智升撰《开元释教录》，德宗时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等四种。佛经目录由朝廷敕修，目的不仅在于诠次甲乙、提供检寻，而且“别真伪、明是非”、“摭拾遗漏、删夷骈赘”。列入目录的经典，算是经过审定，取得合法的地位。目录删夷，即被视为伪经私本，不得入藏。四种目录中，《开元释教录》编修最为精善，影响也最为深远。目录分大小乘为二部，每部分经律论。经律论又各分为若干细类，使诸经分别部居，是前此所不曾有的新创。《开元录》出，佛经的刻印传写均依此为定准。官修四种目录外，高宗时道宣撰《大唐年典录》十卷，号为精审。所创体制，多为《开元录》所吸收。在佛经目录中，是一部被人重视的著作。
二是沸教史事的编纂。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叙历朝佛教史事。唐神清作《释氏年志》三十卷，采编年体，叙佛教事，成为系统的佛史。各宗派兴起后，又有宗史之作，专叙本派源流。如禅宗有《楞伽师资记》、《历代法宝记》。密宗有《海云师资相承记》。各宗派大僧，也往往单独立传，记叙平生。慧立撰《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详载玄奘游天竺始末，及长安译经历程，是一部重要的佛教历史书。他如行友撰《智通本传》、彦琮《法琳别传》、如净《道宣传》、吕向《金刚智行纪》、赵迁《不空行状》，均专写一个大僧的行事，这在天竺是无人能做的。又道宣著《续高僧传》三十卷，总叙梁以来至唐初的僧徒三百三十一人事迹，保存有大量的佛教史材料。义净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列叙唐初往西域诸国求法僧徒五十六人事迹，其中并包括自唐朝出发的吐火罗僧和新罗僧多人。义净自述作意是“实可嘉其美诚，冀传芳于来叶”，但同时也起着鼓舞中外僧人往来求法的作用。僧传而外，一行曾奉诏撰《释氏系录》（今佚），记述佛门仪律。怀海撰《百丈清规》，专记禅宗的戒规，都是属于佛教制度的著述。唐代佛史著述中，另一值得重视的名著，是长安西明寺僧道世编纂的《法苑珠林》。书成于唐高宗总章元年（六六八年），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大类书约略同时。道世依据浩繁的佛典，并旁采中国有关著述，撷取佛学故事，分类纂集，成为佛教史的一部百卷本大类书。长安西明寺僧道宣撰《广弘明集》三十卷，采中国历代关涉佛事的文篇，分类纂集，与《法苑珠林》同为影响较大的著作。
三是佛经注疏。唐代译经事业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经典义理之探求也随之走上了一个新阶段。佛经注疏的盛行，正是这个新阶段的产物。新经典传译，义理有待研求，旧经有新本，也必然相应纠补旧义，建立新解。各宗派树立后，尊一经为主体，注解阐发，自立宗旨。同一宗派的注家，解说之简繁、见解之浅深，也每每各自异趣。一经之注疏，往往多至数十卷。如礼宗撰《涅般经注》八十卷，澄观撰《演义抄》九十卷，明隐撰《华严论》，竟多达六百卷。大凡此类注疏，卷帙浩繁，语意琐碎，支离蔓衍，使人愈学愈迷惑不解。注疏家又好自立门户，凭空穿凿，表面上似乎是对佛学大有发挥，实际是走着两汉儒学“章句小儒，破碎大道”的旧路，儒学因烦琐而衰亡，现在，轮到唐朝的佛学了。
伴随着中日僧侣的往来，唐人的佛学著述，也随同汉译经典一起，大量传入日本。日本奈良朝遣唐僧人回国，多有佛学著述带回。平安朝入唐名僧如空海、圆行等也将论疏带归本国。日本佛教的流传，依据汉译的经典，又参照唐人的撰述，使日本佛教成为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的佛教。
此外，唐代中国的寺院建筑，也对日本发生了明显的影响。来长安留学的道慈，目睹西明寺之工巧，在长安描绘寺图归国。道慈在乎城京受命建大安寺，“所有匠手，莫不叹服”。大安寺之建制即全依西明寺的规模。唐中宗神龙元年（七○五年）令天下诸州各置寺观一所，名中兴寺，后改龙兴寺。玄宗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年），又敕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曰开元寺。日本天平十三年（七四一年）诏每国置僧尼两寺，僧寺名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尼寺名法华灭罪寺。日本学者认为，此种全国设寺，即所谓国分寺的建制，即是摹仿唐朝的龙兴寺或开元寺。鉴真去日本建唐招提寺，规模一依唐制，成为日本最为宏伟壮丽的寺院建筑，尤为佛徒所重视。
唐代佛教也输出到渤海与新罗。开元元年，渤海遣使来唐，请礼拜佛寺。日本《经国集》有安言人《忽闻渤海客礼佛感而赋之》七律一首，有句云：“闻君今日化城游，真趣寥寥禅迹幽”。“方丈竹庭维摩室，圆明松盖宝积珠”。渤海佛教史料，颇少留存，但受到唐的影响，是可以肯定的。新罗屡有留学生与学问僧入唐，影响尤为明显。义湘在唐学华严宗，一时负有盛名，华严宗因之传入新罗。另一新罗名僧慧超，自长安出发，巡游天竺。回长安后，撰《往五天竺国传》，是有关佛学和天竺史地的重要著述。
佛教而外，唐代长安还自中亚和西亚传来了多种新宗教。情形如下：
一、伊斯兰教七世纪初，大食人摩诃末创伊斯兰教，适当唐朝初年。大食正式与唐通使，始于唐高宗永徽二年（六五一年），在此以前，已有大批大食商人陆续来到中国。大食商人居唐奉伊斯兰教，但不在中国居民中传布。因此，唐代中国的伊斯兰教也只存在于大食商人聚居的地区。大食商人多居于广州和扬州，也大批留住在长安。唐宣宗时，大食人苏莱曼来中国经商，著《东游记》，记在广州的见闻说：“中国皇帝派一个伊斯兰教人处理在这里经商的伊斯兰教人相互间的诉讼。在每一个节期，由他领导大家礼拜，宣读天启，并为伊斯兰底苏檀（国王）祈福。”唐朝皇帝任命伊斯兰教官员，兼管政事与宗教，当即后来所谓“蕃长”。每逢节日举行札拜，广州大食商人区（所谓蕃坊）或已有清真寺建立。广州有唐时来中国的大食人旺各师墓。《天方正学》载《旺各师墓志》说，旺各师曾“再三留驻长安，因敕建大清真寺”。墓志所说，是否确实不可知，但唐代长安确有大批大食商人居住，唐朝准在长安建寺是可能的。
二、祆教（祆音仙xiān）相传早在公元前六世纪，伊兰西部人琐罗亚斯德创祆教。波斯萨珊王朝（二二六年——六四一年），奉为国教，始大盛行。其教创善恶二元论，以火为善神的代表，俗称拜火教。传入中国后又称火祆教。《魏书·灵太后传》说，灵太后“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说者以为，胡天神即是祆神。如果此说可据，北魏时祆教当已开始传入中国。唐时中亚一带康国、石国、安国、曹国、米国、史国都是祆教的信奉者。祆教也进而传入今新疆境内的于阗、焉耆、疏勒、高昌。西域各族人相继来到长安，祆教随之在长安日益流行。唐朝政府中有萨宝府，即专司祆教的组织。萨宝（回鹘语，原义为队商首领）即是管理祆教的专官。唐高祖武德时，在长安布政坊西南隅建胡祆祠，太宗贞观时在崇化坊立祆寺。据韦述《两京新记》及宋敏求《长安志》：长安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也都有祆教的祠寺。祆教在长安，确曾一度达到极盛的境地。唐武宗反佛，祆教同时被毁，祆僧勒令归俗，从此一蹶不能再起（宋时只有微弱的残余）。
三、摩尼教公元三世纪中，波斯人摩尼创摩尼教，立明暗二元论，声称摩尼为明之代表。摩尼教与波斯国教祆教相对立，二七七年，摩尼被波斯王巴拉姆一世处死，教徒多逃往中亚及印度。此后即在中亚一带流行。《佛祖统纪》说，武后延载元年（六九四年）波斯人拂多诞持《二宗（明与暗）经》来朝。《二宗经》是摩尼教的基本经典，拂多诞当是传摩尼教入长安的第一人。开元七年（七一九年），吐火罗国来献一解天文的摩尼教师（慕阇）。大抵此时摩尼教已在长安、洛阳等地传播。开元二十年（七三二年），唐朝廷下诏说，摩尼教“诳惑黎元，直严加禁断”。但“既为西胡师法，其徒自行，不得科罚”。这就是说，禁止汉人奉教，西域诸国人仍得依旧信奉。安史之乱，回鹘兵入洛阳，毗伽可汗在洛阳遇摩尼教师传法，携睿息等四教师回国。《毗伽可汗碑》说，“四僧入国，阐扬二祀，洞彻三际”；“开正教于回鹘”。可汗并自称“摩尼化身”。摩尼教从此自唐朝传入回鹘，又因回鹘助唐平乱有功，得到特殊待遇，摩尼恃势，更加推行于唐地。摩尼僧甚至伴随或充当回鹘的使臣往来于长安。大历三年（七六八年），唐朝准许回鹘在长安建摩尼教寺，“赐额大云光明寺”。李肇《国史补》说：“回纥常与摩尼议政，故京师为之立寺。”《新唐书·回纥传》说：“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勾结）为奸。”想见摩尼教凭借回鹘的政治力量，在长安已有颇大的影响，并且和西域商人结合到一起。长安、洛阳而外，摩尼教也已在南方各商埠流行，故大历六年，又有回鹘请于荆、扬、洪、越等州置大云光明寺的纪事。唐武宗时回鹘破亡，摩尼教失去凭依，会昌三年，“天下末尼寺并令罢废”，“有司收摩尼书若像烧于道，产赀入之官”。摩尼教依仗回鹘势力，在唐地获得传教权，回鹘既破亡，摩尼教归于衰落，是很自然的。
四、景教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五世纪时创始于叙利亚人聂思脱里，又称聂思脱里派。此派在东罗马遭到排斥后，即传布于波斯。唐太宗贞观九年，波斯景教僧阿罗本来长安。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下诏准其传教，在长安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诏书说：“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天宝时唐玄宗诏书也称“波斯经教”。大秦“景教”之名，不见于中国史籍，或者即是“波斯经教”的改称。明天启时，盩屋大秦寺（景教寺）出土僧景净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石后移至西安），碑中说，高宗时准于诸州各置景寺。景教寺院原称波斯寺，天宝时改称大秦寺。诏书说：“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想见景教的传布，早已不限于长安。据景教碑说，肃宗、代宗时，景教仍然得到唐朝皇帝的支持。武宗灭佛时，随同遭到毁灭性的一击。唐未至两宋，景教不再见于中国。
唐穆宗时舒元舆作《重岩寺碑序》说：摩尼、大秦、火祆“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当释寺一小邑之数”。三教自西域传来，主要是在居留唐地的西域人中流行，并没有多少唐人信仰它们。这是因为当时佛教盛行，对三教起着抵制的作用。
二 语文与学术
中外交往的加强，促进了对外国语文的研究和介绍。由于僧人往天竺求法和需要翻译佛书，唐代出现了若干梵汉字书。沙门智广留心中天竺与南天竺的方音差异，以为“音虽少殊，文轨斯在”，撰《悉昙字记》，这是唐人撰著的一部梵文字书。义净撰《梵文千字文》（一名《梵唐千字文》），四字成句，每至第二十一句，必夹五言四句。这是梵汉对照的梵文读本，据义净自序说，“若兼悉昙章，读梵本，一两年间即堪翻译。”又有全真撰《梵唐文字》，与义净书大体相同。《隋书·经籍志》著录《婆罗门书》一卷，说“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婆罗门书》今不传，此书是西域人所作，不甚合汉人学梵文之用。义净等人写成学习天竺语文的字书，虽然未必一两年即堪翻译，但译经事业不再是胡僧梵僧所能垄断，多少减去一些译事上的神秘性。
自东汉以来，佛经翻译事业已开始促使学人借鉴梵音以治汉语音。唐代对梵语有进一步的研求，加以吐蕃语文在梵汉语文之间起了桥梁作用，对汉语音韵学有进一步的应用。唐末僧人守温，在《切韵》的基础上，归纳反切，制定汉语三十字母（声母），后经宋人增益（《广韵》增六母），构成三十六母的完整体系。陆法言（《切韵》）孙愐（《唐韵》）建立起汉语韵母系统，守温建立起声母系统，比起南北朝时代的反切来，大大前进了一步，汉语音韵学的基础由此奠定了。南宋郑樵《通志·七音略》说：“七音之韵，起自西域，流入诸夏……华僧从而定之，以三十六为之母，重轻清浊，不失其伦。”守温并不是专门的语言学家，因为他善于运用梵语字母的拼音原理剖析汉语，所以能作出这样的成绩。
外国拼音文字的传来，推动了汉语音韵学的发展，但不曾促使早已定型了的汉文字有所变易，相反，汉文字却伴随唐文化一起传播给相邻的民族。《旧唐书·渤海传》说，渤海“颇有文字及书记”。从现存的渤海人著作，可知渤海通用的文字即是来自唐朝的汉文字。日本在奈良元正朝（唐玄宗时以前），一般也只通用汉文。吉备真备随遣唐使来长安，留住十七年，精通汉语文，归国后取汉字偏旁，制成片假名，是为日本有本民族文字之始。平安朝空海自唐回国，又仿汉字草书，制平假名。片假名和平假名一直通用到现在，对日本文化的发展有重大作用。追本溯源，不能不归功于唐代的中日文化交流。汉文字本来是一种烦难不便的文字，它之所以为某些民族所采用，只是因为要吸收汉文化，连载运文化的文字也一起吸收了，这和本民族的语言必然要发生矛盾。历史上有不少统治汉族的少数民族，由于不能克服这个矛盾，日久便与汉族融合为一体。能够自创与本民族语言相结合的文字，就意味着拥有自己的载运工具，从而有可能广泛无碍地吸收有益的文化。所以片假名平假名的创制，对日本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大贡献。
汉文化以儒学为核心，到唐代已发展到很高的地步。经学和史学传播于域外，具有广泛的影响。
渤海国王大氏，原是高句丽的遗裔。高句丽时代已经传入五经、前四史和《文选》。渤海建国后数遣留学生到长安学习，文王并且派遣使臣来长安抄录《三国志》、《唐礼》、《十六国春秋》诸书归国。新罗国内，中国经史学传布尤广。七八八年，新罗设读书出身科，考试书籍订有《左传》、《礼记》、《文选》、《孝经》。傅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者并且破格擢用。新罗大批留学生在长安学习，归国后即可卓然自立。大约在唐朝建国前，新罗即开始使用汉字记录本族语言，称为“吏读式”。唐时，薛聪以吏读式译中国经书为新罗语，儒学流传得以更加便利。唐玄宗曾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主要就是指新罗重视中国的经史。
唐代学术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远。日本元明天皇时仿长安规制建奈良平城京，亦仿唐制度设大学寮。大学寮设明经科，以孔颖达《五经正义》为教授课本。遣唐留学生学成归国，往往担任经史的讲席，传授弟子。如吉备真备自长安回国后即“亲自传授”，“令学生四百人习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籀篆等六道”。与真备约略同时的膳大丘，来唐朝“问先圣之遗风，览胶庠之余烈”，在长安国子监学经史，归为大学助教及博士，传授儒学。伊豫部家守在光仁朝随遣唐使来长安，习经学及《切韵》、《说文》、《字林》，返日本后，在大学讲授《春秋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公羊》、《谷梁》之学由此传入日本。
唐代长安是学术文化中心，也是藏书最富的都城。日本留学生在长安学习，搜集书籍，归国时每每携回大批经史书。吉备真备传来《唐礼》一百三十卷，对日本的政治制度和朝廷礼仪，有重大的影响。《续日本纪》神护景云三年（七六九年）十月条记：“大宰府言，此府人物殷繁，天下之一都会也。子弟之徒，学者稍多，而府库但蓄五经，未有三史正本，涉猎之人其道不广。伏乞列代诸史各给一本，传习管内，以兴学业。诏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各一部。”可见中国经史书在日本已广泛流传，不仅京城收集繁富，而且也传播于外府。淳和天皇天长元年（八二四年）敕参议滋野贞主等编次古今文书，以类相从，八年成《秘府略》一千卷。《秘府略》是中国传入日本书籍的总集，是一部《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式的大类书。《秘府略》的编成说明唐代类书编纂法给予日本学人的影响，也说明日本收藏的中国书确是十分丰富。
唐代儒学在日本境年传布如此深广，也就不能不影响到统治阶级的政治观。日本文武天皇庆云三年（七○六年）三月的诏书说：“夫礼者，天地经义，人伦熔范也。道德仁义因礼乃弘，教训正俗，待礼而成。”四年的诏书又说：“凡为政之道，以礼为先，无礼言乱，言乱失旨。”元正天皇养老五年（七二一年）的诏书说：“至公无私，国士之常风，以忠事君，臣子之恒道焉。”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八年（七五六年），前代圣武天皇崩，孝谦下诏说：“居丧之礼，臣子犹一，天下之民，谁不行孝。”天平宝字元年（七五七年）诏书又说：“古者治民安国，必以孝理，百行之基，莫先于兹。”礼和忠孝都是中国儒学的基本内容。唐代统治阶级用以巩固封建统治的儒学，由此演为日本统治阶级的政治指导思想。
唐朝与西域诸国交往频繁，但宗教势力控制着西域，儒学似不曾广泛流传。至于来长安的西域诸国人，在唐既久，渐染华风，自然要研习学术。唐宣宗大中二年，大食人李彦升曾应进士试及第。李彦升是汉文化造诣较深的一个。在长安的西域各国人中通晓汉学术者自然不只李彦升一人。
三 文学与艺术
长安是文士艺人最为集中的地区，也是文学艺术活动最为繁胜的都城。因之，这方面的中外文化交流也显得最为活跃而多彩。
唐代文学，特别是诗，有辉煌的发展。来长安的业洲各国使者往往搜罗名著，携归本国。如白居易的诗远播到日本、新罗等国。贾岛《哭孟郊诗》云：“冢近登山道，诗随过海船。”白居易为元稹作墓志铭，说元诗“无胫而走”，流传到域外东南诸国。张鷟的文章也驰名国外，外国使者来长安，每使人抄写而去。外国僧人来长安请益，在搜求经卷的同时，也往往携归唐人的诗文。如日本僧圆仁在《入唐新求圣教目录》中录有在长安求得的《白家诗集》六卷、《杜员外集》二卷、《李张集》一卷、《庄翱集》一卷、《仆郡集》一卷，另有《两京新记》三卷、《诗赠格》一卷。唐人诗文通过各种途径，从长安流入亚洲诸国，对各国文学的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
日本来长安的留学生，大抵对汉诗文都有一定水平的修养。其中较为卓越的，并能以擅长此道著名于世。如阿部仲麻吕（晁衡）与王维、李白相友善。橘逸势在长安，曾被誉为橘秀才。僧人空海也是撰述诗文的能手。橘逸势、空海回国后，与平安朝之嵯峨天皇号称日本能诗文的“三笔”。日本国内，自皇族以至一般文士，摹仿唐诗，蔚然成风。天平胜宝三年（天宝十载，七五一年）编成《怀风藻》，收日本作者六十四人的汉诗百二十篇，是日本第一部汉诗集。平安朝嵯峨、淳和天皇时又先后编成《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三部汉诗集。大抵初唐，即日本近江朝，日本流行的汉诗仍是《文选》体的古诗。《怀风藻》载河岛皇子五言《山斋》诗：“尘外年光满，林间物候明。风月澄游席，松桂期交情”，犹是六朝遗意。盛唐时，近体绝句律诗盛行，但仍未能立即改变日本奈良朝的诗风。这不仅是因为学到新事物需要一个过程，而且由于近体诗的平仄韵律，还不容易为日本诗人所熟练。空海自长安回国后，著《文镜秘府论》六卷，依沈约四声八病说及唐人诗说，对唐诗的平仄对偶，作精细的研究。《文镜秘府论》出，近体律诗始在日本流行。长篇七言古诗和乐府长短句也在日本诗作中出现。《经国集》收有平安朝嵯峨天皇拟张志和《渔父词》五首，题为《杂言渔歌》。其一云：“寒江春晓片云晴，两岸花飞夜更明。鲈鱼脍，莼菜羹，餐罢酣歌带月行。”嵯峨天皇并命朝臣滋野贞主奉和五首，也载入《经国集》。嵯峨天皇是有素养的诗人，经他的提倡，平安朝出现不少近体诗的名篇，列入唐人诗林，并无愧色。
日本奈良、平安两朝，流行的汉文主要是受了《文选》体的影响。朝廷取进士，仿唐帖经例，规定试帖《文选》。相习成风，文士多在骈俪对偶方面用功夫，现存当时文篇多是这类骈俪文。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似不曾使日本的文风有所变动。不过，应用假名写作的“和文”兴起后，白居易的诗文却有一定的影响。白居易的诗在日本最负盛名，因之白文也成为摹仿的对象。醍醐天皇题菅原道真所献家集诗：“更有菅家胜白样，从兹抛却匣尘深”。自注说：“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五卷是也。”村上皇子具平亲王（五代时人）《和高礼部再梦唐故白太保之作》自注说：“我朝词人才子，以《白氏文集》为规摹。”所谓以白文为规摹，当即多少扫除骈俪的积习，趋向于平淡清新。时人斥为“意到句不到”，当即指此。此外，唐人传奇小说，如《游仙窟》等，自奈良朝即在日本流行。唐末五代时，日本和文小说多有名作，可与唐人的传奇比美。
新罗设国学，以经史及《文选》取士，不断出现擅长汉文的名家。初唐时，强首即以文章家著名，长安的新罗留学生多登唐科第，长于诗文。金大问自唐回新罗，以汉文著《花郎世记》、《汉山记》、《乐本》。崔致远归国，呈献所著五言七言个体诗一百首一卷，杂诗赋三十首一卷，《桂苑笔耕集》二十卷。《桂苑笔耕》是一部优秀的文集，并且保存了大量的史事。
唐代昌盛的诗文也传播到渤海。晚唐时渤海人高元裕仕唐，官至吏部尚书，《全唐诗》中曾收有他《赠知贡举陈商》的诗句。刘禹锡《酬杨司业巨源见寄》诗云：“渤海归人将集去，梨园弟子请词来。”自唐传入渤海的诗文集想必不少。渤海亡后，无著作留传，具体情形，不能确指。但据日本记载，可知当时去日本的渤海使臣，每与日本文士以诗文相赠答。《文华秀丽集》收有嵯峨大皇时渤海使臣工孝廉及释仁贞诗。王诗《从出云州书情寄两个敕使》一首云：“南风海路连归思，北雁长天引旅情。颇有锵锵双凤伴，莫愁多日住边亭。”释仁贞《七日禁中陪宴诗》一首：“入朝贵国惭下客，七日承恩作上宾。更见风声无妓态，风流变动一国文集》为规摹。”所谓以白文为规摹，当即多少扫除骈俪的积习，趋向于平淡清新。时人斥为“意到句不到”，当即指此。此外，唐人传奇小说，如《游仙窟》等，自奈良朝即在日本流行。唐末五代时，日本和文小说多有名作，可与唐人的传奇比美。
新罗设国学，以经史及《文选》取士，不断出现擅长汉文的名家。初唐时，强首即以文章家著名，长安的新罗留学生多登唐科第，长于诗文。金大问自唐回新罗，以汉文著《花郎世记》、《汉山记》、《乐本》。崔致远归国，呈献所著五言七言今体诗一百首一卷，杂诗赋三十首一卷，《桂苑笔耕集》二十卷。《桂苑笔耕》是一部优秀的文集，并且保存了大量的史事。
唐代昌盛的诗文也传播到渤海。晚唐时渤海人高元裕仕唐，官至吏部尚书，《全唐诗》中曾收有他《赠知贡举陈商》的诗句。刘禹锡《酬杨司业巨源见寄》诗云：“渤海归人将集去，梨园弟子请词来。”自唐传入渤海的诗文集想必不少。渤海亡后，无著作留传，具体情形，不能确指。但据日本记载，可知当时去日本的渤海使臣，每与日本文士以诗文相赠答。《文华秀丽集》收有嵯峨天皇时渤海使臣王孝廉及释仁贞诗。王诗《从出云州书情寄两个敕使》一首云：“南风海路连归思，北雁长天引旅情。颇有锵锵双凤伴，莫愁多日住边亭。”释仁贞《七日禁中陪宴诗》一首：“入朝贵国惭下客，七日承恩作上宾。更见风声无妓态，风流变动一国其中只有燕乐、清乐两部是汉族传统的俗乐和清商乐。西凉、龟兹、疏勒、高昌是来自唐朝境内的少数族，其余四部则全是东方和西方的外国乐；
长安城内住有大批的外国音乐家。著名的音乐家如曹国人曹保、曹善才一家，米国人米嘉荣、米和父子，康国人康昆仑、康迺，安国人安叱奴、安辔新，都曾见重于当时。不知名的西域乐人，当然更多。南亚的扶南和骠国，也有乐人来过长安，扶南乐和骠国乐一度在长安流行。域外音乐传入中国，与汉民族的传统音乐互相融合，成为唐朝的音乐，其中燕乐和清乐还流传到日本，又经一番融合，成为日本所说的“雅乐”。
唐代音乐依附舞蹈而流传，许多乐曲即是舞曲。唐太宗命吕才、虞世南、褚亮、魏征等，依唐朝建国前征代四方事为内容，演为《秦王破阵舞》（或名《秦王破阵乐》，又称七德舞）。舞者百二十人，披甲执戟，声韵慷慨。白居易《七德舞》诗说：“太宗意在陈王业，王业艰难示子孙。”使人观乐舞，而不忘创业之艰难。舞时擂动大鼓，“声振百里，动荡山谷”，也足以激昂志气，振作精神。大抵太宗时，破阵舞成为最受欢迎最负盛誉的乐舞。其后传入日本，风行一时。奈良朝传写的破阵乐琵琶曲谱，依然保存到现在。玄奘去天竺，戒日王问：“听说脂那（中国）有《秦王破阵乐》歇舞，秦王是谁？有什么功德？”玄奘回答说：“秦王就是现在的中国皇帝。未登极前封为秦王，仗钺麾戈，肃清海内，所以有这个歌舞。”《破阵舞》东传于日本，西闻于天竺，它的影响就是盛唐国势的影响。
武则天时期，保持着唐朝前期的强盛，但不再制作破阵舞式的战斗乐舞，西域舞在长安进一步流行。《旧唐书·张说传》说：“自则天末年季冬为泼寒胡戏，中宗尝御楼以观之。”泼寒胡戏又称乞寒泼胡。大约起源于天竺和康国，经龟兹传入长安（骠国也有此舞，传入时期不详）。舞者骏马胡服，鼓舞跳跃，以水相泼。唐时又称此舞为苏莫遮，因之乐曲也称苏莫遮曲。据慧琳《一切经音义》，苏莫遮帽乃舞者戴假面。苏莫遮舞又自长安传入日本。日本现存乐舞图中仍然保存有戴假面的苏莫遮舞人。
苏莫遮舞，被佛教徒说成是驱除恶鬼，但泼水乞寒可能来源于与农事有关的民间风俗，因之富有活泼的生活气息。据唐人说，舞时旗鼓相当如军阵之势，腾逐喧噪有战争之象，大概也是一种激励人心的歌舞。
另一种戴假面的乐舞拨头，也自西域流传于长安，并且自长安传入日本。《通典》说，“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也。”（一说是象征天竺王白马奋战毒蛇）此舞在日本一直流传下来，舞者戴假面，执短桴（音扶fū鼓槌）。拨头与泼胡，当然已不如《秦王破阵》之气象恢宏，但仍然具有鼓舞斗志的作用。
西域乐舞在长安处于压倒中国乐舞的优势，是在开元天宝间。元稹《法曲》诗说：“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兢纷泊。”大抵此时西域乐舞盛行于长安，汉族传统的所谓“雅乐”只供例行的庙堂祭享，不再流行。原来规模浩大的《秦王破阵舞》演为只有四人的小舞。泼寒胡舞也在开元间遭到禁断。起而代之，为贵族士大夫所喜爱的，是西域传来的胡腾、胡旋与柘枝。
胡腾、胡旋和柘枝都由女伎歌舞。开元间，康国、史国、米国俱曾献胡旋女子。白居易新乐府《胡旋女》云：“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大抵舞人不断旋转作态，供人娱乐，并没有什么意义可说。胡腾舞也是这一类士大夫沉湎酒色的乐舞。李端《胡腾儿》诗描绘舞态说，“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刘言史《王武俊宅夜观舞胡腾》诗：“酒阑舞罢丝管绝，木棉花西见残月。”柘枝舞女着窄袖薄罗衫（白居易《柘枝词》“香衫袖窄裁”，张祜诗：“金丝蹙雾红衫薄”）故作媚态，尤为淫靡。刘禹锡《和乐天柘枝》诗说：“鼓催残拍腰身软，汗透罗衣雨点花。”张祜《观杭州柘枝》诗：“舞停歌罢鼓连催，软骨仙娥暂起来。”歌舞将终，舞人并脱去上衣，袒露半身（沈亚之《柘枝舞赋》“俟终歌而薄袒”，薛能《柘枝词》：“急破催摇曳，罗衫半脱肩”），回首流波送媚（刘禹锡：“曲尽回身去，曾波犹注人。”沈亚之：“骛游思之情香兮，注先波于秾睇”）。很显然，胡旋、胡腾、柘枝之类的西域舞完全是荡人心志的淫靡舞，与《秦王破阵》大异其趣，与泼胡、拨头也迥然不同了。据唐人咏舞的诗文，可知这些西域舞不仅深入于宫廷，并且也在贵族士大夫间广泛传播，为长安带来了一片颓风。
如果说《秦王破阵舞》的制作，适应了唐太宗时强盛奋发的国势，那末，胡旋、柘枝等舞的流行，正是适合于开元天宝间朝野纵情声色的败局。天宝乱后，有些文人逐渐清醒。元稹诗说：“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白居易诗说，“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据说杨贵妃安禄山都能作胡旋舞，以取悦于唐玄宗。所以白诗又说：“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元白的指责，是有道理的。开元天宝是唐朝由盛而衰的时期，西域传来的胡旋、柘枝等舞的流行，正是唐统治阶级淫靡堕落、迫近祸乱的一个征兆。
四 历算与医学
历法与天文，是中国历朝极为重视的学科。隋时，天竺历算书陆续传来，但对中国历法似不曾有显著的影响。唐时，天竺历数家瞿昙罗、迦叶波、鸠摩罗三家来长安，瞿昙一家对唐代历法的改进参预最多。瞿昙罗在高宗时制经纬历，与《麟德历》参行。武后时又奉旨作《光宅历》，未成而罢。玄宗开元时，瞿昙悉达著《开元占经》，并将天竺《九执历》介绍到中国。《九执》，唐人习称九曜，即七曜（日、月、水、金、火、木、土）及假想的星座罗喉和计都。《九执历》译出，并未实行。开元十六年，唐朝颁行僧一行的《大衍历》。天竺历数家瞿昙譔因未能参预制定，心有不服，奏《大衍历》沿袭《九执历》而不完备。玄宗命太史令校对灵台候簿，结果《大衍历》十合七八，《九执历》只有一二，《大衍历》胜利了。一行是佛教徒，而且还是密宗的传法大师，他破除对天竺历数的迷信，依据实测自造《大衍历》，虽然还不能放弃对《周易》的附会，但作为一个僧人，竟敢置天竺历于不顾，确实表现了他的科学家精神。
《大衍历》确立后，随即传播到日本。吉备真备回国携去《大衍历经》和《大衍历立成》。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七年（七六三年）即废除旧用的《仪凤历》，而采用了《大衍历》。唐高宗时制作的《麟德历》，传于新罗，在新罗行用。
敦煌发现五代历书，日曜日下注有“蜜”字。此类历书直到近代仍在福建某些地区流行。日本十一世纪初的日历上也有过“蜜”的标记。据学者研究，“蜜”是康居语日曜日mir的音译。当是唐代随同摩尼教一起传入中国。
中国古代的数学，与天文历数学相联系，在自然科学中是较为发达的一门，并且创造了自己的独立体制。这个体制，自《九章算术》开始创立，到唐代十部算经逐步形成。唐朝和天竺，僧侣来往频繁，在数学方面，也可以看到相互传播的迹象。《大唐内典录》卷五著录翻经学士泾阳刘凭撰《外内傍通比校数法》一卷，自序说书中以佛经中天竺的大数记数法和中国大数记法相比对。慧琳《一切经音义》也对天竺大数记法有所说解。大抵刘凭和慧琳的解说，只是为翻译或研读佛典提供便利，天竺大数记法由于佛经的传播而被介绍到中国，但对中国的数学并无显著的影响。中国数学对天竺的贡献，最早可能是筹算制度促进了天竺位值制的诞生。唐代摩诃吠罗提出计算弓形面积和球体积的方式，据学者研究，明显地是因袭中国的《九章算术》。中国的数学成就也在唐代传入了新罗。新罗仿唐制度立国学，设算学科，“以《缀经》、《三开》、《九章》、《六章》教授之”。《三开》、《六章》等中国数学书籍并由新罗传入日本。据日本宽平时（八八九——八九七年）所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当时传到日本的还有《周辟算经》和《九章算术》。
自成体系的中国医学，主要是汉族的医学，自战国、东汉发展到唐代，积累起丰富的经验，也陆续出现了一些优秀的著作。中医在唐代传布于新罗、日本等东亚诸国。经过新罗、日本人民的补充和发展，从行用的地区来说中医实际上已成为“东医”。大秦、大食、波斯和天竺的医学，多有相互承袭的共同处，形成另一体系。唐人统称西域医为“胡医”。对天竺极为推崇的义净，他在《南海寄归内法传·进药方法》条里说，中国的药物，针灸诊脉的方法，远胜天竺。义净认为天竺的一切（从佛法到生活习惯），都值得学习，独重视中国医学，以为“赡部洲内，无以加也”。看来，东医在当时世界上是独步的。
唐朝设太医署，置医博士、针博士、按摩博士，依国子监办法，招考学生。医科学习《本草》、《甲乙》、《脉经》；针博士教学生经脉孔穴；按摩博士教学生消息导引之法。新罗神文王时，置医学博士，以《本草经》、《甲乙经》、《素问》、《针经》、《脉经》、《明堂经》、《难经》传授学生，制度全仿唐朝。日本奈良朝于大学家外，专设典药寮。置医博士、针博士、按摩博士，传授诸生。医科习《本草》、《甲乙》、《脉经》；针科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决》、《赤神乌针》等经。所定制度基本上与唐朝相同。唐太医署有药园师、药园生，这一制度也传于日本的药学寮。此外，日本遣唐使中又多有医师随行，来中国请益。如精于医术的日本名医营原梶成，受命入唐留学，以解决医学上的疑难。营原于承和五年（八三八年）随遣唐使来中国，归国后，被命为针博士，后又为“侍医”，对日本医学的发展，影响甚巨。
《隋书·经籍志》著录《龙树菩萨药方》、《西域诸仙所说药方》等天竺医书七种。天竺医在北朝或隋时，当已随同佛教传入中国。唐太宗时，王玄策出使天竺，招来方士那罗迩娑婆寐，他以延年药进奉太宗，太宗吃了药，毒发不治而死。高宗时，从东天竺迎来卢伽逸多，使他求长生不老之药。中天竺僧福生和那提也先后受命往南海诸国访采异药。某些天竺佛教徒来到中国，往往自称年数百岁，中国富贵人信仰佛教，同时也误信天竺真有什么延年药。据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说。“且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之流，神州上药，察问西国，咸不见有”；“西方则有足诃黎勒（一种天竺树果，熊治痢疾，除风消食）、郁金香、阿魏、龙脑、豆蔻、丁香”。义净认为，只有这几样是唐朝所需要的，其余药物，不足收采。义净亲自审察，所说是可信的。天竺僧所谓延年或长生不老，无非是造谣骗人，与中国方士同样妖妄。唐太宗、高宗想从说得天花乱坠的佛国求不死药，不知所有宗教包括佛教在内，全是卖空买空的投机商，从拉机商求大利，只能得到受骗的后果。
唐玄宗天宝时，高仙芝在怛罗斯兵败于大食，随军文士杜环被大食俘获。宝应初，附商贾船回国，著《经行记》。杜环在《经行记》中说：大秦“善医眼及痢”。天竺的眼科医也曾传来中国。唐朝名诗人刘禹锡，曾由来唐的天竺医僧治眼疾，《赠眼科医婆罗门僧诗》云：“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两目令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去日本的名僧鉴真，在韶州（今广东曲江）时病眼，也请过“胡人”治疗。刘禹锡听说婆罗门僧有金篦术，希望给自己的病眼发蒙，如果眼病真治愈了，刘诗应夸张医术的奇效，只说希望发蒙，足见所谓金篦术医治并无实效。鉴真清“胡人”治眼病，眼还是瞎了。眼病病情不一，治法也不一样，西方医师治眼病的技术可能比东医好一些，但不可能使真正严重的病眼发蒙。
简短的结论
国家南北的统一，经济的繁荣，中外文化交流的昌盛，各个方面代表人物的杰出贡献，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唐文化。唐文化不仅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的高峰。
佛教是从天竺传来的宗教。经过汉、魏、南北朝的漫长时间，传布甚广。隋文帝又大加提倡，到唐朝遂发展到最高点。道教是汉族自创的宗教。唐朝皇室自称是道教教主老子李耳的后裔，有意扶植，形式上使与佛教有同等的地位。佛、道两教为了抢夺权利，斗争甚为剧烈，唐朝统治者忙于调剂两教势力，不使失去均衡。
佛、道两教都是麻醉人民的毒品，和尚、道士都是懒馋无耻的寄生虫。佛教势力比道教大得多，它对民众的祸害也更大。“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佛寺是凶恶的土地兼并者，又是奴隶制度封建农奴制度的保持者。天竺社会里一切黑暗、野蛮、落后、秽浊的事物，都借着佛菩萨的庄严相慈悲相作掩护，整套整套地搬运到中国来，劳苦民众吃了它极大的苦头。千年以后，看到当时佛教遗迹，虽然应该当作珍贵的文物加以保护，但想起它祸国殃民的罪恶，使人感到犹有余痛。统治阶级为了求功德而造寺、造像以及各种耗费，不知流出了多少民众的血汗。
伊斯兰教、袄教、摩尼教、景教，都在唐朝时传入。因为佛教先入为主，把所有宗教都抵制住了，这种以毒制毒的结果，使当时思想家只要努力反佛老（主要是反佛），就可能对历史作出贡献。
唐初，朝廷颁行《五经正义》、《五经定本》，对统一南北经学，是有作用的，但儒生的思想也受到束缚。只有少数士人（如啖助等），不甘屈服，敢于独抒己见，以意说经。这是儒学由汉学系统转向宋学系统的开始。安、史乱后，在藩镇割据的政治局面下，儒者为讲求统一而提倡 《春秋》之学。这门学问，到宋朝，更为发达。
在百花盛放的唐文苑中，诗歌是最为鲜艳夺目的花朵。新型的律诗（近体诗）与旧型的古诗，竞艳争妍。在以千百计数的诗人中，王维、李白、杜甫是三个代表人物，他们的诗，是佛、道、儒三种思想的结晶品。儒家的思想感情、是非喜怒，最合乎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历代诗评家对王维、李白或有异辞，而杜甫的“诗圣”地位从未动摇过。
诗境经唐人开发殆尽，唐末、五代人只能从词的方面另辟新境。温庭筠是词的创始者，李煜是词的扩大者。词在晚唐、五代，好比诗在初唐，有发展的前途。
从西晋夏侯湛开始，酝酿已久的古文运动，到中唐韩愈时，始显得波澜壮阔。韩愈把儒学运动与古文运动结合起来，以儒家的忠孝思想反对佛教的无父无君思想（内容），以比较接近（距离甚远的接近）口语的散文代替骈四俪六、废话成堆的四六文（形式）。旗帜鲜明，所向无敌。韩愈的门徒李翱又吸取禅学，建立起儒学的心性说，宋儒扩而大之，从此佛成为儒的附庸。
《史通》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书中所宣扬的“直笔”思想，对后世起着深远的影响。由于阶级的局限，刘知几的所谓直笔，只能以地主阶级的是非作标准。杜佑、贾耽、李吉甫等人著书，反对“非今是古”与“搜古略今”，也都是店朝学术界的有识之士。
唐朝科学、美术、音乐舞蹈的盛况，也是空前的。僧一行的历法，孙思邈的医学，吴道子等的绘画，杨惠之的雕塑，都能超越前人。颜真卿破二王书体而创新书体，艺术成就很高。
辉煌灿烂的唐文化，深为当时世界各国人民所向往。各国人士不顾跋涉的艰难，来到中国，观摩摄取。以唐朝首都长安为中心，中国各民族之间，中国与当时世界各国之间，形成了交流文化的巨大场面。这是完全合乎需要的。繁荣的唐文化，吸收了域外文化而愈益丰富多彩。唐文化传播到东西方各国，起着推动各国文化发展的作用。各种文化必然要取长补短，相互交流。娶妻必娶异姓，男女同姓，其生不繁，文化交流也是一样，所以文化交流愈广泛，发展也愈益充分。文化输出国不可自骄，文化输入国不必自卑，某一国文化为别一国所吸收，这种输入品即为吸收者所拥有。譬如人吃猪肉，消化后变成人的血肉，谁能怀疑吃猪肉的人，他的血肉是猪的血肉而不是人的呢！
第一章 宋朝中央集权制封建统治的加强和政权的南迁（上）
第一节 宋朝中央集权制统治的建立和川蜀地区的农民起义
九六○年，宋太祖赵匡胤（音印yìn）推翻后周，建立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封建割据。汉族政权，重又归于统一了。
自从秦始皇统一以来，汉族的封建政权，在长时期里基本上保持着统一状态。但由于地主阶级中的门阀士族和军阀势力的发展，先后出现了三国至南北朝时期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割据局面，暂时地中断了国家的统一。规模巨大的唐末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门阀地主的残余，宋太祖又消灭了五代以来的军阀割据，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秦始皇实行地方郡县制和中央集权的官制和兵制，创立起完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此后，历代统一王朝订立的制度，基本上都是沿袭秦制，只是在秦制的基础上有所增损。宋朝建立后，太祖、太宗（赵匡义）把镇压农民的反抗和防止割据势力的复辟，作为他们建国的方针，基本上依据秦、汉、隋、唐以来的国家制度，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宋朝广泛吸收地主阶级文人参预军事政治的统治。宋王朝因而在地主阶级中具有比唐朝更为广阔的社会基础，中央集权的程度也更为加强了。
中央集权的军事、政治制度，是建立在相应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宋朝建立后，社会经济关系，主要是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表现出不同于前代的一些新现象：（一）贵族官僚按等级世袭占田制度，从唐朝中期起，开始瓦解。唐未农民战争，最后消灭了这一制度。宋代的地主阶级，主要是以购买土地的方式，来扩大土地占有。（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出租土地榨取实物地租。前代的劳役地租成为从属的、次要的剥削方式。（三）隋、唐以来，门阀地主奴役着带有农奴身分的部曲、徒附，他们的户籍注在主人的名下。宋朝把客户（佃客）编入户籍，成为封建国家的编户，不再是地主的“私属”。历史上出现的这些事实表明：在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史上，宋朝完成了唐中期以来土地占有方式和剥削方式的变革，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宋朝以后的封建社会，基本上是延续了这样的经济关系。
广大佃农，虽然在形式上摆脱了奴婢、部曲那种对地主的严格的人身隶属，但依然遭受着地主阶级的残醋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宋朝建国后不久，太宗时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此后近三百年间，不能忍受黑暗统治的农民群众，不断地举行武装起义，以反抗宋朝的统治。
下面叙述宋太祖、太宗时期，统一各国，建立中央集权制、社会经济制度和川蜀地区的农民起义。
（一）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建立
宋太祖赵匡胤，在后周时，随周世宗作战有功，任殿前都点检，统领精锐的禁军。九五九年，周世宗死，七岁的幼子宗训（恭帝）即位，赵匡胤又兼任宋州归德军节度使，防守京师（开封）。建隆元年（九六○年）元旦，镇、定二州谎报辽朝和北汉兵南下，后周宰相范质、王溥（音普pǔ）等派遣赵匡胤领禁军出城抵御。京师城里在传播着“点检作天子”的舆论。赵匡胤兵到京师城北二十里的陈桥驿，弟赵匡义、归德军掌书记赵普和军中诸将把皇帝的黄袍加在赵匡胤的身上，拥立他作皇帝。赵匡胤率领禁军开回守卫空虚的京师，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等在宫中做内应，轻而易举地夺取了皇权。由于赵匡胤原任宋州归德军节度使，新建的王朝，建号宋朝。宋朝仍然建都开封（东京、汴梁），习惯上又称北宋。以后迁都杭州，称南宋。
宋太祖兵权在握，后周朝臣全无抵抗的可能。宋兵进开封，后周宰相范质、王溥等跪拜在阶前，拥宋太祖升殿即位。周恭帝降封郑王。后周将领慕容延钊（音昭zhāo）领重兵屯真定，受命拥宋，升任殿前都点检。领兵守北边的韩令坤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以拥立有功，为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同领禁军。
但是，后周领兵在外的节度使并没有全部降服。九六○年四月间 ①，昭义节度使李筠（音匀yún）和太原的北汉相联络，在潞州起兵反宋。慕容延钊、石守信等领兵分道出击，在长平大败李筠。六月，宋太祖亲自领兵攻下泽州，李筠在泽州自杀。李筠败后，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又据扬州起兵。李重进是周太祖的外甥，世宗时与赵匡胤分掌内外兵权，势位相当，恭帝时出镇扬州。九月，李重进反，石守信率领禁军往讨。十月，宋太祖又领兵乘船东下，十一月在泗州登岸。石守信围攻扬州城将破，宋太祖到城下，一举攻下扬州。李重进投火自杀，宋兵得胜回师。宋太祖先后削平二李，宋朝在后周境内的统治巩固了。
宋朝政局稳定后，宋太祖对赵普议论说：“自唐末以来，帝王换了八个姓，战斗不止，不知原因何在？我要使国家长久，有什么办法么？”赵普回答说：“这不是别的原因，只是由于方镇权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现在要治国，也没有别的奇巧，只有夺他们的权，控制他们的钱谷，收他们的精兵……”不等赵普说完，宋太祖连忙说：“你不用再说下去，我已经懂了。”九六一年，宋太祖首先下令罢免了慕容延钊、韩令坤等人统领禁军的兵权，慕容延钊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韩令坤出为成德军节度使。此后，不再设统领禁军的殿前都点检一职。禁军将领石守信等有拥立功，不好下令罢免。一天，宋太祖请石守信等拥立他的将领们饮酒，乘醉说：“不是靠你们的力量，我不会有今天。但做天子也太艰难，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整夜都睡不安稳！”石守信等说：“陛下怎么说这个话。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太祖说：“你们虽没有异心，一旦部下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想不干，能行么？”石守信等吓得涕泣叩头，第二天便称病辞职。宋太祖解除他们统领禁军的乓权，派出做节度使。宋太祖一举集中了精兵禁军的全权，从此便可从容地派兵遣将去完成统一国家的事业了。
宋朝建立时，北方有强大的辽朝 ①，太原有北汉，南方分布着南唐、吴越、后蜀、南汉、南平（荆南）等国和周行逢在湖南、留从效在泉州漳州的割据。宋太祖没有乘胜北征辽朝，而是首先集中兵力去统一经济富庶的江南。依据这个所谓“先南后北”的方针，宋太祖在九六二年，分派众将驻守北边和西北各州，以防御辽朝和北汉。西北既无后顾之忧，专力向南方进取，逐个地消灭了各割据国。
平荆湖——九六二年，湖南周行逢死，子周保权继位，大将张文表起兵反保权，割据潭州。周保权遣使向宋求援，正好给宋朝以出兵的借口。同年，割据荆南的高保勖（音旭xù）死，侄继冲继位。荆南处在各割据国的包围之中，国势衰弱，有兵不过三万。宋太祖审度形势，制定了假道荆南，攻取湖南，一举削平荆湖的战略方针。九六三年初，调派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率十州兵，向荆南进发。宋兵到江陵，高继冲在城北十五里出迎。宋兵留他候见慕客延钊。继冲与延钊进江陵，城中宋兵已满列街巷。继冲大惊，奉州县图籍降宋。荆南平。
宋兵继续向湖南进发，湖南周保权军杀张文表。宋兵占据潭州，在澧江（澧音里lǐ）大败湖南守军，进取朗州。周保权藏到江南寺中。宋兵渡江擒保权。湖南平。
宋朝出兵得胜，占有荆、湖。从此西逼后蜀，东胁南唐，南方可直取南汉，战略上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
灭后蜀——宋太祖平荆、湖后，就在策划西取后蜀。派张晖做凤州团练使，专意探听蜀国内虚实、山川形势。宋太祖依据事先绘制的后蜀详细地图，制定进军路线和作战方略，出兵前，作了周密的准备。九六四年，宋朝获得后蜀给北汉的蜡书（密信），约联合对宋。
宋太祖大笑说：“我西讨有理了。”十一月，以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王仁赡为都监，宁江军节度使刘光义为归州路副都部署，曹彬为都监，统兵六万伐蜀。王全斌自凤州出兵，刘光义自归州出兵，两路进取。后蜀国王孟昶听说宋兵来攻，以王昭远为西南行营都统，仓促领兵拒战。王昭远好读兵书，但从来没有过战功，出兵前挥臂吹嘘说：“我此行何只克敌，夺取中原也犹如反掌！”他手执铁如意指挥军事，自比诸葛亮。宋兵强大而谨慎有备，蜀兵虚弱而骄躁轻敌，两军胜负的前途，不问可知了。
十二月，王全斌军攻取兴州，败蜀兵七千人，获军粮四十余万石。先锋军过三泉到嘉川，蜀兵烧毁栈道，退到葭萌。宋兵修复栈道，进兵罗川，蜀兵依江而战。宋兵夺桥渡江，分三道击蜀。蜀军集合精锐拒战，又大败。王昭远自引兵来战，三战三败。宋兵追到利州，王昭远烧毁渡口浮桥，退保剑门，依天险拒守。宋兵另一路由刘光义、曹彬率领，人峡路，连败蜀兵，在锁江斩获蜀水军六千余众，夺得战舰二百余艘。渡江攻夔州（夔音魁kui），蜀守将高彦涛战败自杀。宋兵占领夔州。
乾德三年（九六五年）正月，王全斌军自利州攻剑门，兵到益光，被天险阻隔，得蜀降卒指路，派偏师经小径渡江作浮桥，蜀兵弃寨逃走，来大兵沿青强店大道进 军。王昭远退驻汉源，留偏将守剑门。宋兵破剑门，追到汉源。蜀副将赵崇韬出战被擒。王昭远脱去甲胄逃跑。宋兵进据剑州。王昭远逃到东川，藏入民间仓房，哭得两眼红肿。宋兵追至，束手被擒。
刘光义、曹彬军自夔州进兵，连降万、施、开、忠、遂等州，峡中郡县，全被占领。王全斌军到魏城，蜀国主孟昶降宋。宋兵入成都，刘光义等引兵来会。后蜀平。
灭南汉——南汉主刘鋹（音厂chǎng）建都广州，占有湖南南部。宋灭湖南，与南汉接境。九六四年九月，宋南面兵马都监引进使丁德裕、潭州防御使潘美等攻下南汉的郴州（郴音嗔chēn）。从俘掳的南汉内侍得知，南汉国内宦官当权，极度黑暗混乱。宋太祖因集中兵力灭蜀，没有立即发兵。九七○年九月，宋以潘美为贺州道行营都部署，领兵灭南汉。南汉久无战事，“兵不识旗鼓，人主不知存亡”。潘美一举攻下贺州，进克昭州，乘胜占领桂、连二州。南汉主刘鋹得报，对左右说：“这些州本来是湖南地。宋兵得此即足，不会再南来。”和刘鋹的估计相反，十一月，潘美进取韶州，继续南下，九七一年二月攻占英、雄二州，直逼广州城。刘鋹将妃嫔和金宝载入十余大船，准备入海逃跑，被宦官将大船盗去。南汉残兵据水抵御，又大败。刘鋹在广州焚烧府库宫殿，出城降宋。宋兵人广州，刘鋹被押解到东京。南汉平。
灭南唐——南唐是江南的大国，但又是弱国。和后蜀的骄躁轻敌不同，南唐向宋朝屈服求自保。宋朝建立后，唐元宗李景即派遣使臣，以锦绮金帛来贺宋太祖即位。九六一年唐元宗死，子李煜（音玉yù）继位。李煜仍然每年向宋朝贡献大批金银锦绮珍玩。宋朝每次出兵，也还要遣使贡献犒师。九七一年，宋灭南汉后，南唐陷人包围之中。李煜大为恐惧，向宋朝上表，自动削去南唐国号，称江南国主。李煜企图以对宋朝的恭顺来维持他在江南的统治，宋朝当然不会容忍这个割据国的长久存在。九七四年九月，宋太祖以曹彬为昇州西南面行营都部署，潘美为都监，发兵十万伐江南。在此以前，宋朝已在荆湖造大舰黄黑龙船数千艘，作南伐的准备。曹彬自荆南发战舰东下，连败江南兵。九七五年二月，曹彬大军到秦淮，江南水陆兵十万列阵城下。宋军涉水强渡，江南兵大败。李煜整天在后宫与僧徒道士谈经，不问政事。一天，自出巡城，见宋兵旌旗满野，大为惊慌。李煜派文人徐铉（音漩xuàn）两次到东京见宋太祖，说他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没有犯什么罪。请求宋朝缓兵。宋太祖大怒，对徐铉说：“不须多讲江南有什么罪。只是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鼾音酣hān）！”徐铉惶恐逃回。李煜急调驻守上江的朱令赟（音晕yūn）入援。朱令赟自湖口发兵援金陵，号称十五万。兵到皖口，宋兵夹攻，朱令赟纵火拒战，值北风起，火反烧朱军。宋兵因势急攻，朱令赟投火死。江南最后一支大军覆没，金陵旦夕可取。宋太祖下令给曹彬，宋兵入城，不得杀掠，以保存江南财富。十一月末，宋兵整队人金陵，李煜奉表降宋，被俘到东京。南唐平。
吴越入朝——吴越和南唐一样，竭力向宋朝表示恭顺。宋太祖即位，吴越国王钱俶（音处chù）即遣使来贺，此后连年朝贡。九七四年冬，宋代江南，令吴越出兵助攻。李煜写信给钱俶说：“今天没有我，明天岂能还有你。早晚你也是汴梁一布衣（平民）罢了。”钱俶连忙把李煜信交给宋朝。九七五年四月，钱俶亲自领兵五万，自杭州攻下南唐的常州。南唐亡后，九七六年，宋太祖要钱俶到东京朝见，讲明入朝后仍回杭州。二月，钱俶带领妻子到东京入朝，宋朝大加款待，两月后放他回国。临行前，宋太祖送一个黄包袱给钱俶，里面全是宋朝群臣请求扣留钱俶的奏疏。钱俶对宋太祖大为感激，也大为恐惧。回国后又派遣使臣贡献大批宝物。吴越对宋朝唯命是从，叫出兵就出兵，叫入朝就入朝。吴越国实际上已完全屈服在宋朝的统治之下，只是还保留着一个国王的称号，等待宋朝削去。
泉州归附——留从效割据泉、漳等州，接受南唐清源军节度使名号。九六二年，留从效死。次年，牙将陈洪进夺取兵权，自为节度使，遣使向宋朝贡。九六四年，宋改清源军为平海军，命陈洪进为节度使。九七六年，宋灭南唐，吴越入朝，泉、漳等州成为孤立的割据点，陈洪进也请求到东京朝见。陈洪进行至中途得知宋太祖死，归镇。次年，入朝宋太宗。九七八年四月，献上泉、漳二州十四县地。江南最后一个割据点也消灭了。
宋太祖自九六三年出兵荆湖至九七六年病死，前后用了十三年的时间，消灭了南方各地的长期割据。这并非只是由于他个人的军事才能，而是决定于人心的向背，决定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后蜀灭亡前，宰相李昊（音浩hào）对蜀主孟昶说：“我看宋朝立国，不象后汉、后周。天厌乱久矣，一统海内，就在此朝吧！”南汉灭亡前，内常侍邵廷琄（音旋xuàn）对南汉主刘鋹说：“天下乱久矣！乱久必治。现在宋朝己出，看形势非统一天下不可！”后蜀与南汉相隔数千里，但人们都已敏感地觉察到，结束战乱，统一全国，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所谓“厌乱久矣”的“天”，实际就是当时的社会潮流，主要是广大群众的意志。唐末五代以来，各地封建军阀之间无休止地展开争夺权利的战争。广大群众早已厌弃这种封建割据的内战，厌弃这种战争带来的破坏和灾害。南方和中原地区经济联系的发展，也要求消除成为障碍的割据政权。结束封建割据的战乱，已是广大群众的共同要求，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宋朝的统一事业，因而较为顺利地取得了成功。
宋太宗赵匡义在后周时为供奉官，陈桥兵变，拥立太祖有功，建国后为殿前都虞候。宋太祖亲征二李，太宗留守京城，任开封府尹兼中书今。后又加封晋王，位在宰相之上，成为宋太祖以下权位最高的人物。九七 六年十月宋太祖死，太宗即位。九七八年三月，吴越王钱俶来朝见，太宗留钱俶在东京。陈洪进纳土降宋，吴越更加孤立。钱俶不得不把吴越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地献给宋朝，削去吴越国号。宋朝完全统一了南方各地，就把主要的兵力转向了北方的北汉和辽朝。
灭北汉——九六九年，宋太祖亲自率兵攻北汉，败辽援兵，引汾水灌太原城，北汉坚守，宋兵久攻太原不下，辽又派兵来援，宋兵回师。九七六年八月，宋太祖再命党进、潘美等分道攻太原，辽耶律沙领兵助北汉。宋太祖死，太宗下诏班师。泉州和吴越的割据消灭后，九七九年初，宋太宗集中兵力，领兵亲征，派潘美等四将分四路攻太原。三月，辽援兵来救，宋兵在白马岭大败辽兵，辽将耶律敌烈败死。四月，宋太宗自镇州进兵，破隆州，至太原城下。宋兵各路围攻太原。五月，北汉主刘继元出城降。北汉平。
北伐辽朝——宋太宗灭北汉后，五月就从太原仓促出兵，乘胜北伐辽朝，企图收复五代时被辽朝占领的燕云州县。宋兵到易州、涿州，辽朝的汉人守将开城投降。来太宗率兵围攻辽南京（今北京市），不能下。将士因伐太原疲惫，攻南京又不下，已经懈怠。辽耶律休哥引大兵来，大败宋兵。太宗率兵南逃。耶律休哥追到涿州，太宗乘驴车仓惶逃走。宋兵仗、辎重都被辽夺去。次年（九八○年），辽发兵十万来攻雁门。北汉旧将代州刺史杨业出轻兵袭击，辽兵败走。十月，辽景宗、耶律休哥又自瓦桥关进攻，大败宋兵，追到莫州回师。
宋兵对辽作战失败后，是继续作战收复燕云，还是从此休兵，宋朝内部出现了不同的主张。宋太宗回东京，朝臣多主张再出兵攻辽。左拾遗（谏官）张齐贤上疏反对，说，‘圣人举事，动在万全”，“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主张先加强内部的统治。河南路转运副使田锡主张放弃收复燕云，与辽谈和，说“沙漠穷荒，得之无用”，“劳而无功”。在主和意见的影响下，太宗在九八一年诏令沿边州县守边境，不得出关。宋辽暂时休战。
宋太宗经过几年的军事准备后，仍然志在收复燕云。对宰相宋玫说：“我看史书，见晋高租（石敬瑭）求援于契丹，对契丹行事父礼，还要割地奉送，屈辱之甚。”宋琪回答说：“恢复旧境，亦应有时。”
九八六年，宋太宗再度发大兵分三路北征。曹彬、米信出雄州，田重进出飞狐，潘美、杨业出雁门。曹彬率宋主力军急速攻下新城、固安，直抵涿州，田重进攻下飞狐，进克灵丘、蔚州，潘美军攻下寰、朔、应、云等州。辽以南京留守耶律休哥抵挡曹彬，耶律斜轸领兵抵挡潘美。辽承天太后、圣宗亲领大兵相机出援。曹彬一路号称十万，乘胜猛进。辽耶律休哥驻南京兵少，不出兵正面作战，夜出轻骑劫掠，昼出精锐断宋兵粮道。曹彬人涿州十余日，粮尽，退守雄州。将士看到潘、田两军挺进，纷纷要求再攻涿州。这时，辽承天太后、圣宗的大军已到涿州东五十里。耶律休哥出轻兵沿路迫击宋军，宋军且战且行，到涿州已师老兵疲。辽兵乘势大举出击，宋兵自涿州败退，辽兵追到岐沟关，大败宋兵。曹彬收残部渡拒马河，辽兵追袭，宋军人马相踏，死者无数。 涿州之战，辽兵先让一步，以少胜多，宋军主力全部败溃了。
宋太宗见主力军溃，急令曹彬等回东京，田重进军驻定州，潘美军回代州。辽耶律斜轸出重兵袭击，败宋兵于五台，宋兵死者数万。辽兵夺回蔚州，潘美领兵往救，又大败于飞狐。潘美、杨业军回兵到朔州狼牙村，辽兵陷寰州。杨业以为敌锋甚盛，不可与战。潘美等不听，迫令杨业出兵。杨业自知必败，请派伏兵在陈家谷口救援，杨业与辽兵战，大败，退到陈家谷口，不见宋援兵，率部下百余人，并力死战，堕马被俘。杨业拒不降辽，绝食三日，死。潘、杨军败，宋兵全线崩溃了。
宋太宗再次北伐失败，宋兵损失惨重。朝中一些大臣纷纷主张“屈己”求和。赵普上疏，说辽朝“何足介意”，必定是有“邪谄”（坏人）蒙蔽皇帝，“致兴不急之兵，颇涉无名之议”，劝太宗“忍一朝之忿”。宰相李昉等上疏，说北伐失败“悔既往而难追”，“姑务息民，何嫌于屈己”，“屈于一人（辽帝）之下，伸于万人之上”。殿中侍御史赵孚建议宋太宗学习唐高祖“降礼于突厥”，对辽屈己求和。“议定华戎之疆，永息征战之事”，盟誓和好。太宗没有赞同他们的议论，回答赵普说：“恢复旧疆，此朕之志，伐辽失败只是由于将帅军事指挥上的失 误所致。”九八九年，户部郎中张洎（音计jì）、右正言王禹偁（音称chēng）相继上书，建议加强边地武将的兵权，集合兵力，再次北上伐辽。宋朝内部，出现主战与主和两种不同政见。
宋太宗仍以集中兵权防止割据复辟为国策，对外作战和对内抑制武将的政策发生了矛盾，因此没有采纳王禹偁等人再次伐辽的建议。以后的宋朝，即对辽转取守势，专力加强国内的统治。
（二）中央集权制统治的加强
唐末五代以来，军阀长期割据。宋太祖建国后，继续统帅后周的禁军，后周官员也都继续任职。灭江南各国后，也仍然任用原有的大批官吏，并收编了各国的军队。为了防止割据势力的复辟，宋王朝把军事、政治大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朝廷，以巩固它的统治。
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主要是兵制和官制，在太祖、太宗两朝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
一、兵制
宋朝军队的主力，是朝廷直接统领的禁军。唐初，设十二卫，唐玄宗改设旷骑（彍音扩kuò），宿卫京师。天宝以后，彍骑虚弱，边镇兵强大，形成长时期的藩镇割据。后周时，仍沿用禁军制度，但军士累朝相承，多已老弱，又骄横不听指挥，实际上已不可用。周世宗制定“兵务精不务多”的方针，命宋太祖统领禁军，精锐者提升，老弱者除去。又召募各地壮士，选择尤强者编入禁军，加以训练。禁军由此成为一支强劲的军队。周世宗对外作战，屡获胜利，禁军的整顿是有作用的。宋太祖在后周统领禁军六年，依靠这支兵力推翻后周，建立宋朝。他深知掌握军队的重要，即位后从各方面加强禁军的实力，集中掌握兵权，沉重地打击了割据势力。
选练——来太祖即位的次年，九六一年，即着手加强禁军，进一步拣汰老弱，补充精壮。这年五月，下令各州拣选勇壮兵士，升为禁军。又除去禁军中的老弱，设“剩员”处理。退兵下到诸郡，仍给兵傣。诸郡多用来看守仓库。九六五年，又选强壮兵定为“兵样”，分送各地。各地军队按兵样选拔，送到京师充禁军。此后多次派邀使臣到各地选择精兵收补。禁军聚集在京师，太祖亲自教阅，加强训练，并给以优于外州的俸给。宋朝统一南方各国的过程中，也从各地的降卒中选择精锐补入禁军。军中并制定“阶级法”，使上下有制，不可侵犯。由于禁军的不断选练，宋朝极大地加强了中央直辖的兵力，削弱了地方的兵力。
地方的镇兵，五代时驻守城厢，又称“厢兵”。九六六年，宋太祖下令禁止将帅选取军中精锐作牙兵（衙兵）。厢兵中的精锐，经多次选拔，全被收入中央的禁军。留在地方的，不再训练，只服杂役。厢兵实际上已成为不能作战的役卒。后来司马光曾评论说：选练禁军后，“各地方镇都自知兵力远不是京师的敌手，谁也不敢再有异心”。这就是说，镇兵力量远比禁军薄弱，没有割据反抗的可能。唐末以来的军阀割据势力不能复辟了。
建置——太祖开宝（九六八——九七六年）时，有禁军马步兵十九万三千（全国兵额三十七万八千）；太宗至道（九九五——九九七年）时，禁军马步兵三十五万八千（全国兵额六十六万六千）。起初，禁军都驻在京师，后来也部分地出守各地。太祖时以十万驻京师，十万派守外郡。戍守边地重镇或内郡要地者称屯驻，隶属于总管司者称驻泊。此外，因粮价低廉暂留某地者称就粮，人数不多。屯驻军由兵马钤辖（钤音潜qián）、都监等统领，当地州官不得干预。派出的禁军定期轮换，因而有所谓“出戍法”（或称“更戍法”）。出戍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江南、淮南、两浙、荆湖、川、峡、广东等地的，三年一轮换。广西等地，二年一轮换。陕西兵，半年一换。禁军家属妻子都在京师。据说更替出戍，可以使士兵“习勤苦，均劳逸”，免得留恋家室。短期在外地，也不会想反抗朝廷。禁军军官提升时，都调离原来的队伍。统领驻泊、屯驻的禁军的将宫由朝廷任命，也不固定。从而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不使上下人情习熟”。宋太祖、太宗时期，在禁军制度上，从各个方面消除唐末五代以来方镇割据的积弊，形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得专其兵”的局面。禁军将领也不能拥兵割据了。
军权——聚集在京师的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和步军都指挥使统辖，称为三衙或三司。三司只在平时负责对禁军管理、训练，无权调遣。禁军的调动权，归枢密院掌管。枢密院又直接由皇帝指挥，只有皇帝才能派迫禁军，调动兵马。禁军中又选出勇壮，作护卫皇帝的亲军，称“诸班宜”，地位在一般禁军之上。
禁军外出作战，由皇帝派遣将帅，并由皇帝亲自制定作战方略，指示将领，甚至授以阵图。诸将领兵作战，须按照皇帝的部署行动，不得擅改。宋太宗戊北汉、辽朝，都是领兵亲征，临阵指挥。太宗对宰相们说：“五代承袭唐季丧乱之后，权在方镇，征伐不由朝廷，所以享国不久。太祖竭力挽救这个弊病，我做皇帝，也总在考虑这事”。宋太祖、太宗一直在尽力摧毁方镇擅权割据的旧制，经过两朝的逐步改革，全国军队的精锐都集中在禁军，而禁军的选练、建置、驻守、出征、行军、作战等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了。
宋太祖即位的次年，就相继解除后周将领慕容延别、韩令坤等人统领禁军的兵权，出为地方节度使。经过兵制的改革，地方兵权归各州，节度使成为无权的虚衔。九六三年，宋太祖开始用文臣管州事。当时，后周拥州兵割据的异姓王和带相印的大藩仍有数十人。宋太祖或借故把他们调迁，或遥领他职，或在他们死亡时不再使子孙裘职，逐步任命新的文臣来代替旧的武将。
宋太祖对赵普说：“我现在用儒臣百余人分治各藩，纵使都去贪污，（为害）也不及一个武将。”宋太祖从消灭藩镇割据的角度，认为文臣比武将为害百不及一，从此军中多用文臣。统一各国后，太宗继续实行这个方针，逐渐成为定制，并利用内臣即宦官领兵或充监军，以挟制将帅。九八七年又正式下诏：“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许换秩”。文臣换充武将，武将调离军职，从而进一步堵塞了军阀割据的道路。
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上，秦朝和隋朝统一后，都曾用收缴、销毁武器作为巩固统治的一个办法。宋太祖没有专从武器方面着眼，而是亲自掌握禁军，对军事制度逐步加以改革。相沿百余年之久的军阀割据，一变而为高度的中央集权。这一重大改革的完成，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作用是显著的。但宋王朝也由此掌握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加强了对农民的镇压。
二、地方官制
宋代官制，承袭唐、五代制度，但从制止割据、集权中央的目的着眼，也作了重要的改革。唐代地方分州（府）、县两级，另设“道”为监察区域。宋朝改为路、州（府、军、监）、县制，但对州一级严密控制，权力集中在中央。
监司——宋初在各地用兵，设诸州水陆计度转运使，主管军需粮饷等事。统一后，转运使成为总管各路财赋的官员，又命京宫为转运判官。唐玄宗时，全国分十五道，各道设采访使。宋太宗至道三年（九九七年），改道为路。全国分为十五路（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淮南路、江南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两浙路、福建路、西川路、峡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转运使、副使、转运判官成为朝廷特命的路一级的常设官员，主要管领所属州郡的水陆转运和财政税收，其后权力扩大，有时也兼管刑法和民事。宋太宗并规定各地转运使要轮流到京师，把当地情况报告给朝廷。又设安抚使，由本路最重要的一州的知州兼任，主管一路的军政，兼管民政和司法、财政。真宗时，为分割转运使的职权，又设提点刑狱公事、判官，主管一路的司法，兼荐举官员。转运使、安抚使、提点刑狱各设官衙，转运使司俗称漕司，安抚使司俗称帅司，提点刑狱司俗称宪司，总称“监司”。监司剥夺了节度使的财权和兵权、司法权，号称“外台”，作为皇帝的“耳目之寄”，权任颇重。
州县官——唐末五代时，各地节度使割据一方，兼领数州，称为“支郡”。宋朝统一过程中，逐步取消支郡，各州直属京师。九六三年，宋太祖平湖南，下令潭州、朗州等州直属朝廷，州官可直接向朝廷奏事。宋太宗时，右拾遗李瀚建议，节度领支郡，多叫亲信掌管关市，不便于商贾流通货物；不使有所统辖，以分方面之权，是尊崇王室，强干弱枝的办法。太宗采李瀚建议，九七七年诏令后周旧地邠（音宾bīn）、宁、泾、原等三十九州，全部直属京师。从此不再有支郡，全国各州都直辖于朝廷。
宋朝仍保留节度使名号，但和唐、五代的节度使，全然不同。马端临《文献通考》说：宋初，节度使名号用来礼遇宗室外戚，功臣故老和宰相罢政，出守外地，加节度使的职衔，叫做“使相”。节度使成为“无职掌”的虚衔，地方军、政实权都归于本州。宋朝直接派出朝官管理州郡事，称“知（管）军州事”，简称知州（府称知府）。知州多用文人，并可经常调换。宋太祖问赵普：“唐室祸源，在诸侯难制，如何改革？”赵普回答说：“列郡用京官权知，三年一换，就没有什么可虑。”知州不用武将，又不使常任，难制的祸源，算是可以堵塞了。
宋太祖又在各州设通判官，来进一步堵塞祸源。通判由朝廷直接派遣，既不是知州的副职，又不是属官，但有权与知州共同处理州事，并监督知州的行动，随时向朝廷奏报，因此通判又称监州。宋太祖平荆湖，灭后蜀，各国旧官继续做知州，派通判同领州事。九六六年，诏令荆湖、西蜀州郡官，事无大小，都要与通判共同裁处。此后，通判制逐渐成为普遍全国的定制，各州行文，必须知州和通判联署。通判有朝廷特命，与知州往往不和。知州与通判互相牵制，都无法专权。
五代时，权在藩镇，地方县令多“龌龊无能”，只知道“诛求刻剥”，“秽迹万状”。宋太祖任命朝官知县事，朝廷直接控制县政权，从基层来削弱州镇。后周旧将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自周世宗时久镇大名府，宋初专横一方。九六三年，宋太祖任命朝官大理正（司法机构大理寺官）奚屿知馆陶县，监察御史王祐知魏县，杨应蒙知永济县，于继徽知临清县。其后，又命右赞善大夫周渭知永济。符彦卿郊迎，周渭只在马上拱揖，不向彦卿屈服。县中有盗伤人，周渭捕获斩首，不再送府，符彦卿无可如何（九六九年，符彦卿移镇凤翔，又被罢免）。宋朝中央的权力一直控制到县一级，州镇不能专横了。
财政官——早自唐朝天宝以来，方镇拥兵割据，占有地方财赋，名日“留使”、“留州”，以上供名义上交朝廷者甚少。方镇又直接控制各地场院，厚敛取利。财政分在各镇，是方镇强大、朝廷衰弱的又一个原因。九六四年，宋太祖下令各州，从今年起，每年所收的民租和管榷（专卖。榷音却què）收入，除地方支用外，钱帛之类都要全部运送京师。次年三月，重申各州除度支经费外，全送京师，不得占留。四月，又派朝官十八人分往各地，收受民间租税。宋太宗时派朝官驻各州监督收税，称“监当使臣”，成为固定的制度。九八六年，正式规定监当使臣三年一换，仍委知州、通判提举（管领）。
司法官——五代时，各州拥兵的方镇任用军校作马步都虞候，兼管刑法断狱，称马步院。九七三年，宋太祖改马步院为司寇院，从新及第的进士中，选派人员到各州作司寇参军，掌管各州的刑法。宋太宗时改称司理院、司理参军。地方的司法权也作出限制。太祖时下令，凡大辟（杀头）罪执行后都要录送朝廷刑部复审。朝廷也派出使臣到各地审理案件。
九五八年，周世宗制定《大周刑统》二十一卷颁行。宋朝建国后，有人上书，指出刑统条目不便处。宋太祖命判大理寺事窦仪等参酌轻重，修订为《重定刑统》三十卷，又重新编集有关敕书为《建隆编敕》四卷。九六三年七月，一并刊板印刷，颁行全国，作为统一的律令，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印行的法律汇编。九七八年，又将宋朝建国以来发布的有关诏敕，编纂为《太平兴国编敕》十五卷，颁行全国。
宋太祖、太宗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不仅直接控制了地方官员的任免，而且把各州郡的行政权、财权、司法权全面地集中到中央。所谓“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朱熹语）。宋王朝从而全面地控制了地方政权，空前地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
三、中央官制
宋朝的政治机构，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分列为政事、军务和财政三大系统，相互平行，各由皇帝直接统属。另设御史台司监察。地方权力集中到朝廷后，又进一步集中于皇帝。
中书门下——宋沿唐制，在宫廷内朝堂（官员朝见皇帝的便殿）西设议事机构，称“中书门下”，简称“中书”，又称“政事堂”。实际执政的宰相仍沿唐制，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名号，不定员。如有二人以上，即轮流值日掌印。
宋初仍用后周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人为相。九六四年，范质等三相请退，独用赵普作宰相。为了分割宰相事仅，又以薛居正、吕余庆作副相，称参知政事，此后成为定制。
枢密院——唐代宗时，开始设内枢密使，用宦官掌管朝廷机密。唐末，枢密使专权，造成祸乱。五代时，仍存枢密院掌管朝政。枢密使等于宰相之外的又一个宰相。宋朝建立后，枢密使改为专掌军事政令，出纳密命，与宰相分掌文武大权。中书省与枢密院号称“二府”（政府、枢府）。枢密院的大事都要奏报皇帝批旨。宰柏与枢密使分别朝奏，彼此不相知。皇帝由此分别控制了政权和军权。
三司——三司总管四方贡赋和国家财政，号称“计省”。设三司使，地位仅次于宰相，称“计相”。三司使通领三部：盐铁掌管工商收入及兵器制造等事；度支掌管财政收支和粮食漕运等事；户部掌管户口、赋税和榷酒等事。地方州郡不留财赋，全国财政支出，都出自三司，权任甚重。全国统一后，宋太宗甚至亲自裁处。
审官院、流内铨——宋初临时选派大臣考核京官 和升朝官的功过。宋太宗时，正式设立磨勘京朝官院和磨勘幕职州县官院，分管官员的考核事宜。次年，改磨勘京朝官院为审官院，磨勘幕职州县官院为考课院。又将京朝官差遣院并入审官院。审官院设知院事二人，主管考校京朝官的劳绩，予以升迁官阶，拟定内外差遣，然后奏申皇帝接见批准。宋初吏部尚书兼管京官七品以下官员的考核和拟定差遣，后委任权判流内铨事二人，专管幕职州县宫（选人）的试判和拟定差遣等事。
三班院——宋初武官中的供奉官、殿直、殿前承旨等三班使臣隶属宣徽院，临时选派官员负责“点检三班公事”。宋太宗时设三班院，委派知院事官或勾当院官，不定员数，主管大、小使臣的名籍、拟定差遣以及考核劳绩等事。
礼仪院——宋初沿袭唐制，设太常寺礼院，主管朝廷典礼。真宗东封，设立详定仪注所，事后即以此为礼仪院，设判院事一人，由参知政事兼任；知院事一人，由各司三品以上官员担任。负责裁定朝廷典礼的仪式、仪仗、祀祭制度等。
审刑院——宋太祖时，刑部复核各地大辟罪案。宋太宗时，又在禁中设置审刑院。各地上奏案件，先由大理寺断复，再交审刑院详议裁决，然后奏呈皇帝定夺。审刑院不归宰相统领，直属于皇帝。
学士院——学士院设翰林学士若干人，职责是为 皇帝起草各种诏书，包括宰相的任命、对外的国书等等。翰林学士还侍从皇帝“备顾问”，可以直接向皇帝提出对国事的建策。
御史台、谏院——宋仍唐制，朝廷设御史台纠察官员，台分三院：台院、殿院、察院，初无专宫，由官员兼职。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最高官员。宋太宗时，又任 宋初地方官制表命专职的监察御史（察院），考课朝廷官员得失。官员遭到御史官弹劾，就要贬调。谏院设知院官，对朝政得失，大臣以至百官的过错，都可提出谏言。御史台和谏院控制言路，往往被大臣利用来作为排斥异己的工具。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御史台和谏院有着重要的作用。
宋太祖、太宗两朝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新官制，但并没有全部消除旧官制。宋朝不仅大批任用了各国的旧官员，并且长期保留了唐、五代以来的许多官称。在此基础上，又增设了大批的新官职。集中权力的结果，大量官员，无所事事。三省，六曹（六部），二十四司，都有正式的官员，但除非特有圣旨，不管本司的事务。所谓“事之所寄，十无二三”。仆射、尚书、侍郎、郎中、员外等等官员，作官而下管事的，十有七八。这些所谓宫，不过是用来表示他们的政治地位和领取俸禄。
宋代官制由此分为官、职（殿阁职称，如某某殿学士）、差遣三种。只有“差遣”才是掌握实权，实际管事的职务。地方宫中，也仍有大量旧官职，如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州刺史等等，只领傣禄。朝廷派遣的知州、通判等官，才实际执政。在宋朝的国家机器中，旧官和新官，有仅的官和无权的官，朝廷派遣的官和地方的官，层次重叠，叠床架屋。宋王朝在集中权力的同时，官僚机构却变得空前的庞大。
宋代大批官员的主要来源是科举。唐代已经实行科举，但被门阀贵族操纵，取士很少。北宋初，门阀制度不再存在，科举向文人广泛开放，只要文章合格，不分门第、乡里，都可录取。宋太祖时取士较严，如九六一年，录取进士十一人，九六三、九六四年都只八人。宋太宗时，逐渐增多。一科进士可多到三、四百人，诸科多到七、八西人。九八三年进士和诸科又各分为：“及第”、“同出身”两等（后改为“及第”、“出身”、“同出身”三等）。考试得中即按不同等第派作大小不同的官。九 六二年朝廷下令：考试及第不准对考宫称师门或自称门生，以防止形成宗派。九七三年，进士考试下第者控诉考官取士有人情，宋太祖召见下第和及第者若干人，重新考试诗赋，亲自阅卷。从此定为制度，进士及第都要经过皇帝亲自“殿试”考选。宋太宗时，殿试后并在殿前“唱名”，由皇帝“赐及第”。取士权也集中于皇帝了。
宋朝通过科举，吸收大批文人来维护它的统治。文人们考试得中，就可以取得政权、财权以至兵权。因此都埋头作诗赋（进士科以诗赋取士），争取得个官，老死不止。宋太祖时，连续考十五场不中的，有一百多人。太祖下诏，说这些人“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讲，业亦难专”，作为“特恩”，特赐本科出身。此后考试多次不中的，也可特赐，叫作“特奏名”。文人们更加争先恐后地应试争官，无所不用其极。宋太宗时，孟州文士张雨光因考试不合格，急得在街上纵酒大骂，指斥朝廷。太宗大怒，把他斩首。九八八年，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宋白知贡举，取士较严，只放进士二十八人，诸科一百人。出榜后，下第者群起吵闹，要求另考。太宗复试，又取进士及诸科共达七百余人。宋太祖、太宗实行科举制度的结果，使朝廷掌握了用人的大权，也使官僚机构越来越庞大了。
宋王朝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成功地防止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复辟，但同时也形成庞大的国家机 器，加强了对农民群众的统治和赋税剥夺。
（三）社会阶级关系和赋税制度
唐朝中期以来，土地占有方式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方式都在不断变动。宋朝建国后，订立户籍，分为主户和客户两类。乡村中所谓主户和客户，已不再是依据土著和客籍，而是以土地资产的有无来划分。主客户户籍的制定正是反映着剥削形态的变化。
上三等主户——主户，是占有土地和资产而负担税役的人户。依据占有多少的不同，又分为五等。宋朝规定每三年修造一次丁产簿（又称五等簿），记载各等主户的资产和丁男数目，作为征收赋税和科派力役的依据。一等户是占有土地几十顷上百顷，至少也有地几顷的大地主。二、三等户是占田较少的中、小地主。上三等户习惯上都叫做“上户”，是宋代乡村的地主阶级。
下户——主户中的四、五等户，习惯上又叫下户或贫下户。四等户有资产四、五十贯，一般是汉有少量田地的自耕农。五等户只有更少的田地甚至全无田地。他们很多是半自耕农。一些没有产业的贫民也被列入五等户纳税，称无产税户。
客户——客户中，除少数侨寓外地的小工商，主要是乡村的佃农。他们全无田地，主要依靠租种地主的田地为生。宋朝编入户籍，成为国家的编户，交纳身丁税和负担徭役。
宋代的主客户状况，各地区存在着一些差异。唐末裘甫、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在一些地区消灭了大批的大地主。贵族、地主的部曲、奴婢得到解放，因而出现了大量的耕种无主田地或开垦荒田的自耕农和由原来的部曲转化的佃农。唐末五代时期，地主豪强的残酷压榨，又有不少自耕农破产，沦为佃户。在五代军阀混战和辽兵南侵期间，北方的农民也有不少逃往南方，成为佃客。由于这些历史的因素，宋朝初年，各个地区呈现出很不平衡的状态。具有显著特点的地区，如河北路，唐天宝时的河北道近一百五十万户，宋太宗时下降为六十万户，其中客户占三分之一。户口的大幅度下降，显然是辽兵南侵和军阀混战的结果。东南五路和广南东、西路地区，大致相当唐代江南、岭南二道，户数超过唐天宝时的两倍，成为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两浙路、江南东路生产最为发展，客户只占五分之一左右，自耕农的比例很大。梓州、夔州、利州各路五代时是蜀国统治区，战乱较少，北方农民相继逃来作佃客，客户的比例占到总户数的十分之五到十分之七，同时也就成为五代宋初地主对客户压榨最为酷烈的地带。荆湖南北路、福建路也都是客户较多的地区，占总户数约一半左石。
一、土地占有和农民状况
官田——唐朝前期，在一些地区实行均田法，计口授田。所授田地，名义上是朝廷所有的官田，依租庸调法收取租税。唐朝中期以后，门阀世族势力削弱，地主加紧兼并庄田，官田多被地主豪族占去或者废弃荒芜。北宋的官田有官庄、屯田、营田三种。屯田和营田是兵士驻地的屯垦。官庄大多是荒废的无主田地，农民垦种后，朝廷收取租赋。在宋朝土地占有形式中，官田不再占有重要的地位。
官员占田——唐代贵族官僚，按照品级，领受永业出，世代占有。自一品至九品，占有一万亩到二百亩不等的田地。唐中期以后，这种制度逐渐废弃。唐朝官员又有职分田（一千二百亩至二百亩不等），五代时罢废。未初，无职田制。宋代官员大量占有田地，主要是以剥削所得自行购置田产，不再有以官级占田的特权，也不再有占田数量的限制。宋太祖曾劝说石守信解除兵权，购置田地享乐，就是当时土地占有制度的一个事例。
地主庄田——唐代中期以来，地主占有大片田地，形成庄田。宋代地主的庄田，更加普遍地发展。大地主在庄上建房居住，形成庄院。所谓“浮客”的佃户也寄住在地主的庄上。一个庄形成一个作为自然经济单位的村落。宋代文献中记录有某家庄，庄名也就是村 名和地名。如汜县（汜音似sì）李诚庄方圆十里，中贯河道，地极肥沃，有佃户百家。庄主李诚，是宋太祖时汜县的酒务官。雍州地主王纬，也占有良田数百顷，庄内建造宏丽的宅第。地主的庄田遍布各地。宋朝有统计数学的租赋田，除自耕农所仅有的小块土地，主要就是地主的庄田。
宋朝官员可以随意购置田产成为大小地主，地主通过科举也可以成为大小官员。官员、地主合为一体，占据有全国大部分的土地。自耕农的田地，一户多不过几十亩，少只有三五亩。宋太宗时，就有人指出：富人有着看不到边的田，穷人没有锥子尖的一点地。（“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太宗对近臣说：“杜绝兼并，抑制游情，前世难以做到的事情，朕（皇帝自称。音振zhèn）应该努力去实行。”这说明太宗已经觉察到了地主兼并土地的严重性。这种状况一天天地在发展，皇室、贵族、官僚、地主兼并越来越多的田地。
地主占有土地，以租佃方式剥削佃农，是宋代地主对农民的主要的剥削形态。农民阶级主要是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和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半自耕农。他们都遭受着地主阶级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但具体状况又各有一些不同。
佃农佃农即农村中的“客户”，又叫“佃客”、“浮客”，自己完全没有土地，租种地主的土地耕种，是农民中最贫苦的部分。一家大地主可有佃客几百户。两川一带的大地主甚至可有数千户。佃农遭受着地主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被紧紧地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
地租剥削——唐代中期，陆蛰（音志zhì）的奏议中曾经提到过地主私家收租的情况，上等田每亩收一石，中等田收五斗。地租是地主占有土地剥削佃农的主要手段。宋初通行的剥削方法是分成收租。地租率一般都占收获的五成以上。少数佃户自有耕牛，称“牛客”。相当多的佃客是“小客”，即没有自己的耕牛或农具，向地主租用，又要加租。另有一种定额租制，由地主规定定额的租米。采用这种剥削方法的地主，不需直接指挥和监督佃客生产，佃客对生产有较多的支配仅，但地主可以随时增加租额。分成租和定额租，形式有所不同。地主对佃农的地租剥削，总是残酷的。
高利贷剥削——伴随着租佃制关系的发展，地主放高利贷成为重要的剥削手段。佃农交租后，所余无几，就只有向地主借债过活。地主借出粮或钱，要剥削两倍到三倍的利息，甚至还要农民的子女去做“佣质”当抵押，实际是做无偿的佣仆。农民冬春借粮，指夏麦偿还。夏麦还了债，春秋再借粮，指冬禾偿还。收成还债甚至还不足，无法交租，再把欠租作为借债加利。这样，农民年年要借债，永远还不清。高利贷象是一副枷锁，把农民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世世代代无法挣脱。在宋代社会经济中，高利贷剥削日益成为极为突出，极为严重的问题。
地主用地租和高利贷剥削、束缚着佃农，而且还可以用“换佃”的办法相威胁，加重盘剥。佃农却不能随意离开地主的土地。
在宋代农民中，佃农受压榨最深，反抗性也最强。在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中，佃农始终是基本力量。
自耕农、率自耕农农民中还有大量的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现存北宋户籍的统计数字，乡村主户中的四、五等户即贫下户，与客户的数目约略相当。但事实上他们当中有相当多的是兼作佃农的半自耕农，甚至完全是佃农。这是因为：（一）北宋王朝为了榨取农民的赋税，租佃地主日地的半自耕农，虽然只有很少的土地，仍编入主户。第五等户中，大量的是半自耕农。（二）自耕农把土地卖给地主，沦为佃农后，却不能立即注销田产，改变户籍。“产去而税存”。这种状况，虽然不占太大的比例，但随着地主兼并土地和自耕农破产，也在逐渐增多。
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不向地主交租，却要对官府负担繁重的赋税和徭役，处境也很艰苦。自耕农、半自耕农靠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不能供给衣食，又不得不向地主借贷，遭受高利贷的严酷盆剥，最后只有陷于破产，仅有的土地也被地主吞并了去，沦为佃客。
佃农和自耕农、半自耕农受到残酷剥削，无法生活下去，只有在耕种之余，“营求”副业作生计。山区靠漆楮（音楚chǔ）竹木，河湖地带靠蒲苇荷芡（音欠qìan）或捉捕鱼虾。但这条生路，往往又要遭到宫府的剥夺，迫使他们无以为生，只有起来反抗。自耕农、半自耕农在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中，也是重要的力量。
奴婢唐代贵族奴役着大批的奴婢、仆隶，甚至自己设置手工业作坊，由奴婢们生产贵族需用的产品。宋代仍有一定数量的奴婢，但主要是用于地主官僚的家内服役，不再从事生产。
二、赋税和徭役
广大农民不但遭受着地主的地租、高利贷剥削，而且还要负担宋王朝的各种赋税，并被迫从事无偿的劳役。宋王朝规定了苛刻的赋税、徭役制度，向广大自耕农和佃农实行直接的剥夺，以养活大批的官吏和军队。
苛刻的赋税剥削宋朝的赋税，沿用唐朝中期以来的两税的名称，有夏、秋二税。但宋二税已不同于合租、庸、调为一的唐两税，而是专指田税。二税以外，另有身丁税、各种杂税和徭役。宋朝制度规定的赋税，有如下几项：身丁税——男子二十岁为丁，六十岁为老。二十至六十的男子，都要交纳身丁钱（或米、绢）。佃客编人户籍作客户，也要和主户一例交纳身丁钱。不过，这种身丁税只是在南方地区实行。税额也各地不同。宋初，漳州每丁纳八斗八升，泉州纳七斗五升。
田税（二税）——北来田税，法令规定是向土地所有者按亩收税。每年夏、秋各收税一次，又叫“夏税秋茵”。秋苗或秋税，是在每年秋收后按亩征收粮食。北方各地，大致是中等田每亩收获一石，输官税一斗。宋太宗灭吴越后，命王方蛰到两浙整顿税制。旧制每亩田税三斗，王方贽依北方制度即所谓“天下之通法”，改为一斗。但江南、福建等地仍沿旧制，亩税三斗。大抵宋代伙税并不依实际产量抽成，而按亩定额征收。各地历史情况和生产情况不同，因而税额也有很大的差异。
夏税收钱，或折纳绸、绢、绵、布、麦等。在夏季田、蚕成熟时征收。税额依上、中、下田，分等第按亩规定。各地区也有很大的差别。宋初整顿吴越税制，苏州分中、下两等田定夏税。中田一亩夏税钱四文四分。下田一亩三文三分。这当是宋朝平吴越后制定的较轻的税额。
秋夏二税的税额，只是收税的规定。在实际征收时，宋朝还以所谓“支移”、“折变”的办法加重剥削。“支移”原是借口边境粮草需要，命令河北、河东、陕西各路的秋税，由纳税户运送到边地交纳。丰收地区的秋税，到歉收区交纳，“以有余补不足”，“移此输彼，移近输远”，也叫做“支移”。如果不能负担远路奔走的苦楚，就要再多交一笔支移脚钱。“折变”是官府对夏税规定 的现钱和绸、绵、布、麦等各种定额，根据物价状况，借口“一时所需”，任意折换，加重敲剥。如以绢折钱，再以钱折麦。折变时官府随意抬高和压低价格。官府和地主、商人串通一气，借折变贪污谋利。交税的农民遭到沉重的压榨。
官庄租赋——宫庄田地招佃客耕种，由宫府收地租，称“公田之赋”。官田无人交二税，往往又把二税加到官庄佃客头上，即所谓“重复取赋”。佃客遭到双重的残酷剥削。
杂变——五代十国时期，各割据国巧立名目，敲剥财物，设置多种苛捐杂税。宋朝统一后，全部承袭下来，统称之为“杂变”，又叫“沿纳”。杂变比五代时的杂税，甚至还要苛刻。如甫唐时，许人私下造酒，交钱，又以官盐折价换取百姓的绸绢、粮米，宋朝禁止私造酒，不再支散官盐，但原纳钱、绸、绢和粮米的人还要照旧额交纳。杂变包括蚕盐钱、牛皮钱、蒿钱、农器钱、鞋钱等多种名目。杂变以外，宋朝还以“进奉”、“土贡”（贡土特产）等等名义，随时勒索多种财物，强迫农民贡纳。
和籴、和买——和籴（买粮。音敌dí）是宫府强制收购民间粮米。和买是官府强制收购民间布帛。名为朵买，甚至并不给钱，等于强征。和籴、和买实际上是夏秋二税外的又一笔变相的二税。按法令规定，和买限于四等以上户，和籴限于上等户。但实际上，下户也往往不免。
在种类繁多的税目中，杂变随二税征交，和籴也以二税额为依据。宋太宗时一年的岁赋收入，总计有七千八十九万三千（宋制：岁赋谷以石计，钱以贯计，帛以匹计，金银丝绵以两计，其他以数计。统计数是各种单位合计的数字，见《宋史·食货志》）。
唐初，实行府兵制，农民对国家服兵役。唐中期以后，改为召募士兵。宋代沿袭募兵法，组成禁军和厢军，不再有农民服兵役的制度。北宋的役法有职役和夫役，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职役是地主和自耕农被国家征调担任州县和乡村基层的职任，夫役是农民被国家调发服劳役。
职役——现任文武职官和州县胥吏、势要豪族称“形势户”，官员家属和他们的后代，都叫“官户”。形势户和官户享有兔役特权。职役由主户中的一、二、三等民户，即大小地主轮流差充。这一制度实际上是官府给予所谓“民户”的地主以压榨、统治农民的职权，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宋朝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职役分为州县役（吏役）和乡役两大类，主要有：（一）衙前。衙前属于州县役。职责是代宫府保管剥削来的“宫物”，押送纲运。法定由所谓“高资”即资产在二西贯以上的一等户大地主充当。担当衙前职没，可免科配、折变，并 授予官衔，三年一升，最高可到都知兵马使。（二）里正、户长、乡书手。属于乡役，职贡是代官府“课督赋税”。户长是里正的副手，乡书手助里正办理文书。里正向农民索税，可以捕人送县鞭打，是官府的凶恶爪牙。里正又号称“脂膏”，因为可以利用职权，从中贪污勒索，吸吮农民的膏血。宋朝法定里正由一等户轮流充当。户长由二等户，乡书手由三等户充当。（三）耆长、弓手、壮丁。耆长、壮丁属于乡役，弓手属于州县役，职责是“逐捕盗贼”，即帮助官府镇压农民的反抗。耆长由二等户轮充。弓手、壮丁由三等户轮充，属耆长指挥，但有时也要从四等户中抽取“壮丁”。
地主对待轮差职役，存在不同的情况。一种是争当衙前、里正，借以攫取压榨农民的特权。“外道豪民，求此名目（衙前），凌驾州乡，兼并纵肆”。有“差充衙前年满，愿永充衙前者”。另一种是因衙前押运官物，要包赔损失。里正、户长催税不齐，要代为补垫。因而视为负担，不愿充役。有人充耆长因镇压农民有功而升官，也有的地主逃避充役。弓手需自备衣装弓弩。壮丁全供驱使。三等户的小地主多设法避役。
夫役——又叫杂徭。北宋的夫役，表面上是按人丁户口科差。但宫户、形势户享有免役特权。正在担任职役的上三等户，作为形势户之一，也暂时免除夫役。被科派夫役的地主，也往往出钱雇人代为应役或强迫佃户代役。实际负担夫役的，是贫下户的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编为客户，作为国家的编民，也要接丁口应夫役。北宋的夫役是自耕农、佃农等广大农民负担的无偿的劳没。
夫役并无固定的时日规定。在春耕以前调发者称“春夫”，因工事急迫调发的称“急夫”。北宋王朝以至地方宫府都可调发农民应役。应役者通称役夫、丁夫、民夫、人夫。征调农民的较大规模的摇役，主要有：（一）修浚河道。最大的夫役是治理黄河水害。北宋几乎年年要调发役夫堵塞决口或修筑堤坝。大规模的工程调发役夫多至几万至十几万人。征调的地区远到柯东、京西、淮南等路。役夫来自数百里以至千里之外，应役一到两月。不仅农事荒废，而且往往败家破产，以至死于役所。修治运河，也几次调发役夫数万人。（二）土木营建。包括修筑城池，修建官舍、寺观，以至修路造桥等事，都征调役夫从事无偿的劳役。北方沿边州郡还经常要征调夫役，大规模修筑城防。（三）运输官物。官府运送粮草、盐、茶等宫物，都征调农民负担，是一种繁重的夫役。宋太宗时灵州运送粮草的役夫，在路上死亡的乡至十余万人。运输盐、茶也极困苦。农民群众遭受的压榨是沉重的。
宋王朝不仅在政治、军事制度上，还从赋役制度上，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同时也加紧了对农民群众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从宋朝建立时起，农民阶级就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四）川蜀地区的农民起义
宋太祖、太宗两朝，首先在川蜀地区爆发了农民和士兵的武装起义。
蜀地自两汉至唐代，一直是经济比较发展的地区，又是封建统治极为严酷、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的地区。在唐未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唐傅宗曾经率领大批门阀贵族狼狈逃窜到蜀中。五代时，唐代的“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战乱期间，大批农民也陆续逃到这里。川蜀地区的豪民往往占有三五百家“旁户”，有的甚至达到数千家。“旁户”实际上是一种投靠户，世代相承，被豪民“没使之如奴隶”。旁户除向豪民纳租外，还要承担赋税剥削。后蜀灭亡前，旁户和豪民的阶级矛盾已经发展到极为尖锐的地步。
宋朝消灭后蜀，以旁户为主的农民群众没有得到、也不可能得到什么实际利益，相反，随即遭受到残酷的多方掠夺。首先是人蜀的宋兵大肆劫掠蜀地的居民。宋将王全斌灭蜀后，和将领们日夜宴饮，放纵部下抢掠民间子女，夺取财货。军校到市集上，拿着刀，劫夺货物。一个军官，抢掠民蜜，割去乳房后杀死。像这样的事例只是因被揭露而偶然留下记载。想见宋朝灭蜀后的残暴，给蜀地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祸害。
宋兵大肆劫掠后，宋朝又以各种名目，巧取豪夺。后蜀原有的赋税剥削之外，又以”日进”“上供”为名，勒索倍于“常数”（规定数额）。蜀民所交两税，以布帛忻算。商人抬高市价，农民交税仍按旧定低价析合，凭空增加了负担。农民耕作不能维持生计，多经营纺织、采茶等副业。宋太宗时设立“博买务”垄断收购，不准私卖。博买务官员，比商人的敲剥更加苛刻。本已遭受着沉重敲剥的后蜀农民，遭受到更为沉重的敲剥。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丧失了家业田产。耕作以外的主路，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宋兵人蜀，对蜀降宫敲诈勒索，对蜀士兵则虐待残杀。王全斌要对蜀降将李廷珪治罪，宋将康延泽告李廷珪说：“王公意在声色，满足他的欲望，就会置之不问。”李廷珪送上妓女四人，金帛值数百万，果然获得免罪。宋朝们发蜀兵去京城，发给“装钱”，王全斌从中克扣削减，又令部下侵扰。蜀兵愤起反抗。王全斌惧伯成都蜀兵起义，九六五年四月，竟将驻在成都城南的蜀兵两万七千人，诱到夹城中，全部杀死。诱杀蜀兵的暴行，使统治者的凶残面目更加暴露了。
宋朝消灭后蜀的割据，多少符合于结束战乱，统一全国的客观要求，但灭蜀后，对人民群众的残酷压迫，就只能迫使农民举行起义，来反抗宋朝的黑暗统治。
蜀兵起义
乾德三年（九六五年）正月，宋兵灭蜀后，蜀兵即不断起而反抗。二月，棒州蜀兵三千余人推军校上官进为首，攻打州城，上官进被宋朝擒获处死。三月，宋朝调发蜀兵去东京。蜀兵至绵州起义。后蜀文州刺史全师雄路过绵州去东京，被起义士兵推为统帅，建号兴国军，号称有兵十余万。全师雄领兵攻绵州城失败，损失万余人。全师雄转攻彭州，宋彭州刺史战败逃走。起义蜀兵人据彭州城，成都十县都起兵响应反宋。全师雄称兴蜀大王，置节度使二十余人，分据灌口、导江、郫（音皮pí）、新繁、青城等县。宋兵出击，至导江，全师雄军在竹林中出伏兵大败宋军，宋先锋都指挥使高彦晖败死。全师雄分兵守绵州、汉州，切断剑阁栈道，沿江设寨，声言攻打成都。邛（音穷qióng）、蜀、眉、陵、简、雅、嘉、果、遂、渝、合、资、昌、普、戎、荣十六州响应全师雄反宋，声势浩大。
四月间，王全斌在成都诱杀蜀兵，各地反抗的浪潮更加汹涌。吕翰卒部下在嘉州起义，军校孙进、吴瓌（音归guī）等杀未知州，与全师雄部刘泽军合，有众五万，赶走普州刺史，杀通判。果州军校来德威等杀宋知州起兵。遂州牙校王可僚结集州民起义。史书记载说，当时反抗者所在蜂起，这只是有姓名可纪的几支。宋朝结集大军镇压，围吕翰于嘉州。吕翰先弃城走，宋军人城，吕军夜间反攻，不胜，领兵至雅州据守。宋军攻普州，刘泽部申雕领兵五千来敌。申雕兵败。宋军人普州，刘泽降宋。九六六年六月，宋军破全师雄部于灌口寨，全师雄领兵至金堂。七月，吕翰在雅州据守年余后，被宋攻破，退至黎州败死。王可僚结集数州兵反攻普州，不能下，至合州拒守。十二月，全师雄在金堂病死。部众推谢行本为领袖，罗七君为佐国令公。罗七君与宋德威等据铜山之险抗宋。宋军攻下铜山，罗七君等被擒。蜀兵斗争失败。
自九六五年春，蜀兵开始抗宋，至罗七君等被擒，前后近两年，反抗势力达于二十余州，给予宋朝的打击，是沉重的。蜀兵的起义，是由于不甘忍受宋朝的压迫而自发地起来作斗争，并非后蜀盂氏操纵的复国行为。蜀兵和农民的反抗行动，无疑是正义的行动。王可僚部，主要是州民的起义队伍，斗争极为坚决。吕翰部有兄弟民族的起义者张忠乐部参加，据守雅州。后蜀将官、土豪曹光实原来曾残杀张忠乐的起义部众，后蜀亡，曹光实遭到起义者的打击。吕翰与张忠乐部守雅州，曹光实向宋军献地形图和用兵攻城之计，为宋军作向寻，定要捕获张忠乐才甘心。在蜀兵民的反抗斗争中，起义农民和土豪地主，支持谁，反对谁，态度极为鲜明，反抗的正义性也就更加明显了。宋兵攻下雅州后，王全斌等捕送孙进、吴瓌等二十七名首领到东京，全部被宋朝处死。孙进临刑前仍然坚强不屈，宋太祖因而把他的全族杀光。起义者的英勇和统治者的残暴形成鲜明的对比。
阆州起义
九六五至九六六年间，阆州（阆音浪làng）农民起义，围攻州城。宋阆州知州赵逢残酷地镇压了起义者。起义失败后，赵逢又屠杀人民近千家，想见起义得到群众的支持，具有颇大的规模。
渝州起义
九六六年初，渝州农民群众以杜承褒为首，围攻州城。宋知州、通判投降。杜承褒军人诚，占据州署，取得胜利。但起义军中的原州校宫（军官）陈章却被宋判宫卞震招诱叛变，乘杜承褒没有戒备，伏兵袭击。起义军由于出了叛徒而遭到失败。
李仙等起义
开室六年（九七三年）正月，渠州等地农民上万人以李仙为领袖，举行起义。领袖称“仙”，宋朝史书诬蔑起义者为“妖”，可能是利用宗教作工具，相互联络。起义者攻入蓬州界，遭到宋军的镇压而失败。九八一年，绵州又有王禧等十人以所谓“妖法”（某种宗教）组织群众起义，被宋朝发觉而遭到镇压。
王小波、李顺等领导的农民起义
连年不断地爆发的人民起义斗争，终于酿成为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王小波原是永康军青城县的农民。这一带，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榨很残酷。青城的味江是著名的产茶区，茶农不种五谷，只是种茶为生，与耕田的农民一样交税。宋太宗时，实行‘榷茶”法，由博买务强行收购。大批“采茶货卖，以充衣食”的茶农因而失业。宋朝的官员由此大肆贪污勒索，地主商人从中投机取利。富者更富，贫者更贫。淳化四年（九九三年）二月，遭受残酷压迫的旁户，破产的农民，失业的茶农等约一百人，以王小波为首在青城发动起义。王小波对起义农民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王小波提出的这一目标，立即获得广泛的响应。前来参加起义的群众越来越多。起义军攻占青城，转战邛州、蜀州各县，进而攻打眉州的彭山。彭山县令齐元振，曾被宋朝赐玺书（玺音喜xǐ） 奖谕为“清白”。其实这个所谓“清官”是把大量贪污剥削来的财物寄存在别处，与民为仇，早为群众所痛恨。王小波打到彭山后，搜出齐元振的大批金帛，散发给贫民，并立即把齐元振处死。张咏《悼蜀》诗说：“害物黩货辈（黩音独dú），皆为白刃烁（音朔：shuò）。”想见那些“害物黩货”的地主豪绅，同齐元振一样受到应得的惩处。起义军的行动，使人心大快，由此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建立起更为崇高的威信，参加起义的人更多了。本来此时农民战争爆发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一地区又有着反抗斗争的传统，在王小波均贫富的号召下，起义军不断胜利发展。攻下彭山，已是一支万余人的队伍。
十二月，起义军进攻江原县。宋西川都巡检使张玘（音启qǐ）出战。王小波在作战中不幸额上中箭，仍带箭奋战，力斩张玘。起义军在江原大胜。但此战之后，王小波负伤过重，壮烈地牺牲了。王小波点燃了起义的烈火，开辟了战斗的道路。起义群众在王小波妻弟李顺领导下，继续顽强战斗。农民起义的浪潮，更加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
起义军在江原获胜后，更加强盛。在李顺领导下，起义军乘胜攻下蜀州，杀宋监军。攻下邓州，杀知州、通判。在新津江口，大败宋乓，杀宋巡检使。起义军发展到数万人，进取永康军，夺得双流、新津、温江、郸县等地。兵锋所向，直指成都。
随着起义的胜利发展，起义军逐步建立起严格的军事纪律。沈恬《梦溪笔谈》记述李顺军“号令严明”，又说起义军“所至一无所犯”，即毫不侵犯民间利益，和宋军在蜀地的四处劫掠，形成鲜明的对比。李顺继续贯彻并进一步发展了王小波平均贫富的主张，有领导地没收地主土豪的财富，分散给贫民。沈括记载说，李顺军召集“乡里富人大姓”，叫他们出具家中所有的财产粮食，除生活需用之外，“一切调发（没收）”，分给当地贫苦的农民。当时蜀地饥荒严重，起义军的正义行动获得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号令严明”也提高了作战能力。淳化五年（九九四年）正月，李顺军进攻成都，不利，转攻汉州、彭州。两天之内接连攻下两州，形成对成都的包围。十天之后，起义军攻下成都，宋知府郭载率残部逃到粹州。农民军入成都城，建号大蜀。李顺称大蜀王，立年号“应运”。大蜀设中书令、枢密使等职，各路起义军分别设立统帅，号“大蜀雄军”。李顺随即派遣各路军四出攻打宋军，剑关以南，巫峡以西，都为农民军占领。农民军发展到数十万人，震动了整个宋朝。
宋朝兵权集中在朝廷，地方兵力薄弱。这就为农民起义的发展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农民军因地方官兵力弱，比较容易顺利取胜，攻占州城；另一方面，宋朝因集中兵权，也得以随时派出重兵，镇压起义。农民军在起义获胜后，又不得不面对着强大的敌大蜀应运元宝钱军。九九四年初，宋太宗派亲信宦官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率领京师禁军入川，镇压起义。王继恩军发，太宗得知失成都，又加派重兵分别向峡路和剑门进军。峡路军在广安军和渠州、果州一带，遭到农民军阻击，不得前进。剑门栈路是宋军人川的要道，原来只有疲兵上面人驻守。李顺分遣农民军数千北攻剑门，企图截断宋朝进军的通路。农民军至剑门作战，正值成都撤出的宋军到剑门，农民军寡不敌众，败回成都。宋军占有栈路，得以长驱入川，农民军在军事上失利了。
宋军重兵压境，农民军没有专力设防，而在集中兵力攻打梓州。梓州宋军已有防守的准备，据城顽抗。
农民军二十万以云梯、冲车攻城，不下。乘风纵火急攻，又不能下。围城硬玫至八十余日，不能取胜。农民 的兵力被牵制在梓州。宋军却自剑门一路急速挺进。剑门一路，农民军兵势单弱。四月，王继恩军由小剑门路人研口寨，农民军五百人牺牲，宋军过青强店，剑州被攻陷。五月，王继恩军攻绵州，绵州失陷，另派一支宋军攻阆州。农民军在老溪，依天险拒守，三千人牺牲。阆州失陷。宋军别部攻巴州，农民军五千战败，巴州失陷。王继恩又分兵救梓州，农民军败退，损失极重。大蜀的成都处在敌军的威胁之中。
成都从来是蜀中的要地，又是后蜀的都城。农民军得成都，建大蜀，政治上处于极为有利的形势。但从此不得不以十万兵据守成都，军事上由攻势转入了守势。宋军却由守势变成了攻势。王继恩军得梓、绵两州，集合兵力围攻成都。李顺率农民军据城固守。宋太宗在三月间即下诏给王继恩，说农民起义军如再反抗，“即尽加杀戮，不得存留”。五月，王继恩军攻进成都，残酷地镇压了起义者。农民军三万人英勇战死。李顺也壮烈牺牲了。大蜀的枢密使计词、吴文赏和农民军领袖卫进、李俊、徐师中、吴利涉、彭荣等人被捕，英勇就义。大蜀农民军遭到了失败。
但是，民间还长久流传说：李顺并没有死。有的说他已到湖北，有的说他在岭南。民间的这些传说使宋朝廷极为惊恐。二十三年后（一○一七年），广州知州听说有个贫民饮酒说王小波事，便把他捕送京城，说是抓到了“真李顺”。枢密院也向朝廷祝贺。御史审问，原来这是广州民李延志，曾在成都当过未兵。只好把他黥面配军了事。四十年后（景祐中），又有人告发李顺在广州。巡检使臣捕来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翁，又说是“真李顺”，把他处死，向朝廷报功。此后若干年内，宋朝的大臣们上疏言事，还往往以“恐李顺之事再起”来向皇帝提出警告。这些事例从不同的方面说明，李顺农民军的起义活动，长久地给宋王朝带来了恐惧，也长久地受到人民的怀念。起义领袖虽死犹生，因为他代表了广大农民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
李顺牺牲，成都失陷，大蜀农民军仍在继续战斗。成都郭门十里之外，就还有农民军的据点。成都以西、以东和以南，还有农民军几十万人，形成三面包围。农民军在张余等领导下，再一次掀起了战斗的高潮。
宋军集全力攻下成都，王继恩以重兵留驻，又由攻势转成了守势。大蜀农民军领袖张余见宋朝孤军无援，坐守成都，乘势聚集农民军各部，得数万人。张余没有去硬攻成都，而是向宋朝守卫空虚的南部和东川各州进取。张余军一举攻下嘉州，进兵东南，攻下戎州、庐州，沿江而上，连续攻下渝州、涪州（涪音浮fú）、忠州、万州，北向攻下开州。东川要地都为农民军所占有，声势大振。农民军列阵西津口，进攻夔州。这时，宋太宗正加派白继赟等领兵自峡路经夔州人川镇压起义。五月，白军与夔州宋军两面夹攻。张余军出乎意料，损失严重。农民军二万人在作战中牺牲，战船千余艘也被宋军夺去。《续通鉴长编》记载，农民军的尸骸在江上漂流，长江流水都被鲜血染红。张余军西走，攻破云安军。别部数千人攻打施州，不下。宋军反攻云安，农民军向西部退走。
袭州以西，成都以东，包括梁山、广安军、渠州、果州、遂州、合州、普州、资州等大片地区的农民军，在成都陷后，仍然继续坚持战斗。白继赟军与原来自峡路进军到此的宋军，集中在这里镇压起义。宋军攻广安军，农民军万人力战，五千人战死。梁山、广安的起义据点被消灭。六月，农民军二万余人由张罕率领，在嘉陵江口抗击宋军，遭到失败。宋军攻陷合州。果、渠、普、资等州也相继失陷。农民军五万人转攻陵州，不下。张余率万余人到遂州。宋指挥使张璘（音林lín）杀统帅王文寿，率领所部响应起义。宋兵至，张璘部下杀死张璘，叛变降宋，宋军用为向导，进攻张余军。张余败走，退守嘉州。
嘉州以北，成都以南和以东，农民军一直在据守各要地，形成对成都的包围。王继恩人成都后，整天在城中宴饮，抢掠民间财物，白天也关闭城门，不敢出战。宋太宗又派宦官卫绍钦持沼书去成都指挥军事，督令王继恩出兵。卫绍钦军与农民军战于学射山南，攻陷双流等寨。农民军损失数万人。宋军攻安国镇，农民军领袖马太保战死。自夔州进军的宋杨琼部，攻陷农民军占据的蜀州和邓州。永康军、永昌、导江、双流、温江、郸县等地的农民军相继遭到镇压。大蜀中书令吴蕴在七月间领兵攻眉州不下，仍在眉州一带继续战斗。十一月，宋军来攻，吴蕴战败牺牲。张余军在嘉州，成为无援的孤军了。十二月，宋军自眉州引兵攻嘉州，大蜀嘉州知州王文操背叛农民军降宋。九九五年二月，张余被捅，壮烈牺牲。自成都失陷李顺牺牲后，大蜀农民军在张余、吴蕴等领导下，转战东西两川，坚持斗争十个月之久。只是在宋朝一再派出重兵后，才遭到镇压而失败。农民军号称大蜀雄军，作战中表现的顽强精神，确是极为雄壮而英勇！
张余牺牲后，农民军仍有一支队伍隐蔽在山谷间，坚持抵抗。九九六年五月，在领袖工鸬鹚（音卢慈lúcí）领导下再次起义，攻打蜀、邓二州，被宋军镇压。王鸬鹚部虽然没有再能取得重大的进展，但代表了农民群众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坚强意志，是值得赞颂的。
自从九九三年初，王小波以“均贫富”号召起义，到张余在嘉州兵败，前后两年之间，西起蜀州，东至夔州，燃遍了起义的烈火。在宋朝建国后不久就爆发的这次规模宏大的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也为后来农民阶级的斗争开辟了先路。赵宋一朝，全国各地规模大小不等的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地兴起，推动着历史的前进。
第二节 农业的发展和工商业的繁荣
九九七年，宋太宗病死。太子恒（真宗）即皇帝位。从这时到一○六八年神宗即位前，宋朝经历了真宗（九九七——一○二二年在位）、仁宗（真宗子赵祯。一○二三——一○六三年在位）、英宗（濮王允让子赵曙。一○六四——一○六七年在位）三个皇帝的统治。宋朝建国以来的这一百年间，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显著的发展。
唐代中期是一个经济繁荣的时期。垄断着政治、经济权利的门阀士族制和农奴性质的部曲制，日益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中期以后，门阀士族制和贵族世袭占田的旧制逐步瓦解。拥兵割据的军阀分享了门阀士族的部分权利。黄巢领导的农民战争扫荡了门阀士族势力和部曲制的残余。宋朝统一了各个军阀割据国后，在经济领域中，地主购置田地剥削佃客的租佃制关系得到普遍的发展；在政治上军事上，加强了中央集权制的统治。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上出现的这些新变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这一变动的完成，又不能不反转来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
宋朝建国以来的一百年间，广大农民群众开垦了大量的农田，农业生产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随着租佃制关系的确立和农业的发展，工商业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手工业者作出了许多新创造。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火药火器的应用等等，都出现在北宋。适应着商业发达的需要，这时还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工商业的繁荣，成为宋代社会经济发展中一个明显的新特点。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地主、商人中逐渐出现一批大地主、大商人。他们日益扩大土地占有，垄断商业利益，成为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的严重障碍。
（一）农业的发展
农民群众经过辛勤的劳动，开辟了大量的田地，在生产工具、耕作技术、农作物品种等方面也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北宋时，南方经济的发展继续超越北方，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仍在东南。
一、户口的增加和农田的开垦
宋太宗时，全国户口，据各道、州户籍的不完全统计，共六百八十六万多户，无人口数。真宗以后的七十年间，所谓“承平既久，户口岁增”，户口记录不断在增氏。一○○六年（真宗景德三年），全国实营七百四十一万多户，一千六百二十八万多口。一○三四年（仁宗景祐元年），增加到一千零二十九万多户，二千六百二十万多口。一○六六年（英宗治平三年），增加为一千二百九十一万多户，二千九百九万多口（一作丁）。记录中户多人少，显然是由于人民逃避赋役，分户别居，并且隐瞒了人丁的缘故。这些记录都不可能符合户口的实际，但反映出户口增长的趋势，是可信的。
宋初田地荒芜的现象仍很严重，太宗时，边远地区不用说，就是京畿附近的二十三州，约数千里的地方，田地的开垦也不过是百分之二三十。宋朝一再命令地方官设法招诱流民归业。经过广大农民群众的辛勤开发，垦田数在不断增长。《文献通考》等书记有来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垦田数字，九七六年（太祖开宝九年），垦田数量是二百九十五万三千三百多顷。九九六年（太宗至道二年）统一北汉后的数字，是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二百多顷。一○二一年（真宗天禧五年），增加到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多顷。英宗时，《会计录》编者以为，这些数字只是按租赋得出的田亩数，并不是垦田的实际状况。一○二一年是北宋垦田数的最高额，此后再也没有达到这个数字。一○四九年（仁宗皇祐元年），垦田统计数只有二西一十五万多顷，减少约十分之六。说明这时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土地被隐瞒。《会计录》编者说“不出租赋的田亩有十分之七”，可能即据此而来。此后，田亩统计数又在上升，或许是数字来源不同。
垦田的增加，是广大农民的劳动功绩，也是和地主兼并土地作斗争的产物。北宋农民克服了自然条件的限制，因地制宜地在山地、江畔、海边开垦农田，作出了许多新创造。
圩田（圩音围wéi）——又叫围田。在低洼田地周围筑围，围外蓄水。五代时，江南已有圩田，一个大圩，方数十里，如同大城，中有渠道，外有闸门。旱时开闸引江水灌田，涝时闭闸制水。北宋时，圩田在南方进一步发展。太平州芜湖县万春圩，有田十二万七千亩，圩中有大道长二十二里。圩田能防旱抗涝，可以常保丰收。这是劳动人民的一项创造。
山田——南方农民在山地和丘陵的不同坡度上，筑成阶梯形的农田，称为山田或梯田。福建一带，开拓山垄为田，种植水稻。王安石在江西抚州，见到农民“山耕而水莳（音是shì）”。韩琦诗：“晓人吴儿谷，危途信不虚”，“山鸟过云语，田夫半岭锄”，描写出农民在山田耕作的景象。沈括曾记载官吏查核山田漏税，说明那时山田已有相当的数量。无地或少地的下户农民开拓山田，扩大了耕种面积。
淤田——河水冲刷的淤泥，用决水法引人田内，使土质肥沃，称淤田。仁宗嘉祐（一○五六——一○六三年）时，绛州正乎县南董村农民，利用村旁马壁谷水，淤浚田五百余顷。原来亩收谷五、七斗，淤田后增收到两、三石。神宗时，此法推广，取得一定的成效。
沙田——江淮间，江边海畔出没不常的沙淤地，农民利用来耕作，称沙田。江水激于东，沙田涨于西；江 水激于西，沙田又涨于东。沙田涨出，及时耕种，地常润泽，可保丰熟。仁宗时，曾一度免除明、温、合三州沙田的民税。神宗时，温、台两州九县被查出的沙田就有一千一百余顷。
葑田（葑音封fēng）一一江南大湖中有茭、蒲等，年久，根从土中冲出，浮于水面，厚数尺，可延长几十丈。在上面施种，即可生长，称为“葑田”。后来，农民进一步作木排，在上面铺泥，种植庄稼，称为“架田”。
二、农作物的交流
北宋的建立，消除了南方和北方交通的障碍。各地农民群众得以彼此交流培育农作物的生产经验，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水稻——水稻是宋朝主要的粮食作物。宋太宗时，江北诸州学习南方，种植水稻。河北沿边屯田使何承矩调集各州军士一万八千多人，在雄、莫、霸等州兴筑水田，引种江东早稻，获得成功。此后，河北、河东、京西等路都逐步推广种稻。
越南劳动人民培育的占城稻，北宋时传人中国，先在福建一带种植。一○一一年，福建取占城稻种三万斜，分到江、淮、两浙路推广。占城稻成熟早、抗旱力强，并且“不择地而生”，适于普遍栽种。杨亿《谈苑》记载：汝州鲁山，也种植建安来的早稻种，说是“此稻耐旱，繁实，可久蓄，宜高原”，当地人多种此稻，年年有好收成。杨亿所说建安来的早稻种，可能也是占城稻。据此，占城稻不仅在长江流域推广，而且也传播到北方。中国农民从越南劳动人民学习种占城稻，又在南方和北方交流，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中越两国人民在历史上长期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凝结成深厚的友谊。占城稻的传播，是一个显著的事例。
南方农民多年来培育出很多优良的稻种。宋太宗时，福建南剑州水稻有金黍、赤鲜、白稌（音途tú）、先黄、金牛、青龙、虎皮、女儿等十一种。洛阳有和尚稻。苏州有师婆粳、箭子稻等。箭子稻品种最佳，每年运送到东京。
这些水稻优良品种的培育和交流，提高了农田的单位面积产量。北宋时，两浙路产量最高。苏州一般年成，每亩产米二到三石。
麦——麦是北方人民的重要粮食作物。北宋时，逐渐在南方推广种植。宋太宗时，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种稻地区的农民，从淮北诸州得到麦种，推广种麦，并种植粟、黍、豆等作物。
茶——北宋建国后，南方茶叶大量运销北方。南方各地普遍种植茶树。淮南、江南、荆湖、福建和川蜀地区，种茶的农户（园户）极多。茶叶的制作，分为片茶、末茶两种。制作的技术，也更为提高。
甘蔗——福州、明州、广州、汉州和遂州都有许多“糖霜户”，种植甘蔗作糖霜。糖霜远销到海外。
三、农具的改进
千百年来，广大农民群众在生产劳动中，不断创造和改进着各种生产工具。北宋农民在继续改进各种农具的同时，还使用了一些新农具。
踏犁——九九四年，宋州、毫州（毫音博bō）等地耕牛疫病流行，半数以上不能耕作，有人献“踏犁”，以人力代牛耕。一○○五年，河北因辽朝侵扰，耕牛多死，耕具颇缺，取淮、楚民间踏犁式样仿造。据说踏犁用四、五人耕稼，相当牛耕的功效一半，但比用钁（音决jué）耕，效率提高一倍。
秧马——苏轼在武昌看到农民种稻插秧用“秧马”，说是比弯着腰插秧，劳动强度大为减轻。秧马后来得到推广。
水车——最早大约出现于东汉时期，是一种用人力转动的翻车。宋朝推广种水稻，农民群众用多种水车引水灌溉。较为普遍使用的人力翻车，称龙骨车或踏车。据说是水具机械中比较“巧捷”的一种。江南、湖南路又有一种“筒车”（水轮），不用人力，借水力运转灌溉。梅尧臣有诗说：“既如车轮转，又若川虹饮，能移霖雨功，自致禾苗稔。”筒车要比两浙的踏车既省人力，功效又高，是当时最为先进的一种灌溉工具。由于水车的广泛使用，劳动农民部分地征服了干旱。王安石的好友王令作《答问诗》咏水车说：“旱则我为用，尔龙河南禹县出土宋代镢头尚何谓！”水车用于抗旱，胜于‘龙王’，意义是很大的。
四、水利的兴修
农民群众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是促成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北宋神宗以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水利兴修，但在局部地区，仍有一些水利工程，便利了农业生产。宋太祖时，琼州度灵塘开修渠堰（音燕yàn），灌溉田三西余顷。宋太宗时，戍兵一万八千人自霸州界引淖沱河水灌溉稻田。真宗时，开深州新河、霸州滹沱河、静戎军鲍河、镇州镇南河，又自嘉山东引唐河水至定州，引保州赵彬堰徐河水人鸡距泉，从此河北平原中部田地都得到灌溉之利。仁宗时，唐州修复陂渠，引水灌溉，据说数万顷薄地变为肥田。福州三县农民八万九千（人次），修通渠浦一百七十六条，共计长二万一千九百多丈，可溉田三千六百余顷。河东路九州二十六县农民，修浚水利田一万八千余顷。蜀江置堰溉田，兴元府褒斜谷有六堰浇灌民田，当地农民订立“堰法”，每年春天轮流修堰，保证了长年的灌溉。英宗时，泰州农民创筑涵管，引水灌田，克服了沿海缺少淡水的困难。
沿海劳动人民修塘捍海，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真宗时，民工数百万，修固浙江捍海塘，一年多修成，控御了海水。仁宗时，民夫四万多人修建通州楚州捍海堰，修成后使海水泻卤之地，化为良田，并阻挡住凤潮的袭击，保障了农业生产。
（二）手工业的兴盛
随着造船业的发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北宋时指南针已经普遍地使用于航海。造纸业和刻版印刷业也迅速发展，仁宗时工匠毕异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也被大量用于制造武器，火器的制造取得了成就。此外，诸如纺织、染色、制瓷、矿冶等各部门无论从原料的采集、生产过程和产品种类、数量方面，都有显著的进展。各业的作坊，规模之大，也超越了前代。
一、造船业的发达和指南针的普遍使用
北宋建都东京，依靠东南漕运，漕船是必不可缺的运输工具。宋太宗时，各州岁造运船三千多艘。官营作坊制造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战船、潜船、使船、龙船，民营作坊制造民用的商船、游船。
北宋在东京设造船务，各地重要州军设宫营造船作坊。长江两岸交通要冲还设有专门修船的场所。
内河航行的船舶，最大的叫做“万石船”。远涉重洋的民用海船，称为“客舟”，可载二千斛粟。据说“上平如衡，下侧如刃”，“又于舟腹两旁，缚大竹为橐（音驼tuó）以拒浪”。船上的设备包括抛泊、驾驶、起碇、转帆和测深等方面，比较齐全。这样的海船，在当时世界上是较先进的。朝廷用的侮船，称为“神舟”，其长阔高大，什物器用人数，都相当“客舟”的三倍。
造船业的发达，促使远洋航行技术不断进步。北宋海船已使用指南针测定航行方向。沈擂《梦溪笔谈》记载了罗盘仪构造的基本原理。朱彧（音玉yù）《萍洲可谈》和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舟师在航行中，夜观星，昼观日；遇阴晦天，白天黑夜都看指南针。当时用的是指南浮针（即水罗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对发展海上交通，推动世界各国人民的往来，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印刷业的发展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唐、五代开始应用的印刷木，到北宋时才有了普遍的发展，广泛用来刻印书籍。国子监刻印的书，后世称为监本。各地官府也刻印书籍。书院、家塾也印书。民营的书坊、书肆、书籍铺，分布更广，刻书、卖书，成为世业。民营书坊刻印的书，后世称为坊本。北宋初，成部刻《大藏经》十三万板，国子监刻经史十多万板，从这两个数字，可以看出当时印刷业规模之大。
东京、杭州、蜀中、福建是北宋印刷业的几个中心北宋，“监本”书大半在杭州刻印。当时人评价：木板书以杭州为第一，蜀本次之，福建最下。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版，取其易成而速售，但不能持久。东京印板，不比杭州差，但纸不佳。上海博物馆藏有北宋“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印刷广告所用的铜板，证明当时民间也已掌握了雕制铜板的技术。
沈括《梦溪笔谈》记有仁宗庆历中，布衣（平民）毕异发明活字板的事迹，办法是：用胶泥刻字，每字一印，用火烧硬。先设一块铁板，板上敷匀药品（松脂、蜡、纸灰等台制而成）。印刷时，把铁制的框子放在铁板上，在框子中排列胶泥活字，制成一板。再用火烤板，使药品熔化，用另一平板从上面压平，使板上的字面平整。冷却后，就可用墨印书。毕昇也用木头刻过字，但木材纤维有伸缩性，沾上水后会膨胀起来，排板时就高低不平，而且和药粘连一起，不容易弄掉，不如泥字方便。毕异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木，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三、兵器制造业的进步和火药的应用
北宋初年，由于作战的需要，对兵器制造极为重视。东京南、北作坊每年制造涂金脊铁甲等三万二千副，弓弩院每年制造角弝弓（弝音霸bà ）等一千六百五十多万张，各州作坊制造黄桦黑漆弓弩等六百二十多万张，数量极大。又设广备攻城作，领有火药、猛火油等十一个作坊，制作之法，严禁外传。
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北宋发展到新的阶段。恩格斯说：“火药和火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 ①北宋已经利用火药制造燃烧性的火器，随后逐步制造爆炸性的火器。曾公亮《武经总要》还记载了制造火药的三个详细配方。宋初，兵部令史冯继升等进火箭法。灭南唐时，用过火炮、火筋。一○○○年，神卫水军队长唐福献火箭、火球、火蒺藜。一○○二年，冀州团练使石普说能制火球、火箭，曾由真宗面试。据《武经总要》记载，火箭是“施火药于箭首”。火球（引火球、蒺藜火球、霹雳火球）、火鹞（铁嘴火鹞、竹火鹞）、烟球（烟球、毒药烟球）是点燃后用炮放。火炮用于攻城，蒺藜火球使敌骑受伤，毒药烟球使敌人中毒，口鼻出血。
四、矿冶、纺织、制瓷等业
矿冶业——北宋初，各地共有矿冶二百零一处，英宗时增加到二百七十一处。统治阶级，首先是皇室贵族，要搜括大量金、银。仁宗皇祐时，每年得金一万五千多两，银二十一万九千多两。英宗时，金减九千，银增九万。铸钱所用的铜，由官府严格控制。宋太宗时，凡出铜的地区，一律禁止民采，全归官铸。仁宗皇祐时，铜年收五西十万多斤。韶州岑水场，仁宗时开发铸钱，有工匠十多万人，规模很大。铸钱需用铅、锡混合铸造。仁宗时，铅年产九万多斤，锡三十三万斤。英宗时增开矿冶，铅增产二百万斤，铁、锡共增百余万斤。
铁主要用于铸造兵器、农具。徐州利国监、兖州莱芜监是北宋著名的冶铁地。仁宗皇祐时，全国每年得铁七西二十四万多斤。汉朝已应用石炭，北宋多数冶铁炉使用石炭作燃料，以增高炉温，加快冶炼的进程。据苏拭说，徐州利国监用石炭“冶铁作兵，犀利胜常”。冶铁炉的鼓风设备有所革新，鼓风器由皮囊改为木风箱，风箱体积可以造得很大，不像过去用皮囊受到皮革大小的限制，同时装置牢固，可承受较大的压力。这种风箱的装置，见于《武经总要》。
北宋时，在军事和医药上都已利用石油。开采情况不详。《梦溪笔谈》最早记录了石油这一名称。
纺织业——纺织业从来是技术比较发达，生产比较广泛的手工业部门。不仅有官营和私营的大批作坊从事纺织，广大农村的劳动妇女也无不纺织布帛。征收布帛，是宋朝赋税的一个重要项目。
北宋丝织业以两浙、川蜀地区最为发达。开封设绞锦院，为皇室贵族织造高级织品。河北路产绢，有“衣被天下”的称号。麻织业集中在成都府路和广南西路。广南西路广泛种植芒麻（苎音柱 zhù），农民妇女都善于织布。麻布产量比唐代大有增加。
东京有宫营的染院，也有民营的染坊（如“余家染店”），还有推车染色的手工业者。各州也有民营染坊和染工。唐朝的印染技术，到北未有所提高。刻工雕造花板，供给染工印染“斑缬（音协 xié）”（印花绸）。
制瓷业——北宋制瓷业普遍发展，有突出的成就。不仅供贵族使用的高级瓷器，在工艺技术上达到新水平，而且生产出大量的一般日用瓷器，为民众广泛使用。开封官窑、汝州汝窑、禹州钧窑、定州定窑生产的瓷器最为著名。
造纸业——随着印刷术的发达，民间的造纸业发展很诀。造纸用的原料，种类很多。川蜀用麻，北方用桑皮，沿海用苔，浙江用麦秆、稻秆、嫩竹、油藤。造纸的技术也更加进步。徽州黟（音一yT）、歙（音舍shè）两县生产的纸张，五十尺为一幅，匀薄如一。各地还有多种加工制作的笺纸。纸张经过加粉、加蜡、染色、砑花（砑音亚yà），制造成精致的色笺，用来写字、作画。
制盐业——北宋制盐，主要有晒盐、煮盐两种。晒盐的主要产地是解州安邑、解县境内的两个盐池，因此也叫池盐。煮盐法各地不同。京东、河北、两浙、淮南、福建、广西六路的沿海地带，煮海水为盐，俗称煮海。河东、陕西、河北路的一些地区刮取咸土煎煮为盐，称煮咸卤，盐叫土盐，主要产地在并州永利监。成都和梓、利、夔州，凿井取卤，煎煮，称煮井，盐叫井盐。此外，阶、凤等州土崖之间也产盐，称崖盐或石盐。
五、手工业作坊和家庭手工业
北宋规模较大的手工业生产，大多集中在官营和私营的手工业作坊。城乡有不少个体小手工业者，从事简单的劳动。和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仍然像汪洋大海，分布在农村。
官营手工业作坊——北宋朝廷和皇室消费的大批器物，以及军需武器，都由朝廷专设的手工业作坊制造，设有专门机构如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等管理。军器监的东、西作坊共分五十一作，有工匠七千九百多人，专门制造各种军事物资。少府监专管皇室用品的生产。将作监管理土木建筑。各地官府也都设有官营的作坊。
官营作坊役使的工匠中，有从军队调来的有手乏的人，称为“军匠”，仍隶名军籍；有从民间招募来的工匠，由官府支给雇值（工钱）和食钱；还有从民间征调来轮流服役的工匠。作坊的监宫和作头，经常“减刻”工匠的雇值、食钱，工匠的生活极为艰苦。制作的器物，要勒记工匠的姓名，由官员检查优劣以定赏罚，工匠因此又要遭到各种压迫。工匠负担沉重的劳动，又遭受残酷的压榨，往往被迫逃亡，或奋起杀作头监官，进行反抗。
私营手工业作坊——规模较大的是采盐和冶铁。盐业除官营外，又有官督私营，或私营而由宫府专卖。地主豪商则私开盐井，生产私盐。文同《丹渊集》记载，陵州开私盐井的豪民，一家有七、八井至一、二十井，雇佣工匠二、三十人至四、五十人。每井工匠约四、五人。工匠都是他州别县“浮浪无根著之徒，抵罪逋逃，交易名姓，尽来就此佣身赁力”，“与主人营作”。工匠不堪主人的压迫，往往群起反抗，“算索工值”，或投别处为业。这个记载说明，私盐井的工匠对主人，不存在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但遭受着残酷的压榨。工匠多是逃亡的农民或“罪犯”，用改变姓名的办法逃避户籍和刑法。这些私井，也随时都有遭到封建王朝依法处置的危险。
私营的冶铁业，由朝廷专设的“监”、“冶”管理、控制。著名的徐州利国监，有三十六冶（冶铁炉），每冶各百余人。据说当地农民多会锻铁，但利国监的工匠仍多是“饥寒亡命”，即逃亡的农民。占有铁炉的冶户是 拥有巨万财富的富豪大家。登州铁冶户姜鲁等十八家，都拥有大批田产。冶户对工匠的剥削相当残酷，工匠对冶户存在着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
随着制瓷业的发达，各地出现大批烧造瓷器的小型民窑。如徐州萧县白土镇有民窑三十多窑，陶匠数百人。大抵只是十多名工匠生产的小窑。窑户多邹姓，有“总首”即总头目管理，可能是与“行头”相似。徽州有的造纸作坊，也雇佣了数十名工匠，有荡料、抄纸、焙纸等分工。
城乡个体手工业——城市和集镇的个体手工业工匠，大部分来自农村，一部分是从各个阶层中分离出来的贫民。东京有所谓“百姓绣户”。朝廷裁造院绣造不及的物色，交给绣户绣造，支给工钱。一○一二年，真宗下沼：裁造院对西姓绣户“不得抑勒差配”和减刻工钱。说明官府常用强制的办法压榨绣户。吴曾《能改斋漫录》已载：临川入伍十八，自制纱帽，在东京街上售卖。东京街巷又有木竹匠人，叫作“杂货工匠”，和各种杂作人夫，候人呼唤“修整屋字，泥补墙壁”。这些工匠主要还是临时性的服役，或者从事修理加工，并不生产手工业产品。
北宋农村中还有一些有专门手艺的个体手工业者，在当地制造产品，或短暂地外出到他乡，为人纺纱、打银、修甑（蒸锅。音赠zèng），工毕后仍回本材。他们是牢固地粘附在土地上的个体手工业者，自有生产工 具和一小块耕种的土地。
家庭手工业——在封建的自然经济中，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着和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北宋王朝强迫农民交纳布帛作赋税。农妇纺织的布帛，绝大部分作为赋税被剥夺。向地主借高利贷，也用布帛抵债。至于丝织的绸绢，全部被贵族地主们剥削。张俞《蚕妇》诗：“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中，讫身罗的者，非是养蚕人。”养蚕人是穿不到罗绮的。作为农民副业的家庭手工业产品，主要是用来偿付租税和高利贷，少量剩余供自己需用，基本上还不是作为商品而生产。只有少数有余力的自耕农，偶尔以少量的粗布，或扎一些箕帚，造一些小农具等，拿到附近的集市上去交换。
北宋时，一些地区出现了以从事纺织为主的民户，叫做机户。仁宗时，样州已经有几千家机户。一○三三年，宋朝规定：机户每年纺织的绞，只能自卖三分中的一分，其余二分要由宫府收买。由于宫府压价买绞，机户消折本钱，不能生活，因此请求官府减少买绞数的一半。封建宫府的种种压迫和剥削，使机户难以获得发展。
（三）商业的繁荣
宋朝的统一，消除了封建割据的阻隔，为商业交通的进一步发达，提供了条件。以首都东京为中心，北方和南方都形成了一些商业发达的城市。农业中土地占有方式和剥削方式的变化，增加了商品交换的需要。
中小城镇和农村集市贸易也渐繁盛。在封建的自然经济仍然占主要地位的宋代社会，商品经济有了新的发展。
一、城市和集镇
城市——东京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太宗时，开封府十六县，主、客户近十八万户。这个数字显然低于实际状况。住在东京城内的，还有皇室、贵族，往来的官僚、商人，到京都货卖的个体手工业者，沿街叫卖的小贩，以至贵族的奴仆等大量不在户籍的人口，驻守京师的禁兵也不在户籍。太宗说，东京（开封）养甲兵几十万，居民有西万。又有人说，东京比汉唐的京都，民户增加十倍。这些都是估计的大概数字，但也说明东京人口十分稠密。真宗时，都门之外，居民甚多，又在新城外八厢置厢吏统辖，实际上是扩大了城区。
唐朝长安，居民住在规划齐整的坊内，商业活动只限于东西两市。五代至宋，东京逐渐繁盛，不再有坊市之间的严格区分。九六五年，宋太祖诏令开封府三鼓以前的夜市不禁。商业贸易活动也放宽了时间的限制。相同行业的店铺多集中在邻近。如潘楼街南，多是真珠匹帛香药铺席。界身巷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据说“每一交易，动即千万”。潘楼酒店下，买卖衣物书画珍玩。东去十字街有竹竿市。马行街北，多医官药铺。东西两巷，是大小货行，手工业作坊。十字大街，每五更点灯，天明即散，叫做“鬼市”。马行街北至新封丘门大街，两边民户、铺席、诸班直军营相对。晚间有夜市至三更，到五更又再开张。“耍闹去处，通晓不绝”。
遍布内外城的商店铺席外，还有定期的集市贸易。大相国寺有瓦市，每月开放五次（一说八次）。四方到东京来的商人在这里售卖或贩运货物。民间手工业作坊和个体手工业者生产的日用品，也拿到这里来直接卖给买主。据说寺院僧房外的庭院和两廊，可容万人交易。街上还有一些季节性的集市，如五月初有鼓扇百索市，七月初有乞巧市。
东京倚汴水建城，便于漕运。汴水南与淮河、长江相联接，所谓“漕引江湖，利尽南海”，东南和西南的财赋西货都可经汴水运到东京。河北和西北则有陆路往来。东京是政治中心，又是商业和交通中心。依据宋人的零星记述，东京市场上有：来自江、淮的粮米（每年数百万斛），沿海各地的水产，辽、夏（西夏）的牛、羊，洛阳、成都的酒，自河东至江南、福建的各种果品，江、淮、蜀、闽的名茶，南方各地的丝织品，西北的石炭，河中府和成都的纸，福建、成都、杭州的印本书籍，两浙的漆器，耀州等地的陶、瓷器，磁州的铁器，来自全国各地的药材和珠玉金银器皿等奢侈品。日本的扇子，高丽的墨料，大食的香料、珍珠等也在市场上销售。东京市场的繁荣，集中反映了北宋商业发展的状况。
东京是皇室贵族官僚的住处，也是“天下富商大贾所聚”之处。他们以侈靡相尚，大事挥霍。东京到处有酒楼、食店、茶坊、妓馆。著名的杨楼、樊楼、八仙楼，饮客常至千余人。还有瓦舍（娱乐场）勾栏（剧场），演出百戏伎艺。贵族、官僚、豪商整天在此享乐。东京城内居住着大量的贫民，包括沿街叫卖的小贩，民间工匠，“候人请唤”的杂作人夫，他们是城市中受压迫的底层。
东京以外，北方的秦州、太原、真定、京兆、大名（北京）、洛阳（西京）、密州、晋州，东南的苏州、杭州、江宁、扬州、真州、楚州、庐州、襄州，川蜀地区的成都、梓州、绵州、兴元、遂州、汉州、利州，闽广地区的福州、广州等，都是商业贸易的重要城市。
镇市、草市——唐、五代时，军队驻地称镇。宋朝集中兵权，作为军阀割据的兵镇不再存在。但一些交通方便、商业发达的镇，却作为商业交换地点而发展起来。《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地理书都记录了大量的镇名，放在次于县治的地位。宋朝在各镇设有场务，收取商税。较大的镇，商税收入甚至可以超过县城。有些地方，镇又叫市或镇市。镇的发达，标志着城乡之间的商业贸易，有了新的发展。
唐朝设在县城之外的草市，北宋又有发展。东京城外，即有草市。苏轼说，各地城小人多，散在城外叫作草市者甚多。王铚（音质zhì）《默记》记载常州有草市，官吏到草市饮酒。农村中几天开一次的小市，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虚”或“墟”。农民以自己收获的蔬菜、鱼虾或自制的手工业品，拿到虚、集上交换。较大的虚、集有酒店、客店。交通要道、商业发达的虚、集，可以发展成镇市。
二、商税和专卖
商税——宋朝建国之初，就制定商税则例，在全国各地设置场、务等机构，征收商税。
商税的正税，分为过税、住税两种。过税是对商人贩运货物所课的税，即流通税。按照货物价格，每千钱算（征收）二十，即税卒百分之二。商人每经过一个场、务，就要交纳一次过税。场、务发给他收据，称为“引”。
如不在各个场务一一纳税，而在某处合并交纳，发给凭据称“长引”。“引”上载明商人的姓名，货物的品种、等级，起、住地点，纳税时限等。住税是对城镇店铺（坐贾）买卖货物所课的税，即交易税。生产者把货物卖给商人，客商到都市出卖货物，也都要按物价交纳住税钱。
税率是百分之三。正税之外，还有杂税：计算商船所载货物的多少，向船主课税，称力胜钱。场、务监官私招一批巡丁，沿路拘拦商人到场、务纳税。起初每税钱百文提出十文给拘拦人，称为事例钱，后来又改称市利钱。征收税钱之外，还有征收实物的办法。《宋史·食货志》说：“有官须者，十取其一，谓之抽税。”宋太宗时一年的商税收入约四百万贯。仁宗庆历时，增加到近两千万贯。商税成为宋朝的重要财政收入。
专卖——北宋王朝对人民生活中的若干必需品盐、茶、矾、酒等，实行官卖，又称专卖。
盐是人民生活所必需，全由官府控制生产，也全由官府专卖，禁止私贩。茶叶的生产，除福建路有一些宫茶园外，各路茶园，多是民营，称园户。官府向园户买茶，各路有定额（“祖额”）。官府将买茶的钱预先借给园户，称为“本钱”，加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宋初，行禁榷法。园户收获的茶叶要全部卖给官府的山场。商人买茶要到东京榷货务缴纳茶价，榷货务给以“要券”（茶引），商人持券到指定的场、务取茶。矾是铸铜所必需，也是印染的必要物料。制矾民户，称为镬户。镬户生产的矾，除纳税以外，其余由官府收买，不得私卖。酒由官卖，称榷酤。宫府在各地城镇设置酒务（酿酒、卖酒）、酒场、酒坊（卖酒）。曲也实行官卖，禁止私造。东京设都曲院，外地置曲务，收取卖曲钱。
太宗至道时，一年专卖总收入一千一百二十三万三千余贯，在北宋财政收入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商业组织
商行——唐代城市中，同业的店铺有“行”的组织。宋朝自京都至州县城镇，同业的商铺，都组织成“商行”。入行的商户，称“行户”，参加商行叫“投行”。随着商业的发展，商行的组织很多。东京市上，至少有一百六十多行，行户有六千四百多户。据说，诸行百户，农装各有本色，街上行走，一看便认得是哪行人。
同业的商人通过商行来保护和垄断本行的商业利益。外来的商人，下经投行，便不得在市上经商。商行的首领叫“行头”或“行老”，由本行物力高强的上户轮流担任。行头有权规定本行商货的物价，分派宫府摊买的货物。“牙人”招揽买卖，从中媒介。
商行的组织同时又是官府敲剥商人的工具。唐朝后期，皇室通过行商征购宫廷需用的货物，称为“官市”。宋太宗时，设置“杂买务”，为宫廷购买货物。宫中不准直接向行铺征购，以矫正唐朝宫市的弊害。真宗以后，宫中又往往向行商征购货物。知开封府蔡襄曾说：内东门购买行人物品，有欠了好几年不给钱的。地方官府也通过行头向行商勒索百货。东京供应百货的商行，官府上下勒索，比别处多十倍以上，各行赔累甚多。官府还向商行抑配科差，或借口军需，向商人借钱。
赊卖——伴随着商业的繁荣和商行组织的发达，北宋市场开始出现信用交易，叫做“赊”或“赊卖”。行商出卖行货，不用现钱。凭信用赊贷，一定时期后再付还价钱，彼此通济。一○二二年，在京商税院告示客商，赊卖行货，须有富户三五人以上作保，写立期限文 字。如无人保，只由赊买人写立欠钱文字，发生纠纷，官府不受理。这个告示，表明赊卖中发生“诳赚”事故，但也说明赊买赊卖已很通行。
便钱务——东京设便钱务，是宫营的汇兑机构，商人将现钱交便钱务，领券（汇票）到外州兑钱，当日给付。这是商业发展后又一新起的制度。太宗末年，东京便钱务收到商人便钱一百七十余万贯。真宗时，增加到二百八十余万贯。宫府由此掌握了大量资金。
邸店——唐朝商人在柜坊寄存财货。北宋邸店逐渐发达。邸店原来是供往来客商居住的旅店，商业发展后，大批商人在邸店存放财物，商洽交易。开设邸店，成为很大的营利事业。
质库——质库在唐朝附设于柜坊，北宋独立经营，更为发展。质库又称解库，是典当业的一种。以物品作抵押（质），向质库借钱，到一定期限，加利息赎回。一○七○年八月，韩琦在奏疏中说：“现在兼并之家，照例都开质库。”大寺院经营工商业，也开质库谋利，称为“长生库”。寺院和兼并之家一样，拥有巨大的财富。
四、货币
铜、铁钱——商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货币流通。宋初，铸造铜钱有四监，铁钱有三监，此后逐步增加。铜、铁钱名称很多。太宗太平兴国年间，铸“太平通宝”钱。以后，几乎每有一个年号，就铸造这个年号的新钱。太宗时，一年铸造的铜钱，最多时有一百八十多万贯，铁钱有五十万贯。仁宗时，铜钱增到三百多万贯，铁钱减到一二十万贯。
北宋每年铸造大量的铜、铁钱，但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仍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特别是铜钱，市场上更显得缺乏。这是因为：（一）铜是国家的禁榷物，民间缺铜，就销熔铜钱，制造器皿，可以获利五至十倍。（二）北宋虽严禁“铜钱阑出塞外及南蕃诸国”，但铜钱私下外流越来越多。（三）铁钱越来越轻，铜铁钱的比值不断增长。民间多储藏铜钱，不愿在市上流通。尤其是贵族、地主，大量窖藏铜钱。整个北宋，“钱荒”现象一直无法克服。
交子——宋朝发明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商业中的“赊”即信用关系，孕育出交子。起初是川峡一带，因铁钱分量重而价值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商人（尤其是大商人）极感不便，客观上需要一种容易携带的、轻便的货币。真宗时，成都十六户富商私造钱券，称为“交子”。后来，主持交子铺的豪商，挪用、吞没现钱，交子不能兑现，引起争讼，官府遂令收闭。但当地使用交子，已成习惯，骤然废除，商业活动大为不便。仁宗时，设交子务于益州，由官府发行交子。每界（期）发行额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准备金为三十六万贯。交子以三年为一界，当界满时，制造新交子，调换旧交子。商民向官府持旧换新，每贯输纳纸墨费三十文。如果界满而未及时调换新交子，旧交子就成为一文不值的废纸。《神宗宝训》说：“始祥符之辛亥（一○一一），至熙宁之丙辰（一○七六），六十五年，二十二界。”起初，交子只在川峡流通。仁宗天圣时，推行到秦州。
五、海外贸易
宋朝建国后，即从海路展开对外贸易。九八七年，大宗派遣宦官八人，分四路出发，到南海诸国招徕商人贸易。此后，北宋出现以下几条海上交通线：（一）从广州通往今越南、印尼等地，再由此和大食（阿拉伯）交通。这是唐朝以来的一条旧路，北宋更加繁盛。（二）从明州或杭州起航，通往日本和高丽。因辽朝屹立在东北，这条海路成为高丽和宋交通的重要道路。（三）高丽与宋交通的另一条路，是入渤海到登州。但因登州接近辽境，北宋禁止自海道入登、莱州经商。后来，哲宗以密州板桥镇为贸易港。密州北通高丽，南沿海岸通明州、泉州、广州。京东、河北、河东等路都可经密州板桥镇输入外国商品。南方向朝廷上供物品，也可由广州海运至板桥镇，再陆运到东京，形成内河漕运路线之外的一条海运路线。（四）哲宗时增开泉州到南海的一路，可抵达阿拉伯各国。
北宋与海外诸国的贸易往来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以“朝贡”、“回赐”为名，由北宋和外国贡使进行官方交易。所谓“贡”、“赐”的货物，即可免交商税。另一种方式，是大量的民间贸易来往，北宋在主要港口设市舶司管辖。
市舶司的职务，主要是：（一）管理舶商。海舶出发前必须到市舶司登记，领取公据或公凭、引目，回航时，必须在原发航港口“住舶”，给予“回引”，才准通行。（二）征收舶税。名为“抽解”，也叫“抽分”。抽解的多少，常有变化。通常是十分抽解一分，也有十分抽二、三、四的。（三）收买舶货。名为“博买”，也叫“抽买”、“和买”、“官市”。太宗时，曾规定博买一半。真宗时，规定博买十分之三，也常有变化。官府抽买以后，剩余的货物，才准许卖给商民。（四）对抽解、博买所得的舶货，进行处理。珠宝及轻便商货，搬运入京，其余粗重难以起发之物，在当地出卖。
宋朝对某些进口货物，如香药、珠贝、犀角、象牙等，还有禁榷的规定，即全由官卖。北宋通过抽解、博买、官卖，取得巨大利润。仁宗皇祐时，市舶收入五十三万贯，英宗治平时增到六十三万贯，成为北宋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九七一年，太宗灭南汉，即在广州设置市舶司。以后又在杭州、明州置市舶司，与广州合称“三司”，是北宋主要的对外贸易港。一○八七年、一○八八年先后在泉州、密州置司。后来，秀州、温州、江阴军等地也相继置司。广州，在北宋是最大的港口，南海各地来广州的商人很多。北宋设置“蕃坊”，专供外国商人居住。置蕃长一人，负责蕃坊公事。并设有“蕃市”“蕃学”。外国商人往往有当年不回去的，称为“住唐”。明州是接待日本和高丽商人来宋贸易的港口。
北宋商人到南海各地去贸易的也很多。《萍洲可谈》说：“海舶大者数巨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这种满载陶瓷器的海船，就是北宋商人来往东南亚各地的货船。福建、两浙、广南路都有不少商人经营海上贸易。
经南海和北宋贸易的国家，有大食、古逻、阇婆（阇音遮zhē）、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等国。北宋的输出品主要是瓷器、杂色帛以及各种矿产品；输入的多半是供贵族享用的奢侈品，如各种香料、药材、犀角、象牙、珊瑚、玳瑁、苏木等。
北宋开注日本的商船，由两浙路出发，几乎年年都有。日本商人来往，也常乘明州、台州商船。北宋运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是药材、香料、瓷器、文具、书画、丝织品。自日本输入的商品，主要是硫黄、木材、水银、沙金和工艺品。日本制造的宝刀和扇子，在宋朝最为著名。北宋运往高丽的商品，有丝线、腊茶、瓷器等。输入品有人参、矿产、绫布以及扇子、文具。
海外贸易的发达，说明北宋的工商业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
（四）大地主大商人势力的发展
宋朝的统一和经济关系中的某些变革，曾经多少便利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和工商业都达到超越前代的新水平，一时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但在生产发展的同时，官僚、地主无限止地扩大土地占有，利用各种手段加紧对农民的压榨。他们中间的相当一部分也还经营商业，谋取暴利。官员、地主、商人中逐渐滋生出一批大地主、大商人。他们不再是前代的门阀贵族，而是宋朝建国后，在经济发展的新条件下逐渐形成的新的豪族。新出现的大地主、大商人日益形成为强大的社会势力，垄断着若干经济部门，障碍着社会生产力的继续发展。
一、大地主
土地占有的扩大 一○一三年，真宗下诏，禁止朝内外臣僚购买官田，但购买民田，不在禁例。一○二二年，有人向真宗奏报说：“宋朝建国六十年来，豪强大量兼并土地，如不加制止，全国的田地将要有一半被他们占据。”又有人说：“开封府附近千里，都已是大臣们的田产”。仁宗时，官员占田继续扩大。宰相晏殊，不 管国事，只管营置田产，见蔡河两岸土地有利可图，即托借名目占为己有。一个“比部员外郎”的朝官，在真定占田，多达七西多顷。官员们相互规劝，说在居官时买些好庄田，供退官后享用，最是“良图”（好主意）。仁宗曾下诏限田，公卿以下官员占田不得过三十顷。但实际上无法实行，不久又废。这里透露出官员占田三十顷以上，已是普遍的现象，也透露出占田的趋势无法抑止。陈舜俞在《厚生策》中说：“今公卿大臣之占田，或千顷而不知止”。《宋史·食货志》也说：“承平寝久，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这些记载反映出，官员地主无限占田，已成为当时的严重问题。
伴随着地主占田的扩大，各地方都出现了一些占有大量田地的大地主，即所谓大姓豪族。真宗时，长安的大地主，有十多家，构成一大势力。他们的首领是号称“隐士”的种放（种音崇chóng）。种放在终南山周围霸占樵采地二百多里。门人、亲族也都仗势无赖，侵渔百姓。青州临淄有豪族麻氏，广置田庄，压榨农民，成为巨富，甚至私蓄兵器，建立地主武装。仁宗时，衡州大姓尹氏，占田多至于顷，成为一方之霸。
大地主无限占田的另一面，必然是广大自耕农、半自耕农的破产。地主吞并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土地，大致有如下的一些手段：
平产——地主放高利贷，农民到期不能偿还，即被 平人田产。真宗时，“知永兴军寇准说他所见到的情形是：“所部豪民（大地主），多贷钱贫民，重取其息。岁偿不逮，即平入田产”。
典田——自耕农、半自耕农把田产典给地主。年久不能赎还，即归地主所有。地主借口文契“难辨真伪”，官府认为“理不可定”，也可归地主占有，不准收赎。
买田——自耕农、半自耕农被迫把土地卖给地主，这是较常见的形式。吕大钧《民议》说：听说主户田少者，往往把田地都卖给有力之家（大地主）。地主由此得到田地之利，又可役使农民的劳力。这样下去，主户越来越少，客户越来越多。吕大钧的这个议论，多少反映了自耕农、半自耕农卖掉土地、沦为佃客的实际状况。
强占——有权势的大地主，还往往使用强制的手段，强买民田，甚至强占民田，据为己有。如仁宗时上元县地主王某，强占民田经营庄院，还要抢掠农民的子女，号称“王豹子”。占田千顷的衡州大姓尹氏，甚至使用伪造卖地契的手段，强夺庄田。像这样强占民田的事例，并不是个别的。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小块田地，随时都处在被霸占的威胁之中。
在真宗、仁宗统治时期，还出现了以下两种情况。
职田的恢复——五代宋初，官员的职田制早已罢废。真宗采纳宰相张齐贤的建议，又在九九九年恢复职田制度。朝廷把官庄和远年逃亡无主田配给各地官府作职田，免收赋税。官府招佃客租种课租，收归官员。两京大藩府职田多到四十顷，州刺史职田也有十五到二十顷。宋朝官员不断增加，往往无田可配。仁宗时，又削减为大藩最多二十顷，州军长官十顷。据《宋会要稿·食货》记载，全国十八路，共有职田二百三十四万多亩。职田制的恢复，显然是一个倒退。
寺院田产——真宗时提倡佛、道，全国佛寺有二万五千多所，仁宗时，多到三万九千多所。一○○九年，真宗令各地兴建道观，各道观由朝廷赐田十顷、五顷不等。各地佛寺、道观还竞相买田置产。真宗时，凤翔府扶风县重真寺购置田庄，刻有碑记。仁宗时皇太后赐杭州武林山灵隐寺钱买田，一次即买水田二千顷，林田五顷。寺院占田，减免粮税。大僧侣出租田地剥削佃客，“坐华屋，享美食”，是一伙披着袈裟的大地主。随着佛、道两教的流行，寺院和道观占有大量的田地。
对佃农的压榨 苏洵《嘉祐集》论“田制”说，大地主召募浮客耕种，“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苏轼也说地主和佃户“中分其利”，即剥削收获的五成作地租。这大概是反映了一般的剥削率。大地主在扩大土地占有的同时，也在不断加重对佃农的地租剥削。据张方平所说，天下的佃客“输大半之率”，即地租在五成以上。有人估计，千夫之乡有九百人耕地主的田，租地主的“犁牛稼器”，把佃农的收获分成五份计算：交田租二份（四成），牛、农具各一份（各二成），佃农只剩下了一份即二成作粮食。剥削率竟达到百分之八十。 佃农遭到种种剥削，交租之后，所余无几了。
一○二二年，宋朝统计全国的客户，共有三百七十五万多户，五百九十四万多口，约占全国户口总数的三分之一。由于一些佃农和半自耕农被编入主户的下户，实际人数当然要超过统计数。佃农成为国家的“编户”，算是取得了平民的地位。但佃客仍然被束缚在土地上，甚至一经租种地主的田地，就不能自行离开。一○二五年（天圣三年）仁宗的诏书说：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州军旧例：“私下分（分成租）田客，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与凭由，方许别住。”但地主多“不放起移”。诏书规定：“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年？）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这个诏书取消了由地主给佃客发凭证的办法，但佃客起移必须在收割完毕之日，即向地主交了租，还了债，还要和地主“商量”，经地主同意，才能“各取稳便”。事实上，地主和农民都“稳便”的事是没有的。最后还是不准私自“起移”。在此以前，关于佃客的起移，只有通行的所谓“旧例”。这个诏书颁发后，对佃客起移的限制，便以法令的形式固定了下来。
一○五二年（皇祐四年），宋朝又对川峡一些地区佃客的迁徙作了进一步的规定。敕书说：施、黔州诸县的旁下客户，逃移入外界，“委县司画时差人，计会所属州县追回”。佃客逃到外县，要被官府捉回，迁移的自由完全没有了。苏洵曾说：地主对浮客“鞭笞（音吃chǐ）驱役，视以奴仆”。苏轼说是“役属佃户，有同仆隶”。这种佃户实际上还是处在农奴般的境地。
农民“依人庄宅为浮客”，遭受着地主的地租和高利贷的沉重盘剥，即使逃亡，也是无处可逃，无家可归。王禹偁《感流亡》诗，描绘一户三代逃亡农民的境况：“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皤音婆pó），呱呱（音姑gū）三儿泣，茕茕（音穷qióng）一夫鳏（音关guān）。……妇死埋异乡，客贫思故园。……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唯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苏舜钦《城南感怀呈永叔（欧阳修）》诗，记述逃亡的农民在路上挖凫茨（野荸荠。凫茨音伏慈fú cí）充饥。凫茨挖光，只好吃有毒的卷耳（药草）。结果是“十有八九死，当路横其尸。犬彘（音至zhì）咋其骨，鸟鸢（音渊yuān）啄其皮”。诗人问道：“胡为残良民，令此鸟兽肥？”终年辛勤劳动，发展了农业生产的农民群众，被逼到路边饿死，死了的尸体还被鸟兽吃掉。这是为什么？根源就是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吃人的剥削制度。
赋税的转嫁和隐漏 宋朝用尽前代的一切“刻剥之法”，榨取赋税。大地主在扩大土地占有的同时，又用各种手段把田税转嫁到自耕农、佃农身上。
自耕农、半自耕农占有小块土地，大地主的田税转嫁到他们身上，有以下一些情形：（一）地主与官员匀结，逃避应纳的赋税。各县税收有定额，便强加给自耕衣、半自耕农。所谓“黠姓大家”（黠音侠xiá）占有上百亩良田，交税的不过一、二亩，或者是二十分之一、三十分之一。贫下户农民只有几亩薄田，却要交几倍的赋税。形成田多者税少，田少者税多的畸形状况。而且，地主凭借权势，可以拒不交租。贫下户农民则被威逼勒索，逃避不得。“租赋不均”成为各地的普遍现象。（二）夏税按田亩等第税钱，官员、地主上下其手。地主的“善田”税轻，贫下户农民的“恶田”反而税重。（三）自耕农、半自耕农的田地被地主兼并了去，仍然要按原来的地产簿交纳二税。据一个官员说：农民失去土地后，向官府申诉，请求退割（税籍），官吏受地主贿赂，不给办理。农民交不出二税，官吏催捕，私自抓进监狱。无数的农民被这样逼死。
佃农租种地主占有的土地，以收获的大半以至七成、八成交地租。一般说来，地主向封建国家交纳田税，本来就是取自剥削农民的地租。但在北宋，地主还有各种办法把田税直接地转嫁给佃农。一种办法是先从佃农的收获中，把田税扣除，然后再分成收地租。地主向佃农收税后再向官府交税。另一种办法，是川峡一带的大地主，把佃客看作奴隶，“凡租调庸敛，悉佃客承之”。由佃农负担赋税劳役，成为当地合法的通例，以至官府直接向佃农收税。无论是前一种办法，或是后一种办法，地主都把田税全部转嫁给了佃农。
在赋税制度上，地主阶级内部也还存在着一些矛盾。地主用隐瞒田产、改动簿书、虚报田荒、以至“诡名挟佃”（把田产诡名寄在官户名下，伪称承佃）等办法逃避赋役。北宋王朝则不断地用各种办法来检括。这实质上是封建国家和地主之间，主要是和大地主之间，关于剥削农民的权利分配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分取赃物的争夺。这种争夺，仁宗时也发展到颇为激烈的地步。《续资冶通鉴长编》纪录一○四九年（仁宗皇祐元年）宋朝的租赋田数，只有二百一十五万多顷，比一○二一年（真宗天禧五年）减少了约十分之六。仁宗时，农业在继续发展，垦田还在增加，租赋田反而比真宗时大量减少，显然是大地主用各种手段逃避赋税的缘故。大地主大量占据田地，又大量逃避田税，成为宋王朝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二、大商人
在大地主势力形成的同时，宋朝社会中也出现了一批经商致富的大商人，成为又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首都东京是“富商大贾所聚”。真宗时，宰相王旦说：“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仁宗时，潭州湘潭县富商李迁，经商谋利，每年收入几千万。越州萧山富商郑旻（音民mín），经营丝绸贸易，规模巨大。有一次，官吏查阅他的账目，漏税的纱就有几万匹。自宰相到地方官也都经营商业谋大利。管理财政税收的官员，更可利用职权经商。如真宗时，江浙发运使李溥用官船贩运木材营利。仁宗时，殿中侍御史王 沿也用官船贩卖私盐。虢州知州滕宗谅用兵士一百八十余人、驴车四十余辆贩茶，不交税。经商的官员和大商人相勾结。大商人也依靠朝廷官员保护他们的利益。湘潭巨商李迁就公然自称，他之所以发财致富，是因为有执政的官员在庇护（“为政者以庇我”）。大商人有官员的庇护，得以垄断商行，左右赋税，并且日益冲击着宋王朝的专卖事业。
垄断商行 城市的民户按资产定户等为十等。六等以下是中下户。资产雄厚的大商人是一、二等户。同业的店铺通过行的组织，维护本行的利益。但商行往往被少数大商人，即所谓“兼并之家”所垄断、操纵。如开封茶行，自来有十余户兼并之家。客商运茶到京都要先向他们送礼、请客，请求他们规定价格。客商卖茶给这十余户，不敢取利，只求定得高价，用加倍的利润卖茶给“下户”商人。茶行如此，别的行户大致也是如此。
有权势的豪商开设邸店，供客商停住和存放货物，并通过邸店操纵市场。大商人还向客商“赊卖”商行货物，定期加利息付钱。中下户商人难于摆脱大商人的控制和压迫。
左右赋税 宋朝征收实物税，又以“折变”为名，任意改变品种。大商人和官员串通一气，从中渔利。仁宗时，蔡州五县本来种粟麦，官府折变为交糯米、粳稻，“舍其所有，责其所无”。农民卖掉粟麦，再向商人买回 糯米、粳稻交税，增加了一倍的负担。折变严重的地区，农民交税，一合粟变成一锅，一缕布变成了一尺。大商人和官府勾结，借折变谋利贪污，纳税的农民遭受沉重的压榨，宋朝的税收也日益受到影响。
冲击专卖 富商大贾势力的发展，不断冲击着宋朝对盐、茶、矾等的专卖利益。真宗以后，代表大商人和大地主利益的官员陆续上疏，建议宋朝放宽对盐、茶等的专卖，听任商人自行贸易。
一○一七年（真宗天禧元年），宋朝放宽盐的专卖，召募商人运铜钱、粮食、布帛到开封，然后到淮南、江浙等地取盐贩卖。一○三○年（仁宗天圣八年），有人说，解池盐太宗时法令严峻，民间不敢私自煮盐，所以官盐大量销售。真宗时，只知放宽刑罚，减少聚敛，私盐日益增加，官盐日益亏损。从一○三○年起，解盐实行通商，当年朝廷收入比去年增加十五万贯，但第二年就减少九万贯，以后每年损耗二百三十多万贯。这些官府损耗的部分完全落人大商人的手里。
一○○五年（景德二年），真宗命盐铁副使林特等人召集茶商，研究卖茶新法，决定改变茶的专卖政策。林特的“新法”规定，商人在京师或沿边人纳金银粟帛，即可到江淮领茶出卖。大商人预先探知某处茶最精好，就派僮仆（僮音童tóng）日夜奔走，带券到官府领茶；小商贩总落在后边。东南茶利三百六十多万贯，全部归于富商大贾。一○二三年（仁宗天圣元年），参知政事吕夷简、枢密副使张士逊等讨论茶法。吕夷简等主张让商贾直接向园户买茶，在官场纳税。此法实行三年，茶利全归大商，官场只能得到黄晚粗恶的茶。一○五九年（嘉祐四年），宋朝完全废止禁榷，改行通商法。官府收入更为减少。
仁宗天圣时，召募商人主管出卖晋、慈二州矾，不久又允许商人于无为军矾场购矾销售，但仍禁上私矾。一○二八年，仁宗下诏放松两蜀榷矾之禁，又允许商人人纳金帛、刍粟，购买河东路矾。刍栗估价高，矾估价低，商人见有利可图，纷纷人纳，宫府只有“榷矾”之名，其实无利。一○六一年，又改为纳现钱，不再纳刍粟。
宋朝通过专卖，获得大量剥削收入，但限制了商业的发展，对商人不利。商人贩卖盐茶获利，宋朝的专卖收入却因而减少。太宗时，酒曲专卖，每年收利约三百二十几万贯，仁宗庆历时增加到一千七百多万贯。但盐利由于改行通商法，只增加到七百一十五万贯（太宗时，约二百三十几万贯）。茶停止专卖后，茶利都被大商人夺去。太宗时一年茶利可有二百八十几万贯，英宗时减少到不到五十万贯。大商人势力不断发展，宋朝专卖利益不断地受到冲击。
新产生的大地主、大商人逐渐形成社会经济中的强大势力，从各方面影响着宋朝的统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地主大商人势力对宋王朝统治的影响越来越加深，他们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显露了。
第三节 宋朝统治的腐败和农民、士兵的反抗
真宗、仁宗、英宗统治下的六十几年间，是宋朝中央集权的统治巩固后，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时期，也是统治集团日益衰弱腐朽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宋朝的统治陷入了越来越深的危机。农民与士兵相结合，举行了武装起义。
本节分别叙述这一时期里的皇位继承、对辽夏的和战、统治的腐败与农民士兵的起义。
（一）皇位继承与宫廷风波
一、真宗嗣位
宋太祖有子四人，均为即位前所生。长子德秀及第三子德林早亡。次子德昭，幼子德芳。太祖在位时，未立太子。德昭授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德芳授贵州防御使。九七六年十月，太祖在一天夜间死去，死前曾召弟晋王匡义（改光义、太宗）秉烛对饮，留宿宫中。次日，太宗宣诏即位。后世史家或怀疑太宗谋害太祖篡位，即所谓“烛影斧声，千古之谜”。宫廷事秘，难得实证，但太宗立后，太祖两子先后致死，则是事实。
太宗以德昭为永兴军节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德芳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兴元尹。九七九年八月，德昭随从太宗征伐北汉，败归。德昭请赏太原作战的军士。太宗怒斥他说：“等你自己作皇帝，再赏不迟！”德昭惧罪自杀。九八一年三月，德芳也突然病死，年仅二十二岁。死因不明。
太宗即位，宣称母后杜太后曾有遗诏传弟，藏之金匮（一说，系伪作）。故即位后又以弟廷美（光美）为开封尹，封齐王。德昭、德芳相继死去，廷美也不自安。宰相赵普对太宗说：“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有人诬告廷美有意谋位。太宗免去廷美开封尹，降为西京留守。赵普与宰相卢多逊（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兵部尚书）不和，又指告廷美与卢多逊交结。太宗将卢多逊免官流放，处死有关官员多人。廷美罢职归第，又贬房州安置。九八三年冬，廷美至房州，忧悸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