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几十公里，到了一个小镇，她们要下车。“表哥”把车停住，小媳妇头也不回径直往前走了。“表哥”趴在车窗上对老太太说：“谢谢你呀，大娘。”老太太还在絮絮叨叨：“这位司机大哥可真是个好人呢——”
是呀！可真是个他妈的好人，这世界上好人就是比坏人多……
晃晃荡荡了好几天，晃荡过了格尔木，晃荡过了昆仑山口，又是几天，终于又晃荡过了唐古拉山口，进入西藏。我们的车爬上了五千米以上的高原，这里相对高度并不高，有点儿似山似川的感觉。天气变化很快，不是风雪弥漫就是雾气腾腾，远处数十条冰川纵横倾泻，冰塔林顶天立地，互相依偎。时值五月末，可季节的规则在这里被完全抛弃了，忽而狂风大作，忽而乌云翻滚，一会儿风一会儿雪的，好像一天把四个季节全过了，速度快赶上麻将桌上的春夏秋冬了。“表哥”被一阵突来的冰雹砸得晕头转向，我们只好把车停了，缩在驾驶室里抽烟聊天。“表哥”在这条线上跑来跑去，听到了不少传说。他说，这唐古拉山是一只牛犊变的。从前玉皇大帝派了一只牛犊到唐古拉山来，让它把这里的草全部吃光，把这儿变成一片沙石砾岩的不毛之地。牛犊到了这儿以后，发现这儿并非罪恶之地，人们也都很善良，就从自己的鼻孔里喷出两股清泉，滋润这里的青草。玉皇大怒，变牛犊为石。牛犊顽强反抗，变成石头以后还从自己腿下、腋下喷出两股清泉，汇成了潺潺小溪，就成了黄河长江的源头。所以，这唐古拉山是抚育了中国两条最大河流的母亲。
风停了，我们继续爬山，又翻过了一道山脊，大雪山突兀地出现在眼前。它挺在那儿，可壮观不壮观的，我顾不上欣赏了，原因是我——不能算病，却突然疼得他妈的死去活来的，疼的是那儿我都不好意思说。我裹着“表哥”那臭烘烘的老羊皮大衣缩作一堆，在后排座位上唉声叹气。“表哥”说这是高原反应，不过他也纳闷儿：“按说这高原反应头疼，三五天也就过去了，可你疼的这地方——这疼的不大是地方呀？”
人都说西藏是圣地，容不得污秽。我心想这兴许也是一种报应，也许那小媳妇在磕头的时候和佛多叨唠了几句，不过那佛或者五儿的搞错了人，看起来他们那儿也不大兴调查研究，和人间一样，都是他妈的一群官僚，再想想佛能把自己一身肉都喂了小老虎，我替“表哥”熬着吧。经过一整天的翻山越岭，我们总算下了山到了略平坦的地区。经过了几个藏民聚集区，总算熬到了安多，我的西藏旅行计划中的第一站，和“表哥”分手，说好过些日子他来拉萨接我。告别以后我也不疼了，看起来和什么人为伍，佛还挺在乎的。
和那些路边的几顶帐篷、一群牛羊、几个藏民组成的小聚集区比起来，安多完全可以说得上是一座城市了。青藏公路和新藏公路在这里碰头，由安多开始到拉萨，两条公路不分彼此了。安多也算得上是万里藏北草原上的一个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安多以南直到拉萨几百公里的路上，小城镇越来越密集，而安多西北，就是以万里无人而著名的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藏北高原。我停下来休整，完全不知以后的去向。我每天泡在一家路边的小饭馆儿里，为了吃饭便宜点儿，和那四川籍的小女老板不断地打情骂俏。吃饭的客人不多，小老板和里边的两个伙计就整天打扑克消磨时光。一个做饭的小伙子不知因为什么，出来进去的对我老是吹胡子瞪眼。小老板进藏十几年了，多年来的高原生活给她养成了一种逆来顺受的性格。我要求寄宿几天，她和两个老乡商量了一会儿，犹犹豫豫地问我会不会写信，求我给他们分头写几封家信，因为他们几个除了记个账什么的都不认字，文化水平最高的是小老板，也只不过上过三年小学，这可真难为我了。因为他们要在信里说的大部分是废话，我不写满一页纸也糊弄不了他们。他们一致认为写信是极为庄严的事情，应该越长越好，我只好硬着头皮七拼八凑，问完了地种得怎么样，猪喂得肥不肥，又问了家里的橘子林收了没有，最后我开始默写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是四川省广元县人，为了藏族人民的吃饭，不远万里来到安多……她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返回目录]
第二部 《剩下的都属于你》 第二部(14)
我写信的时候他们分头围坐在我身边，好像是在举行一种什么他妈的仪式，写三封家信我被他们折磨了一整天。晚上他们把我和一大堆羊毛、脏乎乎的牛肉安排在一起。我进屋一看，赶快放弃了把小老板弄上床来的原计划，倒不是因为她长得不漂亮，我的床板下就是他妈的血淋淋的一大摊，夜里血腥味儿熏得我爬起来大吐不止，似乎把我这一辈子倒的霉都吐出来了……
第二天一早，那位对我吹胡子瞪眼睛的伙计突然又巴巴结结地来找我，原来我应该再给他远在四川的未婚媳妇写一封他妈的情书。我信手写来：“卡夫卡致爱丽丝。……我的一切都好，已经和八个姑娘生了十六个孩子，其中有三个瞎子，七个哑巴，六个什么都听不见，他们长得比我还难看。你赶快嫁人吧！要找就找个李向阳那样的，别再等我啦！我活着的时候怕是回不去啦！……”写完我连忙告辞，我怎敢住到人家回信来时再走啊。
我起身沿新藏公路往北走。我的目的地是百十公里以外的双湖地区，计划里两天的行程足够了，那里是我一直向往的野生动物成群出没的地区。临行前，小老板和他的两个伙计不约而同地对我郑重预测说，我一定会死在路上。想步行？哼！在这条路上死的人可多了去啦。他们不仅听说还亲眼见过，去年就有一个死洋鬼子被兵站的车拉回来，他的黄头发披到屁股上，两只冻得像发面团似的脚上裹着破布，胡子长得像藏戏面具上粘的牦牛尾巴，手里还攥着一把断了弦的吉他，又脏又破的背囊里，除了一本英文的中国地图和一筒西红柿罐头以外一无所有，连他是哪国人都不知道。据说有人曾在拉萨见过他，据说他从尼泊尔一步步地走到拉萨，每天在八角街广场上弹琴卖唱，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谁也不知道他怎么会死在藏北草原。
“就你啷格样子，不出两天就死，拉都拉不回来。你又不是啥子洋人，你死就死吧，人家司机都懒得理你。你准得在啥子地方喂了野狗。”
“闭嘴！你这个小娘们儿！你想让我在这儿给你写一辈子都是屁话的信吗？”小姑娘呜呜哭了起来。我伤害了她的父女感情，因为她的信是写给她“亲爱的爸爸妈妈”的。我故作怒气冲冲，可心里慌得像小猫抓，我究竟他妈的要到哪儿去啊？再说这小娘们儿的话让我感觉到，这是第一次有人站在我的立场上来打量我的死活，而不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滥发议论。多年来的境遇使得我已经不适于领会真情了，在真情面前我只会手足无措，尤其是这种直截了当、一针见血的真情，让我怎能不恼羞成怒？
上路的当天，天气燥热难当，我又搭上了一辆便车，不一会儿，就被司机告知：到了?
〉搅怂璧哪亩耍?
你不是要去双湖吗？从这儿往前走，一直走。我得拐弯儿了。
我觉得我被抛弃了。看看周围还好，还有些人，是不是去双湖不知道，反正是往那边儿去，权当同路吧！我沿着一条时而是水泥时而是泥土有时又什么都不是的路面往西走，刚上路时还有些行人，车辆来去，因为无聊，我边走边背诵着惠特曼所描述的“尘土飞扬的大路”：
鬈发的黑人、罪犯、残废、目不识丁的人，都不被拒绝
诞生，延请医生者的匆忙，乞丐的蹀躞，醉鬼的摇摆，哗笑的工人们，
逃亡的青年，富人的马车，纨绔子弟，私奔的男女，柩车，
从镇上来回搬运的家具，
他们走过，我也走过，一切都走过，一切都不会受到禁止，
一切都会被接受，一切都是可爱的。
走着走着，时近中午，这时我突然发现来往的车辆都隐匿不见了。四周一片死寂，空气清新，阳光绚丽，可就是没有生命的征兆。不见一棵树，不见一只鸟儿飞过，没有任何声音。那种死寂让人感觉到这里不是天堂就一定是地狱，似乎这种死寂是无限的。“没有任何顶点比无限的顶点更锋利了”，想来天堂和地狱都不会热闹，因为无论是天堂和地狱都没人愿意去。行将就木的老人，尽管病入膏肓，不是还恋恋不舍于人世吗？
我走的还是路吗？我低头看看脚下，真他妈的不好说……
空虚感带来了一阵刻骨铭心的恐惧。我开始疑心自己走错了路，似乎开始时的那些车辆行人都是一个精心设置的骗局，还有惠特曼。他们把我引上一条通向死亡的道路以后，突然把我抛弃了，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往前奔。抽象的诗句“路就是生命”突然以一种残酷的具象，生动地展示在我眼前。我打量打量四周，真是他妈的“天下滔滔，舍我其谁”。
我就这样走了整整一天。那四川小老板告我也许可以宿营的几个路边的放牧点从未出现，尽管如此我仍不敢断定我走错了路。也许他们经过了为小老板所不知的一次迁徙？我决定不偏离原方向一步。我不敢停下，似乎走就会走向生命，不用管去向何方，而停下来就会###地静止在此永恒。这里可是名副其实的一片死寂呀?
√焱耆诹耍揖醯每膳轮良蛭彝蝗蝗鲜兜剑啦凰朗强梢杂勺约豪淳龆ǖ模拖衲憧梢宰约壕龆ㄒ灰蛞凰嘧右谎虻ァＨ绻丝涛蚁胨溃瓜吕淳屯瓿闪恕Ｔ谡馄咴纤劳鼍尤皇切睦砩系模图膊∷ダ喜⑽匏亢凉叵怠Ｎ彝耆斫饬嗽谡馄咴夏切┐抵械乃勒摺Ｋ且砸恢挚雌鹄茨涿钇涫凳亲钫媸档姆绞剿懒恕Ｋ嵌宰抛约核怠昂茫衷谖宜馈保谑蔷退懒恕Ｈ缓蟛疟蝗嗣羌右越馐汀八×恕薄ⅰ八乘懒恕薄ⅰ八鏊懒恕薄ⅰ八月妨恕钡鹊纫淮蠖训暮蛋说馈? [返回目录]
第二部 《剩下的都属于你》 第二部(15)
突然我发现，自己的脚踩在了一堆牛粪上。我欣喜极了，爬在地上闻了闻，牛粪还散发着新鲜的味道。我知道我的周围肯定有人，至少是刚刚路过，我相信明天我一定会有办法走出去。还有让我感到幸运的是天气很好，夜里只是有些降温，但还没有到不能忍受的地步。满天的星斗，似乎伸手可得。这么多年来我走遍了东西南北，只有这里的空气是可感的，你甚至可以说空气是透明的，完全不像在内地，你不知空气是什么，但你还是可以说它浑浊有如洗澡水。我想到这里无法使用量词计算的空气似乎只是为我一人提供的，没有人来抢，于是多少为我带来了一丝慰藉，使我能平心静气地面对面地打量打量死亡，也面对面地打量打量自己。多年来我醉生梦死地奔来赶去，从无机会好好地做一做这类事情，再说想做也从无可能，因为总有人打扰我呀！我在原地打开睡袋躺下来，一段关于庄子的故事浮了出来：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
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赉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如此！”
弟子曰：“吾怨鸟鸢之食夫子也。”
庄子曰：“在上为鸟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
不管庄子打算怎么死吧，他还有“弟子”交代一番，我呢？我他妈的孤苦伶仃死在这儿的沉沉黑夜中，想来无论“鸟鸢”或是“蝼蚁”都不会感兴趣，这儿根本没有呀。再说我也不是庄子那样的哲人什么的，何况庄子也不一定就是如此洒脱。既然如此，他死后他的妻子和谁睡觉当然不重要，他为什么还要劈棺试妻呢？我还是暂时别死吧，死的机会多得是，多得谁也不稀罕，连我这样儿的人都不稀罕，留待以后再说吧……于是我对自己说，不，我不死?
∫灰购悸蚁耄荒苋胨Ｖ钡角宄浚路鸷臀易龀霾凰赖木龆ㄏ嗪粲Γ诿擅杀眬的睡梦中我仿佛听到了一点儿声音。我睁开眼睛，在我眼前出现了一大片鲜艳的色彩，两个藏族妇女在我面前指点着我在说笑。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不是在梦中。我想坐起来，但被睡袋裹着，我又摔倒在地上，她们大声笑了起来。我居然不是在梦中！我拉开睡袋的拉链，站了起来。她们两人本能地往后退了几步。我发现其中有一个是个很年轻的姑娘，她还会说一点儿带四川味儿的汉语。我什么也说不出来，站在她们面前，兴奋得让我窒息。我什么也不顾地泪如雨下，我完全垮了。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我脆弱有如蛛丝，我害怕孤独和死亡啊……
她们两人不说话了，诧异地看着我。她们完全不理解我用的是什么奇形怪状的礼节来对待她们。我痛哭失声弄得她们的眼睛竟然也湿润了。那姑娘做手势让我跟她们走。她一边走一边用手指着一个方向，大声说着什么。我勉强可以听懂她说的“招待所、招待所”，大概是在问我为什么不睡在招待所。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像一头被擒获以后完全屈服了的什么动物一样，跟在她们后面翻过了一个小土坡。一顶牛毛帐篷出现在眼前。原来，昨天晚上我和她们的实际距离也就几百米远。
原来我已经背离通向双湖的路有二十多里了，我毛骨悚然。人人说神秘，我可是真正体会了神秘。想起那些自我入藏以后无数次遇到的磕长头的人们，他们每走三步就全身匍匐于地磕头，从上千甚至上万里以外的地方开始一直磕到拉萨。为了保护肘关节和膝关节，他们甚至把这几个部位分别用薄铁皮裹起来，以至老远就能让人听到一片稀里哗啦的金属声。我开始相信超自然的力量了。要想在来世过上好日子，现世所能提供的艰辛可远远不够，还得折磨自己呀。既然来世也像一切好东西那样地不可得，我还是要现世吧?
×礁龉媚锎蛄孔盼遥杂谒堑难酃馕乙丫肮吡恕Ｄ诘氐呐┐甯九堑难酃馔救晃奚瘢桓碧煊擅谋砬椋饫镌蛲耆喾础８九堑难壑槲诹粒敛浑锾蟮囟⒆湃丝矗苁橇髀冻鲆恢志驳幕钇蒙裉萌烁芯踝芟袷怯惺裁匆庀氩坏降南彩陆盗俚剿堑纳钪欣础４拥乩硌У慕嵌壤纯凑庖坏悴荒牙斫猓抢胩炜杀任颐墙枚嗔耍绱说亟咏焯茫怯欣碛勺苁歉咝恕?
她们两人嬉笑着带我走近了帐篷，帐篷用几条粗大的黑牦牛绳固定在地上，帐篷门外堆着一大堆摞得整整齐齐的做燃料用的干牛粪，掀开帐篷的帘子才知道，里面低于地面大概有五十厘米。里面很简陋，但每件东西都有一种无法表达的独特的颜色。看不见任何现代社会的生活设施，连烧茶的铜壶都是手工制品。帐篷的内衬是一种暗黄颜色的粗棉布，上面画着一个巨大的白颜色字。帐篷里很温暖，我渐渐安静下来。那位妇女忙着煮酥油茶，年轻的姑娘用带着四川味儿的口音加上手势问我在这儿干什么。我解释说我想到处看看，所以到这儿来了。
看什么？
我哪儿知道我想看什么？
她笑了，又问我到哪儿去，我说我要去双湖。她用手比划着说，这儿就是双湖，一样的，在那边儿就是有房子，别的都一样的。我们正在说话，突然一阵擂鼓一般的响声自远而近传来。她们两人不动声色。我掀开帐篷的门帘，只见一大片铺天盖地的尘土由远而近滚滚而来，及近时我才看清了是成千上万只野驴从我们的帐篷前面几百米的地方疾驰而过。有几只甚至猛地停下来，向我们的帐篷侧过头来注视了几秒钟，然后又狂奔而去追赶同伴……我目瞪口呆，宛如梦中。 [返回目录]
第二部 《剩下的都属于你》 第二部(16)
两个姑娘发现和我说话困难，就不再理我，开始说笑着做她们自己的事情。喝过了几大碗酥油茶，吃了几个炸成金黄色的子，我倦意难当，昏昏欲睡。年龄大的那个姑娘开始用一种尖锐的高音唱了起来，唱着唱着她突然停下来，笑着用手指着那个会说一点汉语的姑娘大声对我说“阿加拉、阿加拉”。我和四川小老板学过几句藏语，知道那是情人的意思。我本能地看看那个小姑娘，突然我觉得她非常漂亮。她穿着一件绿色的手工缝制的衬衣，外面是一件长及脚面的本色白羊皮袍子，袍子的两只袖子缠在腰上，所以看起来走路有点儿蹒跚。虽然在帐篷里面，但她的脖子上还是系了一个大红头巾，头巾下面露出几串用红松石和绿松石一起穿成的长项链，一个小小的打火镰和一把小刀挂在羊皮袍子前面，几只和各种颜色的饰物精心编在一起的辫子盘在头上，很是生动。那小姑娘听到同伴这样说，回过头来看着我笑起来。这笑容里面有几分认真，我无从判断，可是我岂能让她做我的“阿加拉”？我还要赶路当然是一个理由，更重要的是我自惭形秽呀?
【艘灰沟木牛艺业搅艘桓鋈绱税踩媸实牡胤剑教炖吹纳硇钠＠筒豢啥糁频赜苛松侠础Ｎ以谒堑恼逝窭锘杷ィ恢硕嗌偈奔洌切」媚锇盐乙⌒选Ｎ颐媲罢咀乓桓龃┳藕喝艘路牟刈搴鹤樱」媚锔嫖宜恰罢写保呛鹤有ψ糯蚨纤晕医樯芩到屑未搿Ｋ暮河锩挥腥魏挝侍猓嫖摇罢写本褪撬ぷ鞯脑敬氲腊啵抢镉幸桓鲂》孔樱还仓挥腥鋈耍叶荚谀乔厍Ｋ堑墓ぷ魇俏弈翘趿且簿Ｄ涿畹卣也坏降墓贰Ｔ谡馓趼飞侠赐娜艘话愣荚谒堑男》孔永锝杷蓿奔湟怀ぃ嗣嵌脊苣歉鲂》孔咏小罢写薄Ｄ歉鏊懒说难笕嘶乖谒堑男》孔永镒」眉柑炷兀∧侨丝烧媸歉龊萌耍幌褚恍┍鸬幕档埃钦樟艘欢严啵谴永疵患约旱恼掌Ｄ茄笕说碧焱砩暇桶颜掌龀隼戳恕Ｋ檬值纭罢照铡痹俜旁谒镆慌荩叭恕本统隼戳恕？上Ь褪钦掌。裁挥醒丈∧茄笕耸歉龊萌耍褪撬懒耍未胝嫦朐俸退燃复尉瓢。〖未胛饰一岵换嵴障啵宜挡换幔芷婀郑孟癫换嵴障嗟娜司筒挥Ω玫秸獾胤嚼矗辽偎娜说秸舛春孟穸际俏苏障唷Ｎ医馐土宋颐挥心歉鍪群茫也话鹑苏障嗍且蛭掖永床痪醯帽鹑吮任液每矗话约赫障嗍且蛭掖永床痪醯米约罕缺鹑撕每矗劣谒得酱蟠ㄊ裁吹模壹枚嗬玻缇陀≡谖夷宰永锪耍艺账墒裁矗扛矗?
聊了一会儿，嘉措带我回“招待所”。他带来了两匹马，马是向招待所附近的牧民租的，一天两块钱。我和两个姑娘告别时，嘉措告我她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在这儿挖盐。我想我应该有所表示，她们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呀。就是她们为了我这个“汉人”，骑了三个小时的马去给嘉措报的信儿。我拿出我剩得不多的钱递给那个小姑娘，她的脸涨得通红，躲闪着，好像我拿着的是一堆炸药……
道班只有嘉措一个人，小房子里一地的酒瓶，就像个酒瓶仓库。那两个人都回家了，长年不回来。这儿用不着三个人，所以他们三人轮流值守。在扎木措道班消磨了几天，每天和嘉措一起出去玩，一起喝酒，天天大醉，日子过得虽然舒服，可我不得不走呀，于是嘉措把我送上了一辆过路车，很伤心地和我告别，再经过了一天多的路程，我终于到了拉萨。
拉萨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在明晃晃的阳光下，这城市安详地如同在梦里一般。如果不是亲自领略了这份安详，我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安详。当然，也许因为以前从来就没安详过，自从我到了悠哉游哉的西藏，我想我才懂了什么是安详。
八角街广场上坐满了一边喁喁私语一边安安静静晒太阳的人群。没有人高声大气，三三两两的外国佬们也混坐在人们中间，眯着眼睛享受着阳光。不时地有人往广场正中那个泥砌起的巨大香炉里扔进一捆捆香草，缕缕青烟绕着系满了五颜六色的经幡的高大经幡柱，飘向冥冥之中的神灵。老人们在大昭寺门前一起一伏地磕头。他们先把两手并拢在胸、脸、头顶，有节奏地略停片刻，然后双膝跪下头顶着地，再伸直四肢趴在地上，名副其实地五体投地。几只狗卧在磕头的人们中间睡觉，一副相安无事的神情。
入乡随俗，我先从左往右绕着大昭寺转了一圈儿，然后就坐在据说是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时亲手栽的那棵大柳树——公主柳下，看着人们磕头，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地也想试试，只是不知道想求点儿什么。人们告我老头儿老太太们也不一定求什么，就算是一种活动筋骨吧。看起来这儿的人也都不求什么，不像在路上遇到的搭车的那一老一少，临时抱佛脚。我走过来跃跃欲试，引起了一个小骚动。人们看着我“哧哧”笑，被惊动了的几只狗也随着人们的视线打量我，眼光不大友好，也许它们闻着我的味儿不大对劲儿。我向来怕狗咬，于是就赶快往地上趴，心里念叨着：“别咬我，别咬我，咱们都一样高，咱们都一样高……”
我估计我当时那股劲儿，要说是给那几只狗磕头也说得过去。人们又说至少要磕九个，也许因为高原反应还没彻底恢复，我磕了三个以后就开始气喘吁吁，头昏脑胀。旁边一个藏族老太太看着一个汉族二百五在这儿像回事儿似的磕头，觉着应该“普渡”我一下，就好心地笑着递给我一个大垫子。我趴在垫子上总算凑合着磕满了九个，好在看起来几只狗懒得理我……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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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辞典先锋派：在中国，先锋派指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松散的写作群体。其共同特征是提倡回到文学本身，注重语言实验，注重作品的形式感，强调“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前期有徐星、刘索拉等人在作品中表现现代主义思潮，马原、余华、格非、苏童、孙甘露、叶兆言等人的出现将“先锋派”推到高潮。
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一个群体，改变了很多人固定的观念。但进入9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后，这批作家中的大部分没有再拿出有分量的新作，许多人甚至彻底放弃了写作。(小陈)
●先锋派主将
马原：率先开始小说形式实验
余华：以写暴力、苦难著称
格非：以语言精致叙事圈套著称
苏童：以风格细腻、重写历史著称
2004年年中，格非推出长篇小说《人面桃花》，据说这是他计划中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徐星推出他断断续续写了17年的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这两部作品同时推出，不能不成为一个“事件”，因为它们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形成的“先锋派”
作家群体在集体失语后首次以颇具分量的作品重出江湖。
朱大可：先锋老狗与潮流作战
20世纪80年代只有两种文学：先锋的和不先锋的。
这是一幅相当单调的图景，但它却改变了饱经沧桑的中国文学的命运。在严厉打压的背景下，许多才华横溢的诗人和小说家卷入先锋主义运动，大幅提升了文学的价值。先锋运动拯救了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
先锋文学的基本特征就是反叛精神和话语实验。它的焦虑和迷津气质是如此迷人，为其他年代所难以企及。
从这场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作家，其中最好的诗人是海子，最好的小说家是北村。同时，我们还看到了欧阳江河、余华、苏童、格非和徐星的身影。诗歌是八十年代最富有活力的文体；它光芒四射，照亮了文学的话语前景。只有那些平庸的文学史家才会对此视而不见，并且津津乐道于国家主义文学的细枝末节。
返观当下文学的衰败图景，我们会发现，受挫最严重的是精英文学，而大众文学却由于消费主义的兴盛而变得繁华起来。它们欣喜若狂地取代了精英文学的地位。
全球性消费文化支配着文学的躯体，推动它去热烈讴歌肉体，寻求感官狂欢和休闲的快乐，而产生先锋文学的语境(政治反思、文化解放和人本主义思潮)则已经彻底丧失。毫无疑问，它的衰退、流逝和死亡是势不可挡的。
今天的先锋老狗们正在努力与时间和潮流作战，以证明自己没有老去。他们的叫声充满了令人感伤的意味。但没有人(包括我本人在内)能够抗拒岁月的清洗。与其勉强维持当下的弱势书写，不如让昔日的强势作品永生。这是我的忠告，也是我们缅怀先锋文学的最佳方式。(术术)
谢有顺：新作唤醒残存梦想
新京报：先锋小说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文坛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但现在许多当时的先锋作家都逐渐减产或转型，你认为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谢有顺：尽管一些先锋作家的确减产或转型了，但这只是写作节奏的调整、写作风格的变化，实属正常。
作为一个群体的先锋小说也许已经解散，但它的艺术遗产却进入了当代小说写作的每一个环节———你只要留意现在年轻一代的写作，就会发现，先锋小说家所创造的话语方式、叙事模式、意义空间，以及他们对世界图景的描述和想象，都一直深深影响着新的写作者。余华从来是年轻小说家最敬佩的作家之一，格非的语言造诣和叙事才华至今无人可比，即便是叶兆言，他的那份勤奋和功力，也非一般作家可以望其项背。至于有些先锋作家写不出更有创造性的新作，那只能归结于他个人才能的局限，而和一个写作流派的兴衰关系不大。
新京报：那你觉得在当下先锋作家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是什么？
谢有顺：先锋作家所面临的问题，其实就是当代文学所面临的问题。并没有一个特别的问题，需要先锋作家去单独解决。而说到文学在当下面临的境遇，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每个作家都需要警惕消费文化里最为庸俗的一面对自己的侵蚀。文学虽然不能拒绝消费，但文学毕竟需要连接一个精神核心；写作如果蔑视这个精神核心对它的统摄，就很容易臣服于利益交换。除了媚俗，甚至还会因为一些低级的利益诉求而热衷于疯狂的炒作。
新京报：你认为徐星和格非这两位先锋小说作家的新作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谢有顺：徐星的新作我还没看到，不便作评。但格非的新长篇《人面桃花》我是读完了，非常震撼。这部精湛而深邃的小说，的确延续了格非身上固有的那种先锋气质，但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一个作家非凡的写作耐心和语言才华———若以《人面桃花》为比照，你就会发现，当今的小说绝大多数是粗糙的、肤浅的、急功近利的，它表明当代文学陷入了真正的危机。但《人面桃花》让我们重温了一个写作者的虔诚，也让我们重新领会了语言和梦想的清脆质地。它是坚韧的，敏锐的，优雅的，精致的，更重要的，它是宽广和深邃的。
格非在这部小说中，试图清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一代中国人内心那种乌托邦情结，以及这种乌托邦冲动付诸实践之后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和困境。这种沉重的问题意识以及辨析这些问题的智慧和勇气，正是一个优秀作家所必须具备的眼光和禀赋。如果要说变化，我以为，格非的这种变化具有标志性意义———如格非自己所说，中国作家在经过了许多年“怎么写”的训练之后，应该重新考虑“写什么”这一问题了。
新京报：如果他们有了某些变化，这是不是先锋一代打破尴尬局面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能否带给前先锋小说家们新的活力？
谢有顺：很难说一个作家的写作变化，能够激发一代人的写作活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格非沉寂近十年后发表《人面桃花》，不仅证实了先锋作家不同凡响的写作实力，也将唤醒许多写作者心中残存的梦想：真正的写作，应该勇敢地向语言和心灵的腹地进发，而非妥协于市场、印数、版税等消费指标。我希望有更多的作家，能被伟大的写作理想所召唤，惟有这样，他的写作才不至于被时间迅速吞噬。（甘丹）
朱大可，上世纪80年代最具先锋气质的批评家之一。他本人的理论批评写作同样构成了一种“先锋文本”，代表作有《燃烧的迷津》等，左图是他80年代的老照片。
今天的先锋老狗们正在努力与时间和潮流作战，以证明自己没有老去。他们的叫声充满了令人感伤的意味。但没有人(包括我本人在内)能够抗拒岁月的清洗。与其勉强维持当下的弱势书写，不如让昔日的强势作品永生。这是我的忠告，也是我们缅怀先锋文学的最佳方式。———朱大可
谢有顺，青年评论家，著有《我们内心的冲突》等。近著有《先锋就是自由》，现居广州。
格非沉寂十年后发表《人面桃花》，不仅证实了先锋作家不同凡响的写作实力，也将唤醒许多写作者心中残存的梦想：真正的写作，应该勇敢地向语言和心灵的腹地进发，而非妥协于市场、印数、版税等消费指标。———谢有顺
即时点评
先锋派：一直存在的幽灵
2004年，有种种迹象表明，先锋派似乎形成了一股小的气势。首先当然是因为格非的《人面桃花》的出版，格非沉寂了近十年，突然发表这部小说，依然保持着当年的风格，依然有着当年的纯粹，这令文坛有点措手不及。随后不久，徐星的长篇《剩下的都属于你》在《新京报》连载，出版该书的出版社也看好这部小说的发行量。徐星沉默的年代更加久远，在写完《无主?变奏》之后，近二十年他才写了这部长篇小说。文学史上以一篇小说来确定自己重要位置的人，可能只有徐星一人。这二位“骨灰级”
的先锋派遗老，选择了2004年这个毫无先锋气息的年份重现江湖，给已经被冷冻的先锋派的历史注入了一点生气。
当然，指望他们来完成先锋派的死灰复燃显然不现实，事实上，先锋派性的写作若隐若现在文坛的边缘徘徊。只不过没有这二位的象征意义，无法使已经麻木的文坛提起精神。就在2004年，刘恪出版《城与市》，厚厚的500页，全部充满了先锋派的异想天开的文本实验，而其中包裹的一个对“姿”这个女子的痛楚的怀念，却又纠缠着现实化的言说。同时，陈希我的《抓痒》显然是富有另类精神的先锋派文本，他把对网络的批判与对当代精神生活的困局混淆在一起，通过虚拟与置换的游戏，显示了文本的活力。值得注意的是，谢有顺的新著《先锋就是自由》出版，这给先锋精神提示了新的向度，把自由看成先锋派精神，这就更大可能开辟了先锋派在后现代场域中的活动空间。如果同时考虑到在这一年，陈染、林白的多部作品被焕然一新地包装再版，那就不会怀疑2004年先锋派小有气势这种说法。
先锋派在文坛“沉寂”这种说法，只是相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群体效应而言才可站得住脚。事实上，90年代，苏童、北村依然不断有新的作品面世，但挑战性并不强劲。潘军依然在写作各种作品，但都看不出与先锋有关。孙甘露本来就惜墨如金，他不写也不奇怪。格非在大学当教授感觉很好，没有后顾之忧。
而余华获得广泛社会影响的作品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都写于90年代，并且在近几年的图书市场盛卖不衰。但这都与文学创新变革无关，先锋派在90年代上半期之后就突然缄默不语，但其名声却在国内国际日益走红。一方面是先锋派群体无力再做形式方面的探索；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现实与文化语境的变化寻求新的文学表达方式。先锋派在现实面前突然迷失了方向，他们进退维谷，既无法按照原来的老路走下去，也无力开辟新的道路，从而不能走在时代的前列。
90年代初期，更具有冲击力的是“晚生代”的小说。
“晚生代”当时主要是指何顿、述平、朱文、韩东、罗望子、毕飞宇、刁斗、东西、鲁羊、李洱、西?等人。后来鬼子、熊正良、荆歌等更年长些的也加入其中，近年来更年青一些的作家如吴玄、麦家、艾伟等人也划归在内。由于队伍宠大，把有创新意向的青年作家都囊括其中，使得这个概念已经无法定义。在90年代上半期，这些作家以直接的现实经验引人注目，突然给人们描画了当代中国城市生活最新变动的景观，仅凭这一点，他们被推到文坛的中心位置。文学从来没有这样紧贴现实，他们几乎不需要经过意识形态的“典型化”处理，却可以把自己个人的直接经验转化为文学表象。
“晚生代”与其说是弄潮儿，不如说是顺应商品化大潮的识时务者。他们放弃了先锋派的形式主义实验，故事和人物又回到了文学文本。因为新鲜的现实经验，他们老套的故事也显得生机勃发。
“晚生代”在艺术上有回归现实主义的特征，这使先锋派的成果没有直接在他们的作品中反映出来。而他们占据文学最有生气的潮流之后，先锋派的历史突然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使人们回想起先锋派来，都有隔世之感。
“晚生代”并不是真正要挑战或背叛先锋派，只不过先锋派艺术经验无法与表达当下现实结合起来，他们不得不遗忘先锋派的艺术成就，在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那里从头做起。“晚生代”的直接竞争对手当然不是“先锋派”，而是一群妖娆的“美女作家”们。同样是对当代变动现实的表现，同样是表达直接的个人经验，“晚生代”
们显然不如美女们大胆泼辣，特别是当中国社会更趋向于城市化和时尚化时，美女们更是如鱼得水，她们轻而易举就博得出版商的青睐。而“晚生代”们则显出了尴尬，他们既然已经很难认同这个主流社会，那么也不再能怀着热烈的情绪去表现这个新奇的现实。现在，“晚生代”要么进一步走向边缘化，捡起波西米亚的衣钵，要么更进一步切入文学内在品质去下功夫。他们引以为自信的除了艺术之外别无他物，这使他们更倾向于投靠艺术，重新祭起艺术这面旗帜。
这就看到，这几年“晚生代”群体在艺术上趋于成熟，而且显示出强劲的艺术上的创造潜力，他们开始在艺术上去开辟自己的道路。这就使得先锋派的艺术遗产有可能与晚生代的创新意向重新链接。
在这样的时代，先锋派将变成一种写作意识，一种面对文学说话的勇气，正如谢有顺所言，一种“自由之精神”。就此而言，先锋派以它的一段沉寂，终于让文学场域中虔诚的人们悟出了真谛：先锋不再是旗帜，不再是死去的文本，而是一种活的精神，永存的文学幽灵。(陈晓明,批评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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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徐星1956年生于北京。1977年，当兵，开始写作。1981年，复员，半年后到全聚德烤鸭店工作。就是在这半年中，他创作了小说《无主题变奏》。1985年，处女作小说《无主题变奏》由《人民文学》杂志刊发，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由传统转入现代的标志性作品之一。1989年，赴德国西柏林艺术大学讲学。
1992年，赴德国海德堡大学读博士学位，后放弃。1994年回国。1995年，徐星被法国《观察家》评选为全世界240位杰出小说家之一。
新作《剩下的都属于你》描写了两个“堂.吉诃德”式的中国漂泊者，在世界各地为生计在电影里跑龙套、赌钱碰运气输光了路费、卷进人贩子团伙等一系列离奇经历……
我写作完全是凭兴趣
●我不了解自己，我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发疯，我写作完全是凭兴趣的，所以，不能用“轮”来说。
新京报：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在《新京报》连载之后，你听到一些朋友和读者的反馈吗？大致是些什么？
徐星：打电话来要书的很多。说是外面买不到，可又等不及连载完。我问过出版商，估计最近几天就差不多上架了吧。朋友们的评价很高，说是这么文学的东西，多年来很难看到，这大概是朋友们捧我的场吧。
新京报：在这之前你有多少年没有发表小说？
这些年你在做什么？有没有写东西？
徐星：我大概有10多年没发表过小说，这些年也陆陆续续地写了一些东西，但我从不会主动去发表东西。人家可以说你爱写不写，但我也可以说，你爱出不出，我从来没把这个太当回事儿。所以，我也从来没有过要出版的压力，因为我不靠这个生活，我不是专业作家，要是从作品数量的角度说，我大概连业余都算不上吧。
新京报：这部小说能不能看成是你的复出，你是不是打算开始新一轮写作？
徐星：我不敢说，因为在这方面我不了解自己，我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发疯，我写作完全是凭兴趣的，所以，不能用“轮”来说。
新京报：我听说《剩下的都属于你》是你在1980年代的一个中篇扩写而成的，为什么要将一部中篇扩写为长篇，而不是重写一个新东西？
徐星：不是一个扩充，是一个继续。1989年写完第一部分，作为一个中篇它成型了，但我没写完，因为它本来的计划是个长一点儿的故事。
新京报：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我觉得这部小说跟你以前的作品一脉相承，风格变化不大，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部新长篇小说，仍然是你以前小说的一个延续？
徐星：这部小说成熟多了，语言表达也聪明多了，幽默也更加深刻了。
新京报：你曾经说过这部小说采取的反讽态度更加犀利，你认为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徐星：老了。激愤少了，白眼儿多了，演戏的冲动少了，做挑剔观众看戏的享受多了。
我就是要写不一样的小说
●我就是要写不一样的小说，现在还是这样，要么不写，要么写不一样的小说。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但是我知道我决不会写什么。
新京报：《无主题变奏》是1981年写的，在当时的文学语境中可以说是横空出世，展现了一种新的价值，你想过自己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小说吗？
徐星：我要唱就独唱，我不喜欢大合唱，别人听不见我的声音，我唱它干嘛？
《无主题变奏》是个很老的小说，今天看起来，从文学因素上说，它欠缺很多。它能影响了一些人，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它颠倒了当时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系统。因为我的恋爱毁于当时的价值观，这可能也算是一点个人原因吧。
《无主题变奏》有点儿不一样，是因为我就是要写不一样的小说，现在还是这样，要么不写，要么写不一样的小说。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但是我知道我决不会写什么。
新京报：在你的小说中，对传统价值观的反叛和颠覆的意识，是不是跟当时大的文化语境有关？
徐星：是。技术可以改变一切，现在人们在生活当中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所以不像当年那么轴了。不过现在也有很多值得使劲儿颠覆的价值观，比如单一的金钱价值观，上街时我经常看到让人发笑的广告“高尚的生活理念，高尚的生活方式”。我没钱，买不起你的花园别墅，我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就不高尚啦？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最脏的宣传被我们学来了。这也是和中国文化传统中最优良的部分冲突激烈的，可惜这些资本主义的脏东西在中国的代理人很多，市场很大。
先锋派沉寂各有各的原因
●(先锋派)沉寂的原因可能不太一样，我有我的原因。别人有别人的原因，我没看到沉寂啊，我看到的不仅先锋派没沉寂，新的这派那派的不是多了去了！
新京报：《无主题变奏》之后，你也创作过一些小说，你觉得那些作品为什么被忽略了？你认为那些小说写得怎么样？
徐星：我认为我在1986年到1987年间的《城市的故事》、《饥饿的老鼠》、《无为在歧路》都是很不错的小说，被忽略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无主题变奏》的呼声太高了，这些就被淹没了。不过有的时候能零星听到一些网友网上的议论，谈及到我其他的作品比《无主题变奏》成功什么的，我还是挺高兴的。
新京报：在1985年《无主题变奏》发表之后，你成为有广泛影响力的现代派小说家，是什么原因让你的写作停下来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什么原因让你停止发表小说？
徐星：我的写作没有压力，我不靠这个吃饭、买车买房，所以缺少动力不求进取，所以近20年写得很少。当时的“广泛影响力”纯属偶然，我没想过让它有影响力。
停止发表作品除去写的东西有点儿不合时宜，还算是纯粹的个人原因吧。我也想发表，可是一想到这事儿这么麻烦，还得投稿什么的，跟人打交道，又烦。当然，在极穷困的时候，我也卖过小说，比如被盗窃一空，没钱吃饭可又没什么可以卖，我就卖了1989年以前所有小说的版权。
新京报：文学界把你归入1980年代前期的现代派写作，看成是后面“先锋派”
写作的一个开端，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徐星：这也不是我的事儿，说真的，我写我的，你写你的。你所说的后来的“先锋派”，我一篇都没看过。我只写小说，但我不看小说，要是真有你说的那么回事，那这不又是一个偶然的个人经验影响了历史的例子吗？
新京报：近些年“先锋派”和你一样处于沉寂之中，你认为他们的沉寂和你的沉寂是否有些共同原因？
徐星：沉寂的原因可能不太一样，我有我的原因，前面说过了。别人有别人的原因，我没看到沉寂啊，我看到的不仅先锋派没沉寂，新的这派那派的不是多了去了！
而且都不用等别人归类自己先把自己归了类啦……这不是一派欣欣向荣吗？
徐星：反讽是弱者唯一的强项
“今日把示君”完全是偶然
新京报：《剩下的都属于你》应该是你第一部长篇小说吧，这个名字表达了你什么想法？
徐星：是，这是一个不算太长的长篇小说，你用一天时间准能读完。小说是流浪汉题材，一般来说，流浪汉的期望值不会很高，流浪汉不会为了高官厚禄流浪，那么他们得到的也就是“剩下”的吧。
新京报：当年《无主题变奏》发表引起很大的轰动，你认为你的这部小说还会引起反响吗？
徐星：说实话，这真不是我的事儿。
新京报：这部《剩下的都属于你》据说你是从1986年开始写，断断续续写了很多年，为什么会用这么长时间来创作这部小说？
徐星：前面说了，我没有压力，写作断断续续的完全是因为懒散，所以很慢。这和“十年磨一剑”什么的，没有一点儿关系，我没有那么强烈的野心。“今日把示君”完全是偶然，因为法语、德语都出了，西班牙、意大利语也很快就会出版，可我用中文写作，我想象中的最理想的情况是应该先出中文的。好在相隔时间并不长。
反讽是弱者唯一的强项
新京报：你是在一种什么状态中完成这部小说的？
徐星：20年中的状态不是一致的，不过应该说很轻松吧。实际上它没有写完，什么时候有个完，我也不知道，出了就出了吧，因为不出可能到我死也写不完。
新京报：在你的这部小说里反讽仍然是你的话语方式，甚至主人公的身份也还是个流浪者，你认为这部小说跟你以前的作品相比有什么变化？
徐星：流浪不单单是一种生活方式，精神上的流浪是为了和主流保持距离。你在主流之外，你才能清楚地知道是主流或是浊流，这是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所说。和我以前小说相比较，可能这个小说更加锐利，更加犀利，反讽是弱者唯一的强项，我是弱者。
新京报：为什么说自己是个弱者？
徐星：因为无力改变自己，也不想改变自己。
新京报：我是在不断爆笑的状态下阅读你的小说的，我觉得你的小说充分展示了这个世界的荒诞，可读过之后我也觉得我们这么荒诞下去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就是继续荒诞吗？
徐星：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而且，我也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所以，我解释不了荒诞的出路。我只是一个小说写作者，我只能用小说来表述我对世界的认知，要是你一直在爆笑，说明我表述的荒诞还算挺成功，谢谢你。
“我”就是我的世界观
新京报：小说里的两个人物一直穷困潦倒，居无定所，可他们一直很快乐，他们快乐的理由是什么呢？
徐星：我小说里的主人公生活当中乐趣多多，物欲横流嘛，欲望的满足是快乐的源泉，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欲望满足。比如，我在小说里写了，躺下来睡觉的时候，总是有一钟莫名其妙的满足感，会莫名其妙的傻笑，就是这么回事儿。当然，小说中表达的荒诞是比较集中和比较极端的，因为它是艺术作品。
新京报：这部小说“我”的世界观是小说里的世界观，还是作者的世界观？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徐星：主人公的世界观，实际上也就我的世界观，所以，两者之间是统一的关系。我和“我”一样是很容易满足的人，生活当中的小乐趣，老是给我满足感。比如，在超市成功的偷一包口香糖；比如，烦闷空虚的时候去和街上卖菜的农妇聊天，故意的为几根黄瓜讨价还价，争执。
新京报：在快乐之中“我”的朋友，小说的另外一个主人公西庸死了，在快乐中死去，这是不是快乐的代价？
徐星：他有理由快乐地死去，因为他怀着一个美好的梦，在梦彻底破碎以前死去是幸福的，我不能剥夺他的这个权利。这不是代价，死不是为任何什么付出的代价，因为死不会也不能偿还什么。（术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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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星的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终于出版了。一种轻松明快的感受充盈在我心间。就像一个孩子终于呱呱落地，女人疲乏的脸上露出轻快的笑容。只是这个孩子并非十月怀胎，而是一个异数。它在徐星那里轮回了二十年，在我，一个普通编辑手上，又静候了三年有余。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因为，初谈此稿时，小女还在娘腹之中，而如今，她整整三岁，初长成人见人爱的女娃娃了，喊徐星伯伯，昂着头背唐诗了。初谈此稿时，是在风景独好的漓江边，我的第二个家。而大幕落下，竟是在藉蕴敦厚的首善之区——北京，徐星的第二个家。因为，众所周知，他真正的家是在路上。
初识徐星，是友人项竹薇介绍的。徐星畅游漓江时，仁厚地对漓江说，真是养眼啊，养眼啊！还一个劲地赞叹桂林广告少，他看着感到很舒服。整一个桂林之行，这就是大英雄级的徐星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在交谈中，亲聆他在80年代，我们还在上大学时他骑着单车从北京出发到广州的故事，觉得无比传奇。从其他文字中以前虽略知一二，还将信将疑。而自这位身高体宽的北方汉子口中道出来，不由得令人油然信服。那传奇如同郭靖黄蓉的故事一般深入到人的骨髓里去。更别说那极富传奇色彩的行走西藏了。由此，在我心中，他就成了一个不断行走的人。
那一次，我看到了他的部分小说稿。合同初成，一切似乎很顺利了，何况徐星本人此行来桂林也是主要为签合同来的。无奈天公不作美，在他临走前一天，事情发生了变故。合同泡汤了。他的长篇被剩了下来，本来可以早一些成为读者枕边书的散发着文学芳香的书稿，又原封不动地回到了徐星身上。但是，徐星很淡定。可那淡然的声调，跟他低着嗓子吼出来的陕北的信天游一样，是能游进人的心里的。他跟我们谈起漓江出版社出过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茫茫黑夜漫游》《在路上》，在自己的家门口，他带着我们又做了一次精神漫游。这一游，这一淡，竟是三年之久远。
2001年，新世纪伊始，在世界级的清澈的漓江边，结识世界级的纯净的徐星，因为他是自然之子，他是天地间的异数，一个摆在你眼前的活生生的男人，一个曾经的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多让人琢磨不透啊，在整一个文学之风盛行的八十年代，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文学的嘉年华，一个中国文学青年最浪漫的长假里，徐星，带给了人多少的梦，他的行走，领着多少人上了路。他代表了什么指向，他又指向何处。浮游在名利之外的他，朝着伪善与奸诈转身而去的他，在现实生活中时常搁浅有时竟至无比困顿的他，是什么精神，叫他漫游在心灵之路上。
2002，2003，转眼又是两年的时间。俗务间生存的我，连跟徐星通信都已经很少了。2003年的秋季，在北京，我见了精神头很足的徐星，其时他在给中央台策划一些栏目。在他地下室的家里，喝着徐星版的鸡尾酒，望着这处小偷光顾过的曾将其劫掠一空的房间，眼光停留在布满了圣哲之书的书架，吐着烟圈，想象着曾经在这里闹腾过的许多北京文学青年的影子，透过墙上的牛角透视西藏的晴空，听着徐星略带沙哑的嗓子讲述着房间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心中浮现出一幅有类于法国沙龙的图景，我给自己当年的文学梦划了一个句号。我跟徐星说，你等等吧，你的书还是我来出。徐星应承了。
2004年，是徐星的希望之年。他的法文版长篇、德文版长篇都问世了，中文版长篇即将摆在他的书架，也将走进无数读者的手里。2004年，我的转折之年。往事如烟，往事并不如烟，曾经的年月已然逝去，生活将会翻开新的篇章。这是一个极好的缘分。我心想，这会是好遇合。大家都有好遇合。徐星就算再有耐心再笃定，也该有个终结。这就是三年的终结版。但愿他的文字带给闪烁过文学之梦的人崭新的希望，一如《无主题变奏》一下子迷倒众生一般。同时也鼓励着徐星继续独行下去。
文末暗诵一段这本飘溢着墨香的《剩下的都属于你》中的文字吧。这段文字记述了“我”离开西藏时的感受：
“我告别了这个世界上离太阳最近的城市，
背着我污迹斑斑的行囊，
怀里揣着我心爱的小狗，
夜色茫茫，
我回家了……”
2004，徐星，一路走好！很想叫一声“野孩子，走好喽”，然而这毕竟于年长的徐星是有些不敬的。(汪正球)
